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居民收入；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3（2）-0044-05
一、引言
关于收入分配以及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规律，是国内外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在西方，早期收入分配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对于收入分配的研究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为主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而逐步开展的。之前，西方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学派主要对中、短期收入分配机制和静态的收入分配均衡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没有更多地关注到收入分配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取得了较高增长率但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的状况，经济学家把收入分配状况改善看作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问题，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动态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同时，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新剑桥学派的研究分析和揭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动趋向，提出了调整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
1978年以前，我国对收入问题的关注点在于收入分配如何越来越平均。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对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规律问题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逐步开始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至今对于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如，赵人伟通过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变动同消费品分配方式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揭示了我国经济增长受到个人收入分配方式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重要影响。高培勇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生、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规范政府行为是解决中国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所在。杨天宇运用二元经济结构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图式建立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制约有效需求的理论模型，表达了在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有效需求的机制。赵晓雷从收入差距扩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分配理论转变的关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方面对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治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政策思路。
在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中，通常将我国改革开放前20年作为有较好发展实绩但收入差别较低的案例。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和增长格局的转换，收入分配领域呈现出新的变化。基于现有研究的考虑，本文从两个视角系统性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一是对我国居民收入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进行了分析，提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重点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二是通过建立Panel-Data模型，分析了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投资增长、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关系，提出了要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和消费拉动同步增长的发展策略。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动分析
1992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以下简称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以下简称农村居民收入）分别为2026.6元、784元；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1810元、6977元。2011年与1992年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加了8.7倍、6.8倍。1992-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32%、12.30%，同期全国GDP总量、人均GDP分别年均增长了16.26%、15.39%。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动的差异性分析
1992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呈现阶段性增长。一是1993-1995年高速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很快，年环比增长率均在23%以上，其中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年环比增长率分别达到36%、35%。整个阶段，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二是1997-2001年波动缓慢增长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年环比增长率均低于10%，其中1998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慢，年环比增长率分别为5%、3%。整个阶段，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三是2002年开始步入较为稳定的增长阶段。我国城镇居民收入2002年之后呈稳步增长，年环比增长率均超过10%以上；农村居民收入除2003年为8%、2006年和2009年均为9%外，其余年份环比增长率均达到或超过10%。2002-2009年，城镇居民增速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2010-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环比增长率均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环比增长率。
概括地看，1992-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32%、12.30%，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水平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水平1.02个百分点。近二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经历了“高增-缓增-稳增”的变动轨迹，期间包含着短期的起伏波动，整体上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从居民收入水平看，1992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多354.9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2倍；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多6649.0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4倍，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虽然2010年之后，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但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仍然低于城镇居民。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动的区域性分析
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来看，2007年之前，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环比增速呈现忽高忽低的变动状态，整体上增速低于东、中部。自2008年开始，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环比增速持平，农村居民收入环比增速中、西部超过东部；2009-2010年，农村居民收入环比增速呈现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相对最慢的局面；2011年，城镇居民收入环比增速中部最高，东、西部持平，农村居民收入中、西部持平，东部相对较低。
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看，东、中部相比：1992年，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别是中部的1.3倍、1.6倍，2011年，东部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是中部的1.3倍、1.4倍。东、西部相比：1992年，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是西部的1.2倍、1.8倍；2011年，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是西部的1.4倍、1.9倍。2011年与1992年相比，东、中部之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东、西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均在拉大。
进一步分析，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西部地区曾在1999-2004年一度超过了中部，但从2005年开始中部地区超过西部，2006-2011年两者相差分别为877.59元、1034.5元、1219.86元、1233.03元、1377.02元、1648.41元，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1992年以来中部地区一直高于西部，且2004年之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逐年增大。
概括地看，1992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区域差异一直存在，东、中部差距在缩小，西部落后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具体看，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呈现东部居优势、中西部落后、西部又差于中部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格局；农村居民收入呈现东部遥遥领先，中部紧随全国平均水平之后、西部远远落后的阶梯式不平衡发展格局。2010年以来，中、西部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加快，但是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仍然落后于东、中部地区。
（三）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关性效应分析
基于经济学把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原理，选择GDP及人均GDP代表经济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投资、城镇家庭居民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以下分别简称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代表消费，本文选取1992-2011年GDP、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下简称投资额）及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支出、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等7个指标，运用面板数据（Panel-Data）建立分东、中、西部区域的Panel-Data模型，得出结果如下（见表4、5）：
1、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投资的效应分析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GDP、人均GDP、投资额均呈正向相关。其中，人均GDP相关性最高，GDP总额次之，投资额居后。具体分析：
（1）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人均GDP较之GDP总量更为敏感。从全国来看， GDP总量增长、人均GDP增长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弹性分别为0.9964、0.9969， GDP总量增长、人均GDP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弹性分别为0.9940、0.9945，人均GDP的弹性均高于GDP总量的弹性。分区域看，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均对人均GDP的弹性高于GDP总量的弹性，东部和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对人均GDP弹性高于GDP总量的弹性，中部地区略有些许不同，以人均指标衡量的收入增长实绩不如以总量指标测算的结果那样令人乐观，显示密集的人口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经济增长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正向影响力。
（2）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对投资的敏感度有所差异。东、中、西部投资额增长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弹性分别为0.9820、0.9651、0.9610，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弹性分别为0.9801、0.9685、0.9782，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东部居民收入与投资的相关度均高于中、西部。从一个侧面应证：中、西部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投资对居民收入的正向影响力。同时，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弹性高于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弹性，也应证了在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增长对投资具有更大程度的依赖性。
2、城乡居民收入与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弹性都非常高，城乡居民收入与居民消费呈正向相关。这不仅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收入增加引起需求量增加”，而且“你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到你现在对物品与劳务的需求”。同时，人均GDP、GDP总量、投资额也依次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
（1）城镇居民消费对收入增长具有更大的依赖性。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弹性分别为0.9992、0.9982，居民收入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弹性城镇高于农村；分区域看，居民收入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弹性均是城镇高于农村。农村居民自产自销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消费增长对收入增长的依赖，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收入的增长。
（2）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更大的推动性。全国城乡投资额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弹性分别为0.9681、0.9780，投资额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弹性农村高于城镇；分区域来看，投资额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弹性均是农村高于城镇，在东、西部表现尤为明显，中部地区差异性相对偏小，这仍然与中部地区人口密集有一定的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得到了提高，但是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城乡间居民收入的差距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东、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西部落后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3）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力。在欠发达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居民收入增长具有相对更强的推动力。（4）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力。
三、几点思考
201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速持平且中、西部有所加快，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012年，农村居民收入创1985年以来新高，快于城镇居民；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开始快东部地区；18个省份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居民收入偏低、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开始得到扭转。但是，农民增收的基础还不稳固，区域间差距尤其是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落后的局面仍然非常明显。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并非短期所形成，也非简单的几个因素所致。目前，重要的是，巩固已有的成果，保持居民收入的良好发展势头，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缩小两个差距和实现两个良性互动。
（一）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一是从惠农政策、农业补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增加农民农业收入，从促进小型企业发展、引导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发展旅游业、服务业等增加农民非农收入，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使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从增加收入来源和保障基本支出两个方面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是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很弱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更多地靠投资的扩张和国家政策的倾斜来支撑。因此，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在提倡增强其自身“造血”能力的同时，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通过适当的“输血”以促进其加快发展，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双跨越式发展，从而缩小区域差距。
（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两个良性互动
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工资性收入，保持居民收入增长的良好势头。工资性收入历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也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表6显示，虽然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总收入中的占比有所上升，但是工薪收入仍然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2/3；与此同时，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则由2000年的22%上升到2011年的30%，增加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采取了最低工资制度、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等措施，在保障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通过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法规等形式，确保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二是要充分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导向作用。长期的居民低收入压抑导致消费水平的长期低水平徘徊，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动几乎无牵引效应，正所谓收入增长制约着消费需求的增长。此外，增加居民收入还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增强信心，减少过度储蓄，扩张即期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要进一步重视居民收入变动对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的影响力，通过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提升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总购买中的比重，使居民消费选择和导向成为牵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实现收入增长与消费拉动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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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come Change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Recent Twenty Years in China
YAN Zhangxiu
（Xi'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75）
关键词：国防经济；一带一路；发展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1
引言
一带一路战略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至10月主席在访问中亚以及东南亚等国期间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我国周边多国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一、我国国防经济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国防经济产业发展受我国经济建设中心布局的影响较大。在1964年以前，我国的国防经济产业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国防经济基础薄弱且发展不均衡即东部地区特别是华北、东北地区发达而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薄弱。三线建设时期[1]，我国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将位于东南沿海以及东北地区的工业产业特别是国防经济工业向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迁移。从1964年至1980年，经历三个五年计划以及累计投入资金2050.68亿元，在我国关中、成渝等地区为代表中西部地区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一定基础规模，工业门类较为齐全的现代化国防工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在1978年后，随着东南沿海一批经济特区的建设，工业重心又再次回到了具有良好区位条件和人才基础的东南沿海地区。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的日益完善以及“军改民”等制度的推进，为我国国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我国国防经济的发展与地方国民经济发展相融合并有利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在我国中西部布局的国防经济工业在进行“军改民”改制后为当地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支撑。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防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现阶段我国最高的国家顶层战略，与我国目前的国防经济产业的发展存在着重要的关联。首先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涵盖范围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13个省市，包含在“三线建设”中我国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含上海、福建、浙江、广东、海南等5省市，均为我国东南地区重要沿海省份，其中直辖市上海以及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又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对于我国国防经济的发展拥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和较为充足的人才资源。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于上述地区的国防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但同时也对我国国防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国防经济还存在着军民经济如何融合发展、国防经济与地区经济如何进行更高层次且更具效率融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对我国国防经济在新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国防经济发展对策
（一） 加快国防经济工业体制改革
加快国防经济工业体质改革，首先应该降低国民资本进入国防经济的壁垒。现阶段我国尚且没有相关成文法律对国民资本进入国防经济提供相关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并且在税务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也对国民资本进入该领域造成了一定障碍。因此，虽有一批拥有较为雄厚科研实力的民营企业进入国防经济具有较好的预期，但是较高的条件和壁垒又使这些企业望而却步。进行国防经济工业体质改革，对于除总装设计研发装配等一些部分依旧需要进行垄断性国有经营外，一般较不敏感的原材料等均可以放开民营企业的进入。这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减轻国防经济部门负担，提高设计生产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国防经济产业产业链的构建衔接
在国防经济工业产业链构建方面，国防工业作为一门十分庞杂的产业，也拥有其完整产业链，前向相关产业与后向相关产业也较为发达。在旧的国防经济体制下，整个产业链呈现较为封闭的“纵向连接”，即除去成品直接面对市场外，其他产业链隐蔽在各个环节的生产者之间。这样的生产模式对于国防经济全产业链的发展十分不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进行以及对沿线各个国家产业的融合，国防经济工业应逐步有封闭的纵向连接转变为相对开放的横向链接。
（三） 增强国防经济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部分国防经济工业需求的转变，我国对一些民用性质较强的军工企业进行“军民融合”的改制，其目的是利用国防经济工业在规模、制度方面的优势，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现阶段国防经济对于地方经济的推动还不明显，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以陕西省为例[2]，2013年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来自军工企业的产值仅占到不足10%，而陕西省拥有我国接近4成的国防科技人才。军工产业产值与国防科技人才两项数据的不对称性更加体现了在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国防经济发展对地方经济尚存在着贡献不足的问题。
四、结论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于我国国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国国防经济工业特别是中西部以及东南沿海等受一带一路战略影响较为深刻地区的国防经济更应该专注于这个契机，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以促进新形势下国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从体制改革、产业链衔接、对地方经济影响等多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国内外有着不同的学科渊源。在国外学术界，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别不大，目前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英美等国家习惯将其称为“经济学”，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可以看作国民经济学的先驱之作，现有中译本文献中可以查到的直接以国民经济学为名的西方经济学专著主要是非英美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所著，如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14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傅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38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等。在国内，国民经济学学科发端于国民经济计划学，该学科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前，“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国家经济是怎样运行和应当如何管理的学科，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与规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设的快速推进，国民经济学的新理论、新体系不断涌现。考虑到“保留并发展国民经济学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国民经济学也许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的一个特色点、突破点、制高点”，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未来应该如何发展。诚如林木西所言，“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多层次相互交织，诸多子系统相互交错，多目标、开放性、动态化的巨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大系统，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衍生出一系列的学科建设困境和难题，亟须加以突破或化解。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所提炼的国民经济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尚缺乏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从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把握；第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缺乏优化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为此，本文选择以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本工具，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展开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路径选择。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保护带，“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简言之，研究纲领的硬核或内核即“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拥有坚硬的内核是一门理论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一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对一门理论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而可包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国民经济学内核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较为多元化，与较多的经济学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分支有着丰富的理论“接口”，这是其学科外延较广的体现之一。举例来说，在与国民经济学并列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产业经济学拥有“产业组织理论”这一内核，国际贸易学拥有“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内核，绝大多数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理论内核。然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和贯穿研究体系的那根“红线”。正因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且存在较为宽泛的研究体系，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国民经济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进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该捍卫和坚持什么、调整和改变什么，往往就成为不清不楚的问题了，从而必然会影响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句话，理论内核不明确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当一门学科缺乏自身明确的理论内核时，便存在着被其他学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保护带庞杂
一门学科的保护带是将研究纲领的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在发展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数据或案例不断地对保护带进行证伪，通过不断地“去伪存真”，保留暂时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进而形成围绕理论内核的一层层“保护带”。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保护带仍然较为庞杂，甚至难以找到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假说。在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历经多年构造的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财税机制与调节、货币信贷与金融调节、对外经济及其调节、国民经济总体模式及发展战略等内容始终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对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平衡等相关内容的论述，进而将国民经济学转化为国民经济管理学。顾海兵、齐心认为，国民经济学包括国民经济方法论、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信息论、国民经济预测学、国民经济政策论、国民经济地理学、国民经济模型论、国民经济生态学、国民经济军事学、国民经济人口学、国民经济法学、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论、国民经济社会学、比较国民经济学等。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该包括两大板块和三个层次，两大板块分别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运行命题”包括“经济总量命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经济结构命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经济平衡命题”（经济总供求平衡、经济内外部平衡）；“国民经济管理命题”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命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制度）、“宏观调控命题”（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宏观调控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命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命题”（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规制政策）。（注：括号内的表述为第三层次）。林木西则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系统（系统总体、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周期波动）和国民经济管理（管理目标、发展战略与规划、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王廷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应该重点强调国家战略利益导向、国情与本土化语境，关注可持续发展。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尚缺乏公认的保护带，学者们也缺乏对上述体系或框架的证伪或证实，使得在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中，缺乏统一的交流语境和学术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局面。这加剧了国民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中的“大杂烩”，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部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国民经济学存在含义上的混淆。根据德国学者罗雪尔的看法，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以前）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学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甚至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德国的经济学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1—3级分类中尚不存在国民经济学学科，但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科。显然，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并非要传承与复兴德系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与德系国民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学”，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还不明朗。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画等号。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只有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学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三大区别：（1）分析层次有差别。国民经济学可同时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析（虽然侧重于宏观领域），其分析广度要超过宏观经济学。（2）研究主题有差异。国民经济学重点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不同于宏观经济学高度关注的经济总量及其决定问题。（3）知识构成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大量吸收了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养分，而宏观经济学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研究对象不同，国民经济学既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问题，也非常重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既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关联问题，也格外重视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问题。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前中国学术界还同时存在着宽派、窄派和中间派三种观点。宽派以钱伯海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还研究国家管理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窄派以李华、刘瑞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是指广泛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的综合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规划、调控和组织，如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中间派以顾海兵、齐心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从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然，这与前述该学科尚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和公认的保护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明确下来，并将其保护带梳理清楚，那么，确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迄今为止，提炼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仍然是一项重要且亟须完成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财政、金融等三种政策手段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种主要手段，国民经济学应该比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更为宏观。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作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其理论内核不能是具体的政策手段，因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只是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目标的途径，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类似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也不宜是简单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宏观的国民经济主题。进而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能从国民经济学系统中去寻找和提炼。这是因为：第一，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国民经济学这一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化、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交错、多层次、多目标等特征。第二，系统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最佳手段。系统论是认识系统、剖析系统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国民经济学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功能，才能明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分析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进而才能找到其理论内核、探索其理论结构。遵循上述思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依据这一理论内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主要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着力分析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是优化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应区别于应用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等有关的经济问题；财政学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与规律；金融学探讨货币资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产业经济学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发展和演化动因及规律；国际贸易学则主要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国际”范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那么，国民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以区别于现有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综合性、统领性、应用性的经济学学科”。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虽然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口”，但该学科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领域，其视野更宽、研究对象更广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强，对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具有统领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中，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头号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为020201），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代码为020101）。
4.以理论内核、保护带、学科边界的确立为前提，找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重要性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与重视的民族理论政策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一、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原因
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加快发展（包含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政策。这是依据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状况和整个国家的状况采取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原因。
1.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其相对落后
中国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受到国内发动统治阶级与本民族剥削阶级的严重剥削，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的摧残与束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充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处在极度贫困与愚昧落后的状态。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停滞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没有现代工业，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全部靠天吃饭。交通运输特别落后，就连公路也很少，全部依赖肩挑背扛，牛拉马驮，文化教育在很多地方还是空白状态，文盲比重占到总人口的绝大部分，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医药稀缺，经常发生流行疾病，人口发展迟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地开展了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然而，因为自身发展基础差、底子薄，和汉族地区发展相比较，差距依旧较大。在这种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要想赶上先进民族，那就得要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在自身发展基础差的状况下要想调动自身发展的活力和加速自我发展的能力，那就得在自身奋发努力的基础上，需要国家与先进民族给予相应的帮助。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与技术力量等诸多方面全面地支援与帮助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与国家的帮助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加快”分不开的。
2.从少数民族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来看其占有重要的地位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发挥少数民族经济中的优势、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有高速度的发展。例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草原、森林、水利资源等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占绝对的优势，煤、石油、天然气等储量也很丰富。这不但是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而且也是加快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再如，畜牧业、林业等是某些少数民族的重要经济部门，同时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同志所讲的，“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不完全的经济”。
3.从少数民族地区在国防建设中的地位来看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210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大多都居住有少数民族。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就约有30多个居住在边境线上，从东北的黑龙江，到北部的内蒙古，西北的新疆，西南的、云南，南部的广西，都是祖国边防第一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15个国家接壤，有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国界居住的，像苗族、傣族、俄罗斯族、蒙古族、朝鲜族等。要巩固国防，把边防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就得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与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首要的是要把边境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这是改善边境地区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激起少数民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夺得反对境外敌对势力颠覆阴谋斗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因素，也是保卫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的物质条件。为此，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安定的国内社会局面，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把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当前，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要求加快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因而，解决好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来的民族问题，实际关系到当前社会安定团结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情况、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地位、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等原因，体现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二、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事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特别需要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特别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曾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需要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毫无可能的。就像同志讲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族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方，区域自治地方，都现代化。”另外，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跟汉族地区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为此，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扶持与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而且还有利于完善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缩小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变内地和边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走科学发展之路。加快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消除各民族间发展上的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实现了平等。然而，因为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少数民族内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还有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等因素，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各民族在行使各种平等权利时，受到各种约束。从经济角度来讲，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并未约束少数民族使用先进科学技术和装备。然而。因为，文化教育的迟缓和专业技术人才的稀缺，客观上约束了对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的使用，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迟缓并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造成影响。
各民族并未平等地行使宪法与法律赋予的各种发展经济与文化的权利。要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根本途径，就得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让各民族都步入先进民族的队列，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加快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加强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与互助合作，为将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逐步创造条件。
总而言之，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事业，不仅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促使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全方位开放与改革。同时，还有利于充分开发与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边疆得到建设和国防得到巩固，加快中华民族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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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数据来源与构成说明：在笔者选取的5个量化指标中，人口规模、资源能源和科技投入（R&D）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内贸易、财政资金数据来源于31省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人口规模按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选取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加总，资源能源指标由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4种常用资源能源的储量加总构成。
⑧作者认为，虽然并不是每个少数民族地区资源能源都比汉族地区丰都，但总体上讲，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能源总量明显高于汉族地区，从这一点上看，少数民族地区在资源富集上比汉族地区占据比较优势地位。
⑨作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总人口规模没有汉族地区大，从这个层面上看，少数民族的劳动力优势主要在于其廉价性。
⑩作者认为，所谓民族间发展的政策性差异，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倾斜性的差别化民族政策，在汉族与少数民族间实行资源转移，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加快追赶。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全国的资源是有限并且趋于常量，所以单项倾向性的照顾性民族政策实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发达省区的利益损失。在这个过程中，差别化民族政策在弥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历史发展差距的同时又在实际中制造了一种差异。只是由于目前我国汉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少数民族地区，因此这种资源转移带来的利益损失并不显现化，而被隐蔽化了，这种影子差异会影响汉族地区的未来发展。
B11少数民族八省区是指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5个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人口占较大比例的云南、贵州、青海三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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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在城乡间的不均衡分布对辖区居民经济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从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FDI与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市辖区，FDI进入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对其也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在市辖县，FDI并未明显提高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优惠政策也未对其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在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理念下，县区居民分摊了市区经济的发展成本，从而弱化了其福利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引资竞争；FDI；居民福利；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5001011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进入，它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时也有力地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FDI金额达到1 240亿美元，与1994年338亿美元相比，增长了267倍；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 311元，与1994年的2 709元相比，增长了576倍。但与此同时，中国整体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FDI区域分布和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发展倾向。一方面，进入中国的FDI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流向农村的外资金额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二者的差距不断拉大。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 955元和8 896元，前者是后者的303倍，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保险等福利项目，二者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因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均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FDI在城乡间的不均衡分布以及日趋恶化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们不禁会问：FDI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具有怎样的影响，它是否加剧了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而恶化了二者的福利水平？
针对FDI流入对东道国居民福利的影响，学界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国外，Blomstrom、Lipsey和 Zejan[1]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东道国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政府财政收入，从而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FDI对东道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具有正向影响。持相同观点的还有Borensztein、Gregorio和 Lee[2]，他们认为，FDI作为母国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因素的“复合产品”，它们进入东道国后将明显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对东道国社会经济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与前面学者观点不同，Reis[3]认为，由于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高于本土企业，它们研发新产品的成本远低于内资企业，进入东道后，外资企业将会利用自身优势对内资企业进行挤占，进而产生外资商品对内资商品的“市场攫取效应”（Market Stealing Effect），形成外资企业在市场上的“寡占”，内资企业利润转移到外资企业，但由于外资企业利润不参与东道国分配，从而减少了东道国的福利水平。对于这一观点，Markusen和Maskus[4]却认为，虽然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竞争实力上的不对等，后者的竞争效应会对前者发展产生较大压力，但外资企业带来的关联效应和示范效应也会对内资企业产生积极影响，内资企业能够从模仿和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实力，二者间的差距将会不断缩小。这时，内资企业利用本土优势可能对外资企业进行挤占，产生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的挤出效应。在其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Moran和Theodore[5]对FDI与东道国福利水平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不同性质的FDI对东道国的社会福利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东道国引入的FDI是“数量型”而不是“质量型”，那么FDI进入并不必然增加东道国的社会福利，反而可能出现“贫困化增长”。对此，Sarbajit和Dibyendu[6]通过研究也发现，“质量型”FDI进入东道国农业领域后，能够显著提高该国的综合福利，同时还能够提高东道国的综合就业率。
在国内，潘文卿[7]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挤占东道国市场，对国内企业产生了严重冲击，对市场秩序的平稳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同时，外资企业越来越强的市场控制力明显降低了东道国的整体社会利。于津平[8]研究得出，FDI对东道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其外溢效应的程度，如果FDI的溢出程度能够显著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那么FDI将提高东道国的福利水平；如果FDI凭借自身优势及政府政策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替代效应，那么它将恶化东道国的福利水平。与此同时，应千伟和杨全发[9]从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等角度分析了引入FDI将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发现在整体上FDI对流入地的社会福利水平是不确定的。周泳宏[10]通过建立两部门模型的Ramsey分析框架，分析了FDI进入带来的漏损，发现通过提高FDI的外溢弹性能够促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提升。持同一观点的还有张广胜和周娟[11]、颜冬[12]等，他们认为积极的引资政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其他研究不同，阚大学[13]运用面板数据，通过分地区考察了FDI进入后对当地居民收入分配等经济福利的影响，发现FDI会增加东部地区居民的经济福利，但中西部地区居民的经济福利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郑少华和罗丽英[14]研究指出，FDI虽然增加了政府税收和就业人口，但同时也对市场结构与秩序构成了潜在的不利影响。因而FDI对中国的福利效应是多维性的，不能从单一的指标上进行判断。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对此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还存在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其一，国内外文献就FDI对东道国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并且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国家层面上的宏观分析，而以城乡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还较为少见；其二，中国城乡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特征，对于其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从FDI在城乡间不均衡分布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还较少见。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210个地市及以上城市1994-2013年面板数据，立足于地方政府间激励的引资竞争背景和“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理念，将全样本分为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部分，从而分析FDI进入后对中国城乡居民经济福利产生的影响及差异。希冀所得结论能够对相关部门的引资和用资行为提供参考，以及为各级政府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启示。
二、理论分析
FDI作为母国资本、技术、制度、管理经验等要素的“复合体”，进入东道国后，它将参与东道国的经济活动，进而其内含的多种要素将通过溢出效应对东道国社会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借鉴魏后凯[15]的做法，利用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探讨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对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
首先，FDI进入中国后，城乡两个地区具有如下生产函数形式：
式（1）中，Y表示由外商直接投资等要素带来的产出，A、L、FDI分别表示中国城乡的技术水平、劳动力投入量以及作为资本要素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城乡两个地区的投资额，i=1、2表示城市与农村两个地区。
接下来，我们分别对城乡生产函数两边除以各自的劳动力投入量，得到人均产出方程：
从式（6）可以发现，上述假定下，FDI进入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区后，城市人均产出增长率大于农村人均产出增长率。实际上，该结论与中国的现实较为一致，FDI进入中国后，它无论在地区分布上，还是在行业分布上，都表现出十分显著的城市“扎堆”现象。1994-2013年，中国地市及以上城市当年实际利用FDI金额从404亿美元增长到2 480亿美元，增长了514倍，年均增长率为2569%。其中，市辖区实际利用FDI金额从321亿美元增加到1 750亿美元，增长了445倍，年均增长率为2225%；市辖县实际利用金额从83亿美元增长730亿美元，增长了780倍，年均增长率为389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市辖县实际利用FDI的增长幅度大于市辖区的增长幅度，但超过70%的金额都投入到城市经济活动中。同时，即使FDI进入市辖县后，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进入县区城市的经济活动中，而真正流入农村的FDI数额会更少。这也可以从FDI在行业经济中的分布进行印证，1994-2013年，工业实际利用FDI金额占当年行业实际利用FDI总金额的比值超过60%，最高时期接近80%，而进入农业的FDI长期处于1%～3%之间，而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伴随性”特征，从而表现出FDI在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布上的巨大差异。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FDI在城市的“扎堆”？我们认为，“经济分权”和“政治晋升”的制度安排是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视角。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分权改革以来，后者对辖区经济的决策和管理权限得到了明显提升。通过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可以与中央政府共享财政收入，同时，中央政府通过“政治晋升”对政绩优异的地方官员进行“奖励”。在此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行为表现出明显的表面化、短期化特征，与农村相比，发展城市经济更能增加政绩权重，于是政府之手对资源的流动进行了不合理干预，大量优质资源向城市集聚。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之手干预下FDI在城乡的不均衡分布，这正如陶然、刘明兴[16]的研究结论，他们认为，在“唯经济增长是重”的执政理念下，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优先发展城市经济的政策偏好，资源要素向城市倾斜。因此，“重城镇、轻农村”的政策偏好是加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作出如下判断：FDI在城乡之间的不合理分布是导致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重要原因，而导致FDI在城乡之间的分布现状与地方政府面临的制度安排具有密切联系。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二）变量度量及数据说明
1因变量
2自变量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先将进入各城市的FDI按照市辖区、市辖县进行划分，然后借鉴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20]）的方法，分别计算历年各城市市辖区（市辖县）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各城市市辖区（市辖县）实际GDP的比值，历年全国城市市辖区（市辖县）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全国市辖区（市辖县）实际GDP的比值，然后用前一比值除以后一比值的值进行度量；对于优惠政策（POLI），地方政府为了在引资竞争中获胜，竞相通过税收减免、土地无偿使用、产权转让等方式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同时，为了强化政府对进入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地方政府常对其进行集中安置，即通过在本辖区设立开发区、免税区、自贸区等来提高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从而促进了外资企业在辖区的集中分布，因此，不同层次的港区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对外资企业实施优惠政策的集中体现。基于此，我们借鉴Démurger等[21]的做法本文对各类开发区的赋值如下：1代表沿江及内陆开放城市；2代表部级经济开发区或沿海开发区；3代表沿海开放城市；4代表六个部级新区，即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东南沙新区；5代表经济特区。，先按城市对不同类别的开发区赋值，并对所赋值累加得到各个城市总的优惠政策指数，然后计算各城市市辖区（市辖县）财政支出占当年城市财政总支出的比值，最后利用二者的乘数来度量优惠政策这一指标。除此之外，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优惠政策相互作用后对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将二者的交互项（FDI×POLI）引入模型。
3控制变量
由于影响居民经济福利的因素难以穷尽，我们借鉴陈刚[22]、赵奇伟[23]等人的做法，并结合本文的研究重点，分别选取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居民的教育水平作为模型中控制变量。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DELE），用各个城市市辖区（市辖县）人均GDP来度量；对于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各城市市辖区（市辖县）历年对外贸易出口额占该市出口总额的比值度量；对于居民教育水平（EDUC），先利用公式：小学教育人数×6初中教育人数×9+高中教育人数×12+大专以上教育人数×16得到各城市市辖区（市辖县）居民总的教育水平，然后用该值分别除以城市市辖区（市辖县）总人口数得到所需要数据，公式中的6、9、12、16分别表示达到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年限。
四、实证分析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必须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在本文的计量模型中，由于因变量存在前后期的相关性，而且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将导致结果的有偏及不一致。基于此考虑，我们选择使用广义矩方法（ GMM） 进行估计。该方法包括两种：差分 GMM 和系统 GMM。前者可以有效克服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及残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然而，差分GMM估计过程中使用的弱工具变量也可能导致估计出现偏误。为解决上述问题，有人在差分GMM的基础上，将因变量的一阶差分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从而得到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实验表明，对于有限样本，系统GMM比差分GMM的估计结果更有效，偏差更小。因此，我们综合考虑本文计量模型的经济意义以及面板数据的特征，最后选择系统GMM进行估计。
在估计的过程中，我们先将210个地市级以上城市分作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子样本进行检验；然后按照一定标准将二者进一步细分为八个地区实证检验中，为了体现出城市的地区差异，我们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的划分方法，将城市归到所属省份的区域中。分别是：南部沿海（粤、闽、琼）、东部沿海（沪、苏、浙）、北部沿海（京、津、冀、鲁）、东北（辽、吉、黑）、长江中游（皖、赣、鄂、湘）、黄河中游（晋、内蒙古、豫、陕）、西南（桂、渝、川、云、黔）、西北（藏、甘、青、宁、新），由于具体城市名单太多，在此不予列出，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以检验二者在地区间的差异。在检验之前，我们先对计量方程中主要变量进行均值差异的T检验，从而在直观上反映各变量在市辖区与市辖县间的区别。从表3的检验结果看，主要变量中，绝大多数变量都表现出显著性，市辖区的均值高于市辖县，从而表明两组数据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表4是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子样本的检验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前期的居民福利水平对当期值具有显著影响，且表现出正相关。这表明无论是市辖区还是市辖县，居民前期的福利水平对后期福利水平都具有促进作用。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它对市辖区居民的福利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市辖县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具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其中原因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分析。从数量看，FDI流入投资地后，绝大多数在市辖区“扎堆”，它作为多种生产要素的复合体，其外溢效应对辖区内居民经济福利水平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由于流向市辖县的外资数量很少，其难以形成外溢效应，对当地居民难以产生正向作用。从质量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外资大多流向市辖区，而能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的外资流向市辖县，流入市辖区的外资与当地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对辖区的技术水平、制度环境等产生了积极效应，从而在整体上促进了居民经济福利的提升；流入市辖县的外资，其较少参与到当地经济发展中，所从事的行业往往对当地经济产生显著的负效应（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从而对居民经济福利水平形成了负向影响。
对于政府优惠政策，它在市辖区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市辖县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我们认为其中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分权”与“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后者出于表面化、短期化的政绩目标，在经济发展理念中表现出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倾向。不仅大量优质资源向城市集聚，而且农村产生的经济成果也被政府之手挪用到城市的发展中去，从而产生了政策在两个地区的显著差异性，最终导致了市辖区、市辖县两个区域居民福利水平的差异化发展。
从交互项（ln（FDI）×POLI）的结果看，它与前面单一变量在两个地区的结论类似，即市辖区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市辖县的系数显著为负。我们认为，由于流入两个区域的外资存在显著的“质”与“量”的差异，而政府在发展理念与资源配置上也存在明显的城乡偏好，从而外资与政策的综合作用在前者形成了积极的正效应，而在后者则形成了显著的负效应。正因如此，市辖区的居民受惠于二者的积极效应，福利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市辖县的居民不仅没有从中受惠，反而还分摊了外资项目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及城市建设成本，加剧了福利水平的恶化，从而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
表5是市辖区的检验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市辖区居民经济福利变量的滞后一期对当期都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大多数区域都表现出显著性。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发现FDI进入中国后，它对八个地区城市居民经济福利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八个区域中，FDI的符号都为正，并且大多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FDI进入提高了市区居民的经济福利。FDI进入各城市后，大多数流入到工业行业中，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并行发展的，FDI进入工业行业后直接提高了行业活力及生产效率，进而增加了企业产出与职工收入；间接的，企业收入增加必将带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收入，政府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思路，促使其不断改善和提高城市的基础建设和配套服务，进而提供给市区居民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FDI进入各区域后，倾向于在城区“扎堆”，特别是从事第三产业的FDI，它们在城市的经营活动直接提高了市区居民的就业和生活水平；它对当地政府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也将推进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促进当地制度环境的改善，产生明显的制度变迁效应。因此，FDI带给城市居民经济福利的改善，不仅有收入上的提高，还有生活质量、生活内容等方面的提高和丰富，FDI对当地产生的各项溢出效应，将使市区居民享受到经济、制度、法律、服务等多方面的正外部性。
对于优惠政策指数，它在多数省域市区的符号为正，只有黄河中游和西北两个地区的符号为负。这说明，政府通过在辖区内设立开发区、免税区（港）、开放口岸等，在大多数区域都促进了市区居民经济福利的提高。地方政府通过各类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FDI流入，并让其参与到辖区经济活动中来，FDI具备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将会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虽然FDI流入可能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但在大多数区域，它产生的正向效应明显超过了负面影响。同时，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不断调整本辖区的引资政策，对不同类别的FDI给予区别对待，提高了FDI与地区资源的匹配性，实现了外资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协同发展，市区居民作为地方经济的实现主体，也将分享到此类优惠政策产生的经济效应。黄河中游和西北两个地区的符号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二者在总体上缺乏引资优势，或者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没有实现与流入FDI的匹配。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的能源集聚地，FDI流入更多地进入资源密集型、环境污染型行业，虽然FDI的流入可能带来了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外资企业利用“超国民待遇”资格将生产成本进行了社会化分摊，或是这些城市大多具有资源型城市特征，其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资源的深加工，地区经济出现了“资源性依赖”而难以升级，因此随着资源的枯竭，城市发展动力不足，产生了明显的“荷兰病”。西北地区既可能存在城市对资源依赖的特征，同时也可能是进入这些地区城市的FDI数额较少，对居民经济福利难以产生明显影响，而优惠政策中存在较大的先期投入，形成的成本因没有带来FDI的大量流入而不能收回，从而出现了民众为政府政策买单的恶果，最终导致了居民经济福利的下降。
从交互项（ln（FDI）×POLI）的结果看，八个地区中，只有黄河中游和西北两个地区的符号为负，其他六个地区的结果大多显著为正。表明FDI与优惠政策结合后，产生的效益明显提高了当地市区居民的经济福利。在大多数城区，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已经与流入的FDI形成了融合，优惠政策减少了外商投资的生产成本，进而产生的外溢效应对当地经济和居民收入、生活质量等产生了促进作用，从而表现出居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对于符号为负的两个地区，可能原因是这些地区的资源禀赋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发展，地区经济与居民收入形成了对资源的依赖，优惠政策可能加剧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流入FDI多从事能源密集型、环境污染型生产，地区经济产生了“路径锁定”，居民福利将随着城市资源的枯竭而趋于下降。
表6是市辖县的检验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市辖县居民经济福利变量的滞后一期对当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大多数地区的系数为正，而东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及西北地区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我们发现它流入各个地区后，与市区的回归结果比较，它对县区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三个沿海区域中，北部沿海地区的符号为负，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余两个地区的符号与市区回归结果一致，符号为正；五个内陆地区中，只有长江中游和西北地区的符号为正，其他三个区域的符号都为负。这说明，无论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FDI流入产生的正向溢出并没有实现辖区居民的共同分享，相反，它对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县区居民经济福利产生了恶化作用。其中的原因是北部沿海虽然也是FDI先期流入的区域，但它们本身的逐利动机、政策导向、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城乡均衡性等导致了FDI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显著的区际、区内差异。技术导向、市场导向的外资大多向市区集聚，能源密集型、环境污染型FDI多数流入城市县区，它们虽然对县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当地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并且由于地方政府对FDI的偏好，使得外商在生产过程中时常将成本进行社会化分摊，从而在总体上恶化了县区居民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同时，由于北部沿海不仅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不一致，而且也存在行政层级上的差异[24]，这也可能是导致其与另外两个沿海地区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基于此，我们不考虑归属于河北省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得到系数为0126，并且其在005水平上显著，从而我们的假设得到证实。在三个符号为负的内陆地区，其中的原因与北部沿海地区存在共性，流入这些城市县区的FDI更多的是在母国处于边际产业的企业，它们流入中国表现出强烈的要素寻求导向。同时，长期以来，锦标赛背景下地方政府缺乏发展县区经济的动力，常将县区内的优质资源用来发展市区经济，但县区居民却承担着市区经济发展过程的成本分摊，FDI的产出也常被政府之手用来发展市区经济，从而导致了县区居民经济福利的下降。
表6中，优惠政策指数的符号在三个沿海地区为正，在五个内陆地区都为负，表现出明显的“沿海―内陆”二元性特征。对于上述结果，我们的理解是，政策作为地方政府调控辖区经济的手段，它本身难以产生市区与县区上的空间差异，该因素所导致的市区与县区居民经济福利差异更可能的原因来自于政府之手对经济成果的不合理分配。对于沿海城市，其城乡间虽然存在差距，但城乡居民收入的整体水平较高，加之沿海地区开放程度高，县区居民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收入可能掩盖了政府之手对经济成果在市区及县区间的不合理分配。然而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度较低，个体禀赋差异已经造成了居民收入的市县区的不同，但在地方政府重点发展市区经济进而实现短期化表面化政绩理念的驱使下，政府之手常将县区资源和成果转移到市区发展上去，县区居民不仅没有分享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相反还成为市区发展的买单人，因此，在内陆地区，影响县区居民经济福利下降的诸要素中，政府行为是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
从表6交互项（ln（FDI）×POLI）的结果看，除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两个地区的符号为正外，其他六个地区的符号都为负。对于内陆地区，产生上述结论是不难理解的，FDI在市县区的不平衡和异质性分布及其生产成本的社会化分摊，已经降低了区域居民的福利水平，而地方政府对市区与县区差异化的发展理念，促使其利用政策引资得来的成果转移到市区发展中，二者强化了区域内资源与成果的不合理分配，加剧了县区居民经济福利的恶化。对于北部沿海地区，其符号也为负，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该地区与其他两个沿海地区相比，地区内部在行政层级、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远大于后者，因资源在区际间的分配不均、优惠政策在区际间的明显差距，加剧了区际的市县区居民福利，同时在区内也存在更加明显的城乡福利差异。对此，我们将该区域内的河北省诸城市的样本剔除后检验，发现符号已经变为正，但不显著，当将山东和河北两个省域样本剔除后再次检验，发现结果显著为正，这表明我们推论的合理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鉴Changkyu Choi [17]，魏后凯[15]的研究方法，利用中国210个地市及以上城市1994-2013年数据，通过建立动态计量回归方程，先从市辖区和市辖县两个方面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对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然后按照一定标准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八个区域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无论是市辖区，还是市辖县，地方政府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对辖区居民的经济福利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对于市辖区居民，FDI进入显著提高了他们的经济福利水平，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对居民经济福利也具有间接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市辖县居民，FDI进入对其经济福利的积极影响并不明显，相反，在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发展理念下，政府之手扭曲了资源在城乡的合理流动与分配，市区经济发展成本存在向县区居民分摊的事实，同时，优惠政策并未对居民经济福利产生积极影响，反而具有恶化居民福利水平的趋势。同时，无论是市辖区，还是市辖县，引资竞争背景下FDI对区内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都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
上述结论对于我们深入考察和进一步有效利用FDI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分权”和“政治晋升”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为实现表面化、短期化的政绩目标，竞相将FDI作为推动辖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通过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从而展开了疯狂而盲目的引资竞争。在此背景下，FDI大量流入，它虽然在总体上促进了辖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FDI在城乡间的不平衡分布加剧了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影响了中国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在接下来的外资引进和利用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当既要充分利用辖区比较优势，吸引符合辖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外资项目来推动辖区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效率提升，并最终增强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25]；同时，地方政府在发展辖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合理处理城乡统筹发展，摒弃“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理念，实现资源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与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不断优化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实现全体居民福利的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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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开发；经济增长点；选择；原则
西部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作为跨世纪的宏伟战略，其重要性既体现在经济上，又体现在政治上。从当前来看，西部开发有利于扩大内需，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有利于东西部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我国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从长远来看，开发西部更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于保护和改善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和环境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西部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也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经之路。要充分发挥西部开发战略的作用，促进广大西部地区的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和平衡，选择正确的经济增长点就显得尤为重要。要选择正确的经济增长点，除了要充分了解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的发展环境和背景之外，还要有正确的思路，坚持正确的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整体比做是母系统，那么，这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则是组成它的子系统。对一个国家整体来说，它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和，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又依赖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每一个部门和地区的经济行为，都只能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整体性。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也必须体现整体性。西部地区的发展只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安排中的一个方面，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安排的一部分，而不能表现为它的全部。因此，考虑西部开发中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思路，必须从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体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战略安排的统一性与协调性，体现整体性原则的要求。要做到真正做到符合整体性原则的要求，必须正确认识下面的几个问题：
1、国内差距与国际差距的关系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始终面临着两个与发展差距相关的问题：一是加快经济和科技发展，逐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问题，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二是促进中西部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缩小这些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两个问题都是关系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保证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在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与具体发展战略的安排中，要体现整体性原则的要求，就必须认真处理好这个关系。
一般来说，国内地区间差别很大，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势必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衡和低效利用、大城市区的过度拥挤、需要救济的贫困人口增多等一系列的后果，政府往往要付出巨大的财力和物力，承担高昂的社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国家经济实力，从而抑制与国际社会差别的缩小。很难想象，一个国内差别巨大的国家，其国际差别却很小。
反过来，国际差别大，意味着国家总体经济的落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这些国家的地区差别和收入不均等程度一般都很高，也就是说，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与国内经济的差异程度呈反向关系。
因此，在西部开发的经济增长点选择中必须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而不能有所偏废。只有把握整体性的原则，做到国内差距的缩小与国际经济地位上升紧密协调，不仅要着眼于国内竞争，更要着眼于国际竞争，才是从全局考虑的妥善决策。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就是要探索不同于新中国前50年的新的发展道路，力争有效地解决好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问题和缩小我国国内地区间发展差距问题。
2、东西部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
要实现西部开发中经济增长点的正确选择，遵循整体性的原则，就必须充分认识东部经济发展与西部经济起飞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从总体上来看，东部沿海经济的发展仍然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决定性力量。东部沿海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13.5%，人口占全国41.2%，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58%，是国民经济增长和积累的主要来源。所以，从目前来看，国家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进行政策及各方面的优惠和倾斜，但对东部地区的发展仍然要加以较多的关注，这是正常的理性发展应有的选择。
其次，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是要以放慢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代价。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国家为了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快速发展，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与协调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但缩小地区差距，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并不是要以放慢东部地区的发展为代价，而是在保持全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所实施的战略决策，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缩小差距来进行战略安排。这种发展过程中地区差距的缩小应是动态的，整体经济实力都增长基础上的差距缩小，而不是静态的单纯考虑两个区域之间差距的战略安排。
第三，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全局，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是与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分不开的，这种支持突出地表现在能源、矿物及农产品原料的供给和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上。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一些大城市的工资成本、地价和水电价格的攀升，沿海地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优势正在丧失，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更加需要广大中西部腹地的支持。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离开了东部地区提供的充足的资金积累，离开了东部地区的示范与经验，离开了与东部地区经济的协作，不可避免地要走更多的弯路。但从当前来看，应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倾以更多的关注，整体之中应有重点。
3、应正确估计到解决地区差距的政策安排与短期内实际可能会形成结果的差距
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区差距，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快缩小和消除差距。这必须从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性的角度作出正确的认识。地区差距的解决至少要经历这样几个相互衔接的阶段：首先是控制差距继续扩大的程度，使扩大的程度尽可能小一些，在这一阶段地区的绝对差距还会继续拉大；其次是控制差距的扩大，把差距稳定在一定幅度之内；再次是逐步缩小差距，最终达到基本上消除明显的差距。
东西差距之所以要经历这样长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造成差距的自然和历史因素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另一方面是现阶段国家的区域政策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难点，其主要表现为：第一，国家可调动的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的资源有限；第二，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流向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大规模西进的前景；第三，东部沿海地区再发展的潜力还很大。
上述因素的客观存在，使我们对西部开发的战略选择要有全面的整体性的认识，那种以为有了政府的支持就会使地区差距很快缩小的认识是不切实际的，但相反，认为国家对地区差距的扩大漠然处之，也是不正确的。
二、利益协调原则
在西部开发经济选择的过程中，还必须充分贯彻利益协调原则，充分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做到有机的协调，才能真正起到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
一般说来，在经济增长点选择过程中，应协调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全局利益与区域利益的协调。
在西部开发的经济增长点选择中，首先要能够拉动本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增长极”效果，使西部经济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增加西部人民的收入。但西部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局部的眼前利益的把握，而应在强调自身区域利益的同时，注重全局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强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发展本地经济增加收入的同时注重环境的维护和生态的保护，使生态环境建设与富民增收并举，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协调。
第二，区域内部各省区利益的有机协调。
在西部，有12个省（区），范围广大，地势、水分、资源、交通、民族、文化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各省区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要求，在西部开发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注重各省区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应该考虑区域内部各省区利益的协调。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协作发展，使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从整体上上一个台阶。如果各省区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家都不发展。
第三，重点地区和一般地区利益的协调。
西部开发是一个系统的规划战略，在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平均用力“撒胡椒面”的做法是极无效率的，在现有可支配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有步骤分阶段地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才是最佳的途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正确处理好重点地区和一般地区的利益关系，是保证开发战略顺利实施，取得成效的重要环节。
第四，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有机协调。
从近期看，要尽快增加西部地区的人民收入，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增强西部地区的竞争力是当务之急，因此，从当地比较优势出发选择资源优势产业就成为一条较理想的选择，但西部地区的发展更要注重长期利益，必须要有长远规划，做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有机协调起来，不能只顾短期利益而无节制的浪费资源，也不能为了长远的远景而放弃现今有效的合理发展手段，因为长期的发展毕竟是依赖一段段短期的发展与增长不断积累的结果。
第五，农村（民）利益与城市利益的有机协调。
在西部开发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过程中，城市作为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势必会成为战略安排的一个重要内容。城市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率先发展势所必然。但在西部广大地域中，农村和农民及农业的比重相当大，在发展城市经济增强地区竞争力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兼顾和认识体现农民利益的重要性，认真解决“三农”问题，否则，城市经济的发展就失去了持续的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要有效坚持利益协调原则，就必须防止几种倾向。
第一，无序竞争，盲目扩张。一些地区从地方利益出发，固守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目光短浅，认为国家对西部开发支持行为只是权宜之计，所以要抢抓国家向西部大规模投资、给予许多优惠政策的机遇，快上多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认为谁动手慢了，认为谁动手晚了就会吃亏，于是步于了无序竞争、盲目扩张的怪圈，走上了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老路子。有些地方在超常规发展、赶超战略、超常规增长等口号的鼓噪下，盲目跟风，一哄而上，不切实际，贪大求全，盲目攀比、效仿，遍地开花，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二，目光短浅，寅吃卯粮。一些地方在“超前开发”的口号下，无视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顾生态、环境、资源的稀缺性，过度无序开发，有的甚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因有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思维，把大开发简单的理解成卖资源，卖初级产品，一味地滥采滥伐，变大开发为大开挖，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结果沦入“先污染，先破坏，后治理”的怪圈。由于过渡开发，使本来已很脆弱的生态面临着更大的威胁，使本来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资源、能源提早枯竭。吃了后代饭、子孙饭。
第三，只强调“共同富裕”而不重视“共同发展”。
有的地方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为了体现和实现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大局”，也就是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帮助西部地区实现后富，达到共同富裕。这种理解把有机统一的过程（共同发展）和结果（共同富裕）分割开来，舍弃过程而只求结果，因此，必然忽略需要自己付出艰苦努力的共同发展过程，从而把西部大开发看成是国家的责任和东部地区的义务，理直气壮地“等，靠，要”，存在严重的“依赖心理”、某种“索赔心理”和比较普遍的“埋怨心理”。这种认识把西部大开发实际看作是一个分配问题，而不是一个发展问题，因而把完成西部大开发的历史重担，主要压在中央财政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的功能上，这种认识是非常有害的。
三、发展原则
发展原则是指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根本目的应是在满足全国发展需要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繁荣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目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从主要服务东部的目标转向“富民强区”，通过自身努力，国家适当扶持和东部的帮助，实现西部社会经济的振兴，使西部人民与东部一样尽快走向富裕之路。
过去，国家在强调对西部地区进行建设，推动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对西部的投入除了国防安全的考虑外，大部分时期主要着眼于当地的资源开发，强调西部资源优势的极端重要性，而这种资源开发的最终目的，主要是为了支持东部地区加工业的发展，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并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西部开发资源，东部发展加工的垂直地域分工格局。这种西部开发的结果，虽然是国家在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立了一大批采掘和原材料工业企业，但并未使西部地区获得应有的快速增长，当地的居民也没有得到多大实惠。国家在考虑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时，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急需资源的开发，而不是地区竞争力的增强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应该彻底抛弃这种仅仅把西部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的传统观念，开发的方向由传统的“原材料基地目标”转向“富民兴区目标”，最终目的是要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决定》又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但由于陈旧观念的束缚、政策环境的不完善等因素，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在市场准入、税收、融资、招揽人才等方面，还面临很多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情况，其中税制环境，尤其是在企业所得税制内外不统一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对民营企业税收的歧视待遇已经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国加入WTO，使民营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要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首先必须解除传统形成的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制度上的差别对待。如何从上、政策上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和实践课题。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在国内已经探讨了多年，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得到各界的普遍共识，两税合并的方案也酝酿多年，似乎已经箭在弦上，但由于众所周知的一系列原因，终未能提交今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本文拟从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的角度谈一谈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的相关问题。
一、我国现行的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税制体系及其弊端
（一）我国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税制体系
我国现行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税制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一系列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按不同的资金来源和所有制性质分别立法，实行了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制度。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律体系是经1991年对涉外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并最终在1994年税制全面改革后确定下来的。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其他税种包括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都实现了内外并轨，但企业所得税仍保留了内外有别的两套制度，即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各自的实施细则为主，并配套以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共同组成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两套税制形成的主要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对外商投资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非区域性的外资企业享受的企业所得税在税率、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上的特殊优惠。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自企业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的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和增值税。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采购的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3、经济特区等特定区域内（包括中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低税率优惠。尽管内外资企业执行名义税率相同，但外资企业享受了诸如特定区域（特区和开发区）的税率优惠，再加上如前所述的计税列支范围和标准的优惠、税额扣除优惠以及减征、免征、从低征税，延长减免税期限等较多的优惠，致使其所得税实际税负远远底于内资企业，实际上享受了超国民的、与内资企业有较大差别的税收待遇。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虽为33％，但实际税负内资企业在25％-28%，外资企业在10％左右，名义税率与实际税负差距较大。税法规定外企享受最低优惠税率是15％，但实际上许多外资企业在此基础上又享受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减半优惠，税率仅为7.5％，而内资企业的最低税率为18％，也就是说，内资的最低税率几乎是外资的2.5倍。
除了税率的差别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在法律效力、税前扣除和资产的税务处理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二）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双轨制”存在的弊端
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税制体系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对我国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的新的形势下，“双轨制”本身的一系列弊端也逐渐开始暴露出来。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
1、客观上形成了对内资企业税收上的歧视性待遇， 抑制或冲击了我国民族的发展。社会院财政与贸易经济所副所长高培勇则认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量的内资企业本来就先天不足，加上人为施加的歧视性高税负以及各种法律、法规上的限制，事实上产生了抑制内资企业发展的效应。”“尽管这些年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异常繁荣，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尽管国际市场上印有‘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随处可见，但它们都非来自中国本土的内资企业所制造。可以说，正是在以税收为代表的各种歧视性政策的挤压之中，几乎没有一家内资企业能同外资企业进行可称得上公平的竞争。”[1]
2、扩大了我国地区、行业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的是由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地区——东部——中西部循序渐进的梯级发展战略，并实行逐次递减的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加上税收优惠政策主要突出区域导向，产业导向弱化，没有很好地将利用外资同优化本国产业结构结合起来。结果导致了外资过度集中东南沿海地区，过分拉大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加剧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
3、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条件。一方面不少外资企业利用从获利年度起“免二减三”的优惠条款、转让定价、人为推迟获利年度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导致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巨大差别也诱使一些内资企业假冒外资企业以骗得税收优惠。[2]有研究估计，我国“假外资”占了实际FDI（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额的1/3左右。
4、税收的低效率。由于实行两种所得税制，使税制变得更为复杂， 造成征收成本增加，征收效率降低。
实践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在改革开放初级阶段，对弥补我国投资环境不足，吸引国际资本，不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我国加入WTO，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大，国内各类投资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平等待遇的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改变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一致的局面，尽快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制统一，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制环境。
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飞速发展及面临的不公平税制环境
（一）民营企业在我国的飞速发展
与国营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天生具有资本、风险高度集中、决策管理权二者合一、形式多样、结构优化等方面的特点。[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劲和稳定的动力。据统计，1979～2002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年均增速达20％以上。截至2003年末，全国私营企业有300万户，注册资金3.5万亿元，非公经济占GDP的60%以上，民营企业从业人员超过1亿。[4]从3年来中国企业500强排序情况，私营企业在中国企业500强中的个数和比重逐年上升，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民营经济的年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大大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5%的速度。特别是近年来，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的形势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一枝独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 国民经济评价 效益与费用 识别与计算方法
《投资项目可行性 研究 指南(试用版)》(计办投资[2002]15号文出版)明确指出交通运输项目、较大的水利水电项目等需要进行国民经济评价。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属于需要进行国民经济评价的范围。由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投资巨大,财务效益差,项目的经济合理性以国民经济评价结论为主,因此国民经济评价编制质量直接关系到项目的取舍。国民经济效益与费用的识别及计算是编制好国民经济评价的基础,而 目前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国民经济效益与费用的识别及计算方法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多数参照交通运输项目的标准,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结合本人编制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国民经济评价的体会,本文试图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国民经济效益与费用的识别及计算方法作一初步探讨。
一、国民经济评价的概念与研究 内容
1. 国民经济评价的概念。《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国民经济评价是按照合理配置资源的原则,采用影子价格等国民经济评价参数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考察投资项目所耗费的 社会 资源和对社会的贡献,评价投资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2. 国民经济评价的研究内容。国民经济评价的研究内容主要是识别国民经济效益与费用,计算和选取影子价格,编制国民经济评价报表,计算国民经济评价指标并进行方案比选。由此可见,国民经济效益与费用的识别及计算是编制好国民经济评价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只有正确识别及计算国民经济效益与费用才能编制好国民经济评价。
二、国民经济效益与费用的识别 2. 国民经济效益与费用的识别。根据以上识别原则,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国民经济评价效益与费用主要有:
国民经济效益主要有投资乘数效益、固定资产余值回收、流动资金回收以及项目的间接效益。间接效益包括:节约在途时间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效益、减少交通事故效益、土地升值效益以及代替公交车的效益。此外还有一些难以量化的效益应作定性描述。
国民经济费用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及经营费用。
三、国民经济费用的调整计算方法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国民经济费用的计算一般通过对财务评价基础数据调整而得。 2. 流动资金按指标估算,不调整。 (3)扣除财务费用等转移支付费用。
四、国民 经济 效益的 计算 方法 城市轨道 交通 项目国民经济效益一般是在正确识别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计算方法计算而得。 2. 旅客时间节约效益(B2)。这部分效益按客运量中的生产人员所能创造的经济效益估算。估算时一般可以假定旅客生产人员节约的时间中有一半可以用于生产,创造价值。
3. 提高劳动生产率效益(B3)。由于乘坐地铁较乘坐公交车舒适度大为提高,加上减少了塞车带来的烦躁和疲劳,使乘坐地铁上班的乘客较乘坐公交车的乘客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据统计约提高5.6%的效率。
4. 减少交通事故损失效益(B4)。由于地铁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了乘客的交通事故损失。
5. 土地升值效益(B5)。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城市主要道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沿线物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升值。据2000年5月出版的《广州市内环路建成后对周边地区 社会 经济 影响 研究》一书所作的研究表明,内环路的建设使沿线物业每平方米升值达15%左右,升值幅度在500元/平方米以上。根据广州、上海等地的实际情况,城市轨道交通的建成,会引起车站500米至800米范围内土地的升值,升值幅度根据各地及各地铁线路所经城市区域不同。
6. 代替公交车的效益(B6)。如果不修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大部分的客流考虑由地面公交车运输,需增加公交车投入、公交车配套设施费投入及需消耗资源而产生运营费;需投入资金拓宽道路,以后每年投入一定费用进行道路维修。代替公交车的效益包括公交车购置费、公交车配套设施费、道路拓宽及维修和公交车运营费四项。
7. 不可量化的国民经济效益。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还可产生大量不可量化的国民经济效益,也应作简单的定性描述。主要有:增加社会就业;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建成,减少了地面车流量,从而减少了油耗及尾气和噪音污染;促进城市规划的实现,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有利于居民居住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属于必须进行国民经济评价的范围。由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投资巨大,财务效益差,项目的经济合理性以国民经济评价结论为主,因此国民经济评价编制质量直接关系到项目的取舍,国民经济效益与费用的识别及计算是编制好国民经济评价的基础。因此,正确识别及计算国民经济效益与费用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所提到的识别及计算方法仅是探讨,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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