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民生改善；创新能力；劳动力素质；科技创新；劳动就业；社会分配
中图分类号：F061.5；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1-0074-05
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和重大任务。民生问题事关边疆民族地区①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利益，事关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和谐，事关国家边防的巩固和边疆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物质条件逐步改善，政府有了更大的政策选择余地，能够把公共资源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但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出现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发展的不平衡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了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理论与实践证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民生改善的重点在西部，而不在东部，尤其是西部的边疆民族地区。因而，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深入探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民生改善效应，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用民生改善的机制，从而基于民生改善视角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体系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的调整，进而民生改善的促进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民生改善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体系的构建是量化及实证分析的前提和基础。要量化分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用民生改善的总体效应或效果，就必须首先量化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民生改善指标体系。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估指标体系的确定
首先，结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及国内外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关理论，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综合考虑评价指标体系设立的目的与科学性、系统性、导向性、客观性、可比性等原则，初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体系评估指标。随后，为了使初选指标更加科学，设计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查问卷，针对指标重要程度进行大范围问卷调查，收集可能遗漏而实际中又很重要的指标。并根据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指标的相关性，对初选指标体系进行信度、效度分析，基于AHP分析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构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估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收回180份，其中160份为有效问卷，调查对象包括高校及科研机构专家、财政科技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高新区企业负责人。
（二）民生改善指标体系各评估指标的确定
总体来说，民生就是要把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稳定五大现实问题抓紧抓好。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保是民生之依，稳定是民生之盾。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把民生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活干，有学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病有医，老有养，生活幸福美满。依据民生改善的内涵和有关学者关于民生改善的相关研究及调查问卷等方法，综合选择了劳动就业、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社会教育、生活质量以及健康指数等六个指标作为民生改善指标体系的评估指标。
1. 劳动就业。劳动就业就是指劳动者同生产的物质条件相结合，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或提供劳务，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保障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业。一直以来，提高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是各国宏观政策调控经济的主要目标和首要任务。我国是人口大国，如果不解决好人民的就业问题，便无法使人民安居乐业，便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实现充分就业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本文选择劳动就业作为民生改善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并采用国际惯用的“劳动力就业率”作为计算依据。
2. 社会分配。社会分配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平和效率问题。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是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而且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如果公平和效率解决不好，必将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而危及民生的改善。数据显示，2005―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由2.33倍扩大到2.41倍，收入差距逐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201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社会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0.4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本文采用基尼系数来评价社会分配合理性的程度。
3. 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基本制度安排，是民生的安全网、社会公平的维系机制、经济成果的共享机制、政治文明的促进机制、精神和谐的机制。实现基本的社会保障是各国政府必须特别关注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严峻，而面对如此形势，国家不得不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发展经济，改善结构增加就业岗位，通过各类保障机制来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保障主要以创造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平和缩小社会不公平为出发点和目标，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组成，社会保险是其核心，因此，选取社会保险覆盖率来衡量社会保障的实施力度。
4. 社会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立国之本，民族兴旺的标记。社会教育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程度，提高工人劳动素质、人民经济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给国家提供具有信仰、道德高尚、诚实守法、技艺精湛、博学多才、多专多能的人才，培养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培养合格公民，为国、为家、为社会创造科学知识和物质财富，推进经济增长，推动民族兴旺，促进人的发展，推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参考Barro等专家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文献，选择拥有高等教育学历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社会教育程度。
5. 生活质量。生活质量又被称为生存质量或生命质量。其主要是指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功能三方面的状态评估，即健康质量。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1958）中第一次提到生活质量，揭示了美国居民较高的生活水平与满足社会的、精神的需求方面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现象。也说明了生活质量是评价民生好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改善民生，就是让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而住有所居直接体现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对生活质量的测定方法及指标体系做了大量研究。70年代以后，生活质量研究相继在加拿大、西欧和东欧以及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展开。80年代初，中国开始结合国情对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及有关问题进行研究。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分为两类：一是客观条件指标，包括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产品的种类和质量、居住条件等等；二是主观感受指标，包括人口条件、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心理状况等因素决定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住房是人民安家立业的根本，是人民生活的保障。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来测量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健康指数。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人生的第一财富。近年来，我国公众的职业病发病率越来越高，据最新资料显示，我国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人群居世界首位。全国30多个行业不同程度遭受职业病危害，约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不同程度遭受职业病危害。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善重大疾病防控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同时强调将“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积极预防重大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地方病和精神疾病”，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反映人民健康问题最直接的就是人民的就医情况，采用医院诊疗人次数来衡量人民的健康问题（见图2）。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复合模型的构建
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及民生改善指标体系测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计算的过程如下：（1）确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指标体系各评估指标的参考值。参考值计算主要依据各指标当年全国的平均水平。（2）计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各评估指标分值。各评估指标的满分为100分，各评估指标的实际得分为各评估指标当年实际数值与当年参考值的比率乘以100分，即Ti=（Hi/Si）×100，Ti为各评估指标的当年的实际值，Si为各评估指标当年的参考值，100为满分。（3）计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T=∑Ti×Wi，其中，Ti为各评估指标当年评分值，Wi为各评估指标的权重，T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综合来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复合模型如下：
T=∑（Hi/Si）×100×Wi
当然，有些指标是反向指标，如基尼系数、区域经济差异指数、万元GDP能耗等，这些指标分值的计算应该是Ti=（Hi/Si）×100，满分为100分。
三、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民生改善效应实证研究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的测算
依据评价指数体系及其复合模型，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③ 进行了测算（如表1所示）。从1998―2012的均值来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数的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广西、内蒙古、新疆、④，但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的排序由高到低却为内蒙古、新疆、广西、。也就是说，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边疆民族地区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数最高为广西，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分值最高为内蒙古。同时，从1998―2012年平均得分值排序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与民生改善两者之间相关性较弱甚至不存在相关性（见图3、图4）。
从变化趋势来看，1998―2012年内蒙古、广西两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波动中有升趋势，而、新疆两区则呈现波动中下降趋势。从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来看，1998―2012年四区均呈现波动中有升趋势。这也初步证明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弱相关性或无相关性。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民生改善效应实证研究
根据研究目的，构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民生改善效应实证模型如公式（1）所示。并采用Eviews10.0软件对模型进行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
PLPit=？茁EDTit+？浊i0+？淄t0+？灼it（1）
其中，EDTit表示边疆民族地区i的t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数，PLPit表示边疆民族地区i的t年的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浊it均表示边疆民族地区特定效应，？淄it表示时期特定效应，？着it表示随机扰动项。
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存在延迟效应，因此，为了更加准确检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民生改善的影响，构建如下的动态面板模型：
PLPit=？琢PLPit-1+？茁EDPit+？浊i0+？淄io+？灼it（2）
式（2）中各变量的定义同（1）。
表2显示，从各种检验统计值来看，LR检验p-value为0.00，说明拒绝引入固定效应多余的原假设，固定效应回归较混合OLS更有效；豪斯曼检验统计值为0.003 0，拒绝随机效应与解释变量无关的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较随机效应回归有效。
同时，从检验结果来看，无论是RE还是FE回归方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数与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均未呈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民生改善尚未起到有效促进作用。动态面板的回归结果表明（如表3所示），边疆民族地区民生改善并不存在延迟或滞后效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民生改善也不存在显著影响，结论与模型（1）分析结果雷同。
为进一步剖析边疆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尚未起到有效改善民生的缘由，分析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各评价指标与民生改善的相关性（如表4所示）。相关性分析表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各评价指标中，除经济增长外，其余各指标均与民生改善有着较强的相关性，自主创新能力与边疆民族地区民生改善相关性最强。而边疆民族地区在投入结构、自主创新能力、产品结构和劳动力素质四个指标的得分普遍较低。这充分说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所以尚未起到民生改善的良好效应，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有效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因此，要提高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民生改善效应，就必须从自主创新能力、劳动力素质等指标着手，把科技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支撑，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手段，人才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保障，实现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促进民生的有效改善。
注释：
①边疆民族地区：、新疆、广西、内蒙古。
②指标体系各指标的解释详见《加快广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公共科技政策研究》，王春明、刘金林、王业斌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③本文也计算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各个指标数值，为了简化，不再详细列出，如果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④根据复合模型，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综合评价指数是依据每项评估指标实际值与参考值（该指标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经过加权平均计算而来。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民生改善综合指数的上升与下降均是相对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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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主成分分析法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十分迅速，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我国经济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投入大、产出少、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为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变到以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这些提法与要求对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较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为此，学术界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与评价指标等进行了研究。刘春宇和闫泽武［1］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探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内容。崔立涛从经济增长质量、结构优化、科技投入、资源转化效率、环境影响、经济效率方面设计了评价经济发展方式类型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其构建的指标体系评价了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特点［2］。
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评价仅局限于我国个别省份的研究，至今尚没有人对近年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进行过评价；其次，已有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较少，而且又多集中于经济增长以及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方面，而没有考虑改善民生等方面内容，因而，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丰富内涵；再次，缺少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将构建一套新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
二、 构建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等方面定义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3］。据此，笔者从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民生状况4个方面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视为“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它与“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民生状况”一起构成了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笔者构建了相应的二级与三级评价指标（见表1）。其具体安排是：“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一级指标包含“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平稳性”、“物价稳定性”、“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地区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7个二级指标，这些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是“经济增长指数”、“前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值”、“CPI指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中部与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收入分配基尼系数”7个三级指标。由于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影响十分广泛，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择了“节约能源”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作为“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的二级指标。其中，“节约能源”二级指标包含“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与“单位GDP能耗”2个三级指标，“环境保护”二级指标包含“单位GDP排放工业废气量”、“单位GDP排放废水量”与“单位GDP产生的固体废物”3个三级指标。“民生改善状况”一级指标包含“国民生活水平”、“国民享受教育程度”、“国民寿命”3个二级，其中，“国民生活水平”二级指标包含“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与“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2个三级指标；“国民享受教育程度”与“国民寿命”这2个二级指标均只有1个三级指标，它们分别是“国民人均受教育年数”与“国民人均寿命”。
三、 研究方法
（一）主成分分析法
从上文构建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指标体系可以看出，该体系包含的评价指标较多，需要将这些众多指标的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综合指标，由此来反映被评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整体情况，然后，通过纵向的比较，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情况。综合指标评价方法普遍采用加权评估法，如常见的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由于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它们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叠，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降维技术，把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约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被广泛用于指标的合成［4］。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避免专家评分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与层次分析法中评价者因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及个人偏好的差异影响［5］。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较理想分析方法。本文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多个指标信息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指数，由此来反映历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情况。
（二）分析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影响因素的方法
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6，7］。索洛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新观点 ，揭示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8］。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展为人力资本投资，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9，10］。虽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而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资源节约与环保等也有积极作用。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此，笔者以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为自变量，以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因变量，建立线性方程（1）。利用该线性方程，检验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
Z=α0+α1Y1+α2Y2+α3y3+εi（1）
等式（1）中，Z为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Y1、Y2和Y3分别代表制度变量、技术进步变量与人力资本状况变量，α0是截距参数，α2与α2是相关系数，εi为随机变量。 四、 数据来源与加工
本文用于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水平的三级指标共有16个。其中，“经济增长速度”、“物价稳定程度”、“CPI指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民受教育年限”与“居民平均寿命”分别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前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值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前后两个年份经济增长指数计算得到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支出与GDP数值计算得到的。“中西部地区GDP比重”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西部省（区、市）GDP数据与全国GDP数据计算得到的。“单位GDP能耗”与“单位GDP工业三废排放量”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GDP与用于生产的能源消耗以及工业“三废”排放量计算得到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依据农村与城镇居民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平均值。用于实证分析的技术进步变量用时间序列表示，制度变量用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表示、人力资本状况用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表示，后面两个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为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本文对1990-2009年上述各变量的原始指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五、 实证分析
（一）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变化的评价
1.特征根及其贡献率
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计算得到表2中的特征根及其贡献率。由表2可以看出，变量相关矩阵中的最大4个特征根分别为9.818、2.838、1.283和1.183，它们的值都大于1，而且它们的综合信息贡献率为94.514％。这说明，前4个主成分能够包含原变量中的绝大多数信息，故选取前4个主成分进行进一步计算。
通过计算，得到表4中的1990-2009年各年的主成分得分，再根据表2中的各特征值贡献率，得到下列以上年度的综合汇总分值（即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计算公式。
Z=0.33118Z1+0.2947Z2+0.17702Z3+0.14214Z4(6)
将1990-2009年的各评价指标值分别代入公式（2）至（5），得到表4中的各年度主成分（Z1、Z2、 Z3 、Z4）得分系数，再将各年度主成分的得分系数代入公式（6），得到各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见表4中Z项）。
从表4和图1中的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以1998年为分水岭，此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负值，之后的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指数为正。从变化情况看，199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拐点，1990年和1991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不断降低，到1992年达到最低点，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不断提升。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最小二乘法和1990-2009年自变量与因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对方程（1）进行估计，得到方程（7）。
Z=0.357+2.231Y1+1.807Y2+1.675Y3(7)
(-1.916) (1.862) (2.499) (3.712)
R2=0.892调整后的R2=0.887DW=2.012
方程（7）情况表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显著。这说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积极影响。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除1990年和1992年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水平呈现不断提升趋势。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提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已取得初步成效。本文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积极影响作用。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实现体制与机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当前，应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体制机制，形成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加快价格、财政、税收、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利益导向机制。
第二，利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1］。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引领经济结构优化最重要的驱动力。目前。我国在产业结构与产业技术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应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弥补和缩小这些差距。一方面能够促进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能够引领传统产业改造与优化升级，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克鲁格曼等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全要素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低，这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12］。促进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而人力资本是全要素中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应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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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而国内生产总值具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对现有的核算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和功能
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3．2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改进
经济评价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公路交通工程、经济学、数理统计及计算机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结合社会发展战略和相关技术经济政策的要求，在进行交通量的预测以及工程技术研究的基础之上，比较建设项目的效益与费用，分析多方案的指标，对项目在经济上的合理性作出评价，为投资决策者进行项目决策和方案比选提供科学的依据。
2经济评价方法及应用
公路建设项目经济评价主要包括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两个方面，通常以国民经济评价为主。
2.1国民经济评价
国民经济评价是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分析项目的效益与费用，进而计算项目所在区投入与产出的影子价格。
2.1.1经济费用计算
公路工程项目的经济费用，是指国民经济为项目所付出的代价，主要包括建设期费用和运营期费用。建设期经济费用即公路建设费用，如设备器械购置费、建筑安装工程费、预留费用等；运营期间经济费用包括公路养护费用、大修费用、交通管理费用以及国外贷款利息等。公路建设项目经济费用的测算是依据建设费用的土地、建筑材料等的影子价格作出相应的调整。
2.1.2经济效益分析
公路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是指建设项目对国民经济所作出的贡献，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间接效益是项目在运输领域外为经济带来的利益，通常很难量化，常作定性描述。因此，在进行经济效益计算时，一般只计算直接效益，主要包括公路经济效益，货物、旅客在途节时的价值效益，减少交通事故的效益，以及效益动态流量等。以上这些效益可以在国民经济评价中的相关模型为依据进行计算得出。
2.1.3国民经济评价指标
通过对建设项目经济效益费用的计算，可以得出效益费用流量表，进而计算出国民经济评价的主要指标，其主要采用的评价指标有4种：
1）经济内部收益率EIRR：公路建设项目的经济净现值等于零时的折现率，它是反映建设项目对国民经济净贡献的相对指标；
2）经济效益净现值ENPV：公路建设项目评价期以内各年的净效益折算到开工前一年末的现值之和，它是反映建设项目对国民经济净贡献的绝对指标；
3）经济效益成本比EBCR：项目计算期内各年效益的现值总额与各年费用的现值总额之比；
4）经济投资回收期EN：当净现金流量折算值和为零时，该年距项目评价期的年数。一般地，经济内部收益率越高，经济效益净现值越大，经济效益成本比也越大，方案就越优化；而经济投资回收期越短，资金回收的能力越强，因而抗风险能力越大。
2.2财务评价
财务评价是在国家现行财税制度及价格体系下，从项目投资主体的收支效益的角度分析，评价项目的财务盈利能力及清偿能力，以此分析建设项目的财务可行性。一般来说，只有收费的公路项目才需进行财务评价。
2.2.1财务费用估算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财务费用包括建设期费用和运营期间费用。建设期的费用估算要依据建没部、交通部及相关部门制定的关于投资估算的规定和方法。运营期间的费用应根据道路等级和道路管理部门的配置，合理安排养护费用、大修费用，合理确定各年管理费用，从而提取一定的税金。
2.2.2财务收入估算
公路建设项目的财务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运营期的车辆通行收入费，还有小部分是开发性配套设施的营业收入及路边广告收入等。因此，确定合适的收费标准和合理估算项目运营间的交通量有着重要意义。在确定收费标准时，主要考虑道路使用所得的收益、公路建设费用的投资利率、道路使用者的负担能力以及最小回收期等因素。
2.2.3财务评价指标
主要的财务评价指标包括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财务投资净现值FNPV和财务投资回收期FN，来确定项目财务评价是否可行。
2.3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指通过分析不确定因素的变化，找出敏感性因素，并确定对经济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公路项目经济评价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预测及估算，而经济评估往往具有一定的不准确性，这意味着决策者要承担一定程度的投资风险，因此需要投资者要在项目决策前进行敏感性分析，尽可能采取可行的对策来降低风险造成的损失，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获得更大效益。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对某因素的敏感度，可表现在该因素发生变化时所导致的评价指标的变化幅度，常常选择工程建设投资费用及交通量进行抗风险的敏感性分析。
“一五”计划：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大教训
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一五”计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同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一五”计划。
主要由于缺乏经验，“一五”计划编制和执行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教训诸如：在投资总规模方面偏大，形成紧张的平衡。在投资分配方面，重工业偏多，农业和轻工业偏少；制造业偏多，煤电运等基础产业偏少；内地偏多，沿海偏少；军用偏多，民用偏少。在贯彻勤俭建国和自力更生方针方面，利用原有生产能力不够，新建和改建的企业规模偏大，标准偏高：非生产性建设和城市建设规划也存在偏多和标准偏高的问题。在计划体制方面，中央集权偏多，地方权限偏小。在生产建设方面，发生了1953年的“小冒”和1956年的“大冒”；在改造方面，1955年下牛年以后，搞得过快。
“二五”～“五五”计划：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确立并进一步强化时期的三大教训
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共同特点是只有一个纲要式的文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计划，更没有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所以从完整的和法律的意义上说，三者均不能构成国家的五年计划。
第一，由党的讨论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二五计划的建议，是一个好文件。就“二五”计划建议的内容特别是指导思想来说，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
但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占了支配地位，从1958年―开始就把这个奸文件完全抛开。结果是．三年“”，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的影9向，使得1961年中国经济陷入了深重危机。接着在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搞了五年的调整(1961―1965)，又恢复和发展了经济。
第二，1964年5月，《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提出的“三五”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等。但是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也由于对国际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将“三五”计划的任务重新规定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1970年8月～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审议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提出：“四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改善布局；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等。
可见，“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有区别，但从他们的根本指导思想都是“左”的路线来说有共同点，给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第三，至于“五五”时期，由于“”更趋严重的破坏，连个独立的纲要式五年计划都没有。只是在1975年编制了一个包括“五五”和“六五”时期在内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千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直到1978年才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这个纲要也是在“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制定的。按照这个纲要的规定，到1980年，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农业方面，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显然，这是一个急于求成而又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从“二五”时期到“五五”时期(准确地说，是从1958年到1978年，但不包括其中的经济调整时期)，由于“左”的路线在党内占了支配地位，特别是由于“”和“”的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都受到了极大损失，并没有得到应有发展。
上述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直接相关的原因上说，首先是同计划编制中存在的诸多错误相联系的。主要是：1、盲目推行强速战略，以致造成经济多次大起大落。2、长期片面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以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多年严重失衡。3、长期实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忽视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致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缓慢，经济效益低下。4、缺乏稳定而又科学的经济地区布局战略。从“一五”前期的重点建设内地，跳到1958年“”中工业布局遍地开花，1964年以后又集中力量大搞三线建设。5、盲目推行自给自足的封闭战略．企业搞“大而全”和“小而全”，地区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外在很大程度上搞闭关锁国。6、严重忽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作用。7、根本缺乏社会发展的观念，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计划，致使就业、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积累成山。8、根本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以致人口增长失去控制，环境和生态受到严重破坏。9、在财政方面，除了总规模过大和过多向重工业倾斜等问题以外，国防战略费和对外援助费也都超过了国力。10、缺乏完整、稳定、科学的五年计划，加剧了发展的盲目性。11．法制不健全。没有制定有关编制五年计划的法律，这方面没有什么约束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使党规和国法破坏殆尽，使得包括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在内的一切经济工作都会受”左”的路线支配。
“六五”～“十五”计划：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的六大教训
从19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依据邓小平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先后相继地制定了从“六五”至“十五”的五个五年计划。
由于多种原因，“六五”至“十五”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中也存在不少教训。
第一，“六五”计划提出实行计为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沿袭了1956年党的的提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此有了重大发展，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但在“八五”计划中又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上述的1982年和1984年的提法。直到1992年才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其突出表现就是：早在“六五”计划就针对改革前由于急于求成，盲目追求经济增速，忽视经济效益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但在此后1984年、1988年和1993年还发生了三次经济过热。特别是1993年将“八五”计划的年经济增长率6％提高8％一9％，尽管有道理，并仍处于我们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约为7％一
9．5％)，但在1992年经济已经明显过热，而地方政府对计划指标层层加码还难以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疑对这一轮经济过热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然，这三次经济过热与改革前发的多次经济过热相比较，其发生机制．严重性和后果都有重大区别。但就急于求成这点来说又有某些共同点。
第二，伴随改革的进展，部门和地区的局部利益得到了强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利益就成为阻滞改革和发展计划实施的严重力量。前者如垄断行业改革进展迟缓．这固然同垄断行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关，但同这些行业的局部利益的阻滞作用也有联系。后者如2003年下半年发生的经济局部过热，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求地方局部利益的投资；中动。
第三，渐进式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尽管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发展空间，而无疑又是实施计划极严重的破坏力量。
第四，由于对某些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将它放到应有的战略地位，因而需要提高战略地位。比如要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战略地位。
这一点，是针对我国“九五”计划特别是“十五”计划对这个问题的某种忽视而提出的。在改革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第一编“基本任务和综合指标”中就有积累指标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在“七五”计划第一部分“主要任务千口经济发展目标”中也有投资指标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在“八五”计划第二部分“基本任务和综合经济指标”中也有这样的规定。但在“九五”计划中，在第二部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中仅有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的规定，只是在第三部分“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部分才有投资指标的规定。在“十五”计划中，在第2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提出了宏观调控的各项预期目标，其中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目标”惟独没有投资调控的预期目标。只是在第25章论述宏观调控政策时，才在提出消费率预期指标的同时，也提出了投资率的预期目标。可见，在“七五”到“十五”计划中，投资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有每况愈下之势。这是值得推敲的。
就实践上来说，如前所述，改革前后我国多次发生投资膨胀，都成为每一次经济过热的带头羊。因此，很有必要将投资率与消费率一起列入国家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预期目标。
第五，由于众多因素的作用，计划科学性欠佳，需要提高其科学性。比如要提高确定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的科学，哇。在改革以来制定的五年计划中，有关投资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只有“九五”计划比较切合实际。与计划规定预期目标相比较，其实际结果，城镇居民年均消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年均增速只高0.8个百分点，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年均增速只低0．9个百分点。其余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或预期目标)与实际执行结果都相距甚远。即以行将结束的“十五”计划纲要而论，依据2005年上半年情况判断，居民消费率指标实际执行结果要低五个百分点以上，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要高10个百分点以上。
第六，促进计划实现的保证体系还很不健全，影响到计划的实现。因而要进一步建立这种保证体系。比如要建立实现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的保证体系。一是要建立长效实现机制。可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建设节约型经济来形成这种机制。二是要建立预警机制。为此，要制定预警指标体系，还要依法授予国家有关单位(如国家统计局)定期预警信息。三是要强化监督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是财政委员会要着力加强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有关投资率和消费率规定执行状况的监督。还要加强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难以在制定计划时完全估计到，计划规定指标与实际执行结果发生差异是常有的事。而且，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为了削弱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消极作用，国家计划指标定得低一些，也有积极意义。但为了有效发挥指导性计划的指导作用．总需力求提高计划指标的科学性。特别是像投资和消费这样的基本指标，它对国民经济其它指标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它的科学性如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它指标科学性。而且，在经济预测科学、经济信息和现代计算技术都很发达的条件下，把计划指标定得尽可能准确些．并不是什么苛求，而是大体上可以做到的事。
关键词：会计统计核算增加值存货
国民经济核算是把国民经济作为整体，利用会计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数量关系进行系统、完整、统一的核算，它是宏观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的基础。要建立市场经济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关键是要解决好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问题。
一、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会计学与统计学是两门具有典型计量特征的应用科学，只是会计学主要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而统计学应用得更广泛。就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而言，作为计量手段，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会计、统计通过各自的核算职能来实现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核算监督和服务的共同目标。两者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会计、统计核算的依据相同，使用相同的原始记录和原始凭证，相互使用对方的核算成果；会计、统计核算所使用的很多经济指标相同，如资产、负债等，其核算口径和计算方法也是一致的；会计、统计核算在企业经济核算体系中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共同搜集、整理和反映企业经济活动信息，双方提供的信息具有互补性。两种核算存在的内在联系为两者的协调统一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同时两种核算的协调统一也是强化企业整体核算的必然选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统计核算长期分家，自成体系，不仅造成大量的重复劳动，而且数出多门，相互矛盾，淡化了企业经济核算的整体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要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就必须强化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讲求核算资料的质量，提高核算工作效率，充分发挥核算整体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宏观核算即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看，会计、统计核算也必须协调统一。从统计核算来看，国民经济核算是统计核算的最高层次，它将一系列指标分门别类地组成一整套平衡表、矩阵表和账户，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过程及其结果。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集合各个产业部门的经济活动，通常采用货币形式的价值量指标来进行核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是采用统计方法搞社会会计核算。从会计核算方面看，国民经济核算又是会计核算向社会会计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会计又称宏观会计、总量会计，它既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会计管理的客观要求，又是会计科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会计国际化、社会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宏观控制手段之一的宏观会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微观的企业经济核算的需要，还是从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来看，都必须搞好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
二、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中的主要差异与问题
会计、统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它们根据各自不同核算要求各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但这与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这就需要找出两种核算在协调统一中存在的主要差异与问题，从而更快、更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会计、统计核算在管理体制上的差异。我国国民经济遵循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会计、统计在核算时也遵循这一基本原则，但两者的管理体制又不完全相同。财政预算的分级管理是按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各级财政部门掌握的是“分级包干”部分的会计核算资料，而不是本地区全部企业的会计核算资料。而统计管理体制是为了适应各级政府管理经济、搞好综合平衡的需要，采取以块为主的属地原则，各地区能掌握本地区全部企业的核算资料，逐级汇总上报，形成国民经济的总体核算。
2、会计、统计对生产经营成果的核算原则不同。会计核算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来核算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而统计核算是按生产经营原则来计算生产经营成果的。如统计核算对本期生产但未销售的产品、自制设备、大修理作业、定货者来料加工的原料价值都计算产值，会计核算则不将其作为销售收入。在计算生产经营成果时，会计核算是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而统计核算则是按现行价格计算；对本期生产未出售产品，统计核算按出厂价计算，会计核算则按成本价计算。
3、会计、统计在核算方法上的差异。会计核算是通过设置账户，依据会计凭证，采用复式记账的原理，对每一项业务加以登记、分类、汇总进行核算。统计核算则是对经济现象通过大量观察，运用分组法、综合指标法、动态数列分析法、统计指数法等来把握总体特征，推断发展总体趋势。
4、会计、统计对收益分配的核算不一致。会计核算反映企业收益的指标主要是利润，对利润的形成及分配核算反映比较详细，但分配额中包括了非本企业直接生产所得的营业外收入、转来利润及弥补亏损的收入。而统计核算则从宏观角度观察企业的社会收益分配，即通过核算企业增加值来研究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再进一步核算企业可支配的收入及其分配，来反映不同企业拥有生产资金的规模和水平。
5、会计、统计在核算分类上也存在着差异。企业会计核算主要按主管部门分类，如新会计制度把国民经济按主管部门分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品流通、旅游饮食服务、施工房地产、对外经济合作、金融保险等行业。统计核算则主要按产业或产品分类，如国家新颁布的统计制度把国民经济划分为两大部类、三次产业、十三大门类（行业）。
6、会计、统计核算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也不相同。会计核算以所得利润作为企业经济效益的考核指标和企业最终目标；统计核算则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要求，以企业增加值（或净产值）作为经济效益指标或衡量企业对社会贡献的依据。
总之，现行会计、统计核算中存在的差异与问题较多，两者还没有形成一套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指标体系和统一的分类标准，基本上还是自成体系。随着现代化核算手段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实施，两者核算不协调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势在必行。
三、实现会计、统计核算协调统一的构想
国民经济核算由会计、统计核算综合组成。协调统一会计、统计核算的基本思路是：以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主导，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为依据，会计、统计在保持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双方都作些改进，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资料的共享度，最终实现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
1、完善会计、统计核算体制，制定一套满足国民经济核算基本要求的财务收支统计制度或会计决算制度。企业财务收支资料，除按财政预算体制要求上报财政部门外，还应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按统计核算的要求，将企业全部资料按块块逐级上报统计部门，由统计部门按主管系统、产业部门进行分类汇总，用于宏观分析。这样既可以满足宏观经济管理各方面的需要，又可以减轻基层负担，使信息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2、加强会计统计的信息管理。现代管理理论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管理的重点是经营，经营的中心是决策。而决策是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对会计统计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取决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获取和传递信息的及时性与正确性。企业只有对所发生的信息、形成的信息流进行及时、迅速、科学地处理，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可以说，信息是企业经营的重要依据，是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资源。信息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使用目的的多样性上，它既能满足企业内部的管理需要，又能满足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外部集团的需要。
3、规范会计、统计核算指标，改进会计、统计核算原则。在核算中，对会计、统计相同的指标，在指标名称、涵义、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上应力求一致，使会计、统计核算找到共同语言。如现行会计制度中的“存货”同统计中的“库存”“储备资产”，在经济含义、核算内容上基本相同，为便于同国际标准接轨，会计、统计在核算时均应采用“存货”的概念。对会计、统计在核算中存在着差异的资料，应有明确分工，相互补充，搞好协调统一。如反映本期生产成果（如产量、产值）以统计资料为主（不合格产品应统计在内），反映本期实现的经营成果（如销售收入）以会计资料为主，以解决会计、统计在核算原则和指标口径上的不协调。
4、调整和增加会计核算中有关分类的内容，满足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需要。会计核算除按行业分类外，可与统计核算配套，增设按产业分类核算的内容。此外，根据统计核算的要求，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一些独立的项目，这不仅为统计核算提供了直接资料，也解决了会计、统计核算在分类方法上的不协调问题。
5、建立增加值会计，实现会计、统计核算的协调统一。增加值也叫附加值或追加值，会计上习惯叫增加值，它是本企业经营活动在外购货物和劳务上获得的增益，即营业收入扣除经营活动中耗费的中间产品和劳务后的余额。增加值的核算扩大了现有会计、统计信息的使用范围，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经营成果是会计核算目的和统计职能不容回避的问题。总产值、销售额包括了外部购置价值，有重复因素，而且生产经营起点不同的企业难以对比；不含重复价值的利润虽然能反映企业的净收益，但其真正受益者仅限于业主或股东。而增加值能显示各方面（包括政府、职工、股东、债权人）对企业及社会的贡献，是企业的一项综合性权益指标，它把企业的经营核算与分配核算、微观核算与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联结起来，从而把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真正联结在一起。会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在加强微观核算职能的同时扩大会计宏观核算职能，即在加强会计固有职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座通向国民经济核算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增加值核算，即“增值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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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五年规（计）划 指导方针 发展进程
Abstract ： From twelve five-year plan） rules （delimit guidelines show that China changed and is changing three appearance， experienced and shall experience three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49—1952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1965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从1953年开始，我国共编制和实施了十个五年计划和一个五年规划，从今年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规划。通过考察党和国家在编制各个时期五年规（计）划时的指导方针，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新中国的成长发展进程。
1.我国编制的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
1.1“一五”计划（1953—1957）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此，“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为：一是“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二是“在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下，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安排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三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力求使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
1.2“二五”计划（1958—1962）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1956年9月党的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16条方针部署，包括“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正确地处理在国民收入中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发展农业并适当加速轻工业的建设”等。
1.3“三五”计划（1966—1970）、“四五”计划（1971—1975）都是立足“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
“三五”计划、“四五”计划都强调了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并试图用军事工业带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
1.4“五五”计划（1976—1980）在指导思想上重犯了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老毛病
1975年，国务院草拟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1978年初对原来的纲要作了修定，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五五”计划指标作了较大幅度调整，并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努力使国民经济真正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1.5“六五”计划（1981—1985）确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方针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六五”计划。“六五”计划在制定过程中，突出强调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包括“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发展”、“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等十条具体方针。“六五”计划的一个特点是，社会发展类指标显著增加，占39%，也正因为如此，“六五”计划的全称随之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
1.6“七五”计划（1986—1990）提出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和转变经济管理体制
“七五”计划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由11个“坚持”组成，包括“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效益和速度、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坚持把建设重点转移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坚持把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加快智力开发”等。作为上述方针的体现，“七五”计划首次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总量指标以及三次产业的划分与统计。
1.7“八五”计划（1991—1995）提出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双加快”方针
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八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个“坚定不移”的基本指导方针，即：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
1.8“九五”计划（1996—2000）提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并首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九五”计划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包括“九五”在内的未来 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九条重要方针，其中第二条方针是“积极推进，“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1.9“十五”计划（2001—2005）提出了全面、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深刻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提出了制定“十五”计划，必须“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的重要指导方针。
1.10“十一五”规划（2006—2010）的指导方针是科学发展观
“十一五”规划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遵循“六个必须”的原则方针，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其根本着眼点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从“十一五”开始，“计划”被“规划”所取代。在“十一五”规划中，社会发展类指标占据了全部规划指标的75%以上。
1.11“十二五”规划（2011—2015）指导方针：在科学发展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2.从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看新中国的发展进程
我国建国以来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是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发展路线和发展思路的凝炼概括，也是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从“一五”到“十二五”，指导方针经历了持续的变化。五年规（计）划指导方针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当时国家领导人的主观选择。而这一选择，既来源于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思路.又受制于领导人对包括国际国内形势在内的国情条件的认识。五年规（计）划指导方针的演变，反映了领导人通过实践，不断深化对国情的认识，不断调整指引思想，探索与国情条件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进过程。从十二个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由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到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再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演进过程看，新中国处于不断的成长发展之中，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三个面貌，经历了和将要经历三次历史性转型。
2.1改变了和正在改变三个面貌
在五年规（计）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在五年规（计）划的指导方针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实践过程中，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后，人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的范围在扩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人民的精神风貌大为改善。
建国以来，我国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围堵，成功地建立其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工业化和初步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吸引了全球的眼球，成为各国政要和学者争相研究的课题。
在“”巨变，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代表”的指引下，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激浊扬清，审慎稳妥地驾驭着中国航船驶过了各种激流险滩，引领人民昂扬地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2.2经历了和将要经历三次历史性转型
关键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内涵
目标
原则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
在古代中国，小康社会是相对于大同社会而言的，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个社会中，“老者亦帛食肉，黎民不饿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
在现代中国，小康社会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战略构想，中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个阶段，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阶段，到21世纪中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科学的战略指导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78~200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5%的快速增长，实现甚至超越了发展的总量目标和人均目标，人民生活整体上实现了小康。然而，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总量虽大，但人均水平仍处于世界的后列；虽有沿海地区的繁荣，但仍有内陆地区的萧疏；虽有少部分人的“琼楼玉宇”，但仍有一些人的“茅屋草毡”，现在所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鉴于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全面”是相对于“不全面”、“不均衡”和“低水平”而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全面性体现在：第一，发展目标全面。它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第二，覆盖范围广而无遗（不包括中国的港澳台地区）。从地域范围来看，包括中国内地的东、中、西部各省区；从人群范围来看，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包括城市和农村中的各社会阶层。第三，全面参与。十六大报告指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条工业化道路的特征之一，是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广泛参与和普遍受益。第四，水平更高。相对于整体上已经实现的小康社会而言，将要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在人均GDP、居民收入、居民生活质量、居民享受的医疗和教育服务水平等方面，都具有更高的水平。
由上可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现代化建设第三个战略阶段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阶段。其内涵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民主法制建设为保障，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物质相对丰富、文化充满活力、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社会，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物质和制度基础。
以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说，一方面，一切发展都要围绕着“人”进行，都要为人类最终摆脱自然和非自然的“奴役”、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其直接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使之享有充裕的物质生活和愉悦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要使全体人民都有权和能够享有水平不同的发展成果。
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就是说，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赖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少地依赖资本、资源（包括土地、水、能源矿产资源）和劳动力尤其是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投入；经济发展要实现环境友好的目标，尽量减弱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参与国际竞争要更多地依赖自主创新能力，更少地依赖建立在低工资水平之上的价格优势。
以民主法制建设为保障，就是说，扩大决策过程的民主参与，保证决策的公正性；加强决策实施过程的民主监督，保证决策实施的有效性；完善立法，严格执法，避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随意性，保证政策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严肃吏治和法治，杜绝消极腐败现象，纯净社会风气。
物质相对丰富，就是说，一方面，相对于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言，全面小康社会只是迈向这一社会的一个阶段；相对于整体上实现小康阶段而言，物质财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另一方面，相对于富国而言，人均物质产品尤嫌不足。
文化充满活力，就是说，一方面，由科学精神、中华伦理和先进文化主导社会生活，国民精神积极、健康、向上、开放；另一方面，科技教育文化发达，精神产品丰富，国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就是说，不同地区的居民、城乡居民和社会各阶层都能从发展中受益，收入差别或福利水平差距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各方面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合作。
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就是说，经济增长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以最小的环境代价进行，当代人需求的增长及其满足不以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为代价。
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物质和制度基础，就是说，〖JP〗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较为发达的产业和技术支撑体系，充分的人才储备，和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和法律制度。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思路与原则
（一）符合最新的发展理念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面临挑战的变化，人类的发展理念也在发生着演变。从时间上划分，近代以来，人类发展理念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认为发展即是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第二个阶段，认为发展是经济、社会、科技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互动和协调的过程，强调社会发展是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这一观点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传播于20世纪70和80年代；第三个阶段，认为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之间互动和协调的过程，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重视资源和环境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和制约。这一观点，即可持续发展观，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现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并成为影响世界各国发展的主流思想。
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应坚持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要求。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并将在这一时代推进，其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充分体现最新的发展理念。
（二）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中国曾经是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一方面，要从总体上防止收入的过分悬殊，防止两极分化的产生；另一方面，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合理选择公平目标。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03年，人均GDP虽已超过1000美元，但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位依然很靠后。2001年，按世行汇率法换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为890美元，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7.3%；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中国的人均GNI为4260元，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56.3%。1999年，中国尚有18.8%的人口日均消费不足1美元（PPP值，下同），尚有52.6%的人口日均消费不足2美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实行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确保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同时，允许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公平目标的选择，既要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要求，又要虑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可能。
（三）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受到限制的。首先受限于国内自然资源的供给水平。中国幅员辽阔，资源总量大，但人均资源并不丰裕。中国人均耕地只有0.1公顷，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量只有2257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7%；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只有130~150亿吨，仅占世界总量的3%左右；矿产资源种类不全，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其次，受限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机会利用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也可以看到，确实有若干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利用外部资源实现了由贫困国家或地区向“丰裕社会”的转变。但是，应该看到，一方面，全球自然资源的总量相对于人类的发展需求来说，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先发国家已经在世界资源分配领域“占得先机”，后发国家要想在既定的分配格局中分上“一杯羹”，不仅会加剧世界资源供求之间的矛盾，而且会改变世界资源分配格局，对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构成挑战，谈何容易！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其对国际自然资源需求的增长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尽管在2001年中国石油净进口只及美国的12.5%，日本的27.5%，但国际社会已经对中国进口石油的增长产生深深的忧虑。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国际石油资源的依赖将继续加深。据国际能源组织的世界石油市场最新报告显示，2003年世界石油需求量日增128万桶，中国所占比重为35%；2004年世界石油需求量日增幅将降至108万桶，中国所占比重超过 30%，届时中国将超过日本，跃居为亚洲第一大石油消费国。中国不断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必将改变世界石油资源的分配格局。其三，受制于人类发展的环境容量。人类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环境的发展容量不是无限的。发展对于环境的破坏超过一定限度，地球将不再宜于人类生存。中国虽然地域广阔，但相对于其庞大的人口来说，适宜于人类的空间不足。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业已十分严峻：大气污染不断加重，酸雨范围不断扩大，水体污染继续加深，湖泊富营养化继续发展，近海赤潮发生频繁，70%的城市在“垃圾”包围之中。经济发展必然对中国生态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另外，中国的发展也将对世界生态环境形势造成日益显著的影响，因而可能会受到来自世界环保主义者等方面的压力。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人民对于财富的追求必然是有限度的，必须严格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四）体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要求
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算起，中国的工业化已经推进了50多年。但是，综合判断，中国的工业化还远远未能完成。表现为：第一，虽然工业化水平较高，但是仍有一半左右的劳动者就业于第一产业；第二，虽然城市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主体，但是城市化水平不到40%；第三，虽然中、高技术制造业有一定发展，但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依然占有较大份额；第四，虽然中国已然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出口增长的主要依托。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年，将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20年。然而，未来中国的工业化将在经济全球化、技术信息化的背景下推进，必然受到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影响，必须与信息化同时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反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这一阶段性要求。
（五）借鉴国际经验
与发展理念的演变相适应，对于发展的度量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集中关注经济增长；第二个阶段，将教育、医疗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变化纳入度量范畴；第三个阶段，全面考察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变化。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传播及其影响的扩大，国际相关组织提出了许多评价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或指标体系，诸如人文发展指数（HDI）、世界银行提出的国民财富计量标准、亚太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在这些体系中，我们认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于构造中国全面建设小康指标体系最具有借鉴意义。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所覆盖的方面和主题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所覆盖的方面和主题比较吻合。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涉及如下方面：
1.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城乡和地区协调发展、就业增长、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等主题；
2.民主与法制建设——包括依法治国、基层民主、社会秩序等主题；
3.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等主题；
4.可持续发展能力——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资源开发和利用等主题。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虽然两者所覆盖的方面和主题不能一一对应，但是，综合起来看，两者的“交集”是非常之大的，或者说，两者的交叉重叠之处是非常多的。例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的“经济发展”所涉及的主题是联合国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经济”和“社会”方面所涉及的部分主题；前者的“人的全面发展”所涉及的主题是后者的“社会”方面所涉及的部分主题。
当然，在借鉴国际经验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必须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
一、我国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原则
1.邮电通信建设项目技术经济评价主要包括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两个部分。其中，国民经济评价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对项目中国民经济的效益进行考察，分析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科学有效性；财务评价是从邮电行业和通信行业的角度对项目财务的可行性进行考察[1]。当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产生矛盾时，要从国民经济评价的角度来决定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相对于某个项目来说，如果财务评价考察建设项目可行，而国民经济评价考察建设项目不可行，那么只能放弃该项建设项目；相反，如果财务评价考察建设项目不可行而国民经济评价考察可行，这时国家应该采取相应的减免税收和补贴政策等措施，让财务评价考察结果变得可行。
2.在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过程中应该遵循项目全网全程的发展特点，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远期效益和近期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行有机的结合。
3.应该坚持费用和效益计算方法与国家财税制度保持一致的发展原则。
4.可以同时采用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的评价方法，其中动态指标可以全程反映出计算期内的各种表现，所以一般都是以动态指标的评价方式为主。
5.在进行计算的过程中，每年使用的价格标准应该保持一致的原则。
6.经济评价只是一种方法，不能够代替项目评价人员的分析和判断。
二、我国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重要指标
1.国民经济评价指标
国民经济评价指标是从社会整体和国家的角度出发，对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社会效益进行考察，从而对建设项目合理性的发展目标进行准确的把握。国民经济评价指标是在财务评价的基础上进行衡量计算，同时也是利用项目投资来增加和消耗国民经济资源的重要价值依据。它与财务评价中的货币体系有所不同，它主要是通过产出物工资、投入物数量、汇率、价格等的变化，来有效的反映各种资源的价值。
2.财务评价指标
财务评价指标主要是按照邮电企业财务制度和国家财务制度，利用现有的价格基础对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投资、获利、收益以及偿债等各种财务情况进行计算、分析、预测。并且以此来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和评价[2]。由于邮电通信建设项目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使得项目经济评价也具有多角度性和多面性，暂时还不存在单独的指标来描述经济全貌。此外，由于决策者之间存在的习惯性差异，其选择的评价指标也有所不同。所以，应该充分考虑决策者的具体需求，然后再建立一套相对较为完善、独立的评价指标体系。
3.项目建设的随机风险分析
在进行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之后，就是对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进行确立。然后要对邮电通信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究，就各种影响因素对项目效益可能产生的各种变化进行计算，从而对评价结果的精准性和可靠性进行预测，增加建设项目投资决策的科学性，防止发生严重的经济风险。这是进行随机风险分析的前提条件。随机风险的分析主要包括敏感性分析、盈亏平衡分析、概率分析等方面，其中，概率分析在邮电通信建设项目中的应用较少。
盈亏平衡分析能够很好的反映邮电通信业的发展水平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企业盈亏平衡点与企业风险承受能力是一种反比例关系。所以，邮电通信企业在对建设项目盈亏平衡进行分析时，一般都很难正确的把握其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敏感性分析就是在建设项目中经济因素发生变化时，经济评价指标的具体变化情况，并以此来判断邮电通信建设项目对风险的抵御能力[3]。一般情况下，敏感性的分析工作主要就是分析各种变化因素对企业收益产生的影响。但是只用这种单一的评价指标很难有效的说明问题，需要将投资回收期、净现值以及内部收益等三个指标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邮电通信建设项目中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邮电费用标准的变化、通信产品数量的变化、产品价格的变化、外汇和人民币比价的变化、借款利率的变化等六个方面，如果对这些因素进行单独的分析，具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在工作中可以将它们分为基础投资、再分配收入、运营成本等三种类型，通过这些因素来对指标的变化进行考察，可以相对简单、直观，有利于减少工作量，提高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效率。
三、结论
总之，经济评价是我国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研究发展中重要组成部分，是项目进行科学决策的主要手段，对邮电通信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国要提高对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工作的重视，充分了解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基本原则和指标，全面分析建设项目的可行性，提高邮电通信建设项目的整体质量，促进我国邮电通信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长河.对通信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的改进建议[J].邮电设计技术，2010，05：49-53.
[2]杨印言.邮电通信建设项目技术经济评价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2，0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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