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性质及其体系
（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含义、性质的考察与分析
1.法律原则含义的一般考察
法律原则是众多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本原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作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基本法律原理，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和法律概念一起，构成了法律的基本要素。法律原则所揭示的内容都是法学中的一般理论或基本思想，一般是由一定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念转化形成的。思想原则和法律理论在被立法者确定为法律原则之前，只是对法律制度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但一旦被法律所确定或被立法者所接受并在法律规则中体现出来，即成为法律原则，它就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并处于法律规范的最高层次。
在英语国家的法律和法学中，尚未发现“基本原则”的用法。但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基本原则的使用非常广泛，意在强调某些原则的根本性，以区别于具体原则。例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之中，作为行政法的精髓，指导行政法的制订、修改、废除并指导行政法实施的基本准则或原理。[1]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2]我国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也较为重视，一般都将其作为税法的重要基础理论加以论述。有关税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表述主要有：其一，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内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3]其二，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4]其三，税法基本原则是指规定于或寓义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5]
从上述关于基本原则定义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基本原则的含义具有下列共同点：第一，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根本规则、基本准则，其内容具有根本性。第二，基本原则是直接规定于或是寓义于法律之中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有关基本原则的理论和学说必须被立法所采纳时，才能成为法律的基本原则。第三，基本原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它不同于适用于某一领域的具体原则。
2.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性质的分析
所谓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为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主体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些基本原则贯穿于征税权力运行过程的始终，对税收征纳程序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根本性，直接体现了税收程序的价值追求，对征税权力公正行使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具有宏观上的保障作用。在各国税收程序法上，一般普遍确立了依法征税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参与原则、职能分离原则、效率原则、诚实信用原则、量能课税原则等在内容上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法治国家对征税权力公正、有效行使的基本要求，保障了纳税人和其他程序主体得以参与税收程序过程，并对征税权的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它们是税收程序各项价值要求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这就是说，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税收程序法价值追求和目标模式的选择，但又不能与其等同。正如贝利斯教授认为的那样，法律制度的各项价值目标-正义、秩序、自由等-的要求在各个法律部门中均表现为一些“核心原则”，这些“核心原则”为处于该法律部门不同规范层次上的“最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提供了最充分的根据。[6]因为正义、秩序、自由等价值只是一种理想追求，它没有提供人们行为的规则，所以，作为体现其具体要求或最低限度标准的“核心原则”不具有法律规范性，但基本原则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较为抽象的法律规范，它为法律关系主体设定了权利义务和责任，是法律关系主体进行法律行为的准则，也是法院判决的依据。
第二，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对税收征纳活动的进行具有普遍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不同于适用于某一阶段或环节的具体原则。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对税收程序法内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它在税收程序法中生效的领域是全面的，对税收程序活动自始至终具有法律效力，不应局限在程序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环节。具体原则是适用于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的原则，是基本原则在特定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中的体现，例如，职权调查原则要求征税机关应依职权调查证据，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对当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项应一律注意，是依法征税原则在税收检查（调查）阶段适用的具体要求；明确性原则要求征税行为的内容必须明确，以便相对人了解征税行为的理由，或决定是否寻求救济，它是公开原则在决定阶段对征税行为内容的要求；作出决定原则要求征税机关对相对人提出的作出某种行为的请求（例如减免税、事前裁定请求）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它针对的是纳税人等向征税机关提出申请的行为，是征税效率原则和尊重纳税人原则的具体体现。
第三，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虽然有时起到规则同样的法律效力，但它与税收程序具体规则（制度）的作用也不同。一方面，基本原则的内容和要求要由规则加以体现和保障，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使其实施，基本原则将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宣言，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基本原则作为具有统领作用的根本准则，它是税收程序法规范的方向与灵魂，对具体规则的确立乃至修改起着决定性作用，离开了基本原则，税收程序法规范不可能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反，如果一项基本原则被确立、修改或废除，那么它将对税收程序法规则体系产生巨大影响。
（二）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所有税收程序法律规范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精神，它对税收程序立法和税收程序法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或影响。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曾说：“我们只有承认法律既包括规则也包括法律原则，才能解释我们对于法律的特别尊敬”。[7]迈克尔？D？贝勒斯说：“职业律师研究法律是为了得知法律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表达着法律，并使他们能够预测法院将作出什么决定和说服法院去做出这样的决定”。[8]因此，研究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有助于发挥它们作为基本准则在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中的功能。
第一，对税收程序立法的指导作用。在税收程序法的内部结构中，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位于税收程序法价值取向、目标模式和具体原则、制度的中介。基本原则应当将其所承载的税收程序法精神和价值目标表达到具体原则、专门制度和规则中去，成为后者的设计标准、评价标准。可见，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对税收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纲领性指导作用，能够保证税收程序法各项制度和内在结构和谐一致，起到协调和整合的功能。此外，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还为制定单行税收程序法律和下一位阶的税收程序立法提供了立法准则。在实质意义上，税收程序法是有关税收程序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在税收程序法典（税收基本法）中确立以后，对制定专门性的税收程序法律以及次级税收程序立法将起到指导作用，可以避免在创制税收程序法律规范中的盲目性，使得各项税收程序制度和税收程序规范性文件成为协调一致的科学体系。
第二，为税收程序法的解释和统一适用提供依据。法律解释是法律实施中的重要环节，为了将抽象的税收程序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复杂多样的税收征纳行为，必须对税收程序法适用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准确的解释。只有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主体正确理解了税收程序规则的立法意图，才能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由于基本原则是税收程序法内在精神和价值目标的体现，它对准确理解和执行税收程序法律规定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助于防止解释和适用中的混乱。
第三，为征纳双方提供行为准则。规范性是基本原则的属性，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为征纳双方的税收程序活动提供了基础性的行为准则。当税收程序法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一定的法律空白是立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税收程序法同样面临着规则的有限性与税收关系的复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征纳主体的行为特别是征税行为应该符合作为具体规则本源的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要求，符合基本原则关于征税权正当行使的最低要求。同时，在征税自由裁量权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征税机关对征税裁量权的滥用，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使其受制于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使征税裁量权的行使不致于超出税收程序法精神和基本原则的调整范围。
第四，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提供审判准则。在税收行政诉讼活动中，法院在对征税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包括对征税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审查。为了实现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行为规范只有同时作为审判规范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而与其他规范相区别。[9]当具体规则缺乏规定时，征税机关的行为应当符合基本原则的要求，而法院在审查时，也应当根据基本原则审查征税机关的程序行为是否合法。
（三）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确立
税收程序法的每一项基本原则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它们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程序原则体系。在这个原则体系中，每一项基本原则是其中一个基本构成要素，并且对于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是不可缺少的。
1.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有关问题的更广阔的考察
关于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内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国内外都没有系统的论述和规定。在税法学上，较多讨论的是适用于整个税法体系的税法基本原则。也就是说，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内含于税法基本原则之中，这反映了实体与程序共通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较好的揭示，如普遍公认的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就是共同适用于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但对专门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的基本原则，如公开原则、参与原则等则没有受到重视，这一方面反映了税收界和税法界对专门的税收程序活动基本原则的忽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税收程序活动一般适用行政程序法的基本规则，有关的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也就由行政程序法规定（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案也是规定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法源）。这就有必要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进行简单的考察。
国外关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有三种方式，一是间接式，即行政程序法中没有关于基本原则的直接表述，而是通过具体制度予以体现，意大利、德国、美国、瑞士、奥地利、日本等国家采用了此种方式。这些国家行政程序法没有直接规定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等基本原则，但都规定了阅览卷宗、说明理由、听证等制度，体现了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的原则。二是直接式，即在行政程序法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如葡萄牙、韩国、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一编第二章为“一般原则”，规定了11项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谋求公共利益原则及保护公民权益原则、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公正原则及不偏不倚原则、善意原则、行政当局与私人合作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非官僚化原则及效率原则、无偿原则、诉诸司法机关原则。韩国《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信义诚实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透明性原则。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依法行政原则、明确性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自由裁量权公正行使原则。三是非成文法式，即通过判例或法理确定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如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法国的防卫权原则和公开原则等。上述三种方式比较起来，直接规定式较为优越，它有助于避免认识上的分歧；提纲挈领，有利于行政程序法的理解和执行；在具体制度缺乏规定时，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特别是行政机关提供行为规则。实际上，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国家和地区制定行政程序法都比较晚，反映了行政程序法立法技术的发展。在葡萄牙、韩国、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中，由于行政程序法实际上担负着行政法法典化的功能，所以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并不限于程序规则，还包括实体规则，即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行政法基本原则已合为一体，如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等，兼具程序与实体内容。另外，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并不限于公法原则，还包括诚实信用等私法原则。
我国关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观点主要有：（1）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为公正原则、公开原则、听证原则、顺序原则和效率原则；（2）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效率原则；（3）有人提出应区分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和行政程序原则，并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行政民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平原则、行政效率原则和行政公开原则；（4）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5）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不应限于程序原则，并认为税收程序法程序性原则有：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和程序及时原则，实体与程序兼具原则有：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原则等。
实际上，上述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规定的方式也在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上得到了体现。例如，《德国税收通则》中有关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即是采用了间接式，该法第85条规定了依法征税原则，第89条和第122条规定了建议和告知、第91条规定了听证、第119条规定了征税行为的明确性、第121条规定了说明理由、第187条规定了阅览卷宗、第202条规定了调查报告的内容及通知，这些规定体现了程序公开、程序参与原则。而韩国《国税基本法》则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国税征收的原则，其中第一节为“国税征缴原则”，包括实质课税原则、信义和诚实原则、课税根据确认原则、减免税原则；第二节为“税法适用原则”，包括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原则、禁止溯及课税原则、课税裁量权适当行使原则、尊重企业会计制度原则等。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支配税法全部内容的基本原则可归纳为“税收法律主义”和“税收公平主义”两项；[10]北野弘久除了对租税法律主义进行论述外，还论述了实质课税原则、应能负担原则、诚实信用原则；[11]新井隆一则明确提出了正当程序原则，[12]反映了日本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开始进行细致的探讨。我国台湾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较为系统全面，不仅深入探讨了税法基本原则体系，而且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以使正义原则和法治国家原则在税收活动中得到严格遵循。例如，陈清秀提出了三类税法原则：（1）税法上特殊的正义原则。认为在法治国家或正义国家中，课税不得实现任意的目的，而必须按照正义的原则加以执行。他提出了税法上税捐正义的三个标准：一是正义的税法必须以合乎事理的各项原理或原则为前提，“如果没有原则，则正义即丧失其基础”，但这些原则必须前后一贯的符合正义要求，因为这些原理或原则“如果以数个标准加以衡量即非正当”；二是实质的正义不仅要求单纯的各项原则，更要求合乎事理的各项原则，这就提出了建立完整的税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极端重要性；三是这些合乎事理的各项原则，必须前后一致的加以适用。基于此，他提出了税法上最合乎事理即税法上特殊正义的三项基础原则：量能课税原则、需要原则（功绩原则）和实用性原则。（2）税捐的课征与宪法上的原则。包括税捐法定原则、税捐平等原则、社会国家原则、法治国家原则、生存权的保障与税捐的课征、财产权的保障与税捐的课征。（3）一般税收程序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人性尊严、照顾保护义务。[13]我国大陆学者一般将西方税法基本原则概括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效率原则。[14]
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学者们意见存在分歧，有三原则说（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四原则说（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五原则说（公平原则、效率原则、无偿性财政收入原则、宏观调控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和六原则说（兼顾需要与可能、有利于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原则；调节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促进对外经济交往和对外开放原则；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以法治税原则；税制简化原则）等。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在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进行研究时，并没有注意从理论上严格区分“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的界限，这表现在有些学者只论述税法基本原则，并未对其进行分层次的研究。而在对税法原则问题进行概括研究的学者中，虽然将税法原则区分为“基本原则”与“适用原则”两大方面，但对区分的依据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其认识也不统一。[15]不过，我国也有学者将众多的税法基本原则，“统一纳入层次不同的税法原则体系”，对税法基本原则在不同层次上进行了分类研究。该学者提出税法基本原则可进行三种分类：一是按照原则本身是道德取向还是政策取向，分为税法公德性基本原则与税法政策性基本原则，前者包括保障财政收入原则、无偿征收原则、公平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原则；后者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社会政策原则。二是按照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是税收分配关系还是税收征收管理关系，分为税法实体性基本原则和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前者包括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无偿缴纳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和维护国家利益原则；后者包括征税简便原则、税收确实原则、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和税收管辖权原则。三是根据税法调整对象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分为税法实质性基本原则与税法形式基本原则，前者包括税收公正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税收社会政策原则、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原则；后者包括税收法定原则、征税简便原则和税收管辖权原则。[16]
分析我国税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理论研究，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没有对基本原则体系进行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没有区分“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或者其区分的依据不够科学，没有将基本原则与税法价值、目标模式和宗旨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是孤立地就基本原则论基本原则。第二，注重对实体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忽视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个别学者虽然提出了应区分税法实体性基本原则和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但其所提出的程序性基本原则完全是从提高征税效率的目标上来考虑的，没有包括监督征税权公正行使和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等，更没有将正当法律程序和程序保障原则作为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其所提出的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也仅限于纯程序性的，而将本应属于程序与实体共通的基本原则（如征税公平原则、依法征税原则、征税效率原则）完全划归为实体税法基本原则。第三，将税收职能或税收活动的某一阶段原则当作基本原则，如“强化宏观调控原则”和“确保财政收入原则”等应属于税收职能，“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促进对外开放原则”应属于涉外税法原则。
2.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确立
基本原则是税收程序法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是税收程序法内在精神的具体体现，它对整个税收程序的立法、执法、司法和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上述考察，我国在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时，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必须以程序价值和目标模式为“源头”，即基本原则的确立必须要在层次更高的税收程序价值、目标模式中去探寻。程序正义和法治理论是税收程序法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必须处理好税收程序法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的关系。从内容上看，两者具有交叉融合关系，但前者指的是理论前提或理论原点、出发点，又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后者则是指行为准则，是对理论基础的进一步阐发和规范化，也是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因此不能将税收程序的价值追求作为基本原则，以防拔高基本原则的层次。一国税收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也制约着其基本原则体系的构建，有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即会有什么样的基本原则。我国在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时，必须考虑所选择的“权利效率并重模式”这一目标模式的要求。
第二，不能将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与税收实体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相割裂。税收程序虽有相对独立的价值，但它与税收实体法是密不可分的，保证实体税法的正确有效实施是其重要功能和外在价值，两者的基本原则应在统一的税法理论基础上保持和谐、一致，但又不能相互等同或替代。同时，鉴于税收程序法在内容上采用实体与程序并存立法模式的合理和现实选择，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不应局限于程序原则，还应包括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
第三，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必须重视纳税主体的参与，应将其立于独立的程序主体地位，切实尊重纳税人基本权利，这是现代税收程序法的重要特征。
第四，必须考虑世界范围内税收程序法的发展趋势，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寻求平衡。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既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也应考虑我国加入WTO和法律全球化的新形势，处理好与国际有关制度的接轨问题。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及制度文明交流与优化选择，构造了一国法律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内在机制。而经济因素和税收活动的流动性，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则为一国税收程序法与国际接轨提供了经济动力。因此，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必须充分考虑世界范围内税收程序法、行政程序法的发展趋势，借鉴它国经验，顺应时代潮流。另外，就形式而言，制定统一的税收程序法（税收基本法）、行政程序法，并在法典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我国也应采用直接规定式，这既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也便于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实施和理论研究。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考察，笔者认为，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原则：
（1）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依法征税原则、征税公平原则、征税效率原则、比例原则（自由裁量权公正行使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
（2）程序性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17]
对于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因其更多是在税法基本原则中阐述，限于篇幅，本文除重点论述程序性原则外，只对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中的比例原则作进一步论述。
二、比例原则：一个程序与实体共通的核心原则
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性质及其体系
（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含义、性质的考察与分析
1.法律原则含义的一般考察
法律原则是众多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本原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作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基本法律原理，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和法律概念一起，构成了法律的基本要素。法律原则所揭示的内容都是法学中的一般理论或基本思想，一般是由一定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念转化形成的。思想原则和法律理论在被立法者确定为法律原则之前，只是对法律制度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但一旦被法律所确定或被立法者所接受并在法律规则中体现出来，即成为法律原则，它就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并处于法律规范的最高层次。
在英语国家的法律和法学中，尚未发现“基本原则”的用法。但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基本原则的使用非常广泛，意在强调某些原则的根本性，以区别于具体原则。例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之中，作为行政法的精髓，指导行政法的制订、修改、废除并指导行政法实施的基本准则或原理。[1]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2]我国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也较为重视，一般都将其作为税法的重要基础理论加以论述。有关税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表述主要有：其一，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内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3]其二，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4]其三，税法基本原则是指规定于或寓义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5]
从上述关于基本原则定义的考察中可以看出，基本原则的含义具有下列共同点：第一，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根本规则、基本准则，其内容具有根本性。第二，基本原则是直接规定于或是寓义于法律之中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有关基本原则的理论和学说必须被立法所采纳时，才能成为法律的基本原则。第三，基本原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它不同于适用于某一领域的具体原则。
2.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性质的分析
所谓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为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主体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些基本原则贯穿于征税权力运行过程的始终，对税收征纳程序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根本性，直接体现了税收程序的价值追求，对征税权力公正行使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具有宏观上的保障作用。在各国税收程序法上，一般普遍确立了依法征税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参与原则、职能分离原则、效率原则、诚实信用原则、量能课税原则等在内容上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法治国家对征税权力公正、有效行使的基本要求，保障了纳税人和其他程序主体得以参与税收程序过程，并对征税权的行使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它们是税收程序各项价值要求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这就是说，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税收程序法价值追求和目标模式的选择，但又不能与其等同。正如贝利斯教授认为的那样，法律制度的各项价值目标-正义、秩序、自由等-的要求在各个法律部门中均表现为一些“核心原则”，这些“核心原则”为处于该法律部门不同规范层次上的“最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提供了最充分的根据。[6]因为正义、秩序、自由等价值只是一种理想追求，它没有提供人们行为的规则，所以，作为体现其具体要求或最低限度标准的“核心原则”不具有法律规范性，但基本原则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较为抽象的法律规范，它为法律关系主体设定了权利义务和责任，是法律关系主体进行法律行为的准则，也是法院判决的依据。
第二，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对税收征纳活动的进行具有普遍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不同于适用于某一阶段或环节的具体原则。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对税收程序法内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它在税收程序法中生效的领域是全面的，对税收程序活动自始至终具有法律效力，不应局限在程序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环节。具体原则是适用于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的原则，是基本原则在特定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中的体现，例如，职权调查原则要求征税机关应依职权调查证据，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对当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项应一律注意，是依法征税原则在税收检查（调查）阶段适用的具体要求；明确性原则要求征税行为的内容必须明确，以便相对人了解征税行为的理由，或决定是否寻求救济，它是公开原则在决定阶段对征税行为内容的要求；作出决定原则要求征税机关对相对人提出的作出某种行为的请求（例如减免税、事前裁定请求）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它针对的是纳税人等向征税机关提出申请的行为，是征税效率原则和尊重纳税人原则的具体体现。
第三，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虽然有时起到规则同样的法律效力，但它与税收程序具体规则（制度）的作用也不同。一方面，基本原则的内容和要求要由规则加以体现和保障，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使其实施，基本原则将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宣言，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基本原则作为具有统领作用的根本准则，它是税收程序法规范的方向与灵魂，对具体规则的确立乃至修改起着决定性作用，离开了基本原则，税收程序法规范不可能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反，如果一项基本原则被确立、修改或废除，那么它将对税收程序法规则体系产生巨大影响。
（二）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所有税收程序法律规范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精神，它对税收程序立法和税收程序法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或影响。法 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曾说：“我们只有承认法律既包括规则也包括法律原则，才能解释我们对于法律的特别尊敬”。[7]迈克尔？D？贝勒斯说：“职业律师研究法律是为了得知法律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表达着法律，并使他们能够预测法院将作出什么决定和说服法院去做出这样的决定”。[8]因此，研究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有助于发挥它们作为基本准则在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中的功能。
第一，对税收程序立法的指导作用。在税收程序法的内部结构中，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位于税收程序法价值取向、目标模式和具体原则、制度的中介。基本原则应当将其所承载的税收程序法精神和价值目标表达到具体原则、专门制度和规则中去，成为后者的设计标准、评价标准。可见，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对税收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纲领性指导作用，能够保证税收程序法各项制度和内在结构和谐一致，起到协调和整合的功能。此外，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还为制定单行税收程序法律和下一位阶的税收程序立法提供了立法准则。在实质意义上，税收程序法是有关税收程序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在税收程序法典（税收基本法）中确立以后，对制定专门性的税收程序法律以及次级税收程序立法将起到指导作用，可以避免在创制税收程序法律规范中的盲目性，使得各项税收程序制度和税收程序规范性文件成为协调一致的科学体系。
第二，为税收程序法的解释和统一适用提供依据。法律解释是法律实施中的重要环节，为了将抽象的税收程序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复杂多样的税收征纳行为，必须对税收程序法适用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准确的解释。只有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主体正确理解了税收程序规则的立法意图，才能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由于基本原则是税收程序法内在精神和价值目标的体现，它对准确理解和执行税收程序法律规定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助于防止解释和适用中的混乱。
第三，为征纳双方提供行为准则。规范性是基本原则的属性，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为征纳双方的税收程序活动提供了基础性的行为准则。当税收程序法对有关问题缺乏规定时（一定的法律空白是立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税收程序法同样面临着规则的有限性与税收关系的复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征纳主体的行为特别是征税行为应该符合作为具体规则本源的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要求，符合基本原则关于征税权正当行使的最低要求。同时，在征税自由裁量权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征税机关对征税裁量权的滥用，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使其受制于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使征税裁量权的行使不致于超出税收程序法精神和基本原则的调整范围。
第四，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提供审判准则。在税收行政诉讼活动中，法院在对征税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包括对征税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审查。为了实现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行为规范只有同时作为审判规范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而与其他规范相区别。[9]当具体规则缺乏规定时，征税机关的行为应当符合基本原则的要求，而法院在审查时，也应当根据基本原则审查征税机关的程序行为是否合法。
（三）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确立
税收程序法的每一项基本原则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它们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程序原则体系。在这个原则体系中，每一项基本原则是其中一个基本构成要素，并且对于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是不可缺少的。
1.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有关问题的更广阔的考察
关于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内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国内外都没有系统的论述和规定。在税法学上，较多讨论的是适用于整个税法体系的税法基本原则。也就是说，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是内含于税法基本原则之中，这反映了实体与程序共通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较好的揭示，如普遍公认的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就是共同适用于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但对专门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的基本原则，如公开原则、参与原则等则没有受到重视，这一方面反映了税收界和税法界对专门的税收程序活动基本原则的忽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税收程序活动一般适用行政程序法的基本规则，有关的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也就由行政程序法规定（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案也是规定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法源）。这就有必要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进行简单的考察。
国外关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有三种方式，一是间接式，即行政程序法中没有关于基本原则的直接表述，而是通过具体制度予以体现，意大利、德国、美国、瑞士、奥地利、日本等国家采用了此种方式。这些国家行政程序法没有直接规定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等基本原则，但都规定了阅览卷宗、说明理由、听证等制度，体现了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的原则。二是直接式，即在行政程序法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如葡萄牙、韩国、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一编第二章为“一般原则”，规定了11项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谋求公共利益原则及保护公民权益原则、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公正原则及不偏不倚原则、善意原则、行政当局与私人合作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非官僚化原则及效率原则、无偿原则、诉诸司法机关原则。韩国《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信义诚实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透明性原则。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依法行政原则、明确性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自由裁量权公正行使原则。三是非成文法式，即通过判例或法理确定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如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法国的防卫权原则和公开原则等。上述三种方式比较起来，直接规定式较为优越，它有助于避免认识上的分歧；提纲挈领，有利于行政程序法的理解和执行；在具体制度缺乏规定时，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特别是行政机关提供行为规则。实际上，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国家和地区制定行政程序法都比较晚，反映了行政程序法立法技术的发展。在葡萄牙、韩国、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中，由于行政程序法实际上担负着行政法法典化的功能，所以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并不限于程序规则，还包括实体规则，即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行政法基本原则已合为一体，如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等，兼具程序与实体内容。另外，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并不限于公法原则，还包括诚实信用等私法原则。
我国关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观点主要有：（1）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为公正原则、公开原则、听证原则、顺序原则和效率原则；（2）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效率原则；（3）有人提出应区分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和行政程序原则，并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行政民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平原则、行政效率原则和行政公开原则；（4）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5）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不应限于程序原则，并认为税收程序法程序性原则有：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和程序及时原则，实体与程序兼具原则有：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原则等。
实际上，上述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规定的方式也在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上得到了体现。例如，《德国税收通则》中有关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即是采用了间接式，该法第85条规定了依法征税原则，第89条和第122条规定了建议和告知、第91条规定了听证、第119条规定了征税行为的明确性、第121条规定了说明理由、第187条规定了阅览卷宗、第202条规定了调查报告的内容及通知，这些规定体现了程序公开、程序参与原则。而韩国《国税基本法》则在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国税征收的原则，其中第一节为“国税征缴原则”，包括实质课税原则、信义和诚实原则、课税根据确认原则、减免税原则；第二节为“税法适用原则”，包括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原则、禁止溯及课税原则、课税裁量权适当行> 文秘站:企业会计制度原则等。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支配税法全部内容的基本原则可归纳为“税收法律主义”和“税收公平主义”两项；[10]北野弘久除了对租税法律主义进行论述外，还论述了实质课税原则、应能负担原则、诚实信用原则；[11]新井隆一则明确提出了正当程序原则，[12]反映了日本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开始进行细致的探讨。我国台湾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较为系统全面，不仅深入探讨了税法基本原则体系，而且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以使正义原则和法治国家原则在税收活动中得到严格遵循。例如，陈清秀提出了三类税法原则：（1）税法上特殊的正义原则。认为在法治国家或正义国家中，课税不得实现任意的目的，而必须按照正义的原则加以执行。他提出了税法上税捐正义的三个标准：一是正义的税法必须以合乎事理的各项原理或原则为前提，“如果没有原则，则正义即丧失其基础”，但这些原则必须前后一贯的符合正义要求，因为这些原理或原则“如果以数个标准加以衡量即非正当”；二是实质的正义不仅要求单纯的各项原则，更要求合乎事理的各项原则，这就提出了建立完整的税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极端重要性；三是这些合乎事理的各项原则，必须前后一致的加以适用。基于此，他提出了税法上最合乎事理即税法上特殊正义的三项基础原则：量能课税原则、需要原则（功绩原则）和实用性原则。（2）税捐的课征与宪法上的原则。包括税捐法定原则、税捐平等原则、社会国家原则、法治国家原则、生存权的保障与税捐的课征、财产权的保障与税捐的课征。（3）一般税收程序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人性尊严、照顾保护义务。[13]我国大陆学者一般将西方税法基本原则概括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效率原则。[14]
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学者们意见存在分歧，有三原则说（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四原则说（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五原则说（公平原则、效率原则、无偿性财政收入原则、宏观调控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和六原则说（兼顾需要与可能、有利于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原则；调节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促进对外经济交往和对外开放原则；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以法治税原则；税制简化原则）等。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在对税法基本原则问题进行研究时，并没有注意从理论上严格区分“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的界限，这表现在有些学者只论述税法基本原则，并未对其进行分层次的研究。而在对税法原则问题进行概括研究的学者中，虽然将税法原则区分为“基本原则”与“适用原则”两大方面，但对区分的依据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其认识也不统一。[15]不过，我国也有学者将众多的税法基本原则，“统一纳入层次不同的税法原则体系”，对税法基本原则在不同层次上进行了分类研究。该学者提出税法基本原则可进行三种分类：一是按照原则本身是道德取向还是政策取向，分为税法公德性基本原则与税法政策性基本原则，前者包括保障财政收入原则、无偿征收原则、公平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原则；后者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社会政策原则。二是按照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是税收分配关系还是税收征收管理关系，分为税法实体性基本原则和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前者包括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无偿缴纳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和维护国家利益原则；后者包括征税简便原则、税收确实原则、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和税收管辖权原则。三是根据税法调整对象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分为税法实质性基本原则与税法形式基本原则，前者包括税收公正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税收社会政策原则、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原则；后者包括税收法定原则、征税简便原则和税收管辖权原则。[16]
分析我国税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理论研究，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没有对基本原则体系进行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没有区分“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或者其区分的依据不够科学，没有将基本原则与税法价值、目标模式和宗旨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是孤立地就基本原则论基本原则。第二，注重对实体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忽视对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个别学者虽然提出了应区分税法实体性基本原则和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但其所提出的程序性基本原则完全是从提高征税效率的目标上来考虑的，没有包括监督征税权公正行使和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等，更没有将正当法律程序和程序保障原则作为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其所提出的税法程序性基本原则也仅限于纯程序性的，而将本应属于程序与实体共通的基本原则（如征税公平原则、依法征税原则、征税效率原则）完全划归为实体税法基本原则。第三，将税收职能或税收活动的某一阶段原则当作基本原则，如“强化宏观调控原则”和“确保财政收入原则”等应属于税收职能，“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促进对外开放原则”应属于涉外税法原则。
2.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确立
基本原则是税收程序法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是税收程序法内在精神的具体体现，它对整个税收程序的立法、执法、司法和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上述考察，我国在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时，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必须以程序价值和目标模式为“源头”，即基本原则的确立必须要在层次更高的税收程序价值、目标模式中去探寻。程序正义和法治理论是税收程序法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必须处理好税收程序法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的关系。从内容上看，两者具有交叉融合关系，但前者指的是理论前提或理论原点、出发点，又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后者则是指行为准则，是对理论基础的进一步阐发和规范化，也是理论基础的具体表现，因此不能将税收程序的价值追求作为基本原则，以防拔高基本原则的层次。一国税收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也制约着其基本原则体系的构建，有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即会有什么样的基本原则。我国在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时，必须考虑所选择的“权利效率并重模式”这一目标模式的要求。
第二，不能将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与税收实体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相割裂。税收程序虽有相对独立的价值，但它与税收实体法是密不可分的，保证实体税法的正确有效实施是其重要功能和外在价值，两者的基本原则应在统一的税法理论基础上保持和谐、一致，但又不能相互等同或替代。同时，鉴于税收程序法在内容上采用实体与程序并存立法模式的合理和现实选择，税收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不应局限于程序原则，还应包括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
第三，确立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必须重视纳税主体的参与，应将其立于独立的程序主体地位，切实尊重纳税人基本权利，这是现代税收程序法的重要特征。
第四，必须考虑世界范围内税收程序法的发展趋势，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寻求平衡。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既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也应考虑我国加入WTO和法律全球化的新形势，处理好与国际有关制度的接轨问题。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及制度文明交流与优化选择，构造了一国法律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内在机制。而经济因素和税收活动的流动性，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则为一国税收程序法与国际接轨提供了经济动力。因此，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确 立，必须充分考虑世界范围内税收程序法、行政程序法的发展趋势，借鉴它国经验，顺应时代潮流。另外，就形式而言，制定统一的税收程序法（税收基本法）、行政程序法，并在法典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我国也应采用直接规定式，这既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也便于税收程序法的制定、实施和理论研究。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考察，笔者认为，我国税收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原则：
（1）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依法征税原则、征税公平原则、征税效率原则、比例原则（自由裁量权公正行使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
（2）程序性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17]
对于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因其更多是在税法基本原则中阐述，限于篇幅，本文除重点论述程序性原则外，只对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中的比例原则作进一步论述。
二、比例原则：一个程序与实体共通的核心原则
（一）比例原则的渊源、内涵和适用条件
比例原则又叫过度禁止原则，是公法上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它是指公法主体在行使公权力时，要在保护与平衡的意义上，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仔细进行斟酌，尤其是要具体斟酌国家与公民利益在冲突状况下的失衡度，以得到较为合理的结果，防止过分、错误的立法与行政决定。换言之，公权力行使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侵害的方法，即公权力行使的手段与目的间应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德国学者奥托？梅耶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认为，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重要性，即具有“帝王条款”的地位，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18]在现时的德国、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比例原则的运用较为广泛，对其理论研究也十分重视。我国对比例原则的研究并不重视，少数学者在谈及比例原则时，也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合理性原则。因此，研究比例原则的内涵、渊源和适用条件，对于正确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比例原则从其内涵的发源上来看，是合比例性或合度的思想，其源头可上溯到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中关于犯罪与处罚应具有衡平性的规定。由于要求国家行使刑罚权处罚人民时，应取决于人民具体犯罪的严重性而定其刑度，因此可以说是出现权力行使应合度的合比例性思想的雏形。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合比例性思想的发展与正义理念息息相关。“习惯上正义被认为是维护或重建平衡或均衡”，因而，“正义思想在功能与内涵上已覆盖了比例原则所显示的内涵，即通过调节目的手段的关系防止超限度地破坏利益与价值均衡”。[19] 从权力具体运作的形式出发，合比例性思想的正当性基础也可自个案正义的观点来思考。“由于法规范秩序于形成对现实生活之规范过程，无法避免地必然须运用许多抽象性规范以涵纳各种各样的生活事实，并谋求能适应个案中的关系。像这样必然内蕴有抽象规范的法秩序，若欲主张其已充分地考虑并且实际上照顾到正义理念的话，那么必然得肯认以像比例原则思想这样的调节性工具的地位，以便藉此以针对个案而进行微调”。[20]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比例原则最先适用于包括行政处分与强制执行在内的警察法领域中，而后逐渐发展成行政法领域中的普遍适用的原则。因为抽象性的法律规定再严密，也无法完全事无巨细地掌握现实中种种具体的样态，尤其无法详尽地规定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时的具体行为方式及内涵。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为了避免法律规定挂一漏万时，人民的权益反而无法获得充分保护的后果；另一方面，亦不可过分地对于以公益为考量的行政行为予以不必要的掣肘，导致行政权运作上的无效率，所以，立法者势必无法全然以构成要件、法律效果明确的方式为法律规范，而须容许一定程度的以开放式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为内涵的法律规范存在，藉此释放出一定的行为自主性空间予行政机关，以确保权力分立体制下，权力分工的理想能达成。由此，立法者于法律效果的部分视情况而给予行政机关裁量权遂难以避免。同时，鉴于法律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仅能作目的性规定，无法指示执行机关于具体个案中应采取的手段或措施的情形，在依法审判的要求下，法院为了对约束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定把关，当然要有一套可以检控执行机关是否“实质”遵守法律所容忍的对人民自由权限制的范围。这就使得在权力分立体制下，比例原则成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准。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具有实体和程序两种涵义。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行使，不可给予相对人超过行政目的之外的侵害，它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就程序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与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对应关系。
不过，虽然德国是比例原则的最早倡行国，但其《联邦行政程序法》并未明确规定比例原则，而深受其影响的葡萄牙、西班牙及我国台湾地区却给予比例原则较高的关注。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5条规定了适度原则：“行政当局的决定与私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冲突时，仅可在对拟达致的目标系属适当及适度的情况下，损害这些权利或利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7条明确规定了比例原则：“行政行为，应依下列原则为之：一、采取之方法应有助于目的之达成。二、有多种同样能达成目的之方法时，应选择对人民权益损害最少者。三、采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损害不得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显失均衡”。
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法领域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否可将其扩大适用于宪法领域，在德国曾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宪法位阶上的比例原则可能危及法的安定性。然而随着德国联邦法院持续用比例原则作为法律违宪审查的判断标准，学说上的质疑已无法挑战比例原则在宪法场域应用的现实，其依据是根据联邦宪法第22条所确立的法治国家原则推导出来的。我国台湾地区在其“宪法”的第23条中规定了比例原则在宪法上的根据。宪法意义上比例原则的确立，其意义在于，不仅在个案情形上限制人权的法律规定必须有公共利益需要作为前提，而且在立法目的上，如果没有公共利益需要而限制人权，则会产生立法违宪的问题。
从逻辑上说，合比例性的要求无非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要素，根据某些既定且具有恒常性的标准而进行评估后，就其相对关系作一论断的要求。这就是说，国家权力的行使与因此对自由权的侵害或限制间，应具有某种衡平性的要求。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进行内涵的精致化与分化工作，则可得出目的与手段间、各种可选择的手段间、受牺牲的自由权与欲实现的公共福祉间等三种对照性要求。因此，传统行政法上比例原则在内涵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适合性。它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行政措施的采取，必须是适于达成某一法定目的，即所采取的手段对达成目的是有效的。第二，必要性。又叫“最小侵害原则”，它要求行政机关针对同一目的的达成，有多种适合的手段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人民损害最小的手段。第三，合比例性。又叫狭义比例原则，它是针对所欲实现的公共福祉与因此被牺牲的自由权领域两者间的关系而言的。合比例性要求行政机关采取的行政手段所造成的损害，不得与欲达成的行政目的的利益明显失衡。换言之，不能为了小小的公益，使人民忍受很大的损失。
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需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比例原则是作为法院审查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而使用的，因此，存在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空间的有关法律规定是基本前提。二是比例原则一般是在个案中适用的，法院藉由比例原则对行政机关于个案中适用法律的行为加以审查。
（二）比例原则在税收程序法上的适用
税收程序法的任务不仅在于保障实体税法的实施，同时，基于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征税权的行使，与国民和法人的财产权、工作权、人身权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在法治国家原则要求下，必须为纳税人提供以程序正义为核心内容的法 律程序保障。所以，作为公法上的核心原则的比例原则，理应成为税收程序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以使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与人民财产和自由权之间维持合理的关系，防止征税权的滥用及其对人民财产权的侵害。比例原则不仅成为征税机关在行使征税权时应当恪守的基本准则，也是纳税人监督征税权理性行使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更是司法机关对征税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极为有效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里首先需要探讨的一个基本前提问题是，在税收程序活动中，比例原则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加以运用，或者说何种征税行为需要接受比例原则的控制。由于比例原则是在“裁量行政”中适用的原则，因此，只要征税机关行使征税权的行为属于裁量行为，就应当遵守比例原则的要求，这是比例原则在税收程序法上适用的总的要求。那么裁量征税行为的范围有哪些呢？在税收法治和税收法定原则下，征税机关的任务不能以完成税收收入的多少为依凭（国库收入的多少只能算作职责之一），[21]而是应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依法核定税收债权，以实现纳税人间的负担公平，使其市场行为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预。这就是说，比例原则一般不适用于直接以税款的确定、征收行为为内容的羁束征税行为。但是，反复、大量、形式多样的应税事实行为及征纳行为的客观存在，使得裁量征税行为在税收征纳活动中并不少见，这无疑给比例原则的适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概括来讲，应当适用比例原则的征税裁量行为主要有：（1）对征税原因事实的有无及证据证明力如何的认定行为。它们虽属于事实认定问题，不属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范围，但其与纳税人基本权益密切相关。（2）在适用类型化征收和推计课税时，有关应税所得额等课税基础事实关系的判定与调整行为。（3）裁量减免税行为。（4）税收检查行为。征税机关在实施税收检查的时间、措施、范围等方面有裁量决定权，这些检查行为直接涉及到科以税收程序参加人予协力义务。（5）税收处罚行为。征税机关在处罚形式的选择和罚款的幅度上有裁量决定权。（6）税收强制行为。征税机关在选择强制措施的种类、财产的处置方法等方面有决定权。
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比例原则在税收程序法中的适用。
1.征税行为的行使应当具有适合性
在适合性的要求下，目的与手段间须有可联结的关系存在，即征税机关所使用的手段必须能达到所追求的法定目的，所选择的手段对法定目的来说应当是有效的，这一要求突出地体现了依法征税原则的基本内涵。如果一个征税行为违反了这一要求，便丧失了其合法性。例如，在对课税资料进行调查时，与课税原因事实或课税不相干者，不得为之；调查应当在营业处所或办公场所进行，不宜在住所进行调查。
征税行为的适合性是从“目的取向”上来规范征税权力与行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一般来说，在相对清楚的法定目的指导下，征税机关取得一定程度的自行选定适合手段的空间时，只要其所选定的手段能有效达成所欲追求的目的，即属于初步符合了适合性要求。较有疑问的是，司法机关对适合性的要求进行审查时，其重点在何处？根据适合性的要求，对征税行为的审查是针对选择手段所植基的种种事实性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实际上又是对征税机关于个案中所为“预测”的审查。由于所有的预测行为都含有主观价值评断的成份，如果某一事项的发展在发生争议时仍未结束，就容易产生以司法判断者的主观价值取税机关的主观价值的弊病。这很容易使征税权的运作丧失独立与自主性，而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价值判断工作的权力运用只能是完全消极的执行机关，其结果必然是司法机关凌驾且取代了征税机关的角色。因此，在适合性要求下，应当或可以对征税行为实施者的预测进行何种程度的审查，这是一个在理论和立法上需要加以明确的问题。
2.征税行为的行使应当具有必要性
必要性要求征税机关在众多可以达到所追求的目的的手段中，必须选择对纳税人权利侵害最小的一种。换句话说，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能给纳税人造成更小侵害的措施来取代该项措施，因此，必要性又叫最小损害原则或不可替代性。例如，调查征税资料，能依纳税人要求提供时，即无须向金融机构调查资金往来记录。需要注意的是，征税行为的必要性是以列入考虑的各种手段都能符合适合性为前提，亦即这些手段都同样能达到法定目的，但各自所造成的对纳税人权利的侵害程度不同时，才有进一步以必要性的要求进行审查的余地。所谓的“必要”，指的是不可避免的侵害而言，即征税机关只能选择最小、为达目的已无可避免的侵害手段来实施征税权。可见，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是从“法律后果”上来规范征税权力与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的。
3.征税行为的行使应当具有合比例性
合比例性要求一项征税措施虽然为达到征税目的所必要，但如果其实施的结果会给纳税人带来超过征税目的价值的侵害，那么，该项征税权力的行使就违反了比例原则。也即是说，征税机关在行使某项征税权力前，必须将所采取征税措施欲达到目的的国家税收利益与给纳税人造成的后果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证明征税目的重于所侵害的纳税人权利时才能采取；反之，则因该等措施违反比例原则而构成违法。此即所谓以“大炮打小鸟”。[22]若从权利受影响的纳税人角度来观察的话，也可将这一要求视为纳税人“可合理忍受度”：即使是为了保护国家税收利益所为，征税行为也不能逾越纳税人可合理忍受的程度。例如，对纳税人科协力义务应以期待可能性为界，要求执行特殊机密任务的纳税人不顾生命安危，提供相关资料即属违反比例原则；纳税人只有小额欠税，征税机关却禁止其处分巨额的所有多笔不动产，甚至一并限制离境，也属违反比例原则。
合比例性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征税权力与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因此，在合比例性或相称性的要求下，必须要进行法益或利益间的“衡量”工作。而与适合性和必要性的审查相比较，合比例性审查要求是以对立的双方或多方关系存在为前提的，即前者都是针对单一的法益关系作单方面的观察，仅考虑某一针对特定目的所欲采行的措施是否能达到法定目的以及是否对纳税人利益的危害程度最小，并不进行任何法益间的轻重比较工作；后者却是对具体个案中所涉及的对立性利益-所欲侵犯的及所欲保护的法益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评估工作。在具体审查时要分两步进行：首先必须特定出受到征税行为所具体干预或妨碍的纳税人法益，以及藉此所欲追求的国家税收利益，并对此等对立的法益进行一抽象的意义评价工作。例如，纳税人的生命健康、维持生存权的财产等是纳税人最高价值的法益，我国税收征管法即规定了在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时，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实施这些征税强制措施的范围之内。其次，要以这一抽象的评估为基础，于具体案例中厘出各自所受侵害或受影响的强度，并相互比较。因此，在适用相称性要求时，法益间的位阶或优劣顺序如何决定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这关涉到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以便指导衡量活动的进行。但在信奉税收法定主义的理念下，征税机关仍只可能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考虑。
此外，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正在逐步扩大。一方面，它甚至还部分地被运用于私法领域中；[23]另一方面，比例原则的适用也突破了传统的规制性行政行为，而被认为可适用于授益性行政行为。[24]所以，征税机关在实施减免税、退税、税收奖励等授益性征税行为时，也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即如有几种程度不等的行为可予选择，征税机关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选择对纳税人授益最大的征税行为而为之。因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大，应当成为现代税收程序法比例原则的应有内容。
（三）小结
在税收程序中适用比例原则时，首先要考察手段的适合性，再选择对纳税人利益最温和的手段来实现同样可以达到的目标，最后还必须进行利益上的总体斟酌，考察此手段实现的目标价值是否过分高于因实现此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对纳税人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损害价值。在税收法治要求下，这实际上是以法律为中介下的受依法征税要求的征税权与受依法审判要求的司法权间的协调问题。虽然征税权不能主张享有外于法律的自主空间的存在，一般性、抽象性的法律要对实质、具体的征税权的运作进行有效的支配，必须有赖于司法权的把关，但司法权在把关时也必须紧扣法律的规定，非可恣意而为。在这种意义上，税收程序法上的比例原则的重要功能，就在于提供税收司法权得据以主张其对征税行为的审查系依法而为的重要工具。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税收程序活动过程中选择和决定的理性化是程序正义的一个基本要求。而正像税收法定原则在对羁束征税行为审查中的重要性一样，比例原则是对裁 量征税行为进行规制和审查的主要法律手段，是税收程序与实体共通的一项核心原则。它通过考察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尤其是考察征税目标价值的实现不能过分损害纳税人的基本人身财产权利这一方面，来防止超限度地破坏利益与价值的均衡。因此，比例原则能够有效地压缩征税自由裁量权在行使过程中恣意与专横的空间，制约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征税裁量权的行使理性化的重要保障。
三、税收的程序性基本原则
（一）公开原则
1.公开原则的内涵和意义
征税公开原则，是指征税主体在行使征税权时，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应当将与征税权行使有关的事项向纳税人和社会公开。公开原则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过程性。公开原则贯彻于征税权行使的全过程，但在不同阶段，其公开的内容、方式也有所不同。二是有限性。在法律对不公开有规定的情况下，与征税权行使有关的事项可以不列入公开的范围。三是参与性。公开原则本身又是一个纳税人参与征税权行使的过程，它为纳税人参与征税权的行使过程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公开原则是税收程序法的生命和特有原则，是税收程序法区别于税收实体法的根本标志。从公开原则与征税法定原则、征税公平原则、征税效率原则、征税参与原则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征税公开原则在各项原则和具体制度中都有一定的表现，而且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征税公开原则有所要求。征税公开在本质上是通过一种法律程序实现对征税权的制约，对征税公开原则的强调和重视，是现代税收程序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征税公开原则是政治活动民主化在税收程序上的体现，是公民在宪法上知情权的重要内容。所谓知情权也称信息权，是指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有权知道国家机关掌握的情报。日本山口大学平松教授认为“知的权利应该认为是国民个人可以直接向国家要求的基本民权”。[25]行政公开是二战以来现代各国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有关行政公开的法律主要有：《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会议公开法》，其目的一是强化民主政治，二是防止贪污腐化。至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瑞典（最早）、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制定了情报公开法或有关的法律。我国目前还没有对情报公开专门立法，但选举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中已规定有行政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向公众告知有关情报的制度，新税收征管法第7条、第8条也就税收法律法规的宣传、咨询和解答作出了明确规定。但需要强调的是，征税情报公开制度不仅是征税机关的单向公开，即实施机关自行决定公开某些情报内容，更重要的在于纳税人和公众行使“知情权”，主动要求获取某些情报，在该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权依法获得救济。
在税收程序中认真实行公开原则的意义在于：通过征税公开，一是可以实现纳税人的知情权，满足其对税收信息的需要。纳税人作为税收程序活动的主体，应当有权了解征税机关的活动，有关征税的法律法规应当向公众公开，征税机关也有义务向纳税人和社会公众宣传税法，普及纳税知识，解答纳税人的咨询。同时，有关税法、征税档案材料等是十分重要的税收信息，它对纳税人安排经营活动和进行税收筹划的作用越来越大，应当通过公开制度来满足其对税收信息的需要。二是促进对征税的参与，提高征税行为的可接受性。纳税人要真正参与到征税活动中，就必须要充分了解征税机关行使征税权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在现代税收程序中，征税机关任务的完成不能再向过去那样单纯采用命令的方式，而是需要纳税人的合作才能完成。因此，通过实行公开原则，为纳税人参与到征税权行使过程中提供便利条件，就可以提高纳税人和社会对征税权行使状态的可接受程度。三是预防和控制征税权力的滥用。税收程序法是保证征税裁量权公正、合理行使的有效途径，而这正是由于它贯彻了征税公开原则。正如王名扬先生所说：“公开原则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26]在具体的税收程序中，纳税人通过查阅征税机关卷宗，了解征税决定作出的理由，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加强对征税权行使的监督，起到建设开放征税行政的作用。
2.公开原则的例外与税收秘密
征税公开是征税机关的义务，原则上征税机关应当将其掌握的与纳税人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文件资料向公众公开。征税公开不是没有秘密，有时公开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这时公开会受到必要的限制。征税不公开事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征税公开不能以损害国家利益或者他人利益为前提。在此，需要运用利益平衡的方法，即要在征税公开的公共利益与不公开的公共利益及纳税人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在现代税收程序中，应坚持征税事项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不公开的事项必须由法律规定。在某些事项是否公开的问题上，应尽可能减少征税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更不得由其自行决定或者解释。如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44条规定：“行政机关持有及保管之资讯，以公开为原则，限制为例外；其公开及限制，除本法规定者外，另以法律定之”。美国《情报公开法》规定了九项免除公开的文件；日本《关于行政机关保有的情报公开的法律》规定了不公开的情报、部分公开的情报和裁量公开的情报的情形。
就税收程序来说，在确定和执行公开原则时，必须解决好与税收秘密的关系。为了阐明应税事实，正确核定应纳税额，纳税人必须向征税机关申报和提供与纳税有关的各种资料，征税机关和有关机关也通过行使税收检查权来获得有关的课税事实材料，这是有关纳税人在税收征纳程序、救济程序上的开示及协力义务。由于这些征税资料直接关涉到纳税人的人格、财产和经营利益（特别是对违法行为课税时所获得的资料），对它们的公开应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应在法定的情形下才能适用。因之，各国都对税收秘密的保护给予了严格规定，包括税收秘密的对象、允许公开的范围和违反的法律责任。例如，《德国税收通则》设专章规定了税收秘密；日本社团人自由人权协会通过的《纳税人权利宣言》第6条规定了纳税者的个人秘密保护；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33条规定了稽征人员的“绝对保守秘密”义务；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第8条、第13条、第54条、第59条、第87条规定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税收秘密保护问题。税收秘密的保护是宪法上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的一项重要内容。保守税收秘密不仅是征税机关及其他机关的法定义务，[27]而且是纳税人在税收程序中的一项重要的主观公权利。这项权利保护国民的个人资料免受无限制的搜索、储存、使用或传播，此种保障只有在重大的公共利益并在遵守比例原则的情形下，才可能经由法律或基于法律的授权加以限制。税收秘密的保护，首先在于保障私人利益，但公共利益也受到间接保护。因为只有在税收秘密受到保护的情况下，纳税人才愿意提供和开示其所掌握的各种税收资料，从而使税收程序顺利进行。
税收秘密的对象应作广义的解释，即不限于纳税人向征税机关提供的有关确定应纳税额的资料，而且包括征税机关依职权调查所取得的纳税人及第三人的资料。侵害税收秘密的方式，常见的有泄漏、使用或调取储存在电脑中的资料；在现实中，还经 常出现为国家的其他目的，公开或挪用通过税收检查收集的纳税人情报的现象。征税机关保管的纳税人情报，只能严格按照本来的目的保管、使用，不得作不正当的公开或挪用（我国税收征管法第54条规定了税务机关查询存款所获得的资料，不得用于税收以外的用途）。
税收秘密与征税公开在具体适用上存在相互冲突是必然的现象，处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必须运用利益平衡的方法，在征税公开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与税收秘密体现的个人隐私和经营秘密间寻求平衡点。为此，许多国家在税法上就有关税收秘密保护的例外情形即可以公开的税收秘密作出了规定，[28]这些可以公开税收秘密的情形主要有：（1）用于实施税收程序，包括税收确定与征收程序、税收复议程序、税收诉讼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等。（2）税法或其他法律允许。例如，当事人本人申请阅卷；因代扣、代缴税款的需要；公告重大欠税或偷逃税案件；[29]用于统计目的；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用于调查权的行使；司法执行程序中用于满足债权人追偿债权的需要等。（3）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同意。（4）对其公开具有重大公共利益的情形。经过权衡，公共利益较个人隐私更值得保护时，法律可规定对其予以公开。具有高度“属人性”的资料（如婚姻状况、政治信仰），较一般资料应可期待给予更高的保护。在有关税收秘密的公开中，日本税法规定的“申报额开示制度”值得重视。例如，日本所得税法第233条规定，所得税申报额为千万日元以上时，税务署长应当公开该税额。建立申报额公开制度，是意图通过公开高额所得者、高额所得法人的申报额的方式接受纳税者的广泛监督，以此谋求适当的申报纳税制度得以自律地运作。另外，有学者认为，应当规定政治家、高级官僚以及一定规模以上的大企业，不论其申报所得额的多少，都可一律予以公开，其公开的内容还包括申报额以外的其他内情。因为，这些纳税人负有回答社会的责任，他们的资料在性质上已不属于其私事，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公事，公开其税收秘密并不违反税法上的保密义务。[30]
3.公开原则的基本内容
征税公开的基本内容，依据税收程序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31]
（1）事先公开行使征税职权的依据。是指征税主体应当将作为行使征税权的依据，在没有实施征税行为或者作出最终征税决定之前，向纳税人或社会公开，使之知晓。这里征税权的“依据”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如果行使征税权的依据是抽象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必须事先以法定形式向社会公布。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2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任何人服从应当公布但没有公布于《联邦登记》上的任何文件，也不应当使其受到此种文件的不利影响……”。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3款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其二，如果行使征税权的依据是具体的，必须在作出决定前将该依据以法定形式告知相关的征税相对人。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2）事中公开作出征税决定的过程。是指征税主体应当将征税决定的形成过程的有关事项向纳税人和社会公开，但批准程序等不直接涉及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内部程序不属于公开的内容。征税决定作出过程的公开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听取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这是为了听取当事人的申辩意见和接受其提供的证据；二是公开征税信息，征税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及时、迅速地向其提供所需的信息和资料，除非法律有不得公开的禁止性规定。
（3）事后公开征税决定的结论。征税机关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作出有影响的决定后，必须通过适当的方式向其公开决定的内容，以便其行使救济权。如果应当公开的征税决定没有公开，该征税决定就不能产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执行的依据。
4.公开原则支持的税收程序制度
公开原则是税收程序法上最为重要的程序性原则，在很多程序制度上都有所体现。例如，为了使一般性征税职权依据为社会周知，应当建立征税主体所制定的税收规范的公布制度，即需要建立税收咨询服务和税法公告制度；征税主体作出个别性决定之后应当及时送达，以便相对人了解决定内容和便于执行，这需要建立送达制度；为了使征税相对人能及时行使税法上的权利，应当及时告知其享有的权利，以利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需要建立告知制度。正是通过有关税收程序制度的匹配与合作，才使公开原则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在此，本文重点讨论阅览卷宗和说明理由两项支持公开原则的程序制度。
（1）阅览卷宗。是指当事人等通过适当的方式了解征税机关有关资料信息的权利。阅览卷宗是现税民主、公开这一法治精神发展的产物，在各国税收程序法上都有所规定。当事人在税收程序中通过抄写、阅览或复印卷宗和有关材料，有助于对征税机关收集和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作出决定的动机等的了解，从而在“武器平等”的基础上有效地行使陈述申辩权，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事人的阅览卷宗权是一项重要的程序性权利，在不违反税法的特别规定（尤其是税收秘密）的范围内，应当允许其适用。我国《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复议程序中的阅览卷宗制度：“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
阅览卷宗制度的内容主要有：（1）阅览卷宗权的主体。包括纳税人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但他们在申请阅览卷宗时，应以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为限。例如，税收程序可能涉及某项权利或法律义务的成立、废止、变更或确认，则为涉及该关系人的利益。（2）阅览卷宗的对象。凡是与本案税收程序有直接关联，且在征税决定上具有意义的所有卷宗（包括征税机关依职权调阅其他机关或法院的资料，但应取得后者的同意），尤其是同一事件的先前卷宗资料，都属于阅读对象的范围。具体内容包括纳税人的陈述资料及谈话笔录、证人的陈述、查获涉嫌违章的账证资料等。但是，其他类似的案件卷宗资料，只能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才能阅览。（3）阅览卷宗的时间。一般在税收程序开始后或终结后，可申请阅览卷宗。但在税收程序开始前，是否可以阅览，应视情况而定。（4）例外情形。不得阅览的对象主要是涉及到属于税收秘密范围的内容，如第三人的隐私和营业秘密事项、检举人的姓名及检举事项、征税决定作出前的拟稿等内部准备作业文件等。（5）资料记载错误的更正请求权。当事人可以就征税机关收集、保管与其有关的资料记载有错误时，有权举证要求其予以废除、修正，以免造成重复性的侵害。（6）阅览卷宗权的救济。征税相对人与征税机关对某种税收资讯是否可以阅览发生争议时，征税机关不具有争议的最终裁决权，征税相对人有权提起救济程序。例如，美国、葡萄牙等规定，行政机关没有履行向当事人提供资讯的义务的，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命令行政机关提供。
（2）说明理由。是指征税机关在作出对征税相对人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征税决定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其说明作出该征税决定的依据。很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和税收程序法都规定了说明理由制度，例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7条（c）项规定，所有的行政决定都必须附有关于“事实、理由、结论以及相应的依据”的说明，除非“某些理由是不言自明的”。法国《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和改善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法》规定了下列两种行政决定必须说明理由：一是对当事人不利的具体行政处理；二是对一般原则作出的 例外规定的具体决定。《德国税收通则》第121条规定：“以书面作成或以书面确认的行政处分，为其了解而有必要时，应以书面说明理由”。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第39条的规定也涉及到行政处罚行为的说明理由制度。
在英国，说明理由被视为行政正义的一个基本要求。韦德教授认为，给予决定的理由是正常人的正义感所要求的，这是所有对他人行使权力的人一条健康的戒律。[32]一些学者甚至主张，为自己所作的决定说明理由，是普通法上自然正义原则关于程序正义的第三条自然法则。[33]建立说明理由制度的依据和意义在于制约征税权力的滥用，寻求征税合作，为司法审查提供基础。
必须说明的作出征税决定的依据包括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裁量依据，前两者属于征税决定的合法性理由，后者属于征税决定的正当性理由。在说明事实依据时，应遵守禁止主观臆断规则和符合证明逻辑规则；在说明法律依据时，应当遵守全面展示法律规则和法律冲突择上规则；[34]说明裁量依据的理由包括筛选事实和选择法律两个方面，前者应遵守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因果联系规则、疑惑事实从无规则，后者应遵守惯例公理规则、体现政策形势规则、符合公共利益规则。[35]在葡萄牙和我国澳门地区，以口头方式作出的行政决定，如果当事人申请，也应以书面方式向其说明理由。从为当事人提供正当程序保障出发，应当适当扩大税收程序上说明理由的适用范围。同时，依照法律规定对征税决定说明理由，并不违反征税人员的税收保密义务。即使对法定的实行核定纳税或推计课税的情形，也应对实施推计课税的理由、推定额的计算过程及其根据作理由附记，征税机关不能以履行保密义务为由，拒绝在税收争讼中具体阐明实施推计课税处分的推计额算定过程及其根据。[36]
征税决定说明理由主要是为了让当事人了解征税机关的观点，以保护其利益。因此，在征税行为有利于当事人，或者当事人已了解征税决定的理由等情形下，则没有必要强制征税机关说明理由，以提高征税效率。例如，《德国税收通则》第121条第2款规定：“下列之情形无须说明理由：1、征税机关作成准许申请或同意声明的行政处分，且该行政处分未干涉他人之权利者；2、行政处分所指定或涉及之人已知悉，或虽无书面之理由说明，亦得认识征税机关对事实或法律之见解者；3、征税机关作成大量之同种类行政处分，或以自动机器设备作成行政处分，且依个别事件之情形，无须说明理由者；4、法律规定无须说明者；5、一般处分经公告者。”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97条作出了与此相似的规定。
征税机关必须阐明征税决定所依据的理由，这是一项程序性要求。对法定应当说明理由而征税机关没有说明理由，但在事后（必须在复议程序中或至迟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因为只要征税行为仍在税收程序中，征税机关就可以更正征税行为在程序上的瑕疵）补上了必需的理由说明的，其征税行为的效力问题，在日本规定是引起征税行为无效的原因之一，它不能使征税行为从无效回复到有效。[37]但也有的国家和地区将这种行为视为征税主体对征税行为的一种补正，因而它不影响征税行为的效力，如《德国税收通则》第126条、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4条即将其规定为征税行为瑕疵的补正情形之一。基于征税权行使的效率性、税收程序瑕疵可自愈性和法律形式正义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征税机关事后说明了征税行为的理由，应当视为征税行为在程序上的一种瑕疵，这种瑕疵如果在征税相对人提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前已经作了补救，应当不影响征税行为在程序上的合法性。而征税机关所阐明的理由是否正确、合理，主要是实体性问题，可由法院在进行行政诉讼时对其“合理性”予以审查。如果征税机关就征税行为理由所作的说明经复议或诉讼审查是错误的，则应当认定征税行为无效。
5.加强我国征税公开原则的制度建设
征税公开，在我国征税实际部门又叫增加税务工作透明度。征税公开对于增进征纳双方的合作、交流与信赖，防止征税腐败，保证征税公正和提高征税效率都有十分重要意义。我国征税部门也在积极推行公开办税制度，但这仅限于实际部门的工作措施，税收程序法上还未明确规定公开原则。另外，WTO规则明确要求其成员国应当公开执法依据，统一执法程序，设立咨询点以解答有关询问。因此，我国当前亟需加强征税公开制度建设，应着手做好以下工作：
（1）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知情权，实现公民的民主监督权，满足其对日益增长的信息需要。
（2）在税收程序法中明确规定征税公开原则，并就征税依据公告制度、征税决定送达制度、权利告知制度、阅览卷宗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作出具体规定。
（3）制定专门的情报公开法，就情报公开的请求权人、实施机关、情报公开的范围、免除公开的情报、情报公开的程序、救济等作出规定，这里应注意针对税收情报公开的特殊性作出特别规定。
（4）制定隐私权法，注意协调税收情报公开与保护国家秘密、纳税人秘密等的关系。
（二）参与原则
参与原则是指受征税权力运行影响的人有权参与征税权力的运作过程，并对征税决定的形成发挥有效作用。“参与”不同于“参加”或“到场”，它是行为主体一种自主、自愿、有目的的参加，意在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某种结果的形成。参与原则的法律价值是使征税相对人在税收程序中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而不致成为为征税权随意支配的、附属性的客体。同时，参与原则也使得公开原则更有意义；没有参与原则，公开原则充其量只是让征税相对人知晓而已，征税相对人还只是可知而不可为，其民利依然无法真正实现。参与原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上都得到规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参与原则是现代行政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是征税公正的重要保障。在征税机关作出影响纳税人权益的决定时，纳税人只有被尊重为税收程序的主体，享有充分的陈述意见和辩论等参与机会，才可能真正捍卫自己的人格、财产等基本人权，因此，参与行政被有人视为行政程序的“内核”。[38]
参与原则在税收程序法上的适用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作出具体征税决定过程中的参与。征税相对人对一个影响自己权利义务的征税决定，除了享有在事后有通过征税内部监督或法院救济的权利外，更应在事前、事中参与影响其权利的决定的制作过程，有权提出抗辩。在日本，建立以行政相对关系人参加为核心的行政权发动程序，被认为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39]二是在制定征税规则中的参与。制定征税一般规范是征税机关进行税收征管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受一定征税规则影响的征税相对人，对征税机关“是否”及“如何”制定一般规则，如果从一开始就有提议或表示意见的机会，可以使征税机关拟定的规则草案更合理、简明、可行，并对不公平税制进行纠正以及对税收用途发表个人意见。如美国税收规章在被公布前，需要经过公众的评议（尤其表现在提议性的税收规章）。我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都规定了社会公众对征税一般规则制定过程的参与。但是，参与原则的范围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让人们在每一个可能对他们造成重要影响的重要裁决程序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参与进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40]《德国税收通则》第91条、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03条都规定了不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机会的情形。因为，对于须急速作出决定，或事实已明显、限制自由财产权利轻微及已有事后行政救济及依法必须保全或限制离境者的情形，陈述意见程序旷时费事且易走漏风声，于此事前情形下，应可排除适用参与程序要求。[41]
参与原则的内容，集中体现在征税相对人在税收程序上的下列权利：（1）参加税收程序作为当事人。受征税权影响的人，只有作为当事人才能行使有关权利。除了纳税人是当事人外，凡是因税收程序的进行将影响第三人的权利或法律上利益者，征税机关应依职权或依申请，通知其参加为当事人。《德国税收通则》第78条、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23条对此作出了规定。例如，处罚未履行纳税义务的合伙企业或扣缴义务人时，其合伙人或纳税人应有权作为当事人参加税收程序。（2）听证和陈述申辩权。这是受征税权不利影响的人，有权要求征税机关在作出决定前给予提出意见的机会，以便其提供证据、陈述事实、反驳不利的指控，积极为自己的权利抗辩。其中听证 是比较正式的听取意见形式，只有在法定的情形下适用（也可适用于制定征税规则的立法程序）。例如，对减免退税、分期或延期缴纳税款、提供纳税担保、以实物抵缴税款等申请不予批准时，应给予提出意见的机会。为了使当事人在税收程序中有效为自己行使辩护权，向征税机关陈述自己的意见，征税机关必须做到：一是要确保当事人向征税机关提交证据论证其主张，二是要确保当事人在合理的时间前得到通知，并在通知中载明征税机关的论点和根据。需要说明的是，当事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等基本权利可能受到侵害时，参与公权力行使过程，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不仅是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将抵抗对个人基本人权的侵害当作义务来对待，是民主社会中自律的最低要求。“自律与人权的关系成正比例关系。自律的程度越高，人权的实现范围就越宽。”[42]（3）申请救济权。这是通过提起复议、诉讼程序来参与征税行为的权利。通过税收行政诉讼来保障纳税人参与征税行为，是至为重要的救济权利。台湾学者汤宗德认为，缺少司法审查作为后盾的行政程序法，尤如无牙的老虎。司法审查是支持纳税人参与税收程序的最后倚仗所在。对参与权的侵害是一种程序违法行为，例如《德国税收通则》第126条规定，应当听取当事人陈述的征税行为未听取陈述的，属于程序上有瑕疵的征税行为，但可予以补正。所以，应当为参与权受到侵害的人提供请求司法审查的机会。另外，在税收程序中，可以考虑通过培植“利益代表层”，来使广大纳税人更好地参与征税权的行使过程。[43]在此，美国的协商式规则制定法能够给我们一些借鉴。[44]
（三）尊重纳税人原则
个人尊严不受侵犯是一项基本人权。从这一基本人权必然演绎出：人不能成为权力所支配的客体，不能成为权力所要达到目的的手段，所有权力行使的正当目的只能是有利于人的自我发展与完善。个人尊严不受侵犯是人的主体性理论的核心内容。所谓主体性，是指某一个体作为一种道德主体所具有的区别于客体性的本质属性。人的主体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人自身即为目的，不是被支配的客体，也不是他人乃至社会、国家实现某种外在目标的手段；第二，人具有人格尊严，并在与他人交往中具有人格上的平等性和独立性。为了体现人的主体性，新康德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施塔姆勒提出了“正当法律”的四条基本原则：1、决不应当使一个人的意志受制于任何他人的专断权力；2、每一项法律要求都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即承担义务的人仍可以保有其人格尊严；3、不得专断地把法律共同体的成员排除出共同体；4、只有在受法律影响的人可以保有其人格尊严的前提下，法律所授予的控制权力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上述这些被施塔姆勒称之为“尊重和参与的原则”意味着，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被视作是一种目的本身。[45]
基于人性尊严和人的主体性的要求，作为税收程序当事人的纳税人应当立于程序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受征税权支配的客体，征纳双方都是税收程序的主体。因此，尊重纳税人权利原则是各国法律普遍规定的一项税收程序法原则，税收程序法上的很多制度，纳税人享有的很多权利，都与这一基本原则有关。例如，纳税人享有听证和陈述申辩权，征税机关在拟对纳税人作出不利的决定前（如对纳税申报所表示的事实关系和应纳税额作出重大变更时），原则上应事先给予其表示意见的机会；纳税人对征税机关保管、持有的税收资料，有申请阅览卷宗的权利；纳税人有权要求征税机关说明作出征税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和裁量根据；纳税人对涉及个人隐私、经营秘密等情况，有要求征税机关予以保密的权利；征税机关在进行检查、处罚、强制执行等征税行为时，应当向纳税人告知相关情况和其享有的权利，即征税机关在税收程序上，负有照顾保护纳税人的义务，以免因其疏忽或不知而遭受损害。上述这些制度和权利，使纳税人得以参与征税权的行使过程，并有效地影响征税决定的作出，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合法权益，体现了作为程序主体的法律地位。
参考文献：
[1]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2]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3] 刘剑文：《西方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3期。
[4] 张守文著：《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5] 张宇润：《论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位》，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
[6] 转引自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7] [美] 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8] [美] 迈克尔·D·贝勒斯著，张文显等译：《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9] 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10] [日]金子宏著，刘多田等译：《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11] [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以下。
[12] 转引自颜庆章著：《租税法》，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63页。
[13] 参见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35－94页，第389－394页。
[14] 刘剑文：《西方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3期。另外，我国较早介绍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的谢怀栻先生将其概括为：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公平主义、实质课税原则、促进国家政策的实施原则（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张宇润则将其归纳为五大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税收中性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调控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参见张宇润：《论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位》，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15] 张守文教授是从税法原则适用的范围来区分基本原则与适用原则的，前者是指在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包括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后者是在税法的解释、税收征纳等具体适用税法过程中应遵循的准则，包括实质课税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类推适用原则和禁止溯及课税原则（参见张守文著：《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3页）。而张松先生则认为基本原则与适用原则的区分标准在于，前者含有更多的社会原则成份，包括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公平主义和税收合作信赖主义；后者则带有较浓的专门法律原则色彩，包括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新法优于旧法原则、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程序优于实体原则（参见张松著：《税法学概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5页）。
[16] 参见徐孟洲：《论税法原则及其功能》，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徐孟洲主编：《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3页。
[17] 税法实体性原则有：实质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生存权和财产权保障原则）、社会政策原则。
[18] 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9] 范剑虹：《欧盟与德国的比例原则》，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5期。
[20] 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载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62期。
[21] 将 国库收入作为征税机关的任务，是来源于误将私法债权人的思维模式套用到公法债权之中。私法债权人的任务在于争取其个人利益。
[22] 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23] 范剑虹：《欧盟与德国的比例原则》，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5期。
[24] 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简论》，载《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
[25] 转引自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基础理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10页。
[26]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页。
[27] 征税人员承担两项保密义务，一项是普通公务员法规定的保密义务，另一项是税法规定的保密义务。税收秘密是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征税人员的加重之公务义务，是其保守公务秘密的补充及扩张，应优先履行。同时，税法上的保密义务是基于税务行政的调查具有经常性、多面性的特定公务性质特点，比普通行政调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行政对象即纳税者（包括其交易关系方等）的“秘密”，为避免执行公务造成私人利益的损失而规定的保护“特别税法上的个人秘密”义务，因此，与普通公务员法的不同之处在于，税法是通过对征税人员处以重罚来担保其保密义务适用的。参见[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陈敏译：《德国租税通则》1985年版，第33页。
[28] 《德国税收通则》第3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时，可以公开征税机关知悉的有关事项：（1）用以实行税收征纳程序、救济程序、处罚程序；（2）法律明文规定许可公开；（3）当事人同意；（4）特定情形下的税收犯罪以外的刑罚程序；（5）对其公开具有强大的公共利益。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33条规定，税捐稽征人员对于纳税义务人提供之财产、所得、营业及纳税等资料，可用于下列机关及人员：（1）纳税义务人本人或其继承人；（2）纳税义务人授权之人或辩护人；（3）税捐稽征机关；（4）监察机关；（5）受理有关税务诉愿、诉讼机关；（6）依法从事调查税务案件之机关；（7）经财政部核定之机关与人员。另外，税捐稽征机关对其他政府机关为统计目的而供应资料，并不泄漏纳税义务人的姓名或名称者，也可对其公开。我国税收征管法对可以公开的税收秘密的对象未作出规定，这不利于在执行中对纳税人税收秘密提供明确的保护，是我国征管法的一大缺漏。
[29]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
[30] 参见[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299页。
[31] 参见章剑生：《论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公开原则》，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6期。
[32] [英]威廉·韦德著，徐炳等译：《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33] 转引自王锡锌：《行政程序理性原则论要》，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
[34] 法律冲突择上规则，是指当征税主体面对两个以上且又发生效力上冲突的法律规范时，必须选择处于法律效力位阶最上的法律规范作为征税行为的理由。
[35] 参见章剑生：《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36] 参见[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
[37] 参见[日]室井力主编，吴微译：《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以下。
[38] 参见方洁：《参与行政的意义》，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39] 朱芒：《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1期。
[40] 转引自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程序正义-萨默斯“程序价值”理论评析》，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第197页。
[41] 郑俊仁：《行政程序法与税法之相关规定》，载台湾《月旦法学杂志》2001年第5期。
[42] 徐显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4页。
[43] 利益代表层，是指与某些常见的征税行为有利害关涉的个体的代表所形成的组织，它负责向踏入特定税收程序的纳税人提供帮助，并在征税机关制定一般规则时参与其中，以一种集结力量抒发民意，把利益表达渠道真正利用起来。
关键词： 税务稽查；执法；体制；特点
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税收秩序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税务稽查部门作为打击涉税违法犯罪、维护税收秩序的生力军，必须通过严格规范的税务稽查执法，切实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和税收的公平正义，以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一、税务稽查概述
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和其他税法义务情况进行检查和处理的全部活动。它是国家税收职能得以实现的一种手段。税务稽查分为日常稽查、专项稽查、专案稽查等。其基本任务就是依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查处税收违法行为，保障税收收入，维护税收秩序，保证依法纳税的实施。税务稽查体制是税收征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关系。为适应税收制度的改革，明确提出建立申报、、稽查三位一体的税收征管新体制，突出了税务稽查的地位和作用。税务机关的主要力量向税务稽查转移，从此以后，我国省及省以下税务机关一分为二，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大系统，相应的税务稽查机构也一分为二，分为国税稽查和地税稽查。按照 1994年税制改革确定的目标，加快了税收法律法规的建设，逐步形成了税收立法、司法、执法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新机制，并形成法规、征收、稽查、复议、诉讼相互协调制约的新格局。
二、税务稽查法规体系
税务稽查的法规体系是税务稽查执法的基本法律依据，它由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构成。按其职能划分，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是指确定税种的法律，主要规定各税种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目、税率、纳税地点等；目前我国税法规定了5 大类19种税。程序法是指税务管理方面的法规，主要包括税收管理法、纳税程序法、发票管理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税务争议处理法、税务稽查程序法等。在程序法中，税务稽查程序法占重要的地位，它既为税务稽查执法提供标准和规范，又为纳税人提供自身权益的保障。
（一）税务稽查执法依据
1．税务稽查行政执法的一般性规定
税务稽查是行政执法，因此应当遵守行政执法的普遍性的法律规定，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
2．税务稽查行政执法的行业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是税务稽查法规体系的最高层次，是税务稽查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是税务稽查法规体系的第二层次，是税务稽查的主要执法依据。另外与税务稽查有关的法规还有《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规定》、《机关档案工作业务建设规范》等。
根据《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关于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就税收征管层面的主要原则做出了规定。按照《实施办法》，制定和完善了 30多项具体的规章，形成了完善的税务稽查法规体系。这些规章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税务稽查管理制度，另一类是税务稽查执法制度。
税务稽查管理制度包括：税务稽查计划制度、税务稽查考核制度、税务稽查工作报告制度、税收执法责任制度、税务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税务案件监控管理办法、税务稽查经费管理办法、稽查人员等级制度、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税务稽查执法制度包括：违法案件举报工作制度、违法案件查处制度、违法案件协查制度、税务稽查复查制度、税务稽查监督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四分离制度等。
三、税务稽查执法程序与职责
（一）税务稽查执法程序
我国税务稽查执法模式是行政执法，税务稽查程序分为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立案，凡是达到立案标准的案件适用一般程序，其他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包括稽查选案、稽查实施、稽查审理、稽查执行4个部分的内容。并按照“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有效运行。
（二）税务稽查执法工作的职责
税务稽查执法分为日常稽查、专项稽查和专案稽查
，以各税种统查的日常稽查为主，以专项稽查和专案稽查为补充。日常稽查、专项稽查由省（市）局稽查局统一制定和安排，下达给市（县）各稽查局执行。税务局各业务部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或政府的要求，需要对某个税种或税务管理的某一方面提出专项稽查的，应书面提出稽查事项，交稽查局进行统一安排，列入专项稽查计划下达执行。专案稽查主要由各级稽查局承担，主要是各级稽查局受理的举报和上级交办的各种税务稽查。
四、税务稽查执法体制的特点
（一）从立法层面看，税务稽查实体法和程序法分别制定和颁布
税务稽查的法律法规不仅注重实体法，而且更注重程序法。不仅对5大类 19种税作了实体方面的详细规定，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法规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等，而且对税务稽查的程序方面也作了具体的规范，如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征管法》，对税务稽查的执法主体、执法权限、执法人员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义务、案件管辖、各级税务稽查部门的关系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做出了规定。为配合该法的实施，国务院又制定了《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对上述内容又作了更具体更明确的解释。国家税务总局按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制定和完善了30多项有关税务稽查的规章，形成了完整、规范、具体的税务稽查法规体系，使税务稽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税务稽查的权威性、强制性、操作性得到加强。
在税务、工商行政管理、海关、证监会、银监会5个行政执法部门中，只有税务稽查的法律法规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分别制定、分别颁布的，其他行政部门稽查执法依据都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在一部法律法规里面。实体法和程序法分别制定、分别颁布，既有利于使税收实体法保持灵活性，又有利于使税收程序法保持稳定性。
（二）从执法主体看，各级税务稽查局与各级税务局都是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各级税务局是税收行政执法主体，同时各级税务局稽查局也是税收行政执法主体，只是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各级税务局的行政执法内容主要包括：税收登记、发票管理、税款征收、税源控制等方面。各级税务局稽查局的行政执法内容主要是税收检查、案件稽查以及行政处罚等。虽然各级税务局稽查局是各级税务局下属的一个部门，但是法律赋予其独立的执法权，各级税务局稽查局可以独立对外做出行政处罚，受理行政复议，参与行政诉讼等。这是税务稽查体制区别于工商行政管理、海关、证监会、银监会等行政执法部门稽查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三）从执法权限看，税务稽查具有与其工作目标相适应的广泛的行政执法权限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税务稽查有到被调整单位和个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货物存放地、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银行等单位调取有关单据、凭证和资料的权力；有询问被调查单位和个人以及责令其提供资料的权力；有要求被调查单位和个人提供纳税担保的权力；有冻结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存款账户的权力；有扣押、查封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商品、货物及其他资产的权力；有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被调查个人出境的权力；有扣划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在金融机构存款的权力；有依法拍卖、变卖被调查单位和个人的商品、货物及其他资产的权力；有加收税款滞纳金的权力；有对税务违法行为进行追补税款、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的权力；有将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权力。
这些权力是与税务稽查依法查处税收违法行为、保障税收收入、维护税收秩序、保证依法纳税的目标相适应的。在税务、工商行政管理、海关、证监会、银监会等5个行政执法部门中，税务稽查所具有的权力是最为广泛的。只有具有与执法目标相匹配的执法权限，才能使税务稽查具有权威性，成为“有牙的老虎”。
（四）从机构设置看，省级以下的各级税务稽查局实行“垂直领导”，以保证税务稽查的统一性
为维护税法的统一性、执法的一致性，国家税务总局对各级税务机关机构设置作了明确的规定：省级以下税务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地区（市）、县（区）的税务局的机构设置、干部管理、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垂直管理。各级税务局稽查局对外是独立执法部门，对内是各级税务局的下属机构，实行“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它表现在各级税务局稽查局对稽查工作实行归口管理，实行各种税务检查一个渠道布置，各种税务稽查情况、信息、数据一个部门出来，实行税务稽查“事权”的垂直集中管理。
（五）从责权配置看，税务稽查“事权”、“人权”和“财权”真正实现垂直集中管理
没有“人权”和“财权”的保证，税务稽查的“事权”的垂直领导和集中管理很难实行。为此，在“人权”方面，各级税务局稽查局的干部人事管理由省级税务局垂直管理，稽查干部的工作考核与其他税务干部的考
核分开，根据税务稽查工作的特点单独制定考核办法进行考核。稽查人员实行资格制度，取得资格才能承担稽查工作。在“财权”方面，为确保税务稽查办案经费用于稽查办案。从税务稽查工作实际需要出发，从稽查收缴的查补收入和罚款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退稽查经费，专款专用，专户管理。这样既保证了稽查办案经费的需要，又加强了收缴税款和罚款的案件执行力度。有了“人”和“财”的保证，税务稽查的“事”才能顺利开展。
（六）从科技应用程度看，现代科技的应用使税务稽查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
为适应“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的税收征管模式的需要，国家税务总局对税务稽查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高度重视，专门发文要求在全国税务系统推广“税务稽查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覆盖了从选案、立案、计划、调查、审理到执行的税务稽查的全流程，通过这个系统对税务稽查执法实施全流程监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错案的发生，并为稽查工作各环节的考核提供了客观的依据，极大地提高了税务稽查的效率。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榕滨．完善和规范税务稽查执法体系初探［j］ ．税务研究，2006（4）．
［2］何至． 论新形势下我国税务稽查体制的变革取向［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7．
关键词： 税务稽查；执法；体制；特点
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税收秩序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税务稽查部门作为打击涉税违法犯罪、维护税收秩序的生力军，必须通过严格规范的税务稽查执法，切实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和税收的公平正义，以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一、税务稽查概述
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和其他税法义务情况进行检查和处理的全部活动。它是国家税收职能得以实现的一种手段。税务稽查分为日常稽查、专项稽查、专案稽查等。其基本任务就是依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查处税收违法行为，保障税收收入，维护税收秩序，保证依法纳税的实施。税务稽查体制是税收征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关系。为适应税收制度的改革，明确提出建立申报、、稽查三位一体的税收征管新体制，突出了税务稽查的地位和作用。税务机关的主要力量向税务稽查转移，从此以后，我国省及省以下税务机关一分为二，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大系统，相应的税务稽查机构也一分为二，分为国税稽查和地税稽查。按照 1994年税制改革确定的目标，加快了税收法律法规的建设，逐步形成了税收立法、司法、执法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新机制，并形成法规、征收、稽查、复议、诉讼相互协调制约的新格局。
二、税务稽查法规体系
税务稽查的法规体系是税务稽查执法的基本法律依据，它由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构成。按其职能划分，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是指确定税种的法律，主要规定各税种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目、税率、纳税地点等；目前我国税法规定了5 大类19种税。程序法是指税务管理方面的法规，主要包括税收管理法、纳税程序法、发票管理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税务争议处理法、税务稽查程序法等。在程序法中，税务稽查程序法占重要的地位，它既为税务稽查执法提供标准和规范，又为纳税人提供自身权益的保障。
（一）税务稽查执法依据
1．税务稽查行政执法的一般性规定
税务稽查是行政执法，因此应当遵守行政执法的普遍性的法律规定，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
2．税务稽查行政执法的行业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是税务稽查法规体系的最高层次，是税务稽查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是税务稽查法规体系的第二层次，是税务稽查的主要执法依据。另外与税务稽查有关的法规还有《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规定》、《机关档案工作业务建设规范》等。
根据《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关于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就税收征管层面的主要原则做出了规定。按照《实施办法》，制定和完善了 30多项具体的规章，形成了完善的税务稽查法规体系。这些规章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税务稽查管理制度，另一类是税务稽查执法制度。
税务稽查管理制度包括：税务稽查计划制度、税务稽查考核制度、税务稽查工作报告制度、税收执法责任制度、税务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税务案件监控管理办法、税务稽查经费管理办法、稽查人员等级制度、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税务稽查执法制度包括：违法案件举报工作制度、违法案件查处制度、违法案件协查制度、税务稽查复查制度、税务稽查监督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四分离制度等。
三、税务稽查执法程序与职责
（一）税务稽查执法程序
我国税务稽查执法模式是行政执法，税务稽查程序分为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立案，凡是达到立案标准的案件适用一般程序，其他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包括稽查选案、稽查实施、稽查审理、稽查执行4个部分的内容。并按照“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有效运行。
（二）税务稽查执法工作的职责
税务稽查执法分为日常稽查、专项稽查和专案稽查，以各税种统查的日常稽查为主，以专项稽查和专案稽查为补充。日常稽查、专项稽查由省（市
）局稽查局统一制定和安排，下达给市（县）各稽查局执行。税务局各业务部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或政府的要求，需要对某个税种或税务管理的某一方面提出专项稽查的，应书面提出稽查事项，交稽查局进行统一安排，列入专项稽查计划下达执行。专案稽查主要由各级稽查局承担，主要是各级稽查局受理的举报和上级交办的各种税务稽查。
四、税务稽查执法体制的特点
（一）从立法层面看，税务稽查实体法和程序法分别制定和颁布
税务稽查的法律法规不仅注重实体法，而且更注重程序法。不仅对5大类 19种税作了实体方面的详细规定，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法规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等，而且对税务稽查的程序方面也作了具体的规范，如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征管法》，对税务稽查的执法主体、执法权限、执法人员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义务、案件管辖、各级税务稽查部门的关系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做出了规定。为配合该法的实施，国务院又制定了《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对上述内容又作了更具体更明确的解释。国家税务总局按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制定和完善了30多项有关税务稽查的规章，形成了完整、规范、具体的税务稽查法规体系，使税务稽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税务稽查的权威性、强制性、操作性得到加强。
在税务、工商行政管理、海关、证监会、银监会5个行政执法部门中，只有税务稽查的法律法规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分别制定、分别颁布的，其他行政部门稽查执法依据都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在一部法律法规里面。实体法和程序法分别制定、分别颁布，既有利于使税收实体法保持灵活性，又有利于使税收程序法保持稳定性。
（二）从执法主体看，各级税务稽查局与各级税务局都是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各级税务局是税收行政执法主体，同时各级税务局稽查局也是税收行政执法主体，只是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各级税务局的行政执法内容主要包括：税收登记、发票管理、税款征收、税源控制等方面。各级税务局稽查局的行政执法内容主要是税收检查、案件稽查以及行政处罚等。虽然各级税务局稽查局是各级税务局下属的一个部门，但是法律赋予其独立的执法权，各级税务局稽查局可以独立对外做出行政处罚，受理行政复议，参与行政诉讼等。这是税务稽查体制区别于工商行政管理、海关、证监会、银监会等行政执法部门稽查体制的一个显着特点。（三）从执法权限看，税务稽查具有与其工作目标相适应的广泛的行政执法权限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税务稽查有到被调整单位和个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货物存放地、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银行等单位调取有关单据、凭证和资料的权力；有询问被调查单位和个人以及责令其提供资料的权力；有要求被调查单位和个人提供纳税担保的权力；有冻结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存款账户的权力；有扣押、查封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商品、货物及其他资产的权力；有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被调查个人出境的权力；有扣划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在金融机构存款的权力；有依法拍卖、变卖被调查单位和个人的商品、货物及其他资产的权力；有加收税款滞纳金的权力；有对税务违法行为进行追补税款、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的权力；有将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权力。
这些权力是与税务稽查依法查处税收违法行为、保障税收收入、维护税收秩序、保证依法纳税的目标相适应的。在税务、工商行政管理、海关、证监会、银监会等5个行政执法部门中，税务稽查所具有的权力是最为广泛的。只有具有与执法目标相匹配的执法权限，才能使税务稽查具有权威性，成为“有牙的老虎”。
（四）从机构设置看，省级以下的各级税务稽查局实行“垂直领导”，以保证税务稽查的统一性
为维护税法的统一性、执法的一致性，国家税务总局对各级税务机关机构设置作了明确的规定：省级以下税务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地区（市）、县（区）的税务局的机构设置、干部管理、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垂直管理。各级税务局稽查局对外是独立执法部门，对内是各级税务局的下属机构，实行“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它表现在各级税务局稽查局对稽查工作实行归口管理，实行各种税务检查一个渠道布置，各种税务稽查情况、信息、数据一个部门出来，实行税务稽查“事权”的垂直集中管理。
（五）从责权配置看，税务稽查“事权”、“****”和“财权”真正实现垂直集中管理
没有“****”和“财权”的保证，税务稽查的“事权”的垂直领导和集中管理很难实行。为此，在“****”方面，各级税务局稽查局的干部人事管理由省级税务局垂直管理，稽查干部的工作考核与其他税务干部的考核分开，根据税务稽查工作的特点单独制定考核办法进行考核。稽查人员实行资格制度，取得资格才能承担稽查工作
。在“财权”方面，为确保税务稽查办案经费用于稽查办案。从税务稽查工作实际需要出发，从稽查收缴的查补收入和罚款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退稽查经费，专款专用，专户管理。这样既保证了稽查办案经费的需要，又加强了收缴税款和罚款的案件执行力度。有了“人”和“财”的保证，税务稽查的“事”才能顺利开展。
（六）从科技应用程度看，现代科技的应用使税务稽查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
为适应“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的税收征管模式的需要，国家税务总局对税务稽查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高度重视，专门发文要求在全国税务系统推广“税务稽查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覆盖了从选案、立案、计划、调查、审理到执行的税务稽查的全流程，通过这个系统对税务稽查执法实施全流程监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错案的发生，并为稽查工作各环节的考核提供了客观的依据，极大地提高了税务稽查的效率。
主要
［1］李榕滨．完善和规范税务稽查执法体系初探［j］ ．税务研究，2006（4）．
［2］何至． 论新形势下我国税务稽查体制的变革取向［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7．
［3］董文毅．关于规范我国税收执法的若干思考［j］．管理世界，2004（8）．
一、税收法治是“良法”之治
“良法”之治是税收法治的开端或起点，税收法治应当从税收立法开始。判断税法是不是“良法”，有三个标准：税法的宪法和上位法依据，税法规范体系与客观经济规律的统一性，税法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一)税法的统一性
我国按照国家统一的原则，结合因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元二级”的立法体制，“一元”即要求全国立法的统一性，二级立法除民族自治条例和特区条例外，其他地方立法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并具有上位法的立法依据。税法的统一性就是税法的合宪性和合法性。
1．税法立法权的统一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有：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二是国务院及其部委；三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府。这些机关所制定的税收法律规范构成目前中国的税收法律体系。税收立法权的统一要求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和财政、金融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不能制定行政法规，其立法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部委、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制定与执行税法有关的操作性规定。在西方国家由于“三权分立”议会与内阁政府是一种制衡关系，立法归属不仅是权力分立也是利益分立，对宪法的实施关系到议会与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对自己拥有的立法权互不相让。我国在“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不分权，从利益角度，税收立法权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还是由政府行使没有实质性差别。但是，在形式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法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的一级授权，而政府制定税法则属二级授权，即人大接受人民的授权后又将这种权力转授给政府，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对二级授权没有规定。
税收立法权的统一现在已经成为各国议会限制政府征收私人财产的重要机制，从而确立了“税收法定”的原则。凡涉及侵犯公民人身及财产的规范，均应由代表民意的议会来制定，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税收立法惯例。
2．税法制度的统一性。税收法律规范体系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三个层次税收规范性法律文件所构成，虽然《立法法》确立了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的立法原则，但由于我国没有《宪法》监督法和《立法法》在立法监督程序规定上的不完善，即使发生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情况，也缺乏有效的解决途径和救济途径。需要完善现行立法监督制度，加强对税收立法有效监督。
税收立法监督，首先，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是否明确税收立法授权的目的、范围；其次，监督国务院是否严格按照授权的目的、范围行使该项权力，是否存在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行使；第三，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熟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否按《立法法》的规定及时制定法律；第四，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是否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等。目的是消除下位法对上位法违反，保障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合宪性和合法性，法律制度的连贯性和统一性，税收要素的明确性和确定性。
(二)税法的科学性
1．税法科学性是税收“良法”之治的保障。依法立法是对税收立法在法律上的要求，科学性则是对税收立法的质量要求。衡量税法是否科学不仅要看税法规范体系本身是否构成一个严谨有序的逻辑体系，也要看税法立法精神和具体法律规范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能否引导或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维护税法的科学性就是提升税法规范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使税法的执行具有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税法的立法宗旨和税法所确立的原则精神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缺乏科学性的税法不可能是“良法”。
2．加强立法适应性调查是实现税法科学性的基本途径。加强税收立法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趋势的适应性调查，不仅是对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税收部门规章的要求，更是对税收地方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要求。目前全国上下二级立法都比较重视和强调立法的合法性，但对立法的科学性因缺乏统一明确的衡量标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也有可行性调查程序，但由于税收立法的科学性基本表现为税收立法的需求性，因此可行性研究实际上是需求性研究，其结果使制定的法律未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和反映该法律立法的社会现状。尤其是地方二级立法．互相抄袭严重，大多数地方立法大同小异，这有违设置地方立法的初衷，从全国性法律规范来看，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三个层次已涵盖了法的原则性规定和操作性规定的全部内容，是对全国共性问题的立法规范。地方立法必须根据上位法，在维护法律统一性的前提下解决各地的特殊性问题，体现各地立法的差异性。
3．可操作性是税法科学性的重要体现。税收立法“第一，必须较为简单、易懂，能够被公众所领会……第二，……必须具有划分是否遵循或违反这个规则的标准界线，一旦规则遭到破坏，无论政治家或是一般公众都能比较容易地加以辨别。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财政规则必须反映和表达全体公民的价值观，从而使他们信奉规则规定的各项条款，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税法是一种行为规范或行为标准，因此在实体法的内容上应当确定无误、简单易懂和便于遵守执行，在程序法的内容上应当时序清楚、界限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这是税法得以广泛遵守执行，并实现立法宗旨的基本前提。没有程序保障的权利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税法的可操作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税收征收管理程序和纳税人权利保障程序的可操作性。目前，在税法制度上已规定了税收征管程序和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在内的税收违法处罚程序，以及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等权利损害的救济程序，但这些程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可操作性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三)税法的合理性
纳税人依法纳税是为了实现纳税人根本利益或整体利益的需要，是为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纳税人通过履行纳税义务，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公共服务，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是权利义务一致的产物。公共管理成本通过税款的征收由纳税人分摊是应该的，但这种分摊对纳税人应当是公平的、合理的，同时需考虑公共管理的持续性和纳税人的生存和后续发展等个体特殊性。从税收与公共支出的关系看，由于公共权力膨胀导致公共管理机构和公共管理人员的膨胀，从而导致税率的提高，税款征收的增加，这是税法不合理的体现。从纳税人对税赋的承受能力看，税率过高或扣除项目不合理，会影响纳税人的后续投入和长远发展，最终影响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是税法不合理的体现。在统一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不同身份纳税人根据税法承担不同的纳税义务，更是税法不合理的体现。税法缺乏合理性从一定程度上也是缺乏科学性，而要维护税法的合理性就要加强对税法立法的监督。税法的实施是对纳税人财产的无偿征收，因此维护税法的合理性无论对纳税人合理财产权的保护，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对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
二、税收法治的关键是依法执法
税收法定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税法实施必须由法定程序加以保障。换言之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在税收法定原则下，税法不仅规定税务机关的职责权限，而且其作为税法的执行机关必须严格执行税法，不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纳税人不仅承担依法纳税的义务，也依法享受申请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拒绝非法征收和符合相关程序权利。(一)依法执法的基本前提是税收法定
课税要素是税法构成要素中的最基本元素，是确定纳税人纳税义务的必备要件，明确课税要素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必要内容。税收负担应当是事先的、可计算的和可预测的，“一切创设税捐义务的法律规定，就其内容、标的、目的及范围必须确定而使捐税义务人可以预测该税捐负担以及具有计算可行性。”课税要素一般应包括税法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税法的遵守与执行既涉及定性分析也涉及定量分析，课税要素规定不全面或不明确，就无法贯彻税收法定原则，给税收违法行为的认定与处罚带来困难，也使税法的执行缺乏可操作性，造成税务自由裁量的泛滥。贯彻税收法定原则是实现税收法治的需要，它不仅要求税收立法应当体现税收法定，而且要求税法的执行、税法的适用、税法的解释均必须贯彻税收法定原则。
(二)依法执法的重点是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监督
自由裁量权是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权力，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合法例外，在税法不完善的情况下也是对税法执行的一种补充，同时赋予税务机关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也是提高执法效率的需要，是税收合理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在税收法定原则上给予税务机关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但关键是自由裁量权多大才是“必要的”?如何行使才算规范?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否需承担责任?税法应当加以明确规定。
首先，税法应当明确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范围。根据税收法定的原则精神，有关税收的开征、停征，税种的设置，征收对象，纳税项目，税率等与税收负担有关的事项均不属于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范围。其次，应当规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条件和程序。第三，应当规定对自由裁量权行使情况的合法性监督，并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度。目前我国税法给予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且控制不足，税务机关既有征税权又有处罚权，行使还可自由裁量，使税务机关在法律上的强势地位更加显著。
(三)程序合法才能保障税法执行过程的合法
税法是强制性的法律，在课税要素充分满足的前提下，税务机关不仅没有减免税的自由，也没有不征税的自由，必须依照法律的要求和步骤征收税款。“合法性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执行税法既符合实体法也符合程序法，并通过程序公正来保证实体公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了我国的税收征收与管理的程序，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对无效税务行政处罚行为的救济程序，基本实现了立法上的程序公正。不足之处：一方面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对纳税人的权利保障不够，另一方面缺乏对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程序规定，使纳税人和征收机关的地位悬殊，导致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程序的立法规定，未能被纳税人用来作为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的一种选择。
(四)依法执法须由责任制度作保障
“有禁则必有罚则”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才能保障“令必行禁必止”。权力既不能越权滥用，也不能放弃不用，否则都会导致责任的产生。目前我国税法对纳税人违法的责任制度十分完善，但税收违法仍频发，而税务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违法责任制度主要体现在《行政处分条例》和《刑法》中关于失职渎职的通用性规定。纳税人违法究其原因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利益驱动，税收法律制度与财务会计制度不配套、税收指标管理体制不完善，征管不力等。税务机关及其公务员责任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是导致执法违法的根本原因，责任制度是依法执法的保障。
(五)税收指标管理制度与税收法治不符
国税、地税分设后，地方税收入主要满足地方财政的需要，地方政府重视，税务机关按税法规定将依法该收的税收上来，而国税的利益归中央地方共享，由于中央和地方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指标制，国税机关以完成指标任务为目标，并考虑地方利益需要，可能产生“藏税”和“挖税”两种倾响，但无论哪种倾响都是不符合税收法治的。
三、税收法治离不开对税法的普遍遵守
制定税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税法的遵守与执行，实现财政收入和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一)财务会计管理是保障纳税人普遍守法的基础
查账征收是税务征管的基本方法，纳税人的财务会计状况是依法纳税的基础。尽管税务机关有核定税款的权力，但毕竟不能脱离纳税人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情况，否则税务稽查也查不胜查。由于财会体制的改革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步子较快，立法跟进及时，国际化程度高，而税制改革则与政府管理模式的转换相适应，步子较慢，税收法律制度不仅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与财会制度不匹配，导致按会计法制度合法的会计行为可能不符合税法的规定。要改善税法的执法环境，须加强税法与会计法的配套，加强对财务会计的管理，规范财务会计行为。
[关键词] 税收法定；税收法治；税法监督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Statutory Taxation
GONG Hui， PAN Aiping
Abstract： Statutory taxation is the highest principle in adjusting and regularizing subjects of legal relation in taxation law. It is the basic demand for realizing tax collection governed by law in the whole process. There are problem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atutory taxation， including the lack of statutory clause， low legislative level of the taxation system， weak constraint power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in tax collection and the absence of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taxation law. In this connection， taxation legislation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tax law enforcement should be enhanced and the process of law-based tax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advanced in implementing statutory taxation thoroughly and promoting the law-based tax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statutory taxation， tax collection governed by law， supervison of tax law
一、税收法定是税收法治的基本原则与体现
税收法定又称税收法定主义，是指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前提，国家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税收法定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和税务合法性两方面内容，前者要求纳税人、征税对象、课税标准等基本税收要素应由法律规定且必须明确无歧义；后者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征税，不允许随意加征、减征、停征或免征，无法律依据不征税。税收法定主义贯穿税收法治全过程，是调整和规范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最高原则，通过一系列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使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的税收行为纳入现代法治轨道，从而实现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的良性社会秩序，是法治国家基本原则在税收领域的表现与运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从税收法定的内在要求出发，研究当前税收立法、执法及税法监督制约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正确贯彻税收政策，规范税收权力，促进民主与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贯彻税收法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宪法中缺失税收法定条款
宪法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立法的基础。税法作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法，也是以宪法为依据制定的。《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财产所有权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也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是立法机关制定税法的直接法律依据和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尽管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宪法中有一定的依据，但并没有完整、准确地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将税收法定原则写入宪法，为税收立法提供直接依据，我国也应在《宪法》中完善相应条款。
（二）税法体系整体立法层次不高
在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严格意义上的税收法律只有三部：《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其他税法则以全国人大授权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形式存在。大量的行政立法导致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如政策的稳定性较差，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各地区税法执行标准的差异等，影响了税法的权威性与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依法治税的进程，影响了税收法定原则的实现。
（三）税收行政执法约束还需进一步加强
在税收行政执法活动中，仍然存在执法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如未严格按照程序法规定的方式方法、执行步骤、法律手续和执法时限进行征收管理，在税务行政处罚中滥用税收裁量权，税收法律文书不规范，在减免税审批中不能严格执行税法规定，以税务机关的制度汇编代替税法执行等，税务合法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四）税法监督制约机制的欠缺
税法监督，指国家机关、各政党、社会团体、纳税人对税法运行过程包括税收立法和税法实施活动的程序及结果是否合法实施评价和监督。由于现行税法大都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形式制定，政府集立法、执法、监督于一身，在全国人大的监督权、撤销权未有效运用
和司法审查权有限的情况下，引起许多实际问题，税收行政立法缺乏实质性监督。在税收执法中还需进一步完善程序监督机制，对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约束。税收立法民主化进程缓慢，纳税人参与度低，纳税人维权意识及全社会法制环境的欠缺，以及税务机关的强势地位导致税收司法监督难以启动。
三、全面落实税收法定，推进依法治税进程
（一）健全税收立法机制
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统一法制，防止政出多门，提高税法权威性和稳定性。对一些授权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实体税种，时机成熟的，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提升立法层次。推动税收法定入宪，使国家和纳税人处于宪法上的平等地位，实现对税收立法权的约束。制定《税收基本法》，对税收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基本问题进行系统规定，发挥对整个税收法律体系建立的主导作用和各单行税法的统领作用，协调税收立法、执法与司法，实现宪法精神与单行税法的衔接。以严格的立法程序对国家征税权的行使施加合理的约束与规范，确保税法精神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现。
（二）强化税收执法约束
首先，应在立法中对各税种征收的法定程序予以明确规定，相关行政法规应保持一致，解决执行中的歧义问题，既保障税务机关征税权的有效实现，提高征收效率，又要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提高其纳税意识；其次，在执法活动中，也应建立和完善程序机制，促使征税机关和人员严格遵守税收程序法规定，按照法定职权范围，依据法定授权、工作顺序、法定时限进行征收活动，通过公开办税、纳税服务责任制及责任追究制等内部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广泛听取民意，保证程序的公正性，约束税收执法权，提高税务活动的合法性。
（三）完善税法制约机制
人大及其相关法律监督部门应加强对税收行政立法权的审查，在其设立上与宪法、上位法的立法精神与原则相一致，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设定应有条件和必要程序的限制。重视立法听证，吸纳民意。强化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实现对税收执法行为的有效监督。
建立合理、规范、公开的预算体制和科学严密的审计制度，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将法定原则贯穿在税收的收、支、管等不同环节。通过纪检、监察、媒体及社会中介等，对税务机关和各类纳税人的税收法律行为进行监督，促使全社会建立起依法守法，自觉纳税的良好外部环境。
[参 考 文 献]
关键词：税收立法；税收法定主义；税法通则；税收实体法
税收立法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的技术，制定、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税法的活动。如果没有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将失去依据；税收司法也失去标准：税收法律关系将不复存在，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成为空谈；税收作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手段就失去了强有力的、稳定性的保障。
一、税收立法的研究历程概览
(一)税收立法研究的萌芽期(19世纪后半期至1949年)
我国的财政法学、经济法学概念的产生和体系的建立都是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和国际比较，我国对税收立法的关注则更晚。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对西方国家新式税收制度产生关注，尤其是民国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立法体系的建立，税收立法工作也有了相当进展。各种单行税法相继设立。包括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诉讼法的现代税法体系基本成型。截止1948年底，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许多或涉及或专门研究税收法律问题的论文，如《财政立法原理》(吴崇毅，1934)、《中国财政问题与立法》(曹国卿，1947)、《租税论》(晏才杰，1922)和《租税论》(周伯棣，1948)等，这些研究成果多涉及税法学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税收诉讼法等。
(二)税收立法研究的起步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非常重视税收立法工作。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第40条规定了财政税收方面的事项；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农业税条例》，成为建国以后所制定的第一部税收法律。然而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将国有企业纳入财政分配体系，税收制度很不完善，税种单一。覆盖面窄，导致我国税收立法研究工作受当时局限并未广泛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深度较为薄弱，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三)税收立法研究的发展期(1978至今)
改革开放后，我国税收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总体来看，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初步形成了税收法律体系框架，由《个人所得税法》等3部法律、《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约30部行政法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约50多部行政规章等税收规范性文件构成。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税收立法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和国外发达国家的税收法制程度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近期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进展
1978年以后(尤其是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学术界对税收立法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成果多集中于税收立法基本理论、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等方面。
(一)税收立法的基本理论：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也称租税法律主义。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的挖掘是税收立法研究的理论基础。
1.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与实践。税收法定主义的产生与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思想密不可分。从1215年英国签署的《大》奠定了税收法定的思想基础开始，到1789年法国通过了《****和公民权利宣言》中的相关规定。经过500多年的发展，税收法定主义思想成为英、美、法等三国非封建的赋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传播，税收法定主义逐渐为各国所实践。均在宪法性文件中有所体现。如新加坡《宪法》第82条规定“除经法律或根据法律批准者之外，不得由新加坡或为新加坡之用。征收任何国家税和地方税”；比利时《宪法》第110条规定“国家税必须通过立法才能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各国中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践表明税收由****课征向民主课征的转变。税收法定主义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认识基本一致，金子宏(1989)指出，“税法课赋和征收必须基于法律的根据进行。换言之，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①刘剑文(1995)认为，“征税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依法征税和纳税”②。张守文(1996)认为，“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
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刘修文(1999)则提出，“税收法定主义是依法治税。即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不论表述方式如何不同，但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界定都是围绕“有税必有法，无法不成税”⑤这一经典表达展开。
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3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税收法定主义重在解决税法中的实体问题。而非程序保障问题，故而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只应包括实体性内容。即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等。由此来看。学术界对于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基本形成共识。而对于税收程序等问题还存在异议。笔者认为，由于税收程序对征纳双方的利益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税收法定主义应该包括税收程序的基本面；同时税收程序的实际操作性极强。因此。其中具体问题一般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宪法未对税收法定主义作出具体、全面、明确的规定，也有的学者提出，“《宪法》第五十六条既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确认。也是对国家课税权的一种限制。”但是这些观点的分歧都是建立在“宪法中应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同一立场之上，为中国税收立法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推动税收法定主义在宪法中的明确界定作出积极贡献。
(二)税法通则立法的研究现状
综观理论界对税法通则的研究动态，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税法通则的内容构成研究较为深入，但对一些内容本身还存在不少争议。
1.税法通则的名称争议。对于这一部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很多学者对其冠以何名称纷纷献言献策。但目前广泛见于学术着作中的名称有“税收基本法”和“税法通则”两种。如果冠以“税收基本法”的名称，其语义较为通俗明晰。易被大众接受，同时也可以表现出该法的宪法性质。但是有的学者则持否认态度，认为“基本法”是法理上的一种称谓，主要表明其效力上不同于普通法。但是如果命名“税收基本法”则有悖于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立法惯例，与已经出台的税收立法不相衔接㈣
笔者认为。由于“基本法”内涵较广，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如果使用“税收基本法”这一名称。容易造成官方用词混乱。综观我国的法律体系。如果有基本的、主导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通常被冠以“通则”用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因此，对于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可以《税法通则》作为官方命名。既符合我国的法律习惯。又符合国际惯例，并且精炼明确。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选择。国内学者普遍采用比较研究法研究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综观国外税法体系大致可划分为3种模式，即“法典式”，代表国家美国；“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代表国家德国；“分散式”。代表国家中国。目前，我国学术界普遍倾向于选择第二种税法体系模式。对于“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又可划分为“发达式”、“较发达式”和“发展式”3种类型。学术界通过综合分析3种类型的利弊。结合国情。一致认为我国应选择“较发达式”的立法模式更为合适。税法通则的内容确定。(1)税法通则的适用范围。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包括关税在内的名称为“税”的所有收入；还是包含实质为税的各种政府收入。如收费、基金等项目。(2)税法通则的原则。有的学者从法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税法通则的原则应体现税法的基本原则：然而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视角进行论述，认为税法通则应遵循税收的基本原则。(3)与其他法律的关系。由于目前税法通则研究还不够成熟、完善，学术界关于如何界定税法通则与其他法律如宪法、行政法、民法、税收行政法之间关系存在较多争议。(4)纳税****利保障问题。税法通则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彰显民主与法制精神，但是对于如何保障纳税****利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但是对于税法通则中规定纳税****利问题，学者普遍倾向于应提供具体且可操作性的权利，而不是简单、抽象的规定。(5)税权问题。一般来看，立法权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把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中，如果列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立法权又该如何划分这两个问题。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更多的学者、实务工作者倾向于将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并且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一致认为应赋予地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但需加以规范。税法通则的框架和立法步骤。税法通则的立法框架是其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不仅包含有关定位、效力、价值等抽象的立法思想，还包含税法通则立法模式的选择和所涵盖的内容以及内容的逻辑排列顺序等。一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组织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案)讨论第六稿(1997)；二是由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托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牵头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税法通则)
》。对比这两份立法框架。可以反映出税法通则研究中的一些趋同与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对税法通则的定位上：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重于维护税收权力的有效行使，后者侧重于对纳税****利的救济、保护。随着研究的深入，后一种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对税收国际协调与合作问题的探讨。
对于税法通则的立法步骤。学者们认为应分步实施。先全部立法，待时机成熟再将税法通则中最基本内容列入宪法，即先立法后立宪。
(三)税收实体法立法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实体法总体架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当前税制逐渐显现其局限性。我国实体法中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即我国仅有30％左右的税收收入是依据法律来征收，而占据我国税收收入总量超过40％的增值税以及其他税种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征收税款。从税收收入占比角度来看，考虑到法律和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可以说我国并未构建起“依法治税”的大框架。因此，对于增值税的立法问题备受学者们关注。
学术界对于增值税立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看法较为一致，目前对我国增值税立法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其一。从法学角度考察增值税立法所应依循的法律理念与法律价值，并就这种理念与价值在“增值税法”中的适当体现给出了答案051；其二，从税制完善角度考察增值税制的立法，主要围绕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展开。
(四)税收程序法立法问题研究
1.税收程序法的概念。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对税收程序法概念的界定，我国学界多从税法体系角度将税法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认为税收程序法是规定税收征管程序及相关主体程序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集合，与税收实体债务法相对称。在税法体系中居于保障地位。《税收征管法》的改革目标。我国税收程序法是指《税收征收管理法》，(简称《征管法》，1992年通过)及其实施细则。尽管之后十几年间对该法律不断进行修订，但这种“管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并未发生太多变化，相对于纳税管理而言，纳税****益保护严重不足。并产生了很多问题。学者们对税收征管法导致的税收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税收征管法应体现纳税****利。成为维护纳税****益的“税收保障法”。税收程序法的其他附属法律。学者们认为，我国税收程序法仅由一个具有通则性质的税收征管法和一些具体的发票管理办法组成。税收程序法过于单调，对于税务法㈣、纳税****利保护法、税务机构组织法等都还没有出台。税收程序法并未形成一个整体框架，无法为税收提供足够的程序保障。
三、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评述
尽管我国对税收立法问题研究起步较晚，但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中国税收立法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笔者认为。我国税收立法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税收立法问题
从已有中可以看出，尽管对税收立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俯拾皆是。但多从法学视角进行探讨，就“立法”而谈“立法”。由于税收和经济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因此任何一项税收政策都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改变。因此，研究税收立法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来看问题。从一项税收政策立法对经济、社会福利的影响来考察税收立法的重要性，而并非单纯的为“立法”而“研究立法”。如果我们单纯从法理学视角去研究税收立法，很可能导致我国的税法体系在法律层面较为完善，然而税法最重要的核心——税收政策的科学性方面有所欠缺，造成税法体系“有名无实”的怪象。依法治税的内涵不仅包含了“有法可依”，更蕴含了“有良法可依”。因此下一步学界应多从经济学视角探讨税收立法的必要性、科学性等。为税收立法工作提供经济理论保障。
(二)加强税收立法问题的定量分析
[关键词]知情权；纳税人知情权；税务信息公开
导言
知情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公民基本权利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接受和立法承认，纳税人知情权作为宪法意义上公民知情权的具体实现途径和重要方式，也在许多国家行政程序上得以明确。我国《税收征管法》第7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该法第8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
尽管《税收征管法》明确承认纳税人知情权，但此种宣示性规定难以满足民众权利诉求。本文对我国纳税人知情权的讨论主要关注如何通过理论分析与制度借鉴，结合《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政府信息公开管理条例》等有关信息公开的既有规定，提出完善我国《税收征管法》的建议。
一、现行纳税人知情权规定的缺失与不足
在国外，纳税人知情权体现于税收征管诸多具体规定中。与国外立法模式不同的是，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第7条和第8条的原则性规定就基本构成纳税人知情权的基本内容。因此，对我国纳税人知情权制度的分析，应当超越第7条和第8条第1款的简单规定，在税收征管各项法律制度中加以考察。
(一)《税收征管法》第7条和第8条第1款的抽象性规定难以适用
尽管我国《税收征管法》第7条和第8条第1款涉及纳税人知情权，但对“广泛宣传”、“普及”等概念如何界定，宣传的范围和具体程序、法律责任如何承担等问题都缺乏明确规定。此外，除纳税咨询外，税务机关还应提供哪些纳税服务项目，以及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与社会中介机构的纳税服务的界限如何划分等问题也未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作为规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法规，《条例》的出台，肯定会对税务机关公布、宣传税收法律法规具有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国家税务总局已经根据《条例》的规定，制定出台了包括《国家税务总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规程》、《国家税务总局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宣传工作管理暂行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处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流程》、《国家税务总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等规定。因此，《税收征管法》第7条和第8条第1款的完善，应当借鉴国家《条例》和国家税务总局上述相关规定。
(二)税务检查程序中缺乏纳税人知情权保护条款
我国纳税人知情权的不足，在税务检查程序体现得最明显。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对税务检查范围、检查程序、检查结果等关涉纳税人税负承担的重要事项，纳税人却都无法获悉，自然会引发矛盾；又如，根据《税收征管法》第56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如实提供相应资料，不得拒绝或隐瞒。但是，《税收征管法》并无税务检查范围的规定，如果税务检查不具备合法目的，或者与税案调查毫无关系，纳税人此时也无法主张异议，即纳税人无法请求审查税务检查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必要性。再如，根据《税收征管法》第57条规定，纳税人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相关事项，被调查人必须如实提供相应资料或证据。税务机关向第三方调查，直接关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是否应该通知纳税人?是否允许纳税人了解相关情况并对认为不合理的程序或结果提出异议?毕竟税务检查只是征税机关了解纳税人真实税收信息程序，并非刑事侦查，除非有特定例外，行政程序没有必要秘密进行。此外，《税收征管法》第35条规定，纳税人拒绝和不能提供相关账簿，税务机关可以核定税款。对于此种核定结果，纳税人能否提出异议?最后，根据《税收征管法》和《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规定，税务检查结束后，由稽查人员制作《税务处理决定书》，并经批准后即可执行。在此程序中，被检查对象无法知晓稽查人员稽查资料和稽查结论，如纳税人认为税务稽查认定的资料或证据有误，也只能依据第88条的规定，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提供担保，然后才能申请复议，如此复杂的法律程序可以说是对纳税人知情权的直接侵害。
二、税务检查程序中纳税人知情权制度完善的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知情权的保障，除了完善该法第7条和第8条第1款的规定外，还需要在税收检查程序中作相应完善。
(一)对《税收征管法》第7条和第8条的完善思考
1.完善建议及理由
现行《税收征管法》第7条和第8条第1款的原则性规定造成实务上无法适用，同时税务机关提供税务咨询服务与中介组织提供有偿纳税服务的范围无法区分。因此，对于该规定的完善，首先应当消除“广泛宣传”、“普及”、“了解”等外延模糊因而缺乏实用性的词语；其次，税务机关无偿提供的税务咨询服务仅限于相关税收法律法规及解释、政府税收行政工作的程序、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处理程序等。中介组织提供的有偿纳税服务是超过上述范围之外的各项专业化、特定化的服务，如具体税务、纳税申报、税收筹划等事项。最后，国务院《条例》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国家税务总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国家税务总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规程》、《国家税务总局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等制度已经对主动公开的信息目录、信息公开工作规程、信息保密审查、申请公开的条件及申请格式、税收新闻程序和要求等事项，做了比较完备的规定。税务信息的公开，也应当遵守上述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相关立法借鉴
国务院《条例》已经对政府信息公开做出一般性规定，其中包括政府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例如，《条例》第九条规定了政府应当主动公开信息的范围、第十五条规定了主动公开的方式和程序，第二十条规定了政府信息申请公开的程序，第二十一条规定了政府机关对申请信息公开的处理程序。在此基础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系列文件，包括《国家税务总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国家税务总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国家税务总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规程》、《国家税务总局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政府税务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具体规定。《国家税务
总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确立国家税务总局主动公开的税务信息包括：(1)领导简介；(2)机构设置；(3)主要职能；(4)行业概况；(5)工作计划；(6)工作动态；(7)税收政策法规；(8)税收征管制度；(9)办税指南；(10)行政许可规定；(11)非许可审批；(12)税务稽查情况；(13)税收收入统计数据；(14)税务队伍建设情况；(15)人事管理事项；(16)注册税务师管理事项；(17)重大项目；(18)政府采购；(19)其他工作。税务总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途径包括：(1)国家税务总局网站；(2)国家税务总局公报；(3)召开新闻会；(4)其他新闻媒体。除上述税务总局主动公开的税务信息之外，原则上申请人有权申请任何有关涉税政府信息，申请方式包括：互联网申请、书面申请和口头申请。对此申请，税务总局采取以下几种方式答复：(1)属于公开范围的，告知该信息或获取该信息的方式和途径；(2)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告知不予公开的理由；(3)依法不属于本机关公开或者该信息不存在的，及时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公开机关的，告知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4)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正；(5)属于部分公开的政府信息，提供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6)难以确定是否属于公开范围的，说明暂缓公开的理由和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规程》具体详细地规定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程序，包括申请程序、答复程序、保密审查、不予公开的情形、法律责任等。《国家税务总局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则是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的程序性规定，包括审查的重点内容、主要审查形式等。《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规范税收新闻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式、实施程序和要求等。
(二)税务检查程序中纳税人知情权制度的完善思考
1.税务检查程序中纳税人知情权立法现状
我国《税收征管法》赋予税务机关很大的税收检查权，具体表现在：(1)税务机关有权到纳税人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等整个环节的任何现场地点进行调查(第54条)；(2)税务机关发现有危害税款缴纳的情形时，有权采取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第55条)；(3)税务机关对未按照《税务处理决定书》执行的纳税人，有权进行行政处罚或加收滞纳金(《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47、48条)；(4)税务机关有权调阅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任何有关的纳税资料和证明文件以及银行存款，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不得拒绝(第56、57条)；(5)税务机关有义务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第58条)，在做出税务行政处罚时，有义务告知纳税人做出处罚建议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纳税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权利(《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
2.税务检查程序中纳税人知情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税务检查程序中，纳税人除能检查税务机关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外，无法获得更多的税务信息(税务行政处罚程序中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依《行政处罚法》就可以获得)。由此可见，我国纳税人知情权保障制度存在下列严重缺失：
(1)根据《税收征管法》第54至57条的规定，在税务检查过程时，征税机关只要认为有必要，似乎可以检查、调阅纳税人任何生产、经营账簿、资料、单据和信息，纳税人必须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文件，不得拒绝、隐瞒。对于拒绝接受和配合检查的行为，《税收征管法》第70条、第73条，以及《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5条都规定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种规定明显对纳税人不利，税务检查必然对纳税人生产、经营造成诸多不便，此种规定过分强调税务机关公权力行使而置纳税人私权利于不顾。作为税务机关探寻纳税事实及相关证据的程序，应该“有询问检查的必要，而且就此与相对人的私人利益相衡量，在社会通念上相当程度的范围内，应委由税务人员进行合理的选择。但此项选择裁量，应为调查该税捐事实关系所必要，且必须合乎比例，可履行及具有期待可能性。”
(2)根据《税收征管法》第54、55条和国家税务总局《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规定，税务机关进行税务检查之后，制定《税务稽查报告》，对纳税人的违法事实进行认定，并提供处理意见，经审理部门审理后制定《税务处理决定书》(对不需立案查处的一般税收违法案件，税务检查后由稽查人员直接制定《税务稽查报告》)，履行报批手续后，交有关人员执行。如果稽查人员认为被查对象不存在问题，经审理人员审理后确认的，制作《税务稽查结论》并通知被查对象。依据上述程序，除税务机关认为不存在问题的被查对象可以获知《税务稽查结论》内容外，被认为有问题的被查对象最后直接得到《税务处理决定书》，并且必须依照决定书的内容执行。在此过程中，纳税人无知情权、参与权和异议权，此种规定是否合理?此外，针对《税务稽查工作规程》规定的内容，国内有学者认为，《税务处理决定书》实际上既是追缴税款决定书，又是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对象有关告知、陈述、申辩、听证的规定在此过程又如何得到保障?
(3)《税收征管法》第57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权向第三人查询税收缴纳和代扣代缴相关情况，第三人必须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证明材料。从理论上说，当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拒绝或不能提供相关资料时，反向调查第三方以获得纳税人相关资料，应当具有合法性。但是，依据比例原则，为避免对第三人产生不便与困扰，并维护纳税人的利益，应尽可能使第三方不知悉纳税关系。因此，对于第三方做反向调查，除有特别必要的情形外，原则上似乎应该以经由本人调查无法达成调查目的或预期并无结果(无法收集取得充分的资料)时，才能如此。例如纳税义务人本身并不了解该事实关系，而是第三人才了解事实时，应由税务机关向第三人调查。日本税法判例也认为，除认为有特别必要外，一般应先向本人调查，只有在经过本人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料时，才可进行。
不仅如此，税务机关向第三人调查纳税人有关涉税事实，根据既有相关规定，纳税人无权参与，甚至无从知晓相关情况，这明显侵犯纳税人的知情权。美国《联邦税法典》规定了税务机关向第三方获取纳税人有关纳税信息时，必须通知纳税人，纳税人还有权向法院，撤销税务局对第三人的传唤。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税务部门进行反向调查之后，对第三人的陈述，原则上应给当事人表示意见的机会，例如通知当事人阅览、抄录、影印第三人的谈话记录，并表示意见。
(4)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和第三人进行税务调查过程中，被调查对象能否委托律师或其他人参与调查过程?对此，既有法律法规也没有规定。从理论上讲，除非有非常特殊的理由，任何公民都应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即使在刑事调查过程中)，税务检查仅仅作为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税款缴纳相关情况，似乎没有禁止律师或其他人参与的理由与必要。
3.完善建议及理由
(1)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以及第三人接受税务检查时，负有完整而真实地陈
述有关纳税事实并提出相应证据的协力义务，但协力义务的履行，必须是有关纳税重要事实，并合乎比例原则、可以履行及有期待可能性。凡是不必要、不合比例、不可能或无期待可能的协力要求，均违反裁量的法律界限，构成违法的决定。因此我们建议《税收征管法》第54条增加“认为有必要”、“针对特定调查事项”，以此来保证税务检查的重要性(调查资料对事实认定有重要意义)、合理性(对程序设计、调查范围及资料选择等应当合理)、目的性(减少不必要的税务调查)。同时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针对税务检查人员的不当行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
(2)为保护纳税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也为了防止税务检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认定错误，我们建议《税收征管法》应明确规定，税务检查人员应当以书面形式(便于证据保存)告知纳税人调查程序和结果，并赋予纳税人的异议权。同时，税务调查人员有义务应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之要求，对调查过程中运用的会计方法、估值方法及相关认定程序，向对方进行解释、说明。
(3)如果纳税人拒绝提供相关纳税资料，或由于意外遗失、毁损等原因，客观上无法提供相关资料，为保证税款征收的公平性与合法性，《税收征管法》应当规定，税务机关有权向第三方调查相关税务资料和信息。然而，由于对第三人的税务调查直接关涉纳税人税收负担，因此有必要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并赋予纳税人对调查结果的异议权，这在客观也有利于发现真实情况，毕竟纳税人最清楚自己相关经济活动。纳税人如对调查结果提出异议，应当负有举证责任。
(4)税务检查不同于刑事调查，其主要目的在于发现真实的纳税信息，公平纳税。即使在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也有委托律师或第三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因此《税收征管法》应当规定，在税务检查过程中，纳税人有权委托人参与调查过程，以保障纳税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
4.相关立法的借鉴
(1)针对税务检查的比例与目的要求，根据美国《联邦税法典》第7602的规定，税务传唤(类似于我国税务检查)过程中，税务机关要求传唤的资料必须与税款确定或征收相关(relevant)，或者具有重要(material)意义。第7603条规定，税务局要求被传唤人提供资料时，资料范围必须具有合理的确定性(reason―able particularity)，不能指向过于空泛或抽象，使得被传唤人无所适从或负担过重。第7605条还规定，禁止不必要的税务稽查(unnecessary examination)，同时不允许同一纳税年度内的重复检查(second inspection)，除非纳税人主动要求，或者更高级别的税务官员经过调查后，确认再次检查确有必要。我国台湾地区“税收稽征条款”第30条第2款规定：被调查者以调查人员之调查不当时，得要求调查人员之服务机关或上级主管机关为适当之处理。
(2)关于调查对象的异议权，根据美国《联邦税法典》的规定，税务稽查结束后，稽查人员会把税收调整内容告知纳税人，以期得到纳税人的认可，从而以协议的方式结案。如果纳税人同意接受调整，稽查人员会交给纳税人一份稽查报告，说明税收调整的内容和理由，纳税人签署协议结案表(agreement forms)，放弃税收核定限制，税务局就可以核定税收。如果纳税人不接受税收调整，税务局则向纳税人签发一份30日函，同时寄发税收稽查报告(说明税收调整的内容和原因)、协议结案表、相关救济(复议和诉讼)程序的说明。纳税人可以在收到该函30日内向联邦税务局复议部申请复议，如果30日内纳税人没有提出复议，在45天到60天之后，稽查人员会正式确定欠税，并向纳税人寄发欠税通知。
(3)关于向第三人调查时纳税人的知情权。美国《联邦税法典》第7609条规定，在税务稽查程序中，税务局向第三人送达传票，要求其提供证词或材料时，必须在3天内通知被调查的纳税人，并同时告知纳税人相关的程序权利。纳税人在接到通知之日起，有权在20天内向法院，请求撤销税务局对第三人的传唤。即使让第三人在这20天内配合传唤的要求，将材料提供给税务局，税务局在20天届满以前，也不得对材料进行稽查。
日本《所得税法》第234条第1项规定，税务检查对象包括负有纳税义务的人、负有提交支付审查书、源泉征收表等义务的人和与上述第一组有交易关系的第三人银行。实务判决认为，税务检查除认为有特别必要外，一般应先向本人调查，只有在通过本人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料外，才能进行。
(4)关于纳税人请求委托人的权利，根据美国《联邦税法典》第7521条的规定，联邦税务局约见纳税人时，如果纳税人提出，希望在回答问题之前，咨询律师、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保险精算师，以及其他按照美国财政部230号通告，能够在联邦税务局代表纳税人的职业人员，税务局应当终止约见，使纳税人能够获得法律帮助。
日本《税理士法》规定，税理士有权到场参加税务调查程序，至于是否允许税理士以外的第三者到场，则属于担当人员判断的问题。
三、结语
通过上文阐释，我们已经初步描述了税务检查程序中纳税人知情权立法体系。需要指出的是，纳税人的知情权除在税务检查程序完善外，还应在税收核定程序给予规范。对此，国家税务总局2008年3月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已经规定了核定通知送达、核定程序、公示制度等等，《税收征管法》也应吸收既有立法成果，详细设定税收核定程序中纳税人知情权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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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执法风险是指税务人员在整个税收征收管理工作中，对行政相对人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行为给予了不恰当的处罚意见而形成的风险。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程序多环节性，同时，税务行政处罚是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直接剥夺，决定了税务执法成为执法风险的易发多发区。风险形成的原因很多，既有社会环境、法律环境、执法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外部因素，也有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局限、责任心和职业道德水平因素以及执法手段和方法的内部因素。本文尝试对税务行政处罚风险的表现做一些分析，并力图提出防范风险的相应建议。
一、税务行政处罚
税务行政处罚的概念
税务行政处罚是指依法享有行政处罚权的税务机关依照《行政处罚法》以及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等，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尚未构成犯罪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和虽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的某些涉税犯罪行为依法实施的行政制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主要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停止出口退税权。
二、税务行政处罚执法风险分析
税务行政处罚本身是对管理相对人利益的直接剥夺，同时此种处罚手段具有很大的裁量空间，因而容易产生执法风险。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税务行政处罚执法情况总体趋向规范，但同时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执法超越职权
在行政执法中，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结合税务工作实践，税务机关越权执法的主要表现为：一是主体越权，如级别越权，指下级税务行政主体行驶了应当由上级税务行政主体行驶的职权。二是管辖越权，即对管辖范围之外的执法对象进行执法。三是职能越位。以上行为的风险是可能造成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
（二）税收执法程序违法
程序公正是行政公正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手段和保证。如果程序违法，那么行政行为所作出的结论必然违法。税收执法程序违法的主要表现为：一是缺少步骤，即将必需的法定执法步骤予以省略，使行政处罚失效，例如，在对纳税人进行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只下达的处罚通知书，而未按规定对纳税人先进行告知。二是颠倒步骤，虽然执法人员履行了全部规定的执法步骤，但未按规定顺序先后履行，则构成了颠倒步骤的程序违法。三是超过时限，即未按规定的时限或者未在规定时限内行使税收执法权。以上种种程序失范，均会导致行政执法行为的失效。
（三）税收执法依据错误
税收执法依据错误的主要表现为：一是违背合法行政原则要求。在实际税收执法过程中，由于现行税法体系的不健全，不依据法律、法规，只依据规范性文件执行的行为难以避免，由于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层级较低，同时，其法律上的约束力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在行政诉讼中税务机关存在败诉的风险。二是税收执法行为中的法律、法规适用错误。例如虚开发票偷税行为，同时违反发票管理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根据规定，应按偷税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处罚。但在处罚案件时错误定性为未按规定开具发票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进行处罚。三是忽视法律的立、改、废。在税收执法中，引用过时的、已被废止、撤销或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而未引用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必然产生执法风险。
(四)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
现行税收征管法律、法规赋予了税务执法人员相对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执法人员个人素质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以及制度监管的缺位等原因，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情况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一是违反比例法则，即行政处理手段与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性不成比例，具体体现为违反“过罚相当原则”。二是行使自由裁量权理由未加说明。当前，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做出处罚决定不详细陈述理由，即没有对纳税人的违法行为、违法情节、方法和手段、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和陈述申辩内容等进行综合分析和说明，因而处罚结果很难做到科学、客观，也很难让纳税人信服。三是对同一违法事实作出多次处罚。
（五）不重视执法过程中的有效证据收集
证据收集是税务机关查处违法案件的核心任务,特别是涉及到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处理和处罚的,必须掌握充分的证据。如果证据不充分或证据不合法,一旦提起行政诉讼,势必影响税务机关的诉讼实效。实际工作中,税务执法人员在证据收集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轻视证据,认为证据可有可无,过度倚靠经验执法；二是证据搜集不充分或者违背证据的“关联性”要求，所搜集的证据与处理、处罚决定中阐述的违法事实不能形成因果关系；三是收集证据时程序不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回避制度，有的执法人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
三、税务行政处罚执法风险防范
随着法治化、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进程的推进，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势在必行。虽然税务行政处罚执法风险具有客观性特点，但是任何风险都具有可控性，对其的控制和减少是可行的。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方面提供参考：
（一）着力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的执法风险防范意识和执法水平
一是要树立风险防范的意识。意识影响行为，因此，控制风险首要问题就是提高税务人员的风险意识，使其从思想上、观念上深入理解执法风险，了解风险的发展后果和危害性，自觉地在执法过程中控制风险、减少风险。
二是要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关系到执法风险以及风险损失可能性的程度。因此，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是降低税收执法风险的有效手段。除了需要执法人员自身加强学习与实践经验积累外，必须强化税务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不仅要加强税法、财会相关知识的学习，也要重视法律知
识的学习和掌握，才能降低执法程序错误、执法依据不准确的风险，使执法行为更加规范。
（二）加强证据搜集工作，保证证据合法、合理
证据是指经过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并且具有法定形式和来源、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事实，搜集证据时，一定要注意和保证证据搜集的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
一是证据的合法性。要注意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不能非法取证，不能以网站、报刊文章和非法定数据作为依据或证据。要注重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要严格按法定的权限、期限和时限取证，提高证据的质量。要注重资料搜集的合法性，规范取证、制证，如询问笔录、陈述申辩笔录、书证（发票、账簿复印件、台账等）要当事人签字、盖章、压印及具有行政处罚资格的两名执法人员签字等。
二是证据的关联性。证据之间要具有关联性，组合起来形成严密的证据链条。所有证据需经得起逻辑推理，特别是证言中不能出现彼此矛盾或者不同的结论。
三是证据的真实性。证据的真实性是指证据能够客观地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在搜集证据时，既要注意证据形式的真实性也要注意证据内容的真实性。
（三）严格履行税务行政处罚法定程序
有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事实的存在，如果程序不合法，行政处罚仍然无效，所以履行处罚法定程序是减少执法风险的重要因素。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应避免重实体法，轻程序法思想，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程序法的各项程序要求执行。例如，在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选择上，要掌握两种程序的适用条件。《行政处罚法》规定，对个人罚款50元以上，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1000元以上的税务处罚，情节复杂需要调查才能弄清的税务处罚案件，适用一般处罚程序。两个程序不可以混淆滥用。再如听证程序，对个人罚款20__元以上，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10000以上，要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要严格履行听证程序。
（四）保证法律适用准确。
证据确凿和法定程序是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准确规范适用法律条款是行政处罚的重要保障。一是要客观全面分析证据，对案件定性做到准确无误，才能保证法律依据引用准确。二是引用法律条文要规范，不能简写、缩写，更不可以擅自造词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不能写成“征管法”等。三是引用法律条款要具体，能到项、目的不能只到条、款。四是对一些容易造成执法过错的税收法律法规，要及时进行清理和完善。例如对已经失去失效的法律、法规，应定期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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