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区治理；地摊经济；多中心治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4.169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4-0-02
1 广州市社区治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多重驱动下，广州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的局面。从1986年政府提出社区建设的目标，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至今，社区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形式，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密不可分。政府开始重视发展社区自治权利，逐步实现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截至2013年数据显示，广州市流动人口首次反超广州市常住人口，省内农村人口和外省城市人口居多。自由职业者、外来人口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多，加速了新贫困阶层的出现。阶级分化严重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加剧了治理的复杂性。对于当下出现的治理危机，旧制度下的社区形态并没有足够的和经验去应对。
1.1 治理现状的多元复杂
双转型时期人口流动加速造成社区人口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要求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涵盖更广的被服务人群。社区主体复杂化和社区居民需求多元化，传统的社区职能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一些社区边缘形成了“两不管”地带，城管（政府部门）管不好，社区也管不了。因地摊经营的流动性、不规范性、异质性，摊贩主长期以来成为游走在边缘地带的“两难管”群体。摊贩多为外来人口，居住地分散，集聚在人流量大的社区周边，由于缺乏良性引导，对社区的卫生环境和居民生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1.2 治理主体单一，服务人群狭隘
传统治理体制长期采用单一主体治理模式，过分强调政府和管理部门在执法中的权威性，整体表现为“大政府，小社会”，自上而下对社会事务实行单一性、命令式的管理。
社区管理结构不合理，自治和监管水平低下。作为中心社区管理主体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支配主要社区资源，长期将摊贩拒之门外。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很少能真正参与生活环境的管理。摊贩主作为社区辖域内的经营者、社区利益的相关者，脱离于社区，无从获得经营地的社区资源。
1.3 服务人员专业性不足
当前，从事社区管理服务的人员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人员，以及少数家综社工人员。由于服务人员从业门槛低，人员准入制度不严格，使得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综合服务水平不高，地域服务水平不均等。此外，管理人员专业技能较为单一，未能更好地在管理过程中评估多方需求和科学地分析社区管理和流动摊贩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一直沿用“老办法”管理“新社区”。
2 广州市地摊经济现状及问题分析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在缓解就业压力、满足不同需求和促进消费等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地摊的存在也使得广州市的城市卫生环境、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难度增加。
本次研究分别针对消费者、疏导区摊贩以及非疏导区摊贩三个利益关系群体发出递进式问卷共550份，平均有效率为93%。发放地点分别是大学城和海珠区南州街沥虼寤烦歉咚偾畔绿贩疏导区、越秀区云双南路双燕岗摊贩疏导区。经分析得出当前广州市地摊管理存在这样几个核心问题。
2.1 整治手段强硬，摊贩主与城管关系长期僵持不下
城管执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采用巡视的执法方式，对于发现的乱摆卖行为即刻进行取缔和处罚。治理手段粗暴简单，整顿手法一边倒。近年来由此引发了大量摊贩与城管街头暴力争执的负面案件。就如何看待城管部门的治理行为的问题上，有高达88%的被采访广州市民表示对政府治理行为不满，希望会采取更有效的作为；43%的市民认为应该“以保障商贩生存生活权利为重点，允许流动商贩在部分街道沿街设点”，一味禁止只会禁而不止，触发社会阶层的对立与仇恨；分别有22%和28%的人选择“寻求二者平衡”和“拓宽就业渠道，减少商贩”，而7%的群众则倾向于“以市容环境为重点，严厉打击小商贩”。
2.2 政府单一垄断治理，治理主体单一，沟通方向单一
广州市当前的治理方式是政府权力主导，城管部门负责管理，为部分摊贩提供疏导区进行经营。但是大多数摊贩仍维持在非疏导区零散设摊经营的状态。同时，缺乏相应开放而完善的民意反馈机制，造成沟通断层。摊贩主作为社会底层劳作人民，缺乏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导致地摊治理问题得不到根本成效。
2.3 试行疏导区成效不明显
2010年8月，广州市首批三个“走鬼”集中摆卖点相继在荔湾区南源街、逢源街和萝岗区青年路开张，收编“走鬼”定点正规经营。广州市城管委通报，力争3 年内建成120处，引导10万流动商贩入室入场入点经营，3年内建成120处临时疏导区。但是，仍然有接近20万流动摊贩处在“人人喊打”的情境。
在随机接受调查的流动摊贩中，67%的人表示未曾听说过疏导区。除广州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后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不足外，疏导区管理费用过高，设点位置和建设数量不合理，疏导区周边流动摊贩的不平等竞争等问题，均打击了守法经营摊贩主的积极性，使得疏导区的发展止步不前。
2.4 内外因素的制约和限制
目前仍没有社会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同政府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基层人民的主体权利得不到保障，各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分工不明，这是外因；摊贩等社会民众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足，“象征性参与”多于“实质性参与”，一时间难以一下子承担起政府放权而来的职责，这是内因。
总的来说，过渡时期的地摊经济，处于半合法化半被驱逐的尴尬地位，在城市重点地区仍然坚持排斥性的“堵”，在合适区域建设疏导区进行包容性的“疏”。
3 社区治理模式理论基础分析
3.1 “善治”理论模式
善治是通过有效的双向沟通来倾听民意和合作决策，来预见社会危机，解决社会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公共管理模式。“善治”的提出，源于中国古代的政治词汇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当中，现象征一种重视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理念，提倡合作治理，为探讨新型社区管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2 多中心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理论最初源于西方，美国学者埃莉塔・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多元权利主体平等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各权利主体之间民主、合作、和谐法制、地位同等。结合中国实际，基于当前基层群体和非政府组织能力薄弱，不能单纯套用西方的自由资本模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必须承认地摊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接纳他们成为城市的一个部分。社会学家王明美认为：“地摊经济，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城市应该为地摊一族‘松绑’”。
4 社区治理―摊贩管理模式对策分析
4.1 转变政府职能，扶持社会组织
转变政府的中心地位，让政府（城管部门）职能从“控制”向“监督监管”转变。同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纽带’的作用，协调政府、社区、市民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寻求摊贩利益、市民需求和城市秩序之间的平衡，使政府包括城管部门从大量琐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同时强化民主参与，实现社区自治。
4.2 成立地摊经营管理协会
地摊经营管理协会是由地摊行业内部成立、通过民主选举管理层、科学制定行业内经营者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致力于解决经营问题和经营纠纷的行业自治组织。在日常经营中，摊贩个别问题可以通过行业自治组织先行解决，进而再到社区，将大大减少政府相关工作，且更有利于问题的针对性解决。协会的定位是协助政府部门管理流动摊贩、实现自我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协会代表广大摊贩主发声，为他们争取生存和经营权利，同时也约束了摊贩主自身的经营行为，防止乱摆卖、随意处理废弃物和不合理的价格竞争等行为。
4.3 扩大社区自治权利，完善社区辖区内摊贩经营监管制度
将传统的城管及相关管理部门职能转移到社区治理范畴，真正为社区“增权”。由社区自治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联合有关专家，协同地摊经营管理协会，共同制定社区治理条例，设计管理方案，明确社区辖区内一切摊贩经营的准入、登记、取得经营许可及监管程序，办理地摊准入、登记手续及日常管理办法等。
成立社区地摊治理监管部门，与政府城管部门共同负有监管职责。监管部门人员由城市规划专业人员、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卫生安全检测人员、社会危机管理专家、社区内摊贩主代表、社区居民代表等相关人员组成，定期向社区反馈经营管理出现的问题和提出意见。
4.4 长期购买专项社会工作服务
自近几年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正面效应凸显，不断有社区管理研究者将目光转而投放到社区工作专业服务上，预见未来社会工作组织参与管理的主体地位。摊贩属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之一，存在许多生存问题、家庭纠纷等问题需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介入。政府可以设立地摊治理专项社会工作服务试点，该专项服务致力于协助解决摊贩生存困难、家庭纠纷、语言障碍、适应融入等，提高摊贩维护公共秩序与卫生的意识，同时增强其社区归属感。
4.5 打造广州城市特色文化
广州是个以经济文化包容性著称的城市。“善治”的政府不仅仅是要整治好地摊经济，更要巧妙地将其利用起来，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股新力量。兴建广州地摊经营特色区，加强和谐社区摊贩管理点建设，鼓励地摊主进驻依法经营，适当进行监管，打造特色区品牌，并作为新型城市文化的重要项目之一积极推广。
4.6 构建“政府―社团―社区―公民―流动摊贩”的多中心社区治理模式
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社区治理权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转变，形成政府主导，由党委、政府机构、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代表大会）、社区中介组织、辖区单位、行业自治协会等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明确各个主体的角色分工，培养各个成员的社区主人公意识，引导社区内的良性互动。
4.7 成立风险评估队伍
根据社区危机管理理论，在不断革新体制的同时，也要关注地摊经营随城市经济发展动态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需求，做好应对风险的方案，预见社区危机发生、解决社区危机问题以及危机结束后的社会功能恢复，将一切可能引起社区危机的因素都要列入考量。
主要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张国斌.加强社区城市市政的管理――浅谈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的治理途径和方法[J].理论纵横，2011（2）.
关键词：滇越；地摊银行；货币兑换
中图分类号：F8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116－02
云南与越南山水相连，前者有红河、文山和普洱3个州市与对方接壤。近年来，双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在越南盾和美元不断贬值、人民币日益升值的背景下，贸易结算大多使用人民币，但结算过程主要通过“地摊银行”等民间金融体，而不是边境银行完成。“地摊银行”在促进边贸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金融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背景下其带来的不利影响迫切需要解决。
一、“地摊银行”概述
“地摊银行”是人们对中越边境地区民间货币兑换机构的戏称，由于其属于非官方性质且大多设在地摊上，故得此名。“地摊银行”在我国解放初期就存在，最初目的是为方便双方边民从事边境贸易，其组织小而散，主要是一些零星的外币兑换摊点，交易金额也不大。近年来，随着中越边境贸易和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其日趋活跃，业务范围不断扩展，目前已能开展货币兑换、异地汇兑、支付、临时融资和交易担保等业务，甚至主导了边贸市场上人民币与越南盾的汇率变化。
滇越边境上“地摊银行”最多地区的是红河州河口县。近年来，云南省多次对“地摊银行”进行清理打击，但打击过后，“地摊银行”很快就卷土重来，效果很不明显。根据央行昆明中心支行的统计，目前这一地区至少仍有17家“地摊银行”，①其每天的交易量按人民币计算在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某些规模大者甚至达数千万元人民币。
二、“地摊银行”的影响
“地摊银行”是伴随边境地区经贸发展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其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背景和客观必然性，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在双方银行结算体系不甚畅通的情况下，“地摊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边交往中结算手段的不足，推动了双边经贸往来，加速了人民币在边贸结算中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如果没有“地摊银行”的存在，很多边境贸易将因缺乏结算方式而难以成行。另一方面，“地摊银行”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地摊银行“吸引了大量客户，严重冲击了银行边贸结算业务的发展；它催生巨额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和银行体外循环，给人民币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它只管开展业务，不管资金来源，为毒资、赌资等非法资金的跨境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加大了反洗钱工作难度。如果任由“地摊银行”的不利影响肆意发展，对于滇越边境金融秩序的稳定、对于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推进都会造成隐患。因此，需要各级政府、央行和地方商业银行等各方重视，齐心协力解决。
三、“地摊银行”存在的原因
多年来，云南省相关部门对“地摊银行”多次取缔，但屡禁不止，可见其存在的原因极其复杂，难以一禁了之。本文认为“地摊银行”能够长期存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国家政策的滞后
人民币和越南盾都是非自由兑换的货币，在边境地区没有正式开通货币兑换业务，因此“地摊银行”就有可乘之机。虽然我国外汇管理局在2003年9月《边境贸易外汇管理办法》，允许境外贸易机构在中国边境地区银行开立人民币边境贸易结算专用账户，但该账户只能用于边境贸易结算项下的资金收付，不能作其他用途，且手烦琐、限制颇多；相反，“地摊银行”便捷、高效，手续费低，服务好。尽管面对“地摊银行”的竞争，银行也必须严格执行外汇管理政策，不可能在便捷高效方面与“地摊银行”一样。
（二）国内商业银行的服务质量存在不足
国内商业银行结算与“地摊银行”相比存在诸多劣势，譬如网点少、服务态度差、汇差大、手续费高等。“地摊银行”网点多，态度好、服务时间长，可以送货（现钞）上门，也可以国内银行转账，汇费低（一般为1%），交易简单（通常一个电话就可以完成交易），并且信誉度也高。
（三）地下钱庄为不法资金提供服务
地下钱庄做的是钱的交易，其不管资金的来源与去处，只要付手续费，就提供服务，因此，它是偷税漏税者、腐败官员、赌徒和贩毒者等不法分子转移资金的重要通道。
四、解决“地摊银行”问题的思路
“地摊银行”遭遇多次清理，但依然存在，可见在政府还没有能力为各种企业提供方便和低成本的货币结算服务时，对其简单打压很难收到成效，并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由于边境商业银行暂时不能提供“地摊银行”那样的高效低价服务，“地摊银行”被取缔后将会导致中越边贸结算业务处于停滞状态，这将造成边境贸易无法正常进行，给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带来不利影响。为了满足贸易结算的货币需要，“地摊银行”极可能将半公开状态变为隐蔽状态，或者绕开银行渠道非法将人民币和越南盾私自偷运出入境。
2009年5月18日，防城港市公安局采取行动，对东兴“地摊银行”进行突击性集中打击。“地摊银行”的被取缔导致大部分边境贸易不能顺利成交，一些有贸易意向的商家只能持观望态度，一些已签订了合同的贸易也只能终止，一些正在办理的边境贸易甚至产生了纠纷，损害了中越双方的良好信誉。另外当地银行声誉遭到损害，大量存款被提走。①
因此，针对“地摊银行”，不能简单的一禁了之，要认真研究其存在的客观性。政府和银行要从自身入手，分析政策是否滞后，自身服务是否不足；要逐步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另外，要加强与越南边境银行合作，借鉴越南官方对于“地摊银行”的管理方法，采取“疏堵并举、逐步规范”的方式管理。
（一）确定人民币和越南盾的官方牌价
人民币和越南盾均为非自由兑换货币，这是制约边境银行清算的首要问题。中越双方有关部门应协商两种货币的汇率确定方式，形成两国银行间统一的汇率，并对外公布和坚决执行。有了官方汇率，才能顺利开展汇兑业务。
（二）申请在河口县试点开办人民币与越南盾兑换业务
开展官方汇兑涉及的问题很多，可以先开展试点。河口口岸人民币与越南盾兑换业务需求量大，且条件成熟，可以申请在该地设立人民币与越南盾的货币兑换所，让人民币与越南盾能按官方确定的汇率自由兑换。关于具体业务，可以先开办个人货币小额兑换业务，然后逐步推进货物贸易、投资等活动中的兑换和结算。待成熟以后，再大范围推广。
（三）鼓励我国商业银行到越南边境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截止到2010年8月底，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均已经在云南胡志明市开设分行。在越方边境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存在诸多好处。一是可以吸收在越境内的人民币存款，有利于人民币回笼；二是设立机构后可以变越方行之间的清算为本银行的内部清算，提高工作效率。通过这种安全、高效的结算机构抢占边贸结算市场，并建立类似于“地摊银行”的盈亏补偿机制，在银行内部消化头寸风险；三是还可以发放人民币贷款，开展兑换业务等，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②因此，应该鼓励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与越南本地银行多建立行关系，相互开立边贸结算账户来促进中越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另外，还应鼓励云南边境地区的商业银行到越南边境地区开设分支机构，开办人民币业务，促进边贸的人民币结算。
（四）提高边境商业银行服务水平
许多人选择“地摊银行”的原因是因为其手续简单、费用低和速度快。针对这一点，商业银行提高服务水平，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简化手续、降低费用和提高速度。可以向广西银行业学习，借鉴其“边贸通”业务，以实现边贸业务汇款指令实时发送、结算资金实时到账，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高效的边贸结算服务，把一部分顾客从“地摊银行”吸引过来。
（五）促进“地摊银行”规范化、合法化
2010年5月7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这个文件中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并且从放宽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降低民间投资金融服务机构的成本和风险，完善担保体系等具有操作性的细化规定指导民资进入金融领域。
允许“地摊银行”规范化、合法化和公开化，放宽其准入条件，可以填补国有银行不愿承担市场风险、服务不到位的空缺；有利于规范和监管“地摊银行”的运作，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有利于“地摊银行”在民间金融市场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和开展竞争，降低整个社会贸易的结算成本；有利于国家有关部门了解掌握民间社会资本的流动情况，有效地监控热钱流出流入，堵住洗黑钱的行为。
在国家不断放宽金融业准入标准的背景下，在“地摊银行”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借鉴学习越南对“地摊银行”的监管经验，首先为其创办一个货币兑换集中交易的场所，让所有的“地摊银行”都能进场交易，然后逐步推进货物贸易、投资等活动中的兑换和结算，从而实现市场参与方、监管方共赢的局面。③
综上所述，“地摊银行”是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滞后的特定产物，是中越双边经贸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对其不能简单取缔，应该规范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蓉.中越边境边贸结算现状及发展建议[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1）.
[2] 宋崇伟.云南省边境地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问题分析[J].西南金融，2009，（2）.
【关键词】 流动摊贩；合法化；探析
流动摊贩大多集中在商业闹市区、人流集中地，它们已成了城市街头一景。众所周知，流动摊贩多为小本经营，没有相关部门的注册登记，也没有交纳相关税费，它以方便、实惠吸引了众多市民，同时为社会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据2009年4月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84.3%的人认为“生活需要小摊”，65.6%的人表示小摊的繁荣是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流动摊贩在便民的同时，对市容、交通有一定影响，常常被列入整顿对象。
一、我国流动摊贩的特点及其存在的原因
（一）流动摊贩概念及其特点
流动摊贩是指是相对于大中型商业经营者和有经营执照、有经营房屋、有固定经营时间的个体商户而言，专指那些未经工商登记注册、无固定经营场所，无经营执照、无固定经营时间、也没有交纳相关税、被纳入城管取缔的个体小商品经营者。首先流动摊贩是以自然人个人或家庭从事营业并以此为业的商事主体。流动摊贩一般规模较小，所以也称小摊贩。“小”是指它们投入本钱小、经营商品少，也因此反映出经营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低下，属于贫困群体（急需政府和社会救助）；“贩”是指经营者把商品从甲地甲方，运到乙地乙方，赚取差价。就这个意义上说，小摊贩也可以称为小商贩；“摊”说明了它们毕竟需要一个经营空间，否则无法经营。其次流动摊贩未经商事登记，不属于法定的商事主体。法律上没有承认其主体资格，即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其相应的权利义务，这种经营在法律上不存在其地位合法与否，属于一种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又没有明确规定取消。
（二）流动摊贩的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摊贩经济收入是流动摊贩为了解决其最低生存的物质保障。纵观流动摊贩，大多来自下岗工人或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等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没有能力租店面及办理工商证照注册成个体户，摆小摊为得是“有口饭吃”，解决其生存问题。其次流动摊贩有利于缓解弱势群体的就业压力，一定程度上增强社会的稳定程度。由于我国就业岗位供小于求，很大一部分人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态。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严峻，有部分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加入了流动摊贩队伍当中。流动摊贩促使一部分无业或待业的人有事情可做，有些待业毕业生从流动摊贩中积累经验后从而正式走上就业途径。最后流动摊贩的存在给市民生活带来便利及实惠，丰富了城市街道文化。摊贩经济一般在小区或是商业区，街道等地方，流动摊贩的经营产品多半是些小东西，比如水，地瓜，一些水果，手机盒、工艺性小饰品等。这些小商品为我们的城市增添了色彩，从某种意上来说，流动摊贩的存在为枯燥的城市生活增加了一抹亮色，丰富了城市人的生活。因此，流动摊贩存在是合符情理的。
（三）“流动摊贩”在法律权利视野下存在的合宪性
流动摊贩从事小规模的商业经营活动谋生及其基本的生存权体现，这一基本权利也称宪法权利，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的、主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对此项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几乎类同于对自然人生命权的剥夺。流动摊贩作为我国公民，无疑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按现在一些人的划分，他们都是非法的无照经营者。摊贩经济是部分劳动人民最低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方式。禁止摆摊，打造所谓“无摊城市”，是一种典型的为了自身管理方便不惜剥夺公民经济自由权的“懒政”思维。和谐社会的创建不应抹掉这些“摊贩经济”，应当为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国外部分城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经验
（一）美国流动摊贩的管理模式
在美国纽约，小商贩向政府申请到“许可证”后就可以摆摊经营。通常的做法是，“专职”小商贩或在职雇员、农民周末要上曼哈顿的街头集市摆摊，先向街头集市组织公司出示身份证与报税卡填表申请，价格因摊位大小、位置、季节而各异，大约十天左右申请人会收到该公司的批准信与摊位编号等，持批准信到纽约消费品局领取摆摊许可证。流动摊贩的车子和摊位一般都有秩序地排在人行道边上或广场四周，色彩亮丽、外形整洁。一旦有了垃圾，经营者会及时处理，所以纽约街头小贩虽多，却并无杂乱的感觉，不会对交通和市容有太大的影响。美国的小商贩每年前四个月要主动向政府报所得税，税务部门根据摆摊的次数与经销的货品，大概估算应交税额。在公司、企业、商店上班的员工，也有人在周末上街摆摊，把正规工作的收入与业余摆摊所挣的收入加起来一起报税。美国的流动摊贩管理者中警察是唯一的执法人员，美国的执法者发现了无照经营的小贩，主要就是开份罚单，将无照流动摊贩的名字记录下来，并不没收他的物品，大多数时候只是将人赶离售货地点完事。
（二）新加坡的流动摊贩管理经验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加坡，其作为一国家城市，整座城市也是小商小贩充斥街头。随后新加城政府采取整改措施，“政府投资建立小贩中心，对小贩进行迁移，将流动摊贩纳入政府统一管理之中。”新加坡政府每年对所有摊贩的清洁管理、食物卫生、个人卫生等按等级优、良、中、差四级进行评估，对获“优”者，颁发“清洁与食物卫生优越表现”奖状。对“中”、“差”的业主，则成为下一年度卫生监督检查的重点对象，对违法行为进行罚款、记分、暂时吊证、永久吊证等处罚。目前，新加坡的小贩有三万余户，汇聚了各色美食，已成为外国游客津津乐道的新加坡特色。新加坡采取允许流动摊贩存在，服务于摊贩政策，将摊贩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中，通过其强大的行政能力实现了所有摊贩都获得许可并均到政府兴建的场所中经营，既为市民提供便利，又保障食品安全与城市环境。
（三）韩国流动摊贩的管理方法
在韩国，流动摊贩一般没有什么税收，只要你申请加入“小摊业主协会”，获得批准后你就可以“出摊”。韩国政府对路边小摊的管理总体上采用区域管理的办法：第一类是“绝对禁止区域”，主要包括主干道、火车站、汽车站、广场的辅助干线等区域；第二类是“相对禁止区域”，指妨碍城市美观等危害程度较小的地区；第三类是“诱导区域”，包括城市中心的空地、河溪两侧道路、传统市场内的道路。韩国政府将小摊主作为弱势群体加以保护，韩国的大众对小摊并不反感，反而认为其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甚至美化了市容。
（四）其他国家对流动摊贩的一些管理方式
在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基于实用的基础之上考虑，有些国家已经把各种摊贩融入了城镇商业的一部分，有些城市还把有明显地区文化特点的摊贩，作为景点长期保护。法国巴黎“早市”文化由来已久且经久不衰，法国在管理流动摊贩的同时，注重为其提供公共服务。每个早市上的摊位和每周营业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拥有专门营业执照的流动摊贩要在早市上拥有固定摊位，须向早市所在政府提交申请并得批复。巴黎市有关市政、市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关于小商经营证照的办理及相关行政手续公开透明，并且直接可以在网上办理。在执法管理问题上，法国在针对无证摆摊的流动摊贩，在不影响交通的，一般由警察采取教育的方法，不没收货物。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流动摊贩的管理由州和地方政府管辖，在中央政府没有关于商贩的法律，也不对其进行商事登记。商贩一般只是向市场主办部门交纳摊位费，进行税务登记后即可营业，国家对商贩的管理就是征税。
三、我国流动摊贩合法化路径建议
根据我流动摊贩存在的合理性原因，其合法化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在承认流动摊贩合法化的基础上，在流动摊贩管理问题上，平衡多种价值，不是把秩序作为法律所追求的唯一价值。我国应当将立法的目的调整为“在追求城市管理秩序，保障道路畅通和公共卫生的同时，保障摊贩的生存权，便利居民消费以及追求城市的多元化”。
（一）建立流动摊贩登记制度
建立完整的流动摊贩登记制度作为流动摊贩改革的方向之一，其核心是在承认流动摊贩合法化的基础上，赋予流动摊贩利用街道摆摊的权利并通过摊贩登记进行管理，也就是赋予流动摊贩的从业资格。登记制度可以让流动摊贩在经营时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政府也便于对流动摊贩采取减税或免税优惠政策，比如对流动摊贩实行登记制后不一定非得交纳各种办证税费，但又实现摊贩经济的规范化管理。摊贩管理规范化，参照上述国家对流动摊贩的管理模式，流动摊贩登记制度的框架大体如下：（1）根据各路段的重要程度及拥挤程度等因素，对城市路段划出三类“绝对禁止经营区域”、“相对禁止经营区域”及“完全开放区域”，流动摊贩可以在“相对禁止经营区域”和“完全开放的区域内”进行经营活动；（2）摊贩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进行摆摊，对摆位大小，具体面积做出限制；（3）政府投资建立小贩中心，对小贩进行迁移，将流动摊贩纳入政府统一管理之中；（4）对流动摊贩的经营时间、摆摊经营设施进行相应的规定。
（二）许可制与登记制相结合
根据流动摊贩所售的商品进行分类，大体把它分为需凭许可证才能经营的摊贩经营，只需登记就可进行经营的摊贩经营。结合目前的流动摊贩大多经营食品、水果、衣物及小工艺品，即可分为食品摊贩（如水、炸豆腐、烤肉之类），一般摊贩（如橘子、苹果等水果或者手机链、包这类工艺品）。考虑到食品的安全，对于食品摊贩可采取许可制，必要的情况下，对食品摊贩进行必要的卫生培训，对其加工制作进行检查，达到标准后方可发许可制。对于一般摊贩只采取登记。许可制要严于登记制度，由于行业特殊对许可的数量采取相应的限制，登记制对数量及税收管理均可以放宽。
（三）采取摊贩业自治组织备案制
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将流动摊贩这类经营主体纳入法律框架下进行管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和良性发展；流动摊贩在一个指定的区域内经营，实际上会形成经营的规模效应，这对于提高该地区流动摊贩的整体的交易量，增加其经济收入是有利的。鼓励组织摊贩自治组织，如摊贩业协会，由这类自治组织向政府申请相关的登记，完税事项。流动摊贩只要在摊贩业协会进行备案后即可经营，比如一些菜市场、高校校园内，划出一片摆摊点，摊位固定不变，摊贩经营者可以是临时性的摆一天，摆两天。只要摊贩想摆摊时，在他所在的地方又有摊位，即可向该自治组织备案后方可摆摊。自治组织的可以采取按临时性摆摊收费、长期性摆摊收费，也可按天、按月收费或按营业所得收取一定的费用，自治组织代收取的费用用于代流动摊贩交纳税收及摊位场所的管理。
参考文献
[1]徐栩.流动摊贩合法化的喜与忧.山西法制报[J].2009-7-29
[2]陈锐荣.台州日报[N].2009-4-13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而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它们通常为企业拥有的一种法定权、优先权或企业所具有的高于一般水平的获利能力，如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都属于无形资产。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尤其是知识类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06年开始实行的新《公司法》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这表明，无形资产出资比例最高可达70%.无形资产新准则适应了这些形势的变化，它关于无形资产范围的界定、账务处理等方面规定的更加明确，在无形资产摊销方法的选择上，不再将无形资产统一使用年限内平均摊销，而是考虑了企业预期消耗该项无形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方式。此外，新准则更加关注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这使得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客观真实。
1.摊销期限的比较。2001年的旧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应当自取得当日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如预计使用年限超过了相关合同规定的收益年限或法律规定的有限年限，该无形资产摊销期限按如下原则确定：第一，合同规定收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合同规定的收益年限；第二，合同没有规定收益年限但法律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第三，合同规定了收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收益年限和有效年限两者之中较短者；第四，如果合同没有规定收益年限，法律也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10年。这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也限制了无形资产的稳定性。这些规定过于笼统，难以适应无形资产日益复杂的现状。
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对于不同性质的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做出了不同的规定：第一，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应摊销金额应当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摊销。企业摊销无形资产，应当自无形资产可供使用时起，至不再作为无形资产确认时止。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第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应摊销。企业应当在每个会计期间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如果有证据表明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应当估计其使用寿命，并按本准则规定处理。
2.摊销方法的比较。2001年的旧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摊销的规定是直线平均法，按照无形资产的价值在一定期限内平均摊销，摊销期为合同与法律规定的最低期限，合同与法律无规定的不超过10年。它对所有的无形资产根据使用时间平均摊销，没有考虑不同无形资产的时间价值。
2006年新会计准则借鉴国外对摊销方法，对采用直线法摊销也没有实行“一刀切”，而是提出“应当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更具可行性。准则通过将无形资产区分为使用寿命有限和使用寿命无限的无形资产划分，使摊销的对象更明确。新准则对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摊销法。
二、无形资产不同摊销方法对企业的影响
企业对不同资产选用不同的摊销方法。对于商标权和商誉，这类资产具有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可能不会随其使用年限的延长而减少，而会与日俱增，其摊销应从价值变化的特点来具体分析。对于专利权和专有技术，这类无形资产的科技含量均比较高，但随着科技进步的不断发展，其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比较快，越是近期开发的，其作用越大，效益越明显；而越是临近后期的，其失效和被淘汰的危险也越大。因此，这类无形资产宜采用加速摊销法。
1.直线摊销法对企业的影响。无形资产旧准则规定：无形资产的成本应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即无形资产的摊销采用直线法。直线摊销方法的优点：便于理解和计算；无形资产的摊销额每期都是均等的，对当期利润的影响是相同的。这种摊销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考虑收入和成本配比原则，很多无形资产在刚出现时给企业带来的效益是相对大的，随着专有性、独占性的削弱，它为企业带来的效益相对减少；技术的飞速发展、顾客消费的个性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得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当无形资产在公司总资产占较小比例（比如原公司法规定的20%），采用摊销方法的不同对企业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如今无形资产在公司总资产可能占到较大比例，从价值角度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中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的价值贬值风险会日益增大，企业资产结构中无形资产比例越大企业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因此，对无形资产的平均摊销不利于企业全面揭示无形资产的信息和对无形资产决策、评估、分析和考核，它会加大资产的风险，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2.加速摊销法对企业的影响。无形资产新准则规定：企业选择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企业预期消耗该项无形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方式。如果某项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前期多、后期少，则该项无形资产的摊销应采用前多后少加速摊销法；如果某项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前期少，后期多，则该项无形资产的摊销应采用前少后多加速摊销法；如果不能确定或很难确定某项无形资产在不同会计期间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多少，才采用平均年限摊销法。很显然，新准则把直线摊销法作为一种不得已才使用的方法。而采取加速摊销法可以使企业较快地收回无形资产的价值，降低企业的无形资产贬值风险。加速摊销一方面使折旧费用尽快进入成本，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又使费用尽快转化为资产，增强了公司抗风险的能力，因而促进了市场经济风险机制的形成。加速摊销可以尽快收回资金，使公司有充足的资金购置或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加快产品和技术创新，增强公司发展的后劲，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资金的静态角度来看，采用加速摊销法在无形资产使用前几年分摊的摊销额较多，企业税金也会较少，加速摊销使企业推迟交纳所得税，相当于企业获得的一笔无息贷款，如果再把资金的时间价值算上，直线法其实是丧失了一笔变相的无息贷款。从会计原则的使用看，由于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在刚开始几年为企业创造的收入也高，负担较多的摊销也符合收入与支出配比的原则，尽快收回无形资产价值也符合会计的谨慎性原则。我国法律规定，有些知识产权（例如专利）的年费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高的，目的就是通过使用成本的增加，促使知识产权拥有人放弃自己的专有、独占性，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这也客观要求企业尽量在短时期内收回无形资产的成本。
三、无形资产摊销方式的选择与对策
无形资产摊销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成果，进而影响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为了保证能合理选择无形资产摊销方式，企业应从以下方面来考虑对策。
1.合理划分无形资产的类别。新会计准则将无形资产分为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和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对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摊销方法。无形资产的内容可以根据价值变化程度分为容易贬值的无形资产、不易贬值的无形资产、可能升值的无形资产。容易贬值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使用新型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软件权、技术和商业秘密等；不易贬值的无形资产包括商标权、名称权、著作权、域名权、特许权、版权等；可能升值的无形资产主要有土地使用权、商誉等。对于容易贬值的无形资产，一定要根据实际特点采用加速摊销的方法，保证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对于不易贬值的无形资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直线摊销法，保证摊销的合理性；对可能升值的无形资产，不宜采用摊销，只需定期评估它的价值。
2.合理确定无形资产的摊销期。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取决于其受益期，而受益期是在无形资产取得时预计的，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对于没有任何规定的无形资产，其摊销期限不得超过10年，这对当前无形资产种类日益复杂、性质特点各异的状况显然不能完全适用，也无法真实地反应企业的经营状况。因此，应根据无形资产的种类，结合多种因素，综合确定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
论文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地摊，合法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促进人民福祉最大化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切实有效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就当前看，要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运行机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向以人为本、便民高效、程序规范、公开透明的根本转变。就长远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是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求，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文要谈的，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地摊合法化的形式。那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地摊合法化。
1.占道经营的概念
占道经营是指经营者占用城市道路、桥梁、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盈利性买卖商品或服务的行为。其特征之一是经营者从事的行为具有盈利性，二是经营者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过程，即买卖行为的发生，三是占用和利用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具有一定的利己性，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2.占道经营的现状
2.1国内现状
我国内地从事摊贩职业的人口总数，至今没有官方或学术数据。据台湾的调查，截至2003年8月底，台湾地区摊贩从业人口计443797人，占总就业人口的4.6%。参照这一比例粗略测算，内地摊贩就业人口约为2553万人。
就北京来说，《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2003年北京市409.5万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依此数字推算，当时北京有近30万名游商。
2008年3月南京“三项整治”的时候，统计出江南8区共有长期占道摊点5000多个，其中“街道认可的无证摊点”4000多个。
2.2西安的占道经营情况
西安市游商主要集中地区：骡马市（后改建）、小寨好又多天桥、小寨百盛至小寨十字过街天桥、小寨军区服务社、纬二街雁塔文化新天地、八里村村口、师大路等；各学校门口（食品）
3.占道经营为市场经济带来的正负外部性
在一条很多地摊的街上，有个小摊人气旺到看不到摊位了，而且一直持续到收摊为止，那就是一种文化推动，很快，类似的商品就会充斥这条街，甚至从地摊布满店铺，这种只有文化才具有的推动力，也可以靠地摊来实现，这就是地摊文化，因为她照顾到了需要她的客户群，并且创造了也培养了客户群。占道经营的好处是很显然易见的，民众购买商品选择性大，方便，实惠；为大学生自主就业、创业提供机会，解决就业压力；增加城市活力等。
但是就对整个城市环境及社会治安等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城市变得脏、乱、差；对城市的交通造成负担，影响人们出行；市场无序经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尤其城市容貌管理者、执法者与摊贩的矛盾日益激烈，已经对社会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些执法者在人民心中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人们产生了对社会对国家的负面的情绪。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摊是游走于法律之外的一种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既得不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如何使这些是求生求存的人或者自主创业的人得到保护与指导，政府需担负起很大的责任。
4.地摊合法化——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在他的《城市有限放开流动摊贩经营的建议》中提出，中国可借鉴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实践经验。比如，让小摊贩合法化，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各城市可根据城市规划、市民需求，划出一定区域，限定时间、地点经营。“比如，对卖早餐的，可考虑在早上7时半前结束，不影响市民上下班，对交通不造堵；而一些卖小商品的，可允许在晚上7时半后经营，晚上12时前结束。”
对于解放摊贩后，城市的市容、交通、卫生等方面会带来的问题，张育彪认为，现在城管执法人员对摊贩实行强行驱赶或取缔，反而会遇到激烈的反抗。解禁摊贩是在不影响群众生活、保证城市管理效果的基础上的，国家应该变“堵”为“疏”。
目前已有少数几个地方进行了“摊贩合法化“的试点，效果都很好。比如，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启动“民主自治”试点。八位摊主一致同意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副小组长，通过抽签进行摊位排序。商定自路口向北20米内摆放摊位，按序号定时轮流交换位置，正副组长监督协调。试点一个月，大家都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抢位子，也不用跟城管队员吹胡子瞪眼。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城管的工作模式发生质的变化，从执法为主转变成协调为主。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20日通过《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的决定》。这部条例明确提出摊点合法化，用“马路经济”缓解就业难题。
镇江：尝试马路摊贩自我管理。镇江市义士路的马路摊贩曾经因为抢占摊位三天两头吵架，时不时打得头破血流，义士路一度成为镇江市脏乱差的典型。2007年年初，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先后召开三次协调会，最后于2月6日正式启动“民主自治”试点。
2007年4月12日上海市新闻发言人焦扬宣布《上海城市设摊导则》将于5月1日前公布试行，申城将率先对城市摊点不再一律封杀。据粗略估计，申城无证摊贩不低于5万，禁了数十年。试点开始后，上海已组织了25个街道（镇）开展设摊管理疏导试点，全市中心城区共设置室内疏导点35处，室内集中疏导点28处，约安置了5100个摊位。而且，通过疏堵结合的管理模式，城市乱设摊蔓延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在尝试给马路设摊“解禁”，引起全国强烈关注。然而，马路设摊“解禁”一年间，改革措施却推进缓慢，原定2007年5月公布的《上海城市设摊导则》至今尚未面世。
2007年4月份，南昌市湾里区在全市率先试点解禁马路摊贩。所有摊贩可在部分人行道上摆摊，规定经营的时间为每天18时至23时。
通过这些试点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对摊贩的合理整治在城市建设和城市全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有重要影响，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我们的政府怎么做。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时期，我们的政府对地摊的问题如何解决体现了政府的服务品质。西安的政府如何去治理西安的占道经营，摊贩，也是体现了西安市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如果我们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真正使城市管理变“堵”为“疏”，即能大力推进我们西安市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张向宏，服务型政府与政府网站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孙选中，服务型政府及其服务行政机制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3]杜振华，公共经济学[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一、什么是街头摊贩占道经营
研究“占道经营”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占道经营。不难发现，在政府部门的公告，电视、报纸的新闻报导中，“占道经营”一词几乎总是与“集中整治”、“治理”、“取缔”等词语同时出现。城市管理部门清理整治的占道经营行为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沿街店铺利用门前空地或道路进行店外经营的行为(城管部门通常称之为“伸舌头”)；二是街头摊贩利用路边空地或广场等公共空间从事简单的商品交易的行为。本文主要将第二种情况，即小商小贩在城市街头的贩卖活动（即街头摊贩的占道经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的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公共利益辨析，其原因有三：一是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发生的占道经营情况中，90%以上为小商小贩的街头贩卖活动；二是占道经营治理中所积累的矛盾和出现的暴力抗法等问题也主要来自于对街头摊贩的取缔行动中；三是街头摊贩主要由下岗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等无法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弱势群体构成，关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对其所从事的占道经营活动进行研究，对于在城市管理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及其选择原因的基础上，本文给出“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定义：城市无稳定职业者为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利用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所从事的小规模的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和保护的商品经营活动。
这一定义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从业人员：实施占道经营的街头摊贩来自于“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按户籍属性区分，这一群体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以下岗失业职工为主的具有城市户籍的无稳定职业人员，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二）从业动机：街头摊贩限于自身条件，迫于生计而实施占道经营行为，其动机是“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其在主观上并不存在破坏市容环境等公共利益的故意，其在客观上弥补了城市商业网点覆盖能力的不足，方便了市民生活。
（三）经营地点：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这是本文所研究的占道经营问题在空间上的规定性：一是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城市；二是占道经营的实施地点为城市中开放的公共空间。而如何发挥城市公共空间除通行能力之外的多种用途，从而彰显城市特色、增添城市魅力、增加就业机会、恢复城市活力正日益为城市管理研究者所重视。
（四）行业特点：“小规模的”“商品经营”活动。街头摊贩在学历、年龄、劳动技能等方面大多处于劣势，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所以其从事的占道经营活动具有技术要求低、投入少、规模小、见效快的行业特点，而这一非正规就业形式为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五）政府态度：街头摊贩的占道经营活动“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保护”，属于违法行为，因而受到城市管理部门反复的清理取缔。在政府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对占道经营取缔过程中，城市管理者与摊贩之间积累了一定的矛盾。
从“街头摊贩占道经营”定义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摊贩实施占道经营是在自身生存能力和就业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一种“自我救济”方式，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违法的行为，但本身并不存在“违法”的故意。而政府部门为了维护市容环境等公共利益，对其反复加以取缔，致使以弱势群体为主的摊贩群体在难以找到其他生活出路的情况下，与政府部门维护市容环境的执法权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且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从而使占道经营治理问题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社会问题。
二、运用公共管理理念分析街头摊贩占道经营活动
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的，而市民却对城管执法人员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执法行为颇多指责，对被查处的街头摊贩则抱有深切的同情。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与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数以万计的街头摊贩来比，自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取缔占道经营”行动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为什么依法行事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法行为却陷入令“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满意的境地呢？其实，仅仅将占道经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该问题的边界已远远超越了违法和执法简单认识，我们还要从这种行为实施者的生存状况，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占道经营问题。本文将分别运用“需求层次理论”、“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外部性分析”来论述：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城市驱逐摊贩的理由。
（一）摊贩从事占道经营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 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那么，街头摊贩处于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哪一个需要层次，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占道经营从业者即街头摊贩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处阶层和生存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分析，将当前中国社会划分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占道经营从业者群体显然属于十大阶层的最底一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是城市中最贫困的群体。该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四低”：低学历、低劳动技能、低收入、低社会保障（或者根本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他们明显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描述的最低层，即生理需要层面，他们成为街头摊贩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就是因为占道经营几乎无进入门槛和技能要求，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要求商贩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尚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保证市容市貌来放弃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霍布森选择”是并不现实的。
（二）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原则
城市管理者取缔占道经营并不是为一己之私，他们也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在以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名义下变得无足轻重呢？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概念。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上是被普遍认同的：一是公共利益并非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当少数人的利益因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的时候，需要对受损一方进行必要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来实现或者说接近达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目前城市中的摊贩群体主要由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力构成，他们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是世界和历史潮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获得永续发展，只有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使国力迅速增强，经济迅猛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提升的同时，有些人成为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他们并未在改革中获益，而是加入了无稳定职业群体的行列。根据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原则，他们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维持正常的生活。但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覆盖率低，大部分城市非正规就业者还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街头，成为摊贩，以这种“自我救济”的方式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的，而市民却对城管执法人员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执法行为颇多指责，对被查处的街头摊贩则抱有深切的同情。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与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数以万计的街头摊贩来比，自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取缔占道经营”行动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为什么依法行事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法行为却陷入令“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满意的境地呢？其实，仅仅将占道经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该问题的边界已远远超越了违法和执法简单认识，我们还要从这种行为实施者的生存状况，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占道经营问题。本文将分别运用“需求层次理论”、“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外部性分析”来论述：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城市驱逐摊贩的理由。
（一）摊贩从事占道经营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那么，街头摊贩处于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哪一个需要层次，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占道经营从业者即街头摊贩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处阶层和生存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分析，将当前中国社会划分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占道经营从业者群体显然属于十大阶层的最底一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是城市中最贫困的群体。该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四低”：低学历、低劳动技能、低收入、低社会保障（或者根本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他们明显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描述的最低层，即生理需要层面，他们成为街头摊贩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就是因为占道经营几乎无进入门槛和技能要求，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要求商贩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尚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保证市容市貌来放弃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霍布森选择”是并不现实的。
（二）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原则
城市管理者取缔占道经营并不是为一己之私，他们也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在以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名义下变得无足轻重呢？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概念。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上是被普遍认同的：一是公共利益并非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当少数人的利益因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的时候，需要对受损一方进行必要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来实现或者说接近达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目前城市中的摊贩群体主要由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力构成，他们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是世界和历史潮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获得永续发展，只有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使国力迅速增强，经济迅猛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提升的同时，有些人成为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他们并未在改革中获益，而是加入了无稳定职业群体的行列。根据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原则，他们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维持正常的生活。但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覆盖率低，大部分城市非正规就业者还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街头，成为摊贩，以这种“自我救济”的方式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社会中的一部分在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提升的同时，自身利益受到损失，他们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得到相应的补偿，在这种补偿尚不到位的情况下，“帕累托改进”原则并未得以实现，如果政府和社会对于他们的“自我救济”行为给予宽容、理解和引导，允许摊贩通过自食其力解决生存危机，我们可以将这种解决办法作为目前无法真正实现利益补偿情况下的一种补救措施，从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趋近于“帕累托改进原则”，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三）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外部性分析
占道经营对城市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是这一行为的负外部性，消除这一负外部性正是城市管理部门取缔摊贩的理由。多年以来，城市管理部门以运动的方式对占道经营行为采取了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行动，每一轮集中整治，城市管理部门都力图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消除这一“城市顽症”。但是，城市政府部门忽略了这一“占道经营”本身的正外部性。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困难群体和城市化进程中流入城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成为城市中无稳定职业的困难群体，而由于我国近年的高经济增长并未带来高就业增长，这一群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保持一定的规模。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对这一群体的覆盖率非常低，他们在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同时，无法靠社会保障体系中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中就业一部分具有劳动能力者选择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以实现“自营就业”，在非正规就业的方式选择上，成为街头摊贩的进入门限最低，见效最快，几乎是就业能力较低的困难群体的最可能做出的选择。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调查，成为街头摊贩是进行非正规就业的主要方式。而这种“自我救济”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减轻政府负担、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正是占道经营行为所具有的巨大的“正外部性”。本文认为，这一正外部性远远大于其负外部性，而城市管理部门恰恰是忽略了或者说低估了街头摊贩存在的巨大的正外部性，而试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彻底铲除占道经营现象的行为以消除其负面影响。但是，强制取缔的措施在使城市市容环境得以改善的同时，却迫使众多以“占道经营”来实现自我救济的摊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谋生方式。摊贩群体在无法实现自我救济又难以得到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本文认为，街头摊贩在合理范围内存在其正外部性是明显的，而城市管理部门在退路进厅没有真正到位的情况下，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取缔摊贩是在进行一场损失大于收益的“负和博弈”，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占道经营治理政策时，应重新认识街头摊贩的存在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意义，通过规范、引导摊贩的经营活动，体现城市治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使摊贩经济为方便市民生活、保障摊贩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发挥积极作用。查字典 网
三、政府部门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作用
城市治理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便民而不是治民，这一指导思想在占道经营治理中尤为重要。这里的“民”是包括生活在某一区域内的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这一城市中的街头摊贩。摊贩群体与生活在同一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也需要生存，也有老人需要照顾，也有孩子需要上学，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生老病死。但他们又与城市中的很多人不同，他们来自于城市中生活最贫困的群体，他们夏天头顶烈日，冬天冒着严寒，从事着这个城市中最辛苦、最没有保障的工作。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为市民带来了生活的方便，同时获得维持自己和家人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微薄收入，他们属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来自全社会的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关怀和帮助。
城市治理要体现便民原则，城市管理领域中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占道经营治理更是如此。在占道经营治理中，要切实以“便民”而不是“治民”为指导思想，在方便城市居民生活和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对摊贩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管理，而不是以行政强制手段而进行取缔，这样才能在城市管理、占道经营治理当中真正体现“便民”原则，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Abstract: The street vendors often become the chronic disease and management focus object in city's management because it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 mode. So the relationalship of street vendors and city management is unharmonious. So how to deal with their interests and contradictions and buil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model becoming an important topic in city management. It's also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关键词： 流动摊贩；城市管理者；和谐关系模式；现状；问题；构建
Key words: street vendors；city manager；harmonious relationship model；present situation；problem；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K9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8-0292-02
0 引言
流动摊贩作为目前城市组织结构中的一部分，在城市的居民生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流动摊贩的不规范、不科学、不合理的经营方式，一定程度影响城市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管制的重要对象。从“崔英杰杀死城管案”、“城管秘笈”事件到“3.26”昆明城管暴力事件，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并有恶化之势，两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
1 相关的概念界定
1.1 流动摊贩 本文所指的流动摊贩，与城市个体工商户相对应，是指无固定经营产所、无营业执照、无注册资金，没有合法摊位，不进入规范市场经营且流动性大的小规模商品经营者。城市固定摊贩与流动商贩不属于本次研究的范畴。其特点主要有：经营规模小、交易灵活、经营条件简单、活动范围大、流动性强、经营活动的时段性、构成人员的复杂性等。
1.2 城市管理者 本次研究所指的城市管理者，是流动摊贩的管理主体，是广义上的概念，是指具有城市管理职权，依法对流动摊贩经营行为所涉及的各种领域进行规范约束的政府职能部门，包括工商、市容、环境卫生、市政、交通等多个部门，并不是狭义上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是对流动摊贩管理的最主要的城市管理者。
1.3 和谐关系模式 是指与目前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不和谐关系模式相对应，是指两者在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凝固化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均衡与平等、协调与融洽的社会关系范式。这种和谐关系模式的显著特点是：流动摊贩和谐生存与自我发展、城市管理者依法行政与和谐管理、两者和谐相处与和谐共存。
2 现有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的关系模式
目前，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的关系模式主要表现为不和谐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是由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之间不同的行为方式、利益追求与价值目标共同产生的结果，是两者之间问题与矛盾在现实层面的具体反映。现有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的关系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2.1 对流动摊贩角度而言 主要表现在：（1）以自我为中心，私利思想较重；（2）文化素质偏差、法律意识淡薄、不服从城市部门的管理；（3）食品卫生得不到保障；（4）对城市管理者有“畏惧”“厌恶”的心理；（5）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经常会发生摩擦与冲突，影响城市社会和谐；（6）流动摊贩对城市管理者“围堵”限制流动摊贩持反对意见，甚至公然反对。
2.2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
2.2.1 城市管理者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不合理、不科学，缺乏规范化。
一方面，部分城市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中，会采用暴力执法的方式，对流动摊贩执法态度蛮横，管理行为粗暴。另一方面，管理部门主要以刚性的行政手段来管理流动摊贩，缺乏劝说教育等“人本主义”柔性手段。这种管理方式对于流动摊贩弱势群体而言，缺乏人文主义关怀和“顾客”服务理念，使流动摊贩对城市管理者产生“畏惧”心理。
2.2.2 城市管理者管理效率低，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差。
主要表现在：城市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会与流动摊贩发生摩擦、冲突，这种摩擦冲突不仅使行政成本增加，行政效率降低，并且影响城市管理者的社会形象与认可度，产生较差的社会效益。
2.2.3 城市管理者采用“围堵”限制政策，损害了摊贩的个人利益，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城市管理者“围堵”限制政策，一方面，使流动摊贩的社会角色与功能遭到外界主体的质疑，使流动摊贩所处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其生存权得不到社会的关怀与政府的有效救助；另一方面，遏制其摊贩的自我谋生的积极性，压制流动摊贩生存发展的创造性，使本属弱势群体的摊贩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政策不仅没有缓解流动摊贩的生存压力，而且使其生存外界环境更加恶劣，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3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存在问题的本质分析
3.1 从权利角度：政府公权力与民众生存权之间的矛盾 即流动摊贩的生存权与城市管理者管理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流动摊贩，以流动摆摊作为谋生手段，辛苦经营，以此维持生存；城市管理者，履行职责，行使公权力，限制流动摊贩的经营活动。其矛盾本质是民众个人权利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造成政府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过度侵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矛盾体现在流动摊贩以摆摊维持生存权、城市管理者行使职权限制摊贩，这种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矛盾，导致两者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形成相互对立的关系模式。
3.2 从政府角度：政府职能定位不清 即政府在市场与社会领域的职能定位与管理限度界定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政府在市场、社会领域中，哪些事务应由政府管理，那些事务交由社会与市场自行处理。政府职能定位问题，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市场与社会领域中职能定位与管理权限方面存在问题。
3.2.1 流动摊贩市场经营权与政府干预市场之间的矛盾 流动摊贩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其享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权利，自由经营、公平竞争。但是，政府部门以流动摊贩造成交通拥挤、污染环境等原因，对其进行整治，限制流动摊贩的经营活动与生存空间，侵害了流动摊贩自由经营的权利；政府管理部门对流动摊贩进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过度干预市场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侵害了市场经济主体自由发展的权利。要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就要明确政府干预市场的限度，明确政府在市场的职能与角色。
3.2.2 社会对摊贩自我管理与政府社会管理权之间的矛盾 流动摊贩作为城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方便了市民的社会生活，丰富了市民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流动摊贩的大量存在，创造了“摊贩文化”与摊贩生活，适应了城市社会文化发展需要。流动摊贩作为“社会人”，其涉及的社会事务与产生的社会效益，理应由社会机制进行调节，其属于社会自我管理的范畴。然而政府部门限制流动摊贩的经营活动，一方面，使流动摊贩的减少，限制了城市摊贩文化的发展，否定城市摊贩文化与摊贩生活的价值；另一方面，造成流动摊贩在社会中角色不清，失去了其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这对流动摊贩的存在是致命的打击。因此要构建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和谐关系，要平衡好政府管理社会职能与社会自我管理的权力关系，处理好政府必要管理与社会对流动摊贩管理的关系，充分考虑流动摊贩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效益。
3.3 从制度层面：政府权力扩张与权力约束之间的矛盾 随着城市社会公共事务的增加，市场经济日益复杂化，需要组建一个相应政府部门来履行职权，管理城市社会，维持城市秩序。因此，政府机关将一部分行政权力授予或委托某个政府职能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来行使。城市管理部门在对流动摊贩管理的过程中，其管理范围扩大，权限随之扩张。然而，政府机关却没有制定完善的法法律制度，来严格界定城市管理者的职责与权限，也没有设置相应的监督与约束机关，对城市管理机部门权力进行有效的监控与制约。政府机关在授权的过程，缺乏必要制度约束与机构监督，造成“制度缺失”与“监督真空”，导致城市管理部门职责模糊，权力扩张，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缺乏对其管理行为有效的规范与约束，出现城管“无事不管”与“管理不善”等现象。
4 构建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者和谐关系模式的路径分析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和谐关系模式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程，需要来自立法机关、政府机关、流动摊贩等多方面主体之间利益协调与相互博弈，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创造积极的条件与环境来推动。其和谐关系构建的过程就是不同利益主体协调与博弈的过程，也是我国法制化、民主化不断深入的过程。
4.1 从国家的立法机关的角度
4.1.1 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要实现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完善有关流动摊贩的制度体系，实现对流动摊贩管理的法制化与规范化，杜绝政府部门乱用公权、越权执法等违法行为，从法律制度层面规范管理、依法行政。从实际而言，我国立法机关并没有制定一部有关流动摊贩管理的完善的、系统的法律法规，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大多是借鉴、参照或采用其他相关的法律条文，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尽管各个地方政府部门都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流动摊贩的规章条例，如《某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某市城市规划条例》，但在实际的执行中缺乏系统性、标准性与统一性。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应该制定出管理流动摊贩的“总法”，制定出统一的原则、方法、标准等。通过完善的“总法”体系为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制定地方性法规提供法律依据与标准，才能真正实现对流动摊贩管理“有法可依”。
4.1.2 明确流动摊贩的合法化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承认流动摊贩合法化，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这关乎流动摊贩合法的市场准入与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流动摊贩合法化，意味着其具有合法的市场准入资格、市场主体地位，享有平等的市场竞争与经营权，这对于流动摊贩的生存、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要实现流动摊贩合法化，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均衡与协调多方面主体的利益。
4.2 从政府行政机关的角度
4.2.1 以人为本与依法行政 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管理流动摊贩的过程中，要坚持疏导与管制结合、教育与处罚并重、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兼顾的原则，实行以人文本与依法行政相结合。具体而言，城市管理部门在管理过程中，要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依法行使职权，依法管理流动摊贩；在没有相应成文法规定下，政府管理部门不能超越权限，滥用公权、侵害流动摊贩的权益。在对违法经营商贩进行行政处罚时，根据违法情节的严重程度，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坚持宽严相济、罚教结合，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罚，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与依法行政。
4.2.2 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与文件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的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地解决。因此政府机关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发展时期阶段，制定出相关的方针政策：一方面，明确政府机关对流动摊贩管理的基本态度、原则与政策，逐步实现管理部门管理理念的科学化、管理方式规范化、管理行为的合法化；另一方面，逐步转变流动摊贩的经营理念与方式，逐步引导摊贩向规范化、合理化的经营。在短时期内，政府制定的相关的方针、政策，可以从制度政策层面来弥补法律层面的空白，规范政府管理部门行政行为，监督流动摊贩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法律体系所具有的作用。
4.2.3 合理规划与科学设计 要实现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和谐关系模式，首要需要解决是流动摊贩的生存、发展的空间的问题，为其提供经营场所与经营条件。（1）划分区域经营 ：即政府管理部门根据城市布局结构特点、人口、建筑物、车辆规模与密度等，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为流动摊贩划分合适的专门经营区带，在指定的区域依法经营，享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权利；（2）发放牌照经营，即政府管理部门为城市流动摊贩发放牌照经营，实行经营行政许可证制度。（3）进入农贸经营：即政府管理部门允许流动摊贩进入农贸市场经营。
4.3 从流动摊贩角度
4.3.1 提高文化素质，转变经营理念 由于流动摊贩文化水平低、经营方式落后，往往被误认为是城市“低素质群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要改变这种困境，一方面，流动摊贩需要提高文化素质，了解城市文化，适应城市生活；另一方面，需要其转变经营理念，诚信经营，公平交易，以赢得市民的好评。
4.3.2 提高法律意识、遵守法律法规，依法经营 流动摊贩在城市进行经营活动中，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树立“知法”“守法”的意识，依法经营，包括：经营对象、范围，符合法律规定；经营的方式手段，符合法律要求；遵守城市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维护城市稳定与秩序。
4.3.3 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保证食品卫生安全 流动摊贩一般出售零散的日常用品，包括排挡、水果、蔬菜、小吃等，这些产品直接关于顾客的饮食安全。由于这些产品，大部分来自农村粗加工或自制食品，没有经过严格的食品检查，很难保证食品卫生安全。因此流动摊贩在经营中，要保证提品服务的质量，保证其食品符合卫生安全标准。流动摊贩应以“服务者“身份经营，注重服务质量，关心顾客饮食健康，树立良好的经营服务理念。
4.3.4 服从政府管理，科学、规范经营 流动摊贩要服从政府管理部门的统一管理，按照政府管理部门的规定，规范经营；在实际的经营中，要遵守城市管理的相关制度条例，文明经营；在管理部门管理过程中，主动接受管理部门的教育与指导，努力避免发生暴力冲突与抗法行为。流动摊贩应以文明的言行、规范的方式、合法的经营，生存发展于城市之中。
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的和谐关系模式，是对传统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之间矛盾思想的转变、突破与创新，是符合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思想与理念。这种模式不仅有利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与服务性政府与责任性政府的构建；更重要的是，有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实现我国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孙芝兴，李子伟.摊贩经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1.
[1]赵珊.城市流动摊贩生存现状的调查及其合法性思考.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企业家天地，2001，02.
[3]汪地彻.城市流动摊贩管理法制化思考.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
[4]孙力.论城市流动摊贩存在的利弊及治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现代商业，2009，14.
[5]魏玉军.人性化管理流动摊贩.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建设信息，2006，20.
二、农业部门中的工作分摊现象
工作分摊是指农业劳动力从总量上看，其边际生产力接近零或等于零；从单位劳动力看，存在着分摊别人工作量的现象。工作分摊现象的存在，说明我国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利用，这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1978年至2000年，我国水稻和其它粮食作物的标准用工量分别从每公顷571.5个和129.0个，下降到219.0个和159.0个，2000年水稻及其它粮食作物的每公顷标准用工量只相当于1978年的1/3左右。而在此期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增加的比例不大，农业或种植业劳动力人数却有大幅度增加，这说明我国农业部门中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分摊，这还可以从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中得到证实。通过与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泰国、伊朗等19个国家的比较可以看到，我国农业劳动力约为5.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40.1％，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耕地在上述国家中最少，只有0.3公顷，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的谷物、肉类、牛奶和鸡蛋几乎都是最少的，这就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我国农业部门存在着相当规模的工作分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乡镇企业个数由1978年的152万个增加到2000年的2085万个，平均每年增加88万个，年平均增长率为12.6％。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由1978年的2827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282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5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7.1％，乡镇企业的职工绝大多数来自农业部门。因此，通过这一途径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约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4，而且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为劳动力转移而受到太大的影响。虽然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生产领域引入了大量的现代生产要素，使得工作分摊的准确计量复杂化了，但至少可以根据对乡镇企业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事实，进一步证实我国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工作分摊的情况。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估算版权所有
关键词：法律治理；商主体；流动摊贩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121-02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社会出现下岗、失地、失业的人员不可避免。在这些人群当中，相当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出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特别是就业困难，选择了摆摊。对于这些人来说，街道是他们养家糊口的最佳场所。由于流动摊贩在经营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政府部门对此基本上采取反复取缔的政策。但是，由于这些街头流动摊贩具有无技术、无资金、无社会关系以及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等特点，属于弱势群体，完全取缔摊贩无异于断了这一部分人群的生活来源，所以如何治理分布在我国各大城市的流动摊贩，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城市发展、管理的难题。
一、流动摊贩——规制对象的界定
流动摊贩，又称为小摊贩，是指那些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营业时间，没有营业执照，从事小规模商品销售和服务的个体经营者。该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流动摊贩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主要由社会弱势群体构成，生活在城市社会结构的底端；另一方面，流动摊贩是一种在社会中现实存在的经营形式，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缺乏相关的规范和有效的管理而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从概念出发，可以看出流动摊贩具有如下特点：经营的流动性与灵活性；经营规模小，涉及行业面广；没有经营执照。由于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摊贩们即使进行工商等级申报，也会因为无法列出明确的经营场所而被工商登记部门以“不符合登记条件”为由而拒之门外。
要使流动摊贩的地位得到真正的合法化，首先必须要在法律上给其一个合法的地位，即承认其主体资格。目前，构成商主体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为实质要件，二为形式要件。实质要件要求商主体必须符合以营利为目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这是主体的自然属性。而形式要件则表现为相关的登记制度，商主体作为法律拟制的“人”，只有依照各自的形态被纳入登记管理体系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目前，我国对商主体的登记体制有设立登记和营业登记。对于公司等需要确认主体资格的大型经济实体采登记制，而对于经营规模较小的个体工商户，为了保障交易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对其自然的经营权予以确认，将其纳入工商登记管理范畴。流动摊贩作为经营主体已满足商主体的实质要件，剩下的就是法律确认的问题。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流动摊贩不仅自身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而且还威胁着交易相对人，即广大消费者的安全。面对由流动摊贩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受侵害的消费者往往因为无法找到相关的责任主体而诉求无门。因此，为了实现交易安全，有必要对流动摊贩进行登记管理，保证合理的经营秩序，使交易双方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交易。
二、权利保障与利益衡平——流动摊贩治理理念的重新确立
立法目的往往指导具体的法律规则。要对流动摊贩进行新的制度设计与规划，就必须先从转变规制理念出发。从之前的概念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流动摊贩并不仅是一种经营形式，其进行流动式经营不仅是出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自然人的本能，还有其作为社会弱势群体要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
面对这样的弱势群体，生存权的保障应当被放在首要位置。生存权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不仅仅是指一个人的生命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而且还指一个人要求社会创造条件使其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作为生存权的权利主体则是生活中的贫困者、失业者等弱势群体，所以生存权又被称为社会弱者的权利。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生存权作为人权的一项重要权利内容，应当作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而为了实现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国家不仅应当积极作为，给弱势群体提供社会福利为其创造劳动和社会条件，还应适当限制自己的干预功能，给弱势群体自主创业、自我发展、自我保障留有一定的自由空间。现实中，成为不合法的流动摊贩往往也是摊贩们由于自身水平限制而进行的无奈选择，其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知识技能，也缺乏进行正规营业的资金投入，更无法负担因正规营业而产生的税收和营业风险。因此，在对流动摊贩的规制上，要进行的第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即是规制流动摊贩不仅仅是实现城市管理职能，还是发挥社会保障功能。
从社会层面上看，流动摊贩的存在能够有效缓解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方便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降低居民生活成本，以其灵活性弥补城市规划中政府指导形成的消费市场格局的不足。但是，流动摊贩的经营也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管理和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问题。占道经营，阻塞交通；乱弃乱扔，影响市容；售出商品质量不合格，食品卫生不达标；部分摊贩不讲诚信，往往在欺诈消费者后“人去摊空”，这些都极大地破坏了城市的居住环境和社会秩序，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对流动摊贩进行规制，是要解决上述问题，而不是要消灭流动摊贩本身。流动摊贩是依市场和交易习惯形成的事实存在的群体，不可能将其完全抹杀。而不承认其存在的地位，不正视其存在的问题，不对其进行专门的规制，不仅会使流动摊贩自身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还会使城市管理进行得更加困难，使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诉求无门，加剧现实的社会冲突，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流动摊贩规制的第二个观念上的转变，就是要“变禁为疏”，给流动摊贩“定纷止争”，实现法律固有的衡平价值，化解矛盾与冲突，在流动摊贩的经营自由和生存保障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三、综合规制体系的建立——对于流动摊贩的管理和帮扶建议
新《个体工商户条例》的规定已经给流动摊贩的合法化起了基调，但对于具体的规制体系的建立却还是一片空白，为了有效保护流动摊贩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尽快建立起一套相对应的制度，使其扮演好自身的社会角色，与社会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不再被边缘化。
对作为弱势群体的流动摊贩的帮扶问题可以通过相关的保障措施得到解决，但是，究竟谁来担当帮扶主体，依据交易习惯所产生的流动摊贩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这就意味着，要想对流动摊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帮扶，必须由一个能适应该特征的专门主体对其进行专门规制。新《个体工商户条例》的规定表明对流动摊贩的规制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管理办法，也就是说，并不强制要求对流动摊贩进行专门规制的必须是行政机关，专门性的组织只要在合理有效的制度指导下，也能对流动摊贩进行管理。而要满足流动摊贩的区域性特征，既能在保证流动摊贩流动性的前提下对流动摊贩进行有效的登记管理，又了解各个流动摊贩的弱势状况并能对其进行有效帮扶的，可以考虑将社区管理引入流动摊贩的规制体系，以其为主导，建立起对流动摊贩的综合规制体系。具体来讲，要求社区发挥以下职能。
第一，充分发挥区域性特征，在所属区域内划定“经营区”，实现对流动摊贩的登记管理、税费征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6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社区在一个城市中，是城市管理的基本单位，归其管理的范围相对较小，对区内情况较为熟悉，即便面对数量庞杂的流动摊贩，能做到充分、完全的登记、也能较为轻松地完成税费的征收。并且，由社区来登记、收费不会带有很强的行政权力色彩，有自治规范的特征，其强制性较弱，登记的门槛较低，税费较为低廉，手续也相对简便，更能为区内的流动摊贩所接受，既减轻了流动摊贩的负担，又规范了对流动摊贩的管理。
第二，立足社区管理的互助职能，实现对流动摊贩的社会保障。社区管理的内容是社区的各项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在社区内能够建立起配套的公共服务机构，对包括流动摊贩在内的所有就业困难群体进行帮扶，通过落实多项就业扶持政策，提供就业岗位信息，组织技能培训等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和公益性岗位援助。一方面，要求保证流动摊贩的服务质量和安全，提高其经营素质；另一方面，注重提升流动摊贩的个人能力，鼓励其向其他行业发展，成功摆脱自身困境。其次，要发挥社区自治的优势，将社区范围内的流动摊贩组织起来，建立流动摊贩的自治组织，让其参加到对其自身的管理活动中来，实现群体自治。
第三，充分发挥“沟通、管理、协调、服务”的职能，与行政处罚权互为补充，共同规范流动摊贩的经营行为。行政处罚作为一种依法执行的事后规制手段，其实施主体很难站在相对人的角度考虑相关问题，尤其不能够对其应有的一些合法权益进行考虑。要想实现对流动摊贩的良性规制，真正化解城管和摊贩的冲突，势必要将管理主体和处罚主体分离，从不同角度对摊贩的经营行为进行规制。由专门的管理主体站在流动摊贩的角度，为其经营活动设定合理的经营规则，再由行政处罚机关对违反该规则的摊贩进行处罚，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解决以往处罚所引发的冲突矛盾。有了社区职能部门的衔接，不仅能够减轻城市管理部门的工作负担，更重要的是，社区的参与能够有效缓解城管和流动摊贩的冲突和对抗，形成了对行政处罚权的有效约束，扼制了行政处罚权的滥用，消除“暴力执法”，“超职权执法”等不良现象。
要想真正解决流动摊贩的问题，实现对其良性治理，必须在对流动摊贩本身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树立全新的规制理念；站在摊贩们的立场，考虑其生存需要，设计出合理的方案让其生活在“阳光”之下，才能改变其原本混乱的经营状态，结束城管和摊贩的“猫鼠游戏”，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付林萍.从保障交易安全看我国商事主体的商事登记事项[J].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1,(3).
[2]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法学教材编写组.人权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3]齐延平.人权与法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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