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版权资产管理的内容
版权是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一系列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能够为权利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也是一种资产。版权资产是权利人所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并且预期能带来经济利益的版权的财产权益和与版权有关权利的财产权益，属于无形资产的一种。版权资产强调的是权利人享有的相应财产权利，而不是拥有享有版权的实物资产。例如，出版企业购买的一本图书是实物资产，属于有形资产，只有通过签订合同取得一部作品的某项财产权（如复制权或发行权）才能称其为该企业的版权资产。
版权资产管理是企业对所拥有的相关版权权利开展清查、登记、评估、统计、使用、流转等活动。版权资产管理的内容具体包括四个方面：法律管理、实务管理、价值管理和运营管理。法律管理是指对企业所购买和出售的版权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实务管理是指对版权资产权属进行清查与登记，价值管理是指对资产价值开展评估并将其纳入财务数据，运营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对拥有的版权资产进行运营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价值。
做好版权资产管理将对我国的出版业有重要的作用：
（1）开展版权资产管理有利于壮大我国出版企业的资产规模，推动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文化企业的重要力量，我国出版企业拥有大量的作品资源，这些资源也是出版企业重要的版权资产，据估计“其价值和规模甚至会超过固定资产”，完善出版企业的版权资产管理，既能够保障出版企业的合法权益，特别是避免我国国有出版企业版权资产的流失，也是推动出版企业加快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
（2）加强版权资产管理有利于促进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核心版权产业是完全从事创作、制作和制造、表演、广播、传播以及展览、销售和发行作品及其他受保护客体的产业”。出版业即属于核心版权产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版权作为资源，出版业将无法存在。因此，版权资产是出版企业获得经营收益的核心资源，也是反映出版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加强对版权资产的管理是促进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版权资产有效管理手段欠缺
1.出版企业版权资产规模小
根据《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报告（2014）》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国有文化企业资产总额2.2万亿元，其中版权等无形资产占比只有3%左右;中央文化企业中只有13.5%的企业建立了版权资产管理制度或开展版权资产运营，版权资产占无形资产的比例不到20%，直接通过版权资产运营获得收益的企业数量较少。我国出版企业亦是如此。以《2014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流通市值排名靠前的7家出版上市公司为例，7家公司无形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在2%到11%不等，其中主要是土地使用权，约占到90%以上甚至更多;7家企业中将版权列为无形资产的只有4家，版权在无形资产中的比重在10%以下甚至不到1%。可以看出，我国出版企业的版权资产在整个企业资产中比重小，这反映出有些出版企业没有把版权作为重要的无形资产，这种情况与作为核心版权产业的企业属性不符。
表1 部分出版上市公司版权与无形资产的比重
2.开始探索建立版权资产管理制度
2009年中央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尤其是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方向是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设立于2011年的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央文资办”）具体负责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日常工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涵盖产权登记转让交易、资产评估管理、重大事项监管、预算管理等各个方面，为我国出版业国有资产管理特别是版权资产管理工作提供了指导。相关出版企业已开始进行了版权资产管理的探索，明确版权资产管理的部门，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如电子工业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明确总编室作为版权资产管理部门;人民教育出版社制定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著作权管理规定》《人民教育出版社著作权许可使用暂行规定》等。但大多数出版企业还没有建立版权资产管理制度，在资产管理上普遍存在“重有形、轻无形”的情况，对拥有的版权资产缺乏清晰、有效的管理，导致版权资产权属不清，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成为“沉默”的资产。
3.版权资产价值管理缺乏有效的手段
版权资产管理的另一难点在于价值管理，这也是导致版权资产管理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一是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虽然对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做出了规定，但缺乏对知识产权的单项规定，对版权资产的价值管理可操作性不强，一定程度上造成出版企业的版权资产难以确定，导致企业的实际资产价值在改制、重组、并购过程中被低估。二是版权资产评估体系还不成熟，由于版权资产的无实物形态、价值不确定性、受市场影响大等特点，资产价值难以衡量，限制了出版企业的版权质押融资、版权证券化等活动的开展，制约了企业通过版权资源实现创新发展的动力。目前我国已在版权资产价值评估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于2010年颁布了《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从基本要求、评估对象、评估操作要求、评估披露等方面系统规范了版权资产评估的基本原则和标准，推动了版权资产评估的规范化发展。2012年我国成立了首家专业版权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版权评估中心，并于同年完成全国最大一单版权质押融资案例的评估工作，帮助一家影视制作公司以11部电视剧的版权打包质押获得1亿元银行贷款。
4.版权资产运营逐渐受到重视
随着版权观念和意识的提升，我国出版企业开始把版权资产运营作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既注重开发和购买自有版权资源，扩大版权资产规模，又重视全版权产业链的运营，同时还积极开展版权引进和输出的工作，使版权资源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价值。如青岛出版集团通过近年《速成围棋》系列图书的出版，编辑出版了多品种、多层次的围棋图书，并吸引了包括《聂卫平全集》等一批名家名作版权落户集团，还组建了青版棋院，连续举办全国性围棋大赛，并借势延伸到少儿围棋的连锁培训，开发了“聪明围棋”线上产品，做到了版权资源的多层次运营。但我国大多数出版企业的版权资产运营还处在初级水平，出版业的版权资产运营仍然主要局限在“编、印、发”的传统环节，较少向数字领域、网络领域、影视领域、游戏领域等下游产业环节延伸和拓展。
三、加强对版权资产的管理和运用
加强对出版业的版权资产管理，既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加强调查研究，做好版权资产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和完善资产清查、价值评估、财务核算等方面的方法和制度，又需要出版企业树立版权资产的观念，加强对版权资产的管理、保护和运用。
1.重视版权资产管理，开展版权资产清查工作
将版权资产管理纳入国有资产管理的范畴，文资监管和出版管理部门积极鼓励和组织各国有出版企业开展存量版权资产的清查工作，全面掌握国有出版企业版权资产的数量、种类、权属和使用等情况，摸清出版企业的版权资产家底，做好资产的清理和登记，对存量资产形成清晰的记录，对增量资产实现动态管理，进一步发现和掌握出版企业版权资产管理中存在的情况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完善版权资产管理的制度和组织建设
监管部门应在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加强出版企业版权资产管理的相关指导意见，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完善版权资产会计核算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版权资产价值评估体系，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作用支持出版企业加强版权资产管理。出版企业要建立以运营为导向、以管理为基础的版权资产管理机制，完善版权资产管理制度，设立或指定专门部门负责版权资产管理事务，并将版权资产进行会计记账处理。
3.利用新的技术手段管理版权资产
出版企业要积极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对版权资产进行管理，建设版权资产管理平台，对企业版权资产进行系统梳理和动态跟踪，提高版权资产数据的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和运用能力，将版权资产的数据库与出版企业的生产活动相连接，充分运用大数据资源分析和挖掘受众需求，进行有效的版权产品推送，提高出版产品的针对性和互动性，变目标驱动型的传统出版模式为用户驱动型的新兴出版模式，促进版权资产的流转和开发。相关管理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发挥财政的引导示范带动作用，如加大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相关企业版权资产管理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支持和鼓励相关版权资产管理项目纳入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4.通过版权运营提升版权资产的市场价值
业内分析人士对此表示，在资金和技术都有保障的前提下，TCL打造中国首家液晶电视全产业链的战略发展前景逐渐清晰，未来公司在技术研发、供应链效率、成本控制、市场反应等各方面的能力都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具备全球市场竞争力。
顺应国家产业政策打造全球核心竞争力
平板显示产业已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和“2006年至2020年信息产业中长期发展纲要”中最重要的发展项目之一，是我国的战略发展产业。TCL集团顺应国家产业政策，与深超合作投资华星光电8.5代线液晶面板，获得了国家相关部委、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深圳市政府秘书长于忠厚表示，“对华星光电项目采取扶上马、送一程的做法，政府的投资至少要5年后才进入回收期。”
更为重要的是，TCL向产业链上游延伸，进军液晶面板领域，是符合液晶电视行业的发展趋势。从图l中主要品牌的液晶电视全球市场占有率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经过4年激烈的市场竞争，具备液晶电视全产业链能力的三星、LG、索尼的市场份额逐步上升，2009年排名液晶电视全球市场份额前三(夏普高端路线策略导致市场份额下滑，但仍居第四位)，三星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垂直生产体系”能力，领先干其他竞争对手，相反，飞利浦、松下、东芝因为依赖韩国及台湾液晶显示器产品供应，要承受高成本及供应不稳定的风险，导致其产品竞争力弱于三星、LG。
从国内企业来看，较早投产液晶模组项目的TCL、海信，2009年也获得了更加快速的发展。由此可见，谁对液晶电视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强，谁就能获得超过行业水平的高增长和高收益。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继投资液晶模组项目后。TCL投资液晶面板这一向上游延伸的重大举措，使得TCL等国内企业摆脱了对海外液晶面板的依赖，必将为其发展带来超额收益。
加速LED配套实现产品均衡发展
作为全球最早进入互联网电视研发的企业，TCL无论是技术、功能还是内容服务都全面领先于其他品牌。凭借丰富的“影视”、“教育”、“娱乐”、“资讯”等内容服务，以及人性化的“界面设计”和“人机交互设计”，TcLmitv互联网电视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同时，其LED配套方面也在加速发展，3月份以来，相续了X10、P11、P21等LED互联网电视产品系列，特别是PII产品，使用业界顶尖的LED背光源技术和黑水晶屏，具有强烈的高清视觉冲击观感。TCL多媒体CEO于广辉表示，公司正在通过一系列重大措施，来进一步优化公司LED产品供应链，降低成本，在6月份推出更具竞争力的LED互联网电视系列产品。
4月29日，TCL集团与友达光电签署协议，双方合作建立惠州双王光电来生产LED背光模组。此前，TCL集团还与台湾中强光电合作生产背光模组。于广辉言中的重大措施一一落地，表明了TCL高层加速LED电视配套生产的决心。
有业内人士分析，互联网电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差异化的内容服务将赢得未来竞争。TCL目前掌握了多项互联网电视领域的核心技术，并与杭州华数、中国网络电视台
(CNTV)合作，与长虹共同投资欢网，一直处在互联网电视技术、内容服务的最前沿，现在又顺应市场趋势，加速LED电视业务供应链能力，将使TCL未来在软硬件方面齐头并进，实现互联网与LED这种更具竞争力的“双引擎”结构。
关键词：资产减值；资产减值准备；可回收金额；资产减值迹象
资产减值，是指企业的资产发生市场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情况。新《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对资产减值的规范刚刚出台，本文拟对企业资产减值核算有关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企业资产减值的范围问题
实际工作中，企业几乎所有的资产都存在减值（或贬值）现象。企业资产减值应该分为三类：一是流动资产减值。这类资产减值在发生时，企业将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当资产减值迹象消失或资产价值回升时，企业可以把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原路冲回；二是非流动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减值。这类资产减值分为正常价格波动和永久性减值。前者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单独核算，计入当期损益，以后升值时，反方向核算，计入当期损益；后者属于永久性减值，这部分减值计提时连同以前已经入账的升值部分一并计入当期损益，以后确属价值回升，回升部分的价值也不再计入当期损益。三是非流动资产按实际成本计量的资产减值。这类资产减值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准则规范的内容，这类资产减值一经发生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
二、资产减值测算中的可回收金额问题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资产减值迹象。有确凿证据证明存在资产减值迹象的，应当进行资产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有三个确定方法。一是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是长期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二是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三是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应当大于零。实际工作中，企业资产的可回收金额主要通过前两者确定，只要它们两者中有一个方法计算的金额大于其资产的账面价值就不作为资产减值。若两者计算方法确定的金额都小于其账面价值，按其最高者与其账面价值进行比较，确定资产减值准备数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三、资产升值处理问题
（一）流动资产升值的会计处理
流动资产的升值包括单独核算资产减值的流动资产升值和进行明细核算资产减值的流动资产升值两种情况。前者一旦升值，应在已经计提减值数额范围内核算，冲回原来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数额，超过已经计提资产减值的部分不作会计处理，直到流动资产转让处置或消失时进行会计处理。如，坏账准备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等。后者一旦升值，既可在已经计提减值数额范围内冲回原来已经计提的资产减值数额，也可对超过已经计提资产减值的部分继续进行会计处理，资产因升值产生的溢价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如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等。
（二）非流动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升值会计处理
非流动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有减值就有升值。非流动资产升值不论是在原非流动资产减值数额范围内，还是已经超过非流动资产初始投资成本的升值，其升值数额一律计入“资本公积”账户，不计入当期损益。企业会计准则之所以这样规范，主要原因在于防止企业利用资产的涨跌价格来操纵损益，粉饰业绩，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三）非流动资产按实际成本计量的资产升值会计处理
非流动资产按实际成本计量的资产有减值同样也有升值。但是，非流动资产按实际成本计量模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要求资产减值不再转回。因此，按实际成本计量的非流动资产的升值一律不作会计处理。
四、涉及总部资产的减值损失的会计处理问题
企业总部资产包括整个企业集团或其事业部的办公楼、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研发中心等长期资产。总部资产的显著特征是难以脱离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形成独立的现金流量，而且其账面价值难以完全归属于某一资产组。因此，总部资产通常难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需要结合其他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在资产负债表日，如果有迹象表明某项总部资产可能发生减值，企业应当计算确定该总部资产所归属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然后将其与相应的账面价值相比较，据以判断是否需要确认减值损失。企业在对某一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应当先认定所有与该资产组相关的总部资产，再根据相关总部资产能否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对于相关总部资产能够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的部分，应当将该部分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分摊至该资产组，再据以比较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的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部分）和可收回金额，并按照前述有关资产组的减值损失处理顺序和方法处理。
对于相关总部资产难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的，应当按照下列步骤处理：首先，在不考虑相关总部资产的情况下，估计和比较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并按照前述有关资产组减值损失处理顺序和方法处理。其次，认定由若干个资产组组成的最小的资产组组合，该资产组组合应当包括所测试的资产组与可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将该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分摊其上的部分。最后，比较所认定的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的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部分）和可收回金额，并按照前述有关资产组减值损失的处理顺序和方法处理。
【例】M公司有一条生产线，该生产线由A、B、C等三项不同固定资产组成，账户余额分别为40万元、60万元、100万元，账面价值分别为20万元、30万元、50万元，该三项固定资产均无法独立产生现金流量（它们同属一个资产组）。2006年因市场上有替代产品，致使以该资产组生产的产品销路锐减40%。所以，应进行减值测试，2006年末，A固定资产公允价值—处置费用=15万元，B固定资产和C固定资产无法合理估计其可变现净值，也无法算出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整条生产线尚可使用5年。
上例中，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可收回金额，即按5年的折现率测算该资产组的现金流量，假设为60万元为其可收回金额。
分析：由上例资料中已知，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100万元，则发生减值40万元。抵减后，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三者中最高者：一是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二是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三是零。
第一次分摊：A固定资产应分摊=20%×40=8万元，由于A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不应低于其公允价值-处置费用=15万元，则只能分摊5万元的资产减值损失。则A固定资产应分摊=15万元，B固定资产应分摊=30%×40=12万元，C固定资产应分摊=50%×40=20万元。
第二次分摊：B固定资产应分摊=37.5%×3=1.125万元（+第一次分摊）；C固定资产应分摊=62.5%×3=1.875万元（+第一次分摊）。
会计分录：
借：资产减值损失—A：5
—B：1.3125
—C：2.1875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A：5
—B：1.3125
—C：2.1875
五、商誉减值问题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购买力；通货膨胀；外汇储备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092-03
一
ス赜谌嗣癖疑值的预测，是我最早于1994年提出的。 根据是购买力平价，估计在一比四左右，由出口换汇成本决定的名义汇率经过16年贬值， 已到一比八点七，属超额贬值。汇率长期趋势应向购买力平价靠拢是显而易见的。
ブС稚值的另一个理论是最新的“实际汇率”概念，指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
ァ翱擅骋灼芳鄹瘛保是指可直接参加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出口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品价格提高是汇率贬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决于工资和地价水平。我国工资在出口产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货膨胀而提高，也不会对汇率有明显影响。其次是设备折旧和原材料，分为进口和国产两部分。进口价格由国际价格，汇率和关税决定，国内价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费品价格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滞后于设备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大约一年。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其含义有三。
サ谝唬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不断下降。这是由于
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门工资提高，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提高，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因此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
サ诙，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特别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是如此。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其工资的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按照“工资生产率弹性”，即工资提高与生产率提高之比，中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是最低的。人们可理解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提高比美国慢，却不能理解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美国快。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中国原创技术少，但这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可迅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本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而工资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出口和贸易顺差就会增加，产生汇率升值压力。
サ谌，中国和美国如果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因为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变化不会相同。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结构，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历史所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价格很低，必然连续大幅度上升，不像发达国家价格体系已经比较均衡。因此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可贸易品价格上升相对比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而非贸易品涨价。直接决定汇率的，恰恰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可贸易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
ド鲜鋈个特点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上升，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从而产生汇率的升值压力。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汇率变动的确与货币发行量和物价有关，但主要不是消费品价格，而是出口品价格，统计方面应参照工业品出厂价格或出口价格指数来表示。
ピ诖罅恳进技术和外资时期，可贸易品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相对下降，绝对下降也有可能。如果以非贸易品为一，贸易品价格指数相对于非贸易品下降，这就是“实际汇率”的升值。
ノ颐羌扑阒泄可贸易品的变化，如果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实际汇率已经升值了 40%， 使用消费品价格指数，实际汇率升值了20%，
フ饩褪侨嗣癖颐义汇率升值压力的根源。长期不升值与实际汇率背离，称为“汇率错位”， 必然产生升值预期，引起国际投机资本进入。
ざ
コ隹诶益集团一再发出继续贬值的呼声，不贬值就不能保证出口，是他们一贯的借口； 政府长期苦于外汇短缺，总是迁就出口部门意见。1997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周边汇率贬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0% 左右，主张名义汇率贬值的呼声甚嚣尘上。 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是为维护亚洲经济稳定，为此中国付出出口代价，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七上八下”。 国家发行国债增加公共设施投资，大力刺激房地产，至2002年重新把经济增长率提高到10%以上。
ゴ似诩浞⑸的最重大事件，就是国际资本重估中国实力，确立人民币升值预期。2000―2002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误差与遗漏”项目，由每年100多亿美元流出，变成100多亿美元流入，说明国际资本的走向发生变化，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从1998年的1700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底的3000亿美元，此时就应该果断地把人民币升值。但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领导人出面，一再否认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希望能够因此消除升值预期，迫使国际投机资本回流。
ナ率凳牵国际投机资本在美日政府的支持下不断流入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廉价购买国内资产，并迫使中国政府收购所有多余的外汇，至2007年7月已突破7000亿美元。 此时将人民币小幅度升值并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是徒劳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更加强烈，越来越多的美元进入，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竟然在2007年底突破15000亿美元，只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改，还会上升。 国际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已形成互相促进的循环，大有不达到一比五甚至一比四就不回头的架势。
我在2002年以后多次建议，将人民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调整到一比七，以消除升值预期， 然后才能真正实现浮动。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条件，升值预期将长期存在，在美国的压力下，人民币于2007年加速升值。 由于无法消除升值预期，中国政府应该采取逐步连续小幅度升值的方针，升值速度不可太快，是为了给出口企业一个消化的时间，同时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手段鼓励技术升级和技术产品出口。
ト嗣癖疑值幅度应控制在每年五毛钱左右，至2009―2010年，力争稳定在一比六，不再升值。如果再升，对企业出口压力太大，对于经济泡沫将有巨大刺激，人民币资产大幅度增殖，如没有强有力的收入分配措施配合，将严重扩大资产占有方面的差距，继续恶化收入分配。
ド值预期无法消除，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在汇率超调规律的作用下，国际资本将迅速流入，使本币加速升值。如果坚持不升值，那么升值预期将长期存在，并迫使国家收购多余外汇，一方面使外汇储备猛增，一方面使国内人民币基础货币超发，“外汇占款” 猛增，造成国际投机资本输入型通货膨胀； 此时本币利率会提高以控制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与美国的利率差，促使国际投机资本继续流入。
と
デ耙欢斡腥怂担 现在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美元贬值，并且提出： 中国要和欧洲日本联合起来压美元升值。 这是不可能的。
ッ涝地位在短期内无法动摇，各国是否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集体收购美元？ 对欧洲国家来说，其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美国来说一直比较低，2006年欧洲国家的GDP增长率为2.4%，而美国的GDP增长率为3.6%。欧洲国家对美元贬值多次提出抗议，认为美国放任美元贬值的做法不负责任。但采取强烈措施发动对美元攻击不太可能，欧洲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美元贬值正好为欧洲各国缓解通货膨胀压力提供机会，欧元升值有利于促进欧洲加快信息化，完成产业结构升级。
2000年以来日本摆脱了长期的经济负增长局面，经济逐渐开始恢复，2006年日本的GDP增长率达到了2.7%，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美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增长不利，日本大量抛出日元回购美元，事实上不太可行。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日本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增长，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日本的短期利率几乎为零，反对日元泛滥的国际呼声已经很高，日本不太可能冒这个风险去干预汇市，而且日本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目前已达到9000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例很大。如果日本加大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例，会对美国为赤字融资提供便利，加大美国赤字，长期来看会使美元贬值，如果日本大量抛售美元资产，则会加速美元贬值，日本的外汇储备会进一步缩水，综合来看日本下决心干预汇市，促使美元升值的可能性不大。
ゼ热还际市场上各利益主体通过权衡利弊都不太可能联合起来对美元贬值进行干预，那么美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是否会一直放任美元贬值，换句话说，美元贬值的未来趋势如何？
セ毓松鲜兰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整个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出现了“两低一高”的经济增长局面，即美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美国经济步入了“新经济”阶段，新经济产业的特征之一就是这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初始投入大，沉没成本高，而且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传统融资途径很难解决这些企业的融资问题，而这一时期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涌入美国，解决了新经济产业发展的资本融资问题，美国得以出现“新经济”局面，实现长达十年的高经济增长。2000年之后，随着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的破裂，美国经济进入了调整期，长期高增长使高科技企业规模扩张、投资过剩，而新一轮技术创新还未实现，传统企业正经历着技术改造和投资结构变化的阵痛阶段，产业结构需要重新整合，这一时期，强势美元对美国经济不再是有利的了，正如2001年小布什在一次政府会议上所强调的“强势美元既有好处，又有问题”。美国要实现在经济增长不明显下滑前提下完成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弱美元进行配合，新兴产业的就业率对汇率变化不敏感，而传统产业（如制造业）则不然，弱美元会降低传统产业的失业率进而降低整体失业率，同时弱美元还可以使美国庞大的外债缩水，减轻外债负担，美国开始实施“弱美元政策”，可见这一阶段弱美元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美元贬值会降低出口商品价格，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同时美元贬值也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因而美元贬值幅度会受到一定限制，但从目前美元贬值的幅度来看，还不足以为美国经济造成太大影响，美元贬值还将继续下去。
に
ッ涝贬值石油价格上升，中国外汇储备损失，进口资源价格的上升，中美经济关系的不平衡状态， 人民币升值造成的资产价格的上升，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趋势短期内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特别是近来美国次级债危机，给中国正在发展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风险。 但总的态势对中国是有利的，关键是我们能够在国际金融的动荡中间能够保持稳定，这主要就是要控制投机资本的自由流动，人民币绝对不可以宣布自由兑换。
ト嗣癖疑值对于中国是有好处的。 它意味着财富的重大再分配：财富由国际向国内转移， 由出口部门向内需部门转移， 对劳动者的好处大于对投资者的好处， 同时，使人民币资产升值，还是对有财产的人有好处， 当然工资也会提高。 人民币升值只要不是太快，就不会打击出口，当然需要国家用财政手段支持企业技术升级； 进口价格会降低，但是，国际资源价格的上升将大大超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我们不得不面临高昂的国际资源价格。
ノ颐潜匦肜用人民币升值，国内财富爆发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通过股市和财政等杠杆， 把财富转移到提高国家总体长期竞争能力方面去，包括发展国防与高科技，实现企业技术升级； 改善环境；增加战略物资储备； 增加公共设施建设等。 同时必须实行强有力的分配政策，把人民币资产升值的好处，惠及全社会，成为提高国内购买力的源泉。
ケ苊庠谏值期间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 我相信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已经有了警惕。中国有广大的内需等待启动， 与日本不同。
(一)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价值链”最早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对全球价值链比较有影响的界定是英国苏塞克斯(sus—sex)大学发展研究所，它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组成价值链的各种活动可以包括在一个企业之内，也可以分散于各个企业之间；可以集聚于某个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也可以散布于全球各地”。
(二)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机制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基本来源于生产者和采购者两方面。生产者驱动由指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投资者可以是拥有技术优势、谋求市场扩张的跨国公司，也可以是力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建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本国政府。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网络组织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外包和海外投资等产业前后向联系，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如汽车、飞机制造、计算机、半导体和装备制造等，大多属于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大型跨国制造企业发挥着主导作用。采购者驱动着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经济体通过全球采购和贴牌加工(oem)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类、玩具、自行车、农产品、家具、食品、陶瓷等大多属于这种价值链，发展中国家企业大多参与这种类型的价值链。
(三)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3)根据全球价值链中各行为主体之间协调能力的高低，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划分为以下五种形式：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型，这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和层级制分别处于价值链中行为体之间协调能力的最低端和最高端。市场型是指各个经济行为主体通过货币买卖各种商品和服务，其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层级型则是以企业制为典型，运行的核心就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都属于网络型，介于市场型和层级型两者之间，其中的模块型是系统的分解与集成，各个子系统需要有很好的创新效率，并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集约交易费用；关系型模式中厂商由于社会同构性、空间临近性、家族和种族性等联系集聚在一起；领导型模式则是众多中小厂商特别是小型厂商依附于几个大型厂商，由大型厂商对他们实施很强的监督和控制力。在现实世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中，这五种模式往往是相互交错的，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的转换机制。这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阐明了权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运作模式。
(四)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是指提高一个国家或企业转向利润更高或技术更复杂的资本和技能密集型经济利益能力的过程。humphrey&schmitz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四种方式：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即产业升级一般都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产业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的过程。具体来说，流程升级，就是通过生产系统的重组或采用先进技术来提高价值链内部某环节效率(提高投入／产出比)来提高竞争力，如增加库存周转效率、缩短供货时间等。产品升级，即通过引进新产品或改进已有产品，提高单位产品的附加值，用以超越竞争对手。功能升级，即通过对价值链各增值环节的重新组合，增加新功能或放弃低附加值的功能来提高整体竞争优势的一种升级方式。链条升级，即利用从所在价值链中获得的能力或资源实现向另外一条产业链条转移的升级方式。
二、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演化过程与特征
汽车产业投资密度大、技术含量高，属于典型的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在汽车产业全球化过程中，其价值链也在发生变化。汽车产业发展早期，整个汽车的研发、设计、生产几乎全部在企业内部完成，通过企业内分工，进行协作生产。随着竞争的加剧，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汽车产业价值链进行着一系列转变。
(一)并购与重组
众多之前独立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并购和重组，近年业内普遍认同的“6+3”大格局(“6”指通用、福特、戴一克、丰田、大众、雷诺一日产联盟，“3”指本田、标致雪铁龙(psa)和宝马)也正发生变化(表1)。
(二)战略调整与转移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跨国汽车公司为降低成本，提升核心竞争力，逐步将零部件从内部剥离，将战略重心集中在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整车制造等方面。与此同时，为获得更大的市场及降低成本的考虑，跨国汽车公司开始将生产制造环节向海外转移。’依据目的国不同的产业政策，跨国公司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合资或独资。
(三)零部件的相应变革
在汽车整车厂全球布局的同时，零部件厂商也进行着相应的战略调整。一方面，此前独立的零部件供应商之间进行兼并收购，形成跨国零部件供应商。另一方面，在汽车整车厂的要求或带动下，零部件企业采取跟随战略投资。在跨国零部件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本土零部件供应商或被兼并收购，融入跨国汽车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或进入零部件二级市场或被边缘化，少部分能进入一级市场。汽车产业链演化过程见图1所示。
在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上述演化过程中，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全球价值链在空间上出现垂直分离现象，不同价值链环节，其价值增值不同。组装位于价值链的最低端环节，然后由低到高依次出现梯度分离，梯度分离价值环节的价值量逐步增加。二是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日益成为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价值量明显出现向该价值环节转移和集中的趋势。三是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使得原先单一的价值链条演化成纵横交错、相互关联的由多条价值链组成的价值链网络体系。
三、全球价值链下的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汽车产业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3—1993年)：国家批准了有限几个轿车合资企业；第二阶段(1994—2002年)：国家出台首部汽车产业政策(1994年)，不同所有权隶属关系的国有汽车企业和跨国汽车公司成立了多家合资企业，轿车成为主要发展方向。第三阶段(2002年至 今)：中国加入wto，轿车开始大规模进入家庭，自主品牌轿车加速成长。从发展模式看，我国汽车产业采取了合资模式和自主创新模式两种类型，每种类型有自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合资模式
我国汽车产业政策明确规定，整车类投资项目进入中国必须采取合资模式，并且股权比例不得超过50％。在这一政策限定下，为获取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几乎所有的跨国汽车公司都以合资方式在中国进行了投资(见表2)，实现了全球价值链上生产环节的空间垂直转移。
1 驱动力。合资模式主要是生产者驱动，依靠跨国汽车公司大规模的投资，较短时期内形成强大的生产能力，以抢占市场份额(国内合资汽车公司建设期一般为十八个月，产能大多在20万辆以上)。但随着价值环节梯度分离，模块化全球采购，跨国汽车公司的竞争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品牌、研发、渠道、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出现了生产者驱动向购买者驱动转变的趋势。
2 治理结构。合资模式属于领导型治理模式。跨国汽车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在价值链的前向和后向协调中发挥主导作用；合资企业位于价值链上的生产环节，在研发、品牌、供应链管理、营销策略等方面没有话语权，受到跨国汽车公司的控制。国家限定外商投资整车企业，必须采取合资模式，其用意是希望以市场换技术，通过合资合作，国内汽车企业能够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从而能够逐步自主开发和生产。但是，由于跨国公司通过其母国研发、全球采购等战略手段，使得价值链的增值环节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从而造成我们的自主创新受到一定阻碍。
3 产业升级。合资企业的主要任务是中游的生产制造，其上下游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均由跨国汽车公司控制。例如在研发环节，车型的基础性研发工作由跨国汽车公司总部完成，合资企业并没有独立的研发平台。目前，针对中国汽车市场激烈的竞争，跨国汽车公司为更好地迎合消费者的偏好，通过合资企业对车型进行本土适应性改进设计，主要是外观和配饰功能。由于缺少独立研发平台，使得不同技术的集成无法完成，尽管合资企业推出一代又一代的新车型，进行了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但其主体仍然是一家生产制造型工厂，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升级。
在跨国汽车公司进军中国市场的同时，跨国零部件企业也在进行跟随投资。由于国家对零部件利用外资政策没有合资条款的限定，使得跨国零部件企业在应对市场变化时，能够更灵活地进行调整。目前跨国零部件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特征是：从参股向控股转变，从合资向独资转变，从占有市场向垄断市场转变。其中国战略的策略步骤如表3所示。
(二)自主创新模式
在中国汽车产业合资模式全面扩散之际，以奇瑞、吉利、比亚迪为代表的一批新兴汽车企业在夹缝中相继面世。这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创建自主品牌，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
自主创新模式发展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大规模私人轿车消费的启动，政策保护下轿车工业的高额利润水平作为宏观背景。采取了模仿国外技术——改进性创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径。创新的基础和条件，一方面是合资企业的技术外溢，即随着合资企业中技术和管理人才流动到自主创新企业，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也跟随扩散；另一方面，全球垄断供应商跟随跨国汽车公司到中国投资，降低了本土化研发的难度，自主创新企业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整车的研发，核心零部件研发通过外包或成立合资公司进行，非核心零部件可以通过模块化采购来获得。自主创新的核心策略包括，一是直接控制品牌、研发、营销渠道等战略环节；二是提升在价值链条中的治理能力，培育本土化的零部件配套体系，建立和全球垄断供应商的稳定合作关系；三是以出口、海外建厂等形式向海外市场扩张，参与国际化竞争。
自主创新企业的发展过程类似于构建了一条由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从地理空间看，自主创新企业在发展初期主要是立足国内，构建国内价值链，然后通过单个或几个国家的产品出口和海外建厂，构建跨国价值链，最后通过跨越两大洲以上的全球范围内建厂，构建全球价值链。
在动力机制上，立足自主品牌以及模块化全球采购使价值链在最初形成过程中倾向于购买者驱动，而对产品研发的持续投入以及海外建厂等战略，使价值链同时具备了购买者和生产者驱动兼有的特征。
在治理模式上，自主创新企业在发展初期更多地依赖价值链上前向和后向主体之间的合作。自主创新企业和跨国零部件供应商是一种合作关系，其发展得到了跨国零部件供应商所提供的关键零部件的支持；与国内零部件供应商则更多地体现为市场型关系；自主创新企业最初车型的设计与完善，主要依靠国外汽车设计公司，联合开发使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而其海外出口主要借助于国外成熟的营销网络。因此，自主创新企业所构建的价值链在治理模式上具有模块型的特征。
产业升级上，自主创新企业通过以下多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不断加强内部管理，生产过程重组而实现工艺流程升级；二是与国外汽车设计公司合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推出高技术含量的车型而实现产品升级；三是控制自主品牌、营销渠道、研发等战略环节而实现功能升级；四是自主创新企业最初所构建的价值链和跨国汽车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并不在同一层级上，而是价值量较低的低端用户价值链。凭借在私人消费市场上的成功，自主创新企业巩固了在低端用户价值链中的地位，再凭借在这条价值链上获得的知识，开始产品出口和海外建厂，在价值链上进行水平延伸和垂直拓展。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本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演化过程密切相关。全球价值链上生产环节的空间垂直转移推动了汽车合资企业的设立和合资模式的实施，同时也为我国汽车自主创新模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汽车合资模式的目的是为了以市场换技术，实现自主创新，但由于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的主导权，使得合资企业内部技术能力呈现片断化特征，阻碍了产业升级过程，但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仍然存在。
第三，汽车产业自主创新模式的兴起，得益于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全球模块化采购以及国内私人汽车消费市场的迅猛发展。自主创新企业没有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而是另外构建了一条价值量较低的低端用户全球价值链，并通过控制价值链中的战略环节来实现产业升级。
基于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演化规律，对我国汽车产业未来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是促进专业化分工。一方面，整车生产企业将非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和研发外包出去，专注于核心零部件和整车的研发与生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专业零部件企业按照系统化、模块化的供货方式的要求，尽快形成有竞争力的大型零部件企业集团。
一、人民币升值对农业经济造成影响的一般原理
汇率是用一国货币单位表示的另一国货币单位的价格，也是两个国家居民相互贸易时的价格。一国的汇率是其产品净出（进）口的关键决定因素（曼昆，2003）。汇率作为调节国际贸易收支的主要经济杠杆，它的调整变动必将影响一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人民币升值后，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国内居民将购买许多进口的物品，增加进口量；同时，中国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将提高，国外的居民将不倾向于购买从中国进口的物品，会减少出口量。
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汇率政策会影响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贸易关系，影响国家农业政策，从而影响到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价格。中国大宗农产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汇率的国际贸易杠杆的作用就格外突出，人民币升值会直接影响农产品的进出口。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以美元表示的农产品的出口价格上升，以人民币表示的农产品的进口价格下降，更加削弱了国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此相应地使得农产品的出口量骤降，进口量猛增。人民币升值的间接影响在宏观层面是改变农产品的国内供需关系，进而影响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和农产品的生产规模，造成农民的福利损失。所以，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民福利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
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的开放程度和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产品进出口、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农业外资的利用、农民收入等方面。
1.农产品进出口。Klein指出，对于实际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必须在商品层面上进一步展开。总体而言，相对于制成品，农产品具有更加特殊的产业性质，如产品均是可贸易的，几乎完全可以替代、不耐久、进入的初始投资成本较低等。正是基于这些特性，一般认为，汇率波动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制成品产业的影响不同（Klein，1990）。GueDaeCho等的研究证实，相比其他部门而言，实际汇率的不确定性对农产品贸易具有更加显著的负效应（GueDaeCho，2002）。针对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文献有不少，早期主要集中在汇率并轨方面（如蔡昉，1994），而近期文献主要从定性研究和实证分析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制和渠道。关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程度方面，李惊雷认为，农产品实际有效汇率与价格贸易条件呈反向关系，而与收入贸易条件则不具备相关性，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反向变动0.5352%，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贸易额的影响不满足马歇尔—勒拿（Marshall-Lernercondition,ML）条件（李惊雷，2009）。魏巍贤通过建立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人民币每升值5%，农业产出会下降0.3%，出口会下降0.9%，进口会增加1%；如果人民币升值20%，农业产出会下降2.6%，出口会下降21%，进口会增加8.1%（魏巍贤，2006）。李锐认为，人民币每升值10%，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增长速度至少会降低10.9%，而国内农产品进口的增长速度至少会增加13.5%~16.3%左右，农业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李锐，2005）。
关于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影响机制和渠道方面，阙树玉、王升认为，在小开放经济下，人民币升值将激励农产品进口；人民币汇率风险越大，农产品进口的价格就越低；国内对进口农产品消费得越多，农产品进口价格就越低（阙树玉、王升，2010）。姜楠等人通过建立一个涵盖农产品市场、非农产品市场、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开放经济模型，认为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当出现外汇市场的随机干扰时，汇率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须视农产品价格效果与利率效果的相对大小而定，若价格效果大于利率效果，则汇率与农产品价格成正方向变动，反之则反方向变动（姜楠、方天堃、聂凤英，2006）。陈龙江、黄祖辉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浙江农产品实际出口有负面效应，而升值过程中汇率波动的汇率风险则反而有刺激农产品出口的正效应，但人民币汇率变动最终的净效应为负（陈龙江、黄祖辉，2007）。宋海英利用计量模型验证了中国农产品贸易的J曲线效应，认为J曲线效应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是存在的，并且中国农产品出口与当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宋海英，2005）。朱小梅等人根据1994—2004年的相关数据，以中国对日本农产品贸易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量有着实际影响，但在出口中所谓的J曲线效应并不显著（朱小梅、田贤亮、王红玲，2006）。
尽管大多数学者通过研究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加大了农产品出口的难度，但也有学者指出人民币的缓慢升值并没有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高川认为，人民币升值虽然提高了中国出口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但在一些政策因素的作用下，并未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产生负面影响（高川，2008）。孔祥智、李圣军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相对比较少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影响较大，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进出口数量相对比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影响比较小，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的打击（孔祥智、李圣军，2006）。他们利用偏自相关函数（PACF）和互相关函数（CCF）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的缓慢升值并没有对中国农产品贸易产生明显的冲击的原因是：（1）人民币缓慢的升值速度给进出口商提供了充足的调整时间；（2）中国进出口农产品的价格弹性比较低，勉强超过ML条件的临界值；（3）由农业生产资源禀赋决定的农产品贸易格局很难改变；（4）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农产品贸易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冲了实际升值的滞后负面影响（孔祥智、李圣军，2008）。此外，杨颖虹认为，虽然近期内出口会受到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人民币升值，国内农产品收购价格会出现下跌，使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降低、竞争力增强以致后期国内农产品出口数量有望增长，并对以后的国内农产品价格产生拉升作用（杨颖虹，2006）。
2.农业生产资料进出口。人民币升值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进出口数量上，总体上说，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人民币升值会通过降低进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而扩大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口。中国目前的情况是适用、优质化肥的国内生产能力不足，这也是农业生产的瓶颈因素。因此，人民币升值增加了优质廉价的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陈文汉，2006）。孔祥智、李圣军也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讲，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遏制化肥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人民币升值能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内市场供应量，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内市场价格，从而减少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孔祥智、李圣军，2006）。陈林、黄丹认为，中国对进口生产资料长期保持较强的刚性需求，人民币升值将直接威胁到国内农用生产资料生产及销售者的经营状况。但对于农用生产资料的消费者而言，将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汇率变化带来的价格竞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并产生一定程度的降价效应（陈林、黄丹，2006）。王林认为，由于国产化肥价格低，造成中国本是稀缺资源的化肥大量出口，但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将增加化肥的进口量，从而抑制化肥的出口量，增加市场供应量，市场价格将相应下降，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王林，2006）。
3.农业外资的利用。人民币升值对引进外资的影响比较复杂，涉及面比较广泛。一方面，由于相对投资成本及进入成本的提高将限制外资的供给；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种商品的价格将决定于整个市场对于该种商品的供需状态，具体而言，资本、尤其是外资这种商品在国内的需求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必然导致其实际价格，也就是利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汇率调低，对于国内的外资使用者来说，对于不变的外资数量，能够减少配套资金量，同时还能降低还贷的人民币数量。因此总体而言，外资的流动趋势将主要取决于资本持有者对于成本与利润的权衡决策（陈林、黄丹，2006）。魏才认为，从长期看，汇率下调，人民币升值将减少外资供给，对农业引进外资有不利之处（魏才，2005）。陈文汉认为，人民币升值对农业中的利用外资效果是积极的，同时通过引进投资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农业产业的特殊性，如农业项目回报期长、自然风险大、盈利水平低，因而对上述积极作用又有一定程度的抵消（陈文汉，2006）。王林认为，随之人民币不断升值，汇率的效应就会使得原来质量不高的农产品出口阻力越来越大，出资者更不愿投资于没有出口前景的农业，这将给农村的繁荣造成极大的冲击（王林，2006）。因此，农业外资的利用还要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人民币升值对农业外资利用的影响究竟如何，要视具体情况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4.农民收入。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指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最大的影响不是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而是农民遭受损失。具体来说，人民币升值会降低进口农产品价格，削弱当地农产品价格的竞争力，使农民收入下降。人民币升值将对农民农业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后，一方面，进口农产品价格将下降，而中国自己生产的本来就没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价格则相对提高，从而进一步加速农产品的大量进口，这将加重国内主要农产品“卖难”问题（王小梅，2005）；另一方面，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的渠道，也是政府促进农业发展，加快农民致富的最有效措施，而随着人民币升值后大量外国农产品的进入，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实现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可能性将更小（王小梅，2004）。李小云、李鹤以大豆为例估算了人民币升值所致的大豆宏观经济损失及种植大豆的农民福利影响，结论是如果人民币汇率降低1%，以2002年数据为基础估算大豆净进口量理论上增加1208.48万吨，理论上会导致国内大豆种植面积压缩9575.93万亩，所致宏观层面大豆净产值损失理论估计达1.95亿美元；农民福利方面，会使3115万种植大豆的农民面临改变生计风险，理论上每个种植大豆的农民大豆收入将减少38元（李小云、李鹤，2006）。但也有学者指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农业生产资料及农用物资的进口，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民在生产资料方面的投入，削弱出口量下降带来的农民收入减少的负面影响（杨颖虹，2006）。
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已成为近年来农民收入的新增长点。在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比重较高，如纺织品、服装、低档家电等。由于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王小梅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伤害，直接冲击中国的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其产品出口困难，生产相对萎缩，从而影响其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王小梅，2004）。王林认为，农业产业属劳动密集型，生产效率低，人民币升值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流失，会减少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这对于安排目前总体过剩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王林，2006）。孔祥智、李圣军认为，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来说，人民币升值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但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长期以来都是通过实行低价的策略来占领国际市场的，将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碰到的出口障碍，更多的是绿色壁垒，不是价格问题。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对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负面打击不会很大（孔祥智、李圣军，2006）。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外升内贬；对内价值；对外价值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同时，由于人民币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推进，以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逐步扩大、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建设，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引发了学者们对于人民币价值尤其是人民币对外价值的广泛关注和研究。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步伐的加速推进，汇率形成更加趋向于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研究发现人民币对外价值和对内价值的变化趋势在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了背离，呈现出“外升内贬”的奇异现象。因此，探究人民币汇率“外升内贬”问题，对于准确把握和预判人民币R率的走势，从而有效降低中国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国际投资者所面临的外汇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人民币对外价值和对内价值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热钱流动、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市场发展等多个角度的分析，详细阐述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均出现失衡并导致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原因和机理。
一、人民币“外升内贬”悖论的状况描述
从人民币汇率产生至今经过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波动特点。在结合国内的商品价格走势进行研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人民币的对外价值和对内价值的变化趋势在部分年份出现了背离的情况，也就是人民币对外不断升值，对内则持续贬值。
如果按照经典汇率决定理论的观点来分析，汇率的对外价值（本文中我们用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进行表征）是以货币的对内价值（本文中通过CPI进行表征）为基础的，应该与国内价值的波动趋于同向变动，通过变量进行表征应表现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CPI当月同比呈现出反比例关系，也就是当货币的国内物价指数下降、货币的对内价值提高时，也会导致货币的对外价值提高，体现为实际有效汇率的升高。
从1994年至2015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CPI的实际数据来看，我们发现：从总体来看，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出震荡上升的态势，而CPI当月同比的数据则在部分年份出现背离现象（见图1）。
为了进一步研究导致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的原因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对样本区间进行划分，分区间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1994年至2005年）
选择1994年作为起始年份是因为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开始统计的年份为1994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加快汇率并轨过渡并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中国正式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这一阶段人民币汇率和对内价值的波动呈现出符合经典汇率决定理论的正向变动，也就是实际有效汇率和CPI当月同比的反比例变动（见图2）。
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对外经济交流日益开放和密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同时，汇率稳中有升，而国内物价水平则在经历了1993年-1994年的第四次通货膨胀后开始回落，CPI增速开始逐步稳定在与经济发展较为匹配的合理区间。
（二）第二阶段：汇率制度改革（2005年至2008年）
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正式实施“以市场供求为 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停止使用从1994年开始施行的单一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固定盯住制度。新的汇率制度使得人民币更加市场化，汇率浮动区间也更加灵活，新的汇率制度促使人民币进入了每年约5%-6%的快速升值通道，相比较汇改前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分别上涨了19%和16%。
在这一阶段，尽管汇率的升值缩减了出口价格优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外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与中国迅猛增长的出口相比，国内需求一直表现疲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净出口贸易额和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形成了以初级产品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出口导向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时中国依然实行企业强制结售汇制度，因此，大量的出口创汇带来了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加之国外热钱不断涌入中国，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尽管央行积极运用冲销干预手段，但依然有大量基础货币随着结售业务汇流向市场。
从这一阶段人民币汇率和对内价值的波动中，我们不难发现（见图3），一方面，表征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和升值；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基础货币随着结售汇业务流向市场引发的货币贬值导致CPI当月同比出现了显著提升，同时，大量热钱的持续涌入，不仅加剧了人们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还使中国的房地产业以及资本市场的价格不断被抬高。因此，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人民币对外和对内价值相背离的“外升内贬”的局面。
（三）第三阶段：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底至2011年）
这一阶段，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了欧债危机。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出现经济放缓、企业利润下滑、进出口贸易低迷等问题。为了有效缓解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同时抵消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而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汇率波动风险，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保证出口和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其中包括“四万亿”的投资拉动和暂时恢复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调整。
正是由于这些刺激政策，导致了这一阶段人民币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波动特征（见图4），一方面，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危机之初由于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而出现了大幅升值，但随着中国汇率政策的临时调节――加强盯住美元，人民币汇率迅速得到了稳定并出现回落。另一方面，在危机之初，中国经济受到次贷危机影响也出现经济放缓、企业利润下滑等问题，因此，通胀压力回落。但随着“四万亿”投资的注入，经济开始回暖，物价指数也随之回升。
（四）第四阶段：“后危机”时代（2011年底至2015年）
这一阶段，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逐渐恢复。2014年10月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并紧接着透露出加息意向，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逐步放松对美元的再次盯住，汇率逐渐趋于平稳并且稳中有升，2015年5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宣称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而在中国国内，随着贸易结构的优化，贸易顺差减小，热钱流入减少，因此，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得到缓解，通过结售汇产生的基础货币投放较少，资产价格、汇率物价指数稳中有降，在这一阶段人民币对内和对外价值相背离的“外升内贬”现象消失（见图5）。
二、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原因分析
（一）人民币对外升值的成因分析
1.经济高速增长促进人民币对外升值
中国经济整体增长迅速，长期以来，中国GDP维持高速增长，保持在7.5%以上（见图6）。然而，中国境内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贸易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贸易部门发展不均衡，在中国国内，工业的增长率长期以来高于服务业的增长率。
人民币汇率存在“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可Q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促进了人民币对外升值。
经济的发展也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市场的效率提高继续促进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人民币升值起到促进作用。目前，以股市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渠道随经济发展更加畅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效率都在稳步提高，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完善和效率的提高，对相对劳动生产率有放大作用，进而，继续促使人民币对外升值。
2.长期国际收支双顺差促进人民币对外升值
中国国际收支长期以来维持双顺差局面。在国际贸易中，贸易货币的选择与货币交易规模和交易成本有关。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大，一国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被选择作为结算货币使用的概率也随之增大。中国在加入WTO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迅速扩大，从2001年的42183.6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4年的264334.58亿元人民币，出口商品总额从2001年的22024.4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4年143911.74亿元人民币。这为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人民币已被许多国家列为储备货币之一。在外汇市场上，对人民币需求的增加客观上为人民币升值奠定了基础。人民币是结算货币，随着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交易量增加，市场上对人民币有着不可忽视的需求，这种双顺差的局面是人民币对外升值的重要经济因素。此外，中国是贸易大国，无论是进口或是出口，对于交易对手方来说，中国企业在很多行业的地位和话语权都在提升。全球经济历经动荡，各国博弈和利益输送使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为了避免汇率风险，中国的企业会倾向于在贸易结算时选择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这样一来，外国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逐渐增多。人民币的发行由中国人民银行调控，市场上的人民币供给有限，客观上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推动人民币对外升值
2007年8月起，美联储连续降息，将美国隔夜拆借利率保持在0到0.25%的水平，较之前水平下降了约5%，此后，购买巨额美国国债，向市场释放流动性，直接出资救助陷入困境的企业，引导降低市场长期利率。美联储通过增发货币，对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手段恢复经济。市场上投放的美元过度增加，人民币增发量跟不上美元的增发量，导致人民币汇率上升。
4.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人民币对外升值
人民币连续升值，向市场释放了升值信号，使投资者对人民币产生升值预期，当大部分投资者都预测人民币将升值，人民币就在投资者预期的推动下进一步升值，这个过程完全符合预期理论。国内有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实际上其实并没有如国外媒体所言，被严重低估，相反，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币有被高估的风险。市场上的投资者并不是完全理性，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恐慌下，投资者没有更好的投资保值的选项，中国经济运行良好让投资者一直抱有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进而继续持有人民币，并寻找机会增持人民币，使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自我实现，人民币继续升值。
（二）人民币对内贬值成因分析
1.房地产行业加剧了通货膨胀
房地产行业近十年来需求旺盛。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费用逐年递增，2005年总购置费用为2904.37亿元，到2010年底已经增长到17458.53亿元。房地产是下游行业，房地产行业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扩大了对上游、中游行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扩张，最终通过一系列机制，转化为对消费、投资和政府采购的需求。需求的扩大，拉动了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依托于大量劳动力要素的投入，这种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会拉动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影响了通货膨胀水平，这对物价水平的拉动是持续的，物价上升会带动成本的上升，成本的上升也会促使房地产价格上升，房地产价格上升又会促使对房地产价格比较敏感的上游相关行业的产品服务价格上升。房地产影响60多个行业，房地产行业促进了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
2.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促进了中国的通货膨胀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主要是通过大宗商品进口的渠道推动了中国境内通货膨胀率上升。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推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美国市场货币供给过剩，而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美国国内过低的收益率迫使大量资本流向全球寻找投资机会。美元是大宗商品定价和结算的货币，美元的贬值使大宗商品的价格提高，加之投机者的投机行为，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大宗商品的需求量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提高了中国产品的成本，成本的提高体现在物价水平上，物价水平上升，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人民币对内贬值。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出现逆差，全球粮食减产，粮食库存下降，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关系总体趋紧，粮食价格普遍上涨，直接导致中国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大，需求有刚性，粮食价格的上涨对中国国内物价上涨有推动作用。粮食价格不再只由供求决定，货币和资本成为决定因素。直接传导到食品加工、餐饮、旅游等行业，使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中国是能源的消耗大国，能源进口量大，原油的价格对中国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油价上升会直接影响中国国内上游行业的价格。上游的石油加工行业凭借自己寡头垄断的地位，可以把油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和中游行业进行分摊，所以，中游行业的价格也会上升。中游行业对下游行业进行价格转嫁有一定困难，油价上涨时会使交通运输等多个行业成本上升，价格被迫上升成为行业的整体现象，而非企业的个别现象，因此，行业里的企业又会把固有的成本转嫁到自己的成本中来，和下游厂商分摊成本上升带来的困境。上游、中游的企业成本增加势必会扩散到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中来，造成整个社会的物价上涨，造成通货膨胀。
3.人口结构的改变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人口结构对通货膨胀也有一定影响，劳动人口占比增加会促进物价水平上升。老年人的需求相对于年轻人而言较低，年轻人比重增加时，会带来旺盛的需求，进而产生通货膨胀。劳动人口在社会群体中比例增高时，会增加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带来物价水平的上升，相反，老年人比例增加时，会降低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促使物价水平下降。
1995年到2014年，中国人口总数缓慢增长，15岁-64岁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0%，且基本保持稳定上涨趋势。65岁以上人口基本低于总人口的10%，略有上升趋势（见图7）。社会劳动人口占比较高，需求较为旺盛，促进了物价水平的升高。
4.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人民币的对内贬值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中国较为重视投资和出口，相对轻视消费。这样的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货膨胀，造成了人民币的对内贬值。
从出口层面来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出口额占全球的14%，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美国和德国仅为9%和8%。同时，中国积极提升制造业水平，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使贸易部门的收益增加，进而促使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提高。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及工资水平具有粘性，使非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与贸易部门趋于一致，在非贸易部门其他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工资水平的提高会迫使非贸易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从而造成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形成人民币对内贬值。
从投资层面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是以投资拉动为主，尤其是2008年出台的“四万亿”投资拉动计划，使资金大量流向基建和房地产领域，刺激了国内投资需求，推高了资产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
从储蓄层面来看，中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消费占GDP比重非常小。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逐年走高的房价，中国人更青睐于储蓄和投资房地产。二是我国供给侧的有效供给不足，需求和有效供给间存在缺口，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5.对热钱流入的监管乏力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
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步晚，资本市场还处于学习和尝试的阶段，监管不足。金融行业作为集中资本和人力资源的行业，金融产品的创新增加，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境内，造成中国境内货币的供应量增加，加剧了境内通货膨胀的态势。
6.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
仿照泰德利差对人民币的利差进行测算，通过对比3个月SHIBOR和3个月国债的收益率，得到结论，除2011年上半年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收紧流动性回笼人民币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时期和2014年下半年外，中国境内的人民币流动性相对稳定，处于较低水平。对内贬值是购买力下降，货币超发导致的。尤其是经历了金融危机期间的“四万亿”投资刺激后，中国的经济整体处于过热的状态，信贷、投资总量均大幅提升，货币供应量一直处于过剩状态。在外汇市场上政府对汇率实施干预所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市场流动性加剧，进一步推动了物价上涨。人民币供给的增速超过国内GDP和CPI的增速之和之后，使国内的货币如同存货般“挤压”，势必导致人民币在境内的贬值。
三、结论
本文以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与国内商品价格走势作为分析出发点，通过分阶段对比研究，对人民币对外价值和对内价值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从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热钱流动、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市场发展等多个角度，探索了人民币在部分年份出现“外升内贬”现象的具体原因。研究发现，人民币对外价值和对内价值的变化趋势在部分年份出现背离现象的根源是由于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均处于失衡所导致的。国内的物价走高主要是输入型的，受世界经济影响；人民币对外升值受供需影响。国内的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会让资产的价值增高，资本收益率增加，这又促进资本流人，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率。市场预期也对通货膨胀率和汇率产生影响，促进了人民币在国内的贬值和在国际市场上的升值现象。
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的出现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会加大央行政策调控和金融监管的难度，导致国内资源配置的扭曲，外汇储备管理风险加大。另一方面，“外升内贬”给企业带来的经营压力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国内物价上涨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而人民币对外升值则降低了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同时，“外升内贬”程度加深时，央行不得已采取手段降低国内的流动性，将进一步加剧企业成本的上升，而流动性的突然收紧，会对初创企业、小微企业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
积极应对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缓解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广大外汇市场参与者与监管者的共同努力。一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加趋于市场化，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二是配合国家政策布局，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合理配置、利用好外汇储备资源。三是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逐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努力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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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家奇.人民币“外升内贬”原因、影响及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1（31）：48-52.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汇率 经济发展
1. 对资产的价格影响
当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或货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在升值前如把外币换成人民币,一旦人民币升值,投资者便能获得与升值幅度相应的收益(把本币兑成外币即可兑现该收益),这促使投资者追逐我国资产,最有吸引力的是股票和房地产,投资者不但获得升值收益还能获得股票房地产本身增值收益。巨额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市,促使股价房价上涨进一步吸引资金,促使股价房价进一步上涨,从而出现泡沫经济。
海外投资者考虑的因素除了物业的价格、收益率以外,还要考虑汇率的因素。例如日本人若想在香港投资物业,首先把手中的日元兑换为港元,而当他出售物业后,又需将所得的资金转回为日元。因此,海外投资者还要担负汇率变动的风险。随着房地产投资行为的日益国际化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同币种的兑换即汇率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我国,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我国房地产的价格也经历了一个快速上涨的过程。近几年,大量外汇投机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房地产市场,他们主要进入的是高档住宅物业和商业物业,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外汇的投机者已经形成了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热钱也大幅度向房地产市场流动。而对以国内需求为主的中、低档住宅市场来说,人民币升值不会直接引起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但考虑到不同层次的房地产价格的联动效应,房地产整体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十分巨大,而在大型城市这种效应更加明显。
2. 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进口的影响也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的影响是,汇率升值后,进口商品的价格由以外币计价转化成以人民币计价后,将会发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间接的影响是,人民币汇率变化也会通过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引起进。进口量的调整。当进口价格发生变化时,根据需求价格规律,进口商品在我国市场上的需求量也必然随之调整。当需求弹性不同时,进口量增加的幅度也是不一样的。根据需求弹性理论,需求弹性越高的商品,进口价格变化引起进口量的调整就越大。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外国商品进入该国,要收回同样的外国货币,其价格相对便宜,商品就具有竞争力,有利于外国商品进入。所以,我国货币升值后,进口将增加。但是,具体到各个行业,影响不一样。对于生产要素进口行业,升值将会使这些行业进口成本下降,进而改善其盈利状况。如航空业,其燃用油依靠进口,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其进口成本,对行业产生有利影响,同时国内航空公司债务多以外汇浮息贷款为主,人民币升值后债务由以外币计价折算成以人民币计价后将有所下降,为航空公司带来直接会计账面的汇兑收益,外币债务还本付息时则让企业节省了人民币计价的财务成本与费用。其他原料大量依赖进口的行业也可能会从人民币升值中受惠,如造纸、钢铁、石化、电力设备等行业。
人民币升值后,一个单位人民币可以兑换更多的美元,同样在国际市场上也可以购买更多的产品。我国的石油高度依赖进口,人民币升值后,同样的花费可以储备更多的能源,这样有利于构建国家战略能源储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除此之外,我国虽是钢材生产大国,每年却大量地从印度等国大量进口优质钢材,利率调整有利于降低进口钢材价格。对于进口替代性行业,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对国内的同类产品带来冲击,尤其是那些在技术含量、品牌以及质量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距离的产品,必将影响其价格和市场份额,从而导致盈利状况恶化。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总的来看,由于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在国内都出现了可替代的产品,而且工艺、质量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同时,很多国外厂商开始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这也增加了国内产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这些都有利于降低进口商品在我国市场上的需求价格弹性。所以,汇率升值后我国进口商品价格的下跌不会引起进口量的大幅增加,对我国的进口影响不大。企业增加进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进出口顺差过大,通过进口国内稀缺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装备支持国内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对平衡国际收支,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均衡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具有上述作用的企业进口不但不应限制,而且应给予大力支持。所以,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进口以及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
3. 利用外资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抵消的作用。
(1)人民币升值提高外商在我国的投资成本。人民币升值会提高我国原材料、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对国际市场的价格,增加外商在我国投资办厂的成本。例如,相对于人民币升值前,外商投资办厂所需的土地价格、工人的工资、建设厂房的材料价格、生产设备、当地采购的原材料的成本都提高了。随着外商投资成本升高,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预期收益率降低。另外,在合资企业中,人民币升值使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的资产价格升高,外资的股权比例下降。投资成本的增加会降低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减少。
(2)人民币升值使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下降。相对于人民币升值前,我国出口到国外的商品价格升高,价格的升高削弱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由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一多半是面向国际市场的,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我国利用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将会减少。
(3)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水平。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以外币表示的国际原材料的价格降低。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日趋紧张,各种原材料的价格飞速上涨,大大挤压了我国加工制造企业利润。人民币升值后,随着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降低,使资源耗费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成本降低。同时,进口机械设备的价格水平的下降也会促进外商在我国的投资。
参考文献:
[1]张娜冬,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争论.经济学动态.2004.1.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房地产经济;汇率改革;银行监管
房地产经济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关乎百姓的储值方向及生活品质。然而在我国社会市场经济进入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房地产经济的不稳定、不和谐发展，将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建设受到较大的影响。根据理论研究与实践调查，能够发现人民币汇率改革需要在遵循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需要在明确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房地产经济影响的基础上，进行漫长的周期性改革。而这种改革必须基于减缓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稳控经济、缓解矛盾的方式，才能顺利地开展和进行。
1房地产经济与人民币汇率的互动关系
汇率贬值与升值将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化率造成深远的影响。特别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物价增长趋势明显，货币持续处于偏低的状态。换言之，我国的货币资本化率正处于不断降低的状态。在利润层面上，当货币资本化率出现低水平发展的状态时，固定资产的购置便契合了经济人的利益最优化与最大化原则。由于近些年来国外热钱不断汇集，旨在推动人民币升值。因此在该背景下，我国土地价格及人力价格便显得相对廉价。2015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50%。但根据数据归纳与文献分析，却发现我国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总计低于1000亿美元，其他投资和证券投资相对较快，由此表明很多海外资本并不是通过正常的投资和贸易进入中国的。加之我国房地产开发利用域外资金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3，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35%。并且域外居民购房的比重和规模呈现出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由此可见，域外资金已经完全渗透到我国房地产市场，并影响着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走向。而从经济学角度能看出，域外游资的融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使房地产经济发展呈现出所谓的“欣欣向荣”局面。但却快速地推高了我国房地产的价格，使房地产泡沫更难以控制和协调。而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会使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使海外游资加速涌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究其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依旧处于制度不完善、不均衡发展的阶段，银行汇率相对偏低，而房地产是让汇率快速升值的重要产业，所以海外游资会率先融入房地产市场，并使人民币汇率持续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与房地产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并且这种互动关系是相互转化和内在衔接的，拥有较为鲜明的“连锁性”特征。
2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影响
通过探究人民币汇率与我国房地产经济的互动关系，能够发现人民币汇率提升会吸引大量的海外游资，而海外游资的涌入，会促使人民币升值，推高房地产价格。但要想深入探究人民币升值幅度对我国房地产经济所带来的具体影响，必须从人民币升值能否达到理想的升值幅度来看。首先，当人民币升值并没有达到理想幅度时，大量域外游资会进入房地产市场，导致出现大量的房地产竞争者，从而使市场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大幅度增加，譬如热钱涌入，导致房地产经济出现“羊群效应”，使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不断倾向于“房地产产业”，并且房地产市场将会出现海外建材公司和国内建筑公司相互竞争的现象。虽然这种竞争关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却严重挤压了国内建筑公司或建筑产业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这种抢占和挤压现象将愈加明显。但同时也会让我国房企与海外企业合作的程度得到强化与深化，并进入全新的“历史高峰期”。譬如由于各种利益诉求的增加，海外企业将会寻找我国作为带头人，我国拥有较高市场竞争力的房企成为外资合作的重要选择，进而改变了我国房企的融资模式、运营模式及开发模式，使中国房产企业与海外房产企业的“对接程度”日渐提升。在“购房市场”上，人民币升值没有达到理想升值幅度时，海外资金涌入速度加快，房地产价格“提速”明显，国内投资者会将投资重心转移到房地产经济上，从而持续推高房地产价格，让人民币升值幅度继续增加，进而扩大了人民币升值对海外游资的吸引力，让更多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其次，当人民币升值达到预期幅度时，人民币的资本化率将出现明显的拐点，海外游资将不断撤出房地产市场，致使房地产经济迅速回落，导致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度下跌”的现象，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幅度会受到明显的制约和影响。究其原因在于人民币汇率只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房价上升还需要其他相关因素来促进和支持。在该背景下能够发现，部分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升速度减缓，甚至出现价格回落问题。至于房价下落程度，需要从房地产泡沫形成的情况和大小来看，如果前期没有形成泡沫或泡沫较小，则房地产价格回落程度较小，如我国三四线城市。但如果前期所形成的泡沫较大，则会出现断崖式回落或者是暴跌现象，甚至会引发诸多的社会矛盾。这点可以通过日本、中国香港特区的房地产崩盘现象来验证。譬如日本在房地产价格暴跌后，国民资产迅速缩水，银行坏账率提升，大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严重冲击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建设质量。因此通过分析，可发现人民币升值达到预期幅度后，将会导致我国实体经济遭受重创、物价飞涨、国民消费能力受到影响，从而为我国的国家经济和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利于我国的国际化发展和建设。
3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房地产经济发展建议
结合房地产经济与人民币汇率的互动关系可知，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取决于海外游资的涌入及升值幅度的“理想程度”，即是否达到预期的升值幅度。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没有达到预期，我国房地产经济会得到快速发展的“新机遇”，房企海外融资模式、渠道及体系都将得到优化和改进。但如果达到预期升值幅度，将会为我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应在人民币升值未达到预期幅度的阶段，大力优化外汇体制、银行监督体系、外资流动方向，努力使我国房地产经济获得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3.1充分探究人民币渐进升值与激进升值所带来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通过反思和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可知，人民币升值路径的选择会给房地产经济带来不同的影响:其一，激进升值。虽然激进升值能够为我国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带来新活力和新动力，但却会加快海外游资的涌入，使人民币升值速度持续提高，进而扰乱房地产经济发展和建设的秩序;其二，渐进升值。渐进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和危害要小得很多，可以为我国管理层和决策层预留更多的思考空间。但这种升值方式或模式一旦形成，会形成惯性，从而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必须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深入探究人民币升值的路径和渠道。但结合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海外游资涌入幅度，以及从我国社会市场经济难以承受较大的货币升值幅度的情况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当前阶段所采用的人民币升值路径，可以以渐进升值为主，通过结合渐进升值的基本原则，强化货币升值的预期，使货币升值循序渐进，否则会导致房地产价格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预期后，出现大幅度的回落或下降。
3.2通过银行监管提升调控股票市场与房产市场的能力
结合日本房产经济发展历程及房产泡沫崩盘过程能够发现，楼市和股市是相互融通和联动的，这种相互联动容易加大日本房产经济泡沫破裂的风险。譬如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幅度加速，存款率被迫提高。银行业将大量存款投向证券所和不动产领域，使股价和房价持续上升。当经济泡沫破灭后，股价和地价会双双暴跌，日本经济便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此外，根据人民币升值对海外游资所带来的影响可发现，当人民币快速升值后，海外游资会选择楼市、国债、股票作为避风港，但我国由于证券市场不够健全，银行利率偏低，使房地产市场逐渐成为海外游资的投资目标，所以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充分考虑和分析楼市和股市联动所带来的影响，加强对银行业、证券业的监管，通过构建预警体系和监管机制，预防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和扩大。但在加大银行监管力度的过程中，必须明确银行监管的临界值和临界点，注重监管手段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否则会导致银行业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受到严重的影响，不利于我国房地产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和成长。
3.3积极促进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外汇市场的改革与完善
根据理论研究能够清晰地发现，我国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还存在不对称和不完善的问题，容易提升外汇上升压力。这种不完善和不对称问题通常表现为限制流出、鼓励流入;对外资企业“松”、对国内企业“严”。在售汇制度上，我国结汇制度通常拥有较为鲜明的强制性特征和特点，虽然能够放松对部分企业或公司的外汇管理，但依旧带有明显的强制色彩。这种外汇体制容易放大外汇供给，制约外汇需求，为我国的货币升值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因此，需要结合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经济所带来的具体影响，通过降低结汇的强迫性和强制性，提高售汇的灵活性，来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上，即便能确保人民币货币汇率的平稳和稳定，但若缺乏对外汇市场的考量，依旧会导致人民币出现升值的问题。所以我国相关政府部门需要深入探究和分析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压力，通过优化外汇市场的发展模式，促进外汇市场改革与完善，让外汇市场更切合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减缓其在人民币升值上存在压力。
3.4通过优化融资渠道促进外资向生产领域的转化和流动
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快构建专门性的保险机构、担保机构及金融机构，支持构建抵押贷款市场，形成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计划，构建完善的征信机制，制定和修改房地产经济层面的法规和法律。合理安排“用地”，以此降低不必要的金融风险。而在海外资本与国内房地产企业深化合作，形成全新融资态势的背景下，我国政府部门及决策层应构建出全新的融资渠道，使生产性企业获得海外资本的支持，更好地推动相关产业、企业的经济发展与市场建设。当然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强对流动资产的管理和监督，使其自觉地将海外资金引向生产领域，通过分散海外游资的流入方向，降低其对房地产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但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我国的决策层务必要做好试点工作，坚决杜绝外资引入“可以短期获利”市场的行为，如果出现违规的引入问题，应根据相关法规和行政条例对其进行处罚。此外，为遏制外资继续流向房地产市场，我国应出台更严厉的管控机制，譬如在金融信贷、市场交易、税收等层面提高准入门槛，提高炒房成本。
4结论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显著的、双向的，既能够促进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会导致我国房地产经济受到重创和冲击。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选择渐进性的升值路径，通过银行监管、外汇体制改革及“外资流向引导”的方式，减轻海外游资对我国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压力，让我国房地产经济得到更有序、更平稳、更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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