1.1一般资料
对照组共107例患者,均于2012年1~12月于本院神经外科接受治疗,此时间段本院尚未全面推行品管圈护理模式。患者男女比例62:45,年龄14~72岁,平均年龄(50.5±7.1)岁。基础疾病：心脑血管疾病43例、肿瘤47例、脑积水12例、其他5例。观察组共117例,为2013年1~12月本院收治同类患者,此时间段本院已全面推行品管圈护理模式。患者男女比例66:51,年龄12~77岁,平均年龄(52.5±6.8)岁。基础疾病：心脑血管疾病47例、肿瘤50例、脑积水13例、其他7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案
1.2.1对照组
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护理,主要按医嘱开展护理,配合开展基础心理护理、语言交流、行为指导等。
1.2.2观察组
观察组联合开展品管圈护理模式：首先成立品管圈小组,由护士长担任组长,采取自荐及推荐方式,募集共11名成员,并以每月15号及30号为活动日,开展为期1h的品管圈活动；随后于活动期间开展头脑风暴,列举出上一阶段护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由护士长挑选本次需要改进的主要问题,鼓励全体成员分析其发生原因,探究其解决方案；将获得的解决方案总结为具有实行性的项目,由全体成员深入实行；下一阶段活动中对改进结果进行再分析,探讨结果及不足。
1.3观察指标
统计护理不良事件及患者并发症出现率,以评价神经外科护理质量；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于患者出院时要求填写,以统计患者护理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护理质量对比
观察组共出现7例护理不良事件：3例跌倒、2例不按医嘱用药、2例锐器划伤；12例并发症：7例医源性感染、3例尿崩症、2例消化道出血；对照组共出现36例次护理不良事件：17例滑到或跌伤、8例不按嘱用药、4例锐器划伤、7例其他不良事件；41例并发症：31例医源性感染、3例尿崩症、2例顽固性呃逆、1例术后癫痫、4例消化道出血。观察组护理不良事件及并发症出现率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95.7%,显著性高于对照组7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1．1一般资料选择2008年12月－2013年12月本科收住的大型听神经瘤患者18例，其中男11例，女7例，年龄20～71岁，病史2月～6年。瘤体直径3～5．6cm，其中左侧听神经瘤9例，右侧6例，双侧3例。手术前面神经功能按照House－Brakeman分级系统分级:Ⅰ级3例，Ⅱ级15例。术前经头颅CT和MRI检查后均提示桥小脑角占位，经术后病理检查为听神经鞘瘤。
1．2手术方法本组患者均采用侧卧位、气管内麻醉下、枕下乙状窦后入路、在神经电生理监测下联合显微外科技术切除肿瘤。
2结果
本组18例患者中，5例术后出现并发症，其中脑脊液漏2例，饮水呛咳、吞咽困难2例，肺部感染1例，经积极治疗痊愈。
3护理
3．1护理术后卧位:麻醉未清醒前取去枕仰卧位，完全清醒后，呼吸平稳且血氧饱和度95%以上时可取健侧30°卧位，血压、脉搏平稳后可取健侧90°卧位和健侧俯卧位，并抬高床头15°～30°以利于颅内静脉回流，减轻脑水肿，降低颅内压。肿瘤切除后，由于瘤体较大，术区留有较大残腔，为避免脑干移位，术后24～48h内禁止患侧卧位，翻身时采取轴式翻身，动作轻柔，保持头部和躯干同时转动，以免颈部扭曲或动作过猛致脑干摆动而危及生命。
3．2术后并发症护理
3．2．1继发性颅内血肿继发性颅内血肿多发生在术后24～48h，颅内血肿主要因术中止血不彻底、凝血功能差、手术经验及肿瘤的血供状况有很大关系。术后应严密观察瞳孔意识变化，给予持续心电监护，监测心率、呼吸、血压、脉搏及血氧饱和度的变化。继发性颅内血肿的早期表现为脑室引流管内有大量新鲜血液流出，患者出现烦躁不安，瞳孔左右不等大，光反射消失，肢体活动受限等。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应及时通知医生，应立即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20%甘露醇快速静滴，本组无1例继发性颅内血肿的发生。
3．2．2脑脊液漏脑脊液漏为大型听神经瘤最常见的并发症，多发生在术后1周，发生率在早期曾高达20%，随着仪器及技术的进步，其发生率已降到6．8%，由于术中缝合不彻底、切口受压、术后营养差，容易出现创面和鼻腔内有清水样液体流出。术后第3天和第6天，本组出现2例脑脊液鼻漏，采取保守疗法，嘱绝对卧床10～15d，采取半卧位或坐位，枕上置无菌巾，换药时严格无菌操作，注意外耳道清洁，禁止挖耳、用力咳嗽、打喷嚏，禁止冲洗和填塞，其中1例患者合并有糖尿病，给予5d延迟拆线，2例脑脊液漏患者经上述护理后好转，未再施行漏修补术。
3．2．3呛咳，吞咽困难听神经瘤术后常常损伤后组颅神经，患者经常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咳、吞咽困难、咳嗽无力，甚至并发吸入性肺炎或窒息，或者术前呛咳症状加重。所以我们强调第1口饮水、饮食的重要性。清醒后第1口水由护士亲自试喂，若无吞咽障碍，可嘱患者进少量糊状流质，进食前将床头摇高，先观察吞咽能力、试验小口水，可先屏气，后吞咽，进食时速度要慢，集中注意力吞咽，避免吸吮咀嚼等。若呛咳较剧，无法保证营养供给，除静脉补充外，根据医嘱留置胃管，给予鼻饲流质饮食。术后患者面肌瘫痪，面颊部痛温觉消失者，注意饮食温度，防止烫伤。进食后清洁口腔，防止残留滋生细菌而发生口腔炎，常规口腔护理2次/d。本组出现饮水呛咳、吞咽困难2例，经过锻炼及对症处理后好转。
3．2．4上消化道出血脑干及丘脑受刺激以及颅压增高，高热，刺激性药物均可诱发应激性消化道溃疡，患者常出现呕吐咖啡色胃内容物、呃逆、腹胀、腹泻等，术后注意观察患者呕吐物及大便的性状、颜色等，鼻饲患者必须常规注入前抽吸观察胃内容物颜色。呃逆是上消化道出血的早期征象。王忠诚院士在神经外科学中指出:呃逆见于脑干、丘脑下部或颅后窝受损的病人引起呃逆的原因有中枢性紊乱，早置胃管，早期肠营养可降低应激性激素水平，增加胃肠血运，可有效预防应激性溃疡的发生。
3．2．5肺部感染大型听神经瘤术后患者较易出现肺部感染，多由于手术牵拉、刺激、损伤后组颅神经、脑干水肿等所致。因此，对吞咽功能尚未恢复的患者不要急于经口进食，应采取胃管注食。术后头部抬高30°，保持呼吸道通畅，定时翻身、拍背，对于咳嗽反射减弱或消失的患者应经常变换，以利引流。对于张口呼吸的患者，口唇应覆盖双层湿纱布，痰液黏稠者给予雾化吸入2次/d。本组1例高龄患者，合并有糖尿病，抵抗力低下，术后第10天出现肺部感染，鼓励患者咳嗽咳痰，协助患者每2h翻身拍背1次，雾化吸入2次/d，口腔护理2次/d，遵医嘱留取痰标本做痰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给予抗感染治疗，经上述治疗和护理后，肺部感染得到控制。
3．2．6面神经麻痹，眼睑闭合不全听神经瘤切除术常损伤面神经，表现为患者面肌瘫痪，额纹消失，鼻唇沟变浅，口角向健侧歪斜，同侧眼睑闭合不全，角膜反射消失，极易发生暴露性角膜炎及角膜溃疡。由于面部感觉减退，禁冷热敷，禁涂擦刺激性药品。对于轻度眼睑闭合不全者，术后每天用温湿毛巾清洗双眼，每日点滴抗生素眼药水，重度眼睑闭合不全的患者，保持眼部清洁，每日用生理盐水彻底清洁患眼，使用抗生素眼药水点眼，使眼部保持清洁湿润，保护眼罩或用蝶形胶布粘合上下眼睑，以起到防尘保湿的作用，在恢复期应每日练习眨眼动作，本组未出现角膜炎，角膜溃疡。
4体会
关键词：神经外科 微创手术 多媒体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1（a）-0106-01
神经外科教学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学过程中如果一味地强调术中知识而忽略临床实践操作则难以培养合格的临床外科医生。神经外科病情复杂，手术操作难度较大[1]。近年随着显微技术的发展，显微镜及神经内镜在神经外科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给神经外科临床教学带来新的挑战[2]。尽管近年我国神经外科技术取得一定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神经外科人才仍存在较大的缺口，因此在短时间内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神经外科临床医生尤为重要[3]。为了提高神经外科微创手术的教学质量，本医院于2012年5月至2013年5月对神经外科专业学生在传统教学的技术上进行教学改革，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选取2009级神经外科1班医学生45例为观察组，同时选取神经外科2009级2班学生42例为对照组，两组学生性别、年龄、学习成绩无统计学差异（P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教师按照大纲内容进行讲课，并解答学生上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成绩考核，并让学员完成临床技能考核。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对课程进行改革，具体措施如下：（1）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外科教学本身比较抽象，因此结合多媒体教学，可以使得教学图文并茂，容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并活跃课题学习气氛，提高教学效果。此外，通过临床病例、图片信息、病例录像使得临床教学更加具体及丰富。（2）利用实验动物进行显微外科操作：显微血管吻合技术是临床外科医生基本技能，通过加强显微血管吻合操作，可更好地让学生掌握无创显微技术的技巧及理论知识。显微血管吻合手术不仅可由于复杂的头颅外科手术中，而且可由于缺血性脑病血运重建中，因此，通过加强学生这方面的操作技能对提高学生临床操作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3）加强学生仪器设备的应用能力：神经外科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操作技能，因此，熟练掌握各种仪器设备对提高学生操作技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临床教学过程中，各医学院应根据本院实际情况，合理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并提高学生对先进仪器设备的操作能力。（4）提高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外科手术尤其是操作过程复杂的外科手术，非常强调团队合作精神，从手术准备、基本器械的应用、无菌操作、手术入路、止血等过程均需要外科医生与临床护士密切配合，因此应加强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并有意地锻炼学生团队协调能力。（5）严格考核制度：严格考核制度才能保证学员充分掌握外科手术的操作技能，同时也是检验教学效果重要方法。因此，考试前应对神经外科学生制定相关考核表，并对主考老师加强培训，做到严格考核。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s）表示，组间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计数资料采用c2检验，P
2 结果
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期末知识理论考核成绩、实验操作分数、论文撰写能力、团队合作评分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临床神经外科是一门内容广泛、专业性强的学科，其涉及内部包括神经生理、神经解剖、神经病理等纵多学科[4]。科目概念抽象，理解较困难，而部分医学学生由于神经外科学习时间较短，因此对内容的掌握度不够，从而导致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不够详细，影响学生医学技能的培训，因此，培养复合性的神经外科学生是神经外科临床带教老师主要任务和责任。通过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可提高神经外科学生学习兴趣及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外科操作技能。本研究中观察组期末知识理论考核成绩、实验操作分数、论文撰写能力、团队合作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从而表明对神经微创手术外科医学生应用新型教学方式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成绩。
参考文献
[1] 张恒柱，严正村，王晓东，等.神经内镜鞘外手术在微创神经外科中的应用探讨[J].中华神经医学杂志，2013，12（7）：996.
[2] 赵继宗.微创神经外科与转化医学[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10，31（4）：456.
一、概述
精神病是一种以情绪、认知、行为改变为特征，伴有痛苦体验，和或功能损害的一种疾病，目前全球总患病率10％左右，占全球疾病负担的近11%，前10位造成功能残缺的疾病中有5个属于精神障碍。精神病分为轻症和重症两种，我国目前重症精神疾病的比例大约为1.3％，主要以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为主，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已超过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精神病患者由于思维、情感障碍，导致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出现一系列症状，尤其有攻击行为的精神病患者伤人、毁物、纵火，破坏性大，威胁家庭和社会安全，同时因其不能对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因而无法借助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控制，作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做，好精神卫生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对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精神病采用三大疗法，即药物治疗、电休克、心理治疗，约有20％的病人经过上述治疗无效，发展成为难治性精神病。难治性精神病是指病史在3－5年以上,经过内科系统住院治疗，连续使用3种化学结构不同的抗精神病药物,足量、足疗程治疗,且经过电休克、胰岛素等方法治疗后仍然效果不佳的患者, 这部分患者治疗十分困难，国内外学者一直在探讨新的治疗方法。精神病的病因至今未阐明，但患者发病与遗传因素，个体素质，器质性因素，及心理社会因素有关。发病机制也不明确，近年的研究表明，患者精神症状的产生，与脑内某些神经递质的的失衡有关，通过药物或手术的方法使神经递质恢复平衡，可减轻或消除症状。
二、精神外科的历史
1935年，Fulton和Jackson对两只黑猩猩施行额叶切除术后，发现其兴奋性降低，术前恐怖状态消失，该实验结果在伦敦第二届国际神经精神学术会上发表，1935年11月葡萄牙精神病学家Moniz与神经外科医师Almeida Lima合作首次采用双侧额前叶脑白质切断术治疗精神病患者，获得成功，精神外科从无到有，开始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1949年Moniz因首先介绍额叶前部白质切断术治疗严重精神病成功而获得诺贝尔奖，故此，这位葡萄牙的精神病学家被认为是精神外科的创始人，额叶白质切断术也被命名为Moniz- Lima手术。1936年在美国也开始了精神病的手术治疗，美国精神学家Freeman和神经外科学家Watts逐步完善了Moniz的观点，于1942年设计了标准前额叶白质切断术，使精神外科迅速发展普及。当时在北美约作了50000例手术，在英国约作了10000例，这些病例中几乎2/3为精神分裂症，1/3为情感性精神病，治疗结果：18%精神分裂症效果好，50%情感性精神病得到改善或恢复，但有3.1%病人在术后出现严重人格障碍，1.3%发生癫痫，死亡为0.3%。英国卫生部回顾了1945-1955年间经手术治疗10365例精神病患者的结局，其中3/4的患者进行了额前叶白质切断术，结果证实手术对情感性精神症状疗效最显著，精神分裂症最差，30%的精神分裂症术后可“完全恢复”、“社会恢复”和“显著进步”，3%的患者术后人格障碍达到不能出院的程度，2%病情恶化，4%死亡。前额叶白质切断术当时曾被认为是一种较好的治疗方法，然而该手术在取得疗效的同时，部分患者遗留无可挽回的器质性精神障碍，如记忆、智能和人格缺陷等等，其后许多学者试图在减少脑组织损害而又不降低疗效的情况下对该手术进行了有限制地改良。该手术虽然几经改良，副作用有所减少，但仍未超出脑白质切除或切断的范畴，终因并发症严重和缺乏明确的神经生理依据，精神外科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批评。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新合成的有效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应用，上述手术在世界范围内急骤减少，额叶脑白质切除术几乎完全被废弃。
1949年Spiegel与Wycis首先报告采用立体定向行丘脑背正中核破坏治疗精神病。1962年Foltz与White报告用立体定向扣带回毁损术来治疗恶痛、焦虑症和其他精神病，所做16例手术，12例效果良好。Ballantine等也采用Foltz的定向方法治疗各种严重精神病，共294例病人做了410次定向手术，无1例死亡。立体定向技术应用于精神外科，是现代精神外科诞生的标志，它将对脑组织进行纤维切断或切除以阻断神经传导的方法，改为用定向技术进行电凝或射频热凝，使单部位单靶点手术发展为多部位多靶点手术，由一侧半球手术发展为两侧半球同时手术，在减少脑组织损害的同时，大大提高了手术效率。近几十年，随着影像技术、电生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立体定向手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神经外科的各种手术中。
自1948年以后的历届国际精神病学会议关于精神外科的讨论中，都肯定了精神外科的效果和成就，认为精神外科对于情感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神经症和癫痫伴发精神障碍的患者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成立“人的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保护国家委员会”，对美国1971年至于1973年间每年所进行的400例手术患者进行调查和研究，结果半数患者疗效肯定，手术并未导致明显的精神缺陷；美国国会1977年在对手术病例历经3年调查后发表了《关于精神外科的实践和研究》的调查报告，肯定了精神外科在精神病治疗中的地位，并驳斥了一些认为精神外科不人道、不安全和无效的臆测，为该学科的继续开展提供了有力依据。目前，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经济和医疗发达国家均有精神外科手术开展，每年报道约数百例，以躁狂抑郁症，顽固性强迫症和癫痫性精神障碍为主。
三、中国精神外科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的精神外科起步较晚，20世纪50年代前后国内有学者进行了少量的额叶白质切除术，因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快终止。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国内陆续开展了立体定向手术治疗难治性精神病，1987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的首届全国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学术会议上，交流了一些地区开展精神外科的经验。1988年首届精神外科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交流论文30余篇，手术病例542例，代表们对我国精神外科发展的现状、学术上的分歧以及如何促进精神外科健康、稳定地开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立体定向手术虽然有效，但仍处于探索阶段，应该有限制和科学地开展。会议对精神外科手术病人的选择、手术操作规程、并发症的预防、量表的应用、疗效评定的方法等提出了原则性意见，起草了《全国精神外科协作组关于现代精神外科手术治疗的要求（草案）》。1991年10月在山东曲阜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精神外科研讨会上，交流论文99篇，手术病例943人次。从这次交流论文看，我国精神外科手术病例选择规范，普遍采用了大型定向仪和射频仪进行手术，疗效明显提高，并发症明显减少。
目前通过精神外科手术治疗的疾病主要有：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顽固性强迫症、癫痫、癫痫性精神障碍、药物依赖等。近十年随着大型定向仪，新型射频仪，微电极，高精度螺旋CT及磁共振的应用，手术定为更准确，疗效更佳，并发症亦明显减少。手术方法也由单靶点毁损发展到多靶点毁损，手术效率明显提高，手术效果更好。
四、精神外科的局限与不足
精神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仍不确定，手术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尽管通过动物实验，人们对边缘系统的Papez环路有了深入的了解，并确定这些结构与人类的情绪、行为等重要功能密切相关，但是，在动物实验中无法制造出相应的精神病模型以模拟手术效果，因此精神外科实际上仍缺乏真正的理论基础，这也是精神外科争议的焦点之一。
早期精神外科进行的脑白质切断或切除术，虽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但术后出现记忆、智能和人格缺陷等严重并发症，在社会舆论的过分渲染下，使人们对精神外科手术缺乏信心。另外，精神外科手术涉及多个学科，神经外科和精神科医师从不同角度看待病人的利益，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认识；精神外科手术的疗效评价缺乏客观指标，很多类型的精神病有自动缓解期，这往往被统计在手术疗效内，使得疗效评定欠客观可靠。
精神外科不但存在医学观点的争论，还涉及较多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伦理道德问题及特殊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一些国家甚至将精神外科用于政治目的，选择政治犯或有色人种进行精神科手术。科学家担心一旦精神外科手术被政治野心所利用，就可能将反对他们的人们变成没有独立思考、盲目执行指令的工具，因此，有些国家曾立法加以禁止。尽管美国国会于1977年肯定了精神外科的疗效，但某些州议会仍通过立法对精神外科手术严加限制或禁止。许多国家的精神外科手术需要一些繁杂的申报和审批程序，使多数神经外科医师不愿涉及此领域。另外，许多权威性医学杂志为了避免引起伦理、道德及其它方面的争论，不愿登载有关精神外科方面的文章，使得精神外科方面的论文大多只出现在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中，影响了这一学科的正常学术交流和发展。
精神外科术后的随防与评价也是精神外科中复杂、困难而又充满争议的环节，其原因在于，精神病本身即缺乏必要的客观诊断标准及病情轻重的客观衡量指标，精神科量表的评估也很容易受外部条件的干扰，精神外科的术后评价更是牵涉到精神科、神经外科及其他相关学科，标准统一困难，制定更科学、客观和易行的疗效评定标准，也是精神外科面临问题之一。
精神外科是现代医学中最复杂的学科之一，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当然也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技术和立体定向技术的发展，精神外科的安全性有了极大提高，手术并发症已降低至可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很多国家重新恢复了对精神外科的热情。在精神外科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神经外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应密切合作，对手术适应症、手术部位及范围达成共识，制定科学的、客观的疗效评定标准，深入进行多方位的合作研究，采取科学负责的态度，面对困难，不断实践，勇于探索，才能使精神外科沿着科学规范的方向稳步发展。
【关键词】 心理语言学 神经语言学 外语教学 心理词汇 脑基础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外语语感获得的神经心理机制及其培养策略”（项目编号：11JK0399）的阶段性成果。
上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分别被引进我国学术界，此后，两者的相关原理被广泛应用于外语教学实践当中，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两者在同我国外语教学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仍需我们认真面对，以期对外语教学的指导作用更加全面和深入。
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心理语言学是心理学与语言学等学科相互交叉而形成的边缘学科， 主要研究言语产生、言语理解、语言习得的心理机制与心理过程。心理语言学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在影响着外语教学（戴瑞亮，1996：67），为外语教学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薛燕华等，2004：61）。除了对国外先进心理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心理语言学相关原理同我国外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
1.对国外心理语言学理论的介绍
桂诗春率先涉及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及相关理论，在《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应用》（1979）一文中对国外心理语言学的一些研究和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在这之后的时间里，多位学者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心理语言学这一边缘学科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和引进。在诸多介绍性文献中，Stephen Krashen的输入假设模式是论说的一个热点，其中，可理解输入（comprehensive input）在胡秀琴 （1988：54）、许常凯（1990：51）、 项金枝 （2005：110）、魏春蓉（2011：178）等人的文章中有全面的介绍，谢晋轩 （1986：29）、许常凯（1990：51）、项金枝（2005：110）、贾冠杰 （1997：39）、管群（2010b：89）对监控假进行了详细说明，情感过滤说是贾冠杰（1997：39）、许常凯 （1990：52）、项金枝 （2005：111）探讨的重点。
2.基础和应用研究
心理语言学相关理论与我国外语教学相结合直接体现在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7年前心理语言学在我国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已经由李绍山等（2007）进行了较全面的归纳和总结，近些年来，随着心理语言学相关原理在教师中的普及，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基础研究仍然集中在心理词汇方面，众多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多语或双语心理词汇。高震寰（2007）和张晓鹏（2007）分别研究了双语者的心理词汇模型，前者将双语者心理词汇表征的主要模型分为层级模型（单词联想模型、概念中介模型）和非对称模型，后者将心理词库表征的结构模型分为独立存储模型和共同存储模型，混合型和非对称模型，两人都认为非对称模型是混合模型的一种。熊锟（2007）在分析了学习者英语词汇习得中的对母语负迁移后，结合学习者二语心理词汇表征，认为“为避免母语的负迁移，学习者要采取措施建立二语形式与意义的直接联结，以构建新的二语概念体系”（2007：136）。王学成（2010）对心理词汇库构建的“Brainstorming法”进行了详细剖析，他认为：brainstorming法有利于学习者同时从语义特征与句法功能两个方面对词汇项进行认知，帮助学习者提高语言接受的理解与语言产出的精确性（2010：163）。高慧敏（2011）借助心理词汇联想实验对俄英双语心理词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俄语专业学生俄语的联想受汉语思维影响很大，而他们的汉语联想没有受俄语思维的影响；俄英双语之间的迁移是确实存在的。她建议在教学中学生用俄语解释俄语，用英语学习英语。在新时代下网络语料库对心理词汇构成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吴华佳（2011）探讨的内容。
除了基础研究，外语教学的应用研究在广度上有所增加，但专门进行口语、听力、写作、阅读等的研究新成果并不多见。在外语阅读方面，徐思煌（2010）引用Treisman，Krashen，Rumelhart等人的相关论述，以心理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英语阅读的心理过程，指出学生在阅读中遇到的障碍，并且提出相应的策略。郭溦（2011）对言语感知、词汇提取、句子加工和语篇理解四个方面的心理语言学原理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对于“中式英语”的存在，阳光（2009）通过语言输出理论和输入假设理论以及模版理论对该种句法现象进行了剖析。对口译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是较多学者关注的领域，以刘绍龙（2008）为代表。语块的使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现象，它涉及多种认知心理机制，如吸纳与重构、注意、工作记忆、自动化等，冷瑜（2010）对大学英语教学中语块认知心理机制进行了分析。段红萍等（2011）对英语专业四级听写心理机制进行了研究。鉴于语感的培养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吴梅（2012）认为语感是一种神经心理语言现象，它的形成和运用贯穿于大脑语言习得、言语产出和理解的全部过程。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对于俄罗斯心理学理论的介绍和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的研究。赵秋野在《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与俄语教学》（2003）一文中谈到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别名是“言语活动论”，它有别于西方各流派，具有自身的特色，并进而对俄语教学的言语活动观进行了剖析。由许高渝等（2008）编撰的《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和外语教学》一书主要探讨了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的理论概念和言语感知、生成等内容，对如何运用心理语言学成果指导我国外语教学的实践进行了探索。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丰富了我国心理语言学理论的内容，从而使得对外语教学的指导添加了更多的层面。
神经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虽然神经语言学进入我国学术界的时间要早于心理语言学，但前者同外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却明显少于后者。究其原因可大概归纳为三点：1.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标的为语言与大脑，虽然不断有新技术出现，但大脑的语言神经网络至今还是难以捉摸的“黑匣子”。2.神经语言学最初是研究失语症、脑损伤病人等“非正常”人的语言机制，以对该方面的病人进行诊治，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正常人”的语言在大脑中的运行机制随即进入了研究的视野，但限于生物研究成果，同语言学相结合的成果较少，而同外语教学相联系的内容更为少些。3.神经语言学的深入研究需要专门的高端科学仪器，而在我国高校进行外语教学同时又进行神经语言学研究的机构少之又少。
神经语言学的大脑语言功能侧化、语言的脑支配和脑特化、语言脑定位等理论对于语言和言语的生成和理解具有很好的解释功能，其中大脑语言功能侧化、外语学习临界期、第二语言获得的脑基础等理论对于外语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1.大脑语言功能侧化
日本学者伊藤克敏的《神经语言学与英语教育》由陈秋峰（1983）翻译至我国，其中谈及人类左右脑的结构与机能，并着重指出在母语和外语初学时期人脑右半球机能更为活跃的调查结论。朱建新（2000）是明确用《神经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为题目撰写研究文章的学者。文中简要介绍了大脑的言语机能，分析了本族语与外语习得的神经机制异同性，建议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努力开发大脑两半球的潜力。王昊等（2008）也对第二语习得的过程中右半球的参与问题进行了探讨。黄芳（2008）对大脑两半球的机能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右脑的开发对外语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2.外语学习临界期
第二语言习得的临界期（又译为“关键期”）是众多学者涉足的内容。戴曼纯、杨连瑞、管群分别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本世纪初和2010年从神经语言学方面对临界期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
戴曼纯在《大脑优势与第二语言习得》（1991）一文中认为成人与儿童（五岁以上）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大脑神经因素没有区别性差异，并指出新的研究证明“临界期”假说不能成立，而“敏感期”的提法对各种因素的解释具有包容性。这是我国语言学界较早对二语习得临界期进行详细研究的文章。杨连瑞（2004）从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新兴学科研究的视角介绍了语言习得临界期假说的理论和第二语言习得临界期假说支持派和反对派的不同观点，对外语教学最佳年龄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年龄阶段学习外语具有各自的优势，并提出了我国外语教学开始的最佳年龄以及应该考虑社会等因素的影响。管群（2010a）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二语习得关键期观点和理论，并将二语习得年龄效应的PET、fMRI、ERPs研究进行了介绍和概括，研究得出了“习得二语语法/句法的过程实质上并不受年龄的影响，但是习得二语语音/发音则受年龄影响”（管群，2010a：82）等结论。还有学者以《第二语言学习的神经机制》（李大伟2007）为题目，对Kim以及Wartenburger 等人的研究进行了介绍，认为年龄和对二语的使用是决定二语学习的因素。
3.第二语言获得的脑基础
王昊等（2008）认为第二语言的获得与音位回路有重要关系；多种语言习得者比非多种语言习得者具有更大的音位工作记忆（phonological working memory， PWM）；均等双语者之所以获得了更好的第二语言，是因为他们运用PWM更佳。文中还对第二语言学习及其脑机制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
4.应用研究
通过对三例脑损伤病人的非正常言语行为来探讨言语环节与神经结构的相互关系，胡超群（1983）得出结论：外语教学应遵循听说读写的顺序，听说是读写的基础。唐琼玲（2006） 以信息处理模型为参考，研究了听写的神经机制。文章尝试构建了听写过程的模型图。李应赋（2002）从生理状况、心理状况、语言反馈的过程、大脑皮层神经冲动的信息四个方面对外语的掌握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应注意和需要加强的方面。他还对语言理解过程和语言生产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外语交际过程中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常欣等（2011）通过ERPs科学技术手段研究了二语学习者二语句子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文章重点对两个解释二语句法加工的理论模型，即浅层结构假说和统一竞争模型进行了剖析，指出了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对于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相关原理同我国外语教学相结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有较多论述（李绍山等，2007；梁丹丹，2004；杨亦鸣等，2010），这些问题的存在基本都因以下三点原因而起：1.研究所依赖的科技手段还不能满足研究所需；2.各交叉学科间的相互配合不足；3.该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相对欠缺。
在语言研究领域，新的技术方法的出现是深入和准确研究语言本质的必要条件，这对于现今的语言学研究显得尤为迫切。目前，神经语言学的科学试验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ERPs（Event Related Potentials，事件相关电位）和fMR（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无创伤性研究技术，但是，这两种研究方法也存在局限性。前者技术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可以对语言的大脑加工过程进行实时观测，但空间分辨率不高，语言功能的脑区定位不够精确；而后者则相反，空间分辨率较高，语言功能的脑区定位精确，但是时间分辨率不高（杨亦鸣等，2010：23）。另外，如何将这些新技术、新设备尽快引进至高校并进行外语教学研究是心理、神经语言学成果得以产生的关键问题。
各学科的相互配合才能使得科研技术不断提高和创新，复合型人才对心理、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发现可促使该领域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现今，我国在多个院校和研究所开设了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实验室，相信随着新技术的开发、各部门的紧密配合以及复合型人才的出现，心理、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将更加丰硕，大脑黑匣子的语言秘密终将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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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神经病学教学,多层次医学人才,人才培养需求
神经病学是医学领域中目前发展最为活跃的学科，是医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重要的临床课程，也是学生们普遍反映难以学懂、难以掌握的一门学科。在神经病学教学中，我们针对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需求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
1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临床与基础的紧密结合
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通常通过对神经解剖学、病理生理、免疫等基础知识的复习，加深学生们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理解和掌握。也经常发现，解剖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与神经病学课程的学习在时间上间隔过久，很多学生在学习神经免疫性疾病时，基础课程的知识有所淡忘，感到授课内容非常生涩，难以掌握。这就要求临床教师综合相关各基础医学课程知识，通过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神经免疫及免疫病理知识的联想和综合复习，自然地过渡到相关疾病，进而讲授神经疾病的临床表现、诊疗原则，加强临床与基础知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从而真正达到融会贯通，以满足多层次医学人才的培养要求[1]。
在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中，是以学科为中心，各学科都过于强调本学科知识的完整性和重要性，往往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单一学科教学目标与整体医学教育的统一性[2]。临床教师如果没有来自基础理论知识的有力支撑、深化和充实，对一些与临床教学有密切联系的基础学科的重要进展知之甚少，必然会造成基础与临床教学相脱离的状况。而且，理解是掌握和记忆的保证，在学习一种临床疾病的时候，只有理解了该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解剖学基础以及发病机制，才能掌握其临床表现、治疗原则等。因此，在临床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加强与基础学科的联系，将相关学科的内容进行较好的整合，是搞好临床教学的关键。这样才能达到新世纪医学教育的要求，培养出既有丰富的基础医学知识又有精深的专业水平的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2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交叉学科的培养模式
“跨学科”是指跨出学科界限，在学科之间发生相互交叉、渗透、融合所形成的新学科或新理论，由于其是应用2门及以上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所形成的新学科或新理论，故亦称“交叉学科”[3]。国家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要求研究型人才要具有独立获取国际前沿知识、分析专业问题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医学研究生培养一般分2个阶段，基础理论学习和实验研究阶段。实验教学是基础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单一科目的实验学习无法体现跨学科、交叉渗透、观念创新及技术创新等综合实验内容，往往缺乏实验整体性、先进性、实用性和研究性。目前综合性实验项目常常将各个部分的实验优化组合，是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多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补充的综合性基础医学实验教学课程，用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技能。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一方面可以改善单一科目实验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综合实验技能，为之后的跨学科创新实验打下实验技能基础。加强交叉学科的培养方法包括：开展跨学科创新型课题的申报；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构建跨学科创新学术交流平台；定期开展跨学科创新学术论坛，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根据学科中的前沿热点问题提出研讨专题及方向，促进各学科专家之间及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此外，还可以构建跨学科综合性实验教学项目；鼓励并开展跨学科创新型课题。
3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随着循证医学模式的普及和深入，对临床医师科研能力的要求亦越来越高。医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疾病诊疗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外，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培养临床科研创新、分析、处理、应用、实践能力。现如今，如何在学习期间，依托学校强大的理论及实验支撑、临床医院丰富的病例资源、导师的学术及人格魅力，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其培养成具备一流科研能力的临床医师，值得探讨。
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过近几年的培养发现在医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上应加强对以下方面的重视：（1）重视加强研究生道德品质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精神的培养是研究生整体素质的核心组成部分。（2）重视拓宽知识渠道，完善知识结构：只有在宽厚知识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在专业上有创新和突破，这就要求学生还要充分了解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知道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等等。（3）重视动手训练，提高临床/科研业务水平：研究生临床技能与科研能力培养相辅相成，研究生通过临床和实验的培训。使其动手能力得到训练和提高，为其科研能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4）重视文献综述能力培养：提高文献综述能力，首先需使其学会如何实时准确获取高质量的科研信息，围绕本专业广泛查阅文献，追踪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是提高临床医师专业技能水平和科研思维的重要途径。（5）重视培养多种能力，全面提高科研素质：这些能力不仅包括临床能力、实验能力，还包括观察、选题、设计、讨论、数据分析及论文写作能力，通过这一系列的具体实践活动，促使学生在信息获取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思维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培养，科研素质得以提高[4]。
此外，研究生阶段正是人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创新精神最旺盛的阶段，是从事医学科学领域创造性研究的最佳时期。因此，导师要善于适时鼓励研究生对科学问题大胆设问，深入探索；帮助研究生与成功研究者接触，培养科研精神，分享成功经验，为学生创造条件，多途径培养其创造性思维能力[5]。
4 结语
在21世纪医学教育不断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许多医学院校都已建立了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及留学生教育等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国家针对五年制本科学生的主要培养目标是优秀的临床工作者，我们在教学中强调神经病学基本原理及基本技能的掌握，培养实用型医学人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高级临床工作者，除了在教学中注重与临床的结合外，我们加大了对专业外语的要求，重视临床与基础紧密结合，培养专业型医学人才；对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定位是研究型医学人才，在神经病学的教学中无疑将加大科研思维及科研能力的培养。现在，国内一些医学院校对临床医学八年制的培养模式也在逐步试行[6]，更重视基本科研能力和科研素质的培养，意在为国家提供高层拔尖创新人才。因此，神经病学教学如何适应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需求是神经科临床教师不断进行教学探索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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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神经外科；问题；应对措施；分析
【中图分类号】R47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183（2013）11-0274-02
神经外科的护理工作是一个严谨的系统工程。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护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神经外科护理中，还存在许多的问题，特别是护理过程产生的护理纠纷，已经逐渐成为广大护士们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1]。本文针对神经外科护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神经外科的护理存在问题的原因与应对措施。
1 神经外科护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护理人员相关法律法规观念淡薄
护理人员由于缺乏与护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长期以来， 都习惯于医疗的传统。例如：护理人员只关注病人健康问题的解决情况，而忽视了医疗卫生中所潜在的法律法规问题；一些护理人员未执行告知签字制度，在进行某些手术操作时，未能正确的认识到护理文书书写的重要性。
1.2 专科理论知识的缺乏
目前，在护理人员的队伍中，呈现年轻化、护理经验不足、安全预防意识不强等特点，护理人员缺乏专科的理论知识，不利于护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1.3 落实不到位的核心制度、操作流程
众多的制度约束着每位医疗人员的行为，正是有了这些条条框框的约束才能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才能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如果这些核心制度落实不到位，不能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病房管理制度、消毒隔离制度、查房制度、查对制度等，就有可能给患者带来危险，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只有所有医疗人员认真落实了工作中的标准的操作流程，一丝不苟地去执行，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些事故的发生。
1.4 护理人员心理素质和应急反应能力差
神经外科病人其病情危、急、重，因此，需要护理人员能有很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应急反应能力，以便在处理患者病情的时候，能很好的应付。否则，有些护理人员在遇到病情变化的病人时，可能束手无策，不仅找不到疾病的侧重点，导致慌而乱，同时也给病人和家属造成不信任感，导致不必要的纠纷等问题。
2 应对措施分析
2.1 加强法律、法制教育
护理人员在加强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各种法律知识的完善， 做好医疗安全事故的预防教育工作，以避免各种医患纠纷的发生，在心中要树立“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思想观念。神外科的护士更要加强学习与护理安全相关的管理条例和相关的文件。医院也要督促各科人员这方面的知识，同时也要做好加强法律意识这类宣教，让护理人员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2]。
2.2 严格落实核心制度
不严格地执行各项医疗制度， 就有可能发生医疗事故，给患者带来痛苦，造成医疗纠纷，因此，认真学习贯彻医疗制度，是护理人员工作最基本的要求[3，4]。可以通过宣教、列举案例、讲座、讨论会等让护理人员意识到各种制度的重要性，保证各项制度认真落实到位。医院也要经常组织护理人员学习消毒隔离制度、病房管理制度、交接班制度等，通过考试来检验护理人员对各项制度掌握的情况，让各项制度深入每位护理人员的心中，让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可以自然而且自觉地去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2.3 学习专业知识，加强专业技能
缺乏临床经验的护理人员很容易在工作上出差错，为此护理人员应该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培养自己的专业技能，比如可以通过听讲座、外出进修、进各种论坛学习、讨论会等各种方式。在日常护理的工作中，护理人员也应该要不断积累自己的经验，做到知错就改，应该意识到每项基础护理工作的侧重方面、注意事项等，做到心中有数，大家放心。对于神经外科的护理人员，基础护理工作繁重，如果专业知识不过硬，容易发生严重的并发症。为了防患于未然，应该经常组织科内护士进行各种技能的培训和考试，加强护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5，6]。
2.4 培训应急反应能力
如果护理人员遇到病情突转的患者， 自己先手忙脚乱，这肯定会降低家属的信任感，特别是神经外科的患者，病情重，变化急。重视培养护理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忙而不乱的工作作风，是护理工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护士长应该经常组织科内护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当遇到病情危重的患者，护理人员能够熟练的实施急救，这样才能取得家属的信任感。
3 小结
总之，神经外科的护理工作是一个严谨的系统工程，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往往由多重因素造成，必须认真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除了护理人员深化自身的专业技能与心理素质之外，还要重视患者的健康教育，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这样才能真正将护理这一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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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为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校应加强和改进政治理论教育这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主渠道，通过社会实践来提升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努力实现民族精神的文化涵育，不断优化教育环境以发挥其对民族精神的熏陶感染作用。
经济全球化为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机遇，它促使我们用更宽阔的眼界去思考问题，有利于培育学生的开放心态和全球整体观念，也有利于我们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来培育新时代的民族精神。但经济全球化也给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来了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民族国家间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并将产生由经济认同带来的民族认同问题，使部分大学生对本民族认同弱化；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的开放性，也使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面临着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正确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化关系的难题；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信息网络化使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处于被动的守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大肆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高等院校是他们渗透的重点，对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国际化，这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促进教育观念和实践的更新，但也可能导致“教育帝国主义”，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被扭曲。针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高校应当通过主渠道改进、实践提升、文化涵育和环境熏陶等改革措施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一、主渠道改进
政治理论教育是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主渠道，它不仅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的任务，同时也担负着引导大学生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优良革命传统，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主意识的任务，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其非自觉性使我们必须以学校教育特别是政治理论教育为主渠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西方的各种思潮涌入国内，而其中诸如“非意识形态论”、“趋同论”、“政治归结为经济论”、“民族国家消亡论”等对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影响了教育效果。这就要求高校根据经济全球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挑战，从目标强化、内容优化以及方法手段改进等方面改革政治理论教育，发挥其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主渠道的作用。
首先，高校要突出政治理论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目标。政治理论教育是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主渠道，但在以往的政治理论教育中，存在着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忽视或简单当作其中一部分的现象，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势渗透的影响，使得其主渠道的作用没得到很好发挥。因而，高校必须突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围绕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进行政治理论教育。
其次，高校要努力实现政治理论教育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内容优化。在政治理论教育中，高校要充分发掘其中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资源，密切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把政治理论教育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主渠道的作用。在《思想道德修养》教学中，针对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比较注重物质享受和个人利益，国家、集体观念淡薄，民族整体意识和民族价值观淡漠等现象，加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民族国家利益观等教育，发挥道德观念的舆论规范作用，促进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学中，结合近现代中华民族谋求民族独立、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国内形势，开展以爱国、理想、成才、创业、奉献为主题的教育，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此外在《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教学中也应当突出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再次，高校还应积极改进政治理论教育方法。高校要克服以往满堂灌的单向、封闭教育方式，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巨大成就进行教育，使受教育者提高认识，增进民族认同；运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师生开展交流和探索，实现理论教育的双向互动，激发学生的积极性；通过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对比教育，使学生更好地认识、认同中华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复杂的背景下认清当代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种种谬论，揭露其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此外，还可运用目标激励、竞争激励等方法调动广大学生发奋学习的热情，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最后，高校还要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教育手段的科技含量。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政治理论教育也必须适应教育信息化趋势，提高教育手段的科技含量。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轰炸，高校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的广泛覆盖、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以及教育情报检索和数据库的建立等措施发挥现代媒体的优势，发挥它们在宣传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开展民族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进伦理道德和法制思想教育等方面的作用。
二、实践提升
民族精神是在人们长期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为实践活动服务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重在实践。通过加强和改进社会实践，有利于避免以往教育过程的单一方法和抽象说教，也有助于大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具体生动的实物和事迹，使其在多样的实践活动中，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接触、了解社会与自然，培养集体主义、团结协作精神，并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特长和技能为社会服务，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民族精神。
当前，高校在加强民族精神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在探索通过社会实践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但仍存在如思想上不够重视实践、理论教学与实践环节脱节、社会实践形式单一甚至形式化以及大学生参与热情不高等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从提高认识、拓展实践范围和内涵、精心组织实施、认真总结提高等方面加强和改进社会实践，发挥其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高校要提高对社会实践意义的认识。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成才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也是升华大学生民族精神的途径。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庆典的讲话中就强调青年学生要“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因此，高校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将社会实践视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并从组织领导、经费落实等方面予以强有力的保证。
其次，高校应不断拓展和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当前大学生中出现的许多思想困惑，与他们的自我封闭、远离社会从而导致在全球化复杂环境中产生迷茫密切相关。因此，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必须突破原来简单地将实践理解为参观、实习和暑期“三下乡”的狭窄范围，努力扩大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范围，如暑期“三下乡”、学生的课程实习、演讲比赛、开展专题系列活动、社会调查与考察、生产劳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勤工俭学等等。同时，还要不断深化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涵，引导学生在调查情况、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培养学生投身建设、服务社会的思想观念，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和壮阔场面、动人情景，使学生在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国内外形势下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并将这种感性体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
再次，高校要精心组织实施，善于总结，注重实效。高校要根据需要建立社会实践活动的领导机构和实施机构，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确立科学的社会实践设计原则，依据大学生成长规律精心设计好社会实践活动；要认真做好社会实践前的准备工作，周密部署，扎实工作，努力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在实践中弘扬、培育和提升大学生民族精神。如在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通过生产劳动、公益活动等形式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培养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品质，继承和发扬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等民族精神；在青年志愿者活动中，引导大学生运用知识、技能、体力等为社会提供帮助、解决困难，加深对民族精神中乐于助人、奉献精神的理解和发扬，在社会服务中提高本领和信心；在社会考察中，积极组织或引导大学生考察祖国瑰丽的大好河山、丰富的文化艺术、革命先烈的艰辛奋斗历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深化对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增进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实践中深刻揭露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所宣扬的种种谬论，激发他们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热情。此外，还要建立社会实践评估体系，依据评估标准，认真做好社会实践的总结工作，不断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实效性。
三、文化涵育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同时，文化对民族精神培育有着深厚的涵养与培育作用。毛泽东早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就指出，这种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是为“提高民族自尊心”服务的。江泽民同志也指出：“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我们的文艺，在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在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抵制殖民文化侵蚀方面，在以自己的优秀成果丰富人类文明方面，应当作出更大成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思潮也在世界范围内相互激荡，对于大学生解放思想、开拓视野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通过文化来涵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在国外，美国、英国、法国都力图从弘扬民族文化中培育民族精神，而韩国、日本等国家也非常重视民族精神的文化滋润。因此，高校应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学生，以文艺精品感染学生，以外国文明的科学成分发展学生，以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充实学生，以自然科学的有效资源教育学生。
第一，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高校要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建设主阵地的作用，用先进文化引导和教育学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极力推行自己标榜的所谓全球性文化，使大学生价值观念等产生困惑。因此，高校尤其要注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构筑大学生的精神支柱，以科学的理论来武装学生，引导他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抵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
第二，要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学生。针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部分大学生盲目热衷大众消费文化、漠视传统文化的现象，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以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学生。高校应通过开设《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艺术》等课程，邀请校内外专家开设人文讲座，开展系列经典研读活动等方式让学生感受博大精深的文化、悠久的历史、璀璨的艺术和深邃的思想，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学生。其中，尤其要重视中国历史的教育。邓小平说：“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一，“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要用生动感人的历史事实和民族英雄的榜样事例来感染大学生，增强他们的社会历史责任感。
第三，要以文艺精品感染学生。“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多出精品为大学生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以优秀的作品来感染学生，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素质人才服务。
第四，要以外国文明的科学成分发展学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我们只有善于吸收外国的先进文明，才能真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因此，高校要通过开设西方文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相关课程，介绍西方文化的基本知识，使大学生正确认识西方文化，并借鉴、吸收其中科学合理的成分，引导他们“以放眼全球的宽广视野，以赶超先进的雄心壮志，以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豪迈气概，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
第五，要以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充实学生。高校要以文化艺术节、科技文化节、大型文艺晚会、演讲会、读书会、论坛、研讨会、讲座、竞赛、展览等形式，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氛围，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增长知识才干，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情操，从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第六，要以自然科学的有效资源教育学生。不仅人文社会科学而且自然科学中也蕴涵着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人伦传统和浓厚人文思想、人文精神的民族，但科学精神和理性传统却相对缺乏。因此。高校要通过开设《科学技术文化概论》、《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发展史》、《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当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等课程，运用自然科学家的优秀品质和自然科学中蕴涵的严谨、实事求是精神来培育大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科学精神。
四、环境熏陶
环境对人的发展和思想道德面貌有着重要影响，而人也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环境，改变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要靠社会力量的教育引导，也要靠环境的熏陶感染。在美国，政府不惜大量投资进行社会政治教育环境和场所的建设，这些场所集中地体现了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天天宣扬着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向国民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生动教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高等教育的持续扩招，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使得往日宁静的象牙塔变得喧嚣热闹起来，教育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环境的变化，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遇到了挑战。因此，优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环境，发挥其熏陶感染作用，成为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 大学人文精神 “悦读经典” “应用法学”教育 法律方法论
中国法学教育的重心是高等院校法学院系。如今中国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面临两种指责。一种是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据说，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是由于大学卷进市场经济活动，进而形成了大学的市场化，以及快速推进的职业化教育造成的。对中国高等院法学教育的另一种指责是，法律教育与法律实践脱节。换句话说，中国的法学教育还不够职业化，否则，又怎么会出现法科学生毕业后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适应法律实务要求这种状况呢？对于上述指责，法学教育者在积极探索应对策略，其具体措施主要相应分为两大类，一是倡导“悦读经典”挽救失落的人文精神，一是转向“应用法学”教育，以衔接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
一、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
中国传统中并没有法学教育，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传统中的律学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往往是私人家传式或个人单独随师学习，不存在现代大学里的法学教育模式，亦未形成相应的官学系统。律学教育不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显学，带有“末”的性质。而研习律学者多成为胥吏或师爷，往往名声不好，不受世人重视，亦很难赢得世人崇敬。这与儒家倡导的“无讼”观念是适应的。
现代大学是现代科学知识和价值理念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担负着社会精神传承的任务。中国的现代大学都是在现代建起来的，官方性是中国大学产生和存在的基本背景。官方性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政治性。“”后政治意识变迁，主导着大学风气的演变。这种政治转换，使得界定大学精神和大学人文精神产生了困难，以致大学无“永恒”的精神可守。而官方大学在卷入市场化之后，又要同时遭受市场经济的逻辑制约。也就是说，大学要以市场经济计算自己的生存。一些大学基于经济利益驱动，以经济导向办学，丧失了精神操守。在政治与经济的夹击中，大学人文精神面临失落的命运。
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面临着这一普遍问题。从政治角度衡量，理工农医类等院校强化了技术导向，政法类院校则首先强化了政治导向。从经济角度衡量，专业设置、学费收取与受市场需求影响的就业等问题，成为政法类院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生存指标。在教育机制政治主导化，教育生存机制市场导向化的背景下，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人文精神的培育迫在眉睫。
二、法律教育与法律实践的脱节
高等院校培育出来的法学学生无法处理案件，这使得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备受诟病。这种状况的存在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教育模式不成熟。中国法学教育起步晚，未形成合理的教育模式。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以理论灌输为主，学生很难有机会接触法律实务。另外，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工作者多数未从事过法律实务，无力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法学教育。理论主导的法学教育模式欠缺法律实务经验的法学教师，都制约了法学学生法律实务技能的提高。
（二）教学时限不足。一般法学学生本科教育为四年制，如果排除公共课，特别是政治和外语等的学习时间，以及学生必须应对的计算机、考证等，则法学专业的学习时间通常不超过一年半。有趣的是，同医学专业的学生相比，法学学生的课余时间显得特别充分，很多学生可以只利用每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月，甚至一周的时间应付考试科目。学制安排给予法学学生的实践课程时间似乎也比较多，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支持制度，法律实践课的利用率有多高不无疑问。
（三）法律方法论教育缺失。在中国当前的法学教育中，法律方法论的教育尚未引起重视，法律方法论教育未能普遍化。在多数法律院系，通常只有10名到50名左右的教师，缺乏专门研习和教授法律方法论者，无法为法学学生提供相关方面的指导。基于这种状况，要想对法学学生进行长时间的系统法律方法论训练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方法论训练的缺乏，进一步加剧了法学学生应对法律实务的困难。
三、“悦读经典”挽回失落的精神
大学精神的失落，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大学不仅要传播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传承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培育，只有回归古典才是可能的。因此，重拾失落的人文精神，必须重温古典，研习古人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让学生变得有教养，摆脱精神漂泊不定的无根状态。
有一些法学院校针对我国当前法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和实践。例如，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的“悦读经典”活动即是以此为初衷的尝试。从“悦读经典”活动所选的十余名导师来看，导师大多具有博士学位。导师的任务是推荐相关书目，并带领本科学生每学期至少进行15学时的讲解。同时，学生则要课下阅读，并于读书活动结束后提交相关论文。从所选阅读书目来看，不局限于法学，而是政治学、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等多门学科中的经典。学院要求，凡推荐书目的导师需对该书具有相当的了解。不过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导师所推荐书目与其所习专业距离太远，仅只是出于兴趣或觉得该书对其启发很大。这其实很难保证导师对于该书的深入理解，这种引导很有可能会误导。另外，有些导师所选书目很难说是经典，仅止于对学生进行一般观念的普及，特别是对于大学人文精神的重拾与提高来说，意义不大。
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所遭受的坎坷命运，以及在“”后的阄割状态，基于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从可行的路向来说，只有通过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批判性阅读，重建中国大学的精神才是可能的。这也是提升法学学生文化教养的可行之路。
四、“应用法学”衔接社会法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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