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语言运用和理解的过程也是认知处理的过程，是人类整体认知活动的一部分。古今中外的许多语言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根据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等下了各种定义。从它的功能出发说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是一种社会现象，从它的结构看它是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以上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言的特征。
语言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它不仅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外，就其功能而言，它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信息工具。研究语言离不开对社会文化的考察，文化性质也是语言的基本属性。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它的生成和发展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受到文化的制约。
文化是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而共同创造的事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而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物质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诸如生产和交通工具，日用器具，服饰，居住等。制度文化指各种制度和理论体系，诸如饮食习惯，建筑工艺，卫生管理，婚姻形式，亲属关系，教育，道德，风俗，宗教，礼仪等。心理文化包括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观等。
语言是由人创造、使用和发展的，离开了人就无所谓语言，而语言的产生又使人有了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表征。语言与文化都属于社会和民族的，而不属于个人。人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群体之中的，各文化群体和社会群体之间千差万别，从而使得使用语言的主体必然带有特定的群体文化、地域文化乃至时代文化等特征。语言就是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与其他文化现象有区别的。语言受文化制约的同时，也会对文化产生作用，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传播手段和创造工具，没有语言，人就无法观察、思考甚至认识整个文化世界。
在同一民族内部，人们可能会因为年龄，性别，职业和各自所处社会阶层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词汇并表达各自的思想，而在语本文由收集整理言的表达方式和手段上都认同并遵循同样的法则，即语法规则，这些语言规则是一个民族长期沿袭下来的言语表达习惯，是民族思维方式或程序的反应，是思维长期抽象化的结果。一个民族的语言思维的规律可以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和认知特征，意识和语言个性。
由于民族文化、社会环境、心理因素等差异，不同民族对事物概念的理解，概括内容等也不会完全相同，导致不同民族语言词汇的语义体系也不尽相同。在同一个民族文化背景下，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对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固定看法和思维方式，必然会在语言中尤其是词语中得以反映出来。不同民族词汇中词义的概括范围不同，词义的褒贬色彩有异，词义的搭配关系不对等，词义的联想反应迥异。在长期语言使用过程中，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入，时代的变迁，人们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语言中的词义不断发生变化。比如：词义引申，词义扩大，词义转移等。除此之外人们的语用习惯，语用目的，语言环境也会发生变化。词语有关特征的引申和人们语用目的产生隐喻或换喻。
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是一种语言使用现象，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出现。隐喻的意义是本体和喻体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它着重事物间的类似性关系。隐喻可以是词，词组，句子，也可以是篇章。比如：“人生是一本书”、“他是一条狗”。第一个句子中的《人生》是本体，《书》是喻体。第二个句子中的《他》是本体，《狗》是喻体。
隐喻中的喻体对说话者或听话者来说要比本体更为熟悉，而在两者发生互动反应时通常是更为熟悉的特点和结构被映射到相对陌生的事物上，因此喻体可以帮助认识本体的特点和结构，因而也就具有认知功能。
语义冲突是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互动是隐喻意义产生的基本方式，相似性就是互动过程的根据。所谓相似性就是两个事物之间相似的地方。相似性有物理的相似性和心理的相似性，物理的相似性可以是形状，外表及功能上的一种相似性。心理相似性是指由于文化，传说或其他心理因素使得说话者或听话者认为某些事物之间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利用事物之间人们已感受到的相似性，而创造相似性隐喻，则将原来并不被认为其间存在相似性的两个事物并置在一起，从而使人们获得对其中某一事物新的观察角度或新的认识。
隐喻可以增强语言的修辞效果，提高语句表达的形象性，趣味性，隐晦性，诗意性。人们达到礼貌目的往往会避免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说法，此时就需要借助隐喻性的委婉语，维持人际关系。
词语是隐喻的基础，是隐喻赖以生存的支柱。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带有文化伴随意义的词最能代表民族特有的文化。民族文化差异对隐喻的理解产生困难，特别是带有文化伴随意义的词，即带有象征意义，比喻意义，联想意义的词语、以及带有感情色彩的褒义词和贬义词。带有文化伴随意义的词一旦进入隐喻语境，它的意思就很难理解，可以说没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不理解这样的隐喻的意思。
汉语和维吾尔语词汇体系中有许多特殊文化背景的词语。
维吾尔族曾以畜牧业著称于世，他们非常爱护牲畜。牧民们用辛勤的劳动培育了许多优良的牲畜，以作衣食之源。主要放牧马、牛、骆驼、绵羊、山羊等。维吾尔语中有许多以牲畜为喻体的隐喻，比如：“马是男人的翅膀”、“她是一只绵羊”、“他是一头牛”。这三个隐喻中前两个隐喻的意思好理解，不过第三个隐喻不了解维吾尔族文化的人来说不是那么好理解，因为《牛》在维吾尔语中是“憨厚，笨拙，贪吃，不懂规矩”的象征。而汉语中则是“任劳任怨，不怕辛苦的人”的象征。
比如，我们说“他们是一对鸳鸯。”汉族人很快就理解这个隐喻的意思，但是维吾尔族人不太理解它的意思。
《斑鸠》在维吾尔语中用来比喻“怕老婆的男人”。如果我们说“那个男人是一只斑鸠。”维吾尔族人很容易理解。
“中国是沉睡的雄狮。”这个隐喻汉族人很好理解，但是对维吾尔族人来说这个隐喻很平凡，没什么特别。
“他是一个红眼睛。”这个隐喻的意思是“他是一个贪图别人财产的人。”如果没有共同文化背景，人们就无法理解这个隐喻。
【关键词】品牌创新；文化；品牌字母化；主动适应；文化差异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速的今天，品牌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进攻国际市场的一大利器。西方商界流行一句话：Name is the game，也即决胜于品牌。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商品交流将更加广泛，中国这个蕴藏着巨大商机的大市场将向世界迸一步开放。品牌像一个人的名字，是自然、美学、理性、情感和文化因素的综合，其目的是使卖方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竞争对手。换句话说，该品牌被视为真实产品的标志，它在消费者心中能产生一种感知，是一种包装和指引。此外，品牌也是企业信誉的集中体现，是企业树立良好形象，打开商品销路，占领市场的重要营销竞争手段。品牌越来越受到企业的广泛重视，品牌问题已经被提到国际战略的高度上来。我国企业的品牌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一批颇具竞争力的品牌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但必须看到，企业在品牌建设中仍存在诸多不足。与国际品牌相比，缺乏足够的品牌竞争力。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然而在最新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中，只有海尔跻身其中，且排名第95位。中国缺乏世界级知名品牌的现状，与目前所处经济地位很不相称。对于意欲走出国门，创建国际品牌的民族企业来说，打造国际化品牌成为当务之急。在打造国际品牌的战略中，企业对品牌的宣传和品牌的选择要定位于国际角度，营销策略首先要考虑各国的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品牌的跨文化传通策略。为此，我们要首先要掌握我们同主要贸易伙伴方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中西文化的差异上。
一、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文化的经典性定义出自英国学者泰勒(E．B．Tylor，1871)。泰勒指出，所谓文化或者文明，即知识、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萨莫伐尔扩大了“文化”概念的指涉范围。在《跨文化传播概论》中他提出：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意指方式、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问观念、空间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的积淀。鉴于文化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点，而产品品牌的实效性决定了研究中西文化差异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所涉及的语言中的文化信息问题，包括种种文化行为――具有特征的语言差异、民族心理行为和表层的消费好恶习惯，宗教习惯等。
1．语言差异。汉语是一种典型的表意语言，它的根本单位是字，一个字一个词能表达出很丰富的意境或情感。英语的最小单位是音节，音节记录的是发音，每个单词都是由一个或多个节所组成的，记录丰富的发音和强大的造字能力是英语的大优势。可见英语单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一个表符号。汉语是表意文字，汉语的最小单位是字，每个字都有在的意义，字与字组合成词，就能表达丰富的内容，这种巨大的意义组合能力正是汉语的独特优势。国际品牌的汉译，之所以大部分都有美好的联想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由汉语的这种内在特点决定的。不少国际品牌其本身的英文名并没有深刻的含义，只是在译成汉语之后，由于汉语凝练意的独特优势，才具有了丰富而美好的联想意义，如奔驰（Benz)、宝马(BMW)等。
2．民族心理差异。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由民族文化积淀而成的心理特征，不同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心理特征，由此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会产生不同的消费心理和对品牌名称的不同联想。
东方文化追求家庭温情和安宁的文化价值观。儒家倡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家庭观念的文化内涵是备受关注的体现。对“家国”的重视导致了求“和”盼“吉祥如意”的民族心理。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为主，人们都非常重视大自然，亦是他们眼中的“天”、“地”和“海”。中国人对大自然抱着欣赏、敬畏和赞叹之态度。
西方文化非常强调“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常常提倡个人的努力与贡献，高度重视自我的尊重，一向提倡征服大自然的信息，希望能够战胜大自然，认为个人权利和自由是社会中最重要的财产和思想。这个想法可谓与中国的“社会主义”(socialism)背道而驰，东方人对“家”的重视，与西方人对自身的宣扬相映成趣，两者在民族文化上有着莫大的影响。其中可在西方的商品命名中明显地反映出来，以人名作品牌名称的例子在西方的确随处可见。
3．消费习惯差异。出于结家、国的重视，中国人一直都有喜欢一些具有良好含义的字词，以盼望为自己带来好运气，比如含有快乐、成功、美丽、高雅、健康、活力等含义的词语。如字符“吉”(运气)、“乐”、“喜”(幸福、快乐)、“佳”(优秀、美好)、“宝”(珍贵)、“美”(美丽)、“雅”(优雅)、“益”(有益，好处)、“健”(健康)、“能”(能力、精力充沛)、“富”(丰富、富有)等等。西方国家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消费习惯，他们更喜欢新颖，有特点、简洁、明快的产品品牌才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4．差异。宗教是某社群对所认知的主宰的崇拜和文化风俗，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世界上主要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们通常有着不同的，相应的也有着不同的宗教禁忌。了解这些禁忌对商标翻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人们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
二、中西品牌命名上的现实差异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甚大，尤其在语言文字使用方面，两地各自都存在着文化色彩。品牌名称亦是一种商业文化，品牌命名直接受着民族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探讨品牌命名方法之前，要先分别看看中西品牌命名上的民族差异，从而再细分中国品牌英译及西方品牌汉译的做法。
1．东方品牌命名的民族特色：（1）品牌名称与大自然融合。中国人喜欢用“天”、“地”和“海”替其品牌命名，将商品与大自然融合，合符我国的传统特色。很多中国商品都能验证以上说法，其中例子有香港龟苓膏品牌“海天堂”饮品及国内电器产品“海尔”(Haier)等，这些都是用了“天”、“地”和“海”作商品名称的一部分，以表示出中国人对大自然的重视。（2）产品名称多象征吉祥。凡传统中国人都崇尚吉祥、如意。这观念在众多中国品牌中都轻易看到，例子有新顺福集团其下的“寿桃牌拉面”、健康食品集团“鸿福堂”（“寿桃”在中国社会中是用来祝寿，品牌的喻意是，在使用这些商品之后，就可以“寿比南山”及“鸿福齐天”，背后的意思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民族思想。不过在英译这些据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品牌时，很难把其中国思想放进外国文化）。
2．西方品牌命名的民族特色。（1）多以产品原创人的姓氏为商品命名。例子有“Giordano”(佐丹奴)和“Vienne westwood”(薇薇安・卫斯伍德)等，在翻译此等以人名作为商品名称时，大多采用最简单直接的音译方法，不对品牌名称作任何信息的转换。（2）以有意思的词语组成新的合成词命名。这是以变化的方式，在原来词语的基础上，加减字母或改变字母，或者将两个或以上的词语拼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合成词。以合成词作商品名称能更易让消费者了解产品想传递的信息。例子有“Vitasoy”(维他奶)，品牌由“Vitarnills”(维生素)与“soya”(大豆)组合而成，传达出该产品是富含多种维生素的豆奶饮料的信息。这类的品牌多以音译加意译为主，另外如文章开首提及的电池品牌“Duracell”(金霸王)，以“Durable”(耐用的)及“Cell”(电池)二字组合而成，在英文中这种电池予消费者一种耐用的感觉。译名用了意译的方法，但亦不比英文名称逊色，“金色”在中国文化上与“黄色”有着相近传统特色，在古代只有天子和皇帝能够穿着该颜色的衣服，代表着尊贵及王者的身分，“霸王”更清楚表达该商品“称霸”的形象，译名巧妙地运用了东方文化的特色，把产品信息转换得出神人化。（3）以英文缩写命名。产品名称以英文字母的头一个字作为缩写，在翻译这类品牌名称时，比较好的方法是，用其缩写后的发音音译及意译。美国香烟“KENT”(健牌)就是一个好例子。众所周知“吸烟危害健康”，国际卫生组织亦曾向人们发出警告，要求人们戒烟，而“KENT”就是以“Kiss Ever Never Teach”(接吻永不需要教)的缩写为品牌命名，原名给西方消费者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有与香烟接吻的暗示，厂商亦希望利用这浪漫的气氛盖过抽烟对身体有害的信息。以“健牌”作为其中文译名可谓别出心裁，“健”字除音译了“KEN”之外，更在东方市场中给予消费者一种心理的暗示，认为这种香烟是“健康”的，不会对身体有害。
三、民族品牌字母化中的具体策略
1．注意字面意义上的差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带有良好祝愿的中文词超一个很好的名称，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有时在西方却有不同步的意义。比如：“芳”通常用来形容美丽芬芳的花和漂亮优雅的姑娘。当它根据中国拼音翻译成英文时，在英国读者的心理，它不是美丽优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其英文意思如下：（1）长而锋利的牙齿，尤其是狼和狗。（2）注入毒药的蛇的牙齿。随之，很容易想象英国人在读了这个商标时，一只长而有锋利牙齿的狗或蛇代替了此口红，字面意义非常差。仙牌洗衣机英译名为“Narcissus”。水仙在汉语里象征着“冰清玉洁，正直高尚”，而其对应的英译名“Narcissus”在英语却有“自恋狂，极其自负狂傲的人”之意。上海著名内衣品牌“飞马”内衣，她的英译名“FLYING HORSE”也不甚理想。“飞马”在汉语中给人的印象是腾飞、进取。而“FLYING HORSE”在英语中却无法表达这个含义，不能在西方人心中激起类似的联想。再如。爱多VCD的品牌源于流行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但它的英译名“IDALL”却很容易让英语国家的人误认为“IDLE”(懒洋洋的)，与“爱多”的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容易使消费者怀疑爱多VCD的质量。
2．注意文字内涵差异。东西方不同的土地和文化使人们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如一种被命名为“蜜蜂”的香皂，制造商可能想要告诉消费者这是一块含有很多香料的香皂，这些香皂都是在蜜蜂的帮助下从几百万花中采集而成的。但是，这种内涵超出了英语国家认的理解范围，他们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他们认为蜜蜂上可能有很多无形的细毛使他们感到不舒服。因此，很少有人愿意购买这种产品。
3．迎合民族审美情趣体现民族文化价值、体现民族特色。品牌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标志，它不但代表一种特殊财富、无形资产，而且还蕴藏着一种社会文化和理念价值。在品牌名称翻译中，要体现或增加一定的品牌文化含量，反映本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品牌名称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源语商标的音和意，更多的是关注到消费者在购买该种商品时的普遍心理包括文化的、审美的追求。品牌文化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基点，“只有民族的，才会是世界的”，这句话既适用于品牌的本土化营销策略，也适用于品牌的翻译策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品牌营销实行“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策略，品牌名称的翻译也要与时俱进，一个品牌可采取多重转换方式来满足市场需要、体现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例如：法国Poison(香水)一词的原意为“毒药”或“毒物”。以它命名商品是一种反向思维，据国外市场专家分析研究发现，有些女性追求一种野性、粗鄙的异国风情，为迎合其口味，精心设计的Poison香水受到不少国家女生的青睐。但是把它译到中国，如果照其原意译为“毒物”，中国传统女性岂敢追求这种野性?为了打开中国市场的销路，把这种香水通过音译转换成了“百爱神”，这一文化形象顺从了中国的文化习惯，也能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
4．增添译语文化形象给受众以美好的品牌联想。增添译语文化形象是广告文体功能所决定的。一则广告在原语文化里可能只具有商品信息而不具有文化形象信息，此时只有通过译介，来增添商品文化形象才利于产品在“异国他乡”迅速打开销路，占领市场：德国汽车公司生产的“BMW”在德语里不具有多少文化意义，只提供有关BMW品牌车的商品信息，但经译者根据“B”和“M”两个字母的发音，结合中国汉字象形和会意能够望“文”生义的文化特点，把BMW的商品信息形象转换成了“宝马”这一在中国喜闻乐见的文化形象，使中国消费者将汽车的优越性与宝马疾驰如飞的特性联想到一起，从而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欲。
以上只是对品牌字母化的初步探索。当然，品牌字母化还涉及语言学、语音学、社会学、美学、营销学等等学科。在品牌字母化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原名的发音、含义、产品的特性、译入语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既做到发音优美、易于记忆，又做到避免负面意思，深谙中西文化的异同赋予品牌美好的含义，这样才能真正把品牌建设好，使品牌跨越东南西北，有的放矢。为企业顺利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信赖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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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环境差异
英汉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方式有异而形成各具特点的习语。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因而英语中产生了大量的来自航海用语的习语。如：to go with the stream随波逐流，to take the ropes了如指掌，to trim one’ sails to the wind随机应变，nail one’s colors to the ma坚持到底等等。英语 中有不少用鱼来比喻人的习语：a poor fish可怜的家伙，a cold fish冷淡的人，queer fish怪人，a shy fish羞答答的家伙等……
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土地、山水对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汉语中有许多与土地、农业有关的习语，如：山崩地裂、东山再起、水到渠成、土生土长、卷土重来、揠苗助长、顺藤摸瓜等。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汉语是挥金如土。又如，中国盛产竹，竹子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习语如胸有成竹、势如破竹、罄竹难书、节外生枝等。古代的文人墨客也咏竹之高洁与坚贞。英美民族生活地区不产竹，bamboo是舶来品、借用语，所以英语中与竹子相关的习语寥寥无几，更无联想意义。形容事物迅速发展，汉语用雨后春笋般、如雨后春笋，英语用 like mushrooms。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夏天常常是骄阳似火，赤 日炎炎似火烧。英国夏季气候凉爽宜人，英国人形容夏天是如“爱人”般可爱、温柔、美好。在汉语中东风是春天的使者，在英语中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著名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
二、风俗习惯差异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和表现，民俗是习语赖以生长并获得顽强生命力的深厚土壤，许多习语就出自民俗。要表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汉语有习语“小菜一碟”英语有习语 a piece of cake。汉语的“小菜”与英语的“蛋糕”都有“容易(或轻松愉快)的事情”之义，这与两国的饮食习惯有关系。蛋糕是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食品，所以他们就用piece of cake表示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在中国，小菜在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中必不可少，吃一碟小菜对中国人来说易如反掌，因此常用“小菜一碟”来形容一件事情很容易。这两个习语反映了英汉两个民族不同的饮食风俗习惯。
在性格方面，中国人质朴凝重，谦虚宽容；英美人性格外向开朗，看重自我，从不贬低自己。汉语习语如“不为祸死，不为福先”、“知足常乐”、“安贫乐道”、“枪打出头鸟”、“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命中无者莫强求”…等表现了中国人以自苦、中庸、明哲保身为特点的为人处世哲学。而英美人则强调人要不断创新，不满足现状，标新立异，寻找新的机会。如No money，no honey．没有钱就休想得到称心如意的女人为伴侣 ；All is fair in love and war．在爱情和战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等习语就是这种形象的反映，这些对于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是接受不了的。
三、历史文化差异
中英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故事，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皆来源于此。由于古代中国长年战争，许多习语如围魏救赵、临阵磨枪、毛遂自荐、四面楚歌、卧薪尝胆、负荆请罪、三顾茅庐等出自国家间的征战故事，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 古代的英国，磨坊和铁匠铺是农村的主要手工业生产地，许多习语如 a rut! of the mill job没有多大变化的普通工作，to go to something at hammer and tongs全力以赴地，call a spade a spade实话实说 ，to come under the harmer被拍卖”等与此紧密相联 。
四、典故和神话故事
大量英汉习语源于典故。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黔驴技穷”等是源于寓言故事，“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画龙点睛、愚公移山”等出自神话传说。英语习语如cat’s paw受人愚弄的人，the bear and the two travelers患难见人心，the dog and the cook吃一堑，长一智”等出自《伊索寓言》，A laddin’s lame能满足人的一切愿望的东西等出自神话故事。神话故事以其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丰富了习语 ，成为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对事物认知的差异
汉英民族对客观事物各持己见，赋予事物不同的内涵。如“龙”在汉语中象征着吉祥尊贵、威严和力量。习语有“望子成龙、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等。有时也用“腾飞的巨龙”来形容我们的国家，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然而在英语中dragon是邪恶的代表，是一种凶残狰狞的怪兽。撒旦被称为dragon，凶暴的女人称为dragon，“亚洲四小龙”是Four tigers，而不是Four dragons。又如在中国北方，猫头鹰出现就是一种凶兆，和吉祥全然无缘。英语中却有 as wise as an owl，表明西方人把 owl象征“狡猾、机警、聪明”。两个民族都养狗，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多含有贬义，如“狗仗人势、丧家之犬、狼心狗肺、狐群狗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腿子、狗头军师”等口语。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狗讨厌之至，对狗没有任何赞美之意。
然而，对西方人而言，狗既可以看门或打猎，也可以做人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多数有褒义。如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top dog优胜者；a gay dog快活人；a water dog水性好的人；You are a lucky dog．你真幸运。”又如中国人用“花花公子”表示“只追求享受、过纸醉金迷生活的轻浮阔少爷”，用“拈花惹草”表示作风不正派的男人。而英语的 flower却无汉语中提到的含义。再如daffodil汉语中是“黄水仙”，仅仅是一种花而已，但在英语中它是春天、欢乐的象征。在色彩方面，英语中的白色象征着快乐、纯洁。例如习语“days marked with a white stone幸福的日子，a white lie无恶意 的谎言，white elephant大、笨而无用之物”…。但在汉语中，白色蕴涵悲怆贫寒，衰败死亡之意。如“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一穷二白”，都勾勒出苍凉寂凄、衰败哀愁的意境。
六、宗教差异
关键词：民族关系；文化调适；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209-03
民族关系是民族和民族之间交往联系的状态。民族之间关系的状态既有团结合作，也有冲突对抗。“冲突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1]。因此，对民族关系进行调适是一种客观必然。作为“为什么要调适民族关系”的一个技术性延伸问题――“如何调适民族关系”，这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得面临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在民族关系调适方面大致有政治化、经济化、文化化亦或综合这几种不同的方略。其实，一切思想的探索、一切理论的形成、一切方略的采用、一切政策的制定，都源于实践的需要――人的存在困境，并构建求解生存出路的认知方式和确立行动导向。对民族关系进行调适，亦是如此。调适民族关系，使之趋于和谐稳定，人们的视角通常集中于使用政治化、经济化方略。从组织关系的角度来看，政治化、经济化方略难以涵盖组织关系中全部调适内容，因而文化调适被认为是最后一种有力的调适手段[2]。文化调适在民族关系的调整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一、民族关系文化调适的涵义
民族关系调适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看，是指一定社会、政党或群体等，运用各种手段有目的地调整民族之间交往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使民族关系趋于和谐稳定的活动和过程；从狭义上看，是指一定社会、政党或群体对偏离和违背民族之间交往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的越轨行为所采取的各种限制措施和过程。所谓民族关系文化调适是指一定社会、政党或群体，通过文化的力量，采取各种措施，使国家的社会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体系在民族间交往中转化为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等，以适应社会、国家、政党或群体的价值目标的活动和过程。文化调适作为民族关系调适的一种特殊方式，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民族关系文化调适是从社会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体系的角度去调适民族交往行为活动和关系的。因此，凡属涉及到社会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体系并且以民族为主体的活动和关系，都属于文化调适的范围。它包括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民族语言文字、民族风俗习惯、民族社会规制等等，并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各种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二，民族关系文化调适是以核心价值体系为尺度去评价民族关系的。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必然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行、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从文化的角度评价民族关系，就是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增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第三，民族关系文化调适偏重于民族意识对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
第四，民族关系文化调适还具有长期性特点。只要有民族和民族差异的存在，就有民族关系面临着调适。早在原始社会，当人们尚不知政治、经济为何物时，文化就产生了，并且成为当时社会调适的主要手段，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无阶级民族差别为止。可见，文化调适还具有同民族的共存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总之，文化调适是民族关系调适体系中一种特殊的方式。虽然它与其他民族关系调适方式一样，旨在实现民族关系和谐稳定，但它的实质在于社会价值观的提倡和宣示。它通过协调民族间的关系，把民族交往行为导入一定的行为模式之中来表达一定社会、国家、政党或群体所认可、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传递其对民族的价值期待和要求的信息。因此，在我国，应该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民族关系发展，使各民族认同中华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在民族的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
二、对民族关系进行文化调适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发展有冲突有矛盾有对抗，就会相应地有调适。“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3]一个国家的民族关系状况如何，不仅会影响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以及各项建设事业的成败，而且会波及国际关系。所以，对民族关系进行调适是多民族国家的重大任务。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建立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必须充分发挥文化调适的作用。
第一，文化调适能有效弥政治调适、经济调适的不足，在民族关系的调适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民族关系调适体系中，社会、国家、政党或群体常以经济化或政治化方略来调适民族关系，这对于调整利益关系，保证民族间交往有序进行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化或政治化调适方略是不能完全地担负民族关系调适任务的，这已被西方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调适的历史所证明。因此，构建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必须从“整体协调”出发，而不是“单一侧面”，必须在加强政治化或经济化调适方略的的同时，充分发挥文化调适作用。从文化调适的范围来看，它不仅能强化经济化或政治化调适方略，还可以深入到经济化或政治化方略不能到达的领域――民族意识。民族的交往实践活动更主要的不是受“外界要求怎样”所支配的，而是受“自己认为应该怎样”所支配的。文化调适通过民族意识来发挥作用，进而去实现、营造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因此，文化调适相比起经济调适，政治调适更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三者若能综合作用，就可以相得益彰。
第二，中外民族关系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文化调适是调适民族关系不可或缺的方略。自古以来，各民族就在中华大地栖居着，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民族文化的生成元和生成性存在着差异[4]。文化差异能够引起民族间矛盾冲突。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调适方略的基本框架实际上是“夷夏之辨”。虽然“夷”与“夏”的观念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5]，但它以中国文化有的“天下为一家”来建构“夷夏”关系和社会秩序，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民族关系调适的观念。观念的制度外化即为政策，在“夷夏之辨”的指导下，历朝历代都创造性地出台了一系列调适民族关系的政策，如羁縻、怀柔与和亲联姻等，特别是文化教化――“有教无类”。从西方国家民族关系的历史走趋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例如美国在处理民族关系社会目标的演变过程就经历了盎格鲁―撒克逊化――熔炉――文化多元三个历史阶段[6]。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美国积极塑造“共同文化”，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必须反映美国的主流社会思想。例如加拿大，由于民族文化、生活习俗、、族裔心理、价值观念等差异甚大，是典型的文化多元的“马赛克”国度，因此加拿大非常重视文化调适的作用。当然，西方文明中存在“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时期更是得到恶性膨胀，但这种观念至今仍是民族交往中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
第三，我国当前民族关系的状况决定了必须加强民族关系的文化调适。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中，始终保持着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关系调适方略。这一方略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一整套有成效的政治化、经济化的措施来调适民族关系，促进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不仅限于政治和经济，文化也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且在当前是引发民族问题的热点。由于文化具有社会历史传承性和相对独立性，而各民族文化又被不同的生境所濡化，因此，不同文化体系就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行为特征，而这些文化观念是难以改变的；因文化因素而产生的民族冲突矛盾与因政治或经济因素而产生的民族冲突矛盾是不尽相同的，并且前者难以消弥，而后者却易于改变。因此，任何仅用政治方式或经济发展水平来理解民族冲突矛盾以及调适民族关系，其价值是相当可疑的，其效果也是难以预测的。从我国情况来看，缺乏一种与我国民族关系政治化和经济化调适方略相适应的文化调适方略是导致我国民族关系调适成效不尽完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民族问题往往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正确处理问题，涉及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各个方面”[7]。因此，对民族关系的调适必须立足整体，统筹全局，选择最佳调适方略，以求实现整体的最优目标。
三、民族关系文化调适的基本原则
民族关系调适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着民族关系调适的效果。对民族关系进行文化调适，应该坚持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差异性原则。世界充满差异，人如此，文化亦如此。民族作为人的一种群体性存在，在民族间交往中，它必须要正视、承认甚至尊重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据此便生成了民族关系文化调适的差异性原则，即民族关系文化差异化调适。它包含二层含义，一是承认和尊重民族和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并从这些差异出发去调适民族关系。二是指A、B、C等不同民族相互交往中，以及国家、政党同它们交往中，国家、政党或群体（A、B、C等不同民族）通过对等原则而实现差异对等，即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情况而得到不同的对待结果。由于影响民族关系的文化因素众多，且每种因素的影响因子（力）存在差异，它可能在该种民族关系中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在另种民族关系中却是次要影响因素，这就必然导致民族关系文化调适的差异性，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民族关系调适的差异性原则要求调适主体尊重其他民族的语言、、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的差异性，通过尊重文化多样性来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建立较稳定的民族关系。
第二，同一性原则。民族与民族之间具有同一性，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也具有同一性，据此而有民族关系文化调适的同一性原则。所谓民族关系文化调适的同一性原则，即民族关系文化同一化调适，同样包含二层含义：一是承认和尊重民族和民族文化的某个层面的同一性，并从这种同一性出发去调适民族关系；二是指国家、政党或群体（不同民族）在相互交往中通过对等原则而实现同等对待，即因民族的相同情况而得到的对待结果。尽管影响民族关系的文化因素众多，但文化具有同质性，且某种文化因素对不同民族关系的影响力（因子）可能是相当的或是一样的。最主要的是，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正常运行，必然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国家文化认同。因此，必然坚持民族关系文化调适的同一性原则。在国家、政党或群体间的对待关系中，同一性原则体现的就是一视同仁。例如赋予和尊重各民族同等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赋予各民族同等的自由和同等地尊重各民族和生活习俗，等等。事实上，一视同仁的对待方式虽然是基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同一性进行的，但在按同一性原则进行民族关系文化调适时，民族和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并没有消失，而是被人为地忽视了。这些差异之所以被人为地忽视，这与当时的时代需求、相应的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的具体生境等因素相关。
第三，差异与同一相统一的原则。可以说，民族关系文化调适的差异性原则与同一性原则各有其相应的适用领域，并随着境遇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例如，在一些相对具体的民族文化关系中，差异性原则会有更多的现实表现；而在一些相对抽象的民族文化关系中，同一性会有更多的现实表现。但由于作为群体性存在的民族及其文化本身是差异与同一的统一体，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民族关系文化调适的差异性原则和同一性原则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只不过其中某种原则由于时代需求或民族（文化）生境的变换可能居主导地位，而另一原则居于从属地位而已。比如，文化作为一种权利，特别是作为、人权和民权构成的价值理念时的基本权利[8]，是按照同一性原则进行调适的，而其他则是按差异性原则进行调适的。但是在现实中，文化差异往往会影响文化权的平等。所以，一种极端的观点就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文化权平等就必须首先实现文化一体化。而从差异性原则来看，现实化的文化权平等也必然是有差异的平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差异性原则和同一性原则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第四，同一性原则突现原则。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差异性发展原则是非常突显的。由于生成元和生成性的差异，一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纵向的差异的历史展现；一事物在其发展过程没有展现差异，那它就不可能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义已向人们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差异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但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差异求同，特别是人的出现使同一性原则被不断突显出来。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群体和群体的和谐，个体与个体的和谐，事实上就是同一性突显的体现[9]。但就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而言，各民族必须与其他民族、国家、政党达到一种和谐发展的关系才能够取得长远的发展。为此要倡导包容差异的精神，尊重文化多样性，推动不同民族文化平等对话，共建和谐社会。也就是说，每个民族都要有超拨于本民族利益之上的追求国家整体利益的自觉性，这是多民族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前提。从文化调适角度来看，突显同一性原则体现在一个国家必然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并坚持用其引领其他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即使是美国，“‘文化多元主义’也没有保留真正独立的‘文化群体’，只是允许各自文化群体在接受美国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原有的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如果允许发展有族群背景、真正具有自治倾向的文化群体，有可能会危害美国的政治统一，这是美国政府和政治家们不可能接受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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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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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05.6.
〔4〕周忠华.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调适[J].吉首大学学报，2011，（2）.
〔5〕孙建民.中国历代治边方略研究[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115.
〔6〕Milton.M.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8〕张云鹏.文化权――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向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关键词：音乐美学；民族声乐；多元化
“音乐美学是艺术哲学的一个分支，是以研究音乐艺术的美学理论为宗旨的一门基础性的理论学科。它是把音乐的本质与特性，音乐的形式与内容，音乐的创作、表演与欣赏，音乐的功能，音乐的美与审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本文从音乐美学角度出发，以音乐美学中的“音乐的美与审美”原理为视角对当代音乐审美中的多元化进行简要阐释，通过音乐美学的理论依据，通过科学的、辩证的的论述，最后证明民族声乐要发展必须要走多元化的道路，唯有多元化发展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良性的、可持续的。
一、 民族声乐多元化
1、多民族文化决定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
民族的差异形成各民族文化、信仰宗教、艺术表现、审美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也直接的影响了我国民族音乐在音乐文化、表演形式、声腔、舞蹈、器乐等方面的个性特征。歌唱是民族音乐最广泛的、最基本的表现方式。
就民族声乐来说，多民族文化的差异会造成音乐表现的差异，同时也会造成审美上的差异。例如同样是表现爱情主题的云南白族民歌《小河淌水》与陕北民歌《拉手手》，在文化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小河淌水》中歌者唱到“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哥啊、哥啊、哥啊，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由歌词可以看出歌曲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的、梦境似的画面，柔婉的歌声，深厚的情谊，随着小河的流水，飘向阿哥所在的地方，歌曲对爱情表达显得格外怡静与含蓄。而陕北民歌《拉手手》表现则显得非常的直接与憨厚，歌中唱到“你要拉我的手，我要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二人疙崂里走。”这四句与《小河淌水》的含蓄比起来，很可能会很让人脸红和产生无尽的遐想，当然其中的差异也就不言而喻了。
2、地域差异决定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
我国的面积广阔，由地域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民族，不同民族之间由于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影响又产生了各种风格迥异的民族歌曲，这些民族歌曲在内容、表演、语言、旋律、唱腔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如果将我国的最西点、最东点与最南点用直线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三角，再取中心点就会得到四个方位，分别是新疆、黑龙江、海南和陕西。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等国接壤，受到中亚与西欧音乐的影响，新疆的音乐具有异域的风情，例如歌曲《大阪城的姑娘》，音乐为自然小调，节奏具有哈萨克舞蹈的特征，自然大方的流露出小伙对姑娘的爱慕；黑龙江的《乌苏里船歌》与《大阪城的姑娘》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乌苏里船歌》为传统的民族五声调式，音乐纯朴自然，歌声悠长嘹亮，具有奔放豪迈的北方音乐气质；海南位于我国最南端，本土民族黎族的传统民歌《跳柴歌》具有鲜明的舞蹈节奏特性，歌声秀气、轻盈形象的体现出南国的风土人情；陕西，处于我国中西部，民歌资源丰富，近几年音乐评论界对陕北民歌的兴趣尤为浓重，上文中的《拉手手》就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陕西民歌，这里不再赘述；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地域的差异必然对民歌的发展产生多元的的结果。
二、音乐美学视角下的民族声乐多元化体现
音乐美学的研究范畴比较广，本文仅从“音乐的美与审美”的角度针对民族声乐进行阐述。音乐美学中民族声乐美的形态主要体现在音乐美、伴奏美、诗词美三个方面，美是相对于审美而言的，如果没有审美的话，美就无从存在，下面就结合民族声乐的美与审美谈谈民族声乐多元化。
1、音乐审美评价中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差异是大量而普遍地存在着的。
同一首歌曲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族的差异、社会地位的不同在音乐审美上都会产生不同的审美结果。例如《义勇军进行曲》50年代的时候人们唱起这首歌会，情绪会非常激动，那种随着战争的胜利、国家的建立，几乎所有人唱到这首歌都会热泪盈眶，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今天我们再唱这首歌就只会有厚重、崇敬的感受，这就是时代变迁所造成的审美差异。音乐审美中的民族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云南白族民歌《小河淌水》与陕北民歌《拉手手》，若把两个人物形象放在一起，《拉手手》的形象会认为《小河淌水》的的形象过于“娘娘气”不够泼辣，反过来《拉手手》的形象太过直接与无理，缺少绅士风度，但将两手作品放在本民族中则是非常合理的。阶级的差异自古以来就存在，“统治阶级把反应劳动人民生活和愿望的民间音乐斥为淫声，再把维护其统治的雅乐称之礼乐，”例如刘三姐所唱出的人民心声，统治阶级则认为粗俗、迂腐不合时宜。
2、审美需求中的民族声乐。
审美需求决定受众群体。受众群体对民族声乐的审美需求是多方位的，例如风格上来说人们会需求戏曲、民族歌曲、通俗歌曲、说唱，表演形式上会喜欢独唱、表演唱等，当然也可以说人们对民族声乐的需求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的需求是受民族声乐多元化的存在、审美上的差异所影响的。
三、音乐美学视角下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音乐是美的艺术”，只有是美的音乐其发展才能源远流长永不停息。音乐美学给我们指明了民族声乐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必须要顺应时展，创作与表演符合时代审美要求、符合受众群体价值取向的民族歌曲。众民族的个性差异决定了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民族声乐多元价值取向的支撑下必然要向多元化进行发展。民族声乐要发展必须要走多元化的道路，唯有多元化发展才是科学的、良性的、可持续的。 （作者单位：河南许昌学院）
参考文献：
[1]《音乐美学基础》. 张前、王次炤著. 2004-09. 人民音乐出版社
关键词：民族声乐；美声；特点；差异
0 前言
我国的传统民族声乐有着五千年的音乐文化的内涵，其历史渊源，发展历程，文化象征，艺术审美，情感表达和音乐技巧等各个方面均与西方的美声唱法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同时在许多音乐方面又有着共同的特点，在当文化多样和审美多元的文化时代，我们应正确把握两种音乐的内在关系，既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民族声乐文化，又要结合西方美声唱法的特点和优势，促进传统民族声乐的新的发展。
1 历史渊源的差异
民族声乐是音乐发展的一个相对概念，民族声乐是同现代音乐相对的，一般指的是在传统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声乐艺术的基础上，在发展演变中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音乐特色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声乐体系。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秧歌剧、民族歌剧《白毛女》和60年代的新民歌和歌剧，已经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影响力颇大的音乐流派，通过声乐有效表达出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群众的内心的思想情感。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民族声乐逐步从民间相传发展到了高等教育的音乐教研，并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声乐专业，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和风格都得到了专业的理论研究的推动创新。美声唱法主要是来源于西方古典传统的欧式唱法演变而来，由于西方文化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具有浓郁的中世纪教堂音乐文化色彩，复调音乐风格流行。美声表演者也从最初的阉人发展为女中音歌唱者来表演，并且逐步加入了适当的情节和剧情，并形成了丰富的美声唱法。美声唱法在民国时期通过教育交流传入我国，并逐步在我国推广且深入到了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而美声唱法的理论发展也主要是西方的美声音乐教育家推动的。我国美声唱法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
2 文化内涵的差异
传统民族声乐属于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的多样化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由于我国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大变迁，因此传统民族音乐带有诸多不同的富有特色的差异化民族色彩，承载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深厚文化内涵，并且表现为不同的音乐艺术表演形式。传统民族音乐是由民族情感、民族语言、民族心理和民族生活等要素构成，传统声乐的发展是由民族文化要素所推动的，中国传统的歌唱艺术也正是在这种推动机制下形成了以汉语为音乐语言基础、以传统民族文化为背景，以民族审美心理为依托，以民族情感为引导，表现出传统声乐艺术的声情并茂、字正腔圆、韵律上口、唱演同台、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与传统的民族声乐一样，西方美声唱法作为一种欧洲的文化艺术，是建立在特定的欧洲古典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的。首先，西方美声唱法是经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洗礼以后，以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声乐艺术为蓝本，在改造中世纪教堂音乐基础上演变而来。虽然西方美声唱法希望通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来摆脱宗教思想文化专制，但是仍然具有浓郁的宗教音乐色彩，其美声音乐理念一定程度上仍然遵循宗教的禁欲主义思想，虽然需要将音乐情感进行张扬爆发但也需要对情感进行适度节制，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西方美声唱法会出现唱法时而激烈高亢，时而压抑低沉。
3 审美理念的差异
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的审美理念与西方的美术唱法的审美理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审美理念的差异是区别传统民族声乐与西方美术唱法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民族声乐在表现形式上注重歌唱时的润色和行腔、呼吸和共鸣等声乐技巧的处理，民族声乐强调歌唱时的字韵纯正。因此民族声乐也是一种“字清”是唱曲的艺术灵魂的说法，而字正腔圆也在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为我国民族声乐的核心审美理念之一。而西方美声唱法由于其文化性格的特殊性，美声唱法更强调在处理呼吸和共鸣、声音流畅与灵活等音乐技巧时要突出声音的优美，优美的声音也是其审美的首要标准。而在音乐发展历程中，西方古典声乐也一直在追求着最为美妙的音乐歌声，西方古典声乐的审美理念也相应地具有文化内涵。由于中世纪教堂音乐中一般是阉人在进行歌唱表演，阉人歌唱的声音是一种很特殊的音色，灵巧而清脆，能表现出宗教的神圣与纯洁之感。加之现代西方的宗教心理依然很浓厚，因此西方的美声歌唱者希望通过追求圣洁般的优美声音来实现某种宗教心理预期。
4 音乐表现技巧的差异
第一，西方的美声唱法和传统的民族唱法在表现情感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异。由于我国人文环境差异巨大，因此声乐融合了大江南北的民族文化特色，如东北秧歌富有东北人豪爽的人文气息，南方的声乐富有细腻的人文色彩。另外我国民族众多，民族性格对传统声乐的音乐表现有一定的影响，汉族的声乐可能会表现得气势宏大、中庸适度、多元大同，而部分少数民族的声乐则会更显得委婉悠扬、旋律多变，因此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表现形式多样而风格多元。由于传统人文环境尤其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巨大差异，西方美声唱法并不强调表现形式要注重字，由于中西方的语言发声系统不同，双方在咬字部分、共鸣位置、呼吸节奏上都有巨大差异。传统民族声乐更注重音乐的表现形式，而西方的美声唱法更注重来自人声的内在感染力，通过一定的发声技巧让美声引发听者的情感共鸣。第二，传统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在具体的音乐技巧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民族传统唱法在呼吸的运用上更注重运用正确的发生气息，善歌必正气，从丹田到头腔能实现一气呵成，而美声唱法则强调歌唱中运用胸肺来灵活调节发生气息，声音可大可小；在唱法训练上传统声乐在表现技巧上是以女声为真唱而男声为假唱的真假分离式唱法，西方美声唱法则采用的是真假混合声区唱法，并不强调是以女声为主还是以男声为主，二者比例并不固定。在共鸣腔运用上，美声唱法一般采用的是全共鸣技巧，喉咙高度扩张，歌唱能最大程度实现声音共鸣，声音极具穿透力；而传统民族唱法则相应地是属于局部共鸣唱法，喉咙适度扩张，声音并不单一地突出穿透力，其声音表现相对复杂。在咬字吐字上，传统民族唱法的训练顺序一般是喊嗓、念白和调嗓同时进行，并强调咬字准确清楚，而美声唱法训练则基于意大利语强调声音旋律的连贯和优美。
关键词:人力资本;民族差异;职业培训
人力资本是个人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行为方式和情感价值观都可能带来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现代社会作为知识经济社会,人力资本对个人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同的民族由于其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其人力资本是否存在差异呢?为此,我们利用广西的调研数据,分析人力资本民族差异状况,为解决人力资本民族差异问题服务。
一、本研究的主要概念和资料来源
(一)主要概念
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职业培训、移民和信息获取方面的开支,它与物质资本最大的差别是它不能与其所有者分离。在人力资本中,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最重要的部分,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语言能力也是其重要的人力资本,所以主讲语言和普通话水平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据此笔者在本研究中把人力资本操作化为文化程度、主讲语言、普通话水平和是否培训四个变量。
2.民族。赵利生认为:“民族是在变动着的社会体系中,以文化区分的,具有自我认同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1]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将民族类别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两种类型。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运用的是广西的抽样调查资料。广西属于中国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有1 839万,是少数人口最多的省份,因此比较具有代表性。资料来源于李文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广西不同民族职业流动与就业培训政策的比较研究》的数据库。排除一些缺省的数据,本研究的样本容量为1 143份。其中汉族样本593份,占样本总量的51.9%;少数民族样本550份,占样本总量的48.1%。
二、人力资本民族差异的实证分析
根据我们对文化资本的界定以及操作化指标,我们将从文化程度、主讲语言、普通话水平和是否接受过培训四个方面分析人力资本的民族差异。
(一)文化程度的民族差异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诚如戴维·波普诺所言:“学习(learning)是一生中的社会和个人经历,它将改变一个人的知识、态度和行为。”[2]特别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的文化程度代表不同的人力资本含量,但是不同民族其文化程度是否相同呢,笔者对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样本中汉族的文化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少数民族,但我们能否认为汉族的文化程度就比少数民族的高呢?这必需进行统计推论,由于民族属于定类变量,文化程度属于定序变量,因此,我们对其进行非参数检验[3]。检验结果表明:汉族的文化程度的平均秩为593.52,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的平均秩为548.79,汉族的文化程度的平均秩高于少数民族,并且Sig值为0.015,小于α值0.05,由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分布存在差异,汉族的文化程度高于少数民族。再从双样本K-S检验看:Sig值为0.097,大于0.05,小于0.1,说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在0.1的水平上存在显着性差异。
(二)主讲语言的民族差异
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它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社会生活当中,语言是人们日常联系和交流思想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进行社会实践的工具,也是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知识的工具,因此,作为主讲语言成为了人们的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之一。但是每个人的主讲语言是不一样的,汉族一般都把汉语作为自己的主讲语言,但是少数民族的主讲语言分布却有很大的不同,笔者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550份少数民族样本中,使用汉语作为主讲语言的有355份,占少数民族样本总数的64.5%;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主讲语言的有195份,占样本总数的35.5%。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主讲语言存在着民族差异,主要体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主讲语言。
(三)普通话水平的民族差异
在中国,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使用汉语的人数也占很大的比例,甚至汉语还被规定为联合国通用的五种语言文字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与各国各族人民交往的日益增多,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对学习汉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有的学校和地区还兴起了“汉语热”。在我们国内,我们国内的各少数民族更是把汉语作为国内交往交际的重要工具。因此可以说,普通话水平也成为了个人重要的一种人力资本,但是普通话水平是否存在民族差异呢?我们对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我们可以发现,样本中汉族的普通话水平总体上要高于少数民族,但我们能否认为汉族的普通话水平就比少数民族的高呢?这必需进行统计推论,由于民族属于定类变量,普通话水平属于定序变量,因此,我们对其进行非参数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汉族和少数民族普通话水平分布的平均秩不同,汉族的普通话水平的平均秩为527.21,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水平的平均秩为620.29,意味着两者的分布有可能不同,并且Sig值为0.000,小于α值0.05,由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水平存在差异,汉族的普通话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再从双样本K-S检验看:Sig值为0.001,小于α值0.05,再次确认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水平存在差异,汉族的普通话水平高于少数民族。
(四)职业培训的民族差异
职业培训是指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社会职业岗位的需要和劳动者的从业条件和意愿,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资格标准,对劳动者应具备的职业知识和实际技能进行教育和训练的总和。通常是指直接面向就业或再就业市场某一具体岗位或岗位群对人才的能力和素质要求而进行的培训,培训经考试合格,可以按国家规定颁发相应的培训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及其他职业性培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职业培训是国民教育体系中针对性和实用性最强的职业教育,是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和生产建设及经营服务结合最为密切,和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形式。对于个人来说,它是提高个人职业能力的重要渠道,是否经过职业培训,代表着个人不同的人力资本含量。因此,职业培训是个人重要的人力资本。那么,中国的职业培训状况是否存在民族差异呢?笔者对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我们可以发现,样本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培训状况十分接近,汉族的培训比例为74.9%,少数民族的培训比例也为74.9%。并且Sig值为0.552,大于α值0.05,这样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培训分布状况不存在差异。
三、结论和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力资本是存在差异的。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主讲语言和普通话水平与汉族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职业培训不存在差异。表明民族地区的人民政府为少数民族的职业培训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今后要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主讲语言和普通话水平等方面加大投入,改进方法,才能缩小少数民族在人力资本方面与汉族的差距,使少数民族和汉族协调发展,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感谢李文华教授允许我使用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广西不同民族职业流动与就业培训政策的比较研究》(04XSH003)的数据库。
参考文献:
[1]赵利生.民族社会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60.
关键词：俄汉；文化差异；翻译
俄汉两个民族都是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两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俄汉两种语言分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语言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俄汉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也渗透和反映在翻译之中。原文语言所包含的各种文化信息能否准确地反映在译文中，直接影响着译文能否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译文是否成功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
一、俄汉民族的文化差异
（一）历史文化差异与翻译
由于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不同，因此在其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历史典故。历史典故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最能体现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要对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进行恰当的翻译，就必须了解它们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二）地域文化差异与翻译
俄汉民族生活的地域不同，气候特征、自然环境、动物种类的差异使得人们对周围的世界的认识和感受也不同，因此即使描述同一件事物的语言表达也不尽相同。在俄罗斯，皑皑的白雪、高大的白桦、辽阔的原野构成了俄罗斯独特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也反映在语言中，如：как снега на голову（突如其来）， как грипы после дожля（雨后蘑菇）。而汉语则为“雨后春笋”，这是而我国盛产竹子，因此汉语中与竹子相关的成语有很多，而俄罗斯雨后大量生长的则是蘑菇。
地域文化的差异，使得俄汉民族在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差异。有些事物在一种文化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且能引起美好的联想，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具备这种文化意义。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为具有老黄牛精神。而俄罗斯古代主要靠马耕，牛则很少干活，因此他们视马为吃苦耐劳和勤勤恳恳的象征，所以，汉语说的“老黄牛”译为“ломовая лощадь”；“他像牛一样干活”译为“Он работает как лощадь.”等等。
（三）习俗文化差异与翻译
习俗文化是指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恭维、称谓、婚丧嫁等方面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习俗。倘若不了解该民族特有的习俗文化，就无法正确地进行翻译传达原文信息。比如，在俄罗斯人喝晚茶的时候，一般同时吃一些点心。这与中国的喝茶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翻译“чай”这个词时，就应该考虑到这点，把它和中国的“茶水点心”或“夜宵”联系起来。
禁忌、征兆也是不同民族生活习俗的一个写照，反映在语言中，形成各自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习语。如俄罗斯人，认为левый（左边的）表示不好的意义，因此清早起床若左脚先下地，表示一天都不吉利。右脚先下地才是好的兆头。翻译时要考虑到这类的文化习俗因素，并将词所蕴含的民族文化语义传达出来，才能更准确、更巧妙的传达原文的意思。
（四）宗教文化差异与翻译
不同的民族信奉不同的宗教，并将各自的宗教语言、行为反映到作品中，在翻译中应准确地译处这些宗教行为与观念，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性，避免张冠李戴。如“龙”在汉文化中具有“神圣、高贵”的象征意义，在中国古代龙作为皇帝的象征又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在西方人眼中，“龙”是一种凶恶的怪兽。俄罗斯人对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常常无法理解。所以，大家所熟知的“亚洲四小龙”不能译为“четыре драгона”，而是译为“четыре тигра в Азии”。
除了以上几种因素，思维与表达习惯、社会制度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俄汉翻译。而恰恰是这些给翻译增加难度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内容使原文作品充满了异国文化气息。所以，当原文出现以上内容的描写时，应仔细体会其中的文化内涵并尽可能地传达出来，使译文起到交流文化的作用。
二、翻译中俄汉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
（一）修辞色彩不相同。即译文的修辞色彩和原文的修辞色彩不一致。比如在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中有这样一段话“Что вы,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продолжал он отрывисто “Незнаете порядка•••”在这里，如果把“вы”译为“您”表面看起来是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文化现象，即在俄语中，通常用вы表示对不熟悉、关系一般的人的称呼，而用ты来称呼关系密切的人，但在汉语中却用“您”表示客气尊重，就会发现，此处“вы”译为“你”才是恰当的。
（二）联想意义不相同。即原文中的语言所表达的事物或行为在译语中不具备相似的联想意义。如俄语中гусь（鹅）的联想意义是“滑头”、“不讲信用的人”，这些联想意义在汉语中是不存在的，如果只是简单的直译这类词汇或句子，它的联想意义即文化内涵就不能被传达出来，同时也容易引起读者理解上的偏差。
（三）指称意义不相同。即原语中所指称的事物在译语中不存在。如самовар，这一词在汉语中并没有对应物，这时就要采用“音译”、“直译”、“意译”等方法，尽量的传达原语的指称意义。译为“茶炊”即“烧茶的炊具”基本传达了самовар的内涵。又如，汉语中的“太极拳”、“功夫”等指称意象在俄语中也不存在。
三、翻译俄汉文化差异词汇的原则
特有的文化环境赋予词汇特有的文化意义，认识这种差异对翻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由于文化差异对翻译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是翻译的一个重要任务。处理俄汉文化差异词汇通常可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是代换法，即在保留原语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意象相近的词代替原词。当无法在译语中再现原语的文化意象时，可用符合译语表达习惯并为译语读者所熟悉的词汇来替换原语词汇。
其次是直译。词汇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直译能保存词汇的文化内涵，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融，并能加强译文语言的表现力。
第三是意译。一些词汇包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直译不能准确地传达出这种信息，而更换又容易破坏这种民族气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意译，即用译语中文化意象较弱的词汇去传达原语中所传达的信息。
总之，俄汉民族在语言文化上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困难，不了解俄汉民族文化的差异就很难进行准确的翻译，因此在进行俄汉翻译的同时，要翻译出原文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巧妙地传达信息。（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民族问题 民族平等 民族区域自治
一、民族问题的涵义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在发展变化，民族问题也随之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民族问题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在阶级社会里，不论是国际范围还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主要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的问题。要解决这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问题，必须阶级压迫制度。而在业已消灭了阶级剥削，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实现了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则主要是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造成的各民族在享受法律所赋予的民族平等权利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见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仍然存在民族摩擦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问题，国家和先进民族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帮助落后民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更快地发展、繁荣、逐步缩小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同时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些任务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才能解决。所以，在民族问题存在的全部历史中，不论任何时期，它的发展变化及问题的解决，都是和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及改造社会的总任务联系在一起的。
二、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
民族问题是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它往往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 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 并从各个方面探寻其产生的根源。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 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和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 其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差异是民族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该民族而不是别的民族， 正是由于其基本特征的差异， 以及在这些特征上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各民族在接触和交往过程中， 这些各不相同的特点和差异， 便是造成互相矛盾的因素。差异就是矛盾， 有民族差异就会有民族之间的矛盾。所以， 民族差异是民族问题产生的最基本的因素。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特点， 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然而它一旦形成以后， 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然，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变， 民族特点也会发展变化， 但是它并不像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更替那样急剧地变化。只要有民族差异存在， 就会存在民族问题， 二者之间是同生同灭的。
（二）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是民族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
任何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 都应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寻找原因，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民族差异形成的原因很多， 既有各个民族生产力水平的差异， 也有各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 还有民族发展的社会历史不同等等。但对形成民族差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因素， 是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人类之所以分成许多不同的民族， 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还不足以克服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局限性所造成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社会和自然条件对人们的限制不断克服， 地区间、民族间的差异， 将在各地区、各民族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除， 民族间的共同性、统一性将日益增多， 但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依然存在。民族差异、民族特点的最终消失将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三）民族问题产生的其他因素
民族问题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对民族问题的产生起决定性作用， 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如人为的主观行为也是民族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这里既包括剥削阶级对民族的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政策所引起的问题， 也包括革命阶级在某些时候或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对民族及与此有关的问题的认识不足和处理不当等引起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论波兰》一文中指出： 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 他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们利益一致， 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 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列宁说：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遗产， 地主、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支持这种政策， 是为了维护其阶级特权， 分化各民族的工人。现代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征服弱小民族，它是加深民族压迫的新因素。这就是说，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 是民族不平等、不团结的社会经济基础， 也是产生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
三、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1）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首先，我国各族人民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实现了平等。建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行为。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1951年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喝、匾联的指示》；1952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中华人民政府政务院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在以后历届人民代表大会所颁布的我国宪法中也都明确规定了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特别是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它标志着我国的民族立法工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我国各少数民族在法律上享有充分的民族平等权利。在政治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是实行民族平等的根本权利。
（2）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如果没有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民族平等就无法体现，民族政策也无法实施，民族工作就无法开展，随着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少数民族干部各级机关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
（3）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原则，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重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4）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加速了实现民族平等，加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共同繁荣的进程。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阻碍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改变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
（5）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首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的共同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即坚持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和在多民族国家应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保证建设“现代的真正的民主国家”的主张，又具体分析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集中的政权有效控制之下，共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结成了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尤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共同求得了解放，并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其次，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民族平等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在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实一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宪法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祖国统一，确保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它是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充分保证了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实现对民族自治地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及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权，充分体现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本质。
（6）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保证，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历史考验，事实证明，唯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是保证民族平等团结，国家统一发展的最佳的组织形式，主要依照我国的民族特点。为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制定的一项政治制度，它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也不是单纯的区域自治而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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