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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宏观经济后果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宏观经济波动；GDP；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建设一直是我国各项工作的中心，所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的发展由于特殊的国情所致，在建国之后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而这一现象通过套用一些西方经济理论是无法简单解释的。因此，对于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大量涌现。
一、宏观经济波动相关理论
目前对于经济波动概念的理解，很多学者都趋于将经济波动等同于经济周期。其两者之间即有联系又有区别[1]，经济波动是经济增长中扩张与收缩的交替变动现象；经济周期是以工业经济为基础，呈现上下波动的循环现象。经济波动包含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经济波动的表现形式。在理论界两者并没有被严格区分，也可称为“经济周期”或“经济周期波动”。经济波动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
关于经济波动类型的划分，一般按周期长短期限来区分，通常有基钦周期（即小周期）、朱格拉周期（即中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即中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四种类型。根据经济波动的发展情况还可分为古典型周期与增长型周期两类[2]。
二、我国改革开放后宏观经济波动态势
按照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说法，确定一次完整的经济波动，可以从一个波峰（peak）到另一个波峰，也可以从一个波谷（trough）到另一个波谷[3]，按照“谷-谷”法划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六个周期，目前正处于第六个经济波动的收缩期。
周期Ⅰ（1978-1981年）：此时历经4年，从1978年高峰时期的GDP的增长率到1981年谷底时期的5.2%，其波幅为6.5%。其中1979年和1980年为峰后持续增长阶段。
周期Ⅱ（1982-1986年）：此时为5年， 1984年的高峰期为GDP增长率15.2%，是三十年来增长率最高的一年， 1986年谷底期的增长率为8.8%，此波幅为6.4%。这一阶段经济周期的回调期进行的还不够彻底，其在高点处就出现了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回升迹象。
周期Ⅲ（1987-1990年）：此时历经4年， 1987年是高峰期，GDP增长率为11.6%， 1990年为谷底期，增长率为3.8%，是近三十年来增长率幅度最小的一年，这一周期的波幅为7.8%。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周期的1988年和1999年的峰后调整速度非常快，显示出振幅较大且收缩期长于扩张期的态势。
周期Ⅳ（1991-1999年）：此时为9年，高峰时期出现在1992年，GDP增长率为14.2%，谷底时期在1999年，增长率为7.6%，这一周期的波幅为6.6%。这一周期的经济波动时间持续拉长，尤其是收缩期的时间逐渐趋于平缓。从形态上看，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波动有了较多的相似之处。
周期Ⅴ（2000年-2009年）：此时为10年，高峰时期出现在2007年，GDP增长率为14.2%，谷底时期为2009年的增长率9.2%，其波幅为5.0%。这一周期在2007年到2009年的经济增长回落幅度较大，说明受当时的金融危机影响较大。
周期Ⅵ（2010年-至今）：这一时期还结束，目前的峰值时期即为2010年的GDP增长率10.4%，受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影响，迅速在2011年出现下降，截止目前公布的经济数据下降的趋势还将维持。
三、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波动特征归纳
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相当明显，通过以上分析总结如下：
（1）经济波动周期属于增长型周期：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宏观经济波动虽然幅度较大，但都是相对水平的起伏，还没有出现GDP增长率的绝对水平下降，所以我们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波动属于增长型周期。
（2）经济波动次数较频繁，但趋于中周期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波动已经出现了六个周期，约为平均每六年一次。在1990年以前属于小周期波动，在1990年后趋于中周期波动。根据相关的资料，美国二战后平均每次经济波动的持续时间为9.2年，韩国自八十年代以来平均经济波长为7年，印度在1980年以来平均经济波动持续时间为12年。所以，相对比来说，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波动次数总体来说较为频繁。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宏观波动趋于中周期发展。
（3）经济波动幅度较剧烈，但趋于缩小：在改革开放后的前四个经济波动中，第三个周期的振幅就大，达到了7.8%，其余三个周期都保持在6.5%左右。即使是这样，相对于美国经济波幅的2%和日本的3.5%来说，我国的经济波动幅度还是较大的，但在2000年后，这种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
（4）经济波动的上升阶段趋于延长：在这六次的经济波动中，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年份在多于上升的年份，在这三十三年中（除去峰值的5年），有16年GDP增长率趋于上升，下降的只有12年。其中在1999年后有连续8年的GDP经济增长上升的现象，所以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波动的上升阶段趋于延长。
参考文献：
[1]王悦.西方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理论回顾[J].求索，2006（10）：19-20.
[2]李延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硕士论文）.河北工业大学，2004.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世界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给微观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诸多企业出现了财务危机乃至濒临破产。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对我国而言，这次危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具有良好的自然实验属性，虽然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陈武朝（2013）研究发现了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江龙与刘笑松（2011）发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产生影响，石晓军等（2011）则发现了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行为特别是投资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关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其波动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较少涉及其对微观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衰退致使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财政、货币以及产业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进而出现了钢铁、煤炭、水泥、光伏产业、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府干预更是加剧了宏观经济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因此本文从宏观经济周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投资行为作为微观企业行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价值的形成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观层面，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类：格尔根和伦内布格（Goergen and Renneboog，2001）与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尔和希拉里（Biddle and Hilary,2006）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此外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与财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如靳庆鲁等（2012）关注了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申慧慧等（2012）则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投资效率。可见，目前尚未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角度研究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及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表现的差异。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时提供经验借鉴，所以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探究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分别考察产权性质以及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为揭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经济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多元化与行业周期性角度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司受经济周期影响的敏感程度差异，为公司抵抗经济周期性风险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宏微观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互动行为的文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基本规律，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行为，投资效率直接影响公司价值，同时也极易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稳步快速增长。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一度跌至历史低点。为防止宏观经济的衰退，我国政府先后使用宽松的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刺激微观企业行为，这些政策实施对微观企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研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期，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率先复苏，频繁通过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经济，其最终表现为对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陈信元与黄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经济较严重的地区，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经济的建设，因而对企业的干预更为普遍。程仲鸣等（2008）则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先后使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观经济，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以“四万亿”刺激计划，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的周期性波动，集中体现为宏观经济的扩张与衰退的交替更迭。靳庆鲁等（2012）的研究表明，资本逐利规律强调公司未来的投资活动取决于其当前的投资机会，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公司应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当面临差的投资机会时，应减少投资，缩减规模。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当宏观经济由扩张期进入衰退期时，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减少，理性的投资者应该会选择减少投资。然而为防止经济衰退，政府会进行逆周期性干预政策，特别是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在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进行逆周期性行为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其资本逐利规律，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会降低，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综上所述，经济周期性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相对于宏观经济繁荣期，宏观经济衰退期时公司投资对Q值的敏感度会更低，表现为顺周期性
产权性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融资约束与政府干预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 and Fang，1998）指出，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时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产权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类别，这两类公司所受的融资约束差异较大，因此，产权性质可以作为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好的替代变量。同时，包括张莉芳（2012）、古伦和艾恩（Gulen and Ion，2012）、连玉君（2009）等国内外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融资约束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调节变量。林毅夫与李志（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从融资约束程度来看，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在父爱主义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预算制度上的软约束，因此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现为更低的融资约束程度。从政府干预程度来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认为国有股权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从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入手刺激宏观经济时，资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衰退期受约束程度较低。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易受到来自政府非营利目的的干预，从而弱化了其经营的营利性，弱化了资本逐利规律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从而致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低的投资效率。无论从融资约束程度还是从受政府干预程度视角，国有企业均更易表现为投资与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发展较低的地区，至少存在以下差异：第一，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金融中介组织更为发达，金融工具更为多样化，从而为公司规避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其资本市场化程度更高，获取资金的成本也将更加合理。第二，债务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余明桂与潘红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债务融资主要取决于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力较小。第三，受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其受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在宏观经济的衰退期，政府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方面干预银行放松银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观企业投资。根据以上阐述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会通过资金来源、债务治理以及政府干预等多个渠道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资金配置更加无效，债务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预程度更高，因此其会弱化资本逐利规律的作用，进而产生在危机期间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的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考虑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同时为使年度分布更加对称，以避免因样本分布偏差而产生的误差，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虑被解释变量（投资Investment）与解释变量（投资机会TQ）需要错开一期，滞后一期指标均为2005年至2008年数据，因此本文实际样本选择为2005年至2009年期间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剔除数据不全、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最终选择了4945个年度公司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除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Cycle）等哑变量之外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 三 ）变量定义公司规模（Size）、现金流（CFO）、资产负债率（Lev）、风险（?琢return）、行业哑变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见下表（1）。根据该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数?茁3是主要测试变量系数，如果其显著大于0，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反之如果显著小于0，则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
（ 四 ）模型建立 借鉴靳庆鲁等（2012）、陈德球等（2012）的研究设计，使用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资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反之越低。为此我们使用以下模型对研究假设H1、H2及H3进行检验，其模型设定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着i，t
其中Investment为公司投资水平的变量。TQ表示投资机会的托宾q，Cycle为经济周期的变量。考虑2008年为我国宏观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的捕获金融危机深刻影响，本文将2008与2009年定义为经济衰退期，同时为了考虑样本的对称性，避免因样本的分布偏差，将繁荣期定义为2006与2007年。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使用2003-2011年度数据为样本，将2008年之后定义为经济衰退期进行重新回归，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表（2）与表（3）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表。从表（2）看，公司投资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数（0.038），表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整体右偏。经济周期变量（Cycle）均值为0.527，表明处于衰退期的样本数略高。控制变量投资机会（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数（1.198），公司规模均值（21.355）与中位数（21.279）比较接近，呈现正态分布，现金流（CFO）均值（0.051）与中位数（0.050）接近，呈现正态分布，其最小值为-0.216，表明样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现金流小于0，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0.530）与中位数（0.520）基本相当，呈现整体分布，经营风险（?滓（return））同样呈现正态分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从表（3）的结果看，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呈现正相关，而经济衰退与公司投资也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面临衰退时，公司投资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从而直观上可以判断这可能是导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变量之间均没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带来回归产生的误差。
（ 二 ）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本文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第1列经济周期与投资机会交乘项（Cycle*TQ）的系数为-0.008（t值为-1.81），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H1一致，表明相对于经济繁荣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与第3列为分别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检验，发现其系数分别为-0.006（t值为-1.43），-0.003（t值为-0.89），前者达到边际显著，并且其绝对值也明显大于后者，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敏感，从而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效率。表（4）中的第4列则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设置为哑变量与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交叉项进行交乘，其系数为0.002（t值为1.82），显著为正，也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资效率，以上均与研究假设H2相一致。
（ 三 ）相关性分析 表（5）为假设H3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Cycle*TQ系数为-0.009，显著为负，而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Cycle*TQ系数为-0.003，为负但不显著，且前者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负，其结果与研究假设H3一致，表明相对金融程度发展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公司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波动更敏感，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根据陈武朝研究认为，微观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周期性有关系，因此借鉴陈武朝采用上海证?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上证周期行业50和非周期行业100指、沪深300周期行业和非周期性行业指数对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的分类，将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定义为周期性行业，其余行业则定义为非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中，其经济周期对公司投资效率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的第（1）与（2）列，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存在于强周期性行业，而弱周期性行业则影响较小。公司多元化不仅有利于公司规模化生产，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会不会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为此，本文根据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业分布，如果其跨两个及以上的行业进行分布，将该公司定义为多元化公司，反之则定义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与非多元化进行分组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 四 ）稳健性测试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考虑使用固定资产变化率作为投资水平的变量，使用资产报酬率作为投资机会，直接使用GDP增长率与公司投资机会进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数据为样本，以检验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本文的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其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我们索取。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1.该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它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课程本身在教学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宏观经济学》课程一般在大二开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对宏观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以后专业的学习打下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效果如何，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情况。
2.该课程有助于学生理解现实的宏观经济问题。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宏观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发展起来的，是对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更深入的理解现实的经济问题。我国也在实行市场经济，而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同时也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而通过《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理解经济波动的原因有哪些、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有哪些、这些措施对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是怎样影响经济的。
3.该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考研专业课。《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学生的考研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老师教好这门课，学生学好这门课，可以让学生考研增强信心，减轻复习压力，提高考研成功可能性。
二、《宏观经济学》应用性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1.教材过于理论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应用性是应用性教学的基础。目前《宏观经济学》教材分为三类：有英文版、翻译版和国内学者编写的教材，比较流行的是高鸿业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多恩布什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但这些教材都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联系不是很紧密，案例不够本土化。而且，对于不同类型的本科高校，目前也没有相适应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当然也没有专门适合应用技能型高校的《宏观经济学》权威教材。教师也没有明确的教辅材料，全靠授课教师自己搜集，这样授课的应用性程度就参差不齐，教学没有质量保证。
2.教师的应用性教学水平不高。应用技能型本科高校由于以前定位不清，教师缺乏应用性教学的观念。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习惯于理论讲授，习惯于满堂灌，互动式教学不足。而应用技能型本科高校年轻教师基本上毕业于研究型高校，这样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就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接受的是研究型高校的教学，这种影响对他们来说潜移默化，使他们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也不自觉地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这样，教师本身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也不是很清楚，比如我国GDP的核算情况，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此外，对应用技能型本科高校教师的评价还是重科研，比如评职称以及平时的绩效考核科研都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就限制了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应用性教学中。
3.教学内容与实际联系不紧密。《宏观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为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理论讲授过多，过于注重图形推导、计算题的练习，比如IS-LM模型这部分内容就比较理论化，而与实际联系紧密的应用性问题却涉及不多，案例教学不够丰富。由于前后内容联系紧密，环环相扣，如果前面内容没掌握好，就会影响对后面内容的理解，这又要求任课教师不得不注重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比如，如果不理解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由总需求决定，就难以理解表示产品市场均衡的IS曲线;不理解IS曲线，就难以理解由IS-LM模型所推导的暗含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收入决定。这样一方面使学生学习压力大，学习难度大，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感到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学生又认为《宏观经济学》缺乏实用性，致使学习兴趣不高。
4.教学方式单一。《宏观经济学》课程由于教学内容较多，而课时不够多，教师上课还是采用满堂灌的方式，忽视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没有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参与度较低，只是被动地接受老师讲授的内容。师生之间互动不足，难以达到教学相长。
三、改善《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方法
1.选择高质量的应用性教材。教材对教学水平起到很大的影响，目前，针对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学》应用性教材缺乏的现状，教育部应组织教师编写。教育部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制定了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应地，也应组织教师编写出与各类高校相适应的权威教材，以对教学质量起到一个基本保障作用。教育部在组织教师编写适用应用技能型本科院校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时候，要多加入案例，尤其是本土化的案例，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提高教材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并及时更新教材内容，进行教材的再版工作，以增强教材内容的时效性，避免教材内容陈旧。
2.提高教师的应用性教学水平。“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要重视教师在应用性教学中的作用，要加强应用性教学，就要改变对高校教师的评价标准，提高教学在职称评定中的权重，让教师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教学，并通过加强教师培训和增加实践机会来提高教师应用性教学的能力。关于教师培训，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宏观经济学》应用性教学水平高的教师进行公开示范课，组织高校教师通过网络进行学习，这种网络培训既可以降低培训成本，还可以扩大培训范围，又不影响教师的正常工作。另外，要给予高校教师更多地接触实际的机会，可组织讲授《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师到统计局等政府部门去实践一段时间，以了解实际情况，这样讲起课来才能理论联系实际，收放自如，有的放矢。
3.增强教学内容的应用性。要增强教学内容的应用性，就要加强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学生对教学的参与性，加深学生对基本理论的理解，能很好地提高教学效果。案例教学对培养应用性人才尤为必要。具体到《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也十分必要。在进行案例教学时，教师应关注相关报道及经济热点话题，注重収集与《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避免教学内容陈旧，所选案例尽量使用比较新的。比如，在讲“乘数效应”时，通过“破窗经济”的故事让学生有更生动的了解，加深学生的印象。《宏观经济学》在进行案例教学时，要把经济理论和经济热点问题相结合，以案例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在讲到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时，关于货币政策工具，就可以让学生了解一下，我国近些年来法定准备率的调整情况，并向学生介绍调整的经济背景，2007年我国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10次上调法定准备率，是因为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8%，GDP同比增长11.4%，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通过相关内容的介绍，既紧密联系了实际，让学生了解了我国近些年来经济形势的变化，又让学生加深了运用法定准备率工具进行调控的印象，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4.转变教学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教师应转变教学方式，注重教学结合，教学相长，多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提高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性。教师在引入新的教学内容时，可通过一些例子先向学生提出一些问题，启发学生进行讨论。教师在讲授完基本理论之后，可以向学生布置一些与实际联系比较密切的作业，让学生自己查找答案，并让学生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在课堂上进行汇报，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并加深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比如在讲完《宏观经济学》第一章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之后，就让学生分组做一个“某一经济体某一时期的宏观经济状况”的PPT，让学生在下一堂课的时候来做分享，实践中发现有的学生查找数据，做了图表，很好地完成了作业，这对学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又让他们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
关键词：非对称信息；信贷配给；信贷可得性；宏观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4-0005-04
在融资企业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过程中，融资企业借助自身的信息优势，通过“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行为，损害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商业银行的利益。商业银行为维护自身利益，易于发生信贷配给行为。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通过影响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进而影响融资企业及其相关企业的投资，在投资乘数加速效应的相互作用下，会强化宏观经济波动。本文拟分析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探讨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并揭示其在我国实际经济运行中的特殊表现。
一、信贷配给的非对称信息范式分析
1、非对称信息对融资企业贷款行为的影响
在融资企业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过程中，存在非对称信息问题。其中，融资企业是信息优势方，商业银行是信息劣势方。这种非对称信息包括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和事后的非对称信息，前者主要是指融资企业投资项目未来收益的信息，主要包括：融资企业的风险类型、融资企业的质量及投资项目的质量、融资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等因素。后者主要是指融资企业获得资金后，运用资金的信息，主要包括：融资企业违反贷款协议、私下改变资金用途，将其从低风险项目转移到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经营者工作努力程度等。
由于融资企业和商业银行的目标函数不同，在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条件下，融资企业就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损害商业银行的利益。融资企业损害商业银行利益的行为包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行为是在事前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发生的，具体表现为：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贷款时，依据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贷款风险)、预期收益，确定对贷款企业(融资企业)的利息率水平。但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预期收益是其私有信息，商业银行对此并不完全了解。因此，商业银行只能根据所有融资企业还款的平均概率、预期收益，确定对融资企业的利息率，从而使还款概率高于平均水平、预期收益低于平均水平的融资企业(低风险融资企业)退出商业银行贷款的范围。因为，低风险的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和预期收益所决定的收益率低于商业银行的利息率。因此，与商业银行发生贷款关系的就是还款概率低于平均水平、预期收益高于平均水平的融资企业(高风险企业)，从而产生“劣驱良”的现象。而这一点，也会被商业银行预期到，因此，商业银行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优行为就是给融资企业少贷款甚至不贷款，这将导致信贷市场的萎缩甚至消失，这就是信贷活动中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及其后果。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贷款的利息率越高，融资企业发生“逆向选择”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是在事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发生的，具体表现为：一是融资企业获得贷款后，将资金投放于成功概率小，而一旦成功，将获得巨大收益的投资项目，即融资企业从事高风险的投机活动；二是融资企业在有能力偿还商业银行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下，对偿还行为和不偿还行为所带来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最终选择不偿还行为；三是融资企业获取贷款资金后，融资企业的经营者在运营资金的过程中，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采取不负责任、不努力工作的态度，致使贷款资金发生损失。对此，商业银行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优选择就是少发生甚至不发生融出资金的行为，这将导致信贷市场的萎缩甚至消失，这就是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贷款的利息率越高，融资企业发生“道德风险”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在“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优选择，不是提高对融资企业贷款的利息率，而是选择少贷款甚至不贷款。
2、商业银行信贷配给行为的产生
上述分析表明，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商业银行不是仅仅依靠利息率决定对融资企业的贷款，还需要结合融资企业发生“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可能性(即贷款风险)，来确定对融资企业的贷款数量。商业银行确定对融资企业贷款的方式就是信贷配给。信贷配给是指商业银行不是完全依靠利息率机制，而是基于贷款风险和利息率的综合权衡，来实现资金供求的均衡或按照融资企业愿意给出的条件(利息率)，商业银行提供的资金(贷款)少于融资企业资金需求的现象。信贷配给的结果是：(1)在对融资企业信用评级(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一部分融资企业可以获得所需贷款资金，而另一部分融资企业的贷款愿望未予满足，即使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率也不能得到期望的贷款资金。(2)融资企业的资金需求只能得到部分满足。
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发生后，从微观方面看，对商业银行而言，形成了资金闲置，无法实现资金的更大增值；对融资企业而言，资金需求没有得到全部满足。从宏观方面看，不仅形成了资金闲置和资金饥渴并存的格局，不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且还会对宏观经济的波动产生影响。
二、宏观经济波动对信贷配给的影响
1、引起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发生变动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将会恶化，其与商业银行贷款协议的违约概率上升，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上升，商业银行预期利润下降。由于商业银行的预期利润是其资本金的重要来源，因此，将会引起商业银行资本金的下降，通常用资本充足率来衡量。一旦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到某种临界水平，就意味着商业银行的支付能力已不能完全解决其所面对的流动性风险，挤兑现象就会出现。商业银行挤兑现象的发生，不仅会使商业银行破产，而且易于从局部金融风险扩张为系统性风险，影响金融秩序的稳定。
因此，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不仅商业银行自身具有规避破产风险的动机，而且金融监管部门也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出了严格的监管要求，以防止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发生，确保金融秩序的稳定。为了规避破产风险和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惩，商业银行的最优选择就是实行信贷配给，减少贷款额度。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由于融资企业的经营环境趋于好转，其与商业银行贷款协议的违约概率下降，
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下降进而预期利润上升，资本充足率提高，发生挤兑的可能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趋于弱化，贷款额度增加。
2、引起商业银行贷款环境发生变化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商业银行贷款环境就会恶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贷款协议的违约概率普遍上升。二是商业银行与融资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某些老客户资金紧张的同时，一些新融资企业出现了。大多数融资企业申请贷款已不再是为了扩张投资，而是为了生存。相比之下，商业银行对老客户的了解程度要远远大于在新环境下对新客户的了解程度。这种非对称信息的差异，必然使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增大。三是喜爱风险的融资企业申请贷款的比例上升，或者说，贷款申请人的质量在下降。融资企业对待风险的态度，与其自有资本的水平相关。假定融资企业的破产风险不变，融资企业的自有资本必然存在一个临界水平：高于这个临界水平，融资企业破产的成本高，融资企业是一个风险规避者；反之，低于这个临界水平，融资企业破产的成本低，融资企业是一个风险喜爱者。
这样，当宏观经济进人衰退阶段，绩优的融资企业与绩差的融资企业相比，其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较小，自有资本下降的程度较小，自有资本高于临界水平，绩优的融资企业是一个风险规避者。与此相反，绩差的融资企业则更多地表现为风险喜爱者，而且宏观经济衰退会使绩差的融资企业比例上升。
由于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绩差的融资企业就更有积极性向商业银行贷款，产生“劣驱良”的现象，即绩优的融资企业(风险规避者)会减少贷款申请；绩差的融资企业(风险喜爱者)则会增加其贷款申请。因此，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融资企业中绩差企业的比例越来越高。同时，绩差的融资企业过低的自有资本比例更易于引诱其从事风险更大的活动。这表明，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了，加大了商业银行向融资企业贷款的风险。商业银行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最优选择就是进行信贷配给，减少贷款额度。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商业银行贷款环境会好转，信贷配给行为会弱化，贷款额度会扩大。
三、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1、信贷配给导致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
上述分析表明，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时期，一方面会使商业银行的自由资本减少，资本充足率下降，商业银行的破产风险增加，导致其边际破产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恶化，导致信贷风险上升，商业银行预期利润率下降。这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商业银行发生信贷配给行为，融资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加大，即信贷可得性降低。信贷可得性降低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融资企业的投资水平。由于融资企业的投资水平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有着乘数效应，这将会使宏观经济的衰退进一步恶化，并使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下降。
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的间接影响表现在企业间的联系上。融资企业本身也像一个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向自己的消费者与供应商提供信贷。当融资企业所得贷款减少时，它不仅要减少在机器设备上的投资，而且维护老客户、发展新客户的投资也要减少。因此，一家商业银行减少对某一个融资企业的贷款，将会对整个经济的信贷可得性产生一种扩散效应。由于融资企业改变自身的财产分布结构不仅要花费资金，而且要花费时间，对未来信贷可得性减少的预期，会促使它们试图增加流动资本比重，削减库存与投资。此外，降低信贷可得性还会促使融资企业的贷款成本上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削弱融资企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产出水平，从而减少了对与之相关的企业的产品需求，致使其他企业的产出水平和投资水平下降，并形成企业间的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可见，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的间接影响是其他企业的投资水平降低，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有着乘数效应，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的衰退，这将进一步使信贷的可得性下降。
2、信贷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加速器
综上所述，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商业银行会发生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行为，这将导致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下降。进而导致融资企业及其相关企业的投资下降，在投资乘数加速效应的相互作用下，进一步加大宏观经济的衰退程度。与此相反，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高涨)阶段，商业银行弱化信贷配给行为，这将导致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上升，进而引起融资企业及其相关企业的投资上升，在投资乘数加速效应的作用下，其结果是宏观经济不断繁荣。这说明，信贷配给在宏观经济处于衰退阶段时，会强化经济衰退；在宏观经济处于繁荣阶段时，会强化经济繁荣。由此可见，信贷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加速器。
四、信贷配给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1、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特征
上述所分析的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其前提条件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率是市场化形成的，利息率对融资企业的筛选机制是有效的。但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息率水平，只能在中央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有限浮动，不能对利息率相机自由调整，导致利息率的筛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且利息率低于市场化形成的均衡利息率，使信贷市场产生了贷款供给小于贷款需求的格局，大量民间借贷的存在就是证明。同时，商业银行的利益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商业银行对贷款对象(融资企业)的选择不能完全依据融资企业的项目质量来确定。因此，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表现为关系型信贷配给。
关系型信贷配给是指，商业银行对贷款对象(融资企业)的选择，不只是从融资企业的项目质量和贷款获取的预期利润着眼，也需要从商业银行与融资企业的关系、上级领导的非生产性旨意、甚至“灰色收入”等非常渠道着眼。关系型信贷配给的存在，易于使商业银行对贷款对象(融资企业)挑三拣四，相机抉择行事，利用信贷配给权力寻租。商业银行信贷配给权力一定程度的滥用，常常增加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低风险、高质量的融资企业被逐出信贷市场，高风险、低质量的融资企业充斥信贷市场，贷款的平均质量下降。同时，信贷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融资企业和商业银行的生产性利润随之下降，引起“道德风险”行为，即还款拖欠率上升、贷款的风险程度上升。
2、关系型信贷配给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当宏观经济呈现衰退状态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呈现关系型特征，将会继续向一些融资企业发放贷款，促使投资下降速度减慢，在投资乘数加速效应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导致宏观经济不至于迅速下滑到谷底，有效延缓宏观经济衰退，推动宏观经济复苏，扩大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当宏观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时，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方向是紧缩经济，要求减少对融资企业的贷款，同时，未来经济形势也将会加大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理应配合宏观经济政策，强化信贷配给。但在关系型信贷配给条件下，商业银行可能会从照顾关系和寻租的角度考虑，采取与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方向相反的行为，继续对一些融资企业发放贷款，促进其投资，在投资乘数加速效应的相互作用下，将会积极推高经济，延长经济繁荣的时间。
上述分析说明，虽然宏观经济波动呈现不同的方向，但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关系型信贷配给行为对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较小，从而在衰退时抑制宏观经济进一步衰退，推高经济继续繁荣，相应发挥强化和削弱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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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穆争社，中国企业融资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123-136
[4]姚海鑫经济政策的博弈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95
关键词：案例教学 宏观经济学 案例资源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即对经济运行的整体，包括整个社会的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就业水平进行分析。自1936 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来，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两个主要议题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宏观经济学的规律主要隐藏在大量的数据之中，很多原理经过高度浓缩和抽象，内容晦涩难懂，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把其庞大的体系和复杂的内容通俗化，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是该课程教学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认为，案例教学法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学生缺乏兴趣、知识难度大、内容枯燥乏味是公认的事实。问卷调查显示，对于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和实用性，58%的学生认为理论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学生对教师讲解的范围和大纲的要求，就是尽量缩小范围，挑实用的讲，讲解透彻。在学习经济学的态度方面，54% 的人认为是在应付考试，18%的人认为学习经济学是一场噩梦。对学生喜欢听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41% 的学生不喜欢听，认为太理论化，枯燥。
三、案例教学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作用
1.何谓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是指在老师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提供的客观事实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作出判断和决策，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启发式教学方法。
2.案例教学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作用
宏观经济学的枯燥难懂给学生的学习和理解带来较大的困难，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媒介。鉴于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可以使学生在大学的初级阶段对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有利于他们在整个大学期间经济学相关课程的学习。另外，它有助于学生理解经济学理论。案例教学法生动形象，从案例的分析中导出一般原理和理论，易懂好记，学到的东西能真正被学生所掌握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得以运用。例如，在介绍GDP的概念时，拿同学们身上穿的衬衫来举例子，并引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概念，在讲述GDP作为衡量国民收入的主要指标而存在的局限性时，可以与对地方政府官员业绩考核标准联系起来，让学生思考是任由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短期经济增长，还是计算绿色GDP,从而让学生产生深刻的感性认识。
3.宏观经济学应用案例教学的优势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解释、概括和预测经济现象的理论学科，在很多方面具有案例教学的条件。首先，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是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是解释和预测经济实践的理论，其理论的成长和创新都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联系得非常紧密，案例在经济学中具有广泛的基础。其次，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的可以选择的案例，这就为案例教学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最后，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在很多方面表现为逻辑推导、图表、公式及其数学证明等内容，比较抽象，而经济案例可以把抽象的理论和具体实践联系起来，有利于学生对经济学原理的学习和运用。
四、案例教学在宏观经济学教中的实施
1.综合运用多种案例教学形式
（1）讲解式（课堂穿插案例）。讲解式讲授案例侧重于讲述与解释方式呈现案例，用于说明和论证经济学原理与规律。教师在讲解某一章节基本原理过程中，可以使用各种案例作为理论的一部分穿插其中，使学生通过案例理解基本理论问题。讲解式讲授的案例主要是针对知识点，能起到加强学生理解知识点的作用。
(2)讨论式（章节总结时分析案例）。讨论式即是由教师提供案例，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各抒己见，从而拟定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讨论式的案例教学，教师可以在某章或某一问题系统讲授后，抛出一个或几个案例，在课前以书面形式将案例素材交给学生阅读并准备，再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讨论式教学可以促使学生在宽松、自主的状态下，进行独立思考，积极参与交流和讨论。
(3)辩论式（综合运用案例）。在案例教学中，采用专题辩论的方法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参与的兴趣。组织辩论就需要选择一些综合性案例。选择案例后，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通过场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充分发挥经济学案例教学的功能。组织专题辩论可以调动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还可以促使学生去查阅大量资料，拓展知识面，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2.正确选择案例材料
当前经济学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案例资源匮乏，缺乏针对性与时效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目前，经济学教学中使用的大量案例，不是从国外的经济学教材中摘取的，就是从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MBA 教学案例中移植过来，缺乏符合经济学教学特点，既有中国特色又有研究和应用价值的反映中国经济现实的案例。建议在选择案例教材时，注意如下几点：
（1）适宜性。所选案例应符合教学目标，应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选择相应的案例；另外，结合学生特点及教师的能力，所选案例的难度要适宜。适宜性还体现为案例的适当本土性。例如，在讲授经济周期内容时，除了拿上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举例外，还最好联系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变化。
（2）时效性。即尽可能选择社会经济与环境实践中的最新案例，以使案例教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并通过案例讨论了解社会经济与环境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同时，选择的案例要具有时代性，选编的案例不应是陈年旧事，而应是与时俱进的。例如，在为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实践部分的综合案例分析选取材料时，探讨当前我国“积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比探讨金融危机更具时效性。
（3）典型性。一方面，要针对重点和典型的理论知识开展案例教学，另一方面，要选取典型案例。典型性的要求是由学时的有限性、知识体系的庞杂性以及学生认知能力的局限性等因素决定的，调查也显示，多数学生希望尽量缩小范围，挑重点和实用的讲，讲解透彻。
3.科学设定考核标准
学生在教师讲授中穿插的案例和章节总结时分析案例中的表现可以计入平时的课堂表现，而对于综合运用案例，因为多数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案例讨论或辩论的，所以建议把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结合起来，既考察个人表现，也考察团队合作能力。
需要注意的问题，评价学生对方法的掌握以及分析解决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应该是案例教学考核的重点。凯恩斯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真正的精髓不是在于结论，而是在于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只有在考核中着重评价学生掌握方法和能力的程度，才能激励其在日常学习中强化对方法和能力的锻炼。
4.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综合性的案例讨论中学生是表达和交流的主体，看似学生主导着案例讨论的成败，而事实上，真正的“操纵者”仍然是教师，案例教学对教师的理论功底、洞察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以及思维反应的机敏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能够掌握案例讨论的主线，对学生可能发生的跑题甚至谬误及时进行提醒和澄清，及时进行启发和点拨，最终引导学生达到教师预定的认知状态。
5.处理好案例教学与理论讲授的关系
倡导案例教学决不是否定理论讲授的作用，至少对于像宏观经济学这样具有相当难度和复杂理论体系的课程来说，在日常基础教学中必须以理论讲授为主。理论讲授法是通过教师的口头语言表述、讲解、讲演等形式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该方法非常适合运用在抽象程度高、学科体系复杂的宏观经济学课堂上，在教学重点、难点、小结和归纳等方面都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宏观经济学流派的介绍、学科知识的拓展、原有知识的复习、概括和总结等方面运用讲授法，都会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理论讲授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分清主次结构，在主干基础上进行扩展。将凯恩斯理论体系作为主干，再此基础上补充其他较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学说。第二，对于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业，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基本原理和结论，对推导过程只作一般了解。例如，对于IS曲线或LM曲线，只要求学生掌握曲线的含义和画法、斜率的表达式、何时发生移动，而推导过程较难理解且对分析解决问题的效果影响不大，因此不必要求掌握。
五、结论
宏观经济学课程的知识难度大，内容枯燥乏味，学生容易缺乏兴趣，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有效克服这些难题。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案例教学形式，正确选择案例材料，科学设定考核标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处理好案例教学与理论讲授的关系，可以让案例教学法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吴强.刍议《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实践及创新[J].财经政法资讯，2008 ，（3 ）：19-22.
[2]窦莉梅等.经管类本科专业经济学教学方法问卷调研报告[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0，（3）：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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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宏观经济学模型,是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本文中,我们首先选取了四部门构成的宏观经济理论,并根据现实的经济情况,构造出了一个联立方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通过了识别。接下来,我们从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筛选出需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并对估计出的参数进行了四步的检验。最后,我们得出了这个方程,并对这个模型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
一、引言
所谓宏观经济,是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而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在一国的宏观经济总量水平上,把握和反映经济运动的全面特征,研究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国民经济和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可以用以进行宏观经济的结构分析、政策评价、决策研究和发展预测。本文中,我们选取了经典的四部门(消费者、企业、政府、国外)经济的国民收入构成理论,作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以此来建立模型。
二、模型的构建与识别
1、模型的构建
首先,根据四部门经济的国民收入构成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等式: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其中,Y表示GDP,C表示居民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
我们假设政府购买和净出口额作为外生变量,由系统外部给定,并对系统内部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而居民消费和投资这两项指标,又都由当年的GDP决定。根据这些设定,我们分别建立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方程,如下:
C(t)=a(0)+a(1)Y(t)+u(1)(t),t=1978,1979…2005,2006
I(t)=b(0)+b(1)Y(t)+u(2)(t),t=1978,1979…2005,2006
因此,最后我们得到了如下的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C(t)=a(0)+a(1)Y(t)+u(1)(t)
I(t)=b(0)+b(1)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2、模型的识别
由于我们完备的结构式模型为:
C(t)=a(0)+a(1)Y(t)+u(1)(t)
I(t)=b(0)+b(1)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结构参数矩阵为:
10–a(1)-a(0)00
01–b(1)-b(0)00
-1-110-1-1
此时,g=3,k=3。
对于第1个方程,有
Β0Γ0=100
-1-1-1
此时,g(1)=2,k(1)=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该方程可以识别。
又因为k(1)=1,则k-k(1)=2>g(1)-1,因此,该方程为过度识别方程。
对于第2个方程,有
Β0Γ0=100
-1-1-1
此时,g(2)=2,k(2)=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该方程可以识别。
又因为k(2)=1,则k-k(2)=2>g(2)-1,因此,该方程为过度识别方程。
而第3个方程,是平衡方程,不存在识别问题。
综合以上结果,该联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可以识别的。
三、实证研究
1、数据的选取
我们从《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得到如下样本观测值,用来对模型里的参数进行估计(见表1)。
2、参数的估计
我们将数据导入Eviews软件中,并在软件中进行操作,对各个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我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如下模型:
C(t)=2286.983+0.388730Y(t)+u(1)(t)
I(t)=-1222.740+0.415093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3、参数的检验
首先,我们对模型进行经济意义检验。
在本模型中,模型参数估计量的符号、大小、相互关系,都与现实经济运行情况相符,因此,我们认为,本模型能通过经济意义检验。
第二,我们对模型进行统计检验。
通过上面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和投资两个方程的R-Squared的值,分别为0.986370、0.992586,因此,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都非常好,可以通过拟合优度检验。我们再看变量的显著性。由上表可以看出,两个方程中变量Y的系数的t值分别为44.16973、59.90907。我们给定一个显著性水平α=0.05,查t分布表中,自由度为,α=0.05的临界值,得到t(α/2)(1)=6.314,小于两个方程变量Y的系数的t值。因此,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第三,我们对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
我们使用图示检验法,对模型进行异方程性检验。做出散点图如下:
从以上图中可以看出,两幅散点图中,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散点扩大、缩小或复杂型趋势,即两个方程中的随机干扰项,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变化。因此,我们认为,本模型可以通过异方差性检验。
再来看随机干扰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性。从上边三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程的Durbin-Watsonstat的值分别为0.203004、0.281410。查D.W.分布表,我们可以知道,当n=29,k=2时,按1%的上下界时,dl=1.12,du=1.25。因此,三个D.W.值都小于dl,随机干扰项存在一定的正自相关。可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等方法进行进一步修正。
由于本模型的前两个方程中,解释变量只有Y这一个,因此不会发生多重共线性问题。
最后,我们对模型进行模型预测检验。
我们查找到了本次估计中未使用到的2007年的中国GDP数据,并带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得出的各项数据,与模型估计的值,比较好得符合。
至此,我们完成了该模型的检验。
四、结论与评价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最后得到了如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C(t)=2286.983+0.388730Y(t)+u(1)(t)
I(t)=-1222.740+0.415093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这个模型,优点是比较简明,在应用它进行经济预测的时候,使用很方便,分析所用的数据也比较容易得到。所不足的是,该模型只能分析和预测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量,不能详细地分析和预测整个经济系统的细节环节。对比如清华大学研制的256个方程联立构成的“中国宏观计量经济学CMET-1”等更为细致专业的模型,本文中使用的模型还是太显简略,还不能用于对国家经济的深入分析预测,尚有很大的改进和细化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宏观经济进出口
人民币升值将对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造成重要影响，首先将影响到进出口、关税等这些与国外经济密切相联的部门，之后人民币的升值将影响力再传递到国内的各个经济部门，并对国内的生产、消费、投资等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以宏观经济为研究视角，简要的从四个方面来阐述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建议，以控制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1.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的影响。人民币升值通过汇率变动影响到各部门进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进而影响各部门商品的进出口。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出口将下降，而进口则上升。通过相关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之间存在着一个弹性变动的关系，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加大，出口下降的幅度也随之增大，而进口则随之上升，其直接后果是贸易顺差减少。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强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则会降低以人民币标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刺激国内对国外相关消费品的消费。另外，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有利于降低国内企业进口原材料、能源和生产设备的成本。其二，人民币的升值，会提高以外币表示的出口商品价格，从而降低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则一定程度减少出口。在短期内，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具有比较明嫌优势，出口的规模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总体来讲，如果人民币有较大幅度的升值，中国贸易的顺差额将缩小，可能会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局面。但若以小幅渐进的方式升值，则不仅不会影响我国的贸易收支，还能减少国际间的贸易摩擦。
2.人民币升值对生产的影响。人民币升值的效应通过进出口部门传递到国内生产部门。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人民币小幅升值时有所上升，但人民币升值太大之后则会有略微的下降，但下降幅度始终不大。GDP下降与出口减少有关，但随着进口的增加，国内产业结构必将发生改变，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将有所调整，这样，GDP的下降不仅有利于“冷却”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国内需求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次，人民币升值，就业水平有所下降，总体来说下降幅度不大。一国汇率升值，导致该国产品对外价格上升，产品缺乏竞争力，出口规模缩小，对劳动力需求量降低，恶化该国就业状况。短期内，人民币的升值对国内的就业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但影响不大；而且人民币的长期升值还可能对就业产生正面效应，因为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产业结构会有所优化调整，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商品的比例会增大，增加一定的劳动力需求。
3. 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需求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受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由于GDP的波动幅度并不大，故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幅度较小。当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时，居民的消费开始下降。但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影响不大。与此同时，居民储蓄也发生改变。由于劳动力收入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投入和部门工资率，其中受到汇率变化影响的是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当人民币升值时，劳动力收入减少，居民消费略降，同时也导致了居民储蓄的减少。
4. 人民币升值对政府收支的影响。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关税大幅度增长，且关税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关税增加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增加，特别是能源、高科技产品等奢侈品的进口增加，使得关税收入增加。政府收入是受各种税收收入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后，政府收入的表现是有所增加的，增加幅度主要是受关税收入增加的影响。人民币升值，政府收入增加幅度不大。另一方面，政府的储蓄增加，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增加，政府储蓄的增长幅度也随之递增。政府储蓄的增加幅度小于政府收入的增长幅度，本文的研究基于政府对各部门的消费是不受人民币升值影响的，而政府储蓄则是政府收入与政府消费及政府转移支付之间的差额，因此政府储蓄的增长是来自政府收入的增加。
综上所述，虽说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造成了影响，但波动不大。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对于正面影响需要良好的应用，但对于负面影响，则需要有效的控制，接下来笔者针对上述四方面的影响提出相关的建议。
二、政策建议
1.遵循小幅渐进的升值方式。人民币的升值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升值的速度和方式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的影响往往是通过进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传递的。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就业以及国际收支这些都是衡量一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大幅度的升值将对一国的宏观经济整体带来不利，如此以来，小幅度渐进的升值是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
2.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人民币一旦大幅度升值对出口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负面影响较大，为减小升值的不利影响，产业机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是一项重要措施。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变进出口产品结构。其次，调整行业间资源分布，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推动外向型向内需型经济发展的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3. 加大对出口企业的保护措施。第一，通过保值规避风险。出口企业可以从自己的经营战略出发，选择恰当的保值措施来获取经营利润。第二，利用升值，改变企业融资方式。人民币升值后，企业直接向银行借贷美元也可成为一种融资方式。第三，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提升外贸经营思想。
三、结语
人民币升值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有利有弊，所以我们需要其影响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简要的提出了相关建议，而在实际经济分析过程中，人民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诸多方面，需要综合考虑分析。
关键词：会计影响；组织影响；社会影响；制度
一、引言
将会计置于不同的范畴领域会直接影响会计的目标定位、影响范围，以及会计学科的地位。置于组织范畴的会计，主要服务与影响组织及组织的交易对象；置于社会范畴的会计，则既服务于组织目标，又要服务于社会目标。随着会计应用的影响领域与边界的一再扩大，会计由微观组织走向宏观社会已成必然。一直以来，由于认识上的路径依赖，会计被广泛接受为一种组织信息的加工技术和提供系统，一个反映组织经济活动的“快照”，是资本市场交易的依据。会计在宏观层面的影响研究较少，会计的影响也因此凸显出一定的外部性。如Arnold（2009）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人在国际顶尖会计期刊上探讨公允价值在资本市场的影响，但没人关注公允价值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AnthonyHopwood（1976）指出，虽然会计的应用主体属于组织层面，但是会计的影响早已突破组织的边界，应该将会计置于社会领域去研究与探索。郭道扬（1990）指出，会计由微观经济世界走向宏观经济世界这一重大变革，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Burchell等（2000）指出，会计不是一个技术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会计越来越活跃并明确地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管理的工具，发挥着重要的宏观社会影响作用。《Accounting，OrganizationsandSociety》和《CriticalPerspectivesonAccounting》相继于2010年、2011年征稿呼吁关注会计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加强会计在自然灾害治理及人道主义领域的影响研究。虽然近年来，会计研究开始关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但是由于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作用机理的理论薄弱，实证研究中时常呈现变量间影响路径太长、关系力度不够、论证说服力缺乏等弊病。因此，为了厘清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索会计影响的范畴和机理，本文借助信息、交易、制度与市场等制度经济学原理，从会计不完全性与交易效率、会计非中性与治理效应两个维度，演绎了会计对组织和社会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
二、会计、组织与社会的文献综述
关于会计、组织与社会间关系的研究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探讨组织与社会环境变迁对会计的影响，另一类是探讨会计如何影响组织与社会。组织、社会对会计影响的研究可归纳为：组织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会计的学习演变。如戚艳霞等（2010）就社会对政府财政收支透明度要求的提升，在环境动因分析和国际经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总路径。沈洪涛（2014）就我国环境战略下环境会计向生态会计的转变，提出了对内生态会计、对外生态会计和环境审计的新构思。《AccountingForum》2010~2011年第34~35卷专刊针对当前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了如何建立现实有效的环境会计、可持续性披露及社会责任报告。姜国华、饶品贵（2011）规范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借助于会计对微观组织行为的影响情况。Walker（2016）研究了如何从会计历史的角度发现会计对社会的影响，如何构建会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此外，我国于1985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1998年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2006年的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简称IFRS）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这些会计制度、准则的修订与变革，从历史证据上展示了组织和社会对会计的影响。会计对组织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会计准则、会计核算、会计信息等对组织的影响。如会计准则对企业投资理念与行为的影响（顾水彬，2016），会计信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Biddle等，2008；顾水彬，2013），会计核算对股利分配行为的影响（Gao等，2009），会计核算、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Lo，2003；Wang等，2010）等。会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可归纳为：会计通过交易费用影响宏观经济，以及会计的宏观社会治理功能。如Defond等（2010）、Chen等（2011）和Marquez-Ramos（2011）研究了会计准则变革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实施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减少了国际会计信息的转换成本，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Crawley（2015）研究了公司层面的会计保守性是否会改变宏观经济度量指标和影响货币政策决策，发现会计保守性在宏观层面具有影响。Neu等（2010）研究发现，会计在世界银行南非艾滋病控制方面、在加拿大亚伯达省（Alberta）教育事业发展方面，以及在民主和平、国家腐败等问题上具有治理作用。综上所述，分析社会和组织环境变革对会计影响的研究较多，而反向探讨会计对组织和宏观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仅有少部分学者利用宏观数据或历史资料来研究会计的宏观影响。张先治、张晓东（2012）指出会计研究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拓展，会计的作用和影响有待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此外，利用文档数据验证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影响的研究居多，而全面构建和深入论证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三、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基础——会计内涵的深层解析
探究会计内涵与本质是发现会计影响原动力和影响传递路径的重要基础，也是开展会计研究的基本条件。Hopwood（1976）指出：“尽管我们的欣赏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仍然对会计性质本身系统性的理解存在不足，而这个理解对于满足现实需求和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引导会计实践是非常必要的。”Dyckman和Zeff（2015）指出：“现在的年轻研究者对于会计的制度背景，甚至是会计，仅仅只形成了表面的大概了解，而这无法使其提出较为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假设。”
（一）会计具有语言特征所谓语言是指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它包括语音、语汇和语法三要素。会计依照会计规范（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和借贷复式记账法原理（语法），借助于会计要素和账户设置（语汇），以文字和数字等表达形式（语音），通过确认、记录、计量与报告等技术环节，对组织与社会发生的交易进行实质萃取、真实刻画、科学归类和可视呈现，最终实现以一套共同的沟通符号、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来表述不同经济实质的交易。约翰?A?克里斯滕森（2006）指出会计是使用估价语言和代数式来传递信息。会计不同于统计，它是对事实的一种表达，人们看到的并非交易发生的现场，而是业务或事件发生后经过会计语言编译的会计记录（洪剑峭、李志文，2004）。会计不同于直接的语言文字记录，它剔除了冗余的信息，直观呈现了交易实质，有效分类、归纳与汇总了异质易。Toms等（2015）指出会计同时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会计的语言特征体现出会计的技术性。
（二）会计具有不完全性所谓不完全性主要是指人们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含。会计的不完全性源于会计制度（准则）、会计确认和计量以及自然语言等的不完全性。首先，会计制度（准则）具有不完全性。会计制度（准则）是会计工作的规范标准，是会计的起点与指引。会计制度（准则）制定者认知的有限性决定着交易的会计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即会计制度仅能对有限的交易提供制度安排。其次，会计确认和计量具有不完全性。诺斯（1992）认为作为交易对象的商品或服务都具有许多属性和价值特征。会计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仅能反映交易的金额，且多以合计数形式呈报，与交易相关的其他属性无法一并计量与呈报。此外，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标准缺乏弹性，部分交易无法满足会计确认要求或可靠计量原则，或者计量成本不经济（CostConstrain），而无法进行会计处理。最后，自然语言是会计的重要载体，自然语言本身存在不完全性，只能进行大致性的描述，这导致会计也呈现出不完全性。会计制度（准则）、会计确认与计量和语言表达的不完全性体现出会计技术上的不完全性。
（三）会计具有非中性会计的非中性源于会计是一个人造系统，会计应用的范式和遵循的规则存在非中性。范式是指公认的信念、标准、思想方法、条理化的规则（库恩，1980）。早期会计借鉴数学的范式旨在利用数字记录产品生产、消费和结存情况，是一种计算及记录的簿记技术（乔帕利，1494）。后来会计引入了古典经济学概念，套用经济学的范式，开始用于反映资本、利润，体现“投入产出”与“剩余”思想等（葛家澍，2008）。Marx（1861）认为会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资本家最大化剩余价值的武器。Littleton（1953）指出，本质上会计不容置疑地带有经济学属性。此外，会计制度具有非中性。1940年Paton和Littleton指出会计准则应是“不带个人色彩和不偏不倚的”，然而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不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且公正的会计准则能够满足所有不同使用者的效用偏好，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受损，会计制度（准则）的制定体现了一种社会的选择。Zeff（1978）指出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决策行为具有影响”，而这些个人或团体行为的后果又可能影响其他个人或团体的利益。Leuz（2008）指出会计准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规范，它是有意识地设计的结果。会计制度或准则贯穿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整个过程，在会计制度（准则）规范下生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单纯的一些抽象数字的简单组合，不同的会计准则选择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诱导出不同的会计经济行为，从而影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选择和不同主体的利益（葛家澍，2008）。姜英兵（2010）指出会计实际上是作为“制度”，而不是纯粹的信息系统而存在的。会计的非中性体现出会计的社会性。
四、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机理
交易与制度构成了制度经济学的主体内容。交易经济学指出交易依赖于信息，会计信息是组织与市场中交易的重要基础。会计语言精准性和会计不完全性程度决定着组织与市场内交易的效率；会计的不完全性程度和会计的非中性引导着理性人的行为选择，会计制度代表激励与约束的环境，其对组织和社会具有治理功效。
（一）会计不完全性与交易效率：信息、组织与市场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市场交易基本属于买卖的交易，依赖于价格机制；而组织内部交易属于管理的交易，依附于科层体制（Hierarchy）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组织中，资源由权威和命令进行配置，而执行在多级的结构体系中完成，信息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成为影响组织内部交易效率的关键因素。张五常（2014）指出，交易中至少需要确定交易的两个方面信息：一是获取关于物品本身的知识或信息，二是获取有关交易方面的信息，前者旨在弥补信息的不完全性，后者旨在改善信息不对称。命令形成和执行环节需要借助会计对组织内部整体或部分的“快照”与会计对组织外部熵值的吸收和呈报，来准确和完全地认识决策对象。因此，会计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和完全性程度决定着命令形成和执行环节的质量。戈登?塔洛克（2010）指出由于监管者在每一层都没有完善的控制，随着层级数目的增长，层级间的背离程度呈指数化增长。命令监督环节中各级委托人需要借助于会计对各级人的行为进行估价，通过及时调整支付报酬与行为间的松散程度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改善组织内部交易的效率。直接对人的每一项投入和行为进行度量一般存在度量成本不经济和度量不可行的问题，对与人相关的阶段性经济业务的会计度量，可以实现对人行为的间接估价。威廉姆森指出，由于人拥有有限的信息和具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加上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易效率会受损。由此可见，反映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对各级人行为的估价有效性与反馈效率，直接影响着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效率。从管理的职能来看，会计服务于组织内部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与激励等职能，并影响着这些职能的效率。市场是交易的场所，具有资本配置的职能。市场以价格为基础引导资源的流动，而有效的价格机制依赖于完善的交易信息。当前，资本市场是各国资本配置的重要市场，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组织的产权，而组织定期公布的会计信息成为资本市场上交易者定价的依据。会计的语言特征决定着对交易对象进行反映的清晰与准确程度，会计的不完全性决定着对交易对象进行描绘的完整程度，两者共同影响着投资者对交易估价的准确性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此外，会计信息的“反映”程度对于投融资成本、交易的活跃性以及实体经济均具有深远的影响。统一会计制度（准则）下，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如获取信息的成本、审核信息准确性的费用等），增强交易的确定性和交易合作各方的信心，活跃市场交易，促进经济增长。如随着IFRS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实施，IFRS下的会计信息减少了不同国家会计信息的转换成本，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可信度与交易各方的信心，推动了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增长。国家会计（国家账户）是以国家为会计主体，对国家某一时点或某一时期的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的反映，它是在微观组织的基础上汇总形成的。宏观决策者可能认为他们在观察经济，其实他们观察的是会计数据，宏观社会治理者正是利用会计数据了解社会和治理社会。当前，会计信息汇聚成各项指数（如财务指数、公司治理指数、会计指数），通过利用微观个体组织会计数据的汇总，呈现出宏观总体的特征，帮助宏观决策者了解宏观情况与进行科学决策。罗宏等（2016）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具有很好的宏观预测价值。由于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的描绘依赖于微观组织基础，因此，会计对微观组织的反映的准确程度和完整程度，也最终会影响宏观“快照”的质量和宏观决策的效果。综上所述，会计可以通过会计信息对微观组织与宏观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具体影响的机理和路径如图1所示。
（二）会计非中性与治理效应：制度、组织与社会付磊（2012）认为治理功能是会计的本质功能。由于会计存在不完全性和非中性，当会计对一项交易的收益权利和支出义务在确认上存在不配比、有偏差或不完全（即存在外部性）时，行为主体会理性选择成本正外部性和收益负外部性的行为或交易，从而导致某一类行为或交易的供给过度或供给不足，产生会计的治理效果。另外，制度决定行为人的机会集和激励结构，影响行为人行为的收益和成本，理性的经济人都会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选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组合。当会计制度（准则）对上述外部性边界或结构进行调整时，理性经济人的利益结构或激励结构也随之调整，理性经济人会重新进行“租金”寻找与行为选择，形成会计对组织行为的动态治理效应。此外，组织是会计制度（准则）的执行与遵循主体，组织在构建激励契约、组织目标、组织环境和组织实践时，均会受到会计制度（准则）的影响（Sk?rb?k和Tryggestad，2010）。例如当会计制度（准则）引导“损益表”观时，组织需要构建基于成本控制的管理环境和实践；当会计制度（准则）引导“资产负债表”观时，组织需要构建基于价值增值的管理环境和实践。经济学家指出宏观总量是微观的一个推演与累积，宏观政策执行的效果依赖于终端微观组织和个体的有效落实。社会作为组织的一个集合，当会计对各单元组织产生一致的治理效应时，宏观上便会显现出显著的定向痕迹或趋势，产生会计的宏观社会治理效应。制度提供了一个引导和强化行为的信念系统（FriedlandandAlford，1991）。会计的宏微观治理效应不仅显性地表现为直观的经济利益诱导，还可表现为隐性的理念心智引导。卢现祥（2014）指出制度不仅影响人们的重要的行为，还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及追求的目标。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随着制度的执行、行为的反复强化，慢慢深入行为人的理念与习惯，逐渐演变成为非正式制度。组织内部管理与外部市场决策等均需要参照会计制度，随着对会计标准的反复执行与决策引导，会计制度的某些理念或模式融入与渗透至企业文化、人的思维习惯与日常行为中，影响人的心智与行为，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理念。而且，这种制度规范与信念、人的行为之间的选择关系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增强效应。当前的会计借助于经济学的范式，用收入、成本和利润等概念引导着企业与个人相关行为追随经济目标，将社会构建成“经济体”，发挥着“构建”作用。综上所述，会计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组织与社会产生治理作用，具体原理如图2所示。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要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厘清会计的内涵以及会计、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指出会计研究与认识上宏微观割裂性的基础上，借助于对会计本质的诠释，从会计信息和交易效率、会计非中性和治理效应两方面构建了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传导机理，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会计对组织与社会影响的框架。此外，还得出以下启示：1.要丰富会计要素的内容，实现会计的全面反映。会计需要对组织的管理行为、关系、价值观以及社会上的相关内容等进行全面反映，而不应局限于可计量的经济业务；需要将大量外生内容或表外因素进行内生化与表内化处理，改善会计决策支持的全面性。Suzuki（2003）指出国家会计忽略了很多内容，如人口、全球变暖、性别、道德等，很多内容被认为是外生或表外内容，然而作者认为这些被忽略的外生或表外因素越来越重要，若缺乏这些因素，相关决策者会对数量化经济“反映”产生质疑，认为度量存在偏差，反映不全面。2.要重视会计的社会性，关注会计的社会治理职能。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指出会计不仅呈现技术性，还兼具社会性。会计制度设计时既要考虑规范会计行为的技术性，也要重视会计制度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在组织和社会治理中，除考虑常用的经济手段之外，会计手段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实践中，要善于利用会计对微观组织和宏观社会影响的传导机理，引导组织理念与社会理念以及治理社会问题。Killian（2016）研究发现社会会计对于公司具有合法性的约束，并引导公司重构与社会间的关系和责任。3.要注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将微观与宏观融合起来认识和研究会计。斯蒂格利茨指出，21世纪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脱节后回归交合的时期，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微观经济学也正从微观个体的行为影响着宏观总量。会计的应用主体属于组织领域，而会计的影响范畴涵盖组织与社会两个层面，因此需要将微观与宏观融合起来认识和研究会计。另外，政策制定部门应考虑将企业会计与国家会计的口径统一，避免统计、会计两条线，加深企业会计在国家会计中的应用，提升会计信息在发现宏观问题与制定政策中的决策参考地位。4.要用发展的眼光和科学交叉的思想来看待与研究会计。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到现代社会的治理功能，从原先的国有资产监督到现在的社会信息系统，从以前的简单数据整理到现在的全面信息披露，会计除了在技术、内容与功能上体现出进步与发展，在应用范畴与影响范畴上也呈现日趋扩大的趋势，认识会计和研究会计的视角与眼光需要与时俱进。此外，会计学学科根基源于数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会计学应用和影响的范畴又与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存在交叉，鼓励多学科交叉开展会计研究和发展会计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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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行业效应 非对称性
一、前言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具有灵活性强、市场反应快、杠杆作用明显等显著特征，但不同力度、不同方向、不同阶段的货币政策对不同行业所产生的影响迥异，这就是货币政策行业效应非对称性的具体表现。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行业效应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实现，降低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实效性。因此，我国货币政策行业效应的非对称性研究课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立足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现状，以货币政策行业效应三大传导机制为切入点，企图探寻我国货币政策行业效应非对称性的真正动因，进而结合我国宏观经济背景，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我国货币政策行业非对称性现状的对策，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货币政策行业效应非对称性机制分析
（一）信贷审核传导机制
信贷政策是货币政策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宏观经济运行有着重大的调节作用，中央银行通过直接或间接调控商业银行准备金和资本市场融资门槛，调节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促使各市场主体顺应调控者的方向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进而达到国民经济新的均衡。由于行业的性质不同，每个行业的生产规模大小、经营风险高低、生产周期长短均有所不同，商业银行在信贷资源一定的前提条件下，往往优先给垄断、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业贷款，这导致了信贷资源的行业分配不均衡、不科学、不合理，货币政策的方向性被扭曲，实效性被削弱。
（二）利率调节传导机制
众所周知，利率是金融市场运行的风向标，是反映资本市场供求关系的核心指标，但在我国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还未成立，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变动之间缺乏关联性，这造成了我国利率指标不能及时、准确、有效的反映资本供求关系，即利率传导机制失效。并且，不同行业对金融活动的参与具有差异性，对利率的反应灵敏度也不同。因此，单一化的货币政策将不能有效地实现其调控目标，反而刺激了某些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行业的投资冲动，弱化了利率调节产业转型、促进结构升级、带动技术创新的作用。
（三）公开市场业务机制
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极具灵活性，通过使用不同的政策操作规模来对经济进行不同程度的调节，能有效地促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共生。美国四次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实施手段就是通过使用公开市场业务这一政策工具，持续扩大美元的市场供给量。由于行业的资本市场参与度不同，导致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作用减弱，从而导致货币政策行业效应的非对称性，最终造成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目标难以实现。
三、改善我国货币政策行业效应现状的对策
（一）建立信息透明信贷机制，疏通信贷机制传导渠道
目前，由于我国信贷机制信息透明度不高，导致在信贷过程中出现权力寻租、行业歧视、暗箱操作等现象，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信贷机制传导渠道的堵塞状况。毫无疑问，建立信息透明的信贷机制是未来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这能消除国有垄断行业的信贷特权，规避信贷行业歧视，抑制信贷权力寻租，疏通我国目前不畅通的信贷传导机制。从而打破我国僵化、低效、扭曲的信贷体制，改善我国货币政策行业效应非对称现状。
（二）推进金融活动主体改革，提高利率调节工具实效
推进金融活动主体改革是疏通利率传导渠道的有效途径，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商业机构规范自身经营，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减少不合理、不科学、不对称的经营决策；另一方面，各行业部门的内部企业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力，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从而有效地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打破周期长、获利低、投资大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试行差别化的货币政策，降低行业效应非对称性
由于单一化的货币政策容易造成一刀切的政策后果，不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由此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应运而生。探索实施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将更为有利地促进发展时间短、发展程度低、发展规模小的行业的发展，有效地降低货币政策的行业效应的非对称性，通过对不同行业、不同金融主体、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的货币政策，结合企业、行业、区域的发展实况，达到有效调节其良性发展的政策目标。
四、结语
不可否认，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仍处于初级的探索阶段，调控手段、调控目标、调控体制均存在不合理之处，行政干预痕迹明显，货币政策行业效应非对称性现象确实存在。但同时，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逐步实现，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将会愈加娴熟，货币政策行业效应非对称性的现状会逐步改善，货币政策调控将会在实现宏观经济健康、快速、有效的运行中起着更加重要的调节作用。
诚然，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明显，但依靠单一的货币政策是不能完全调节好复杂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还需与合理的税收政策和科学的财政政策相结合，多管齐下，才能实现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有效调控，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促进宏观经济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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