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的建议。
之后，一直都有关于农田土壤和收获量空间变异性研究的报导。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在农田中实施土壤肥力、植保和作物生产定位管理（SiteSpecificCropManagement）的技术研究受到广泛的重视。世界著名厂商先后向市场提供了装有空间定位和产量传感器的现代谷物联合收获机，已可以在收获过程中自动采集以12-15m2为单元的小区产量与对应地理坐标位置的数据，并进一步通过模糊聚类分析软件自动生成农田内作物产量分布图。多年的试验实践表明，田区内小区平均产量的最大差异可以超过100％。由于作物生产还受到气候变异的影响，经连续多年对同一田区积累的数据表明，同一小区年际间的产量差异性也可能是十分明显的。田区内产量上述明显的时空分布差异性，显示了农田资源利用存在的巨大潜力。现代农学技术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定量获取这些影响作物生长因素及最终收成的空间差异性信息，实施基于知识和现代科技的分布式调控，达到田区内资源潜力的均衡利用和获取尽可能高的经济产量成为可能。图1是精细农作技术思想的示意图。其实施过程可描述为：带定位系统和产量传感器的联合收获机每秒自动采集田间定位及对应小区平均产量数据通过计算机处理，生成作物产量分布图根据田间地形、地貌、土壤肥力、墒情等参数的空间数据分布图，作物生长发育模拟模型，投入、产出模拟模型，作物管理专家知识库等建立作物管理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并在决策者的参与下生成作物管理处方图根据处方图采用不同方法与手段或相应的处方农业机械按小区实施目标投入和精细农作管理。由图1可以看出，这一技术思想是通过多次循环的实践，来不断改善农田资源环境，积累知识，逐步达到作物生产管理精细化的过程。由于大田作物生产受到众多时空变化因素的影响，利用生产潜力的处方措施，还需要兼顾生产力、经济性、环境后果的优化目标，因此，其技术思想并不是单纯追求技术措施的“准确”。事实上，目前应用于获取小区产量数据的空间尺度为12-15m2,获取农田土壤信息的尺度大多还只可能精细到60m左右。在实际操作上，对获取的空间信息还需要通过模糊聚类处理，生成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处方图来指导处方农作，因而还谈不到“精准”的操作。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农田土壤、作物苗情、病虫草害信息实时快速采集技术的突破，农业处方操作也将愈益精细化。上述精细农作技术体系在许多发达国家的试验和应用表明，可以显著提高耕地的生产潜力，节约良种、化肥农药和能源投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受到农户的欢迎。
“精细农作”是基于田间小区作物生长条件的空间差异性，为实现优化作物生产系统的目标而提出的。但工程支持技术的开发研究，对实现这一技术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农田信息采集与处方农作的空间定位，需依靠全球卫星差分定位系统（DGPS）；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和数据处理，需要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未来大量地理空间数据的更新，需要遥感技术(RS)的支持；作物产量计量与小区产量图的生成需要能按秒记录收获机累计产量和对应地理坐标位置的智能型收获机械，以及计算机数据处理和产量图自动生成软件技术；田区空间变量信息的快速实时采集，需要研究基于新原理的传感技术与信号处理技术；按小区实施自动处方农作、调控目标投入需要变量处方农业机械；制定科学的农作处方需要农学知识和计算机作物管理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的支持；作为一个能协调运作的智能化系统需要有高效的信息集成以及有关信息传输、标准化技术的研究等等。
迄今“精细农业”在发达国家也不过五、六年的应用试验历史，部分支持技术手段还不十分成熟，有待不断研究完善，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精细农业”应用实践可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围绕提高生产、节本增效、保护环境的目标，采用不同的技术组装方式，逐步提高作物生产管理的科学化与精细化水平。其中，获取农田小区产量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信息是实践“精细农作”的基础。有了小区产量分布图，农户既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分析小区产量差异的原因，选择经济适用的对策，在现实可行条件下采取适当措施实施调控；也可以根据技术经济发展的条件，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或智能化变量处方农业机械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调控。
“精细农业”研究的革命性的意义是提出了一种经营现代农业的新技术思想并付诸于实践，发展前景已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共识。1998.1美国副总统戈尔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以1米分辩率的“数字地球”的概念，在地理信息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为认识世界科技进步对未来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提出了全新的观念。“精细农业”的实践将在下一世纪开发“数字地球”的实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全面实践这一新技术体系的路程还很遥远。但启动这一新技术的示范与实践研究，将有利与推动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知识化与信息化进程，改变传统技术思想，追踪科技进步，有利于推动基于信息和知识的农用先进支持技术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在“精细农业”技术体系的实践中，也将可开发出一系列适用新技术产品。
【关键词】农业科技论文写作；Office办公软件；本科教学
《农业科技论文写作》作为一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课程，在农业领域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已成为高等农业院校本科生的选修课。课程主要通过对数据分析、图表制作、文字描述的学习和训练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写作能力。针对本科生的调查发现，学生普遍认为，通过理论学习《农业科技论文写作》难以提高写作水平。传统的理论教学方式，使得课堂枯燥无味，加之本科生在校期间的写作机会较少，理论课与最终毕业论文写作时间安排不合理，使得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均不高，造成学生对课程的掌握情况不理想。针对这种情况，通过改进本科生《农业科技论文写作》的上课方式来提高学生对农业科技论文的写作能力显得很有必要。
近年来，多种办公软件的出现为《农业科技论文写作》传统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契机，大量作图、分析、文本软件的出现使数据的分析工作变得相对简单，论文的呈现及写作更加方便，同时也给教学带来了勃勃生机。实践证明，这一教学模式能够更加具体地将科技写作中图表制作和文字描述的过程呈现出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及实际写作能力，并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为《农业科技论文写作》课程的改革与实践提供参考。
一、《农业科技论文写作》教学形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效率较低
传统的教学方式效果差，课堂讲授不够生动，学生缺乏兴趣；虽然现在大都采用多媒体教学，但仍是以传统教学为主，教师是主讲者，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这样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农业科技论文写作》理论性强、结构固定，而图表的样式却各不相同，描述方式也各不相同，整个课程侧重于实践训练。因此，纯理论的讲述，学生很难全面理解，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写作实践与理论课结合不够紧密
首先是本科生在校期间的写作机会较少，且本身的实践经验和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并不丰富；其次是毕业论文写作时间与课程结合不紧密，往往在毕业论文写作前的两到三个学期已经完成这门课程理论学习，不能及时巩固所学知识，最终使得课程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三）理论教学与写作训练缺乏紧密联系
目前关于学生对《农业科技论文写作》课程的学习效果，主要取决于对农业科技的写作训练，单纯进行理论学习，很难使学生掌握真正的写作技巧，写作方法和技巧的练成更多地依赖于写作训练。因此，通过课堂的实际写作训练对提高学生的写作技巧显得非常重要。
二、结合Office软件及写作训练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写作能力
（一）运用Office软件在多媒体课堂进行辅助教学
由于科技论文固定的结构和抽象的写作方法，在规定的学时内很难完成培养目标所需的教学任务。往往在堂课上，一开始需要先介绍论文各部分的结构和内容，这部分耗时的讲解会使学生感觉索然无味，使得接下来精心安排的写作方式和技巧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导致老师感觉非常疲惫，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不理想，教学任务和目的难以完成。针对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简单讲授写作的理论知识和论文的基本框架，在学生掌握了论文结构的基础上，再利用Office工具中不同软件来现场演示图表制作、文字描述的过程，这样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到图表制作的过程和要求，以及文字描述图表的方法和技巧，然后重点进行逻辑框架的讲解，从而实现教学内容与写作训练的有机融合，改单纯的理论课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课程。这样既能节省时间，又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大多数学生对Office软件界面都比较熟悉，且Office中的软件具有较多的数据分析和绘制图表的功能。因此在理论课结束以后，要求学生独自运用Office硗瓿煽魏笞饕担经使用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科技论文写作》的授课效果。
（二）Office软件在写作训练中的应用
《农业科技论文写作》课程的理论教学中涉及大量的数据分析、图表制作和语言描述等内容。为更好更深入地让学生理解这些内容，有必要将理论课程与课堂写作训练相互结合。然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图表制作以及烦琐的细节使得学生在平时理论课学习中很难真正理解。在课堂上通过运用Office软件进行现场演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例如，Excel软件可以使学生掌握图表制作和数据分析的细节，而Word软件可以更好地呈现出文字描述的过程，以及论文的框架构成及整体逻辑。所以，在写作训练过程中充分运用Office软件的功能，可以更加醒目地教授论文写作的过程，提高学生对写作细节的认识。实践证明，将《农业科技论文写作》理论教学与Office软件在课堂上实践操作有效结合起来，可显著提高本科生制作图表分析数据、文字描述的能力。
（三）扩展视野，提高学生独立写作的能力
《农业科技论文写作》是农业类本科生必学的一门课程，因此，写作训练过程中不能局限于课堂所学的东西，应扩展学生的阅读范围，学习科技前沿知识，扩宽学生的视野。以往在学生进行写作训练的时候，多半数据和图表来自课堂上的示例和老师布置的作业。这些练习内容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实际上在真正面对科研数据的时候，从实验设计、资料搜集、数据整理分析到最终的结果、结论的描述，往往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例如，数据的理解不够透彻、结果和结论的区别等。因此，可以在学生掌握好课堂写作内容后，加大课后的阅读量，抓住前沿知识，最终让学生根据真实的实验结果，利用Office软件自己整理数据、分析数据，做出图表，运用Word进行具体的文字描述，最终完成论文的撰写。
三、结语
将Office软件及课堂写作训练与《农业科技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实践有效结合后，能够提高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和学生理论学习的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如何利用Office软件来完成论文的写作。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应在继续加强Office软件及课堂写作训练与《农业科技论文写作》课程教学紧密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将更多的软件也引入农业科技写作教学实践中，以期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逻辑思维和写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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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淑华，赵文若.Microsoft Excel
对农业科技创新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深入剖析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对农业创新体系进行系统分析,才能地揭示农业创新过程中的规律,针对农业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便使农业科技在农业国际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支撑作用。目前,我国很多学者对农业科技创新内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高布权[4]认为农业科技创新表述为将农业科技发明应用到农业经济活动中所引起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吴林海[5]认为农业科技创新实质就是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创造及向现实农业生产力的转化;王丰等[6]从农业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工艺等方面创新来解析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刘春香等[7]则从技术研发、品种改良、资源配置、市场设备、综合效益等角度认识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刻画了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本质基本上趋于一致,也就是对农业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以达到农业效用的最大化。有关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研究,刘爱群等[8]从研究和成果转化、推广角度来认识,朱玉春等[9]则强调农村公共服务功能,段莉[10]则认为是网络关系系统。以上学者对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认识有独到见解,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吴敬学研究员则认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涉及多部门、跨学科、跨地区的系统工程,以中央政府统筹为主,主攻方向明确、核心支撑突出、布局结构合理、区域分工明确、资源优势互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管理科学、运行高效、研究开发一体的国家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这种见解更为全面和深刻,说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复杂和系统工程,应举全国之力做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农业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经济中的活动,更是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事。
2SWOT分析
SWOT分析框架是1979年由Steiner提出的一种战略管理分析框架,这种框架是对被分析主体处于内、外部环境下的竞争力态势分析[11]。SWOT分析是一种较客观的态势分析方法,通过调查的形式挖掘与研究对象发展相关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与挑战(Threats),从而根据找出有利因素以及不利且需要回避的因素,发现问题,调整发展思路,制定发展策略[12]。运用SWOT分析框架对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进行分析,就是要对农业产业本身的优势、劣势有比较客观清晰的认识,做到知彼知已、趋利避害,进而把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和外部发展机遇,时刻警惕并化解外部威胁,以便及早发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目前,大多数学者对农业创新问题的研究都是偏重于对存在的不足提出对策,没有对农业科技创新存在优势、机遇及挑战进行深入剖析。因此,运用SWOT分析方法,把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的机遇,充分发挥优势,克服不足,化解威胁,做到扬长避短,从而提出合理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对策。
2.1优势
2.1.1经济优势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科技创新又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其中,农业增加值40497亿元,增长4.3%;耕地面积12172万hm2,林地面积30590万hm2,水资源总量30906.4亿m3,森林覆盖率20.36%,内陆水域面积1747万hm2,草地面积39283万hm2,海水可养殖面积260万hm2;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0987万hm2,粮食产量达54641万t,棉花产量达596.1万t,油料产量达3230.1万t。木材总产量8089.6万m3,饲养牲畜12238.5万头,水产品总产量5373.0万t,农用机械总动力达92780.5万kW,农村用电量6632.3亿kWh,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5924万kW。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2.1.2科研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农业科研人员及农业科研机构是主要因素。据统计,我国现有农业科研机构1144个,农业科研机构从业人员约9.6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3.7万人,科研管理1万人,基层农技推广人员近70万,在农业主管部门注册的种业公司8700家[13]。其中,专门从事农业研究的大学有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高等农业院校,研究所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龙头的农业信息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蔬菜花卉研究所、畜牧兽医研究所、棉花研究所、草地研究所、生物技术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及省市地方农业科学研究院所等,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培养人才和创新提供了支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农业昆虫学家邱式邦院士、畜牧学专家张子仪院士、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庄巧生院士、核农学家徐冠仁院士、土壤肥料植物营养学家刘更另院士、植物生理学家施教耐院士、农业工程学家陈秉聪院士、土壤与环境微生物学家陈文新院士、农业工程与农业机械化专家曾德超院士、昆虫生理学家钦俊德院士等农业科技创新领军人物,以及大批在各自农业科研及农业推广应用行业的广大科技人员,他们是科学理论的探索者,是新生产力的推进者,是农业科学知识的拥有者,是农业实用技术的传播者,对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4],正是他们在农业科技创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掀起了我国农业科研创新的新篇章。
2.2劣势
2.2.1理论研究相对薄弱自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瑟夫?阿罗斯?熊彼特(SchumpeterA.J)最早提出“技术创新”的概念以来,缪尔塞(MueserR)、格温(GerwinD)、库姆斯(CoombsR)、施穆克勒(SchmooklerJ)、莫厄里(MoweryD)等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科技创新进行广泛的理论研究,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介绍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到论述技术创新理论与方法等。在农业科技创新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则相对较晚。1993年《上海改革》刊登了“让农业健步进入市场———各地加快农业走向市场的做法”,这是较早对我国农业走向市场的报道;中国农业大学推广与创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高启杰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就进行农业科技创新理论与实验探索研究,从介绍澳大利亚[15]、德国农业技术[16]创新及推广到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优化[17]等,为农业科技创新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新世纪以来,周波(2004)、纪绍勤(2005)邢广智等(2006)、李圣军等(2007)、李哲敏等(2008)、张正卓(2009)、陈燕娟等(2010)、吕姗等(2011)、张世煌(2011)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创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但总体来说,我国对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及其模式相对成果较少,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而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特别是缺少量化分析研究。理论研究是基础,只有踏踏实实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再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国情,才能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2.2.2农业基层从业人员素质相对不高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从事科学理论探索创新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也需要农业基层从业人员,即从事基层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科技工作者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劳动力。在我国广大农村,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调节,特别是城市化建设、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大部分年富力强的年青人在城市、城镇打工创业。多年来由于劳务输出力度加大、不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留守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活动的往往是老人和妇女,只有农忙时年轻人才回家帮一下农活。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2012年乡村人口达67113万人,而全国文盲人数达5466万人,文盲人群基本在广大乡村。广大农村人口中,除了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外,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科学文化知识的匮乏,使农业科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无从谈起,这势必影响到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基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大部分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验,但理论知识不够扎实,对新技术、新设备应用能力还有待提高。
2.3机遇
2.3.1政策机遇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中央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十分重视,2007年、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把农业科技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凸显了农业科技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特别强调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加强农业科研中心创新能力建设,支持农业科技项目,安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和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引进资金,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提高重要支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要努力明确农业科技创新方向,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突出农业科技创新重点。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财政对农业科技的进一步保障,大幅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2.3.2战略机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七篇第二十七章明确提出了坚持自主创新的方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国家创新能力建设重点有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等。《农业行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则强调农业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如分子生物学、生物组学技术、干细胞技术、转基因技术、数字农业技术等为农业科技创新孕育新的战略机遇,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业科技的财政保障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进步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凸显了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地位。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期间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因此，对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进行评价有助于客观地分析全省各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利于各级政府制定出正确的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发展。因此构建一套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更加客观、科学地展开评价工作。
1农业科技创新概念和体系分析
1.1 农业科技创新概念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通过应用新知识、新科学、新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工艺、生产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整个过程；是包括农业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在内的动态过程[1]。
1.2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农业科技创新本身处于多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关系之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的主体包括：即农业科学技术的生产者、使用者和传播者。具体构成如下：
政府处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开端[2]。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民生，因此，农业科技创新必须由政府主导。政府投入相关资金、人力等资源，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展开，营造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有利环境。发表论文。
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等院校是农业科技的创新主体。他们在推出科技成果的同时，又能反馈给政府相关的农业科技创新信息。他们与农业科技中介、涉农企业等相互合作，提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同时，也为社会培养农业类人才。
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在各类创新主体之间扮演沟通的角色。他们沟通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等院校和涉农企业间的技术流动，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内各主体之间相互合作[3]。
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处于农业科技成果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福建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设立在县乡两级，为农民提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机械等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服务的组织[4]，在一定意义上,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涉农企业是农业现代化生产的基本单元。在市场经济中，涉农企业能更好的对生产要素进行组织或整合。他们可以实现良种、技术、加工、销售、管理、信息等全程服务的组合。
农户位于整个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末端。农民使用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工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收入。同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经济实力的农户也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之一，他们可以参与到项目研究的实践中。
相关机构在整个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发表论文。相关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等的大力支持，对于农业技术创新的顺利实施与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意义。
综上，农业科技创新就是在政府宏观调控农业科技、科研机构供给农业科技、企业推广农业科技、农户应用农业科技中实现的[5]。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成员各司其责，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推动着农业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2 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借鉴国内相关文献资料，根据上述系统各主体之间的持续性，将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如下。
2.1.1农业科技创新投入A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在农业科技创新环节中占据首要地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和基本保证，这里将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资金投入A1
A11：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比重=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总额/全省财政支出总额。
A12：农业R&D支出占全省GDP的比重=农业R&D支出/全省GDP总额。
（2）人员投入A2
A21：农业R&D人员占全省R&D人员比重=农业R&D人员人数/全省R&D人员人数。
A22：农业技术人员占全省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农业技术人员人数/全省专业技术人员人数。
（3）支撑力量投入A3
A31：全省农业科研院所比例=全省农业科研院所个数/全省科研院所总数。
A32：全省全国重点院校农业类比重=全省农业类全国重点院校个数/全省全国重点院校个数。
A33：全省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数=农技站个数+畜牧兽医站个数+农机站和经管站个数。
A34：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占全省技术人员比重=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全省技术人员。
A35：科技中介机构数，包括技术信息服务中心、风险投资服务机构、贷款担保机构等各类科技中介机构。
A36：农村科普示范点，截至到日前的农村科普示范点个数。
2.2.2农业科技创新产出B
（1）农业科技创新的技术产出(B1)
B11：平均R&D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农林牧渔类）=发明专利授权数/该地区R&D人员
B12：平均R&D人员发表农业科技论文数=发表农业科技论文数/该地区R&D人员
(2)三大效益产出（B2）
B21：已应用成果占成果登记比例=已应用成果数/成果登记总数。发表论文。
B22：成果、技术开发收入占总经费比例=成果、技术开发所得收入/技术创新投入总经费。
B23：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当年农业增加值-上一年农业增加值）/上一年农业增加值。
B24：优新品种覆盖率（占总面积）=全省优新品种种植面积/全省农业土地总面积
B25: 绿色食品增加率=（本年度绿色食品数—上一年度绿色食品数）/上一年度绿色食品数。
B2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本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B27：受灾面积减少率=（本年度受灾面积数—上一年度受灾面积数）/上一年度受灾面积数。
以上建立的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融合了上文描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在实证分析中，只需要通过福建统计年鉴和相关数据报告的说明获取数据，运用适当的评价方法，即能对福建省的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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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安全工程;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课程群
1特色方向课程群结构
湖南农业大学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课程群的设置是基于安全工程本科专业培养计划，在保证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前提下，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开设体现学科优势和行业背景的特色课程群。该课程群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从书本到科学前沿，比较完整地提供了一条特有的深入学习和掌握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技能的平台［4－6］。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课程群依次由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实习课程和业余科研四部分组成。其中，理论课程包含专业必修课“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和专业选修课“农业安全生产与管理”，作为农业大国，在掌握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的同时，学生获得我国农业安全生产现状及生产管理手段的知识信息是十分必要的，而“农产品安全生产与管理”正是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为学生开设的一门辅助课程;实验课程为专业必修课“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综合实验”;实习课程由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综合实验、生产实习、毕业综合实习组成;业余科研包含学生独立自主申请科创实验项目和学生依托教师科研项目两大部分。
2实践技术
从由浅入深、理论到实践的技术角度分析，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课程群以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理论为基础设置不同深度的实践课程，针对不同层次，采用不同的实验技术方法教学。实践课程分为实验课程、实习课程和业余科研3个层次。1)实验课程为60学时的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综合实验，第5学期开课，实验内容分成基本实验操作训练、农产品仪器分析检测技术、微生物检测基础技术3个单元，设置了滴定法操作、样品前处理、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气相/液相色谱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凯氏定氮法、微生物菌落测定在内的13个实验内容［7］，训练学生针对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8－9］。2)实习课程是1周的教学实习、3周的生产实习和12周的毕业实习，依次为第5、7、8学期开课。教学实习围绕农业与农产品安全检测的相关教学内容，实地参观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输送基地、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等机构，让学生熟悉生产实践流程。生产实习是安排学生到相关部门的工作岗位实习3周，进一步学习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实践技能。毕业实习则是要求学生进入到实习机构，在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围绕选题和开展12周的实验，通过实践完成毕业论文。3)业余科研分为自主性创新性实验项目和依托性教师科研项目。与其他实践课程不同，业余科研主要以希望进一步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学生为对象，不单独设置课程时间，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选择指导老师和课题方向。自主性创新实验项目要求学生从课题选择、项目申请书撰写、申报立项、中期答辩、项目结题全程独立完成，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的科研思维和科研能力。依托性教师科研项目，则是学生与指导老师双向选择，择优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中，并承担一定量的科研任务。通过3个层次的锻炼，学生从常规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基础和经典检测技术实验，到生产实践单位参观、实习，再到独立自主或参与性的完成相关项目，在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方面的知识、技能、见解和实践等方面都能得到极大的提升，有利于学生在毕业后更好、更快地融入工作和后期科研深造中。
3教学手段
为了实现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课程群的教学效果，建设“理论课—实验课—企事业单位参观、考察—科研项目”的完整过程和有深度的课程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会针对不同过程采取不同的教学手段［10－12］。理论课以教师主讲和学生单元讨论的形式教学，闭卷考核。实验课内容丰富，以计量认证标准教学，针对农产品样品前处理、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真菌毒素、固有有害成分等方面开设对应的检测方法、手段和技术，以12个小组实验+1个独立考核实验的形式教学，小组实验要求将学生分成2人一组的固定小组，协作完成前12个内容的实验，独立实验要求学生在规定的课程时间内单独完成1个实验，在此过程中考核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实验课总成绩由小组实验占60%和独立实验占40%组成。企事业单位参观、考察，是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之后，进入农产品生产基地、运输基地、省/市级地方农产品检测部门机构进行短期的实地作业参观和考察的教学手段，将理论课堂融入社会生产中，赋予学生对于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更深层次的理解。这种教学模式以现场答疑和撰写实习报告的形式进行考查。科研项目包含学生自主立项和参与教师团队项目，分别由立项部门和指导教师单独对参与学生进行开题、中期汇报、结题等形式的考核及反馈。
4农产品安全动态
为加深学生理解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在保障农产品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使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农产品安全生产过程及发展动态，在特色课程群的应用过程中，针对理论和实践课程教学的进度安排，专业课程任课老师以及业余科研指导老师会从植物源性农产品和动物源性农产品两大范畴中选定追踪目标，从社会热点、新闻动态、前沿科技等方面，查阅文献资料，以两种形式检验学生对动态的掌握情况。其一，课堂中以小组为单位做PPT演讲报告;其二，个人或团队分主题撰写农产品安全动态报告论文。通过这些形式辅助学生获得农产品安全动态信息，分享和追踪前沿信息。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农业科学技术；培训需求意愿；合作社；有序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6.2；G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72-0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论述，是新时期“三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维护农民平等权益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巨大推动作用。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途径。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是由主导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起来的[1]。“十二五”期间国家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鼓励和支持优势产区集中发展大宗农产品，并通过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使农业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与农业产业化水平相适应。陕西秦岭是世界猕猴桃的原产地和最适宜栽植区之一，具有发展猕猴桃产业的独特资源优势。陕西省的猕猴桃种植已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不仅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随着国际国内市场需求量的大幅增加和猕猴桃价格的日益上涨，其种植面积连年增长。2011 年陕西猕猴桃种植面积90.9万亩，产量62.9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5%和60%，猕猴桃产区果农人均猕猴桃纯收入高达7 000 元。2012年，猕猴桃面积超过100万亩，总产达80万吨，分别占到全国的55%和70%，两项指标均占全球的1/3以上。猕猴桃产业已经成为秦岭北麓眉县、周至等县域发展的主导产业[2]。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基础上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通过农民科技培训，推广与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支撑力量。为了使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开展的农业科技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弄清楚农民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一）文献回顾
农业产业化是指随着科技进步以及农业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与有关利益各方为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自愿采用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联合从而实现一体化经营的过程[3]。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必然结果，而农民科技培训是实现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生产连接的纽带。
国外关于农民培训的研究大都是与科学技术、农业经济、教育与社会发展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相结合。David J.Spielman[4]从区域农业发展体系的视角认为农民培训不仅仅可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而且在传递和接受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组织文化和行为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Achim Spiller，Julian Voss[5]对德国农民的培训需求进行评价，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农民对于教育培训的花费、机会成本、对供给的评价等因素影响农民培训的市场需求。国内自1999 年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后，对农民培训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其中针对农民科技培训意愿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农户的培训需求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收入水平等，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选择、政府偏好以及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多因素的影响[6，7]。刘芳[8]运用PASW Modeler数据挖掘，从农民的需求情况、参与情况、认知情况等方面得出农民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启云[9]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基于农户视角以辽宁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行为习惯等影响农民农业科技培训的意愿。此外，杨锦绣等[10]从政府和农民两个层面剖析农民培训的供需均衡，建议政府依据经济规律配置培训要素。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关于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的个体特征；二是农民的家庭特征；三是农户行为选择因素。而从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研究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文献却鲜见，忽略了现今的农业科技培训是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影响农业科技培训的途径展开理论分析，采用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农业科技培训的调查数据，构建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究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下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以期对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稍有弥补，并为农民培训在我国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理论框架
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业科技培训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在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存在着明显缺陷的实践基础上，“合作社（公司）+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模式[1113]。可见，农民合作社有联结农户和市场的纽带作用，是产业化发展的中介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过程就是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过程[14]。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示，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而以产业化需求为导向的合作社的发展为农业科技培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平台[15]。二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以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效推广、应用以及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为支撑的。相对于工业技术，农业科技的见效周期长。无论是优良品种的选育、新栽培技术的推广还是新的肥料、农药、生长激素的使用都需要较长的周期[16]；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农业科技的外部性特征也使其具有了公共产品属性[17]。因此，政府公共部门的参与、介入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制度安排[18]。农业产业化集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方式要求农民须集生产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于一身，成为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产业化高素质劳动力。在改造传统农业的同时改变农民旧的理念，使其能够主动接受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和应用。
依据Schultz和Popkin“理性小农”假设（舒尔茨-波普金命题）：小农或农户是有理性动机的行为个体，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理性经济人”[19]。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廉价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和创造外部条件。一旦合理成本下的投入能够确保在现有价格水平上获得利润，农户便会积极选择符合成本约束下各类现代技术要素的投入[20]。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1.合作社在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实现资金、技术、信息等互助合作的过程，使农户逐渐体会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造。合作社社员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够主动求助合作社的农户，会表现出更主动的科技培训意愿。
2.农户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需求程度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农户采用农业新设备、新品种、新技术的态度越积极，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越高。
3.政府对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的公共政策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国家的惠农政策比如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科技入户工程、良种直补等能够有力地推动农民参与农业科技培训的积极性。公共政策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意愿越强。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7月和8月对陕西省眉县和周至县四个村的实地调查。其中，周至县是我国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惟一的猕猴桃标准化管理示范县，被称为“猕猴桃之乡”。眉县不仅产业规模大、种植户多，而且是最早与农业高等院校合作开展猕猴桃科学研究和相关农业科技培训的县域。2005年眉县人民政府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开展“猕猴桃科技入户工程”，此项培训充分利用当地产业资源，依托大学科研优势，整合各类教育资源集多方之合力。2012年全省猕猴桃种植面积约100万亩，其中眉县和周至县达64万亩，占到了60%以上。因此本文选择上述两县为调研地点，在全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取入户问卷调查的形式，抽样方法是多级整群抽样。首先，在眉县和周至县各选取2个乡（镇）；然后每个乡（镇）抽取2个村。眉县是金渠镇（红星村和第二坡）和首善镇（第五村和红东村），周至县是哑柏镇（庄头村和吕家堡）和竹峪乡（凤凰岭和丹阳村），经实地走访，以上8个村都以猕猴桃种植为主导产业；最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村选取125户农户开展调查。此次调查共1 000户农户填写了调查问卷，获得有效问卷948份，有效率为94.8%。
（二）样本基本情况
从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见表1），大多数样本农户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下（占86.9%），其中41岁至50岁区间内的农户所占比例最多。样本农户中男性居多，基本为已婚（占92%）。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占83.9%，大专及以上仅有33人（占3.3%）。样本农户的年人均收入5 000元以上占74.8%，8 000元以上的占到了52.2%。以上特征符合本研究的需要，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
（二）变量选取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将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的因素分为农民合作社、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态度、政府农业政策三类。考虑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变量的名称、含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在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各影响因素和变量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TATA10.0软件进行有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通过模型（1）-模型（4）可以得出：控制变量中年龄、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的稳定因子；本文所重点研究的三类解释变量的分析结论如下：
1.合作社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是否参加了合作社与其培训意愿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原因可能是此次调查中仅有14.8%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大多数农户表示还不了解合作社的具体职能。农户寻求合作社的科技支持与培训意愿在模型（1）、模型（4）中呈5%统计水平上显著性正相关。如表4所示，社员中能够主动去寻求合作社农业科技支持的农户，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明显高于其他。
2.农户对农业科技态度。农户采用新技术、新品种的态度与其培训意愿在10%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农户对新技术、新品种的接受程度影响其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农业科技培训对增产增收的效果与农民培训意愿在统计上呈正相关，且显著性很强。调查结果显示，农户认为科技培训对农业增产增收效果为“基本没作用”、“有点作用”、“有作用”和“十分有作用”的样本农户比例为2.8%、12.1%、60.0%和25.1%，表明农业科技对增加产出和提高收益的作用越明显农户的培训需求越高。
3.政府农业政策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对政府惠农政策的认可度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其培训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对国家惠农政策认可度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样本农户比例是0.3%、0.7%、10.0%、42.5%和46.5%，呈逐级递增的态势。对当地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满意度与农户培训需求意愿在模型（2）中呈5%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重视程度和服务水平影响农户的培训需求意愿；但在模型（4）中显著性水平不强。
五、简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时代背景，通过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948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利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是：合作社在农业生产、组织以及市场销售等产业链各环节所提供的科技信息支持提高了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能够主动采用农业新设备、新技术和新品种的农户，其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越高；农业科技在农业增产增收方面的效果越明显，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越强。农户对惠农政策的认可度正向显著影响农民科技培训的意愿；对当地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满意度在模型（2）中正向显著影响培训需求，在模型（4）中显著性水平不强，其原因尚不明确。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不仅包括以往学者所研究的性别、年龄、身份特征、受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和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数量、种植成本等家庭资本特征；在以产业需求为主导的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合作社、农户对农业科技的态度和政府惠农政策也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显著因素。由此，本文建议如下：通过合作社在农业科技信息传递以及联结农户分散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纽带作用，释放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有效需求；强化合作社在提供农业科技支持和社员培训方面的功能。围绕区域主导产业探索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与示范的方式方法[21]，使农民亲身体会到农业科技和现代生产要素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长期稳定的制度支持是农民科技培训工作的保障机制，将“猕猴桃科技入户工程”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惠农措施相互衔接，形成规范化的惠农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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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科技推广；形势；对策；长远性
近二十年来,现行农业科技推广在农业技术扩散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促进了我国农业的长足发展,然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有的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的很多弊端日益暴露,严重影响农业科技成果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1当今农业科技推广存在的问题
1.1政府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转轨滞后，运行机制与市场要求不相适应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农技推广体系，其运行机制都是按照计划的模式建立起来的，选择什么项目推广，推广范围多大，主要表现为政府行为，不能适应市场化发展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主体，生产经营什么，选择什么技术，理应成为农户自己的权力，而行政式推广方式，剥夺了农户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力，使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推广技术，造成推广效率低下。
1.2推广主体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弱化了农户应用科技的积极性及主动性
由于科技供给系统与应用系统之间缺乏足够的信息交流，农业科研成果与农业生产者实际经济利益脱节问题突出，使农业科技研究、推广和应用主体都缺乏积极性。其表现：一是农业科研教育推广部门联系松散，政出多门，形不成强大的合力，科研单位长期处在传统的科研管理模式中，立题、科研、试验、鉴定、申报成果，这种管理模式，与推广部门没有直接联系，使一大部分科研项目变成了以获奖为研究目的，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之需要，真正先进实用的科技成果不多，造成大量农业科研成果的无效供给。而对于农业推广部门来说，不了解农业科研进展情况，所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没有列入科研计划的正规途径，由于没有顺畅的技术来源，对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户而言，往往需要的技术得不到，得到的技术又不需要，造成供求矛盾。二是农协组织、企业与农业科研、教育、推广部门的关系问题，目前农协组织及一些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已经成为农业技术推广的生力军，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指导服务，在档次、规模上很难适应农户的需求。
1.3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与农业生产脱节
由于我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运行机制是农业科研机构只管科学研究，很少考虑研究成果如何推广应用、应用后会产生多大的效益等问题。加之政府倡导科学决策及受某种意义上的科学主义甚至泛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学者的建议往往成为决策的依据。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农业科技研究项目均是在专家的参与下制定的，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见解、观点带进决策中，研究的优先领域实际上是由专家而定。专家则偏好“高、精、尖”研究项目，往往忽视实用技术研究项目，导致农业科技研究与农业生产实际相脱节，一方面大量的“高、精、尖”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则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实用技术供给严重不足。同时，大学与研究机构把论文与获奖作为晋升与发展的主要考核指标，从制度安排上诱导科研人员去选择“高、精、尖”研究项目，这也是农业科技研究脱离生产实际的原因之一。各级各类农业学校虽然一直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在实际教学当中却以理论为主，特别是农业高等院校的教师既有教学任务又有科研压力，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深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上课时只能照本宣科，最好也就是介绍一些本领域的研究动态而已，至于如何掌握一些实用技术，多数教师自己心中也没底，而且对动手操作一类的实用技术不屑一顾，这样必然导致农业教育与生产实际相脱节。此外，在现行体制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自主性很小，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科技推广部门推广什么样的新技术不是由这些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来确定的，而是由政府决策，但政府的驱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与偏差，造成所推广的技术与农户生产需要的技术不一致；二是由于现有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特别是基层推广人员还不具备综合的知识与技能，难以自主提供综合的技术服务；三是农业技术推广应当是应用研究的继续和延伸，但是受到人员素质、科研手段方面的限制，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自主研究难以展开。这种状况势必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生产实际相脱节。
1.4以推广“科技”为中心，而不是以对农户的推广教育为中心
由于缺乏诱导和激励机制，推广人员的推广结果，往往与其利益并不挂钩，使推广部门及推广人员在方法上只注重“推”，忽略对农户的推广教育，致使推广人员与农户之间缺乏有效信息沟通，使推广工作陷入被动状态。
2完善农业科技推广的对策建议
2.1优化推广资源
农业科技推广是科技兴农的基础工程,以公益性为主,必须依靠财政投入支持。各级政府每年财政用于农业、科技、村建等方面的投入,要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补助农业科技推广。要通过现有的农业干部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村科技函授学校等,广泛开展不同层次的农业学历教育;要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依托,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推广,大力推广绿色证书制度,帮助每个农村劳动力掌握1~2门现代先进种养技术,全面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接受农业科技教育的程度。
2.2加强农业技术的熟化和规范
确定推广的农业技术除了先进性外，还必须具有成熟性，以保证技术应用后效果的稳定。农业生产受气候和地理条件的严重制约，因此，农业技术不仅一定要适应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也要适应当地的耕作制度。为此，在新技术推广前一定要先进行小范围的实验，结合当地实际条件进行改进，提高其成熟度。为了使广大农民尽快应用新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应该结合当地条件，对所推广的技术和技术体系制定出通俗易懂的操作规程。这应该是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2.3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完善多层次、多元化推广体系
国家应制定相应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农业科技推广的正常运行。目前，适应市场要求的，以政府农技推广部门为主体，农业科研、教育，农协组织，公司或企业共同参与的农技推广体系已经形成，并初具规模，各地要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推广模式，或多种模式，实行政府行为、科技行为与农民行为相结合，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与生产需求相结合。政府部门的推广体系，要转变观念，改变等任务、靠项目、要经费的做法，主动适应市场，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2.4实行分类推广，建立一个分工明确、竞争有序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鉴于农业技术的特殊性，必须进行明确的、系统的、科学的分类，对于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由不同的推广组织进行承担。对于需求弹性比较大的农产品，可由生产者或企业出资进行推广；对于弹性比较小，又涉及国计民生的农产品的生产技术，必须由政府进行承担。
2.5加强各推广体系之间的协作与联系
农业科技推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需要各部门齐心协力，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鉴于目前形成的多元化的推广体系，必须由政府去协调和统筹管理，改变目前的政出多门，联系松散，甚至脱节的现象。可设立推广委员会或联络办公室，由从事科研、教学、推广、农民、企业有关人员代表组成，加强联系，建立正常的双向沟通渠道，形成以各种利益为纽带的联合体。
3致谢
本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业已完成，从课题选择到具体的写作过程，无不凝聚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期间，老师为我提供了种种专业知识上的指导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建议，没有这样的帮助和关怀，我不会这么顺利的完成毕业论文。在此向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临近毕业之际，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在这四年中给予了我帮助和指导的所有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四年来的辛勤栽培。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各位任课老师认真负责，在他们的悉心帮助和支持下，我能够很好的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并在设计中得以体现，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同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还参考了有关的书籍和论文，在这里一并向有关的作者表示谢意。
我还要感谢同组的各位同学，在毕业设计的这段时间里，你们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于你们帮助和支持，在此我表示深深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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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新农村文化建设 服务
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工作，把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几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了加强积极推进、加快新农村文化建设。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具有信息技术人才、信息技术设备和信息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进程中，高校图书馆必须发挥其优势，积极探索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服务的方式和方法，切实为农村信息化建设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应有的努力。
一、当前我国农村基本现状及文化建设的迫切性
1.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形成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从而在根本上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然而，目前我国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据相关调查研究，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农村劳动力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0%，初中文化程度占4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2%；农民的文化、科学素质较低，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因素。
2.农业科技信息转化率低，缺乏新农村建设的技术人才
我国科技信息转化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较低，国外科技信息转化率为80%，而我国不足50%，转化率亟待增强。我国目前通过网络获取农业技术和市场信息的农户比率仅占农户的2%左右，跟不上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高校图书馆作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机构，必须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人才方面优势和现代网络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职能，加大扶持新农村建设的力度。
3.农业专家指导和科技培训效率低，缺乏新农村建设的经营型人才
由于信息获取不对称，信息资源稀缺，许多致富心切的农民因为缺乏相关技术和市场经验造成经济损失。目前，农业科技培训的效果也不容乐观，经过机构改革，部分纳入财政支持的乡镇农技推广站、农业科技服务站已经名存实亡，难以满足农民对科技培训和信息服务方面的需求。
二、高校图书馆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优势
1.高校图书馆具有文献信息资源优势
图书馆是一个收藏、整理、利用文献信息资源的专门机构，高校图书馆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具有较大规模的馆藏文献信息资源。文献资源内容丰富，藏书学科门类齐全，质量高，专业性强。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的进展，高校图书馆购置了非常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因此，高校图书馆拥有得天独厚的文献信息资源优势，能够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专业信息服务。
2.高校图书馆具有人力资源优势
高校图书馆服务于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优势――人数众多的大学生包括农林、水产、畜牧等农业类专业学生。他们作为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熟悉农业专业技术，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有深入农村锻炼成才的勇气和毅力；他们精力充沛、思维敏捷，有利于服务的持久开展。大学生可以以农村志愿者或勤工俭学方式参与高校图书馆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服务中，服务成本相对较低，同时能保证服务活动收支平衡，还能根据经营管理情况得到相应的收益。
高校图书馆与县、乡等社会图书馆相比具有更丰富的文献信息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服务，还可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根据需求适当增加文献资源种类与数量丰富高校图书馆馆藏。
三、高校图书馆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服务的思路
1.积极参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提高农民群众文化信息素质的创新工程。高校图书馆应通过共建、共享、合作、开放等方式，参与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人才和信息资源优势，通过这个工程向农民朋友提供优质的文化信息资源服务，也是提升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途径，让农民朋友方便快捷地享受到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饕餮大餐。
2.发挥专业优势，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高校图书馆可以充分发挥本校的学科专业优势和科技优势，积极投入到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去，结合本校的专业特色，为发展地方农牧业、生态旅游等做出积极贡献，定期与县、乡农业部门合作开办诸如蚕桑养殖、果树栽培、生猪饲养等农业技术培训班，培养更多懂技术的新型农民；高校图书馆可以依靠学科专业优势，辅助教学、科研人员申请农业科技重点科研项目，为农业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设立新农村文化建设联络员，开展农业信息数字参考咨询。
高校图书馆通过选聘农业学科专业馆员担任新农村文化建设联络员，负责相关的农业参考咨询，组织和协调农业科技培训和信息服务工作。学科馆员将农民急需的科技信息需求反馈给相关部门，组织农业专家成立智囊团，编印适合本地农业特点的农业科技资料，免费发送到农民手中。还可以通过网络开展数字参考咨询服务，利用E-mail、电子公告板、网络聊天室、农业专业技术QQ群等方式开展科技兴农服务。广大农民可通过网络直接阐述自己的需求，与科技信息服务人员进行交流，高校图书馆可聘请农业专家、学者担任咨询员，开展信息咨询与服务工作。
4.开发农业特色数据库，共建信息共享平台
高校图书馆可以发挥馆藏资源优势，编制针对农村的馆藏目录索引，将本馆的农业图书、期刊、资料汇编、文摘、技术资料通过与县、乡等地方图书馆互联，实现农业信息资源共享。高校图书馆还可以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为农村开发一批具有实用性、时效性强的农业特色数据库。既要图文并茂、形象逼真，又要方便农民读者学习和操作。网络信息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信息来源，高校图书馆可与当地政府共建布局结构合理的资源共享网络平台，拓宽农民获取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使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实现互惠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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