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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政府救市；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4-0091-02
2008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问题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逐步升级并蔓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此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欧盟和中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经济政策，在很多领域实行国家干预。
一、美国主要救市政策与绩效分析
1.货币政策：一是减息机制。在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果断下降基准利率，从2007—2008年底共下调联邦基金利率10次，下调500个基点降至历史最低位，利率已再无下降的空间。同时降低贴现率，在2008年将贴现率降至0.5%这一阶段，美国政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基准利率和贴现率双双下调到历史罕见的低水平，表明美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快速反应[1]。二是美联储推出多种金融工具，如期限拍卖融资机制、主要交易商信用机制和定期证券借贷机制等，为金融机构提供较长期限的资金、提供援助，改善其资产负债表等，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三是货币互换协议，美联储先后与欧元区、瑞士、日本等国中央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根据协议美联储采取向这些银行提供美元资金，向金融机构拍卖美元资金、同步降息等举措，以便利他们向各自辖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
2.财政政策：一是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AP），2008年10月14日，美国联邦政府宣布将动用7 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的2 500亿美元购买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以帮助银行缓解信贷紧缩局面，此外还对濒临清盘的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二是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通过压力测试筛选对受困金融机构进行注资，设立公共及私人投资基金，强化对救助资金使用的监管和信息披露，通过提高担保率等方式启动小企业和社会融资等。三是减税刺激计划，在2007年和2008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案》和以减税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减税总额高达1 680亿美元，这些法案的目的是通过大幅退税刺激消费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以避免经济衰退。
3.美国救市政策行为绩效：总体上讲，美国通过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构建了一套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应对机制。在这个机制的框架内，美国政府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在遭遇经济危机重大事件的时刻，能够快速有效地做出反应，为推动美国经济尽快走出衰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救市政策同样也遗留了很多风险问题。首先，减息对美国金融市场利率的影响，美联储基准利率对短期融资市场的利率影响很大，加上美联储不断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短期融资市场的流动性紧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对长期融资利率和长期融资市场的流动性紧缺状况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其次，从美国信贷市场的情况来看，美联储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救助，并没有导致金融机构信贷市场稳定或恢复，相反是非金融机构的融资规模扩大导致了部分融资市场出现恢复的迹象。而且虽然实体经济融资市场已经有恢复的迹象，但是实体经济真正趋稳和恢复还有待时日。此外由于美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巨大，7 000亿救助相对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平摊式的救助方式不大可能帮助金融机构脱离困境，同时救助计划所涉及到的巨额资金来源是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现实难题，美国政府只有通过发行钞票和发行国债来筹集，这将大大恶化未来国民的收入状况。
二、欧盟主要救市政策与绩效分析
1.货币政策：一是降息，在美联储大幅度降低利率的同时，欧洲央行也将利率不断下调，2009年3月英国央行更将利息降至0.5%，欧盟主要经济体的基准利率平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试图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对欧洲国家的冲击。二是货币互换，欧洲国家为改善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欧元区、瑞士、英国、加拿大等国中央银行与美联储先后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美联储向这些银行提供美元资金，以便利他们向各自辖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
2.财政政策：一是经济刺激计划，欧盟委员会2008年11月出台了一项总额2 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300亿欧元来自欧盟预算，其余1 700亿欧元为各国自救计划的综合。此计划中欧盟为各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政策“工具箱”，其中包括增加公共支出、减税和降息等财政与货币政策，每个国家可以从中遴选不同的政策工具，形成适合本国的政策工具组合。在统一的政策“工具箱”中既照顾到各国的客观实际，又能够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框架下实现各国政策的协同 [2]。力图通过综合性的政策措施，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政府和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等各个方面挽救金融危机。二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政策措施，对金融机构直接注资、提供债务担保和存款担保等。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相同，欧洲国家也纷纷对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的资本，或将银行国有化，或购买问题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债券等方式，为金融机构解困。在直接对金融机构注入资金的同时，欧洲国家也对金融机构提供了大规模的债务担保和大规模的存款担保，并不断提高存款担保的上限。借此一系列的财政政策为欧盟金融市场注入了流动性。
3.欧盟救市政策绩效：面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欧盟的联合救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遏制的作用，这对于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稳定金融市场以及帮助金融机构渡过难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救市过程中也流露出一些问题。由于欧盟各国具体国情不尽相同，导致在救市力度和具体的救市措施实施上也都存在诸多差异。在危机初期缺乏整体协调，各自为战，各国家首先想到的是自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盟难以采取大规模统一措施。欧盟救市政策同美国一样，同时存在着道德风险与资产负债风险，为救助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恢复公众对金融系统的信心，欧盟采取了注资金融机构和多方位提供政府担保等一揽子行动，然而由于政府担保和注资的强制性以及担保收费的“一刀切”，这就难保救助资金不被滥用，也会隐性鼓励金融机构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担保，可能产生新一轮的道德风险。
三、中国主要救市政策与绩效分析
1.货币政策：一是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为增加流动性，中央银行还在2008年下半年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大幅增加。二是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针对金融危机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2008年8月初，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此举可增加约2 000亿元的信贷投放，进一步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2008年11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央财政新增安排10亿元，专项用于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支持[3]。
2.财政政策：一是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11月中国政府颁布的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计划，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十大产业”。二是减税计划，从2008年11月以来，政府经过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涉及纺织、轻工、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和电子信息产品等多个行业。不断上调的出口退税率极大减轻了出口企业的压力，有利于恢复出口企业的信心，同时国内还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此外，在房产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存款利息税等方面国家也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
3.中国救市政策绩效：整体而言，在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推动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裕，实体经济增长开始出现积极或者回稳信号。但是中国救市政策仍然伴随很多风险。首先对于4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资金投向哪里、如何进行监管以及效用如何等就凸现出来，由于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中国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情况十分严重。同时还要非常注重大规模投资中出现权力滥用、腐败贪污等现象。其次从整个国家来看，结构性减税政策和税费改革政策极大地减少了财政收入，而国家为扩内需、促消费、保民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拉动经济复苏的同时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支出。
四、国际金融危机中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启示
鉴于本文对美国、欧盟和中国政府的主要救市政策的梳理和分析都是非常初步的，要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是不易的，因此试提出如下两方面的参考建议：第一，注意危机中政府干预经济与发挥市场作用的平衡。政府不是万能的，其对市场的干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在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时，需要对时机、规模、范围等进行谨慎地思考和分析，救市举措一旦不当，就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更严重地会导致金融机构和个人的道德风险的发生。所以在金融危机中，政府应该充分考虑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发展机制结合起来。第二，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应遵循法治原则并加强政府监管。一方面，各国政府在治理金融危机中应遵循程序原则和法治原则，使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限于现行法律的规定和授权，真正体现现代法治政府的理念；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在危机发生时的政府干预，但更需要的是在正常有序发展状态下的金融监管，有效的政府监管，不仅能够及早发现与准确识别金融风险隐患，还可及时有效控制与化解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 philipGerson，ManmohanKuma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主要经济体财政状况监测与展望[EB/OL].国研网（编译），2010-01-28.
1、前车之鉴
金融创新在短期内确实可以积聚大量的财富，会给人以巨大的诱惑，华尔街的神话证实了这一点，但高风险也会与之相伴。假如金融创新不能评估和不可控，假如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逐利，那么，这种创新活动带来的一定是金融市场的泡沫、危机和灾难。本轮始发于美国的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蔓延的结果，是次贷危机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产物。美国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并通过粉饰包装使其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投资银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术，通过创新再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在市场上分别出售。由此，衍生层次不断叠加，信用链条拉长，市场泡沫不断吹大，使得市场主体不再去关注资产的质量，而是考虑在购买了衍生产品之后，如何通过打包、分拆和证券化处理，再将衍生出来的新产品卖给下家。其结果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了极度的短期投机趋利化，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借鉴美国金融危机血的教训，我们有必要对金融创新进行重新审视，既要看到其对金融发展起到推进器的作用，又要对其令人防不胜防的放大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把金融创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使我们金融企业发展变得更为健康，融资功能更为强健。
2、盲目创新是风险，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
虽说一国没有强大的金融，就不会有强大的经济。但我们不要忘了当今这场金融游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场游戏也使我们看到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掠夺他国财富，再现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金融产品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为了追求眼前既得利益而创新，它必须要围绕实体经济服务而创新。因为脱离实体的虚拟的金融创新，其信用是难以把握和测控的，它必将为事后积聚大量的风险。譬如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就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当前金融危机情况下，我国许多中小企业是首当其冲受害者，更显其要害是融资困难，并可由此引起诸多问题困扰，将会引起我国失业率大幅上升。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将会起到提纲挈领、正中要的作用。因为中小企业可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员，而就业人员增加就可以增加下游产品消费需求，下游需求旺盛起来必然会引起上游产品消费需求同步增长，从而理顺产业链，使经济活络起来，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说金融产品创新必须要与时俱进，与整体经济发展相联系，它不需要空洞的包装，虚幻的赢利，是要与实体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会创造富有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经济增长体系。
3、亚洲金融危机警示之要义
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扩散至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这次金融危机在半年时间之内以席卷国家之多、危害之大、损失之惨令世人瞠目结舌，在事后的总结中，人们认为危机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其外部原因，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但是，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经验，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从深层次的层面我们可以认为是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它只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包括经济结构未作适时有效的调整；国际收支赤字增大，外债增多；银行贷款过分宽松。
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给民众带来的困苦是众所周知的，也是资本逐利行为所造成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金融寡头不计后果地劫掠他国财富所诱发的触目惊心的一幕，而当今源发于美国的全世界金融危机比之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是更有甚者而无不及，它们追求暴利，但各有不同谋取方式。同样那些始作俑者也终将逃脱不了玩火自焚、殃及自身的下场。他们席卷了泰国财富，又把目标对准了香港和俄罗斯的时候，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大鳄们最后还是败将下来。不过俄罗斯国债信用掉期也应当引起我们关注，当前我国握有大量美国国债会不会同样存在隐忧呢？虽不能同日而语，这种担忧总是存在的。所以说我国财富储备应当多元化，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本文以为收贮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之一，不仅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且又可以避免经济过热时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影响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溯源探因
1、金融杠杆无限制放大
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如果超出现实和不择手段地追求，往往会给别人或自己带来祸害。过去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毫不顾市场环境地扩大生产，引起商品相对过剩，结果所生产的产品没办法销售，经营难以为继，最终导致大量失业，社会购买力大量下降，社会形成混乱，造成了恶性循环。这种趋利心理不被理性思维所占据，它就会周而复始地出现经济危机。不过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市场会变得更为理性，产品过剩没有那么严重，对经济破坏程度没有那么强。当人们慢慢醒悟过来的时候（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所造成的震荡幅度越来越小的时候），社会更高层的危机就出现了，它的杀伤力绝对胜过产品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这就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对孪生兄弟，都是逐利求财不择手段的后果，都是造成了社会经济混乱，市场萎缩，流通堵塞，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急剧上升。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传统上以赚取佣金收入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大量介入次贷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的投资。目前，投资银行从事的业务中很多与衍生品相关，而衍生金融产品又具有众所周知的杠杆效应，它起到资本放大作用，可以放大收益和风险，交易主体只需交少量保证金，就可以完成高回报大额交易。“钱不够就借”，投资银行实际上悄然变成了追逐高风险、高回报，使用高财务杠杆化的“对冲基金”。高杠杆倍率使得投资银行对融资依赖增强，在市场较为宽松时，尚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填补交易的资金缺口，而一旦信贷紧缩，自身财务状况恶化，评级公司降低其评级使融资成本上升，便可能造成投资银行无法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倍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投资银行平均表内杠杆倍率为30倍，表外杠杆倍率为20倍，总体高达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倍率则高达62.5∶1.这种投机取巧的经营作风弥漫了整个华尔街，才导致了今日之后果。
2、信用过度资产化所带来的危害
信用因华尔街的假账而动摇，对财富创造的信仰因CEO的贪婪而堕落。从本质上来讲，次贷危机的根源就是金融企业不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一系列危机的背后凸显的则是美国出现了整体性的信用坍塌。国家信用是金融体制的最后依托。联邦政府多年来对于两房疏于监管，无形中纵容了风险的不断膨胀，而事发后又将“风险社会化”，其所触犯的“道德风险”则从价值层面上对国家信用造成严重冲击。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风暴，很有可能连国家信用一起毁掉。“信用危机”也是人类社会最难防范的危机。其他任何危机无论轻重大小，往往都有“特异性”、“变异性”、“周期性”等蛛丝马迹可寻，人们可以通过采取有“预见性”、“防范性”的措施，进行防范和化解。而“信用危机”的爆发既无先兆，更无固定的模式和规律，因而也相对难以防范和化解。所以在极度投机氛围的华尔街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买卖，包括良心，甚至是灵魂都可以出售，这种早已透支了的信用资产，也已极度证劵化了，它早已潜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为金融风暴的到来积累了大量的筹码。
3、集成因素
当今政府关心的是社会有效需求，企业关心的是满足消费者需求，设计师们是要创造新的需求，消费者所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更多消费的权利。离开消费，世界将找不到重心。消费的概念内涵丰富多彩，包括了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包括实体的，也包括虚拟的。现代人的购物清单似乎不再因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而变得无所不包。“社会中受自利动机支配的行为逻辑，使得人的多样化需要的满足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爱情、理想甚至生命这些生活中最可珍贵的事物，都统统受到金钱的支配”。拥有财富，人们才能够有能力选择他想过的生活。拥有更多的财富，才能够有更多的现实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多半是一种消费的自由。现实世界的诱惑是那么快速地变化，通过实物经济的积累，财富的增长似乎仍然不能满足人们变化得更快的消费需要。随着经济内在的增长因素的被耗尽，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的速度在持续下降。泰勒的现代化标准生产、日本的精益生产、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普及、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等使财富在过去的100年中被高速创造出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廉价资源的过度开发、半导体技术发展渐近极限、重大创新普遍减少，下一个财富制造机器又在哪里呢？在实体经济内生性动力逐渐减弱的过程中，通过投资和膨胀消费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是最简单、最便利的工具。但财富显然将被迫放慢自己的膨胀速度。
金融体系到底创造多少财富是一个大问题。金融体系调动和调制出巨额的资本，它的风险抵押品却主要是社会和国家，而所获得的收益的大部分却流入银行和各类投资机构的腰包。如此，便不难理解金融投资机构内在的扩大信贷款和追逐风险的冲动，重复抵押它并不具有的信誉，创造和包装越来越大的风险，无法遏制地追求更多的超额利润。这就是金融机构最本质的生存法则。随着产业资本的日益萎缩，世界经济越来越为银行和投资机构所左右。实体经济虽是基础，但它却变成俄罗斯套娃中最里面的那一个。
［摘 要］如何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推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论述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金融危机；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9-0062-01
1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近几年来,金融危机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虽然通过全球改革政策来挽救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严重打击,但是由于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泛,再加上发生的经济危机在短时间内不能有效解决,这使全球开始对经济进行深刻的反思。经分析发现,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发展方式不协调,这就必然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对全球经济影响极大。
全球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当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方法,革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形成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各个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正因为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严重失调,使金融危机一直危害着全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全面并且透彻的去分析此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美元在世界上货币所处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经济的发展处于世界的前列,并且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利用对世界其他国家发行国债并且对外贸易中所存在的贸易逆差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为了确保美国对其的投资,持续的购买美国的国债并且向美国以低价出售国内能源,这种形式上所谓的“协调”,在实际上只是促进了美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却极大的危害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揭示了这个虚伪的“协调”,使美国经济迅速衰退,导致了全球经济严重受到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性影响的打击,如果不尽快的调整全球经济维持到新的平衡状态,那么,金融危机将会持续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
所以,客观并且深入地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且合理地转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 国际金融危机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2.1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弊端
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为高度消耗能源、高度影响环境、高度的资金投入,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是暂时性的,不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长期的推动作用,而且严重的消耗了我国的能源储备,对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以短暂的能源损耗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繁荣,必将导致我国经济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近几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打击,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政策的改革。
2.2 革新市场经济体制难度较大
(1)只有不断地去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断冲击,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力度,而对一些非国有企业,国家政府却没有进行有力的支持,最终使一些非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破产停业,这必将会增加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矛盾,甚至形成经济上的恶性竞争。
(2)发展我国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不能过多的干预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与国家政府之间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经济问题发生。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政府会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来帮助我国市场经济渡过国际金融危机的这道难关。
2.3 经济增长产业之间的带动转变难度较大
只有通过加强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加强新型农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制造产业的发展速度,才能使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金融危机大大影响了经济转变的过程,具体表现在：
(1)由于现在农民工失业问题严重,使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大大增加了农村多余的劳动力,而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使土地的压力增大,农业生产严重滞后,影响了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措施的推进。
(2)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抑制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由于工业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不能正常生产,这就使服务业的物质匮乏,最终导致服务业的发展停滞。
(3)我国制造业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负面性影响,造成了产品积压,无法找到销路的僵持局面。 3 面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的措施
3.1 加强对制造业的发展
我国劳动力比较丰富,因此,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上有着很大的优势,而且我国的制造业的产品以物美价廉的特色销往世界各地,给我国制造业不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而且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如何加强制造业的发展,要从以下几点来着手：
(1)质量是工业制造产品要把好的第一道关,不能只求数量上的增大,重点要加强制造业中产品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制造业经久不衰。
(2)国家不能只注重大型企业的发展,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也应该加大扶持力度,这些中小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3.2 调整外部资产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1)我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处于领头企业的地位,在行业整合的产业链下,金融的杠杆可以使更大的企业放大市值,从而处于一个与国际巨头竞争的地位。
(2)我国近一些年一直处于一个稳步的发展态势,世界500强的公司排名也越来越靠前,这些企业可以充分的利用一些占据产业链高端的跨国巨头企业受到冲击、股权被贬低的“天时”,去参股这些跨国公司。另外,轨道机车、发电设备、汽车等行业的企业也可以充分的利用自身的强大订单配置能力,考虑参股上游的公司。
(3)我国可以对于外汇的储备进行多元化的配置,利用外汇的储备来增加对我国战略能源的储备。需要鼓励银行把支持实体经济放在全球的产业布局上来。需要实行精细化管理,企业如果想要做强离不开先进的管理方式,质量管理需要落实在每一个行动上,彻底摆脱“求数量、求速度”的传统管理观念。
3.3 促进国内消费
由于收入状况的不佳或者环境因素的不允许,导致了我国国民消费水平较低,因此,提高我国国民的收入,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并且提高就业率,是促进我国国民消费的有力措施。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国民消费水平再度降低,因此,制定合理的消费方案,并且创建良好的消费环境,是促进我国国民消费的必要措施。
3.4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政府应该大力的支持并积极的引导我国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在金融危机的威胁下,为非国有企业开辟出一条经济发展的道路,努力地维持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平衡。
【关键词】 金融危机;旅游业;灾后重建;扩大内需
一、金融危机造成的我国旅游业外部经济环境:深化抑或触底
从次贷危机转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来,美国2009年10月失业率更跳升至10.2%,达到26年多来最高水平。英国2009年8月份3.25万人失业,总计失业人数达172万人,比例高达5.5%。2009年1月,中国对外贸易下降29%,一季度下降25%,预计到2009年年底,中国对外贸易出口下降幅度将缩小到16.5%。上半年,中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2000万制造业工人面临失业。世界各国进行拯救本国经济的同时,2008年10月8日,中国央行决定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10月21日,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下发《家电下乡推广工作方案》,刺激农村消费;11月5日,中国政府包括4万亿巨大投资计划在内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不仅把财政赤字从0.8%一举提高到3%,而且首次使用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
随后,美国2009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了3.5%,欧元区及欧盟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日本内阁府2009年9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日本经济环比增长0.6%。中国2009年GDP增幅将超过8%,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金融危机在基本面上的表现是剧烈冲击暂时缓和,世界经济透露出逐渐回暖的迹象,因而,金融危机对于我国旅游业的负面作用也将有所弱化。
二、金融危机作用于我国旅游业的一般机制:直接抑或间接
1.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消费的影响。经济的不景气使旅游消费支出削减,消费者信心的丧失,根据万事达卡亚太区消费者信心指数,2008年第2季度的亚太区消费者信心指数为56.0,而去年同期为69.3。
2.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游的影响。2008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为13003万人次,比上年下降1.4%,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6%。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使我国旅游产品价格竞争力减弱,使我国入境旅游市场雪上加霜。
3.金融危机对我国国内游的影响。按照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收入预期下降,持久收入减少,个体更倾向于储蓄。目前,从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比较来看,相对比较稳定,也要考虑经济危机波及我国旅游市场的滞后效应。
4.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主要行业的影响。酒店业、旅行社和国际航空业是旅游业的三大支柱,国航、南航、东航等几大航空公司2008年第三季度亏损了50.5亿元;2008年前3季度,三亚各酒店接待境外游客量为34.7万人次,同比减少了7.39%,仅完成了全年计划的55.43%;目前不少中小型旅行社处于歇业状态,员工或被终止合同,或被遣散回家待岗。
三、金融危机形势与我国旅游业的相关性:正向抑或反向
一般认为,旅游产品不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旅游产品需求与消费者收入之间存在着同方向变化的规律。如果消费者收入增加,旅游产品需求就会相应增加;相反,如果消费者收入减少,旅游产品需求必然会降低。对此笔者认为,往往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走向相反的情况时常发生,我国旅游业与金融危机的基本走势不一定必然成正向或反向关系,金融危机对经济基本面有巨大的消极作用,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对旅游的需求必然相应增加,这都将极大的促进文化休闲产业、旅游业的发展。
四、金融危机中我国旅游业的现实发展:萎缩抑或成长
2008年1～9月份累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为3439.1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0%。这就说明我国旅游市场并不是一味的萎缩。2009年国庆节中秋节假日经国家旅游局、国家统计局汇总,全国共接待旅游者2.28亿人次,比2008年增长28.5%;实现旅游收入1007亿元,比2008年增长26.4%。纳入全国假日旅游统计预报体系的119个旅游景区(点)共接待2100万人次,门票收入9.19亿元。2009年1～11月,四川全省累计实现旅游收入1308.9亿元,同比增长42.7%。2010年1月4日,记者从四川省旅游局获悉,元旦小长假3天,四川省共接待游客440.75万人次,同比增长22%,实现旅游总收入12.53亿元,同比增长21.6%。由此可见,我国旅游市场前景及其潜力依然非常巨大。
五、我国旅游业面临的严峻课题:困境抑或机遇
我国旅游业目前面临整体经济环境不佳,消费者信心不足,三大支柱业受到打压,投资融资困难等等问题。鉴于旅游业在扩大内需方面的重要作用,六部委共同提出了《关于大力发展旅游业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政府将会加大投资和扶持力度,给旅游产业的提升和加快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出巨资带动铁路、公路、支线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旅游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中国旅游业同样迎来了海外扩展的契机,金融危机导致大批发达国家货币出现大幅贬值,这些国家的旅游企业也是经营惨淡,这将是中国旅游企业进行国际化拓展的良机。
六、重振我国旅游业的政策措施
1.树立信心,重整旅游业战略规划。在“5・12”四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在《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明确“把旅游业作为恢复重建的先导产业,优先安排恢复重建基金和鼓励各类投资基金等用于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企业的恢复重建,尽快全面恢复旅游业的发展”。四川省为旅游业先后推出了27项工作政策措施,确定了“一个工程、五大行动”的发展战略,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统计:今年1～9月,四川省已经实现旅游收入1137.72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47.1%,四川省旅游市场已恢复并超过震前水平。这些就是正确的旅游战略指导下取得的积极成果。
2.内外并举,立足扩大内需并放眼海外。中国旅游业历来不乏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核准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一期占地达150公顷,建设投入资金约244.8亿元,预计游客达1000万级规模。另外,中、日、韩三国已经成为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客源市场和目的地国,大家应当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赢。中国应当主动提出“以市场换市场”的合作方案,鼓励中国人到日本和韩国旅游。同时,海峡两岸以及香港、澳门也应当举办类似的青年交流活动,增强了解,联络感情,实现旅游发展的双赢。对于四川地震灾后旅游业重建来说,要充分利用地震全球对四川的关注度,加大海内外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尽量保持其对四川关注和关心,大力推出爱心之旅,感恩之旅等活动。还要抓住全球对灾区援助和支持的动力,争取在我省举办国际性会议和节庆活动,进一步提高四川知名度,为灾后重建全面恢复四川旅游奠定基础。
3.因地制宜,构建多层次立体旅游产业。我国幅员辽阔,自然风光丰富多样,历史文化光辉灿烂。对于四川来说,相关景点市区内拥有杜甫草堂、武侯祠、金沙遗址等,近郊有三星堆遗址、熊猫基地、都江堰、青城山等,再往外走就是峨眉山、四姑娘山、九寨沟等,旅游品牌丰富而响亮,再加上周边的“农家乐”旅游休闲项目,就基本上构筑了比较好的多层次立体旅游产业。对于灾后重建来说四川省旅游局加大了对“富民安康”项目的支持力度,落实了估算投资额高达80820万元的灾后重建项目35个,完成了《甘孜州康南片区旅游线路产品规划》,不断完善甘孜藏族自治州环贡嘎山两小时经济圈、稻城亚丁香格里拉景区、泸定海螺沟景区、康定木格措景区等精品旅游线路,并以更大的力度实现“以旅助农”、“以旅促农”、“以旅富农”。截至2009三季度末,四川省共有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8家,乡村旅游经营户1.68万家,农业旅游经营点接待游客2.08亿人次,初步统计,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312.87亿元,吸纳就业人数达到24.84万人。这些措施已经收到实效,值得继续坚持、发扬和进一步推进。
4.与时俱进,积极开拓绿色生态旅游市场。2009年四川省以九寨、黄龙、卧龙、峨眉山、蜀南竹海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好基础设施的精品森林旅游景区,举办了森林观光、红叶彩林观赏、野生动物和野生花卉观赏等森林生态旅游文化节。北川是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猫儿石村依照自身环境优势,精心打造生态概念和羌文化品牌,努力建设北川南大门的第一羌寨――吉娜羌寨。北川县只是四川省旅游业灾后重建的一个缩影,阿坝、甘孜、凉山等地也都在恢复重建别强调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再一次彰显绿色生态旅游市场的勃勃生机。
5.资源整合,搭建全方位旅游合作对话平台。现在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合作共赢是主旋律。2009年9月举行的“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上,国家旅游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灾后恢复重建旅游产业紧密合作协议》,从产业培育、线路统筹、人才培训等多方面加强协调合作。12月26日举办的“中国?成都首届森林文化旅游节――森林文化与生态旅游发展论坛”上,国内生态旅游知名学者、全国各省市林业系统专家代表云集一堂,就“森林文化与生态旅游发展”展开专题研讨。以上的案例和相关措施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对于我国旅游业恢复增长,重振四川地震灾后旅游业重建意义重大。
6.政府主导,进一步完善振兴旅游业配套措施。要振兴旅游业,国家政府必须在基础设施、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方面加大力度,旅游业本身相关的配套措施也要进一步完善。无论是我国的汶川地震,还是在旅游目的地出现的车祸等事故,旅游保险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酝酿3年之久的旅行社责任保险全国统保计划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实施。游客跟团旅游,如果发生食物中毒、交通事故、飞机航班延误等事故,都将通过最新的旅行社责任险获得合理赔偿,其中,个人最高赔付额度高达80万元。这都将有力调动我国旅游者的热情,促进我国旅游业的恢复并蓬勃发展,配套措施进一步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也更加全面完善,对我国旅游业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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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起菲律宾银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90年代初期经济政策上的一个尤为明显的变化，就是更大的开放性与更加激烈的竞争。重大的经济改革包括银行业准入的自由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它极大地影响了银行的表现并导致银行业的重组。在政策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两部重要的银行业机构与监管法律获得通过――外资准入的自由化与新《银行法》的通过。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菲律宾银行业开始从80年代时的一个封闭的、静态的、政府主导的产业向一个开放的、主要由私营部门主导的产业转变。
20世纪90年代的银行业改革
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开始被人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包括：一个由众多小型银行和少量大型银行构成的脆弱的结构性基础、大型公共部门的出现、由高昂中介成本导致高利差――这种高昂的金融中介成本又是由较高的准备金和强制性信贷要求以及较高的营运成本与利润率导致的。同时，银行业准入政策使这些大型银行与小型银行免于面临竞争，这就使这些大型银行能够获得畸高的利润而小型银行能够在高昂的运营成本水平上运营。更为重要的是，80年代的利率自由化并没有伴随着银行业准入的放松，而对于提高银行业的竞争水平来说这是利率自由化的一个必要的补充。
在1992年拉莫斯当选总统后，政策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比如，他制订了一项经济计划，这项经济计划包括实施经济改革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行经济民主化以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程度。这些改革通过消除垄断来提升经济的开放度，因为垄断通过政商勾结、裙带资本主义以及寡头政治使竞争扭曲并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拉莫斯政府要通过改革来放松某些关键经济部门与行为的管制、实现这些部门与行为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这些改革包括以更加中性的关税政策为目标关税改革，公共事业部门的私有化与私有经济对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参与，外汇交易与外国投资的自由化，电信、交通、金融、石油和水泥等关键行业的放松管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期间这些改革对经济的恢复与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改革也凸现了强化市场主体、鼓励竞争的辅政策（这也是鼓励竞争政策的一部分）的重要性。
在银行业，准入的自由化是一项关键的改革。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内新银行成立就开始施行暂缓审批的政策。从那时到20世纪80年代，只发放了很少的商业银行牌照而且这其中大部分是储蓄或发展银行的升格。这种状况直到1989年才有所改变。因为1988年世界银行就菲律宾的金融部门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银行业持续缺乏竞争并建议给新的银行（包括外国银行）以及银行分支机构发放牌照以增加银行业的竞争。因此，菲律宾中央银行宣布将不再就新牌照的发放设置限制，但依然保留了对银行分支机构的限制。实际上，在1990年新的进入者仅仅是两家存款银行升格到商业银行，而该政策转变仅仅是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了完全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3年商业银行及分支机构的准入管制得到了显著放松，而相关准入政策在1995年进一步简化并在各银行之间得到统一。随着第7721号法案的通过，从1949年原中央银行成立时就开始实行的外资银行暂缓审批政策在1994年5月被取消。该法案允许外资银行通过以下模式中的一种进入菲律宾经营：第一，收购或持有已有国内银行至多60%的股份；第二，在菲律宾注册成立新的子公司并持有至多60%的拥有投票权的股份；第三，成立拥有完全授权的分行。第三种模式有落日条款（sunset provision）即只有5年有效期，而且这种模式仅限于10家外资银行、每家外资银行至多设立6家分行。申请者必须是世界前150大银行或者本国前5大银行，并且至少拥有2.1亿比索的资本。
同时政府也对菲律宾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融和经济危机后被政府接管的6家银行中的5家进行私有化，从而减少其对银行体系的直接介入。成立于1916年并主导银行业的菲律宾国家银行于1989年开始被私有化，其私有化是通过上市并对外出售30%股份的方式进行的。在1996年这家银行中的私有股权开始占据多数。与此同时，三家向特定部门或经济活动提供融资的政府专业银行在90年代中期被升格到商业银行。
为了帮助国内银行更好地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菲律宾中央银行也制定了一项从1995年到2000年增加最低资本要求的计划。对于全能银行，最低资本要求从1990年的10亿比索提高到1995年的25亿比索和1999年的49.5亿比索；对于商业银行，最低资本要求也相应地从5亿比索提高到12.5亿比索和24亿比索。这项资本增加计划的最后阶段是在2000年底将全能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分别提高到54亿比索和28亿比索。在采用巴塞尔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后，菲律宾中央银行决定取消最后阶段。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菲律宾央行鼓励银行间的并购以减少银行的数量、扩大银行规模。因此，菲律宾央行在1998年推出了各种鼓励性政策，包括延缓法定2%的贷款损失准备的确认，净值风险资产比率要求的临时性豁免，遵守房地产贷款风险暴露要求的1年宽限期。
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银行表现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且导致了少数小银行的破产。这导致了一些政策逆转――央行再次就新银行的设立和现有银行的扩大设立延缓期（微观金融导向银行除外）以减缓银行体系的急剧扩张。虽然2000年通过的新《银行法》为延缓期政策设立了三年的上限，但该法案正式确立了延缓期政策。相对于银行更愿意通过收购小型银行再申请新牌照的方法扩张，该法案鼓励投资者收购现有银行而不是申请新的经营牌照。另外，新《银行法》取消了第7721号法案第一种模式中的外资银行60%持股比例上限，但该政策的有效期为7年。该政策旨在鼓励外资收购由于金融危机而境况不佳的国内银行。
菲律宾央行在2000年4月还下发了另一通知，整合并明确了银行并购的政策，并且增加了相关鼓励性政策，包括重新评估银行建筑物、改进设备；延缓评估准备金的确认；对一些谨慎性要求（如净值风险资产比率）与限制（如分支机构、持股比例限制、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同时任职）的临时性豁免。
重新实施的准入延缓政策和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持续强制性增加反映了菲律宾央行推动银行兼并收购以减少银行数量和扩大银行规模的战略，并希望整合能够反过来带来银行体系的优化与稳定。同时，观念也开始向有利于外资银行的方向改变，而这也是菲律宾央行整合银行部门战略的一部分。更大程度的整合和对外资银行更大的开放度被视为提高银行体系效率与稳定性的积极因素。尽管如此，放松外资银行准入的法律和新《银行法》都包含了规定整个银行体系70%的资产应由菲律宾人控制的银行持有的条款。对于个人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的外国资产，新《银行法》将外国资产在一国内银行中的投票股权比重上限从30%提高到40%。
银行体系结构与表现方面的变化
菲律宾金融体系的结构。菲律宾金融体系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银行分为全能银行（也称为扩大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存款银行（包括储蓄与抵押银行、股票储蓄与贷款协会以及私有发展银行）、农村银行、合作银行和伊斯兰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投资公司、金融公司、证券交易商与经纪商、基金经理、债权投资者、养老基金、典当行以及非股票储蓄与贷款协会。
图1表现了从1980年到2006年菲律宾金融体系的总资产情况。金融体系总资产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02%提高到1983年的117%，随后由于80年代中期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该比重持续下降到1988年的66%。这一比重在1988年的水平与1970年大致持平，然后持续上升到1997年的140%。但是这一趋势又被亚洲金融危机逆转，到2006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1980年的102%的水平。因此，在过去35年里菲律宾金融业的规模并没有保持显著而持续的增长。
菲律宾金融体系一直由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主导。实际上，商业银行的重要性甚至还在提高。2006年银行体系在金融体系资产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76%上升到81%，商业银行所占的资产比重也从1970年的大约57%上升到72%。缘于20世纪90年代最低资本要求持续上升和政府专业银行升格为全能银行以及新的内外资银行的设立，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在此期间显著增长。特别是全能银行，其在商业银行中的资产比重在2006年达到80%。相反，农村银行的资产比重则由70年的3%下降到2006年的2%，而存款银行的资产比重也仅仅是从1970年的4%上升到2006年的7%。另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资产比重从1975年的28%下降到2006年的19%，而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中保险部门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在过去20年里保险部门在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中的比重显著上升――从1980年的47%上升到2005年的近80%。但是，约60%的保险部门资产是由两家政府保险公司（政府服务保险体系和社会保险体系）持有。
因此，菲律宾金融体系并未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一个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不一定是不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结构是市场主导的结果还是政府管制的结果。菲律宾金融体系的情况很显然属于后者。银行部门始终是金融部门政策、发展以及改革的焦点，而致力于改革和发展其他金融部门的努力则仅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中金融部门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认为，银行部门首先能够促进金融部门的发展，然后其重要性就会随着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的发展而下降。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中，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金融部门规模的扩张与结构的优化（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活动）。同时，如果金融中介没有相应地进步，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阻碍。这也被最近的实证检验所证实。
银行主导金融部门的现象并不是菲律宾所独有的。虽然东亚国家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已经开始有所进展，但是在东亚大多数国家银行仍然是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部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的决策者已经将焦点转向发展股权和债券市场。表一体现了东亚地区金融体系的结构状况。从整体上来看，菲律宾金融部门的发展落后于该地区的同类国家，尤其是泰国和马来西亚。
商业银行体系。准入限制以及后来对内外资的开放的效应是明显的。这种效应可以通过表2看出，表2列出了1990年到2006年商业银行的数量。在1980年到1990年期间由于对内外资进入的限制，商业银行的数量比较稳定；而90年代商业银行体系在准入、退出和整合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在1990年到1995年期间，商业银行的数量增长了超过了50%。在那段时间里，7家国内银行私有银行进入商业银行体系――虽然同期银行间的并购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消这一趋势。另外，3家政府专业银行被升格为商业银行。
同时，1995年10家外资银行分行进入商业银行市场，这表明第7721号法案的第三种模式得以全部实行（后来星展银行改变了其进入模式。它在1998年收购了一家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处于困境中的商业银行，并相应地从第三种模式变为第一种模式。中国银行在2000年通过第三种模式获得了一张牌照以取代星展银行，并于2002年开始运营）。后来，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要么通过第一种模式要么通过第二种模式。90年代后期总共有7家外资银行在菲律宾成立子公司，其中4家是通过第二种模式，3家通过第一种模式（其中两家是收购了因亚洲金融危机而陷入困境的国内商业银行）。最终，三家外资银行子公司被国内银行收购，而其他外资银行则将其在子公司中的持股比例由60%提高到100%。此外，两家最大的外资银行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收购了几家存款银行。
国内私有银行的数量在1997年增加到33家后，其数目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里一直在下降。这开始是因为一些小型商业银行由于亚洲金融危机陷入困境而导致其中几家被外资银行通过第一种模式收购，后来尤其是2000年则是缘于银行间的并购。并购主要是发生在小型银行之间、小型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以及超大型银行之间。前两种形式符合菲律宾央行鼓励并购以满足更高的资本要求或者扩张的战略，但是最后一种形式似乎更多地是以保持市场份额为目标。最后，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被收购的银行中有10家（包括三家外资银行子公司）也是在那一时期成立的。
就所有权基础上的商业银行资产分布而言，图2显示商业银行大部分是由私人部门所有。在过去，国有的菲律宾国家银行以30%的资产份额主导了这个部门，这家银行因80年代中期的危机而陷入困境并被重组，后在90年代中期被私有化，它的资产份额也下降到了2006年的6%。三家在90年代中期被升格为商业银行的国有银行占有商业银行体系14%的资产份额。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分行和子公司的资产份额则从1994年的9%提高到2001年的19%，然后因几家外资银行子公司被国内私有银行收购而下降到2006年的15%。因此，外资银行在菲律宾银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后，国内私有银行一直持有整个商业银行体系总资产的至少70%。
外资银行在菲律宾银行业中更大程度地参与在国内私有银行的所有权结构中也得到了反映。到2003年不到一半的国内私有银行完全由菲律宾人所有。在那些位列前20大银行的国内私有银行中，只有6家依然保持由菲律宾人完全所有。但是，外资只在4家中持有超过20%的股权。因此外资持股40%的上限还远未构成一种限制。
对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银行业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很有限，大部分的研究发现仅对竞争、效率以及盈利性有轻微的影响。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内外资银行的进入增加了银行业的竞争，尤其是在90年代后期。然而，把银行分成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银行显现出不同的竞争趋势。特别是那些最大的银行更可能面临更小的竞争而表现出更大的垄断性竞争优势，然而那些小型银行则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另外，合并后的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显现出竞争更趋激烈的趋势。总之，竞争的更趋激烈大部分是针对小型银行而非大银行而言的。
下面探讨商业银行部门的其他结构性指标。
集中度的测度。图3是菲律宾银行体系集中度情况。虽然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index）的值很小的情况下，其实际值对不当集中可能并没有具有指标性意义，但是对这一趋势的观察仍然很有帮助。赫芬达尔指数在90年代上半叶在下降，显示商业银行体系的集中度随着新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的进入而下降。这一趋势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被逆转，这意味着那段时间内发生的并购也导致了集中度的上升。当我们观察前3大银行、前5大银行以及前10大银行的资产比重时，类似的趋势也同样明显。在1995年外资银行准入政策放松以前，前5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比重达到50%，这一比重在1997年下降到37%，随后这一下降趋势便被逆转。另外，排名最靠前的10大银行与最靠后的10大银行的资产比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总的来说，菲律宾银行体系将继续由少数大型全能银行和大量小型银行所主导。过分集中的担忧来自于可能产生的垄断。
表3是选取的东亚经济体的银行部门整合化与分散化情况。结果显示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银行业的整合度有显著提高，这可以通过各国尤其是韩国、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的银行的平均规模大幅提高表现出来。这一趋势在菲律宾银行体系上也得到了反映，但程度则较轻――菲律宾的银行的规模要明显小于同类国家比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银行。虽然银行所提供服务的范围是很难系统测度的，但是收入多元化指数显示银行已经开始扩大它们的服务范围，以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对它们借贷业务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尤为明显。
盈利性的衡量。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菲律宾银行业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商业银行存贷的巨大利差，而这又是由隐性和显性税收（比如较高的准备金和强制性信贷要求）、较高的运营成本（尤其是小型银行）以及较高的利润率（尤其是大型银行）等形式的高昂金融中介成本造成的。这一点在同其他国家比较时就会更加明显。有人也指出存贷的高利差并不仅仅缘于税收，同时也是由某些大银行的垄断地位造成的。
菲律宾银行的净利差与总资产的平均比率在1988～1995年期间是4.2%。同期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这一比率分别为3.5%和3.1%。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菲律宾的银行运营成本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管理费用，菲律宾银行的管理费用与总资产的平均比率在1988～1995年期间是大约4.4%，而同期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这一比率分别为2.9%和2.0%。虽然承受着较高的运营成本，菲律宾银行的盈利性似乎更好。在同期其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大约为2%，而这一比率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分别为0.9%和1.1%。因此，世界银行指出“高成本下的高利润现实缺乏竞争，这也被银行业的高集中度所证实……”。图5显示了1995年到2006年期间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向盈利性更强的零售借贷的转变使菲律宾银行在1995～1997年期间保持了利差和净利息利润率――虽然这可能也是由其他宏观经济和监管因素造成的。外资银行通常在公司贷款和非分支机构的金融服务上与国内银行进行竞争。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使国内银行关注其他细分市场，因为这些细分市场能够产生较高的利润。因此，国内银行将他们的焦点转向为中间和零售客户开发产品和服务。国内银行对零售业务的更大关注也可能缘于他们较高的运营成本，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分支机构、设备和人员为零售客户提供服务。因此较高的运营成本就会转化为较高的利差。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利润率下降了较大幅度，同时也持续了较长时间（直到2002年才有所恢复）。银行利润率的下降很可能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衰退。
宏观审慎性指标。菲律宾银行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并未出现大规模的破产，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银行表现得要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相关改革政策的实施尤其是银行业审慎监管上的进步。事实上，危机前菲律宾银行业的制度性框架的评级要比该地区其他国家的银行要好（表4）。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菲律宾银行业并没有出现“繁荣”，也就无所谓“萧条”了。
由于最低资本要求的持续提高，菲律宾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危机之前甚至比较高――在1997年大约为16%。因此也有人提出菲律宾银行的高利差是由于其过度资本化。从1997年开始公司破产和提交到证交会的检举不断增加，但这并没有像其他处于危机中的国家那样普遍，同时菲律宾也未出现家族集团的破产。
当1997年菲律宾比索开始贬值时，菲律宾中央银行也给银行体系提供了流动性支持。但是由于后来的经济萎缩，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也从危机前的3%大幅提高到危机期间的15%并且在2001年达到17%的最高值。虽然不良贷款比率是央行真正担心的，但是菲律宾央行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银行并没有处于危机状态。相反，提高他们资产质量的责任留给了银行，比如央行尤其鼓励银行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他们的不良资产。但是，《特殊目的公司法》迟迟没有通过，该法案直到2003年才通过并推出一些税收优惠和减少成本的政策以鼓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私人投资者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因此，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的显著降低是在近年才出现的。但是商业银行的信贷仍然不振，直到2006年才有所恢复。
菲律宾商业银行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菲律宾银行业已经从80年代时的一个封闭的、静态的、政府主导的产业转变为90年代时的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并且由市场决定的产业。毫不奇怪地说，新的商业银行结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制度化的改革政策，而这些改革政策也凸现了监管框架本身作为产业结构决定因素的地位。这包括准入与设立分支机构的自由化（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以及后来的一些政策逆转和伴随着鼓励银行并购政策的审慎性监管的强化。
总的来说，菲律宾商业银行体系将继续由少量主导性的全能银行和大量小型银行所占据，这构成了其基本结构特征。但是即使90年代通过资产分布体现的产业集中度保持了相对稳定，集中度变化的结构仍然是动态的。尤其是银行整合的浪潮，它导致了更多规模相当的大型银行的出现，而这是有利于增加竞争的。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私有商业银行的数量从1997年33家（包括18家全能银行和15家一般商业银行）的高点下降到2006年的19家（包括11家全能银行和8家一般商业银行）。但是整合带来的集中度的提高并没有那些最大的银行带来更高的利润率。
一、金融危机对会计准则提出新的挑战
国内外会计舞弊案件的层出不穷及其危害之大，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危害之深远，会计监管不力难逃其咎并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会计监管的思考。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各界一方面忙着寻找罪魁祸首；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应对危机的举措。人们从次贷危机追溯到衍生金融产品，追溯到市场及市场信用，进而牵扯到会计准则和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成了金融危机的原凶之一，会计准则也成了金融危机的救“市”主。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进而政府如何规范会计信息、是否修订会计准则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到底会计准则与金融危机甚至与全球经济危机有何关系成为我们不得不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于政府规范会计信息规则的必要性普遍赞同，特别是在本次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日益漫延的现实情况下，对会计准则的质疑和加强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特别是企业风险信息的披露的呼声日渐增强。但是对于如何规范以及规范的范围、规范的强度则众说纷纭，仍无定论。特别是在我国，新会计准则于2006年2月，并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开始施行，同时鼓励其他企业执行。新准则执行三年的实践，是否如各界所望规范了会计信息、进而避免了或减少了资本市场上大量的财务舞弊或盈余管理行为就成为一个现实研究课题。同时，新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刚刚实行一年多，即遭遇一次全球性的金融以至经济危机，危机对新会计准则提出了新的挑战，会计准则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无论从理论研究出发还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新会计准则的完善与会计监管模式何去何从值得人们探讨，而且迫切性日渐增强。因而，对我国新会计准则的经济学分析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我国新会计准则性质的规范经济学分析
有关会计准则的性质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论述，本文认为有关准则性质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技术规范观
该观点流行于会计准则产生之初，认为会计准则就是一种客观标准。持“技术观”的学者认为，会计准则是纯粹的技术性规范手段，是客观的约束机制。如杨纪婉（1992）认为，会计准则是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核算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会计行为的规范化要求。葛家澍（1996）也指出：我们已经明确，企业会计准则是企业会计核算的规范。从这种观点的出发，会计准则制定者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建立一套科学的、完善一致的会计原则，并据此设计出合理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他们相信，只要借助科学合理的理论和有效的制定程序，会计准则就应该或能够达到完善，并发挥理想的规范作用。
（二）政治程序结果观或分配标准观
“经济后果”作为会计准则制定中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的。该观点认为会计准则安排直接形成资源配置状况，或影响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按照曾任美国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泽夫（Zeff，1978）教授的理解，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这些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又可能对其他团体的利益产生影响。后来的学者将之称为“经济后果”。简单地说，就是不同的会计准则和不同的会计程序导致各个主体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
（三）产权安排观
该观点认为，“会计准则属于产权制度范畴，它是产权制度的一种或特定社会产权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会计准则作为提供会计信息的主要规范，其基本结构是产权经济模式的自然反映，产权关系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而出现了不同的会计准则规范，以维护其特有的企业产权关系。“显然，会计准则作为会计行为的规范与制度，它是以产权理论为基础的，并且，其运行是否有效、作用发挥是否正常，也有赖于其产权界定恰当与否。”因此，可以说，任何一种会计准则都体现了对某些特定主体产权（财产权利或经济利益）的保护。
（四）公共合约观
“从公共选择理论看：会计准则是一种公共物品”。该观点是把对会计准则性质的认识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认为会计准则是一种公共物品，是调节社会利益集团经济关系的会计行为规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由于其公共物品性，政府在其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要考虑各个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最终成为多方博弈均衡的产物，在性质上也就表现为企业利益关系人共同“签署”的合约的一部分，是一份关于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的公共合约。它的产生是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缺陷，对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制定权以一种公共的合约安排来替代原先的单个企业的私人合约安排以节省社会交易成本。
上述四种观点各有所长，都有可取之处。本文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将会计准则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只是看到了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所呈现的技术规范这一外在形式，而没有对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及实施后果给予足够的关注，但是它是会计准则的一个重要性质。该观点由于其目标的单一性和明确性，更易用于指导准则制定并能突出准则制定者在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地位和独立作用，但由于其忽视了准则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和政治程序的影响，往往会导致过分夸大准则的作用而影响对准则功能的客观评价。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会计准则制定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该观点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会计准则的制定必然是一个政治性的过程，任何一种会计准则都体现了对某些特定利益主体的保护，但该观点更多地是对准则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关注，而非准则的实质反映。第三种产权安排观主要从产权的视角分析了会计准则背后的产权诉求，强调了会计准则对产权主体的保护，实则是准则功能的体现；而第四种公共合约观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在会计领域的运用。它所依赖的核心概念是“交易费用”及“公共物品”等，即会计准则是一项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的结果。会计准则这一公共合约是为了适应现代企业发展而进行的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创新的结果，是对准则性质的较为宽泛的认识。
本文认为，对会计准则性质的理解应建立在上述四种观点的融合之上：正由于技术规范观强调准则应该客观有序，因此我国新会计准则应从技术规范的角度考虑构建具有逻辑一致性的概念框架指导下的完善的会计准则体系；而经济后果观的直接推论就是准则制定程序的政治性，该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在准则制定过程中一方面应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另一方面又要看清各方背后隐藏的不同利益集团利益角逐的本质，尽可能维护多数主体的利益。从产权安排观出发，可以使我们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与修改时充分考虑社会产权制度的稳定和对产权的保护。从公共合约观出发，我们知道政府拥有一般通用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这种准则具有较大的强制性。公共合约之所以得以达成是由于政府强制力的作用和其能节约交易费用，但如果出现政府“创租”或“寻租”，或者由于公共合约的强制性执行而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超出了交易费用的节约，那么就将是对市场的扭曲而得不偿失。
三、结束语：新会计准则的性质分析
本文认为，在分析我国新会计准则的性质问题时，应该遵循一个由核心向逐步拓展的思路：
首先，新会计准则是用来规范现实会计实务并指导会计实务的行为规范。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各种规章制度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约束，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交错的规范体系。不同市场主体通过财务报告对外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技术规范或标准，而是各行其是，则信息使用者面对五花八门的信息表达将会无所适从。因此，必须有一套统一的规范或标准来指导和约束市场不同主体的信息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会计准则首先应当是一个纯客观、技术性的约束机制，是用来指导和检验实务的标准，这是会计准则的基本职能体现，是它的核心特征。正是基于此，当我国社会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之中，当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之时，种种新的经济业务要求有新的会计规范和标准进行指导，我国财政部适时修订并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作为对企业会计实务的指导和行为规范。
其次，新会计准则是一种公共规范，具有权威性。会计准则要能普遍被接受和认可，还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权威性的支持。所谓权威性支持，即国家政府强制力的介入。因为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性，使得信息的提供者必然有所保留，从而影响信息的透明度和完整性，使得流传于市场上的财务信息容易失真。然而，公共物品的利益属于社会大众，不当的公共物品将有损于公众的利益。因此，为了避免因会计信息的误导而发生大的市场波动，推动社会经济秩序正常有序的发展，政府必须通过一定的强制性手段，促使企业提供“公允恰当”的公共物品，以维护财务信息的质量，确保公众整体的利益。可见，会计准则应当是规范各利益方行为的公共规范，应具有强制性。新会计准则正是我国政府基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的立场而主导制定的，要求市场经济体系利益各方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具有强制性和威慑力。
关键词：金融危机；原因；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190-03
一、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国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危机迅速在全球蔓延，全世界遭遇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这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大多将其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活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任其无限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爆发危机；一部分人认为是格林斯潘及其管理的美联储在美国长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是危机发生的基本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深层次原因是美国长期超前消费的经济模式。虽然理论界的争论还没有得出结论，但是，不可否认，这次起源于美国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的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多重的。
1.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了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为刺激经济，美联储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这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房价的持续上涨使美国居民相信，购买房屋是无风险的投资，对住房的需求大幅膨胀，进而促进了债务大量增加、金融机构杠杆率提高，导致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迅速膨胀。过高的资产价格引发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财政政策方面，美国所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减税计划，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留下了隐患。“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另一方面发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政府开支不断扩张。经济增长结构进一步失衡，直至危机爆发。
2.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也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调整能力，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而且金融市场的决策者和监管当局没有充分估计到金融市场上不断积聚的风险，没能及时采取有效的监管行动。2005年5月，面对质疑衍生品泛滥、要求美联储介入次贷监管的舆论，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坚决反对政府加强金融监管。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存在漏洞，导致监管的错位和滞后。1999年11月4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以来，美国金融业进入了创新迭出的混业经营阶段，但金融监管仍沿袭旧有的体制，没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金融业的一些领域存在重复监管，但另一些领域却存在监管真空，监管机构很难实现有效协调。
以上两点无疑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政策和体制方面的重要原因，但是并不是危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要从经济学来理解此次危机深层次原因：
1.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资本论》认为，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特别是货币的出现，生产过程之前和之后的交换产生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离，一旦这种分离导致商品卖出受阻，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的危机就会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存在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两种不同的形式。货币资本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其职能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生产剩余价值准备条件。而产业循环中的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则被称之为现实资本。如果把股权融资凭证、债权融资凭证等包括进来的话，则可以将作为价值符号的非现实资本，统称为虚拟资本。现实中，虚拟资本的运作直接表现为分配和交换关系。虚拟资本并不直接进入生产领域，也未直接用来消费，它处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一般来说，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是没有生产成本的，其价格取决于人们在市场上对它的估价，也就是取决于人们对这类资产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可以将这类资产的价格看做是由人们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所有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包括地产、证券、无形资产等，构成了虚拟资本系统。虚拟资本积累，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与实体资本积累相脱节的，即虚拟资本积累反映的价值符号可以与实体资本的真实价值无关。虚拟资本的量与实体资本的量不一致，并且信用经济越发达，虚拟资本的量就可能更多地超过实体资本的量。一旦超量过大，交易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就会受到冲击，虚拟资本量相应会急剧缩小，这就可以直接引发金融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明确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
2.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即通常所说的“自由竞争”，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结果只能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加大贫富差距。在这种自由放任的状态下，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就越加明显，生产的社会化要求政府从宏观上进行资源配置，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会表现为生产的过剩，因为市场经济无法合理解决个别企业投资、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投资、生产盲目性之间的矛盾，因此金融危机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加上“自由过度”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这次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可以充分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来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金融管制解除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大量的资本从实物生产和贸易领域转向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等投机场所，导致有价证券、存款贷款、外汇等无实物载体的虚拟资本剧增。与此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却因为需求的增加而只能靠借贷消费。从宏观上看，金融的不断扩张使得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透支经济”，形成了典型的借贷消费模式，而这种模式也因为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自由市场经济得到变相的鼓励。此外，随着资本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美国的少数大银行几乎控制着全社会的货币资本，风险非但没有因为市场的自行调节得到稀释，反而变得更加集中。因此，虽然金融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矛盾，经济表现出繁荣景象，但是这种繁荣的背后却孕育着新的矛盾和危机。
二、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一）实体经济的基本概念
1.实体经济的定义。从经济学角度讲，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2.实体经济的特点与功能。实体经济是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最典型的有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种养采掘、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下降性。
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其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1）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功能。人类生存需要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那么人类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保证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停止，那么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3）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保证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那么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质的根基。
（二）中国实体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此次金融危机对各国虚拟经济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一些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从事海外投资、商品期货交易和其他金融衍生品交易时遭受亏损。但是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可以说是“未伤筋骨”。广东作为中国最大的劳动密集型省份，在金融危机中真正关闭、停产、半停产的只占1%多一点。以东莞为例，2008年底统计表明东莞市真正倒闭的企业是900家，据当地数据显示，其实历年都是这个规模。与此同时，还有八九百家企业新注册，相对是平衡的。中国的制造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最大，但只是订单减少，一些小规模企业停产或半停产，这些资本的损失不会对中国造成根本影响，是可以承受的。
（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 （1）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2）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运行、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的两条途径：第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第二条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3）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1）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为空中楼阁。（2）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3）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四）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第一，实体经济健康、稳步发展，可以为防止泡沫经济的发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虚拟经济泡沫往往只是金融危机的诱因，而深层原因是实体经济出现问题。第二，实体经济可以快速发展带动虚拟经济。这一点通过传递作用表现出来，经济发展主要靠实体经济带动，经济增长可以带动虚拟经济增长。第三，实体经济促进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背离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必然演变成金融市场内部的价格投机，进而催生大量泡沫。这种失去支撑的、单纯逐利的“横冲直撞”，对市场的破坏不可估量。面向实体经济需求推动金融创新，要求金融机构市场需求调查和客户需求分析，量体裁衣，使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加契合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实体经济
这次金融危机带来了几个大调整，包括人们消费观念的大调整，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发达国家发展观念的大调整，如美国提出“再工业化”等。这些都对正在进行大规模产业调整的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各国再次深刻认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虚拟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实体经济中孕育出来的，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高于虚拟经济。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纷纷通过扶持本国实体经济抵御金融危机，更加说明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优化，通过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表现出来，所以要坚持把培育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加快生产业发展统一起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存量调整和增量优化。
1.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基础和重要支柱力量。要全面组织钢铁、石化、建材、汽车、船舶、医药、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轻工食品等产业转型升级规划的实施。重点抓好信息技术对装备制造、电力、石化、冶金、建材、纺织、印染等七大重点行业的改造提升。建立健全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加快淘汰电力、钢铁、水泥、有色、造纸、皮革、印染等行业的落后产能，推动新一轮热电联产改造。
2.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抢抓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机遇、打造经济新增长点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抓紧制定生物产业、物联网产业、3G产业、电动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广应用及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新兴产业培育的目标定位、总体布局、发展导向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
3.重视发展生产业。组织编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生产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国际贸易、创意设计和售后服务等生产业，落实各项促进生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重点探索产业集群、百强企业分离发展生产业，抓好生产业集聚区建设，逐步实现从单个企业分离到整个产业分离，从分离后为母体服务到为整个产业和社会服务两大转变。鼓励工业企业将生产辅助、售后、生活等服务内容外包，推动制造业向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两端延伸、向价值链高端提升，提高传统特色产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推动生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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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房地产业；金融业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061－03
一、北京市丰台区第三产业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生产总值增速略有放缓
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7年丰台区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为3 402 289万元，同比增长13.7%。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7》、《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5、2006、2007三年，丰台区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与北京市及城市功能拓展区平均状况对比见表1、表2。
由表1、表2可知， 2005、2006、2007三年，丰台区第三产业GDP逐年递增，2007年比2006年增长13.7%，略低于2007年北京市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的13.8%，远低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平均增长率的19.2%。2006年比2005年增长14.3%，高于北京市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14.1%，低于城市功能扩展区平均增长率17.0%。可以看出2007年，丰台区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有放缓迹象，2007年增长率已经落后于北京市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平均水平。虽然GDP增长率不能被看做判断经济形式的定性指标，但种种迹象表明丰台区2008年以来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总体上是稳定的，但由于2006年以来金融危机影响的凸显，GDP增长的速度略有放缓。
（二）第三产业比重下降
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7》、《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5、2006、2007年三年，丰台区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007年第三产业比重为70.82%，2006年比重为72.31%，2005年比重为73.45%（表3）。可见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所占比重逐年升高，尤其是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尽管第三产业总体保持了平稳增长态势，但是由于金融危机金融房地产市场低迷，总体增速有所回落。
（三）第三产业中主导产业产值稳定增长
2007年各主导产业所占比重如图1。
由图1可知， 2007年，丰台区第三产业总体运行平稳，全区第三产业的主导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占丰台区第三产业总产值的13.7%；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占16.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7.0%；金融业占12.0%；房地产业占13.2%。尽管第三产业总体保持了平稳增长态势，但是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走势也非常值得重视。
1.批发和零售业
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7年，丰台区批发和零售业生产总值为466 814万元，比2006年同比增长了8.2%。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7》、《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5、2006、2007年三年，丰台区批发和零售业GDP对比见图2。
由图2可知，2005、2006、2007年三年，丰台区批发零售业GDP逐年递增，2007年比2006年增长8.2%，2006年比2005年增长19.9%，增长率大幅度上升了。
2.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7年，丰台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生产总值为569 261万元，比2006年同比增长了2.9%。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7》、《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5、2006、2007三年，丰台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GDP对比如图3。
由图3可知，2005、2006、2007年三年，丰台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GDP逐年递增，2007年比2006年同比增长2.9%，2006年比2005年同比增长10.9%，增长幅度明显放缓。
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7年，丰台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总值为238 971万元，比2006年同比增长了119%。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7》、《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5、2006、2007年三年，丰台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DP对比如图4。
由图4可知，2005、2006、2007年三年，丰台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DP增减交替，2007年比2006年同比增长119%，2006年比2005年同比增长-26%，2006年经历负增长之后，2007年增长幅度巨大。
4.金融业
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7年，丰台区金融业生产总值为408 404万元，比2006年同比增长了0.7%。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7》、《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5、2006、2007三年，丰台区金融业GDP对比如图5。
由图5可知，2005、2006、2007年三年，丰台区金融业GDP增减交替，2007年比2006年同比增长0.7%，2006年比2005年同比增长-2.0%，2006年金融危机爆发落入谷底之后，07年有所反弹，这与金融危机影响还未显现和我国及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
5.房地产业
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7年，丰台区房地产业生产总值为448 459万元，比2006年同比增长了7.6%。根据《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7》、《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2005、2006、2007年三年，丰台区房地产业GDP对比如图6。
由图6可知，2005、2006、2007年三年，丰台区房地产业GDP逐年递增，2007年比2006年同比增长7.6%，2006年比2005年同比增长41.7%，总体上温度增加，但2007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趋势有所放缓。
（四）丰台区第三产业受影响的主要行业
1.房地产业持续低迷
从2008年7月以来，受经济危机影响，房地产业一直低迷，这对于房地产业曾占全区财政收入达40%的丰台区来说，发展压力显而易见。实质上，从很早以前政府就已经给房地产业高度的政策关注，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怎样改变房地产业低迷的状况，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2.金融业潜在风险尚存，整改形势紧迫
经济危机导致丰台区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低迷，消费热点降温。部分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就业形势严峻。中小企业停产、歇业现象增多，一些大企业也出现较大亏损。财政收入增幅逐步回落，金融市场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外贸进出口增幅回落较快，投资增长有所放慢。因此，金融危机带给丰台区金融业的问题是相当大的，在这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对金融业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提出有效的措施，将是至关重要的。
二、金融危机对丰台区第三产业的影响
目前，金融危机对丰台区经济直接影响不大，但间接影响已逐渐显现，特别是通过金融传染机制和预期传染机制对丰台区的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不断加深。2008年至今，丰台区第三产业总体运行平稳，批发和零售、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等重点行业带动作用明显。但受金融海啸、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影响，总体收入增速比上半年有所回落。
2007年三季度，规模以上第三产业单位已达1 670家。实现营业收入1 165.6亿元，同比增长8.9％，比上半年回落5.2个百分点；总资产达4 540.4亿元，同比增长15.1％；
从重点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营业收入位居前三，分别实现439.6亿元、343亿元和118.8亿元，三行业实现收入占第三产业的77.3%；同时，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营业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24.6％和41.2％，拉动第三产业增长17.5个百分点。
从行业内部看，批发和零售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销售汽车的拉动。销售新车实现的销售额113.3亿元，同比增长34.7%。
与此同时，受金融海啸、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收入均出现下滑。金融业实现营业收入28.4亿元，同比下降81.0％；房地产实现营业收入63亿元，同比下降18.2％。
从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的分组来看，现代服务业企业有899家，占53.8％；实现营业收入573.9亿元，受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影响同比下降2.3％；实现利润81.8亿元，同比下降9.9％。传统服务业企业有771家，实现营业收入591.7亿元，同比增长22.4％。
从上述分析看出，全区第三产业的主导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尽管第三产业总体保持了平稳增长态势，但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走势也非常值得关注。
三、丰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对策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并保持第三产业持续协调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一）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政府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采取各种形式引导企业和员工坚定信心，共渡难关，要激发企业和员工的智慧，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妥善处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依靠商业、服务业来化解房地产业的低迷
2008年，丰台区商业服务业完成税收13.8亿元，增长26%，商业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超出全区平均增长10个百分点。2009年，丰台区政府要求保证税收增长10%，那就是1.4亿元。商务部门在推动行业发展、引进品牌企业方面的作用将更加突出，而有着强劲势头的商业服务业已成为拉动丰台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1月份，丰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57.1亿元，同比增长33.7%，远高于北京市的平均水平。
（三）以加大对农村投入、扩大消费来解决金融业问题
笔者认为，金融业的问题关键在于“法治”，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的关系，金融监管要始终与金融创新的步伐相适应。进一步完善金融立法，维护金融安全。当前，金融问题的核心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要坚持“市场为主、各方联动、化多为少、化少为多、标本兼治、综合解决”的思路。“化多为少，化少为多”是指将城市的过剩流动性引向农村和小企业，因此，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体系，通过配套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引导资金流入农村。
丰台区的各类社会阶层属于不同的消费阶层，基本上有三类消费阶层：第一，温饱型阶层；第二，小康型阶层；第三，富裕型阶层。第一阶层主要解决吃、穿的需求，丰台区已基本解决。第二层的主要问题住、行，也基本解决。而第三层在前两个消费层次的基础上，解决教育、医疗、旅游、健身、文化艺术乃至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却远未解决。因此具体建议如下：
丰台区社会文化相对落后的城区功能定位比较模糊，但有自己的优势，即发展空间比较广阔。丰台区具有新城区的显著特点，但是配套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环境卫生、社区安全、群众文化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区存在着距离。改善居住环境和社区景观尤其是改善人文环境，对推动城市发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良好的形象会为丰台区带来适宜的投资者。因此，必须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推进新城建设，加快教育、医疗、旅游的投资；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将过剩的流动性资金通过财政转移方式用于全民医疗、教育、低保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投资。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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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5]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6] 北京市丰台区政府.关于丰台区2007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834?经济概况.2008-04-03.
[7]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城八区主要经济指标对比.?829?经济概况.2008-09-04.
[8]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bjstats.省略/xwgb/tjgb/ndgb/200902/t20090209_136443.htm.2009-01-10.
关键词：金融危机 信息不对称 市场摩擦 流动性冲击 放大机制
金融经济周期是指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 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而形成的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Mishkin，F.S，1999）。对于如何解释货币冲击或股市崩盘导致的短期经济剧烈波动，传统周期理论已然不具备说服力。而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从委托-问题切入，为人们认识金融危机的形成、发展和蔓延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视角，同时对现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具有一定的启示。
理论回顾
Bagehot最早正式将金融因素引入经济周期模型，并尝试建立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他指出，当银行家手中的可贷资金余额全被借光，将会刺激真实经济扩张， 拉动真实利率和商品价格上升。在繁荣阶段过后， 整个经济结构就变得十分脆弱，这将导致经济扩张的结束（宋玉华、李泽祥，2007）。
Fisher（1933）等人提出的信贷周期理论奠定了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Fishe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指出在信息不对称、存在金融市场缺陷的条件下，经济繁荣阶段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的“债务清算”及“困境抛售”等外生冲击，是生成信贷周期的重要原因，银行信贷是经济周期的重要传导渠道。
由于“货币中性论”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导致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发展迟缓。到20世纪80年代，Bernanke等人对货币和证券“中性论”进行了批判，认为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运行影响显著，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该理论从委托-问题切入，认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市场摩擦会放大金融冲击，解释了货币或资产价格冲击导致经济短期剧烈波动的现象。“借款人资产负债表渠道”和“银行信贷渠道”是金融经济周期里两个最重要的放大传导机制，通过市场摩擦发生作用（Campello，M，2003）。金融市场上起初较小的冲击，被这两个机制不断放大，致使流动性加速收缩，影响企业的融资条件和投资水平，从而导致经济出现剧烈的波动。
信息不对称在金融危机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
金融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或由不完全市场和合同造成的不可证实的信息会产生市场摩擦。市场摩擦使得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市场上的市场摩擦一方面限制了最优风险分散，另一方面阻碍了资金的有效配置，即资金流向具有投资机会的投资者。这些投资机会可能是真实项目，也可能是由于金融资产定价错误造成的市场套利机会。
比如次贷危机发生前的美国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就比较严重。由于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产品和市场变得日益复杂。一些金融产品，特别是结构性产品，其价值依赖于违约事件的相关性结构，这本身就难以估算。对资产抵押证券定价也很困难，其打包抵押的资产池里包括抵押贷款、学生贷款等资产，要准确定价就必须对资产池里每一项资产的质量核实、估价。这就产生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此外，专业化导致金融市场进一步细分，能对市场上的金融产品给以正确估价的投资者越来越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专业投资者和非专业投资者之间变得格外严重。
市场上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恶化。各种金融衍生品从“贷款发起到最终证券化销售”链条上涉及很多环节和机构，美国分散的监管体制使得没有一个机构能全程监管并负责整体风险状况。美国非银行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体系）在危机发生前几年发展迅速，但美联储对结构投资载体（SIVs）、投资银行等重要市场参与者缺乏有效监管，未能实现金融安全网的全面覆盖。而市场监管者又过于信赖新型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管理能力，对金融机构放松借贷标准的行为没有及时制止。这样的监管真空把信息不对称的矛盾推向深化。
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市场摩擦阻碍了市场自我调整，限制了市场套利活动。套利的速度因为受到套利者资金和知识的限制而降低，专业投资者需要时间去筹集资金，非专业投资者需要时间去理解如何投资复杂的资产，因而市场摩擦本身消失得很慢。当市场价格发生异常波动时，市场摩擦的长时间存在阻碍了价格修正，并且成为流动性冲击放大机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流动性冲击与金融危机的互动关系
（一）危机前后的流动性变化
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变化会贯穿于整个金融危机。通常在危机以前信贷条件宽松，流动性充裕，筹措资金容易。例如，美国的次贷危机根源其实早已存在。美联储认为科技泡沫的破裂和9/11事件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因此及时应对，在2001-2004年期间为经济提供大量流动性。当成功地化解了这些外部冲击后，美联储没有及时收回流动性，过多的流动性继续留在货币市场，导致市场实际利率长时间处于低位，以致房地产市场出现大量泡沫，从而产生危机。Berger和Bouwman（2008）研究发现银行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危机之前都会有不正常的正的流动性创造。这一特征完全符合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反映了危机之前资本积聚和借贷标准的放松。
在危机发生后，市场上流动性骤然逆转，从流动性过剩变为流动性紧缩。而流动性紧缩状况迅速蔓延，最初出现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情况恶化扩散到杠杆融资和与抵押贷款有关的结构性信贷市场，并传递至全球货币市场，随后影响到从低信用等级到高信用等级的公司信贷市场，并影响到优质居民房屋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最后威胁到新兴市场资产。当流动性紧缩情况继续恶化，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时，货币当局开始干预市场，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对受困的金融机构和相关市场参与者提供流动性，保证金融体系稳定和其职能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