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交融、以中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趋势
刘天华先生是“中西交融，以中为主”音乐创作思想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和实践是一致的，那就是吸收、融汇西方音乐的优秀成分，创造中华民族的新音乐。这是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在新文化环境中所做出的选择。他认为：“一国的文化，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进步两个字。”①刘天华在当时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吸取外来技法进行民族器乐的作品创作，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把西洋技法应用于二胡音乐创作的人，掀开了民族器乐发展的新篇章。他是一个既掌握中国音乐创作技法，又善于吸收西欧进步音乐规律的革新家。刘天华在西方音乐的深刻影响下，自觉地从事改造“国乐”的诸多活动，走了一条兼融中西的道路，他在吸收中国民间音乐养料的同时，也借鉴了西洋的一些作曲技法。
刘天华的音乐创作主题反映了那一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欢乐、憧憬，他的每一首作品既富有个性，又有自己独特的语汇，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刘天华的音乐创作，在五声音阶为主体的七声音阶中运用了音程大跳，使旋律线有起有伏，呈现浓郁的抒情性。他还借鉴西方五度关系转调并结合适当的速度和力度变化，充分发挥了乐器的特色。他的作品在题材内容上，大致可为三类：其一，表现苦闷彷徨心境的，如：《病中吟》《悲歌》等；其二，寄情于景的，如：《月夜》《良宵》等；其三，对未来、光明充满希望的，如《光明行》等。在技法上，他致力于民族器乐(主要是二胡)的研究改进和创造，适度吸收西洋小提琴的一些技法来丰富二胡的表现力；在演奏方面，规范了二胡的标准定弦和传统把位的划分，特别是许多高难度的演奏技巧，如《光明行》中的转调及大段的颤弓，《烛影摇红》中的大跳，《空山鸟语》中的连续轮指，《独弦操》中只用二胡里弦来演奏全曲等，这些在二胡上都是首次运用。
刘天华的创作思想影响了其后为二胡音乐进行创作的几代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西音乐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些专业作曲家不断涌现（如刘文金、吴厚元、王建民、关乃忠等），他们所创作的大量二胡作品，几乎都受到这一音乐创作理念的影响，大多运用中国民间音调素材呈现二胡独奏的旋律美，而在曲体节构和调性布局上，运用西洋古典或浪漫时期的和声观念与中国传统作曲技法相结合，使二胡的这些作品既有民族风味，又符合人们对于音乐审美的要求。
近几年来，一批创作者和演奏者也开始尝试将二胡音乐与拉丁、爵士、摇滚等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如女子十二乐坊的出现，她们将新的音乐元素带入二胡音乐中来，把一股没有地域之分，同时又极具东方韵味的音乐风带到了世界。
二、以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趋势
在二胡作品中，有很多乐曲都是在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民间音乐都有其独特的风格，这与当地的地方方言和戏曲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思想以华彦钧（阿炳）、孙文明等人为代表。与刘天华先生相比，他们没有明确的理论主张，但他们通过自己一生的艺术实践，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二胡艺术传统，这就是二胡的民间传统。由于这个传统从始至终都把自己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肥沃的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因此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华彦钧走的是一条纯中国、纯民间的道路，他是深深地扎根在民间音乐之中，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音乐的典范。华彦钧的创作和演奏汲取了民间音乐的特色，把丝竹乐、梵音、十番锣鼓、锡剧、民歌、小调等江南民间音乐的旋律和特点融会贯通到自己的作品中继承和发展，变成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用以表达心中的深层内涵。就作品题材而言，华彦钧虽然在主观上表现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精神感悟，但是在客观上，却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其音乐语境的高洁性，达到了所处时代的巅峰；就作品风格而言，淳朴的民间特色，深厚的传统底蕴，简洁的概括力，都让人叹为观止。华彦钧在二胡音乐定弦上，都比现在的普通二胡低纯五度，他的音乐在运弓上刚劲有力，在节奏中富有民间音乐的律动，运用了一些特殊的演奏手法，如：富有棱角，刚强坚定的“滑音”；长音中体现音乐内在动力的“浪弓”；在一个把位中通过手指的扩张来完成的“定把演奏”；汲取江南音乐演奏手法的“透音”以及带有民间音乐特点的节拍重音移位等。这些演奏特点，鲜明地表现了华彦钧二胡音乐的风骨，其代表曲目《二泉映月》表现得尤为突出。
除华彦钧以外，民间音乐家孙文明也是这一音乐创作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吸收江南丝竹、锡剧音乐、评弹曲调、京剧音乐、广东音乐及多种民歌小调，创作了《送听》《弹乐》《流波曲》《四方曲》等多首二胡作品。其中《流波曲》深沉幽怨、如泣如诉，生动地描绘了作者在旧社会的漂泊流浪、沦落异乡的苦难生活。他的《弹乐》，创造了二胡不用千斤，奏出像琵琶、三弦那样的弹拨乐器演奏弹词开篇音调的效果；他创作的《夜静箫声》，运用“虚弓”与“轻指”的拉法，在二胡上仿奏出洞箫的圆润音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一些乐曲中，孙文明还用了八度定弦法，以奏出一高一低两把二胡合奏的效果。这些技法的出现，丰富了二胡的演奏手法，增强了乐器的表现能力，为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近年来，有不少二胡演奏界的人士在这个传统的感召下进行着自己的创造，如赵震霄、鲁日融的《秦腔主题随想曲》，就是采用秦腔曲牌及戏曲板腔体的结构特点而创作的，乐曲生动地表现了西北人民勤劳朴实和豪爽的性格。又如刘明源的《河南小曲》，以河南大调曲子、剪花花及河南坠子的演奏特点创编而成，全曲开朗、豪放、诙谐。像这样汲取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特点而创作的乐曲还有《江河水》《一枝花》等等。
三、以表现抽象音乐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趋势
20世纪，世界音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音乐逐渐脱离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传统体系，音乐语言更加抽象化，充满神秘感，基本抛弃了原有的调式，确切地说，是各种音程和弦关系的组合。在理论体系方面，产生了十二音体系、序列音乐等等，二胡音乐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二胡音乐有着显著的特征，即大胆运用20世纪现代技法，有意与传统风格拉开距离的创作手法。这部分二胡作品，数量并不算太多，但它们对于二胡乃至整个民族器乐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十分强烈而深远的。其中的代表作品有《双阕》《火祭》（谭盾），《梦四则》（何训田），《A的随想》（胡登跳）等。《火祭》是作曲家谭盾根据他自己所作的电影《南京1937》的配乐重新编写的乐曲。乐曲的演奏采用了作曲家常用的“乐队剧场”的演奏效果，独奏者分别用中胡、二胡和高胡奏出两个主题曲调，乐队则以两组分别于舞台上下的吹管乐演奏出中国古老的祭祀音乐，乐队和打击乐器以及人声交相呼应对比，形成了强烈的音色效果，充分渲染出乐曲丰富的表现力，以示对民族悲剧的追思，对战争之灵的祭奠以及对人类和平的祈祷和期盼。乐曲用三种胡琴，以三种不同的音色，三种不同的情感与乐队表现出来的混乱和嘈杂的“底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比。这种演奏方式及表现手段是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作曲家对三种胡琴每一种音色的运用，都无一不体现出作者对于胡琴个性的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带动了一大批现代作曲家来发现二胡，了解二胡和运用二胡。
相对于前两种二胡音乐的发展趋势而言，这些作曲家和演奏者在运用二胡的音乐语言时更加自由驰骋，甚至大胆无羁。他们的作品力求打破独奏旋律在调式、调性方面的完整性和鲜明性，有的甚至放弃了二胡最擅长于表达的歌唱性，而是把揭示其多样化的音色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他们创作的音乐往往不是“传统的耳朵”所习惯的那种音调，有些音乐作品，听众甚至几乎听不到某个完整的旋律片断，而是运用二胡所奏出的诸如各种长颤音、长短相间的大跳音型、滑音等表现了幻觉、恐惧、哭诉等多种意象。其主要目的是想突出二胡所特有的音色，这种音色是世界上任何乐器所没有的，是新颖、独特的，这才是这批作曲家创作乐曲时的基本宗旨和音乐特征。
通过对以上三个发展趋势的分析，笔者认为，“中西交融、以中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发展趋势将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主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政治的大环境来说，中国从改革开放乃至加入WTO的一系列举措，大大加快了经济步伐，大量西方先进事物涌入国内，这种局面必将使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领域不断拓宽。在这一浪潮中，二胡这一民族乐器在保留原有艺术精华的同时，也一定会吸收、融汇西方音乐的先进理念和优秀成分为己所用。
其次，在我国现有的音乐院校中，即便是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人，也太多都是从基础乐理、和声、配器开始全面接受西方音乐观念的。在一些专业音乐院校中西方专业音乐教学模式成为主导，这也会对二胡传统音乐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也更应该重视和保护以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发展趋势，对中国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音乐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因为它们特有的韵味、板式、结构乃至音律的运用，都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根”，没有了它们，二胡音乐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变化与发展之时，传统的保护十分重要，而发展音乐文化中的前卫意识，会潜在地鞭策社会的创造性，也会反作用于人们对传统的认知。以表现抽象音乐为主进行“反传统”尝试的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趋势，曾经引发很多争议。有人认为“音乐的生命应该是旋律”，而不是荒诞诡异、远离现实生活的奇声与怪声的组合，但是这种现象毕竟存在着，而且日益壮大。它到底能走多远，还有待于去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一些现代人的思维方法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推动了二胡在现代音乐风格领域中的迅速发展。
总之，中国现代二胡音乐艺术正在逐步正视自身的规律、社会价值与存在意义。从文化“单边主义”到文化“多极世界”，从文化“本土化”到文化“全球化”，在一个文化越来越开放，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这几乎是人类所有的人文文化面对的共同课题。当今的二胡音乐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要不断追求、积极实践、不断探索、推进发展，为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不懈努力，推出更多优秀的二胡作品，充实二胡演奏艺术技巧，培养出更好的二胡演奏人才。让我们的民族音乐之花——二胡，在百花园中永开不凋，愈加鲜艳夺目！
注释:
①引自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6月.
参考文献：
[1]赵寒阳.二胡艺术现状的思考.
纳西古乐是纳西族文化形态当下存在的重要载体，是纳西族重要的文化体现。从现代大众的视野重新审视纳西古乐，其有曲目老、乐器老、乐人老三个主要特点。
曲目老。纳西古乐中的很多曲目依旧沿用唐宋曲牌的音乐样式，从音乐脉络可以看出，部分音乐的唱腔来源于晚唐时期的道教音乐。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纳西古乐实际上是明清时期逐渐从四川、南京、北京等地传入的洞经音乐。是专门为祭祀文昌帝君服务的道教祭祀音乐。
器乐老。纳西古乐所演奏的乐器均为中国古老的传统乐器，更有在其他地方早已失传的乐器在进行演奏，其中曲项琵琶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也有人把这种乐器称之为纳西琵琶。纳西古乐的演奏乐器，无论是器乐的形态和制作工艺，还是乐器演奏方法均为最古老的，对中国的传统音乐的发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社会研究价值。
乐人老。当下演奏纳西古乐的大部分人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目前能系统掌握纳西古乐演奏技法和曲目的几乎都是老人家，老乐人的表演也让传统的纳西古乐变的更古老。当然，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也有部分年轻人加入到纳西古乐的传承队伍。
二、丽江本土流行音乐现状
随着社会变迁和丽江旅游的发展，为了适应新的音乐环境，外来音乐人和本土音乐人从本土音乐中吸取养分，近年来创作出了一批丽江特色的现代音乐作品，收到音乐界和丽江人民的好评，传唱度也很高。如歌手土土的《醉了丽江》 和金甲劲松的《月亮花》，再有《美丽丽江》、《净土》等现代本土流行音乐令人眼前一亮，音乐创作突破传统的音乐审美，从民族审美的角度诠释地方民族音乐。
从表面上看，当下丽江整个音乐创作环境是非常好的，本土音乐人不断的致力于地方民族音乐的创作，另外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外来音乐人来到丽江，大量的音乐形式也涌入丽江，使得丽江的音乐生态环境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同风格的音乐在丽江都被接纳，一方面多元化的音乐生态环境让音乐创作有了较好的创作灵感，另一方面多元化的音乐也不乏俗气的音乐形态在影响着丽江音乐文化生态及丽江音乐文化形象。
当下丽江本土音乐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民族观念的保守，在音乐的演唱和创作中，不能站在较高的视野来进行，更多的是原生音乐的翻唱和改变，并没有真正的进行创作和变现；再者外来的流行音乐的好坏不一，多样的音乐样式让本土流行音乐创作和变现要么不敢吸收要么吸收到了很多劣质东西。其次是在本土音乐创作中过于强调民族音乐的源文化，没有考虑音乐趋同化的现状。对于本土音乐的创作和演唱更多的翻唱和再现，而非真真的调研创作，更多的是东拼西凑，导致很多本土音乐成为特产被好奇观摩而非真正的音乐传播。
三、纳西古乐的本土流行音樂实践
丽江作为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旅游成为了助推丽江民族文化发展和传播的重要手段，原本相对封闭的民族民间艺术正在被运用、被传播，大量的民族民间音乐在现代音乐创作和表演中被运用，越来越多的开始从旅游的视角关注民间音乐，丽江纳西古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运用而推向大众，成为旅游世界的中消费文化。但是，民族民间音乐在旅游视野下呈现在市场中，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民族民间音乐，另一方面，也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就纳西古乐来说，原本的纳西古乐的很多传统元素被弱化，被更多的现代流行音乐符号所代替，对民族民间的音乐保护和正向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因素。
纳西古乐作为丽江传统的民间音乐，在旅游市场的开发应该尊重音乐本身，更多的从文化内涵中深挖，创作有底蕴的纳西风格的现代音乐。但是当下的丽江的音乐市场是一个复杂的音乐环境，作为世界的丽江，大量的国际音乐元素在冲击着丽江的音乐市场，特别是以丽江酒吧为代表的音乐，成为外界感受音乐文化的重要的内容，忽视了传统的纳西文化音乐，这个是现象是严重的影响到纳西古乐作为丽江传统民族音乐的发展。虽然当下已有一部分音乐人和文化人士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也创作和表现的一些作品，但是面对这个庞大的旅游市场和已经成形的丽江音乐文化，要改变当下民族音乐真正在现代音乐中有一席之地还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过程。
四、古乐元素的现代音乐创作探索
丽江本土乃至社会各界的音乐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创新纳西古乐，希望其能够成为被消费的现代旅游产品，希望以大众审美的要求来发掘现代纳西古乐。对于纳西古乐的现代音乐创作，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
一是从文化整体的角度进行音乐的创作。艺术的创作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文化再造过程，而非简单的符号组合，对于音乐来说也仅仅只是音乐的拼凑。对于纳西古古乐的创作，应该是从深层的文化进行发掘，进行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多方面的结合，从文化中找符号进行创作，而非从形态上找符号，这样才能创作出有深度的现代民族音乐。
二是打造丽江本土自己的表演团队。作为本土文化典型代表的纳西古乐的表演，需要本土情怀的投入，对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是有助于古语的表现的，这对于创作的古乐现代音乐也是一样的，对纳西文化熟悉的人进行古乐现代音乐的表演也是非常有用的，所以需要打造丽江本土的表演团队。
三是打造、创建学术型的音乐监督（评论）队伍，音乐的建设和发展是离不开的音乐理论的支撑的。能建设一支具备本土文化知识的音乐评论队伍，或者说是音乐理论监制队伍，对于丽江民族音乐的发展是非常有用的，对于纳西古语的创新和发展也是需要有一个本土的音乐监制团队进行评论和引导，这样才能有更好的音乐作品呈现。
一、在原腔山歌的基础上，运用作曲的技法加工发展客家山歌。
传统的原腔山歌中有很多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我们在保留吸收原腔山歌的风貌、韵味的基础上，合理运用作曲技法，往往能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易为群众所接受和欣赏的音乐来。例如，被誉为“客家山歌王”的张振坤，他在客家音乐创作中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他创作的《世代铭记恩情》这首曲，采用蕉岭长潭山歌的原腔，通过以词变腔、节奏压缩、扩展等手法去创作，写出了让人耳目一新、容易传唱的客家山歌歌曲。
二、利用客家山歌的素材，创作客家方言通俗歌曲。
传统山歌中，许多是反映旧社会劳动人民精神生活的。所以，在中、老年人中容易传唱和产生共鸣。而当代年青人，对传统的客家山歌却不甚了解和不易接受。随着新时代期社会形态、社会风情、思想观念的更新，艺术的表现形式多样而新颖，所以我们也可以运用客家音乐的素材，创作出流行歌曲。台湾的作曲家运用客家山歌素材，采用通俗歌曲的手法进行创作，题材广泛，手法多样。所以，台湾客家话歌曲在大陆很受欢迎。我认为，我们客家山歌音乐创作一定要向人家学习、借鉴，多创作出一些具有客家特色的通俗歌曲，逐步在客家地区流行，让青年人了解客家文化，从而喜欢客家歌曲，才不会忘祖，才能后断有人。
三、利用客家山歌的素材，创作艺术歌曲。
客家山歌曲调抒情优美，这是不容否认的。为什么客家歌曲不能形成“大气候”，不能在全国打响？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我想，创作一定要顺应时代的精神需求，创作手法要多样，不但要用新的作曲技法，而且可以采用普通话的演唱方式，让全国听众了解、熟悉客家音乐。另外客家普通话歌曲还要通过名家演唱去推出，通过MTV的播出去影响全国听众，让全国听众熟悉和喜欢。
四、利用客家山歌曲调的素材，创作合唱曲、器乐曲。
客家山歌的创作要多样化，发展客家话、普通话合唱曲方面也很直得探索。流传全国的合唱曲，有许多是根据中国民歌素材编曲或创作的，如“阿拉木汗”、“半个月亮爬上来”、“牧歌”等。这些合唱都是采用原腔民歌，曲式结构简练，很容易让人接受，易唱又有新的意境。客家山歌发展成合唱曲，应保留原腔的优美特点，通过合唱曲的演唱，传播客家文化。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批评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音乐理论批评也许并不像同时代的某些理论批评（诸如文学批评）那样成果丰硕，但是在百余年的音乐文化建设中，对于音乐创作和音乐建设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即使在中国民族危亡时刻，音乐的理论建设也同样在积极地进行着。发生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音乐理论建设，是中国音乐理论建设中不可获缺，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它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新音乐理论的重要思想和左翼音乐运动中的音乐理论批评的传统，成为中国新音乐理论建设的新阶段。本文试图将延安时期音乐理论建设作为考察对象，对这一阶段的音乐理论的求索过程和主要理论成就进行初步的梳理。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它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中国近代革命思潮和五四新音乐的影响，是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总结中央苏区的音乐实践和左翼音乐运动理论成果基础上所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和新的音乐建设。这一时期，民族化、大众化是音乐理论持续关注和努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延安时期音乐运动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建设的核心。
音乐大众化思想并非肇始于延安时期。其萌芽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新音乐理论，当时的音乐界就提出了“以‘平民文学’为鉴，主张通过艺术、音乐来发展个性自由，培养高尚情操，以达到改善人生，改善社会的功效，以‘启蒙’为中心，以美育为形式，强调艺术与生活之关系，重视艺术的社会功能。”（刘曲雁.“五四”与“新音乐”理论[J].齐鲁艺苑，1995，（1）.）此时的“平民文学”也就是大众文学，以“‘平民文学’为鉴”的新音乐也就是民众全体的音乐，而且也初步强调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在1927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领导的革命文艺发展中，音乐大众化虽然并没有形成相应的音乐理论，但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大众化是作为一种音乐实践而存在的。因为苏区文艺还处在革命文艺的萌发期，而革命音乐活动是为了在音乐上寻求与群众沟通的语言，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从而为革命斗争服务。苏区的音乐大众化主要是从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对当地流行的歌曲进行重新填词改造以便于传唱。这种方法为后来延安时期的民间音乐采集研究所继承和采用。
大众化概念的明确提出首先发生在文学领域。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为了更大范围地争取广大群众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左联成立后十分重视文艺大众化问题，不仅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而且还专门开展过三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讨论涉及大众化的必要性、目的、方法和途径等问题。1931年11月的“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还特别强调了大众化问题的意见：“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文学导报，第一卷，1931年11月15日）这里的“大众”已经从民众全体的“大众”，衍变为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代名词。“左翼文艺运动提出的‘大众化’的主张，意味着文艺家要走向农工大众，发展大众文艺，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有力武器。”（姜昕.延安解放区音乐大众化思潮研究[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从文学界开始的大众化要求继而影响到了包括音乐在内的整个艺术界。1932年至1934年间，一些进步音乐工作者如聂耳、王旦东、李元庆、田汉、任光、张署、安娥、吕骥等人先后组织成立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1932年）、“中苏音乐学会”(1933年)、“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4年)等左翼音乐组织，开展了革命音乐活动。从1936年初起，为了与当时政治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相呼应，左翼音乐界提出了音乐大众化的问题，并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大量有关大众音乐的批评文章。其中周巍峙的《国防音乐大众化》、吕骥的《论国防音乐》、刘良模的《高唱吧!中国》、陶行知的《从大众歌曲讲到民众歌咏》、周钢鸣的《论聂耳和新音乐运动》、麦新、孟波的《大众歌声》第一集前记等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左翼音乐运动的根本任务和性质。他们认为，应该“把国防音乐迅速建立起来”，以唤醒民众，同时指出“建设国防音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大众化”。为实现大众化，“国防音乐应当以歌曲为中心”，因为歌曲较容易为群众所接受，“要用唱歌的方法来唤醒民众，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使他们有参加集团生活的习惯和纪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团”。这些音乐思想为延安时期的音乐大众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左翼时期的音乐大众化追求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并没有很好的得到落实，但在延安时期这种理论诉求却得到了最好的实现。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
它对于中国音乐发展最大的贡献在于：在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热潮的激励下，确立了中国音乐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方向。音乐大众化在这一时期最终得以确立，主要依赖于当时的音乐创作实践和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同时又离不开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自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后，延安便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本营。此时，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奔赴延安，使延安成为中国革命以及新文艺运动的中心。当时延安汇集了大量的进步音乐家，其中有许多人如吕骥、向隅、唐荣枚、张贞黻等都是具备相当专业音乐水平的音乐家，他们在救亡图存精神的号召下，走上前线和走进敌后宣传抗战，在体验现实生活与深入群众的过程中转变了自身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念。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音乐事业中，掀起了群众歌曲创作的艺术高潮，并将创作经验提炼升华为创作心得和音乐理论。此外，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音乐教育理论以及对于民间音乐的采集和研究工作，在培养延安解放区的音乐人才以及推动音乐民族化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音乐大众化成为这一时期文艺界的普遍的追求，音乐大众化在延安解放区最终确立。
这一时期的音乐大众化既有前期音乐大众化的一些共性，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性，即党对于文艺发展的干预指导性前所未有的加强了。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进一步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强调文艺的改造与服务，不仅要改造某些左翼艺术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使其向工农兵方向转变；同时还强调要用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风格来影响和改变他们原来的西化风格，从而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讲话”指明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提出并解决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摆正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比较彻底地解决了音乐大众化的路线、方针问题，成为延安音乐理论建设的重要一面。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建设与音乐实践紧密结合，大多数革命音乐家身兼创作、教学、战地宣传等多重工作，他们在实践基础上对音乐评论、音乐理论研究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讨论了许多问题，如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继承发展，中西文化关系，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都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就。其中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期刊的建设等成为我国音乐理论建设中极其光辉的一页，是社会主义时期音乐理论建设的雏形，为现代音乐建设谱写了令人骄傲的篇章。
延安时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这一时期音乐理论探索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原因，其出发点在于使文艺能够争取更多的群众，从而使文艺能够更好更有效地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这些讨论的中心议题，主要是如何理解和对待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如何使音乐创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乐于接受，与此相联，就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上的中西关系、传统继承等问题。
事实上，音乐“民族形式”的探讨早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展开时就已提出。当时仅仅认为文艺内容应尽力反映群众的现实生活，在形式和语言上要尽可能考虑到群众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后来，音乐工作者为迎合群众对于民间音乐的喜爱，提出了采用“利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看法。尽管这样的观点在理论深度上还比较单薄，但这些看法对当时抗战音乐创作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40年代初，“民间研究会”的成立之后，音乐家们在经历了对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研究之后，才达到了“文艺工作者应该重视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和“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群众，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老师”这样的认识高度。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冼星海和贺绿汀的文章较有代表性。冼星海《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指出，音乐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立足点应该是现实生活，创作新的民族形式，关键还是要向人民大众的生活学习。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冼星海指出，应该“广泛地收集民间小调、歌谣，深刻地研究中国的音乐史。另外还要注意呼吸西洋音乐高深的技术与理论修养。”这也就是他说的：“以民间音乐做基础，参考西洋音乐进步成果，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形式”(在《生产大合唱》座谈会上的发言)。贺绿汀在《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指出：“在抗战时期，我们要用音乐来动员民众，当然我们更需要民间歌谣形式。利用民歌，创造为民众所喜爱的新民歌，我们的目的是在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音乐水平。不过这不能算是新中国音乐的全部，至多也只能是中国新音乐的一部分。在这伟大的时代，我们更可以创作出比较高深些的大型作品，如交响曲、管弦乐曲、歌剧等等，以反映我们的伟大的时代。”
此外，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建设还围绕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民间音乐研究以及音乐理论期刊建设等进行了探索。音乐家除了通过言论阐明理论观点之外，还论述了音乐批评标准问题。冼星海就认为音乐的标准就是社会功利价值标准，在这一标准下，力求艺术性与党性的统一，他说，“音乐不独是一种斗争的武器，他还能给人们一种高尚娱乐，不单是鼓励冲锋杀敌，还能慰藉许多在长年抗战中的英勇战士”《(民歌研究》)。他认为首先要把音乐当作艺术看，作为“反映大众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然后才是音乐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民族音乐研究工作是第一次系统的、有目的的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研究，开展了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其中冼星海的《民歌研究》和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成就最高。冼星海认为：中国民歌“有它自己活泼的规律，我们应该辩证地去了解它，我们不能拿别人的尺死板地来判断。”关于研究民歌的方法，冼星海则主张到民间去向民间艺术家学习。吕骥于1946年完成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则从民族音乐学的理论高度系统性提出了民间音乐研究的理论框架，他首先指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作为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建设现代中国新音乐的参考。”进而又提出了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即“首先了解中国各民族音乐形式的社会条件，即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生活）的实际情况，甚至于还要研究各民族的发展史，……仅仅着眼于民间音乐的形式（如音阶、调式、节奏式样、乐曲组织等）与技术性的研究，并不能深刻了解民间音乐，只有从民间音乐的内容（即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以及表现这些内容的音乐语言）出发，才能真正了解民间音乐这些形式与技术在他们生活中具有什么意义”。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既是对延安当时展开中国民间音乐的学习、运用和研究的理论总结，又为后来人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指出了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341.）音乐期刊建设是延安时期音乐理论建设的开拓性举措。
关键词：21世纪 二胡曲创作 综述
21世纪的一些作品体现运用了现代创意意识和创作手法，这些新一代的音乐创作者们，大多都受过不同专业化程度的作曲技巧训练，代表人物有刘文金、王建民、梁云江等。这时期较20世纪初中期的二胡作品创作者，在音乐创作的综合素质方面有了显著提高，这些作品的出现，为今后二胡演奏的发展开括了新的方向和空间。这时期的二胡曲创作的主要特点为：（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比如：刘文金先生的作品基本是在坚实深厚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和汲取西方音乐文化中的理论和方法。（二）利用民间音乐曲调为素材来创作。比如：王建民的作品，他的创作未引用任何现成的民间曲调，而是把许多民间音乐的特点融合又吸收进创作中来，在与原来的素材之间有着一种似又不似的距离。（三）现代音乐的创作手法占决定因素。代表作品有谭盾的二胡与扬琴《双阙》，二胡与乐队《火祭》等。这些作品多用二胡表现远古或神秘的事物和思想。（四）这时期的作品规模宏大，有狂想曲，协奏曲等大型的套曲。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对于二胡创作的方法、体裁、曲式等的结构形态的研究，也不乏有不少论述精当的好文章。
从2000年以来，出现在各音乐期刊上研究二胡创作的论文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方面：（1）对某一作品的分析；（2）论述音乐家的成就贡献；3）对二胡创作技法的研究；（4）对作品音乐会听后的感想；（5）对于20世纪创作的概况。代表性的论文有“《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曲式结构与创作手法的创新》（熊组鹏文《中国音乐》2005年第4期）、《刘文金二胡作品的题材，技法和体裁》（吴红非文《中国音乐》2003年第2期）、《二胡曲满江红演奏技巧探微》（谭波 周志全文《音乐探索》2001年第2期）、《我对二度创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王莉莉文《中国音乐》2005年第4期）、《二胡艺术中的三颗明珠》（廖玉麟文《音乐研究》2000年第2期）、《论刘天华对二胡艺术的贡献》（朱朝富文《音乐探索》2000年第3期）、《从秦地戏曲音乐论秦派二胡曲的风格》（牛苗苗文《乐府新声》2000年第2期）、《二胡协奏曲《江河云梦》的创作特点及演奏》（梁云江文《天籁》2003年第2期）、《植跟传统，求新求变》（刘再生文《人民音乐》2000年第5期）、《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乔建中文《音乐研究》2000年第1期）等等。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曲式结构与创作手法分析》一文，作者通过对二胡曲《新婚别》音乐结构与创作手法的分析，并且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特点异同的比较。他认为，两首曲乐曲无论从乐曲的社会背景，题材，还是曲式结构上的“情节决定曲式”“板式变速发挥的结构作用”等都有着诸多的共同点。该文对这两首乐曲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刻的比较，对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诠释这首乐曲有很大的帮助。
《刘文金二胡作品的题材，技法和体裁》一文，作者主要是通过对刘文金先生的三首《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和《长城随想曲》三部作品的题材、创作技法和体裁形式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刘先生不论是从主题旋律的写作上，在音乐的展开手法上，还是从音乐体裁形式上来讲，他都能将中国民族的音乐的音调手法与西方作曲技巧合理的应用，结合。全文以分析刘文金的三首二胡作品为主，试图揭示其二胡音乐语言风格的特征，这对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并演奏好刘文金的作品有重要的作用。
《二胡曲演奏技艺探微》一文，作者是将二胡叙事曲《满江红》与岳飞的词《满江红》作了比较，从深刻表达二胡叙事曲《满江红》的丰富内涵出发，对左右手多变的演奏技术做了逐字逐句的技艺分析，对演奏上的难点和掌握各种技法的关键也有着重要的论述与提示。本文就此乐曲《满江红》的演奏技艺做了详细的论述。对于二胡演奏者和教学者而言不乏有参考价值。
《从秦地戏曲音乐论秦派二胡曲的风格》一文，作者通过对秦地的戏曲音乐的分析来说明秦派二胡音乐在音阶，调式，演奏手法极其音乐创作等方面都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秦地戏曲中，秦腔、碗碗腔和迷糊都有一个特殊的音阶苦音和欢音。她认为秦派二胡作品主要是反复的运用和呈现秦地戏曲音乐的特性，以此来形成秦派二胡曲的形态特征和演奏风格。并以《秦腔》、《兰花花叙事曲》为例，说明他们的旋律，音调素材与秦腔音乐有直接的关系。最后又讲了秦派二胡曲的一些固定特殊的演奏手法。该文从秦地戏曲音乐对二胡演奏的影响做了详尽的论述，为我们更好的掌握好秦派二胡风格有着重要的意义。
《植根传统，求新求变》一文，是作者在听了刘文金民族音乐作品音乐会后有感而发的。他认为，刘文金先生是勇于探索与创新的作曲家；是民族管弦乐配器的色彩大师；是中国民族管弦乐交响性的开拓者；是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的里程碑作曲家。最后又回到音乐会的内容上，作者评述了本次音乐会的成功之处。该文的观点归纳系统，缜密，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刘文金先生创作的思想根源及思想内涵。
关键词：音乐理论 研究 创作
曾听到这样关于音乐理论与音乐创作的说法：“音乐创作是音乐作曲学者的事情，音乐理论是研究音乐理论学者的事情，二者不牵扯”，“音乐创作是音乐朝未来发展的表现，音乐理论永远就是研究过去的表现”等。究竟这二者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两者有什么区别和共同之处呢？
一、音乐理论与音乐创作之间的关系
音乐理论，是对音乐作出科学的理解以及创造性的实践。一个体系的成功，通常包括突破原有的理论体系。
音乐创作在音乐中占主导地位，音乐创作是根据音乐的发展而产生的。没有它，音乐和音乐相关的内容，就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不能有全面整体性的进步。
音乐理论依附于音乐创作，也是对音乐创作的研究。在我国的音乐界中，音乐创作决定着音乐的未来发展方向，在音乐界中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倘若只单单发展音乐创作，那样的音乐将是没有根基的，将会变成单一的路线，没有整体感。笔者认为，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通过对音乐理论的学习与掌握，从而使音乐创作实现由理论知识到实践能力的飞跃，专业技能水平便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同时，音乐艺术的创新与实践能力也可得到更深层次的拓展。
二、如何提升两者的关系
（一）探索多学科和多层次的音乐
多学科和多层次的综合性研究可实现音乐专业学习由理论知识到实践能力的飞跃，专业技能水平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同时，音乐创新与实践能力也可得到更深层次的拓展。可是，就目前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所以音乐的发展应该引起理论研究界更多的重视，只有投入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视野，才能形成一个非常实用的严谨研究领域。
（二）多研究古代音乐
我国现代音乐创作的成功必须与古代音乐一脉相承，并结合时代特点更深层次的拓展。我们的古代音乐史是创造大量的各种古代音乐的间接材料，同时也是非常宝贵的直接材料，它是以历史的真实情况来了解古代音乐发展的情况。这些规律，或明或暗，或直或弯，都必须结合现代的创作。历史研究的结果，同样也应是一个作曲家高度关注的。我国音乐最重要的发展就是长期的连续性和规律性，然而这些规律对音乐思维发展有着重要限制。我国古代音乐的历史，大部分都有丰富的历史感。许多现代的创作主旨也是了解悠久传统的民族风韵性能。在这方面，音乐史学家们理解的还是比较深入。
（三）多挖掘两者间的共通性
无论是音乐理论研究还是音乐创作，两者都是以发展音乐为目的的艺术表现形式。另外，二者在创造性、真实性、互动性上有着共通之处。
简单地说：作曲家和歌唱家作为音乐的主体，作曲家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会考虑结合歌唱家的音色、音域、演唱风格来进行创作。歌唱者在演唱作品的时候也会选择合适自己特点的作品。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在创作过程中树立了正确的角色定位和独具匠心的表现手法，从而使创造成果更加鲜明、形象、具体，便于受众接受，以达到更好的艺术表现效果。另外，真实性是检验创作成果的重要元素，两者在传递音乐信息的过程中要准确、积极、真实，不能过于夸大和虚假。它让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更加的亲近自然、贴近生活。歌唱家和作曲家用最真实的表现手法向受众展现艺术的完美与和谐，让艺术返璞归真，更具审美价值。
在音乐演唱会中，我们会时常发现观众和歌手之间有着频繁的互动。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他们所传达出的情感与思想，而且将自己的所想所感回馈给歌手，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精神共鸣，无形中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思想和音乐上的互动。在演出时，歌手应该把自己当做一张未写字的白纸，然后根据作品来塑造全新的角色。在演出的过程中要有自然轻松的心态，全身心的投入，将互动性带入到演出中，营造一种舒畅、自由的氛围，这样便可大大增加音乐的欣赏性、娱乐性和可看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音乐理论研究的培养需要建立在音乐创作的基础上，音乐理论研究的教学也需要融入更多的创新理念和模式，这样的音乐理论研究才会与时俱进，不断向前发展。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是相辅相成、互为基石的。要把音乐创作科学地、合理地运用到音乐理论研究当中，也要把音乐理论融入到音乐创作中去，从而形成一种属于我国音乐的特色发展道路。其实，研究音乐理论与音乐创作关系还有漫长的道路，我们的讨论也尚未结束，希望以后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这对音乐理论与音乐创作发展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魏廷格.萧友梅的音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下）――有“罪”还是有功[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06）.
音乐教育作为当前艺术教育的重要课程，其教育质量影响着学生对音乐艺术的感悟和学习，而音乐美学基本理论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理论依据，对音乐教育有深远的意义。所以，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背景下，探讨音乐美学理论基础的哲理性、情感性和社会性对音乐教育实践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促进音乐教育的更大发展。
一、哲理性的特点
音乐美学所研究的音乐本质、特征、功能、理论结构、实践演化程序等，都具有一定哲理性。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音乐艺术美的形成主要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1）实践――客体的映象阶段。音乐是一种心灵的声音，音乐教学就是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与感悟，体验生活、体验人生，只有经历实践的感悟，才能体会到音乐的美，才能真正感悟到音乐的哲理性。这也是当前音乐教学实践中老师和学校致力于创作条件、环境让学生去感受自然、认识人生、了解社会的原因所在。
（2）实践――认识的飞跃阶段。音乐的产生主要是依靠人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的创作过程主要分两段：实践是创作音乐的源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需要实践经历作为依据的。所以，第一阶段是人投入到社会实践活动和生活中获取音乐创作的感性材料，再经过感性和理性的思考将这些材料进行删减、筛选，最终将其变成自己的精神财富；有了实践经历、感性材料及丰富的精神财富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变成音乐作品。因此，第二阶段是创作阶段，需要创作者拥有较强的音乐素质和音乐欣赏水平，将丰富的感情凝练创作成音乐作品，将感情糅杂在音乐中。
（3）认识――实践的第二次飞跃阶段。一个音乐作品被创作出来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成熟的艺术作品，要将其投入到实践中进行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音乐作品投入实践被称为第二次飞跃，这个过程是音乐美学将其自身价值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过程。
上述三个阶段理论是对音乐艺术美创作的简单概括，实际的音乐艺术美创作远比这要复杂、细致，创作过程的影响因素数不胜数。音乐美学具备哲理性，这种哲理性决定了在进行音乐美学基础理论或其领域研究时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能保证研究思想的思辨性、自由性及多维性。
二、情感性的特点
音乐创作是人类内心情感的表达，是将情感糅杂在音乐作品中的过程，情感也是音乐美所在，是其核心。音乐创作最终的情感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激情。没有激情是无法进行音乐创作的。激情能将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压抑、快乐、激动、愤怒、悲观等情感化为音乐创作的动力，加速音乐创作的过程，将生活激情转化为音乐创作激情，而创作者的创作激情和思想情感会在作品演奏时传达出来。其次是想象。想象力是将实践经验、感情等转化为音乐作品的重要心理能力。这种想象力建立在创作者有较高的音乐素质和音乐水平基础上，是在拥有实践经验和感情基础的前提下的灵感迸发，凭空想象是无法创作出音乐作品的。实践经验和感情是音乐创作的源泉，想象力则是将这些源泉转化为音乐作品的根本动力，没有想象力，这些源泉只能是一潭死水。最后是灵感。灵感的出现不是偶然，是一种量变到质变的体现，有了灵感，音乐创作就能从稚嫩变得成熟。灵感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灵感的得来绝不是凭空而来，它是经过不断思考和努力及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劳动成果基础上得来的。所以，不能将灵感神秘化，要客观看待灵感这一心理活动。情感是人类独有的，我们必须认识且重视情感在音乐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将其科学化、明了化，这有利于后来人的音乐创作。只有深入实践，不断积累，不断思考，才能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情感体会，这也是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所在。
三、社会性的特点
音乐美学理论的社会属性，要求教师在音乐教育过程中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从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利益出发，科学地阐明音乐艺术的社会性问题。一方面，不应该有那种从狭隘出发的功利性，对音乐的社会性质进行简单化的理解，把音乐的社会功能只局限于为某一阶级服务，片面强调音乐的政治功能而否定其审美、愉悦功能。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只讲自然共性，从而脱离社会现实的错误倾向。
依据传统的音乐美学观点，音乐的“美”是有规律可循的，其标准在于是否符合有序、丰富、感性三标准。并认为，传统音乐和一部分现代音乐是“美”的，以整体序列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现代音乐是“不美”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反美”的。整体序列主义作品之所以“不美”，在于其“理性有序而感性无序”，即乐谱视觉有序而听觉感受是无序的。后现代主义音乐之所以“反美”，因其从理性到感性都是无序的，或是多元混杂的，其创作理念出自于反形式、反艺术、反美学。抛开“美”与“反美”不谈，“不美”的整体序列主义音乐不被世人所接受的原因，即将音乐自身的美与仅仅作为记录的符号――“乐谱”的美混为一谈，认识对象之偏差、创作理念之混乱决定了其音乐生命力之短暂。
所有符号都是一种抽象的表达，相对于被表达对象自身而言符号都是不准确的。乐谱本身不是音乐，真正的音乐家创作时其大脑中显现的也不是乐谱这一抽象符号，而是其内心听觉所感受到的实际音响。乐谱只是将这些音响记录下来的工具，决不是音乐创作本身。音乐创作者用乐谱来记录音乐实在是没有更好办法的办法。与其他舞台艺术形式相同，剧本也只是剧作者对场景的概要记录。剧本虽然可以确定舞台上的人与物、情与景，但它永远无法确切地描述出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舞台表演之高下也由此而生。现代音乐领域序列主义音乐的乐谱“看上去很美”，作曲者的“音乐”构思基于乐谱上音符的排列有序，其音却是支离破碎的。作曲者创作的乐谱只是出于满足视觉的需要而进行的理性的安排，并非真正意义的音乐创作。此外，随机音乐、行为主义音乐等创新形式也只是试图在音乐形式之外进行创新，其作品之本质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这些现代流派的乐谱（如果有乐谱的话）或形式就是其创作之本身，音响反而是附属之物了。
乐谱同文字一样，只是创作者用来记录信息的工具，而工具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可替代性。这种可替代性可以体现为准确与不准确、便捷与不便捷之分，而不能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同样一首乐曲可以用不同的记谱法记载，同样的语意可以用不同的文字来书写。虽然，不同的记谱法、不同的文字不能对等，但这正是“工具”所具有的特点，即在不同的环境使用不同的工具或同一环境下不同工具的效率有别，怎么能够将创作所使用的“工具”当作创作本身呢？在论及音乐与文学之差别的时候，传统观点认为：音乐艺术存在二度创作，而文学艺术不存在二度创作的问题。因为作者可以通过文字直接向读者传达其要表述的内涵，而音乐艺术必须要通过第三方的表演来表达。就是基于这一认识，"美学界才提出二度创作的理论，而且将差异性作为二度创作的特点。孰不知这样的特点在文学流域同样存在。同一段话用不同的语气语调表述会有不同的内涵，同一首诗歌用不同的方言朗诵也会出现“搞笑版”的啊！汉斯立克在其《论音乐的美》一书中论及“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他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这一观点已将音乐的艺术的特点阐述得非常清晰，音乐就是声音的艺术。乐谱只是载体，不是创作，更不是什么一度创作。
关键词：文学作品 民族音乐 分析
当前，我国文化的研究与分析越来越深入细致，民间音乐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研究我国民间音乐，需要从文学作品中深入探讨。在远古时代，许多伟大的文学爱好者，对音乐的研究颇深。他们将民间音乐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将文学与音乐合理巧妙地结合起来，用文学的形式表示音乐，用音乐的形式传承文学，为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文学作品中记载民间音乐的“发展史”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乐记》、《吕氏春秋》等音乐学的代表著作。在相传为公孙尼子撰写的《乐记》中，论及了有关音乐本源、音乐美感、音乐的社会作用、乐和礼的关系学，是音乐哲学的滥觞性著作。由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第共同编写的《吕氏春秋》则留下了有关远古音乐，音乐与自然社会政治关系，尤其是音律方面的记载，此后，在各朝各代的志书中都有记载，全面介绍当时的音乐制度、乐律、乐队和礼仪规范等内容。另外，在音乐美学方面，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在声律学研究方面，有京唐的六十律，钱乐之和沈重的三百六十律，何承天的新律，荀昌力的笛律等，在宫调理论法方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旋宫理论。汉代民间音乐中有“相和之调”。魏晋南北朝有清高三调、笛上三调。隋唐时期有八声音阶，燕乐二十八调、八十四调和犯调、移调理论。宋代有“为调式”，“之调式”系统论，元代的北曲十七调、南曲十三调。明代的九宫，清代的南北曲各十二宫词等。在词调音乐，琴学表演，艺术理论和音乐百科全书的著作方面，有大量的文学论著。这些文人及其论著都曾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学、律学、宫调理论、美学等规律作过论述，将音乐的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为民间音乐及艺术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二、文学作品中体现民间音乐的功能
民间音乐具有许多功能，美学功能、感化教育功能、消遣娱乐功能等等。在文学作品中关于民间音乐功能的描写有很多，通过文学语言的描述，氛围的渲染，民间音乐更具有其艺术性。
（一）文学作品体现民间音乐的意境美。意境是意与境的统一，情与景的融合。音乐艺术作为情感的艺术，成功的作品大多具有意境美。我国有许多传统的优秀音乐作品，通过文学的记载将它们传承了下来，这些作品都能运用优美动人的旋律，为人们描绘如见其景、如闻其声的意境。文学作品可以通过特定的语言描写，情境场合记载，展现民间音乐的意境美。这与绘画艺术中对于意境美的展现，特别讲究虚实相声，有无相成，非常注重留有空白的道理是一致的。
（二）文学作品体现民间音乐的育人作用。民间音乐具有感化教育的目的，很多民间音乐有乐观的、欢快的、积极向上的情调。在我国古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就非常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尤其是来自民间的音乐，通过其通俗而又富有趣味的表达方式可以达到教育感化人们心灵的作用。而且“乐”常常是和“礼”结合在一起的，并称“礼乐”。“礼”的功能是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乐”的功能是调节人的内在精神，使之平和中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体现了这种礼乐观，同时强调了“乐”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说，民间音乐许多都是由文学作品的形式唱出来的，如诗歌、诗赋等形式都是一种民间歌谣的表现形式，而通过文学的这种表现形式、语言的描写形式更使得民间音乐具体化、形象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相当于民间音乐的载体，它传达了民间音乐的社会功能，包括感化育人的功能，所以说文学作品体现民间音乐的育人作用。
（三）文学作品传达民间音乐所表示的思想。民间歌曲种类繁多，民间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了下来。在整个音乐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歌曲是人民集体创作，口口相传的载体，其历史悠久，流传面广，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劳动，抒发着人们的喜怒哀乐，成为群众的“生活伴侣”，被喻作“人民的心声”。民间音乐最直接的文学体现就是《诗经》――我国古代首部乐歌总集。其中《国风》是《诗经》的精华，也是先秦民歌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以广泛的题材，新颖的手法，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与其同类型的汉代《乐府》民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的传统，展现了现实生活的面貌，更有五言诗体之新创。战国时期楚地祀神民歌，孕育了伟逸绝世的《楚辞》、《离骚》等巨作，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色彩先河，更加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状，人们寄希望于神灵，寄美好于浪漫的想象。许多民间歌曲通过传唱，通过文学作品的记载与描述，深刻地传达了其本质要表达的东西，即人民的内在情怀与思想，广大人民的心声。而且通过文学作品将相关的民间音乐记载下来，有利于其自身的传承，更有利于我们对文化的研究和继承。
三、文学作品对我国民间音乐发展的作用
（一）文学作品对于民间音乐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民间音乐作品，也不断从理性的层面去总结民间音乐实践的经验和发展规律，探索民间音乐在审美、功能、技法方面的民族特点，由此创作出了大量迸发思想火花的理论篇章。关于这些理论著述，多出自古代的“士”，亦即文人阶层。中国文人的文化修养高深，知识面也很广阔，他们往往喜欢对事物做理性思考，从本质的、原理的层面去把握对象。他们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我们更宏观简明地把握中国音乐的民族神韵、更理性地体认和指导音乐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指南。这些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音乐的创作之说，有许多关于经典作曲的评论之说，他们的观点对于现在我国民间音乐的创作、发展亦有深刻的指导与实践意义
（二）文学作品为民间音乐的传承提供了“载体”。如上所述，许多民间音乐都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流传了下来，民间音乐是当时社会人民心声的体现。如果没有文学作品的形式，那些经典的民间音乐，如《乐府诗歌》、《诗经》等歌唱形式的音乐作品无法流传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民间歌曲是抽象化的，而文学作品的功能就是为这一抽象化的东西提供一个载体，使其能够长期的具体存在。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使民间音乐能够长时间地传承下来，为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四、结束语
文学作品是民间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民间音乐又能够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其功能作用。在我国现阶段的文化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讲述的关于民间音乐的精华思想，继承民间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应将经典的民间音乐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记载下来，进行大量的文学作品创作，推动民间文化的发展，将文学与音乐合理巧妙地结合起来，弘扬发展我国艺术文化。
参考文献
[1]罗泽真.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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