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茶道文化中的民族民间音乐及其渊源
音乐与茶道同属于文化领域，两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茶道所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它结合儒家、道家、佛家的核心思想，讲究理、敬、清、融，提倡中和之美，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内涵丰富深渊。茶文化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茶道文化属于狭义的茶文化。首先茶道表演中融合了茶文化的各个要素，属于茶文化的浓缩版，也是茶文化的核心。
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将茶文化直接作为茶道文化来解释，茶道是一个具体的实践过程，茶人通过制茶、品茶、饮茶实现自我修养与人格的完善，体悟人生道理，这就是所谓的茶道。如果简明扼要的概括，茶道就是饮茶人对茶的觉悟。茶道源于中国，至今经历了4700 多年历史，是东方文化与东方人文精神的精粹，也是我国最为精髓的精神文化遗产。那么茶道文化与民族民间音乐之间的联系从何说起呢?首先，茶道在我国各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是通过茶道表演以及文艺创作等形式存在的，很多地域文化的核心都是以茶文化为主，并且以种茶、卖茶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茶道文化在这些地区根深蒂固，并且多半是由当地居民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积累和总结出来的，没有固定、完善的文化体系，负责组织茶道表演的队伍也不是专业人士，他们基本都是出于对茶道文化的热爱，在当地重要的节假日里，这些茶道表演的爱好者就会组织表演，这样的庆祝形式一直延续和发展下来，就慢慢形成了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茶道文化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茶道表演也逐渐规范，并且开始将当地的民歌、舞蹈融进茶道表演中，将茶与民族文化有机整合了起来，茶道表演开始衍生出茶艺、茶礼等多元化的表演形式，同时也积淀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与音乐资源。这是因为有了民族文化的衬托和渲染，人们对于茶道表演中的传统文化体悟也更加深刻。
2 民族民间音乐在茶道文化中的表现
民族民间音乐在茶道艺术中的介入，推动了茶道文化的普及，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极具民族特色的茶道文化，不仅有效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建设发展，也逐渐渗透到我国整体文化体系中，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巨大反响。西方很多国家十分崇尚茶道文化，在我国茶道文化传入这些国家，并在这些国家中生根发芽之后，我国民族音乐也随之迎来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茶道文化作为媒介，将我国形式丰富的传统文化带入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思想在世界上更多渗透，这无疑是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以及国际地位提升的有效举措。可以说茶道与民族民间音乐是不可分割的，音乐的无国界性，极大地促进了茶道文化传播的速率，下面针对民族民间音乐在茶道文化中的表演以及重要性进行几点分析：
2.1 民族民间音乐在茶道文化中的地位
在茶道文化中，民族民间音乐发挥了丰富文化内涵、烘托表演气氛的作用。它有效突出了茶道表演的形式，这些民间音乐继承了我国少数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精髓，无时无刻不彰显着极具东方色彩文化体系的魅力。现阶段我国茶道文化中的民族民间艺术主要以佤族、彝族为主，在这些地区，居民通过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对于茶道表演中的文化内涵体会更加深刻，民间茶道以舞蹈和乐器作为媒介，将茶道本身所蕴藏的文化精髓传递群众，也就是说，民族民间音乐在茶道文化发展中发挥着促进和推动的作用，是茶道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2 突显民族特有的音乐风格
以佤族音乐为例，它具有非常突出的民族特征，与民族特色鲜明的茶道表演一起配合，佤族人民对于音乐非常热爱，在它们的生活劳作中处处都有音乐，在音乐与茶道表演融合的过程中，要注重凸显民族音乐风格，音乐风格就是在某一个阶段，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生活方式在音乐领域的体现，从而使音乐烙印上了某种特有的色彩，音乐不仅能够烘托茶道表演，反过来茶道表演也将这些音乐更好的带入了社会，向更多的人展现了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通过茶道表演，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勤劳、简朴、简单的精神品德以及纯朴的民风被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3 音乐在茶道文化中的重要价值
针对民族民间音乐在茶道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进行分析，全面掌握这些内容，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挥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具体分析如下：
3.1 对本地民族民间音乐的吸收及其作用
民族音乐是在当地居民长期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形成的，集中体现了当地的民族风俗和人文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面貌，在茶道表演发展过程中民族民间音乐的作用不断凸显，并且更加有效的凸显了民族情感，使人们在观看茶艺表演的过程中，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其中的民族文化与情感，并与表演者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茶道与民族民间音乐在这样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发展和传承，茶道文化中的民族民间音乐的民族性决定了它具有民族服务的特殊价值。依旧以佤族、彝族以及傣族等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为例，早期茶道在这些地区普及的时候，当地居民将当地的民族音乐进行改编、舞台化，当地居民一边喝茶，一边欣赏音乐，通过茶道文化将当地民族音乐更好的展现出来，这就是一个宣传和发扬民族特色文化的过程，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音乐不仅展现了茶道文化的民族性，而且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民间艺术的生存方式也必然发生转变。在当代社会，民族民间音乐介入茶道的方式，实现了更加广泛的普及，同时也对茶道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主推的作用。茶道的内涵丰富，中国民族茶道通过民族音乐的渲染，会使观赏者进入到一个情境中，在这个情境中茶道精神中的中和之道、自然之性、清雅之美、明伦之礼被更加直观、更加深刻地展现出来。所以说，茶道中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它对茶道文化以民族民间表演形式进行下去的依托，在茶道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应该更加关注民族民间音乐的应用和发扬。
3.2 茶道文化中的民族民间音乐及其社会价值
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还具有非常鲜明的时间性，而民族民间音乐的特色在于它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两个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个体融合在一起，音乐是没有国界的，音乐是最美的语言。列宁曾这样说过，不管他深处何处，语言是否相同，只要一首《国际歌》就能够帮助他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这充分证明了音乐的价值所在，人类社会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斗争，最终才缔造了今天的文明，形成了民族、国家和各种宗教团体。国家也好、团体也好，其基本构成单位都是作为个体的人，人与人之间需要一定的纽带才能够被结合在一起。以学校、企业这样的小团体为例，学校一般都有自己的校歌，企业也会有自己的创业歌，这些团体就是利用音乐艺术达到团结人心、宣传团体文化的目的，最终必然会提升这个团体的凝聚力，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样的道理，在茶道表演中的民族民间音乐也具有增加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目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增强，艺术感染力就会提高，民族民间音乐在茶道表演以及社会生活中都能够对人产生特殊的激励和凝聚效果。
语言和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生活中，语言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举例阐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内在区别和在人类社会中起到的作用，最终提倡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应当保护其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1.言与文化间的关系
1.1是文化的一部分。像其他的文化现象一样，语言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文化和语言都会随着生产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但正因为出现不同的文化，才需要更多不同的语言来完善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我们可以说，语言拥有文化的所有属性，所以语言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众多文化现象之一。人类语言不仅是一个整体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1.2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其他文化现象通常不能被独立的存在于语言之外。毕竟只有通过语言文化才可以得以保留、扩展和传播。
1.3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思维，思维活动离不开语言。也就是说文化的发展必须依靠集体创造的社会成员，但只有通过使用语言这一良好的沟通工具，才可以使社会成员达成沟通并实现相互理解。不同的文化应该通过语言相互学习。由于文化必须使用语言作为工具来开发，所以，语言是文化的发展的基础。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语言作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相互交流的基本工具，通过它人们可以建立生活上和心理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语言能够促进人际关系，同时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语言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平台。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人类拥有了语言的权利和能力，人们通过使用语言就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具有概念和意义的世界。
人们通过观察客观世界，用生动而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其周围的物质世界，并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意识来表现其精神世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进行交流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所表达的语言和使用语言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文化是形形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思维方式是不同的。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及民族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不同，在他们的意识中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和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不同，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
语言、文化、世界结为三体，是密不可分的，人类活于意义的世界中，正如生活于他感知的世界中一样的真实，因为语言就仿佛一个棱镜，透过它的投射，世界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所谓的世界景，因此语言也同时表现出人们对其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认识认知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主体，是认识过程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因此通过语言文化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客观世界；通过语言能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不同语言当中不同民族的文化。
2.不同文化中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同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进行交流时，即使使用的语言方式准确无误，但由于文化上的不同，他们使用一个词或一种表达方式具有不同的意义。尤其是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即使精通了该语言，但是文化不同，人们在语言当中描述其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就如一个少数民族学生从小成长在少数民族地区，但在校受的教育是汉语，由于他已经拥有了双重的文化背景，因此在使用不同语言时，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将对其所学习的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学生在使用汉语时，相对于汉族同学来说他们在说汉语时使用的形容词就比较多一些，因为他们不能像汉族同学那样更具体而准确的表达其思想，在转换思维的时候用汉语表达就较难些，只有通过形容词来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思想；甚至他们在交流时往往喜欢用倒装句来表达本民族语言，就如汉语当中的客人来到礼让"吃饭"，很多同学将它表达出来时就变成了"饭吃"，"喝水"变成"水喝"这种表达往往会使人发笑。
不同的民族在其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中成长，他们所接触的客观事务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对客观事物的反应就不同，在他们的语言里所描述的客观事物的名称就有所不同。文化上的不同，不同民族在使用其不同语言时有着不同的限制，这就很大程度上和该民族的宗教思想、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等不同因素有关系。由于文化的不同，我们就很难在其他的不同文化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或表达方式，如果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研究藏族的语言，从研究其语言他们就不难看出藏族是一个从事于畜牧和农牧业的游牧民族，因为藏语里大多都和畜牧和农牧有着具体的描述，因此语言为人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使不同学界的语言学家能够通过研究不同民族的语言来得知其民族内在文化。就如爱斯基摩人对雪的描述就有所不同，在他们的语言里对雪有不同而更具体的描述，从这点我们就不难看出，雪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叙述，我们进一步得知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如果对客观世界中的某些事或者某些现象在其语言里有更具体而生动的描述法，那么我们不费太大力就能基本上得知该民族的文化，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建筑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实习，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市场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了民族团结和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民主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地理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上历代中央王朝对西部大多采用外源性的开发，即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开发政策，其结果虽然是开发了西部资源，传播了汉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但往往也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化歧视的观念。所以，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格局，并未消除民族隔阂，贵州境内少数民族直到建国后还有“望汉生畏”的心理10。如今，牺牲少数民族利益的西部开发已不是我国的政策，正相反，我国现行政策旨在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然而，如果不是以地方少数民族而是以国家为开发主体，西部开发的代价就可能是最终毁灭弱小少数民族文化。因为以中央为主体的开发抑制了少数民族的创造性。政府采取许多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来平衡由于生活水平差距和文化冲突造成的少数民族心理不平衡，但这些优惠政策也同时助长了一些地方少数民族群众的依赖心理。有些地区的依赖心理甚至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形成“贫困也是一种资源”的荒唐观念，贫困成为争取中央扶贫拨款的最好筹码，使得消除贫困完全失去了地方积极性，经济发展也因此而缺乏激励，难以形成可自身增值的资本积累。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西部经济依附于东部经济的格局，使西部不但不能缩小与东部的差距，而且还会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北美的印第安人就是前车之鉴，他们得到本国政府许多优惠政策，但作为一种文化，已经完全与生产方式相脱离，失去了文化协调经济基础的基本功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北美印第安人要么放弃自身文化而融入基督教文化，要么永远贫穷，因为它们的文化已经是依赖性的贫困文化、已经失去了维持生产方式的功能，已经丧失了适应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能力。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都实现现代化了，每个国家都做几乎相同的事：国际市场竞争，国际分工合作；但没有哪个国家在制度结构上是相同的，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每个国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全球现代化，并凭借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世界秩序中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应该使自身文化得以发展，以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方式步入现代化，在WTO框架下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
少数民族不但应该在全球市场经济中有自己的地位，而且完全有可能占有自己的一席地位，因为少数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独特的，所拥有的资源是独特的，所延承的文化也是独特的，这注定他们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参与全球现代化。
地方主体式开发模式不仅是在发展中求民族文化延承的需要，也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需要。以国家为主体的开发模式，可以将东部先进的发展模式推广到西部来完成西部开发。但是，由于东部模式是为适应东部环境创造出来的，它们在西部推广难免会带有许多局限性。东部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提高西部的经济水平，但无法缩小东西部差距，因为东部模式缺乏西部的本土知识，无法提高西部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外源发展模式难以有机地结合到地方民族文化中，因此会威胁到如贵州地区的许多脆弱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三、文化变迁的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延承”性的定义。“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文化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成本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道德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宪法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经济学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合同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建设可以降低贫困人口进入市场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环境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传播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和印度进化至今，其间涵化了许多外来文化；中美洲和安第斯文明消逝了，没能留下重大痕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明把知识和技术传播给了后续社会。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又一次促进了东西部文化的相互传播，56个民族每一个都以涵化兄弟民族文化的方式，催化自身文化的进步。我国西部开发政策中，要促进少数民族对市场经济观念和现代化思想的涵化，使少数民族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得以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方式。
西部开发中，如何发挥地方和本土民族的进取积极性，使他们有能力，有意愿成为开发主体，是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关键。为此政府要有促进文化变迁、引导移风易俗的正确政策。为了制度这些政策，一定要分析谁是文化的传承者，谁是文化变迁的倡导者；什么是文化变迁的阻力，什么是文化变迁的动力。对于积极参与市场经济的少数民族，提供能力培训、知识教育和市场信息，同时给予相应的文化传承价值教育；对于阻碍文化变迁的人，要进行更多的科学理性和现代化示范教育。
四、制度创新对于开放系统适应环境的重要性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不能以这条原则作为强势文化消灭弱势文化的借口，但我们能从这条原则找出弱势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的对策。如果我们把人类群体社会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一系统必须具备应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如果我们把生物看成是一个系统——一个开放系统，它依赖于与外界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那么，物种能否延续，就看它的适应机制能否足够应付环境的变化。当第四纪冰川改变地球气候时，许多物种灭绝了，而人类却延续了下来。
但人类延续下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人类个体的适应能力，而是因为人类社会文化的适应能力。人类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必须有制度创新的机制，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如果一个文化缺乏制度创新的机制，则会在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消亡，甚至在被自己改变了的环境变化中消亡。人类历史中不乏文明社会消亡的例子：新疆古楼兰国消亡了，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消亡了，复活节岛文明消亡了，墨西哥玛雅文化消亡了。北美印第安人文化也同样是名存实亡，被世界主流文化边缘化了，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制度创新能力，它们永远无法弥合它们与主流社会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距，除非他们融入基督教文明，消逝其中。如何使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摆脱弱势文化地位，是“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关注的；如何使华夏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和平崛起，也是“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关注的问题。
一个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如果企业要参与环境多变的国际竞争，其内部就需要有相应的与创新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环境刺激、可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19]。一个企业，能否在竞争中生存，就在于内部管理机制能否应对市场变化，如果市场变化速度大于企业管理应变能力，或者企业管理制度原来设计就没有超前估计到可能的风险，企业破产的几率就大于其成活的几率。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秦国采纳商鞅变法，使其制度创新超前于其它六国，最终在竞争中统一六国。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关键在于是否能在国际竞争中有足够的制度迅速变迁的能力[20]。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有比西方民主政治更科学的决策机制、更大的制度创新能力，使得文化可延承性更顺利，上层建筑演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吻合。
一个区域也是如此。东部各省市之间都在相互竞争，省内各县市也相互竞争，而且主要都是制度竞争，竞争谁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谁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日益开放的系统能否延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否具备市场竞争力，就在于其自身文化中是否具备制度创新的机制，以适应现代化潮流。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环境。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地理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无法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理由。如果这些是东西差距扩大的理由，那么也可以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的理由。如果西部还可以从中央政府政策倾斜中克服资金短缺等等困难的话，中国崛起能依赖西方国家施舍吗？以物质环境为经济落后的理由，不可能造就出适应WTO环境的区域竞争力。而世界中得以发展的先进国家和地区，往往正是资源缺乏、环境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日本是资源贫乏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温州是贫困山区，创造了温州模式；以色列在贫瘠土地上，在战火中，发展成了区域强国。
在WTO框架下，国际间的竞争已经不是资源或地理环境等比较优势的竞争，而是在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要素流动秩序中的制度竞争[22]，用优良制度来吸引全球资源，进军全球市场。同样，西部地区在通讯等基础设施已经基本成型的市场平台下，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生产要素的收益率，才能追赶东部地区[23]。如果西部区域制度缺乏竞争性，则无论中央如何扶持，投入西部的资金都会流失到制度具有竞争力的东部[24]。1965年至1975年三线建设时，中央投资都在西部而不在东部，然而，即使在西部大力投资而东部备战不建设的政策背景下，东西部差距仍在不断扩大[25]，原因就是西部的文化制度难以聚财，无法形成经济内部可增长的资本积累。现在东部民间资本到处寻找投资去处，中国公司可以到越南开设电视机生产线，可以到拉美开设服装厂，当然也可以到西部投资。所以，只要西部制度具备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会在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下，吸引资金和人才流入西部，而无需倚赖国家加大西部投资力度[26]。
西部长期依靠国家政策性的投资，只能是使得与东部的差距越拉越大[27]。东部发展迅速，更深层的原因是制度创新快。往往是东部突破旧的观念和制度，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后，才得到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调整，然后西部才效仿成熟且已被中央认可的制度。如此一个周期，西部自然要比东部落后十多年。如温州模式完全是体制外的制度创新，珠江三角洲也是体制外改革居多，在私营还得不到中央承认时，它们就已经干起来了。等到修改宪法承认私营企业的经济地位，等到中央号召发展非公经济时，西部才动起来，这不但改革步伐滞后，而且都是外来的制度安排，不是西部社会内生的制度创新，难以保持文化的可延承性，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如东部国企改革往往盘活资本，而西部往往把国企中宝贵的人才赶到东部或变为失业人员。西部要学东部，不是套用几个模式，而是要东部政府保护和促进本土制度创新的积极性[28]。温州模式，不单使得交通闭塞、资源贫乏的温州从贫困落后走向富裕发达[29]，而且还延承了自身悠久的越文化[30]。西部制度创新，一定要以少数民族自身为主体[31]，才能在WTO框架下，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世界分工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取得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用与本土文化不符的外来制度安排开发西部，只会延误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大东西部差距。
六、西部地方政府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策略
在西藏铁路即将建成之际，在西部大部分地区交通和通讯初具规模之日，在西部物流与信息流基础设施与东部市场贯通之时，西部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是如此重要，它关系到西部将沿循哪一条不可逆的历史路径发展：是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还是被边缘化以至永远成为依附型贫穷经济？在西部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后，资金和资源的流动更快了，即使西部制度与东部的差距保持不变，资金和人才也会以更快的速度流向具有制度竞争力的东部。
为此，中央对西部的政策性投资需要一个目标大转移：要从迄今为止的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转变为以社会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为主。我国需要在西部创造这样一种软环境，它要改造以往投资难以填满的、资源与资本皆尽流失的散财环境，创造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具有竞争力的、能够聚财生财、吸引人才的法制健全和社会和谐的文化环境。
西部软环境建设中，政府主要是建造一个以当地人民为主体的制度创新机制，让贫困的西部融入到市场经济的世界分工中。为此中央的政策性扶持性投资，一定要加大人文社会工作者的投入。社会资本投资主要是法制的健全和道德风气的弘扬。
以下是笔者对软环境建设的几点初浅思考。
首先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产权建设[32]。没有明晰产权的法制建设而步入市场经济，只能是造成寻租现象，滋生腐败，扩大贫富悬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没有产权保护，就会遭到不应有的流失和破坏[33]。没有资源的产权界定，就无法将西部的资源转化为资本[34]。要盘活西部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必须先从产权建设做起，才能使这些资源转变为资本要素[35]。例如，西电东送工程中贵州建设了很多水库，电力公司当然要有蓄水发电的产权，如果库内水面也有相应的产权设计，则可以促进开发，淡水鱼养殖和航运等综合利用及水质保护[36]，只有明确了资源产权，才可以吸引东部资金到西部投资开发，并杜绝寻租与资源破坏和流失现象。西部矿产丰富，物种繁多，文化斑斓多姿，其合理保护和开发都需要有明晰的产权[37]。同时，产权建设过程一定要作为少数民族观念改变的过程来进行，使少数民族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到西部山山水水的价值和重要性。这既是为了产权法律得以贯彻落实的基础，也是少数民族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肯定，是少数民族成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基石，成为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的社会心理调整过程一部分。
自然资源的产权，不是对资源的随意处置权，而是协调资源开采所涉及的国家、地方、开发商和当地居民各方利益的法律规范，是通过对排他性经营权的获取资格认证、价值评估、产权交易等各方面的法律规范。西部开发中由于缺乏这些规范，资源产权的分配往往成为寻租的自由裁量权，西部资源的开发，往往成为短期行为，利润流入外商口袋，给当地人民留下污染，给国家留下环境恢复的负担，而且还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
其次是民法商法的法制建设和教育。法制建设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接轨的重要交流平台。借助法律教育，可以提高西部地区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在经济交流中少数民族应该得到法律咨询和律师协助，以便他们逐渐熟悉与外界交往的规则，并在与外界交往中懂得如何借助法律保护自身权益，从而降低他们与外界交往的成本和风险，鼓励一个开放的思想文化。同时，法律建设要结合乡规民约等民族法律资源[38]，找出民族区域法制化的文化可延承性切入点，使得法律的建设与社会实际行为规范互动演进，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最后是教育的改革以适应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要在教学内容上配合宣传农业技术和商业规范常识，配合法制教育，并在手工艺和课中，传承本土文化艺术，如少数民族的刺绣、歌舞和民族乐器等。
另外，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文化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人口[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市场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果，积累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心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法律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六、地方政府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加入WTO后，中国政府面临着职能转变的挑战，政府行为要由指令型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要变成法制、透明、高效和责任的政府[43]。政府行政由指令性行为变为服务性行为，正与西部开发政府由主体转变为客体相一致。但政府转变的几个理念在实际中并不容易相互兼容：提高了法制与透明，很可能会牺牲高效和责任；反之亦然。
为了在提高政府效率和责任的同时增加行政行为的公开、公正和透明程度，并提供一种制度创新机制，电子政务建设是一个切入点。现在就以下一种可能的电子政务模式进行初步的探讨。
首先，是在政府服务窗口设立“案件注册追踪系统”[44]。这一系统完全可以借鉴信息技术管理中通用的“支持开票系统（support ticket system）”来设计。其工作原理如下：当公民要求政府解决时，由于很多时候不能当即解决，因此要注册登记，使公民有一个案件追踪号。公民以后查询时，只要提供案件追踪号，公务员马上就能从系统中调出该案件处理过程和现状的信息，给予解释和答复，也可以将公民提供的新信息，输入到系统中，使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了解最新变化情况。
对于政府而言，该系统内有相关法规和政府部门职责分工的文件汇集，同时有各部门行政人员联系电话等渠道信息。公务员受理案件时，可以先进行相关法律规定的宣传解释，如不能当即解决，才进行案件注册，输入案件详细信息包括对方联系方式，然后将案件号指派给相关职能部门。
被指派的相关职能部门随时到可以看到指派给他们的责任案件，他们有几个路径可循：一是解决问题，告知立案人，征求得对方满意，将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输入系统后，结案；二是处理完本部门该做的事后，将过程和现状输入到系统后，把追踪号指派给下一个职能部门；三是无法解决，将困难和情况输入系统后，把追踪号指派给权力更高的部门；四是解决完毕，立案人不满意，也不意愿结案，则要告知立案人对此案不满的投诉渠道和政府监督机构的电话地址，将过程、结果、建议和立案人意见输入到系统后，将案件号指派给上级部门。
这一系统有几个好处：第一，任何时候立案人和政府内部多个部门都知道此案现在由谁负责，给政府内部监督和民众监督提供手段；第二，促进政府由命令型行政转变到说理协商行政，公民不再是消极等待结果而是主动参与行政过程，随时可以提供新情况，并有申辩和说理的途径，服务窗口公务员任何时候都应该将立案人的申诉和说理输入系统；第三是通过告知投诉与监督部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行政自由裁量权所侵害，并落实公民的知情权；第四是激活政府创新机制，我国政府行政行为本来就是个案处理多而程序化程度低[45]，为了建设西部良好的软环境，我们必须消除行政个案处理的时弊，程序化是发达国家政府机构官僚化的惯例，它能有效限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并提高行政效率。但程序化和官僚化实际上降低了制度创新能力，难以在中国突飞猛进实行，尤其是国家政府进行区域竞争，制度需求大大超过制度供给的时期。“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为老百姓在政府个案处理传统下，提供了一个正常畅通的办事途径，这就使得中国政府的文明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有可能借助电子技术超越发达国家，建造一个有制度供给能力的化高效政府。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还应该配备以“升级机制”。所谓升级机制有几种情况：一是积案过多的同类案件，要及时报告上一级主管部门，积案过多证明有制度上的问题，不应该按个案处理而应该建立新的程序来处理，以提高政府效率；二是如果一个案件在某一部门搁置太长（如三个工作日）而没有任何处理过程和现状改变的输入，窗口公务员要安装“升级机制”将案件追踪号指派给上一级部门，起到一个内部监督机制；三是案件在处理中，但长期（如两星期）无法解决，责任部门或窗口公务员就必须将情况报告上一级部门，上级部门可以了解情况，提供必要的支持。“升级机制”是“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成为制度创新的催化剂方式之一，也是绩效监督和责任监督机制之一。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催化制度创新的方式之二，就是它本身是检验和监督政策实施效果的。只要把案例分类处理，政府很快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政策实施有困难，哪一个政策有缺陷，因此可以及时修订或更新政策，缩短调查和制定政策的周期，提高政府政策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催化制度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管理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社会的机构，例如中小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提高自身制度创新能力，电子政务的设计或许是一条跨越式的捷径。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民族和地方文化，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投资，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社会文化的软环境，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法律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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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文化以其鲜明的特性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就构建了文化的多样性，各民族不论人数的多寡，都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各民族文化的总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少数民族文化以共自身的民族性、多样性、时代性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其鲜明的民族性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民族群体共有而与其它民族群体相区别的民族文化特征。这种民族文化特征作为一种传统，也代代影响这个民族群体，体现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方面，而且资源丰富，呈现出一种神秘、古老、奇特的文化魅力。
我们从一个民族群体的发展中可以看到，有的风俗习惯甚至历经许多世纪而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有的民族后代甚至迁徙到新的地方，虽与其它民族杂处群居，其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仍然保存下来。
以贵州省为例，经过千百年的多次迁徙和演化，目前有17个少数民族的1400万人世居在这片土地上，各个民族又在其中形成若干个分支。由于地处偏远，山水相隔，与外界及相互间交往较少，这些少数民族以及各个分支都长期按照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在生产、生活传承和发展着自己的历史，形成了人类学上极为独特的“文化千岛”现象。传统节日舞蹈、歌唱、戏曲、服饰以及传说、故事、风俗习惯、娱乐竞技等，加上众多的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等，丰富多彩，以及特有的内涵，从不同角度向世人展示着各民族的发展历史、文化心理、伦理道德和审美意识。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的多样性，它的最主要价值是体现了民族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我们充分尊重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特别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信仰，也理所当然地尊重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生活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信仰等因素，都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族制宜，讲求实效。
民族文化具有民族性同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它的时代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一个统一体。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命在现实社会中的延续，它既具有历史性，是经过长时间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又因其生命力而具有时代性，在现实生活中被继承，同时它又在深层次上普遍影响着民族成员，具有大众性，因此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辨证统一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实践，同样需要文化的创新，需要民族文化与时展同步。民族文化是建设现代文化的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和大众性，是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坚实基础。民族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也在不断的创新重构，但作为其中最精辟部分的文化遗产，则需要保护、传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必须坚持传承、保护、弘扬与改革、创新、发展的有机统一和紧密结合。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只有开放才有希望。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都要注重并且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不断为民族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进民族文化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综上所述，我认为发展繁荣中华文化，就必须注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二、少数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基，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活力源泉，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因素。因此了解一个民族，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必须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必须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化。做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加强民族间的交流合作，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增加中华文化的活力，促进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是贯彻“双百”方针和“两为”方向、发展社会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相依共存的国家，各民族文化保持自己鲜明的个性，又相互吸纳和融合，最终形成了凝聚力、熔铸力、生命力极强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将提供科学文化和智力的支持。各民族文化对充实和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形成一个奋发向上，安宁祥和的社会文化氛围，实现社会协调发展，保障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顺利进行，都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各民族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又都保留着独立的个性，同时又相互交融，推动着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和交流，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56个民族统一的国家，团结就是力量，团就是生命，团结就是胜利。
历史至今，中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辐射传递，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域外文化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统一性和多样性和鲜明特征。不以血缘论夷夏，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现象。文化的相互传播和认同，成为各民族亲近与交融的强大精神纽带。这些作用不是哪一种单一的文化可以替代的。
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能推动人民文化生活的进步，更能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民族素质，铸就时代风尚，打造国家“软实力”。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这当然包括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否则谈不上整体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三、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取得长足发展，同时社会发展也要求加快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使之更好地与各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与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现实需求相适应。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不断满足少数民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要制订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规划，加大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大力培养民族文化艺术人才和
管理人才，积极扶持民族文化事业，努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典要全力保护，要扶持到位，要加大投入，给足政策支持，不断开创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新局面。
发展民族文化，人才培养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对培养民族文化人才要加强指导，提供服务，为文化人才成长创造条件。方法要灵活，形式要多样，做到因地制宜，富有特色。人才的培养可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与节庆和民间文化活动相结合。对在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突出文化人才，需进行跟踪培养宣传推介，促进他们的成材和发展。
要注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值得保护的非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要保护其原形态。民族文化遗产关系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感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传统文化，与一个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特色的坚持有着重要关系。
要多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少数民族文化活动。注重调研、总结，让民族的文化融入现代文化之中。让少数民族文化转化为人们易学易懂、喜闻乐见的内容，通过广泛传播，内化为人们的精神动力和内在素质。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和关心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新措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依法每五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就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关键在于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备级领导要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化，纳入财政预算，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要守住各民族人民的精社家园，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血脉。使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
关键词：舞蹈教育；民族性；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J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225-01
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少数民族的舞蹈艺术更是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与厚重的文化色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大多能歌善舞，并完成着传承与保护本民族的舞蹈文化的历史使命，而国内各大高校作为培养艺术人才与传播艺术文化的基石，更应该在发展与完善我国舞蹈教育的基础上强调发展舞蹈艺术的民族性。
一、我国舞蹈教育的现状
现阶段，在我国各大高校之中，仅有少数的学校设立了民族舞蹈教学课程，且这类课程的学习对象只限于专业艺术生。在大学教育阶段，国内只有几所舞蹈专业的本科学校设立了舞蹈教学专业，它们的教学目的是为表演行业培养人才，注重培养学生舞蹈专业的技巧性，以后的发展方向基本以舞者，演员为主。还有很多高校把培养重点放在舞蹈基本教育的训练上，对于民族性舞蹈的教学至局限在形体锻炼时，忽视对学生舞蹈感情和文化的培养。另外，我国各地区的少数民族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及舞蹈精神，这给高校舞蹈教育的民族性培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资源，但是学校的教学内容因为受到课程设计，职业规划及师资团队的局限，舞蹈教育的民族性并未完全的得到体现，很多学校只是设立了单独的或者少量的少数民族舞蹈课程，使我国学生接受民族性舞蹈教育的培养受到约束，各种舞蹈类型的教学设施分配不平衡，教学方向缺少人文素养，缺乏多元化及多样性的栽培机制。
二、我国的舞蹈教育如何体现民族性
舞蹈教育是艺术教学的重要部分，而民族性的舞蹈文化是我国舞蹈教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在我国舞蹈教育体系中加入民族性的文化内容，将民族性深厚的舞蹈传统文化及舞蹈内涵，是完善我国舞蹈教学体系应该追寻的目标。各大高校应当注重在舞蹈教育教学理念，教材设计及课程开展上进行民族性文化的设计，使先到舞蹈教育的民族性理念渗透到舞蹈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为传播民族性舞蹈文化创设有利的条件。
（一）培养民族性舞蹈文化的教育理念
舞蹈教育机制注重舞蹈文化思想的交流，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文化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发展趋势的社会，在少数民族地区遇到民族舞蹈的传播者及很多令人赞叹又优雅美丽的民族舞蹈时，就好比一个艺术大师曾经说过的，我们无需用自己好奇及窥探的眼神去打扰和干预他们的表演，如果我们有兴趣将他们的地区性文化作为创作资源时，那也不要使别人误会我们创作的作品才是最好的诠释。各大从事舞蹈教学的高校和研究舞蹈教学民族性特征的学者，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舞蹈文化就行改造的基础上，应当尽量的保持舞蹈文化的精髓，在审美及艺术价值上尊重原创的设计，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给以最高的认同与保护，而不要将它摧毁。现代文化的介入也许会对民族一人的生活带来干扰，但只要怀着尊重与虚心研究的精神，对民族舞蹈文化给予肯定，就可以帮助少数民族人民更加理性的保护少数民族的舞蹈资源。
（二）注重舞蹈教材设计的民族性
少数民族的舞蹈在长时间的沿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少数民族地区深厚的舞蹈艺术文化。少数民族地区的信仰、艺术审美及道德、价值观念等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都通过舞蹈表演的姿态、节奏及风格表现出来，甚至有时候还会扩展到音乐的曲调模式、演员的服饰及乐器的选用中。要使舞蹈教学的教材设计体现民族性，就需要通过民族风俗及文化历史的角度，在把握舞蹈教学的民族性本源上，提取哪些可以反映少数民族典型的心理状态的动作语言，使我们可以更加准确的体验到这个民族特有的舞蹈文化风格，从而在舞蹈教学的过程中传播民族舞蹈的文化。作为一个专业性的舞蹈教学机构，在民族舞蹈教材设计上需要注意的另一个要点就是民族舞蹈的训练练：（1）在民族舞蹈教材的设计中，要利用一系列的难度逐渐升高的民族舞蹈单元设计舞蹈教材，使学生受到民族性舞蹈风格的训练；（2）要将不同难易程度的民族舞蹈动作收入教材中，使学生能够更好的锻炼形体，进而提高身体的灵动美及立体感，最终可以使学生在表演时做到舞蹈动作的收放自如，表现舞蹈作品感情的张力。坚持舞蹈教材的民族性训练课程设计要再保持民族舞蹈文化传承性的条件下进行，使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既可以保存民族舞蹈文化的艺术价值又能够符合现代舞蹈教学的理念，符合现代社会对民族舞蹈艺术的审美需求。
（三）体现舞蹈教学目的的民族性
根据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舞蹈文化，及不同的舞蹈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中国的舞蹈文化被分成很多领域。作为一个变化的文化体系，它缺乏稳定性，一直都处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时代的人民对舞蹈文化理解存在不同，再加上社会发展变化之快及各种不同文化类型的融合，少数民族的舞蹈文化也在逐步的改变过程中。因此，在舞蹈教学课程中，在教学生把握各种舞蹈形态及动作的同时，还要向同学们讲述与分析该舞蹈动作背后的文化故事与历史发展。这种动作语言及节奏韵律的配合能够使同学们更加准确的把握少数民族地区舞蹈动作的理论知识及风格特色，进而使学生们可以在这些知识的吸收下进行再创作，重新带来自己理解重的民族风舞蹈文化。
我国舞蹈教学体系应该尽可能的在高校课程设计内寻求民族性的文化指引，进而以传播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为重要任务，对舞蹈教育的民族性给予最全面的引导与普及。将人文历史，科学创新结合起来，一起为保护我国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特色资源服务，推进我国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完善与持续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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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文化资源 适宜性 幼儿园课程
在研究本地域文化特点的基础上，把有效资源融入到幼儿园课程中，构建以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历史、民族饮食文化、民族风土人情、民族民风民俗、民族特产、民族建筑、民族工艺等为主体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园本课程。与此同时，对构建的幼儿园多民族课程提出适宜性的要求。
一、开发多民族文化教育资源背景下的课程适宜性研究必要性
课程开发的四个步骤为选择目标、确定内容、组织实施和评价，这是由课程专家泰勒提出的。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任何课程开展的环节都包括“学科体系、个体心理特点和社会需要”三个要素。幼儿园课程适应性同样与这三个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这三个要素都在课程适应性中充分运用起来，才能创编出有利于幼儿学习的课程内容。具体表现为：知识体系的构建。目前，我国的幼儿园课程设置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便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设置具有自身特点的课程体系。如菀坪幼儿园从选定的特色民族的习俗、饮食、服饰、建筑等民族资源入手，以语言、数学、科学、社会、音乐、美术、健康七个维度来编制特色课程。在实施特色课程的过程中，寓文化于玩乐，有效整合区域活动与特色课程，在此基础上开展区域游戏，实现渗透式文化教育，初步探索形成游戏化园本课程。
菀坪社区中，多民族文化是该社区儿童生活的主要社会背景，在课程的构建上，应该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的适应性方向，这不仅有利于幼儿学习，还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从儿童发展的角度，在其学习发展的阶段上，让其接触综合性的多民族文化资源，可以使儿童个体对每种异样的文化都有着高度认同性，他们会在不同文化环境当中适应不同的语境形式。对于非少数民族的儿童来说，民族文化教育有利于提升其在所在地区民族多样性的认识，培养其民族融洽相处的初始意识。对于少数民族儿童来说，民族文化教育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对自身民族的认同感和对其他民族的认识，为他们在现在主流社会中获得尊重地位。同时，民族文化教育在保护当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多样性日益繁荣的今天，幼儿教育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从而培养幼儿在面向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文化平等互助的态度。
二、开发多民族文化教育资源背景下幼儿园课程文化适宜性的措施
1.在开发幼儿教育资源方面，多种丰富的潜在资源为课程适应性提供保证。
在这其中，主要有以下主要方面：①人力方面资源。人力方面的资源主要包括社会人文资源、幼儿家长资源、幼儿园社区家庭资源和当地的民族文化管理者资源等。②民族方面资源。民族方面的资源有民族音乐、民族节日、民族传统、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等。③社会物质资源。社会物质资源的内容有社会宣传手段、民族环境创设方面的物资资源和各个民族地区文化组织活动等。这三种幼儿教育资源为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幼儿园课程文化适应性的开展提供的稳定来源，也是开发幼教课程适应性的首要措施。
2.设立具有本土民族特色的幼儿课程。
每个课程体系的构建都需要有一定的依托，设立在民族融合地区的幼儿园的课程体系的构建，最重要的依托就是当地的本土特色民族文化。幼儿园管理者在构建课程的过程中，要尊重所在地区的各个民族的多样性，把各个民族的文化精华尽可能地融合到课堂教学里。例如，可以把彝族的火把节以图画和漫画的形式、以插图的方式适当地放在幼儿课堂的课本上，让幼儿可以更加直观和直接地体会到彝族的文化氛围。这样做可以使幼儿在学到文化知识之外，还可以增强其民族认同意识，使其从小就形成民族多样性的原始概念。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本土化课程是体现课程文化自觉性的核心价值的重要途径，任何课程体系的构建都不应该离开民族特色的因素。这样的课程体现出教学活动是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纽带，也是沟通老师和幼儿、幼幼的纽带。民族文化的教学只有植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土壤，才能为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幼儿园课程适应性研究开展设立前提。在多民族文化相互交织和影响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教师在推行多民族课程中的主要价值观念时，需要注意选择好各种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之间的交合点。这种交合点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汇合点，其基本立足点就是各种异地异族文化在本地生根发芽的生长点。异地异族的文化只有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才能为自身在当地的存在和发展找到契合点。通过各个民族之间的那种最原始的交流，为各个民族的发展和壮大营造一种包容和宽容的社会氛围。这一切的交流方式都需要通过本土的特色课程作为桥梁和媒介。
3.营建课程多民族文化生态体系。
课程多民族文化生态体系是课程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在课程体系之下，受教者可以通过多民族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体现多民族文化氛围。在以往的幼儿课程当中，课程设置多数都只是体现和凸显出社会社群当中的主流文化。随着人口的迁徙，多种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们接触到的往往是具有多民族文化价值的一系列观念。因此，在生态体系上融入多民族文化要素，可以使人们理解和尊重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异同，使他们了解到各个个性的文化、民族风俗和传统价值体系都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重要的一员。因此，在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当中融入生态平衡的内容，有利于将各种文化资源结合和组织在一起，培养幼儿园教育人员的文化课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
三、结语
幼儿园课程设计的适应性与多民族文化有效开发存在必然的关系，只有资源的有效筛选及运用，才能构建适宜的幼儿园园本课程，这样幼儿园课程才能应对文化的变迁。充分开发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资源，为适龄学习儿童提供优秀的教育资源，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课程体系，完善培养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并通过适应文化生态的环境，让教育者和受教者都深刻地体会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是我们教育者共同努力的目标。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荣辱观教育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对公民进行的一项思想道德教育,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民族院校大学生的荣辱观教育对于促进民族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丰富和发展各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促进各民族道德文化的交流和认同都有重要的意义。在民族院校大学生的荣辱观教育中要注重与少数民族自身的荣辱观念相结合,注重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在教育的过程中要根据民族院校自身的特点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教育。
荣辱观教育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对公民进行的一项思想道德教育,荣辱观确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判断是非、荣辱的价值标准,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荣辱观教育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尤其是在当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培养自尊、自爱、自强、自律的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院校在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时,应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特性,充分挖掘教育资源,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荣辱观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一、民族院校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现实意义
民族院校大学生的荣辱观教育关系到民族大学生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的树立,是民族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
(一)促进民族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民族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历来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提高民族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和人文素质,引导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一直是民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和重要目标。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的深刻变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虽然一些主流的价值观念仍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科学文明、团结友爱等观念仍然是我们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但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一些重要的价值标准被丢弃,甚至一些基本的荣辱观念也被混淆或颠倒,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分美丑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现象也同样影响到民族院校的学生,使他们在思想道德观念特别是荣辱观念上也存在着许多的迷惑和不解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为了使民族大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具有明确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对他们进行荣辱观的教育势在必行。
荣辱观教育有助于民族大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它来源于人们对某种思想和行为所抱有的荣誉感和耻辱感,当这种情感一旦固定下来,成为凝固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深刻而且成熟的看法并以此来评价和指导人们的行为时,荣誉观就形成了。[1]荣誉感和耻辱感是最基本的道德情感,具有这种道德情感的人才懂得对高尚的事情报以赞赏、崇敬,对卑污的事情予以谴责、厌恶,才能具有最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念,不至于是非不分,善恶不明。总书记明确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总书记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思想,为解决当前民族高校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问题指明了具体方向,找到了着力点,找准了突破口。[2]民族院校应该按照这个标准培育大学生以何为荣、以何为耻的自觉道德意识和自觉道德评价,树立正确的是非善恶观念,促进民族大学生正确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
荣辱观教育有助于民族大学生形成完善的人格。荣辱观教育可以帮助民族大学生形成坚持和发扬优良行为,抵制和制止不良行为的内在人格力量。一个人有了荣誉感和羞耻感,就有了趋向真善美、排拒假恶丑的内在力量,就能够促使自己的人格经常得到深化和提升。荣辱观教育可以帮助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念,产生崇高的自尊心、自豪感,形成完善自我的力量和心理机制,从而能够在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中做到趋荣避辱,积极向上,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
荣辱观教育有助于民族大学生形成优良的个人品行。荣辱观教育过程中,民族大学生必然要对公与私、荣与辱、助人与损人,勤俭与浪费等范畴在道德上的是非善恶问题进行评价和行为选择,这个评价和选择的过程可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和识别善恶美丑的能力,使他们在心理和行为上更崇尚真善美,唾弃假丑恶,更坚定的选择善行,否定恶行,同时有助于他们养成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团结协作、勤俭节约、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习惯和品行,当这些行为和习惯能够得到践行和遵守的时候,他们良好的个人品行也就逐渐的形成和完善起来了。
(二)丰富和发展各民族传统道德文化
首先,各民族的荣辱文化和道德文化都需要发展和完善。从总体上说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荣辱文化和道德文化,并且在各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道德中蕴含的民族精神、积淀的文化遗产以及所传承的教育方式,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3]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民族地区都地处偏远,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荣辱文化及道德文化的发展也相应的不完善和不充分,不可避免的还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或局限性。同时由于我国今天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使得每一个民族都必须要面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道德观念和荣辱观念受到其他各种文化和观念冲击的事实,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一方面要尽力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和精髓,另一方面也必须不断的充实、发展和完善本民族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使本民族的荣辱文化和道德文化既不脱离民族性又具有时代特点,才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的整体道德文化之中。
其次,荣辱观教育必将丰富和发展各民族的荣辱观念和传统道德文化。少数民族地区长大的学生,其民族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深刻,民族道德观念和荣辱文化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成为了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评价是非善恶的基本标准,当他们进入大学学习时,他们比一般的大学生要面对更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更深刻的体验到不同荣耻文化及道德文化冲击对他们的影响,在面对是非善恶评判时,他们一方面要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去寻求依据和答案,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学会理解和接受其他民族的荣辱观念。这个过程是他们将不同的道德文化进行比较、鉴别的过程,也是他们将不同的道德文化进行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使自己民族的道德文化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今天民族院校大学生的荣辱观教育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站在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基础之上,它以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是荣辱文化为主要内容,融合了各民族的道德文化精髓,对人们进行全面和系统的道德教育与荣辱教育,通过这个教育必定促进民族大学生对荣辱问题更全面和综合的思考,促进各民族道德文化特别是荣辱文化的丰富和完善。
(三)促进各民族道德文化的交流和认同
各民族的荣辱文化和道德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从根本上来说任何民族的道德文化都有其优秀的一面,都有值得别的民族学习和借鉴的一面。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还不够充分,使得一些民族优秀的荣辱观念和道德文化还不被其他民族所了解和认识。而通过民族学院的荣辱观教育,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荣辱观教育可以促进对不同民族荣辱文化的了解。在现实生活中,民族大学生由于生活在自己的民族地区,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但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欠缺了解和认识,甚至在现实中会排斥和拒绝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对民族院校的大学生进行荣辱观教育时,通过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进行介绍,使民族大学生能更多的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了解其他民族的荣耻观念,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对其它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进行理性分析,学会吸收和认同其它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并把它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道德文化来加以对待。在民族文化的交流中,道德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荣耻文化是最容易被用来交流和借鉴的。
二、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的特点
民族院校大学生的荣辱观教育面对一个特殊的受教育群体,它既要与整体的荣辱观教育保持一致,同时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一)坚持荣辱观教育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是在党和国家荣辱观教育总的指导思想下,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的一项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是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明确的荣辱观念,懂得什么是荣,什么是辱,能明确是非,区分善恶。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虽然有自己的特点和途径,但在整体上必须与党和国家荣辱观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内容、教育目标相一致。在民族院校大学生的荣辱观教育中,要贯穿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荣辱观思想,要坚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集体主义观念教育,弘扬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精神,增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努力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同时要鞭鞑各种危害祖国利益,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好逸恶劳,骄奢淫逸的行为。
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基础在于,我国56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各个民族共享的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处在同一个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之下,现代化的建设需要我们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共同的社会主导价值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同呼吸共命运,共同享受改革的成果,也同样经历改革过程中带来的阵痛,因此在全国开展荣辱观教育的时候,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同学同样需要进行荣辱观念教育,需要进行思想道德领域的重构。
(二)注重与少数民族自身的荣辱文化特点相结合
从人类生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来看,任何个人和团体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之中,在这个共同体之中所产生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性特征。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包括其中的荣辱文化和道德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包括道德在内的特定文化‘密码’或文化‘基因’……”[4]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观认为,民族文化的特点与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有关,也与其他各族相互作用的历史有关。各民族由于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及风俗习惯、信仰等的不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目的、价值的观点和态度也有所不同,对不同事物的价值衡量标准也有不同的认定,即表现出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作为其中内容之一的荣辱观念也有所不同,甚至存在较大差异。民族院校的同学有许多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接受着自己民族文化的教育,“每当我们翻开少数民族的思想史就会看到:每个民族都是从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中接受道德教育……”[4](P·26)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结构、行为方式上都会体现很强的民族特性,在他们的道德观念及荣辱观念上也打上显著的民族烙印。
因此在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中,一定要与各民族自身的荣辱文化特点相结合。在今天,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必然根植于包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5]充分重视和尊重各民族荣辱文化的内涵价值,把握各民族荣辱文化的本质特征,挖掘民族荣辱文化的教育资源,并注意提炼其中积极进步的因素使其发挥积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深入学生的思想和灵魂。反之如果脱离各民族自身的荣辱文化特点,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就不能做到有的放矢,就会成为形式和走过场,就不能取得实际效果。
(三)重视各民族荣辱文化的差异性
由于各民族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因此在文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差异性。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在谈到各民族的社会理想时曾谈到不同的种族、民族之间,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是无法比较的,“一些人认为是善的东西,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恶的”。恩格斯在谈到善恶观念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时曾经讲到:“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如此厉害以至它们常常是相互直接矛盾的。”[6]由于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使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当它们相互接触时,就有可能出现冲突。“由于文化的差异,各民族在道德的是非、善恶价值判断方面也存在着差异。随着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文化冲突必然产生……”[4](P·30)这种文化的差异性在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中也会表现出来。民族院校有许多不同民族的同学,他们在荣辱观念的认识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还有对立、冲突的观点。民族院校在进行荣辱观教育时必须正视这一现象,注重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引导民族大学生正确的认识和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他们的荣辱观念,要避免由于在荣辱观念上的不同而歧视或否认其他民族的荣辱观,要教育学生在尊重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候也要懂得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存在不同荣辱观念认定的情况下,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还应该注意引导学生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充实和完善本民族的荣辱文化。在荣辱观教育的过程中,各民族学生既要坚持本民族荣辱文化优秀的一面,也要根据时展的要求,充实和完善本民族的荣辱文化,对于有些不符合时展要求的还应注意修正。要引导学生在对待自己民族的荣辱文化时要学会取其他民族文化之长,要能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中,摒弃本民族文化中落后的、不健康的、颓废的内容,特别是对那些本民族中不符合时展要求的荣辱观念要加以修正和充实完善,努力使本民族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推动本民族的荣辱文化向前发展。
2·尊重和包容其他民族的荣辱文化。马克思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明确提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值得其它民族学习的地方,包括在荣辱观念上。在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中要引导学生懂得尊重和包容其他民族的荣辱文化,一方面要学习和吸收其它民族的先进思想文化观念,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民族荣辱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就贬损其它民族的荣辱文化,要懂得尊重和包容其他民族的荣辱文化。
3·重视和挖掘各民族在荣辱观念上的共同性。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有着许多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加上各民族的不断融合和交流,各民族之间也形成了许多共同的荣辱观念,成为中华民族荣辱观的基础和本质。其中以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为其主要特征和内容,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荣辱观念,这些共同性的荣辱观念是我们的荣辱观教育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基础,重视和挖掘各民族在荣辱观念上的共同性是民族院校做好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民族院校大学生荣辱观教育的途径
民族院校大学生的荣辱观教育应结合民族院校的特点,结合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文化特点,采用多种途径进行荣辱观教育。
(一)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民族院校荣辱观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教师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优势,利用相关课程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在把握住荣辱观教育的基本目的和要求的基础上,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介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各种风俗习惯,特别是他们的荣辱观念的基本内容和意义,使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介绍,能够把握和理解各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增强对各民族文化的理解,同时教师还可鼓励各民族的同学自己在课堂上来介绍和讲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增进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
不同学科的教师也要把知识的传授和荣辱观教育结合起来,在知识讲解的过程中,注重荣辱观的教育。学校还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加强对中国历史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道德知识的介绍,强化学生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观念,并以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历史为荣。同时,还可以开设以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知识的讲座,吸引民族大学生的参与,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并能依照时代的要求树立自己正确的荣辱观念。
(二)注重道德实践活动,使民族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能践行正确的荣辱观念
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要坚持知行统一,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仅要注重在知识和理论上对民族文化的把握和理解,还要在实践中践行道德原则,自觉的按“八荣八耻”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因此要把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民族大学生的实践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广泛开展“知荣辱,树新风”为主题的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把“八荣八耻”转化为自觉行动。在日常的校园生活中,民族大学生的荣辱观在实践中要更体现出积极、向上、团结、尊重、自律、关怀等品质,而对于排斥、冷漠、自私、自大等现象要加以克服和纠正。同时学校可要求民族大学生利用假期或闲暇时间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认识和了解,并积极参与各种有益的公益活动,展现民族大学生的素质和风采。
(三)增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升荣辱观教育的有效性
民族院校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在学校中努力创造各民族学生之间进行平等交流的氛围,加强沟通,打破封闭,进一步强化知荣拒耻、和睦向上的校园新风。学校可以通过开展各种社团活动或利用民族节日,举办各种讲座或开展文艺、体育活动,开展“民族节日”、“民族文化”为主题的讨论和宣传活动,使每个民族通过多种宣传形式让同学们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了解和认识各民族荣辱文化的内涵和实质,增强对不同民族文化的认可和理解,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为弘扬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与优秀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克服盲目排外和只重视本民族利益的狭隘思想,要学会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角度观察和认识问题,既维护和发扬本民族的利益和优良传统,又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总之,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爱国主义思想都有重要的作用,也对于民族大学生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树立正确的荣辱是非观念,健康成才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把握住民族院校大学生的思想特点,不脱离民族文化本身来进行教育,才能在民族院校的荣辱观教育中取得实际效果,达到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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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2-0025-03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LIU Jian，XU Changhong，LV Yun
(P.E.Dep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nan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 analysis.It analyses the inevita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the action pattern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and the measures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And then，it reconstructs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This study has theoretical meaning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inority；traditional sports; sports culture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已经很自然地嵌入了全球每一个角落。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各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可能，这种互动也正在逐步加剧。
文化重构，即文化的重新构建，指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也是人们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认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长期流传的在不同民族民间的各类体育活动。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是指在与它文化的交往中，通过整合外来的体育文化因子，即加工、融合、创造，使其成为本民族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程。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日渐激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必将引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系列的变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尤其面临着西方体育文化和占主流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因此，需要对它进行重新建构，这对于调适其外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各种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只有在保持本民族体育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借鉴和融合外来体育文化的因子，进而重构出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形势背景下本民族的体育文化，使其与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顺应，才能在现代化的背景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1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必然性
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经历着被主流体育文化同化的危险。各民族创造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正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有消亡的危险。鉴于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因此，体育文化多样化也应当受到人们的承认、肯定和保护。但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融合现代体育文化的因子，创造出适应时展的新的文化因子。在现代体育文化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时代，人类更需要多样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现代化无处不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必然。在体育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变成现代化的产物。事实上，尽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但产生这种传统体育文化的“当地”还处于不完全意识状态。现代化的体育文化可以使可能消失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新“复活”，但也让已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原有的生产、生活领域脱离出来，走向表演的舞台。从一定意义上说，将一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成舞台表演，说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变质，它在新的外部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这也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丧失保持其原生的稳定因素。因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了本民族的宗教、价值、审美和思维意识等，也包括各种自然观、宇宙观、社会思想伦理等哲学思想，以及源远流长的物质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相对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形态，它以相对独特的、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方式维系着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其他体育文化不可替代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独有的本土性，是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结晶，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而系统性和理论性相对不足。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体育文化具有普遍性，是当前的主流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冲击，无法与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相抗衡，其传统的体育文化正面临崩溃或已崩溃，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消失。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冲击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不可规避的问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重构成为一种必然。
2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重构即其与外来文化进行持续不断的接触时，原有的体育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因子以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分为被动的和主动的文化适应。主动地文化适应即自觉地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主要动力即来自自觉地文化适应，这种文化适应来自本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部。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自觉文化适应决定其文化重构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决定因素。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存在三种心态：一种是自我中心，全盘否定；一种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一种是有选择的接受。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土、洋体育”之争在这里也有反照。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自我体育文化的丧失，如果无力扭转局面，产生的就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但这种模仿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很容易在外来体育文化面前颓败，最终完全萎缩。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找到了自豪感，就可以促使其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体育文化。这种源于集体自豪的文化将重新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重生。
被外来体育文化牵引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称之为模仿型的文化重构。如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其内部的自卑相结合，将彻底断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未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也将无果而终。
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文化重构，称之为创新型的文化重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目的是发展和创新原生文化，必须通过在外来体育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达成一种自豪的体育文化自觉意识，产生创新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容易适应外来的体育文化冲击，并能从中获得新的体育文化因子，使自身的体育文化得到发展和前进。
3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即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重新构建，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象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也是我们对于已经存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进行再认识。在对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上，有创造论，但认为创造中应有继承；有保护论，但认为保护中应有创新。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融合和重组外来体育文化因子，使其成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1首先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体育还具有一定的差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依存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地位，但不加改造和超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在促进而是在阻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更不应高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现阶段的作用。
现代体育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育。应当承认西方体育文化的主流意识。当然，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落后，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其文化，而是要究其不足，补其虚缺。只有这样，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才能自觉地去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才能自觉地吸取现代体育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好的发展。
3.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树立现代意识，寻求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整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实现现代性的重构，必须树立现代意识，要勇于打破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单一的本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要勇于打破本民族传统文化对其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的束缚，要扩大交流，使之融入到现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之中。
现代化的发展趋向，需要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扬弃“传统”，从而走向“现代性”。而现代体育文化所带来的异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异质性体育文化则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重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进体育文化因子。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由被动到主动地融入与现代体育文化，改造和发展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使其朝着文明、进步、科学的方向发展。
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吸取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因子，通过整合而成的文形式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生活在隔绝的环境中，最终它们都将面临文化的选择，也就是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不存在纯粹的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或多或少地都融入了现代体育文化。
3.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和发展的选择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吉登斯先生说过：“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所保持的理解或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内涵和改变历史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是文化自觉。即当本民族的人对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有了充分的认识后，才能觉醒、反省和创建本民族体育文化，才能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才能取长补短，促进本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下，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发掘、改造和重构，以促进其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既要接受现代体育文化，也应该保持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各少数民族要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中吸取建构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需要的文化因子，又要吸纳能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华的现代体育文化因子，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新的生命力。
4结语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生存发展下去，其重构是必然趋势，重构的过程也将是长期的。区别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最核心的是文化的核心层面――民族的体育精神。在文化的重构过程中，变化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精神，当然两者的变与不变也不是截然分开和绝对对立的。形式的变化会促使内容的变化，内容的变化会带来形式的根本变化。只有在立足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他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经过不断重组、整合和融合，才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中生存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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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文化
凉山地区少数民族居民在生活方面的文化非常丰富，而且各具特色，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在服装文化方面，高山牧区藏族居民的服装较为厚实，一般配有各种各样的珠宝，民族之风显而易见，定居区藏族居民的服装在佩饰与珠宝方面就相对简单。彝族男性的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裤脚上，有大、中、小不同类型的裤脚。然而彝族女性的服饰更具特色，她们的衣服、首饰、帽子等都与其他民族女性相差甚远。总之，凉山不同少数民族在服饰的图案、样式、颜色、工艺甚至是衣料质地上都不尽相同。在饮食文化方面，藏族居民爱饮酥油茶，喜欢吃石板烙饼、牦牛肉、奶酪等，彝族居民喜欢吃坨坨肉、千层荞烙饼、酸菜洋芋鸡，傈僳族喜欢吃核桃仁稀饭、泡酸鱼，不同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饮食文化习惯。在建筑文化方面，彝族房屋瓦板房上的瓦板，是用吊杉树“打”成的。所谓“打”，是加工这种板材时，选取高山冷杉，又称吊杉的巨木，截为段，用砍刀在横切面处开上一刀，用力拉扯，就扯下一块厚薄均匀的瓦板，这种板没有锯痕，刮水耐湿，晒之不裂。是彝族的发明创造，旧社会的土司或富有的奴隶主修房，全用木柱、木隔板、木瓦板建成，其工匠不用尺子、墨线，只用臂排手卡，计算建造，不差分寸。在屋椽等处，全用木头雕刻出牛头，羊头花饰，绘以红、黄、黑三色彩绘，壮观精美。藏族房屋，亦多用木质，绘画则多宗教图案，房顶上有卡钟，房周有经蟠。在交通文化方面，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凉山各少数民族大多会用到竹筏和马出行，与现代化的交通方式相比，这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不过，现今国家的扶贫力度加大，乡村交通得到了提升。
（二）民间文化
在凉山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方面，各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体育游戏、美术等，其结构体系非常复杂。例如：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寓言、神话、民歌、谚语等，它们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非常广泛的民族文化。还有磨担秋、射箭、打草叉、赛马、爬灯杆、打水漂、赛马、斗牛、斗羊、斗鸡、打秋千、摔跤等体育游戏，既能锻炼身体，又具有非常强的娱乐性。以及唐卡、泥塑、根雕、蜡染画、版画、岩画等艺术创作形式，它们带给人们的艺术感受各不相同。另外镶边绣、压花、挑绣、平绣、堆绣等刺绣方式，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其实用价值也在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语言文字文化
凉山少数民族都具有自己的语言体系、语言文化(如彝族、藏族、回族、满族、傣族、傈僳族、纳西族、苗族、壮族等)，而且部分还具有其自身的文字体系，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文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与融入少数民族。例如：藏族居民历来就有自身的文字体系，另外，我国还在1975年制定了四川《彝文规范方案》，共确定819个规范彝文字，国务院1980年正式批准该方案在四川彝区推广使用。
（四）历史文化
凉山有非常多的文化遗迹，它们都是历史的见证，具有非常大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例如：零关古道、小相岭石板路、喜德登相营要隘、孙水关石刻、会理的鱼乍古渡等。
（五）精神宗教文化
在凉山的少数民族中，除了藏族等民族具有自身非常坚定的精神与外，彝族的精神文化信仰也非常之独特，他们崇信毕摩文化。毕摩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毕摩神通广大，学识渊博，主要职能有作毕、司祭、行医、占卜等活动，其文化职能是整理、规范、传授彝族文字，可以说毕摩文化是彝族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二、在资源开发环境下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作用与意义
（一）保护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的完整性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应当具有其自身完整的文化体系，这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使命。每一个民族文化体系的形成，都经过了千百年的历史，是其先祖在生息繁衍、劳作创造中积累而成的，它凝结了先祖的智慧、汗水、经验、感悟以及各种美好的愿望，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精神与灵魂的传承，其重要程度与宝贵程度完全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所以其文化体系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缺失。在凉山资源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对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加以保护，防止其在文化迁移的过程当中出现遗漏、缺失，破坏少数民族文化的完整性。
（二）保护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当今全球都在倡导多样性的文化发展路线，我国由于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在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占据着非常强的优势，这可以使我国在全球文化的竞争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实，我国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保护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前后也采取了诸多的措施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但是在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文化迁移过程当中，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深深渗透与烙印在其生活中的，只要发生文化迁移，其生活方式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例如：居住、服装、饮食甚至是习俗等，这样一来民族文化的传承就会面临危险，可能被多数民众（汉族）所同化，这是非常不利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因此，在凉山资源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不遗余力地对各少数民族文化加以保护，防止其被同化，使我国的整体文化发展能够保持丰富性、多样性。
（三）促进我国和谐文化建设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向来讲求的是人人平等、民族平等，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就是一种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的主要表现，这在我国和谐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意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必须要以团结、平等为基础，以“以人为本”为原则，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少数民族，平等对待他们的文化与信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发展。反之，如果我们不尊重、不保护，甚至是有意或无意地破坏少数民族文化，就必然会决裂民族之间的情感，甚至引起民族之间的矛盾，这对和谐文化的建设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在凉山资源开发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悉心保护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信仰，以加深民族之间的情感，促进我国和谐文化建设。
三、在资源开发环境下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主体性与主导性
少数民族文化属于少数民族同胞自身的文化，在没有他们的同意下，我们不能干预他们自身的文化自由，即使是在资源开发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我们同样需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自身的主体性与主导性。也就是说，我们在制定保护策略、实施保护措施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以少数民族同胞自身的意愿为主，将他们的意见与看法放在主导地位，不能干扰他们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体系，否则就可能违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初衷。
（二）原真性与活态性
每一种少数民族文化都渗透在少数民族同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生活离不开文化，文化也离不开生活，它们二者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力求原真性与活态性，即要将其文化的本来面貌原原本本、真真实实地保护下来，不仅如此，还要让这些文化继续在少数民族同胞自身的生活当中得到体现、应用与延续，让其文化能够真正地活起来，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才有价值、有意义。
（三）全局性与系统性
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确保文化的全局性与系统性，即少数民族文化的各方各面都要保留下来，不能有所缺失，否则的话其文化体系就会遭到破坏，从文化价值方面来讲损失非常之大，而且不可挽回。所以，不论是生活、历史、风俗、技艺还是宗教方面的文化，我们都应当帮助少数民族同胞全面地保留下来，以确保其文化的全局性与系统性。
（四）长期性与可持续性
其实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不论是否在资源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应当时时刻刻抓好这项工作。其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就处在一种较为“濒危”的境地，即使在没有资源开发的影响下，它们的发展与延续同样困难重重，所以我们必须要长期性、可持续性地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使其永远发展、延续。
四、在资源开发环境下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措施
（一）文化搬迁
在资源开发的情况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首先要做的应当是进行文化搬迁，即搬迁保护一些物质性的文化载体，例如：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石碑、石刻，一些在少数民族同胞心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神像等，这些都可以搬动到新的地方，然后再采取对应的保护措施；加盖顶棚、修建庙宇等。因为这些物质性的文化载体对于少数民族同胞而言，一般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与信仰和精神相关，所以搬动过程当中的细节问题一定要处理好，最好是在少数民族同胞的配合与指导下完成。对于一些不能搬动的物质性文化载体，如庙宇、古屋、老楼等，就应当原原本本地复制重建，可以将拆卸下来的构件应用到重建当中，这样能够尽可能地恢复建筑物质原貌。
（二）教学保护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其文化体系得以传承与延续，不能再资源开发或是其他任何情况下“断流”，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渗透到教学当中，通过对青少年甚至是幼儿的教育、引导，来加深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全面了解与认识，帮助他们从小树立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例如：我们可以将幼儿园或学校环境建设得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可以将传统的少数民族装饰文化应用到环境建设中，按照各民族传统形制对柱头、门框等进行装饰，利用各民族常用的色彩对环境进行涂色。教室内可以挂一些教师和学生一同绘制的民族风情绘画。每周选定一天作为“传统服装日”，当天所有的教师、学生，都要身着自身民族的服装，打扮干净、整洁。总之，要为幼儿创建一个民族文化氛围浓重的学习环境，让幼儿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加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每当各民族重大节庆到来时，都要举行相应的活动，加深青少年乃至幼儿对其自身节日文化的了解，开设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化课程，向他们清楚讲解其自身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历史，等等。
（三）人才保护
对于各个少数民族的民间艺人，我们应当将其作为“国宝”来对待与保护，因为很多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与民间技艺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如果这些人得不到保护，很多的艺术与技艺就都将消失，所以说这些人是“国宝”并不过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当中，当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都应当积极地介入，尤其是文化部门要牵头，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艺人进行收罗、统计，并对他们的个人信息以及专长记录归档，为他们提供一些具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岗位，并使其专长得到发挥，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意义。例如：可以将这些人安排到学校，对学生进行传统艺术教育教学，这既有利于学生的素质能力全面发展，也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与技艺的传承。除此之外，还可以将这些身怀“绝技”的人组织起来，编纂各民族民间艺术与民间技艺资料，采用文字、照片以及录像的多种形式，记录这些艺术与技艺的创作表现形式，以形成珍贵的文化档案。
（四）立法保护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当中，我们还必须要通过立法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在资源开发这种比较“刚性”的需求下，我们更需要法律来提高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力度。梳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方面在人权保障和产权保障方面的空白、漏洞，按照人权、产权层面的文化权利这两条线的思路建设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体系。要注意：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使中央、地方，人大和行政系统的法律制度协调一致、权责明确；二是制定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如《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法》。这样的法需界定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内涵和外延，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享有主体，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方面的职能和责任，及相应的执法主体，特别是财政扶持的力度量化标准，还有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决策的参与权，义务主体不履行职责的责任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受损的救济措施。地方立法在上位法基本原则下，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如凉山地区，要更富地方特色，更富操作性。地方立法还要特别注意：一要针对当地具体少数民族文化立法，作细化具体的规定，在此过程中必须充分结合国家的民族政策、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二要吸收少数民族同胞代表有效参与立法。参与原则是参与者表达其意愿，了解各种利益博弈，理解和宣传法律精神的重要程序保障，也便于少数民族同胞更了解和保护本民族的民族文化。
（五）推广发展
保护凉山少数民族文化，还应当将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推广向市场，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了解到这些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并积极地参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这是确保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例如，政府可以出面协调当地的文化市场、艺术品市场，对凉山各个少数民族的特色工艺品、艺术品进行市场化的批量生产，并面向市场进行销售，这一来可以提高凉山少数民族同胞的经济收入，二来可以有效扩大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非常有利于凉山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凉山的国际彝族火把节、彝族服饰业、银制工艺、餐饮业等都做得很成功。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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