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流下的全球贸易
为了衡量数字全球化的经济影响，我们利用全球97个国家的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的流入和流出数据，构建了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发现，十多年来上述流动共拉动了全球约10%的GDP增长，仅2014年总价值便高达7.8万亿美元。其中数据流直接创造的价值为2.2万亿美元（占总值的近1/3），高于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数据流还通过间接促进其他类型的跨境交流，为全球经济创造了2.8万亿美元。因此，综合考虑其直接和间接作用，数据流对GDP的贡献已超过全球商品贸易。在短短的15年间，跨境数据流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增长至此，实在令人惊叹。这十年来，宽带使用量暴增45倍，支撑起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预计在未来五年还将增长9倍。
数据流不仅创造价值，还改变了传统商业。全球一半的服务贸易已经数字化，该比重还在不断增长。12%的全球商品贸易也是通过国际电子商务实现的。此外，Airbnb、TripAdvisor等网站还为人们提供便于出行的信息，说明数字化可促进人员流动。
另一方面，商品贸易的增长却渐趋平缓。主要原因为需求疲软和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此外金融危机也有影响，自危机后制成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都陷入停滞。同时，众多公司正在重新评估长供应链带来的管理风险和复杂性，更加注重产品投入市场的速度和其他业务成本，对劳动力成本的关注相应减少，因此会在消费量大的国家增加生产。未来，3D打印技术将进一步颠覆国际贸易。
开放平台、虚拟商品和“数字化包装”
大企业纷纷搭建平台管理供应商、联系客户、方便内部交流和信息共享。一些为内部专用，但规模最大、最出名的仍是开放平台：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和数字化媒体平台不断扩展，联系着亿万名全球用户。
这些开放平台蕴含着可观的客户基础，使企业直接与客户互动，同时打造透明高效的全球市场：消费者只需轻点鼠标，便可获取产品、服务、价格和全球各地供应商的详细信息。减少了中间环节和中介，大幅提高了市场效率。
此外，得益于数字化平台，主营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无需实体网点，也能进军新的全球市场。数以百万中小型企业得到新的出口渠道。例如，eBay调查了18个国家后发现，88%～100%不等的中小企业依靠 eBay平台出口，而在传统企业中该比例不足25%。
电子书、应用程序、网络游戏及音乐下载等虚拟产品和流媒体、软件及云计算等虚拟服务的贸易也逐年扩大。3D打印技术的成本降低将带来贸易新领域――也许日后，企业只需发送电子文件，商品便可在当地打印生产。实际上，现在不少企业已经在边远地区3D打印零部件和替换件。
许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包装”产品和服务，从而提升价值。以物流公司为例，可以利用传感器、数据和软件追踪运输过程。某项研究发现，射频识别技术（RFID）可节省高达七成的库存成本，大幅改善效率。在德国的案例研究（样本包括宝马和惠普）显示，该技术减少了11%～14%的运输损失。
开启数字化探讨
20世纪全球化的商业模型在数字时代或已不再适用。企业领导者在权衡得失利弊时，可从以下五个问题入手，开启数字化讨论。
1.我们是否清楚竞争现状？
数字化平台打破了规模和地域的限制，让更多企业可以迅速推出产品、扩展新市场，竞争因此日益激烈。亚马逊现有200万第三方商户，而阿里巴巴平台更是吸引了1000万商家。美国大型跨国企业占总出口的比重已由1977年的84%降至2013年的50%，体现了该国最为明显的趋势――“微型跨国公司”蓬勃发展。全球各地的新兴数字化公司参与到竞争中，带来了价格压力，使得产品周期缩短了。
2.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能力？
建立数字化平台、线上客户关系和数据中心不再是互联网巨头的专利。例如，通用汽车正在改革其核心制造能力，希望借此引领物联网技术。各行业的企业都应当重新审视手中的资产（包括客户关系和市场数据），探寻获利新途径。为此，企业需要先进的数字化能力，才能占据主要的竞争优势。至于尖端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可以利用线上人才平台，从更广阔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寻找千里之外的人才。
3.能否简化产品战略？
过去，企业针对不同地区市场提供定制产品、服务或区别定价时，常面临种种困难，而数字化大大便捷了这一流程，另外也简化了全球产品的种类。多家汽车制造商纷纷朝这个方向努力；苹果iPhone和iPad系列不论在哪里买，设计和品牌全球统一；Airbnb、Facebook和Uber也是一樱在开辟新市场时未做过多因地制宜的调整，而是复制原有的数字化平台模式。媒体和消费者技术产业能够全球同步发行产品，主要得益于社交平台和其他数字化平台让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即刻了解其他国家的更新内容。因此，这种同步发行机制可能使产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流行。一言以蔽之，审慎权衡产品定制化愈发成为高层领导考虑的重中之重。
4.企业组织和供应链是否有待改善？
借助远程协作和即时通信工具，企业可集中某些散布在全球的职能部门，跨越国界打造虚拟的全球团队，甚至完全抛弃只有一个全球总部的传统模式。例如，联合利华通过技术解决方案，精简了40条全球服务线，让身处世界各地的团队成员可以在视频会议上讨论交流。
同时，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产业链。近期一份UPS调查显示，约1/3的高科技公司将生产或组装厂址迁至更靠近终端用户市场的地区。随着3D打印技术的普及，更多企业将重新考虑制造选址，最终或将重塑全球制造价值链。
5.有何新风险？
“亚洲的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以及仅次于中国的印度,将继续保持贸易中心的地位。在中东―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国家间这三大贸易三角区当中,中国通过进口原料以及出口工业机械、纺织品、电信设备和办公设备等各种制造加工产品占据了大多数贸易量。”敦豪全球货运物流(DHL Global Forwarding)全球执行总裁贺宇德日前在新加坡参加2009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表示,到2028年,以亚洲为中心的三大贸易三角区――中东-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国家间的贸易量将占全球贸易量的近40%。DHL近期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表明,高速增长的三大贸易三角区将影响全球经济。
“毋庸置疑,亚洲与其他新兴市场将创造经济工商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999年的全球物流市场,就会发现亚洲占全球贸易量的34%,也就是155.7亿美元;而到2008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39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量的46%――这几乎是全球市场的一半。”贺宇德补充道。
DHL在其研究报告中勾勒出了三大高增长贸易三角区的核心贸易路线图。根据DHL的预测,在亚洲国家间贸易三角区中,中国将占贸易总量的大约40%,主要进口原料以及出口纺织品、工业机械、电信设备、办公设备和食品。其中,中国与韩国、台湾、日本、香港、泰国的贸易往来将继续占据大部分贸易量。此外,中国对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出口也迅速增长。
虽然目前在中东―非洲―亚洲贸易三角区中,相当大的贸易量来自中东对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但是这几条传统贸易路线的增长已经停滞。今后,中国与南非、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的贸易往来将推动这个贸易三角区的增长,主要通过中国的原料进口(原油、钢铁)和纺织品、服装、机械、金属产品出口。印度对这一贸易三角区的增长贡献也不可小觑,与中国相似,印度也主要依靠进口原料(从中东进口原油和从南非进口煤炭)以及向中东出口各类食品(粮食、蔬菜)和纺织品。
报告指出,从2008年到2018年,拉丁美洲―亚洲贸易三角区的贸易增长率将达4.2%,比2%的全球平均贸易增长率高出一倍以上,在三大贸易三角区中增长最快。中国对拉丁美洲的贸易是这一贸易三角区的重中之重,据预测,增长率将达5%,主要进口金属、矿砂、动物饲料、油籽以及出口电子产品、纺织品和机械产品,同时,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地对拉丁美洲的进口也日益增长。
该报告还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亚洲的异军突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缘自以下几点融合趋势:
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当中所占的比例日益上涨,特别是亚洲,除日本外的亚洲各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9%增加到2008年的15%,而且这一趋势仍将继续。预计到2015年,亚洲经济体(除日本外)占全球GDP的比例将达20%。
劳动力套利仍将继续。尽管亚洲的劳动力成本将上涨,但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套利优势依然存在。因此,离岸外包和全球采购将在未来10年内继续大行其道。
劳动力和消费中心转移。随着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新的消费者群体将来自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
目前,58%的全球适龄工作人口在亚洲,到2028年,这一比例预计将继续保持稳定。在剩下的全球适龄人口中,15%位于中东和非洲,14%位于美洲。到2028年,中东占全球适龄人口的比例将增加到19%,而美洲将保持稳定。与此相反,目前仅有9%的全球适龄人口位于欧洲,到2028年,这一数字将仅为6%。
同时,为数众多的新兴经济体人口将刺激消费的增长。到2015年,超过5.5亿的新兴经济体人口的年收入将达到4000美元以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成为中产阶层。以家庭为单位计算,这意味着家庭年收入相当于12000美元至16000美元之间,足以刺激诸如汽车、耐用消费品、旅游和高等教育的消费需求。中国将成为这些新兴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地,全球新兴中产阶层总数的45%,即2.4亿人,将生活在中国。此外还有15%的新兴中产阶层人口生活在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从而使整个亚洲市场占到全球新兴消费市场的60%。
亚洲作为知识经济体的兴起。在亚洲,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日趋增多。以2008年为例,全球大学毕业生中65%来自亚洲。其中,21%来自中国,14%来自印度。此外,亚洲国家在科研领域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企业将在人才和知识“基础设施”领域不断发现机遇,这将促使与创新和知识相关的工作向亚洲转移。
一、跨境数据流的定义
跨境数据流可译为Trans-border Data Flows或Cross-border Data Flows，二者无本质区别。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OECD）、欧盟等常使用前者，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常使用后者。早期的文献中还经常使用“信息自由流动”，即Free Flows of Information。本文对这几种说法不做区分，均纳入研究范围。
当前，有关跨境数据流的具体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1980年，OECD在《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中就跨境个人数据流做了简明扼要的定义，认为跨境个人数据流就是个人数据的跨越国界流动。1982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认为跨境数据流是指跨越国界对计算机处理的机器可读数据进行处理、存储和检索。虽然这个定义出现较早，而且从技术上看也是过时的，但是直到现在，它依旧是研究和学习中被引用最多的概念。我国学者也较早关注跨境数据流问题，周宏仁认为越境数据流是指数据通过计算机通信系统跨越国家边境的运动，并阐述了跨境数据流的法律框架所涉及的数据安全、责任、使用权的认可等几个关键问题，并认为跨境数据流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相当复杂的、具有强烈的信息时代特征的数字世界治理问题。综合以上定义和观点，一般简单地认为，数据跨境流动是指机器可读的数据通过互联网和信息系统跨域国家边境的运动。
二、跨境数据流动重要性
互联网正在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买卖者进行商业活动的关键平台，并使得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驱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人才流，将深刻影响社会分工协作的组织模式，促进生产组织方式的集约和创新。2014年美国商会了一份名为《商无国界――跨境数据流的重要性与全球繁荣》的报告，开篇就提及跨境信息流动驱动了今天的全球经济发展，跨境数据流使得商业和消费者能够获得最好的技术和服务。
跨境数据流动提升数字贸易发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欧美之间的数据跨境流动频率全球最高，比美国和亚洲地区的数据流动高50%，几乎是美国和拉美跨境数据流的2倍。而与此相对应的，2012年，美国出口到欧盟的服务中72%（1406亿美元）是数字化可交付服务（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而美国出口到全球的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价值约3837亿美元，约占美国服务出口额的61%。2014年8月美国贸易委员会《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报告显示，数字贸易可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贸易成本对经济产出做贡献，改善信息获得，为中小企业增加市场机会，2012年数字贸易贡献了美国GDP的3.4%-4.8%。
数据驱动的经济使得区域边界越来越模糊，国际贸易的障碍不断降低，经济全球化和专业化分工不断提升。就某一种商品而言，其可能由欧洲设计、中国生产、美国管理、印度维护，但是产品有关的员工、顾客和供应链数据和信息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共享。对跨境数据流的限制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美国贸易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数据储存本地化要求、市场准入限制、数据隐私和保护等因素阻碍了美国数字贸易的发展，可能影响0.1%-0.3%的美国GDP增速。2014年3月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本地化的代价》报告也显示，限制数据自由流动将对GDP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中国为-1.1%，巴西为-0.2%，欧盟为-0.4%，印度为-0.1%。
三、国外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美国、欧盟及部分国际组织等都提出过跨境数据流动管理主张，且过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一）美国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美国偏向限制政府权力，同时，其信息技术和跨国公司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美国坚持认为，仓促立法会限制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个人信息保护采取宽松态度，依靠商业机构自身的力量来保护个人（特别是消费者）信息，才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机制。因此，美国没有专门出台一部针对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法规，而是倾向于支持自由的跨境数据流动。2010年6月，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在给美国商务部国家电信管理局名为《互联网经济中的信息隐私与创新》信件中指出，美国政府在确保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过于规范的监管制度可能扼杀创新，因而没有保护消费者隐私权益，同时也可能使美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跨境数据流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国家限制跨境数据流动或者处以高度系统化的隐私制度会造成显著的经济成本，对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已经过时。
美国的数据政策相对宽泛和自由，且无系统化的法规和规则，数据出口主要依据《出口管理条例》（EAR）、《国际军火交易条例》（ITAR）及专业领域的法案。其中，EAR重点限制技术数据（含软件）、技术参数数据库和部分关键领域的数据，并提出进行备案制或者许可制管理要求。同时，美国对医疗、教育、金融服务、信用报告、儿童等特定领域的数据的存储和流动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一方面，美国依据各类隐私法案对隐私数据保护提出要求，限制或者有条件允许数据跨境流动。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行业和领域，美国有很多法案对数据流动和存储提出严格要求。例如，医疗数据方面的美国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IPAA），金融服务数据方面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LBA）。在电信领域，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会要求通信基础设施应位于美国境内，通信数据、交易数据、用户信息等仅存储在美国境内。此外，美国对阻碍跨境数据流动的行为非常关注。2014年4月，德国和法国倡议建立一个欧洲内部的通信网络，以避免电子邮件和其他数据通过美国传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该倡议提出了批评，并认为此举可能`反国际贸易法。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全球电信贸易壁垒年度审查报告中表示，阻碍跨境数据流动是一个严重且越来越令人担忧的问题。
美国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与其全球贸易战略和政策一致，即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核心是维护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构主（见图1）要集中在贸易领域，主要包括美国商务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及美国司法部等。其中，商务部负责“安全港”协议、数据隐私盾协议等重要协议的实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参与贸易领域相关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案的实施；贸易代表办公室重点关注电子商务和跨境贸易中的跨境数据流动问题，核心任务是推动全球数据自由流动；司法部主要职责是保障法律法规的施行，对美国公司持有的跨境数据流行使司法管辖权。另外，美国的一些独立机构和委员会也承担了相应的监管职能。
（二）欧盟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欧盟重点关注个人数据跨境流动中存在的隐私问题，其有关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也是全球最严格的，所有数据的流动都要获得数据主体的同意，且个人数据流入目的国需满足“充分性”保护要求。在数据进出口管理方面，根据欧盟的法律要求，向欧盟之外转移数据的过程中，必须按照两步程序，一是由于数据转移是一种数据处理，必须有数据转移的法律依据；二是跨境数据流动必须有法律依据，以便确保在进口国家数据也能得到“充分保护”。1996年，欧洲发生了有关数据转移出境的最早争执。花旗银行由于将德国信用卡数据转移到了美国分公司，而受到强烈批评。后来，花旗银行在德国数据保护专员的帮助下使用了合同方式，才找到了数据转移的法律基础。
基于上述管理理念，欧盟先后制定了系列涉及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法规，包括《欧洲理事会108号公约》、《数据保护指令》（1995）、《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共同体机构和组织处理个人数据和促进这些数据自由流动的个人数据保护》（2000）、《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5）等。欧盟还与美国就人数据跨境流动签订了两个协议，即商业领域的《欧美隐私护盾协议》（取代“安全港”协议）和执法领域的《欧美保护伞协议》。
依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欧盟涉及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组织架构分为三个层次（见图2）：基层单位层面，欧盟要求公共机构和雇员超过250人的企业设立一名数据保护官（DPO），数据保护官直接向单位管理者汇报；成员国层面，要求各国成立独立监管机构（（DPAs）），行使数据保护监管权利，对不遵守法律的企业最高可以罚款2000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的4%，完成年度工作报告，并提交给所在国的议会，以及公众、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欧盟层面，要求设立数据保护监管专员（EDPS），其主要职责是加强对欧盟各机构处理个人数据进行指导和监督。并成立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其成员由各国独立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和欧盟数据保护监管专员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个人数据保护的建议，促进和检查新的数据保护规则的执行，以及促进与全球范围内数据保护立法和实践的交流。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欧盟数据保护监管专员办公室。
在互联网和商业环境中，数据连续转移，以及数据在处理者之间的流动成为常态。欧盟对此做了严格要求。欧盟理事会和欧盟议会赋予欧盟委员会认定第三方国家是否具备个人数据保护充分性的权利。截止2015年9月，欧盟委员会确认安道尔、阿根廷、加拿大（商业机构）、法罗群岛、根西岛、以色列、马恩岛、泽西岛、瑞士、乌拉圭、美国商务部的安全港隐私原则等能够提供充分保护。基于打击严重犯罪和恐怖主义的需求，欧盟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双边空中乘客姓名记录协议，同时还与美国签署了双边的追踪项目。为更好的满足商业企业跨境数据流动的需要，欧盟提供了“安全港”、标准合同条款、约束性企业规则等多种可供选择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此外，欧盟还通过“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强化其数据跨境流动主张。2010年《欧盟2020战略》提出数字化单一市场概念，2015年5月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旨在打破欧盟内部的数字市场壁垒，整合各成员国的碎片化规则，实现区域内数据自由流动和数字网络与服务的繁荣，预期将带来4150亿欧元的产业价值和380万个工作机会。战略还提出2016年启动“欧盟数据自由流动计划”，旨在排除数据自由流动中存在的技术和法律障碍，并将有针对性地解决数据的所有权以及互通性等问题。
（三）欧盟和美国在重要协议中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制度安排
欧盟和美国之间的数据跨境流动非常活跃，并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制度安排。由于欧盟和美国在隐私保护机制方面存在实质差异，为更好地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美国对欧盟的《数据保护指令》给予了关注，并提出了名为“安全港”的解决建议。2000年7月，欧盟通过“安全港决议”（Safe Harbour Decision），认可了由美国提出的、能够对因商业目的从欧盟转移的个人数据提供充分保护的“安全港隐私保护原则”和“常见问答”。2013年，“棱镜门”事件对“安全港”协议造成了重大冲击。虽然，美国就加强“安全港”数据保护与欧盟进行了有效的磋商和谈判，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是，2015年10月6日，欧洲法院还是在一起案件中宣布欧美数据共享协议（即“安全港协议”）失效。这标志着欧美之间自2000年完成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制度失效。
为了保障欧美之间的数字经济与贸易发展正常进行，欧美在安全港协议失效后推进了新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制度安排。2016年6月，美国和欧盟签署数据《“保护伞”协议》，旨在为双方的执法部门及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个人数据交换提供全面和高水平的保护；8月，美国和欧盟签署的《欧美隐私盾协议》正式生效，美国承诺加强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力度，提供多种救济途径，并设置监督专员，受理欧盟的相关申诉。
（四） 国际组织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主张
跨境数据流动对于全球经济中开展商务活动日趋重要，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北美安全与繁荣联盟等均提出过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相关主张。2016年4月，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保护规则与数据全球流动：贸易与发展的影响》指出，运用专门的文件和促进一种或更多的机制是解决跨境数据流动问题的关键，数据保护立法应避免成为贸易和创新的新障碍。2013年，OECD了在1980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后的《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指南认为，过去三十多年，跨境数据流动的方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建议成员国实施与数据传输隐私风险相适应的数据传输约束，同时兼顾个人数据的敏感性，以及数据处理的目的和内容。如果修订后的指南被成员国接受，跨境数据流的限制将基于风险评估，而非依赖于现有的约束限制，具体国家的充分性评估将不再采用固定单一的方法。
为更好促进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的隐私保护，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障碍，2005年，APEC了《亚太经合组织隐私框架》，阐述了该组织有关跨境信息流（数据流）的相关主张。框架认为，电子商务在扩展商业机会，降低成本，增加效率，提升生活质量，以及促进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等方面潜力巨大，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均将受益于区域数据传输，同时，框架可通过隐私保护消除信息流动的障碍，从而确保亚太地区持续的贸易和经济增长[17]。APEC采取了企业自律私政策来保护跨境数据流动中数据权利，即APEC隐私保护框架下“探路者项目”建立的跨境隐私规则体系。
北美安全与繁荣联盟（SPP）是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为加强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而于2005年发起的一个围绕既定目的区域级别对话。其中，有关跨境数据流拥奈侍庥2008年起纳入对话议题之中，并于2008-2009年连续举办三次跨境数据流论坛会议，论坛参会者包括三国政府代表、商业团体、民间团体和学术界。论坛的目的是为利益相关者创造有关跨境数据流动问题的对话机制，并力图解释阻碍跨境数据流动不仅仅影响商业领域的日常活动，而且影响了整个市场和北美经济。2008年4月，在北美安全与繁荣联盟体系下，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代表签署了信息自由流动声明（the Statement on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并随之成为北美领袖峰会的一部分。峰会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在透明的法律、政策和监管环境中，允许信息自由跨境流动，并促进其在贸易和商业的应用”。
四、我国加快构建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已经是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与国外的产业技术合作必然涉及到数据的转移和交换，需要合理的数据跨境流动。同时随着数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数字贸易领域的贸易摩擦也将接踵而至。加快构建符合我国利益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意义重大。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思路
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要求，从国家安全、产业发展和隐私保护三个层面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思路。一是保障国家安全，严格监管重点领域数据跨境流动。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的数据跨境流动提出严格监管要求，控制总量数据和核心数据流出。二是促进产业发展，提升数据跨境流动繁荣程度。明确数据保护标准，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允许商业领域的数据自由流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时，借鉴欧盟抗衡美国的做法，研究制定包括反垄断调查、市场准入等符合我国产业发展和国际规则的政策措施。三是保护个人隐私，按照《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进行监管，建立起人们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信心，有利于与欧美等就数据跨境流动问题开展全面的对话和谈判，既能够保障民众的权益，又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
（二）加大跨境数据流动的研究工作
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涉及信息技术、互联网、经济、法律、管理等众多学科和领域，同时也是实操性很强的领域，事关国家经济发展、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等重大问题。欧美在该领域已经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而我国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研究和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我国有必要加大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方面的研究，以应对可能面临的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具体可以尝试组建集政府、企业、高校、协会、科研机构等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对跨境数据流动管理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2005年10月举办的第七届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联合公报强调，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风险等问题将加剧不稳定性并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各方应承担起责任，实施必要的政策，加快结构调整，化解风险。
近期，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的责任和应对等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以专栏的形式论述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前提下，对缓解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一、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表现
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对“全球失衡”进行了概括：失衡现象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目前，美国对外债务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6.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国家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储蓄率居高不下。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7万亿美元。
每年，美国要花费1万多亿美元从其他国家进口各种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庞大贸易失衡。
这些都是困扰经济学家以及各国金融高官们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它反映出了一个事实：美国严重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来弥补其巨额赤字。
1.全球经济失衡首先表现为全球贸易失衡。
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8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2.全球经济失衡还表现为全球金融失衡。
在这里，全球金融失衡说的是美国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以弥补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
一方面，美国国民储蓄率自2002年以来一直停留在创记录的低点，相反，亚洲国家的储蓄率却居高不下。亚洲国家不仅国民储蓄率高，而且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今的外汇储备总额己达到2.5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和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美国有大量的资本流出，流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拿到这些资金一般投入于美元资产，官方机构持有的长期证券不只是美国的国债，还有作为外汇储备的股票、美国的机构债券、公司债和其他的市场债。一边是美国的逆差积累，债务积累，一边是新兴市场国家债权的积累。财政赤字增加及国民储蓄下降，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2001年陷入不景气，巨大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使美元曾长期处于贬值态势。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纠正贸易失衡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美国的外债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美元贬值实际上意味着债务负担的减轻，并使其他国家购买的美元债券蒙受损失。
因此，综合上述两个方面，近年来工业化国家储蓄缺口越来越大。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储蓄不断增长。目前是中国、东亚在补贴美国。这是全球金融失衡的主要表现。
3.全球经济失衡也表现为各国经济结构失衡。
当前经济失衡的更深层次的表现是世界各国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因此，表现在贸易项目上的失衡，事实上反映了全球各国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储蓄和投资的失衡。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发达国家投资大于储蓄，这不是因为它的投资大，而是储蓄下降了。投资大于储蓄，国内的储蓄不足以平衡国内的经济，所以，经常帐目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逆差。而另一面则是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国投资不足，储蓄大于投资，顺差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分层次的，而并非表面上的贸易失衡那么简单。对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了解得越全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也就认识得越深刻，由此制定的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措施也就越行之有效。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既然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象，主要涉及到美国和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那么，很自然的，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失衡也是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两方面各自的原因共同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1.美国的储蓄率过低，消费过高。
美国的贸易逆差根源于国民消费过高而储蓄过低，而这与美国人的消费观念相关联。
美国是消费信贷十分发达的国家，人们的消费习惯也是使用明天的钱来进行今天的消费。这样，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其消费能力远远超出美国的生产能力，两者间的缺口是由那些生产能力超过国内需求的国家来补充，美国一年花费一万多亿美元从这些国家进口各种各样的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失衡，呈现巨额的贸易逆差。
2.中国的储蓄率过高。
造成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利率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人民银行每年做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出这一结论。
其次，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的预期是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使得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较高，以应对这些支出的储蓄意愿很高。
再次，人口年龄结构是重要的因素。从人口的角度来讲，中国人口的劳动力比率现在较高，劳动者时期的人总体上表现为储蓄者，因此，目前中国的高储蓄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现在是老龄化社会初期，只有到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比例下降之后，从这个侧面表现出来的社会总体上的消费需求才会增大。人口专家预言，中国的高储蓄还有十年，十年后随着老年人口开始上升，中国的储蓄率将变低。
3.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依靠外需，内需不足。
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长期以来侧重于依靠投资与出口的拉动，而内部需求则显得不足，这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因素之一。尤其中国对外贸易自2001年入世以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至2004年，对外贸易年均增幅为31.5%，其总额由6208亿美元上升为11548亿美元，外贸出口逐年增加，分别增长了20%、35%、36%。2005年外贸总额达到了14221.2亿美元，进出口增幅为23.2%，其中出口增长28.4%左右，进口增长17.6%左右，外贸顺差1018.8亿美元，远高于上年的320亿美元。在现今全球贸易中的排位，中国己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第三位，与美国贸易规模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显然，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的产品核心技术缺乏的现实、粗放型的经济特征、低劳动力成本发展战略共同形成了低附加值的出口发展战略，这是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经济发展过于依靠外需而内需不足的原因。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目前全球经济失衡是经济基本面的失衡，光靠汇率政策的调整是难以起到根本作用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对缩减美国的贸易赤字和提高美国储蓄率的作用不会很明显，同样，降低中国的储蓄率和提高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能完全寄望于汇率调整或其他某个经济变量的调整。
三、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困难性
虽然在全球经济失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连续数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但是，在长期，全球经济失衡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现在全球经济失衡没有引发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问题，不代表将来不出现问题。因此，治理全球经济失衡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必须要面临的重要任务。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涉及到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和多层面的相互关联，因此，调整全球经济失衡要充分考虑各方所应承担的责任。美国、日本和欧洲、中国等东亚国家这三个主要的经济体的努力缺一不可，具体的，美国应该从提高本国储蓄率方面着手，日本和欧洲应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等东亚国家要健全金融体系、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复杂性，这些政策的实施都面临着困难，甚至会出现两难的境地。
首先，美国趋紧的财政政策和利率上升有可能带来全球经济的紧缩。从理论上说，美国这样做有利于矫正全球金融失衡状况，阻止和扭转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是，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方面，美国如果消费缩减，对外部产品的消费也将缩减，美国庞大贸易逆差的输出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会受到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长期债券收益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使美国房价上升较快，许多欧洲国家的房价升幅也超过了10%，这样如果美国货币紧缩导致全球货币紧缩，可能带来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及房地产市场降温，引起金融、建筑等相关企业萧条，对美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美国贸易伙伴通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增加对美国商品的需求难以实现。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方法可以在没有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消除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但是一方面，日本和欧洲的进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5%，即使经济增长提速对美国经常帐户的赤字作用也不会很明显，况且虽然欧洲和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美国，但是自身仍然面临着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的空间不大；另一方面，占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高位，继续提升的空间很小。因此，这种方法虽然在理论上代价比较小，但不具现实性。
再次，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善。中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已经是世界经济健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尽管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发展中存在着内需和外需失衡的问题，存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存在储蓄率过高的问题，存在汇率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但是这些都必须循序渐进的解决，任何激进的解决措施，都会带来全球经济的动荡，因此，短期内难以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改善产生明显的效果。
最后，美元贬值虽然是美国非常希望的一种方式，但是阻力很大。美元贬值既不会触发美国经济衰退，又能够解决经常账户失衡问题。但是，目前亚洲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占整个外汇储备的比例太大，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净债务国，美元贬值将使其债权国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受到巨大的阻力。
综合上述，治理全球经济失衡不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而且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工作，需要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共同的努力、长期的努力。
四、我国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应对
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经济体，中国责无旁贷地应该肩负起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份责任。在这方面，中国也正在履行着作为经济大国应尽的义务。面对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当前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外贸方面争取拥有更加持久的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释放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急剧攀升的原因之一，为此，中国加工贸易背上了美国和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沉重包袱，因而引起贸易摩擦，导致出口导向政策遇到了来自这些国家的约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首先应该努力加强自主创新，使传统的制造业逐渐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把自行设计进而创造自己的名牌产品，逐渐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作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长远目标；其次，在应对贸易摩擦时，应当以多进口我国短缺的资源类产品、关键设备和技术为主要手段，这些产品的进口，一方面缓解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消耗压力，另一方面为我国产业升级创造最初的基础条件。
2.稳定投资增速。
由于提升消费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短期内稳定投资增速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从前的发展投资的思路必须改变，投资应该向更有质量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严重，投资量的扩张的矛盾已经显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应当更多地针对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向发展。治理全球经济失衡是我国通过淘汰落后产能缓解产能过剩现象难得的外部机遇，应该充分加以利用。
3.扩大消费，控制储蓄率。
我国应该抓住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时机调整自身内需和外需的结构失衡，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视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经济的增长最终是要依靠国内需求去拉动，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靠投资与出口支撑经济增长无法持久，同时扩大内需还有利于消化过剩的产能，降低出口压力及人民币过快升值压力。
投资、出口、消费只有相互协调，才能产生经济持续发展的合力。如果消费与投资差距不断拉大，消费需求没有启动，那么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不能带来更快的增长速度，而只会进一步加剧供求矛盾。当前中国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国民储蓄率较高，国内市场潜力很大，这为内需支撑起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
4.改变内资在与外资竞争中的受歧视地位。
在国内资金过剩的情况下，改变长期以来内外资待遇不平等的现状，有助于缓解我国由于贸易顺差造成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会为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创造有利的环境。
关键词：电子商务；外贸；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258-02
一、电子商务对中国外贸企业的影响
电子商务指通过信息网络以电子数据信息流通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并完成的各种交易活动、商务活动、金融活动以及相关的综合服务活动。在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正进入数字信息时代，电子商务作为一种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贸易运作模式，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应用。2012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电子商务的全球性突破了时间、空间与物质对交易双方的限制，为贸易双方增加了贸易机会、降低了贸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对外贸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1.为外贸企业提供交易平台与机会。在传统的贸易方式下，买卖双方，为了寻找贸易伙伴，大部分是通过直接面谈或当面交换方式来进行国际贸易交易，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在开放性和全球性的电子商务时代下，电子商务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国际贸易活动，交易双方以电子方式而不是通过直接面谈或当面交换的方式达成或进行国际贸易交易，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贸易环节，缩短了国际贸易交易的过程和时间，外贸企业通过因特网快捷方便地了解国内外客户、国内外厂商的商品供给和需求情况。外贸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的网站或借助有关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平台，构筑覆盖全球的商业营销网，向全球范围内的潜在客户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供求信息，从而获得全球性、无时限的商务空间。
2.降低了外贸企业成本。在电子商务下的贸易方式，降低了企业的采购成本、交易成本、库存成本、交易费用。就采购成本而言，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业务中，外贸公司要从生产者处购买产品，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员去找货源，组织货源，接收货物，外贸企业的采购过程很复杂，而通过计算机网络，企业通过交易平台，可以对多个采购商进行比较，最后选出物美价廉的产品进行购买，大大降低了采购成本，同时企业可以整合各个部门要求，统一向供应方批量采购，节省采购成本等各种费用。就交易成本而言，传统的外贸交易中，许多企业的产品出口主要依靠传统的贸易公司中转，或者通过展销会出口产品，这就增加了交易成本，限制了出口产品的数量和范围。通过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可以减少出口贸易的中间环节，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沟通，扩大了企业的出口渠道的同时，又降低了交易成本。
3.提高了外贸企业业务能力。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一份完整的外贸合同从洽谈、签订、租船订仓、报关、报检、办理保险以及支付结算等这些流程都是通过人工进行，受时间的局限性较大，有时由于单据填写不规范造成出口货物无法出口。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有效地把企业、政府、厂家、海关、运输、金融、商检、税务等有关部门联系起来，从寻商机、洽谈、签订合同、生产、交货到付款等进行一站式的业务处理，并进行跟踪。外贸活动中的洽谈、合同签订、运输、报关、报检、交货付款等服务都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系统来传输和处理。买卖双方采用标准化、电子化的格式合同、提单、报关单、报检单、保单、汇票、信用证等，使各种相关单证在网上即可实现瞬间传递，提高单据质量，节省单证的传递时间，提高了交易效率和业务处理的能力。
二、中国外贸企业电子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电子商务基础设施较落后。在中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仍然相对落后。从全国的范围来看，我们在光缆铺设、电脑普及以及网络建设方面明显落后，许多边远贫困地区至今没有建立网点，虽然中国B2B电子商务服务企业达12 000家，B2B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达8.2万亿元，不过与之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网络技术应用、互联网及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建设等，以及商业信用、网上支付、标准、税收、相关法律环境建设、电子认证、现代物流、电子支付、市场监管体系建设、信用保障、安全防护等电子商务支撑体系建设远远跟不上电商发展的步伐。
2.缺乏相应的法律环境。全球电子商务立法自2005年以来掀起新高潮，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综合性电子商务法。在国际范围内看，中国信息化的立法工作比较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我们电子商务缺乏统一的指导方针、发展规划和实施战略。电子商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参加贸易的双方，而且涉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工商管理、海关、保险、税收、银行等部门。这就需要有统一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以及强有力的跨地区、跨部门的综合协调机构和相关法律。目前中国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不健全，存在着诸如电子商务规则和管理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信息资源与网络安全问题、电子合同的效力和执行问题等法律问题。尤其是在跨国家、跨地区、跨部门协调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3.信息网络安全体系有缺陷。电子商务的运作，涉及多方面的安全问题，如资金安全、信息安全、货物安全、商业机密等，特别是有关网上支付结算的信息安全性和可靠性将一直是电子商务的核心研究领域。因为电子商务必须依靠互联网，作为开展电子商务基础的网络必须安全可靠，网络传输的误码以及网络连接的故障率都应尽可能低。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要保证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不管经由什么环节、采用什么技术、是否经过加密和解密都要确保。而目前中国一些电子商务网站在安全体系上没有设防，很容易受到计算机病毒和网络黑客的攻击，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安全隐患。
4.人才缺失。近年来，电子商务市场突飞猛进，很多企业也纷纷大举进军电子商务，但由此带来的人才缺失却很大。淘宝大学的2014年3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整个电商行业未来三年的人才缺口将达到445.7万人。“前程无忧”近日的人才市场供需行情显示，互联网、电子商务用人需求同比增加近50%。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电商行业发展的瓶颈缺口，很多以电子商务为主的创业基地，其中有些优质企业已经销售额过百万，但仍然由创始人苦苦支撑。不少小型电商企业没有稳定的美工和策划，企业往往只能把单个项目进行外包。
三、电子商务条件下中国外贸企业发展对策
1.加快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为了利用电子商务发展外贸，应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破行业分割管理体制，提高资源效益，政府应尽快整合与外贸相关的银行、海关、保险、商检运输等部门，使外贸企业能够真正通过网络完成所有交易。同时，推动通信无线化、宽带化、网路化，切实提高网络运行速度，加速互联互通实现资源共享，为外贸企业进行电商交易提供基础。同时中国外贸领域应用电子商务需要建立必要的法律法规，确定企业与企业、政府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政府与政府间进行电子商务交易时所需遵守的法律义务，并严格依法管理，以规范外贸电子商务的市场秩序。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到国际贸易与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要有灵活性和前瞻性，能够不断地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加以补充、修订。
2.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从技术上看，为保证电子交易业务的安全性应采用有效的电子技术方法。目前最常用的技术方法有：应用非对称密钥密码技术解决交易信息传输过程中的保密问题；应用数字证书解决网上交易对象身份认定问题；应用数字摘要、数字签名、数字信封等方法解决交易信息传达后的正确、完整、未被修改的验证问题。从国际贸易业务人员的角度看，外贸工作者应对网上国际贸易风险有高度警觉性，同时要对电子商务和国际贸易统一法规有全面了解，对操作的技术规范有一定了解，还要对自身网上交易行为自律，这样才有可能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使外贸业务交易的风险降到最低，才能保证电子商务和网上国际贸易的安全。
3.建立诚信制度。从2000年起，中国的电子商务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历程，正在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但是任何企业在市场经营过程中都要经历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风险，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而诚信制度建立问题是目前电子商务平台建立时最迫切需要解决问题。只有诚信制度作作为保障，电子商务建设的发展才有必要的支持。就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企业首先要树立诚信观念、规则意识；其次，要建立统一的企业、消费者信用档案体系；再次，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估体系，建立起科学、规范、标准的电子商务参与者评估体系；最后，建立缺乏信用企业与个人的约束和制裁机制，在现有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加强政府对企业和个人信用的管理与监督作用。
4.健全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中国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和国际电子商务所需要的综合性人才匾乏问题，应该建立起人才培养体系。首先中国的高校应培养这方面人才，如果电商企业能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制定相应的培养指导，那么，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的实战能力将会大幅提升。同时，发挥社会力量办学，针对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加大培养电子商务人才、外贸人才的力度。国内最大的电商阿里集团几年前创办了淘宝大学，通过对不同类型网商需求的精确把握，以及不断的探索与实践，淘宝大学逐步形成了覆盖各网商群体的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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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储蓄-投资；汇率；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5-0053-09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价值链逐步从一国向外延伸，带来国家间分工的日益深化和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本轮全球经济失衡也在同期出现。全球经济失衡被认为是导致本轮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为此，危机后学术界对失衡展开了更加深人的分析，而各国应对危机的举措也影响着失衡的程度。因而，危机后继续关注全球经济失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综述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可持续性及发展趋势，特别是全球价值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以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净对外债务余额为主要特征，现已持续二十余年。2005年，IMF前总裁拉托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定义全球经济失衡是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贸易盈余则主要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具体而言，美国拥有大量经常账户逆差，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等持有对美经常账户顺差。本轮全球经济失衡持续时间之长和失衡规模之大都超过之前的经济失衡，从而引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普遍关注。
除了国际贸易失衡，全球经济失衡还包括国际金融失衡，这同国际收支账户包括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是相对应的。国际金融失衡是指贸易顺差国利用贸易盈余所积累的外汇储备买入低风险的美元债券，带动全球金融资产流向美国。这一机制可以借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心-”机制加以描述。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增长对出口的依赖较大，希望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因而选择盯住美元，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普遍快于美国，从而造成本币币值定价过低，更进一步提升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对美贸易盈余，但这些国家国内金融市场不够成熟，没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容纳巨额的资金，资金又转而流回美国。因此，与国际贸易失衡相对应，国际金融市场也呈现出失衡的状况，且国际金融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
本轮金融危机前后，理论和实务界曾详细综述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可以从储蓄-投资、汇率、全球价值链分工三个视角加以概括。
（一）储蓄-投资视角
储蓄-投资视角将全球经济失衡归结为美国的低储蓄率、高投资率以及亚洲的高储蓄率，而资金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配置则依赖于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一国的经常账户差额等于一国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反映了本国国内的资金供求。如果储蓄大于投资，表明本国的资金相对充裕，资金价格较低，需要到国外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因而可以通过经常账户顺差的方法，以产品的净出口满足储蓄外流的需要；如果本国储蓄不足以支持本国投资，则需要从国外获取资金，可以通过经常账户赤字的方法，以产品的净进口满足投资需要，形成国内资产。上个世纪，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私人投资过多是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私人投资减少，由此，本世纪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主要归因于美国偏低的私人储蓄率。伯南克（Bernanke）认为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且亚洲居民传统上偏重多储蓄，形成世界范围内充足的储蓄环境。与此同时，美国居民偏爱提前消费，带来亚洲的储蓄不断流向美国，并转化为美国的投资，推高了美国国内房产和金融资产的价格，带来显著的财富效应，带动居民消费的增加和储蓄的减少，带动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大。金融危机后，伯南克更是将危机的爆发归因于持续多年的全球经济失衡，认为资金大量流入美国，降低了发达国家的融资成本，推高了当地的风险偏好，而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改变直接诱发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除了私人部门的储蓄率偏低，美国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偏低也被认为是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储蓄可以区分为政府部门的储蓄和私人部门的储蓄，其中政府部门的储蓄表现为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之间的差额。由此，美国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更加剧了美国国内的低储蓄和贸易逆差。
东亚各国长期奉行的出口导向战略被认为是各国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原因。支持者认为，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金冲击经历的影响，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不满，促使东亚各国在危机后更加倚重出口导向战略以增加本国的外汇储备，进而增强应对国际游资冲击的能力，而为了避免本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各国加强了货币干预，购买美元资产以稳定本币对美元的汇率，加剧本币的低估，扩大贸易盈余。研究发现，极端情况下，官方储备每干预一美元，经常账户差额将增加60―100美分。反对者认为，东亚各国奉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而这些国家贸易顺差的大幅增长是本轮金融危机前十年的事情，同时，如果这一原因成立，与东亚各经济体存在竞争关系的各国将出现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减少，并且美国总体的贸易逆差应该没有大幅变化，但相关的数据并未支持这一结果。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为全球储蓄的上述流动提供了机制保证。门多萨（Mendoza）指出，为了获得低风险的金融资产，发展中国家将外汇储备投入到发达国家，表现为资本的净流出，但这些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也较低，发达国家在获得低成本的金融资本后，转而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实体经济，获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高收益率，进而形成资金在全球范围的双向流动的闭环。类似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产权保护滞后和公司治理能力脆弱的情况下，金融资本会首先流向发达国家，然后借助发达国家高效的金融服务重新流回本国。当以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为基础数据展开实证检验时，上述分析得到了证实，但是，当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为基础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时，以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来解释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就遇到了挑战。
（二）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的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因素作为主要的货币因素，被认为对实体经济的失衡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以中国经济学家为代表，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被反复强调。杨盼盼和徐建炜整理了1885-2008年世界各国的经常账户数据，发现全球经济失衡同国际货币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本位和浮动汇率制下的全球经济失衡规模较高，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失衡规模明显偏低。林毅夫认为美国政府放松金融监管带来的金融创新和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带来了美国国内流动性的增加，而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将在世界范围内流通，进而带来其他国家的大量资本流入，形成其他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美国发行了大量债券，作为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其他国家大量购进了美国的债券，从而使美元重新流回美国。李平和宫旭红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相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心-”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但美元仍然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特里芬两难”仍未解决。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各国需要积累美元用于储备，这种储备需求只能通过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或者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满足，因而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为主要特点的全球经济失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作为一国货币，美元需要首先服务美国国内经济，而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取消了美元和黄金的挂钩，美元的发行约束缺失，导致美国倾向于多发美元。为了维持本币汇率稳定，各主要国家不得不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政策在调节一国国际收支均衡时部分失效。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认为，全球失衡是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指出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浮动汇率制下国际游资的冲击，也促使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增加外汇储备以应对随时到来的冲击。
汇率方面，传统经济理论中，汇率被认为是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一国货币的升值将带来出口的减少和进口的增加，从而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山本（Yamamoto）发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货币出现大幅贬值，带动国际收支从逆差转为顺差。巴特拉伊（Bhattarai）和马利克（Mallick）实证了劳动力成本、利率差、实际有效汇率和实际GDP之间的关系，认为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缓解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但这一变化将影响中国家庭的福利水平。但正如麦金农等指出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金流动已经影响了上述机制的传导，因为一国货币的升值将降低本国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导致国际投资的减少，同时，由于国内居民持有美元资产的价值下降，将对消费产生负的财富效应，因此一国货币的升值也可能带来出口和进口的双双下降，导致汇率和国际收支相互关系变得模糊。有不少学者认为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至少将有助于短期内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人民币升值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雅各布（Jacob）和比尔斯曼（Peersman）发现汇率是未预期的利率差和出口品价格波动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途径，但这一影响更多地在短期发生作用。
（三）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通过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失衡的机制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制造业产品生产优势变化所导致的制造业贸易流向变化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本轮全球经济失衡同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是类似的。王（Wang）和沃尔特斯（Walters）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不同是形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出口管制更制约了美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在过去20年中，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其他制造业产品。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实力尤其雄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1/3以上。但是，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始终存在逆差，这同两国的比较优势明显相违背。彬和晓的文章研究了美国出口管制对美国出口中国产品的影响，特别是对同时可以用于军用和民用产品的出口影响，发现如果美国大幅放宽出口管制将有利于美国产品的对华出口，缓解中美贸易失衡。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美国重返亚洲的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美国的对华出口限制。其二，认为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形成了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集中从而面向全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的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的延长，导致生产出口向东亚地区集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之一，中国也越来越成为东亚发展的引擎和地区融合的促进力量，东亚地区已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环节的贸易与资本交流网络，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将继续对美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而同时对东亚经济体保持逆差。中国从东亚进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对欧盟和美国出口消费品的投入，中国对美国和欧盟每加工出口100美元的产品，就有大约35―40美元来源于东亚经济体的增长。其三，认为在上述国际分工格局变化期间，由于中国等国家与美国比较优势的实现周期不同步，在前者的比较优势已经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的情况下，就可能表现为贸易失衡或经常项目不平衡。柏瑞提尔瑞（Barattieri）指出由于比较优势的不同，不同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专业化分工，部分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多地从事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而美国则更多从事服务业的生产和出口。自上世纪中叶开始的贸易自由化是非对称的，服务领域的开放和自由化程度较低，导致专注于服务业出口的美国在服务出口上的盈余不足以弥补其在制成品进口上的赤字，而日本、德国和中国的情况则刚好相反。此外，现行的按照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统计一国产品的进口和出口规模的总值贸易统计法也夸大了经济失衡的规模，扭曲了经济失衡的结构。在生产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上述统计方法忽视了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增加值，模糊了一国出口产品的本土含量和进口含量，掩盖了一国真实的贸易利得和产业竞争力。以中美经常账户为例，统计方法在三个方面影响经常账户差额：美国使用的原产地规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从华进口，但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美国作为最大的服务业出口国，其竞争力远远超过中国，但由于服务贸易不便于海关监控，大部分没有纳入海关统计范围；现有统计体系基于贸易总值而非增加值测算国际贸易差额，而加工贸易占据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由此夸大了中国的贸易收益。以统计方法解释全球经济失衡可以从既定的角度降低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并影响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分析，辅助分析造成失衡的结构性因素。在剔除经由香港转口的贸易后重新审视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差额，可以发现，劳动力成本仍是影响顺差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外商投资，但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贸易收支盈余的影响大幅削减。
（四）各影响因素的简评
本文倾向于认为全球价值链是引起经济失衡的决定原因。十余年间，各国的储蓄-投资率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而同期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却有着迅猛的变化，而且即便储蓄率能够解释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原因，其解释力也相对有限，因为同期储蓄占GDP的比重的变化远小于逆差占GDP比重的变化。其次，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强制的汇率安排，国家的货币同美元之间没有稳定的兑换关系，加上欧元、日元等货币的上升不断挑战着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再次，尽管短期内汇率变化会对经常账户产生影响，但对于长期持续存在的收支不平衡，汇率因素的作用十分有限。最后，从国际贸易、分工的视角入手，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但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同以往的日美经济失衡有着很大不同，并非因为比较优势实现周期不同步导致的临时性失衡，而是有着更加系统和深刻的原因。综上，本文倾向于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和由生产阶段的分割引致的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分配所带来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
三、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失衡的影响
（一）全球价值链的表现
与本轮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是生产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进程下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日益深化。在一个全球价值链条中，产品的生产不再是在一国国内完成，生产阶段被分割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环节，这些环节零散分布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实质是不同国家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链条上的重新整合，要素成为参与国际分工的最核心单位。跨国公司通过输出资本，以FDI的形式投资于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廉、生产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全球价值链突出的表现是基于生产阶段划分的中间产品成为主要的贸易标的物，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各国显然处于这一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当前，中间产品贸易占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比重分别达到56%和73%，占全球进口的规模在60%-70%，东亚地区更高，约65%-80%。
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经常账户的余额总是对应着资本与金融账户中资金的流动，因此基于要素的价值链分工更加深了资金在逆差国和顺差国之间的流动。东亚各国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积累了外汇储蓄，但本国的金融市场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无法满足资金的需求；美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通过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再吸引各国资金回流；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投资，实现资金从美国流向东亚各国，且产品再度供给美国市场。于是，东亚各国纷纷将资金投入美国金融市场，这部分资金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提供了资金，支撑了美国贸易失衡的巨大规模。
（二）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其一，产业转移形成全球经济失衡。全球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后，将落后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后再进一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随着产业的转移，贸易逆差也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导致某些发达国家从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国际收支持续恶化，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规模则随之扩大。以中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把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和组装等工序转移到了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也将其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给了中国。
其二，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扩大了经济失衡。仍以中国为例，十余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拉动的。中国作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出口额中由国有企业实现的部分一直在下降，而外资企业才是中国一半以上出口额的实现者。在华美资企业虽并不以出口为主要导向，但它们有很大可能间接地增加中国对美出口，即向中国本土企业及非美外资企业销售机器设备、中间投入品，而这些企业都是中国对美的出口商。
其三，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趋同及出口限制加剧世界经济失衡。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趋同使得美国进口的大量消费品只能来自发展中国家，但美国又以安全为由，对高新技术产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设置重重障碍，使得外贸状况雪上加霜。贸易统计方面，全球价值链催生了增加值贸易核算这一新的统计方法。产品生产阶段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将带来最终产品完成前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交易，而现行的贸易统计采用总值贸易核算法，所测度的是包含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的总值贸易规模，将重复核算多次跨境的中间品价值，产生重复统计的问题，尤其对于中国、墨西哥等以加工贸易顺差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因此，WTO建议用增加值贸易核算代替总值贸易核算。增加值贸易核算剔除了外国提供的中间品价值增值，仅关注本国创造的中间品和最终品价值增值，从而可以有效地规避上述不足。按照产品增加值核算国际贸易，2010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至少可以减少50%，2004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减少30%-40%。可以看出，现行贸易统计方法夸大了最终产品出口国的出口额，进而高估了贸易顺差或低估了贸易逆差，而增加值贸易核算则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各国的贸易额，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全球价值链分工挑战着传统贸易利益的内涵和决定因素，使得利益分配更趋复杂。传统贸易利益是基于参与分工的国别来分析的，但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边界细化至要素，利益分配主体由国家缩小至企业甚至要素，而且由于跨国公司FDI引致的中间品贸易改变了最终品贸易的单一流向，产生大量复出口和复进口，因此要还原一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得的利益需要分离一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和国外价值增值，还要在本国价值增值基础上进一步剔除本土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另一方面，从国际分工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链低端位置，看似共赢的产业转移，实质上固化了产业结构的差距，发达国家，如美国，将除技术环节以外所有环节都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更导致其国际收支急剧恶化。
四、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和趋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
价值链分工是全球化的结果，因此只要上述循环机制不发生逆转，全球经济失衡就将得以维持，否则全球经济将可能出现硬着陆。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程度之强远超经济学家们的预期，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产品流动链条的崩溃。危机爆发前，国际投资者中一度盛行脱钩论，意指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摆脱欧美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而保持增长，但危机的爆发，将这一观点击得粉碎。东亚在全球价值链上扮演生产者的角色，国内的需求不足，而美国则向全球提供需求和消费市场，发达国家进口需求的降低，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的减少，危机的影响面通过贸易渠道在全球蔓延。此外，美国国内维持贸易逆差的意愿也值得考虑。从历史经验来看，德国、日本、俄罗斯无不是在其GDP总量接近美国三分之二时受到了无情打压，由此推论，当中国的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时，中美关系也将面临危险的临界点，这就是所谓的“三分之二现象”。按照现行的数据推算，中美两国的GDP将在不久的将来走到这一临界点，到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继续扩大。
美国逆差规模的持续扩大也不断考验国际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元资产的信心。金融危机中，由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盘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带来流入美国的资金的骤然停止，相反，各国资金的避险需求和跨国公司减少海外投资以救母公司的行为更增加了美国的资金流入。但这并不能表明国际投资者的担心就不存在。危机爆发前主要亚洲国家减持美国国债的呼声正反应了这一担心，而且危机中国外购买美国私人资本产品的数量也减少了。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全球经济失衡。美国提出要转向制造业增长和出口推动型增长，重振实体经济以减少从海外的产品进口，并计划利用五年时间实现出口翻番的目标。中国也主动降低经济增速，大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并鼓励国内消费，计划发展国内消费市场，降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国国际收支都有所改善。从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度来看，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在危机后出现小幅下降，降到约4%，现阶段总体规模仍略低于危机前的水平，但高于3%的公认警戒线；从全球经济失衡的分散度来看，危机前，经常账户盈余国的分散程度较高，赤字国相对集中，危机带来盈余国数量的减少和赤字国数量的增加。从主要国家来看，美国方面，经常账户差额的规模较危机前的峰值已经有所下降，但受美元走势增强、亚洲和欧洲经济增长放缓、美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影响，美国出口倍增的计划已经失败；除持有的美国国债外，外国在美拥有的净资本额在2008年达到低谷的993亿美元，此后开始缓慢增加至接近2004年的水平，而在考虑美国国债规模之后，外国在美拥有的净资本额在危机中变化不大。中国出口受外需疲软的影响出现了下滑，而同期人民币保持强势，更令情况雪上加霜，迫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举措；未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转移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届时中国的贸易规模将可能增加。可以看出，危机后，主要国家的国际收支有再平衡的倾向，但挑战仍然存在，如果未来美元极度走强、或者有关各方放弃对深层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可能重新扩大，甚至随着价值链的深化超过危机前失衡的规模，届时各国将不得不重新审视各自的政策。
2002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实现5.0%增长之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随后爆发的金融欺骗丑闻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一度几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消失殆尽。世界经济和贸易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在2000年同时达到高点之后迅速跌入谷底的首要原因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和另两大经济体——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即使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也远没有如此严重。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大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在新近发表的秋季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及其他一些场合中纷纷调低了各自对2002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预测。例如，联合国将其对2002年和2003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3个百分点，对世界贸易量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6和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02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仍维持了春季2.8%的速度，但对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1和0.5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一般预计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明显复苏将会延迟到2003年中左右。因此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将放缓，这是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纷纷调低预测数字的主要原因。
2.世界贸易将随着经济复苏恢复增长，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中国在世界贸易份额中的排名继续上升
2001年世界贸易额增长率从2000年的13%迅速下降为-4%，是多年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从各地区的进出口情况看，除转轨经济国家保持增长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受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度下降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减缓的影响，对外需依赖较强的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进出口下降达13%。
2002年全球贸易呈逐步恢复增长态势。美国第二季度的进口重现增长极大促进了其他国家出口的复苏，最新数字显示美国8月份的同比进口增长速度已经上升为7.3%。另一方面，日本出口的恢复增长也对近来日本经济形势的一些变化产生积极影响。在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当中，除新加坡对外贸易仍然比去年下降之外，其他各国进出口均已恢复增长。总体看来，受上半年国际贸易继续下滑的影响，2002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仍将较低。预计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复苏，2003年将可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
自1996年以来，以美元计算的国际市场非能源类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2001年底，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超过20%，而初级产品价格更是下降30%以上。国际市场除石油外的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一是需求不旺和一些产品，如办公及电子通讯器材生产能力过剩；二是美元持续坚挺；三是全球通胀压力减弱。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下跌并没有给出口国带来更大收益，相反由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幅度超过制成品，反而使收益向发达国家转移。
2002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有所上升。未来一段时期，伴随着世界贸易增长的复苏，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将会终止逐年下滑的势头，但是由于供求关系难于迅速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迅速调整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十分狭小。由于美元汇率变化所带来的价格变化和对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
与2001年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国际贸易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进出口继续呈现较快增长。根据WTO的统计，2001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6大进口和出口国。其中出口超过加拿大，从2000年的第7位上升至第6位；进口则超过意大利和加拿大上升至第6位，占世界进出口的份额也分别从2000年的3.4%和3.9%上升为3.8%和4.3%。由于2002年中国外贸继续加速增长，预计将会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出口国。
3.经济复苏程度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经济增长的格局出现一些局部性变化
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风向标。由于美国决策当局，特别是美联储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美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2002年2季度以来金融市场丑闻的影响，带动世界经济贸易走向复苏。然而欧元区经济发展的表现却一直没能达到人们自欧元启动以来的乐观预期。尽管欧元区的利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财政状况稳定，通胀也基本保持在控制水平内，但是由于生产停滞不前，信心不强和支出增长乏力，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使欧元区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美国。与之相反，同时作为3大经济体之一的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衰退的边缘苦苦挣扎。尽管目前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2003年实现正增长的预期仍需要做出巨大努力。
世界经济复苏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格局也出现了一些局部性变化。首先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仍未恢复到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程度较高，逐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后期，但新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崛起又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由于这些经济体的规模较小，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依靠大量外资流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得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较高，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东亚发展中国家能否在信息经济时代继续取得新的经济发展奇迹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转轨经济国家已经走出了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所导致的经济严重衰退时期，经济呈逐步加速增长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轨经济国家衰退程度逐步减缓。随着私营经济部门的兴旺发展、外资流入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加强。1999年转轨经济国家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2000年增长率达到了6.6%。尽管国际经济环境陷入低谷和内部经济问题依然难于克服，2001年转轨国家经济依然实现了5.0%的增长。作为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2000年和2001年俄罗斯分别实现了9.0%和5.0%的经济增长，尽管存在着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设备老化和技术落后、债务负担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自普京政府上任之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已经收到成效，俄罗斯经济已步入稳定发展阶段。
伴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步伐的明显放缓，转轨经济国家由于有着与欧洲工业化国家地理位置接近、文化背景相近等的得天独厚条件，一旦渡过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将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产生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1.投资复苏仍不确定，私人消费增长难于乐观
2002年以来，全球性投资增长缓慢或收缩的局面仍在持续，消费增长难于乐观。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缓慢和就业形势严峻使消费者信心受损；其次，金融市场动荡使投资者的资产缩水并影响消费和投资增长；第三，新经济泡沫的破裂不仅使投资者收入预期下降，也使企业的盈利大幅度减少。
投资的迅速增长是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投资出现衰退。因此投资能否实现较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投资的复苏依然是不确定性的。2002年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的私人投资仍将为负增长，支持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仍是消费需求增长。但是预计消费需求增长仍将是温和的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尽管目前一般的预测都认为2003年投资需求将明显加速增长，并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能否实现这一预期仍需进一步观察。
2.全球性金融调整与动荡仍在继续
随着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和新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股市下跌并导致新一轮的全球性金融调整。
股票市场下跌的背后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下降与调整。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字，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大幅下降51%，为735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1240亿美元，也比2000年的3356亿美元大幅减少。同时，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也正在逐步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新增投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字，2002年1月～7月，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市场公司股票的净值仅为387.31亿美元，为2001年同期水平的44.8%。
国际金融市场的另一个调整是货币汇率的变化。随着美国经济光环的逐渐退色，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体系正在发生新的调整。美元兑欧元汇率一度跌至2002年7月19日1欧元兑1.0156美元的低位，欧元正在实现其价值的回归；但是美元兑日元一度升至2002年2月8日的1美元兑134.77日元的高位。近期美元兑日元汇率有所下调，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国际货币汇率体系调整的背景是与国际经济发展和股票市场的调整相一致的，也与国际资本的流动格局变化密切相关。然而由于欧元区，特别是日本经济目前仍然困难重重，国际资本无法找到另外一个更安全、投资收益更大的成熟市场，因此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动荡仍将继续。
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另一风险来自拉美。这一地区一些主要国家对国外资金的依赖和自身金融体系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拉美地区金融危机不断的根源。拉美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外债负担日益沉重。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该地区的外债总额为3800亿美元，然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拉美地区债务总额已达到7516亿美元之巨。这意味着拉美地区每年用于支付外债的资金接近15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年外贸收入的30%左右。拉美地区的“债务综合症”并不是一朝一夕感染上的，是其多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失误使然，因此也决不可能指望能迅速加以解决。
3.货币政策调整空间有限，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弱化
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至1.75%，达到近40年来的低点。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运用利率政策工具成功保证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获得了极大声誉。然而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能有多大更值得考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稳定，从目前情况看执行结果是成功的。但是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特别是股市的持续下跌对经济发展的风险不容掉以轻心。以往的利率调整都对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和股票市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目前资本流入量大幅下降和低利率水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会下降。
4.美国“双高”赤字问题：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和高财政赤字
美国高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问题由来已久，2001年经常项目赤字达3934亿美元，外贸逆差更是达到4496亿美元。克林顿政府几经努力于1998年成功消灭财政赤字之后，由于布什上台以来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和增加军费开支，于9月30日结束的2002财政年度再次出现1590亿美元赤字。
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国的长期“双高”赤字并未给经济带来太大的麻烦，而且其大规模的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如果长期累积起来的风险在商品、市场和资金的某一链条的断裂上释放出来，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在可预见的时期之内，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尽管一般预计美国的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仍将呈扩大之势，但不至于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前提是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和资本项目下的资金流入。然而财政赤字如果持续扩大则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和资金流动，从而也会对资本市场带来影响。
5.高失业下的复苏与通货紧缩
近期国际上在对世界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当中有两个观点，一是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在高失业下的复苏；另一个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通货紧缩时期。
2002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走出了短暂的衰退，但失业率却仍然居高不下。月度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失业率稳定在5.5%～6%范围内，9月份的数字为5.6%。
全球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低通胀时期。1994年～2001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年均为2.1%和15.7%，分别比1984年～1993年期间低2.1个和32.8个百分点。从近期看，2002年美国CPI月同比增长最高仅为1.7%，增速大幅放缓。欧元区通胀率始终稳定在欧洲央行所设定的2%左右的调控目标范围内，其中一些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等低于整个欧元区的数字。而日本则在近10年的经济不景气中进入通货紧缩。发展中国家通胀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在数年的高通胀之后，也进入了一个物价低增长时期。
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仍然是脆弱的。一般而言，就业增长缓慢是经济增长乏力所决定的。一种对美国高失业的解释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上升了。但是目前美国的GDP增长速度显然低于其潜在增长水平，同时失业率也明显高于GDP迅速增长的1997年～2000年。因此，如果不能成功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经济实现稳定复苏仍然是困难的。
全球性低通胀的主要原因：一是全球性部份产品，特别是半导体器材、电子通讯产品等生产能力过剩；二是部分发达国家消费和投资需求不旺；三是作为全球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四是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价格仍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谷底徘徊。美国的高失业和全球性通胀低位运行都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同时也是经济增长乏力的必然结果。根据IMF的预测，2002年～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将继续有所上升，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的通货膨胀仍然将低位运行，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尽管将有所上升，但仍然为近年来的较低水平。
不稳定的全球经济再遭重创
尽管日本对全球贸易非常重要（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6%），但很多评论家认为日本灾难将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他们表示灾难事件仅会损及日本经济且只是短期影响。并且，日本对大宗商品和石油的需求下滑将缓解全球市场的价格压力。日本灾后重建所需的大额支出将提升日本国内需求，促使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从而有助于平衡全球贸易流动。
但我们认为，日本灾难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应该放在更长远、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关键问题在于：鉴于日本国内储蓄水平的压力，加之负债过高、人口老龄化，日本可能需要向举步维艰的全球经济寻求融资。全球经济衰退余波未散，仍脆弱不堪。
可以确定的是，虽然全球工业产出和GDP出现增长，但大多数发达国家尚难言实现真正的复苏。除德国外，发达国家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尚未完全复苏（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将进一步下滑）；而且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诸多风险因素仍然存在。
潜在的风险
为了评估日本灾难的影响及其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下列潜在风险因素：
第一，政府负债过高。平均而言，在经济衰退时期，工业化国家政府会动用约5%的GDP资金来稳定经济。其结果是，自2008年以来，任何私营部门的去杠杆化都被增加的公共债务所抵消。政府财政每年都会出现巨额赤字，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将升至GDP的10%）、日本（9%）和英国（8%）。
第二，利率过低。为了抵抗经济衰退，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大幅扩张其资产负债表（本质上即为发行更多货币），以提供新的流动性来源。这种积极的货币政策持续至今，导致利率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而言过于低下。其结果是：为新的资产泡沫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全球贸易失衡状况重返危机前的高位。日本、德国、中国以及石油输出国拥有大量贸易盈余，而美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则是主要贸易赤字国。这种失衡状况导致盈余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而赤字国家则担负巨额债务，从而为下一轮金融危机埋下伏笔。这种不平衡通常也会激化贸易盈余国家（如中国）和贸易赤字国家（如美国）在汇率政策上的摩擦和争执，可能导致贸易关系更为紧张。
第四，银行系统依然脆弱。金融业尚未完全稳定，无力抵抗另一波重大冲击。比如在欧洲，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政府一直在逃避必要的债务重组。现在无法解决明确的债务重组需求将只会增加未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成本。
第五，新兴市场面临过热风险。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正在快速增长，就像从未发生过经济衰退一样。虽然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主要受国内消费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推动，但出口仍然是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为了维持出口的增长，这些新兴国家努力阻止本币兑美元升值（美元仍是全球贸易主要货币）。但随着贸易顺差导致更多资金流入，这些国家的央行必须买入更多外汇来阻止本币升值。这与发达国家央行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本质上一样，结果也相同：这些国家的货币基数迅速扩大，推动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同时也推高总体通胀率。（全球粮食价格走高是当今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今全球经济的这些特征导致出现下列恶性循环情况：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公共债务增加，债务高企促使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扩张引发通胀并制造新的资产泡沫，新的泡沫威胁着全球金融系统再度崩溃。
通胀席卷全球？
这次日本灾难对全球经济螺旋式下滑有何影响？简言之，这次灾难将加剧如下这一潜在风险：扩大并加速恶性循环。日本重建将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破坏性的间接后果。
部分日本重建资金可能来自于销售国外资产。日本是全球最大债权国，外国资产净值相当于其GDP的60%。随着日本投资者减持其在发达国家的资产，这些国家的利率可能被推高，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公共债务增加。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并减轻债务负担，各大央行可能需要购买更多债务才能维持低利率，这无疑会增加通胀压力。
大多数投资将来自日本政府。问题是，日本已经是全球工业化国家中债务最高的政府（相对于GDP的比例）。日本政府当前债务总额超过GDP的200%，2010年度赤字达到GDP的9%。目前，日本政府所持债务的名义利率极低，仅为1.25%，这主要是因为迄今日本政府发行的债券90%的买家来自国内，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
震前，专家们就警告称随着日本退休人员数量增加导致日本私人储蓄率转为负值，日本政府将面临借贷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这种趋势还将加剧。考虑到日本基础设施重建势在必行，私营部门将需要大量动用其正在萎缩的储蓄，同时日本政府必须进一步增加支出。虽然部分支出增长可能源自于税收的提高，但大多数支出将来自于发债融资，而且很可能是向国外投资者发行债券（鉴于日本人口结构问题导致个人储蓄减少以及重建需求）。而国外投资者则会要求更高的利率回报。
所有上述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加速已预计到的以下进程：国内储蓄水平下降、利率升高以及公共部门融资愈发困难。有理由假定日本央行将介入为政府融资，这将导致日本政府债务的货币化。历史上，这一方法总是导致通胀加速。如果金融市场参与者乘此机会借入日元并投资于其他资产类别，以从预期的贬值中获利（即所谓的套利交易），那么将刺激产生新的资产泡沫，尤其是在大宗商品和股市领域。
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的间接影响将引发中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社会动荡。如果社会动荡蔓延到主要产油国，则将导致油价进一步走高，发达国家将重回衰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央行将继续增加货币供应以推低利率，甚至可能开始积极推行新一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并购买政府债务。但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因为这类政策将推动通胀进一步升温。
真正的风险在于，日本发生的可怕灾难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日本。日本危机将使已经存在于全球经济的恶性循环加剧。我们应为未来几年全球货币基数的迅速增长做好准备。货币增加将导致公共债务与通胀压力增加，并产生金融泡沫，这将会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带来威胁。各国政府和央行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论文关键词：网络贸易 传统国际贸易
网络贸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如万维网、互联网所进行的贸易或商务活动，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交易磋商、签约、货物交付、货款收付等大都在全球网络上进行。其交易的产品主要是数字化产品，如金融服务、网上娱乐、售票服务、软件设计、音像书刊、咨询服务、信息传递等；也有实物产品交易，其交易磋商、签约、货款支付在网上进行，实物交付在具体地点进行，即实现“在线交易，离线供货”。网络贸易是将互联网应用到传统国际贸易中，这使传统贸易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网络贸易给传统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
网络贸易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的挑战，同时给传统国际贸易带来了剧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国际贸易商务场所和运行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厂商对产品的营销、谈判、订货、销售、分发、支付等贸易流程的商务活动往往分别在不同的场所行，而网络贸易则把这些国际贸易的商活动集中在网上来进行，即进行以网上营销、网上谈判、网上订货、网上销售、网分发、网上支付等组成的网上国际贸易务，这样也就使得传统国际贸易运行发了实物运行与网络商务运行相结合的国际网络贸易的新变化，从而大大提高了贸易的效率。有人预测，未来30年内，30％的消费支出将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进行。
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各种贸易形式数字化，信息以电子化的方式很容易被复制和传播，从而开辟一个全新的网上贸易市场。网络贸易迅速快捷、费用低、信息量大，甚至可以使人们看到实物照片和录像资料。通过国际互联网，企业能够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买卖双方可以在网上展开询价、谈判等商务活动，实现网上售货或订货，与供货商、批发商、零售商直至最终用户建立密切的联系。这种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来处理业务文件的技术，可大大提高商贸文件的传输速度，降低文件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国际贸易的主体和客体发生变化
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买者和卖者，由于他们可以从网上获得更多的信息，因此，成为网络人的买者和卖者其搜寻信息和获得信息及根据信息进行决策的流程和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网络贸易的买者和卖者可以跨越中间商直接结合。当然，应该看到的是中间商在网络世界中也必须寻找自己在新的网络市场中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的国际贸易主体随着国际网络贸易的发展而产生，这就是专门提供国际贸易信息收集、分析、处理、咨询及交换的网络公司的出现。这种网络虚拟公司相对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的卖者和买者可以从信息上操纵、联合更多的国际贸易的卖者和买者，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使国际贸易中的买者和卖者对其产生定的信息依赖。在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的客体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国际贸易的客体从传统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产品的商品贸易与旅游、工程等服务贸易的贸易构成，生长出新的网络信息贸易，其中重要的构成就是电子数据交换。很显然，随着国际贸易主体和客体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一定的新变化。
(三)网络贸易削弱了商品和劳务提供音及消费者之间在地理位置上的联系
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发生了从简单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向全球化的转化，网络国际贸易更倾向于为全球范围的贸易选择，使商品或劳务的交易活动由固定场所转移到了没有固定场所的、开放的国际互联网上。传统的贸易体制下，商品的跨国流通一般通过有固定场所的国际性贸易公司来完成，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使跨国贸易可以不通过贸易公司，而是通过联接世界的国际互联网来完成。只要贸易公司就近与Internet建立连接，就可以方便地通过互联网与该网上的任何经济体建立贸易联系，进行贸易洽谈和交易。
与传统社会相比，网络社会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全球化趋势。现实世界以地理确定边界，而且网络本身没有边界，网络社会是开放的，没有地域的限制，是一个全球性系统，具有资源共享性。因为国际商务的主要媒体——国际互联网从本质上讲就是全球性的。无论在哪个国家，你只要能够接入国际互联网，就可以方便地使用国际互联网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享用国际互联网上庞大的信息资源。尽管大家联接国际互联网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有的企业拥有不间断的计算机联接系统，而另外一些企业或个人则通过调制解调器和公共电话网拨号入网的临时联接方式，还有的通过无线移动通讯网络或卫生网络系统接入国际互联网，但是无论哪种联接方式，都可以实现相同的联接效果，即进入全球市场。
因此，网络贸易的市场范围与传统市场是不同的。传统市场由于受到国界的限制，国际性的产品或商务的商业交换活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从一国的角度出发，传统市场按地域被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这个市场的界限分明。工商企业的发展一般是从国内市场做起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然后再开拓国际市场，因此，从传统的经营概念出发，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经营活动的跨国界扩展。而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的网络贸易使企业从一开始就面对全球市场。
(四)国际贸易经营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际互联网提供的交互式网络运行机制为国际贸易提供了一种信息较为完备的市场环境，通过国际贸易这一世界经济运行的纽带达到跨国界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使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贸易方式突破了传统贸易以单向物流为主的运作格局，实现“四流一体”，即以物流为依托，资金流为形式，信息流为核心，商流为主体的全新战略，这种经营战略通过信息网络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互动式的商贸服务。生产者与用户及消费者通过网络使及时供货制度和“零库存”生产得以实现，商品流动更加顺畅，信息网络成为最大的中问商，国际贸易中由进出口商作为国家问商品买卖媒介的传统方式受到挑战，由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委托一关系与方式发生动摇，贸易中间商、商和专业进出口公司的地位相对降低，引发了国际贸易中间组织结构的革命。
(五)国际贸易制度结构发生了新变化
世界贸易组织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积极推动占全球电讯服务收入95％国家和地区的基础电讯服务市场准入的谈判，达成了《基础电讯协议》。并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4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达成了《信息技术协议》，这些签字方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占全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的92。5％。1997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互联网免税区的建议，而世界贸易组织第二届部长会议决定不对网络贸易征收关税，这个决定很可能还继续下去，这意味着互联网可能逐步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实际上，《基础电讯协议》、《信息技术协议》、《金融服务自由协议》及世界贸易组织批准的不对网络贸易征收关税等都是促进国际网络贸易发展的制度安排，而这些有利于发展网络贸易的制度安排将减少贸易的“成本”。这样也就使得国际网络贸易比传统贸易得以有更多的贸易创造和贸易增长。相对于旧的、传统的国际贸易制度，这是国际贸易制度的创新，必将促进国际网络贸易的发展。
二、网络贸易引起信息贸易的飞速增长
传统的贸易以实物贸易为主，而网络贸易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则更多地表现在无形财产的许可与转让，如计算机程序、游戏、书、音乐、各种图象以及各种可数字化的信息。与传统贸易相比，这类交易虽然也具有销售的特征，但销售的对象却发生了变化。
作为国民经济先导产业的信息产业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产业革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产生和传递都是通过信息业完成的，因此信息产业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中的基础产业，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预计到今年，全球信息产业的销售额会超10000亿美元，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信息时代的国际贸易迈向信息化是大势所趋，国际贸易的机会也因此而得以增加。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与传统服务贸易中的服务产品要与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保持高度一致不同的是，网络贸易中的服务贸易，服务与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有一定的分离，在网络上，光纤通道可以在网上像运输产品一样运送金融、广告、会计、设计、法律咨询、技术咨询、数据处理、文化、教育、医疗等信息化的服务产品，国际信息贸易正从国际服务贸易中分离出来，以一种独立的新的贸易形式出现。国际信息贸易指的是与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有关的一切跨国贸易形式和活动。因此，国际贸易将由商品贸易(消费品、生产资料贸易)、劳务贸易、(运输、旅游、工程承包)和信息贸易(技术、信息商品和信息服务贸易)三分天下，而国际信息贸易的发展正是国际贸易商品结构高级化、软件化及国际贸易总量得以不断扩大的动因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上升。电子计算机、通讯设备、文化信息设备等信息技术的硬件贸易和相应的软件贸易构成国际信息贸易的主体内容，它们是国际信息贸易的物质形式，也是世界信息经济的基础。
信息内容本身成为可贸易的商品。在信息网络的交互式环境下，宣传品(广告)、电影、电视、录像、书籍、杂志、报纸等产品的贸易，都可以通过网络终端的传输达成交易、网络贸易将向贸易的信息流动的无形形式转化：信息内容的交易可以多次重复进行，无形信息流和有载体的信息流成为国际贸易的对象，拓宽了国际贸易商品概念范畴。
国际信息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信息服务贸易包括国际技术与管理咨询服务贸易(如工程咨询、法律、财务服务贸易国际经贸信息服务、国际专家服务(如国际教育、医疗专家服务贸易)等，都可通过信息网络的“运送服务”方式进行信息的交流和反馈，“足不出户”即可为全球各地的人们同时提供服务。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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