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岭南;民族经济史;经济文化类型;生态环境;海洋经济
【作者】陈光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广州 510665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61-005
Several Thinking about Streng Thening the Study o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in Lingnan
Chen Guangliang
Abstract:Lingna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our country nationalit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history.For decades,the area of the research on Lingnan nationality economic history develops gradually,but the research is still not many,which is tru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y,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economical cultural types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and 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no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aints. Some major issues lack the thorough system research.Strengthen the study o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in Lingnan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mino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n minority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Key words:Lingna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and cultural typ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rine economy
一、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之我见
粤海一隅,史称岭南,泛指五岭之南。本文所界定之岭南是指广东、海南及广西与广东接壤的部分地区,不包括历史上宽义的越南部分境界。
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是最早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许多学者长期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如梁钊韬《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1955〕、岑家梧《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1957〕、詹慈《从“合亩”组织试析黎族家长制家族公社》〔1984〕、合著《龙门蓝田瑶族调查》〔1987〕,等等。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了黎族、瑶族、壮族、苗族、畲族、回族、满族等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资料,有不少学者利用民族调查资料对保留在诸多民族中的原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方式以及私有制形式等进行个案的或综合的研究,探讨这些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及其生产关系的演变。一些学者把研究延伸开去,关注这些民族特殊的制度与组织,并深入到民族关系、传统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如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1991〕、李默《韶州瑶人:粤北瑶族社会发展跟踪调查》〔2004〕、王献军《海南回族的历史与文化》〔2008〕,等等。
民族经济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存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披露于世后,学术界重新评估古代南方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南方民族稻作文化、青铜文化的研究掀起热潮,社会经济成为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如1984年举行的百越史研究第四次年会,即以南方民族社会经济为中心议题。这方面的成果陆续问世,数量不少。有的学者对百越民族物质生产各领域分门别类作系列的专题研究,如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2003〕,是百越民族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著作,在中国百越民族史乃至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中填补了一项空白。作者对百越人口和土地制度的研究,对著名的水稻种植、造船业、纺织业、建筑业、制陶业、玉器和竹木漆器制造业、酿酒制盐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论述,将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增强了学术论证的力度,达到较好的论证效果。《广西民族研究》、《农业考古》等核心期刊,特别重视从考古学、民族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岭南古代农业历史的论文及调查报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岭南稻作起源和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1997〕可称之为该项研究的代表作。陈文华在《论农业考古》〔1990〕等系列论著中,注重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畜禽饲养、农作物种植、农具、农耕技术等生产生活个案的考证和分析,推动我国农业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李根蟠、卢勋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的研究,学养深厚,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2004〕是第一部从区域经济史的视角研究海南经济史的专著,该书以“海南原始居民蠡测”开篇,探讨海南岛原始农业及薯粮、稻作、纺织诸业的发展,再以论述汉族移民为转折,阐述海南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及发展趋势,该书深入考察海南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特色经济,并从多角度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以黎族“合亩制”为例,剖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演变,论述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特殊性。
对岭南民族贸易、民族关系及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的研究,是学界较早关注的题材。王兴瑞《海南岛各民族间相互关系之考察》〔1946〕、岑家梧《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1965〕,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2004〕,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和黄道婆生平业绩问题的系列论文〔1984～1994〕,等等,论述了岭南地区民族贸易促进民族关系改善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概况。《广东民族关系史》广泛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心得,博采众言成一家之说,材料丰富,见解独到,观点鲜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广东人民出版社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精心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岭南文库”丛书,选题包括岭南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如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1993〕,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1992〕,吴永章《黎族史》〔1997〕,等等,对岭南民族历史和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论述可谓面面俱到,用功至多。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愈来愈多,但比较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讨论,许多成果依附于民族史、地方志、民族文化等相关学科,比较分散,未经整合,真正从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的视角,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去论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从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关联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过程及其制约因素的并不多,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研究,长期以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仍然存在,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二、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岭南原为诸越族及其先民聚居之地。秦统一岭南后,华夏族迁徙粤地者日众。两汉时期,部分诸越族与汉族融合。六朝后期至唐初,瑶、畲、回等族先民先后抵粤。唐末,由诸越遗裔俚人的一支经过长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而形成的黎族首见于史。至宋元,海南诸越遗裔俚人的另―支演变成为“临高人”,僻居粤西北山区的大陆诸越遗裔逐渐形成大陆壮族的主体之一“主僮”,瑶族由湘入粤后人口增加,居住区域随之扩大,加上唐宋以来一直生活于粤地的回族,岭南各族的分布格局大致形成。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明王朝将海南岛从原来隶属广西划归广东管辖,这一建置变革对岭南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有海南苗族的祖先相继由广西进入海南岛,而世居岭南的黎、瑶、壮、畲、民等族群纷纷融合于汉族。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满洲八旗官兵由京津抽调来粤驻防。至近代,包括广东、海南和广西部分地区在内的岭南各民族大致形成如下分布:汉族人口为大多数广布于城乡各地,黎族苗族定居海南,瑶族迁徙粤北,壮族聚居粤西北,畲族落户粤东,回族散居广州、肇庆和海南三亚等市,满族落籍穗城,这种分布格局是历史上长期逐渐形成的。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岭南是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和睦相处的家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史,可以丰富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内容,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往互动中向前发展,形成了多元交汇的体系。如果只研究汉族或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或者只把后者作为陪衬,这样的经济史是片面的。从历史上考察,岭南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注重研究岭南少数民族经济史,汉族经济史中的许多问题和诸多现象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难以在总体上把握岭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失误,往往与对其历史缺乏了解有关,而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则成为正确制定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阐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论证各民族在社会经济中和衷共济,相互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意义重大。
岭南民族经济史在我国民族史和岭南开发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世居岭南的诸越族及其后裔(如俚人、民、临高人、壮族、黎族等),以及后来陆续迁徙分布在粤琼各地的瑶族、回族、畲族、苗族等,他们在水稻种植、农业养殖、纺织业、造船业、手工业、海洋渔业等等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岭南民族经济史的主要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指南,开展田野调查,努力发掘古代文献资料,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有关学科的成果进行论证,复原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重点考察岭南诸民族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深入探讨民族经济史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阐明诸越民族及俚人、民、瑶族、黎族、壮族、回族、畲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揭示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当前,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方略,而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对滞后是客观的现实。要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既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经验,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需要对其社会经济的历史有深切的了解。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目的是: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岭南民族经济史提供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丰富素材,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其科学价值可圈可点。开展此项研究,既可以弥补岭南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研究中忽略少数民族因素的缺憾,又可以进―步论证岭南各民族交往融合、团结奋斗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本课题既要研究现代黎族、瑶族、壮族、回族、畲族、苗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方方面面,也要研究古代民族如南越族、骆越族、俚人、民等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岭南民族经济史处于多种学科的交叉点上,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理论观点,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为推动该项课题能持续、深入地开展系列研究,有必要将各相关学科中关注岭南民族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研究中心,优势互补,合作攻关,加强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发表和出版系列相关论著,推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岭南民族经济史也可以成为高等院校人类学、民族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的进修课程和研究课题,吸引海内外专家学者以此为研究基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三、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路向与方法
作为民族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华夏―汉族而言的。它不但包含现存的诸民族,而且包含历史上曾经存在后来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中的古代民族。因此,岭南民族经济史既要研究近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也要研究古代民族经济社会的演变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的特征。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岭南古代民族社会经济演变。着重论述我国古代在岭南海滨生息繁衍的诸越民族及俚人、民、临高人等社会经济的概貌;
其二,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经历的经济文化类型。分析自秦汉之后岭南少教民族地区形成的几种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变迁,主要是:原始渔猎类型、刀耕火种农业类型、锄耕山地农业类型、牛耕灌溉农业类型、热带海岛农业类型、城市商贸类型等;
其三,岭南现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分别阐明岭南主要少数民族,即:黎、瑶、壮、回、畲、苗、满等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概况,着重论述这些民族的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与此相适应的土地开发、田赋税制、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商业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及其运行机制,考察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及各民族如何在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推动民族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分析民族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等等。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重点是:科学论证岭南地区古代民族社会经济的历史概貌,阐明近代岭南主要少数民族:黎族、瑶族、壮族、畲族、回族、苗族、满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复原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揭示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岭南地区,从来都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在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或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的重新组合,经过长期彼此交流、互动,逐渐地,同一民族从事着更为多样的经济活动,同一经济类型和经济类型组合也发生着程度不等的变化,构成岭南粤地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社会历史画卷。因此,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经济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可以按民族研究,可以按地区研究,也可以按经济文化类型研究,而最难把握的是如何在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中,处理好民族、地区、类型的关系,并从三者的有机联系中进行具体的举证和综合的论述。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考察岭南地区历史上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如何形成的,阐明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经济和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发展变化的历史原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第二,从民族、地区、类型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开创中国少教民族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第三,将海洋经济纳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丰富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内涵。
第四,关注民族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岭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
第五,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根据岭南民族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以古代民族演变线索为经,按其社会经济形态分章,而同时并存的各种经济文化类型则为纬,每一类型各自成章,再以黎、瑶、壮、回、畲、苗、满诸民族的经济发展历史为纲目,经纬相连,纵横捭阖,力争著作体例上的推陈出新。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重视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
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经济史的分支,又是民族史的分支,同时又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边疆史、民族关系史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研究成果,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研究的指南,同时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并用。要全面查阅、搜集各种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对有关华南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类,为课题研究提供科学的论证资料和可靠的研究手段。须深入广东、广西、海南等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典型调查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为课题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和论证的科学依据。在研究中将本课题有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拓展理论研究和史料论证的广度和深度。
总而言之,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出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诸多“山兰园”,虽然“刀耕火种”,然而品尝收获却使人兴奋,对来年耕耘满怀期待。展望未来,但愿更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承前启后,开拓创新,让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学术园地异彩纷呈,生机勃发,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李粮蟠,彭世奖. 加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4).
[2]练铭志,马建钊. 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7.
[3]林蔚文. 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7.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具有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包含着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涵，实际上表明了哲学意义上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只有将共性运用于个性，由个性来体现共性的时候，才能是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个性在这里就是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实际则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自然资源从事的包括经济活动在内所有的社会活动状况，如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文化教育活动、宗教活动等等的状况。而这些状况显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特色，即中华民族性特色。这种民族性特色是区别于其他世界民族，如俄罗斯民族、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等等的特色。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这些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其发展过程的结果也会体现出这些民族的民族性。当然，这些民族性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应该认为，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赞成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从地域、文化及本质对民族性进行了清晰、准确的表达。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包括下列内涵：其一，民族是人类社会某一部分难以分离的稳定共同体；其二，民族具有共同使用的语言或文字；其三，民族的经济生活相同或相似；其四，民族生活在某一共同活动的聚居区；其五，民族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心理素质，从而对某个事物的判断具有共同的心理趋向；其六，民族是长期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因而它具有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包含在它的一切特征之中；其七，民族的精神力量及心理凝聚力乃至经济社会生活都受到其共同文化的影响，并反映其共同文化。中华民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对象，也是在代表人物领导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体。因此，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及结果中，都会深深烙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民族根据自己的地域情况、历史情况、文化情况、宗教情况、心理情况、经济情况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而取得相应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所期望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民族的特点又不一样，这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状况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多彩，这在世界其他民族中都是绝无仅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元素要在其过程中得到很好表现，必须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加强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也即是加强我们56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将中华民族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整体性主体及对象，使整个中华民族享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第二，使56个民族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去学习和理解、运用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56个民族共同遵循的原理、方法及世界观，这也将为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理想及经济行为提供保证。第三，使56个民族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的原理改善及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从而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提供更为具体、更为鲜活、更为丰富的中国素材，进而提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原理。第四，加强56个民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区域交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通过彼此的交流而共享。第五，不断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的交流及共享，逐步影响56个民族的心理素质，消除历史上遗留的不合理及不平等现象，真正形成不仅能反映出56个民族特点，而且更能反映出整个中华民族特点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成果是民族性实现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的揭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理论及实践的具体，这种具体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内容，特别是民族性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要形成实践成果，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首先，在内容上要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相适应，否则再好的实践在中国也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在形式上要采用中华民族能够接受的载体，特别是语言文化载体，否则再好的实践与中国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实践发展为例，它是一个基本实践事实，但在中国却只能具有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特征，形成当今中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实践事实。又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特别是揭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或过渡阶段的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性发展过程的特色，形成新民主主义阶段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事实。这些历史阶段在其他国家没有，是中国才特有的。因此我们才能说，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我们中华民族所在的整个社会才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只有中华民族才具有而其他国家民族不具有的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实践内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分配制度的实践成果为例，我们现有的分配制度也不断地掺合了中国分配观的元素，而这种中国分配观，正是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在利益分配领域的民族文化意识，例如老子的全民平均分配观、孔子孟子的等级平均分配观、洪秀全和孙中山的社会大同平均分配观，等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初实行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分配制度尽管提倡“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平均分配，这一方面是计划体制的弊端所致，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华传统中平均分配观念的影响。当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正是在以前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重新形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的分配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形成实践成果的具体化和民族化。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体现了民族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程中积累了许多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从中国经济社会的民族性土壤中生长出来，体现了浓厚的民族色彩。无论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陈豹隐的经济理论，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刘诗白等人的经济理论，无论是的经济理论，还是邓小平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透出浓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色彩。陈豹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突出了“马学中用”；刘诗白被誉为中国五大产权理论学派之一的代表人物。显然，他们的理论源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国际文化，但都贯穿于中国应用、中国风格所体现的中国民族性特点。而以经济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完全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语境表达出来，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主体、客体、经济关系的内涵，明确了这一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以邓小平经济理论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性质、发展动力、发展方向及根本任务，指明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基本方法及基本途径，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内容；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各种战略，如“三步走”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新观念，如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贡献了崭新的理论成果。有的学者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学术成果概括为下列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结合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等等。①上述理论成果无不打上当代中国特有文化的民族性烙印，是典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从那时开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就开始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整个过程里，中国的民族性特色深深地融入其中。正如所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所以，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造”，都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用中国的民族文化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用中国人民通俗易懂的民族文化形式简单明了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进行阐释及实践。例如，马克思曾经认为，生产力中包含科学。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非常时期，邓小平不仅在1975～1976年间就重申过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在1978年3月，邓小平又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又如，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③邓小平同样根据中国人民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现实，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并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①再如过去，我们忽略了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出发的原则，从而无法根据中国的实际，说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话。而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深入改革迈开了新的一步。因此邓小平认为，这是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②“……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③又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④并进一步认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⑤即是说，经济运行及经济发展中的抽象要素，必须要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结合才有现实的意义。为此，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论断，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表达、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而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时认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活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这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战略，要求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发展观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的论述，形成了其有中华民族文化形式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党的十，进一步通过“三个自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探索过程。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土化的民族性有必然联系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方法论;实证分析;规范分析
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发展历程
实证分析是指超越一切价值判断，从某个可以证实的前提出发，来分析人的经济活动。是对事实的客观反映，不加入价值判断。实证分析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是指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提出某些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标准。规范分析就是对经济现象做出自己的评价，加入了价值判断，它研究“事物的本质应该是什么”。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
关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论述的第一人是大卫・休谟，他在《人性论》中写道，“人们从‘是’推断出‘应该’的命题。”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到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问题，他认为事实领域与评价领域两者之间存在着合乎逻辑的区别。而西尼尔则从经济学家职责的角度阐述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差别。
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争论一直存在，两者也在争论中不断发展完善。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是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他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写道，“规范的或规制的科学，则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判别事物可取性的标准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本相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作为实证分析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实证科学的目的是要发展出“理论”或假说，“理论应该它对其希望‘解释’的一系列的预测能力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而且他认为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包括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上都属于实证分析。而规范分析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托伦斯・哈奇森发表《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定》，他认为经济学也必须“用经验总结来检验理论”。事实上，如马克思、凯恩斯等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坚持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二者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邹东涛说：“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从未截然分开过。
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在民族经济学中的体现
民族经济作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即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主体。在其主体确定之后，对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矛盾、概念和现象进行的描述和解释，这属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分析。
民族经济学的是为了更好地梳理我国民族经济结构，理解好经济运行规律，最终让我国民族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提升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民族经济学要解决如何从顶层设计、国家政策、制度改革等方面使得民族经济健康、合理、持续的发展问题，这属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规范分析。
三、对待民族经济学中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态度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分析解决了民族经济学“是什么”的问题，对民族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规范分析解释了民族经济学“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民族经济学家向人们描述和揭示了什么样的顶层设计、经济政策、制度改革是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民族经济学研究以民族经济为主体，在主体明确的前提下，利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这一基本方法，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例如，经济合理性与文化适应性的问题;民族地区要素禀赋、积累、流动存在的问题;民族经济结构等问题。
对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作为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实证调研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的，而民族经济学所解释的经济现象时利用的规范分析是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的。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二者不是对立、割裂的关系，而是相互存在、相互吸收、相互利用的关系。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民族经济学发展应当与时俱进，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应偏重于经济学研究。因此，利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也会促进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会加大民族经济学在当今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一、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 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 历史 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 影响 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 中国 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 现代 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 社会 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 理学 、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 政治 、 经济 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 工业 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 研究 。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 内容 ，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 问题 ，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 规律 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 科学 的大旗，开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 理论 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中华民族传统与文化发展动力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 学习 ，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 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 网络 。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 研究 中国 历史 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 ──“宋辽夏金元”。 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 发展 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 科技 文明、礼制风俗、文字 教育 、文学 艺术 、、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 时代 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 学习 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 理学 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 影响 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高潮：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 分析 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 现代 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 经济 振兴
谈民族文化 问题 ，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 理论 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 自然 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 政治 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 社会 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 企业 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 总结 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 参考 ：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 旅游 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注 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 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 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关键词： 全球化 民族性新发展观 民族经济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趋增强。“全球化”涵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影响本国全球化的另一要因是秉持怎样的发展观，这关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国家发展的趋向。相关研究已有多种，问世的成果亦如雨后春笋。（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今天才出现，中华民族曾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现在也并不是只能被动待“化”！（2）
一
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这种“差异共生”现象的较好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然而，无庸讳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历程中有着不同境遇和利益落差，后者的发展以弱化本土的民族性内涵为沉重代价的实例并不乏见。劣势就会失去“话语权”，其民族经济文化必然面临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但历史发展并非“线性”趋态，如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或“不况”时期，中国经济却能克服各种困难包括从天而降的灾难，保持高速增长——这说明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不是绝对的。中华民族在WTO框架下不仅要顺应全球化发展，同时应当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有着数千载光辉历程迄今依旧绵延赓续的中华文化，必将在全球化的时代显现其强劲的生命力。
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学界有着多种界定，笔者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的，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这可以说是宏观层面；二是指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数民族，这可以说是微观层面，即如今一般讲的“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干部”等。不过，“民族经济”一词在特定语境下也有其他含义，如讲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少数民族经济了，故而注意语词或概念的历史语境与特定指向很重要。本文即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对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而谈本土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时，则专指少数民族。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而言，除了“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外，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重要问题。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等的差别，笔者认为此外民族经济的反差也是制约中国发展和应对全球化的“瓶颈”！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虽少，但分布地区却占全国面积的63.72%，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及沿边地区。由于历史等原因形成民族交错居住的基本格局，即使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民族自治地区，其他民族所占比例也很可观。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这里的回族只占回族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他回族人口则分布在全国97.3%的县市。据统计我国跨越国界而居的民族就有33 个，内陆边境线上多是民族地区。（3）
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这正是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国务院曾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时全国八百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当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0%，而他们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学者指出：“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加封闭，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原因之一。(4)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发生一些改观，但总的趋势还没有变化。据中国科学院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及“生存支持”、“发展支持”、“环境支持”、“社会支持”、“智力支持”等系统的各种排序中，民族地区基本都还处于倒数地位。（5）再一项较为重要的系列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据此，民族地区基本都属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也多落在后位。（6）上述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统计分析的实证方法，具体数据或许尚可推敲，但基本状况和趋势大抵可信。注重和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以量化数据来验证规范分析。
然而，迄今各种研究基本都是以“区域”而非“民族”为基点。当然任何民族都必须生活在具体的区域内，而我国多民族错综杂居的状况决定了同一区域中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当区域经济融聚着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活动而表现为一个总体过程时，不同民族的状况及其变革就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的特征与发展的要素，不加区分笼而统之必然出现若干问题。在全球化大潮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隔绝、规避，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与经济生活及其发展历史与现状，都决定了不应“一刀切”。所以经济变量的分析尤其是“新发展观”在诠释民族经济时，要重视民族文化诸要素，以寻求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发展道路，民族经济研究日益重要。
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民族自治地区只能在区域经济中呈现其一些特性，而在非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研究中，民族的因素大抵不在考虑范围；即使是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研究中，对于不同民族的经济进行分别的研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不难看出“区域”的概念（即使是民族自治区域）并不能准确反映“民族”的经济文化特质与实况，反而在同一个民族相对集中聚居的不同区域，会显现其民族经济文化的鲜明特色。这样一来，无论从现实区划或经济布局还是从研究对象或立论基点来看，经济研究包括区域经济研究的体系与理论方法都面临着创新的时代要求。
尽管区域经济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大体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以“区域”为基点，不能凸显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由于单纯研究“经济”，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不便于深入到区域中民族经济的差异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正是在这种区域性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对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却与当地的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落后成为反差共存体。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或经济“脱贫”，包括对民族地区不断加大投入，但对于民族经济本身的变革以及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关联还注重不够，采用的主要是行政性方式而非市场性的。近年来虽也鼓励民间投资，如“光彩工程”或外资引入等（主要针对西部地区而非民族经济本身），但与中国已加入WTO的现实要求之间差距还很大。因此，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分析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或不同区域中同一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面临问题。
二
笔者曾就“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作些思考，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指特定区域（可能是民族自治区，也可能是跨越行政区划的同一民族聚居区，还可能是非民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的民族经济，有别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即民族自治地区）经济。（7）以“民族”而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是深化中国经济研究的一条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仅注意区域失衡忽视民族差异，其代价将越来越显见。但界定“民族经济”是困难的，达到共识更不易，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却不等于说不必或不能界定，需要努力朝着基本概念的明晰化、共识化迈进。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新作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新作略可分为七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绪论。作者认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为此，他在绪论中着重阐述了开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背景、内涵与意义，国内外民族地区经济及其发展战略研究现状，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路与方法，并勾勒了全书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二）基本概念。规范、严谨的学术研究，必须奠立在核心概念的厘清之上，否则就很难与读者形成顺畅的沟通与交流。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经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等基本概念。为此，作者在全书第一章便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和民族观，民族地区、民族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基本概念，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内涵进行了辨析；介绍了战略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及其战略理论；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实践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
（三）阶段理论。在新作第二章中，作者通过认真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历程，指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民族地区经济总体上呈现出总量小、水平低、财力弱、城镇化慢、收入低、二元结构明显等特点；但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将全面提速、特色产业竞争力将全面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将明显加快、开放合作将明显加强、竞争发展格局将进一步巩固；总体来看，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下，民族地区经济将全面进入持续、健康、高效的快速发展阶段。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推进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研究回顾。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安排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作者在第三章中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三个转变、四个阶段——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局部区域优先发展战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此相应，民族地区发展战略也先后经历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区域科学发展战略的转变。
（五）中外对比。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学习借鉴沿海及内地的先进经验，还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作者在第四章中分析认为，从发展历程来看，发达国家也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这些国家为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其做法及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在综合分析、深入比较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促进和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良好环境是前提，国家主导是关键，健全法制是保障，环境保护是根本。
（六）战略选择。在新作第五至九章中，作者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国情研究功力，科学总结和系统提出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奋斗目标以及制定实施发展战略的基本步骤，根据民族地区的民族特征、区情特征、发展特点，创造性提出了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遵循的新理念、新观点，必须实施的重要战略，必须采取的战略措施，从而构建了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战略理论体系。
（七）个案研究。为了运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充分发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发展、服务社会的特殊功能，作者对广西“两区一带”发展战略，梧州、扶绥融入发达地区发展战略，百色、大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恭城、巴马特色现代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广西充分利用区位、资源、生态、政策等优势，大力实施“两区一带”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大力发展优势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健康、快速、高效发展。“两区一带”总体战略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市域、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二、新作的主要突破
新作约28万字，算不上煌煌巨著，但它成熟的思想、鲜明的观点、独特的视角、严谨的理论和大胆的创新，十分引人入胜，笔者相信它将成为引领中国21世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新作取得的重要突破可从五个方面概括：
（一）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学科建设新突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一门边缘的分支科学，它因“高、深、难”的特点而成为我国经济研究领域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薄弱环节。然而，作者却能站在经济发展理论基石上，把普遍性的经济发展理论与民族地区这一特殊区情和民族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综合采用文献检索与阅读、实证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理念、战略模式、战略重点、战略措施，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深度，表现了较强的理论指导性和实践科学性，这是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学科建设的新突破、新贡献。
（二）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理论研究新突破。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邓小平、、先后提出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理论，都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反映了中央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本质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都以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各自所处时代的特点，科学地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都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坚持以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为根本标准的价值取向；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本国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结合。不同时期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辩证地处理内地与沿海、东部与西部的关系，从而促进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新诠释，这是对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理论的新阐述。
（三）民族地区发展阶段理论研究新突破。按照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我国正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而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尚处在更落后的初级发展阶段。但是，巩固边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全面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鉴于民族地区具有后发性技术优势和制度性后发优势，作者认为，民族地区通过引人发达地区新技术，在技术领域形成“复制效应”，实现技术复制；通过引入发达地区最新科研成果，在生产领域形成“跨越效应”，实现生产跨越；通过引入发达地区最新管理机制，在管理领域形成“递增效应”，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新跨越。发挥复制、跨越、递增效应，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理论的最新诠释。
（四）中外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对比研究新突破。作者认为，探索和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借鉴德国区域政策、法国中心向外辐射、意大利政府投资主导、美国资源市场并驱、日本综合开发计划、巴西增长极、韩国特定地区开发、印度农村整体发展计划等手段，在整合部门资源的基础上，有目的、有步骤地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问题，从而系统提出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方法与途径，这是中外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新突破。
（五）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战略理论新突破。作者认为，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根据经济所处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结合鲜明的民族特征、区域特色，立足独特的比较优势、明显的后发优势，确立和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努力向先进生产力靠拢，同域化发展，利用和创造区位资源优势，后发展高起点，人才是第一资源，特色发展等七大科学理念，通过立足特色、培育特色、发展特色，走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发展之路。这是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系统阐述和最新成果，表现了作者成熟的研究思想。
三、新作的理论启示
通读全书，笔者觉得新作有如下四点理论启示：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一定要上升到民族经济学科建设的高度，才能有新的建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既有应用性研究性质，又有基础性研究性质。作为应用性研究，它的目的是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因而需要提出对策建议、完善体制机制；而作为基础性研究，它的目的是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使之成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科学方法和理论武器。作者提出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与发展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指导民族地区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发展的科学理论，因而成为了新时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学科理论建设的最新成果。
（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一定要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才能有新的突破。作者把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研究，重点考察民族地区在国家宏观战略指导下如何实施和实现跨越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考察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明确提出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奋斗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措施，从而构建了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战略理论体系，在民族经济研究领域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关键词:版权战略;传统文化产业;精神价值;经济价值
中图分类号:D9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0-0150-03
收稿日期:2010-02-09
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08SFB2039)
作者简介:黎六娅(1982-),女,四川泸州人,知识产权研究所助教,硕士研究生,从事知识产权法研究;汪虹(1966-),女,湖北武汉人,科技处副处长,硕士研究生,从事知识产权管理研究。
一、版权战略中的传统文化产业
(一)对传统文化进行版权保护的基石――产权激励理论
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特性的体现,又是现代科技与文化成果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学艺术的创新之“源” [1]。因此,应当承认和尊重传统文化的特殊价值,并进行多形式、多维度的保护和利用。 世界各国基于对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都在努力从不同角度对其提供保护,并促进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
产权激励理论是古典经济学家用以论证公共产品保护合理性的主要理论基础,也是最主要的有关知识产权的经济学理论。“产权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表明,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传统文化的私法保护可以授予传统文化的权利主体以垄断性权利,有利于保存、发展、合理利用本群体、本部落的传统文化 [1]。拥有这样的垄断性产权,便能激励享有民族传统文化的部落、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文化的精神价值和经济价值。
(二)版权保护的动力――传统文化产业的精神价值与商业价值
1.保护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首先,对传统文化实施版权保护是对民族文化权利的尊重。这种对精神价值认同的理论依据是“族格”理论。“族格理论”认为各个民族都有保护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所谓族格就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或在国际关系中),每个民族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族格,所以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无论其宗教、文化的差异,均享有天生的平等自由 [2]。从古代开始,中国各民族就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之下,从饮食起居、衣衫服饰、生产劳动、娱乐活动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创造着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即使是在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的状态下,这样的文化创造活动依然在延续和更新。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性表现为拥有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他们认识世界的独特视角 [2]。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的就在于实现民族平等和法律范围内的民族自由发展。尊重民族文化权利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体现,也是必然要求。其次,对传统文化实施版权保护是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一定地域内或世界范围内文化要素的数量庞大、文化类型的多种多样,构成了文化多样性 [3]。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用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西方经济学家斯蒂芬・玛格林指出:“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 [ 4]。“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生存根基,失去了文化身份和特殊性的族群,仅仅是‘人口’,根本谈不上是独立的民族。” [5]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需要。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基于对民族文化权利的尊重,中国拥有56个民族,各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化共同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各具个性的华章,拥有这样的丰富宝藏,得益于在广阔的文化发展空间内各民族的长期并存。所以,为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对传统文化作品给予版权保护在中国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
2.实现传统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传统文化的恰当开发和利用能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版权视野内,对传统文化作品的商业开发如火如荼。例如,将具有民族特色、区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图形、标识用于对该区域旅游业的宣传,既能宣扬其瑰丽的区域和民族文化,更能为该区域、该民族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土著部落文化旅游”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实例,这种以土著部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文化旅游在世界旅游市场拥有其独特的魅力。据统计,1993年2月和3月在澳大利亚的国外游客中,1/3到1/2的游客希望亲身领略和感受土著部落的传统文化,如观看他们的图腾、有关器物、手工艺品等。与此相似,在新西兰的Kaikouta地区,1987―1995年的文化游客从3 400人增加到188 000人!在美国,西南土著部落艺术家出售其土著艺术品和工艺品每年可以获利8亿美元 [6]。中国的民族特色旅游业的发展蒸蒸日上,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标识作品与该区域、该民族旅游业的恰当结合,对旅游业的发展无疑是如虎添翼。
但不容忽视的是,“传统文化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的传播,可能导致对一国文化遗产的不适当利用。传统文化的任何商业上或者其他自然的滥用或者任何扭曲,是对一国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损害。” [7] 一旦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卖点”出现大量的仿制品或者渐渐淡化“其价值将大打折扣”并渐趋消失 [6]!因此在版权战略视野中,传统文化作品的商业化过程需要版权保护这样的有力工具进行干预。
(三)版权战略中的任务详解
中国于2008年6月颁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第四部分“专项任务”之一的版权任务部分指出:支持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作品的创作。对此可作如下理解:
1.战略立场:扶持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从时间维度上,中国所拥有的传统文化历史久远;从文化域限上,中国各民族文化风格迥异、各具特色;从地理区域上,中国幅员辽阔,传统文化的覆盖面广阔。对这样一笔“深而广”的无形财富,认识到其商业性价值并为享有该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所用,能够为享有者和使用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日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2.作品的标准:传统、民族特色、鲜明三项标准。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作品的形式多种多样、风格迥异,但真正进入版权战略保护视野的传统文化作品应当符合如下三个标准(严格程度递增):
首先,传统标准。“传统”是个发展的过程,传统的事物并非都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意义。传统文化需要时间的沉淀和“优胜劣汰”自然法则的筛淘。版权战略倡导的是优良的传统文化作品,即能体现该民族的先进文化与积极文化、具有美感的文化作品。如,云南丽江古城东巴文化中的“金色青蛙”文化标识,就是传承了纳西族的宗教文化,该民族自古将青蛙视为智慧之神,认为其能救人于危难之时。纳西族保留至今最古老的民族舞蹈《勒巴舞》也源于金色青蛙的跳跃 [8]。纳西族自古流传下来的纳西福蛙文化向世人传递着该民族的信仰,具有积极的意义,符合版权战略的传统标准。
其次,民族文化特色。版权战略中的“民族”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指“nationality”而不是“ethnic group”,指我们中华民族;另一层是指“minority”,即中国55个少数民族,正如加拿大民族学家威尔・金里卡在其作品中所述:“这里我所说的少数民族是指聚居于某特殊区域,拥有自己的体制、文化和语言,且在归属于一个更大国家管辖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并运作着的群体。” [9]
任何文化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民族禀性,这种独特的民族特征是各民族对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认知世界的反映 [1]。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而不是其他民族,根源在于其“民族特色”。“民族特色”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重要性不亚于个性特征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自己的个性,结果便是同化于他人、随波逐流;如果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消失湮没,民族有可能逐渐同化于其他民族而消亡,民族集体人格不复存在;如果一个民族核心的文化体系遭到破坏,这个民族完整的集体人格无疑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表现为民族身份的模糊、民族威信的下降、民族尊严的受损等[2]。版权战略强调“民族文化特色”标准,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关注该民族自古传承下来的文化,更着眼于该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因为“保持自身独特的传统文化体系对于本土居民和地方社区未来的福利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其知识和文化的活力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0]。体现该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能成为传承和宣扬其文化的媒介,更能成为实现该文化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再次,鲜明性。“鲜明性”强调该作品的文化特性,该标准类似于注册商标必须具有鲜明的“可识别性”。历史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经历了时间的沉淀,成为了各民族自己的“识别码”。中国拥有56个民族,就拥有着五十六个识别码。
中国版权战略将那些烙着识别码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品纳入版权战略中传统文化的保护范畴,强调各民族文化之间、各区域文化之间的“界限”,强调文化特征的绝对性,从而形成不同特征的地方文化 。只有能将该作品归入其所代表的文化,符合下列具体条件之一的作品,方能称之为具有“鲜明性”:对外,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例如,中国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为世界呈上的一道文化大餐:奥运会轨道线北土城站贯穿奥林匹克公园,连接“鸟巢”、“水立方“等场馆的奥运轨道线的起点站地铁10号线的换乘站北土城站装饰一新,绝妙应用了民族传统文化符号青花瓷,获得了中外游客的一致好评,该设计的实施应用大大提升世界对中国传统民族符号青花瓷的认知度 [8]。 对内,能代表特定区域文化、特定民族风俗文化。如重庆的“铜梁火龙”、前文所述的“纳西福蛙”,都体现着地方、民族独特的文化。
二、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版权战略
1.特殊版权模式。1990年颁布并于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和国务院于1997年5月20日制定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一并构成了中国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著作权保护机制。这样的保护机制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民间民族文化的日益多样,已不断暴露其不足之处:第一,《著作权法》鼓励对中华文化、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着眼于传统文化作品创造人、创作民族权益的保护,侧重的是对版权人精神利益的保护;而于2008年6月颁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版权战略的主旨不仅仅是为了传承文化、保护传统文化资源,更强调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实现经济效益。二者在主旨上的分歧不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是精神价值还是经济价值);第二,中华文化、各民族民间文化发展的无限延续性对著作权保护时限具有挑战性。《著作权法》规定的作者著作权的短期时限,将严重束缚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由此可见,需要调整民族传统文化领域的著作权模式。《著作权法》设立著作权保护期限的立法宗旨是基于对著作权人的私人利益与知识共享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防止无限期保护著作权人的垄断性权利而导致知识独占。但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初衷本身就是为了凸显民族特色,对外,保护中国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对内,体现各民族文化个性。基于此,笔者认为,对实行短期时效保护不利于实现文化的“民族特色”,因为期限终结后,民族传统文化作品(例如传统文化标识)将进入公有领域,建议对民族传统文化作品延长期限,并可借鉴《商标法》规定的“续展制度”,用可续期的制度来实现民族文化的无限延续。
2.扶持难以参与市场竞争的优秀文化作品的创作。并非所有民族传统文化作品都具有经济价值――为所有者和使用人带来经济利益。虽然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宗旨是为了实现产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但对于版权领域中“难以参与市场竞争的优秀文化作品”,特别是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作品,依然是重视的对象。这需要从源头着手。可行的措施包括[1]:支持创作人及其后续创作人的创作;例如,提供创作金费、解决创作者生活福利问题 [2]。解决作品的出路问题,主动创造作品的流通链;例如提供专门的作品展示平台。
3.鼓励传统文化产业的创新。“传统文化”虽然是由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古朴事物,但是与物质文化不同,传统文化①总是动态的,由于和实际的生活紧密相连,他总是不断发展的。传统的文化表达方式必须适应现代生活,才能保证生存下去 [11]。因此,版权战略鼓励传统文化产业的创新,促进基于传统的创造性和创新,使之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② 为地方文化、民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三、结语
版权战略视野中的民族传统文化既是由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古朴事物,拥有体现民族尊严和民族文化权利的精神价值,又是可以融入创新元素的文化产业,能够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为享有该文化的民族、区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根据实际的需要,改变旧的著作权保护模式、扶持难以参与市场竞争的优秀文化作品的创作、鼓励传统文化产业创新,将是版权战略促进传统文化发展的新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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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Industry
LI Liu-ya,WANG Ho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现代化
里亚·格林菲尔德（lian greenfield），当代美国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著有《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等。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社会学、经济学的分析，惊奇地发现，凡是资本主义发展强劲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其民族主义昂扬兴奋。正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由此，他认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所谓的“新教伦理”，而是“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以下主要根据日本的个案，来解剖格林菲尔德所说的“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日本民族主义与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的关系。
一、“叹为观止”的日本现代化与西方解释日本现代化的困境
“无论德国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经济转型多么不可思议”，“与流星疾雨般突如其来的日本现代化相比，其发展似乎是步履缓慢和华而不实的。”日本的现代化[1]仅用了不到二十年。“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2]从历史上来看，“日本人是独立实现工业化腾飞的第一个非欧洲种族。日本似乎也是第一个从封建社会体制直接跨入工业化的国家。”由于日本距离西方国家如此遥远，文化社会政治传统又如此鲜为人知，迄今“日本似乎新奇而陌生，令人难以捉摸。”故此，“对西方观察家而言，无论是从社会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她都是个难解之迷，如同她在政治领域时而表现的一样。”[3]然而，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西方学者依然我行我素地以欧洲的历史经验来解释日本的现代化，既令人“困惑不解”，也造成了“谬误和混乱”。他征引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和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的告诫：不要“用对欧洲历史研究也未必适用的传统方法来对付远东的历史研究”，“欧洲没有可借鉴的先例”用来解释日本的现代化。[4]
二、日本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解释
对迅猛异常且颇为成功的日本现代化的解释在于日本民族主义同样非同凡响，迅猛异常且卓有成效的发端和传播。“日本现代经济的萌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产物”[5]。日本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非常接近于欧洲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式。除了英国以外，同其他各国的情形一样，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是舶来品，但引进后由于本土的原因而生根立足。而其本土化的原因，则与“本地的民族主义形成前的传统有关的文化差异及其引进的境况”有关。[6]格林菲尔德并不否认日本早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就已经具备了某些滋生现代经济的条件。“从经济角度看，日本许多世纪以来在东亚社会中始终是一枝独秀，其发达程度大概不亚于西方最先进的前现代经济。”这些条件的存在减轻了向现代经济体制过渡的困难，也“加速了由民族主义所激发的对经济重新定位的过程，亦可部分地解释其高速发展的原因”。[7]
三、德川“国学”：日本民族主义的源头但并非民族主义
日本民族主义的产生尽管受到西方的强大影响，但也有日本自己的源头活水。不过，没有西方民族主义的输入，日本民族主义的源头活水是形不成现代民族主义的。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民族主义发展——接受舶来理念的原因和用本国语言对它进行表述——的结构和文化条件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几代人，也许长达一个半世纪。[8]德川时代[9]是日本民族主义孕育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日本“国学”、“儒学”和“兰学”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国学”的作用更大些。但它们仅仅为日本民族主义的发生准备了土壤，其本身并不构成民族主义。里亚·格林菲尔德指出，“国学”是日本一种独特的前民族意识。他举证日本“国学”的代表人物荷田春满（日本“国学堂”的创始人）、本居宣长（日本历史和文学的首批探索者）、平田驾胤、贺茂真渊（“国学”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等人，从中寻找“国学”的“前民族意识”。日本“国学”不再使用中文，而是用“几乎纯正的日本语”；摈弃了现存秩序的理性主义及其书本知识的荣耀，用自发的情感与之对抗，相信这是日本本土传统和思想的特色，是比逻辑推理天生优越的道德指南。声称屈就于中国先哲的知识权威使日本偏离了其上苍赋予的天道——民族伦理规范，而这是日本选择的标志；宣传日本的优越性，将日本置于其他所有社会之上等。[10]本居宣长声称：我们的君王是出自太阳女神的血脉，“我们的国度是宇宙光明女神的故土”；“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的发源地和源泉，在各个方面都优越于其他国家”。[11]平田驾胤也同样宣称：“我们的国度是宇宙众神特殊的惠泽标记”，“创世之神无一不是诞生在日本”，所以，“日本和世界各国有天壤之别，无可比拟”；“日本人迥然不同于并优越于中国、印度、俄国、荷兰、暹罗（泰国）、柬埔寨和世界其他各国的民族”。[12]里亚·格林菲尔德指证日本“国学”与德国浪漫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的源头，也是被艾恺称为“最早的一种反现代化浪潮”[13]）极其相似之处（几乎还是同时发生的），两者均诋毁文明并赞美原始的美德，即“自然”的生活方式；均谴责理性主义并褒扬自由表达的观念；均将现实社会等同于邪恶并将无法追忆的过去理想化；均将外国人视为万恶之源。区别仅仅在于：“国学”的理想来自神道，靶子是“儒学中国”；而德国浪漫主义的理想来自朴素的基督教，靶子是“法国”。[14]
四、儒学与日本民族主义的起源
儒学作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源头，其实是作为“国学”的靶子。日本“国学”痛诋儒学“过分理性”，“对个人利益过于机敏聪慧”。[15]贺茂真渊认为：“日本历来是民心坦诚的国度”，“治理古代日本的依据是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从来不存在像中国那样的斤斤计较的过分理性（指儒家）”；“儒家学说一传到这里……就发生了谋反叛乱”，“儒家思想不仅一再令中国陷入混乱，而且如今正在作乱日本。可惜还有一些不知内情者尊崇儒家思想，认为它是治国之道！这是可悲可叹的态度”，“中国教条引进后腐蚀了人心”。[16]平田驾胤则以对中国社会的攻击来树立日本的形象，他说：“在中国，从一开始就存在邪恶的风尚，人们的行为极不体面得当，而是极端放肆无行。所以古代才有那么多的先哲圣人（“儒学”）给中国人指点迷津……由此看来，日本古代没有道，正是国家值得引以为自豪骄傲的特色。”[17]本居宣长诋毁倾心一切外国观念为“无聊”、“数典忘祖”、“卖国求荣”，而崇拜“将世界光明普照的伟大的女神之道”，认定日本“特别优越于世界各国”。他对儒家“理性主义”大肆挞伐，宣称“古老的民族从来不试图以自己的智慧推理诸神的行为。但后来的人们受中国人的影响，沉湎于理性主义。”[18]里亚·格林菲尔德强调，日本“国学”迅速地由“文化相对论”走向了“文化绝对论”。一开始似乎满足于证明本土文化与一般视为优越的儒教传统平起平坐，接着就以日本文化“原生优越性”的见解取代了要求“平等”的主张。日本“国学”虽然离“儒学”渐行渐远，但是，日本“国学”的方法却源于儒学，如朱熹的“唯名论”和沉重的历史意识。“国学家先是儒学家，后来才成为反儒教者。”[19]但格林菲尔德并不认为“国学家的恐华症以及他们所坚持的日本天生优越论”就是“新生的民族意识的迹象”，“即便是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也不应如此”。因为：“无论是感动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情绪，还是他们所阐释的独特身份的性质都不具有民族性：他们思想中没有平民主权意识的一席之地。”格林菲尔德的研究结论是：“由政府赞助的传统的朱熹学派的儒学家们已经供过于求，他们之间的竞争想必也是残酷无情的。国学提供了一个职业小环境，人们从中可以躲避这种竞争，而且成功的希望更大。”[20]
五、“兰学”：日本民族主义的“基石”
“兰学”，指的是“荷兰研究”。“该研究使日本的知识分子接触了西方科学并最终了解了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思想”。“兰学”的创始，有学者认为始于新井白石，里亚·格林菲尔德则肯定杉田玄白（著有《兰学的肇始》）是“兰学”的创始人之一。“兰学研究”迫使日本知识分子将西方与自身加以比较，并由此产生了某种文化劣等感。后来，这种感觉促成了西方优势地位的在日本的确立并使西方成为日本的榜样，激发了作为民族国家所必须培育的强烈竞争意识。因此，尽管“兰学”不像“国学”那样特别在意日本身份的本质，但同样为将在19世纪问世的日本民族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当然，“如同国学一样，兰学（也）是一种职业环境，可以保护圈内的人士免受因人满为患而产生的激烈竞争之苦并提高他们的成功几率。”[21]
六、西方民族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格林菲尔德认为，“在被迫向西方开放门户之前，日本并没有什么民族意识。”[22]日本民族意识的产生其实是对西方“现代化”侵略的一个“反应”，而这个“反应”是西方“民族主义”被引入日本并迅速本土化。“民族主义进入日本得益于美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对他们而言，19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是世界的自然理念，他们不假思索地把民族主义作为他们的认知媒介，无疑会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表露无遗。“门户开放”后不到几年，日本知识分子又在法国人，特别是德国人中遭遇到相同类型的意识，这两个民族最近才改弦易辙归顺了民族主义，而且由于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浪漫本性，提供了这一现象最明确、最富有感染力的范例。日本非常迅速地获得了这一理念，因为它的诱惑异常迅猛、势不可挡，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主义不仅已嗷嗷而生，而且为这次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方向。[23]
日本对西方民族主义的接受，与在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因为（本国在国际上）地位不一致的状态”所致。西方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和理性化——科学化与效率化）对全球施加的压力，迫使任何国家和民族要么自甘落后，要么全方位接受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到来之际，日本已经铸就了“模具”，当民族主义被引进时，就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根据新神道主义和国学理论阐述其概念，而新神道主义和国学理论也同样根据其孪生原理重新自我界定，从而包含了新的意义。[24]
七、日本民族主义的本土特征与日本的现代化
传播民族主义并使其本土化的，主要是日本的“知识武士”。代表性的人物，格林菲尔德认为主要有：福泽谕吉（“促使新观念和新理想大众化的最重要人物”；“日本民族主义的传道者”）、木户幸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以上三人号称“明治三杰”）、伊藤博文（继“明治三杰”后的“领导层的中心人物”，“被认同为宪法的化身”，“明治三巨头”之一）、大隈重信（“激进的西方化民族主义者”，日本民进党的创始人，“被誉为‘舆论’领袖”，“明治三巨头”之一）、板垣退助（“民族自由”超越“个人自由”这一理想在日本的“首要传道者”，日本自由党的创始人）、山县有朋（“被奉为国家军队之父”，“明治三巨头”之一）等。从这些代表性人物的言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日本民族主义的本土特征及其与日本现代化的紧密关系。
第一，“国民”论：“天赋自由”与“独立自尊”。福泽谕吉认为：“国家的独立起源于公民的独立精神。如果陈腐的奴隶精神在人民中如此明显，我们的国家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25]木户幸一认为，每个公民的生活目的是保护他的天赋自由。一个人通过行使个人权利、分担政府义务及帮助政府执政就能达到这一目的。[26]伊藤博文强调：“每个民族成员——无论他是农民、工匠，还是商人——事先必须熟悉政府问题的得失利弊”，不仅如此，“在自己的职业问题上，公民必须给予适当的思考并努力富裕起来”；处理国家事物的根据是民族目标、民族威望和民族荣誉，“人民有义务理解民族目标”，“他们必须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家”。[27]大隈重信宣传“权利就是义务，国家命运和荣誉取决于人民对责任的履行”，如果人民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日本的“民族命运、他的荣誉和她的名声”将处于险境。[28]山县有朋把服兵役认定为公民的“血税”，“因为这是个人用生命之血报效国家”。[29]
第二，“国体”论：“主权在民”与“主权不可分割”，木户幸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民族在所有（重要的）观点上都高度一致，其国家主权从未被分割过，而且不久以后就被确立为是不可分割的。“必须有一个国家政体和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帝国的大小臣民必须服从一个权力”。但重返专制主义远非他们的本意，他们的真正看法是：天皇是一种新的、令人畏惧的理想的象征，仅仅代表着主权国民的意愿。[30]伊藤博文也认为：“国家就像人体，正如大脑控制肢体和其他部位的多种多样的行动一样，最高权力也应该监督并控制一个民族的全部其他成员，尽管这些成员可能在整体中起不同的作用……人们逐渐承认最高权力必须授予一个人。”[31]
第三，“日本优越”论。伊藤博文赞美：“（日本）社会状况的一种特性（“在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与他人发展温暖感情关系的能力和倾向，把社会当作家庭，使之成为真实——自然且温情——的团体”），（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封建时代日本国民所缺乏的，不是精神或道德素养，而仅仅是“现代文明的科学、技术和物质层面的东西”。日本目前的状态并不是像外国观察者所惯于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灌输了一种迥然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明而产生的结果，而“仅仅是对业已存在的至关重要的品格进行不同的呵护和培养的结果。”[32]
第四，“民族”论：“民族”即“国家”与“社会”。伊藤博文相信，民族认同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它不是自然而然的。民族认同是一种后天特性，有待于政府对人民的教化和指导。大隈重信“提出了日本对民族概念本身的最明确的定义”。他的看法是：“‘民族’一词有两个部分。一是国家，二是社会。如果社会发展无序，国家则不稳定。两者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因此，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性格的培育。如果只努力获得专业知识而忽视如上所述，人就会变得自私自利。而且，人们为国家和世界的自我牺牲精神将逐渐衰退，这是极其可悲的。这将是对文明的诅咒。避免这种诅咒并获得文明的裨益是模范公民的责任。”[33]
第五，“法治”论：“法律保护”与“民族幸福”。木户幸一认为：“一切都源于宪法”，宪法要“确保能充分反应民意”。[34]伊藤博文认为：“只有在法律的保护下民族幸福才能得以促进”。[35]
第六，“文明”论：“文明民族”与“富国强兵”。确定日本为一个民族国家，意味着对西方社会的接受和仿效，这就使日本卷入了与它们的地位竞争之中。国家的威望、荣誉和尊严，被确定为优先的集体价值，成为“总体利益”的本质。福泽谕吉认为，他最急切的愿望就是提高“我的同胞们的道德标准并使他们真正无愧于一个文明的民族”。[36]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使国家摆脱奴役并切实保障我们国家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尊严”。[37]伊藤博文更是反复重申：“我们国家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文明国家的地位并成为占据文明国家地位的欧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意味着我们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只有“凭借向外国展示日本的尊严和实力”，才能“保障她的尊严和独立”。他雄心勃勃地前瞻了日本政府的宏伟目标，“自从明治维新起，我们政府的目标一直是超越世界各国。”[38]正是对国家尊严和威望的集体关注，日本的领导层发出了“富国强兵”的号召。
第七，“自由”论：“民族自由”超越“个人自由”。在日本，自由被认定为自我放弃、融入团体和对团体的责任感。这一理想在日本的“首要传道者”是自由党的创始人板垣退助。他强烈主张：“每个人必须抛弃自私并接受团体精神。人民必须习惯于通过彼此依赖以实现精诚团结”；“民族自由的扩展是个人自由得以完善的手段，也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希望通过政府保护而享有自由，他就必须为获得民族自由而奋斗”。[39]
第八，“平等”论：“对国家的平等义务”。山县有朋认为，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民“都是平等的帝国臣民，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并无差别”。“明治三巨头”无不坚持认为，平等是明治维新的最高成就，是赠予人民的无价礼物。[40]伊藤博文认为，从最高权力的观点来看，“在立宪制政府下的人民是一体的和平等的”。[41]
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在塑造并明确地阐述日本民族意识的价值时，日本民族主义者选择的是德国模式。伊藤博文就直截了当地认定德国范例与日本在哲学上具有相似性和适应性。但日本民族主义超越了德国模式，创造了日本模式，日本民族主义显然有着“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两大特色。这两者的高度结合，既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和强劲增长，但也有使日本经济脱离正常轨道的危险。“经济扩张主义”一旦失控，就演化为“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日本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八、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与日本的经济现代化
“鉴于其出现的特殊条件，日本的民族主义从问世之日起就以经济为重心并首先发展成经济民族主义。”[42]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含义是：认为国家的政治独立与经济实力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国家的独立就势必陷入危难。民族尊严或威望与民族的经济成就息息相关。经济成就成为民族意识中的中心价值观念，甚至成为看待自我价值的至关重要的成分。经济民族主义把一切民族福祉、民族自由、民族尊严、民族价值都从经济角度进行诠释。认为不考虑经济问题，国家的存在是难以想象的。经济民族主义的逻辑是国民“富”而后国家能“富”，国家“富”而后能“强”，国家能“强”而后能“独立”和有“尊严”。因此，“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统帅”，“经济学家”即“参谋”，“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经济民族主义主要使命就是发掘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富裕的一切有效办法。解剖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也可以看出日本经济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揭开或领悟日本经济迅速现代化并且创造出超高速增长的秘密。格林菲尔德就判断：“展示出如此令人惊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引起西方工业大国恐惧的日本现代经济的萌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产物。”在其中，经济民族主义的作用显然高居其他类型的民族主义之上。
第一，“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贫富”。
若山则一（“日本第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宣扬著名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亨利·凯里的观点：“战胜敌人的法宝不是武力，而是财富。”[43]大久保利通在呼吁日本政府采取有力政策促进国内工业发展时，认识到：“一般而言，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贫富，国民的贫富取决于可获得产品的数量。国民的勤奋是决定可获得产品多寡的主要因素，但归根结底，政府和其官员的鼓励和指导是根本源泉。”[44]大久保利通呼吁采取的是政府导向下的工业发展模式。这在工业化初期确实应该如此。他要求政府“不允许任何人玩忽职守”，也“不要让任何人担心找不到职业”。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强盛起来。”[45]
第二，“现代性”即“文明”：国民“独立精神”与“现代经济精神”之重要。
福泽谕吉认为，西方的繁荣景象不能仅仅归功于，甚至不能主要归功于政府官员们明智的管理。他坚信，导致这种繁荣的是“人民的民族情操”（他其实说的是“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和“现代经济精神”）。倘若没有这种情操，政府充其量也只能粉饰一个现代化的外表，和西方的竞争（即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也就无从谈起。在福泽看来，这种“现代性”的民族情操在日本实在薄弱得令人可悲。他通常用“文明”指称“现代性”，福泽眼中的“现代性”基本上意味着“现代西方经济”，他说的“文明精神”，就是“现代经济精神”，也就是“民族情操”或“民族主义精神”。他认定文明的最重要的成分——推动现代化进程并赋予其活力的事实——是人民的动机。而人民的动机就是“文明精神”，是“文明的最伟大和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文明精神”或现代精神是什么呢？福泽坚定地认为：“它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他对国民独立精神的解释是：“独立不单单是指在生存上不依赖他人。它不仅意味着某种内在责任，还意味着某种外在责任，即和全民族同心同德捍卫国家自由和独立的责任。”归根到底，福泽强调，“除非国民具有独立精神，否则文明的表面现象对我们国家而言不过是徒有其表的附庸。”[46]
第三，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国民凝聚成民族”。
从社会变迁所需要的社会整合系统来说，“民族”与“国家”是走向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所必要的依托和控制机制。没有这种控制机制，社会就会产生内爆（社会的失序——停滞、混乱或倒退）或外爆（殖民主义的控制）的可能。福泽谕吉认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国民凝聚成民族。而后才会出现真正的现代国家。因此，政府必须平等地对待国民，必须将平等置于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地位。必须在国民一体平等、独立自尊的基础上树立国民对民族国家的强烈认同。培育国民的民族独立精神的关键在政府。“不论地位、贫富或才学的差别，要让人人都把国家利益当成自己的利益，都履行对国家的义务。”[47]
第四，经济战争：“内和而外争”。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没有战争情况下的绝好的战争替代物（但仅此而已），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敌人就是西方。民族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从本质上就是敌视西方。同时它又不是一概排斥西方模式的通常意义上的反西方精神。有必要把对西方的敌视和对西方“文明”的钦佩结合起来。至于经济战争的形式，福泽谕吉主张“内和而外争”。他的解释是：虽然从自由择业的意义上讲，现代性意味着经济自由，但这种自由具有特殊的集体性目的，不能用于追逐个人私利。自由竞争不是为了彼此争斗，“争斗的目标是外国人”，但“他们不是军事意义上的敌人，而是贸易意义上的敌人”，“当今世界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生意和战争的世界”，生意也是一种战争，“发动对外贸易战争”是“商人的公共义务”，日本必须“在贸易和工业、科学和艺术，及其他一切领域里与外国人抗争”，“如果我们能够赢得这场智慧之战，我们就能提高国家的地位。如果我们战败了，国家的地位就会遭殃。”[48]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任何一个明治维新后第一个十年中日本经济景象的观察者要是没有注意到‘福泽谕吉那富有影响力’的言辞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福泽谕吉关于“商业是战争的最佳代替物”的观点是这个时期中“最响亮的声音”。1880年第一期《东海新经济评论》的社论就代表了日本人对“经济战争”的一般看法，也是对福泽谕吉“经济战争”理论的最好注脚。社论认为：“我们当今把外国人基本上看作是平等的人类，我们试图用经济与他们战斗——战争的手段是贸易。”[49]
第五，新商人精神：“民族重于利润”。
日本经济民族主义者和具有“现代经济精神”的人对日本旧时代的商人一概排斥，认为他们一心只顾眼前利益，将败坏日本商业在国外的信誉。主张“封建”时代和德川时代的商人要统统让位。一种新型的、为民族主义竞争精神（有人称为“新武士道”）所驱使的生意阶层将取而代之，肩负起领导日本进入经济现代化时期的特殊使命。西村茂树主张：商业人士，“作为直接与外国人搞贸易的人，必须勇气过人、素质高超、人品上必须完全有别于封建时代的商人。”[50]人称“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和“日本企业庇护神”的涩泽荣一（参与日本约500家公司的组建，出任过100家公司的总裁）建议，企业家要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为人处世更要像个绅士，也就是像个具有儒教价值观修养的武士，“要通过学习并实践《论语》的教诲”，如“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乃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来树立行为典范，因为它“十分符合现代经济精神”（涩泽荣一的经济论公式是“《论语》加‘算盘’”）。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虽然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像涩泽荣一那样给生意赋予高尚的品质并研习《论语》。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赞同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的武士伦理——“新武士道”，这一伦理的精髓是无私地，事实上是不惜牺牲自我地，献身于效忠国家的职责。蔑视为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坦言他们很少考虑个人利益。他们的动力不是源于个人私利，无论它多么正当，更不是源于贪得无厌。实际上，他们的动力来自民族主义。他们中有些人依然厌恶金钱，但为了民族利益，他们必须忍耐令他们感到不快的事情。[51]
第六，企业伦理：“万众一心”。
在日本，除了学校和军队，公司也承担着对民众的道德教育责任，向他们灌输无私奉献和蔑视个人利益的道德规范。民族化和现代化的武士伦理——新武士道——通过公司的规章灌输给每一个雇员。公司希望大部分从农民中招收的工人也成为“企业战争”的士兵并共享“实业家”的荣耀。时至今日，这些规章仍在发挥作用。日本一家企业的厂歌名为“万众一心之歌”最能说明问题。日本企业家认为：“效忠和热爱祖国的精神不仅限于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它还表现在业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中。[52]日本公司中的家庭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不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庭主义，而是把公司视同家庭的新家庭主义。雇主为家长，而员工为家人。雇主与员工并不需要具有血缘关系。日本传统的家庭主义对这种新家庭主义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另外，终身雇佣制度和广泛的福利计划制度加强了这一观念。由此形成了日本公司雇员中普遍存在的对本公司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认同感，将企业家宣称的利益完全看作自己的利益。格林菲尔德说：“既然对企业家而言，经营的目的是为国服务，劳动者就这样皈依了民族主义。”[53]
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强烈要求日本国民必须具有为国家“致富”的意识，把“经济”视为“战争”，把“民族利益”置于“私人利润”之上，信仰“内和而外争”和“万众一心”的“新武士道”经济伦理。确实有利于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追赶和超越，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只要民族主义的动力不竭，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能够达到的。不过，值得忧虑的是民族主义的异变也会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
结语
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对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既是正在现代化途中的国家，也是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紧要问题。社会科学家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的角度来探索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无疑是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创新的产物，也是对马克斯·韦伯（重点探索宗教伦理与现代化关系）以来社会科学致力于探索民族文化精神或资本主义精神与现代化关系的最新视点。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比较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格林菲尔德不赞成韦伯的研究结论（新教理性主义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但认同韦伯的思维方法（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资本主义精神的动机和动力）。他探讨了民族主义在欧洲的起源与对外传播，重点对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案例分析。他认定：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发源与英国，但在传播过程中结合了被传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从而得以本土化。凡是资本主义发展强劲的国家，其民族主义昂扬兴奋。正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但是，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现代经济精神”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原教旨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作为一个独立实现工业化腾飞的第一个非欧洲种族，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究其原因，归结为日本独特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日本式的经济民族主义。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的民族主义虽然嫁接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模式，但显示出鲜明的日本特点。日本民族主义有着“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两大特色，而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则把“经济”视为“战争”，把“民族利益”置于“私人利润”之上，力主“内和而外争”和“万众一心”的“新武士道”经济伦理。格林菲尔德的探索是挑战性的，也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虽然他的研究结论可能有所偏向，例如他故意回避“新教理性主义”在欧洲民族主义中的地位，其实他在分析经济民族主义时，无疑又有“新教理性主义”的影子或者说是吸收了“新教理性主义”的合理内核，但不管如何，历史无疑地证实了民族主义对现代化的强劲影响。
[1] 里亚·格林菲尔德所指的日本现代化标准包括：转变为新颖的、现代形态社会，其所有成员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个体，超越了社会阶层界限；政治秩序合法合理，政府客观超然；经济始终如一地定位于增长。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2]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3]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
[4]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
[6]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7]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
[8]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9] 里亚·格林菲尔德高度评价了日本的德川时代：“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德川时代的日本既不落后也不‘欠发达’。其政治异常稳定，文化欣欣向荣，从某些角度看‘甚至绚丽多彩’，经济繁荣昌盛，‘按人均计算超过任何亚洲其他民族’，而当时的亚洲并不弱于欧洲。我们知道，‘在智力和体制上，德川时期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时代’。在18世纪，‘也许没有一个同代欧洲社会比日本更典雅’”。见[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10]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11]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12]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326页。
[13]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1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16]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330页。
[17]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
[18]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330页。
[19]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20]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332页。
[21]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页。
[22]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23]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24]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2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26]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27]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385页。
[28]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387页。
[29]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页。
[30]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367页。
[31]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32]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377页。
[33]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
[34]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35]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36]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
[37]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38]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39]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
[40]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页。
[41]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42]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43]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页。
[44]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页。
[4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46]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433页。
[47]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433页。
[48]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437、438页。
[49]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50]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
[51]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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