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理念；转化；方法；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099-02
在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形势下，高等院校课程教学的变革越发显得异常的急迫。其中，《古代汉语》教学由于远离当代及知识点相对零散等自身固有的特点，更需要加紧改革，不仅要在内容上予以调整，而且也要在教学方法上进行多种尝试，使其更加具有时代性和生命力。关于《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方法多元化的设想，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知和探索。
一、要进行教学理念的彻底更新——变单纯的知识传授为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紧密结合
《古代汉语》课程的改革首先要致力于教学理念方面的更新，即必须改变以往只注重单一的知识传授为注重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的并重，也就是说要变单纯的知识传播向知识传授与人才素质培养结合方面的转化与过渡。具体说又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重视《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功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宽泛，内容也异常繁多。它既注重语言知识本身的讲授，同时又注重传统文学与文化的传承。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协调和处理好这几方面之间的关系，既要做到几方面知识的结合与并重，同时也要做到脉络分明、重点突出。如何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更好地介绍与宣传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知识，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得到古代文化知识的滋养与熏陶，确实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2.注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古代汉语》课程具有其他课程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在它的教学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人文素质的培育因素。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们可以有效地接受到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传统、文化教育、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的知识熏陶，这对于他们自身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无疑是有着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作用的。也就是说，本课程具有其他课程所无法比拟的特殊作用。
3.注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对学生审美情操的培养功能。《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很好地加强对学生审美情操的培养。它所涉及的领域异常深广，尤其是在文学、音韵、诗词格律、诵读以及传统文化方面，这一功效就越发显得突出了。当代大学生不仅要十分注重知识的吸收学习，同时也要在素质提升和审美情操的培养方面狠下工夫。《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在这方面就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彻底改变以往教师单纯教、学生机械记的传统做法，变为以学生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模式
在以往的高校教学中，通常是以教师全程讲授、学生机械记录作为基本模式的，这在《古代汉语》课堂上尤其如此。彻底改变这种固有的模式，突出把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既是教育理念上的根本革新与转变，同时也是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的一项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在具体实践中，可以运用多种办法来进行尝试：比方说，可以预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预习并主动加以思考归纳，然后再由教师总结。这样做有助于彻底改变以往教师单纯教、学生被动机械记录的传统做法，还可以通过布置课外阅读及配套练习等方式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分量。总之，以学生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模式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理念方面的变革，能够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和发挥，在他们迅速拓展知识的同时也大大培养了自主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三、教学内容侧重点必须予以彻底转变
为了配合上述以学生作为教学活动核心与主体这一理念真正得到最充分的落实，还必须在课堂教学内容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与调整。这其中主要就是把教学内容上的单纯传授知识转移到注重学生能力素质方面的培养上来。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在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大学生主动阅读、分析以及做练习的机会和比重，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都充分地发挥和调动起来，实现单位时间内学习效率的最大化。一般说来，在教学内容侧重点进行改革的尝试阶段，这种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程可以占全部课程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四、进一步注重讲、拓、练、考四者间的相互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还应该突出讲、拓、练、考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讲”侧重突出教师在教学中的知识传授作用，它是知识传授与接收链条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个环节；“拓”是指围绕课堂教学内容，教师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布置和预留一些课外自主查阅的内容，以期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和拓展延伸某些知识点；“练”更是侧重体现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学生强化所学知识并使之转化为能力的关键环节；“考”则是验证学生接收和掌握知识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是对“讲”与“练”效果的最直接检测。四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教与学整个过程各部分教学环节的系统完整链条。它们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循序渐进，各有侧重，缺一不可，使得整个《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过程呈显出活泼新颖和扎实有效的良性循环状态。
五、可以适当采用多媒体形式进行教学
关于《古代汉语》课是否应该采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过去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利用多媒体形式进行教学是利弊并存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可心存偏见从而失之偏颇。
1.其有利之处在于：可以大大缩短教学时间，减轻教师板书的负担；能够大幅度地提高课堂信息量，加强对课内知识的延伸与拓展；能够增强教学的形象化，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以往抽象教学形象性差并枯燥乏味等弊端；可以做到图文并茂，文字、图形与表格的相互结合，使得形式多样，重点突出，还可以丰富和活跃课堂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由以往的机械被动学习向积极主动学习方面转化。
2.其不利之处在于：比较注重形式，形式大于内容，从而对于教学主体内容造成不应有的冲击与伤害；容易喧宾夺主，挤占课堂讲授时间，冲淡教师的教学主导作用；不注重推导详解的过程，导致学生印象不深刻，有时只停留在看热闹的层面，往往一堂课下来记不住多少有用的东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古代汉语》课堂上，对那些不需要做过多过细讲授且信息量偏大的环节可以适当考虑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如在讲授古代文化常识和古文字字形演示等方面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往往效果要更好一些；而在那些需要做重点、深入、细致讲解的部分如古音韵、古代词汇和训诂知识等方面则还是以传统讲法为好。
1.帮助学生积累文化常识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在日常的生活中学生不可能全部接触或了解。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可以帮助学生积累文化常识。例如，古人一般都有名、字、号，如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字号五柳先生。对学生进行名字文化常识教学，可以让明白古人的名、字、号都有具体的规范，与现代人的名字有很大的出入。
2.帮助学生解决阅读障碍
古代文言文中很多知识点有时凭借逻辑、语法等知识是不能解决的，有时得从古代文化常识方面来解读。例如，《孔雀东南飞》中“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中的“青庐”，就是一处关于礼俗的文化常识。“青庐”是指用青布搭成的蓬帐，行婚礼的地方，东汉至唐有这种风俗。所以，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可以帮助学生解决阅读障碍，准确理解文意。
二.古代文化常识教学的实施
1.随文突破
古代文化常识涉及面极其广泛，天文地理、伦理纲常、经济社会等等无不有所体现。高中语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时，可以运用穿插授课的方式，让学生在无意识中对古代文化常识进行学习和掌握。例如，在讲授《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涉及到“鸡鸣”“黄昏”“人定”等时间信息，就此可以对学生讲解古人的纪时情况。古人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段，分别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那么相对应的，文中的“鸡鸣”则相当于后半夜的1－3点，“黄昏”相当于现在的19－21点，“人定”相当于21－23点。对时间的正确理解，能够有效地梳理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以及背景。
2.专题解读
为了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有必要对相关的常见的文化常识进行梳理，编制表格，以便学生学习掌握。例如在对古代称谓知识进行讲解时，可以分成国讳、家讳两大块。国讳指的是臣民必须遵循的避讳，其中包括皇帝名，字，谥号、皇帝父祖的名、前代年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例如，在《荆轲刺秦王》一文中，秦王指的就是秦始皇，在古代历史记载上，由于秦始皇名政，和“正”同音，所以把“正月”改名为“征月”。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做法，是和国讳相对应的。例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祖父的名字叫做僖，所以在史记的创作中，所有有关“僖”的词皆用“厘”代替。
3.方法突破
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是为了更好的去应用于实际，解决问题。所以教师应该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还应该交给学生运用知识的技巧，也就是答题技巧。高考以及平常考试，都不时出现关于文化常识的试题。例如，对联，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对联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上下两联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词对数词等），还需要节奏相应，平仄和谐。在解答对联题时，可以借助相关、相似、相反的联想方法把句子进行拆分，给每个词分别作对，再把这些对出的词连缀成一句话。例如,上联为“扫千年旧习”，便可以拆分为“扫、千年、旧习”三个词，结合所学知识，与“扫”有关的词有“除、改、树、立”等，与“千年”有关的词有“万载、百岁、一代”等，与“旧习”有关的词有“陋习、新风”等，从中选词连缀成句可为“扫千年旧习，树一代新风”。教会学生对对联进行有效的拆合分析，既有助于学生答题，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内涵。
4.课外扩充
在课改实验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还可以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方式，让学生在课外对例如官职、科举、地理、历法等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做“课题”研究，即是对相关文化常识进行收集整理，并将“研究成果”展示、交流。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感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和文化，更是积累了知识、积淀了文化，激发了爱国情怀。
5.开展竞赛
摘 要：文言阅读能力是高考语文的检测重点之一，要提高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必须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所了解，掌握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教师应该把传统文化知识教育结合在自己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这样才能使学生在高考文言文阅读中没有文化方面的障碍，顺利完成文章的阅读和理解。
关键词 ：文言教学 阅读障碍 文化积累 随文突破 专题讲解 可持续发展
文言文教学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语文教学大纲规定任务的重要途径。但在高考的压力下，我们的文言教学越来越功利化。许多学校的文言教学完全成为应付高考的技术性训练，完全割裂了文字、文学、文化、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文言文在教学中几乎成了“外语”课，既损害了文言的文化传承功能，也伤害学生学习文言的积极性。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其实也影响了高考成绩本身，因为文化在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
从2014年高考全国各类不同的语文试卷文言阅读选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教育的缺失必然造成文言阅读的障碍，并最终影响文言考试成绩。新课标卷（Ⅰ）文言文阅读节选自《旧唐书·于休烈传》提到：“宰相李揆矜能忌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以下之，休烈恬然自持，殊不介意。”本句要求学生划分正确的朗读节奏，如果学生搞不清该句的意思，就无从划分，而要搞清楚话意就需要具备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即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修史”，能够参与修史是一项重大的荣誉。因此宰相才会觉得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是一种耻辱，想方设法要把他调开。
福建卷摘编自明代张岳《小山类稿》中的《张祖传》，文章提到：“是时，诏民田八顷以上家，择子若孙一人为吏。县檄至，祖挥之弗受，执卷奋曰：“吾而吏耶？”虽然这句话没有被设计为考点，但学生在阅读中难免会疑惑，到县里当“吏”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别人求之而不得，张祖为什么不接受。而且说“吾而吏耶？”言外之意他岂是当吏这样的人，对“吏”充满不屑。这就又要涉及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在隋唐科举制度出现后，通过科举获得官职是主要途径，为人们所敬重，其他途径则被轻视。唐以后“官”和“吏”明显分为不同的两个阶层，人们重官而轻吏，而且认为吏长期与百姓接触，常干坏事，“心术已坏”，又非科举出身，因此不可提拔为官。宋以后一但成吏便终生难以当“官”，《水浒传》中宋江就是典型例子。正是这种文化背景才会使张祖不愿当吏，因为一旦当了吏一辈子都是小吏。
四川卷选自《梁书·王筠传》，文章提到：“普通元年，以母忧去职。筠有孝性，毁瘠过礼，服阕后，疾废久之。”如果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孝文化和丁忧制度，就很难理解王筠的这种做法。
文字、文学、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忽视传统文化的文言文教学是不可取的。教师在文言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积累必要的文化知识，才能有助于文言整体阅读能力的提高，具体可以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教师授课时随文突破。上课时讲清课文涉及文化知识，既提高学生学习文言的兴趣，又适当积累文化知识。古代文化知识面非常广，上至天文地理、伦理纲常，下至经济社会、风俗习惯无所不包。教师在讲授课文经典文章时应该有意识地把文章涉及的文化常识有计划地讲解清楚，可以运用穿插授课的方法，让学生在无意识中对古代文化常识进行掌握。例如在讲授《鸿门宴》这篇高中经典课文，提到“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样的宴会座位安排时，就应该结合课文讲清中国古代的宴会礼仪文化，座位安排的尊卑位次，既能够帮助学生了解此时人物的性格心态和天下形势，又能够增加课堂的趣味性，而且在无意识中帮助学生积累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为将来文言阅读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对重要的古代文化常识进行“专题解读”。为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和积累水平，教材也适当安排专题讲解，但课文涉及的范围太小、内容太少，不足以满足学习需要。作为高中语文老师，可以对学生在文言阅读中比较常见的文化知识做归纳和概括，帮助学生对相关常见文化知识进行梳理，编制表格、进行系统掌握。例如古代纪日的方法和纪时的方法，古人纪日最常用的是“月相纪日法”。通常用“朔”（初一）、“望”（月中，小月十五日、大月十六日）、“既望”（望之后的一天）、“晦”（每月最后一天）。在《赤壁赋》中就出现过“七月既望”一词。古代的纪时法有“五更”纪时法：一更（19-21点）、二更（21-23点）、三更（23-1点）、四更（1-3点）、五更（3-5点）。如张岱《湖心亭看雪》中出现过“更定”一词：“是日更定矣”。例如了解古代的礼仪文化，有吉礼，主要指祭祀神和祖先的礼仪如“牺牲”：古代祭祀用的牲畜。《曹刿论战》中有：“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有成人礼，即有关个人成长的礼节，主要是“冠礼”和“笄礼”。所谓冠礼，是指男子的成年仪礼，男子20岁行冠礼。笄礼则指女子的成年仪礼，女子15岁行笄礼。《送东阳马生序》中有：“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又如古代忌讳文化：古人对“死”有讳称，帝王之死曰“崩”。《出师表》有“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人名也为皇帝避讳，如《捕蛇者说》中的“以俟观人风者得焉”，“人”应为“民”，避李世民讳。教育与科举制度文化，如博士、教授等 ，《孙权劝学》中有：“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等级制度，寡人、王、布衣；官职的设置及名称，侍中、侍郎、将军、大夫等。熟悉这些文化常识对学生学习文言有极大帮助。
第三，指导学生扩大阅读面。文言学习和现代文学习有相同之处，要有较大的阅读积累，“书看多了，语文自然就好”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要用到文言学习上却是较难做到的，因为文言和现代文不同，光靠学生自己可能读不太懂。因此少有学生会主动阅读文言作品，没有阅读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更看不懂文言作品，也就更没兴趣。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课外阅读、帮助学生扫除阅读障碍，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教师可以指定阅读文章，对学生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给与帮助，并经常和学生交流阅读体会，引导学生对涉及到的古代文化知识进行积累，使学生的学习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文言教学中关注文化教育，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又能为学生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是高中语文教学重要的环节之一。摒弃功利主义教观学理念，在高中文言教学中做到文字、文学、文化三位一体，无所偏废才是语文教学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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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玉华.论传统文化教育在文言文教学中的渗透[J].语文学刊，2007，（14）.
关键词：教材 准确 正确 失误
中图分类号：F5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1-221-02
引言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汉语言文学知识》的版次是2004年8月第1版，后每年均印刷供考证者使用。编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较系统地罗列了汉语言知识；强调导游综合素质教育，不仅要求导游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教材有很强的使用性、针对性。但是，也存在语言表达不准确、知识点注解失误、知识概括逻辑错误、标点使用不正确等问题，希望能够修正，确保传播知识的准确性，体现考证教材的权威性、科学性。
一、语言表达不准确、知识不正确
1.P8“宕（dàng）……本文……”，“本文”应为“本义”。
2.P12“这些刻石中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有琅玡刻石，是1921年被人发现由碎石拼粘而成的，共86字，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句前两个分句语意杂乱。文中本意应是说“琅玡刻石是1921年被人发现的，它是由碎石拼粘而成的”。因此，此句前面的部分可改为“这些刻石中……，是1921年被人发现的，它是由碎石拼粘而成的”。
3.P38“在这些水色中，长江三峡的惊心动魄；黄河壶口瀑布的气势磅礴；洞庭湖、鄱阳湖水天一色；千岛湖和滇池的碧绿澄清；西湖的幽静秀美。”此句中缺少谓语，可以把加点的“的”字去掉，句子成分就完整了。
4.P55“东青，象征……掌管春天。南红，象征……掌管夏天。西白，象征……管秋天。北黑，象征……掌管冬天”，书中第三小句缺了个“掌”字，可能是排版错误，遗漏了，应该加上一个“掌”字，使得句式整齐、韵律和谐。
P58“书面语由于多用于文字类阅读，最多有图片参照，阅读者大多没有……故……详细”，句中“最”应为“且”。
5.P61内容清楚是……首先要对……；其次要注意……；另外，语句还要准确、精炼”。书中少了加点的“要”字，应加上较妥。
6.P63“中级导游的讲解……不仅能说明、介绍景观；还要描绘、分析景观，让游客在讲解中受到感染，产生形象感”，加点的“不仅能”应改为“不能仅”，句中的分号也可改为逗号，顿号后应接逗号，不需要太长的停顿。因为分号的停顿时间比逗号长。
7.P74旅游文学的作用，书中主要分为第一、第二两点来说，第一点中提到了广告作用，却并未写旅游文学的广告作用，反而在第二点旅游文学对旅游的反作用中写得较多。因此，应稍作修改，最便捷的方式是把第一点提到的“广告作用”四个字删掉。
8.P78“御花园东西长130多米，南北宽90米”，书中少了加点的“长”字，应加进去，以和“南北宽”相应对。
9.P79“圆通‘圜’”，应为“‘圜’通圆”，圆形之意。诗中写的是“圜”字，可能是排版之误。
10.P81“琼华岛后山的假山，即有千姿百态、玲珑剔透的亘岳太湖石堆砌而成的”，加点的“有”应改为“由”。
11.P102“鼋（yuán）”即“鳖”（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102页，）书中的“鼋鼋鱼”不能算是其的意思，可以加进这个解释。
12.P138鲁歌的《长相思》描绘的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书中把这首诗放在了“辽宁省旅游景点诗文”中，这是不妥当的，应移后，放置“黑龙江省旅游景点中”。另外，题解中“镜泊湖”的“镜”与简析中“境泊湖”的“境”字相矛盾，应均为“镜”。
13.P246《滇海曲》（其一）中，“苹王阁榭”中的“苹”应为“梁”字，从注释中可以校正。
14.P313《过始皇陵》中“幽宫像紫宫”应为“幽宫像紫台”。见《全唐诗》P1286，卷一百二十六，王维二。
15.P347《郑成功庙联》中“驱外夷出境”在注释中为“驱异族出境”，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需要考证，不应在书中出现两种说法，如有其它理由应详细说明才是。
二、知识点注解失误
1.P7“辟（bì），甲骨文从（硬耳刀）（跪人），从辛（刑刀）”应为“辟（bì），甲骨文从硬（耳刀）（跪人），从辛（刑刀）”。
2.P9“燎（liào）”音应为“liáo”。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183页，“燎”字有三个音节：（1）放火焚烧草木，（liáo）；（2）烘烤，（liǎo）；（3）古代用以照明的火炬，（liào）。本文认为“燎”本义为焚柴祭天，那么“燎”的字音音为“liáo”，而非“liào”。
3.P28～31难读易错汉字的读音，音、形有误的：
（1）豊（lǐ）应为豐（fēng）。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86页。“豐（fēng）”，即“丰”的繁体字。书中为误写，意思是“古代放酒器的托盘”，属于日常生活用品。
（2）龠（yuè）应为籥（yuè）。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363页。意思是“鼓风吹火用的管子”。
（3）甗（xiàn）应为（yǎn）。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66页。意思是“一种两层的像甑一样的瓦器，上可以蒸，下可以煮”。
（4）嘉量（liáng）应为（liàng）。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183页。“量”的意思是“量器”。
（5）徵（zhēng）应为（zhǐ）。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381、377页。“徵”为五音之一，在古代“征”和“徵”是两个字，意义各不相同，“征”（徵）的义项都不写作“征”。现“徵”简化为“征”。
（6）（yì）应为佾。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346页。古代乐舞的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舞蹈用人的多少，表示贵族之间的等级差别。（yì）应为佾的误写。
（7）尞（liáo）应为簝。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35页。意思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盛肉的竹器。
（8）豭（jiǎ）应为（jiā）。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24页。指“公猪”。
（9）雔（chóu）应为犨（chōu）。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06页。指“牛喘息声”。
（10）豕（chùn）应为（shǐ）。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258页。指“猪”。
（11）（fù）应为阜。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93页。指“土山”。
（12）夔（huí）应为（kuí）。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171页。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物。
（13）翟（dí）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370页。指长尾巴的野鸡；或指古代月舞所执的野鸡毛；或指用野鸡毛装饰的衣服、车子、道具等器物；或通“狄”，指我国古代北部的一个民族。念（zhái）音指姓。书中“翟”字出现两次，且都在第三类中，可以删去一个，不必重复。
（14）厷（gōng）应为肱。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100页。指胳膊由肘到肩的部分，泛指手臂。
（15）瓦刺（lā）族应为（là）。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173页。
（16）罽（jī）应为（jì）。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24页。
（17）阆（láng）中应为（làng）。见《现代汉语辞海》，第394页。
4.P167《游钟山记》注释（14）“虺”的音应为“huǐ”。
5.P183《望岳》注释（7），“凌”应为“登上”的意思，而非“登山”。
6.P302《峨眉山佛光记》注释（10），“逡”音应为“qūn”。
三、知识概括逻辑错误
1.P10“广义的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和小篆”应为“广义的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和石鼓文”。因为前面说篆文一般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和小篆没有包含关系，小篆有其代表字体如“琅玡刻石，泰山刻石”等，下面紧接着说“狭义大篆的代表字体有籀文和石鼓文”，那么，石鼓文必定也和籀文一样，也属于广义的大篆所包括的范围。
2.P24“《曹全碑》：……每行45字”，此段应放在“《礼器碑》……韵味”段的后面，应为曹全碑、礼器碑均属于曲阜碑林，介绍完礼器牌后，应该介绍与其同属一个碑林的曹全碑，而不是介绍西安碑林。
3.P28～31难读易错汉字的读音，本不属于此分类的书中被归为此类，如：
（1）埙（xūn）指“古代用陶土烧制的一种乐器”，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65页。在书中既被归为“日常生活用品”类，又被归为“祭祀礼仪”类。我们知道了该字的意思就理所当然地应把该字归为“祭祀礼仪”类。
（2）羼（chàn）意思是“搀杂”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04页。不应归到“动物、植物、自然风光”一类中。
（3）攸（yōu），放在动词前，组成名词性词组，相当于“所”；或放在主语与动词或形容词之间，相当于“就”；或指“处所”。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352页。不论取哪个意思，都是不能归入“动物、植物、自然风光”一类中。
（4）砅（lì）指“履石渡水”。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34页。也应该不要归入第三类中。
（5）“谶（chèn）”既然在第四类中标了音，在第七类中就可以不必出现了，免得重复，因为它只有一个读音。
（6）“耎（ruǎn）”是“软弱、怯懦”的意思，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52页。“耎”是个形容词，只是和人的性格有关，不能归为第五类中。“宕”通“荡”，放荡，或指延宕、拖延。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60页；“彳”指慢步行走或徘徊，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1页；“詈（lì）”是“骂、责备”之意。以上这些词还是不要归入第五类中为好。
4.P70“介绍中要换算为通用的度量衡单位，城楼宽九楹，即62米多，进深五楹，27米多”，如果城楼宽九楹，有62米多，那么，一楹大概将近7米，进深五楹就应该有35米，怎么会是27米多，相差如此之远呢？如果“进深五楹，27米多”是对的，那么宽则为49米左右。
5.P125对于“晋祠门联”的简析，书中说这副长联突现了悬瓮山雄伟的壮丽和难老泉涓涓之鲜美。仔细品味此联，并非是突现悬瓮山雄伟的壮丽，而是以悬瓮山的高耸雄峙来衬托晋祠的典雅韵味。
四、标点使用不正确
1.P51“例1的导游词……紧扣佛教观念”，段中的分号可以改为逗号，分号停顿的时间长于逗号短于句号，仔细琢磨，还是把段中的分号改为逗号为是。
2.P86“秭米；数目：古代十万为亿，十亿为兆，十兆为京，十京为垓，十垓为秭”，第二个冒号应改为句号，或者是逗号。
3.P89“仁寿殿取《论语》中‘仁者寿’之意。是慈禧、光绪坐朝听政的大殿”，“意”字后的句号应改为逗号，前句话的停顿只是短暂的，后面紧接着一个“是”句也是讲仁寿殿的，要是用句号，后面一句话就少了主语“仁寿殿”了。同样道理，该页中的“律吕：泛指乐律和音律。是‘六律’和‘六吕’的合称”，第一个句号也应改为逗号。
4.P92题写长城联注释（2）：“戍卒使丞”四字后面的冒号应删掉，戍卒后的逗号改为冒号，因为书中只是解释“戍卒”的意思。
5.P104“嵎：同隅”，“隅”字应用引号标起来，书中少了引号。
6.P153《泊秦淮》注释（3）的标号，应标在书名号的外面的右上角，而不是标在书名号的里面。（如：《花》③）
7.P178《冷泉亭记》注释（21）“皋”后句号应为冒号；注释（23）、（24），“刺史”后句号可改为逗号。
8.P191《登泰山记》注释（21），“徂徕”后逗号应为冒号。
9.P193《泰山刻石》注释（11）“睡”字后句号可改为逗号；注释“凸出”后句号可改为顿号。
10.P196《游少林寺》注释（4）“绀”后的冒号应放在“赣”后。
11.P201《游嵩阳记》注释（2）中“轘辕”读音应为（huán yuán）。注释（7）在文中的标点不应标在“游定夫“后右上方，而应标在”立雪于程门“后，因为（7）解释了这两个词。
12.P204《砥柱》注释（11）“（611）”后应加个句号。注释（14）《孟子·尽心下》后的冒号应改为逗号。
13.P240《记游庐山》注释（11）“李白唐著名诗人”，“李白”后少了个逗号，应加上。
14.P245《滕王阁序》注释（41）“二难”之后的冒号应改为逗号，注释（66）“兴利除弊”后的句号可改为逗号。简析中的“水到渠成”后的句号应改为分号，以求前后对应。
15.P292《题凌云寺》注释（1）“凌云山”后的逗号应为句号。
16.P311《三峡》注释（1）“趣”字应用引号标记，注释（8）“朔”也应用引号标记。
结语
好的教材都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故而读者大都对教材深信不疑，而《汉语言文学知识》作为旅游考证教材，竟然出现如此之多的错误，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改正，势必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希望出版社尽快组织有关专家对教材严加审核、修订。期待早日看到新书问世。
参考文献：
[1] 冯冬明等.汉语言文学知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2] 《古代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古代语常用字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唐作藩等.现代汉语辞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 蒙古族文学 使用现状
新媒体时代是个万事交融的高速发展时代。自20世纪晚期开始，新媒体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直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对建立一个多元共存、生机勃勃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代表着时代的信息和特点，同时也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① 新媒体对蒙古族文学的作用，在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改变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
从文学受众分布来看，少数民族的文学具有其鲜明的分布与传播特点。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为422万，其中首府呼和浩特占6.8%。呼和浩特作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高度融合了各盟市的生活习惯，文化水平层次相对较高，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通辽市蒙古族人口分布密度最高，占34%，其次为赤峰市（19.6%）、兴安盟（15.6%）、锡林郭勒盟（7.3%）、呼伦贝尔市（5.4%）、鄂尔多斯市（4.2%）、包头市（2%）、巴彦淖尔市（1.8%）、乌兰察布市（1.5%）、阿拉善盟（1.1%）、乌海市（0.45%）。根据蒙古族人口密度以及区域文学发展状况，我们对最具代表性的首府呼和浩特和蒙古族人口密度最高的通辽市以及蒙古族文学发展较为迅速的鄂尔多斯市3个市的蒙古族文学受众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查针对人群是新媒体时代下城市非专业性研究蒙古族文学的民众对蒙古族文学的使用情况，主要调查单位为蒙授教育的中小学师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蒙古语新闻工作单位、以及其它设立蒙汉兼通岗位的工作单位和相关工作的退休人员。调查共发放问卷630份，收回问卷563份，回收率为89.3%，剔除无效问卷63份，有效率为88.8%。在收回的可参考问卷中，呼和浩特市占46.9%，通辽市占28.6%，鄂尔多斯市占24.5%。调查方式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布情况为：16-26岁90人，27-35岁124人，36-45岁136人，46-56岁130人，57-80岁20人（见图1-1）。调查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1.蒙古族文学普及情况及受众态度。2.蒙古族文学受众偏好。3.蒙古族文学当前传播方式。
一、蒙古族文学使用情况及受众态度
由于本次调查的内容主题为蒙古族文学使用状况，因此全部调查范围以能够熟练运用蒙古语日常交流的人们为基础。被调查对象涵盖16-80岁各个年龄段，16-56岁间年龄分布情况较为均等（见图1-1）。56岁（不含56岁）以上被调查人员多为机关单位退休干部，由于身体不便等原因，调查方法多采用了访谈法，并在交流中完成了问卷内容。16-26岁阶段属蒙古族文学运用对象中最应该关注的群体，从这个年龄段可看出蒙古族文学传承情况和未来发展态势。27-56岁被调查人员占本次调查总数的78%，在调查的整个年龄段中占主体地位，切实反映出蒙古族文学在相关群体和部门中被关注的程度和应用情况。
本文将调查对象分为5个年龄阶段，结合相关读书量（以年为单位）对其进行了方差分析（见表1-1）
检验统计量为F=5.969，相伴概率为P=0.000，这意味着不同年龄段的读书情况存在着差异，人们对于蒙古族文学图书的关注态度随着年龄段而各不相同（见图1―2），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于蒙古族文学图书的关注度逐渐提高。
在调查中，16-26岁年龄段的人员多为中学生，大学生和少数已在职人员。从（图1―2）中可见，这个年龄段的受众对于蒙古族文学图书的关注度低，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意识逐渐提高，但较为缓慢。平均每年读书量在10本左右，其中中学生阅读蒙古文学作品多为教学要求，大学生和在职人员则多出于个人爱好、专业及工作需求。其相应专业与工作相关性指数为65%，与其它爱好相比，对于蒙古族文学的态度多为被动性应对需求，只有23.1%的人出于个人兴趣而主动关注。这其中18%的人关注蒙古族文学发展的现状，且经常参与蒙古族诗歌朗诵比赛、阅报或订阅杂志。而17.3%的人选择了很少关注和与自身联系不大、无关紧要的选项，认为蒙古族文学只是课堂学习任务而无多少用武之地。从调查数据得出，作为蒙古族文学受众者中最应该关注的群体，其对于本民族的文学关注意识有待于提高。与此同时，相关教学部门对于这方面的领引和指导也需进一步加强。在开放题中众多中学生们提出希望对课本上的相关课程提供影视学习资料以方便于课堂的吸收和提高教学灵活度。
27-35岁年龄段（见图1-2）多为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群，他们具有创造性的意识和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倾向于改变按部就班的工作态度，愿意接受外界最新的信息。通过调查数据我们看到，其中64.5%的人从事的工作涉及到蒙古族文学，读书量平均在每年11本左右。大多数是因爱好或在文学方面具有天赋，从而被安排到此类岗位上工作。他们热衷于文学创作和欣赏，虽然工作较为繁忙，但发散性创作与工作结合的方式，让他们在劳动中多有欣喜和收获。他们对当下以书本为载体以及依赖传统媒体发展的蒙古族文学发展存在一定的担忧，认为多语种翻译蒙古族文学作品并积极探索蒙古族文学多样化传播渠道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掌握新媒体技术对于提升蒙古语信息处理尤为重要。总体来说，27-35岁年龄段人群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意识随着工作的需求和年龄的增长而得到提升。在124位被调查人员中，只有16%的人持有蒙古族文学发展与自身联系不大，持无关紧要的观点。
36-45岁年龄段人群（见图1-2）的读书情况每年在14本左右，29.4%出于自身爱好，33.1%的人应对工作需求读书，25.7%的人们关注并担忧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影视与音频为他们接触蒙古族文学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此年龄段人们的注意力则更多侧重于蒙古族文学的社会活动。
46-56岁年龄段（见图1-2）人群的读书情况与36―45岁年龄段人群的不相上下。平均年读书量在14本左右，但对于蒙古族文学的关注意识相比36―45岁年龄的人群具有逐渐提升态势。调查中我们发现，引起这种意识变化的原因与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有关，他们当中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熟练地运用自己的母语，因此对蒙古族文学的多样化传播表示支持和期待。
57岁以上年龄段人群多是通过文体以及社会活动接触蒙古族文学，从（图1―2）看到57―80岁年龄段的人对于蒙古族文学图书传播的关注是5个年龄段的人中最高的，而从生理上讲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是对此关注最少的群体。这个特别的现象，引起了调查员特别的关注。在进一步访谈交流时我们发现，他们热衷于传统的图书传播而对多样化传播方式不甚了解，同时关注下一代对蒙古族文学方面的吸收和传承。相比学校的灌输教育模式，他们更希望培养下一代年轻人们主动关注蒙古族文学的意识，并指出年轻的父母应从小为孩子们创造接触蒙古族文学的条件，同时希望蒙古族文学在影视、音频等传播模式上进一步得到充分体现。
整体归纳，调查中90.6%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至少读过一本书且认为蒙古族文学书面传播是有必要的，43.5%的人热衷于蒙古族文学本身，30.9%的人因工作需要而被动接触蒙古族文学，15%的人对于蒙古族文学持有消极态度，同时45.9%的人认为多元化传播蒙古族文学是有必要的。通过年龄与蒙古族文学多元化传播卡方检验中（表1-2），得出检验统计量4.79，相伴概率为T=0.782。这意味着每个年龄段对蒙古族文学多元化传播各有所需，多样化传播模式不受年龄段影响。在调查中，多名受访者提出关于蒙古族文学发展的一些观点，使笔者深切感受到此次调查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同样对年龄段与蒙古族文学态度的卡方检验中，得出检验统计量为13.946，相伴概率为T=0.603.这意味着不同年龄段对于蒙古族文学的态度无明显差异，人们对此的态度较模糊，在整体上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的现象。
二、蒙古族文学受众偏好及传播方式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蒙古族文学受众无明显的偏向性。日常阅读中，短、中、长篇小说文集均成为文学爱好者们的嗜好。好来宝、民歌在通辽地区广受欢迎，在区域性文化发展中备受重视，这是因为，源于民间文学改编而成的好来宝、民歌等故事情节形象生动，因此易流传和为大众接受。鄂尔多斯“文学土地”肥沃，杂文、散文、诗歌等题材创作活跃，打破了传统的模式，呈现多元化的创作趋势。在实践运用方面，广播电视台、民族事务委员会等相关单位从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推出更多易于广大受众吸收的蒙古族文学作品和活动。呼和浩特作为人才聚集的地方，占主导地位，文学理论探索与批评在这个地方悄然繁衍，呈现出绚丽夺目的景象。这不但加强了蒙古族文学的理论研究，而且更加完善了其体系的建设。
本次调查列出几个常见文学题材作为调查对象，作为民间文学之一的民歌偏好率为21.4%，关注度最高。民歌作为音乐艺术发展的基础，它自身发源于社会底层，广泛流传于民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风格特色和生动的艺术语言，能充分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化观。②民歌能吟诵或歌唱，属于本民族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也是地域文化的直接产物，其种类繁多，有生活歌、儿童歌、劳动歌、情歌、仪式歌等多种内容组成。传播形式不受地域性限制，在即兴演唱中自由研磨，锤炼得明白晓畅，从而世代流传。民歌的使用不需定点、定时或载体保障，过程多为享受或欣赏。从民歌本身的特点而言，最普遍的传播方式为口头传播，其次是影视、音频等，这些传播方式都为常见的传播方式。将更多的民间文学配曲传播，或将已有的民歌在保其原生态传播的前提下通过翻唱等方式版本多样化，用于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中，可进一步提升其普及程度。
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到，人们对民间文学的欣赏无明显的年龄段差异。与之相比，中短长篇小说为“书虫”们的嗜好，而由此改编为影视节目、广播讲述等屡见不鲜，但通过手机或网络传播目前尚不多见。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全部的调查对象当中26.3%的人选择去当地图书馆里看书，20.6%的人受益于自己的收藏，并分享给他们的孩子。20.6%的人受益于当地书店，并觉得图书重在阅览收藏与否无关紧要。从日常接触蒙古族文学方式的数据对比图上可以看到，读书率呈现下降趋势而通过媒体接触文学的阅读率高出书本阅读率一个百分点。其余18.6%的人们常常通过参与相关社会活动涉及接触蒙古族文学相关信息。而只有17.2%的人尝试将新媒体作为蒙古族文学接受的平台。这说明，蒙古族文学在新媒体园地中发展情况并不乐观，需更进一步探索前进。
结 语
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不仅要依靠倚重时间的传统传播模式，更要打好倚重空间传播的坚实基础。通过对蒙古族文学当下的使用情况，可大体了解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本民族对于蒙古族文学的态度，以及新环境、新情形下对蒙古族文学开创新传播空间的探析，并对其传播模式转型提供前期参考性数据。转型主题的状态及其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的包容程度和转型方式的多样性。转型是一个主动求新求进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利于文化和宗教的传承。倚重时间的传播方式是新媒体时代所带来的文学载体的飞跃性变迁，其终端载体易于携带、存储量大，同时能够更加多样化、集中化的体现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
注 释：
①李建秋：《论新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传播生态》，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6）：86-90.
② 吴永生：《中国民歌文化的地域特征及其地理基础》，《人文地理》，2005，2，（82）：88-92.
关键词： 成语 文言文
成语作为熟语的一种，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一种形式简洁、意思精辟的固定短语。多年以来，各种语文考试都经常涉及成语，但很多学生往往望文生义，闹出许多笑话。这主要是由成语来源的特殊性造成的。成语主要来源于古代的神话、寓言、历史故事、古诗文语句和古代口头俗语，不仅浓缩了其中的文化信息，保留了原有的语法规则和词汇意义，而且在现代汉语中被广泛运用，是沟通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桥梁，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汉语知识的一个窗口，所以有人说成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笔者结合日常教学，从成语中归纳出一些常见的文言文知识，以期抛砖引玉，使更多师生能举一反三，更好地把握、理解成语，同时提高文言文知识水平。
一、成语中的通假字
有些成语中的关键语素，往往用本义、引申义解释不清楚，因为它是通假字（含古今字）。如“再接再厉”，“厉”与“砺”是古今字，“厉”是古字，“砺”是今字，指“磨刀石”，引申为“磨砺”，明白了这些，就容易理解其比喻义“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努力，越来越振奋勇猛”。“一暴十寒”中的“暴”也是同理，“暴”其实是“曝”的古字，“晒”的意思，所以这个成语从字面上看就是“晒一天，冻十天”的意思，就容易得出“做事无恒心，努力少，懈怠多”的比喻义。
二、成语中的古今异义词
成语中的关键语素有的保留着古义，在理解时不能以“今”释“古”。如“不速之客”中的“速”，是“邀请”的意思，不能以今义“快速”理解。“学而不厌”中的“厌”是“满足”之意，不能理解为“厌恶”。“亡羊补牢”中的“亡”是“丢失”之意，不能理解为“死亡”，“牢”也是“牲口圈”的意思，而不是“监狱、牢房”。“爱莫能助”中的“爱”是“同情、怜惜”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喜爱”有区别，意思为“虽然同情，但无力帮助”。另如“屡试不爽”中的“爽”意为“差错”，“抱恨终天”中的“恨”意为“遗憾”，“不名一钱”中的“名”意为“占有”。若忽略古义，这些成语在运用中就很容易望文生义。
三、成语中的一词多义
成语中的关键语素有的是多义词，要根据它所在的语境加以辨析，不能生搬硬套。如常用词“兵”，在“弃甲曳兵”中指“兵器”，在“草木皆兵”中指“兵卒”，在“按兵不动”中指“军队”，在“兵连祸结”中指战争。又如虚词“以”，在“以貌取人”中，作介词“凭”，在“绳之以法”中，作介词“用”，在“不以为然”中作动词表“以为”，在“以辞害意”中作介词“因为”，在“拭目以待”中作连词，用法相当于“而”。
成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比较普遍，善加利用就很容易积累一些平时较难把握的文言词语。例如“而”的用法，在“向隅而泣”中作连词，表承接；在“侃侃而谈”中作助词，相当于“地”；在“鼎足而立”中作连词，表修饰；在“乐而忘返”中作连词，表原因；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中作连词，表假设，意为“如果”；在“博而不精”中作连词，表转折，意为“却”。
四、成语中的词类活用
1.成语中名词的活用
如“不毛之地”中的“毛”，活用为动词“生长（五谷）”之意；“党同伐异”中的“党”也是活用为动词“结党，结伙”之意。“蚕食鲸吞”中的“蚕”和“鲸”则是作状语用，意思分别为“像蚕一样”、“像鲸一样”；“席地幕天”中的“席”和“幕”也是作状语用，分别是“把……当做席”和“把……当做幕”的意思。
2.成语中形容词的活用
如“毫发不爽”中的“爽”活用为名词，“差错”之意，“旷日持久”中的“旷”则活用为动词，意为“荒废、耽误”。
3.成语中动词的活用
如“一举成名”中的“举”活用为名词，“举动”的意思。“继往开来”中的“往”和“来”活用为名词，意为“过去的事业”和“将来的事业”。
4.成语中的使动用法
如“汗牛充栋”中的“汗”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使动用，为“使（牛）出汗”的意思。“丰衣足食”中的“丰”和“足”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意思分别是“使……丰”和“使……足”。“破釜沉舟”中的“破”和“沉”则是动词的使动用法，分别是“使……破”和“使……沉”之意。
5.成语中的意动用法
如“草菅人命”中的“草菅”，是名词的意动用法，意为“以人命为草菅”。“厚此薄彼”中的“厚”和“薄”，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是“以……为厚”和“以……为薄”之意。“不耻下问”中的“耻”则是动词的使动用法，意思为“以……为耻”。
6.成语中的为动用法
如“忧患余生”中的“忧患”应是“为……忧愁、困苦”的意思，故该成语可以理解成“为饱经艰难困苦之后保全下来的生命忧愁、困苦”。
五、成语中的兼词
如“付诸东流”中的“诸”就是兼词，相当于“之于”。“心不在焉”中的“焉”相当于“于此”。
六、成语中的特殊句式
很多成语都是以古代神话、寓言和历史故事等凝缩而成的“四字格”短语，在凝缩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特殊文言句式。只要熟悉了这些文言句式，理解和把握成语的含义就容易得多了。
1.判断句
如“草木皆兵”中用“皆”作为判断词，意为“一草一木都像是兵士一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则用“为”表判断，意为“别人是菜刀和砧板，我们是（别人要吃的）鱼肉”。
2.被动句
如“见笑大方”中用“见”表被动，意为“被见识广博的人或内行人笑话”。“受制于人”中用“于”表被动，意为“被别人控制”。“兔死狗烹”则是无标志词的被动句，字面意思为“兔子死了，猎狗就被人烹食”。
3.倒装句
如“自欺欺人”是一个宾语前置句，宾语“自”被置于谓语“欺”之前。文言文中常见的用“是”字提前宾语的现象，在成语中很常见，如唯利是图、唯命是从、唯才是举等。成语中还常常以“于”、“以”等作介宾结构后置的标志，如重于泰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行成于思、相濡以沫、嗤之以鼻、绳之以法等。“差之千里，谬之千里”则是定语后置，正常语序应为“毫厘之差，千里之谬”。
4.句子成分的省略
关键词：古汉语 谦敬用法 文化心理基础
古代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谦称、尊称 ，也有一定数量的谦敬副词和委婉用法，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表示谦恭和对别人的尊敬，具体表现为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有意识地自谦尊人的用法。
一、尊、谦称名词
“尊、谦”称替代“对称、自称”。尊称是指用一种尊重和恭敬的态度指称交际对象；谦称是指用一种谦逊的态度指称自己。古汉语中常见的表达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称人以“字”示尊，自称以“名”表谦
（1）仲尼之徒之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孟子·梁惠王上》）
（2）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
（二）称人以官爵或身份示尊
这类尊、谦称名词如“大王”“王”“君”“公”“卿”“大夫”“将军”“大人”“先生”“公子”“丈人”等，用低位自称以表谦，如“臣”“小人”“贱子”“老妇”“奴家”等。
（3）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孟子·梁惠王上》）
（4）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5）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左传·隐公元年》）
（6）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战国策·赵策》）
（三）称人以美德或褒词示尊
这类尊、谦称名词如“子”“君子”等，自称以卑贱表谦，如“不谷”“孤”“寡人”“不才”“不佞 ”“愚”等。例如：
（7）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左传·成公三年》）
（8）王曰：“虽然，必告不谷。”（《左传·成公三年》）
（9）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四）称人以近侍，不敢直指，示尊表谦
这类尊、谦称名词如用“陛下”称帝王，用“殿下”称太后、太子、公主及亲王，用“执事”称官员，用“麾下”称将军，用“阁下、足下、左右”称一般人等，表示自己必须通过尊者的近侍、手下人传达，才敢说话，有因卑达尊之意。例如：
（10）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左传·僖公三十年》）
（11）愿陛下讬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出师表》）
（12）足下事皆成，有功。（《史记·陈涉世家》）
从意义上说，谦称代表“我”，尊称代表“你”，但它们和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并不相同，用来作谦称和尊称的大多是名词，它有自己固定的词汇意义和词法功能。比如“孤”，《说文》：“无父也”，“陛”，《说文》：“升高阶也。”由此可见，这些词大都没有尊卑之分，只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用来代表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因此，这种用法在形成之时往往要加注释。如：《战国策·齐策》：“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文收责于薜乎？”汉高诱注：“先生，长者有德之称。”正因为它们不是代词，所以在语法功能上并不受代词规律的制约。
二、谦敬副词
古汉语中，除了在称呼中直接表达自谦尊人之外，还常常在交际中添加没有具体实义，只有示尊表谦语气的谦敬副词。谦敬副词是古汉语特有的一种表谦敬语气的副词，虽然原有具体的词义，但用在动词前作状语时，具体词义很不明显，甚至完全消失，根本不影响话语意义的表达，在功能上与加强有否语气或表达祈使语气等副词如“其”“乃”相似，只是在话语意义上增加一种恭敬谦逊的语气。古汉语常见的表谦副词有：“备”“敢”“窃”“忝”等，表敬副词有：“请”“辱”“幸”“谨”等。例如：
（13）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左传·隐公元年》）
（14）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闻之，敬以国从。（《战国策·楚策》）
谦敬副词的本义也并不一定表示尊敬或谦卑。如“忝”，《说文》：“辱也。”“窃”，《说文》：“盗也”。“敢”，《说文》“进取也”。“请”，《说文》“肃也”。由于我国古代伦理关系的产生、发展，使得这些词逐渐引申为表示尊敬或谦卑的意义。《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邢昺疏：“犹不敢显言，故云窃”。事实上，在实词与谦敬副词都含有表谦或表敬的意味时，往往容易混淆二者的词性。如“请”字，在《墨子·公输》：“子墨子曰：请献十金”中，“请”是动词，用作副词的“请”修饰后面的动词，这个动词作主语，不能去掉，若删去，或者会改变文意，或者不能成句。
词的意义是语言发展历史的某一时代的意义，随着社会发展，反映古代人伦关系的谦敬副词在现代汉语中很少见了。因此，对古代汉语中的句子进行意译的时候，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可能只可意会。比如“幸”。
值得注意的是，谦尊称和谦敬副词往往是配合在一起运用的，谦称、尊称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谦敬副词作状语。如：
（15）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6）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报刘一丈书》）
可见，谦尊称和谦敬副词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三、委婉用法
委婉也是古汉语中常用的一种谦敬表达法。在言语交际中，发话人为了表达对别人的尊敬和敬仰之情，对涉及交际的言语禁忌，采取回避或婉转替代的方式，即当交际中某些话语不便直说，而又不得不指明的时候，就用一种双方共知的，好听的话语代用或暗示，曲折地表达出来。
交际中的言语禁忌一般包括凶险灾祸、肮脏粗俗、父上名讳等。例如人们自古就避讳“死”，产生出一大批委婉语词。《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请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曰不禄，庶人曰死。”在《战国策·赵策》：“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中，触龙以“山陵崩”谓太后死，把赵太后当作帝王一样尊重，而说自己儿子“十五岁耳，虽少，愿及填沟壑而托之”。因“填沟壑”代“死”，既回避了忌讳之事，又表达了谦逊和对赵太后的恭敬之情。对肮脏粗俗事物如人体隐私、大小便等的避讳，用“更衣”“宽衣”等委婉语词；对于祖上名讳的避讳，则用同音同义替代、空字、缺笔等委婉表达方式，如秦始皇名“政”，秦人呼“正月”为“端月”；汉文帝名“恒”，汉人改“恒山”为“常山”等。
四、谦敬用法的文化和民族心理基础
古汉语中的谦敬用法是建立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和民族心理基础之上的。以父系传承和家长制为特征的家族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并泛化为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形成家国同构的守法制度。这种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依靠人伦关系与伦理道理、规范来维持和巩固的，其核心就在于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等级次序。每个人生来就确定了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他必须时刻自觉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关系，恪守自己的位置，讲究伦理道德，否则就被视为“乱纲反常”“大逆不道”。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充斥着鲜明的伦理色彩，并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所以人们的价值取向不是强烈地自我表现和冒险进取，而是平和忍耐、克已自足、恭顺谦和；汉民族的心理态势不是外向、直白、冲动，而是内向、委婉、含蓄。处在这种以重等级的守法制度为基础的古代社会文化中，有着长期形式的尊卑有序、谦恭中和的思维定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谦尊人已经成为言语交际双方共同拥有和遵守的知识，交际活语中无不有着谦词敬语和谦尊意识，所以我们现在能在古代汉语文献作品中见到大量的谦敬用法。
古汉语中的谦敬用法，表现了古人文雅、礼让的仪态，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缩影，我们只有熟悉其形式、掌握其内涵，才能减少学习障碍，更好地学习古代汉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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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从以素质教育为先导、灌注现代意识和借鉴接受美学相应观点等三个方面树立正确的古代文学教学理念 ，搞好古代 文学 教学 。
【关 键 词】古代文学 ；教学理念 ；改革 ；素质 教育 ；现代意识 ；接受美学众所周知，自从有 了文字就产生 了教育教学行为 。真正意义上的学校 教育产生在周代，古代文学教学 的源头似亦应追溯到这个 时代 。自世纪初 ，“中国文学史”学科建立之后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其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 ，一直保 留在各高校文科教学领域 ，并延续 、发展至今 。然而 ，在长期 的教学过程 中，则形成了所谓“作家生平思想”、“代表作品鉴赏”(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作家地位影响”三部分组成 的呆板凝滞的“填鸭式”
教学窠 臼，严重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使之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离现实生活已越来越远 ，学习古代文学似无任何实际应用价值 ，致使预设 的教学 目标难 以实现 。究其原因 ，乃是古代 文学教学理念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因此 ，只有转变教学理念，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完成教学 目标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理论来源于实践 ，反过来又影响实践 。”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 ，以及古代文学任课教师问的经验交流总结 ，本文认为古代 文学教学 ，应当树立 以素质教育为先导的观念，灌注现代意识 ，适应新世纪学科交互发展的特点，适 当借鉴接受美学的观点 ，转变陈1日的教学理念，在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
一、 以素质教育观念为先导 。改革教学方式高等院校中文系是为基础教育中的主干课程一 语文教学提供专门教育人才的主要渠道，其各门课程的教学中，素质教育的实施状况如何 ，将直接影响到基础教育中语文教学施教者的素质 。而古代文学作为中文系所有课程 中开课时间最长 、课时最多的一门课程 ，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更显得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多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注入式教学为主要方式，传授给学生现成的古代文学知识 ，在考核方式上 ，也更 注重学生对 古代文学知识 的识记和掌握 。这种教育 ，片面强调功利性 ，重视 了专业教育和现成知识的传授 ，却 忽视 了对学 生综合素质的教育和能力的训练 。随着素质教育 的深入 ，这种传统 的教学观念已经显现出明显的弊端 ，也对高等院校培养素质教育人才任务的实现起到了不可忽视 的阻碍作用 。因此 ，古代文学教学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改革 ，古代文学教师也必须解放思想 ，及 时树立起素质教育 的新观念。力求在教学 中充分挖掘教学 内容的可能 ，不失时机地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得到恰如其分 的渗透 ，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 ，构造学生的健康人格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为基础教育 的发展塑造高素质 的专门人才。
一)汇通 文史哲 ，全 面观照作 家作 品古代文学教学在教授文学史知识的同时 ，最终还要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前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先生曾在其《论文学 》一书中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他认为 ：“文学家的材料就是和文学家本人 一样的人 ，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打算、愿望和多变的趣味和情绪。”即文学应该以写“人”
为中心，表现和描写“大写的人”。因而 ，文学教学应该立足文学本位，从创作实际的角度出发，观照创作主体(作家)个性特征与创作客体(作 品)之间的必然联系，探索“文如其人”的创作表现。而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的研究对象 ，又是距离当代有着相 当长的“时空间距”的作家与作品，故而在立足文学本位的同时，也应 同时具 备史学思维和哲学视角。这样 ，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的“人”的生平、经历 、志趣 、思想 ，对于其“文”的影响和塑造 ，才能够被全面把握，即打通文、史 、哲界限，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给予全面的观照。以唐诗教学为例 ，唐人感遇咏怀之作，常常因诗人性格与主导思想的差异 ，虽抒发同样 的情怀 ，亦 由各 自的生平经历、思想与视角不 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这样 ，在教学过程中，就不能仅仅分析作品的题材 、体裁与艺术手法，还要联系作家独特的经历与思想 ，遵循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 世”的文学鉴赏原则，文、史 、哲汇通 ，从 而对作 品进行全面的解读 。总之，只有立足于对作家作品的全面扎实的阐释，才能金针度人，使学生读懂一张又一张“老照片”，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蕴。
二 )立足 当代 ，古为今 用 ，人 文与传道 相 结合古代文学教学，虽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 ，在时间上远离当代社会 ，但在 教学过程 中，应立 足当代 ，结合 现实 ，古为今用 ，发掘古典文学作 品的当代价值 ，将人文与传道相结合 ，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古代文学经典并未从我们身边消失 ，而是魅力永存 ，具有极强的现代意义 ，从而加强他们学习古代文学课的 自觉性。正如清华大学的王步高教授所说的“传统文化教育与传统道德教育应结合起来 ，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传布”，古代文学的教学也应如此 ，不应太受死板的条条框框的限制，而应结合作家作品，寻找适 当的切人点 ，在讲课 中穿插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哲理、人生体验，让课程变得生动而有人情味 ，充满 当代气息 ，让学生 的学业与人品、智商与情商并进。古代文学融会 了民族 思想价值与历史 ，是 民族精神最典型的载体 ，充分浓缩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价值资源。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善于表现人世间的真善美 、人 与人之间的真挚与友爱 ，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荡气 回肠 ，感慨不已。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 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孟浩然《送朱大入秦》：
“分手脱相赠 ，平生一片心。”李白《送友人》：“浮云游子意 ，落 日故 人情。”王勃 《送杜 少府 之任 蜀州》：“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 比邻 。”凡此种种，皆体现出民族精神 中富于人性、温 良与美好的心灵价值 ，其他如行健不息的生命精神 、坚韧不拔的君子人格、积极有为的人生取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品质等等，依然是贯穿 中国千年文学 的文化素质。在教学 中，教师就应该对此重点加以阐发，这样做对于当今的素质教育、品德教育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让古代文化陶冶每个人 的心灵，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时应该着力之处。苏轼 曾言“知是何人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着多少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古人与今人的许多情感 又是相通的。“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传达 出的是人类共 同的母子之爱 ；“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正是亲身体验到远离故乡之后那潮水般猛烈 的乡愁 。在教学古代文学 的时候 ，应常常引导学生细细体味古人的情感 。
有学者 曾说过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宝库 ，每一个进去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归 ，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要让那些落地作金石声 的名篇佳作从你我耳边滑落 ，因为它们是我们共 同的财富。”
古代文学 中凝聚 和积淀着我们祖先 的历史与文化 ，它大大地 缩短 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 。我们 当代人依然需要传统文化的熏陶，古代文学的教学只要贴近学生的心灵 ，张扬其独特的魅力 ，就不会走入 困境 。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 学与创作相结合文学离不开创作 ，同样 ，古代文 学课 的教学，亦不能脱离创作实践。近些年来 ，高校学生对于古代文学课失去兴趣，主要因为一些授课教师本身并不完全具备古代文学创作素养，即是说 ，教古诗词的不会作 旧体诗 ，教古文的不会作 古文 ……长此以往 ，古代文学教学必然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失去生命力 。因此，作为教学主体的古代文学教师 ，应该也必须学习、掌握旧体诗词及古文的创作技法 ，并尝试将个人创作引入课堂 ，以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以及创作欲望。如此通过“言传身教”，革新教学理念 ，以个人文学创作实践带 动古代文学教学 ，不仅向学生生动地展示 了古典诗词文的美丽 ，同时也锻炼、提高了 自身的文学素养 ，可谓“一击两鸣”。
二 、贯 注现 代意 识 。增 强现 实感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藏，从《诗经》之“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到《古诗 十九首》，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到苏东坡 的“一 蓑烟雨任平生”，这些千百年来 曾使无数人心灵为之震动的名篇佳作 ，还会使今 天的莘莘学子流连忘返 吗?在 电视、电脑、卡通 流行 的现代 社会 ，古代文学 的走向让我们担忧 ，实在值得反思。
因此 ，古代文学的教学就不能固步 自封 ，拘泥于老一 套的内容与教法 ，而要注重时代性 ，贯注现代意识，增强现实感 。
一)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现代化 色彩我们应 当看到，高校的教学工作是为社 会为时代服务的 ，当我们面 向 21世 纪时不能不 提出古代文学教学的时代性问题 ，也 即要增强古代文学课程 的现代化色彩。这就需要强调两点 ：
第一，要加强古代文学教学的前沿性。在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 中教师习惯于灌输结论 ，学生常常陷于被动地接受前人的结论 。而其 中又包含大量陈 旧过时的、不确切、不科学的观点 、思想，如作品思想分析中的僵化阶级论 、庸俗社会学观点等 ，戴着有色 眼镜片面分析、苛求古代作家 ，这些内容甚至数十年 占据在教材中。不善于思考的学生很少能用批判 的精神去分析 ，进而树立 自己的看法 ，真正从课程中受益 。善于思考的学生则认为教材观点与 自己的阅读感受大相径庭 ，从而对这门课产生了整体的怀疑。这就要求教师一方面要把人类业已积累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还要将他们带到本学科发展的前沿 ，去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
教师不但要掌握传统 的教学方法 ，更要将这种传统方法纳入新的范式 ，仅仅善于“我注六经”还不够，还应当善于在教学工作 中不断赋于新的时代内容 ，善于“六经注我”。换言之 ，一个古代文学教学工作者不仅要掌握传统 的方法读解文本 ，将学生带人古代的创作环境，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更应 当面向新 时代，赋于传统教学新的色彩 ，使学生能置身于现实的社会 中理解古人 的作品。惟其如此，教学过程才具 有时代气息和新鲜活力 。这种时代感 的赋予决不是庸 俗的“古为今用”，而是立足于古代文学作 品，更深入地把握古代文学的特质和民族悠久文化和审美情趣基础上的。如在讲授古典戏曲时，可以组织学生欣赏昆曲，既起到辅助教学作用 ，也直接触及 了世界级文化遗产。在讲授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人胜，还可以通过古典名著的现代改编问题 ，思考名著的经典性所在。
第二 ，通过 比较学习的方法 ，彰显古代文学中的现代意识 。例如 ，通过古今文学比较 ，中外文学比较 ，打通古今 ，勾连 中外 ，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现代化认识 ，使学生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化 的交融中体会古典文学之美，在学以致用 中进一步肯定 古典文学的不朽价值，从而得到学 习乐趣。
比如 ，在讲解《金瓶梅》时可 以将晚明社会与当今社会进行 比较 ，探讨西门庆这一形象的现代意义 ；在对陶渊明田园诗歌 的分析中，可以与英国华兹华斯等人的山水 田园之作进行 比较 ；在讲授王 国维的美学思想时，可以引入对叔本华的介绍 ；在讲解《红楼梦》时 ，可以联 系五四新文学进行比较；在进行作家作品分析时 ，还可 以结合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如接受美学等进行新的观照。对于求知欲望强烈 、思维活跃的学生而言，多用 比较分析，可以加深他们对问题的理解 ，引导其开阔眼界。
二)将人生观教育贯穿于古代文学教 学中古典文学本 身贮存着关 于世界 和人生 的思考 ，是一个思想和感情的宝藏 ，这是其永久的活力和价值之所在，而且这种活力和价值具有普遍性 。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偏重于对文学史基本知识的传授 ，而未能很好地将教学与学生思想教育 和人生观教育结合起来。高校学生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 ，他们初步在与社会的碰撞 中体味 了人生的一些真味 ，同时也面对着更多的人生困惑。
现代社会的压力使他们在表面 的 自信之下 ，潜藏着精神危机的暗流 ，从而缺少归属感。而古代文学优秀的感性和理性成果，无 疑是 医治现代人精神失衡的一味 良药。为了增强其现实性 ，古代文学教学应重视学生气质、情趣的培养 ，把对学生人生观的教育列为重点内容，挖掘作 品所包孕的丰富的精神果实 ，使之成为现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精神源泉。例如 ，从陶渊明的“落地成兄弟 ，何必骨肉亲”到辛弃疾的“一松一竹真朋友 ，山鸟山花好弟兄”中，学生可以感悟人道主义者包容 、善待人类乃至万事万物 的深广同情 ；从关 汉卿 的《窦娥冤 》到吴承恩的《西游记 》，在对窦娥与孙悟空的形象解读中，学生可以学习面对打击 、不改初衷的坚定执著，培养一种“独立之意 志，自由之精神”；从杜甫 、辛弃疾 、文天祥等人的作 品中学生可以体味他们深沉的爱国情感。在古典文学教学内容中融人人生观教育 ，既符合高等教育的 目标要求 ，也具有明显的课程优势 ；既满足了受教育者的现实人生需求 ，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把握好自己的人生轨迹和方 向，也增强了这 门课 的现实生命力。
许多例证都表明，经典的并非是凝滞的，过去的并非是过时的，民族的正是世界的 ，古代的也可化 为现在的。所以，只要我们一方面深入细致 地把握古代文学文本 ，一方面敏锐地感受社会发展前进的脉搏 ，处理好教学这一环节的衔接 ，是完全可 以沟通教与学，建立起面向当代 、面向 21世 纪的行之有效 的教学体系和话语结构的。
三、借鉴接受美学的观点。彰显教学的独特性当今社会，学科发展的交叉性特点 已是显而易见 ，不可回避的问题了，古代文学如何在现代社一 11O 一会保持其蓬勃的生命力?在古代文学教学中适当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以彰显教学的独特性 ，似乎是一个一举 两得的好办法 ，比如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是 2O世纪 6O年代末 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出现的一种文学美学思潮。它把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对读者接受过程 的研究，使文学跳 出了狭隘的研究范围，在文学研究中起到了革故鼎新 、拓展视野的作用。接受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般读者阅读文学文本的审美过程 ，而古典文学教学活动则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一种有 目标 的学习的行为，两者之间有不少共同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接受美学引入 中国古典文学教学。接受美学的观点很多，但能够为古代文学教学借鉴的主要有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说和英加登提 出的“未定点”说等 ，具体体现如下。
一)整个教 学过程要 落实到学生的“期待视野 ”上“期待视野”这一新的概念是由接受美学的创始人 、联邦德国的学者姚斯提出的，虽然姚斯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并没有对它作明确的界定 ，但从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中可 以看出：“期待视野”是指读者接受文学文本时 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 ，这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在读者对文本的阅读 、接受过程中 自始至终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本只包含 了意义“潜势”、包含了在各种“期待视野”中被对象化的可能——“它更 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 ，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 出来 ，成为一个当代的存在。”把这种“潜势”变成现实还是仰仗读者的“期待视野”。其实，古代文学教学也是一个与此相类的过程，要使教学效果显著 ，达到学生的满意，也必须将整个教学过程落实到学生的期待视野上。
首先 ，课堂的教学设计应该紧扣学生的“期待视野”。按接受美学的观点 ，读者一般总是以自己的“期待视野”是否被融合以及被融合的程度如何来评价所阅读的文本 ，融合程度越高，其评价也越高。这启示教学工作者在教学设计上，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期待视野”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尽可能地 了解和把握学生“期待视野”的特征 ，充分发挥学生“期待视野”中的积极成分 ，调整其“期待视野”中的消极成分。
其次，教学活动 的最终 目的是扩展学生的“期待视野”。如前所述，读者总是 以 自己的“期待视野”被融合的程度来评价所阅读的文本，而获得高度评价的文本在使读者产生 审美 愉悦 、得 到审美满足的同时，也转化为一种阅读经验、融合进读者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之 中，使读者“期待视野”
进一步扩展 。从 教学的角度来看 ，学生学 习的过程 ，也是一个“期待 视野”逐步扩展的过程。随着读者的思维定 向或先在结构的逐步丰富，其“期待视野”也会越来越广阔。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古代文学教学的最终 目的。
二)开展教学活动的着眼点要多放在文本 的“未 定点”
现象文学理论代 表人 物英加登提 出了“未定点”概念。他认为文学文本包含了许多潜在因素 ，其中的意 向性关联物如事件 、事物 、活动等等 ，都没有得到质的确定性 ，而只是一些“未定点”。读者在阅读文本 时可 以根据 自己的想象加 以填充，读者与文本的交流正是在这些“未定点”发生的。
换言之，文本 中的“未定 点”在把读者牵涉进来的同时 ，也为读者提供了进行想象、填充的空间和可能 ，文本“所言部分”的内容在读者的想象和填充中得以延伸和扩大 。接受美学“未定点”概念给我们的启示是 ：既然读者和文本 的交流在文本的空白处发生，那么教师作为教学活动中的主导 ，要想成功地开展教学 活动 ，在读者和文本 之间建立起成功的联系 ，着眼点就要多放在文本 的“未定 点”
处 。
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诗词 ，由于篇幅所限，常常不能把事件发展的完整脉络呈现给读者，而只能截取其中最有启示性的一段 ，把其他的略去 ，留给读者 自己去联想补充 。也就是说 ，古代文学的文本留有较多的“未定点”，如何着眼于这些“未定点”，补足这些“未定点”，这便正是古代文学的教学重点所在 。比如从 词语体味上来看 ，中国古代文学向来强调并推崇对“韵外之致，味外之 旨”的体味，最关键 的是把握作 品的“言外之意”，这是作者未尝言传需要读者去意会的更高层 的意思 。作者虽然没有诉诸言辞，但在文中“所言部分”有一种暗示 ，最终可 以引导读者达 到诗人意 向所在。
所以，在教学 中，扣住“所言部分”的暗示和提示 ，激发学生用联想、想象填充文中的“未定点”，是教学的有效手段 以及重 点所在 。以李商隐的《登乐游原 》为例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其中的“夕阳”、“黄昏”不能只按字面上 的意思去理解 ，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联系李商隐的生平以及唐王朝的没落趋势来 品味，诗人怀才不遇，自叹蹉跎人生，其所处的大唐王朝盛世 的繁荣 已成过 去，这又是另一层面的“夕阳”、“黄 昏”之意。中国古典文学还有象征寄托的传统，从屈原创造 的“香草美人”到骚人墨客笔底的梅兰竹菊各有一定 的寓意，作者有时不敢或不愿把 自己的政治见解 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视给读者 ，有 时为了使文本显得含蓄蕴藉 ，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 比兴。
这含蓄蕴藉的部分就存在需要补足的“未定点”，也是需要读者格外用心、教师格外用力的地方 。
当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未定点”的填补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 ，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在文本解读的 自由度与文本对这种 自由度的限制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 引导学生积极填补 “未定点”的同时 ，既要尊重学生 的解读 ，又要对其中明显的知识性的错误及时地予以修正。
古代文学教学理念改革，是一个 常谈常新的话题 。只有在全新的教学理念的指导下 ，将古代文学教学 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贯穿于 IEI常教学实践中，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才能符合“提高质量意识”和“加强素质教育”的高等教育两项改革重点 ，适应 高校中文系培养复合型人才 的办学 目标 ，满足现代化社会对人才培养模式、规格 、方式多样化的要求 ，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体现教学内容的时代特征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趋势，才能在教学中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古典文学作品的魅力，也只有这样 ，古代文学教学才能获得新的生机和活 力 。
历来新的发现往往能够推动学术的新发展，正如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所做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与音乐史学联系密切的中国音乐考古学，正是20世纪中叶以来，在音乐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
当今的考古新发现，较之王国维先生时代，拥有更多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如学术界熟知的河南舞阳贾湖骨笛，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鼍鼓、特磬，殷墟妇好墓的编铙、编磬和陶埙，以及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编钟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利用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相结合来研究古代历史，就是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先生倡导的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同样适用于古代音乐史的研究。
大家知道，对于先秦音乐史的研究，目前虽然有一些音乐文献史料可供利用，但相对于汉代以后的文献来说，仍然是数量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形之下，考古发现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就显得殊为珍贵，它不仅能与文献记载的音乐史实相互印证，而且更能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和不足，从而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里试举一些实例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有关中国商周音乐文化的多元结构问题。早些时候，考古界曾出现过商文化不过长江论，之后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在中国南方的传布，其中即包括了商代音乐文化在中国南方的存在和发展。毋庸置疑，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确实是中国商周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这与该地区在历史上长期作为王朝的政治中心密切相关。以往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不平衡性，长江流域地区所见音乐文化物质资料不多，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各省区均有重要考古发现，如江西新干大洋洲③，四川广汉三星堆以及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出土了铃、镛、D、编钟、磬、鼓等多种乐器，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音乐考古资料，表明商周时期音乐文化并非仅限于中原，在中原以外的广大区域，尤其是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南方，也存在繁荣发展的商周音乐文化，它既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因素，同时也反映出地区和民族间音乐文化的交流融汇，从而形成了商周音乐文化多元并存的结构特征。
第二个例子，是西周礼乐是否使用商声的问题。《礼记・乐记》里面，有孔子与宾牟贾的一段对话，其中谈到西周时期著名的乐舞《大武》。宾牟贾认为，《大武》原本并无商声，而现在却“声淫及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有司失其传”，或是由于武王“志荒”。这一事例常被研究者援引，作为西周礼乐不使用商声的依据。迄今考古发现的西周编钟，从测音结果来看，确实没有商声。以西周中晚期8件一套的编钟为例，其音阶结构都是羽―宫一角―徵四声羽调模式，显然是五声缺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似乎西周礼乐真的不用商声了。对此有学者不仅加以肯定，而且予以引申，认为西周礼乐不使用商声，是出于周人对商人的乱视。
但是，新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旧有的看法重新加以审视。2005至2007年，在陕西韩城梁带村发掘了芮国墓葬，其中的M27出土编磬10件，同出还有编钟、钲、罅于、建鼓等乐器。编磬大多保存完整，形制与河南三门峡虢国墓葬M2011所出最为接近。M2011的时代为西周宣王和幽王时期，M27芮墓编磬的时代也应与此相当。笔者对M27所出芮国编磬进行了测音，其音阶结构是五声宫调式的宫－角－徵－羽－宫－商－角－徵－羽－宫。显然，这里已经包含了商声。韩城梁带村芮国墓葬编磬的发现，证明西周礼乐是使用商声的。虽然西周中晚期编钟的音阶没有商声，但不等于其他品种的乐器也没有商声。即使《大武》这一作品没有商声，也不能断定其他西周乐舞均无商声。认识到这些，对于考察古代音阶形成的历史是有帮助的。
第三个例子，是近年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考古发现。这一带的墓葬曾遭到猖狂盗掘，流失不少音乐文物，后来在抢救发掘中，发现一个未被盗扰的“乐器坑”，出土有编钟、编D和编磬等乐器。这批乐器组合完整，保存状况良好，通过它们可以了解秦统一中国之前的秦音乐文化面貌，并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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