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区域合作；东盟；泛珠三角；静态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8-0085-04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泛珠三角区域(以下简称泛珠)与东盟地理位置邻近，开展贸易往来具有区位优势。不仅如此，泛珠三角内地省区还基本涵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CAFTA)建设的国内热点和重点地区。目前，泛珠三角合作论坛已经将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摆在战略优先的地位。在2008年的“第六届泛珠合作与发展社科专家论坛”上，泛珠三角省区社科学界已经确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东盟开放合作的战略构想与对策》的联合研究课题。毫无疑问，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研究已经成为重要议题。
如今泛珠和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虽刚起步，但国内的研究成果却已迭出。如陈乔之、李锦元(2004)关于泛珠三角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对接的研究，肖茂盛(2005)有关泛珠与东盟开展经济合作的初步判断，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05)有关泛珠三角经济国际化问题以及泛珠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本分析，林凌(2006)有关泛珠三角在“10+1”中扮演的角色探讨，华晓红、汤碧(2007)有关香港在CAFTA框架下泛珠三角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平台中作用与功能的定位分析，陈秀莲(2007)关于泛珠三角西南次区域和东盟开展区域贸易的分析，徐佩文(2008)有关泛珠三角地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本探讨，这些研究成果给本课题的深入分析提供了有益启示。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过于集中在经验性的描述研究方面，研究结论多侧重于宏观定性分析与战略判断，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比较少，缺乏一些深层次的探讨。因此，本文尝试借助静态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从区域组织层次视角着手，对双边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展开实证分析，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领域。
二、静态经济效应的分析范式
泛珠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背景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现象，在对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贸易效应的研究是主流方向，并可分为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从静态效应的视角来分析，主要有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理论，凯姆普和亨利·旺的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福利增长理论，克鲁格曼的区域集团和世界福利理论。
其中，美国经济学家维纳认为，在静态效应的分析框架中，贸易创造效应是由于关税同盟内部取消关税，一成员国国内生产成本高的产品或原先从同盟外高价购买的产品为另一成员国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从而导致从成员国的进口增加，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消费者福利。贸易转移效应是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转向另一成员国成本较高的产品进口，其结果恶化了资源配置，减少了社会福利。维纳(Viner，1950)认为，贸易创造效应增加了关税同盟成员国和整个社会的福利，因为关税同盟的建立使国内生产的产品被其他成员国成本较低的产品所取代，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扩大了生产盈利。而贸易转移效应使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较低成本的产品进口转换为从成员国较高成本的产品进口，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减少了社会福利。至于建立关税同盟是否得益，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相互比较的实际结果。维纳的研究显示，关税同盟福利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建立关税同盟前各国或地区之间关税税率的差异程度。建立关税同盟前的税率越高，建立关税同盟后的经济效应越大，因为产品价格的下降会增加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第二，关税同盟的成员国或地区越多或经济规模越大，贸易转移的可能性就越小，区内资源重新配置的可能性越大，提高区内福利水平的可能性也越大。第三。一国或地区国民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越低，参与关税同盟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可能性越大(Viner，1950)。
米德(Meade，1955)认为，维纳的分析只考虑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生产效果，不能准确地估计关税同盟的净损益。因为维纳的分析基于供给完全弹性和零需求价格弹性的假设，而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在关税同盟形成之后，随着区域内关税的消除，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需求增加，对伙伴国的进口量上升，这种由于价格变化而引起的进口消费的增加会给进口国的消费者带来福利。因此，消费效果加强了贸易创造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而且部分消除了贸易转移对社会福利的损失。利普赛(Lipsey，1957)进一步认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不同虽是分析关税同盟对生产影响的基础，但却不是分析社会福利的依据。因为，关税同盟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可能是正面的。对于贸易转移是否一定减少国际福利，经济学家格瑞尔斯(Gehrels，1956)认为，贸易转移是否一定减少国际福利还要取决于商品间有无替代性。如果商品间有替代性，则贸易转移也可能增加福利。维纳分析的缺陷在于只注意到国家间的替代关系，而未注意到商品间的替代关系。
库柏和马塞尔(Cooper and Masell，1965)的研究却认为，按照传统关税同盟理论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非歧视性关税削减，那么该国所得到的福利要比成为一个关税同盟成员所得到的福利要多。从成本一收益角度考虑，一个国家必然有加入关税同盟的理性偏好。因此，库柏和马塞尔建议，应建立补偿机制以弥补成员国之间的损益分配不均。约翰逊(Johnson，1965)则从私人和社会的成本与收益角度说明社会福利除了来自于效用最大化的私人消费外，还来自于对公共产品的集体消费。当一国通过征收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时，私人消费者因商品价格高于世界价格而利益受损。但是，国内工业生产活动的扩大将可能给国家整体带来超过消费者的损失。政府的理性决策使得国内的关税保护将消费者损失与国内工业生产扩大所带来的集体福利大体相当。保护国内市场，发展本国工业，促进出口，可以通过建立关税同盟来达到。虽然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对伙伴国来说都可带来收益，但是关税削减国更倾向于贸易转移。上述有关贸易静态经济效应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与发展深化，为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之间开展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绩效评估
从泛珠与东盟双方经贸合作的现实来看，双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贸易静态效应首先来源于贸易壁垒的取消。目前，中国和东盟在合作框架下的关税减让参照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原有《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CEPT)来实施，“10+1 协议”明确了货物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和取消所有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目标，并以CEPT为基础采取封闭式的区域性优惠关税措施，将产品分为三类，实行逐年降税模式。如图－1所示，在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双方贸易曲线变化平稳。2003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双方贸易达782亿美元。到2007年底，双边贸易总额高达2025.5亿美元，提前三年实现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预定目标。
与此同时，泛珠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在快速发展，双方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凸显泛珠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的显著作用。2004年，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的出口额为144.27亿美元，进口额为257.68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01.95亿美元。2005年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的出口额增加到174.55亿美元，同比增长20.99％，而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462.46亿美元，增长15.05％。2006年泛珠(含港澳)与东盟的贸易总额达到1138亿美元。到2007年底，双边贸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2008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双边贸易额出现短期大幅波动。
在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贸易的地区差异中，广东和福建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份额占比超过80％。若以2005年为时点来做不同省区的数据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对泛珠不同省区的影响不一。2005年广东、福建与东盟贸易总额分别为369.04亿美元、46.55亿美元，广东所占泛珠与东盟贸易总额的79％，而福建则占9％，两者合计高达88％。而2006年、2007年广东省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分别达到441.48亿美元、559.60亿美元。而福建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则分别为54.12亿美元、70.74亿美元。作为经济规模较大的两个外向型经济省份，它们的贸易数据变化符合维纳关于静态效应中区内经济效应与福利水平增长程度与区域经济规模成正相关的判断。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前沿省区的广西和云南，区域进出口贸易份额增长显著。2007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为29.08亿美元，云南与东盟贸易额则达30.3亿美元，贸易增幅强劲，东盟一举成为广西和云南对外贸易规模活力最强的市场。这应验了静态效应理论中一个地区外向型经济比重越低，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可能性越大的基本结论。
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泛珠与东盟的主要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在双边贸易商品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体现出了水平型分工特征，这有利于取得贸易创造效应。另外，新加坡在一些化工、机械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而泛珠三角内地省区在货物贸易上有很强的互补性。马来西亚在电子、电器产品方面，泰国在大米、糖、热带水果等农产品方面，菲律宾在水果、蔬菜、办公用品方面，印尼、文莱在能源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泛珠三角地区基本上是石油净进口地区，双方合作空间广阔。由于存在特惠贸易安排，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新东盟国家也将享有在能源、木材加工、农产品和水产养殖等资源性产品上的比较优势。而泛珠在电器、机械产品、建筑材料、服装及纺织品上占有一定的优势。随着贸易壁垒的减少和撤除，这种优势互补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受《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定》实施的推动，2006年，泛珠三角内地省区共进口东盟自由贸易区项下货物受惠货值达10.74亿美元，税款优惠7.08亿元人民币，比2005年同期分别增长1.11倍和45％。进口东盟化工品共3.4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1倍，占总受惠货值的近31.94％。进口东盟水果受惠货值为2.4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44％。这无疑证实了米德关于消费效果加强了贸易创造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而且部分消除了贸易转移对社会福利的损失的观点。伴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降税进程的推进，随着区域内关税的逐步消除，双边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需求增加，对伙伴国或地区的进口量上升，这种由于价格变化而引起的进口消费的增加给进口国的消费者势必带来明显的福利效应。
此外，从贸易对象来看，泛珠和东盟各国主要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主要有服装、鞋类、组装类电子产品以及日用品等。在进口商品结构上以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为主。因此，贸易的国别结构和商品结构决定了泛珠和东盟的贸易很难替代各自与区外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后虽然会扩大区内的贸易往来，但是产生的贸易转移效果不大。不可否认，泛珠和东盟在出口结构上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相互竞争的产品，特别是纺织品、服装及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由于泛珠三角区域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趋势明显，在汽车工业、医药工业、机械电器、电子产品领域，也和东盟国家存在竞争。正如约翰逊所论，政府的理性决策使得国内的关税保护将消费者损失与国内工业生产扩大所带来的集体福利大体相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发展本国工业，促进出口，泛珠和东盟企业唯有大力引进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努力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竞争结果将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寻求最优配置。
四、结论
东盟与泛珠同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水平有很大相似性。此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大致相等，出口产品和市场相似度大。贸易的国别结构和商品结构决定了泛珠和东盟的贸易都很难替代各自与区外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果有限。泛珠与东盟的贸易效应直接来源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或撤除，这虽然有助于地区扩大共同市场容量，但同时也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双边的贸易关系互补性能促进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资源优化配置，在优势互补的产品上产生贸易效应，形成提高区域经济利益的巨大动力，在形成规模经济的基础上促进了区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泛珠与东盟国贸易创造的空间很大，同时对第三方市场的贸易额会有所下降，但贸易转移并不居于主导地位。
注释：
①国内现有关于泛珠与东盟的代表性研究文献，集中于下列研究视角。如陈乔之、李锦元《“泛珠三角”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载于《当代亚太》，2004年第5期；肖茂盛《浅议泛珠三角经济圈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载于《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2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促进泛珠东盟合作：构建“9+2+10”经济圈》，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廖杨《世界体系中的“华南经济圈”及其参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问题》，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林凌《构建“10+1”自由贸易区的前沿阵地一一泛珠三角在“10+1”中扮演的角色探讨》，载于《开放导报》，2006年第1期；邝国良等《泛珠江三角洲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研究》，载于《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陈秀莲《泛珠三角西南次区域和东盟贸易的实证分析》，载于《企业经济》，2007年第8期；徐佩文《“泛珠三角”地区与东盟经济合作浅析》，载于《长沙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上述研究在切入点方面具有诸多新意，但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应用性上却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②详细分析参见孟夏《亚太区域贸易安排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至72页。
论文摘要：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服务全国大局，带动周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经脸。在区域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长三角始终坚持国家政策指导方针，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籍要实现长三角贸易投资的联动发展，依托长三角腹地，实现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对长三角联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长三角区域贾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又将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
一、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概述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结合不仅可以对贸易波动产生的风险的进行分散，而且FDI通过其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作用，可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四大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对上海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服务长三角和服务全国，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服务全国，带动周边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长三角地区己成为世界所承认的全球第六大都市圈，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军区域。近年来，长三角地区16城市继续克服人民币升值、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贸易摩擦升温等不利因素，积极应对挑战，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高位增长的良好态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剧增，区域贸易投资发展迅猛。
在对外贸易方面，长三角地区在全国占据极其重要地位，为我国出口创汇，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长三角区域全年进出口贸易额9255亿美元，增长14.4%，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的36.1%，占包括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内的三大经济圈贸易总额比重的47.1%0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长三角地区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8043.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1%，低于全国下降率0.8个百分点，外贸总量占全国36.4%，较2008年略有提升，外贸吞吐量总体加快回升。
在利用外资方面，长三角区域外商投资规模稳定增长。随着长三角投资环境持续改善，长三角在基建与服务资源、社会文化及资源环境等方面优势尤为明显，长三角地区以其完善的产业布局和强大的经济活力，令外商投资企业对投资该地区充满信心，外商投资企业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重要的驱动力。另外人民币的升值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的结算更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截至2008年底，长三角地区实有外商投资企业13万户，占整个东部地区实有外商投资企业总户数的36.6%，到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合计458亿美元，占全国的51%，长三角区域对外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需求旺盛，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呈迅猛增长态势。
在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上，苏浙沪三地依据各自的特点，实行错位发展。作为国内最为重要的引资区域，长三角区域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区域贸易投资发展迅速，外商来长三角区域直接投资的比例逐年上升，同时，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外资结构在不断变化，越来越侧重于大型项目，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及“高智”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这些对长三角能够推动全国服务业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概述
上海现代国际贸易中心是为全国提供服务、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平台，不仅关系到上海在全球城市竞争中的地位，’而且关系到上海如何为全国的贸易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平台，为获得贸易利益提供服务。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建设任务，不仅对上海贸易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我国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还会更大地发挥上海口岸的功能作用，带动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而货物贸易规模的扩大，能进一步推动上海航运行业提升整体服务水平，使之更具国际竞争力，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健康蓬勃发展。与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相互促进发展。
因此，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内涵应该是: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承载体;要素齐全、交投活跃的大平台:连接国内国外市场的主通道。这个中心应该具有辐射和服务长三角及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功能。三大中心的统筹规划、互为支撑、协同发展，必定会使上海成为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都市。
二、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联动建设
近年来，贸易投资一体化已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发展趋势，将投资与贸易的方向相结合是这个时代新兴投资方式的一大发展特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将使得企业由公司间产业内贸易发展为大型公司内产业内贸易发展，这将使公司内贸易中高科技精密零部件的比重不断增加。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为了壮大自身规模、降低经营风险，往往采用横向购并的形式，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系列化生产。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往往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形式。
(一)贸易投资一体化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贸易投资的增加对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贸易投资一体化能打破区域间贸易的隔阂，这为长三角区域内贸易发展提供了便利。随着贸易投资一体化，长三角的资本存量将会有很大的增加，这十分有利于长三角的发展。
1、吸纳大量就业
在金融危机的国际大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呈现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从而缓解就业压力，维持社会的稳定。FDI的涌入，将使这个区域的经济投资更加的活跃;三资企业的发展，政府采取的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贸易投资;大型企业的建立为长三角的贸易带来更大的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直接效应是提高了就业水平，间接效应体现在大型企业通过对当地资源的利用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有了投资，就有了发展的第一步。
2、促进长三角区域的产业升级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例也不断上升，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同时，与FDI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该地区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3、扩大了外资规模，改善外贸结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长三角的产业分布也因外资的投入发生了变化，规模有所增大。同时外企的加入使长三角的经济更加繁荣，经济形式更加多样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FDI企业的加入，有助于我国外贸产品的质量与技术提升，这就提高我国出口贸易的竞争力。外商投资开始从以产业结构转换导向和资源开发导向转为技术创新导向投资和产业国际转移导向投资，在长三角地区以制造业为特色的区域，外资更多的倾向于电子电气机械行业。这和该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趋于制成品是相辅相成的。此外外资企业为政府提供了一笔较为可观的税收收入，是政府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
(二)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长三角建设的重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可以借用这个平台进行合理规划建设。尽管我们国家一直致力于加强长三角区域的建设，但是长三角区域间还是存在着一些瓶颈，如地方保护主义及市场分割等问题。要打破这些瓶颈，首先就要内外贸易一体化，消除各省市间的隔阂。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投资环境，首要条件就是贸易投资体制的一体化，这是上海贸易中心建设与长三角区域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供坚实基础。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必须以长三角区域作为腹地支撑，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力与集聚力，促进地区之间贸易资源共享与联动发展，使上海长三角区域对接国际市场的主要据点，带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并使这一区域的实体经济能同时适应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因此，在依托长三角的背景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需要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发展及贸易体制的一体化来保证。
三、结论及建议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目标下，区域内贸易投资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上海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又将为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提供契机。同时，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反过来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基础。实现长三角区域合作，在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进程中争取共建共赢，应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的指导思想。这不仅因为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还因为只有满足了各地的需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才能顺利建成。因此，_仁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需要实现长三角贸易投资的联动发展，依托长三角腹地，实现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为实现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联动建设，应该做到:
(一)长三角服务贸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长三角服务贸易要引进新的经营方式和新的服务产品。加大服务贸易的开放度，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逐步放宽市场准人限制。在软件开发、跨境外包、物流服务等行业，让外资充分参与，促进发达国家开放更多的劳务市场。长三角企业积极利用外资进人我国服务领域的溢出效应，提高长三角的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
(二)加强保税区的建设和发挥其作用
目前，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建设日益完善。为了进一步推动保税区的发展，国务院和国家海关总署正在推出新的政策，新政策将着眼于促进出口采购型物流发展。保税区的建设以及其功能的发挥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举足轻重。_上海洋山港保税区自2005年获批复建设以来，目前仍处于建设中。建设洋山深水港区是一项国家战略，是上海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加速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关键性举措之一。同时，洋山保税港区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载体。
(三)加强长三角国际贸易协调政策管理
长三角区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管理经验，建立长三角服务贸易政策协调体制与机制。统筹规划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与长三角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平衡长三角区域的服务贸易的利益，统筹长三角服务贸易对外谈判和市场协调，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规则的服务贸易规制和休系。
【关键词】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世界市场需求
一、传统贸易理论的局限性
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看，最早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理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从绝对优势角度入手，认为分工能提高效率，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随后，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对优势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遵从“两优取重，两劣取轻”的原则，并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综上，传统的贸易理论是从供给的角度出发，假设消费者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及发展的方向。然而，他们忽视了消费者偏好不变这一假设在实际生活中说服力并不大，真实的情况是需求偏好具有相似性和多样性。因此，随着国际贸易总体趋势的改变，撇开需求谈国际贸易有一定的偏差。
二、以需求为导向的贸易理论――需求偏好相似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1961年发表的《论贸易和转变》，从传统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出发，提出了需求偏好相似理论，第一次从需求方面寻找国际贸易的原因。林德认为贸易的种类、范围、流量是由各国的需求因素决定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决定购买力水平和购买商品结构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差别越大，社会需求结构差别就越大，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差别也就越大。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需求也高。
三、世界市场上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日益扩大
世界经济形势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旧的经济格局难以持续，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大；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艰难变革；科学技术发展孕育新的产业突破，资源环境压力化为强大的科技创新动力；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上升等。面对各种大变革，大趋势，世界市场需求结构必然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如以生物工程、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以新材料、新能源、环保技术为依托的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等。这些变化在国际贸易上则表现为高新技术产品及节能换环保产品交易量明显增加。
四、基于需求偏好相似理论的进一步探讨
（1）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根据需求偏好理论的观点，人均收入水平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导致消费者需求结构越来越复杂。换句话说，就是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者对消费品就越挑剔。由于精细的产品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因而当国内生产水平不能满足挑剔的消费者时，从技术水平更高的国家进口产品就成为必然趋势。（2）从对外贸易关系角度考虑。需求偏好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产品附加值的要求会提高，而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下降，导致本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会逐渐下降。回顾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货”的天下，90年代是“美国货”占主导地位，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两国企业先后占据了世界产业的领先地位，从而先后占有了国际市场的优势。如果能创造“中国货”的时代，毫无疑问，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将会大大提升。
五、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导向发展我国对外贸易
进出口贸易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我国国民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需求的角度入手分析当今国际贸易，不但能够很充分的解释现代国际贸易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而且从需求入手解释国际贸易的各种理论，是建立在更符合现实状况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理论意义。因此，我国对外贸易在考虑供给因素的同时，应该兼顾需求因素的重要性，重视需求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作用。（1）面对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际贸易中比例加重这一重要变化，一方面，我国企业应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及机电产品，提高品牌知名度，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出口导向，逐步走向产业链的中高端位置，从而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应发挥政府在高级生产要素和技术培育中的引导作用，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扶持，完善制度保障，实现产业竞争力的提升。（2）随着改善生态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我国企业应该清醒的意识到世界市场对低开采、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高产出产品的需求必然上升。我国应逐步退出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夕阳产业，着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以及各类降低能耗和排放的新兴产业，以保证在国际贸易中占领行业优势。
参 考 文 献
[1]赵春明.国际贸易学[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 长期以来，传统贸易理论推崇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其推进了各国福利的提高。但是在实践中一些国家却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关于贸易保护政策相关的理论很多，在此，本文对贸易保护理论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中国加入WTO后遭受反倾销为例，提出中国应对的策略。 【论文关键词】 贸易保护 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政治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兴起，对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化加快的国际背景下，有必要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国际与国内的关联对贸易政策的演化趋势做出新的理论解释。这里先回顾一下相关的贸易保护政策。 一、关于贸易保护的相关理论评析 关于贸易保护，涉及国际贸易的理论主要有：一是重商主义，产生于17世纪资本主义原始时期。该学说认为，在对外贸易中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强调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的源泉，国家可以干预经济生活，不惜引起国家间的贸易冲突。二是保护幼稚工业论，产生于18世纪末期。该学说提倡在自由贸易时期，政府对其幼稚工业进行保护，在其强大后再与他国竞争。在实践中，这个理论成为工业发展落后国家保护其工业的主要理论武器。这个理论在中国广泛应用，有时称为“保护民族工业”。三是凯恩斯的超保护贸易理论。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其作为指导和论证政府行为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孕育而生。该理论发展了重商主义保护理论，提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即一国的出口与国民经济增长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规律。二战爆发前，西方各国以该学说为依据，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缓解经济危机。至今，该学说对有关国家制定其对外经济政策，处理国际经济关系，还有深远的影响。四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期间。该学说认为，经济上只有相对优势的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经济领先地位和既得政治利益可以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如政府采取增加该国企业竞争力的贸易保护政策，取得他国的“租”，使整个国家受益。在该学说指导下，西方国家频频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对他国施压，这常会引起贸易摩擦，扰乱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进而影响各国福利。 公共选择理论。它是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和过程。其理论基本前提认为人类是理性的，特别是短视的、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一项贸易保护政策的出台过程往往是这样的: 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的惟一目标是寻“租”，在政治市场中与政治领导人、政府进行交易和角逐，使政府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使社会各力量达成妥协。 关于贸易和投资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理论。巴格瓦蒂经济学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在存在贸易保护威胁的条件下，为了化解潜在的贸易保护威胁而进行的投资叫做“补偿投资”(quidproquoinvestment)。 霸权稳定论(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该学说认为，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当存在一个居霸主地位的经济大国时，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得到维持，前提是霸主国为其他国家免费提供进入本国市场、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这些公共物品。但是，由于其他国家的“搭便车”(Free-Taking)行为，使霸主国维持这个自由贸易体制人不敷出，不得不放弃自由。 1.贸易主义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护自身利益。国家利益论。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一般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和兴趣。在国际政治中，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当一国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以及背后的利益集团向政府求诉，从他国进口的产品对其造成了侵害，该国的统治阶级在权衡其内部集团的利益后，往往会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内嵌式的自由主义” (embededliberalism)。这个概念最早由鲁杰提出，其主要观点是:国际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把效率与更广大的价值结合起来考虑。在全球化面前，国内的弱势群体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弱势国家最容易受到打击。国家要发挥管理经济的作用。在设计国际经济体制的时候，必须兼顾国内劳工利益。 上述理论为我们分析贸易保护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角度，但是它们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这些理论在分析贸易保护的时候从一般的层面上分析了各方面的作用，但是它们缺乏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尝试突破分析国际问题以国家为 中心的范式，构建一种综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既融合了政治和经济的分析方法，又注重结合国际和国内视角来进行分析，并尝试以一种跨地区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2.基本特征: (1)这一分析框架继承了国际贸易活动同政治之间关系这一传统，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限混淆不清，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 (2)这一分析框架强调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对贸易保护进行解释。从宏观上看，把贸易保护置于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之中，这里假定国家行为是不变的，注重考察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对贸易保护的作用。从微观上看，是国内政治决定了国家的贸易决策和行为，进而塑造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3)这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地理的视角，即从区域主义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通过这个跨空间的考察，找小区域主义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国际上滥用倾销和反倾销已经构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成为21世纪贸易谈判的主要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国际上出现了针对中国滥用反倾销的趋势。据统计加入WTO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和欧盟分别以年均7.2和2.4件的速度对华实施反倾销，导致对华反倾销的数量激增。对此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遭受反倾销并非纯粹为一种经济现象。 1.近年来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以及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出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出口逐年增加。相反，西方发达国家在三年前陷入同步衰退后，经济增长普遍乏力。这时，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愈演愈烈，认为中国的强大将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格局，为各国限制中国的出口提供了舆论的基础。一些西方国家国内保守势力声称，中国外贸的增长对其经济安全形成了威胁，强烈要求政府对华采取包括反倾销在内的贸易保护措施。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将中国视为贸易和投资的竞争者，采取类似的贸易限制措施。可见，近两年一些国家对华反倾销的增多，既有复杂的经济背景，又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2.从宏观上看，WTO是一种重要的国际贸易机制，较好地均衡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关系。中国在加人WTO时签订的议定书中有“非市场经济条款”，适用期15年。所以它在倾销价格的确认上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运用替代国的价格。这样，西方贸易大国就在这个国际机制允许的范围内，往往轻易地把中国企业产品的出口判定为倾销。从微观上看，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贸易歧视的政策，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制定强硬的贸易政策，以迎合国内利益集团和厂商的需要，在政治大选中换取选票。 3.从区域主义的角度看，以欧盟东扩为例。欧盟东扩为进一步发展中欧贸易提供了机遇，但是，欧盟东扩会助长其内部的贸易保护势力。从另一个方面，欧盟东扩很可能使其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兴盛，在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支持下，对华反倾销的势头更会高涨，将阻碍中欧贸易的进一步扩大。 三、中国应对反倾销的策略 目前，中国正处于遭受他国反倾销的高发期，反倾销问题已经成为政府与企业不容忽视的问题。只有稳妥地应对，才能尽可能消除负面影响，为中国经济发展争取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1.重视反倾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清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如仅2003年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59起，涉案金额达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 2.加强对中国人世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研究。根据这个不利条款，WTO其他成员同可以在2016年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已成为十国企业在应诉同外对华反倾销案中大量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采取了灵活的谈判措施，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国已经先后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中国正积极与美欧国家谈判，争取得到市场国家的地位，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贸易环境。 3.积极展开反倾销调查来维护本国利益，中国国内企业应积极应诉。从1997年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出台以来，截止到2003年，中国反倾销共立案25起(其中复审案件1起)，保障措施1起。从日前的趋势看，中国企业无论是在国外遇到反倾销调查还是在国内遇到外国企业在中国倾销，都开始运用WTO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自己。 4.应该注重完善中国的 出口贸易秩序，协调好国内企业产品出口的数量和价格，提高产品档次，增强品牌营销与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和意识。尝试建立反倾销快速预警机制，使中国企业面对贸易限制时不再处于被动境地、总之，中国应当加强反倾销能力的建设，才能更好创造良好外部贸易环境，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李荣林: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02年第4期 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课题组:同异之间——我国与美日欧大国经济摩擦的特点分析.国际贸易，2011年第3期 李惠瑛:谨防贸易保护[J].国际贸易，2002年第4期 课题组:在开放中寻求安全[J].国际贸易，2011年第5期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3～11/28/eontent_1202536l—htm
关键词：近代中国；贸易史；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14-02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主权，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
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
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旸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主权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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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王立诚.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j].历史研究，2001，（2）：82.
[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3]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2）：72.
[4]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2）：99.
[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6]王军.略论近代货栈业与天津华北物流中心地位的形成[j].现代财经，2008，（11）：97.
[7]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及影响[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19.
[8]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1）：115.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
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主权，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而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
、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旸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
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主权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结语
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王立诚.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j].历史研究，2001，（2）：82.
[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3]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2）：72.
[4]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2）：99.
[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6]王军.略论近代货栈业与天津华北物流中心地位的形成[j].现代财经，2008，（11）：97.
关键词汇率波动 农产品贸易 宏观视角 微观视角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04-01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在频繁波动中逐步升值。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前言
目前国内专门针对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不多，早期研究集中于测算农产品进出口的价格和汇率弹性，以此来分析汇率波动与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如蔡(1994)以1981―1992年数据计算估计得出了主要农产品如大米、小麦、玉米等商品的出口及进口弹性；郑琰(2000)选用1988―1997年的相关数据，测算出我国农产品出口需求的短期价格弹性为0.5424，缺乏弹性，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增加农产品出口的方式不可取。相反，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对改善我国农产品出口条件有积极作用。宋海英(2005)从实证方面证实出口中J曲线效应的存在，然而朱小梅、田贤亮、王红玲(2006)却否定了出口中所谓的J曲线效应。孔祥智和李圣军(2006)等就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发展的近远期影响进行了较全面分析，认为近期影响是弊大于利，远期影响则是利大于弊。
上述实证研究得出汇率变动不利农业贸易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依赖于不同的理论模型。在不同的模型中,汇率变量引入形式不同。如汇率变量可以是名义汇率或者实际汇率，模型中可以只引入了汇率水平变量(升值或贬值)或者同时引入汇率水平变量和汇率波动性风险变量,等等。显然,这些不同的模型结构必然影响其结论,而解读结论对于实证研究非常重要。陈龙江(2009)对有关汇率变动的农业出口效应模型进行了梳理和述评,全面揭示已有实证研究的模型基础及其区别,以避免对采用不同模型所得结论的误读。
二、理论研究
陈龙江(2009)将理论模型分为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微观视角从厂商个体行为来构建理论模型，而宏观视角是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构建理论模型。微观视角大致可以归纳为出口供给模型、进口需求模型和出口供给进口需求均衡模型三大类；宏观视角以引力模型为代表。
（一）微观视角
以出口供给模型为例来说明微观视角，出口供给模型侧重从汇率变动影响厂商出口供给决策来构建理论模型，代表性文献有Fabiosa(2002)、Gervais, Larue & Olivier(2004)等。Fabiosa(2002)从微观视角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表明，汇率贬值增加贸易供给，而实际汇率高波动性减少贸易供给量的结论则依赖于厂商为风险厌恶型的假设。Fabiosa(2002)的理论分析与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理论中的主流相似，这些理论均在考虑出口厂商的投入产出条件下，或求解出口厂商利润最大化，或求解效用最大化来得到出口供给方程。
(二)宏观视角
引力模型是借鉴物理学万有引力定理而来。根据万有引力定理，两个星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Tinbergen(1962)、Poyhonen(1963)借鉴用于指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他们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关系，引力模型因此而得名。引力模型由此开始成为分析双边贸易流量的重要工具。研究者在最初的引力方程中引入了汇率、汇率波动性变量或汇率错位变量来检验汇率变动的农业贸易效应。后续研究者在模型中引入人口、人均收入、是否同属一个经济组织、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是否拥有共同语言或文化、是否使用同一货币等诸多变量。但引力模型是借鉴物理学定理，缺少经济学理论基础，值得进一步的探索。
(三)衍生模型研究
前言中提到的国内研究多为实证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法,利用大量统计数据,从农产品的出口数量、价格等角度对农产品出口展开研究。其模型设定大多借用国外相关实证研究,忽略了模型的理论和概念框架,没有考虑到理论模型的相关假设条件大都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中国与西方国家体制不同,如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外汇远期市场不发达、缺乏有效的金融衍生工具等等,这些重要的约束条件会影响到出口厂商的行为。因而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在原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改变假设条件或加入约束条件，以构建出合适的模型。
陈龙江(2010)沿着Fabiosa(2002)、Dekle & Jeong et al(2006)等的研究路径,构建了一个分析垄断竞争条件下农产品出口厂商对汇率变动的出口供给反应模型。他基于中国的汇率制度特征和农产品贸易的TBT/SPS两个约束条件来构建模型,同时关注汇率水平变动和汇率波动性风险对出口的影响，得出外国对中国农产品的进口需求由外国消费需求、外国价格水平和中国农产品外币价格决定。
Roberts & Tybout(1997)等证明厂商的特征因素如进入和退出成本是影响出口厂商对汇率变动做出反应的重要因素。在厂商投入包括进口投入的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在汇率风险增加的情况下,并非总是减少出口数量,而是基于其出口外汇收入与进口投入外汇总支出的比较来作决策。
三、总结
在理论层面上,汇率变动阻碍了农业贸易。从微观层面来构建模型,结论将会受到相对严格的假设条件约束。因此,基于发达国家建立的模型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的高额农业补贴等还不能够在模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研究人员需基于发展中国家特点提出假设约束条件，拓展已有的模型。
参考文献：
[1]Fabiosa，J．F．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Exchange Rate and Its Volatilityon Canadian Pork and Live Swine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Working Paper 02－WP 305，Center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Iowa State University，2002.
[2]Gervais，J．P.，Larue，B.& Olivier，B．Investigating Non-Linearities in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Agricultural Trade.WorkingPaper，the Departmentof agri-food economics and consumer studies at Laval University，Canada，2004．
[3]蔡．汇率变动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影响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10)： 33-41.
关键词：中职；国际贸易实务问题；教学方法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是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它为处理各类国际贸易问题提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支持。那么，在课程教学中，如何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呢？本文对此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与研究。
一、《国际贸易实务》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单一
传统的授课方式是教师按教材讲授，学生通过听讲、记笔记、解题完成一定数量的作业来获取知识，最后通过考试来考核对知识掌握的程度，这是目前中职学校普遍采用的授课方式。如果也按照这种照本宣科的方法来教授国际贸易课，不仅学生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而且不能学到实践技能。
（二）重理论，轻实践
目前在国际贸易课的教学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书本轻技能的倾向。其实，国际经济与贸易课程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课程，理应将理论与实务紧密地结合起来。有的中职学校虽然也制定了实践教学计划，但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作保证，从而使实践教学环节无法落实，甚至流于形式、走过场。
二、改进国际贸易课程教学方法的必要性
（一）国家对外经贸事业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必将以更快的步伐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将在众多领域，特别是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领域与国际接轨。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物流、电子商务等专业必须为我国对外经济和贸易事业培养更多既懂得国际贸易规则，又了解国际贸易运作具体程序的应用型人才，为此国际贸易课程教学改革、创新势在必行。
（二）人才培养的需要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目标就是要培养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熟悉国际贸易法则与程序，并能从事外贸经济工作的应用型人才。为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国际贸易课程教学也必须实施改革。
三、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
（一）项目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自处理一个项目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习掌握教学计划内的教学内容。学生全部或部分独立组织、安排学习行为，解决在处理项目中遇到的困难。它将传统的学科体系中的知识内容转化为项目，教师围绕着项目组织和开展教学。这种方法最显著的特点是“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改变了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教学模式。
笔者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实施了项目教学法，以表格形式予以说明（见表1）。
表1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学习情境
项目教学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水平，合作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教师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专业水平。
（二）“互动――实践式”教学法
鉴于本课程理论性较强的特点，同时，也根据中职学生知识基础较差和自学能力较差等情况，笔者运用了“互动――实践式”教学法。即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多种教学手段，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案例、讨论、学生讲课等方式来具体实施贯彻此方法，从而达到“互动”学习的目的。
例如，在学到“反倾销”的相关内容时，笔者会提前安排学生上网浏览近两年我国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的典型案例，在上课时，要求学生对这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通过真实的案例来探讨反倾销程序、裁定、反倾销的措施等问题，使学生能够“学着做”和“做中学”。在此基础上，提出接下来讨论的题目，即我国屡遭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及应对措施。教师可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一组派代表发言，在讨论中，学生能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最后，根据学生讨论的结果，教师进行归纳总结。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学生分析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
另外，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我们也可适当安排学生自己制作课件并上台讲课，比如，在学到“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时，因为这些内容在前面的章节中都涉及到，难度较小，所以可以事先给学生布置作业，即制作“国际贸易政策演变过程”的课件，由学生在下次上课时向全班同学讲授，教师只做个别指导。这种“互动――实践式”的教学法，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胆量，增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也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了相关的教学内容，真正参与到教学中来。
（三）角色扮演教学法
角色扮演教学法是将角色扮演、对话练习和情景教学融为一体的仿真模拟演习教学法，具有仿真性、参与性、互动性等特点，能够让学生在角色演练中体会到某些角色的地位作用，产生身临其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比如，在学到“世界贸易组织”内容时，我们可模仿国际政务进行知识的学习。首先，由教师来设计角色，将本班同学分组，其中一组作为欲加入WTO的国家，并指定几位同学作为该国家的谈判代表，进行申请加入WTO的双边谈判，其余各组同学则分别作为该国家加入WTO谈判小组的不同成员国。通过这种角色模拟，使学生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好地体会到了中国“入世”的历程。
为保证角色扮演教学法更好地应用，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事先都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这样在课堂上才能广开思路，学生积极参与，使角色模拟教学法真正达到效果。
（四）现场观摩教学法
现场观摩教学法通常是指教师和学生深入现场，对现场事实进行调查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总结出可供借鉴的经验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符合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过程，能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和教学相长的目的，更能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比如，在讲到“通关手续”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带领学生到当地海关参观，在参观过程中，讲解进出口货物通关的一般程序，特别是检验与征税环节，了解关税征收与通关程序对贸易规模的影响，对学生而言，这样比在课堂上单纯的讲授印象要深刻得多。在学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时，教师可组织学生调查当地几家进出口公司，看这些公司进出口的产品处于国际上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当场总结出这个阶段的特点。同时，要求学生撰写相应的调研或调查报告。通过这种方法的应用，现场成为课堂，事实成为教材，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相应的教学内容，而且印象非常深刻。
当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灵活运用上述多种教学方法，做到优选结合，实现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冯莉.国际贸易实务教学方法创新探析[J].当代经济，2009（10）.
[2]申琦.《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方式探讨[J].当代经济，2008（9）.
本文首先回顾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总结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三种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对WTO贸易规则框架下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农业政策改革的比较分析，认为目前农业保护仍然广泛存在，进而阐述了阻碍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措施；最后，就中国农业如何应对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农业政策；改革WTO；协调机制；政策建议
一、导论
（一）选题意义
农业和农产品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各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涉及到人民生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农业历来是各国政府保护的重点。农业保护严重扭曲了农产品贸易，使各国都深受其害，于是取消贸易保护、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经过艰苦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达成《农业协议》，奠定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从《农业协议》开始实施至今，各国遵照《农业协议》履行承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得到推进。但同时，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在谈判中加以完善。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9亿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作为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将同时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为此，深入研究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遵照国际协议调整国内农业政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全面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国内农业安全以取得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牢固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对中国农业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如特丽?西库勒（TerrySicular）（1989）结合当时中国农业的衰退趋势，对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增长进行了探索，提出非农业政策可以加强或破坏农业计划，建议中国建立考虑全面和注重协调的有效农业政策，并把农业放在与其他产业平等的地位上；曹苏峰（1998）以翔实的数据深入分析了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速度、价格变化、贸易流向分布以及商品结构变化；田维明等（1999）通过GTAP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分析了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不同的政策选择对国民经济和农业部门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扩大贸易开放程度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效率和国民福利水平；罗余才（1999）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总量与产品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张汉林（2003）则在介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贸易领域的争端情况进行了总体阐述，重点分析了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受理的一些农产品贸易争端案例。
综上所述，虽然许多学者从农业产业地位、农业政策选择、农产品贸易结构及农产品贸易争端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中国农业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中缺少以农业政策变化及现有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为基础的论述。本文试图以比较不同国家农业政策的改革、分析现有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为基础进行论述。
（三）结构安排
论文的第二部分回顾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历程，并总结出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三种趋势。论文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了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农业政策的改革，认为尽管在《农业协议》的约束下，这些国家的农业政策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农业保护倾向。在此基础上，论文的第四部分阐述了使农业保护主义得以生存、阻碍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现有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对其进行完善的措施。论文的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对中国农业如何应对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提出了政策建议。
（四）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 回归分析 面板数据
一、引言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8-2005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1978-200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5.6%，2005年进出口高达116921.8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22.4%。显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在不断提高，但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贸易开放度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国内理论界对此―直没有形成共识。关于我国贸易开放度大小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小上。本文通过回归分析法，运用37个国家的数据对外贸依存度和道拉斯法进行了修正，并以此模型测算了中国贸易开放度的理论值。通过对比贸易开放度的实际值与理论值，寻找之间的偏差以及偏差的原因，从而更准确地说明中国贸易开放度在国际上所处的相对位置。本文总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评述了贸易开放度测定的相关文献；第二部分运用回归分析法测度了中国的贸易开放度；第三部分给出了结论及相关建议。
二、文献回顾
从一般意义上讲，贸易开放度是反映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综合性指标，是进行诸如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等实证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变量。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在其度量方法上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对中国贸易开放度的测度，国内学者运用的度量方法都不尽相同，如包群、许和连、赖明勇(2003)选取5种指标具体测算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度，其中包括采用Patrick(1998)年提出的模型对外贸依存度进行了修正。胡立法(2004)通过回归分析，运用修正的道拉斯法和修正的对外贸易比率法，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进行了重新估计。刘似臣(2005)综合了前述三篇文章中的方法，选择了和包群等相似的五种指标分别测度（不包括道拉斯法）了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开放度。这些文章中都用到了回归方程法，而且都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出模型，然后再与自身相比较。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不同的解释变量，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由于回归数据是建立在中国自身的基础之上，所得的理论值也只不过是实际值的“重新分配”，这种理论值与实际值的比较也就显得没什么很大的实际意义了。
因此，我们从全球的角度出发，把中国放在国际这个大的环境中，采用37个国家1985-200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比较中国贸易开放度的大小，从国际的角度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做出科学的判断。在文中，我们主要选取了国际上常用的指标：外贸依存度和道拉斯指数法，并利用37个国家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这两个指标进行了修正。
对外贸易依存度法。最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贸易开放度。由于这种测量方法比较简单，也很直观，在一般的测度贸易开放度的文章中，都会提及此方法，但是在研究方法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程度还会受到该国的经济规模、市场规模、国内消费和需求等的影响，而贸易依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度的变动，它只是一个很片面的指标，忽略了很多重要的因素。
道拉斯法(Dollars，1992)。这种方法是利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DI）来体现贸易开放度。道拉斯认为，如果一国是处于贸易开放状况的，那么它的商品在世界任何地方其价格都应该是一样的，否则此国的贸易将是不开放的。而商品的价格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用的结果。因此，通过比较同一商品在不同国家的实际价格，便可获知这些国家的相对贸易开放度。运用道拉斯法，各国的贸易开放度便可公式DI=Pi/（Ei*P）计算出。由于美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度，很多文献在应用道拉斯法时，都将美国市场价格假定为贸易开放条件下的价格。上式中，Pi、P分别代表特定的某i国和美国国内可贸易性商品价格，Ei是特定某i国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这里可以看到，当一国DI值较高时，则表示这个国家贸易保护严重，贸易开放度较低；反之，当一国DI值较低时，则说明这个国家贸易保护程度弱，贸易开放度较高。从理论上讲，道拉斯法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因为无论一国采用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措施，其结果都会体现在商品价格上。而且这种方法也回避了度量贸易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简化了测量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对于此方法的理论诠释，人们都很认同，但在实际操作中，道拉斯法也有其局限性。由于简单，它简化了一些必要的过程，做了很多理论假设，把价格偏差简单地看作仅是贸易政策作用的结果，忽略了其它的重要影响因素，如运输成本、货币、金融、汇率政策等都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都有影响。另外，该法所需的价格数据在实际过程较难获得。尽管如此，道拉斯法依然有其指导意义，后人对此作了不同的修正和改进。
回归分析法。所谓回归分析法，就是首先利用与被调查国家相类似的一组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该组国家的典型的贸易依存度是多少，然后再拿被调查国家的实际贸易依存度与这一“典型”数字相比较，用比较后的余值来表示被调查国的贸易开放度。如果该国的贸易依存度大于“典型”数字，余值大于零，则说明该国的贸易体制比一般国家更具开放性，余值越大，开放度越高。反之，如果余值小于零，则说明该国的贸易开放度小于其它国家的平均水平，即该国的贸易体制更具封闭性。这种方法有类比的嫌疑，因为它选择被调查国家相类似的一组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而这种“相类似”的标准很难确定，结果也大不相同。
以上分析表明，各种贸易开放度指标都有其片面性和不准确性的一面，都很难准确、全面地反映贸易开放度的真实状态和程度。为此，我们在文中融合了以上这三种方法，根据人均GDP的标准，选择了37个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进行了测度以期对中国贸易开放度做出科学的判断。
三、中国贸易开放度的测算
本文采用三个指标来测度中国贸易开放度的大小。
1.外贸贸易依存度
外贸贸易依存度由各年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而得。贸易依存度反映了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程度，同时也表明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
由表1可以发现，1989-2005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即商品贸易依存度)基本呈上升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但由于中国国内紧缺资源和技术设备的大量进口，导致进口依存度在1990年前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而在1991―2000年间，由于中国开始运用价格、汇率、利率、退税等手段宏观调控对外贸易，使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达到12.4%，也使得外贸依存度也一直在30%以上波动。同时，中国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出口快速增长，使出口依存度的增速开始超越进口依存度。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到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的程度日益加深，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到2005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约为64.13%。
2.修正的对外贸易依存度
考虑到贸易依存度受到一国经济规模、人口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能反映一国贸易的真实情况。本文对贸易依存度进行了修正，以对外贸易比率的实际值Y为被解释变量，以实际关税率（进口关税/进口额）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值）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出对外贸易依存度理论值。本文分别选取了37个国家（不包括中国）1985-2002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将这些国家分为三类，低中等收入国家、中上等收入国家和高等收入国家，2005年，这三类国家的人均GDP（按PPP方法折算）分别在4210-8194美元、8480-19408美元、22204-388827美元之间，中国属于低中等收入国家。低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普遍较高，除了巴西、秘鲁，其它国家的外贸依存度都在50%以上，最高的达到200%，而诸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高收入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则不是很高，都在50%以下，波动比较平稳。回归方程中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D1、D2来表示这三类国家。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
Yit=Ai+Xit*B+Cit i=1,2,…N，t=1,2,…T
其中Xit为1×K向量，B为K×1向量，K为解释变量数目；Y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对外贸易依存度；Cit为横截面在时期T的随机扰动项，i为横截面，表示37个国家；t为时期，代表1989到2002年。由于这里是从总体中挑选了37个国家的数据来分析，并且选用的变量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影响贸易开放度因素，则应采用随机效应对模型进行回归，剔除统计意义不显著的变量得到模型回归如下：
TRADE=2.09+0.008LAST+0.17PGDP-0.25D2（1）
（2.1*）（20.04*）（15.55*）（-3.6*）
F-sta=45.25
R-squ=0.871
TRADE=-0.70+0.55PGDP+7.48e-08IMR-0.71D2（2）
（-9.58*）（6.43*）（2.28*）（-3.13*）
F-sta=32.24
R-squ=0.69
上式中，TRADE表示各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LAST表示各国上一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PGDP表示各国的人均GDP（按PPP，美元现价），IMR表示各国的实际关税率（进口关税/进口额）。
模型中“*”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拒绝零假设。分析结果表明，两个模型在整体上通过了检验，拟合度良好。从模型（1）、（2）可以看到，解释变量PGDP的系数都为正，说明人均GDP的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从理论上讲，实际关税率的变动应该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动是呈反方向的，但在这两个模型中，IMP的系数为正近似为零，可能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数据在整合的时候，正负作用相互抵消了，使得实际关税率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很不明显。以上我们得出了修正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理论值的回归模型，再将中国的对应的数值代入，求得中国外贸依存度的理论值，即修正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见表2和图1）。
由于实际关税率的数据缺失，根据模型（2）只能计算出中国1987-1995年的外贸依存度的理论值。从图1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由模型（2）得出的外贸依存度的理论值最小，比实际值和模型（1）的结果要小10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实际关税率对各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的影响是巨大的，与国际平均水平比较起来，在存在实际关税率因素的情况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明显偏高了，也就是说，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在同样的实际关税率情况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理论值是高于实际值的。而模型（1）的理论值与实际值的差异就不是很大，可能是由于加入了上一年贸易依存度这个变量的缘故，使得这一时间序列的数据趋同，保持一致。由表2可得实际值的平均值为41.8%，略大于模型（1）的理论值41.7%。从图1中注意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在1991-1994年、2002-2005年偏高，基本在5-10%的范围浮动；在1985年、1996-1999年、2001年却偏低，波动范围在3%-7%之间。由于受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为中国营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刺激了国外投资者对我国进行投资，引发投资热潮，在这期间，外资企业及外资的引入不但扩大了我国进出口规模和总量，还优化了中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而且近年来，中国也是积极推行外向型经济战略，为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使得这几年我国对外贸依存度偏高。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严重的影响了全球经济增长，致使外商对外投资进入低谷，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再加上1998年我国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快速发展，而导致中国1996-2001年进出口贸易受挫。
3.修正的道拉斯指数
在前面的文献回顾中提到了道拉斯(Dollars，1992)的单一指标法。由于道拉斯指数的计算公式中贸易商品价格在实际计算时难以获得，因此本文参考Dollars(1992)提出的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替代可贸易商品价格来测算。首先构造相对价格指数RPI=Pi／(Ei*PUS)。其中Pi和Pus分别为i国和美国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然后，以RPI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构造RPI的预测值，记为PRPI。最后，以实际RPI值与预测值PRPI的比值来衡量修正的道拉斯指数，记为DI。和前面修正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同，我们也用37个国家（不包括中国）1985-2002年的面板数据对此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剔除统计意义不显著的变量得到模型回归如下：
RPI=-14.78108+2.251284*PGDP-4.100135*D1-6.447931*D2 （3）
（-2.24*） （2.86*）
（-2.71*） （-3.64*）
F-sta=26.4
R-squ=0.622
由公式（3）得到了道拉斯指数理论值的回归方程，下行括号中为对应的Z检验值，*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拒绝零假设。结果表明，模型（3）在整体上通过了检验，解释变量与常数项在9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利用（3）公式对1985-2004年的道拉斯指数理论值PRPI进行推导，得出预期理论值的具体数字(见表2)。
表2 用修正的外贸依存度和道拉斯法表示的1985-2004年中国贸易开放度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比较道拉斯指数实际值RPI和理论值PRPI，我们发现除了1985年的道拉斯指数理论值小于道拉斯指数实际值外，中国1986―2004年的道拉斯指数理论值基本高于道拉斯指数实际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拉斯指数理论值与实际值的差异越来越大，到2002年，DI值已经达到了0.215。依照道拉斯指数指标来看，从理论预测值来看，中国的DI值在1986-2002年间是越来越低的，说明中国的贸易保护程度逐渐减弱，贸易开放度越来越高，而道拉斯指数实际值却是显示偏低的。这说明，贸易保护以及不健全的贸易金融体制等在中国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贸易开放程度比它实际应该达到的程度显得是要低了。而且两者的比值表明，实际值与理论值的差距很大，我们认为这里不排除人民币一直被低估的可能。
四、结论
以上我们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测度了中国贸易开放度的程度，从修正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来看，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只是稍微偏高了一点点，也就是说，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正常的，并不明显偏高。但是从修正的道拉斯指数来看，中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应该是逐渐减弱的，贸易开放度应该是越来越高的，但道拉斯指数的实际值却显示是偏低的，表明从国际的角度出发，中国的贸易开放度是偏低的。这与胡立法(2004)的结论不同，他采用的是中国1993-2000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中国贸易开放度不正常偏高。与自身贸易发展过程相比，这种说法有其正确性，但从国际的角度来判断，显然，中国的贸易开放度是偏低的。
鉴于此，我们认为，首先，中国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入世效应，继续稳步有序地扩大中国各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尤其是金融市场，积极、合理、科学的引进外资，优化外资利用结构，促进国内企业的外向型发展。其次，继续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加强国内商品与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保障中国外贸的持续稳定发展。最后，应完善内贸与外贸相结合的一体化政策，整合国内市场，加强自主创新，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参考文献：
［1］Dollars.D．(1992),Outward-orientedDevelopingEconomiesReallyDoGrowMoreRapidly：EvidenceFrom95LDCs［J］.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
［2］Edwards,S．(1998).Openness，ProductivityandGrowth：WhatDoWeReallyKnow?EconomicJournal［J］.Vol.108,no.447(March1998):383-398．
［3］Harrison,A．(1996),OpennessandGrowth：ATimeseries,Cross―CountryAnalysisfor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J］.Vol(48)，PP．419-437.
［4］Leamer,E．(1988)，MeasuringofOpenness，TradePolicyandEmpiricalAnalysis［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5］胡立法．中国贸易开放度的重新估计［J］.世界经济研究，2004，5．
［6］刘似臣.中国贸易开放度的比较分析［J］.统计研究，2O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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