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量化投资已经成为市场投资的发展趋势,但是大多数投资者并不是很熟悉量化投资。一方面是由于量化投资一定程度上依赖数学模型,而赚钱的投资模型都是机构的秘密武器,不会轻易披露。另一方面是由于量化投资采用计算机系统,设计各种交易手段,有着较为复杂的数学计算与技术要求,现在许多量化投资都是计算机自动执行的程序交易。另外,量化交易者,俗称宽客(quants)的交易和故事多多少少增加了量化投资的神秘感。所以,人们一般把量化投资称为“黑箱”。纳兰(Narang,R.,2012)描述了量化交易系统的典型构造,打开了量化投资的“黑箱”。纳兰认为阿尔法模型用来预测市场未来方向,风险控制模型用来限制风险暴露,交易成本模型用来分析为构建组合产生的各种成本,投资组合构建模型在追逐利润、限制风险与相关成本之间做出平衡,然后给出最优组合。最优目标组合与现有组合的差异就由执行模型来完成。数据和研究部分则是量化投资的基础:有了数据,就可以进行研究,通过测试、检验与仿真正确构建各个模型。预测市场并制定策略是量化投资的核心,即阿尔法模型在量化投资中处于核心地位。随着量化投资的不断发展,量化投资模型也在不断改进。简单的策略可能就是证券或组合的套利行为,如期现套利组合、市场异象研究中的差价组合等。统计套利策略是经典的量化投资策略,如匹配交易或携带交易。近年来,高频交易成为量化投资的重要内容,基于高速的计算机系统实施高频的程序交易已经是量化投资的重要利器。丁鹏(2012)将量化投资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量化选股、量化择时、股指期货套利、商品期货套利、统计套利、期权套利、算法交易、ETF/LOF套利和高频交易等。他认为量化投资的优势在于:纪律性、系统性、及时性、准确性和分散化。
二、量化投资“黑箱”中的构造与证券投资学的差异
在传统的证券投资学中,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四块基石。前两者主要依靠均值-方差组合优化的思想,后两者则主要依靠市场的无套利条件。传统的投资方法主要是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两大类,而量化投资则是“利用计算机科技并采用一定的数学模型去实现投资理念、实现投资策略的过程”。从概念看,量化投资既不是基本面分析,也不是技术分析,但它可以采用基本面分析,也可以采用技术分析,关键在于依靠模型来实现投资理念与投资策略。为了分析量化投资对证券投资学的启示,本文从量化投资“黑箱”的各个构成来探讨量化投资与证券投资学中思路和观点的差异。
(一)资产定价与收益的预测
根据组合优化理论,投资者将持有无风险组合与市场风险资产组合,获得无风险利率与市场风险溢价。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则将此应用到单一证券或组合,认为证券的风险溢价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与风险贡献比率一致的风险溢价,超过的部分就是超额收益,即投资组合管理所追求的阿尔法值。追求显着正的阿尔法是资产定价理论给实务投资的一大贡献。基于因素模型的套利定价理论则从共同风险因素的角度提供了追求阿尔法的新思路。其中,法玛和佛伦齐的三因素定价模型为这一类量化投资提供了统一的参考。可以说,在因素定价方面,量化投资继承了资产定价理论的基本思想。对于因素定价中因素的选择,证券投资学认为,对资产价格的影响,长期应主要关注基本面因素,而短期应主要关注市场的交易行为,即采用技术分析。在量化投资中,主要强调按照事先设定的规则进行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技术分析类似。但是,在技术分析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论,而量化投资则强调投资的规则化和固定化,不会因人的差异而有较大的不同。另外,量化交易更强调从统计和数学模型方面寻找资产的错误定价或者进行收益的预测。
(二)无套利条件与交易成本
在证券投资学里,流动性是证券的生命力。组合投资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及套利定价理论等都认为市场中存在大量可交易的证券,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这主要是为了保证各种交易都能实现,如套利交易。根据套利定价理论,一旦市场出现无风险的套利机会,理性投资者会立即进行套利交易,当市场均衡时就不存在套利机会。现实市场中往往存在套利限制。一是因为凯恩斯说的“市场的非理性维持的时间可能会长到你失去偿付能力”。二是因为市场总是存在交易费用等成本。但证券投资学中,对市场中套利限制与非流动性的关注较少,这是因为传统金融理论中简化了市场结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研究在既定的交易规则下,金融资产交易的过程及其结果,旨在揭示金融资产交易价格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不同的市场微观结构对市场流动性的冲击是不同的。因而,从量化投资的角度看,为了降低交易带来的价格冲击,能实施量化投资策略的证券往往都应有较好的流动性,因为交易时非流动性直接影响投资策略的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投资时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交易费用,更主要的是要考虑市场交易冲击的流动性成本。
(三)风险控制与市场情绪
在证券市场中,高收益与高风险相匹配。量化投资在追求高收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在证券投资学中,系统性风险主要源于宏观经济因素,非系统性因素则主要源于行业、公司因素,并且不考虑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在量化投资中,较多地使用因素定价模型,不仅会考虑市场经济因素,而且会考虑交易行为等因素,只是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多模型的量化投资系统中自然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因素。除了各种基本面和市场交易的因素风险外,量化投资还有自身不可忽视的风险源。一方面,量化交易中,部分交易是采用保证交易的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这种杠杆交易具有放大作用,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市场冲击的流动性成本也是量化投资的风险控制因素,理所当然地在图1的风险控制模型中体现出来。另外,在一般的投资过程中,市场情绪或多或少会成为风险控制的一个对象。然而,在量化投资中,更多的交易都是通过计算机来实现的,如程序交易等,这样以来,投资者情绪等因素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在量化投资的风险控制模型中较少地考虑市场情绪以及投资者自身的情绪,主要是通过承担适度的风险来获得超额回报,因为毕竟减少风险也减少了超额回报。
(四)执行高频交易与算法交易
在对未来收益、风险和成本的综合权衡下,实现投资策略成为量化投资的重要执行步骤。为了达到投资目标,量化投资不断追求更快的速度来执行投资策略,这就推动了采用高速计算机系统的程序化交易的诞生。在证券投资学里,技术分析认为股价趋势有长期、中期和短期趋势,其中,长期和中期趋势有参考作用,短期趋势的意义不大。然而,随着计算机信息科技的创新,量化投资策略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大,谁能运作更快的量化模型,谁就能最先找到并利用市场错误定价的瞬间,从而赚取高额利润。于是,就诞生了高频交易:利用计算机系统处理数据和进行量化分析,快速做出交易决策,并且隔夜持仓。高频交易的基本特点有:处理分笔交易数据、高资金周转率、日内开平仓和算法交易。高频交易有4类流行的策略:自动提供流动性、市场微观结构交易、事件交易和偏差套利。成功实施高频交易同时需要两种算法:产生高频交易信号的算法和优化交易执行过程的算法。为了优化交易执行,目前“算法交易”比较流行。算法交易
优化买卖指令的执行方式,决定在给定市场环境下如何处理交易指令:是主动的执行还是被动的执行,是一次易还是分割成小的交易单。算法交易一般不涉及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和证券选择问题。 三、对量化投资在证券投资教学中应用的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量化投资的“黑箱”构造与证券投资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证券投资的教学中应当考虑量化投资发展的要求。
(一)市场微观结构与流动性冲击
在理性预期和市场有效假说下,市场价格会在相关信息披露后立即调整,在信息披露前后市场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在证券投资学里,一般认为价格的调整是及时准确的,然而,现实的世界里,价格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在不同的频率下,这种价格形成过程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长期的投资中,短期的价格调整是瞬间的,影响不大。然而,在高频交易中,这种价格调整过程影响很大。市场微观结构就是研究这种价格形成过程。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有两种基本的模型:存货模型和信息模型。存货模型关注商委托单簿不平衡对订单流的影响,解释没有消息公布时价格短暂波动的原因。信息模型关注信息公布后信息反映到价格中的这一过程,认为含有信息的订单流是导致价格波动的原因。无论是关注委托订单的存货模型还是关注市场参与者信息类型的信息模型,这些市场微观结构的研究加强了流动性与资产价格之间的联系,强调流动性在量化投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一般的证券投资学中基本没有市场微观结构的内容,因而,为了加强证券投资学的实用性,应关注市场微观结构的内容与发展。
(二)业绩评价与高杠杆
对于证券组合而言,不仅要分析其超额收益和成本,还要考虑其风险与业绩。在组合业绩评价中,一方面要考虑风险的衡量,另一方面则要分析业绩的来源。在证券投资学中,组合业绩来自于市场表现以及管理者的配置与选股能力。对于量化投资而言,市场时机和管理者的能力依然重要,然而,量化投资的业绩评价还应考虑另一个因素:高杠杆。量化交易中,部分交易是采用保证交易的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这种杠杆交易具有放大作用,在市场好的时候扩大收益,但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会加速亏损,这些与传统的业绩评价就不太一样。在一般的证券投资学里,业绩评价主要考虑经风险调整的收益,很少考虑其杠杆的作用,这不仅忽略了杠杆的贡献,而且有可能夸大了投资者的技能水平。
(三)人为因素与模型风险
在量化投资中,非常注重计算机对数据和模型的分析,这突出了量化投资的规则性和固定性。然而,实际中,别看量化采用了各种数学、统计模型,但策略设计、策略检测和策略更新等过程都离不开人的决策。量化交易策略与判断型交易策略的主要差别在于策略如何生成以及如何实施。量化投资运用模型对策略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借助计算机实施策略,能够消除很多认为的随意性。但是,量化策略毕竟体现投资者的交易理念,这一部分依赖于投资者的经验,一部分依赖于投资者对市场的不断观察与更新。实际上,人始终处于交易之中,对于市场拐点以及趋势反转的判断主要还是依赖投资者的经验。光大的乌龙指事件充分表明了人为因素在量化投资中的两面性:决策实施依赖于人的设定,而人的设定不仅依赖于经验,而且人还会犯错。人之所以会犯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市场的认知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则是人们使用了错误的模型。经典的证券投资理论中,股票价格的变动被认为是随机的,小概率事件出现的机会比较小,但是经验研究表明股票收益率具有肥尾现象,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机会超出了人们原先的认识,即市场还会出现“黑天鹅”。更为关键的是,量化投资更依赖数学和统计模型,这就使得量化投资存在较大的模型风险,即使用了错误的模型。为了防范模型风险,应采用更为稳健的模型,即模型的参数和函数应该适应多种市场环境。近年来,研究表明,证券收益及其与风险因素的关系存在较大的非线性,同时,市场中存在一定的“噪声”,采用隐马尔科夫链等随机过程和机器学习等数据挖掘技术进行信息处理成为量化投资的重要技术支持。
关键词：量化投资；数量模型；定量投资
一、量化投资的涵义
从实践的角度上看。量化投资即是利用模型来投资。任何一个完整的关于投资的想法，我们都可以开发成投资模型，然后通过一定的测试过程来检验这个模型是否有效。如果最终有效，它就是一个可以用作量化投资的投资模型。量化投资为我们提供了检验和选股的数学工具。也可以帮助我们规避人为的情绪化和低效率。
其次，量化投资的各种工具包括系统的投资决策手段和数学模型。从中国量化策略基金的实践来看。金融数量化的程度还处于初步阶段，量化投资的流程还比较简单。中国量化策略基金的量化投资途径多采用从一级股票库初选、并从二级股票库精选。最后对行业进行动态的配置的三步法。以中海量化策略基金的量化投资风格为例，第一步是根据公司盈利能力。选择代表性较强的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如过去三年平均每股收益、资产回报率以及毛利率，以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筛选得到一级股票库。第二步是通过相关指标体系，如估值指标和一致预期指标体系。并借助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后。对一级股票库中的股票进行打分和排名，进一步筛选得到二级股票库。其中，一致预期指标值选取各大券商的估值结论，得出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平均预期值，以此作为市场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的权威预期。第三步。采用B-L行业量化模型对股票组合进行动态行业配置，对每一个行业形成最佳的权重股组合，提高投资的夏普比率。
最后，量化投资与现在已经很普遍的指数型基金不同。是一种主动投资。这是因为量化投资和指数化投资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指数化等被动投资的理论基础认为市场是完全有效的，这一理论的依据是基金的历史业绩除去基金的管理费用。要弱于大市。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更合理的手段是试图复制市场，以获得和市场相同的长期收益。同时规避所有的非系统性风险。而量化投资的理论基础认为市场是无效的，或者是弱有效的，这一理论的依据在于总有优秀的基金经理可以发现市场的阿尔法收益。支持量化投资的基金经理认为可以通过对经济环境、行业基本面以及公司的分析，主动构建能够超过市场平均收益率的超额收益组合。因此。量化投资属于主动投资的一种策略。综上所述，量化投资并不是一种被动投资，数量化模型的选择、指标的运用就是量化投资中的主动部分。好的量化投资是主动的人为判断和被动的模型筛选的结合。
二、量化投资的优点
量化投资作为一种有效的主动投资工具，是对定性投资方式的继承和发展。实践中的定性投资是指，以深入的宏观经济和市场基本面分析为核心，辅以对上市公司的实地调研、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经营理念的交流，发表各类研究报告作为交流手段和决策依据。因此。定性投资基金的组合决策过程是由基金经理在综合各方面的市场信息后，依赖个人主观判断、直觉以及市场经验来优选个股，构建投资组合。以获取市场的超额收益。与定性投资相同，量化投资的基础也是对市场基本面的深度研究和详尽分析，其本质是一种定性投资思想的弼!性应用。但是，与定性投资中投资人仅依靠几个指标做出结论相比，量化投资中投资人更关注大量数据所体现出来的特征，特别是挖掘数据中的统计特征，以寻找经济和个股的运行路径，进而找出阿尔法盈利空间。与定性投资相比。量化投资具有以下优势：
一是量化投资可以让理性得到充分发挥。量化投资以数学统计和建模技术代替个人主观判断和直觉，能够保持客观、理性以及一致性。克服市场心理的影响。将投资决策过程数量化能够极大地减少投资者情绪对投资决策的影响。避免在市场悲观或非理性繁荣的情况下做出不理智的投资决策。因而避免了不当的市场择时倾向。
二是量化投资可以实现全市场范围内的择股和高效率处理。量化投资可以利用一定数量化模型对全市场范围内的投资对象进行筛选。把握市场中每个可能的投资机会。而定性投资受人力、精力和专业水平的限制，其选股的覆盖面和正确性远远无法和量化投资相比。
三是量化投资更注重组合风险管理。量化投资的三步选择过程，本身就是在严格的风险控制约束条件下选择投资组合的过程，能够保证在实现期望收益的同时有效地控制风险水平。另外。由于量化投资方式比定性投资方式更少的依赖投资者的个人主观判断，就避免了由于人为误判和偏见产生的交易风险。
当然。无论是定性投资还是量化投资，只要得当的应用都可以获取阿尔法超额收益，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相反可以互相补充。量化投资的理性投资风格恰可作为传统投资方式的补充。
三、量化投资的局限性
量化投资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工具，其本身的有效性依赖于投资思想是否合理有效。因此换言之，只要投资思想是正确的，量化投资本身并不存在缺陷。但是在对量化投资的应用中，确实存在过度依赖的风险。量化投资本身是一种对基本面的分析，与定性分析相比，量化分析是一种高效、无偏的方式，但是应用的范围较为狭窄。例如，某项技术在特定行业、特定市场中的发展前景就难以用量化的方式加以表达。通常量化投资的选股范围涵盖整个市场，因此获得的行业和个股配置中很可能包含投资者不熟悉的上市公司。这时盲目的依赖量化投资的结论，依赖历史的回归结论以及一定指标的筛选，就有可能忽略不能量化的基本面。产生巨大的投资失误。因此，基金经理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单纯依赖量化投资，一定要结合对国内市场基本面的了解。
四、置化投资在中国
【关键词】 资本投资预测； 油气田企业； 预测方法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石油石化企业集团的重组改制，我国油气田企业的投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投资管理能力也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而加强勘探开发的资本投资预算则是油气田企业投资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油气田企业的生产对象为不可再生资源，勘探开发的资本投资是其生存和发展的主动力之一，但历史数据表明，勘查和勘探投资中只有不到20%的支出能够有商业发现，而在获取的石油矿产储量中，也只有不到20%能够进行商业生产。由于投资数额大、回收周期长，地下油气资源不确定性高，不当的资本投资规模将为企业生产经营带来较高风险。因而，油气田企业对资本投资预测进行深入研究，使自身通过完善的资本投资预算网络和科学的管理程序，及时获得必要的勘探开发资本投资规模数据，不仅是提高其投资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油气田企业勘探开发资本投资预测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油气田企业的资本投资预测，主要考量两个影响因素：油气田产能建设和企业资金承受能力。
(一)油气田产能建设
油气田产能建设主要指为了维持油气田既定产量而发生的生产建设活动。油气田产量的来源是储量，而油气储量不同于一般资源，其本身具有自然递减性，油气田进入全面开发，产量达到峰值后，必然要步入产量递减的开发趋势，因而，油气田企业为了保持长期稳产，必须在勘探开发上进行大量投入，以保证新区开发建设、老区滚动勘探等一系列生产活动的有序进行，进而将储量转换成产储量。
油气田企业资本投资的变化取决于其产能的变化，因而，需对其产能进行预测分析。油气田产能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在对其进行预测时需考虑储层的自然条件、勘探开发技术、企业环境以及外部环境等，具体包括：
1.自然条件，包括储层的岩性、物性、含油气性、流体(油气水)性质等。油气田企业能够通过测井资料预测储层的自然产能，其理论方法有很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平面径向流公式，但由于公式中的一些参数确定比较困难，因此习惯上许多人还是采用经验的方法，即把储层的自然产能与测井资料或储层参数直接建立关系。
2.技术条件，包括油气田企业所采用的勘探开发技术、开采方式、开发井类型、完井方式、采油工艺、集输流程等。
3.企业环境，包括企业战略目标、管理水平、生产组织形式等。
4.外部环境，包括油气田所在地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地理环境、市场环境、地区税收及金融政策等。
对不同油气田区块的产能进行预测后，可估算其相应工程量，从而对与其相关的勘探开发资本投资进行预测。由于新、老油气田区块勘探开发建设所需的投资额度不同，因此需根据新区产能建设、老区零散井建设、老区综合调整等工程的预算量，结合相应的投资数额，预测油气田企业整体勘探开发资本的投资规模。
(二)油气田企业资金承受能力
我国油气田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集团公司投资和企业自有资金（包括固定资产折旧、注资和其他自有资金等），其中企业自有资金所占比例往往较高。在对油气田企业勘探开发进行资本投资预测时，需充分考虑这一企业具体实际，将油气田企业的资金规模、资金渠道、资金使用范围、风险应对能力等因素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使勘探开发资本投资的预算与企业资金承受能力相契合、相适应。
三、主要资本投资预测方法在油气田企业中的应用评价
由于油气田企业所在行业的特殊性，对其勘探开发资本投资预测的研究相对复杂，尚缺乏系统的模型或方法，因此企业需通过实践进行不断探索。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可供油气田企业借鉴使用。
(一)回归预测法
回归预测法又称回归分析法，是一类以相关原理为基础的因果关系预测法。该方法用回归方程表示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根据自变量的数值变化，预测因变量的数值变化。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对有关历史统计数据的处理，分析预测对象发生变化的原因，掌握其原因的变化趋势，即，分析预测对象及其有关影响因素的相互联系，并用适当的回归预测模型表达出来，进而利用模型进行未来变化的预测。
回归预测法的类型包括一元回归预测、多元回归预测、自回归预测等，其中，多元回归法对于研究对象的考虑较为全面、更加贴近实际，因而应用更为广泛。
从油气田企业勘探开发资本投资预测的现实角度来看，回归预测法的应用可能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油气田勘探开发资本投资的影响因素众多，因此变量的选择和确立、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存在较大困难。其次，由于产业政策变动、油气价格调整、社会突发事件等的影响，回归预测模型中的正态分布假设难以成立。
(二)灰色预测法
如果一个系统部分已知，部分未知，则被称为灰色系统。灰色系统理论是一种处理不完全信息的新型理论，强调从系统内部研究其结构功能，它不使用随机变量这一概念，而是把它看成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灰色量，然后做出有效处理，而不是寻求其统计规律。一般来说，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等都是灰色系统。
油气田企业勘探开发资本投资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问题，这种系统是典型的灰色系统，其主要特征是该系统内部既含有己知信息又含有未知、不确定信息，以往的投资数据是已知信息，而设备、材料价格发展趋势、工程造价指数走势以及国际石油发展动态等都是未知信息。在油气田勘探开发资本投资中使用灰色预测方法，可以在仅仅知道若干年历史资本投资数据，而不明确影响资本投资的各项因素作用的情况下，通过对原始数据产生的生成数建立灰色预测模型，推出资本投资预测值。
灰色预测法在油气田企业应用的局限在于，该方法仅适用于原始数据非负、符合或基本符合指数规律变化且其变化速度不是很快的情况。用该方法来进行油气田的产能、资本投资预测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状况的有效性与非有效性不能加以区分，所得的预测值可能不是油气田企业所能达到的“最大产量”或“最小投入”。
（三）DEA预测法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它是数学、运筹学、数理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的一个新的交叉研究领域。作为一种新的非参数统计估计方法，DEA预测法使用数学规划模型比较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率，对决策单元进行评价，同时能够判断各决策单元的投入规模是否适当，并给出各决策单元调整投入规模的正确方向和程度。由于该方法排除了许多主观因素，因而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操作性。
油气田企业可采用DEA预测法，根据勘探工程资本投资、开发工程资本投资等对产能的不同影响，建立适合油气田勘探开发资本投资预测的DEA模型，即，根据油气田企业生产特点和投资方向的具体情况，选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投入指标，如油田勘探投资、油田开发投资等；产出指标，如油气田企业常用产能指标(油气产量)，利用DEA模型对各项投资进行预测，进而分析预测油气田整体勘探开发资本投资规模。
DEA预测法与生产函数的关系使得它在资本投资预测方面能够克服传统方法的“平滑性”而进行“最优性”的预测，因而在油气田勘探开发资本投资预测分析中具有较大应用价值。
四、油气田企业勘探开发资本投资预测相关建议
目前，油气田企业勘探开发的资本投资预测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资本投资预测方法不够合理、科学，人员在观念和认识上对资本投资预测工作不够重视，资本投资预测控制和评价制度不完善，缺乏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建立并完善资本投资预测信息管理系统
资本投资预测的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是简化预测过程、提高预测精度的有效途径。油气田企业可与软件开发公司合作，根据企业现实需求，建立勘探开发资本投资预测分析信息系统，通过计算机和网络完成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以及资本投资数额的预测计算。针对预测实践中存在的各项问题，企业还需对系统进行及时的调整和维护，以保证其适用性和科学性。
（二）提高资本投资预测管理人员素质
人是资本投资预测的制定者，也是相关制度的被考核者，是企业资本投资预测工作顺利开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企业需对具有专业预算管理知识的人才进行按岗按需分配，保证其业务执行能力的发挥。同时，加强资本投资预测管理人员专业知识及技能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更新其知识体系和工作理念，确保管理人员能够掌握科学、先进的预测手段，使资本投资预测工作发挥最佳效应。
(三)建立健全资本投资预测相关监督、考评体系
油气田企业为保证资本投资预测的有效性，应建立资本投资预测执行与责任考评制度，明确投资预测各环节的相关责任人，根据其预测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工作职责履行程度，对其行为进行量化考核。通过健全完善的监督、考评体系的实施，达到充分发挥资本投资预测管理人员主观能动性、培养其工作责任感的目的。
(四)加强部门间密切配合
油气田企业勘探开发资本投资预测工作不仅是预算管理部门的职责，同时需要企业内其他相关部门密切保持配合。各部门应着眼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根据企业实际需求情况，就投资规模的预测及时交换信息，沟通意见，共同促进企业投资管理水平的提升。同时，企业还应与业内专家、学者广泛接触，以便及时更新知识体系，掌握先进的预测手段和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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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设计 建筑工程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TU2
一、建筑设计在工程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设计方案直接影响投资。工程建设过程包括项目决策、项目设计和项目实施三大阶段。进行投资控制的关键在于决策和设计阶段，而在项目作出投资决策后，其关键就在于设计。据研究分析，设计费一般只相当于建设工程全寿命费用的1%以下，但正是这少于1%的费用对投资的影响却高达75%以上，单项工程设计中，其建筑和结构方案的选择及建筑材料的选用对投资又有较大影响，如建筑方案中的平面布置为内廊式还是外廊式、进深与开间的确定、立面形式的选择、层高与层数的确定、基础类型选用、结构形式选择等都存在着技术经济分析问题。据统计，在满足同样功能的条件下，技术经济合理的设计，可降低工程造价5%～10%，甚至可达10%～20%。
（二）设计质量间接影响投资。据统计，在工程质量事故的众多原因中，设计责任多数占40.1%，居第一位。不少建筑产品由于缺乏优化设计，而出现功能设置不合理，影响正常使用；有的设计图纸质量差，专业设计之间相互矛盾，造成施工返工、停工的现象，有的造成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造成投资的极大浪费。震惊全国的宁波大桥事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三）设计方案影响经常性费用优化设计不仅影响项目建设的一次性投资，而且还影响使用阶段的经常性费用，如暖通、照明的能源消耗、清洁、保养、维修费等，一次性投资与经常性费用有一定的反比关系，但通过优化设计可努力寻求这两者的最佳结合，使项目建设的全寿命费用最低。
二、建筑设计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监控不力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设计对业主负责，设计质量由设计单位自行把关的观念，主管部门对设计成果缺乏必要的考核与评价，有的仅靠图纸会审来发现一些简单问题，只有等出现了大的技术问题才来追究责任，而方案的经济性则问及更少。
（二）优化设计的意识不强
目前，业主往往把投资的控制重心放在施工环节上，而对设计环节重视不够。其原因：一是对设计对投资影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只看到搞施工招标，投标价要低于标底价、施工单位要让利等，殊不知设计方案的优化会带来更大的节约；二是无法很好地选择设计单位，因为在设计前业主不知道谁能优化到什么程度。有些项目设计虽通过招投标，但此时方案不细，概算粗略，很难来综合评定；三是业主由于专业知识上的限制，对设计方案难以从优化扰的角度提出要求或疑议；四是有些业主经济实力雄厚，项目建设赶时髦，求新颖，根本不提优化要求；五是有些业主自身对工程应具备的功能要求及应达到的目标不明确，随意性大，要求出图时间紧，又压低设计收费，从而也影响了优化设计的开展。
（三）缺乏必要的压力和动力
由于目前的设计经营往往凭的是关系，缺乏公平竞争，所以设计单位的重心不在技术水平的提高上，设计只要保证不出大的质量问题，方案的好坏、造价的高低，关系不大，使优化设计失去压力。由于现在的设计收费是按面积或按造价的比例计取，几乎跟投资的节约和设计质量的优劣无关，导致对设计方案不认真进行经济分析，而是追求高标准，或为保险起见，随意加大安全系数，造成投资浪费。
（四）运行的机制不够完善
优化设计的运行需有良好的机制作为保证。而目前的状况，一是缺乏公平的设计市场竞争机制，设计招标未能得到推广和深化，地方、行业、部门保护严重；二是价格机制扭曲，优化不能优价；三是法律法规机制薄弱。
三、应着手抓好的几个问题
（一）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优化设计工作的监控
为保证优化设计工作的进行，开始可由政府主管部门来强制执行，通过对设计成果进行全面审查后方可实施。作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配套文件之一的《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暂行办法》已由建设部建设［2000］41号文颁布施行，它的实施将对控制设计质量提供重要保证。但《办法》规定的审查主要是针对设计单位的资质、设计收费、建设手续、 规范的执行情况、新材料新工艺的推广应用等方面的内容，缺乏对方案的经济性及功能的合理性方面的审查要求，所以建设主管部门在执行《办法》的同时，应增加人员配备和审查力度，对设计成果进行全面审查。第二，应加强对设计市场的管理力度，严格通过资质管理、人员注册、设计招标、图纸审查等环节来规范设计市场，减少黑市设计。第三，利用主管部门的职能，总结推广标准规范、标准设计、公布合理的技术经济指标及考核指标，为优化设计的进行提供良好服务。
（二）加快设计监理工作的推广
优化设计工作的推行，仅靠政府监控还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设计监理已成为形势所迫，业主所需。通过设计监理可打破设计单位自己控制自己的单一局面。因此，主管部门应在搞好政府监理的同时，一方面应尽快建立设计监理单位资质的审批条件，加强设计监理人才的培训考核和注册，制定设计监理工作的责职、收费标准等；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设计监理的广度，为设计监理的社会化的提供条件。
（三）建立必要的设计竞争机制
为保证设计市场的公平竞争，设计经营也应采用招标投标，虽然早在1984年，当时国家计委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就印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暂行办法》，1995年建设部230号文印发了《城市建筑方案设计竞选管理办法》，新颁的《招标投标法》中也规定符合条件的项目的勘察设计必须招标，但实际招标项目的量一直很少，只占总项目的10%左右(不同的地区其 比例可能有所不同)，即使采用招标的项目，其招标体系不完善评标方法不健全，缺乏公平竞争性，因此应完善设计招投标的相关环节。首先，应成立合法的设计招标机构；其次，各地方主管部门应建立相应的规定，符合条件的项目必须招标；第三，业主对拟建项目应有明确的功能及投资要求，有编制完整的招标文件；第四，招标时应对投标单位的资质信誉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资格审查；第五，应设立健全的评标机构合理的评标方法，以保证设 计单位公平竞争，并限制业主在项目上的随意性。
（四）注意优化设计工作的综合性
通过优化设计来控制投资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能片面强调节约投资，要正确处理技术与经济的对立统一是控制投资的关键环节。设计中既要反对片面强调节约，忽视技术上的合理要求，使项目达不到功能的倾向，又要反对重视技术，轻经济、设计保守浪费的现象。设计人员要用价值工程的原理来进行设计方案分析，要以提高价值为目标，以功能分析为核心，以系统观念为指针，以总体效益为出发点，从而真正达到优化设计效果。
（五）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关键词 国际投资指数;指标体系;投资决策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200-03
0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一国的经济状况不再仅仅依赖于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而同时与其他经济体的宏观环境变动息息相关，经济全球化逐渐演化成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导致的一种直接结果是巨额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与游离，鉴于资本本质上的逐利性和稀缺性，这使得投资者在选择具体的投资对象时需要充分考虑潜在的影响因素，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投资收益。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以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以下分别简称FDI和OFDI）为例，2013年中国FDI和OFDI流量分别为1239亿美元和1010亿美元，增幅为2.34%、15.03%;同期美国为1875亿美元和3383亿美元，增幅为16.79%、-7.80%，与中国情形的显著区别在于，美国OFDI流量显著大于FDI流量，但近年有下降的趋势①。与此相关的现实问题是，本国或外国投资者在选择对外投资对象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宏观形势的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能否设计出一套体系来简化决策程序？由于国际投资涉及的领域和因素极为广泛，这就导致一般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无法兼顾大量显示投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的参考指标，从而可能影响决策质量和投资收益。为了促成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旨在为投资者或决策部门提供参考依据的国际投资指数便应运而生。
1 文献回顾
总体上讲，国际投资指数的编制既要考虑衡量一国或地区投资环境的主要指标，又要对影响其整体竞争力和稳定性的相关因素进行必要的度量。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问题，王元京和叶剑锋（2003）提出了行政环境、经济环境、基础设施、法制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六方面的评价指标，他们认为，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和行政环境是对于一项投资来说最重要、最基本和人们考虑最多的影响因素，且在指标选取时要尽可能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潘霞和鞠晓峰（2009）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发现，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文化、政策法规、政治因素和自然地理等六种因素是比较常用的分类。宏观经济也是影响国际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刘志强（1998）在评价宏观经济时，从宏观经济业绩、财政金融状况、宏观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效益等四个方面进行测度，其优点是评价体系较为全面且操作性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此，在构建国际投资指数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将借鉴上述分类方法，并根据整个体系框架改进有关的细化指标构成。
国外相关文献主要关注单方面因素，如税收政策、融资难易程度、国际评级、基础设施等对国际投资决策的影响，在国际投资指数的编制过程中，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关注。Simmons（2003）构建了一个税收吸引力指数来研究企业税对FDI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指数与F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ee和Makhija（2009）研究了国内不稳定性对国际投资中实物期权价值的影响，这种不稳定性包括国内经济不稳定和外汇不稳定两个方面，研究发现后者作用相对来说并不显著。Gochoco-Bautista等人（2014）论证了融资难易程度与企业投资和资本积累之间的相关性，一般来说，良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融资条件对吸引外商投资具有正向影响。S?voiu和?aicu（2014）研究认为，国家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为此我们选取标普、惠誉、穆迪和大公国际等四家评级机构对各国信用的评级数据来衡量国家风险。Kiel等人（2014）指出，一国的交融运输投资对提升自身竞争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有理由相信，外国投资者在进行实地投资时，会考虑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Roque和Cortez（2014）从投资者的行为角度，通过将投资者分为机构和非机构投资者研究了国际证券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国家地理位置、市场透明度以及投资者对该国的熟悉程度对两类投资者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可见，国际投资需要考虑的因素极其庞杂，这为构建一个综合完善的国际投资指数指标体系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关于指标体系的权重设置问题，目前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有最小二乘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也包括较少使用的VAR模型（van den End，2006），这些方法的可操作性强，用途广泛，我们在编制国际投资指数时也会综合考虑这些模型。需要指出的是，模型在指数编制过程中仅仅是一种量化和检验指数的工具，核心依然是细化指标的筛选，如何从整体上构建一个科学严谨、逻辑性强的指标体系是决定指数质量的关键。
2 国际投资指数的理论创新
国际投资指数的设计初衷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现状和潜力进行定位，从而为国际投资者、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等不同群体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指数的落脚点是国际投资，它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涵。
1）投资本质上是一种行为，它通过先期投入而期望在未来获得额外收益，这里需要区别于投机行为;
2）它是国际层面上的投资行为，相对于一般投资行为来说其范围大大扩增，从而需要考虑的指标体系也会更加复杂，对指数的编制过程要求更高。
本节接下来将对国际投资指数的重要性、编制原则、编制思路和分析方法等方面进行概要介绍。
2.1 国际投资指数的重要性
对于一项错综复杂的事物来说，如何理清头绪并抓住要害是决策的关键。例如，在气象预测领域，通过对大量卫星数据进行科学处理并准确的气象预报是该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其中的数据处理方法更是重中之重。与此类似，国际投资指数相当于最终的气象报告，而指标体系和模型处理则是关键的分析技术。人们可以根据天气预报判断未来数天的天气情况，投资者也可依据国际投资指数对当前一国或地区的投资现状和潜力进行评估，以做出较为合理严谨的投资决策。
需要指明的是，国际投资指数的重要性并非在于它能够增加投资者的额外投资收益，而是通过对复杂的投资环境进行科学评估，为指数使用群体提供一种参考和判断的依据，目前尚未有文献对此做出系统研究，这是我们的主要创新点。国际投资指数不仅考虑了政治、经济、基础设施、社会环境等一般因素，也对不可抗力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公共卫生事件等进行了权衡，这虽然对研究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但会显著提高指数的准确性，从而有助于指数的普及与应用。
2.2 编制原则
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作，结合具体的研究需要，在实际的编制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性原则。国际投资所涉领域较广，影响因素也极为复杂，因此在构建指标体系时，我们会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体系所包含的模块进行丰富，力求尽可能系统全面地覆盖国际投资所考虑的方方面面。
2）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原则。有了理论的支撑，指标体系才能科学严谨，例如我们参考了大量关于指数编制和数据处理的文献作为理论储备;然而鉴于国际投资指数的实用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同时站在国际投资者、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等不同群体的立场来选取指标，从而避免陷入纯理论的窠臼。
3）可操作性原则。一方面，细化指标的含义应当明确，且有可靠的数据来源，尽量避免以主观判断代替客观度量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指标体系可以通过恰当的数理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权重设置方法尽量客观合理，同时在一定范畴内考虑反映重要内容但难以数量化的定性指标。
4）可预测性原则。它是指国际投资指数的分析体系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即在当期数据的同时也列示下一期的预测数据，再次指数时，根据实际数据和预测数据的拟合情况进一步修正指标体系或权重，从而保证国际投资指数的动态性和预见性。
2.3 编制思路
基于上述原则，我们将国际投资的潜在影响因素分为12个模块，它们分别为政治模块、宏观经济模块、贸易模块、金融稳定性模块、投融资环境模块、要素需求模块、市场潜力模块、社会环境模块、基础设施模块、自然环境模块、国际评级模块和不可抗力模块。
从整体来看，这种分类方法既包含王元京和叶剑锋（2003）关于投资环境的评价体系类别，又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充，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际竞争力是国际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而言，一国竞争力越强，越能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而国际贸易情况是国际竞争力的直接表现，因此我们加入并丰富了贸易模块的具体指标。
2）由于金融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其稳定性直接影响着一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再加上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破坏作用，我们将金融稳定性从经济模块中独立出去，并重点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构建的FSI指数，以及欧洲中央银行构建的MPI指数（参见M?rttinen等人，2005）等。
3）考虑投资对象所在地的劳动力市场和市场潜力等情况，这是因为对于实地投资的外商来说，需求和供给要素是其比较关心的内容，这既包括当地的劳动力资源的充足度和成本是否符合条件，又包含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等
因素。
4）新增国际评级模块和不可抗力模块，主要衡量国家风险和“黑天鹅”事件对国际投资指数的影响。
上述从投资者角度对指标体系的扩充与丰富是国际投资指数编制过程中的另一处创新点，所包含的12个模块已经基本构成了对国际投资众多影响因素的一个缩影，在此基础上可以对细化指标进行科学严谨的筛选和处理。
2.4 分析方法
完成细化指标的选取和收集阶段之后，国际投资指数编制的另一个重点是权重设置问题。我们将该部分研究分成两部分：一，权重的模型求解;二，权重的检验。基于现有文献和经济模型的应用领域，我们主要使用主成分分析法、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等完成权重的求解。主成分分析法应用比较广泛，而logit和probit模型是两种比较常用的离散选择模型，可以对不同情况下某方案被选择的概率进行求解，而得出的概率可直接作为一个权重指数。在权重检验阶段，我们主要采用VAR模型和压力测试法，VAR模型可以把指标体系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建模型，在用于经济指标的分析和预测时易于操作，与之相关的脉冲响应函数又可以用来研究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冲击机制，因此对检验权重设置是否合理有着重要作用。压力测试法通过情景模拟来考察在某些关键市场变量发生突变的压力下指标体系的稳健性，并根据测试结果优化权重的配置。
在权重求解和检验过程之后，我们将基于历史数据进一步检验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并通过样本内和样本外数据的划分来考察国际投资指数的预测功能，这是一个反复检验和修正的过程。经过求解、检验和预测等多个环节的科学处理之后，编制出来的国际投资指数才能更好地用于实际投资决策中。
3 国际投资指数的现实应用
前面已经简要提及国际投资指数的实际用途，即主要用于定位一国或地区的投资现状和潜力，从而为指数使用群体提供实际决策时的参考依据。这里我们将指数的现实应用情况进一步具体化，选择以下三种情形进行讨论。
1）假设投资者i计划在国家A或国家B之间进行投资，但尚未做出最终的决策方案。忽略投资者同时在两国投资的情形（考虑资本的稀缺性），可能的投资方案有三种：投资A;投资B;两者均不投资。此时投资者i可以参考两个国家的国际投资指数，为最后的投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2）假设投资者i计划在国家A进行投资，但没有决定投资的具体时间。国际投资指数每月一次，由于该指数的可比性和预见性，投资者可根据不同月份的数据来判断该国的投资环境变化趋势，从而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投资。
3）对于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国际投资指数能够给予及时的响应。例如，对于最近备受热议的埃博拉病毒扩散问题，指标体系会针对该病毒是否扩散至某国设置虚拟变量，从而考察埃博拉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国际投资指数的
影响。
综上可以看出，国际投资指数能在多种情形下为投资者做出最终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当然，该指数的应用绝不仅限于上述情形，它不仅对国际投资者，也能够为政府决策部门和学者提供新的决策思路和研究视角。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国际投资指数的重要性、编制原则、编制思路、分析方法和现实应用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简要说明，概括起来包含指数的理论创新和现实应用两个方面。
1）理论创新在国际投资指数的编制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构建了一个更加科学完善的指标体系和分析工具，来弥补该领域的一处空白。
2）该指数的现实应用与其旨在简化国际投资决策程序的宗旨密切相关，主要给指数使用者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由此可见，本文所构建的国际投资指数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中均具有稳健的立足点，很好地遵循了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原则。
基于成熟的理论模型和热切的现实需求，我们会在指数过程中进一步改进国际投资指数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优化指数的编制程序和拟合效果，以提高国际投资指数的前瞻性和拓宽其应用领域，这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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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投资活动中的若干偏差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曾多次提出并强调必须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然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效却并不显著，至今我国的经济基本上还是粗放型的增长格局。这里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所致，但投资政策制定、实施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主要在投资总量、投资方向、投资重点等方面出现的偏差是个重要原因。
(一)规模上求大，外延扩张的势头长盛不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部门投资权的下放．多元投资主体的形成，各地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投资权限越来越大，但风险约束机制却未形成。在“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只有高投入，才有高速度”以及“敢借、敢花、敢不还”思想指导下，各投资主体的投资冲动都十分强烈。为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急于实现政府提出的各项建设指标，或受功利思想、政绩意识以及政府考核指标等影响，都热衷于外延扩长，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扩大投资规模。一方面各地政府、部门和企业跑部、跑省，千方百计向上要资金、要项目，力争有更多的资金、项目放在本地区、本部门。另一方面，在本地区和本部门又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上地方项目、部门项目，甚至不惜采取高利率从民间和其他渠道进行筹资。如通过向企业集资摊派，对银行实行指令性贷款等等，竭力吸引外地资金流入，严禁本地资金流出几乎已是各地的通例，有的地方还为此作了专门规定，强化资金地区封锁措施。为了增大外资投入，各地竞相制订了优惠政策，并且相互攀比，使政策优惠不断升级。为了规避国家宏观政策的制约，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有的把一个大项目化整为零，躲过中央主管部门的审批；有的在审批时低估成本，或将同一笔资金冒充多个项目的自有资金等。为什么我国过去经济生活中屡屡出现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迫使中央政府进行频繁的经济调整，为什么建设周期不断拉长，超概算现象愈益严重，投资效率低下，其源实乃出于各地投资主体扩张政策、扩张行为。
(二)结构上求全，资源低效配置相当严重
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上条块分割的体制，认识上的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传统观念，使得各地方和部门在规划经济增长，决定投资方向、重点时，往往很少顾及国家的产业政策，也较少考虑自身的建设能力和建设效应，而是把重点放在自成体系、追求“填空上”，致力于采取区内产业门类齐全的投资结构政策，同时大家都热衷于向高附加值产业和高盈利服务行业投资，由此形成了“小而全”、“大而全”，各地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以及从彩电、冰箱、录像机等家用电器到石化、汽车、电子等低水平、低效益、不合理的重复建设的热潮，上了一批达不到经济规模标准的中小型项目，在过度竞争中造成了资源配置严重浪费。这种浪费还突出表现在许多资源区筑起重重壁垒，一哄而上，搞就地加工，使资源内需量骤然扩张；一些加工优势区陷入无米之炊，不得不去开辟原料生产，以减少对区外原料的依赖。结果资源区因加工能力有限使资源得不到应有的增值，加工优势区因原料不足形成生产能力闲置。这种投资方向、重点的偏差，造成不合理的产业配置，基础产业一直发展缓慢，支柱产业长期徘徊在小而分散，先进地区产业高度化不足和落后地区产业虚高度化，结果带来了全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投资项目的低效率，这已为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事实所证明。
(三)布局上重东轻西，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有所扩大
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增长由于受区位条件、历史因素等影响，加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长期实行地区倾斜政策，包括在投资布局政策上重东轻西，对东部投资明显高于西部，为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家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中、西部地区投资开始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但投资布局上的重东轻西现象短期内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投资布局上的重东轻西，必然伴随着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有差距是难免的，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有差别的发展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问题是如果差距不断扩大，会造成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效应，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的协调．财富分配的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这种种不协调的关系会加剧区域之间新的矛盾与磨擦，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最终不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
(四)效果上急功近利，经济运行中的短期行为较为普遍
要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求得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协调发展，但因受现行政府考核制度，受稳定本地市场、安置就业、建设居民住宅和解决好城市居民菜篮子问题等多方面资金需求压力的推动，迫使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短期利益上，把追求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和获取政府任期内的经济利益作为目标。层层定投资盘子。压投资指标，整个经济的运作基本上是靠行政力量推动。投资中的短期行为、急功近利倾向似已蔓延成一种社会通病。主要表现为：在资源开发上，考虑近期利益、滥采滥伐、铺张浪费的多，注重节约开发、讲求综合利用的少；在资金使用上，用于投资周期短、回收快的多，用于建设周期长、投资将长期收效的少；在外资引进上，着眼于数量，满足于一般化项目的投资多．讲究引资质量，提高技术含量的投资少；在本地与外地关系的处理上，不顾左邻右舍，图一己之利的投资多，考虑他方利益，讲求联合协作的投资少；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上，考虑经济增长的投资多，对社会发展投资想得少。以上几多几少，显然都有悖于集约型增长的客观要求，表现出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无益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完善投资政策的构想
(一)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重塑投资的微观基础
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投资规模大小完全取决于投资回报率的高低。而在目前市场机制、市场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予以控制。但从投资运行情况看，投资规模的控制(尤其是行政性的一刀切)很难到位，其负面作用也日益明显，极易导致跑部跑省要项目、甚至产生权钱交易等现象。要发挥投资政策的作用，必须深化改革，重塑投资微观基础，尽快让企业成为独立的主要的投资主体。政府应逐步缩小投资范围，把大量的投资活动，特别是一些竞争性项目的投资活动，通过市场由企业去承担。若企业这个投资主体不到位，那么，在投资领域发挥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推行和建立法人项目责任制，提高投资效率则将失去依托。
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其关键特征是必须具有投资决策自，能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市场发展的前景自主选择投资方向和确定投资规模．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享受投资利益。为此必须实施企业制度创新，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以投资回报率高低作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促使其能对政府的投资导向、投资市场的信息变化作出及时灵敏反应，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致力于提高投资效率，追求投资利益最大化。
在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的同时，要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往存在的问题之一，是政府投资没有明确主体代表，严重影响了投资的效率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此，应按照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原则，经国务院授权，把一些具有法人地位的机构或公司作为国有投资主体，代表中央政府行使国有资产投资者的职能．维护所有者的权益，相应承担投资风险责任。这样做显然有利于约束政府的投资行为，有利于提高政府投资效率。
(二)加快建设和完善投资调控机制，从多方面强化对投资结构的宏观调控
对投资活动进行宏观间接调控，涉及到投资调控范围、调控对象、调控目标和重点等诸多问题。其中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是宏观调控的两个重要方面，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质量。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存在的问题，当前及今后更应引起重视的是投资结构调整问题，宏观调控应把调整投资结构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来抓。因为，从投资结构与投资总量的相互关系看，结构是总量的基础。有许多经济现象从表面看是总量问题，深追下去实质是结构问题。如果结构协调了，效益提高了，即便总量大一些，也不可怕-不会造成严重后果。进一步说，只有加强对投资结构的调控，实现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快速提高，赢得经济在较长时期的持续、健康发展。
投资结构方面的调整，应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突破“瓶颈”制约，切实增加对农业、水利、能源、交通等方面的投资，巩固和完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要加强对教育和科技的投资，提高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二是在全部投资中，应较多地增加用于现行企业技术改造投资，改变目前投资技术含量低的现状，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技术开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三是在新建项目中，首先保证必要的在建项目尽快投产。特别是重点工程建设，要从资金、物资上切实保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以提高投资效益。四是注重发展规模经济，坚决改变自成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凡有规模经济要求的，都应按照规模经济的标准，实现规模经营。按照上述方面调整投资结构必须十分注重调整的手段和方法。要充分运用税收、信贷、利息、价格等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推动投资结构调整。还应通过健全法制、限制粗放型经营，鼓励集约型经营。例如通过立法限制投资盲目布点和重复投资，禁止资本金不足和无铺底流动资金上新项目；通过立法加快发展规模经济．促进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
(三)强化对投资主体的外部约束，确保各类投资活动高效运行
近几年来，我国投资领域里建设周期长．超概算严重，投资效果无人负责．建设质量差，造价高估，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十分突出。严重损害了投资效率。为了严格约束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确保各类投资活动有序、高效运行，有必要在制定和实施投资政策中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下几项制度：
1．科学的投资决策制度。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并决定投资效率，强化投资的科学决策是保证投资获得良好效益的前提条件。必须严格规定，所有建设项目必须按程序，经严格的可行性研究后才能上马。要杜绝把可行性研究改为“可批性研究”，杜绝领导个人决定投资项目，违背科学决策的现象。要按照项目法人制度的要求，形成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激励和风险约束机制，使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规范化、内在化、高度化。
2．项目资本金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项目逐步由全额财政拨款转变为主要依靠贷款方式进行负债建设。有的项目甚至全额负债。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给生产经营与银行的正常运行带来不利影响，“无本投资”也成为推动企业扩大投资规模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个问题。应尽快建立项目资本金制度，严格规定凡需在资金市场融资的经营性项目，各出资者必须用规定资金来源的资金(如自有资金、所有者权益等)，按项目总投资的一定比例作为对项目投入的资本金，包括铺底流动资金，打足投资，不留缺口。资本金达不到规定比例的，不得进行筹资融资活动，项目不得批准建设。各行业资本金的比例可有高有低，具体办法应由国家确定。建立这项制度对于加强建设项目管理，防止投资膨胀和项目超核算现象都有重要作用。
3．项目登记备案制度。现行的建设项目的决策由政府部门实行审批制度，事实证明弊端甚多，既阻碍了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主体，又影响了项目决策科学化和规范化。完善投资政策，可将项目审批制度改为项目备案登记制度，所有项目不论大小，都应在项目所在地登记。登记机关只审批投资的合法性和属于政府行政管理范围的各种批件是否齐全，对合格者颁发开工许可证。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工的项目，应制定严格的惩罚办法。项目备案登记机关与投资宏观管理部门分开，至少应相对独立出来，避免影响投资宏观管理工作。通过项目的申报和登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可以进行投资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定期投资信息，以指导全社会投资活动。
4．公开招标竞争制度。一切建设项目，均应在政府建设部门和新闻单位监督下，实行公开招标竞争制度。谁报价低、工期短、质量好，工程就由谁来承担。针对目前招标竞争中存在的问题，应严格程序、严格监督、严防个人说了算等营私舞弊现象的产生，确保公平竞争。建设单位应委托社会性中介机构对承建单位进行资质调查，因违反资质调查程序而使工程受损的，应从严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一）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规模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在逐渐扩大。京津冀三地外商直接投资额分别从1990年的2.76亿美元、0.83亿美元、0.39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85.24亿美元、168.29亿美元、64.47亿美元（见图1）。京津冀利用外商投资总额，从1990年的3.98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318亿美元，增长将近80倍。
（二）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京津冀利用外资产业分布不均匀，第一、第二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显著上升。从图2中看出，2006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及比重迅速上升，到2011年占总额的58.74%，2012年略有下降，但是仍然超过50%，达到52.19%。第一产业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薄弱环节，投资额极少，从2006年的0.46%，一直到2012年才达到0.98%。第二产业从2006年开始波动下降，占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0%左右。
（三）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由于京津冀在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上统计方法不同，通过分别分析京津冀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归纳外商直接投资在京津冀地区的行业分布。1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状况。北京吸引的外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引资极少。在第二产业中，外商在制造业的投资额从2003年的7.22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15.01亿美元，增长了33.17%，其中受北京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的影响，2006年和2007年制造业利用外资比重和金额下降，随后北京又重新加大现代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特别是汽车工业和电子产业。第三产业是北京吸引外资最多的产业，发展速度快。（见表2）2.天津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状况。天津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比重很小。第三产业中，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三大领域利用外资数额和比重较大，而且增长速度快。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利用外资最多，2012年天津制造业实际直接利用外资高达76.23亿美元。（见表3）3.河北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状况。从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小，其吸纳外资与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的地位不符。2013年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第二产业约占77%，外商直接投资在资金和技术密集行业增长很快，有利于河北省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外商在第三产业投资仍然较少，主要以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为主。（见表4）总体而言，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第一产业利用比重都是较小的，投资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向制造业，第三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差异较大，房地产业和比较传统的服务业利用外资较多，能够带来先进技术的行业利用外资较少，这一情况河北较北京、天津更为明显。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京津冀大气环境影响的关系检验
本文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GrangerTestofCausality）检验法测算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与大气环境的相互关系，然后用回归分析外商投资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程度。
（一）数据来源以下分析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为污染严重的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燃气行业的外商投资额。本文使用的是1997—2012年的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污染行业大气污染的相关数据：京津冀污染行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合计（Y）、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SO2）、工业烟尘排放量（YC）、工业粉尘排放量（FC）和工业二氧化碳（CO2）排放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状况公报（1997—2012），经过整理到表5。
（二）ADF检验由于实证分析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时间序列常常具有某种共同趋势，如果不加考虑直接进行分析易造成“伪回归现象”，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需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与此同时，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对上述数据分别取对数，在对LNY、LNSO2、LNYC、LNFC和LNCO2进行单位根检验时，对这些时间序列数据的二阶差分进行检验，所有变量的ADF值都小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通过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经过二阶差分后，四个序列都通过5%和10%显著水平下的平稳性检验，是二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关系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LNY、LNSO2、LNYC、LNFC和LNCO2是二阶单整的，所以本文运用恩格尔—格兰杰法（EG）分别对同阶单整变量LNY与LNSO2、LNYC、LNFC和LNCO2进行两变量协整关系检验。由以上检验结果可知LNY分别和LNSO2、LNYC、LNFC和LNCO2是协整的，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以及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协整关系，即具有长期的稳定发展关系。（见表7）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在时间序列通过平稳性检验后，为了进一步得到因果关系，可以对上述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就本文所选的样本区间和污染指标而言，经过选取数据进行测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结果表明：（1）在三阶滞后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变化互为格兰杰原因。（2）在三阶滞后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时变化引起工业烟尘排放量的变化，即外商直接投资是工业烟尘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工业烟尘的变化却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3）在一阶滞后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不是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影响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但是二氧化碳的变化会引起外商投资的变化。
（五）估计长期均衡方程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我们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京津冀的污染企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大气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方程中的系数是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大气环境污染的弹性，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大气污染排放量的改变量。综上，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0.08%，工业烟尘排放量减少0.53%，工业粉尘排放量减少0.59%。这说明FDI的引入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大气环境污染中二氧化硫和烟粉尘的排放状况。这主要因为京津冀对老工业改造时引进了外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污染排放及处理系统。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又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77%，加剧了我国京津冀的雾霾状况，对大气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这又说明，京津冀在引资中只重视可见颗粒物和异味气体等大气污染的治理，对细小颗粒物污染防治投入不够，所以造成雾霾天气严重。
三、对策建议
（一）加大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领域的招商引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外商直接投资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硫、烟尘、粉尘排放量起到了抑制作用，却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说明京津冀在治理大气环境方面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节能减排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没有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主要原因为：（1）引进的废气净化技术与设备不是最先进的，只能净化看得见的烟粉尘。（2）以煤炭为主要的能源结构是导致京津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京津冀制造业生产的能源消费主要以煤炭为主，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占比偏低。如河北省煤炭消费占工业总能源消费近90%。因此，加大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领域的招商引资，改善京津冀能源使用结构是京津冀减少碳排放的根本途径。
（二）鼓励最先进环保科技与设备的引资京津冀各地要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力度，把环境污染治理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做。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大力支持节能环保核心技术攻关和相关产业的引资项目。京津冀各地政府在吸引外资政策方面，应对治理大气污染先进技术和环保设备的引进给予鼓励和政策上的倾斜，对重点区域PM2.5污染治理效果实行“以奖代补”。
（三）优化外商投资产业结构河北、天津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偏低。从表4可以看出，河北省制造业外商投资多达43.8135亿美元，而农林牧渔业外商投资仅2.1386亿美元，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只有0.1558亿美元。制造业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引导外商向绿色农业和信息技术服务、文化服务等第一和第三产业投资，是京津冀在外资引进方面治理大气污染的战略性举措。
（四）严控两高行业新增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缺乏资金，京津冀大规模招商引资。由于环境成本低、资源丰富等因素，国外许多污染行业纷纷到京津冀投资，如钢铁、建材、水泥、陶瓷、冶金、制药等。这些高污染行业生产加剧了京津冀大气污染，因此对以上行业新增外商投资企业应不予审批，杜绝国外污染行业向京津冀地区再转移。
关键词 科技评估 风险投资 风险管理
1 科技评估
1.1 科技评估的概念
2000年12月28日科技部颁发的《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将科技评估定义为“是指由科技评估机构根据委托方明确的目的,遵循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标准,运用科学、可行的方法对科技政策、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科技成果、科技发展领域、科技机构、科技人员以及与科技活动有关的行为所进行的专业化咨询和评判活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科技评估是对与科学技术活动有关的行为,根据委托者的明确目的,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依据大量的客观事实和数据,按照专门的规范、程序,遵循适用的原则和标准,运用科学的方法所进行的专业化判断活动。其结果要归结为能够回答委托者特定目的评估结论和评估分析。
1.2 科技评估的范畴
科技评估的范畴主要是职能性评估和经营性评估两大方面,职能性评估是指对政府科技活动有关行为进行的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和判断,为政府有关部门发挥决策、监督职能提供服务。经营性评估是指对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与科技活动有关行为进行的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和判断,为他们对被评事物的决策、判断提供参考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评估作为一种咨询活动,不应仅仅只为政府决策服务,还应深入到市场中的各类科技活动之中,接受非政府机构委托的评估任务,如企业投资项目的科技评估、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科技评估、企业产权交易中的科技评估等。
1.3 科技评估的分类
科技评估可从不同角度分类。从评估时间上,可分为事先评估、事中评估、事后评估和跟踪评估四类。事先评估是在某项科技活动实施前所进行的评估,主要包括实施该项活动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内容。它常常带有预测的性质,但不同于一般的预测分析;事中评估是在科技活动实施过程中进行的监督性评估,着重检验是否按照预定的目标、计划执行,对前面工作的进展与预期效果进行比较,并对未来进行预估,以发现问题,调整或修正目标与策略;事后评估是科技活动完成后进行的评估。另外,从评估空间上,可分为国家评估和地方评估;从评估规模上,可分为宏观评估、中观评估和微观评估;从评估方法上分,可分为定性评估、定量评估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从评估形式上,可分为通信评估、会议评估、调查评估、专访评估和组合评估等。
1.4 科技评估的方法
评估方法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概念包括评估准备、评估设计、信息获取、评估分析与综合、撰写评估报告等评估活动全过程的方法,狭义概念特指评估分析与综合的方法。
科技评估可选用的方法多种多样,关键是要依据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评估方法。常用的分析评价方法有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指数法及经济分析法和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评估方法等。
2 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和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企图运用系统的、综合的现代科学管理方法,有效地扩大投资活动的有利因素,控制和抑制不利因素,达到以最小的成本,安全、可靠地实现风险投资利益的最大化。
2.1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是指对企业面临的,以及潜在的风险加以判断、归类和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存在于企业自身周围的风险多种多样、错综复杂,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实际存在的,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是企业内部的,还是与企业相关联的外部的,所有这些风险在一定时期和某一特定条件下是否客观存在,存在的条件是什么,以及损害发生的可能性等,都是在风险识别阶段应予以回答的问题。在风险投资中,风险一般可以分为两类: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是由公司之外的各种因素引起的,如战争、经济衰退、通货膨胀、高利率等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相联系的风险,是不能通过多角化投资而分散的,因此又称作不可分散风险或市场风险。重要的系统风险有政治风险、法律法规风险和政策风险等。非系统风险也被称作可分散风险,它是由公司本身的商业活动和财务活动带来的,如企业的管理水平、研究与开发、消费者需求的改变、市场营销风险以及法律诉讼等,其可以通过多角化投资组合而分散,是公司特有的风险。重要的非系统风险有决策风险、财务风险、信用风险、完工风险和市场风险。作为风险投资者,其关心的往往只是项目的系统风险,因非系统风险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投资组合而得到分散。
2.2 风险衡量
风险衡量对已经识别的风险进行分析评估,以确定其损害程度的过程。风险衡量的方法分为定性风险评价方法和定量风险评价方法两大类,定性风险评价方法又可分为主观评价法和客观评价法,传统的主观评价法主要有观察法、资产负债表透视法和事件推测法等。现代的主观风险评价方法致力于将传统主观方法涉及到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并且设法将传统上的主观方法的定性分析特征转向定量分析上,由此而将主观分析扩展到能够同时完成综合评价风险因素与测量风险临界值的双重任务。现代客观风险评价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Z记分”方法。作为一种综合评价风险企业风险的方法,“Z记分”方法首先挑选出一组决定企业风险大小的最重要的财务和非财务的数据比率,然后根据这些比率在预先显示或预测风险企业经营失败方面的能力大小给予不同的加权,最后将这些加权数值进行加总,就得到一个风险企业的综合风险分数值,将其对比临界值就可知企业风险的危急程度。定量风险评价方法主要有风险图法、决策树法等。
2.3 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是指在对风险进行全面的分析之后,实施各种风险控制工具,力图在风险发生之前消除各种隐患,减少损失产生的原因及实质性因素,将损失的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实施风险控制的步骤是风险预测——风险决策——实施决策方案——方案的成果评价。风险控制的主要方法有风险规避、风险预防、风险分散、风险转嫁、风险补偿、风险抑制等。
3 科技评估与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
科技评估与风险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科技评估作为一种专业化判断活动,在介入风险投资的风 险管理后,其任务便是对风险进行识别和衡量,其结果作为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决策和制定风险控制实施方案的依据。可见,在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中,科技评估实质是风险的识别和衡量的过程,而风险管理还包括了风险控制的实施过程,这样科技评估就可以作为风险管理一个组成部分,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促进共同发展。科技评估与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的关系如附图所示:
3.1 科技评估是提高风险投资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
科技评估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有一整套较为完备的评估规范和技术方法,在评估设计、评估信息采集、综合分析、评估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同时,由于科技评估机构长期致力于国家和地方各类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科研机构等方面的评估,对于科技产业、科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也是其他咨询机构无法比拟的。而我国风险投资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还未出台较为完备的有关风险投资事业的行政法规,风险投资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还很不健全,对风险管理人才培训的投入和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将科技评估运用到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中将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提高管理效率。
3.2 科技评估方法是衡量风险投资风险的有效工具
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是科技评估方法应用的基本思路,这与现代风险评价所采取的方法既有相近又有其独到之处,科技评估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多指标综合评估方法,它是在对多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之后,设计一套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并对每一个评估指标都制定具体的标准和统一的计算方法,使其能对金额、人数等可计量的指标进行定量评估,同时对社会影响等因素亦可做定性评估的描述。这与上面介绍的“Z记分”方法仅依靠可计量的数据作为评价基础相比较更为有效。采取科技评估方法衡量投资风险也更为准确、可信。
3.3 科技评估是推动风险投资管理创新的动力
引入评估机制,使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选择与投资决策相分离,使得风险投资管理更为透明化,也遏止了内部人员的“暗箱操作”等种种不良现象。通过独立的、专业化的评估中介组织的运作,将能使风险投资机构的管理层能更客观地认识到投资风险,从而可集中精力于投资决策,通过管理体制的创新,保证投资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也提高了投资成功率。
3.4 科技评估参与风险投资管理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科技评估工作现阶段主要是为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是国家和省、市科技管理部门服务,而且大部分科技评估机构是由科技管理部门所属的有关单位,如软科学研究机构、科技咨询机构、科技情报机构等部门产生,但由科技管理部门所属的单位评估科技管理部门的科技项目、科技计划等等,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不可避免的受到科技管理部门的影响。因而,评估水平难以提高。因此,科技评估机构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和各类资产评估机构一样,应逐步社会化和多元化,如参与到风险投资管理的咨询工作中,只有社会化、多元化,才能充分引进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提高评估水平,促进科技评估事业的发展。
3.5 科技评估促进风险投资实现动态管理
风险投资从进入到退出的全过程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着风险,实施某项投资决策前需要进行深入分析以确定各种存在风险的影响程度;进行投资后,还应深入到所投资的企业进行跟踪调查分析,对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市场竞争状况,企业的发展趋势与步骤等,经常进行科学的、系统的分析与判断,发现潜在的风险,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杜绝它的发生或降低它的危害;风险投资退出后,还要对风险投资的效果进行测评,总结经验与教训,作为今后投资决策的参考。可见,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实现管理目标需要实施一系列的评估,科技评估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能够满足这一要求,促进风险管理动态管理。
参考文献
1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编.科技评估规范,科技评估概论[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
2 杜沔.关于风险投资中的风险控制工具的探讨[J].中国科技产业,2001(7)
依据企业的身份性质,企业可以划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①。有学者将民间资本投资的范围界定为集体、个体、联营、私营、股份制五种经济成分的投资[1],不包括政府投资和国有独资公司和未改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有学者从原铁道部部有资本和非部有资本进行划分,将非部有资本定义为不属于原铁道部或国家铁路所有的资本,包括非部有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将适格主体界定为一些拥有实力和具有投资愿望的非部有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2]。在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预选范围中,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和国家铁路企业不属于社会资本投资的适格主体,但非部有国企、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人是否属于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适格主体,不能轻易下结论,需要从理论上确立判断标准。
﹙一﹚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身份要件的判断标准
1.是否会危及铁路经济安全在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预选范围中,国企和集体企业不存在危及铁路经济安全的问题,是否会危及铁路经济安全的判断标准主要解决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人是否可以投资铁路的问题。首先,外商投资企业是否适合作为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判断。在我国,铁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铁路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中低收入阶层出行的基础通工具,是全国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具有运量大、安全性高、受环境影响小和耗能低等特点,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中流砥柱。铁路运输业的发展直接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和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铁路经济的安全直接关乎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因此,如果允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进入铁路领域,这些主体投资进入铁路领域后将按市场化经营运作。在特殊时期或特殊情况下有可能控制一些关键线路,并且可能会危及铁路经济安全。尤其是在目前我国社会资本投资铁路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监管部门的管控意识和管控能力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危及铁路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安全的风险更大。因此,从铁路经济安全的因素出发,外商投资企业不适合作为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这也是国家迟迟不敢开放铁路市场的重要原因①。其次,私营企业和个人是否适合作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判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1条的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非公36条》、《新非公36条》、《铁道部2005年意见》以及《铁道部2012年意见》都明确规定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投资铁路领域。相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铁路,私营企业和个人投资铁路危及铁路经济安全的风险较小。其他国家和其他行业的经验证明,允许私营企业和个人投资铁路不会危及铁路经济的安全。日本国有铁路在改革前债台高筑、亏损严重,市场份额大量委缩。日本铁路实施民营化改革之后,很好的实现了扭亏为盈,市场份额稳步回升,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改善了服务质量,而且改革之前最为担心的运价基本上保持不变②。我国民用航空业的改革也证实了此种观点。民用航空业通过政企分开的改革重组,允许社会资本投资民用航空业,民用航空业经济安全不仅没有受到危及,反而打破了行业垄断,引入了竞争机制,改善了民用航空业的企业治理结构。运输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同时也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春秋航空有限公司是民用航空业允许社会资本投资的成功典范①。虽然铁路改革的复杂程度远高于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铁路运输的路网性更强,大众化基础交通工具的性能更突出,铁路运行机构更庞杂,涉及人员更多,利益纠葛更复杂。但在允许私营企业和个人投资铁路是否会危及铁路经济安全的问题上,与民用航空业是相同的,允许它们投资进入铁路领域,不但不会危及铁路经济的安全,而且还会有利于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预设政策目的之实现。2.是否有利于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预设政策目的之实现在是否危及铁路经济安全的判断中,否定了外商投资企业作为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肯定了私营企业和个人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在是否有利于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预设政策目的之实现的判断中,主要解决国企和集体企业是否适合作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问题。在国企的判断上,我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企不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国企有明确的定位,它们设立国企的公益性目的非常明确。国企覆盖范围应充分考虑行业与产业特征,主要限制在具有明显外部特征的非竞争性领域,如环保工程、供水、供电等[3]。而我国的国企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企不同。《宪法》第6条、第7条明确规定,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我国的国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益性国企,直接用于公共事业的公用企业,在中央层面包括如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而在地方包括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方面的企业。这类国企有明确的经营范围,不能随意投资其他领域,因此,公益性国企不是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适格主体;另一类是竞争性国企,间接用于公共目的的商业公司,如宝钢、中粮、一汽、中国建材等企业,它们以营利为目的,以国有 资产的增值为原则②。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竞争性国企,遍布各行各业,资金实力雄厚,按市场化运营,它们的投资范围甚广,基本不受限制。因此,这类国企可以作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如果允许竞争性国企和集体企业投资铁路领域,将有利于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预设政策目的之实现,具体如下:其一,有利于弥补铁路建设资金缺口,实现铁路投资主体多元化。铁路投资的特点是投资数额大、回收周期长,投资成本沉淀严重。近年来我国加速铁路发展,投资铁路的资金需求量大幅增大。目前我国铁路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铁路建设基金③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以及发行债券融资,还包括少量的铁道系统自筹资金和地方性铁路建设投入资金[4]。然而,铁路建设基金的收取,给铁路货物运输增加了成本,影响了铁路货运的竞争力,对其质疑和反对声音逐渐强烈,增加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并且截至2012年三季度,铁道部资产为4.3万亿元,负债2.66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1.81%,铁路建设负债融资的空间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2013年,全国铁路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6500亿元[5]。资金缺口还非常大。而另一方面,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资金实力雄厚的竞争性国企为数不少。截至2010年底,全国国企资产总额达68.6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2万亿元,实现净利润1.7万亿元[6]。允许资金实力雄厚的竞争性国企投资铁路建设领域,不仅可以吸收它们投入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它们投资设立的铁路公司可以通过贷款等融资手段,成倍增加铁路建设资金。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筹资修建朔黄铁路就是成功范例①。而允许集体企业投资铁路建设领域还可以在征地、施工等环节减少支出成本,节约开支。因此,允许资金实力雄厚的竞争性国企和集体企业投资铁路建设领域,可以较大程度弥补铁路建设资金缺口,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其二,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路行业的垄断局面。在中国,由于公用企业在其性质和功能上的特殊性,因此被赋予额外的含义,认为公用企业关系国计民生,必须由国家控制,基本实行国有,是国家重点保护对象,赋予它们许多特权,让其维持垄断地位[7]。具有垄断地位的公用企业还会滥用其垄断力来不断强化其优势地位,并加大对潜在竞争者的防控力度,从而使该市场为其完全控制,自由竞争最终被扼杀[8]。铁路系统不仅因完整路网而形成的自然垄断属性,而且还具有行政垄断,原铁道部通过制定行政性技术法规、制度,对铁路建设、经营的准入设置了专门的门槛,使得铁路行业格局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直接投资经营铁路变得十分困难[9]。如果允许竞争性国企和集体企业通过与国有铁路企业合资或自己独资等途径投资铁路建设、运输等领域。凭借它们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制度优势、人才优势等与国有铁路展开竞争。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铁路行业垄断,培育铁路市场的竞争机制。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虽然改革的方式不同,但共同点都是在铁路建设和管理中最大限度地引入社会资本,改变铁路由国家垄断的局面[10]。欧洲铁路改革模式侧重达到高效目的,在铁路部门内部引入竞争。即在同一线路上引入新的运营商与既有运营商进行竞争。日本铁路改革则侧重让铁路运输企业拥有自,通过与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促使铁路提高效率[11]。其三,有利于改善铁路企业的治理结构。虽然国家对铁路行业进行了政企分开的制度设计,组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将原铁道部所辖的18个铁路局和集团公司②划入旗下,但是,各铁路局或集团公司长期是原铁道部的下级组织,不具有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虽然具有企业的性质,但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第3条第2款行使部分行政职能。企业的治理结构主要按行政管理模式设置,即便是改制为公司制的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和青藏铁路公司,也是换汤不换药,并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符合条件的竞争性国企和集体企业相对于铁路企业,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高水平的管理人才。允许这些市场主体投资于铁路运输等领域,通过有效引入这些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可以优化铁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化铁路运输企业[12]。由此可见,允许竞争性国企和集体企业投资铁路领域有利于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预设政策目的之实现,应该将竞争性国企和集体企业作为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
﹙二﹚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身份要件解释论取向
从解释论的角度分析,依据《非公36条》、《新非公36条》、《铁道部2005年意见》和《铁道部2012年意见》,私营企业和个人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投资投资铁路的适格主体;依据《外商投资铁路货物运输业审批与管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投资铁路货物运输领域的适格主体。其他主体是否能作为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实践中更多依赖于铁路主管部门的审批,标准主要由审批部门确定。但按目的性解释的方法进行解释,允许竞争性国企和集体企业投资铁路有利于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预设政策目的之实现,有利于铁路现实问题的解决,并且不会危及铁路经济安全。因此,从目的性解释的角度分析,竞争性国企和集体企业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适格主体。
﹙三﹚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身份要件立法论取向
对政策的解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定适格主体,但它对社会资本投资主体的权利保护十分有限,必须从立法论层面上进行解决。这也是各发达国家铁路改革的普遍做法。美国在实施放松管制的铁路改革中制定了以《斯塔格斯铁路法》为主的一系列法律,指导铁路改革①[13];英国通过修改铁路法来规范和指导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14];德国通过修改基本法和制定《联邦铁路运输管理法》、《联邦铁路扩建法》、《德国铁路股份公司建立法》等一系列法律,指导德国铁路政企分开改革和私有化改革[15];日本通过制定《日本国有铁道改革法》、《铁道企业法》、《客运铁道股份公司和货运铁道股份公司组建法》、《日本国铁清算事业团法》等一系列法律,来指导和规范日本铁路民营化改革②[4]。因此,借鉴世界各国的铁路改革立法先行的经验,我们应该认识到从立法层面上确定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范围才是根本之道。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身份要件判别,在立法论层面上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其一,应该从立法层面上划分公益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应该充分尊重我国国企的特殊情况,明确竞争性国企的市场化运营规则,允许竞争性国企投资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范围。日本的企业法律制度有股份公司法人﹙即株式会社﹚和公共法人之分,股份公司法人完全商业化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适用于商法调整;而公共法人大多要承担一些公益性 职能,政府目标的影响较大,适用于特殊法[16],经营范围明确。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的做法,从立法层面上明确划分公益性国企和经营性国企,明确公益性国企和经营性国企的范围,同时明确公益性国企和经营性国企的运作规则;其二,应该依据是否危及铁路经济安全标准和是否有利于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预设政策目的之实现标准,将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范围确定为竞争性国企、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人,同时应该明确禁止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我国铁路领域;其三,应该从立法层面上明确社会资本投资的方式及领域。应该按投资方式确定适格投资主体及投资领域,明确各种投资方式的适格投资主体,各种投资主体可以采用何种投资方式投资铁路领域,可以从事哪些铁路业务。
二、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资本要件
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资本要件判断主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需要最低资本限额的理由是什么;第二,最低资本额的限制对象是出资人还是铁路运输企业;第三,最低资本额的限制标准是否需要按不同的铁路经营业务进行区分。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需要最低资本额的理由
从目前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形式看,主要采用设立铁路公司的形式。《公司法》对设立公司已经有最低资本额的限制,是否对社会资本投资铁路有更高最低资本额的要求,需要考虑铁路领域的特殊性。1.增强铁路企业举债融资能力的需求企业资本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企业承担责任的信用担保。尤其是以公司制设立的企业,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股东仅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公司资本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虽然目前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公司资本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有限③[17]。但就社会资本投资铁路而言,无论是投资铁路建设领域,还是铁路运输等领域,资金需求量都非常大。尤其是铁路建设领域,修建一条铁路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如此巨大的资金量,光靠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往往不够,需要靠贷款等融资手段进行大量融资,否则,很难保证铁路建设所需资金。铁路企业资本是企业实力的主要象征,虽然它对铁路企业债权人利益的保障有限,但对铁路建设或运营资金是基础保障,尤其对增强铁路企业融资能力有较大作用,债权人衡量企业能否如期偿还债务的主要指标还是注册资本,如果注册资本过低,会严重影响企业的举债融资能力。巴新铁路就是现实的例证①。因此,从增强铁路企业举债融资能力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需要更高最低资本限额的限制。2.保持铁路规模效应,培育铁路良性竞争秩序的需求社会资本投资铁路建设、运输、装备制造等领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打破铁路垄断,引入竞争。但如果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门槛过低,市场主体很容易进入,势必会导致竞争过度,会危及铁路建设、运输的安全,不利于铁路市场的良性运行。铁路市场相对于一般市场有其特殊性,它既需要竞争,又需要规模经济效益。这是交通运输业的普遍要求。而最低资本限额是准入门槛最有效的衡量指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下简称《航空法》﹚第93条对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的市场主体进行了最低资本额的限制。铁路行业可以借鉴民用航空运输业的先例,通过对铁路投资主体最低资本额的限制,过滤缺乏资金实力的市场主体,确保投资铁路市场主体的质量。通过对铁路投资主体设立必要的门槛,达到既能保持铁路规模效应,又能培育铁路良性竞争秩序的需求。
﹙二﹚最低资本额限制在出资人和铁路企业之间的选择
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领域的途径主要有:其一,投资设立铁路企业,从事铁路建设、铁路运输、装备制造等业务;其二,投资参与铁路企业重组,包括铁路运输企业、铁路多元化经营企业等;其三,通过租赁铁路行包专列等参与铁路业务;其四,通过购买股票、铁路发展基金等有价证券投资铁路领域。其中,购买股票等有价证券投资铁路领域,投资人只需达到证券相关法律的资本要求即可投资进入铁路领域,铁路法律没有必要另外对资本最低限额作出规定;通过租赁行包专列、参与铁路重组,以及投资设立铁路企业等方式投资铁路领域,应该由相关主体自己选择自己适合的合作伙伴,没有人比具体的当事人更了解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民商法调整范畴,应该尊重各相关主体意思自治。因此,法律不宜对出资人作出最低资本限额的要求。法律只需对设立铁路企业规定最低资本额的限制,就能达到保证增强铁路企业举债融资能力,保证铁路规模经济效益,培育铁路良性竞争秩序的目的。民用航空业也只对投资设立航空运输企业作出了最低资本额的要求,并未对投资民用航空领域的出资人作出最低资本额的要求②。
﹙三﹚分业经营要求最低资本额的合理性
铁路建设、铁路运输以及其他铁路领域对资金量的需求不同,而且差距很大,铁路建设需求资金量最大,铁路运输次之,其他领域需求资金量相对较小。如果按投资铁路建设领域的要求设立最低资本额,在其他领域势必会造成资金的闲置浪费以及导致准入门槛过高,不利于社会资本投资进入这些铁路领域;如果按铁路装备制造业等要求规定最低资本额,则铁路建设、铁路运输领域的资金需要又明显不足,并且会导致这些领域投资进入门槛太低,达不到规模经济效益,甚至导致竞争过度,不利于良性竞争秩序的培育。因此,不宜统一对设立铁路企业规定最低资本额的要求。应该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规定,分不同业务规定最低资本限额的要求③。对从事铁路建设领域最低资本限额应该作较高规定,以满足铁路建设的资金需求和确保铁路企业的举债融资能力;对从事铁路运输业务的次之,以满足铁路运输资金需求和铁路运输市场的规模经济效益;对从事其他业务的应该对最低资本限额作出较低的要求,以便于更多的投资主体能够投资进入这些领域参与竞争。
﹙四﹚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资本要件解释论取向
现行的《铁路法》和相关行政法规对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资本要件相关问题并未作出规定,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主要依据是《铁道部2005年意见》和《铁道部2012年意见》。而这两个意见并未对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资本要件作出具体要求,只是原则性地提出要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市场准入标准要公开透明,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对社会资本不单独设置附加条件。但投资准入的门槛是什么,市场准入的标准有哪些,两个意见都未作出具体规定。因此,从解释论的角度分析,可以解释为:其一,社会资本通过设立铁路企业的方式投资铁路领域的,只要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设立企业的资本条件即可,对出资人没有资本条件的特别要求;其二,社会资本通过购买股票、铁路产业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投资铁路领域的,投资人只要达到相关证券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本条件即可投资进入铁路领域;其三,社会资本通过租赁行包专列、参与铁路重组等方式投资铁路领域的,可以由相关主体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未作出限制性规定。
﹙五﹚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资本要件立法论取向
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资本要件判别,在立法论层面上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其一,社会资本投资铁路出资人的资本条件。无论是社会资本以投资设立铁路运输企业、参与重组、租赁等方式,还是购买股票、铁路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投资铁路领域,在立法上都不应该对出资人资本条件作出限制性规定,应该充分尊重民商法意思自治的原则,由出资人自主选择合作伙伴;其二,社会资本投资设立铁路运输企业的资本条件。在立法层面上,应该通过规定社会资本投资设立铁路企业的最低资本限额,来实现铁路特殊行业对资本条件的要求;其三,按设立的铁路企业所从事的铁路业务规定最低资本限额。在铁路企业资本最低限额的要件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不同铁路业务有不同的资金需求,按从事不同铁路业务规定最低资本限额。
三、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资质要件
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资质要件判断主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需要资质条件的理由是什么;第二,资质条件的限制对象是出资人还是铁路运输企业;第三,资质条件的限制是否需要按不同的铁路经营业务进行区分。要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需要资质要件的理由
1.保证铁路安全的需求安全是交通运输永恒的主题,是从事交通运输业务的前提条件。无论是航空运输、 公路运输,还是铁路运输,没有安全的保障,就没有该领域的运输市场。“7?23甬温动车事故”有力地诠释了铁路安全的重要性①,揭示出安全在铁路建设环节、铁路运输环节、铁路设施维护等各个环节都极其重要。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铁路交通事故都可能发生,而交通事故的代价十分惨重,无法挽回。因此,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首先必须保证铁路安全,只有在确保铁路安全的前提下,社会资本才能顺利地投资进入铁路领域。在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投资主体选择的制度安排中,能确保交通运输安全的重要指标是资质条件。通过资质条件的限制可以将不具备运输安全条件的市场主体筛选出格,从入口对铁路运输安全把关,确保符合资质条件的市场主体投资进入铁路领域。这也是其他运输方式共同的选择②。2.保证服务质量的需求服务质量是铁路运输的生命力。铁路运输的“产品质量”就是以旅客﹙货主﹚感知到的铁路现场服务质量来体现,提高铁路运输“产品质量”的核心就是提高铁路运输现场的服务质量[18]。如今交通运输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公路运输,民航运输的异军突起,让铁路运输的优势地位岌岌可危,铁路运输能否在交通运输市场中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尤其是社会资本投资铁路后能否在交通运输市场中站稳脚跟,关键看铁路运输能否保证运输的服务质量,能否让旅客快速、及时、舒适地到达目的地,让货物快速、及时、完好无损地到达目的地。铁路运输服务质量的保证和提高,取决于铁路路况设施、铁路运输工具、铁路运输服务人员水平等综合因素。在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选择中,资质条件的限制是这些因素的有力保证。因此,在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制度的安排上,需要对相关资质要件作出限制性规定,从入口确保符合资质条件的适格主体投资进入铁路市场,为保证和提高铁路运输服务质量提供前提性保障。
﹙二﹚资质条件限制在出资人和铁路企业之间的选择
与资本要件的限制一样,通过购买股票等有价证券投资铁路领域,投资人只需达到证券相关法律规定的资质要求即可投资进入铁路领域,铁路相关法律没有必要作出另外规定。通过租赁行包专列、参与铁路重组,以及投资设立铁路企业等方式投资铁路领域,应该由相关主体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铁路法律也没有必要对出资人作出资质要件的限制。铁路相关法律只需对设立铁路企业的资质要件作出规定,就能达到保证铁路运输安全和保证铁路运输质量的目的。民用航空运输业对资质要件的限制,就规定在设立民用航空运输企业的条件之中。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适格主体资质要件限制性规定,应该借鉴民用航空运输业的先例,对设立铁路企业的资质条件作出规定,而无需对出资人进行资质要件的限制。
﹙三﹚分业经营要求资质条件的合理性
与公路、民航不同,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领域的范围较广,包括铁路建设领域、铁路运输领域、铁路运输装备制造领域以及多元经营等领域。各个领域对铁路企业资质条件的要求不同,铁路建设领域有自己专门的资质要求,铁路运输领域也有自己专门的资质要求,铁路运输装备制造领域又有自己专门的资质要求。并且在具体的领域中,不同的业务还有不同的资质要求,如在铁路建设领域,投资参与建设铁路干线、客运专线等建设业务需要有专门的资质条件,投资参与铁路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咨询等业务又需要有不同的资质条件。因此,为满足社会资本投资铁路不同领域、/，！/不同业务的需求,确保铁路生产运输安全,以及铁路运输的服务质量,应该依据不同的经营业务确立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资质条件。
﹙四﹚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资质要件解释论取向
与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资本要件一样,现行的《铁路法》和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等并未对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资质要件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从解释论的角度分析,可以解释为:其一,与资本要件相同,社会资本通过设立铁路企业的方式投资铁路领域,出资人只要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设立企业的资质条件即可,对出资人没有资质条件的特别要求;其二,社会资本通过购买股票、铁路产业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投资铁路领域的,投资人只要达到相关证券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条件即可投资进入铁路领域;其三,社会资本通过租赁行包专列、参与铁路重组等方式投资铁路领域的,可以由当事人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未作出限制性规定。
﹙五﹚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资质要件立法论取向
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的资质要件判别,在立法论层面上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其一,社会资本投资铁路出资人的资质条件。与资本要件一样,无论是社会资本以投资设立铁路运输企业、参与重组、租赁等方式,还是购买股票、铁路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投资铁路领域,在立法上都不应该对出资人资质条件作出限制性规定,应该充分尊重民商法意思自治的原则,由出资人自主投资和自伙伴;其二,社会资本投资设立铁路运输企业的资质条件。在立法层面上,应该通过规定社会资本投资设立铁路企业的资质条件,来保证铁路运输生产的安全和服务质量;其三,按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不同领域不同业务规定适格主体的资质条件。由于社会资本投资设立的铁路企业,其投资于在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业务,对铁路企业资质条件的要求都不同。因此,在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适格主体资质要件的立法中,应该区分不同领域不同业务规定不同的资质条件。这样既可以满足铁路运输生产的安全和服务质量要求,又可以避免因资质条件要求过高或过低带来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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