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融合与拓展
王昆的童年时期经常会去观看草台班子的演出，由于他的浓厚兴趣以及努力探索，很快就学会了河北梆子和西河大鼓的艺术元素。后来又受到学堂乐歌（主要用来反映新知识分子要求学习西方文明以及主张共和和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老师臧玉科的精心指导下，学会了诸《如头舞歌》、《古从军行》、《板桥道情》等作品，通过这些歌曲王昆慢慢进入到了音乐世界，这对他日后从事抗日歌咏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在王昆先生的作品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白毛女》中的《哭爹》，王昆在演唱过程中充分融入了河北梆子当中“哭头”（又称为么二三）板式的演唱风格。这里所谓的“哭头”指的是一种特色专用的板式，它以在唱腔过门间大锣一击、二击和三击而闻名天下。歌曲在旋律上借鉴了河北梆子紧打慢唱的特点，比较强调“3-2-1-6-5”以及“6-5-3-2-1”级进上行的反复方式，上乐句落音于“1”，下乐句则是落音在“5”。另外，王昆在演唱东北歌曲的时候不仅保留了东北民歌中韵味十足并且吐词清晰的特色，而且在有效借鉴了韵白延长的特点，尤其是强调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比方说在演唱《王二嫂过翻身年》中，王昆不仅保留了原有特色，而且有效融入了旋律性的声韵。比方说在第七小节中的“编”字，将调值从高到低分别用5个数字来表示，为5、4、3、2、1。这样一来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平调值为“55”，阳平调值为“35”，去声调值为“51”，上声调值为“214”。
二、王昆声乐表演艺术风格的成熟期——高亢而富有激情
（一）融合与拓展
王昆是于1944年正式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校学习的，当时正值文艺整风之后调整学习的方式和方向的大好时候，这时他可以零距离的学习了民歌和地方戏曲，在民间音乐沃土的滋养下大大丰富了自身的艺术储备，从秦腔、碗碗腔、眉户到后来的新秧歌剧，到后来《白毛女》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使之成为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为我国的民族歌剧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通过研究发现，王昆所用的大部分是从戏曲和民歌中吸取精华而逐渐形成的。首先表现在唱法上，歌剧与民歌相比较而言，它更为强调人物造型的塑造，因此人物形象是比较固定的，不会随意改变。因此王昆实现初步设计好了人物的声音造型，并且依次为前提在演唱过程中有效融入了人物的核心思想，并且通过综合不同的唱段体现出人物的思想感情。而在表演上，主要是源于生活中的动作，《白毛女》主要强调的是“民族”性，也就是有中国的特色。鉴于此，王昆借鉴了中国传统特色因素，并且采用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歌、戏曲、曲艺的歌唱方法，而并非西洋唱法。
（二）创新和应用
在这个过程中，王昆借鉴了秦腔的唱腔技法，比方说“梢子音”，这是假嗓发声中的一种，这在花脸、小生、小旦中应用得比较多。事实证明，这种假嗓发声好似从真嗓中捎带出来的，并用来增强气势、拉宽音域的目的。比方说在陕北民歌中信天游的代表曲目之一《赶牲灵》就有效运用了这样的演唱技法。这首歌曲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对着赶骡子的脚夫引吭高歌，充分反映出陕北高原上脚夫们的生活状况。从“走头头的骡子”，骡子戴着的“铃子”，“三盏盏的灯”到赶脚的人“我的哥哥”，王昆从对骡子、铃子、灯等的演唱，到“我的哥哥”的演唱。这演唱对象的转换其实是一个崭露真实情感的过程。
三、王昆声乐表演艺术风格的拓展时期——纯真朴实
北宋建园大家李诫在其筑园经典《营造法式》中曾言及“园囿之廓在乎梁檐槛栏之纵横勾斗，梁檐卓立而苑阁方出”的建筑构造之精义。而在园林画中，建筑群是主体，林木花石是点缀物，所以运用各种笔法的多重划描来进行园林主体建筑群的整体勾勒是成画之关键骨架，而严密工整的笔法勾勒则是呈现园林建筑的重要基础。文征明的园林画就以建筑为主，极为注重基本笔法对于建筑骨架的游走勾勒，笔法多为工笔，于中锋、侧锋、逆锋间转换无迹，且偏于轻盈宛转，于工整细密间自有悠逸自如之韵。其多用细笔中锋进行匀畅连贯的勾描，笔力虽弱却不失柔韧筋力，在浅勾淡描、梁檐纵横间园林建筑翼然而出。《拙政园图册》是拙政园建园之初，文征明应约馈赠园主王献臣的横轴小幅画作集，该图册作于正德四年，共绘园中景致三十又一处，梁檐齐整、纵横络绎，是集中体现文征明轻盈笔法的典范之作。在这一系列画册之中，作者分别对香洲、小飞虹以及芙蓉榭等三大园区的主体建筑上的梁檐门窗等基本骨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工笔描摹，笔法流转之间骨架层叠而出。譬如图册第二幅——香洲，就尽得浅淡勾描的盈动之妙。香洲为两层式样的船舫建筑，底部由石质的类船体承载，船体之上为舫楼。作者先以工笔中锋轻快简练地勾出托载舫楼的长方体状的船体轮廓，用笔虽较为方折连贯，然轻勾笔力时又尽显柔和。对舫楼的处理，作者则以工笔侧锋轻划出舫楼的顶部廊檐，用笔轻快纤细，线丝勾转绵密有序，以致于廊檐之上的黑瓦整齐排列、清晰可见，自有一种灵动而又稳固的精巧之感。接着作者又以工笔中锋轻勾出廊檐之下的若干横梁，笔法疏淡轻快却不失韧力，线丝齐整横亘，与廊檐互成犄角，愈发显得骨架牢靠精密。而在廊檐之前，作者以工笔逆锋勾描出了一顶四方张扬的亭檐，又以极为细密柔和的笔线勾划出了层次密集整齐的檐上乌瓦，从而与廊檐之上的黑瓦相映成趣。在亭檐之下，作者又以工笔中锋横勾出了三两细梁，用笔虽淡和轻盈，但线丝却颇有筋力；横梁之下，作者用工笔侧锋勾描出了四根笔直细圆的朱红立柱，笔法虽较亭檐细梁而稍显沉深凝练，却也自有一种潇洒轻盈之韵。在立柱之下的石质船体之上，作者则以工笔中锋快速横纵勾划出船上栏杆，用笔轻淡宛转，笔法与其上的立柱、横梁、飞檐等主要骨架保持一致，从而使得船舫建筑的整体观感更为牢固稳定、精致典雅。在香洲之外，作者还以工笔侧锋淡勾出三两小亭、矮楼，笔线轻快柔韧、流畅连贯，在与主体建筑用笔手法相呼应的同时，也使得位于焦点位置的香洲建筑得以被烘衬而出。
二、构图精妙，绝叠巧置楼台
现我国现代园林学大家、丹青妙手陈从周在其造园名著《说园》中曾论述，造园之肯綮在于“精布局，腾挪摆置运用之妙，楼台亭阁乃现丘壑林石，此即古之所谓章法者也”。由此得见，园林得以精致呈现的核心关键在于主体建筑的置放设计，园林入画需以巧思构图布局。文征明天资奇高，又钟情园艺，曾参与姑苏拙政园的设计建造，对于园林景观的设计表现了然于胸、自有心得。文征明善于将即景之物重新设计，能够灵活利用纸上的空间实施中心烘托、左右对称、上下呼应、夹框抑扬等各种章法，这也使得其园林画充满了精妙妍秀的构图特色，于一叠一置间楼台阁榭尽现。《渔隐四时即景图》为文征明辞官归梓、畅游渔隐（即后之姑苏网师园）后所作的即景园林画，该图为横轴长卷，分为“月到风来亭上春”“致爽轩中清空夏”“绿蕉阁外渺高秋”以及“引静桥下玩雪冬”四个分图，作者在同一图卷中分别描绘了春、夏、秋、冬四季轮替之中的月到风来亭、致爽轩、绿蕉阁、引静桥，让观者览画即如入园，四时楼台俱现，着实令人叹服。而在具体细致的构图章法上，作者则交叉运用了中心烘托、对称呼应、夹景框景、抑景扬景等不同手法，具表写实而又略作调整，从而能够将渔隐之中的亭轩桥阁依照比例生动再现。譬如在“月到风来亭上春”这一分景中，作者就以中心放置、四周烘托的构图手法凸显了月到风来亭的卓然风姿。作者先在画面中心偏上的位置轻描出月到风来亭的主体轮廓，接着淡勾出亭下的假山高石，再以细笔密划出葳蕤春草，其下的部分则作留白处理，以表现暖风徐来、清波微起的初春水面。而在画面左右两侧的均匀空白处，作者轻划出了相互对称的两排乌瓦回廊，在两侧的乌瓦回廊各自接近其侧画面之处，作者又各轻勾出一顶小亭，从而形成了工整对仗而又精巧自如的一组廊桥亭台的连环建筑，同时也将月到风来亭的中心烘衬得更为明显，更显其卓然昂立之姿。在末景绿蕉阁的构图处理上，作者则使用了抑扬映景与夹框成景相结合的独特手法，其先在画面右侧点染勾出若干山石、矮丛以及高木，又于碧翠高木之中斜露出一角阁檐，不禁让人有一种想探此阁楼其貌之究竟的心思。而沿阁檐向左，作者又勾描出一月门，门檐曲折，门洞圆阔；在门洞之内，作者再勾描出阁楼的一根立柱与柱下栏杆，此时阁楼的整体外貌已被窥见些许，然而仍未得知其庐山真面，愈发引人欲览其全状。在月门的左侧偏西北处，作者点染轻描出了几株枝叶葳蕤的鹅黄细柳，细柳的一侧枝条极为繁茂，都高越了月门之檐；在这枝条与顶檐相交之处，作者又勾划出了一些顶楼门窗与曲折护栏，从而与之前露出的檐角、立柱、栏杆共同组成了阁楼的外貌骨架。然而画面至此，也依旧未能窥见绿蕉阁的全貌，这也正是作者构图章法的精妙之处。其先以山石、矮丛以及高木这一组景致作为抑景，有意将主体阁楼掩起；而又斜露一角飞檐以暗示阁楼乃在其后，此为扬景；接着又用月门门洞、斜长细柳来表露阁楼的正面顶层，此又为夹框成景，这种精妙奇巧而又自如天成的构图特色使人顿觉其中阁台亭立、藏韵无尽。
三、设色雅润，凝逸幽丽境趣生
一、审美上的差异
竹久梦二在技法、题材、表现上更倾向于日本世俗社会的审美。无论美人画中婀娜多姿的女性形象，还是丰富的色彩，装饰的平涂，都迎合了日本世俗的审美。图6中的梦二作品中出现的柔弱、病态的女子形象及类似春宫图的形象，这些都是梦二也是整个日本社会追求享受，以及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更多成为男子享乐附属品的社会现状的呈现。丰子恺艺术作品更注重“诗意”，没有梦二这样细致入微的塑造，更没有梦二的艳丽色彩，画面总有不少留白，笔触也有不少点到即止，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这可能就是丰子恺倡导的“略约写实”［2］183。丰子恺的作品与竹久梦二早期作品艺术风格更为接近，而与竹久梦二后期作品艺术风格有较大差异。可见丰子恺绘画不重形，而注重物象描绘之外流露的意义和价值。图7这张月夜小聚后描写的场景，是丰子恺代表作，一钩残月映照朋友散后的茶壶、茶杯。画中未见一人，却将朋友小聚时的倾情和别后的寂寞淋漓抒发，极富诗意和韵味。
二、艺术风格差异的原因
（一）不同生活的经历。两位画家分别来自不同民族，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二者在艺术上不一样的风格和追求。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梦二受过西学的影响，而丰子恺一如既往地秉承中国传统。竹久梦二从小生活在港口城市，接触异国情调，又有后来两年半的“海外长旅”经历，其绘画风格深受西方画风影响。丰子恺也认为“他的画风，熔化东西洋画法于一炉。其构图是西洋的，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自来总合东西洋画法，无如梦二先生之调和者。”［3］笔者认为竹久梦二作品的艺术风貌还深受印象主义影响。梦二后期作品的审美因其受印象派影响，多描绘现实社会，即眼前所见物象，特点更加趋向光影和色彩的变化。这些后期作品把梦二东西结合的艺术风格很好的表现出来（图8）。丰子恺虽也有留学经历，但去的是东方国家“日本”，况且仅十个月，严格的说算不得“留学”更像“游历”。留日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偶遇了梦二早期具有东方韵味的作品《春之卷》。因此，丰子恺作品始终保持民族气息，在绘画材料的选择上，依然首选宣纸与毛笔。画法也有别梦二，丰子恺作品中罕见梦二那样色彩丰富的背景，多以“留白”、“单色”为主。最具特色的是注重线的勾勒，近乎国画“白描”，线条遒劲洒脱，骨力毕现。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书法对其深刻的影响。
（二）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两位画家，一位喜绘“美人”，一位则济于“万物”。竹久梦二为何喜绘“美人”？竹久梦二不仅受到西方文化的艺术影响，骨子里日本传统文化的艺术积淀也是极其深刻的，其主要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浮世”一词源于佛教，即“人世间”，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迎合大众口味的艺术形式，浮世绘有享乐和媚俗意义，最初多表现妓院场景和歌舞伎，“后来演变成表现一个人物的画，如、伶人为模特儿的美人画、伶人画，逐渐又扩及名媛闺秀……但浮世绘具有庶民的生活气息，而以色彩鲜艳、线条简练为其特色。”［4］由此可见“美人”的题材和画法并不是梦二首创，而是其在题材和技法上深受传统影响。而丰子恺对“万物”的描绘，体现出儒家的“仁爱”思想，又因其佛学造诣而将其“仁”扩大到“便是把世间一切象看作与人同类平等的生物，便是把同情心范围扩大，推心置腹及于一切被造物”［2］134。正是这种万物一体的思想，使丰子恺在作品中将“景”和“物”成为画面主体，以“灵性”展现一种等同于“活物”的生命力。
（一）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服务于苏联传播领域的宣传画具有宣传和鼓动作用，对苏联的政治宣传起了重要作用，这对新中国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启发和诱导作用。苏联的宣传画为新中国的宣传画提供了英雄主义的造型特点和表现主题的基本图式；另外，当时社会主义波兰的宣传画也带来了丰富的感召力、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
（二）国内政治转型期的舆论宣传需要
新中国政权的诞生，面临着国内外诸多不稳定的政治环境，需要具有强烈宣传和鼓动作用的载体以凝心聚力，这为宣传画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新中国建立之初，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不发达，宣传画以其自身醒目的形象、标语和口号，张贴在公共场所，成为了舆论引导的强有力的大众传播形式。
（三）画家主体创作艺术风格的转变
艺术形态服务于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度的建立，彻底了中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因而带有鲜明资本主义和商品特征的月份牌广告随之消失了，这些月份牌画家如李慕白、金梅生等人转向表现新社会新生活的年画和服务于政治需求的宣传画创作；服务的对象从资本主义商品宣传转向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艺术风格也出现由表现时髦女性的婀娜、细腻和柔美转向赞美新社会欣欣向荣与激情向上的风格变化。（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跃进发展的动力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为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步伐，通过宣传画这种既具有艺术性又具有通俗性的宣传方式，能够快捷、直观、广泛地宣传党和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方针，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士气、促进民众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因此出现在这一时期宣传画中的人物造型热情饱满、激情迸发，对革命和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感召作用。
二、对新中国宣传画表现特征的解析
（一）艺术风格的革命性
新中国的宣传画是在结束中华民国、建立新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绘画艺术形式。在此之前，服务于民国的月份牌广告消失了，被宣传画所取代。而在绘制技法、服务对象、作品选题、艺术形式等方面均出现鲜明的差异性，体现了宣传画艺术风格的革命性特点。随着服务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月份牌广告的消失，从事月份牌类创作的画家转向了年画和宣传画的创作。虽然这一时期以擦笔水彩画技法表现的月份牌基本走向终结，但这一时期的宣传画作品常见月份牌技法。新年画继承了擦笔水彩画表现技法，其目的就是借用传统民间年画的形式和柔美的表现风格，宣传当时社会和谐的新思想、新动向和新风尚。典型的月份牌画家李慕白、金梅生等人就是月份牌画家转向新年画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笔锋一转，从表现婀娜多姿的民国时髦女性转向新中国成立后的基层人民大众，作品的内涵、形式和服务对象发生了根本变化。新中国的新年画和宣传画虽然在功能上有所区别，但新年画实际上也承担了宣传画的功能，尤其是采用擦笔水彩画技法表现的年画和宣传画，除了标语口号、画幅尺寸和张贴的场所与宣传画稍有不同之外，基本传达了相同或相似的功能。直至“”时期强化了宣传画的相对固定的高大全、红光亮的图式和改革开放后的西方设计风格引入，年画与宣传画基本分道扬镳了。擦笔水彩画技法绘制的宣传画和年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以后的宣传画和广告画表现手法基本被水粉、油画、版画、国画和计算机所取代。另一方面，新中国与苏联交好，而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体现在军事题材、领袖题材、工业发展题材方面的表现技法和艺术形式对中国当时的宣传画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从舶来的角度讲，当时中国的宣传画具有苏联宣传画的风格。综上，新中国宣传画既具有擦笔水彩画技法的含蓄柔美特点，又具有苏联宣传画、油画、广告画和蒙太奇技法的厚重特征，呈现出纵向新旧过渡和横向东西融合的特点。
（二）表现内容的政治性
艺术形态服务于政治需求，在新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宣传画以独特的语境紧随时代脉搏，表达了新生政权的主张；新生政权也正是利用宣传画的特点，大力发展革命文艺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基于此，艺术家大都采用紧跟时事的形象和事件，开门见山地传达思想和主张，一针见血地披露问题的本质。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中要求“：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讲话》促进了延安等各个解放区抗战和解放战争宣传画的发展，为新中国宣传画的形式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宣传画的创作打上了政治烙印。1958年，新中国美术奠基人蔡若虹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加强我们的政治学习和投身到群众的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是我们美术工作者行动的指南。”1960年，画家邹雅在十年宣传画展览会座谈会上说：“我们的宣传画也有很大的发展。已在逐渐形成我们民族的形式。这是与画家更好深入地了解生活和认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分不开的。”与会的宣传画画家们也一致认为：“宣传画首先要服从于政治的要求，根据政治要求来搞。也就是首先要政治挂帅。”这些都为宣传画的创作蒙上了鲜明而浓郁的政治色彩。
这一时期表现突出的是“”宣传画。一般来说，“”政治宣传画会给人以“红光亮”“金光闪闪”和“祖国山河一片红”的视觉印象，这种色彩的运用往往形成固定的模式，即整体呈现红色，是表现“”红色文化的最有效手法。在画面中的色彩分解运用也形成较为惯性的模式，即领袖永远是灰色中山装，大概是革命时期灰色军装的情缘，或军绿色服饰的赋予，表现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战士、红卫兵的绿彩运用；劳动者的灰蓝色劳动服装的处理；民间女性的艳粉与蓝花色的服饰表现；工人阶级的黄褐彩描绘……这些色彩的表现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被赋予鲜明的政治烙印。这是描述狂热政治追求的心理在色彩上的表现；另一方面，在这些政治主导的宣传画中，除了以上的色彩印象之外，也有表达喜庆、欢快、热烈、民俗等色彩关系，这些色彩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单一以红色政治为主的色彩文化。“”宣传画起初以红卫兵批斗为主，到宣传和鼓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再到抓生产建设的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工农兵选题，一直都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义。《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描述“：‘’时期的宣传画中，红卫兵和工农兵人物的脸型、表现、衣帽、发型、服装、动作的刻画和人物的组合、道具、所处生活场景的造型，以及画面中的色彩、文字配置等，与此时期的‘八台样板戏’、国画、油画等造型艺术中的人物刻画和造型、色彩等，如同孪生兄弟、同胞姐妹。风格雷同，语言单调，片面强调用视觉表象来传达政治的话语，完全变成了政治的符号。”
（三）舆论引导的鼓动性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艰难起步，奋起直前，勇敢地肩负起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全国各地的生产和建设日新月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现在宣传画中以喜悦、丰收、建设、成就、和谐、欢快等形象为主，人物表情亲切微笑，造型动作跃势欢快，人与人的关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洋溢着和谐氛围，宣传画整体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欣欣向荣的宣传画，受到“总路线”“”和“”这三面旗帜的影响，画家们以空前的政治热情，“跃进”式地绘制了大量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生产生活宣传画，政治的热情带动了艺术形态的繁荣，形成此时宣传画创作的高潮。表现群众生产生活的“”宣传画呈现了“”阴霾中表现温馨和人性的一面，能够反映出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拼搏、欢庆、喜悦、阳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从伟人、领袖的永恒的笑容到工农兵的友善而豪迈的面容，再到红卫兵积极可爱的笑貌中，都映射出“”人的政治热情和生活激情。宣传画中描绘的伟人和生产生活中的民众，用微笑、帮助和无私的关怀传递出热情、温暖的阶级情感。
与希腊雕塑相比，古罗马人在肖像雕塑作品中把追求肖像的真实肖似放在了同等地位，甚至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雕塑家不仅做到了外形的逼真，而且还使作品凸显出一定的人物个性。虽然古罗马雕像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希腊雕像的艺术风格，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古罗马人为了祭拜祖先而制作遗容肖像，从而发展出了古罗马雕像的真实再现性风格。纵观古罗马肖像艺术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艺术表现手法中，始终都存在着美化与写实这两种倾向。美化即理想化，也就是重点强调夸张人物英雄般的气概，特别是那些手握政权的首领，渴望自己有着与神一样的容貌特征和力量。于是，古罗马雕塑家在创作这些首领的肖像时，希腊神像雕塑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现成的范本。写实即忠实于客观个体形象，把对象外在的容貌和内在的气质特征真实地表现出来。
二、奥古斯都雕像
奥古斯都的雕塑作品无计其数且丰富多样，有穿托加祭司状的，有英雄般立姿的，也有代表他青春不老的胸像等等。在这里，笔者以一尊普利马———波尔塔的“奥古斯都”雕像分析为主体来探讨古罗马雕塑美化与写实相结合的艺术风格。从图像上看，熟悉希腊古典雕塑的观者都可以一眼看出此尊雕塑有着神一般的英雄气概，毫无疑问，美化的艺术手法在这里占据了上风。在当时，对所塑人物理想化，希腊神话题材雕塑是最好不过的范本了。而从制作祖先蜡质遗容发展起来的古罗马雕塑，又有着自己特有的写实风格。如何把这两种风格揉捏在一起，就成了当时艺术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于是，雕塑家在人物特征基本写实的情况下，通过借鉴和运用希腊神话特有“人物”或“物什”这一象征性手法，来达到作者想要表现的既美化又不脱离客观对象的目的。在古罗马的雕塑中，那些象征性的局部不是为其自身而存在，我们必须从作品以外的特定历史情况以及社会风尚去观察它们，这样才有可能“读懂”这些象征性细节的内涵。如果缺乏对希腊神话故事、希腊古典雕塑和古罗马当时社会情况的了解，观众就会如潘诺夫斯基假设的《最后的晚餐》在南美土著的眼中仅是一群人的宴饮一样。从图像上来看，这不过是一个穿着盔甲、光着脚丫、面部表情严峻沉着的青年。而这样的结论则与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差之十万八千里。那么这个主题是如何通过雕塑艺术清晰地传达给观众的呢?我们看盔甲的正中间是一个士兵在接受一杆旗标。从他们的着装我们可以清晰辨认出:右边士兵身穿典型的罗马军服，他右手伸出准备接受旗标;左边是一个穿着宽松服饰(当时东方人的标志)的双手拿旗标的帕提亚人，旗标的顶头立着一只鹰(鹰是宙斯的宠物，象征统治与权威)，他正在把旗标递给罗马士兵。这里的士兵实际就是整个罗马军队或者罗马人民的代表，而那个帕提亚人同样也代表着整个帕提亚，旗标的收回标志着胜利果实的收获。旗标的收回、胸甲下方的大地之母忒路斯手举满盛丰产水果的丰饶角，这都预示着美好和平;而胸甲上方的天神双手高举华盖，这象征着和平已经降临整个古罗马帝国。再看胸甲四角:右下方是手持七弦琴的音乐神阿波罗，左下方是骑着鹿的狩猎女神狄安娜，胸甲右上侧是驾驶四驾太阳车的太阳神索尔(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左上侧是手持火柱的月亮女神卢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在古代的希腊，人们对体力与美给予了普遍而崇高的估价。体魄的强健、意志的锻炼，对于祖国保卫者———民军参加者的培养来说，意义非凡。希腊学校的基本课程内容就是运动、竞技训练，无论男女老少，都把经常的锻炼视为一个和谐发展的漂亮人的必要因素。每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对参与者肉体上和精神上双重的检阅，胜利者会赢得鲜花和掌声，同时人们还会为其树立雕像。在当时希腊人的实际生活中，人们也的确着装很少，一般也就一件套衫。而在古代的罗马，人们的服饰则丰富多彩，内着内衣和托尼外套托迦，还有着大披肩、短披风、带风帽的大氅、长袍、蒙头长袍、军袍、羊毛短袍等各式披风。古罗马的学校也不再仅仅以体力锻炼为主要目的，他们教授学生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早期男女孩都要学习读、写和算术，较大年龄的男孩还要接受修辞学的训练。时代不同，雕塑艺术也随之发生变化，除了直接复制的希腊雕塑之外，着托迦的雕塑在古罗马基本占据着主流，只有少数的雕塑还是创作的。具体到这尊普利马———波尔塔的奥古斯都雕像上，奥古斯都身着盔甲，左手托缠绕腰间的斗篷。而与希腊诸神雕塑的联系就在于奥古斯都光着的双脚，这就意味着雕塑中的他是一位英雄，甚至俨然就是一个神。他脚边骑着海豚的小孩则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丘比特，丘比特的出现，更加预示着奥古斯都犹如神灵一样的身份。
三、《奥古斯都》与《持矛者》雕塑动态比较
我们再来看看这尊奥古斯都雕像的动态，相信熟悉希腊古典雕塑的人都会想起坡力克利特的《持矛者》，除去右手姿势的不同，其它各方面均是惊人的相似。这尊《持矛者》雕像是古典风格的代表，很好地利用了“对偶倒列”艺术手法，通过右侧收缩与左侧伸展这一对衬来达到动态的平衡，打破了古风时期雕像左右两边基本互为镜像的那种静止的对称。这一古典“对偶倒列”艺术手法，被后世艺术家一遍又一遍的运用，赋予了许多艺术作品中各种人物形象以非常生动有力的感觉。《持矛者》精心的姿态设计、安详的形象、威严的气氛肯定也深深地打动了古罗马的雕塑家，这从普利马———波尔塔的奥古斯都雕像上就可以窥见一斑，其骨架结构基本与《持矛者》雕像如出一辙。毫无疑问，表现人民对统治者权力的尊敬和对其伟大的赞赏，才是奥古斯都塑像的目的所在。而《持矛者》意在表现人的英雄气概、热爱生活的精神和对于人的崇高品质的尊重，这显然与奥古斯都雕像的表达意图有差入。那么，雕刻家是如何在美化和写实两种艺术手法中采取一种折衷，神话与现实互相结合塑造出奥古斯都的形象呢?首先，《持矛者》表现的肯定不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个体，而是一个希腊人民想象中的神的形象。如果完全按《持矛者》的形象来塑造奥古斯都，那就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奥古斯都仅仅是个神的形象而非特定的奥古斯都本人;而实际生活中的奥古斯都则身体矮小、体弱多病、面容苍白，如果按现实中的这些特征来写实塑造雕像肯定也是行不通的。于是，雕刻家就在基本忠实奥古斯都真正面貌的基础上做了许多理想化的修改，使其面容显得威严高贵，这样才能与《持矛者》纯正的体型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不至于头身脱节。其次，《持矛者》雕像表现的是形象。如此塑造英雄形象，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来说是很正常自然的。但对古罗马人而言，特别是对一个古罗马传统礼节的统领者而言，塑造成这种形象就显然不合时宜了。再次，《持矛者》反映的是一种生活常态，没有视线的焦点和方向，缺少统领者的威严气概。如梦一般地散步于空间对古罗马皇帝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与之相反，他应该以一个统治者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向古罗马的臣民直接演讲并统领他们。相比《持矛者》，奥古斯都的头抬了起来看着前方，右臂不再自然垂落，而是扬起成了一种指挥的姿势。通过视线和手势的修改，奥古斯都似乎在以他伟大的个性力量支配着眼前的空间。
四、结论
（一）音乐风格及歌词的结构形式
情歌（同属“山歌”类）是彝族民歌中非常重要的歌舞种类，集中体现了彝族民歌的独特风貌。其曲调多种多样，演唱形式为齐唱、独唱及对唱。情歌专用于男女社交这一特定场合，用于这种场合的情歌或以小嗓轻声吟唱或以真假声混合演唱，旋律委婉动听，歌词多为即兴创作、也有成套传统唱词，并大都朴素自然、形象生动。《采韭菜》这首情歌也恰如其分地继承了山歌这一音乐风格。由于这首歌是在韭菜坪大山上采韭菜的整个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此曲虽是一首情歌但都不失大山的豪迈、宽广之情。整首歌的歌词结构分为四段，用词直接、简单明了。前三段一直描写采韭菜过程中喜悦的心情和蓝天白云下的美丽景象，而最后一段则直接点题“阿表妹阿表哥咱们一块去，嗡依啊呀韭菜采回家”，唱出了阿表妹上山采韭菜的真正目的和对阿表哥的爱慕之情。歌词译意如下：①嗡呀采韭菜，啊呀采韭菜，太阳出来照上牧羊坡嗯嗯啊啊照上韭菜坪，四月五月咱们上去。②嗡呀采韭菜，啊呀采韭菜，蜜蜂蝴蝶绕着花儿飞云雀叽叽蓝天云下飞，四月五月咱们上去。③嗡呀采韭菜，啊呀采韭菜，嗡依依啊呀呀谁的天堂美嗡依依啊呀呀谁的幸福长，四月五月咱们上去。最后：嗡呀采韭菜，啊呀采韭菜，阿表妹阿表哥咱们一块去嗯依啊呀韭菜采回家。根据以上的歌词不难看出四段歌词的前半部分都为五言一句体，是彝族民歌中主要的歌词结构形式，“嗡呀采韭菜，啊呀采韭菜”始终作为每段曲子的开头，似乎起着强调主题、串联整首曲子的作用。
（二）大量的衬词运用
大量的衬词运用是彝族民歌重要的特点之一。它可以是歌曲的开头、引子，也可以出现在歌曲的中间部分作为过渡词，还可以在结尾起帮腔作用，有时在一首四句体的歌曲中竟有三句是衬词（如“山歌不唱半年多”）。总之，在彝族民歌中衬词会无时不地地出现在歌曲的任意部分使得歌曲承上启下、灵活多变，对音乐结构形式和变化起到重要作用，体现出鲜明的彝族民歌特色。在歌曲《采韭菜》中同样使用了大量的衬词，歌曲开头就有“嗡呀”和“啊呀”做引子，中间的“嗯嗯”、“啊啊”加强了乐句与乐句的连接，使旋律的进行富有情趣，让浓郁的彝族特色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从最后一段谱例可看出此段一半的歌词都是衬词。“嗡呀”、“啊呀”、“啊呀呀”、“嗡依依”、“嗡依啊呀”等衬词使曲调更加欢快流畅、朗朗上口，同时使歌曲的感情、风格、意境都表达得淋漓尽致，完美地为我们展现出阿表妹、阿表哥获得“爱情、韭菜”双丰收的喜悦心情。以上只是针对《采韭菜》这首民歌粗浅的介绍衬词的用法和功能，实际上在彝族民歌中的衬词、虚词的应用与功能用途远远不止以上所概括的，它是彝族民歌表达其风格特征的重要手段。
二、《采韭菜》的音乐形态分析
音乐形态一般指音乐艺术的各种构成要素，例如旋律、曲式结构、调式调性、节奏、和声、速度、力度、织体及音色等。笔者在本论文中主要是针对《采韭菜》这首曲子相应来阐述比较突出的音乐形态特色。
（一）音乐旋律特征
彝族民歌的旋律与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的旋律是迥然不同的，由于世代生活在大小凉山、哀牢山及乌蒙山一带，因此旋律上又较接近生活在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两个民族：藏族和蒙古族。彝族民歌的旋律十分复杂，风格十分独特，旋律形态在不同的区域及支系中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旋律进行或使用两三个音、或使用多个音；或以级进为主、或以跳进为主、时而级进与跳进巧妙结合。贵州著名彝族儿童歌曲《阿西里西》正是re为旋律主干音，以级进为主的典型代表。而在歌曲《采韭菜》中，旋律主要使用了音阶mi、re、do、la、so，其中re、so、la三个音在整首曲子中频繁出现，为整首曲子的旋律主干音。由谱例可见，此曲旋律主要围绕re、so、la三音进行，以级进为主，小跳为辅，级进与跳进相结合。第一句旋律也是整首歌的音乐主题，不仅始终贯穿与歌曲的各段旋律中，还点明了这首歌曲的音乐旋律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魅力，旋律流畅、优美，节奏清新活泼，极富欣赏价值。
（二）音乐调式调性特征
贵州彝族在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威宁、赫章一带，它们在长期的音乐活动、民族风俗、自然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在调式调性方面，调式的双重性和频繁的转调是这一地带彝族民歌的主要特征。有时在一首歌曲中就会存在多个调和频繁转调，例如《调安哲家金铃铛》《大河涨水翻波浪》等。而在彝族民歌中羽、徵、商调式的应用又尤为广阔。而《采韭菜》这首韭菜坪山区的彝族民歌虽在音乐整体的结构性上相对简单，但歌曲依然存在调式的交替。歌曲为降B调，结束音为so，而降B调式的中宫音为降b，那么徵音为f，整首歌曲中又穿插有清角fa音，因此此曲为F徵清角六声调式。而歌曲的第二句（第7-13小节）又转到C商调式上，整首歌曲以五声为基础，由商调式和徵调式构成的调式交替。同时徵调式属于大调性质，商调式属于小调式性质，因此，它也属于大小调的交替运用，为此曲增添了不少丰富的音乐色彩。最后一句又结束在so上。由上图可见歌曲中清角偏音fa的作用为增添歌曲的整体功能色彩，全曲的调式在不断交替。笔者在本文中所介绍的情况都是具有一定共性意义的，其实在很多彝族传统民歌中出现的现象都是无法用西洋乐理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进行较为合理的解释的，而只能在悠久的独具特色的当地音乐风俗发展中去体会和寻找答案。
（三）音乐节奏、节拍特征
韭菜坪山区的彝族民歌节奏、节拍大多运用自由，除了少部分包含完整拍子的旋律节奏外，大多数歌曲都是自由节奏形式和半自由节奏形式（例如彝族叙事歌、山歌、祭祀歌等）。歌曲或是混合拍子，或是变换拍子，或是交换拍子与混合拍子结合出现，而5拍子的广泛应用是赫章、威宁一带彝族音乐的特点。歌曲《采韭菜》正是2/4和5/4的变换拍子，整首歌曲有2拍子的跳跃、活泼性，也有3拍子的连贯、圆润性，使歌曲充满韭菜坪山区的彝族风格色彩，表现出彝族青年男女对爱情既渴望又腼腆的情怀。
（四）音乐曲式结构特征
彝族民歌曲式结构丰富多样、独具特色。赫章、威宁彝族民歌广泛使用中小型曲式结构由一句体、二句体、三句体、四句体的单乐段构成，而三乐句的乐段使用较为广泛，较少有复杂的大型曲式。歌曲《采韭菜》则运用平行式四句体乐段。平行式四句体乐段，是指第一、三句相同，第二、四句有所变化的结构形式。其中第二句一般用不稳定的半终止，第四句用完全的结束终止，前后两个终止之间，构成呼应与支持的关系。而平行四句体，由平行二句体扩展而来，其结构原则是一样的。由于平行式二句体已构成一个乐段，因此可将平行式四句体看成两个上、下句乐段的组合，称为复乐段。由此看出歌曲的第一、三句相同，第二、四句有所变化，其中第二句结束音落在属音re上形成不稳定的半终止，而最后一句则落在主音so上形成完全的结束终止，前后两个终止之间，构成呼应与支持的关系。而彝族民歌的曲式结构大都以单乐段和三段式为主。
（五）音乐织体特征
在韭菜坪山区的彝族民歌中（指赫章、威宁一带）单声织体是主要的织体形式，这种只有一条单旋律的音乐结构形态仍然占有主流地位。歌曲《采韭菜》即是一首单声织体的彝族民歌，它只有一条旋律而没有任何附加的和声伴奏或不同的旋律线条，始终保持着人类最原始的音乐美学特征。
三、《采韭菜》的演唱风格与技巧分析
（一）高原、大山造就独特的歌唱风格韭菜坪的高原、大山促使彝族先民形成喊山的习惯。“喊”是韭菜坪彝族基本的通讯工具，形成了彝族民歌音域宽广、粗犷豪放、高亢嘹亮、婉转悠扬的特色。用歌声表情达意也成了当地的传统习俗。歌曲《采韭菜》寓情于景，是一首极具魅力的好歌。
（二）演唱方法和技巧分析
彝族民歌作为一种“原生态”歌曲种类，保留着最原始的音乐状态，演唱时也不需要事先开嗓。贵州彝族（赫章、威宁一带）的许多歌曲是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歌唱方式演唱的。歌曲《采韭菜》主要使用真声的演唱方式，发声多用本嗓的自然状态，演唱自然顺畅，音色无过多的调整，呈现古朴自然的风格。为歌曲的开头句也是整首曲子的主题句，其中尾音用了一个装饰音低音la，在赫章、威宁一带的彝族民歌中这是最普遍的一种歌唱习惯，充满浓郁的当地彝族音乐风格。在唱到尾音la时，歌唱者要特意强调la，喉头要微微下滑，嘴唇逐渐张开，使la音落在开口音a上，最后在a上“顿”一下以达到强调的效果，某些技巧上类似与中国传统民歌的下滑音，细微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民歌中的下滑音是以延续下滑结束，而《采韭菜》中的装饰下滑音la是在延续下滑结束时刻意“顿”一下，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点差别也正是彝族民歌的特色所在。除此之外，la音是换气点在两句歌词间起过渡作用，巧妙地将两句歌词衔接在一起，演唱者在对其演唱时如果不注意换气点的位置，将会造成旋律的不连贯，进而破坏整个乐句的美感，不仅歌曲表现僵硬，同时也失去了彝族民歌的独特韵味，使整首歌曲的完整度和完美性大打折扣。《采韭菜》之所以深受当地彝族同胞喜爱，也正是因为它独特的演唱形式、朗朗上口的旋律以及歌曲本身具有的巨大魅力。五、加强《采韭菜》的保护、发展和传播力度彝族音乐作为一种原生态音乐丰富着中国民族音乐的宝库，以其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体现出中国音乐文化的神韵，彰显出中华民族的音乐智慧，体现出中华民族整体的精神风貌。现今，由于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我国的传统文化正日渐被同化。彝族民歌也正在慢慢被同化和消失中，在威宁、赫章一带的彝族音乐也在流失的行列中。在贵州，彝族和仡佬族是两个语言流失最快的民族，而语言正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音乐的重要体现，语言的失传正是这个民族音乐的失传。彝族民歌以其淳朴自然的艺术风貌、不可替代的音乐形式及独特的文化价值成为中国音乐乃至世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采韭菜》作为彝族民歌的组成部分和当地重要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和保护，在保持它特有的风格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力求跟上时代步伐，永葆青春、活力。
四、结语
艺术的风格在于创造，教学艺术的风格当然也在于创造。没有创造就不会有教学艺术风格的形成。
教学艺术风格不是空洞的，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文化底蕴；教学艺术风格不是抽象的，它需要通过教学的语言风格、板书风格、教态风格等具体表现出来，教学风格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模式，不是纯粹外在的东西，它归根结底取决于教师的人格、气质和才华，取决于教师对现实的感受、理解和情感。
首先。创造教学艺术风格必须塑造人格、培养气质、增长才华。
其一，要想有风格，必先有人格。“风格即人”，风格就是人格。歌德说：“要想写出雄伟的风格，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风格；要有什么样的风格，必先有什么样的人格。人格有清高卑俗之分，风格就有高雅低俗之别。要创造高雅的教学艺术风格，就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作为教师，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鞠躬尽瘁的高尚师德，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博大精深的专业素质，高品位高格调的文化修养。有了这样的人格，才能形成教师独具特色的教学艺术风格。其二，要想有风格，也须有气质。其实，风格就是人的气质的外化。古人云：“惠于中而秀于外。”气质不同，形成的风格必然不同。要创造高雅的教学艺术风格，教师就要有高尚的人格美、广博的学识美。其三，要想有风格，还要有才华。风格与才华无法分开，风格依赖于才华，“胸无点墨难言老，腹有诗书气自华”。没有才华，一个教师就不能创造出教学艺术风格，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教师”。当然，人的才华是有差别的，不同程度的才华可以创造不同层次的风格。才华不出众，就无法创造出众的风格。愚昧无知、孤陋寡闻只能有拙劣的表现，那决不是风格，更不是美的和高雅的风格。
其次。创造教学艺术风格。教师对现实必须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必须有正确的理解和情感。
教学艺术风格作为一种表现形态，是教师精神面貌、思想情感的表现，是教师对现实的感觉、认识和理解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反映。一个教师有了“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思想和情感，有了为祖国的强大而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有了对现实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和正确理解，有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教学活动中就必然地表现出来。这是教学艺术风格深刻的内涵。教学艺术风格就是教师内心世界在教学活动中的充分展现。
再次。创造教学艺术风格。还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积淀和升华。
任何人的任何一种教学艺术风格，都不会与生俱来，只能在实践中产生。风格的形成，不仅需要感觉，更需要理性。教师必须把感觉与理性辩证统一起来，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探索，并及时地对教学经验和教研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和抽象概括，不断深化扩展，不断积淀升华。教学艺术风格就是教师这样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结晶。当然，坚持实践第一，并不排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为我用”。对于传统教学艺术风格、国外教学艺术风格和其他优秀教师的教学艺术风格，都可虚心学习、认真借鉴，只要有利于形成自我风格，就可适当“拿来”为我所用。
关键词：汽车；形式；造型艺术；美学风格
1.汽车的产生
卡尔·奔驰[Karl·Benz]（1884—1929）——现代汽车工业先驱之一，人称“汽车之父”。1885年10月，他设计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三轮汽油汽车；1886年1月26日,他又取得汽车发明的专利权，德国人便把1886年称为汽车诞生年，从此汽车作为一种工业产品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2.汽车的发展阶段划分
根据汽车形式与功能的演变过程以及不同的设计美学风格，可将汽车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七个时期：
(1)汽车产生阶段（1885—1900）；
(2)汽车发展阶段（1901—1915）；
(3)汽车制造日趋成熟阶段（1916—1929）；
(4)汽车引擎设计突破性发展时期（1930—1951）；
(5)喷气式时代（1952—1964）；
(6)汽车式样的个性化时期（1965—1979）；
(7)汽车式样的多样化时期（1980—）。
2.1汽车产生阶段的设计美学风格（1885—1900）
在汽车产生阶段，设计师仅仅专注于技术层面的设计，设计仅仅是为了满足汽车的技术实现功能，是一种技术上的探索与发明，是完全向功能技术设计的“一边倒”设计，造型艺术则处于从属地位，是一种功能压倒形式的设计。尽管如此，汽车作为一件伟大工业产品的诞生，其本身就符合一种理性的、严谨的美学风格——机械美学风格。
1885年奔驰设计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在形式上给人的感觉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三轮马车。奔驰所注重的是零部件与零部件之间、功能实现与制造技术之间的协调关系，主要是从功能、技术层面去考虑设计，在美学风格上则没有什么明显的痕迹，甚至根本没有加以考虑。一眼看去，该车只有一种机械加工所处理过的痕迹，符合机械美学风格。
1894年的BenzVelo只是将三轮改进成了四轮，虽然车身加装了翼子板，但在形式风格上却没有任何改变。这时的汽车只是一个粗糙的工业产品，还没有关于美学风格的设计理念。这时的发明家（也是设计师）认为将三轮运行方式改为四轮运行方式要远远强过纯形式上的改进，机械风格依然处于垄断地位。换言之，1885—1894年之间的汽车设计还是一种纯技术性的、功能性的探索，属于一种纯机械的美学风格，而且这种风格一直持续到了1900年前后。
2.2汽车发展阶段的设计美学风格（1901—1915）
19011915年间，随着流水线生产方式的问世，汽车实现了小批量化生产。设计师开始注重汽车的局部装饰，在车的前脸使用了铝板、镏金板等质感较强的装饰性材料,使得该时期的汽车看上去装饰性很强，符合当时“新艺术运动”的流行趋势和趣味喜好，是一种注重局部装饰的装饰风格。
1900年产的MercedesBenz一改过去的“机械式样”，给人一种全新的面貌：发动机前置，就着发动机形状因地制宜地加装了一个发动机车罩；前脸安装了圆圆的前大灯，形式上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轮毂不再用圆钢条直接交织而成，而转向采用铸造成型的具有平面装饰韵味的轮毂，增加了车轮的形式美感；车轮上面的翼子板不再是一块简单的铁板，而是根据车轮和传动齿轮的位置，精心设计的圆弧形，这对整车有很好的装饰性；车座上增添了扶手和靠背，功能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05年产的MicheltouringCar与前者在整体形式上并无大的改变，但前脸、座椅、方向盘等局部装饰却远远超过了前者：车灯采用了镀金处理；前脸的通风栅栏周围镶嵌上了金黄的装饰性镶条；轮毂经过镀金处理，边缘喷上了鲜艳的红漆；车身也喷涂为鲜艳的蓝色，增添了该车的视觉美感，是一种富丽堂皇的装饰风格。
1914年产的Ford-T小汽车在前脸、驾驶台、座椅等局部继承了这个时期的设计特点——细节装饰。繁琐的装饰是这个时期的最大趣味，甚至是这个时期审美的标准。尽管车身仍然是马车造型，但翼子板已开始采用整体连贯的弧型设计，车身的形式感得到了增强，造型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汽车发展阶段的汽车虽然在局部形式上有了些细微的改变与突破，但就整体形式而言，还是比较呆板。设计师只是通过增强汽车局部的装饰来美化车体，花哨的装饰成了这个时期汽车的“标准配置”，仿佛花哨的装饰就是美、就是时尚、就是真理。1915年左右“装饰风格”逐渐被“反装饰风格”所取代，从而沦为文化化石，被岁月所掩埋。
2.3汽车制造日趋成熟阶段的设计美学风格（1916—1929）
汽车加工制造在这个时期已日趋成熟，汽车零部件基本实现了标准化、批量化，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拥有汽车，汽车的造型逐渐成为汽车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前被奉为时髦的装饰，在此时被坚决反对，取而代之的是追求一种整体的形式美。
在1916年生产的PorscheTurbo车身上，再也找不到以前那种大量的细节装饰——前脸没有了金色的装饰性镶条，没有了夸张的前大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有进气和散热功能的通风栅栏；翼子板、座椅以及方向盘周围也都没有任何装饰；每个零部件的存在都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功能，整个车身都旨在突出“功能主义”，是一种反装饰风格。
在1919年产的Ballot身上，我们能明显地发现它和以前的车身有了很大的区别：
⑴以前的车头与车身在分布和衔接上是不统一的，缺乏整体感，而该车在设计上将车头和车身融为一体，已经开始注重整体造型，造型已成为了汽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
⑵车身在色彩上采用了偏灰的色彩，不再像“装饰风格”时期那样偏好于鲜艳、明快的色彩。
⑶整车仍然找不到任何装饰，在设计上继承了这个时期的反装饰风格。
反装饰风格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渐渐地走向了低谷。从1928年生产的MercedesBenz汽车身上可以看出，该车的车身尽管符合这个时期的整体性特征，但在轮毂和前脸部分又开始出现细节装饰，整车充满了十多年前的那种装饰韵味。该车的出现，宣告了反装饰风格时期的结束。
2.4汽车引擎设计突破性发展时期（1930—1951）的设计美学风格
汽车引擎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汽车造型艺术的突飞猛进，汽车设计开始追求一种动感美，速度美，开始以空前的热情重视外修造型。此时外形具有流畅线条的汽车便被认为就是好的设计，“流线型风格”开始席卷全球。
1930年产的Ford-A型汽车，外形已与以前的箱型车迥然不同，它具有新颖的车身，前后翼子板、驾驶舱都呈圆弧形，就如一只甲虫。通过与以前的车身作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该车有以下特点：
1)车头、车身和车尾完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2)整车具有一种流畅的线条，从头部一直蜿蜒到尾部。
3)整车没有棱角分明的地方，任何面与面的相交处都力求一种圆滑、柔和的过渡。
1951年产MercedesBenz300在前脸和翼子板的设计上都采用圆弧型设计，使用内置式车灯，增强了车灯与前脸的融合性，使得前脸线条更加优美流畅。该车圆滑的前脸，柔美的车身，流畅的线条无处不体现了流线型风格所具有的特点。
由于流线型轿车在车内空间的利用方面有很大缺陷，在20世纪50年代，一种类似船形，带有引擎舱、乘员舱和行李舱的汽车逐渐代替了流线型风格的汽车，成为了时代的新宠。
2.5喷气式时代（1952—1964）的设计美学风格
随着喷气式时代的来临，汽车设计开始趋向在车后加上大大的尾翼，追求一种与飞机形式有紧密联系的风格。这种对有机形式比较重视的设计风格被称为有机风格，也就是一种更加注重富于雕塑表现味道的风格，这种风格慢慢地取代了流线型风格的统治地位，成为了设计美学风格的新标准。该时期的汽车造型有两大特色：一是车身的防撞设计；一是尾翼的流行。
在1953年的MercedesBenz180车上可以看到，流线型时期前脸和引擎盖所特有的夸张的流畅线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简练的近乎平板的引擎盖和简洁的圆弧车灯；车身最大特点就是简洁明快，而且驾驶室空间比以前更大了；车的裙边外侧有了比较显眼的防撞保险杠；车侧身有两道仿佛特意雕刻出来的外凸有机形，属于一款典型的有机风格设计作品。
1960年产的Lincoln车，其整体造型就犹如用刻刀镌刻出来一般，有种简练的形式美，车身两侧也和前面两部汽车一样，有一刚劲的外凸有机形，行李舱上面有一对尾翼，整体形式非常接近机造型，是对喷气时代的一种具体反映。20世纪60年代中期，喷气式飞机不再为人们所好奇，时代再次把有机风格遗忘，而将趣味投向了新的设计风格。
2.6汽车式样的个性化时期（1965—1979）的设计美学风格
在汽车式样的个性化时期，受当时“波普”运动的影响，新奇、古怪、独具个性的造型赢得了消费者青睐，以甲虫为原形设计的小型汽车大为流行。汽车的造型艺术属于一种追求独特形式美感的波普风格。
1965年产的Corvette汽车造型比较奇特，车体较以前小了许多；车尾也不再有尾翼；前端的防撞杆也较以前隐蔽；车身两侧没有了外凸有机形。整车在风格上有了一种夸张而新颖的变化——即注重整体形式而不拘泥于局部刻画，美学风格上属于波普风格。
1975年产的Chevette汽车在形式上也是仿甲壳虫造型：两个前大灯就犹如两个眼睛；车体表面比较小巧、硬朗，形式感强烈；车身线条从圆滑走向了棱角，从柔和走向了硬朗，车灯从圆形变为了矩形……在造型艺术上一如既往地继承了追求形式主义的波普风格。
1979年产的通用Buick在整体形式上较以前有了大的改变，车身体积又开始出现长、大、宽的特征，车身风格抛弃了以小巧的甲虫为原型的波普风格，而转向采用硬朗、理性的造型风格，形式主义从此宣告结束。
该时期的汽车设计比较注重车的整体形式，外形大都取材于甲虫造型，汽车的形式非常丰富生动，具有美感。这种片面地强调汽车形式的设计风格虽然在形式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它同时也降低了汽车内部空间使用的有效性，因而终究是会被淘汰的。
2.7汽车式样的多样化时期（1980—）的设计美学风格
从20世纪80年代起,汽车销售竞争越来越激烈，汽车形式成为了竞争的关键，各种风格的汽车式样在世界各地相继出现，以一浪高于一浪的趋势淹没了整个世界，造型艺术已经完全沦为一种有力的促销手段。而对其设计美学风格来讲，则主要有以下四个：
（1）极简主义风格
LexusLF-A概念车就属于典型的极简主义风格，这种风格所追求的是一种简洁干练的外型，一种在整体形式上能取得高度协调的统一，倡导“简洁便是美”的设计理念。
（2）仿生风格
生物的外形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具有神奇而美丽的形式，把生物的形式应用到了汽车设计中能取得一种奇特的效果，能赋予汽车某种生物的灵性。Beetle是大众的一款经典轿车，其外形就像一只栩栩如生的甲虫，属于典型的仿生风格。
（3）雕刻风格
希腊雕塑分为两种风格：崇高伟大风格，即一种表现伟大、静穆、神圣、崇高的风格形式；优美典雅风格，即一种表现优美、典雅的风格形式。在现代的汽车设计中，这两种风格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首先，崇高伟大风格表现的是一种伟大、静穆、神圣、崇高的美，如果把这种风格融入到汽车设计中，便能使这些车具有一种神圣庄重、雄浑有力的形式感，从而使其更加符合审美的功能性。ChevroletCamaro概念车通过坚实、健美、有力的车身线条，凹凸有序的块面关系，传达出一种庄重、雄浑、彪悍的气质。
其次，优美典雅风格是借助车体外形上灵动的线条，或是优美的弧线和曲面来得以体现，突显出一种优美典雅的外形气质，这种风格大量地被用在了轿车和跑车的造型艺术上。PorscheCarreraGT的车身就是由优美的弧线和曲面所构成，具有一种优美典雅的特质。
（4）高科技风格
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汽车设计也出现了一种倾向于表现科技，体现未来的风格，即：高科技风格。这种美学风格不但吸取了雕刻风格的优点，而且在外观上还具有强烈的未来气息和高科技韵味。AudiRSQ概念车就属于典型的高科技风格，该车在形式上吸取了优美典雅风格的精髓，加上概念化的夸张外形、银灰的色彩搭配，整车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未来气息和高科技韵味。
在近二十多年间，尽管汽车的美学风格是复杂多样的，但就汽车设计中的美学理念来说，却是有史以来被应用得最为成功的。
3.汽车设计美学风格的总结及未来发展
钢琴音乐艺术在欧洲有着十分长久的发展历史，而钢琴奏鸣曲则兴起于16世纪，一经推出就广受当时大众的喜爱。17世纪，受巴洛克风格的影响，钢琴奏鸣曲有了较大的改变与发展，显得愈发气势雄伟，生机盎然，其音乐特色更加突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古典音乐发展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众多的音乐才子，比如贝多芬、海顿、舒伯特以及莫扎特。这个时期，钢琴奏鸣曲的发展日趋成熟，音乐作品风格趋向浪漫，注重对个性的情感的表达对追求，这时的作品更像是音乐家倾诉情感的窗口。莫扎特生活于18世纪的中后期，其一生共创作出18首钢琴奏鸣曲。这18首钢琴奏鸣曲很大程度上映射出了莫扎特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思想、情感与成长。当时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大环境十分复杂，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人性的解放是当时人们最主要追求的，而莫扎特正是顺应了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其奏鸣曲体现出丰富的精神内容，表达出强烈对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以及对人性的关怀。
二、不同时期莫扎特钢琴
奏鸣曲的艺术风格莫扎特在短短35年中共创作出700多部音乐作品，且涉及了交响曲、舞曲、协奏曲、奏鸣曲等多个领域，其中钢琴奏鸣曲共计18首。要想了解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艺术风格，就必须结合莫扎特,个人的生活历程进行分析。
1.创作初期
莫扎特对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开始于18岁，此时莫扎特还居住在萨尔茨堡，在这期间其共创作了6首钢琴奏鸣曲。由于此时的莫扎特在心理上还怀有着强烈的求知心理与对未来生活的热切期待，所以在这6首钢琴奏鸣曲中体现出来的是颇为浓烈的青春气息。比如《家乡奏鸣曲》，这是莫扎特旅游返乡时创作的，这曲中的每个音符都充分地体现出年轻的莫扎特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以及其当时生活的轻松愉快，所以该曲节奏比较明快。
2.创作中期
莫扎特的创作中期是在1777年至1778年之间，此前的莫扎特经历了失恋丧母等多方面的精神打击，此时他已经经历了人生阴暗的一面，生活也十分拮据，前程未卜。在这个时期，莫扎特身上的单纯、青春、稚气的一面已渐渐褪去。这个阶段其共创作了7首钢琴奏鸣曲，其中有2首是在曼海姆创作的，有5首是在巴黎创作的。此时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风格要比之前深沉不少，他将现实中的忧伤、无奈通过音乐娓娓传达了出来，但同时又体现出其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期待。
3.创作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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