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转型已成为当代中国传媒的发展趋向。本文从全媒体的概念建构与辨析入手，探寻中国全媒体的发展演进之路，即全媒体发展的初期孕育、全媒体发展的报业转型和全媒体发展的整体推进。而未来全媒体发展的关键在于全媒体的认知共识、制度建构、流程再造和全媒体人才培养。
关键词：
全媒体 历史演进 媒体转型
中国传媒业的全媒体发展之风已从报业吹向了广播电视界，并引发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与研究，截至2012年12月，在中国知网以主题“全媒体”进行检索，可检索到1500多条记录，在百度可找到相关结果2400多万个。从目前文献检索的全媒体研究来看，多是描述性的分析或个案式的追踪探讨，缺乏学理性的深层次研究。
一、全媒体的概念建构
全媒体发展起于何时？由于认定的依据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时间标志看法。但基本认同的意见是，国外以2006年英国老牌报纸《每日电讯报》的全媒体改革之路为起点，随后，由《今日美国》2008年开始尝试的产业链重构推进了全媒体的实践。在我国，全媒体转型最早可追溯到2007年，《广州日报》于同年6月成立滚动新闻部，专门针对报纸、手机和网站进行“联动发稿”。次年7月，我国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试点的首家全媒体采编系统在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正式上线运营，自此，报社记者的角色悄然转型，开始以全媒体记者的身份向多个媒体终端――传统纸报、手机报、多媒体数字报、电子移动报和户外大视屏等信息。2009年1月，浙江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新闻部正式成立，它标志着我国第一个以全媒体命名的新媒体机构正式诞生。同年，南方报业集团也正式提出构建“南都全媒体集群”的理念。那么，全媒体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1. 全媒体概念学说。全媒体概念界定众说纷纭，通过文献整理，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学说：
报道体系说。该学说认为，全媒体是指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或者说是采用多种媒体手段和传播平台来构建的报道系统。这种报道不再是单一落点、单一形态和单一平台的，而是在多个传播平台上开展的多个落点、多种形态的报道体系。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及网络新媒体都是这个报道系统的整体组成部分。[1]这一概念从新闻业务本体出发，落脚点放在全媒体形态的报道体系上，较好地概括了全媒体报道的模式和特征，但将其限定在媒体“报道”业务层面，略显褊狭。
传播形态说。该学说认为全媒体是综合运用多种表现符号，如文字、图像、声音、光线等，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传播内容，并通过多种传播手段传输的一种新型传播形态。[2]或者说，全媒体是在传统和新兴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融合，进而产生质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3]从本质上说，全媒体是指不同媒介类型之间的嫁接、转化和融合。其基本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信息资源的多渠道采集，信息资源的统一加工，全方位多业务系统的支持，多渠道的资源共享。[4]此概念将全媒体视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型传播形态，强调了各种媒体间融合生产信息内容的立体传播状态，较全面地概括出了全媒体传播的形态特征。
整合运用说。该观点在综合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广义而言，全媒体概念是指对媒介形态、媒介生产和传播的整合性应用。狭义界定，是指立足于现代传媒技术和媒体融合的传播观念，综合运用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媒介内容生产、传播渠道联通、运营模式统筹等方面的整合性实践。[5]这一观点突出了全媒体更具宏观性的“整合应用”，将多因素囊括其中，但未清晰地概括出全媒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观照了全媒体概念学说之后发现，目前有几个共同点可作为界定和理解全媒体的要点：一是全媒体发展的主体是传统媒体，这是其面对新媒体而求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二是发展整合多种媒介形态，而缺乏多种媒介形态间的统合协同，就构不成全媒体；三是实行多媒体分流传播，并根据媒体的不同分流生产出不同的媒体产品；四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运行模式。
2. 全媒体概念辨析。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涌现出“超媒体”“多媒体”“富媒体”“跨媒体”“融媒体”等众多相关概念，其间有异同，要科学地认识全媒体的概念，有必要对这些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超媒体”“多媒体”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首先，“超媒体”是计算机技术中的一个术语，它又与超文本紧密相连，超文本是包括文本、静止图片、表格、线图等多种媒体格式的非线性的计算机交互信息系统。而超媒体是包括超文本信息在内的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格式，允许非线性与交互链接的信息系统。而多媒体是包含上述两个基本概念，并利用超媒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运用包括文本、静止或运动图片、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格式来传播信息的方式。[6]因此，“超文本”“超媒体”“多媒体”一脉相承，都是依据计算机文件格式或传播符号类型提出的概念，全媒体也确实需要“多媒体”多元和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但 “全媒体”概念是传媒转型的一种运营方式。
“富媒体”指信息传播中，除提供在线视频的即时播放外，内容本身还包括网页、图片、超链接等其他资源，与影音同步播出，为网络公司和网民提供一种全新的媒介体验。富媒体与多媒体区别在于，富媒体增加了交互性，其用户可以在信息播放过程中控制和改变传播内容。[7]因此，富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体验方式，可在全媒体的具体操作中得到一定运用，如iPad移动媒介终端上由参与式构成的信息产品就是利用了富媒体交互方式。
关于“跨媒体”概念，最初的全媒体化其实就是跨媒体运营，跨媒体实为全媒体早期孕育阶段的表现形态。有研究认为跨媒体是“横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三维平台组合，是新旧媒体杂交、融合的产物”。[8]跨媒体就是要突破原有单一媒体类型的限制，跨向其他的媒体类型传播，并实现两方或多方联合与互动式的发展。
“融媒体”概念是由媒介融合而来，意指在以数字媒介技术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推动下，组成跨媒体业的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与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从内容融合到传播渠道融合、媒介终端融合的全过程。[9]融媒体（融合媒体）正是媒介融合过程的最终产物，它是在理想的媒介内外环境中，整合了新旧媒体的特征和优势，实行一个统一平台对不同媒介或终端进行信息资源集成配置和融通生产的媒体运行模式。
二、中国全媒体的发展演进
1. 孕育：全媒体发展的初期尝试。中国全媒体的启程在21世纪初，从报业的跨媒体运营开始。特别是兴起和迅速普及的互联网，使报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极大冲击，乃至出现“报业寒冬论”。在此情形下，报业如何突围？传统报业纷纷开始思考拓展生存空间的问题，并开启跨媒体发展的探索之路。
2001年，《沈阳日报》的改革探索可看做是我国报业最早的全媒体尝试。该报率先在国内实现采编网络化和管理一体化，并通过图文合一的采编网络平台建立起集各种传媒业务于一体的系统，为报社未来实现信息传播流程一体化开辟了新道路。[10]
中国报业的跨媒体运营，从创办报纸网站开始，实施报网互动是其典型特征之一。报业网站建设，以2000年10月《人民日报》在其网络版基础上打造的人民网为起点，标志着报业开始跨向综合性新闻网站，在新闻业务上尝试不同于纸媒的内容生产。国内其他报纸也纷纷在人民网之后推出自己的新闻网站，自此，报纸与网络开始了报网业务联姻互动的尝试。“这种互动一方面表现在每条报纸新闻的下面，都会用超链接方式转接提示相关的网络新闻；另一方面，网上点击较多的热点事件，也会成为报纸新闻的来源，而报纸新闻的重点稿件资源，又会被共享到网上做突出报道。”[11]报业跨媒体转型的另一探索是打造视频记者，这经历了一个从“视觉新闻”到“视频新闻”的变化过程。“视觉新闻”首先由上海《东方早报》发起，该报于2003年创刊伊始就明确提出了“新闻视觉化”的理念。视觉新闻最初就是强调在报道中大量使用新闻图片，包括占据大版面的大幅照片，甚至推行视觉化的新闻叙事，以争夺受众的眼球。后来《嘉兴日报》《南湖晚报》《南方日报》等媒体纷纷成立视觉新闻中心，尤其是《南方日报》视觉新闻中心将摄影记者、图片与视频编辑等人员进行整合。但此时的报业都还没有将视线转向视频领域，这在2007年取得了突破，《南方都市报》摄影部在报业首设视频记者岗位，国内报业的第一批视频记者随之诞生。《京华时报》《新京报》等报也紧随其后，开始探索推进视频记者岗位的专业化发展进程。[12]
2. 转型：全媒体发展的报业探索。在报业跨媒体运营探索的同时，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出版管理司也于2006年8月5日开始组织实施“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探索传统报纸向数字网络出版的转型，该计划在我国报业很快得以实施。同年12月20日，沈阳日报报业集团打造的国内首家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沈阳日报》《沈阳晚报》《沈阳今报》正式上线。与以前的数字报刊系统不同，在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刊平台上，该系统实现了从采集、生产制作、、交换、反馈到经营的一体化运营流程，增加了视频、动画、音频等多媒体元素，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13]
中国报业在经历跨媒体经营后，开始进入全媒体转型发展阶段，时间分割点大致在2007年，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为标志，确立了“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发展规划，并规划了“全媒体资源服务平台”“全媒体应用整合平台”和“全媒体经营管理技术支撑平台”等建设项目，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正式用文件提出“全媒体”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媒介发展方向。依然是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全媒体数字采编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等成为我国“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第一批试点单位，这标志着我国报业系统全媒体转型重大工程建设的开始。
2008年3月，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在优化产品生产流程，推动报业集团从报纸生产商向内容提供商转型的基础上，组建了全媒体新闻中心，探索全媒体数字采编运行系统，初步实现了一次采集、资源整合、多途径的数字化传播。[14]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也于2009年成立了全媒体新闻部，并组建了基于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的3G事业部，通过使用全媒体数字技术平台，实现了多媒体、即时的和互动的移动新闻播报。2009年6月上旬，该集团全媒体数字技术平台通过新闻出版总署的评审和验收，实现了全媒体综合性新闻内容生产体系的新运行模式。[15]同年，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提出向全媒体集团转型，首先实施南都全媒体集群战略，构建起了包括报刊、音频、视频、网络、手机报及户外LED等全媒体形态集群，向着“全媒体数字信息运营商和现代通讯社”转型。[16]此外，南方报业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合作推出中国首家移动互联网电台；《广州日报》成立负责报纸与手机、网站等部门联动发稿的滚动新闻部；《人民日报》及人民网合力开创人民电视、人民播客、人民掘客、手机报、手机电视等原创互动型的系列全媒体；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实行报网合一并组建全媒体记者队伍等。在此时期，新华通讯社也在视频新闻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不仅开通了新华视频新闻专线，还于2010年元旦和7月1日分别开播了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华语、英语电视频道，开始走上全媒体通讯社之路。
3. 风潮：全媒体发展的整体推进。在我国报业全媒体转型之时，广播电视业也不甘寂寞，继报业之后迅速跟上全媒体建构的潮流。2010年前后，中国网络电视台和央广广播电视网络台先后开播，标志着电视和广播媒体也开始向全媒体发展。2009年12月28日，中国网络电视台正式开播，这是我国视听新媒体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电视行业介入全媒体建构的重要起点，它依托中央电视台向用户提供视频直播、上传、搜索、分享等服务，形成了以强大的视听互动为核心、融网络与电视特色于一体的多终端立体传播平台。我国省级网络广播电视台的“首张绿卡”――安徽网络广播电视台于2010年7月正式启动。随即黑龙江、湖北、江苏等省级网络广播电视台陆续开播，诸多市级网络广播电视台亦相继涌现。
深圳广电集团从2010年开始打造全媒体集群，整合全媒体力量，试图建成我国第一家提供一站式全媒体运营平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媒体营销服务。浙江网络电视联盟则是浙江省县、市广电播出机构联合浙江在线新闻网站创办的，初步形成了浙江地方广电视频网站集群。由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等多家单位投资组建的杭州华数数字电视公司，专注于以互动、融合为特色的全媒体业务，在全国三网融合领域形成较大影响。华夏传媒集团公司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等40多家城市媒体共同打造的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台，实施跨媒体和多终端的节目营销，已覆盖全国22个省市、近8亿用户。
广播媒体的全媒体探索，始于2010年8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的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台（CIBN）。该台拥有61个传播语种、全业务媒体形态和新媒体国际传播平台。以“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报道世界”为宗旨，向全球受众提供综合信息服务。紧随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于同年9月获准建立央广广播电视网络台，这是我国部级网络广播电视台，是继中国网络电视台之后又一个以网络视听节目传播及互动服务为核心的全媒体播出机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年年初还成功开办了中国第一份有声手机报，与之并行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在获得 IPTV 牌照之后又于2010年初步建成了基于移动互联网、面向手持终端的英文信息平台――移动国际在线，大大拓展了自身的全媒体建构。
在中央级的广播电台带动下，全国地方广播电台也纷纷走上全媒体发展的道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着力打造全媒体直播室，集广播、网络、电视直播于一体，其直播节目通过光纤传输，由湖南电台交通频率、湖南移动电视、芒果广播网组成的全媒体进行传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在重大报道中将网站视频与手机视频同步直播，将广播音频内容配上记者采访的图文内容，实现多媒体传播。沈阳广播电视台还可在播出过程中实现全媒体的节目与受众互动，真正迈向统一的全平台、全媒体演播室，实现广播、电视、网络和手持终端平台的全覆盖播出。[17]
三、全媒体的未来发展思考
发展基础：全媒体的认知共识。全媒体转型，是未来传媒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同任何改革一样，全媒体的发展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思想障碍和阻力。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媒介观念的解放与调适，须首先从观念上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全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运行规律，寻求一种与时俱进的媒体发展道路。
发展保障：全媒体的制度建构。传媒发展离不开传媒规制，就我国的传媒规制而言，还没有形成与全媒体发展完全配套的一系列制度，这就要求必须对现有的相关传媒规制进行革新，尤其是要打破以往森严的媒介壁垒。这点可从国外借鉴中得到启示，如美国1996年修正并通过的新《电信法》，打破了以往传媒产业跨越不同媒体运营的限制，带来了美国综合性传媒集团的整合性飞速发展。
发展途径：全媒体的流程再造。中国全媒体的发展尚在摸索当中，尤其在全媒体的运作模式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有效的模式。按照传统媒体的习惯和模式，很难适应全新的全媒体运营需求，这对于不同种类的媒体运作而言，需要一定时间的探索与磨合，找到适合自身全媒体化的具体运作方式。媒体的战略取向一般采取“媒体+平台”的建设模式，平台模式是对传统产业的颠覆性整体重构，它包括基础平台和应用平台。基础平台的任务是架构基础网络，不直接向最终用户提品和服务。而应用平台则依托基础平台，搭建各种功能或专业性的平台，开发应用服务产品，与传播终端用户直接连接。媒体在内容应用平台层面，通过提供一种支撑环境，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运作及利益分配机制，可为全媒体平台的良性运作提供保障。在这个基础之上，实施全媒体的流程再造，即实现“前端全媒体采集，后端流媒体制作，终端互动式体验”。
发展关键：全媒体的传播人才培养。中国传媒业正经历着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在这个以全媒体技术平台为依托、以多媒体报道为主要方式的后报业时代，全媒体记者成为不可替代的新闻传媒专业人才，也是传媒集团实现全媒体转型的关键。全媒体人才要求既能用手机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又能为网站写稿、提供视频，还能为报纸写深度报道，为广播电视台做现场报道。全媒体记者强调媒体的交叉、专业的多能，而传统新闻传播学总是把记者泾渭分明地分为报纸、广电或网络新闻记者。为此，必须随着媒体对人才的新需求，探讨全媒体新闻记者、编辑人才的培养途径，使一线记者能实现从单一传播向多元传播的转型，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同时采集图文、视频和音频信息。
全媒体是媒介融合的一个特定阶段，全媒介进程所达到的最终效果就是真正的融合媒体，或称为“融媒体”，即真正实现多种媒介全方位的融合运行。融媒体状态绝不只是技术层面或业务层面的融合，还需媒体所有权的融合。“从媒介生态学角度看，融合媒介促进了传统传媒业的全面升级，也体现了传媒未来发展的必然走向”。全媒体转型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适应所有的新闻媒体，但全媒体建构并向融媒体过渡，一定是未来传媒发展不可漠视的重要课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学核心能力培养模式研究》部分成果
（下转第76页）
（上接第54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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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理论体系；新闻学学科特质；新闻学核心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一、现状：“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提出与探讨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方面一个日渐凸显的学术话题。最早从一些学者对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学理性的反思开始(刘建明，1991：童兵，2000)，再到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课题(沈莉，1998；陈作平，2005；唐远清，2006)，甚至到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的立项(丁柏铨，2002)，直到目前一些新闻理论专著的最新尝试(杨保军，2006)，“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无疑正在形成一个阶段性的研究高潮。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问题，它可以分为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试图描述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范式转型轨迹，一种：是直接探究建构新的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对新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对旧的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现择其要者，可以概括这类研究的核心观点如下：
1、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标志着一个学科的成熟。
钟情于“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者普遍持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一定水平的时候，都会开始进入到一种自觉地追求理论体系建构的阶段，特别是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确立，往往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对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建设而言，还意味着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杨保军指出： “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尽管文化差异是事实性存在，意识形态的争端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各国的现实状况也有或大或小的不同，但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也促使普世的东西越来越多”。
2、对板块式结构自然思维方式的批判。
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最早始于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基础》，其重点主要是探讨有关新闻的一般原理和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与群众和与党的关系等问题，初步奠定了板块式结构框架。后来我们的新闻理论虽然受传播学的影响，不断丰富发展，但基本上都不脱板块式结构的模式，并形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三大块的模式。刘建明先生认为这种结构模式有简单堆砌之嫌，陈作平指出这种建构方法属自然思维方法，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将把握新闻实践共相和对各种具体形态的全面统摄作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解决实践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对局部经验的归纳总结和一定的逻辑分析来把握新闻活动的内涵”这种经验式和随机式的研究方法客观上造成了理论内部不断分解和切割使概念不断膨胀，同时又变得支离破碎，解释力度下降。
3、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积极探求稳定成熟的高质量的理论体系。
所谓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就是要使理论体系具有科学的推理脉络、清晰的逻辑起点、严谨稳定的概念层级和无可辩驳的结论。
追逐着上述目标，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童兵先生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试图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建构自己的体系，“我的使命是沿着这一公式指点的路径，逐一说明传播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相应位置、功能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再比如最近出版的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一书，以新闻活动为线索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新闻活动自身、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活动对象、新闻活动媒介、新闻活动原则、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活动界限、新闻活动环境等。陈作平先生则提出了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介形态的结构路径。这些探索，无疑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二、反思：如何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
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新闻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不满足于传统的自然思维方式统领下板块式新闻理论的建构模式，希望寻找到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更具普世性和更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这种科学的理论框架，在目前的探索来看，很显然就是直接以传播学框架为框架，不论是以5w框架结构还是以新闻活动为贯通，这里面体现的都是一种传播学的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的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真的就一无是处吗?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二是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可以以传播学的框架取代新闻学吗?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固然有其经验把握的随意性，但作为人类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自然也有其现实逻辑的依据。甘惜分先生后来在其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概括为一个逻辑起点和两个三角。一个逻辑起点就是“新闻”，两个三角则是“新闻――传播者――受众”这个小三角和“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着的现实世界”这个大三角。这种三角理论模型正反映出一种在关系中把握新闻的思路，是我们在未来的理论建构中需要继承的精神遗产。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优势是非常适宜新思想的嵌入。在新闻理论范式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思想创新可以以一个个新板块的形式添加进去，从而形成一种“转型新闻学”的特殊样态。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不以所谓的理论体系构建为要旨，却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传达为追求，以对最新的新闻理念的把握为要务。而这，正是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之所在。一批学人不主张对新闻理论体系进行过早的建构，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其次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问题。有人认为在西方不存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认为这是一个纯中国式的伪问题。但这正是中国独特的理论语境下所产生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当西方希望通过报刊市场化和大众化解决了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并在新闻理论体系中牢牢奠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地位的时候，传播学才形成，并以其强大的理论张力形成对新闻学内容的丰富。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正相反，它需要借传播学的科学性来消解理论中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内容，而后再来确立新闻专业理念，而此时的传播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从理论上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就成为我们考察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起点。
我们认为，传播学的学科特质是结构性、交叉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传播学讨论的是人类传播行为的社会结构性存在。具体说来，它是在社会学结构论的支持背景下，把传播作为一种
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的。同时，传播学理论也是以5W这样一种结构性过程模型为基础来建构的。也正是由于传播学的这种结构性特征，才衍生出了传播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和开放性，它几乎向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形成了十字交叉路口的现象。
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则是主体性、理想性和实践指向性。在传播学出现之前，传统的新闻学是在新闻业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从新闻实践的经验中概括提炼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记者编辑操作规范和媒介组织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方面。传播学出现并成熟后，对新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信息传播的理论基础，使新闻学摆脱了前科学的经验性研究状况，并把新闻学的逻辑起点确立为新闻信息，新闻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和控制构成了新闻理论的逻辑演绎脉络。在我国，传播学更是具有直接的解放意义，传播、信息、受众等概念丰富了新闻的定义，并使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可以取代新闻学。新闻学属于专业应用学科，其核心是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专业化、职业化理念训练，尤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专业训练。所以，它是围绕着双重传播主体(记者编辑／媒介组织)而展开的关系研究，如果说传播学是5W模式的过程框架，新闻学却是以两个主体为顶点的关系框架，同时，新闻学中还含有传播学中所不强调的核心价值内容――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对新闻实践直接有指导意义的操作原则等内容。
所以，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其根本原则是要尊重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在这个前提下，既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科学性，又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简约性。
三、建构：“新闻学核心”模型图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确立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所在，并指出应该在尊重新闻学学科特质的前提下建构新闻理论体系。这就排除了那种把新闻学扩张为传播学或把新闻学扩张为媒介经营学和操作学的建构取向。这多少有点类似于宁树藩先生建议把新闻学区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的思想。但本文更愿意把这种建构取向称为“新闻学核心”建构，并用下面的模型图予以演示： (见下图)
在这个模型图中，新闻学核心由新闻本质论、新闻关系论和新闻理想论三部分构成。在新闻本质论中，主要解决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新闻的起源是人类信息交往的需要，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与控制是形成新闻、新闻事业主要关系的逻辑脉络这类的问题。其知识背景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思想，如传播观、信息观、新闻生产观等。在新闻关系论中，主要包含六大关系和六大命题。六大关系是记者(新闻)－事实、记者(新闻)－受众、记者(新闻)－媒介、媒介组织－政府、媒介组织－公众、媒介组织－商业，六大命题就是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形态论、媒介属论、媒介体制论和媒介生态论。新闻就是在这些主要关系构成的社会场景中的实践呈现和功能施展。新闻理想论则是指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包含客观性原则和新闻自由理念)。它是新闻事业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四、结语
一直以来，对新闻理论体系的研究有一种复杂化的倾向和对传播学的盲目崇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起新闻学的学术地位。这未免走入了误区。传播学理论对新闻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使得传统新闻学中呈零散经验状态的研究在结构性思维的统摄下聚合成了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体系，具备了一个更广阔的信息传播的结构性知识框架，从而大大提升了新闻学的逻辑性、科学性和学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的框架可以直接成为新闻学的框架，传播学的结构性思维特征只能潜隐地渗透在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作为一种底色而存在。而且，正是由于传播学的存在，新闻学的学科特质才被更集中地凸显出来，而且这种学科特质最终体现在“新闻学核心”的理论建构中。
[关键词]网络第四媒体/媒介网络媒体第二媒介时代“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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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灾害信息传播；概念；过程；要素
对灾害信息传播进行专门研究，首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灾害信息传播？目前，我们很难从某一文献中找到这个答案，那么，我们只能从“传播”这一概念入手来探寻灾害信息传播的概念。
一、传播的概念
传播学研究已经走过近百年的路程，在这段时间里，传播学理论研究者试图明确传播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和外延，但是，一直到今天，有关传播的定义一直争执不休、莫衷一是。早在1976年，美国的传播学者丹斯（Frank Dance）就在《人类传播功能》一书中对传播的定义做过统计，结果有126个各不相同的定义。我们对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分类，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五类：共享说、影响说、反应说、互动说、过程说。
那么到底该如何诠释传播呢？或者说到底什么才是传播呢？我们在以上几种定义的基础上，认为国内学者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的定义较为合适，即：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1]
我们将传播的定义进行分解，几乎所有的定义都集中在这样几个基本点上：
首先，传播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普遍存在的信息交流沟通现象。尽管自然科学中也存在大量的被人们冠之以“传播”的现象，但我们所要面对的，也就是传播学中所研究的，则是被严格限制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其实，人类社会中的传播现象比自然界的传播要复杂得多，因为人类社会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对外界环境具有不同的见解，人类社会中的传播现象是瞬息万变的。
其次，任何传播活动都必须具有传播者（传播行为的发出者）和受传者（传播行为的接受者）的存在，二者缺一不可。口头传播时代的传播活动，由于讯息符号的时空限制，要求传播者和受传者必须处于相同的时空环境之中，这也制约了传播效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随着文字的出现，传播活动中的传受双方逐渐开始脱离了时空限制，传播效果得以增强。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传受双方脱离了时空限制，传播内容被大量复制，传播效果显著增强。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开端，是将事实转变为可以传播的讯息符号的中介，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到达受传者的信息，往往带有浓重的传播者的主观色彩。受传者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并不是传播的重点和末端，根据传播效果的研究成果，受传者承担着信息反馈的任务，也是对传播活动效度进行检测的重要手段。
再次，信息是传播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参与传播的双方都希望在传播活动中得到自己最需要的信息，信息是传播得以正常进行的基础和材料。传播行为得以产生的前提是传受双方信息差的存在，传播总是从信息量大的一方流向信息量小的一方，如果在信息传播活动中，传受双方达到了信息平衡，即二者的信息差为“0”，那么传播活动就会终止。
最后，信息的传播是借助于一整套信息符号和传播媒介才得以开展的。事实作为信息的本源，并不具有传播性，人们通过自身的感官来感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而要将这些变化传递给其他人，则需要对这一事实进行编码，这就需要存在一套完整的信息符号系统。编码之后的信息是以符号形式出现的，符号具有可载性和复制性，这就得以进入传播过程之中，信息符号到达受众，通过对符号进行解码，事实才被受众接受，这一单向的传播过程才算完成。信息从传播者到达受传者的过程，是离不开媒介的参与的，这里的媒介是指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作为技术手段的传播媒介的发达程度决定着社会传播的速度、范围和效率。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是复杂而多面的，每一次新的工具的产生都会促进新的媒介革命。
二、灾害信息传播的含义
到底什么是灾害信息传播呢？我们在参考传播定义的基础上认为：所谓灾害信息传播，即灾害事件中与灾害事件相关的信息传播过程与灾害信息传播各要素的总和。
不同于常态的信息传播，灾害信息传播具有鲜明的内容限制，也就是说传播的内容必须是与灾害事件相关的信息，这里既包括对灾害事件的直接表述，也包括所有在灾害事件背景下衍生而来的各种信息。比如，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新闻报道除了直接涉及灾害的发生、救助、损失、灾后重建等内容，还涉及社会公众在灾害事件中的作为、受众的心理状态、地震谣言造成的危害等信息，这些都统统归为灾害信息传播的研究范畴。[2]
灾害信息传递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灾害事实的发生——传播者进行编码——信息在媒介间传递——受传者进行解码——受众对信息进行反馈”这样一套反复循环的线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直接影响着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度。要想强化灾害信息的传播效果，使得信息传递在社会环境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既能满足社会受众的知情权，又能为灾害救助提供帮助，并为建立灾害事件中良好的社会秩序发挥作用，就要保证信息传播的全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正确运转。
灾害信息传播还包括灾害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各个静态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传播者、受传者、信息、媒介、传播环境。这些要素在灾害事件背景下常常呈现出不同于常态的特点。专业的传播者在灾害事件的第一现场中往往缺席，非专业的传播者则弥补了这一缺憾，非专业传播者的出现及其在灾害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依赖于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社会媒介素养的提升。受传者在灾害信息传播中所进行的反馈往往不是简单的话语，而是具体的行为，他们也常常因为所处地域的不同而对灾害信息的需求不同，灾区受众和非灾区受众之间的信息反馈也具有很大的区别。灾害事件中，媒介抗灾害能力的不同也导致了其在灾害信息传播中发挥作用的不同，比如广播的灾害救助生命线媒介的地位就需要被明确确立。此外，灾害信息传播的外部环境也具有特殊性，灾害事件常常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一旦处置不当，容易产生消极影响。传播环境也称为语境，是传播所发生的自然、社会、历史、心理和文化环境。传播环境要求灾害信息传播要沿着正确的路径开展，要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和满足受众知情权同样的地位甚至更高的地位。[3]
灾害信息传播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内容概念，也就是说不管是在灾害事件发生之前、发生之中还是发生之后，只要是与灾害事件相关的信息都属于灾害信息。
三、灾害信息传播概念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灾害信息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中最为重要的信息内容之一，这是由灾害事件的特征决定的。这类信息是人们了解灾害事实、采取避灾举措、进行灾害救助的重要手段，也是人们了解自身所处环境的重要渠道，因此，这类信息极易成为广大受众需知预知而未知的内容，这也是灾害信息传播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在灾害信息传播的概念中，我们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灾害信息传播是以灾害事件的发生为前提的。所谓灾害，是对能够给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物总称。破坏性是衡量一个事件是否属于灾害的重要指标，同样是地震，如果发生在有人类生存的陆地上，我们称其为灾害，但是如果发生在没有人类活动的海洋中，且并未造成任何损害，就不能称其为灾害。因此，灾害信息传播必须满足灾害事件已然发生或者将要发生这一条件。灾害信息传播还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即纳入灾害信息传播研究视野的一定是那些灾害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尚未终结。也就是说，灾害信息传播不同于灾害史研究，它所关注的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而非已经结束的事实。
没有灾害事件就没有灾害信息传播，灾害事件的发生是第一位的，灾害信息传播是第二位的，灾害事件的发生决定了灾害信息传播的开展，灾害信息传播则会影响灾害救助、灾后重建、灾害问责等问题。因此，灾害信息传播是以灾害事件的发生为前提的。灾害的发生具有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灾害信息传播应该立足客观的灾害事件。
其次，灾害信息传播既要遵循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也要注重社会效果。灾害信息传播也是新闻传播的一种，因此，就应该在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框架下进行，新闻传播中的各种要求也同样适用于灾害信息传播。
灾害事件是客观存在的，其传播方式是多样的，新闻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控制只能是暂时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个时期，国家对新闻传播的控制过于严格，甚至置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于不顾，比如发生在1976年的唐山7.8级地震，造成了30余万人死亡，经济损失巨大，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的末期，受到严重破坏的新闻媒体对这一新闻事件少报、轻报：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党中央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此后，一直到1979年11月22日，从大连地震会议上发出了关于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重伤16万多人的稿件，这是地震发生3年3个月后第一次披露伤亡数字。对像唐山地震这样震惊全国、全世界的重大自然灾害，这条消息显然是“迟到新闻”。[4]
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内媒体报道及时全面，成为灾害信息传播的一座里程碑。但是灾害新闻报道时，也要注重社会效果。灾害事件往往会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有些场面甚至是惨不忍睹的，如果媒介都按照客观真实的原则报道新闻，不去考虑此类新闻在受众中产生的影响，有可能会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
最后，灾害信息传播是一个历史概念，这一概念的外延随着媒介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媒介的发展使得灾害信息传播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广泛，这不但包括在每一次媒介革命中产生的新的媒体，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媒介之间的融合趋势。原始传播媒介时期的灾害信息传播手段比较单一，其传播环境也比较简单，信息传播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实用性，但是由于非机器传播的范围很小，因此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很难保障，口耳相传过程的持续中也很容易使信息发生改变，这就是早期人类在灾害信息传播过程中产生神话的原因之一。
随着文字的出现，灾害信息的保存问题得到了解决，信息的传递就摆脱了时间的限制，造纸技术的出现，又使得信息的传递摆脱了空间的限制，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灾害信息可以被大量复制，强化了信息的传播效果。在此情形之下，灾害信息传播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也越来越强，影响到传播效果的因素越来越多，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灾害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大幅度提升，这也就进一步扩展了灾害信息传播的要素。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上）[J].国际新闻界，1998（2）：42.
[2]徐占品，李华，邬弯，等.在探索中发展：《新闻联播》灾害事件报道的嬗变[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8（3）：104-107.
[3]徐占品.论灾害信息传播的背景、维度与价值[J].新闻爱好者，2012（7）：34-35.
[4]孙发友.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J].现代传播，2001（2）：34.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人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
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
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关键词】受众本位 知情权 以人为本
受众(audience)这个概念于1985年传入我国,陈崇山教授对受众的定义为:受众,是一个集合概念,是报刊读者、广播听众、电视观众、网络网民的总称,是指一切通过大众传媒接受信息的人。
受众本位就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的传播活动中,应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受众获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为己任,以提高受众的思想、政治、道德和科学文化等素质为目标,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受众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的以媒介为本位,从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性质、任务和功能出发,着重论证媒介同受众之间的依存关系,强调受众是媒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强调尊重受众、吸收反馈信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确认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后以受众为本位,将受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利主体来审视,从受众应充分享有信息知情权、言论表达权、舆论监督权等权利意识出发,强调媒介机构要主动调查了解受众的需求,听取受众的意见,真心实意为受众服务,突出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受众不仅仅是媒介信息的使用者和消费者,他们还是构成社会的基本成员,也是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公众。要遵循大众传播体系运行的本体规律,不断强化受众权益意识,充分尊重受众权益。
舆论在一定意识环境中形成,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制约,民意则是正确意识形态的民众化。媒介的议程若被错误的意识控制,人民对媒介的报道就形成逆反心理。比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事发之后三鹿集团企图通过百度享受新闻公共保护政策,删除对其的负面报道。后来事情暴露,百度的形象也收到了影响。沉默螺旋的有效性提出舆论背反的原理,即媒介议程设置引起相反的舆论,使受众的思维产生逆动。媒介议程设置要想产生效力,必须为人民代言,反映历史规律和人民的主体性活动。
为人民代言就要反映民意,尊重和保护受众的知情权则是基础。党和政府历来倡导通过政务公开将公共权利机构的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广泛监督之下。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信息公开作为政务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有了很大发展,各级政府和有关公共部门开始陆续建立健全信息和信息公开制度,加大政务公开的透明度。
关于受众本位的性质,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1、受众本位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是产生新闻信息的源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因此人类不仅是新闻事业的创造者,也是新闻信息的消费者。受众是新闻信息的消费者,支撑着新闻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可见,媒介与受众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是一对彼此离不开的共同体。
2、受众本位反映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党领导创办的新闻事业始终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己任。背离受众本位,新闻事业是没有出路的。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受众本位的理论基础。坚持以人为本,弘扬人文精神,尊重和维护人民的权益,在新闻传播领域里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在新闻体制创新的过程中,必须从受众的需要和意愿出发,创建符合受众根本利益的反馈系统,使受众的意见、呼声、要求能迅速反馈给新闻决策者,促使新闻传播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和法制化,为受众创造一个真实、民主、宽松、和谐的舆论环境,以利于受众在新闻传播环境中能够开展 “自觉的活动”。
面对人性化的传播者,受众寻求“精神与精神相融”、“心与心相通”的渴望油然而生。这就要求传播者走进人的心灵世界,站在受众的角度上思考,就能发现很多的媒介市场切入点,就会启发和激励媒介去努力开发更多的受众资源和信息资源。■
参考文献
①陈崇山,《受众本位论浅析》,《新闻纵横》,1993年第2期
②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20年》
③单波:《在主体间交往的意义上建构受众观念――兼评西方受众理论》
④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下)》,《当代传播》,2001年第3期
⑤杨国钧,《新闻传播实践中对受众知情权的尊重和保护》
1.1 新闻的概念： 关于新闻概念的界定历来是众说纷纭，国内对新闻概念界定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主要有：
徐宝璜：新闻者，乃多数阅读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李大钊：新闻是现在、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
范长江：新闻是广大受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
陆定一：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从这些中，陆定一对新闻概念的解释被公认为最恰当的概括，系统的概括出了新闻所具备的四个特征即：真实性；公开性；时效性；主客观的统一性。
1.2 传播的概念： “传播”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包含了两方面的涵义，即“传”与“播”。“传”指的是宣传、传递、展露、表现等等；“播”指的是分布、撒布、流布等等［1］。这两者所表达的意思都蕴含了主体对客体的影响。现代传播学认为，“传播”即通讯、交流、表达、联络等等；港台传播学者把“传播”的界定侧重于双方行为间的相互影响或制约。综合这几方面考虑，笔者认为：传播就是对信息的传递和分享。要想把握“传播”的概念，至少要明白一下几点：第一，信息是传播的载体；第二，传播离不开受传者和传播者；第三，分享是传播的最终目的。
1.3 新闻传播中的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包含着伦理和道德两层含义，“伦理”指的是处理个体人与他人、民族、国家、自然等关系的准则；“道德”指的是在一定社会阶级中，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2］。从整体来讲，“伦理”和“道德”都是处理关系的规范体，跟人的行为规范有着本文由收集整理密切的联系。就个别来讲，虽然两者有着细微的差别，但是一般都将两者放在一起使用，即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在新闻传播领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一旦新闻传播丧失伦理道德，那么这样的报道必将失去其存在价值和理由。一般而言，新闻传播领域的伦理道德更能体现一个阶级的属性，更能反映出上层建筑的意志体现。
2 新时期新闻传播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2.1 虚假新闻依旧横行： 新时期虚假新闻仍然存在，并有蔓延之势。就目前情况而言，虚假新闻的产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的是处于商业报复的原因，以2011年11月，“微软并购苹果”的虚假新闻报道为例，经核实纯属诺基亚的商业报复所致；有的是处于政治原因，2011年，日本《朝日新闻》在未经属实的情况下报道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新闻——《敬爱的明仁天皇昨日自杀》！消息一出，引起各国恐慌，有喜有悲！后经查实纯属皇室争权所演绎的闹剧；有的是处于经济原因，2011年，纽约股市因“华尔街将遭受恐怖袭击”的虚假报道而直跌3000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2 有偿新闻开始浮出水面： “有偿新闻”实质上是对编辑社话语权的一种出租，通过出租的方式来获得较大财力集团的支持，从而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2006年9月，据青年报报道，中国食品质量报驻青海记者站存在严重的“有偿新闻”报道现象，具体涉及到：非法成立分社；私刻公章；强制要求商家订阅报纸；介入商业经济活动，收取介绍费用；变更登记项目等等。目前像这样的案例日趋见多，比如：《中国工业报》河南记者站负责人陈金良因涉嫌“有偿报道”，敲诈勒索商家被逮捕检查；《财经文摘》报道：北青的乱想与迷局，详细介绍了北青传媒与权利精密相连的广告差价等等。
2.3 有偿“不”新闻横空出世： 所谓的有偿“不”新闻，指的是新闻记者在政治和资本的诱惑下，泯灭良心，对新闻的真实性密而不报的行为［3］。这种行为严重的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情操，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相关案例中，最为出名的是2002年的山西义兴金矿大爆炸事件，在此事件中有38人死亡，经济损失一千余万元。事件发生之后，矿主并没有抚恤矿工，安抚民众；而是贿赂当地政府，隐瞒事实真相，统一“两死一伤”的口径。新华社记者在接受举报之后，并没有赶赴现场，而是直接找到了当地政府，并接受当地政府的贿赂，将此事件的真实情况压下回到了报社。后在当地媒体和相关媒体的曝光中，真相才浮出水面。
2.4 炒作新闻盛行一时： 从目前形势来看，有关新闻炒作的话题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市面上的表现为一则新闻源被反复地、不间断地去报道，而报道的新闻多是未被授权或者是不符合正规转载规则的。并且这些炒作的新闻多是集中娱乐圈，以提高明星的关注度为主，目的在于煽情、为明星造势。以“芙蓉姐姐”网络造势为例，其本身就是一个庸俗无聊的造型，几近疯传却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伴随其后，“芙蓉姐夫”、“芙蓉妹妹”相继造势，其恶搞程度着实让大众感到恶心，究其根源无非就是地方小报为了扩大发行，谋取利润，迎合部分大众喜欢低俗的心理在作祟。
3 新时期新闻传播伦理道德问题的根源
3.1 社会转型期的不适应： 国内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新闻的业的影响是明显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一手包办新闻产业，新闻产业作为政治的附属
物，是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经济来源和生存能力。但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这样的局面被打破了，传统的包办产业开始在市场的大环境中觅求新的发展和生存理念，于此而来新的问题也开始接踵而至。首先，产业化发展，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导致道德滑坡。新的时期，新闻产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争夺受众群体和客户。伴随着日益激烈的竞争群体，新闻媒体片面追求商业利益，不顾职业情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其次，经济效益优先开始成为新闻传播也的主导理念，在这种从业理念的影响下，新闻媒体开始背离职业操守，也成为当今伦理道德问题产生的诱因之一。最后，转型期的法制不健全，目前虽然国内已经出台了有关新闻传播的法律法规，但是细细分析会发现当下法律法规的制定多是与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公民权利等相关，而与伦理道德相关的条文却没有出台，从而出现了新闻传播道德失范而无人监管的局面。
3.2 新闻传播媒体自身的失德： 新时期，新闻传播媒体自身的失德原因主要在于：第一，片面追求实效性和独家性，导致新闻媒体的报道缺乏真实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抢占先机，做到第一时间报道消息源，不少媒体记者在采访前已经将新闻稿写好，或者根本就没有进入一线去采访，而是靠着道听途说来编撰新闻稿，这样做虽然实现了独家性和实效性，但是却使新闻的真实性大大折扣。第二，行业约束机制缺失，在国内，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虚假、侵权等新闻见诸与各大媒体报端，但是，很少听说有被曝光的媒体就自己的虚假新闻进行善后处理。这种缺乏惩戒和时效评价的行业监督机制，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新闻行业层出不穷的道德失范现象。第三，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在社会互动机制的环境中，新闻监督应该被理解为社会与新闻行业的互动监督，也就是新闻媒体监督社会的同时，社会也要肩负着监督新闻媒体的责任。然而，从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对新闻媒体的监督主要是来源于政府和党政机关，而民间对其的监管氛围还没有形成，更何况，大众素质良莠不齐、整体素质不高，从而导致对新闻媒体的腐败行为难有诉诸法律的觉悟。
3.3 新闻从业人员的自身原因： 新闻从业人员的自身因素表现为：第一，从业人员自身工作能力低下。现如今，从事新闻行业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多数人奔着高薪、前景好的目的而从事这一行业，从而导致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鱼龙混杂。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新闻记者由于工作能力有限，但迫于工作的压力，不得不编造新闻、炒作新闻等等，从而导致失德现象的产生。第二，从业人员自身道德取向出现问题。在新时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充斥着每一个新闻从业者的大脑，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记者不得不把经济利益作为自身道德取向的核心价值观，这种唯钱独尊的理念使着媒体的公信度大大折扣。第三，从业人员的责任感缺失。当下，从业人员的责任感缺失也是导致新闻媒体产生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如今，新闻记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从业的责任感和态度正在逐渐的弱化。不少记者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利，吃、拿、索、要已成现实，甚至部分记者以“见诸报端”为要挟理由。这一系列的责任感缺失现象，不加遏制，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新闻传播行业的伦理道德问题现象［4］。
4 关于伦理道德建设的思考
4.1 确立新闻媒体行业的核心价值体系
首先，坚持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巩固阶级立场。当今世界局势瞬息万变，各国记者都应该严把新闻关，坚定自身从业立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巩固阶级立场，是我国历来先辈在革命斗争中换来的宝贵经验。其次，确立社会效益优先的价值理念。新时期，新闻媒体同时肩负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重任，经济效益是其发展的保障，但社会效益则是其存在的根本，正因为社会效益才使着新闻媒体有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新闻记者一定要确立社会效益优先的价值理念，不可本末倒置。最后，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责任感。马克思理论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这就决定着新闻媒体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其工作的出发点，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4.2 加强新闻媒体行业的自律： 新闻行业的道德约束还依赖于自身的自律，在国家法律法规之外有步骤、有计划地倡导行业自律和社会伦理对于新闻传播伦理道德问题的控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加强新闻媒体的自律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减轻政府管理的负担，另一方
面也能使某些法律、行政手段所难以规范的内容得到规范，从而使法治力、行政力和自律力形成合力对媒体传播进行总体的规划和科学的管理。首先，要加强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准则建设，现在国内有关新闻传播的法律法规比较少见，相关的规章也不是很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加强从业者伦理道德准则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恰到好处的填补了法律对道德约束空缺所带来的“空洞”。具体操作可以从媒体联盟的结成开始，国内知名媒体组织结成“媒体传播伦理道德委员会”，共同协商制定“反伦理道德问题倡议书”。以书面的形式制定约束标准，对于提高新闻行业的道德水平有着积极的作用。其次，媒体传播的舆论造势不单是对社会的一种监督，同时还应该借助这股力量加强对自身道德的约束。在成立“媒体传播伦理道德委员会”的基础上，要借助这种向心力，每年通过评选最优或者是最差媒体的形式，来强化新闻媒体间的自律意识。最后，行业间的结盟只是一种外在的促使力量，自律意识的形成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各个媒体的学习。各网络媒体加强自律要从每年规范化学习开始，通过年会、季会等方式，以规则、条文等形式明确媒体传播的道德责任。
4.3 强化新闻媒体行业的监管力度： 强化对新闻媒体行业的监管，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监督，监督的目的在于保证媒体传播信息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监督的关键在于发挥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重点在于处理不实报道的决心。第二就是管理，法律是伦理道德管理的底线。所以，当下最为关键的或者是首当其冲的事就是加强我国新闻传播的法制化建设，使有关伦理道德问题的处理有法可依。其次，管理还源自于监管部门的积极努力，有关媒体传播监管部门要认清形势，积极动员多做工作，研究如何采取有效地方式使对新闻传播行业的管理和行业的自律结合起来，既要及时、公平地奖励金牌媒体，又要严肃惩处媒体的反面不实报道，为国内新闻传播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切实地履行好监管部门的督导作用。最后，要充分发挥法律之外的力量，加大对新闻评议会、新闻荣誉法庭等结构的组织建设，借助他们的力量去处理媒体间或者是媒体与受众间的纠纷，力争使这些纠纷在走向法庭之前得到解决。
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U高校媒体是社会信息系统的重要分支，在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方面具有深远影响。一些学者就高校媒体媒介融合的宏观研究、报网融合研究、媒介管理研究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对媒介融合和内涵与外延的认知
(一）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于1983年由美国学者I?浦尔首次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戈登归纳了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等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
陶喜红进一步指出，“融合”这一概念与大众传播真正意义上的联姻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郑保卫、樊亚平、彭艳萍研究发现，“媒介融合”属于互联网兴起之初所产生的取代论和共存共荣论相互争论时期。这里所说的融合，是指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和平共处,联合发展，显然它与现在舶来意义上的媒体融合属于不同的概念。
(二）认识的深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新闻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学术界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已不再停留于表面上的理解。吴海荣从研究个案出发，认为媒介融合既可指宏观的产业、人力层面的相对集中，又可指微观的新闻制作的各个环节的资源共享。⑴李红祥认为媒介融合的界定要从技术/软件融合、产业/市场融合、内容/服务三个层面加以界定。m蔡雯则认为媒介融合的深层次含义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推动下的通过新介质形成的各类型媒介的汇聚融合。
在表现形式上，媒介融合应该既包括硬的新闻实体的融合,又表现为软的媒介技术、管理体制的融合。王闻俊从动态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媒介融合包括组织结合、收购合并、传播手段、媒介形态等四个阶段，孟建、赵元珂认为，媒介融合既包括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并购，并借此组建大型的跨媒介传媒集团;媒介技术的融合,将新的媒介技术与旧的媒介技术联合起来形成新的传播手段，甚至是全新的媒介形态。
二、高校媒体融合研究现状
相比之下，学界对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相当薄弱。当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宏观媒介融合研究、报网融合研究、媒介管理研究。
(一)宏观高校媒体融合研究
张文莉研究指出，高校媒体的媒介融合主要体现在内容、终端、组织和管理方式等方面。作者认为,高校校园媒体应该从内容重整和组织重构两方面人手。在内容重整上，重视整体策划，注重互动。在组织重构上，组建全校统一的新闻管理机构，建设一支专业化、全能型的采编队伍。娄雷认为，高校的校园媒体资源融合，既包括不同新闻主体、经营主体的融合,也包括不同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在组织构成、人员配备、职责分工等方面相互协调，优势互补。
°高校传媒整合既符合高校媒体的发展诉求，又是当代高校宣传工作的发展需要。梁燕燕认为,高校传媒可探索构建“新闻中心——实训基地”模式，将新闻中心开放为高校新闻学科的实践教学平台，将校园宣传任务分解为高校新闻学课程的实训作业。此举既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传媒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同时又极大改善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困境。
(二）高校报网融合研究
高校“报网融合”是不同新闻主体、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以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实现立体化的新闻报道、捆绑化的客户服务和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李秀芹认为，高校报网互动有利于校报与网络的“快”与“慢”、“容量大”与“容量小”、“交互性”与“单向性”的优势互补，是高校校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工作理念上，张碧红认为应该实现媒体的重心从报纸转移到网络，搭建读者网友的互动社区,通过打造“新式在线编辑部”、注重校园网事“深加工”、整合校园宣传资源等方面，推进高校“报网融合”创新发展。
赵立兵，杨宝珠研究了高校校报与微博的融合发展,认为微博等新媒体的及时性、现场性、互动性等优势，能够与高校平面媒体的权威性、深度性、全面性进行有效互补。在具体融合路径上,主要表现为“微新闻”、“微专题”、“微采访”、“微活动”、“微服务”等形态，推动高校校报的新发展。"
(°三）媒介管理融合研究
在媒介经营管理层面,高校校园媒介融合，有利于实现新闻业务上的资源共享,增强校园新闻的舆论引导能力。赵明认为，高校校园媒体的融合应该从新闻媒体从业者及新闻工作体制人手,在新闻工作体制方面，整合校园媒体,实现资源共享，学校宣传部门在体制上保证组织运作。
王世华认为，从传播内容、组织架构与人员构成来看，高校的媒体融合远没有成功,作者指出,应明确现有媒体的主从关系，不同媒体形成优势互补，避免同质化,同时还要实现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与从业人员的有机融合,从理念、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从业人员等多方面全力打造多媒体融合的髙校“全媒体”。
三、结语
媒介融合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从一开始被引人的舶来品，到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本土化研究，学界都有较为深人的分析，研究视角也十分丰富多元。相比较而言,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过于薄弱,这与高校新闻媒体及其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匹配，而且与高校新闻媒体的实际发展状况不符。媒介融合是包括高校新闻媒体在内的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所以有必要加大对该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对髙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研究、报网融合研究、媒介管理融合研究等内容，呈现纵深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总体上数量不多，力度和深度均不足，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界对于高校的新闻媒体及其媒介融合领域不够重视。高校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阵地，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宣传工作，巳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工程。而高校新闻媒体及其媒介融合的实践发展，是这一战略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领域的实践探索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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