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9 08: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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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层次灰关联
0引言
传统理论从比较优势出发，过于强调劳动密集型的非高新技术的发展，随着国家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出现过于依赖高新技术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倾向。其实，不管是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行业，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技术行业，只要在开放的条件下具备相应的技术创新能力，就会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空间。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我国目前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研究如何运用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
各国工业化的进程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以企业技术创新为前提条件和主要动因。企业创新系统中技术创新是关键，作为产业的微观组织，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传导作用。一般认为，从微观层次看，技术创新是企业在一定资源基础上进行的，决定技术创新能力高低的3种资源为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指工艺装备)。行业技术创新是行业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聚集，是推动行业发展和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因。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文献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包含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2个方面，两者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产业结构优化过程的一条纽带。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解决各产业之间有机联系和耦合质量的问题，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则是解决怎样促进整个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问题。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及贸易结构等，在诸多因素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技术结构，因为一种产业的形成发展或衰退，从根本上说起因于技术的进步或落后(技术创新)，从而产业结构的变动也起因于技术结构的变动。由此，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途径应依赖于与之相应的技术创新，推进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一方面，技术创新通过促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问流动，直接实现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产业的形成；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会通过对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贸易结构等的影响间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借鉴文献构造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技术创新过程的性质特点，决定着无法直接衡量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只能采用一些替代性指标，如设备、资金及人员来反映技术创新活动。图1中虚框内的技术创新内容，通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处于黑箱之中。本文根据信息不完全的特点，利用灰关联理论，在技术创新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建立模型，量化分析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投入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2技术层次划分及指标设计
制造业水平决定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大中型制造业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无论新产品销售收入还是从业人数都占有绝对优势，它们的技术创新状况直接关系到制造业总体的技术创新水平，数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文依据OECD(1996)的技术划分标准，结合我国对高技术产业的界定，将制造业划分为4个技术层次：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考察我国1996-2005年制造行业的技术创新状况。由于部分行业原始数据残缺，再加上个别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放在一起统计，数据不易分离，在这里剔除“石油加工、炼焦与核燃料加工”、“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后，共得到29个行业的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的原始数据，这些行业按技术层次划分情况见表1所列。
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技术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由于技术创新过程涉及众多因素，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测度方法，国内外的研究者分别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提出了多种问接测度指标。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数据的可取得性，设立技术创新投入指标和技术创新产出指标，综合衡量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从投入一产出角度构建技术创新评价体系，体现了技术创新活动的链条式过程，把技术创新的实现看作是一个创新资源投入到产出的整合过程，指标体系就是一个描述技术创新资源从投入到产出的配置情况和运作水平的过程优化体系。
设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为X；．z为微电子控制设备原价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zz为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设技术创新产出指标为z。，包括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
技术创新最重要的3个投入指标即设备、人才和资金。技术创新投入既包括R&D投入也包括非R&D投入，R&D投入是衡量技术创新投入最主要的指标，它既是自主创新的基础，也是成功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要求。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大中型制造业R&D人员、R&D经费仅有20O3—2005年3a的数据，本文选择科技活动人员代替R＆D人员，选择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代替R&D经费。相比较而言，科技活动人员和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在量上大于R&D人员和R&D经费，而且不像R&D人员和R&D经费那样单纯反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应投入，因此，选取更加合理。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中微电子控制设备原价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体现了设备的投入强度，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反映了技术开发力量的强弱，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体现了科技开发力度(由于统计原因，高技术行业用“年末固定资产原价”代替“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高技术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及“从业人员”1995年的数据口径为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9—2004年的数据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技术创新产出包括潜在技术创新产出和现实技术创新产出。专利是研究开发的重要指标，用专利指标衡量R＆D能力已被广泛接受。专利权是企业未来用以开发新产品的储备能力，以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企业潜在技术创新产出的指标。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产品创新主要体现为新产品销售收入，工艺创新不易量化，但其效果可在新产品销售收入中得以体现。新产品销售收入几乎代表了所有技术创新投入要素或相关要素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企业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将创新的技术以新产品销售的形式实现其价值，新产品销售收人反映了企业现实的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不易量化，因此仅简单以技术创新产出作为衡量技术创新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技术创新的投入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关系恰当地说明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本文在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与技术创新产出指标间建立灰色关联模型，来测度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投入与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3灰关联模型应用
本文仅搜集了1996-2005年的数据，样本量较小。而且由于技术创新过程涉及众多因素，很难准确定义所有影响因素，收集到的信息并不完全，因此，数据具有不确定性。
灰色关联模型恰好适用于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关联度分析。关联度分析是分析系统中各元素之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依据关联度对系统进行排序。由于计算关联程度的数列量纲不同，先进行初值化处理。
4数据分析及对策建议
运用(1)、(2)式可以计算出不同技术层次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指标，对技术创新潜在产出指标和技术创新现实产出指标的贡献值，并找出不同技术层次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排序，计算结果见表2所列。
这也说明了我国中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和持久。值得注意的是，中高技术层次的科技资金投入尚待进一步加强。
从低技术行业的计算结果看，我国低技术行业人才和资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也有相当的作用，我国并不缺乏中低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科研人员，如何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和主要影响了我国电信产业的变革呢？西方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源自哈佛大学贝恩创立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和芝加哥大学对产业组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图1是著名的SCP（即“结构—行为—绩效”）模型。
虽然理论上一个产业的结构受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但由于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产业结构实际上还受到诸如技术变化、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我国又处在一个转型经济的条件之下，在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势必影响我国各个产业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在西方对产业结构演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条件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方法采用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问卷调查共进行了两轮，发放问卷19份，回收19份。本次调查对问卷中每个问题的各选择项都设计了不同的分数，因素的影响程度越深，分数越高。调查对象选择了电信行业的资深专家和管理者，他们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对电信行业产业结构演变体会深刻、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及对手的企业竞争行为敏感等特点。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在我国电信产业的演变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如表1所示。
其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如以下各图所示：
由图2可见，技术进步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3可见，市场需求变化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4可见，制度因素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低的。
由图5可见，经济环境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6可见，中国文化对我国电信产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但是，其影响程度的变化幅度非常小，即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中国文化对我国电信产业结构影响程度的变化不明显。
由图7可见，企业行为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但由于我国电信企业的行为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对其的影响，所以本文在此对其不作进一步分析。
根据以上各种因素对我国电信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下面通过图8来对比各种因素的变化。
从以上各图表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各种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
1993年以前，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和技术进步；
1993年—1998年，制度和技术进步依然占重要地位，但制度的作用在降低，经济环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企业行为的影响；
1998年—2000年，技术进步的影响超过了制度，市场需求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经济环境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文化和企业行为的影响；
2000年至今，市场需求、技术进步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经济环境排第三，制度的影响不断下降，中国文化的影响程度变得最小。
1．1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
根据《山东统计年鉴》(1991—2013年卷)的统计数据，将考察年份内山东省的人均GDP(人民币)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美元，并参照美元通货膨胀率(1980—2012年均约为0．031)换算为1980年美元计价水平。然后利用插值法计算考察年份内历年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数据，为比较直观的比较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之间的差异，利用两组产业结构数据绘制图1、图2、图3。1．1．1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第一产业标准相比较，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直观的看到:1990—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比重相对应，均呈现下降趋势，1990—2004年的大多数年份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略低于钱纳里标准比重(1991、1995、1996年除外);其中，1990年，钱纳里第一产业比重为29．38%，山东省第一产业比重为28．1%;2005—2007年、2010—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比重基本一致，2006年至今，在山东省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其第一产业比重开始略高于钱纳里标准，其中2008年高出3．4个百分点。1．1．2山东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二产业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1990—2008年二者均呈现上升趋势，2009—2012年二者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钱纳里标准第二产业比重在走势上更平缓些。1990—2012年，山东省第二产业比重均高于钱纳里第二产业比重，1990年、2000年、2008年，分别高出7．22、6．53、7．85个百分点。由图2可知，山东省的工业化程度要高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工业化程度，在1995—2002年间，二者差距比较稳定，而2003—2008年，二者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1．1．3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如图3示。从图3中可以直观的看到，1990—2012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1990—2002年，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呈现平缓上升趋势，而2004年，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下降，之后又开始缓慢上升。考察年份内，钱纳里标准第三产业比重始终高于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1990年、2000年和2008年，标准产业比重比山东省的比重分别高出5．84、8．51和11．43个百分点。综上可知，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山东省第一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于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低于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可以初步得出山东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结论。钱纳里三次产业结构模式作为分析产业间比例合理性的参照结构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该方法也存在标准结构模式是根据样本国家历史资料统计得出，未考虑各国或地区资源条件存在的差异，未确立产业间比例合理性判断规则的不足。因此，为了全面地分析和了解山东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状况，该文在利用传统方法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Hamming有限点贴近度的方法，阐明山东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程度。
1．2山东省三次产业的Hamming贴近度分析
利用有限点贴近度(Hamming贴近度)的方法比较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与山东省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其中，sri为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模式中各产业的所占比重;sdi为山东省三次产业所占比重;Th代表实际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Hamming贴近度，i=1，2，3次产业。一般来说，Hamming贴近度越小，则实际产业结构和标准产业结构的差异越大，实际产业结构越不利用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Hamming贴近度越大，则实际产业结构和标准产业结构的差异越小，实际产业结构越有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计算出Hamming贴近度，见表1所示。根据表1中数据，确立实际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判断规则，如下所述，首先找出最高贴近度(96.10)、最低贴近度(91．92)，并计算出平均贴近度为94．15，然后根据Hamming有限点贴近度方法，计算判断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的临界值，见表2。其中，94．80≈平均贴近度+(最高贴近度－平均贴近度)/393．41≈平均贴近度+(最高贴近度－平均贴近度)/3根据表1、表2中数据，绘制图4。由表2、图4可以判断，从总体趋势而言，1991至2003年(1993年除外，该年Th值=92．56＜93．41)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标均高于较为合理度下限93．41，表明山东省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其中1995—200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标均高于合理度下限94．8。但是2004—2009年，Th值均低于较为合理下限(93.41)，即在此期间山东省产业结构由原来的较为合理逐渐转变为不合理。考察年份内，2001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高，Th值为96．10，此后，山东省产业结构与标准产业结构差异变大，其中Th值2005年最低为91．92，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山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2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评价
评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方法很多，例如标准的“发展型式”判别法、相对比较判别方法和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判别法，其共同之处是将两个产业结构系统进行比较。该部分借鉴上述方法对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行分析，将其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比较。为考察1990—201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引入产业结构高度值指标，考察山东省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在该指标上的差异。H=H1P1+H2P2+H3P3式中，H为产业结构高度值;P1，P2，P3分别为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H1，H2，H3分别代表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高度值，分别赋值为1、2、3。利用上述公式，并根据《山东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3年卷的统计数据，计算山东省、珠三角、长三角及全国产业结构高度值并绘制图5，图5较为直观的反应出山东省与各区域产业高度值差异。由图5可知，山东省、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全国产业结构高度值均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1990—2012年的产业结构高度值，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均高于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1990(2012)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和山东省该项指标分别为2．11(2．41)、2．09(2．38)、2．16(2．36)和2．02(2．20)。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值只有1995—2003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其它考察年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09年，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2．15和2．25，山东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1990—201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值年均增长率为0．57%，该数值相比山东省年平均经济增张12．97%显得微不足道，反映出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并没有因为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机遇而快速推进。在以上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为深入度量山东省与以上三个区域产业结构系统之间存在的差距，更为客观准确的表现该差异的演变趋势，以下进一步利用欧式距离法进行判断。欧式距离法的公式为rAB=［Σni(uAi－uBi)2］1/2;其修正公式为rAB=1－c［Σni(uAi－uBi)2］1/2，令c=1/21/2，A为判别的产业结构系统;B为参照系的产业结构系统;rAB为二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uAi为产业i在A产业系统中的比例;uBi为产业i在B产业系统中的比例。为便于比较，经过修正，将正指标(数值越大，差距越大)改为反向指标并将数值扩大100倍(数值越大，差距越小)。运用欧式距离法检验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由表3中数据可知，在1991—1995年，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指标分别由89．2、93．24和88．08增张至93．36、94．69和94．86，说明山东省与三大经济区域的差距缩小;1996—2000年，该项指标一直在94左右徘徊，说明差异达到一种比较稳定状态;而2001—2008年，山东省与长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指标由94．12和93．24降至91．73和89．95，表明山东省与长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差距在迅速扩大。
3山东省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
根据1990—2012年产值结构，将山东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结构相比较，第一产业和钱纳里标准基本相当，较为合理;但第二产业比重均高于钱纳里标准;第三产业比重始终低于钱纳里标准;根据Hamming贴近度衡量山东省产业结构已趋于不合理。此外，比较1990—2012年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数值均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山东省的该项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但低于上述三大经济区域。山东省产业结构相当于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的国家产业结构水平，总体结构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仍存在局部结构不合理现象。具体存在问题分析如下:
3．1第一产业面临的问题
3．1．1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种植业所占比重过大，其它产业所占比重偏低。例如2010年农业内部产值结构，种植业所占比重为55．18%，林业仅占1．30%，服务业仅占4.1%，渔业为12．74%。3．1．2农产品加工不足，附加值低目前山东农产品销售仍以鲜销、鲜食为主，蔬菜加工率低，加工程度不足。水产品、畜牧产品仍停留在冷冻等初级加工的生产模式。例如，2008年，畜产品和粮食总产量分别为684．10万吨、4316．30万吨，加工率分别为50．29%、45．60%。3．1．3农产品出口层次低，市场集中，缺乏国际竞争力山东省出口的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加工工艺粗糙，附加值低，品种和品质结构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市场开发和产销协调工作发展缓慢。在出口农产品中，水产品、蔬菜、水果、肉食及制品、花生及制品约占78%，其中约80%销往日本、欧盟、韩国、美国和东盟，出口市场集中，需求增长乏力。此外，出口的农产品普通产品多、专用产品少，大路货多，名优产品少，不利于农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例如山东为苹果生产大省，但出口量却不高，出口受阻的主要原因有:包装以大包装为主，未分等级，大小不均、采后保质能力差、农药残留超标等。
3．2第二产业面临的问题
3．2．1高能耗、重污染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山东省工业目前还停留在低加工性原材料重工业阶段，重化工业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和消耗。山东地区正处于这种重化工业所占比重过高，高能耗、重污染不断加剧的阶段。山东省优势产业集中分布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行业(2005至2010年上述行业的产值均占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并不十分突出。而且以上产业技术设备大多是从国外引进，虽然在国内具有优势，但是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对外技术依赖，而引进的技术水平低，耗水、耗电，占据了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3．2．2区域主导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链断裂明显山东省的多个城市在产业定位时缺乏全局高度的协调和沟通，产业同构现象较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区域内产业间的横向联系，制约了产业经济协作体系发育，不利于构筑基于整体优势的核心产业。譬如，青岛与济南的产业结构非常类似，主导产业主要集中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此外，烟台、威海、日照、潍坊等城市工业结构的相似性指数在0．8左右，在40个工业行业层次上存在着低水平的工业职能同构现象;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五座城市总体规划中都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实际上并不都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能力和条件。3．2．3工业结构的层次偏低，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过高，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较小产业发展阶段可以分为轻工业阶段－原材料重工业阶段－一般加工组装重工业阶段－深加工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目前山东工业处于低度一般加工性原材料重工业时期，工业的发育层次相对偏低，工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采型”特点，表现为在较低层次均衡基础上的“虚高级化”特征，产业竞争力相对不足。在山东省工业结构中，传统的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很高。2011年，采掘业、石油化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等传统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占山东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3%。在装备制造业内部，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仅占制造工业总产值的4．12%，而且由于缺乏核心知识产权，大量依靠国外技术，使得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对国外技术产品而言较低，附加值不高，行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仅为3．29%。另外，代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却依然发展相对落后，并没有在地区产业结构中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3558．7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2．9%，该比重不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区，也远低于国内发达经济区。
3．3第三产业面临问题
3．3．1整体实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低山东省第三产业明显滞后于钱纳里标准结构，也明显低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区域的第三产业比重，2008年山东省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比珠三角、长三角低9．5个百分点，比京津唐低10．2个百分点。从纵向比较看，1996—2010年，山东第三产业占的比例由32．28%上升到36．60%，仅增加了4．32个百分点，在劳动力构成中的比例由22．1%上升到31．9%增加了9.8个百分点，全国同期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由1996年的32．80%上升到2010年的43．10%增加了10．3个百分点。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三次产业比较。从区域内部来看，2009年山东省服务产业增加值为11543．7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4．14%，远远低于国际标准水平的75%。譬如，2009年，山东服务业人均劳动生产率约为0．53万美元，而同期美国、日本、欧盟的人均生产率达到6万美元以上，不到西方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十分之一。尽管山东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但服务产业的增加值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3．3．2传统服务业仍然占主导地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或地区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山东省服务业仍以传统的交通、商贸、餐饮住宿等服务业为主，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卫生和科研等知识含量高的产业比重仍然偏小。以2010年为例，山东金融业增加值为1361．45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9．4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实现增加值474．59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3．30%;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实现增加值262．45亿元，仅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1．82%，而与之相对应，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三个传统服务行业，2010年增加值为6899．36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48．10%。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与工业的联系十分密切，山东省工业结构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过程中，将伴随着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业的庞大需求。制造业产业链的延长、附加值的增加、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都需要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面临高度化发展的山东省来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不足，已经对山东工业升级和整体经济形成负面影响，不利于综合竞争力的提高。3．3．3各地区服务业发展不均衡，且市场化程度低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山东省各地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十分明显。从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总量来看，上千亿元的仅有青岛、济南、烟台和潍坊4个城市，青岛为2630．58亿元，济南为2057．90亿元，烟台为1457．48亿元，潍坊为1040．13亿元。服务业增加值最低的是莱芜，仅为177．54亿元。从服务业增加值占本地GDP比重来看，2010年，济南市最高，达到52．6%;青岛市居其次，为46．4%;德州(29．4%)、菏泽(29．2%)和东营(23．7%)三市在20%－30%之间;其余12城市均在30%－40%之间。各地市之间的最大差距达28.9个百分点。另外，在山东服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行业垄断、行政垄断以及所有制垄断等问题。例如，山东的金融行业仍为内资银行控制市场，但是，在现有制度性进入壁垒的保护下，内资银行并未将这种时间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电信、教育、文化、公用事业等行业行政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在现代租赁、会展和旅游等行业又存在着被国有服务企业和事业单位主宰的局面。
4结语
4．1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首先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适当缩小种植业的面积，大力发展林业、海洋渔业及其相关服务业，提高其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其次依托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譬如青岛市可以依托青食、青啤、大洋、华东等制品企业，发展海洋产品、粮油农产品的精加工;烟台市可以依托张裕、龙大、鲁花、天府等驰名品牌，对葡萄、苹果、花生、大豆等经济作物深加工。最后，支持民营科技型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的发展，鼓励并引导它们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发专用农产品、品牌名优农产品，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有利于开拓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4．2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首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低能耗、高产出的区域发展道路。优先发展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循环经济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将有利于改变山东省高能耗、重污染工业占比重较大的局面。其次，综合各地优势产业，明确各城市产业定位，充分利用城市间产业关联度，带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改变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的不利局面。譬如，依托青岛海尔、海信等企业发展多元化的优势家电制造业，充分发挥产业关联效应，推动潍坊、日照等地家电配套产品生产基地的发展;依托烟台、青岛等地的运输设备制造业基础，发展轿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利用烟台、青岛、威海海洋科研优势发展海洋医药、海洋保健品制造业;此外，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地高新区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培育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最后，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区域创新体系、鼓励大中型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开放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利用成果转让、委托开发、共建技术开发机构等，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广泛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联合科技创新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
4．3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1.提升经济外向度，加速产业国际化。韩国三星电子设立的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在西安落户，将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10纳米级NAND闪存芯片，高端闪存芯片项目的投产，使西安“数字丝绸之路”新起点建设大大提速。过千亿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既延伸了产业链条，又带来一百多家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对西安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带来了较大改变，提高西安的区域竞争力，也将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强劲支持。
2.产生聚集效应，重塑电子信息产业战略格局。三星在电子信息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实力，已连续两年称冠全球IT行业。三星项目投产后可形成年产66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至少带动160多家配套企业，创造就业岗位1.3万个左右。而关天经济区区域原本就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多年来已形成了以机械制造、电工电器、电子信息为主体的装备制造业体系，有一大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中小科技型企业，三星项目投产后，这些活跃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完全可以围绕三星这个项目，进一步发挥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承担三星的产业配套，最终形成区域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使以西安为龙头的关天经济区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新的生产极，有利于发挥关天经济区龙头城市西安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3.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开发。韩国三星公司投资是一种与技术关联的投资。其技术进步不仅由三星公司在本地的子公司实现，而且扩散给了本地企业。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发展与当地企业的配套协作，不断提升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相关产业部门的整体竞争力。当三星公司向本地企业购买零部件和原材料时，一般会对其质量、技术和性能提出较高要求，由此，也会对零部件供应商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以提高质量，改进工艺，或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这些效应都将会带动西安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此外，三星投资的注入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入，其中也包括企业家才能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都能从不同方面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三星在西安的投资对人力资源开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高效化、合理化。韩国三星公司进入西安后，通过加工贸易、外资并购等方式，扩大西安地区市场份额，更新企业的技术观念和提高工作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逐渐淘汰低效率的行业，被淘汰的落后产能要么转向有效率、新兴产业，要么被具备更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的大型企业收购，因此抬高了并购者的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间接促进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高效化。另外，随着三星公司入驻西安跨国公司之间也产生激烈的竞争，这些竞争促进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合理配置，既有效避免了国际行业巨头的垄断行为，又大大加速了西安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三星投资不仅促进西安地区产业聚集、就业增长、技术进步、工业增长，同时三星投资反过来也受西安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使先进产业和有效率的行业发展迅猛，使产品的利润水平和附加值提高，产业发展更加科学合理，进而引导这些外资流向，促使外贸结构优化。因而，总体来讲，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更深层次的经济发展。
二、三星公司投资对西安产业结构调整的消极影响
1.导致区域差异扩大，产业结构出现偏差。在区域结构方面，经济较发达的西安高新区由于三星项目投资其发展会更快，也就会更多地吸引外资，而其他较落后地区发展速度持续很慢，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资加大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在产业结构分布方面，外商投资方向选择的目标是占领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方向往往与东道国的引资目标是错位的，因此东道国通过外资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没能达到预期，有时还会加大产业的结构偏差。韩国三星公司所投资的电子行业，投资量相对较少、投资回收快、利润高。三星的接入，更多的是处于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状态，而并非分工合作的互补状态，降低了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但实际上，那些投资量大、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高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是我国的产业瓶颈，是需要重点发展和鼓励外资投入的，可见三星电子的过多资金投入不利于这一目标。产业发展中存在着局部结构失衡和扭曲的现象。在农业基础地位仍然不稳、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偏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工业的现状下，三星项目这样的外资产业投向上的不均衡，会加剧西安产业投资结构的偏差，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位，不利于西安市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2.导致产业控制，危害经济安全。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直接投资、合资或者其他策略，压制本土品牌，推广自己的品牌。中外合资企业股权控制比例与品牌控制相对应的是，我国很多产业领域的绝大部分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如以计算机为例，中国产的计算机，CPU来自英特尔公司，主板和显示器来自中国台湾，硬盘来自美国，在中国组装生产，最终以跨国公司的品牌出口，在上游和下游部分均严重依赖海外。这种市场垄断的严重后果是它对我国经济安全带来实质性伤害。其次，跨国公司还对我国经济产生危害，为了吸引FDI，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给予跨国公司非常优惠的税收条件。而且FDI规模的扩大，产品出口对外商的依赖增强，给跨国企业增强自己谈判能力提供了条件。沃尔玛、家乐福等拒绝建立工会是公然对国家政策的违反，而微软在某些地区政府采购软件中的胜利实际上是对政府官员的收买。在此，韩国三星公司在西安投资建厂所产生的经济安全主要表现在：首先，三星投资的终极目标与西安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三星所投资的电子行业主要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但是不利于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这与西安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存在偏差；其次，三星公司若将利润集中汇出，则不利于西安市的国际收支平衡。
3.形成资本排挤或外逃，危害资本形成。第一，可能产生排挤内资现象，增加资本形成的成本。特别在东道国为吸引外资，提供较之内资更为优惠的政策。当外资选择和国内资金流向相同的产业，不如传统技术型产业时，优惠政策将降低外资的成本，从而非市场因素导致对内资的排挤现象。实际上，对内资的排挤增加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建设的成本。第二，减小国内储蓄倾向，危害资本形成。引入外资后，新的消费方式对国内产生示范作用，提高对奢侈品和相关服务的需求，国内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从而降低储蓄倾向，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外资对资本的形成效应是双方面的。第三，引发资本外逃，爆发金融危机，破坏良好经济环境。厦门大学李晓峰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因恐惧、怀疑或为了逃避本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或为了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当外资更多的为风险基金或投资于证券市场而非实物经济时，投机获利后将出现大量资金转移，目标函数由预期收益、风险、交易成本等组成的外国及地区私人投资者将有可能大规模撤资，引发信用危机和挤兑现象，引起汇率市场的波动，进而导致金融危机。资本外逃对产业结构调整极为不利,不仅表现在信用支持、资金支持上，还表现在临时的撤资对产业结构带来的冲击，加大在可预期的未来恢复的困难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4.危害或污染国内自然资源安全。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遭受“生态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些外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逃避母国或第三国严格的环境治理规定，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环保工作留下新的隐患。三星公司在电子项目实施过程中，避免不了会产生一些由于重金属、阻燃剂等一系列的工业原料、化学物品、可燃性气体所造成的各种污染。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会将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由韩国转至中国，大大地损害了我国国内的自然环境与资源，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安全，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三、充分引导三星项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1.塑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市场准入机制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要更为完善，这对于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是鼓励和吸引外资的最佳途径。第一，市场开发力度要加大，要积极打造合理、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减少行政手段对其干预，进一步加强软环境的建设力度。第二，根据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制定政策，尤其对欠发达地区要进行政策倾斜，并制定科学的外资引进规划。第三，加强当地劳动者的科学文化建设，提高其整体劳动素养，进一步创造条件积极吸引国内外的高端人才，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进一步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2.法制体系与监督体系要建立健全。引进外资，必须要对相关的法规和立法进行完善，第一，能够表明西安大都市对外开放的决心，消除投资者的各种顾虑。第二，对引进外资进行有效管理和评估，规范外商和省内引资企业的行为，有效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第三，对投资者和投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防止金融风险。第四，对现有的引资法规要细化分析，以便有效服务于引资过程。第五，在引进外资时，加强对外资行为的规范管理，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作用，维持好市场持续，提高监管水平，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效率。第六，外管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并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3.拓宽引资渠道，利用多种引资方式。目前，西安市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还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借款，为了更好地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还应该鼓励其他一些投资途径。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对经开区国企和民企实行并购投资，以便更好地进行招商引资，壮大投资规模。同时，还可以鼓励外商进行风险投资，也可以成立中外合资风险投资基金等新型投资方式，并积极探索资产支持证券化项目、项目融资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国际通行的和新兴的吸收外资方式，鼓励与跨国公司合作。同时,也应尝试股权融资、海外基金融资、海外债券等国际金融市场的筹资新方式，以降低利用外资成本为原则，灵活机动地利用外资。
4.引导外资投向，区域结构平衡。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将外资引进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多方面、多层次加以考虑。近几年，西安市政府的引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过去的“全面引资”逐步向“有针对性的选资”方式转变，为当地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应做到：第一，积极鼓励外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资发展，改变过去传统的产业方式，加强市场监管，谨防外资流向房地产行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了保护环境，对污染大、耗能高、效益低的落后产业进行彻底淘汰。第二，加强外资吸引能力。通过招商引资，提高外资与产业的配套率，进一步发挥产业集群效益，带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发展。第三，加大外企的科技研发力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谁掌握科技核心谁就赢得市场的主动权，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5.提高外资的引进质量和利用率。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高低与投资规模大小将直接影响西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在今后外资的引进中必须在重点上有所突破，第一，利用外资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比如在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新材料研发、现代医药等领域形成自己的品牌和优势。第二，提升制造行业的技术水平，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强化当地产业升级及服务功能。有重点地在“高端”产业、“关联”产业、环境资源、技术合作、服务贸易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提高外资的引进质量和外资的利用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
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现状
河北省引进外资中,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一直较小,其金额与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均未超过4%。如2007年第一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4138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其利用外资规模与河北省是农业大省的情况很不相称。
从河北省利用外资的产业分布看,在第二产业即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建筑业所占比重过大,平均占到总额的80%以上。
但在第二产业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并不均衡,外资主要投向制造业,如钢铁、食品、化工、医药、纺织等行业,而采掘业和电力、燃气及水部门所占份额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为188582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金额的78%,占第二产业的93.6%。在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大得多,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改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几年成为河北省整个制造业的外商投资热点。
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相比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5个行业领域,教育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福利业等其他8个行业所占比例较低。随着入世承诺的不断实现,我省服务业的门槛不断下降,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除房地产行业外,其他行业领域投资金额变化剧烈,交通运输业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所占比例出现大幅上扬,2007年达到2435万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以及随之而带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规范可以分别从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个方面来提升产业结构,使其达到优化的目的。
1.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规范和引导来完成。因为目前,基础产业存在投资额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回报低、投资回收期较长等特点,己成为制约我省产业结构优化的“瓶颈产业”,很多境外投资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础产业。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让适当的外资进入适当的地区,才能够有效地加强该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与联系,使其结构合理化,进而有力的推动我省产业结构的优化。
2.外商直接投资下的市场竞争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
外资的进入会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地区,这些产业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成熟的外资企业进入后,会通过市场作用加剧国内企业的竞争,将低效率的企业从本行业中淘汰出去,从而优化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一定量的资金直接流入缓减了省内生产建设资金的不足,利用这些资金可以优先购买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进口高等级的生产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积极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来提升技术水平,优化技术结构,从而使产业结构系统在技术进步作用下,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演变,即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说是高级化。超级秘书网
三、河北省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资的实效,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的拉动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加快河北省经济发展步伐,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效应。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基础条件之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南方城市相比较,河北省无论是投资硬环境还是投资软环境都相对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相对较低。因此,河北省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
2.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
目前河北省对外资的利用仍然比较注重对外资数量的扩张,而对外资质量的关注较少。对外资的利用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趋势以及区域的资源、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调整和引导,使外资可以投向符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向的产业或部门,更好的发挥外资在一个地区的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政府部门也应该根据发展需求,有重点的、科学的制定经济政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导外资投向,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区外商投资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11所属市中石家庄、唐山、廊坊、秦皇岛等地区,其他地区吸引外资的金额比重较小。因此为均衡发展河北省各个地区经济,应在鼓励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色工业,扩大外资投资领域,加快各地区基础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充分借助三大港口优势,加快港口腹地经济发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区资源,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与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的经济合作,整合资源优势,促进河北省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海.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3年
[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省经济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2008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就是说：筹划周密、条件具备就能取胜；筹划不周、条件不周、条件缺乏就不能取胜。使命和远景的确定,目标体系的建立,战略方案的制订会为城市的产业转型与资源的重新配置规划明确的方向。因此为城市的产业转型制定战略规划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发展战略的基础：“修道保法”
“修道保法”，是指要明确使命与目标,并建立一套确保使命与目标实现的机制。
在产业结构转型上以韩国经济的发展为例，其中经转型后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韩国为规划和发展文化产业，于2001年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该院每年可得到政府5000万美元的资助。在法制建设方面韩国政府先后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法》、《设立文化地区特别法》等项法规。近些年又陆续对《影像振兴基本法》、《著作权法》、《电影振兴法》、《演出法》、《广播法》、《唱片录像带暨游戏制品法》等做了部分或全面修订，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法规保障。
可见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产业结构转型其根本就是要促进技术与知识的发展与创新。因此引导产业结构转型也该有相应的政策、法律、措施来保障。
三、发展战略的核心：“知己”
孙子兵法战略思想的核心是“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可见任何战略决策的制订，都是以充分了解自身的优势劣势，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为前提的。准确的自我剖析与定位可在战略决策中“扬长补短，以优取胜”。
以辽宁省装备制造产业成功转型为例，1990年后,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环境污染与资源枯竭等问题的显现,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是辽宁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就首先要考虑辽宁自身的优势。辽宁是历史悠久的老工业城市，省内有渤海船舶重工、沈阳机床集团、沈鼓集团、北方重工集团、大连机车、大连重工起重集团等50多个装备制造企业，这些企业在国内甚至国际都有一定的影响力。2006年，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石化行业，成为辽宁省工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显然装备制造产业是辽宁的主导优势产业。那么装备制造产业的不断革新升级就是辽宁发展经济的首选。
其次辽宁发展装备制造业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如技术开发、高端技术熟练型人才的缺少；吸引外资优势薄弱；物流服务产业不发达等等。针对这些自身的“劣势”，辽宁做出了“城市一体化”与“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开发”的战略规划。通过城市一体化具有实现城际间的优势互补，加强城市间产业、人才、资金、科技等方面密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充分利用，降低生产流通成本，拉动物流产业发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鼓励大连长兴岛、营口沿海产业基地、辽西锦州湾、丹东产业园区和大连庄荷花园口工业区的对外开放开发，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加速发展的“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开发”的战略规划具有可实现重型装备制造业向沿海地区布局，也可以有效承接国际重化工业产业转移，加强辽宁对日、韩资本的吸引力，吸引跨国公司落户辽宁，带动辽宁乃至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重要意义。
因此在选择转型升级的产业上应该首先选择自身的传统优势产业，而且要清阻碍优势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及时出台解决对策。
四、发展战略的关键：“奇兵制胜”
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战略思想“奇兵制胜”运用到产业转型与经济发展商就是指“核心竞争力”与“创新多元化”战略思想。
以韩国大邱市为例。为加快促进其传统主导产业纺织产业升级，提出了著名的“米兰计划”，其核心是全力加强技术研发，占领纺织和服装产业的尖端技术高地。近期和中期主要是集中力量攻克纳米纤维、超级细纱及智能性纤维和数字染色工程等高附加值项目研发。长期目标则是把大邱建设成为“东方米兰”，使之从纺织的生产、营销到人才培养都成为世界纺织服装业的重要枢纽。另外大邱市在大力推进传统产业升级的同时，大邱城市转型核心是全力培育新型尖端技术产业，形成多元化产业结构。目前大邱市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制造业比重到1998年达到顶点35％以后，目前下降为24.2％；金融、保险、通信、物流等服务业比重上升为75％。相比之下，纺织业无论产值和出口的比重都大大下降，因此，传统纺织业已不再是带动当地地区经济发展的唯一主力。
可见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必须要具备核心竞争力。培育发展核心技术同时还要以“主导核心”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发展战略规划首先要出台鼓励产业结构转型、鼓励创新，鼓励技术开发等的法规与优惠政策；产业转型上要首选传统优势产业升级；城市发展要有主导核心产业，而且必须要通过发展主导产业，不断开发核心尖端产业技术并带动相关产业链、现代服务业的多元化、集约发展，增强城市自身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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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梦阳:辽宁装备制造业进入最好发展阶段[N].新华网,2008.4.25
[4]辽宁“五点一线”战略开发取得阶段性成果[N].中国网,2007.7.29
1.1退耕还林还草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新机遇退耕还林还草，是停止耕种那些已经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即将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的耕地，通过人工种植或者自然封育的方法使林草植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从而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所以，退耕还林还草可以使得土地的利用结构发生变化，与此同时，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还会影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故退耕还林还草非常重要但却极其复杂和艰巨。弄清楚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土地利用结构之间的联系，将会促进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促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能够顺利进行。退耕还林工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统一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努力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不仅可以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为我国生态建设提供物质上的基础。退耕还林是目前我国用粮食换取生态的重要举措，也是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水土流失的基本措施，更是目前为止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及使农民收入增加最切可实际、最为有效的方法。
1.2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环境基础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生态建设工程的持续实施，农业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有了根本性进展，农业生产已经由传统以粮食作物为主，强调经济效益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变为以植树造林种草为主，更注重生态效益的产业结构。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将其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有机结合，既要不断进行植树种草的工作，改善保护地表植被资源，避免土地荒漠化，也要重视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培育出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产业，提高人民收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不仅能够改善当地甚至全国的生态环境，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还有助于合理调整土地结构，从而促进林业、畜牧业的发展，形成农、林、牧各产业相互促进的积极效应。
1.3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能够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目的是得到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收获生态效益，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应当是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的。我们应该拓展思维，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放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去考虑，为退耕农户的闲置劳动力寻找新的就业岗位。此外，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新的机遇，其不但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还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促进了龙头产业的兴起，发展出区域的主导产业，大大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
2结语
关键词:经济发展；商品劳务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更为艰巨，要求也更为迫切。规范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作用，它能够自动地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运行，而对于以市场为配置资源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适当干预经济发展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税收是国家对部分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的法定分配，它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工具和为其他财政政策筹资的主要手段。一般说来，现代税收除筹财政资金的基本职能之外，还具有三大经济调节功能，即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调节收入合理分配以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在发达国家，所得税是主体税种，税收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都是所得税，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税源构成和征管能力等因素，商品劳务税往往成为主体税种，因而其在税收政策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品劳务税是以商品和劳务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课税体系。它主要包括消费税、销售税、增值税和关税。本文拟对经济发展中的商品劳务税作一理论上的探讨。
一、发展资本积累与商品劳务税
在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增长和在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有着压倒一切的意义，但经济增长要受资本积累规模的约束。因而，如何形成足够的发展资金，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般而论，一国的资本积累有两种来源，一是利用外资，二是动员国内资金，尤其是国内储蓄。国内储蓄包括居民个人储蓄、企业储蓄（税后利润）和政府公共储蓄（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储蓄、投资方面有两条渠道：一是通过征税筹集财政资金，增加公共储蓄或政府用于公共投资的集中性财力；二是通过制定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和居民个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扩大私人投资。
在发展经济学的税收政策思路中，一国资本积累水平同税收收入水平相关，也和税制结构选择相关。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税制结构，选择什么税作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看来，首先应服从于扩大和刺激储蓄、促进资本积累的需要。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商品劳务税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体税种，对发展资本的筹集发挥主要作用。为此，他们作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商品劳务税的范围主要是指一般销售税、消费税、以及营业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从总体上看，这些税收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较高。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愈低，商品劳务税的比重愈高。据资料显示，在低收入国家，商品劳务税占全部税收总项的比重为41%，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30.9%，如果将进出口关税并入商品劳务税计算，高收入国家的比重为32.4%，而低收入国家高达71.1%.这表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高的商品劳务税比重相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商品劳务税作为主体税种具有稳定的筹资功能和较低的征管成本，但根据税收效率的分析，它会对经济增长和市场机制产生较大的扭曲效应，这就需要适当提高所得税比重，推行商品劳务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二、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的理解，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以更多的投入或更高的效率去经营更多的产业，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分布的变化。在一国资源量为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
考察西方国家10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产业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是：初级产业主导制造业主导服务业主导。而引起或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如同经济发展的动因一样复杂，从外因分析，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特别是税收政策在推动一国产业结构形成、发展和优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商品劳务税来说，它作用的大小是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中争论颇多的问题，下面我们来作简单探讨。
首先，在讲座经济体制下，商品作价主要采用国家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价格，商品劳务税在配合价格调节生产和消费，以促进产业结构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低税和高税不能直接形成低价和高价，因而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功能必将削弱。其次，商品劳务税作为间接税，具有易于转嫁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税的税负转嫁机制将充分发挥其作用，这决定了运用商品劳务税调节产业结构具有不确定性，甚至使政策目标落空。第三，商品劳务税与价格直接关联，其本身会扭曲商品的相对价格，导致消费者剩余损失；扭曲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而导致生产者剩余损失。因而最终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第四，商品劳务税还会对产业政策发生扭曲，这突出表现在增值税选型上。以我国为例，在生产型增值税实行统一税率的情况下，加工工业的进税抵扣比重大，税负轻；基础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进项税抵扣比重轻，税负重。显然，生产型增值税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产业政策相背离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过分强调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而应适当弱化。税收对于产业结构的调节应主要依靠所得税优惠来发挥作用，同时适当发挥商品劳务税的辅作用。
三、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与商品劳务税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以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和。在同一个国家，由于地区间劳动素质、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地理和交通条件，以及其他社会性、国民性因素的差异，往往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既有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甚至经济落后地区。税收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如何采取有效的税收政策以及商品劳务税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则值得探讨。这对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般来说，税收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地区总税负水平的轻重，影响本地企业的积累能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广度和深度，影响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税制结构对地区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我们重点从第三方面分析商品劳务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地方财力的强弱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发展中国政府大多选择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税种，这对地方财力有两大好处：第一，这些地区的税源比较充实，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有利于减轻落后地区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属于间接税，可转嫁税，这样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行的收入，同时又将税款转嫁给购买方，经济落后地区将从中受益。
四、收入合理分配与商品劳务税
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一国GNP获得增长，但社会分配状况恶化了，低收入阶层较之过去相对乃至绝对贫困，就可能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或高增长、低发展的情况。对我国而言，这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根据库兹沓茨的“倒U假说”，收入分配不均是一国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要从根本上消除，只能以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为动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变革，但同时政府并非对之无能为力。在政府的各项政策中，以实现收入均等化为目标的税收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税收以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主要包括所得税、商品劳务税、财产税以及社会保险税对转移支付制度的筹资作用。对商品劳务税的调节机制而言，主要是消费税对高收入阶层支付能力的调节。国际通行的商品劳务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一般说来，增值税对各类商品和劳务普遍课征，是中性的，因而增值税不论是由企业负担，还是消费者负担，通常都不具备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消费税则不同，只是对某些特殊消费品课征，是非中性的，收入阶层一部分收入在流通领域里就转化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
从理论上讲，消费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不象个人所得税那样直接、有效，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消费税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或许更切合实际。这是因为：（1）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消费税又占相当大比例，往往高于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2）征税消费品的选择，一般都是对奢侈品征税或重税、对必需品免税或轻税，这样就把绝大部分税加在高收入阶层身上，因而也具有与所有税相似的累进课税效应。（3）与所得税和财产税相比，消费税税源易控管，逃税难度较大，能够保证政府的分配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同时，由于消费税的非中性特性，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有负面影响，容易产生“超额负担”。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对此进行效率与公平、增长与效率的权衡。
五、通货膨胀与商品劳务税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巨大的财政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它困扰着这些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如何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追求的重要政策目标。在20世纪末，从1997年起，“有7个经济本（指日本、墨西哥、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引者注）经历了与大萧条极为相似的严重经济衰退”，中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因此，治理通货紧缩又成了很多国家当前的经济任务。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同样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通货紧缩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尽管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经济衰退或是造成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治理通货紧缩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和推行扩张性的财政对策、货币政策、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税收政策方面，目标是刺激消费者需求，除开征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产税之外，还要进一步降低商品劳务税中有关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提高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以推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
税收政策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相关性有三个方面，即税收收入水平、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对商品劳务税来讲，我们重点分析税收收入水平中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消费税实现的。虽然消费税由于转嫁性，在短期内可能会推动商品价格上涨，但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也会抑制需求，从而在较长时期内降低通货膨胀压力。消费税的这种反通货膨胀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具有一定需求弹性的生活必需品征收一般消费税，二是对部分高消费品征收特别消费税。
六、开放经济与商品劳务税
每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大众的消费，体育行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事业部门以及居民的消费，是体育产业消费的两个部分，居民消费形式的单一，影响了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有效发展。目前，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大多停留在实物消费上，像购买运动器材、体育杂志等。相对于实物消费来讲，劳务消费的比例明显不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社会大众体育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让体育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缺少动力。
2、影响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
2.1、商业运营机制因素
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程度之所以与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差距，是因为体育行业的商业动作机制并不健全。在企业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企业的运营机制越发规范，体育产业的发展也需要符合企业的商业动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体育行业不断壮大，且成为投资者的中意行业。但是，我国体育行业的商业运营机制并不健全，影响了体育行业的融资渠道，阻碍了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另外，我国体育行业的发展对于政府的依赖较大，体育产业的自主积累较少，不利于其产业结构的更新。
2.2、体育市场的开发度因素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我国有一个十分广阔的体育市场。但是，受到群众消费观念的影响，加上体育市场的开发度不足，让体育产业的发展关键被局限在竞技体育中。同时，体育行业的发展资金大多被投在竞技体育中。在阳光体育普遍实施的今天，体育活动的社会福利性越来越高，政府支持群众去做体育运动，给群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就使得群众自发的体育活动需求减少，迫切性的体育消费减少，大大削弱了体育行业消费主体的消费能力。群众市场的开发度低，让体育行业的发展缺少动力。
3、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方法分析
加强体育产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体育行业自身的进步，都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下面，笔者就体育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提出几点方法：
3.1、提高体育设施建设力度
体育设施，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对于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有促进意义。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所实施的用来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体育设施建设力度还明显不足。政府单位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体育设施建设问题的关注力度，加强设施强化度。利用科学政策的出台，给体育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措施，在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尽最大努力去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
3.2、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主体作用
在我国的国情中，体育产业发展的两大主体是政府与市场。要促进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必须要重视这两个主体作用的发挥。首先，从政府来讲，其在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是市场发展的宏观调控者，在体育产业结构的整体规划与控制方法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部门要综合我国的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具体国情，科学制定体育产业的发展决策，从而做出政府关于体育产业的政策性指导，促进体育行业在政策的鼓励与扶持下快速发展。另外，政府部门还要在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发挥自身的监督管理作用，规范体育产业内部的运营秩序，给予体育行业更多发展的动力。其次，市场是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主体。体育产业结构无论怎样优化，都在市场的控制范围之内。体育产业的管理者要做到一切从市场出发，跟随市场中上时代的潮流，做好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3、加强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力度
服务业是市场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服务业是体育行业的主体，对于其它的体育行业发展有着带动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体育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因此，在进行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加强体育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促进有效服务的供给。体育产业的管理者不仅要建立多元化的体育投资体系，更要对自身的服务水平进行提高，以此作为凭借去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给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更为丰厚的物质基础。另外，作为体育行业的一员，我们还需要对体育服务体系进行优化。在原来科学的体育服务机制中，添加更多的具体细则，考虑消费主体的个性化体育需求。体育服务行业的发展，还需要大量体育人才的支持，加强人才战备在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实施，是实现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扩大体育人才数量，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
3.4、发挥先进企业的作用
我国的体育行业发展，存在着市场分散、竞争过于激烈的问题。这对于体育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有消极影响。要促进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需要加强龙头企业的设置，有了龙头企业，其带动作用得以发挥，可以让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具有发展的动力。优化体育产业结构，需要关注大企业为引导的市场发展机制的建立，加强政府的鼓励与扶持，让大企业继续发展与扩大，带动其它小企业的发展。企业实力的提升，会让企业的发展更加规模，促进体育行业的健康发展。在鼓励与引导大企业发展的同时，政府部门与体育行业还要关注小企业的发展需求，对那些发展水平低、技术能力不足、运营方法不科学的企业进行的指导，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促进企业的平衡发展。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