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同的起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其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主要诠释在各个发展阶段人类社会所遵循的分配规律如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以人和社会的选择方式作为研究对象，以使用一些稀缺的资源去生产各种不同的商品。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一定的区别，但其起源是相同的，它们都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都是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发展的起源。均衡价格这一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而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但两者都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二、本质的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观点是人是社会的人，是历史的人但它对于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并不否定。然而，人类社会是群居的，其口的就是要将一切的私有和剥削消灭掉，构建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生产力高度发达、精神充实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当前社会主义在改革市场经济，私有制允许存在，但这仅仅是改革的手段之一，其主导地位依旧被公有制占据着。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强调集体主义，它认为精神力量和群众力量是一种强大的合力，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西方经济学的本质观点是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他们不会因为任何因素的影响而改变这一特征，因为个人的潜能只有在私有制下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私有制对他们来说是最永恒有效的，是唯一的市场经济基础，跟人性十分一致。虽然西方有很多的经济学派，但他们研究的前提都是私有制，即便是实行企业国有化，也仅仅是一种手段，并不能改变私有制的本质。可见在西方国家里，资本主义的根本就是私有制，绝不会动摇分毫。所以西方经济学只是大力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力量，但这种个人力量在经济发展方面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所以，不同的阶级性是存在于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性。
三、两者的互补性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核心，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成立于2013年12月25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是国内第一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研究的专门机构，研究院的成立得到众多高校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成立当天举办了首届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论坛，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已初步凝炼出若干重点研究方向，牢牢把握住了开放式协同创新的特色定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架构、核心团队和专家队伍，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顺利步入发展“快车道”。
与会专家学者在本届论坛上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相关话题进行了广泛交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
信息化是推进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的基础和先导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院士在发言中指出，没有信息化也就没有快速发展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信息化建设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础和先导，作为在信息与电子领域具有突出优势的高校，我们将更加主动地在解决重大战略需求、引领学术前沿、推进产业化升级等方面努力攻坚，破解难题，勇做丝绸之路信息引领的先行者。
郑晓静指出，我们将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优先方向，不断创新合作、开放办学，勇做丝绸之路文化引领的先行者。我们将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全面推动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勇做丝绸之路智力引领的先行者。我们将坚持立足西部，紧密结合陕西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目标，勇做丝绸之路服务引领的先行者。
“我们也深知‘一带一路’宏伟蓝图的实现，需要学术理论界强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也需要组建一个跨地域、跨机构、跨学科的研究平台，希望以这样交叉融合的方式，广集智慧，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国家急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产生标志性的研究成果。”郑晓静说。
着力打造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学术研究智库平台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白宽犁代表主办方向参加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白宽犁指出，陕西省社科院作为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智库，高度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应用研究，把强化课题研究作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研究的又一抓手，在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鼓励科研人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确立了一系列成果，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认可。
白宽犁介绍，去年以来，陕西省社科院在承担各类项目的同时，积极引导科研人员把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作为重要研究方向，设立了智库群、丝绸之路文化、西安建设丝绸之路国际金融中心等有关课题20余项，多位专家学者也参与了省决策咨询委以及西安市、宝鸡市等多个层面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关的课题研究咨询工作。同时与西咸新区泾河管委会也成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产业文化研究基地，不断开创丝绸之路研究新局面。社科院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成果获得了省委宣传部2014年全省宣传思想工作创新奖。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为西部大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技术经济学家、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徐寿波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应实施大物流战略，对接沿线国家商流需求，推动跨境产业物流链的建设。要加强基础设施与组织管理，提升跨境大物流总的效率。要构建生态合作机制，促进跨境大物流可持续发展。
美国奥多明尼昂大学信息技术首席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客座教授许立达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西部大发展提供新的契机。丝绸之路相关性最高的五省经济基础薄弱，人均收入处于低位，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已经实施多年，但对提升西部地区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效果仍不显著，利用丝绸之路的建设，构建西北对外发展通途，为西北五省提供新的增长点，也对我国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安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赵寅科认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事关全局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的实施，对于西安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机遇。一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西安加快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西安是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从国家层面确定的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发展定位的城市，但目前西安距离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仍有很大的距离。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和建设，西安作为经济带上的核心城市，必将吸引大量的跨国资本、著名企业、高端人才等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要素向西安汇集，从而加快提升西安经济社会的外向度和国际化水平。二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西安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引擎。随着经济带建设的加快推进，西安作为国内连接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将吸引大量国内外企业进驻，带动全市经济转型升级，推动西安综合经济水平快速提升。三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大力弘扬西安城市精神的历史契机。汉长安之所以伟大，主要体现在它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上，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使得长安能够吸引世界各国人才，包容国际不同文化，在吸纳各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国内外的多种文化将在西安汇集交流，并将提升西安对自身文化的认识，推进西安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为西安的文化复兴提供强大的动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是区域战略也是国家战略
陕西省社科院金融投资研究所所长谷孟宾介绍了陕西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基本情况。他认为，陕西经济外向度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短期要上规模、上速度较为困难，需要长期谋划，逐步推进。从对外贸易与投资合作规模来看，陕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其他相关省市区相比处于中游水平，与排名靠前省市有一定差距。从面向欧洲的陆路贸易开拓来看，陕西继重庆、成都、郑州、武汉等城市之后在2013年底也开通了面向欧洲的铁路专列，加入到开拓丝绸之路欧洲贸易的战团。目前来说，这些线路都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阶段，有一个运输成本的问题，大量都是靠政府的补贴在做，这个市场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低。
谷孟宾认为，应确立陕西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定位。一是补强一个短板，壮大自身贸投实力。这一块如果我们做不上去的话，我们推动参与权限的贸易，发挥的效应不是很高。二是发挥科技、教育、文化三个优势，我们自己在贸易投资方面相对薄弱，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三是搭好四个平台：物流运输平台、贸易促进平台、产业合作平台、金融服务平台。
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昭宁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是区域战略，而且是国家战略，这个战略既包括请进来，又包括走出去。但是，由于陕西和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这一次重点是走出去的外向型战略，实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现在是高水平的引进来和大规模的走出去相结合，在欠发达的中西部重点还是引进外资，但是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引进来和走出去二者结合是不同的比例。
曾昭宁指出，在全国宏观经济转换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将要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到27个国家近30亿人口，它不仅仅涉及到南亚、中亚、俄罗斯。我们开辟市场要有时间表，近期的重点是开辟中亚市场，陕西在西北联合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共同开辟中亚市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既包括文化、科技、教育等全方位领域，但核心是经济带，特别是产业，尤其是工业。
向西开放是当代
中国战略性的科学选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王安民教授在《基于信息化与国家竞争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理论研究》的发言中提出几点建议：一是作为新兴国家走向世界，拓展国家核心利益的国家战略，必须加强战略的顶层设计。二是重视新一轮IT革命的影响，强化丝路经济发展新型道路研究。三是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建设与文化重构，以及与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融合与认同。四是注意国家（政府）、市场（民间）两种力量的策略运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杜跃平在发言中阐述了国家向西开放和陕西发展问题。他说，西部地区的发展滞后于中部，中部的发展滞后于东部，在今天这样一个背景下，国家在新的国际国内的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中提出向西开放，这是一种具有长远性的基于国际背景的来自于对于地缘政治特别是新常态阶段的深刻思考以后做出的一个战略性的科学选择。
杜跃平认为，向西开放，一是使中国在摆脱以美国为首的东部两个链条对中国的围剿当中寻找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二是可以在欧亚板块中通过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建立新的经济版图，改变全球格局。三是在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产业急需升级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找到新的市场，解决产能过剩，完成产业升级，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所以我们说，向西开放是在国际格局的变革、中国新常态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做出的更高层次、更加全面的开放选择。向西开放对中国来讲，是未来发展当中最重要的选择，也是“一带一路”战略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够推进战略实现的一种选择。
杜跃平认为，陕西要抓住向西开放的机遇，创新开放，创新机制，在向西开放中充分发挥作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是中国陆权战略的一种实践
西北政法大学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西北政法大学物权与土地制度研究所研究员廉高波在发言中认为，在丝绸之路新起点的建设上，西安落后了重庆很大一步。还有郑州，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前，西安和郑州已就丝路的起点问题有争论了，“郑新欧”远远超过了我们“长安号”，他们现在借助两条新航线也要打造空中丝绸之路的新起点。第三个竞争是成都，长度也超过了我们西安的“长安号”。面对重庆、成都、郑州逼人的态势，西安要有十足的危机感，才能扭转这一局面，才能把新起点之称落到西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印度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吉祥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中国陆权战略的一种实践，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中国特殊的陆海兼具的地缘政治环境背景下，中国陆权具有新的有别于传统陆权的新内涵，中国陆权观的核心内涵是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国陆权建设的指导思想应是陆海互融，以陆护海，以海促陆，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欧亚、甚至是欧亚非经济整合的纽带，而中国西部地区大西三角是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向西、向南辐射的地缘引擎，是中国陆权中心。
陕西省社科院文化产业与现代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张燕主要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高地发展路径，她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发展路径、生活习性等各方面差别很大，区域认同感比较弱，文化交流先行战略是推进丝路沿线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动力。
关键词:西方经济思维方式；中国经济；社会体系
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同，东西方的国家在，文化观念、行为习惯、政治体系、民俗风情等许多领域都存在着差异。东西方人们思维模式是导致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而思维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根本上导致了东西方经济思维的不同。我国一直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随着时代的变革，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逐渐进入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理论中，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但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对我国构建现代文明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1西方经济思维的定义
西方经济学是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的经济学范式，与东方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着一定的不同，因此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西方经济思维是以线性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方式为基础，具有线性、抽象性以及片面性的基本特征。经济学包含的领域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微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最为重要。微观经济学主要以研究家庭、厂商以及市场调配为主要经济资源，以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模式和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主;宏观经济学则是以研究整体国民经济的经济资源运用状况为主，以整体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总量分析为思维方式。
2西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发展
2．1科技进步推动发展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认知水平也得到了提升，这就使人们的思维模式不断地更新。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到经济学这一学术理论，标志着经济学的产生，被当时的人们用作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到17世纪末，随着牛顿三大定律以及万有引力的提出，人们开始着重对经济学的实际经验考察，转变了以往形而上的唯物主义思维模式。19实际随着进化论和能量守恒定律得到人类的证实，以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为代表，人们的思维模式开始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模式。20世纪以来，人们通过相对论以及量子物理理论的知识，对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例如从一般均衡到非均衡、稳定均衡到动态均衡、线性模型到非线性模型等。
2．2多种学科交叉促进创新改革
经济学是集多种学科为一身的交叉性学科，经济学的思维模式需要多角度研究问题，结合多种学科理论，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
(1)数学与经济学。1838年法国学者古诺层发表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将数学逻辑思维运用到经济学发展之中。在随后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更是离不开数学逻辑思维模式，统计学的思维方式结合经济学理论知识产生了计量经济学，使经济学的实证思维得到了完善。
(2)伦理学与经济学。减少社会贫富差距是经济学发展中的基本目标。社会伦理学中的“公平”概念，能够帮助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真正做到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经济需求，达到经济学的最大价值。
(3)法学与经济学。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领域和谐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要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复杂的经济活动，保护产权知识和契约效益，保证企业以及国家的财产安全，维护市场的发展秩序。
(4)心理学与经济学。心理学在许多领域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有人活动的地方就能运用到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在经济学中，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产生了“心理—行为分析方法”，改变了传统理性人假设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对行为的心理形成动态进行分析。
3西方经济思维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启迪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始于西方，我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初都借鉴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起到引导的作用。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体系深入发展，人们开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点，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西方经济思维始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目标，与我国经济状况从根本上存在巨大差异。那么，如何将西方经济学的借鉴价值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坚持实事求是为原则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理性分析。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性客观的根据我国国情进行分析，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同时也蕴含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与分析，适当的加以借鉴，避免对西方经济思维产生依赖，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发展。
(2)结合我国国情对西方经济思维进行借鉴。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处于起步期，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观点、理论以及政策，从而适应全球经济化大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与发展。
(3)西方经济思维模式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需加强改革创新，这种改革必须建立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国情基础上，照搬西方的经济政策体系，必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西方已经成型的经济管理体制仍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可以借鉴的范本，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宏观把握可以参考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从而减少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4总结
西方经济学虽然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实质理论学说，其研究对象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可以借鉴它的优缺点，建立有特色的社会经济发展体制。因此，西方经济学思维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有效的借鉴作用，将马克思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相结合，能够使我国和谐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得到更好的发展，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管德华．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建设研究［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4):9－12．
一、“再评价”讨论的背景、缘起和特点
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院经济所、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文革”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化建设提出的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可以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论系列。
这一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曾经长期发生着重大的。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提出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承明首先掲出了彻底发展论的旗帜，批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1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整理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有关讨论的述评，述评中有“‘增长’论与发展论”一节，介绍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是否有所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1]。时值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中译本[2]，这个问题遂成为讨论中的热点。又由此引出对黄宗智有关理论的两次讨论：1993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集经济所部分学者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同年12月，《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联合举办的关于黄宗智学术理论的研讨会。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理论模式，如中国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西方的“传统中国”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但实际上却共同默认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这些规范认识是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史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化和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对黄宗智上述学术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揭开了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序幕。在讨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论辩的各方都对西欧中心论持批评态度，都力图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轨迹。
2、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掲幕是由国内外有关研究相互激荡所引起的。而在整个讨论中，中西有两股学术潮流最为引人注目，成为这次讨论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国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为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清代经济的发展比原来的估计要高，不但没有走下坡路，反而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1997年夏天，在方行提议下论坛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主要批评对象就是“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3]。方行等人的观点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综合性成果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三册）[4]。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伯重在他的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专著中着重批判了明清停滞论。他又发表了关于宋末明初江南农业发展的系列文章，否定“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在这基础上撰文从论高度批判“宋代经济革命”论[5]。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这一轴心展开的。在国外，“加州学派”最为活跃，他们相继问世的一系列著作很快介绍到中国，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9]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例如，弗兰克认为中国直到1800年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明清在世界贸易中曾吸引了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在以上两股学术潮流中，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显然是相互呼应的。加州学派大量引用了吴承明、方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有人甚至把李伯重列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论坛正式以“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会，重点就是由李伯重、史建云、张芝联、马克垚等人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新论。第一次研讨会结束以后，第二次研讨会开始以前，美国学界发生了围绕彭慕兰“分流论”的大辩论。先是《亚洲研究评论》2002年第一期刊登了黄宗智等人对彭慕兰《大分流》的批评及及李中清等人的回应文章，接着，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以“大分岔？：中欧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为题，组织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以黄宗智和彭慕兰为代表）面对面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信息很快反馈到国内。张家炎发来了有关辩论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0]，龙登高也根据李伯重、李中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撰写了《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一文[11]；这两篇文章都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材料印发与会代表，而对彭慕兰“分流论”和黄宗智“内卷论”的评价也就成为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第三次研讨会前，黄宗智发来了他对彭慕兰反批评的回应[12]。国内外研讨活动的这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3、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缘起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论有关，所以讨论聚焦于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的评估上。不过，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中西比较中探讨清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特点。同时讨论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涉及到、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这就使得讨论具有综合性和长时段研讨的特点。
4、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相结合。
这次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检讨以往的研究范式开始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始终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无不与有关理论方法联系在一起。例如，评价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首先就弄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和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讨论劳动生产率高低，不能不涉及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以及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等。讨论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问题，使得它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并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深度。
关于这次系列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13]，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在这里，仅就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议。
[1] 叶茂、蓝鸥、柯文武：《传统农业与化——传统农业与小农述评（上）》，《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 该文载《史学研究》1993年第1期。
[3] 当时孙达人撰文提出，战国秦汉的“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明清时期“小、少、散”的“小农经济”的观点（《重评“五口百亩之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漆侠提出中国封建经济宋代达到高峰，明清走下坡路的观点（见《宋代经济史》等），这些观点在会上成为批评的对象。
[4]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主编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经济出版社，2000年。
[5]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检讨》，《中国科学》2000年第1期；《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6]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 新华出版社，1999年。
[8]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9]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 张家炎：《要点与评述——2002年6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大分岔〉讨论会简介》，“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他后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一文，刊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1] 龙登高：《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未定稿）》，“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文章经作者修改后以《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刊载于“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4年2月18日。
一、中国经济学本土化发展的切入点
1.研究思维的本土化。经济学本身的思维基础是本土性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致用之学。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其研究思维都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理论导向和政策体系密切相关的，从斯密到李嘉图、穆勒、李斯特、西斯蒙第、马歇尔、凯恩斯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应该具有双重的内在逻辑性，是形式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的高度统一。因此，经济学的本土化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以研究国情、国策和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为基点。
2.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传统的中国经济学比较倾向于使用理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即说理，而西方经济学却偏重于说理与度量的结合，在主流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大量运用数理方法分析问题。我们需要构建一个高度开放、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研究方法体系，将传统的理论分析与数量分析、实证分析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前沿性和可操作性。
3.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始终是以本土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先后提出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国情分析、阶段特征、空间布局等研究中国问题的核心概念。今后研究对象本土化的创新基点应该集中到运用更加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定型后的经济发展规律等方面。
4.体系结构的本土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传统的经济学体系结构是仿照“苏联教科书”建立的，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学体系结构基本上是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市场原理、均衡结构改造而形成的。这种体系结构适应了处在过渡阶段的中国国情，但是仍然存在大量不合理、不科学、不务实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仍然需要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深化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改造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根据非主流经济学，如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等来补偿和完善体系结构。
5.研究要素的本土化。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度，由于国情、经济基础和体制机制的差异很大，决定了不同时期经济学研究的要素“群体”差异也很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情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我国经济学的研究要素不断丰富起来，如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建立、结构优化、效益原则、投入产出、收入差距、非均衡状态、梯度开发、产业转移等许多过去没有的概念开始被大量运用于政府决策咨询和纯理论研究。当然，这些要素大多数是“舶来品”，但是很实用，是中国国情与这些概念紧密结合的产物。这项工作今后仍然需要多做。
6.研究目标的本土化。研究目标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面对的核心问题，任何理论科学都需要服务于本国的发展，服务于现实的和长远的发展需要，这是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命脉”所在。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研究目标要聚集在如下几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如何依据党的十报告精神创新中国经济学、中国实施倍增计划的环境条件和路径选择、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新的融合点、中国经济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学流派等。
二、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创新方式
总结过去10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成绩斐然，但要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还任重道远。当前就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创新方式来说，应该重点研究和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开放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开放、开发和合作发展的意识，解决思维方式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问题。不能用敌对的、对立的和分割的观念看待本土化问题。二是本土基础。实施本土化战略必须以国情为基础、以服务国家为根本宗旨、以研究现实和长远发展问题为重点，坚持“学为中用”的原则。三是融合发展。考虑到我国传统经济学的诸多缺陷，经济学本土化的理论导向应该主要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以此改造提升传统经济学。四是理性导向。重点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这并不是说要照搬照抄，或者在形式上模仿，而是主张学习、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精华内容，特别是均衡理论、政策原理和定量分析方法。五是国际规范。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经济学的国际化，本土化不能与国际化对立，而要合作发展，包括经济学当中的国际概念、国际惯例、国际标准、国际范式等。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需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经济学的本土化、国际化和规范化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如果仅仅强调本土化，而不注意国际化就会缺少和国外交流的平台，很难融入国际区域经济学的前沿。同时，中国经济学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特有的研究范式、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为理论的创新奠定了科学基础，但还需要注重经济学的规范化发展，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早出新成果。
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024-03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著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著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著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著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著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著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著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著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共分为7章19节。
第1章的内容是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第2章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第3章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第4章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第5章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第6章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如中西方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迥异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国有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善论”导致社会理念中不相信制度的约束，倾向于相信德治和人治，而西方国家基于基督教“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提倡法律高于政治，相信“制度”以及中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目标等。第7章为结语，总结了全书的研究路径，指出了理论创新之处，并总结出17个主要学术观点。
四、评价
作者从六个方面对中西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沿着中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这一脉络，揭示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迥异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方财政理论出现的日益趋同。通过数据比较当前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及结构上的运行状态，反思导致中西方财政支出总量不同运行现状的深层原因，分析中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原因，并通过构建经济模型分析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探求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通过比较中西方各国宏观税负的数据和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得出本书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的评判，阐述中国宏观税负不低这一结论得出的原因。明确中国宏观税负便于国际研究的口径，通过构建税收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分析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最优区间和今后发展的合理空间。介绍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最新发展趋势，比较中西方税制结构的不同特点，提出中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比较中西方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各自效应，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财政改进社会公平状况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差距，特别是财政在促进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方面的差距，指出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提升中国财政促进社会公平状况的能力。从财政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财政运行先后顺序，比较中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的不同表现，借鉴西方国家更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财政运行模式和做法，提出中国财政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措施。立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析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上存在差异的根源，并分析这些根源哪些是必然的、合理的、稳定的，哪些是是暂时的、不合理的、有待变革的。
本书丰富了中国公共财政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比较财政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实践应用的角度上来讲，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深层次的话题，即中西方财政的理论及现实中存在的趋同与差异。特别是在揭示中西方财政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差异性根源的时候，作者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的狭小空间，而是立足于更为宽泛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详细展开并深入探讨。这是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当然，科学研究没有终点，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也远未到达理想的彼岸，而且，真正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某项研究往下深入一个层次，遇到的困难或挑战肯定不止增加1倍。书中还有许多未能详细展开和深入探讨的地方，例如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能够在满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社会公平的前提上实现进一步的优化，各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最佳比重到底为何，能否分析出一个极具参考和调整价值的具体数值。再如西方各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对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来说是否真具有借鉴的可能，能否开辟更全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角度来分析中国宏观税负高低与否及其合理取值的问题。最后，西方国家较为健全的财政运行机制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将西方国家构建财政运行机制的经验本土化，并真正把各项完善财政运行机制的措施落到实处。另外，本书开展的是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在很多经济指标和数据上国内外的统计口径不同或者是国内统计数据的匮乏和粗化，以至没能做出技术性更强、更具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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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贾康.转轨时代的执著探索――贾康财经文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9]姜维壮.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依法理财――兼论对西方国家财政监督管理机制的研究与借鉴[J].财政监督，2006，(5).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西方经济学 比较研究
前言：在当代高校的经济学课程中，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宝贵理论体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知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但是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明确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对二者在我国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更好的指导作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二者理论渊源之间的比较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大经济学理论，二者在产生的时间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并且马克思经济学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具有非常深刻的借鉴意义。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和考察，在普遍的经济学者的观念里，以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问世作为西方经济学的起点，这是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契机。而马克思经济学是在19世纪的后期，Y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逐渐凸显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马克思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被提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并根据当时的社会问题加入了一些具体的理论知识，二者在理论渊源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二、二者科学态度之间的比较
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理论基础，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再权威的经济理论也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但是，时代一直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而且不同的国家多面临的经济形势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应该在借鉴时持有科学的态度。马克思经济学中有一些内容是我国在借鉴过程中不能丢弃的，比如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尽管马克思经济学所处的时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本质上却是一样的。与西方经济学中相比，我国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十分健全，因此，我国在发展社会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大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合理的运用。
三、二者经济理论之间的比较
（一）经济增长的微观层面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是以价值作为理论的微观基础，以价值的补偿现象以及实物之间的替代作为主要的内容[2]。而西方经济学在微观层面的研究基础是价格，这与马克思经济学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前者将价值和价格作了明显的区分，而后者只强调了效用和均衡价格之间的区别，而对价值和价格却没有明显的区别。
（二）经济增长速率之间的比较
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容中，经济增长的速率的决定因素是工资和消费，其中，这种经济理论认为工资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的为工人提供工作的动力。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速率不仅受到利润率的影响，还受到生产技术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增长速率能通过利润等相关因素的函数进行表示。
四、二者制度理论之间的比较
（一）制度具有的重要意义
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制度的重要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交集，二者的交集部分即认为经济效率的增长，不是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这一个因素，还与制度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制度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因此，二者都对制度的重要性作出了一系列的阐述。
（二）制度的范围和内容重点
从制度的范围的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远远大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二者对制度的研究范围包括正规与非正规两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经济学对制度的界定排除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这样的制度定义是相对准确的，因为如果将道德层面的因素也归纳与制度的研究范围，会造成很多的经济问题无法界定。
（三）制度的现象与本质
西方经济学是从企业的性质与交易的费用的等因素作为研究经济活动的着手点，并通过一些理论和假设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相关影响[3]。但是这样对经济活动的研究并没有联系现象的实质。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的性质等相关因素的延吉u，既涉及到了表面的现象，更对现象背后的实质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
结论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都是经济学界的权威经济理论体系，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尽管二者都是经济学相关的理论，但是却存在着一些交集与一些差异。通过本文对二者的理论渊源、科学态度、经济理论与制度理论之间的比较进行的一系列的研究，希望能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的学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吴易风，朱勇.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J].当代经济研究，2015，（04）：32-40+97.
（一）一个流行的误解引发的思考
企业理论是微观经济学中以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企业的运作及其结构、形态演变规律为主要内容的重要基础理论。当前“经济学的研究者和观察家们极少否认这样的说法：企业理论已成为当代经济学家们最偏爱的迷人事物。”（foss，1999）它已成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最富有魅力和最具有挑战的领域之一，一大批经济学家如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杨小凯、黄有光、哈特、詹森、青木昌彦等沉浸其中，乐此不疲。由于融合了博弈论、契约理论、激励理论、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菁华，当代企业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irm）向纵深不断拓展，由“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到“边界或一体化”、“最优委托权安排”，再到“多任务委托”、“权威分配”、“合谋或勾结”以及“文化或声誉”等问题，不断地对现实企业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然而在追溯现代企业理论的起源时，大多数的学者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中间却存在这样一个流行的误解：现代企业理论始自科斯。他们认为在科斯1937年发表其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以前是没有真正的企业理论的，科斯因此登上了现代企业理论“鼻祖”的宝座。不可否认科斯《企业的性质》的发表以及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的确在企业理论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作用，但是要说在其之前没有真正的企业理论的这样的断语则未免过于武断了。说得严重一点，这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偏见。其实早在科斯之前近一个世纪，马克思就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运行和演进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相对西方企业理论来说更科学、更完整、更深刻的企业理论，尽管其中若干观点甚至分析方法不免含有时代的局限。正如程恩富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了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程恩富：《西方企业理论的意义、误点及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较》，《韶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8期）。甚至可以说《资本论》就是一部企业理论的巨著，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深刻、结构之严密，没有一部企业理论的著作可出其右。这是我们研究企业理论必须挖掘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马克思企业理论中真理的光芒不应为误解所遮蔽。
在此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认识长期内也存在偏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在生产关系的领域内；并且简单地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原理，认为两者之间是直接发生作用的。这样一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被吸引到宏大叙事的层次上来，微观领域的企业理论问题就被长时间的悬置起来。由于离开了这一微观基础来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抽象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被从现实割离出来，变成了无法“直面现实”的经济学，有关理论就带有了某种程度的“拜物教”性质。其实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是直接发生作用的。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中介：生产方式。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都是通过这个中介实现的。（吴易风，1997）企业是生产方式的微观实现形式，是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主流形式，离开了对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是无法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样一个三段式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化的。在第一版序言中，他就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2004，第8页）。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就偏离了这一正确的研究轨道，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抗性的研究上，强调的是劳动价值理论的本体论研究和抽象地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样的研究由于未能直面现实而遮蔽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光芒。上述理论研究的倾向使得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研究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使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也认为马克思是没有企业理论的。以至于我们在进行企业改革的时候，很多人直接从西方经济学的仓库中去寻宝。因此才有不少专家深刻指出，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企业理论是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创造性转化的关键环节（孟捷，2002）。
（二）企业理论研究中“言必称西方”倾向牵动的忧虑
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是新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这需要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而以怎样的企业理论指导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是一个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事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企业改革和发展领域指导地位的稳固与否，事关企业改革方向的正确与否，并最终决定企业改革的成败和企业发展的成效。其问题的核心在于以怎样的经济学范式来主导企业理论研究。经济学范式是一种经济学体系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立场、范畴和方法的总合，是经济理论体系的灵魂。主导企业理论研究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研究的结论可能会完全不同，而指导理论选择上的错误很可能将我国的企业改革引入死胡同而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在企业理论问题的探讨上，现在学术界有一股风潮，言必称西方，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西方经济学家、交易成本等基本范畴不离口，以西方企业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主导的研究企业问题的论文遍布我国各大核心期刊，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的论文也被看作“经典”充斥参考文献之中，而以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为主导的研究企业问题的论文则相对较少，笔者依据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1992—2002年）的查询结果粗略估计，后者的数量不足前者的1/10。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势头强劲、咄咄逼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受到严峻挑战，很多人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企业理论。这种情形任其发展令人堪忧：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将受到巨大冲击；二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为主导的企业理论来指导的我国的企业实践会不会“水土不服”，会不会产生“淮橘为枳”的结果，这样的企业还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穷庙富方丈”、部分地区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缺失甚至人权屡屡受到侵犯等似乎已显示出了某些征兆。比如一些人借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借助企业改革、改制之机，大肆侵吞公有资产，大肆侵吞工人利益，大肆逃废债务特别是银行债务等手段和行为造成的。这成为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手段和机会。更有甚者，企业改制之后，又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上市公司，然后，在股市里再捞一把，再去掠夺广大股民利益。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弄虚作假，虚造帐目，虚造利润，欺骗股民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一些公司老总，一看情况不妙，卷款出逃国外的情况屡见不鲜。而改制企业员工只有面临下岗、失业的命运，造成普通股民血汗钱血本无归。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严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急剧拉大。盲目崇拜西方经济理论，贻害无穷。前转轨陷入锁定状态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我们认为我国的企业理论研究必须以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为指导。马克思尽管没有专门和重点研究企业问题，但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运行和演化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企业理论研究框架。尽管其中的部分观点已经“死去”，但就其总的经济学范式而言仍有顽强的生命活力，至今显示着真理的光辉。比如林岗、张宇教授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相关阐释概括出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五大方法论命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等等（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在上述方面强调个体选择、比较静态分析、缺乏历史分析的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显然是无法与之争锋的。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深刻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哪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辨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地拜倒在西方企业理论的脚下，仅仅充当西方企业理论的批发商，尽管其中不乏科学的成分。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那里，不是去为实践寻找细枝末节的理论依据，而是要从其经济学宝库中挖掘出其研究企业问题的科学方法作为我们研究企业问题的出发点和指南，联系变化的实际发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科学地回答企业改革和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回击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各种藐视、非难和攻击，拓展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新形式，从而坚定地捍卫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在企业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我们必须肩负的时代使命。
（三） “郎旋风”激发的反思
要说2004年中国经济学界最为轰动的事件，非“郎旋风”莫属。一个香港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的学者参与了热烈的讨论，各大媒体纷纷响应，以至于普通公众对之也能品评一二。“郎旋风”的真正意蕴何在？人们见仁见智。窃以为这本质上不是一场纯粹的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是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学者们希望通过诉诸这些可能影响和决定公共政策走向的群体，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未来的公共政策。因此，这是一场事关重大的公共政策辩论。该辩论之所以如此轰动，并不在于朗教授的观点多么高深、多么出人意料，正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然后让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反思，仅此而已。”反思的核心问题就是：我国的企业改革向何处去？路在何方？主流学者所主张的现行企业改革模式是绝对的真理吗？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走向，大多数的学者的看法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西方流行的股份公司制尤其是美英的股份公司制。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制度应该是何国际接轨，更确切一点是向欧美国家接轨。完全可以这样讲，公有企业的民营化，非公有企业的欧美化，几乎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者的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politics correct）。笔者认为这样一种主流看法会误导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并不利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能会带来若干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首先，按照这样的方向改下去，我国的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究竟怎样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虑，还是从倍受西方思想界推崇的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角度的考察，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都不可能与资本主义的微观基础是同质的。其次，成功的企业制度是否可以移植？在国外起作用的制度安排，我国拿来之后，是否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这是不是有点制度万能论之嫌疑，并且从现实看，世界范围内成功的企业制度也是多种多样的，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只是其中的一种，从理论上很难说这一制度就是具有最高效率的企业制度。第三，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以股份公司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尽管是仍然是企业制度的主流，但其弊端日益显露，就连资本主义的有识之士，也直言不讳。一般认为其有三大弊端：一是股东至上逻辑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的高昂。二是短期利益至上与普遍的诚信缺失。近年来，随着安然公司的轰然倒塌，西方国家接连出现大公司财务丑闻，暴露了现代企业制度专制性的弊病。高级经理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为自己谋取暴利；通过做假账，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对劳动者和社会大众造成严重危害。三市场导向的生产模式与环境资源的破坏、浪费等等。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以这样的企业制度作为我们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可能是这一制度的优点我们没有得到，收获的却是它的缺点，从而成为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很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陷入既缺效率，又无公平的“锁定状态”，使我们的经济在除培育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之外，再乏善可陈。“郎旋风”事件中广大网民90%的支持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国企业改革的总体方向是什么？这是企业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关系改革成本的高低和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从现实中那一企业制度占主流中寻找答案，而是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从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形态的演化等企业基本问题入手，探询企业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企业改革指明方向。为此，就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既继承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精华，又借鉴西方经济学家的有益探索，使马克思企业理论在与时俱进中增强活力、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主导地位，并为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提供有效指导。
二、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拓展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一是将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的论述梳理、整合起来，从而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的企业理论
西方企业理论自科斯以来，就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形态的演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现代企业理论的框架体系。马克思尽管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但是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散见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这一宏大主题之中的，并未象西方经济学家那样专门著述企业问题。由此，某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才误以为在科斯《企业的性质》之前，是不存在真正的企业理论的。将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的论述梳理、整合起来，将之系统化、体系化，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的企业理论，从而改变企业理论研究中言必称西方的错误倾向，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学术研究以及企业运行和改革实践中的话语影响力。
二是根据新的实践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充分体现马克思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
马克思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科学，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是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纺织工业的业主制企业为模特来研究企业问题的。他从生产性、交易性等多个层面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企业的起源，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剖析了资本主义企业演化的一般轨迹，并对未来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些问题作了天才的预测，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科学的企业理论。马克思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直到二战，资本主义企业的演化情形基本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正确性。二战后特别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资本主义企业的演进出现了新的特点，内容之广泛，变化之深刻，影响之强大，前所未有。比如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总体上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不少企业的组织结构由h型转变到u型并逐渐转变到m型；大企业在不断发展，兼并浪潮风起云涌，跨国公司发展迅猛，小企业的发展势头也很强劲；企业的治理结构方面发生了在所谓的资本革命、经理革命和创业革命等“三大革命”；企业中劳资两极的简单对立为多元经济主体构成的复杂分工体系所取代等等。马克思以业主制为原型的企业理论的部分结论已被现实所否定，如大企业将越来越多，小企业越来越少等，其理论和时代上的局限性初步显露。同时，一些国家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企业问题显然与马克思当时的设想的情形大不一样。对我国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当前企业理论研究中重西方企业理论、轻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实是与长期以来我们不能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企业理论是有很大关系的，结果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变成了文献考据，严重脱离实际，文章读起来死气沉沉，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大众中的亲和力。与时俱进的实践呼唤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历史性科学”（恩格斯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日新月异的企业运行变化面前，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只能拓展，而不能固守已有的结论，正如唯物主义要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而必然要改革自己的形式一样，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也只能与时俱进，否则，在企业改革领域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就真要被“劣币”驱逐了。这显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失职，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三是用新的企业理论对资本主义企业演化的新态势和我国企业改革的轨迹、走向进行新的解读
对于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发生的新变化，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进行解读，如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的能力理论等，并由此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已由对抗转为合作共赢。他们的理论在方法论存在重大缺陷，对于这些新变化的解读，往往只在问题的表象上兜圈子，而难以抓住问题的实质。需要运用拓展的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新的解读，从而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轨迹和走向的解读，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现代企业理论，这样的解读，使人有生搬硬套的感觉，毕竟现代企业理论以契约型的理论为研究对象，并且以一定的宏观制度背景为前提。这种仅就企业来谈企业，而忽视企业背后的制度的解读，难以使我们对我国企业改革的演进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很容易将我们的企业改革引入歧途，现在学术界如清华大学的候若石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批判以及朗咸平对公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质疑等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四是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理论的借鉴，减少盲目性。
公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公有资产流失、内部人控制、工人权利受到侵害等等，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得的不够，如公有制企业的性质是什么？企业中的权利应该如何配置？企业运行的目标是什么等等认识存在偏差，是理论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实践上的迷误。非公有企业运行中出现了劳资关系紧张、“民工慌”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非公有企业的竞争力，和谐劳资关系亟待有效对策。经济改革虽然是一个探索过程，但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缺乏基础经济理论的指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尚有活力，除其内在因素外，与他们在坚持私有制这个理论前提下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也有直接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企业改革，急需以新的理论指导我国企业改革的实践，否则我国的企业改革就很有可能陷入既缺效率，又乏公平的“锁定状态”。
（三）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拓展的基本途径与方法
在坚持以马克思经济学基本范式为主导的原则下，依据新的实际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笔者以为至少应从下几点着力：
1、“回到马克思”
通过重读原典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梳理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企业问题，他对企业问题的研究是包含在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之中的。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运行和演化的研究中，特别是从《资本论》中梳理出马克思研究企业问题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关于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运行和企业制度演化的有关论述，并着重考察马克思某一观点提出的假设前提、推理过程和适用范围等，整理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并以此清除我们传统认识中对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若干观点的教条主义甚至是歪曲的理解。今天我们强调这一点，现实针对性很强。因为长期以来，统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头脑的是所谓的“前苏联范式”。这一范式的有二大突出特点：一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这范式的影响下，人们对马克思企业理论有很多的误解、误套、误用。如将公有制等同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认为公有制就是取消个人的所有权；其实，马克思在论述公有制的时候，反复强调，公有制并不是取消个人所有权，而是要确保个人所有权，这个所有权不仅包括消费资料所有权，而且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包括劳动者个人劳动力的所有权（刘永佶，2004，212页）。再比如，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的雇工8人的例子作为私人企业的性质的认定标志；再比如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设想的严格的工资等级制，当作一般的理论照搬到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形成了以“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按劳分配”。这一系列的误解、误套、误用，不仅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而且还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活力，降低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我们现在原原本本地回到马克思那里，弄清马克思有关论述的本来含义，实现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正本清源，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思想起点。
2、依据变化的实际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合理内核”与时代局限
经济理论是经济实现的反映。拓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我们不应该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任何经济学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企业运行与演化的实际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在全面地、完整地分析这些变化的基础上，以实践为检验尺度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看一看那些分析方法和那些观点依然有效，而那些方法和观点已经过时，从中找出其合理内核和时代局限。在此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教训。正是长期以来很多人们将马克思的著作当作了应急用的“锦囊”，认为马克思已经穷尽了真理，试图省却自身的努力而向马克思的著作寻求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才导致了马克思经济学包括企业理论在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前车之鉴，后世之师。这是我们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关键环节。
3、批判性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放的经济学，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它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和借鉴密不可分的。拓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我们也必须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西方的企业理论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解决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运行的一般规律，比如威廉姆森关于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分析，有其科学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它作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主要体现着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具有辩护性的一面，马克思之所以把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原因即在于此。在对待西方企业理论的问题上，完全排斥与照搬照抄都是不科学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其辩护性而忽视其科学性，也不能因为其科学性而忘记其辩护性。科学的方法只能是批判其辩护性、借鉴其科学性。通过对西方企业理论深入地研究，批判地借鉴，从而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扩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笔者特别强调以下两点：
一是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与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相结合
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从基础方法论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哲学层次方法论的角度看，主要有两大分析方法：一是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是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对于前者，按照卢瑟福的看法，其关键假设或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陈述：（1）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2）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3）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应该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自《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1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一分析方法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传统，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他们也是以此作为分析起点的。对于后者，按照卡莫恩的观点，包含以下三个基本命题：（1）部分的简单加总不等于整体，因此社会制度等整体范畴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体心理等个体范围；（2）社会整体的性质及相互关系决定个体存在的本质，个人行为的内涵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3）形成社会力量的各种整体范围不但决定着个体利益的内容，还决定着个体行为的结果。（转自，林岗等《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36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谱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分析方法就是后者。正如卢卡奇所说：“在历史的解释中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根本不同的不是经济动机的首要地位，而是整体观。”（转自《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94页）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人的活动”，但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不管个人在主观上超越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2页）。因此马克思研究企业理论不是从孤立的、抽象的个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企业中的个人作为经济活动者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组成企业的，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制约下推进企业制度演化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并拓展自身利益、改造自身的。在笔者看来，在新时代条件下，研究企业理论必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一，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尽管与人们的常识相吻合，但是往往却把历史和时间排除在企业理论的分析之外，从而忽略了历史和时间对个人的型塑作用，最终使理论变成中看不中用的逻辑推演游戏；其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尽管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比较深刻和全面，但是往往会因缺乏分析的中介而变成哲学层次上的“诡辩论”，无济于解决现实问题，并因离人们日常生活较远，而降低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力量。两者结合起来，既可以分析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人们的行为选择，又可以分析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演化中个人与社会的互动。
面对飞速发展的经济，中国经济学家是否应当发掘经济学理论的新的生长点？新世纪中国经济学走向何方？ 伴随着千禧年的临近，人们对于下个世纪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种种预测。中国 经济难该头展，对于中国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同时，为中国经济学家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站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学究竟该走向何方，中国经济学家能否实 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吗?
作为正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理由拒绝吸收人类经济思想的精华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学术研究，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的学术思 想。正因为如此，在1999年诺贝尔奖宣布结果前，中国众多著名科学家联合呼吁：“中 国科学家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了！”六位著名大学校长认为诺贝尔奖相当于体育上的奥 林匹克金牌，中国科学家应该有志气、有责任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应该承认，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是哪种社会制度，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政府决 策和社会经济管理所依赖的力量。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需要经 济学家的智慧，需要他们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理论、方法及模型。中国改革开放二 十年的历程已经凝聚着一批经济学家的心血，他们的思想、学术及观点，已经或正在不 断地由“精神变物质”。
但稍加审视也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家一直被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位而困扰，这个 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前，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社会主义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版”被接受下来，成为中国经 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理论范式。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大都 对西方经济学的新进展知之甚少，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总是在当做批判对象时才提及。
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处于过渡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 应地引发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比倬面。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进展，但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 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 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另一 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总体上还处于引进和介绍阶段。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难解之“ 谜”，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这实际上也是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经济学 理论创新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机遇。只要众多的有志于此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 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取得重大建树，并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是可以期待的。中国经济 学家应该把争取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经济学：变还是不变
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进程之间内在矛 盾暴露的程度、理论积累的深度，是经济学实现变革的三个客观的基本要素。中国经济 学研究落后于发展实践的现实，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将要实现理论体系和内容上的大变 革。但市场经济的实践在中国才刚刚全面展开，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进程中的许多矛盾 尚未完全暴露，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还交织在一起。对此，中国经济学家大致有两种意 见：
一是主张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糅进有关市场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这种努力 有可能在现有的状态下取得某些进展，但从基础理论本身的构建看，却难以取得理论体 系上的突破。
二是主张以现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我们同意西方经济学应当成为研究 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历史沉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 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 推导出政策性结论，也势必在现实中碰壁。
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于中国都是一种外来的科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 西方经济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 程，科学的外来性并不妨碍我们在吸收的基础上参与创造。我们不能重复那种照搬照抄 外国经济学的错误。有的学者批判了过去照抄“苏联范式”的做法，却又倾向于模仿西 方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也曾经历过这个时期，现在这个时期该结束了。当前，与国 际经济学的“接轨”的提法很时髦。有些人所谓“接轨”，实际上就是简单地把西方经 济学一套现成体系搬过来。市场经济体制要接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否也要接 轨，以及如何接轨，值得商榷。 我们的看法是，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 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 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 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中 国经济学家能否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为此，除了对制度进行定位和 进行经济学分析外，重要的是应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置于突出位置。在这里，现代经 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所总结出来的市场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可以借鉴的，前 提是要恰如其分地把它应用于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分析中。
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家的首选
有必要强调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是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重 点。刘易斯、阿马蒂亚·森等人都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中国发 展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相结合。为此，中国有必要将“发展经济学”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建立“中国发展 经济学”研究基地，吸收全国有关人士进行研究和讨论，加强和加快研究成果的出版、 发行、翻译和外销工作。特别应当注意加强由国家派出中国发展经济学家代表团赴欧美 一些国家访问和讲学，重点应该访问美国科学院和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千方百计地将研究成果英译本转送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甚至有必要每年出面邀 请90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华讲学。
国别的经济学理论
原则上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无国界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学 ，世界上可能会出现100多种经济学。如果经济学有国界之分，在本国适用的经济学理 论，一旦越出国界，在别国就不再适用。那么，这样的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就值得怀 疑了。经济学之所以无国界之分，一方面是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共同 的，即都定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学采用抽象法研 究经济关系，抽象层次比较高，把经济关系的国别特征舍弃掉，揭示经济关系内在的本 质联系和普遍规律性。当然，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资料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国别特征 的，但这些研究资料经过经济学家的思维便不再具有国别特征。经济学理论除了分析分 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最一般的经济关系外，也会从“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 际交换和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这些具体的经济关系。无 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已不是作为研究起点的那种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因而已不可 能具有国别特征。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来看，他们获奖的理由，或是因为建立了一种新的分 析方法，或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或是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但都程度不同、角 度各异地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或奠基性的贡献。他们研究的范围从横的方 面覆盖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四大部分；从纵向上包括 了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三个层面；从流派上涉及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 、瑞典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等欧美经济学众家之说。因此，“中国经济学 ”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明确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义，但不应使其成 为拉大与西方经济学距离的一个术语，必须避免其副作用。
经济学家要学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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