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当代职业教育 职业性 人文价值
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生在我国思想界的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大讨论,在教育界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价值的大讨论,其实，这正是我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要走向现代化必然要面对、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这一讨论已经形成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就是整合论。所谓整合，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协调、统一。一般来讲，整合论反对具有片面性的科学技术教育或单纯的人文学科教育，指出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应该进行整合。
整合论的观点也得到了职业教育界很大的认可和赞同，就其最简单的原因而言，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直接走向社会，用自己的适用性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社会现代化对教育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从教育理念的层面看，在职业教育中进行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两方面整合的观点无疑也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要求职业教育的学生既学习科学技术，又学习人文学科对于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和对峙，职业教育界对整合论的认可和赞同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对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一种方向性的、前瞻性的意义。
但是，问题也产生了，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往往认为整合就是表征科学技术的专业学科和表征思想文化价值的人文学科的简单相加，或者在进行科学技术教育时适当增加人文学科的教育，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倾向性的角度分析整合论的观点，就会发现它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因而没有充分发掘这种特性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文价值。
2 当代职业教育本质特性
这里所指的职业教育，是狭义的职业教育即学校职业教育，就是通过学校对学生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使学生获得一定的职业知识、技能和态度，以便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现在来回顾教育史上关于职业教育内涵的界定：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做准备的教育；斯内登认为，凡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都可以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做准备的教育；《国际教育辞典》指出，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内或学校外为提高职业熟练程度而进行的全部活动，它包括学徒培训、校内指导、课程培训、现场培训和全员再培训。这些界定虽然大都是从广义上展开的，但是都紧扣“职业性”这一特性。因此，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它是由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的，尤其是学校职业教育，就是培养能够掌握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必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专业技能和一定文化知识的应用型人才。
职业教育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为满足全球化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职业教育在强调人文学科教育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教育也进一步加强，与学术性课程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代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更加突出，必然推动当代职业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我国近现代教育是植根于封建主义及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土壤之上的，没有西方国家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长期以来，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等方面对职业教育的功能存在着极为功利的认识，片面地追求职业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强调科教兴国，凸现的主要还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价值，而忽视了职业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功能。使得凸现职业教育特性的职业性教育即在很大程度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教育处于一种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层面，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目的仍然停留在为谋生而掌握一技之长的层次上，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终极性发展。科学技术不是缺乏人文价值，而是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发掘。因此，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职业教育的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能促进人多方面的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和它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资源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除了要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外，还应该发掘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来为人的发展服务。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和技术日渐走向融合；科学日益呈现出技术化的趋势，技术更加自觉地以科学为指导。凸现当代职业教育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原本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理性精神是其灵魂，更是人的本质，富有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活动能促进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逐步养成科学的理性精神，如谦逊的态度、进取的心理、理智的怀疑等，而人的这种理性精神又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拥有科学理性精神的人运用科学技术对迷信、日常生活经验、已有陈旧科技进行批判的过程，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创新的过程，也是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意识的过程，它彰显了人超越现实和自我一种本质力量，这种促进人的终极性发展的人文价值是难以替代的。
3 发掘当代职业教育的人文价值
人文价值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地位、尊严、个性发展、幸福和命运，体现的是人性在社会中真、善、美的完美融合。善和美能给人以终极性的关怀，真同样能给人这种关怀；善和美给人的关怀主要由人文学科的教育来实现，而真给人的关怀则要由科学技术教育来实现，并且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人善和美的关怀，因为真、善、美是统一的。因而，充分发掘当代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的人文价值，对于凸现职业教育的本质特性，完善职业教育的功能，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使职业教育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教育理念上，应该兼顾职业教育为社会和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两大基本功能。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工业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逐步实现现代化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决定了在职业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大量的应用型人才是时代的要求。但是，不应该把加强职业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停留在工具和技术的层面上，只是通过科学技术教育来加强学生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而忽视学生作为人的目的性和人文性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而应该站在教育理念的高度去充分认识和发掘职业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只有在教育理念上完成这种改变，才能带来职业教育的思想、价值观、功能观、制度和课程编定等方面的改变，才能在职业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的时代要求下，去实现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而不只是科学技术教育在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价值。
在教育实践上，职业教育应该进行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教育，才能实现科学技术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在科学技术教育的教的层面上，应该把教学为学生实用的思想变成教学为学生求真的思想，树立开放的课程观念，开展研究性教学。科学技术是整体，科学技术教育也是整体，各个层次的职业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除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外，还应该包括科学思维教育、科学方法教育、科学精神和科技美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学为实用的思想上，教给学生的就只是科学技术知识，而缺乏科学思维的训练、科学方法的掌握、科学精神的认识和科技美的体验，而这四个方面正是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的核心所在。科学思维有着严密的逻辑，能促进人的思维前后的连贯性、一致性，减少错误。科学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前提。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求真除了探究世界客观存在的功利价值外，也具有人性的价值，很难想象人性中没有了真正的存在意义。科技美则是科学技术教育的更高层面。相应地在科学技术教育的学的层面上，也应该教育学生把求知为实用的思想变成求知为求真、完善自我的思想。
参考文献
1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 Transmiss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关 键 词:基因工程技术;人文价值;技术伦理
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技术和人文价值互为根据、相互支持。现代技术就是由技术器物、技 术制度与体制以及技术意识形态这三个层次的因素组成的文化［1］。作为一个多目 标、多类型的技术体系，基因工程技术负荷多方面的价值，有着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基 因工程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困惑实际上是人类自身在人格标准、社会伦理观、生态价值观 上的诸多疑难的反映。重新审视当代社会的人文价值观，为基因工程技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一 个可供参照的人本坐标和社会文化尺度，是当下一件重要的事情。
一、 人文价值导引基因工程技术
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1. 人文价值导引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必要性
基因工程技术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基因工程技术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实现人的自由，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要。由于基因工程技术的作用对象包括人在内，其发 展和应用就必然更多地涉及到人文价值，在个体层面、群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影响到人与人、 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基因工程技术为人类摆脱生物本性上的局限从而实现更大的 目标创造着条件，给人类带来无限的梦想和希望。同时，基因工程技术又对人类的文明和智 力，甚至对人类的肉体生存和心理健康都带来了新的、更大的挑战。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并 不总是合乎人的本质诉求，其背离人类本性的一面已经表现出来，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更为 复杂的伦理、法律、社会和生态等问题，亟须人文价值的密切关注与导引。
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人文困惑就是这项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现代人文价值观念的冲击，表 现为基因工程技术对人类社会价值观念的重构和社会价值对基因工程技术的审视。这种困惑 折射出社会发展中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不协调。对于技术与人文价值之间的这种激荡， 我们必须承认和审慎对待。其实，基因工程技术的内在价值维度与社会人文价值之间有着互 惠的影响，基因工程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协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用人文价值导引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是必需的。陈昌曙教授曾指出:现代技术从根本上说都 是人造的，人在多种情况和相当程度上可以干预和选择技术。在技术创新的方向，对在何种 场合、何种程度上应用技术，对技术发展的战略和技术政策都有选择的自由和余地;国家、 部门和企业都有技术选择的任务，工程师、企业家都有进行技术选择的能力［2］。具 体说 来，人是基因工程技术发生和发展的主体，居于核心地位。没有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就不可能有 基因工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更谈不上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基因工程技术的宗旨是为人类 造福，为解决人的现实问题服务。在这里，基因工程技术是手段，人是目的。因此，基因工 程技术的发展路径和结果必须符合人的基本价值诉求。
2. 人文价值导引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可能性
现代技术的实体因素决定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状况，影响着“人—社会—自然”大系 统的演化，表征着现阶段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同时，人文价值规定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目 的，通过影响技术制度、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实现着对现代技术的选择、扩散和社会整合。人 文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理想，完全可以规定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方向。在实 践中，通过不断发展的人文价值可以实现对基因工程技术的导向作用。
人文价值对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有着理性的制约作用。M.谢勒认为，每次理性认识活动之前 ，都有一个评价的情感活动。因为只有注意到对象的价值，对象才表现为值得研究和有意义 的东西［3］。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要受到人们的情感、态度以及社会伦 理规范 的影响。基因工程技术活动必然要受到当今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科学精神和人 文精神的双重影响。现代基因工程技术体现着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补关系:一方面，在 探讨 现代基因工程技术活动的意义和技术决策的标准时，离不开对其人文精神的思考;另一方面， 要确定解决特定问题的技术方案和预测现代基因工程技术的物质后果，只有运用理性的科学 精神才能作出回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合统一为主导的当今社会文化价值以其解释 作用、论证作用和导向作用，创设出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社会心理氛围、可行条件并影响着 其可能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方向。
总之，基因工程技术与人文价值的逻辑关联提供了人文价值导引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可能性 ，现代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潜在人文困惑又日益彰显了人文价值导引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必 要性。人文价值可以也必须通过作用于基因工程技术的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对此项技术的发 展方向加以导引。
二、 人文价值导引基因工程技术
发展的主要原则 为了能够在发展基因工程技术以促进社会福利的同时，又能前瞻性地关注并预警其多方面的 负面影响，在两者之间形成“必要的张力”，我们必须努力探求正确导引基因工程技术健康 发展的人文价值原则。
1. 人本原则
人本原则要求人们在研制、发展基因工程技术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实现人、社会、自然的 整体和谐，关注人类本身的持续生存和健康发展。基因工程技术只有在“人—社会—自然” 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中才能得以发展并最终实现人的价值追求。
首先，人类与其他生物、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和谐是人类社会持存的原初条件和人类文明得以 延续的基本保障。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的承载力和可持续性。人们应当 充分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提供的主动性和选择性，通过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促进基因工 程技术发展的同时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有序发展，建立一种符合自然生态系统发展 规律的社会实践和组织形式。
其次，社会层面中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环境等之间的和谐是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现实社 会条件。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既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受到特定社会主导文化价值的制约，同 时也广泛地影响到社会生活。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充分考虑其发 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影响，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的进步。
再次，实现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价值是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归宿。研制基因工程技术的原初 目的是适宜人性的，其发展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食品、健康与安全等现实问 题服务的。坚持以人为本，关心人的价值、尊严、平等、自由和全面发展，应该始终成为基 因工程技术发展的首要目标。
2. 技术与伦理观念协同原则
基因工程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其迅猛发展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社会固 有的观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欧洲许多公众就开始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他们认为转基 因食品有损人类健康，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可供选择的食物。一些政治家为了自身利益，也充 分利用这场舆论纷争，试图将它演变成一场公众的政治运动。1999年，奥地利、比利时、丹 麦、法国、希腊、意大利和卢森堡等7个国家明令禁止销售转基因食品，在4年内不得发展转 基因食品。但是，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到了2002年10月，欧盟又通过了一项关于 最终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新的指导方针［4］。
伴随着包括基因工程技术在内的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社会无论从制度方面还是 物质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由人类社会历史实践孵化产生出来的伦理观念同样要适 应新情况和新变化，以崭新的姿态解决新问题。我们并不主张人类的伦理观念无条件地完全 适应或简单地迎合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现实，但至少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改变一些具体的 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伦理学家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不要只被动地适应基因工程技术所带 来的挑战，而要能够预见基因工程技术发展中所要产生的问题和矛盾，起到针对防范基因工 程技术负效应发生的预见和警戒作用［5］。
我们在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也要分析和改造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 实现两个世界的和谐统一。在现代生物技术的辉煌与其人文忧患并存的时代，基因工程技术 视野与人文价值视野需要很好地对接，技术的发展与伦理观念所展现的高度应该是一致的， 技术与伦理观念应该是协同发展的。
3. 非功利性原则
现代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技术已经分别成为目前重要的前沿科学和关键技术，它们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将同时迎来一个迅猛发展的新时代。现代科学、技术、产业整体化的发展趋势 ，要求我们重视生命科学研究与基因工程技术的协调发展，把基因工程技术建立在牢固的生 命科学基础之上。
相对于人们对基因工程技术产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功利诉求，生命科学基础研究要求更多的 则是勤奋踏实、不懈努力和淡泊名利的心态与行为。如果片面追求基因工程技术的所谓快速 发展而忽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就会使基因工程技术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根基并最终导致自 身发展的乏力。这要求人们对待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要适当地超越功利心态并坚决反对任 何不切合实际的急功近利。
这项原则还要求人们谨慎地对待基因工程技术，采取与传统技术不同的运作方式，在确保安 全性的基础上，有选择、有限度地加以利用。例如，由于一般药物的安全性或毒性试验对基 因药物不一定适用，加上种属差异性，基因工程药物对人的药理学活性在动物身上就不大可 能得到完全、正确的反应。这样在进行安全性试验和临床应用时，就要求有不同于传统的毒 性试验项目、方法、判断标准以及防范措施。另外，由于转基因农作物相对于生态系统来讲 属于“外来物种”，必须对其从实验室走向大田试验的各个环节中间试验阶段、环境释 放阶段、生产性试验阶段进行严格的实时监控，并且在其大田种植后也要继续依照新的标准 采取分阶段的安全性评价。反之，对基因工程技术过分的功利心态则可能无视这项技术的特 殊性、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导致这项技术的误用和滥用。
三、 人文价值导引基因工程技术
发展的途径探析 1. 确立开放的技术伦理评估框架
在当今文化多元的世界，我们很难在关于人文价值的合理理念方面达成共识，乃至不可能只 有一种普适的技术伦理观。然而，人类社会面临着共同的技术应用问题，社会生活有其相通 性，对“善”的追求也是人性的重要向度，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可以在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问 题上，将价值存在的抽象性转化为具体规范的可能性并达成一些基础性的共识。然后，人们 在此基础上愿意提出和遵守公平合作的条件，愿意承担判断的任务并接受其后果。例如，在 已经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美国学术界针对生物技术的应用发展提出了包括“行善原则”、“ 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和“公正原则”在内的四条生物医学伦理原则，在世界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得到了广泛认同和实际应用。
为了评估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一种技术伦理评估的新框架在今天是必需的。我们要以生物 伦理学理论多元的宽广襟怀，融合多样性的、具有共同基础的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指导原则 ，谋求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共识。开放的技术伦理评估框架的目的只能是为了使人类生活得更 好，使人类免受可能的技术伤害。关涉人类前途的基因工程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倾听 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允许各种话语的自由表达，宽容地对待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立场，这 样才可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
2. 推广人文主义的科学教育观
科学素养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水平及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科学教育日 益占据了教育的主导地位。科学教育肩负着提高国民素质尤其是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引导 社会成员勇于在未知领域中探求并走进科学殿堂的重任。面对新世纪科学技术高度综合化、 整体化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发展趋势，科学教育必须以培养大量 基础扎实、知识宽厚、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既有科学素养又有人文理想的复合型人才 为目标。完整的科学教育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养成，更包括人文精神的熏陶 。
然而，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长期分离，人为地制造了科学与人文两大阵营，且相互对立和 互不理解，形成了所谓的“两种文化”现象［6］。在这种氛围下，基因工程技术也很 难实现 健康发展。如果基因工程技术只是被人们从功利主义的工具角度来看待，那么它在文化上的 价值就不能得到完整而准确的表达，就可能在其社会应用过程中给人类带来危害。我们必须 找到基因工程技术与人文价值相结合的途径，使基因工程技术发展人性化，让基因工程技术 的发展得到理性的规范，而不是让其成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无关的纯粹工具来任意发展。为 了使基因工程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类文明的目标，我们在实践中就必须推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融合的新人文主义科学教育观。
加强科学教育过程中人文素养的融入，促进基因工程技术人才养成高尚的人文精神，完善其 知识架构，能够极大地夯实人才基础，使他们在内心深处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追求进步、 向往和谐的人生理想。在科学实践上自觉地应用人文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基因工程技术的决 策和选择，从而对基因工程技术的健康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3. 强化生命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塑造基因工程师的行为范式
科技工作者对人类进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早在197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关于科学研究工作者地位的建议》中讲到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在当今大科学时代，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国家行为，科技工作者必须考虑科学技术的社会 后果以及自身的社会责任。运用科技成果为全人类造福是科学家和技术工程师追求的美德。 要实现“科学为全人类造福”的价值目标，迫切需要科学家和工程师自觉树立起新的责任意 识。基因工程技术的新发展赋予生命科学家和基因工程师们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同时加重了他们 的社会责任。基因工程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还带来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危害 甚至灾难，或者在给一部分人带来利益的同时而给另一些人带来了伤害。面对基因工程技术 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生命科学家和基因工程师作为生命科学知识 最主要的载体和基因工程技术活动的主体，有责任、有义务树立科学良心和职业伦理道德， 使基因工程技术为人类创造繁荣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在2002年4月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上，许智宏院士指出:“科学家自身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觉 醒至关重要。面对生命科学研究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科学家要自觉地依据理性和符合 人类利益的原则作出选择。任何科学技术的应用都有双重性，科学家有责任向社会说明技术 的价值和可能带来的风险及危害”［7］。可见，科学良心是科技工作者内在的思想道 德，是 道德情感、道德认识和道德意志的具体体现，是科技工作者支配自己的科研工作为人类造福 的道德支柱。因此，生命科学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科学道德修养，将自己培养成为有社会良 心的责任主体。基因工程技术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基因工程师在实践中自觉处理好基因工程技 术积极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与其价值负荷、政治法律约束的关系，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利于基 因工程技术发展又充分考虑其社会效应的、可操作的行为范式［8］。
4. 重视技术评论，营造公众参与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社会公众的态度和心理承受程度是基因工程 技术发展与应用的重要参量。在现代信息发达的社会中，一种新技术概念在社会的扩散，一 种新技术成果在社会的推广，一种新技术产品在社会的应用，均离不开众多媒体强大的中介 传播作用。一种技术在媒体宣传中的形象，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此项技术的接受态度。 分析公众因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产生的社会心理问题，通过各种媒体开展富有成效 的技术评论，及时引导并调适公众心理，对于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当今社会，没有公众科技素养的提高，在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技术研究中实现公众参与和 顾及社会伦理道德将只是空谈。生命科学家和基因工程技术工程师在技术评论和公众心理调 适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预测和评估基因工程技术社会应用的正负效应，对公众进 行科学知识普及和技术风险教育的责任，并结合自身的研究进程负责任地与公众进行多方面 的对话和交流，通过开展技术评论有效地缓解社会公众期待与紧张的心理状态，从而创造一个 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争取公众参与搭建一个互动的平台，最终实现基因工程技术的人性 化发展。
大众传媒在塑造基因工程技术的社会形象，促进公众理解基因工程技术的过程中有着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媒体通过自己的宣传，既可以起到为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争取社会投资、社会 支持的作用，也可能招来社会公众对该项技术的强烈抵制。媒体对基因工程技术的理解程度 和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公众的心理走向。因此，较为理想的技术评论应以正确理解科学技 术为基础，以科学精神为灵魂，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和进步的方向性原则，使社会公众及 时了解到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状况，切实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通过公众参与和民主 监督，促使基因工程技术以尽可能符合社会秩序和人道的方式发展，最终实现生命科学研究 和基因工程技术创新的人文关怀。
5. 通过立法和制定科技政策进行必要的社会调控
在宏观层面，要处理好个人、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注意从社会整体效应和长期利益 的角度对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作出调控;在微观层面，要着力营建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全面 进步和谐一体的理念，使基因工程技术研发人员切实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价值诉求。通过各方 面的共同努力，使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实现更多的人文关怀，尽量减少其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通过立法使基因工程技术在发展中趋利避害。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并不是阻挠基因工 程技术的发展，而是对其进行积极引导和适当限制，由此争得充分的准备时间，以便人们能 够充分估计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负面作用，建立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和规则。为防止现代生物 技术对人类生命个体的有意或无意的伤害和危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发展生物技术方面一定 要谨慎，要在严格的法律规范条件下有序进行。近几年，我国制定出台的《基因工程安全管 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等，都是对 基因工程技术发展进行规范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其二，制定出合理的基因工程技术发展政策是其发展的重要条件。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关系 到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前途。在进行基因工程技术立法和制定政策时应十分慎重，不要 使基因工程技术工作者和生命科学家们在从事研究时感受到过多的社会压力。只有在一个宽 松、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中，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才会真正有利于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技术的健康发展。在制定基因工程技术发展政策时要 充分考虑到基因工程技术的社会价值、社会心理影响等，最终实现基因工程技术与经济社会 的协调发展。
若要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科技界、企业界和公众之间在基因工程技术发展方面的观念冲突， 除了像技术哲学家M.邦格所设想的力争技术的民主控制，即公众参与所有大规模的技术规划 之外还需要有整个社会的变革［9］。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离不开社会的整体 变革，需 要通过适当的社会变革争得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但是，这种有利于协调基因工程技术与其 他社会领域冲突的社会文化环境，仅仅依靠基因工程技术本身的发展是无法营造的，这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总之，我们希望在人文价值的积极导引下，寻求一种有利于基因工程技术健康发展的道路， 让本性为善的技术发展得更为完善，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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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技术 人文价值冲突 实践整合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研究，就是要研究由现代技术所引发或者与现代技术相关联的所有个人、社会的人文理想、人文价值追求过程中的矛盾、冲突。研究关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的人文理想、人文价值追求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观念困惑及现实困难，探讨、研究人及社会的人文价值追求与其他价值追求之间以及各种人文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协调、整合的各种可能及其对策。
一、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存在。
在西方历史上，13、14世纪的手工业曾是创造性劳动的一个顶峰。([1]，p．83)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后果时曾指出，在大机器的生产方式下，工人成了机器的一个附件，单调乏味和机械重复的操作严重地扭曲了人性。马克思指出：“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如何结合的问题，有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2]，p．417)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以往劳动的技巧性、创造性被剥夺，同时也与劳动过程的完整性、目的性相分离，劳动异化了，人性被排除。e．f．schumacher给出了“好劳动”(good work)的四点特征，即：满足基本的身体需要，通过技能与实践达致个人的卓越，完善个人的社会化以及实现人的终极价值和精神需要。([3]，p．160)显然，资本主义大生产是有悖于人性的，距“好劳动”的标准相去甚远。路德相信机器是导致工人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因而在19世纪最初15年号召英国工人对机器进行大规模的破坏。
以frankenstein(毁灭创造者自己之物)、“深蓝”为象征的人工生命、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对于人的潜在的不可预见的威胁，在人的心理层面投下阴影，形成一种心理压迫作用、技术恐惧。这在西方大量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如《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上兴起探索用非有机物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的研究热潮，这种拟议中的生命形式被称为“人工生命”。冯•诺伊曼的研究表明：一旦我们把自我繁衍看作是生命独特的特征，机器也能做到这一点。([4]，p. 2)克里斯•兰顿(chris langton)说：“人工生命不仅是对科学技术的一个挑战，也是对我们最根本的社会、道德、哲学和宗教信仰的挑战。”([5]，p．398)如果说人工生命的研究还只是对于人的间接的潜在威胁的话，那么，生命技术则是对于人身的直接手术和改造了。过去我们骂人“狼心狗肺”，没想到会在现代技术中成为现实。异种移植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其一是，人体成为商品，器官出租、转让，穷人成为富人的器官材料，扩大了贫富差距。其二是，一个植有“猪心”的人，在婚姻、就业、保险方面都可能受到歧视，加深了社会的分歧。
在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社会层面上牵涉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问题是现代技术社会对于人的压迫、统治，以埃吕尔、温纳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曾对此做过较为广泛的揭示。另一方面问题应该说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中存在的政治霸权、经济剥削以及文化侵略，特别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价值冲突。正如r．s．科恩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还应认识到科学技术在我们的世纪里对社会和人类影响的历史特征，这些不同的技术属于谁，是何种专门的先进技术，是哪一部分人的技术，哪个阶层、哪个种族、哪个宗族、哪一代人、什么性别、什么文化背景…”([6]，p．50)“如今，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不利因素，很可能和伴随新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影响深远的新势力结合在一起。”([7]，p．162)在技术转移中，“科学价值体系被强制性地输送给非西方世界，使不平等、不公正内在的存在于以科技为支撑的种种现代化战略之中”。([8]，p．220)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在自然环境层面上牵涉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第二个问题是环境及其生态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三个问题既有各自的不同重点内容，又是相互联系、贯通、发展而来。“从直接的和本质的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首先和主要涉及的是，特别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9]，p．149)这就是代际伦理问题，即前代人与后代人在整体上的生存道德。可持续发展，强调的不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是人作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是对于人的人文关怀问题。
二、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成因
胡塞尔认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10]，p．5)由于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的一体化，胡塞尔所说的科学危机可以适用于技术危机，当今现代技术危机根源于生活世界的危机，根源于生活意义的丧失。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在他的哲学中，实现了从存在本身的思想(在“前苏格拉底派”中)到存在者的存在的思想转变。“如果在形而上学开始时存在本身没有转变成作为存在状况的存在，那么，存在就决不会走向对象。”([11]，p．104)对象化是为一定的目的而把事物功能化和与事物算计交往的前提条件，而后又确保了人的有意识的贯彻和统治。以这种方式，自然作为对象、资源和材料听任耗尽和替代。在新时代以前的历史中，技术参与现实构造是与展现的其他方式(宗教等)相联系的，而在新时代，技术成为普遍的、对人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加以规定的力量。现代技术与以往不同，它是限定和强求，是对自然事物的挑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被遗忘是现代技术危机的深层原因。
韦伯曾区分了两种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意味着可算计性、效率和非人性，即合理性还原为它的形式的、工具的方面；实质的合理性即行动不只是以理性的计算为基础，它还包含人的伦理、政治及其他方面的需要。“法兰克福学派把韦伯的‘形式的合理性’改造为工具(技术)理性，而将他的‘实质的合理性’改造为批判的理性或客观的理性”，断言两种理性的失衡或说技术理性的过分膨胀造成了现代技术危机。([12]，pp]．122—123)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杰出的思想家查•帕•斯诺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理论：即在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当中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倡导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而科学文化倡导的是科学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念，这就形成了两种文化间的冲突。([13]，p．35)由于科技文化的日益扩张，逐渐失去了相对萎缩的人文精神导引，背离了人的根本目的，引发了人与世界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人的自身危机，后者表现为环境危机。对于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根源，人们常常强调的是两种理性间、两种文化间的分裂，强调的是横向上的文化观念分裂。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价值系统价值层级递进的纵向割断。对于东方寺庙中的僧人或者西方修道院的修道士来说，日常的生活、工作从来不是为了效率，全在于一种精神的追求。即使是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眼里，生产的扩大、效率的追求也是和上帝的证明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到了现代大工业生产阶段，效率自身才成为理由、根据，不但成为工作，也成为生活的目的。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技术的概念是发展而来，人与技术的关系或者技术的人文价值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技术(technology)可寻根到古希腊的"technē”。technē在古希腊不仅是know—how的学问，也可翻译成“art”，有技艺、技巧、审美的含义。([14]，p．3)即使是作为know—how的学问，在古希腊也只是用作对已有实践活动有效程序、方法的求证、理解，伴有一种哲学的沉思冥想(在古希腊，科学、技术、艺术、哲学是一家)，而不是像现代技术执意于不断地挖掘自身内在的应用潜力，无限地扩张自己的实际应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技术不再具有古希腊的哲学意味，而成为人用以改造自然的工具、手段、能力。([15]，vol．4，no．2)“现代科学的出现并没有使人们停止基本属于技术性的尝试。人们继续取得不必汲取理论知识就能获得的技术成功。”“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科学才对工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16]，p．30)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17]，p．576)技术与技艺(technique)疏离，而与科学联姻(这体现在applied science的说法，当然，这是不尽合理的)。现代科学与技术互动，形成了一个正反馈机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加速。这在控制论看来是不利控制的。([15]，vol．4，no．2)
弗罗姆认为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两条坏的指导原则上。([18]，p．112)一个原则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另一条原则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但这两条原则很难说是完全的技术原则，它一定有其社会基础支撑才能实现。albert a．anderson借用古希腊神话来阐发他的观点，指出：“普罗米修斯受难是因为他只偷了人类生存所需的一部分(技术)，但缺少了最重要的部分——公民的智慧。缺少了公民智慧的人类对于自身、其他生命以及地球本身都是个威胁。当今的生态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技术的掌握，若缺少了公民智慧，只能招致灾难。”([19]，vol．1，no．1 and 2)马克思主义从不抽象地谈论理性，而是把技术异化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一切资本主义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2]，pp．463—464)
丹尼尔•贝尔强调当代社会的分离和多原则支配性质，提出了三大领域对立说。在技术——经济领域，为了获取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这种围绕专业和科层组织建立的轴心结构本身是了个官僚合作体制。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工具”，受到“角色要求”，消失在功能中。政治领域是调节冲突的部门，其轴心是平等原则。但这必然要与上述的官僚体制形成冲突。“文化领域的特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不难理解，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20]，pp．26—27)
e．拉兹洛指出，“公众的行为和公共机构的政策没有与变化中的社会思想同步。当代社会舞台上充满了以陈旧观念为基础的十分过时的行为模式。进步思想和主流行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种情况出现在经济领域、生态领域，表现为公共机构和政府以简单化的方式处理复杂的、互相依存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21]，p．327)在民主政体中，议员的任期为4年或5年，在此期间，必须做出有实际收益的成果，否则在下次选举中就有落选的危险。需要10年以上才有收益的项目得不到优先考虑，或者根本不被考虑。结果，每一个选举周期一开始就有一大堆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就越发难以迅速做出决定，越发难以掩盖。“政治家的才能正在日渐增多地用在处理危机上。”([21]，p．328)
三、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及其方法
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整合可以从各个方面讨论，牵涉的问题很多，但是，各种整合的认识和方法最终都要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去落实、贯彻，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对于此，我们也不可能做非常全面、具体的详尽探讨，在此只是提出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1．实践整合的基本原则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暴露出我们现行实践活动的某些原则性缺陷。针对此，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实践整合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人本导向原则 即在我们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中，始终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一切都要从人、人类的根本、长远的真正需要出发。从符合真理观到人择真理观，可以使我们看到科学理论中的人文、人性因素，洞悉真理本质，正确对待、使用真理。在宇宙天文学中，人择原理表明，被观测的宇宙是与作为观测者的人类的存在这一事实紧密相关的。([22]，p．91)以往的经济学从不把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考虑在成本之内，更不可能把人的异化、人性扭曲纳人经济学范畴，这表明经济学在人本原则要求下的先天不足。经济学不仅要在经济理论上自洽，更重要的是确立在人本导向原则之下。“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佛教生活方式令人惊奇之处是它的绝对合理性——财力惊人地小却获得特别满意的效果。”([23]，p．34)“佛教经济学是想通过最佳消费方式使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现代经济学家是想通过最佳生产方式来尽量扩大消费。” ([23]，p．35)佛教经济学未必是最佳的经济学选择，但它给我们以启发。对于科学——技术——生产链条上的科学与生产的人本规约，就从理论源头到生产需求两方面对技术起到了人本规约的作用，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对技术的设计、使用有非常强烈的人本规约意识，时刻警醒技术可能带来的各种非人道化影响、后果。如今的房子、汽车、彩电、电脑、空调、移动电话等等各种家用技术产品都以人性化设计作为时尚、卖点，当然这还是出于厂家、商家的营销策略，但毕竟考虑到了消费者的人性化需求。
2)主体差别原则 人文价值不但具有客观性，更具有发展性、相对性。对于我国贫困山区衣食不保的人们来说，生态的平衡、南极的臭氧对于他们过于遥远，温饱就是他们最大的人文价值。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代际间的平等、可持续发展只是他们的研究课题，而对于非洲的难民来说，饥饿、干渴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存状况。对于不同生存状况、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人文价值意义、人文价值内容。这正是，没有抽象的人文价值，也没有抽象的人权。海德格尔形而上的“存在”，胡塞尔的生活“意义”，对于我国贫困山区人民的生活困境又有什么意义?让—个破坏了山地植被的放羊山娃“沉思”海德格尔的“诗”、“存在”，是有难度、不现实的。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并非是无主体的，无论发生在技术、社会、自然哪一层次上的冲突，都可追寻到价值主体间的冲突。如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经济(技术)发达地区与经济(技术)落后地区之间的冲突、政府与公众、学者之间的冲突、精英与公众之间的冲突、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冲突、工程类与人文类技术哲学家之间的冲突、代际之间的冲突等等。每—社会共同体都有它不同的目标与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伦理规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价值的差异、发生价值的冲突。([24]，pp．6-7)科学共同体追求真理，达到知识增长的最大化。“人文学者对价值与事实的双重介入要求他们批评性地意识到他们契入问题的诠释性视角，并且能够自我意识到其中所蕴涵着的伦理与宗教的信念。”((25)，p．59)企业受利益与效率的驱动，追求利润和收益的最大化。不同的利益主体面对克隆研究、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就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评价。陈昌曙先生对官员与学者做了区分：学者大致上是在由物质变精神，而官员大致活动于精神变物质；学者要勇于创新，存同求异，官员要维护统—，求同存异。([26]，p．61)不同价值主体的不同社会角色，不同利益取向，是引发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的实践整合就不能强求一律，必须区别情况，分别对待。
3)立足现实原则 面对着现代技术的各种各样人文价值冲突，现实主义教给我们实践智慧，但实践智慧并不能总是奏效，也缺少终极关怀的体贴；理想主义给人类指出希望的所在，而且绝对抽象的公正、真理和善也确实是我们人类不可缺少的终极关怀，但总是在现实面前被击穿。生理需要、生存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只有人的现实的最基本需要的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才会被唤醒，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追求。这正是：人必先求温饱，而后求美。人文价值是多层次的，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也是在多层次上展开的，我们的实践整合只有从人们现实具体的最急迫的人文价值需要出发、展开、推进，才会富有成效和说服力。从现实出发，就不能无视广大群众的切身感受、愿望、要求，就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能只由专家、学者代言或者独断。必须打破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化身或代言人这一传统信条，正视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局限。知识分子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理性批判精神；但是知识分子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反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
4)系统方法原则 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文价值冲突之间不是孤立、零散、互不相关的，而是构成了相互制约、竞争、协同的系统关系。如果我们对于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整合是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分头行动，如在哲学的、理性的、价值的、智慧的、伦理的、法制的、良知的、社会的、自律的、外部的、内心的、观念的、文化的规范和调控系统之间不能有效配合而是各自行事，那么，我们对于某一矛盾、冲突的解决可能会带来更多、更为严峻的矛盾、冲突出现，我们的整合就只能是顾此失彼、“拆了东墙补西墙”，引发更为不可收拾的矛盾、冲突局面。我们注意到人文价值的个体性、差异性，以及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多维性、层次性，就会提出整合标准、整合方法的层次化、多元化，就要把各种整合方法协同化、系统化，就要在实践中去贯彻、落实、完成，这就是实践整合的系统方法原则。技术、技术实践都只能看作是整个社会实践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样，技术就不再是一个统治性的，而是可以被引导、规范的。人可以与技术之间形成价值关系，同时还可以反思技术价值系统；人不但身处技术价值系统，同时还处于其它许多系统之中，如生态价值系统、文化价值系统等等。人可以流连于技术价值系统，还可以随时超越技术价值系统，在更高的系统层次上审视、调控技术价值系统。在技术价值系统调控中，我们不能回避现代技术的网络化特征，又必须防范技术的网络化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技术价值系统的调控中，把系统的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达到一种新的优化控制。
2．实践整合的基本方法
1)个案激发 所谓个案激发，就是要通过那些社会影响较大、群众感受较为深刻的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典型事例，利用各种宣传媒体的力量，激发、教育群众对于现代技术正反两方面作用的认识，提高广大群众整合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自觉。人民群众可能还没有直接决策权，但是他们却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实践力量。对于技术项目的引进、新建工业项目的立项群众没有决策权，但是技术产品的选择、使用却是最广大消费者的权利，绿色消费及环保自觉可以成为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习惯。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以我们国家、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给全国人民上了十分沉重的一课：长江上游地区的滥砍滥伐、自然生态破坏是长江洪水的重要原因。当今日益频繁的沙尘暴天气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干旱、水荒给人们深刻的感受，也给人们深刻的教育。整合两种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以及整合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难于理解，但是，自然的肆虐、实践的困惑总是要激发出群众的生活和实践智慧。
2)公众参与 所谓公众参与，就是指公众不仅有对于现代技术人文价值正反两方面的认识和自觉，并且要积极主动地影响、参与到国家有关技术政策的制定、决策，使技术的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公众的参与建立在公众对于现代技术正反两方面的全面认识，而公众的认识水平随着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及个案的激发、教育将逐渐提高。官员、企业家以及专家、人文学者的看法也许与公众的认识、看法有差别，但是，公众的利益以及观点、看法我们必须认真听取，因为他们代表了最广大的社会实践主体，实践应当是最有说服力和发言权的。公众参与需要一定的社会制度保证，否则就成为空话。西方社会的绿党政治制度未必适用于中国，我们可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如今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决策都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如铁路听证会讨论铁路票价是否合理)，这表明我国公众在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的参与越来越广泛。我们同样寄希望于公众参与在整合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技术生态化 生态技术注重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特别关注技术的生态效益与人文价值，但是，它对于环境和资源问题的解决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首先，就目前看来，有些技术问题依靠生态技术难以解决，基于生物学原理的生态技术还有待极大地提高。其次，它过分依赖技术自身的“自我消化”能力，要靠自身完成低能耗、低排放难度很大，单纯依靠太阳能及其“零排放”的生产技术设计几乎不可能。第三，单个的生态技术设计增加了设计难度，也加大了生产成本。实际上，技术整体本身的存在也有一个“生态化”问题，这种生态问题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从技术系统本身的角度来看，由于技术发展本身的规律性，其存在与发展也有一个优化、组合问题，必须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机制，使技术的组合形成竞争、共生、再生、自生关系，既促进技术发展又符合技术系统的生态机制；二是从技术环境的角度看，技术生态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抑制、适应、改造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同的技术生态系统会产生不同的环境效益。技术生态系统必须与自然环境系统有机地、生态地结合成为一个更大的“自然——技术生态系统”。“在这里我们将在广泛意义上的技术间的匹配组合和发展机制及其这种匹配与组合与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的生态机制称为技术生态。也可以将技术生态这一概念界定为技术与技术以及技术与环境的共生存在关系。”([27]，p．57)技术生态使得技术系统内部各自独立、没有关联的专门技术组装成一个自洽的有机生态体系，某一技术过程的废弃成为另一技术过程的原料，整个系统达到自转化、自消化、自净化能力；当然，技术生态系统也不是与自然环境隔绝的、封闭的，而是与自然环境之间达到有机的生态融合。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指出，“技术装备必须融入到支持它功能发挥的自然、技术、社会环境中去”。([28]，p．308)
4)系统调控 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某些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必然性，但在很多方面则是不合理的，具有危害性，是由我们人类实践创造活动的局限性、失范性造成的。([29]，p．295)这就需要我们树立新的实践观念，完善实践活动的调控系统，保证实践活动的有序发展。这些实践活动调控系统主要有：哲学世界观的调控系统——正确地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及其使命特别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念；人类价值观的调控系统——树立人类长远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意识；人类需求观的调控系统——建立人的全面需求、全面发展的行为目的论，特别是生态消费观念；实践活动的法律调控系统——通过立法包括国际间的环境保护法形式来规范和调控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批判调控系统——对实践活动保持清醒的、反省的、自我批判的态度，合理汲取技术悲观主义的有益思想；实践活动的伦理调控系统——激发和确立实践主体的良知伦理，实行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实践活动的舆论调控系统——通过社会舆论特别是公众参与来规范和调控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矫正调控系统——通过确立各种纠错、矫正系统包括群众抗议来调控实践活动等等。当然，实践活动是无比丰富的，随实践的发展还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些只有在不断地历史实践中得到解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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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文化；反思
一、引言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周期不断缩短，科技成果转化为应用产品的速度不断加快，科学技术以其超常能量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生产生活需求，也从各个方面更加广泛和深刻地改变及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整个人类社会进入到科技迅猛发展的科技时代。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网络技术、核技术、生物技术等一些最前沿的技术，在带给人类益处的同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种关系失调，各种社会问题与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危机，它特定的发生在这个科技充斥的时代。
二、科技文化引发危机
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人类千百年来征服自然的愿望得以实现，人类的力量终于第一次战胜了自然，并不断地为自身创造所求，科学技术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生产与发展的动力。同时，随着二、三次工业革命的继踵而至，人类的生产及生活方式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由此，科学技术取得了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正如科学史家麦克莱伦所指出：“理论传统和技艺传统在19世纪的这种结合产生出了科学技术文化，不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①实践表明，近现代科技文化对于推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够深切的感受到，现代科技一定程度地解放了人类劳动力，其体力和智力却也逐渐依附于日趋复杂的机器，成为机械系统的附属品或奴隶；同时，技术主导型的管理模式扩张了人类的私欲，人性表现为明显的趋利避害，掩盖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困惑中的人类不断征服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自然资源的锐减，人类的未来陷入生存危机之中。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它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解决各种矛盾、处理各种关系、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的系统工程。随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明确提出了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总的战略重心和战略思路。为此，一方面，我们需要积极反思近代科技文化引发的危机，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重视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战略地位，构建一个适合现代化社会、和谐社会发展的新型文化，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三、科技时代的新型文化构建
当代，这种新型文化是建立在对近现代科技文化的深刻反思基础之上的人文与生态转向，是对近现代科技文化扬弃的理性结晶。
1.实现科技文化和价值理性的融合
近代科技植根于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征服自然，从而获取自身需求的满足便成为其追求的全部内容。“近代科学只是关心那些可以衡量的东西以及它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再去问这些事物的人文意义，只问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去工作，而不去关心技术本身的目的，从而产生出被扭曲的科学。……”②马尔库塞认为，理性是应该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而且本身是指导人们为实现自身自由而努力的一种价值判断。然而，技术理性作为一种以支配自然为前提的有限理性，一种对科技创造的今天状态的一种肯定和认同，人类丧失了主体性和创造性，成为了“单向度的人”。诚如康德所言：“不受价值范导的理性是盲目的，离开理性支持的价值是空的。”
新型文化认为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能够为人类带来富足的同时，把对人的关怀放到第一位，做到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发展、实现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都是为了推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促进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促进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
2O世纪中叶，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C.P.Snow，1905-1980）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理论。他认为，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创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科学家群体创造了科学文化，即以客观为尺度，技术理性至上，追求真实的文化；人文学者们创造了人文文化，即以伦理道德、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人文社会领域为指向，注重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它们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但由于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在知识上、道德上和心理气质上”存在差异，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这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
新型文化认为科学精神应与人文精神融汇一体，在技术可行性不断增加、技术变革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彰显人文精神对人类的自我关怀，设身处地地为每一个生命的权利给予理解和为这权利作出有利于该权利的选择，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推动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融合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宋圭武认为，文化也是有层次的，由外而内依次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处在中心的精神文化。所谓精神文化是指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③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社会思想的多元性、多变性和开放性，思想文化大繁荣的同时，引发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从而接收了负面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现在看到物质文化大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精神文化的种种挑战，诚信缺失、理想信念困惑、道德滑坡等。
新型文化认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取传统文化和谐和民族精神之意，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诚如爱因斯坦所言：“单靠知识和技巧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和高尚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的理由把那些崇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传播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
注释：
①E·麦克莱伦，多恩，王呜阳，译.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上海科技出版社，2003.
②詹颂生.科学技术的两个关怀与两个限度[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1）.
③曾丽雅.关于建构中华民族当代精神文化的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2（10）.
④张国.从多视角审视科学与人文学的异同与相关性[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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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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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U.S〕亨利·哈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前言。
〔13〕张斌《技术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9页。
论文关键词 功利主义 技术价值观 科技进步 社会发展
一、技术价值观的涵义
价值观是对价值本质的一般概括，是有关价值的基本观点，是对各类价值关系的基本概括，是价值意识最高的形式。它是人类特有的带有倾向性的评价、认识的标准，是人类从事某活动的定向标准。人们一旦确立了某种价值观，就会在的活动中体现出某种倾向性的特征，并通过价值的创造从而实现价值理想。
技术价值观则是人们在对技术认知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技术价值的稳定的认识。
人类的自然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技术价值观。在技术原始的古代，当时的条件决定了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模糊的、笼统的、混沌的整体自然观。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就是去顺应自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古代人类只能依靠原始技术来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产资料和所需的生活资料。因此，无论是对自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发，或是有意无意的损害、滥用、破坏，都不会对自然界及其社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近代的机械论自然观则把整个自然界当作一架按照一定规律自动运转的机器，人们只需通过实验和分析对自然界进行探寻，掌握规律的钥匙，便可以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近代技术的诞生和在生产上的应用，促进了人类财富的积累，人们于是把技术看作掠夺自然的手段和工具，并形成了影响几个世纪的功利主义的技术价值观。
二、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合理性
人类文明伊始就已经存在了人类的技术价值观，伴随着人类技术活动的进步、深入和拓展而走向系统化、知识化。由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直到工业机器时代，逐渐形成了技术征服自然、保护自身和生产物质财富以及如何有效使用技术等一类的技术有效性价值理念。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形成基础。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不但将科学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也为技术的整体社会价值实现提供了文化、思想和科学的氛围，成为滋生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温床。它所掀起的科学革命，为科学与技术提供了互动的条件，也为工业革命积的爆发蓄了力量。默顿分析了17世纪英国社会的技术实用价值，他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自己的不懈努力将会导致出实用的结果”，“科学家不但寻求技术效率，同时也考虑合理地使生产手段来适合最终目的的经济效益”。这些实用性的技术价值观渗透和融合了科学认识以及文化，对技术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上升到理性上形成了重工具、经验性和实证的价值观，就是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弗·培根清楚的表达了这种价值观：“对于各种科学的增长进步和哲学体系来说，应该依照相同的规则，以果实来评判学说体系；然而假设这种体系不出产果实，我们则应该宣告它毫无价值，尤其是当它不仅不产生橄榄和葡萄等果实反而带有辩论、争论之蒺藜时，我们更应当作这样的宣告。”此观点强调了科学技术外在的应用价值，“用此方法来看技术，我们判定它有价值，因为它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而这些目的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这些目的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说的是这些目的是为社会与个人谋福利的，具有道德背景和人道主义的希望。“这种观点本质上是把技术看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所以，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一直与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观点联系在一起。
（二）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局限性
1.忽视自然价值，强调人类价值
以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所理解，自然界是没有价值、没有目的的，只能任人摆布。人不但处于自然界之外，并且居于自然界之上，万事万物仅仅是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身没有价值。比方说某人用斧子砍倒另一个人，他就会被认为是可恶的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然而，如果某人挥斧砍倒一棵树，别人会认为这很正常。因为树本来就是被人使用的工具，其价值就在于能够被人类利用。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为了自身的利益，人类借助技术手段疯狂地掠夺自然，肆意地践踏自然，导致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衡。可是我们忘记了一点，世界是一个生物共同体，人类只不过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
2.忽视技术价值多样性，强调单一经济价值
技术价值具有多样性，形式上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但工业革命以来，由技术发展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使人们只看到了其经济价值，技术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却忽视了其他方面的价值，尤其是生态价值。只强调单一的经济价值，换来了所谓的gdp的增长，却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3.忽视价值理性，强调工具理性
技术是对人类是有价值的，满足人类需求的实践手段。技术就其本性来讲是价值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统一，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也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进步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使得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出现了以技术工具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理性崇拜。这样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简单地把有用等同于技术价值，一味强调技术手段的目的化和技术的工具性，它偏重技术的产出效率、经济功能，忽视技术内在价值和技术的价值理性对人的引导作用。技术活动是从价值主体需要出发，经过价值理念、价值意识、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与价值物生成的过程。技术价值目标并不总是合理的、恰当的、正当的，而往往会建构出非正当、非合理性的价值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对社会的影响
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技术进步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因为它以经济利益的实现为中心，对自然采取掠夺式的开发，轻人的尺度、重物的尺度，对消费价值、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激发了人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失去了对主体的终极关怀，泯灭了精神品味和生命意识，从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导致了人自身价值的迷失。
（一）打破了人与自然之和谐
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无视自然的其他价值，只注意自然界的经济价值，认为自然界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索取、利用和征服的对象。在技术功利主义意识里，树木不再是秀丽的自然风景、不再是茂密的森林、不再是充满神奇与情趣的绿色王国，而是由树木到桌椅不断变化的人类用品，一切生物都为了人类利益而存在，都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性的对象存在，于是形成了奴役自然、主宰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在这些功利主义价值观支配之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疯狂掠夺，恶化了人与自然关系，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危及人类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人类的活动逐步使得自身很难继续生活下去。
生态系统能够保持动态平衡，在于其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保持自身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然而，生态系统内部的调节能力也是有限的，一旦外来干扰超出了此限度，这种调节能力就会降低甚至消失。人类对自然界开发利用和全方位的污染，远远超出了自然界本身的自我净化能力和再生能力，使得土地沙化、资源枯竭、酸雨毒雾剧加、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匮乏、空气污染等等。恩格斯说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二）消解了人之主体性
技术进步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且逐渐确立了其在现代社会的主导地位。从此带来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把人从头脑、躯体的综合体中分离出来，他在运用身体却并不需要动脑。人成了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人变得越来越机械化了，工人在创造产品时并不起什么作用。工业文明彻底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之上，工厂制度的建立，使人成为一颗永不生锈的机器零件，破坏了人的生存的从容与和谐，耗掉了人的生命和青春的激情。汽笛一响，人们必须开始工作；装配流水线从身旁转过，工人必须跟上它的速度；铁路按严格的时间发车，人们必须服从；大众媒介产生的是一种单一文化，大规模生产产生的是标准化产品，人的自主性丧失了，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被客观化与机械化了。人被整合到依据理性原则和商品本性建立起来的自律的机械化体系中，在这个体系里，技术不再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反过来成为统治自己、压迫自己的异己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从属于它，剥夺了人的自由。人成了技术的附属物，失去了主体性与能动性。
（三）导致人自身价值之迷失
[关键词]马尔库塞；技术理性；超越技术理性
[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42-02
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技术理性主义信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技术理性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变成了奴役人的统治力量，其本身正在走向异化。对此，哲学界在二十世纪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已经成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进入到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因此，马尔库塞如此断言：“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技术的新控制就是技术的异化，技术的异化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文化。从而，科学技术成了统治者操控社会的新形式和工业社会异化的罪魁祸首。
一、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价值中性的，而是具有两面性质。一方面，它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头等生产力，创造的生产生活资料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技术渗透到燕个社会控制和协调系统中去，技术统治代替政治统治成为主导统治方式。科学和技术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变成了使社会统治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科学技术的这种两重性被马尔库塞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扩大的奴役。这一公式是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最凝练的表述。
从科学技术的两重性可以看到，当技术理性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科学技术改变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它会把所有的对立消解掉，形成一种新的统治体制。马尔库塞称之为“更好的统治”。在新的统治体制下。人们陷入一种新的异化的和物化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新的异化是人自愿的、带有享乐性质的物化活动。马尔库塞在其书《单向度的人》中写道：“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马尔库塞认为。理性原本应该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技术理性的本质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而是保护。但是，在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相对富足的消费世界里，在马尔库塞所称之的“更好的统治”中。理性渐渐背离了它原本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而蜕变为一种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在技术社会中。技术理性在科学技术中取获得的成就越多，作为自由的实践存在――人类就会丧失越多的否定性，人本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自然就被技术理性消解了。消解了否定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的人，不再具有反抗社会的思维意识。人们在言语上和行为上只有对社会现状的认同、肯定和支持，变得一味的顺从，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本性。马尔库塞称这样的人为“单向度的人”。工人被整合到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过程，马尔库塞作了如下的分析：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了单向度的生活和生产领域。技术发展带给人类的大量物质财富满足了各阶层人的需求，使人感到幸福，但这种表面上的物质的被满足，不是真正需求的被满足，而是虚假的需求的满足，幸福充其量只能是虚假的意识。其次，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单向度的政治统治。技术的巨大控制力使社会不再具有反对派，社会变成了极权主义社会。最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单向度的思想文化。技术理性的统治是无孔不入的，社会通过广播，报刊、大众传媒等“意识工业”对人进行思想观念和自由意识的控制，使人安于享受受压抑的需求满足和受操控的生活，而全然不觉。
技术理性统治造成了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它的根源是什么呢?马尔库塞给出的诊断是：理性的价值取向已经从否定的维度转向肯定的维度。那如何为其开药方呢?马尔库塞的药方就是“艺术解放论”。他主张要对现有理性进行扬弃，在审美层面上呼唤一种新的理性。要消除技术理性对人的奴役，把人从受压抑中解放出来，就要彻底抛弃技术拜物教，把价值与艺术整合到科学技术中去，形成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全面发展的局势，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二、对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反思
马尔库塞看到了科学技术的消极方面，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事实。他剖析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造成的异化现象，特别指出现在的社会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不仅仅是依靠政治和经济，而是依靠科学技术，对人们进行“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可以说。马尔库塞觉察到了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把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进而抨击理性的工具化，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他的理论也对后人影响很大。但限于时代背景和他本人看问题的角度。马尔库塞最终没能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否定和批判。我们对他的批判理论也要持辩证的观点，对其进行反思。
首先，马尔库塞忽略了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并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完全对立起来。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工业社会，技术理性摒弃了价值理性，完全等同于工具理性了，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价值理性成为主导的统治理性。那么。技术理性的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缺失。他把技术理性批判作为捍卫真理的武器，并为其找寻新的理性形式来替代技术理性。他对技术理性的理解直接导致了后人对技术理性的误读和批判。技术理性批判的传统形成了思维定势，人们不断夸大技术理性的负面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有利方面。事实上，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正是得益于技术理性。人类在技术理性的指引下创造了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现代文明。世界正朝着人类期望的方向前进，这一切正是技术理性的内在价值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说，技术理性是有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维度的，把技术理性仅仅等同于工具理性是片面的。
其次，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马尔库塞将科学技术被资本主义利用所造成的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原罪”。顺理成章的，他把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根本原因。因此，他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本身的批判。显然，马尔库塞夸大了科学技术潜在的破坏性和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把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源归
罪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没有看到它的深层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仅对科学技术及技术理性进行批判终究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
第三，马尔库塞在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错误。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这种双重维度的统一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呈现过程。需要把技术理性放在历史中动态地去解读，才能客观地看到科学技术发展带给人的巨大福祉。马尔库塞这种只看到科技的负面影响，忽略了技术理性带给人类的财富的眼光，永远摆脱不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困境。
最后。马尔库塞的“新理性”缺少现实性而流于空想。对于技术理性，马尔库塞主张从审美的维度构造出一种“新理性”来代替，把科学技术统文化、艺术结合起来，走所谓意识形态全面发展路径。马尔库塞企图借助于审美使人类得到解放和自由的想法，未免过于脱离实际，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超越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
对技术理性消极的、负面的影响进行反思及批判是有必要的。但这种批判需要具有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技术理性是动态变化的不断展现的历史过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它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尔库塞建立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人对该问题的思考。
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奴役人的异己力量。相反，科学技术彰显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本领，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决定性力量，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也在为未来的人类创造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因此，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而马尔库塞却把它看成是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工具。
笔者认为，针对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我们要对其批判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才是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能盲目的去否定和批判技术理性。要批判或者说超越技术理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技术理性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不是一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区别。技术理性的内涵远远大于工具理性，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体。工具理性是技术理性发展的低级阶段，价值理性是技术理性发展的高级阶段。
第二，技术理性是动态发展着的历史过程。不同的时期。技术理性有占主导地位的形态，技术理性在工具理性这个发展阶段，它的工具化倾向和双刃剑效应是避免不了的。技术理性是构建现代文明的重要力量，其功能是无法替代的。马尔库塞企图用新理性来替代技术理性开出的种种方子，只能是徒劳的。
第三，超越技术理性的根本方法是不断完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在低级发展阶段，即工具理性阶段，它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和抛弃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辩证发展的一个过程。只有加大力度使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才是真正的途径。伽达默尔曾说，“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人定义为有理性的动物，就表明后人对理性所具有的自豪感。”㈣可见。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技术理性笼罩下生存的我们受益于技术理性的太多，它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文化和精神，我们不应该也无法摒除它的影响和浸染，只有赋予它更多的关照和热情。才能让技术理性真正朝着人类期望的目标进化。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2
[2]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43
[3][美]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J]，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11)：13
【关键词】科技价值；产学研合作；合作模式
产学研合作是指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协同利用各自拥有的资源（资本、人力、技术），通过团队合作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由此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产学研合作利益共同体是指产学研各方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对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资源实行资源共享，共同承担风险、使其整体利益超过部分利益之和的共同体，其构成主要有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等[1]。产学研合作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能够通过在成员企业间作出共同安排使加盟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使科技潜在价值得以实现。即正在生成的价值通过产学研活动模式可以使技术价值“内在化”从而保证技术价值转化的实现[2]。
一、科技价值的形成
科技价值是科技活动所创造的价值，其来源是人类世代积累的科学技术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人类提供—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科学技术价值库。
科技价值从转化到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一般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形成阶段；（2）成长阶段；（3）扩张阶段。这四个阶段科技成果有不同的价值表现形式，从而表现了价值生成的不同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的科技创新生产活动在很大程度是将这种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能够运用到生产中去的成果，实现由间接生产力到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科技成果从转化到形成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产学研合作方式与之相配合。[3]
在科技成果形成阶段技术创新的主要类型是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所谓研究与试验发展（R&D），指所有为增进已有的知识，包括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并增进其运用，以便发明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工作。它又分为三类，即基础研究（BR）、应用研究（AR）和试验发展（D）。
所谓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活动是指将研究与发展（R&D）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和应用而进行系统性的技术性活动，即将研究与发展活动产生的新产品、新装置、新工艺、新系统进行旨在适应于生产和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工程性活动。
在科技成果扩展阶段技术创新的主要类型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是指在高新技术领域内，在高新技术产品工业化定型生产以后，为了扩大生产，达到规模经济，占领和扩大国内外市场而进行的活动，即产业化活动。
二、产学研合作模式
合作目标及其标准的不同，导致产学研合作模式的不同。本文根基产学研合作内成员联系的密切程度，将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分为以下四类[4]。
1.技术转让型联盟
技术转让型联盟称为购买型联盟，合作双方的合作方式是一方从另一方购得技术，如专利许可、技术设备，作为自身技术实力的补充。或以为另一方提供各类咨询服务、销售服务为途径，在技术服务中接触新技术、新产品。在技术转让联盟模式下，供应方还可以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如派专家培训或允许购买方技术人员前往供应方考察学习等，购买方在新技术的应用与接受培训外过程中，逐步掌握该项技术，合作内容由技术成果的流通领域进入物质生产领域，合作过程有一个试生产的过程。企业需支付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技术转让费和服务费。
2.合作开发型联盟
最常见的产学研合作是合作开发型联盟，它指合作双方围绕特定开发项目，为了节约研究开发成本，减低开发风险而相互合作。合作开发型联盟成员间无论是管理控制、职能执行，还是资源依附，都构成交叉性合作关系，各成员在这个网状结构中以各自不同特征与能力，形成大小不同的结点，联盟是所有成员相互作用的结果。
3.共建实体型联盟
共建实体型联盟是企业与高校科研所各方基于长远发展目的，针对较为复杂的技术（如新材料等）进行长期开发工作，联合组建开发机构、研究开发中心、中试基地或叫研究所，其目标是使企业在技术上保证在同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并源源不断地为企业开发出换代产品的合作形式。[5]
4.一体化型联盟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学科日益高度分化，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在任意领域处于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许多技术项目需要合作各方依靠契约和经济利益的纽带联系起来，合作内容从技术、生产方面扩大到资金、设备、人才、管理、销售等多个方面；合作过程由技术协作、技术生产协作延伸到技术—生产—经济合作的全过程；合作功能表现为“科研、设计、中间试验、生产、销售一体化”。这就是一体化模式。一体化型联盟有两个含义：一是改变原单位的体制性质和隶属关系，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整合为一个规模更大，结构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全面的一体化组织；二是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开发成功某项技术后，通过直接面向企业技术服务，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型经济实体或科研先导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这几种模式，各具不同的功能，适于不同的目标、合作对象，都是比较有效的应予肯定的组织形式，四者之间往往具有一种相互转换的关系。
三、科技价值的获得条件与产学研合作模式的选择
1. 价值形成阶段合作开发模式选择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学科日益高度分化，同时行业、企业、科研机构也日益专业化，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在一切领域处于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因此，在科技成果形成阶段许多技术项目需要集中利用双方（或多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和条件，取长补短，协同作战，即采取合作开发模式。
2.价值成长阶段共建实体及一体化模式选择
在科技价值成长阶段，为了获得科技价值W3，需要采用共建实体型联盟，即各方共同投资建立一个新法人企业，该企业独立于各联盟成员之间进行技术活动。在合作过程中，深入了解新产品的工作原理、新技术的创新原理及创新特色，并与自身特色相结合，实现新技术的本土化。或需要选择一体化型联盟，合作内容从技术、生产方面扩大到资金、设备、人才、管理、销售等多个方面；合作过程由技术协作、技术生产协作延伸到技术—生产—经济合作的全过程；合作功能表现为“科研、设计、中间试验、生产、销售一体化”。
3.价值扩散阶段技术转让型联盟模式选择
在价值扩散阶段。由于进行物质性生产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效益或经济价值，因此其产品价值构成中都应该在产品该品的价格中得到体现。由于技术转让型联盟是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同企业由技术的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的协作，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把科技成果（包括联合开发的成果）有偿转让给企业后，还帮助企业使技术投入生产，形成生产能力，直接生产出产品，需要选择技术转让型联盟，
四、建构产学研合作联盟促进价值转化的政策支持
产学研合作模式多样化，有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强成果转化，推动产业结构的提升。同时必须加大对建构产学研合作联盟、促进价值转化的政策支持。
1.建构产学研合作联盟
在企业方面，充分发挥企业作用。对于产业化、工程化程度高产学研合作的项目，一定要由企业牵头，推动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参与国内外竞争的主要力量。同时，对申请获得国家产学研合作项目给予经费匹配，市科技风险投资基金要把产学研产业化项目作为重点投资对象。同时急需企业增加技术对有效需求。
在研究机构方面首先要增加科研机构对技术有效供给。由于体制原因，长期以来很多科研机构科技成果不具有市场领先性，或不具备工业化生产可行性，或作为技术商品缺少必要的服务支持等。市场价值的缺失造成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不足，科研的低水平重复，出现“滞销”现象，因此必须增加我市科研机构对技术有效供给。
在高校里建立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参与该委员会的成员企业有机会利用大学或科研院所拥有的各种优势，如知识、技术、成果与信息资源，以及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高素质的本科生、研究生等，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合作委员会通过加强与社会特别是企业界的联系，获取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信息，促进学校的学科建设，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7]。
2.促进价值转化的政策支持
首先，要使市场机制成为驱动企业开展产学研结合的关键力量。对于那些科研机构产学研合作创新后难于进行转移的技术，由政府进行收购，然后面向社会，选用适宜的机制进行转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加速培育各类技术交易市场，并使市场运行法制化、规范化。要建立行业性技术市场，以便于组织定向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大规模的技术攻关、技术推广。技术市场可以参照发达国家市场制度合理引导定价，技术市场的中介费应从事前收费改为事后收费。[6]
其次，鼓励研究机构引入“技术路线图”，以此加强自主创新，对产业进行升级取得显著成效。首先要通过召开技术招标会、项目交易会等吸引研究机构参与产学研合作。此外，公开拍卖会、座谈会、高峰会 论坛、年会等形式集合产学研的各方特别是研究机构集合在一起，为产学研各方提供一个加强相互理解与交流的机会，达成合作。
最后，鼓励高校建立校企共同的合作教学计划。同时，学校让合作企业优先挑选、录用实习中表现出色的学生，使企业降低了招工、用人方面的成本和风险。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来分配利益，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较好的一种利益分配方式，符合我国国情，这种方法应大力提倡。
参考文献：
[1] 全面推进产学研合作再上新台阶.科技日报， 2011-2-25.
[2] 洪霄.产学研合作的模式与机制创新研究[J]. 江苏高教，2011-6.
[3] 郑文范.科技价值论[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2005 .
[4] 孙福全，王伟光.陈宝明等著.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机制与政策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5] 程海.技术联盟的模式与机制探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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