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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策解读“十二五”规划纲要）》，人民网
③陈筠，《两岸新闻交流回顾与展望――专访国台办新闻局局长李维一》，《两岸关系》，2009（3）：27
④《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
⑤张立，《台湾新移民的传播轮廓――长住大陆台湾人的接触媒介行为与动机之关联性研究》
关键词：云台山；地质公园；旅游资源；提升
地质公园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次把珍贵、稀有的地质遗迹作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全球性地保护，推动了全球自然资源，特别是地质遗迹保护进程。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境内，山区地形复杂，气候随海拔与山势山形变化各异、差异明显。云台山景区虽然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但随着旅游产业从观光向休闲度假的升级和人们旅游需求的不断变化，传统景区以观光为特色的旅游方式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冷落。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体验性、休闲性等现代旅游元素，食、住、行、游、购、娱发展不协调，严重制约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发展，本文将指出目前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其发展提升策略，使云台山取得新的发展空间。
一、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资源评价
1.地质地貌景观。一般的地貌都是由一种作用形成，即使是两种形成的，也是以其中的一种为主。而云台地貌是两种作用非常平均的共同作用形成。正是这种原因的独特性，也就造就了云台山整片地方的地质地貌都与其他地方呈现出不一样的非常明显的特点，构成了区内峡谷幽深、群山耸峙、飞瀑清泉的太行绝景，对研究新构造运动和裂谷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2.生物景观。云台山地质公园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约650mm，平均温度15.7℃，全年有效积温为4874.8℃，气温日变化幅度较大，景区内的众多的湖泊、河流、群山等景观构成了云台山多样的生物群落和丰富的生物资源。
3.人文景观。汉献帝刘协、魏晋”竹林七贤”、唐朝孙思邈、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将尉迟敬等均在此留下了历史遗迹。唐宋以后，文人墨客逐渐选择云台山作为游山玩水、吟诗作赋的休闲去处。
二、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经济发展现状
现在，云台山已经塑造了鲜明的“云台山水”形象，确立了“云台山水・峡谷极品”的主题定位，连续宣传其山、水资源最佳组合的峡谷景观资源诉求，而使生态主题得到鲜明的体现，并由此打造出了景区的核心竞争力品牌。
云台山景区重点包装了十个景点：红石峡、泉瀑峡、潭瀑峡、青龙峡、万善寺、子房湖、茱萸峰、百家岩、叠彩洞和猕猴谷，在峡、瀑、寺、湖、峰、洞、古迹和隐士文化等方面也给予重视，十大景点都有特点，让游客流连忘返。
三、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经济发展主要问题分析
1.各景区发展缺乏同步性。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由云台山主景区、青龙峡、青天河、神农山、峰林峡5个景区组成，近年来主景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迅速，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而其所辖的青龙峡、青天河、神农山、峰林峡等园区经济发展落后。
2.游客严重超载，景观破坏严重。最近几年，焦作市政府先后出台制订《焦作市矿产资源规划》等多部法律法规，虽然得到了较好的效果，但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和重视，公园在特定时间段内接待的游客数量仍然严重高出最佳环境容载量。
3.未充分利用景区的科学研究价值。目前，我国地质公园普遍存在重申报轻开发问题。云台山地质公园也同样存在这种问题，缺乏对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充分利用。
4.旅游产品开发不成熟，旅游产业链条过短。旅游经济的发展，各部门之间的合作配合是关键，延长旅游产业链条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这样可以使旅游的娱乐和购物等其他功能得到发挥，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依据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的现状来看，观光旅游依然是其主要的重视领域。
四、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经济发展提升策略
1.实行“资源整合”，发展规模经济。为整合资源，理顺管理体制，将茱英峰、子房湖、百家岩、青龙峡等全部纳人云台山统一管理，实行人、财、物统一调配，合理使用。对景区周边的农业、农村进行了整合，实现“农旅合一”。
2.开发多种特色旅游产品，增加旅游收入渠道。云台山景区缺少具有焦作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很多产品雷同现象严重，不具备异质性，在其他的景区或者商店都有售。所以要开拓创新，多开发一些焦作特色产品，使旅游经济收入再上新台阶。
3.合理分配游客数量，协调各景区游客人数。在宣传上突出整体性外，还可以根据需求情况调节景区门票价格，对于经济效益差的景区，门票价格可以适当降低以吸引游客，其次可根据对各个景区生态环境容量的评估，把游客数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4.合理划分功能区，保护典型地质遗迹。云台山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学习国内外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方法等经验，根据科学的划分方式，进行科学合理的功能分区，可以把公园划分为历史遗迹保护区、特殊景观保护区、生态保护区、风景观光游览区和发展控制区等5个部分。
五、结论
21世纪是知识和科技密集型的时代，旅游经济的发展在竞争中除了要拥有优良的旅游产品外，还必须有先进科学的管理系统，科学合理的整体发展策略以及与时俱进的管理理念。云台山的开发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其大山水、大文化的先天资源优势，还要运用先进的科技辅助旅游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使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在将来取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郭威，丁华.论地质旅游资源[J].西安工程学院学报，2001，23（3）：60-63.
[2]樊克锋.河南焦作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资源特色及综合评价[J].资源调查与环境，2004，25（3）：224-228.
一、高速增长时期结束的原因
与过去30年相比，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经济增长由过去的快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在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6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10%;70-80年代仍保持较快增长速度。1971-198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9.4%,1981-199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8.1%。90年代（1991-2000年）台湾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则降为6.3%，明显转入中速增长时期。其二，经济呈较稳定增长态势。70-80年代台湾经济虽然平均增长速度较快，但受两次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各年增长幅度波动较大，20年中有9年经济呈两位数增长，其余为个位数增长，其中1974年增长率仅1.2%,1975、1982年分别为4.9%与3.6%。进入9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除了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为4.3%较低外，各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5.7%至7.6%之间，表现出较稳定的中速增长趋势（参见表1与图1）。
表1 台湾历年经济增长率 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平均
1951-1960
12 9.3 9.5 8.1 5.5 7.4 6.7 7.7 6.3 7.6
1961-1970 6.9 7.9 9.4 12.2 11.1 8.9 10.7 9.2 8.9 11.4 10
1971-1980 12.9 13.3 12.8 1.2 4.9 13.9 10.2 13.6 8.2 7.3 9.4
1981-1990 6.2 3.6 8.4 10.6 5 11.6 12.7 7.8 8.2 5.4 8.1
1991-2000 7.6 7.5 7 7.1 6.4 6.1 6.7 4.6 5.7 6
6.3
1951-2000
8.4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0》，台北，1991，第23-24页；
台湾“行政院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0》，台北，2001，第41-43页；
台湾“经建会”：《“自由中国”之工业》，2001年第4期，封面内页。
附图
图1 各年代经济增长走势
资料来源：同表1。
台湾经济之所以难以再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自80年代中期起台湾内外经济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有利的因素与条件明显失去，台湾社会经济进入转型时期。关于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但为了以下行文的方便及全文的完整性，这里仍作一概括论述。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对台湾不利的因素主要有：其一，美国对台湾的贸易压力日益增长。美国长期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国，但随着台湾对美顺差的不断扩大，台湾成为美国施加贸易压力的主要目标之一，台湾在被迫逐步开放岛内市场的同时，新台币大幅升值，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由1985年的39.9:1持续升值至1992年的25.4:1，升值幅度达36.3%，结果使台湾许多传统出口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其二，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加速发展，使台湾主要外贸市场面临更大挑战。继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成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生效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在1993年启动运行。各类地区经济集团都具有对内互惠、对外排他的双重经济功能，这种排他性对台湾传统的外贸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三，在国际市场上，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对台湾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80年代以前，台湾出口导向经济具有“抢先”优势，8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以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台湾传统的劳力密集型出口产品受到严峻挑战。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总之，过去10多年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使台湾经济陷入所谓前有强敌阻挡，后有追兵压力的“夹杀的困境”。
与此同时，台湾内部环境亦发生剧烈变化，制约了台湾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1)经济环境的改变。劳动力这一重要的基本生产要素，在过去二三十年是台湾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最大优势。但80年中期以来，一方面，随着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的迅速发展扩张，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在平均国民所得水平提高，而社会风气又转趋投机享乐环境下，年青人不再愿意从事较艰苦的体力劳动，这就更突出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劳力短缺的困境。台湾的工资水平因此大幅上升。结果，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台湾土地的价格在80年代下半期也出现暴涨情况。台湾土地面积原本有限，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加上相关土地政策的限制，工业用地供不应求的矛盾已日趋突出。80年代中期起，由于总体经济失衡，泡沫经济产生，房地产价格更是急剧高涨。这种状况加剧了工商业用地的紧张，厂商经营成本大幅上升。
(2)政治环境的改变。自80年代中期台湾取消“法”、开放报禁以来，台湾政治也进入了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首先，随着台湾政治体制由强权政治向多党政治的转换，岛内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对立斗争日趋尖锐，政局动荡不安，影响民间投资意愿。其次，台湾在社会与政治日趋多元化后，原有的
经济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形势发展，当局对经济的管理混乱无力，行政效率低落。第三，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金权政治与黑道问题日趋泛滥。财团与黑道势力不仅渗透“立法院”，影响经济决策，而且直接介入各个公共工程项目。黑金政治在直接侵蚀台湾经济肌体的同时，更造成治安恶化，社会秩序混乱，使投资者失去信心。
(3)社会环境的改变。战后台湾长期累积并被压制的各类社会矛盾随着强权政治体制的解体也不断爆发出来，影响较大者如环保运动、劳工运动等，转型中的台湾经济因此又增加了一重困难。总而言之，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经济、政治与社会均进入转折时期，经济发展受到的冲击与挑战是全方位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失去。
二、稳定中速增长的动力来源
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台湾经济无法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关于这一点人们较容易取得共识。但面对全方位的冲击与挑战，台湾经济并没有急剧衰退，而是维持了较稳定的中速增长水平，其原因何在？换言之，其稳定中速增长的动力为何？对此人们似乎关注得并不多。事实上，与过去30年相比，9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与同时期相类似的经济体相比，台湾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慢。70年代末同样被世界公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墨西哥、巴西及阿根廷三个拉美国家，1990-1998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3.3%及5.3%，而同期台湾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6.5%。即使在亚洲“四小龙”中，台湾亦排名第二，1990-1998年新加坡、韩国及香港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0%、6.2%及4.4%。[2](P337-338)认清支撑台湾经济稳定中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不仅可以加深对9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把握未来台湾经济增长的趋势。
（一）产业结构调整，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
面对新台币大幅升值、劳工成本上升及土地价格高涨等一系列巨大压力，台湾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失去发展的比较利益，无法有效地支撑经济持续发展，但在此过程中，台湾的产业结构逐渐调整升级，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较顺利地取代传统的纺织、塑胶等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支撑点，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内外形势剧烈变化对台湾造成的强烈冲击，使台湾经济还能维持中速增长。
1.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
80年代中期以来，在台湾当局的大力扶植下，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电子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刺激，台湾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为100），1990-2000年，台湾的制造业类指数由76.37提高到129.87，增加53.5个百分点；而其中，电机电子器材业指数则由55.37提高到185.43，增加130.0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远高于制造业的总体水平。[3](P166-169)电子信息产业在制造业中的地位相应快速上升，成为制造业的第一大产业。1987-1998年电子信息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16.89%提高为30.26%，在四大类制造业中的比重从末位升至首位；而同期传统民生工业则从首位降到末位，所占比重由31.52%下降为17.54%。2000年电子信息产业占整体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持续提高至37.8%。[4](P173)[5](P13)
2.电子信息产品成为台湾出口增长的新支柱
伴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电子信息产品出口迅速增长，从80年代中期起，电子信息产品取代纺织品及其相关产品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商品。2000年台湾电子、资讯与通讯产品出口512.5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4.54%，而纺织品出口152.19亿美元，所占比重仅为10.25%。[6]
3.技术密集产业成为台湾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来源
从劳动生产力角度观察能够更直接看出，以电子信息业为主的技术密集产业是9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据台湾“经建会”专家的研究分析[7]，1991-1999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5%，就其增长来源构成看，劳动生产力增长5.1%，就业增长1.4%。而台湾劳动生产力仍能维持5.1%的增长水平，主要因为技术密集工业劳动生产力大幅增长，促使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持续提升。1991-1999年台湾技术密集工业劳动生产力持续平均增长7.4%，而传统工业及基础工业劳动生产力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下降至2.5%及4.8%，由于前者的明显提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后者的下降，使制造业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平均达5.3%，高于整体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水平。
（二）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成为台湾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
自80年代中期起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使台湾传统的出口市场受到严峻的挑战，出口增长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受到影响。与此同时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恢复发展，两岸逐步形成了互补互利、日益紧密的经贸合作格局，大陆市场成为经济发展新的越来越重要的动力来源，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祖国大陆成为经济增长的极其重要的出口市场
如上所述，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主要是以美国市场空间来支持其经济发展的，但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台湾对美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0年占总额的23.5%。与此同时，两岸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使台湾较顺利地实现了发展空间的转换，祖国大陆市场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市场空间。2000年，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额（不含香港市场）达261.6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为17.6%，大陆市场追赶美国市场进而将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的趋势已十分明显。[8]
2.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台湾产业结构的转型
台湾产业结构能够从以劳力密集产业为主向以技术及资本密集产业为主转变，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祖国大陆市场的支持。在台湾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祖国大陆成为台湾转移劳力密集产业的最主要基地。那些在岛内不具竞争力或已失去优势的产业，由于在大陆寻找到了生存发展的新机会，所以没有遭遇倒闭破产的命运，没有拖欠银行债务而增加其呆账，台湾产业转型因此得以较为顺利进行。
在另一方面，到祖国大陆来投资设厂的台商，其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等，有许多仍自台湾进口，而这些产品大多属于重化工业及技术密集产业产品，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岛内相关重化工业及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推进台湾产业的转型过程。90年代中后期，祖国大陆又开始承接台湾较为成熟的电脑及半导体等产业。
3.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保证了台湾维持较雄厚的外汇储备
1997年台湾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强有力后盾，是其拥有较雄厚的外汇储备，而台湾对大陆贸易连年大量顺差则是台湾外汇储备增加的最大来源。从1993年起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额每年均超过其总体贸易顺差额，也就是说若无对祖国大陆贸易顺差，台湾总体外贸将呈净逆差，以2000年的情况来看，台湾总体外贸顺差额仅83.1亿美元，而对祖国大陆顺差额则达204.5亿美元，后者比前者多121.4亿美元。显而易见，倘若没有稳定的祖国大陆市场，台湾国际收支经常账项不可能维持顺差，其外汇储备也将大打折扣。
（三）公共投资的较快增长弥补了部分外需与民间投资的不足
面对内外经济环境剧变所引发的内外需求均呈不足的状况，台湾当局从80年代末起加速推动公共建设投资，1991年起又实施规模空前庞大的“六年建设计划”，大力推动各项重大公共建设工程。80年代末期以前，台湾“政府”固定投资占总固定投资的比重基本在20%下，1989年 达21.3%后逐年上升，1994年升至29.8%。公共投资持续扩大，带动了内部需求的扩张。1986-1990年台湾内部需求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为86.4%，到1994年这一比率已提高到96.9%。[2](P56)90年代上半期台湾经济维持中速增长，当局固定投资的持续增加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财政困难及公共工程执行进度落后等原因，台湾当局公共投资的增长逐渐减缓，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相应减弱。
三、稳定中速增长面临严重挑战
20世纪末期以来，台湾内外环境进一步发生新的剧烈变化，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明显增加，而经济自身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突出与激化。在此背景下，近10年来支撑台湾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呈现弱化趋势，台湾经济稳定中速增长因此面临严重挑战。
（一）制约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急剧强化
2000年3月台湾岛内政权发生50年来的首次改变，它使非经济因素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冲击作用急剧强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政局动荡加剧，投资环境加速恶化。政权改变的结果是，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成为在野党，而代表的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新领导人。这种政治结构的剧烈变化导致岛内各种政治矛盾与斗争空前激烈，“朝野”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政争，政局陷于一片混乱。虽然在2001年12月选举之后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并主导组成了新“内阁”，台湾当局的执政困境有所缓和。但执政基础并无根本性的改善，政局继续动荡不安的根基依然存在。台湾的投资环境在此背景下加速恶化，一方面，政党利益、巩固或夺取政权是台湾当局与各政党的首要目标，2002年底台北、高雄两市市长的选举以及2004年的所谓“总统”大选等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对于所谓“知识经济发展方案”、“绿色矽岛经济发展蓝图”、“全球运筹中心”以及“经发会”共识等经济发展规划，尽管一个接一个提出，实际上却无心也无力予以推动，大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另一方面，财经施政效率低下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两年来“行政院”与“立法院”之间、“立法院”内各党派之间，基于不同的立场与利益，相关斗争持续不断，财经施政效率因而成了牺牲品。岛内外投资因此裹足不前，产业外移趋势也不断加速。其二，两岸关系紧张，加剧台湾经济困境。过去台湾经济发展能够得益于两岸经贸关系，在根本上是基于两岸有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环境。由于主张“”的执政，两岸和平的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在政治上，台湾当局至今对两岸原有过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一直不予承认，导致两岸关系日趋紧张。在对大陆经贸政策上，迫于强大压力，台湾当局已于2001年底宣布将“戒急用忍”调整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但在实际行动上仍处处制肘两岸经贸的正常往来，特别是对台湾工商界迫切要求的两岸直接“三通”坚持不开放。这种态势使已陷于困境的台湾经济雪上加霜。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加剧，和平环境受威胁，造成海内外对台湾前途产生信心危机，严重打击了民间投资与消费的意愿。同时，“三通”作为两岸经贸关系最核心的部分无法突破，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无法由量变上升到质变的阶段，持续经济的作用相应受到很大制约，台湾也在岁月的蹉跎中延误了产业再升级的时机，竞争优势加速流失。
（二）国际经济景气衰退的冲击
海岛型的台湾经济对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与日本经济的依赖性强。如上所述，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使台湾经济陷入所谓“夹杀的困境”，但在90年代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则受惠于美国新经济的持续增长。自2001年起，由于高科技产业供需的失衡，美国经济在经历了10年繁荣后终于由盛而衰，股市持续重挫，经济增长逐季下滑，全年经济增长由上年的4.1%下降为1.1%。尽管2002年以来美国已扭转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局面，其他一些经济指标也露出经济复苏的迹象，但综合各方面情况看，许多权威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能否很快复苏仍不太乐观。美国经济这种衰退或不景气的局面对台湾经济的冲击效应是极其明显的，在一个层面上，台湾直接对美出口占台湾出口总值的1/4，另外约有1/3对祖国大陆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其最终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是美国。美国经济衰退直接影响台湾的出口，进而影响生产及经济的增长；在另一个层面上，目前台湾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电子信息等科技产业带动，而美国高科技产业景气的衰退，高科技股价的下跌，与美国关系紧密的台湾科技产业难免不受冲击，并直接影响台湾股市上的科技股，台湾股市与金融的稳定因而受到冲击。2001年台湾经济衰退之所以特别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这次由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何时复苏及复苏的力道，仍然是未来台湾经济增长走向的变数。
（三）经济自身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在备受内外环境剧变冲击之下，经济自身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突出与激化，而这些问题正是制约未来台湾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性因素。
首先，台湾产业结构面临再次调整升级的强大压力。虽然90年代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并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台湾经济的中速增长。但是台湾所形成的这种产业结构却有明显的脆弱性：其一，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对外依赖性强，特别是对美、日的依赖。由于研究与发展的投入不足，技术自主性不高，台湾信息电子业的关键零组件及中间原料大量依赖从日、美进口。这种对外依赖性，使台湾仍无法摆脱以前的加工出口生产模式，即委托加工生产(OEM)与委托设计生产(ODM)的“代工”模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产品的附加价值较小，高科技产业的高收益优势不明显，而且生产上较为被动，易受制于委托国，此外，其生产的地位也容易被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所取代。与此同时，台湾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市场又严重依赖美、日等国，受其景气波动影响大。其二，产业升级呈单一性。在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中，不仅传统产业升级速度缓慢，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落差大，而且高技术产业内部发展也极不平衡。除了信息、半导体工业发展较快外，其他高技术产业，如航空工业、生物技术、消费电子工业、医疗保健工业及环境保护工业等则发展较慢。这种产业升级的单一性，造成台湾新的经济增长机制脆弱而无可持续竞争优势，一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受阻，整体产业便失去支柱力量。2001年以来，美、日经济衰退之所以会对台湾造成特别大的打击，台湾产业结构的脆弱性显然是其深层的原因。因此，台湾产业结构已面临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而这一过程将是极其艰难的，也是长期的，在完成这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前，原有高科技产业对总体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将呈弱化趋势。
第二，当局财政收支恶化趋势加剧。台湾财政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财政赤字不断扩大。2000年政权变化以来，财政恶化的窘境更为加剧。收入方面，总体经济增长放慢甚至衰退，税收减少。2001年全年税收较上年减少6.8%。而同时，新执政当局为了兑现选举诺言及刺激景气需要，又采取一系列减税或免税政策，如土地增值税减半二年、制造业新增投资免征5年营利事业所得税等。支出方面，当局既要 承诺竞选时开出的社会福利“支票”，推行首次购屋者低利贷款、老人津贴等措施，又要大幅增加军费支出用以采购军备，从而使财政支出急剧扩张。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愈益严重。2001年台湾当局财政赤字总额占GNP的比率达3.5%，已超过国际上3%的财政危机标准。台湾当局财政赤字总额占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比率为19.2%，换言之，财政支出近五分之一的财源是依靠举债而来。逐年扩大的赤字累积导致台湾财政的债务负担迅速提高，2001年台湾当局债务余额年增长率为12.0%，债务余额占GNP的比率由2000年时的25.3%上升至28.5%。[9]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不仅影响台湾经济金融的稳定，而且极大压缩了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拉动内需的空间。2001年台湾当局实施“8100，台湾启动”等的扩大内需方案，成效甚微，关键原因即在于此。2002年5月台湾当局又宣布将推动规模新台币2.65万亿元的“六年发展重点计划”，同样将难以避免这一结局。
第三，金融体系潜伏危机。台湾金融问题积弊已久，而2000年岛内政权变化以来，政局动荡不安，财经施政混乱，更使金融问题雪上加霜，金融不但无法支持总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反而成为严重的阻碍力量。(1)股市持续重挫，泡沫经济危害加剧。由于股市秩序混乱，市场机能不健全，再加上国际股市的影响等因素，台湾股市一向是暴涨暴跌、泡沫性极强的市场。2000年台湾股价加权指数由年初的10202高点下跌到年底的4614低点，跌幅高达54.8%。2001年股价指数在2月中旬短暂反弹到6000点后，便持续下滑至9月下旬突破3500点大关，低达3411点，此后逐渐反弹，12月指数为5264点。2002年以来股价指数在5000点上下动荡。台湾股市泡沫的破灭，对总体经济造成剧烈的冲击，不仅大量厂商资金被套牢，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与财务危机，而且股市大幅衰退造成民众资产价值明显下降，直接影响到民间消费水平。(2)金融机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体质更加脆弱。一是金融机构资产品质持续恶化。由于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均陷于不景气，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长期低迷不振，使金融业授信品质不良的问题不断加剧。与此同时，近年台湾银行大量从事股票质押业务，盲目扩张信用，使自身的财务状况日益受制于股市的起伏，债务风险大大提高。2001年底全体金融机构逾期放款总额高达10870亿元，平均逾放比率由2000年底的5.34%上升至7.48%，若加计应予观察的放款额，逾放比率则更高达11.29%。[10]二是银行放款与投资增长率持续低落。银行资产品质不断恶化大大伤害了银行放款能力，同时也影响了银行扩大放款的意愿，再加上经济景气衰退，企业投资活动萎缩，银行放款与投资的增长率呈持续下滑走势，2001年为-1.04%。货币供给额的年增率也相应明显下降。银行放款紧缩加剧，一方面难以满足正常经济增长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则压缩了银行自身的获利空间。
四、不稳定的中低速增长时代可能来临
以上分析说明，进入21世纪后台湾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明显较过去10年增多，2001年台湾经济骤然衰退，固然有国际景气衰退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台湾内部政治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加剧。台湾经济持续10年的中速增长模式已受到严重挑战，台湾经济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
那么台湾经济是否会步日本的后尘而陷入长期衰退呢？如果今后几年紧张的两岸关系激化、岛内政局动荡加剧，而台湾当局各项经济改革又毫无成效，那么台湾经济就有可能从此一蹶不振。不过，从目前的发展走势看，短期内两岸紧张关系严重激化的可能性尚不太大，岛内政局也有可能在乱中缓慢趋向稳定，而当局也会被迫逐步推动相关改革。而且，虽然台湾经济积弊甚深，不利因素重重，但同时也存在着以下一些有利因素：
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尽管会对台湾社会经济各个层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总体而言，台湾正式进入国际经贸体制，将可以提高其经济效率，带动总体经济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台湾对外经贸活动可不受歧视，享有最惠国待遇及国民待遇；可以参与制订国际经贸规范，以维护自身利益；可以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经贸纠纷，以保障公平竞争；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岛内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产业升级；可以增进消费者利益，提高民众生活品质。
2.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虽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十几年发展的积累，仍有一定的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论坛2001年10月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台湾在反映经济环境的当前竞争力指数方面全球排名第21位；但反映未来5年经济增长前景的增长竞争力指数方面则排名第7位，其中科技水准指数排名为第4位。[11]
3.民间经济活力较强。台湾经济过去发展比较成功，与其拥有相对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弹性强灵活性高的中小企业、企业间生产分工细致周密等特色有关，这些有利因素现在基本依然存在。
4.两岸经贸关系仍会在相当程度上经济。这是因为尽管有重重的政治障碍，但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贸关系势将更加密切。
在上述条件之下，随着国际经济景气复苏，台湾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2002年走出负数局面后，未来几年徘徊在3%-4%之间，呈不稳定的中低增长局面。台湾当局在“六年发展重点计划”(2002-2007)中规划经济增长率将超过5%，似乎过高估计了台湾经济增长的潜力。
收稿日期：2002-05-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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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景区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境内,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拥有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部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遗产等七个部级称号。从1984年开始旅游资源考察到发展至今,云台山景区的发展速度受到世人瞩目,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间,景区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连续稳定增长(如图1所示)①,同时,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被旅游业界称为“云台山模式”。这引起了学界从资源禀赋、景区管理等不同的视角分析其快速发展的原因。但是,对于云台山景区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问题,学者们还未给出较多的解释。而且,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诺斯(1994)认为以往所有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经济增长决定论,包括资本决定、技术决定、人力资本决定等都是不正确的,所谓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累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其结果,是其外在的表现,而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②。余凤龙等(2008)也认为中国旅游的发展实际上伴随着许多相关制度的演变与创新,并明显地与制度变迁相联系,制度是影响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差异程度的重要原因③。贾生华(2002)也指出旅游管理体制变迁是我国旅游产业演进的重要动因,而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的制度创新都是基于特定的环境和诱因的④。因此,我们认为云台山景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与其制度安排紧密联系的,为了全面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云台山景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来分析
第一阶段,景区未开发阶段(1984年以前)。在这一时期,云台山景区所处区域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四小”工业的基础上,即小煤窑、小造纸、小水泥、小砖窑。这些污染大、劳动密集程度高但科技含量低、无竞争力的“四小”工业,对云台山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着掠夺性开发和破坏,其景观价值未能得到开发和利用。
第二阶段,景区粗放管理阶段(1984-1999年):这一时期,全国旅游业开始蓬勃兴起,旅游逐渐成为社会消费的热点,在这样的环境作用下,修武县政府认识到了云台山的旅游资源的价值,关停云台山景区范围内的“四小”工业,阻止了其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同时,由于有了旅游业发展的需求,就需要对旅游业发展所依赖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因此,在这一阶段,首先成立了云台山景区管理机构,并且在景区管理体制、运作模式和景区规划开发等方面开始了围绕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但是,在这一阶段,景区管理机构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可被利用的经济价值,而且在景区发展初期,缺乏充分的景区管理经验,再加上较少的游客量未对景区环境带来压力,景区的环保意识也相对较弱。
第三阶段,景区规范经营阶段(2000-2004年):这一时期,云台山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和提升时期,主要表现在景区成为部级地质公园和国家4A景区,这也要求景区进行新的制度安排,注重景区的规范管理和环境保护,以保障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阶段,景区可持续发展阶段(2004年以来):2004年,云台山景区成功人选世界地质公园,景区的所有利益主体参与景区发展,制度结构不断完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支配和规范社会中个人行为活动和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范和规则,它旨在激励和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安排是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和经济单位内部合作和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因此,本文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分别对云台山景区不同发展阶段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制度安排进行评述,探索“云台山模式”背后的本质根源。云台山景区游客量与门票收入统计如图1所示。
2正式制度对云台山景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正式制度主要是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政府政策和命令等形式表现出来,由人有意识地设计并有组织地加以保障实施的规则,而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新制度开始发挥作用和旧制度的退Hi的过程。因此,在云台山景区发展的不同阶段,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正式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其发展不同阶段的法律法规、管理体制、运作模式、技术标准和社区参与等方面。
2.1 景区未开发阶段
制度安排及其作用的发挥是与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的。在景区未开发阶段,云台山不具备旅游业发展的背景和动力,没有专门的旅游管理机构,因此,也就未能产生保障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2.2 景区粗放管理阶段
在这一阶段,云台山景区处于起步阶段,景区的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和技术标准方面,还未能从法律层面提供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2.1.1 管理体制
在构建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制度时,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少安(2000)认为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是转型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①。并且政府为追求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也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②。因此,在改革发展的初始阶段,制度以及制度变迁一般是由政府供给和推动。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政府不仅具有旅游资源配置的力量,而且也具有巨大的能力解决旅游业发展中的障碍,换句话说,旅游业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以行政力量推动的强制性变迁过程。我们也可以通过云台山景区发展初期的政府行为得以验证,在云台山景区发展初期,没有与旅游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市场主体缺位,市场机制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因此也就需要政府的力量通过制度变革来推动旅游业的
发展。1988年4月,云台山成立了最早的开发机构——修武县旅游筹备处,1989年1月更名为修武县旅游管理局。1989年4月,修武县委、县政府根据云台山景区的开发建设存在与地方事宜难以协调的情况,又把修武县旅游管理局更名为修武县云台山风景区管理局,并采取景(云台山景区)乡(岸上乡)合一的管理体制,将景区内的岸上乡党委、乡政府与景区管理局组成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合署办公。 云台山景区发展初期的“景乡一体”的管理体制的重要优势在于这种体制在制定政策和旅游发展目标时,有利于发挥政府在旅游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双重作用,有利于将景区开发和环境保护相结合。但是,在景区发展初期,这一制度安排还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所有问题,如云台山景区的茱萸峰、子房湖、百家岩等景点仍分别隶属于林业、水利、文化等单位管理,还是会出现政令不畅、发展不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景区的整体开发和环境保护。
2.1.2 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主要是指在云台山景区旅游规划开发以及景区管理中使用的相应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环保技术等,技术因素在推动景区管理和产品不断创新与升级的同时,技术开发水平也促使了景区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1984年,云台山景区资源考察队开始旅游资源考察工:作,并在1987年12月,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1991年12月,完成了云台山景区的第一部总体规划——《河南云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它为此后云台山景区的各项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1993年5月,云台山被林业部命名为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1994年1月,河南云台山风景名胜区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7年5月,又编制完成了《云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总体规划的编制以及景区技术标准的不断升级,确定了景区开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思想。从景区开发与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技术标准也代表了为景区的开发和管理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开发过程中,景区的开发建设还更多地表现在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景区规划,以提高旅游的接待能力,但对景区生态环境的保护还存在不足。
2.3 景区规范经营阶段
2.3.1 管理体制
这一时期,云台山景区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而这又是由这一阶段的制度安排所推动的。首先,在1999年,修武县确定将旅游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旅游兴县”战略推动了云台山景区跨入了飞速发展的轨道。其次,景区“景乡合一”进而“景政合一”的管理模式,政府为景区发展充分授权,使景区在市场主体、企业运作的过程中,得以政令畅通,在最大程度上享有了政府资源配置的诸多优势。这样,云台山景区在各方面都拥有很大的主动权,可以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景区持续发展上,为景区在内部与外部都创造了良好宽松的发展秩序和环境。最后,除了政府给予景区充分自之外,为整合全县旅游资源,进一步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2003年5月,修武县政府将云台山和青龙峡两个景区合称“云台山风景名胜区”。2003年9月,修武县委、县政府进一步采取“景政合一”的管理模式,将国家森林公园、子房湖水库、百家岩、青龙峡景区管理局等纳入到云台山景区管理局统一管理框架下,实现了人才、资金、资源、建设、管理上的统一调配、合理使用。2006年11月,又将峰林峡景区纳入云台山风景区管理。这一阶段的改制使云台山景区大大提高了景区的影响力,更加有利于景点间的协调开发和景区的整体环境保护,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关键词：地方政府 投融资平台 制度背景 城市化
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概念及其特点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包括地方政府组建的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这些公司通过划拨土地等资产组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大致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等作为还款承诺，重点将融入的资金投入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之中。
通常所说的地方投融资平台一般包括省级、地市级和县市级三类，其中地市级、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主体。
省级投融资平台主要包括三个特征：一是资本金来源主要是财政资金、一部分国债转贷资金、固定资产如高速公路等和国有资产的股权，其中个别省份也有将土地资产注入的，如新成立的湖南发展投资集团公司和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这些资产构成注册公司的资本金。二是股权结构以国有独资为主，有个别国有联合投资以及政企合作投资；股权投资多集中在投融资平台所属领域的国有企业，以及省内的优质产业。三是其职能主要是对所属领域的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在基础设施和主要产业领域投资；在证券、银行等金融领域进行股权投资；进行贷款和担保融资。
市级投融资平台与土地储备整理机构关系紧密，两者的关系往往是两块牌子，两个独立法人、一套班子管理运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芜湖建投通过土地储备中心进行土地储备和出让，以此获得土地使用权收入，提高自身融资建设能力，进而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承担拆迁安置房等公益性项目以及参股金融领域，此外还履行对外招商引资，对内发放贷款等职能。芜湖建投是该城建设投融资平台、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平台、土地资源整合与运作平台三者合一的综合性融资平台。
县市级（市辖区）投融资平台（以下简称县级投融资平台），其定义内涵和市级投融资平台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规模相对较小，风险比较大，是地方融资平台体系中较为薄弱的一环。
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制度背景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前公共品供需矛盾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矛盾之一，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未得到妥善处理。如果应该由市场做的事情政府大包大揽，那必然会导致后者的包袱过重，公共品的供给就会力不从心；相反，应该由政府做的事情若放手交给市场，往往会因公共品的内在性质而引发供给的不足、价格的歧高、居民的不满。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主导，以及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中国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偏向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在事权上虽然不再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包大揽”，但是离“公共服务型政府”显然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二）地方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1、地方政府主导的实质是地方“内公外私”产权主导
地方政府由于对内拥有实现政绩目标的强烈动机和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使得地方对外竞争空前激烈。市场上每个企业的背后，几乎都站着一个地方政府。市场上的企业竞争，也可以说都是它们的代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相对于企业和市场要强大得多，地方政府在经济现实中无可替代地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成为地方“内公外私”产权组织，因此地方政府主导的实质就是地方“内公外私”的产权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
所谓“内公外私”产权，是指中国普遍存在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它们在正式制度和法律上仍然是公有企业，但在一般竞争领域，其多数已在实际上演变为内公外私企业，即在市场经济中拥有独立利益的社会生产组织。“地方内公外私”产权是指以地方政府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内公外私”产权。地方“内公外私”产权同企业“内公外私”产权的共同之处是，地方“内公外私”产权对外也具有整体私人性质（即排他性和内部性）。因而以地方为单位参加国内外市场竞争，甚至比之私人企业竞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另一方面这种产权对内也具有公有性质（即非排他性和外部性），因而对内运用行政手段，并与一定程度的计划机制结合。
2、地方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原因
政府主导是产生地方政府主导的前提，由于把政府主导的大部分事权下放给地方从而形成了地方政府主导。下放事权是原因，下放财权是结果和手段。把大部分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有其深刻的原因：第一，国情原因。中国要实行政府主导，但中国是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为降低配置成本，中央政府只能向地方转移大部分事权。第二，时代原因。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要实行分散决策、市场竞争，培育地方经济，又不能很快脱离政府主导，因此只能把大部分事权下放给地方。
3、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表现
地方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表现有：一是政府直接从事招商引资工作。目前来看，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培育税源工作非常重视，普遍将招商引资工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其看作是关系所辖区域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头等大事。二是政府直接经营城市，或者更确切地说，直接运营土地。地方政府以土地为载体，热衷于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近年来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三）财政制度背景
1、财权与事权的匹配问题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由于省级以下财政关系极其复杂，地区资源和经济不平衡所导致的各地区财源的不平衡，使地方分税制无法解决基层财政的困难，其中5级政府中最基层的乡级政府税源最少，所承担的事权最重，导致形成目前巨额的债务规模。
2、“窄”而不“硬”的地方政府预算制度
中国的预算制度尤其是地方政府预算制度具有相对于其他实行分税制的国家所不具备的特点，笔者将其概括为“‘窄’而不‘硬’”。
“窄”是指地方政府的筹资渠道十分有限，并且不允许列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1994]第21号）第28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不能通过发行债券方法进行融资”。另外，《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令1996年2号）规定：“借款人应当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这样，地方政府直接向银行借贷或者发行债券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不“硬”是指：政府预算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约束机制，其灵魂体现在政府具有的法治性。然而从我国的财政实践看，政府预算并没有对政府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自由裁量行为在政府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另外我国在已经明确了地方政府“窄”预算制度的前提下没有建立地方政府破产制度，从而导致了预算约束力的不足。虽然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我国政府从1998年开始了预算制度改革，“软”预算的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是“硬”的预算制度显然还没有到位。
（四）大量地方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的存在
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为国有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其一，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优势，但仍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仍处于垄断地位。其二，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其三，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直接对企业频繁干预。许多地方性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利益，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地方政府在公共品诉求强烈、财政资金短缺的双重压力下，就与国有企业合作，将其组合成立投融资平台：通过融资解决财政资金的短缺；通过投资解决公共品供给的不足；国有企业通过中间运作获得垄断利润。而在投资过程中如果资金回流过慢或者利润率过低，政府往往采用国有资产划拨如土地所有权的注入方式为投融资平台的持续运营予以支撑。
三、城市化建设的兴起
2009年底，我国城市化率为46.6%，预计2010年能达到47%。但是还低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低于本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日本和韩国。城市化是一个城市建设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于道路、管网、环境治理、绿化、公共管理等。巨大的城市化前景空间的存在，地方经济发展的诉求和部门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一般有推动城市化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冲动。
四、中国沉积货币的存在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
（一）流动性过剩下的沉积货币
沉积货币是指退出流通领域以银行存款或其他资产形式存在的货币。中国一度曾经出现大量的流动性过剩而没有引起相应规模的价格上涨，许多专家认为是大量货币沉积在了储蓄存款或资产领域。
在流动性过剩情况下，居民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等原因仍然保持较低的消费倾向，大量的货币就会沉积起来，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居民保持很高的储蓄率。研究发现，中国储蓄率高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人预期收入增长慢；第二，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的结束还需要若干年；第三是前期的储蓄率，储蓄率有一个习惯性，不易改变；最后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国今天仍然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与劳动力相比，中国仍然相对缺乏资本，这时，资本回报率比较高，于是人们的储蓄动机就高了。2003年到2009年，中国的整体储蓄率最低也有38.6%，最高则达到了52%。
（二）经济环境恶化对政府宏观政策的刺激
从2008 年11 月应对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强刺激计划，包括“两年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10大产业振兴计划，并配套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投放的增长异常迅猛，而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就是其中最为活跃的融资主体。2008年初，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总计1万多亿元，到2009年中，迅速上升到5万亿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同时，2009年3月国务院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债券，由财政部发行，列入省级预算管理。
五、结论
（一）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产生是中国当前制度背景下的必然
公共品供给的不足一部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另一部分则是地方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发展承担了过多的经济责任而无力兼顾。转移支付制度的滞后和地方政府资金来源渠道过“窄”，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权”落后于“事权”的矛盾，不“硬”的预算约束以及大量地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存在为地方融资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大量货币沉积在银行等部门，导致资金的供给愿望十分强烈，而地方政府没有破产制度的约束也具备较大的资金需求，因此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地方投融资平台问题凸显
在经济危机以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规模基本稳定，经济危机后，则大幅增长。经济环境的变化是近来地方投融资平台引发关注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的扩张式调控政策直接引致了这次地方债总额的“井喷式”膨胀。
（三）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前景
2011年7月27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监会年中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下半年要完善原有地方融资平台续建项目的规范工作，禁止用信贷资金支持不符合要求的新平台和新项目；对于到期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本息，不得展期和贷新还旧。云南、上海相继曝出的违约风险更令市场紧张，似乎偿付能力不足的大幕已隐约开启。
因此，许多人表示地方投融资平台前景堪忧。笔者认为，投融资平台融资规模的扩张或缩减不能成为地方投融资平台生存或死亡的判断依据。无论是在经济环境恶化还是好转的情况下，中央部门的相关文件都在强调“规范化”、“合规性”等问题。因此，从中短期看，进一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投融资平台结构上的调整，运作上的规范化、透明化，资金放贷增量上的审慎管理。从长期来看，鉴于盘根错节的制度背景，地方投融资平台会与地方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相系相生，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时增时减，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会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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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周沅帆. 城投债――中国式市政债券[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2
⑥张文魁. 从国有资产的角度分析融资平台[N]．中国经济时报，2011.8.04
⑦陈明星，陆大道，查良松．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J]．地理研究，2009.3
关键词：众筹；发展现状；优势与风险；前景
一、众筹的产生及含义
众筹，又称“众筹融资”，是指若干融资者通过互联网这一新媒体平台为某一新鲜创意或项目提供小额资金的新兴融资方式，是继第三方支付平台和P2P网贷模式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又一大创新。众筹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模式，可视为众包和微型金融结合而成的产物。，与微型金融一样，众筹首先也是一种融资活动，但是又与众包相似，在相当一部分众筹活动中，投资者不仅为项目进行融资，而且还积极参与项目实施，为项目的实施出谋划策。
众筹起源于本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的美国处于后危机时代结束后的阶段，国内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缺少一种有效的融资方式，尽管美国政府针对此问题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但是美国银行业的惜贷行为使大量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在此情况下，众筹融资应运而生，众筹不仅可以使企业更贴近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在当今的互联网技术不断普及与融资本的核心价值被削弱的背景下，众筹融资也为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创业者提供了创业的可能性。
如今，众筹作为一种创新性的融资方式以风靡了全世界，截止2013 年，在线众筹平台已经超过了 2000个，全球众筹网站募资总金额突破 51 亿美元，成功融资的项目突破 100 万个。
二、众筹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2011年，众筹由国外传入我国，但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随着P2P、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和发展，众筹才在2013年真正进入大家的视线。目前，我国还处于众筹发展的初期阶段，各方面刚刚起步。据数据统计，我国的众筹平台已经超过90家，其中商品（预售）众筹平台63家，股权众筹平台23家，兼营商品众筹和股权众筹的混合平台9家，但在2013年底我国的众筹平台只有20多家。
众筹起源于美国网站kick starter，是通过搭建网络平台面对公众筹资，让有创造力的人可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金，以便使他们的梦想有可能实现。在国内，类似国外的产品创意式众筹平台也有许多，如追梦网、众筹网、点名时间等。众筹模式大致有四种：股权模式、债权模式、回报模式、捐赠模式。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国外大不相同，国内产品创意式众筹网站成规模的很少，平台上往往人少、钱少、创意少。反而，创业股权式的众筹在中国受到了追捧。
自众筹模式引进以来，经过不断地发展，并与我国经济法律实际相结合，被运用到不同的领域中。我国有许多企业借助不同的众筹模式展开融资的案例，如（1）3W咖啡采用的就是众筹模式的股权模式，向社会公众进行资金募集，每个人10股，每股6000元，相当于一个人6万。（2）国内首部众筹电影《十万个冷笑话》体现的是众筹回报模式，制作方通过网络平台募集款项，投款人可以收到电影票或参与电影制作过程得到相应的回报。总体看来，我国众筹发展比较缓慢，融资支持者少，并且越来越像推广平台，大多数的众筹融资更像是一种营销手段。
三、众筹模式的优势与风险
众筹融资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年间就迅速风靡世界，与它自身的优势是密不可分的。而众筹不同于其他传统融资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融资门槛低，可以让更多的中小型投资者参与进来，这一点对于各国经济来说都是极其其很重要的。当今中小企业已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而作为能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市场的融资方式，众筹能受到世界范围内的青睐自然在情理之中。此外，众筹方式还有利于吸引长期的潜在支持者，实质上众筹到的每一笔资金都标志着投资者的人脉关系网得到进一步拓展，更有机会得到VC的关注，这对每一个刚刚踏入创业领域的投资者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但众筹模式并不是完美的，在其融资过程中同样具备风险。首先，采用众筹方式的多是初出茅庐的创业者，这些创业者的严重缺陷在于缺乏创业和投资的经验，在创业指导方面的准备也不够充分，这对筹集到资金是个不小的考验，同时，众筹模式还具有信用危险和管理危险等问题。
四、众筹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一）众筹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政策方面。我国的众筹是在向国外学习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国外，政策法规对众筹有一定的承认和支持，而我国目前没有相关的立法鼓励政策，许多众筹项目负责人为避免触碰到非法集资的红线，只能放弃一些项目，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众筹在我国的发展。（2）制度方面。我国众筹缺乏成熟的监管和评价机制，出资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中国的信用制度还处于建设阶段，国内互联网信用监控机制不完善，平台两方项目和资金安全难以保障。众筹退出机制也不完善，缺乏将投资转化为实际收益的能力。（3）项目融资金额少。我国金融市场对金钱追逐强烈，过度看重收益价值而忽视精神价值。众筹模式在有限的期限内去筹集目标数量的金额，集合大家的钱去完成一个项目，圆大家的梦。然而，很多投资者愿意选择P2P等综合经济收益较好的项目，导致众筹模式下项目少，筹资金额低的现状。（4）渠道狭窄。众筹主要通过互联网各种平台发现项目，渠道狭窄，一些有价值的项目不容易被发现，很容易被埋没。
（二）解决方法。若要加快众筹在我国的发展速度，优化众筹的发展模式，使众筹拥有较好的发展前景，需要加强法制法规建设，完善政策对众筹模式的规范与支持，提升人们对众筹模式的信心；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互联网信用制度和监管评价机制级众筹退出机制；引导众筹平台规范协调发展；提高平台质量，拓展相关业务范围；加强人们的认识度建设，提升精神认识水平，减轻对经济效益的追逐；大力发展经济，完善分配制度，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参与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强众筹发现项目渠道开发，抓住有价值的项目。
五、众筹模式未来的发展前景
作为我国互联网金融六大模式之一，众筹拥有强大的爆发力和良好的前景。其强大的爆发力不仅体现在刺激金融创新，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化，拓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还体现在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技术创新。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众筹在国内还没有成型，存在风险和缺陷，但作为互联网金融表现的手段，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会不断地完善，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众筹模式，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
[作者简介]何伟民,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经济师,陕西西安71007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0-0056-04
一、开展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的必要性
首先,压力测试作为一种新的风险管理方法,是var风险衡量方法的有效补充。由于所有市场对极端的价格波动(金融资产收益分布的后尾)都是十分脆弱的,而var型风险衡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标准”的市场条件下量化潜在的损失。一般而言,增加置信水平能够解释出日益巨大的但却不太可能出现的损失,但基于最近历史资料所作的var测量,往往不能识别那些可能引起巨大亏损的情形。压力测试则可以通过测算银行在遇到假定的小概率事件等极端不利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损失,分析这些损失对银行盈利能力和资本金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对银行的脆弱性作出评估和判断,并采取必要措施。
其次,是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要求。在当前国内外经济走势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压力测试可以增进银行对自身风险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了解,增强银行积极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为管理层制订或选择适当策略提供重要依据。且可用于评估经济资本需求,从而部分抵消经济衰退时期资本要求提高的影响。
再次,应对外部监管的需要。作为能够令人满意的运用内部模型的7个条件之一,压力测试是巴塞尔委员会要求进行分析的方法之一,同样也为衍生工具政策集团和国际30人集团所认可。我国自从2007年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后,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压力测试的工作要求不断严格。2008年下半年,银监会连续要求商业银行进行3次压力测试。2009年上半年,银监会就巴塞尔委员会的《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在全国征求意见。2009年10月出台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中,要求商业银行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2009年11月,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对6大产能过剩行业及房地产、融资平台进行压力测试。2010年4月20日,银监会召开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大中型银行按季度开展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工作。压力测试已逐渐成为外部监管部门衡量一家银行贷款风险的重要手段。
最后,通过压力测试分析可以较准确地认识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政府融资平台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1988年,国务院《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基本建设项目实行“拨改贷”,国家成立6大专业投资公司,各省也相继组建建设投资公司,这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雏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国家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背景下,开行大力推进开发性金融实践,推动各地加强融资平台的制度建设、信用建设和现金流建设,并以地方财政未来增收、土地收益和其他经营性收益为还款来源,向融资平台发放贷款用于项目建设,这对应对危机、增加就业、拉动投资和扩大消费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力支持了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有力支持了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2009年以来,根据央行和银监会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09]92号),各家银行大举进入地方融资平台领域,为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融资平台负债增速迅猛,2009年一年平台负债增加4万～5万亿元,增幅超过100%,其中,银行贷款占平台新增负债的80%以上。然而,随着融资平台的过度发展,目前出现了部分平台管理不规范、资本金不足、过度负债和过度竞争等问题,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对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可以较准确的区分出不同平台贷款的风险水平差异,对于化解过量的融资平台贷款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的方法选择
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压力测试方法有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最大损失分析和极值分析4种,在实际运用中以情景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最为常用。我国银监会在《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中也明确提出压力测试包括敏感性测试和情景测试等具体方法。
敏感性测试旨在测量单个重要风险因素或少数几项关系密切的因素由于假设变动对银行风险暴露和银行承受风险能力的影响。其最简单直接的形式是观察当风险参数瞬间变化一个单位量情况下,机构资产组合市场价值的变动。由于敏感性分析中只需确定重要的风险影响因素,而对冲击的来源并无要求,因此运行相对简单快速,而且经常是适时(实时)测试,号隋景测试有较大不同。
情景测试是假设分析多个风险因素同时发生变化以及某些极端不利事件发生对银行风险暴露和银行承受风险能力的影响。与敏感性分析不同,情景分析中不论是冲击的来源还是压力测试的事件以及被冲击影响的金融风险因子都需给出定义。
因此,在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的方法选择上,可参照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银监会的相关要求,首先确定影响融资平台贷款的主要风险因素,并假设其在轻度、中度、严重压力下的取值(即设计压力情景和假设条件),然后分别测试各贷款项目在压力情景下资产质量分类结果的变化情况,再汇总计算整体贷款组合在压力情景下的不良贷款率。
三、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因素
2009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贯彻中央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快速增长的高额负债也带来潜在的财政和金融风险。根据目前融资平台贷款的通常业务模式,主要有三大风险因素:地方政府债务率水平、融资平台自身建设情况和贷款项目性质。
(一)政府债务率水平
由于目前的融资平台主要是政府出资设立,大多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承担的是政府公益性项目,项目自身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以还贷,还款来源依赖于政府财政收入或财政补贴收益,因而政府的债务率水平是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直接决定了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如果债务率过高,政府依靠财政收入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风险将会加大,一旦财政收入不足以偿还贷款本息,要么导致贷款违约,要么需要银行新的信贷资金注入,形成新的潜在风险。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央行、银监会、财政部、审计署等纷纷对地方政府负债过高问题发出警告。2010年1月19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总理把“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列入2010年宏观政策方面要重点抓好的工作之一。
(二)融资平台自身建设情况
政府融资平台自身是否具有实际经营活动,地方政府是否给平台配置了足够的经济资源,设计的治理结构是否符合市场化要求,有没有实现平台自我造血功能,逐步减轻其对财政还款的依赖等,都决定了政府融资平台对贷款资金的自主支配程度以及还款资金的安排能力。自身机制建设情况较好的融资平台,其贷款受地方财政的影响相对较小,还款的风险也相对较小。
(三)贷款项目性质
目前融资平台贷款项目按项目用途可分为公益性项目和有收益项目两大类。按担保方式可分为财政担保、土地抵押或其他担保两大类。按还款来源可分为财政资金还款和项目自身现金流还款两大类。
通常来说,银行以及融资平台对公益性的项目、财政担保的项目、依靠财政资金还款的项目控制力更弱,对政府偿债能力的敏感程度更高,潜在的风险相对要大。
四、压力测试假设情景的选择
结合融资平台贷款的主要风险因素,在压力测试中可采用基于假设的情景分析测试方法,以对融资平台贷款偿还影响最大的政府财政收入变化作为核心的假设情景。同时考虑到目前财政统计的现实情况,土地出让收入并未全部包含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因此假设情景可分为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大幅减少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两种情形。同时再考虑到贷款利率变化对融资平台贷款偿还产生的资金支付压力,建议增加央行大幅提高贷款利率作为第三个假设情景。对融资平台自身建设情况和贷款项目性质两个风险因素,在压力测试中不纳入假设情景,而是作为贷款风险测试中的调整因素。
在假设情景变化的程度上分别采取轻度压力、中度压力和严重压力,评估在以上假设情景出现大幅不利变动的情况下,融资平台贷款的质量变动情况,并进一步测算因此可能产生的损失等情况。具体情景假设如下:
五、开展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的步骤
在假设情景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三步走的方式开展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1)以地方政府债务率为主要指标判断地方政府在压力情景下的表现;(2)根据平台性质考虑对平台风险水平的调整;(3)根据项目相关信息调整项目层面上的风险水平。即通过判断政府整体债务水平变化来测算其对融资平台还款能力的影响,继而对具体贷款形成最终的压力测试结果。
第一步,以地方政府债务率为主要指标判断地方政府在压力情景下的表现,并进行分类。
在操作中首先可参考监管部门意见及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实际情况设定银行的政府债务率控制标准;其次以最近一期的财政报表数据计算在压力情景下的政府债务率水平,并按照压力下的政府债务率与债务率控制的比例对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进行分类。为便于实施,可分为正常、关注、预警、高度预警四大类,分类标准如下表。
第二步,将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分类结果映射到融资平台,并根据融资平台性质不同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水平进行调整。在调整中可设定两项调节系数:一是行政级别调节系数,比如省级平台和部级开发区平台调节系数可设定为1.1,副省级和省级开发区平台调节系数可设定为1,地市级平台调节系数设定为0.9,县级平台调节系数设定为0.7。二是机制建设调节系数,如果平台为纯融资性平台(即只承担项目融资任务,不承担建设、运营任务的),则调节系数可设定为0.8,如果机制建设较完善,则调节系数可设定为1。
第三步,根据项目相关信息调整项目层面的风险水平。一是对同一融资平台下的多个贷款项目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并按照政府偿债能力分类和项目重要性两维进行贷款资产质量分类的调整。具体调整幅度可参考下表。
二是按照项目还款来源类型进行调整。如项目自身有收益且现金流能覆盖贷款本息,或者融资平台市场化程度较高,自身经营收益(剔除土地出让收益)能覆盖贷款本息的,即表示该贷款项目对政府财政收入变化不敏感,建议将各压力情景下的资产质量分类结果调整为正常情景下的分类水平。三是政府偿债能力分类达到关注类(及以下)的,压力情景下的资产质量分类结果应至少下调到关注类。
六、融资平台贷款压力测试结果的应用
通过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地方财政收入不同程度变化的压力测试,首先可以较为清楚地分辨出目前各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在不同压力情景下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政府偿债能力不同的地方及平台在各种压力情景下的表现情况。如在压力情景力下,有多少正常类的地方融资平台降为关注及以下,有多少贷款项目资产质量分类下降,下降的幅度是多少,资产质量恶化的贷款特征分析等。使得银行能够更加审慎的区别对待融资平台,采用有针对性的措施控制风险。
[关键词]IT产业 福建 台湾
一、闽台IT产业合作的现状
1.台资对闽IT产业投资的现状
福建台资企业已从初期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机械制造、精密仪器、电力电子等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领域，随着台湾企业新一轮的以高科技电子资讯产业为主的转移大陆浪潮的兴起，福建在吸引台商投资IT产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已经形成一些具有较强的配套能力，尤其是中间投入型与最终需求型制造产品的台资企业，成为了福建主导产业的龙头。
2.闽台IT产业交流互访情况
2005年11月8日，“闽台软件行业协会战略合作协议”在榕签署，标志着闽台两地信息产业长效交流机制的正式建立;2007年9月5日，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创办了信息产业领域首个涉台交流的专业网站;2008年4月30日，福建省信息产业厅与台湾电电公会就加强闽台信息产业合作，推动两岸光电产业发展达成了五项共识，进一步推进闽台信息产业的交流、合作与发展。
二、闽台IT产业合作的特点
1.闽台IT产业合作潜力大、前景好
电子信息产业是台湾的支柱产业，在信息产业在生产管理、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大陆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腹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海峡两岸在信息产业发展上各具优势，合作前景十分广阔。闽台电子信息业的台作乃至闽台经贸科技的协同发展，是双方互利互惠的发展方向，并因为我省的对台优势而占据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中心，成为两岸经济整台的衔接点与辐射、扩散的基础。
2.企业规模取得新突破
目前，福建信息产品制造业台资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台资企业所占比重较大，为今后进一步推进闽台信息产业对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五年来，我省信息产业依托政府扶持建设的这些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提升了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壮大产业规模。2009年全省信息产品制造业实现产值2210亿元，增长8.1%。多家产值超30亿元的大型企业生产复苏，成为拉动福建信息产品制造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台资企业表现突出。
三、闽台IT产业合作存在的问题
1.台湾当局贸易政策的阻碍
两岸经济、技术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祖国大陆一贯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影响干扰两岸的经济、科技合作。而台湾当局则把两岸之间的经济性问题与政治性问题混为一谈，夸大负面影响，为其限制两岸经济、科技合作。无论是间接对台转口贸易，还是对台直接小额贸易的发展，均受两岸关系、台湾当局大陆政策走向的影响，致使福建省邻近台湾的区位优势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造成“优势浪费”。
2.产业集群经济效应未能充分发挥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一方面可以避免“一体化”和大集团所导致的管理成本和成本过高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可避免远距离交易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过高的问题。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在闽东南沿海地区信息产业集群化趋势十分明显，但至今产业集群经济效应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各自为政”、“行政分割”的现象较为严重，即产业集群基本上是在地方行政区划范围内发展，而很难跨区域实现产业集群的自然发展。
3.企业普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支持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
我省国民经济中非公有经济占2/3以上，中小企业众多，而且大部分企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新产品设计开发的能力，产品设计开发的技术、方法和手段落后，管理方法原始，发展后劲亟待增强。而且整体上企业发展不平衡，管理粗放的问题较为突出，市场开发力度、产品结构调整力度不足，技术水平在总体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四、促进闽台IT产业合作对策和建议
1.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提升福建信息产业水平
从台湾资讯产业发展实践来看，许多企业都是突破常规跃式前进的，所以大力提高企业技术提升和市场拓展能力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增强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当前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环节。福建信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也才能从整体上提高福建信息产业的发展水平。
2.发挥行业协会协调作用，弥补政府职能缺陷
行业协会作为一个行业自律性组织，具有弥补政府和企业无法起到的作用或职能，要加强和引导跨区行业协会的建设，通过行业制度的制定，有利于行业内经营主体规范经营行为，实现电子信息行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协调，并通过其诸如上述自组织协调作用的发挥，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与区际经济的协同发展。闽台相关协会应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积极组团参加交流活动，促进园区与园区、企业与企业之间交流合作，良好互动。
3.增强工业园区的产业集群经济效应
工业园区被形象地称为信息产业发展的摇篮，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高科技园区成为发展IT产业的技术与人才基地。如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是台湾信息产业的聚集地，集科研、开发、制造、服务于一体，大大促进了台湾电子信息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又如江苏省苏州高新区，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价值链条，促进了台资企业在苏州出现“龙头”带“配套”、“配套”引“龙头”的发展势头，所以我省应在一些有较好基础的开发区加速体制创新，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小环境。
参考文献
[1]吴德进.闽台信息产业对接:前景、方向与重点[J].产业经济，2007，(2):64.
[2]陈少晖.21世纪闽台贸易关系的拓展与深化[J].两岸经贸，2001，(10):16-17.
关键词：大数据；电子商务；模式；创新
引言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不断增强，大数据已经成为了行业研究的热点，比如在经济、科技最为发达的美国，其国家政府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文章重点以互联网云计算信息时代为着入点，针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来深入地分析电子商务行业企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威胁挑战，并针对其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策略。
1“大数据”与“电子商务”
1.1大数据
关于“大数据”，又可将其称为巨量资料，它是现代社会互联网云计算时代到来的鲜明标志，怎样才能将这种大数据的处理效率切实提高，这往往能够决定着行业领域的发展前景与方向。在国内，电子商务经历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当前我国的电子商业产业也趋向成熟，随之带来的就是各种电商平台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在电子商务带动之下的物流信息量，其呈现一种井喷式的增长态势。
1.2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交易平台、物流平台、市场等，主要是指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并以商品交换为核心内容的一种市场商务活动，它是多方共同参与的一项平台模式，也可以理解为增值网———（ValueAddedNetwork，VAN），它实现了传统商业活动及其各经营管理销售环节向网络化、电子化、数据化进行转变。当前在国内，随着电子商务大数据广泛地应用于社交媒体、智能终端、电子商务平台等在内的互联网第三方服务平台，包括像各行业各类型的商品交易信息、社交信息、企业与客户行为信息等，都向着移动性、便捷性进行转变。
2大数据视角下的电子商务发展
2.1大数据时代为电子商务企业带来的发展机遇
在当前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出现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的又一IT产业，更是一次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对于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等相关产业企业的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最权威的研究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淘宝网每日新增的交易数据高达10TB，亚马逊在每一秒钟内所处理的订单有73笔，而eBay平台每日处理的信息数据量也是突破了100PB，这些信息都充分地表明了电子商务网站平台上的数据就是一种典型代表的大数据。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为电子商务企业的发展带来的非常有利的机遇。
2.1.1大数据时代下有助于电商企业进行市场营销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电子商务企业在销售环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地优化与整合。根据以往的统计，企业内一个销售人员为了准备商品交易而去寻找其相关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所要消耗掉的时间几乎占到了整个工作时间的近30%，而这些时间如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话，等同于28亿收入。而今，随着对大数据的引用，更多的电商企业可以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和优化来调整企业在市场销售中的每一个环节，并从中获取价值，最终做到了“高效率、低成本”的企业运作模式。
2.1.2促进电子商务企业运作一体化
在新市场经济环境当中，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商务平台，要想牢牢占据着市场核心竞争力，首先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去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而在大数据环境下，电子商务平台可以为消费群体创设一种全新的商品交易环境，从产品的研发、生产、运营、仓储、物流以及售前售后服务等，是一套完备化的电商服务体系。其中起到关键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大数据所带来的信息开发、资源共享、整合优化、分工协作等电子商务企业新运作模式。
2.2大数据时代电子商业企业所面临的挑战
2.2.1数据实现共享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
数据无法实现共享主要体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信息不流畅，大数据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企业发展战略资源，如果不能够有效地对其实现分析、处理、应用，那就无法真正地发挥出其价值，进而成为了企业的负担。
2.2.2安全问题
大数据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种爆炸式的信息，包括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以及各电子商务平台、网站、商家所收集的消费者的质量信息，包括交易信息、偏好信息、社交信息、位置信息等，所涉及的都是消费者的隐私。
2.3基于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子商务发展及其模式创新
2.3.1按需定制，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模式
在大数据时代环境下的电子商务，所追求的就是利润、效益的最大化，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最大需求，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今后电子商务模式发展方向应当朝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进行创新。按需定制的运作模式主要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核心的一种管理运行机制，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配送等，让消费者切身地参与到其中。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模式所强调的是实体与电商之间的一种融合，最大的功用就是增强了用户体验，在线上线下互通运作之下，进而促进实体零售企业转型，在进一步增强物流仓库功能效益的基础之上，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企业存货配置。
2.3.2创设安全商品交易平台
这一点主要是前面提到的用户隐私信息安全问题，对于隐私保护方面的这一问题，作者建议相关管理部门以及电子商务服务型企业，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着手：首先，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保护条款；其次，进一步开发新技术、新平台；第三，电子商务企业要恪守职业道德，并对企业职工加强职业道德素质教育，树立一种“以客户为中心”服务经营理念，严禁泄露或者交易消费者的个人资料信息。
3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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