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年我国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到2012年,我国已经制订并实施了10个五年计划和两个五年规划来指导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其中从“十一五”开始,将计划改为规划。59年中,发展规划制定的战略思想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单纯的经济计划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变革。为进一步优化规划内容设置,使编制程序进一步科学化,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将规划中期评估作为一种制度和惯例,成为规划和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规划中期评估在我国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
一、规划中期评估的意义与主要内容
1、规划评估的研究意义与重要性
国际上利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的评估研究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从发展历程上看,以评估方法进行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社会学家史蒂芬用实验设计方法对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社会计划”进行评估,从而使得政策评估开始步入较大规模的系统科学范畴。评估是一个系统过程,通过收集和分析信息来评估国家或组织完成目标的效率或影响力。中期评估可通过反馈,帮助国家或组织了解规划的实用性、效果和可持续性。中期评估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比较全面地对规划的阶段性实施结果和影响有一个清楚的评价,一方面可以用来总结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规划的下一步调整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2、欧盟经验借鉴
强化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三期”评估评价与评估已成为欧盟国家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重要手段。欧盟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评估机制,主要针对与凝聚政策相关的规划进行评估。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欧盟的评估工作走过了从欧盟对其规划进行评估,到成员国承担对各自规划评估的责任,从前期和后期评估,到前期、中期、后期都进行评估(三期评估)的发展过程。强化成员国的评估责任,提高了其规划管理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中期评估工作,则可以发现规划执行中的问题,以便根据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对于规划目标等进行调整。通过后期评估,则能够“数量化”地反映规划或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确切的影响,从而为今后编制更加科学的规划提供了基础。
3、规划评估的主要内容
规划评估研究以科学研究方法为工具,主要内容涵盖从方案的设计到执行的整个过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评估的对象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与计划,通常包括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和政策影响程度的评估;
评估的方法必须采取多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类是社会指标、回归分析、民意调查等定量化方法;另一类则是专家评断法、田野调查法等定性化的方法;
评估者包括官方与第三方的评估者,前者如国会、行政部门特设委员会;后者如独立思想库、利益集团、政治家或大众传媒等;
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目标完成情况,指标进展情况,规划实施工作,区域发展特色,主要发展成绩,主要问题障碍,基本经验总结,发展趋势展望,发展思路对策。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期评估的历史演变
1、“一五”——“九五”时期:以年度监测为主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同意李富春副总理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6年6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几项规定》。加强对“一五”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以期进一步加强对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并防止和及时纠正可能发生的问题。1956年6月18日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发言,评估了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对一些缺点和错误进行改正。
此后基本形成惯例,每一年人大会议都会有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此外几乎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开篇部分,都会简要的回顾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但是,这些报告都不是专门的系统的评估报告。
2、“十五”时期:首次尝试官方中期评估
国家计委在总结“十五”计划编制经验时提出,我国已编制和实施了十个五年计划,但在规划期的确定、规划编制主体、规划的性质与作用、规划编制程序、规划的、规划的评估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够规范的问题。下一步需要加强探索如何规范规划体系、规划性质、规划期、规划实施、规划评估与调整等重要内容。
为此,2003年,在“十五”计划实施过半的时候,我国第一次开展五年计划中期评估,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提交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从的评估报告来看,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实验性的官方评估,总体上是描述式的,没有对因素进行深度分析。但在规划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3、“十一五”时期至今:依法进行中期评估
根据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二十一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实施的中期阶段,人民政府应当将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规划经中期评估需要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国务院有关要求,国家发改委组织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自2008年下半年起,首次依法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工作,并聘请了第三方独立评估。其中,第三方独立评估是新增加的程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和世界 银行驻华办事处三家机构分别以各自的视角和独立的分析提交了评估报告,包括客观的批评意见,同时各自提出下一步实施规划的政策建议,作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起草中期评估报告的重要参考,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集中各方意见,形成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上报国务员审核后,于2008年12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顺利获得通过。
三、我国开展规划中期评估的经验与不足
从经验方面来说,我国从“十五”时期才有正式的五年计划官方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经验相对缺乏,尚未形成成熟的评估方法,针对具有特定周期的政策议题或项目进行总体评价难度很大,往往为传统的阶段总结取而代之,而不是科学的评估报告。由于“五年规划”是一项很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国际通行的评估方法也很难直接照搬只具有部分借鉴和参考意义。
从重视程度来看,省一级政府对规划的重视和执行情况较好,基本上都在地方人大会议上做了关于中期评估的报告。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对规划定位的理解上有偏差。尤其是在一些市县一级的规划中,规划只是对上一级规划的“拷贝”。这样的规划,操作性和可行性有限。还有一些规划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带有地方领导的个人意愿,大而空以致根本无法实现,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是虽然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许多部门追求眼前利益,“领导指挥规划”、“项目引导规划”的现象较普遍,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战略性内容统统让位于经济增长。因此,评估工作也难以起到实际效果。
从评估方情况来看,评估过程主要包括各部委组织对本部门的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地方各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规划实施情况评估;第三方评估。“十一五”规划首次引入了第三方评估,充分体现公共政策实施评估的专业化、国际化。但是,第三方评估机构受聘于规划的制定者,这在独立性和客观性上会有所欠缺。
从评估效果来看,由于规划实施监测工作尚未启动,中期评估后发现问题进行纠偏,往往滞后于实际,无法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若不依法把年度的、即时的监测与中期评估结合起来,建立起完整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提高规划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实性,中期评估就可能演变成运动式工作,效果会打折扣。
“强化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三期”评估评价与评估已成为欧盟国家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媒介批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Ol-0116-06
媒介批评是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近年来，媒介批评日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相关著作和论文也日渐增多。如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君超的《媒介批评的现状、机遇与挑战》《今传媒》2005年第10期)、谢静的《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目前的研究成果多见新闻传播学、文艺学和社会学领域。而媒介批评对经济、政治的密切关注，决定了它在学术上的交叉性和复杂性。因此，本文意在从经济、政治这两个制约媒介批评发展的基本因素出发，通过对金融危机现实背景下美国经济政治生态变化的分析，对美国媒介批评新动向进行研究，以案例的形式分析美国媒介批评方式和价值取向、媒介党派争论及其所反映的美国当前社会思潮，并藉此探究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媒介批评更趋活跃的原因和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开展媒介批评的借鉴意义。
一、金融危机对美国政治生态产生深刻影响
2008年，美国发生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场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其“深层次和长期的影响是它对美国和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它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动荡。近期，为缓解金融危机和财政赤字而大举借债的美国债务危机白热化。美国两党债务谈判、债务上限法案通过以及信用评级下调更是成为了波及全球经济问题的舆论焦点。金融危机及其不停息的“余震”，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1.提倡政府干预的救市“新政”得以实施，“驴象之争”因金融危机而更加尖锐。在美国，国家经济状况一向是影响政治生态和总统选举的主要原因之一。使美国经济得到持续繁荣以获得连任的克林顿就是最好的例子。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大选选情。和共和党激烈政治角逐中的竞争焦点，就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未来在美国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里根执政时期，得以极大自由的发挥。里根主义认为：经济应该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领域发生的问题主要应该由市场自身调节，政府不应该有过多的干预。然而，金融危机产生的严峻局势和负面影响改变了美国人的想法。“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罗斯福主义或将重新替代流行已久的里根主义……危机的总爆发，让美国民众和精英开始认真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端，政府的必要作用将得到积极认可。特别是在危机之下，政府动用资源的能力，对市场进行监管的能力，都会得到非常大的提升。”由于布什政府接连推出救市措施但收效甚微，选民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布什政府错误的内外政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选情也因此大受影响，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持续拉大领先优势。2009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所强调的政府干预与“新政”的影响力日益成为主流。
2.当选后的奥巴马政府备受诟病，新一轮政治斗争愈演愈烈。面对金融危机与美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挽救经济的措施，包括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对华尔街进行监督和整治，打击垄断集团，提出医疗改革等等。然而，这些举措没能使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主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角色最小化，让市场自身调节经济，并以最大限度保护个人自由的保守派甚至指出，奥巴马政府的这些举措是在搞“社会主义”。由于对金融危机的挽救不力等多种因素，奥巴马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不断下降。在201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控制权，而仅以微弱优势保住了参议院控制权。同时，靠不断借人外债缓解经济危机的举措，终于在今年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虽然陷入僵局的美国两党债务谈判以债务上限法案的通过告终，然而一些媒体和专家认为，法案的通过对于两党而言“没有赢家”，标准普尔随即下调了美国信用评级。执政时期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使得美国未来的政治局势扑朔迷离，两党内的不同派别所持的政治观点日趋多元化，各种论争相互交织，美国政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的媒介批评出现新动向
金融危机和美国政治生态的改变，带来了美国社会热点问题的转变，新闻报道和媒介批评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动向。本文以美国媒介批评机构――“公正和精确报道组织”的网站内容为例，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媒介批评出现的一些新现象。
“公正和精确报道组织”(Faimess Accuracy in Reporting，FAIR)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成立于1986年，是一个全国性的媒介监督组织。它的主要工作是针对媒介的偏差现象及审查制度提供有具体资料作为根据的批评。通过批评那些置大众的利益、少数的、不同的意见于不顾的媒介行为，彰显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它的基本立场是相信独立、批判的媒介是发展民主的必要条件。
FAIR的网站(http：//fair.ors)作为非政府组织(NGO)性质的行业外媒介批评网站，通过电子杂志Extral、在线广播CounterSpin以及与媒介工作者的接触和对话等一系列方式展开对媒介的监督和批评，影响力巨大。2008年9月，FAIR网站开通博客(FAIR Blong)，聚焦于新近的网络新闻事件和评论，致力于第一时间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在网络时代，FAIR Blog显示出时效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参与的媒体工作人员更多、观点更加多元等特点，已经成为了FAIR最重要的栏目之一。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媒体及时就金融危机中的美国经济、政治局势和所受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以FAIR为代表的媒介批评组织和机构，也展开了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美国媒体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报道的持续批评和反思，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而。
1.高度关注金融危机背景下媒体的报道方式和价值取向
媒介批评的一大职能就是监督媒体在传播行为中的偏见，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2011年9月19日，奥巴马公布了所谓的“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其内容是提高针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的税收。9月26日，FAIR在《奥巴马的计划等于阶层战争?――NBC对一位亿万富翁的访谈》一文中。对近来被热烈论辩的税收问题在美国媒体报道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
NBC在其节目中单一地从纽约市长(同时也是大富翁，他在访淡中表示，税收的对象――中产阶级、富有、贫穷是“很难定义的”)获取观点的这种报道方式不可取，如果媒体真的参与到对问题的谈论中，至少也应该邀请其他阶层的代表发言。
税收作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全民性的敏感问题，近来在美国媒体报道中被反复提及。身处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媒体在对于税收和相关阶层问题的报道中，只有真实客观地传播信息和观点，才可能会对经济不景气情况下政策的制定起到积极影响。作为主流媒体的NBC对采访对象的选取过于单一这种隐性且极富有偏向性的行为，实际上间接地支持了这场论辩中的一部分人。因此，文章尖锐地指出了这种不妥的报道方式和明显带有偏向性的媒体行为。
除此之外，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敏感事件中美国媒体的“沉默”也是媒介批评的对象。当地时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在美国华尔街金融区参与了“占领华尔街”的行动.表达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不满，以此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以及金融寡头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垄断支配，掀起了纽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活动。在这场被预计将有两万人参加的“愤怒日”示威活动中，针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沉默”，FAIR在其“媒介警示行动”
(Action Alen)的《段如茶党占领华尔街?――媒体在“反企业”抗议中的缺席》文章中写道，示威者在金融区的自由街安营扎寨数日，但我们却没有在一些媒体或其他渠道中看到这些报道。在ABC，CBS和NBC的网络新闻资料库中，我们什么都搜索不到。
在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滋生的大环境中，美国的主要新闻媒体比其他媒体更具影响力。因此，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合理进行议程设置不仅是其日常工作，更是其非常重要的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行为。通过对消息来源和报道题材的取舍选择，引导、转移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的是媒体自身的价值取向。而在“攻占华尔街”事件中，主流新闻媒体的“沉默”，与其背后政治、经济利益的操控密切相关。
2.媒介批评充满政治和党派争论，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密切关注美国经济和社会未来的走向
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巨大冲击，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美国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然而，美国经济并没有像他竞选时承诺的那样获得明显的好转，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渐上升，对奥巴马政府及其政治观点的批评声也越来越响。关于美国未来的发展之路怎么走，和共和党之间历经多次谈判，但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和共和党的争论激发了美国媒体对于当前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大讨论，关于什么才是美国社会当前的最重要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媒体各界人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0年11月24日，FAIR特约评论员皮特・哈特在《马特・白：自由派亦知自由主义的失败》一文中，引用民意测验专家斯坦格林伯格关于美国未来自由运动的调查结果，驳斥了纽约时报记者马特・白认为财政赤字是当前美国最重要社会问题的看法。他指出，马特・白单单就一项调查的一个数据引申出赤字削减、政府开支和税收问题是当前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这个结论不仅和其他调查结果相矛盾，而且是错误的。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财政赤字虽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在问及轻重缓急时，赤字显然并不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选民对基础设施重建的关心远远胜过了削减赤字”，“美国复兴需要一个能够提供良好工作机会和教育的政府，从而为中产阶级服务。”这篇文章指向明确，批评性强，丝毫不回避当前美国社会的焦点和敏感问题，运用调查结果和数据说话，反映出美国和共和党的“大政府”、“小政府”之争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对美国经济、政治和选民观点的影响。
文中提到的财政赤字、失业人数众多以及政府开支巨大等问题，正是一直以来和共和党争论不断的核心问题。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高失业率等一系列其它问题，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都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产生的恶果。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一系列的不合理与不公平被严重激化，导致了国内社会矛盾升级，极大地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美国社会的急迫问题不仅仅是解决财政赤字，更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全面解决经济衰退和社会不平等。而这些问题在当前美国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远不是市场自身所能调节的。因此，政府必须出面，以“大政府”式的改革措施，通过运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走向，才是解决全国性问题的根本途径。
而奉行“小政府”主义的媒介批评人士严厉斥责了这种论调，他们认为，奥巴马无限扩大政府权力，使得美国的现实状况是：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开支巨大，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类似“机场摸身安检”之类的政策严重伤害公民的个体自由。如果按照的“大政府”思路指导美国社会，实行诸如全国医疗改革这样的政策，将财政预算投入在错误的地方，根本无益于解决美国当前的问题。只会让国家经济状况更加糟糕，使未来的美国陷入困境。
3.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美国社会各方面现实问题展开批评和反思，反映了美国当前的社会思潮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FAIR大量了关于金融危机的媒介批评文章。在此背景下，伊拉克战争、环境污染等原热点问题退居次要，对海外问题的关注度有所降低。在FAIR的主页上，媒介批评指向金融危机、财政赤字及其引发的美国经济衰退和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现实问题。
美国《纽约时鼢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9月16日公布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奥巴马的工作认可度支持率再度下滑，跌至43％；不支持率继续上升至50％；就奥巴马提振经济的总体表现，40％的调查对象表示认可，但反对者达到53％；调查对象中，认为眼下美国经济“比较差”的比例占39％，“非常差”的比例达47％。后一个数字是2009年4月以来同一民调项目的最高值。72％的美国人支持“国家正运行在错误轨道上”的观点。
民意调查数据反映出当前美国社会舆论的总体特点，即金融危机引发的诸多全国性问题持续发酵，最终酿成了当前美国社会民众高涨的不满情绪。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复苏经济成为美国全国的中心议题，以及政治保守主义思潮的回暖。这些思潮在媒体批评中，表现为大量文章开始反思金融危机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政策。
对于金融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批评与反思是大量媒介批评的首要议题。美国ABC电视台在今年2月28日开始播出一个“美国制造”的专题节目，主要内容是寻找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美国制造”，并鼓励美国人购买本土生产的商品以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了缓解金融危机造成的高失业率，过去几年内美国一直严格控制其进口量，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ABC的报道称，现在美国一半以上的产品依赖进口。如果一个美国人一天花费18美分在美国制造的产品上，这样就能创造出20万个工作机会。3月2号，FAIR发起一项“媒介警示行动”
(Aetion Alert)，题为《ABC近期的系列节目“美
国制造”是“虚伪的’》。fAIR称，“昨晚，美国广播公司主播黛安・索耶就“美国制造”系列节目至今收到的反馈意见向观众表示感谢。这表示ABC对观众的言论和意见非常感兴趣。请在评论中留下你给ABC的留言，或对这次媒介警示行动的想法。”在网友们的留言中，对于“美国制造”是否能起到复苏经济的作用存在着多元的看法。有网友认为这种呼吁有利于改变人们的购买方式，对于创造就业机会有益；更多的网友表示，ABC的东家迪斯尼集团本来就是跨国大公司，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购买美国产品不是解决困境的出路；还有网友认为，媒体单纯谈论公民在经济复苏中的个体作用，闭口不谈政府的责任，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而政治保守主义思潮的逐渐回暖也成为媒介批评的重要议题。201 1年FAIR第一期电子杂志Extral的专题文章包括：(《奥巴马会不会走克林顿的老路》)、《在媒体的“赤字测验”中落败》、《今日美国)把矛头指向政府公务员》等。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可见，FAIR近期的关注焦点集中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财政赤字严重、中期选举惨败后的政党变化、政府机构臃肿办事不力等议题。其中，封面故事《奥巴马会不会走克林顿的老路》恰恰是在美国中期选举过后，针对的政治困境，探讨奥巴马是否会走上克林顿的老路，寻求与共和党温和派达成妥协，并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推行各项改革的可能性。
三、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媒介批评更趋活跃的原因
美国媒介批评之所以具有上述特点和优势，是由其民主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媒介批评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美国传媒业具有强大的制约力。
在华盛顿的美国新闻博物馆墙壁上，镌刻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全文。1791年颁布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准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者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基石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核心是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是美国民主的基石。在这种法制和理念指导下的媒介批评自由而开放，是新闻自由理念在此领域的反映。因此。美国媒介批评发挥着对“第四权力”的监督作用。作为新闻传播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FAIR为代表的媒介批评组织不仅力争言论的自由和丰富，纠正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消极负面现象，保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得以弘扬，而且作为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途径，通过对社会发展中各种思潮和各类问题的批评，实现自身的价值。
一、“本土化”视域下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有效结合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基点是“反思”、“回应”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与评价。西方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究竟是发展还是停滞的重大问题；认识的角度无论是“西欧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多中心论”、“无中心论”等，都是西方学者总结、批判与再批判的结果；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中西比较的方法。这无疑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对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并成为“再评价”争论的焦点：一是西方传统与中国实际问题；二是评价的标准问题；三是核心概念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些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评价标准，应从中国传统文献出发重新检讨、发掘相关理论与概念。在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理论、概念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走“本土化”研究之路成为必然。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是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葛金芳先生、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先生与云南大学林文勋先生吸收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问题的“本土化”解释模式的尝试。以上诸论对中国传统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及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等都有自己的评估。“农商社会”说认为，宋元明清江南区域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农商并重的局面，但是受战乱、生态及制度等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帝制农商社会”说认为，明清社会发生了诸如市场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变迁，但受制于制度和传统社会诸多结构性要素，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社会活性和政治集权共同增强的特点，并不包含社会组织方式及科学技术的根本改进，这种社会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富民社会”认为中唐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富民”阶层，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宋元明清诸朝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结构，但并没有成为帝制社会的离心力量，而是通过科举等途径成功与“士”、“官”阶层对接。以上诸说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宋元明清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强调有诸多其他因素决定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并未与西方社会处于同一演进轨道上，所谓中国“工业革命”、“现代化”进程的前景在当时也尚渺茫。
在本次会议上，葛金芳先生、赵轶峰先生、林文勋先生、薛政超先生、张锦鹏女士、刁培俊先生等从不同视角进一步论证了“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葛金芳先生从交易费用的视角，重新解释了南宋临安工商业发展的原因，指出便利的交通运输、可靠的交易惯例和生产空间的相对集中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临安工商业繁荣中具有重要作用。赵轶峰先生指出，明清时代的商业发展并没有消解帝制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商业相互渗透，衍生出一种帝制体系与商业发展基本契合的结构形态。云南大学林文勋、薛政超先生认为明清形成的“士绅社会”是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云南大学张锦鹏女士从投资、购买、售卖三个方面论述了“富民”是如何通过财富力量改变身份进而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过程。厦门大学刁培俊先生着重探讨了中国“富民”如何纵深发展的可能。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传统经济中商人群体、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河北大学刘秋根先生通过对遗存的大量“山西商人书信”的深入研究，以“汾阳皮张商人”为个案，分析了明清“本土化”的商业概念与金融体系。北京师范大学陈涛先生以特定地区“甫里”为例，说明了唐代后期苏州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及其原因与特点。北京师范大学李志英女士从病虫害的独特视角考察了民国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及其生态影响。刁培俊先生主要从文献检讨、方法思考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史料中所呈现的对福建路经济发展水平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认为宋元福建路经济虽有发展，但仍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应深入检验、批判性审视历史文献，避免陷入“选精”、“集粹”的陷阱。云南大学田晓忠先生综述了20世纪以来学人对明以前中国古代传统市场的研究。
二、断代研究与贯通研究无所偏废
对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论题之一。“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非常有影响力的两种学说。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学派”，都反对“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说”，认为清代是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研讨会的缘起也主要与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提出的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新论有关，因此关于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无疑成为历次讨论的焦点。本次会议打破了以明清停滞与发展、宋代与清代孰为高峰等既有论争模式的局限，跳出了以研究明清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为主的核心圈子，用更加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和“富民社会”，虽说主要是针对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理论，但以上诸说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经济有一宏观认识的架构之上的。葛金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由“农业社会”到“农商社会”的发展历程，并最终会走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赵轶峰先生认为中华文明基本结构形态可以区分为先秦时代的“王制”，秦至清的“帝制”以及民国以来的“共和制”。林文勋先生从社会群体对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及政治结构的影响出发”将古代社会概括为汉唐的“豪民社会”，唐宋以来的“富民社会”，以及近代的“市民社会”。
河南大学李振宏先生从贯通的角度，对秦至清皇权在经济领域的专制作了系统性的剖析，认为皇权在经济领域具有独占性，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山东大学刘玉峰先生认为自春秋战国“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后，中国古代工商业整体上形成了官营国有工商业和私营私有工商业并存的“官私二元结构”，进入封建帝制时代，私营私有工商业又可再分为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和民间私营工商业，因此将其结构形态概称为“整体官私二元、实际组成三类”。
三、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全面关照
传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概念如劳动生产率、亩产量、垦田数、人口等一直是此前讨论的重点。随着讨论的深入，必然要涉及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这也被认为是评估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治经济史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制度等认识的准确程度，却是值得怀疑的。“加州学派”就有学者在考虑经济数据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各种体制、制度等考虑在内，这无疑是明显的进步，但得出的结论却让人诧异，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令和地方实施属于不同的系统，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也有法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古代讲“民本主义”，认为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以上观点包含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些误解，但影响很大，在国内也有不少追随者。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对非经济因素的正确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如国家权力、思想观念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前揭李振宏先生对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进行了经济史方面的论证，指出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苏州大学臧知非先生认为国家力量在战国秦汉时代私营工商业发展演变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国家力量导致了私营工商业跌宕起伏。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先生通过对宋代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形成、具体活动、投资方向及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关系形成的论述，说明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赵轶峰先生认为，以往许多研究夸大了商业与帝制体系的矛盾性，权力与市场相互渗透，明清时代的商业与帝制国家体系是并同发展的。
对于经济发展中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南京大学范金民先生从《史记・货殖列传》出发，对司马迁的商业思想，及其笔下的商人所表现出的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等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这是值得深入总结的商业精神财富。李华瑞先生对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与经济观念中的变与不变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周秦至隋唐根深蒂固的“重本抑末”政策，在宋代有所松弛，出现了认可盈利的思想，但这仍很难突破帝制国家“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对这种“变”的因素不能估计过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政治的强烈干预，很大程度上是财政政策的衍生发展，不完全具有商品经济的独立性质。云南大学黄纯艳先生则从宋人水上信仰及其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宋代商品经济和海上贸易发展。
四、会议的成果、问题与启示
本次会议名家云集，讨论热烈，成果斐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热烈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国家力量等非经济因素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二，视野更加开阔，角度更加新颖。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的评价突破了经济史的视野，用政治的、生态的和思想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认识传统经济的发展。就经济史本身而言，如交易费用等概念的引入也对考察传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三，本次会议的与会学者都是各方名家，都有深厚的学养，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等的整体把握和史料的解读上更加准确，成果具有很强的信服力。
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与会学者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不能忽略全球史的视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平先生指出，传统经济的研究应有全球史的关怀，多注意与海外的联系，研究国内市场时不能忘了外部世界，明清新作物的引进、白银流入等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开大学李治安先生也说，“农商社会”的发展，绝对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台湾东吴大学徐泓先生也指出本次会议海外市场如朝贡贸易、海外贸易等谈的不多。第二，不能过分强调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的论述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刘秋根先生警示说，经济发展本身还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不能强调的太过，显然，这应是非常及时的提醒。针对两种认识倾向，葛金芳先生指出，双方各有所据，但论述时也一定要看到局部与整体，长期与短期的关系问题，要兼顾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
简述商会与农村经济之关系--读《天津商会档案汇编》札记 史建云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地财政划分制度 刘慧宇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税收问题研究 阎庆生，黄正林
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 许檀
两税法非为党争之产物--从肃、代二朝财政改革对推行两税法的意义谈起 李志贤
市场网络或企业组织: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的制度选择 龙登高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的改革思想及实践--西方股份公司制度在中国最初的命运 周建波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所引《龙泉县志》的作者及时代--兼论宋代铜矿的开采冶炼技术 王菱菱
中国历史上铜、锡矿业分布的变迁 薛亚玲
试论3-9世纪重庆的经济开发 卢华语
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 魏明孔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开发 李并成
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 马雪芹
1953-1957年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陈廷煊
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宏观分析 张东刚
浙江金融财团的形成及地位 陶水木
唐廷枢时代开平煤矿的投资环境及其优化 孙海泉
18世纪中国婚姻论财中的买卖性质及其对婚姻的作用 王跃生
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 赵德馨
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 郑起东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陈意新
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近年来新中国商业与市场史研究回顾 徐建青
一部金字塔式的中国经济史新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评介 吴承明
探赜索隐治史用世--评《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 余丽芬
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特色 郑有贵
访日本经济史学家斯波义信教授 游彪
谈梁方仲先生的治学道路 杨生民
"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兰日旭
50年来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变化与启示 高萍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清苑县供销合作社改制研究 朱文强
1927-1937年中外资本的活动与中国铁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 徐卫国
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李金铮
南京国民政府1932年内债整理案述论 姜良芹
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 温锐
论近代江南农村的"合会" 单强，昝金生
民国初期各大盐区改革绩效分析 刘经华
汉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生产 宁志新
论唐代的虚估与实估 魏道明
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的葡萄、葡萄酒及葡萄酒税 卢向前
元朝在地方征税考 张云
宋代"禁寺、观毋市田"新解 游彪
中国近代工矿业区位选择的个案透视--盛宣怀试办湖北矿业失败原因再探讨 袁为鹏
清末公债的经济分析 尧秋根
新世纪经济史学的新趋势--第13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侧记 王玉茹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2次研讨会会议纪要 李军，刘洋，袁野
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新探 林刚
论中国近代金银的国际流动 贺水金
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从价格机制到统购统销 徐建青
略论解放战争后期香港与解放区的通商贸易 林天乙
论唐代市场管理 刘玉峰
农业渗透与近代蒙古草原游牧业的变化 王建革
北魏前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兼论北魏模式 李书吉
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回顾 张侃
重本抑末的时代特点与学派倾向 傅允生
评《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 刘秋根
1928-1937年间民族棉纺织工业的运行状况和特征(上) 林刚
1927-1936年中国国有铁路的经营效益和财务状况 徐卫国
新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历史变迁及宏观政策分析 赵梦涵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对外贸易的回顾与反思 曲韵
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上) 李伯重
晚清江南官办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以苏经丝厂、苏纶纱厂转制为案例 刘淼
隋代手工业前后期生产重心变化及不同结局 魏明孔
夏商手工业者的身份与地位 蔡锋
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 韩茂莉
汉武帝开发上郡秦故塞以北诸县的量化分析 武沐，王希隆
清中期澳门贸易额船问题 陈文源
改革开放以来闽台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 高伯文
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 叶坦
怀念学者刘潇然--写在刘潇然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 裴俊生
1949-2002年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演变述评 武力
《西夏经济史》评介 李华瑞
"中国历代农民家庭规模与农民家庭经济学术研讨会"综述 蒋文迪
论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郑炳林，徐晓丽
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吴江
气候与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 马新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 万明
中国古代关于商品买卖的法律文书研究 郑显文
乡亲、利润与网络：宁波商人与其同乡组织,1911—1949 冯筱才
建国初期中国国内保险市场探析 赵学军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社会经济生活 苏金花
抗战前10年国人对西北开发问题的认识 张用建
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 张家炎
重新审视“官僚资本”的几点想法——评《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 武力
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 蓝鸥，王万盈，孔明，华伦，月泉，杨君，之恺
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在青岛举行 关新
试析清代晋帮茶商经营方式、利润和绩效 刘建生，吴丽敏
略论宋代会计帐籍 方宝璋
试析1933-1937年间华北走私及其影响和冲击 简萍
中国城市体系演变的历史剖析 徐正元
中国为什么在50年代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 陈甬军
从"高朴私鬻玉石案"看乾隆时期的商业"合伙" 钞晓鸿
盛宣怀与"官助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 巩为为
清代及民国云南盐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 武晓芬
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 刘巍
晚唐五代土地私有化的另一标志--土地对换--以P.3394号文书为主 刘进宝
唐五代敦煌农业劳动力的身份结构探析 苏金花
围绕《农业六十条》的农村大调查 贾俊民
新中国农民负担的阶段性分解与分析 张艺雄
多种经济模式并存的历史与启示--以七里营与刘庄为个案 郭晓平
从11村个体农民生产消费看近代中国农村变迁--评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 魏宏运，李金铮
生态环境、乡村社会与农民经济 李德英
试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 汪圣铎
规模与效益 杨勇
关于集中的经济功能及其本义 马俊亚
论中国近代民营股份企业的家族特色 邹进文
1928-1937年间民族棉纺织工业的运行状况和特征(下) 林刚
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 郑会欣
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 林文勋
论宋代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 李晓
中国古代报灾检灾制度述论 张文
宋朝的物价变动与计赃论罪 郭东旭
略论明代官民匠及农民的身份和负担 李绍强
雍乾时期中国与暹罗的大米贸易 汤开建，田渝
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 赵学军，吴俊丽
建国初期在华外资企业改造初探(1949-1962):以上海为例 张侃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宏观布局及评价 靖学青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粮食省长负责制--兼论自给自足的经济效率 戴迎春
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 操晓理
政府干预经济对我国建国初期制度变迁的作用 辛维举
鱼鳞图册研究综述--兼评兰溪鱼鳞图册的重要价值 梁敬明
走马楼吴简中的"调" 于振波
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考辨 吴树国
共和国史上""一词的应用与演变 鲁振祥
三农与市场--以明清经济发展为例 江太新，Jiang Taixin
论清代绿营军中的"朋助"制度 夏毅辉，Xia Yihui
传统、变革与国情--对鸦片战争后至抗战前中国手工业的一个分析 林刚，Lin Gang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骗招入满华工的地位与待遇考 居之芬，Ju Zhifen
中国工业化路径转换的历史分析 武力，Wu Li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杨帆，Yang Fan
本刊改版启事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
先秦时代的金器及其特点 陈振中，Chen Zhenzhong
不动产走向市场 --论近代中国房地产商品化的历史前提 赵津，Zhao Jin
从城市生活变化看唐宋社会的消费变迁 吴晓亮，Wu Xiaoliang
1842-1984年湖北省经济管理演变的轨迹 赵德馨，Zhao Dexing
近代北京的粮食供应 袁熹，Yuan Xi
明初户帖制度的建立和户帖格式 陈学文，Chen Xuewen
六朝商人诗及所反映的商品经济 卢华语，Lu Huayu
唐代官营畜牧业中的监牧制度 乜小红，Nie Xiaohong
拉迪从上世纪60年代起即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撰有《中国崛起：挑战和机遇》(2009年)；《中国汇率政策的未来》(2008年)；《中国：资产负债表》(2006年)；《美国――台湾自由贸易协定展望》(合著，2004年)；《中国融入世界经济》(2002年)；《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199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1994年)、《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改革，1978―1990》(1992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济部分，1987年)、《陈云关于中国发展的战略》(合编，1983年)、《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1983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布局》(1978年)等专著。
其中1998年《中国未完成的经济革命》一书的出版，确立了拉迪在世界一流中国问题专家中的地位。他在书中表达了对中国金融改革滞后的担忧。在研究中国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家中，拉迪向来以冷静甚至悲观的态度著称，他迷恋于对各项经济数据的精确、谨慎分析，拒绝戏剧化的抒情而强调现实的困难。但拉迪也曾表示，他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未来的态度，变得比先前更为乐观。
2001年11月，在中国即将加入WTO前夕举办的“汇丰经济论坛”上，拉迪纵论中国的“WTO效应”，引来大量听众，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拉迪曾在该论坛上评价说，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关税保护程度最低。他还援引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称，中国有潜力在入世三年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他同时认为中国面临来自银行和股市的挑战。在拉迪看来，中国的银行在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方面依旧进展缓慢――赢利能力很低，且股市融资效率也依旧不高。他认为，中国要从WTO获益的先决条件是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改革。
我说的“嫉妒”经济学家的人，主要指的是中国评论界中那些指责经济学家的人，这里的“嫉妒”并非是对经济学家多赚了钱的“嫉妒”，因为经济学家并非中国最富有群体，而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的成功，更准确地说，是经济学在中国社会所获得的成功，再说得透彻一些，是这些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而这些成功证实了经济学家提倡的一些经济理论，比如市场化和民营化。
一说中国经济的成功，就会有人出来喊贫富悬殊等，我不否认中国存在贫富差距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30多年前，有谁能想到中国能从一个穷国发展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有谁能想到，在当今世界最大的十家企业里面，居然有几家是中国企业，中石油甚至成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在美国的几十家中国上市公司去年一年市值都翻了一番；又有谁能够想到，今天的中国是奢侈品消费的大国。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当然，中国仍然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普通民众如何分享这样的经济成功。
中国的经济获得成功，中国的经济学家自然觉得自己有功了，这也并非是经济＝经济学＝经济学家的简单公式。公平地讲，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政策上的确有很大的影响。过去二十年，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字，“开放”和“市场”，“开放”让中国经济加入到全球化的系统之中，“市场”则改变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扩大了市场、解放了生产力，为国家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而且把国家从福利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这对中国的老百姓有些不公平，但中国经济的确从中得益不小，这其实是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体制更有效的经济体制，因为西方国家要承担极大的福利负担。不过，相对于老百姓承担市场经济的责任而言，他们却缺乏市场经济下应有的权利，中国经济学家可以讲，那不是他们研究的范畴，经济学更重视效率，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如何用最小的资源带来最大的效益。
除了经济学家从中国经济成功中得了荣耀，看到自己赞成的理论成为实际，看到自己建议的政策转化为生产力，经济学家更是可以毫无忌讳地在经济领域高谈阔论，比如，有经济学家追溯到若干年以前，讨论市场给人民带来的财富和寿命的增加，并提出“政府要做的：保护产权，推动竞争”。
相比之下，中国评论界、思想界与经济学界比起来，那就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了。评论家说起话来，许多时候都是绕来绕去，就算说出来，也基本上是毫无用处。
论文摘要：文章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入手，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作为核算手段和结果都是一种公共产品，并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产品“缺陷”，即质量问题，最后讨论了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理念引入到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
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采用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1992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以GDP作为核心指标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作为改革目标。针对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在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中，有些认为中国官方统计的GDP数据偏高，有些则认为偏低。
本文主要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人手，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最后讨论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引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中。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
相对于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因私人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而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包括国防、公务员、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是非竞争性，二是非排他性。前者是指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或不影响其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若增加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零。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利益，意味着消费者可能做一个“免费乘车者”，免费享用公共产品。
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属于公共产品。同时，从使用范围上看，国民经济核算是世界性的或部级的；从形态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又是一种非实物性的知识型、信息型的公共产品；从使用者数量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对使用者数量没有上限-1J。以上三点构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邱东(2004)提出SNA本质上属于全球通用的制度性知识，属于全球公共品。
总之，从核算的制度、方法上讲，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手段性的公共产品，它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的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核算类别、方法、规则等。从核算的结果上讲，国民经济核算向各级政府、社会公众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系列的统计信息产品，如GDP及其增长率数据等。
就现状而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供给属于“政府生产”，即通过各级统计局来核算并提供国家和地方的核算数据；从公共产品的需求来看，一部分核算数据作为“最终产品”直接提供给社会公众，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统计信息的需求，另一部分则提供给各级政府部门，服务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决策需求；从统计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上看，GDP核算数据是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生产(调查、收集、整理、计算、分析)出来的信息，属于全体公民所有，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政府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从外部性理论上分析，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具有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当核算数据被准确、及时地提供时，它能够向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产生较大的社会收益；否则，会误导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决策，造成全社会的损失。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以GDP为例
从MPS到SNA，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无论是统计的口径、方法，还是统计的质量都在不断改进之中。而统计体制上的欠缺与方法上的不足是国民经济核算质量问题的两大原因l3_。以经济核心指标GDP为例，其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地区核算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统计误差
1．“生产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
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1地区GDPr-总数与国家核算数的差异表
表1给出了生产法下1998～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J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5．66％，超过了一般统计上允许的5％的差异，到了2002年，差率已经扩大到12．63％，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表2国家核算GDP增长率与地方
从表2可以发现，1999年生产法下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高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在以后的连续三年中，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都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左右。
(3)GDP三大产业构成上的差异
从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在地区核算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逐年扩大，地区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比重小于国家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核算数一直都高于国家核算数，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
2．“支出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4给出了支出法下1998年到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且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4．64％，到了2002年，绝对差异达到了10376．58亿元，差率已经扩大到9．65％，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在1999-2002年中，2001年的GDP增长率国家核算数略大于地区汇总数，1999、2000、2002年都是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1～2个百分点(详见表5)。
(3)GDP支出构成上的差异
表6列出了各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地区核算数和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净出口比重的差异并不大，但是最终消费比重的差异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的差异比较大，其中在最终消费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小于国家核算数，而在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大于国家核算数，其差异的程度从1998年以来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二)国家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7中可以发现，在国家核算GDP的前提下，2000年用生产法核算的GDP高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而在其它年份则是用生产法核算的GDP低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从两种方法的差异程度上看，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1998年的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扩大到了2002年的2．53个百分点。
(三)地方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8可以看出：将全国各省的GDP汇总的前提下，GDP数据无论是用生产法核算还是用支出法核算，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四)对于我国GDP数据真实性的讨论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关注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真实性，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整体指标的GDP自然成了关注的焦点L5J。罗斯基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1997～2001年的GDP增长率被普遍高估，每年平均高估2-3个百分点[6I。国内经济学家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中国统计数字有一定的水分。例如，1998年中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令人费解的是除了一个省以外，所有省份的农业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再者，由于中国官员政绩考核与激励方面的原因，人为统计造假时有发生，也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官方GDP的数字的怀疑。任若恩(2002)针对罗斯基关于中国官方GDP的置疑进行了分析与评论，认为“罗斯基采用了错误的方法，错误地推算了中国的GDP”。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靠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撑，而不是虚假数字。”吴敬琏在《人世后的中国经济》演讲时也明确表示：“海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些质疑并无太大根据。”另一方面，有学者从电力消耗或投资的一致性计算，认为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存在低报的可能。且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上看，绝对水平的低估是服务业增加值估计中的最大问题。
三、产品质量控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
虽然国家统计部门为提高和改进核算质量，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在我国仍存在着明显的产品质量问题，在国外，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早已从最初的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等有形产品扩展运用到包括统计数据在内的服务领域，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全面质量管理(TQM)”项目，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机构，成为加强和改进数据质量的重要组织保障。国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有：
(一)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综合管理体系
在统一的组织框架下，对整个统计机构的数据进行全面的质量评价，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统计机构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数据质量评价和管理机制。
(二)建立单项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制
对某一具体统计项目如国民核算、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价和管理，如，美国的波斯金(BOSKIN)学术委员会，专门对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美国商务部分析局定期评估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质量。
(三)建立专门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构，定期进行质量检查
美国的BOSKIN委员会，专f-IxCN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准确程度进行评价。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组，每年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并对外公布评估报告。加拿大是由国家审计总长负责统计局的数据质量评审工作。
(四)应用不同的方法开展质量评估和管理
评价体系建构是一个研究不断深入、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吸取专家学者意见、社会各界智慧的过程。
2009年5月至7月中旬，人民论坛杂志抽调数名研究人员并邀请北京大学等院校学者组成专门研究团队，对国内外已有的指标体系进行系统梳理研究。与此同时，课题组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316位、各地县(市)委书记、县(市)长170余人次围绕“县域科学发展如何评价”进行深入讨论；在综合集成已有智慧的基础上，就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意义、原则等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并初步形成了“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一稿)”，包含43项二级指标。
“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一稿)”形成后，课题组将其发给有关专家和官员，进行了意见征集，共有121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学者以及36位官员参与笔谈，并在此基础上举行了小范围座谈，即第二次会议，推出第二稿。专家及官员们就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以及具体指标设置的相关焦点、难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将指标体系缩减为35项二级指标。
第二稿形成后，课题组又不断吸取各界意见、建议，通过召开第三次专家座谈会，很多专家又对该指标体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于是我们又将该体系进行了重新修改，形成了“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三稿)”，包含19项二级指标。
第三稿出来后，我们组成专题调研组赴全国20余个典型县市进行实地调研，检验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与响应
在策划筹备及组织实施这一课题当中，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国家部委、权威研究机构、主流媒体的广泛认同、支持和参与，许多地方县市纷纷响应。具体表现在：
一是国家领导人、有关部委、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关注，有些亲自参与到活动中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担任专家评审委员会主席，中央有关部门也从各方面给予指导与支持。
二是知名专家及各研究机构积极配合、响应。李慎明、李君如等100位学者型高级领导干部或著名学者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中央编译局、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等100余家该领域权威研究机构及所属单位作为课题成员单位，为课题调研提供智力支持。
三是中央和各地主流媒体的广泛互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浪网、新华网及各省市主要党报等100余家媒体等课题的讨论、征求意见、新闻等进行全程跟踪报道。
四是地方县市的热情响应。170余县市主要负责人对县域科学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有专家表示，如此高的规格、如此大的规模、如此全面的动员，在我国县域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尚属首例，这充分反映了当前形势下全社会对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县域科学发展的寄望与期待。
调研是如何进行的
在评价体系构建过程中，课题调研组深入全国各地对科学展典型县市展开调研，推动“中国县域科学发展体系”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并在“专题调研”、“中国经验”栏目中推出《县域科学发展与创业实干之道》、《走有中国特色的资源城市转型道路》、《丹阳经验：绩效管理“导航”》等20余个科学发展的典型县市的调研专题或文章。
课题组深入调研的对象，既有以往的百强县，如江苏、山东等地的县域；也有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县域，如甘肃、四川等地的县域。不同的县域，县情不同，相应地，其发展特色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调研过程中，大多数党政干部认为，人民论坛杂志组织各领域权威专家建构的“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较符合县域发展的实际，能促进县域的科学发展。
比如9月7日至9日，为了进一步深入总结县域科学发展的典型经验，验证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及复旦大学有关专家组成课题调研组，深入传统百强县江苏丹阳，通过座谈、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进行了《丹阳经验：绩效管理“导航”》专题调研。通过调研发现，丹阳市通过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考核机制，使绩效管理真正成为了科学发展的“导航仪”、工作责任的“动力阀”，推动了县域科学发展。通过丹阳调研，大多数党政干部都认为，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各领域权威专家建构的“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较符合县域发展的实际，能促进县域的科学发展。而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生态文明、公众满意度6项指标来看，丹阳市的发展是快速的，也是均衡、全面的。在“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的19项指标当中，丹阳的得分大多较高。
另外，评价体系的一个亮点就是进行公众满意度调查。进行满意度调查，不仅能从深层次上体现县域的科学发展，而且也是政府干部考核的根据。在调研过程中，不少县域通过对领导班子的绩效管理已重视起人民的满意度。通过评价体系的进一步推动，县域的发展将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重点报道全面深刻，值得关注
在课题调研实施过程中，人民论坛杂志先后在“特别策划”栏目推出《县域发展何处背离科学》、《县域发展向国外学什么》、《这些问题地方官员怎么看》、《传统百强县如何走向科学发展百强》、《县域发展评价的核心问题》、《郡县制新图景》六期专题，从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现实发展与历史借鉴等不同层面对讨论、研究的精华进行了报道。
《县域发展何处背离科学》(09年6月下期)：
本期“特别策划”专题包括《县域科学发展为何如此重要》、《县域发展背离科学的表现》、《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差别化评价体系》、《如何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四没有”》等重要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比如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冬雪副院长指出，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政治上看，县域发展以及县政改革的深入展开都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力。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建军认为，在县级层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看，最关键的是在空间层面，推行非均衡的发展策略和分类指导、分区管理的评价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郑风田认为目前单纯以经济发展指标来进行县域经济评价已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走出单纯以GDP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本期专题推出以后，得到学界广泛响应，许多专家参与到了“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讨论中来。
《县域发展向国外学什么》(09年7月上期)：
世界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是如何推进县域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是我们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我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建构，所必须观照的一个重要视域。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本期“特别策划”通过专题讨论的形式，邀请专家学者围绕“国外有没有县域经济”、“国外政府如何促进地方发展”、“国外的‘县官’如何当”、“国外也有招商引资吗”、“地方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吗”、“国外中央与地方关系怎样”、“国外如何实现社会保障”、“如何科学考评地方政府”10个核心问题，总结分析国外的经验教训。
专家们对中外地区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彩观点。专家指出西方主要国家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很低，行政区划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影响不大；普遍采用城镇管理的职业经理制；也有招商引资并采取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手段，但更重视非税收的手段，通过营造良好的商务环境和提供良好的服务，降低企业的商务成本；西方的评价体系则是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以社会为主体的评价体系等。
中外对比研究给广大读者，特别是县域实践工作者提供了新的借鉴。
《这些问题地方官员怎么看?》(09年7月下期)：
县(市)委书记、县(市)长是县域地区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对县域发展的实际情况最为了解，对于县域如何科学发展也最具见解。课题组采访了100余位县(市)委书记、县(市)长，人民论坛杂志刊载了中共湖南省株洲市委副书记、炎陵县委书记李晖等12位市县领导的精彩见解，揭示了县市主要领导对促进县域科学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在建立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上、所应包含的内容上，各地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各抒己见、见解深刻。
《传统百强如何走向科学发展百强》(09年8月上期)：
传统百强县科学发展普遍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强制约，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改善民生尚待加强等挑战与“陷阱”。本期专题围绕“传统百强如何走向科学发展百强”这一主题，刊发了中共浙江象山县委书记周江勇等10余位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观点与建议，反映了实践一线的负责人对县域科学发展评价的独到认识。比如福建沙县县委书记陈瑞喜认为县域科学发展要跳出传统百强县的“成长陷阱”，关键在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评机制。
《县域发展评价的核心问题》(09年8月下期)：
该专题详细介绍了“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三稿)的构建始末、体系特征、操作难点等问题。整个专题包括《前瞻、科学、引导、可操作――“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一稿)构建要点》、《代表性指标如何取舍――“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二稿)建构中的焦点与难点》、《专家“头脑风暴”会诊指标体系――“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三次专家座谈会发言摘要》等主打文章，重点报道了第三次座谈会上的专家精彩见解。
比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高小平副会长认为，构建“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很有意义，由权威的第三方评价县域科学发展，在政治上、国际形象上等多方面都有很好的效应。指标应当从繁到简，从开始的全面、避免遗漏，到逐步地调研、试点，升华认识，找到一些关键指标、核心指标，有一些次要的、作用比较小的指标就可以慢慢淘汰。完善的过程也是挖掘指标重要性、关键程度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指出评价指标体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评价很重要，排行要慎重。在具体指标上，他认为指标要少，经济收入的指标甚至都可以不要。因为实际上很多经济指标都已经转化为其他指标了。
国家行政学院的徐耀桐教授认为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应体现“党的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有必要，党的建设这一块是重头部分，包括党员队伍建设，基层支部建设，当然不一定指标要搞多，但至少要有几条。
《郡县制新图景》(09年9月上期)：
关键词：经济评价投资效益
中图分类号：P343.3文献标识码： A
1概述
安格庄水库系海河流域大清河系中易水的控制工程，水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境内安格庄村西，控制流域面积476km2，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大（2）型水利枢纽工程，水库总库容2.966亿m3（加固后）。安格庄水库兼作跨流域引拒马河水入中易水开发紫荆关梯级电站的反调节水库，通过“五一”渠跨流域引水入库补充水源。水库现状为100年一遇洪水设计，2000年一遇洪水校核的年调节水库。水库工程位置见图1－1。
图1－1安格庄水库工程位置图
水库枢纽工程由大坝、八里沟副坝、溢洪道、泄洪洞（兼作输水洞）、水电站等建筑物组成。
本工程为除险加固工程，静态投资为10938.9万元，筹资方式为国家财政拨款，建设期为18个月。
2 评价依据
经济评价主要依据《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和《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进行。
计算基准点选为开工年年初，各项费用和效益均按年末发生和结算。计算期包括建设期和运行期，建设期按2年，运行期取30年。根据规程规定，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项目，可采用7%的社会折现率进行经济评价。
本项目不以盈利为目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社会折现率采用7%。评价采用水库的增量效益和费用，以国民经济评价为主，财务分析为辅。
3 国民经济评价
3.1 工程费用计算
国民经济评价中建设项目的费用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和年运行费。
本工程总投资为10938.9万元。国民经济评价采用影子价格，在工程概算投资成果基础上，经调整该项目国民经济总投资为10373.45万元。第一年投资7261.42万元，第二年投资3112.03万元。
流动资金为维持工程正常运行所需的周转资金，主要是项目运行所需购买燃料、材料、备品、备件和支付职工工资的周转资金。参照类似工程，并结合工程实际考虑项目所需增加的费用，流动资金增加按工程固定资产的0.2%计，为20.75万元。流动资金从项目运行的第一年投入，运行期末一次回收。
年运行费包括工资、福利费、材料、燃料、动力费、维护费和其它费用。参照类似工程分析，根据工程实际运行情况并考虑项目所需增加的费用，年运行费增加取固定资产的0.5%，为51.87万元。
3.2 工程效益计算
水库的效益主要是防洪效益、兴利效益（灌溉供水效益、发电效益）。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实施，消除了水库工程的安全隐患，保证水库安全度汛和正常蓄水运用，使水库更有效地发挥兴利效益和防洪效益，减免下游的洪涝灾害，保护下游城镇、村庄及重要交通设施。下游洪涝灾害的减少，将改善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使下游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稳定，必将促进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本次评价采用多年平均可减少的
洪灾损失作为工程的防洪效益，加固后年平均新增防洪效益为682万元。
水库主要任务除灌溉、发电外，还给雄县、白洋淀供水，根据多年平均价格计算，增灌溉收入485.0万元。
加固完成后，水库新增养殖效益为40万元，丰水期增加发电效益12万元。
3.3 国民经济评价指标
根据国民经济评价总投资和工程效益，编制国民经济效益费用流量表，见表1-2。根据国民经济内部收益率、经济净现值、经济效益费用比等评价指标，进行国民经济盈利能力分析。
评价结果为：经济内部收益率EIRR为9.39%，社会折现率采用7%时，经济净现值ENPV为2567万元，经济效益费用比为1.26。
3.4 国民经济敏感性分析
国民经济评价投资的敏感性因素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效益，按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0%，效益减少10%分别进行敏感性分析，计算结果见表1-3。
表1-3国民经济敏感性分析表
3.5 国民经济评价结论
由计算结果可知，经济内部收益率大于社会折现率7%，净现值大于0，效益费用比大于1.0，说明本工程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超过了规范要求的水平。通过对效益减少10%、投资增加10%进行敏感性分析，经济内部收益率均大于社会折现率7%，说明项目抗风险能力较强，在经济上合理可行。
4 财务评价
由于水库的作用主要是防洪、灌溉，具有公益性质，财务收支很少。加固完成后水库年新增收入52万元，新增年运行费51.87万元，财务收支基本平衡，不需要国家新增补贴，在财务上可行。
5 综合评价
根据上述评价结果，本水库经济指标优越，对国民经济有利，在经济上合理；加固后财务收支基本平衡，不需要国家新增补贴，在财务上可行，故建议抓紧实施。
参考文献[1]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案例。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年
[2]王丽萍，高仕春，水利工程经济[M]。武汉大学出版，2002
[3]《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令（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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