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内生边界；资源类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38-04
自2000年中国正式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突飞猛进的增长态势。2003年～200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几乎保持了每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2010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688.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首超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从对外直接投资所在行业分布来看，中国资源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井喷态势。据统计，2009年中国海外并购中来自资源类行业的交易金额超过了90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部交易金额比重的七成以上。为什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资源类行业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研究。
一、中国3/4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资源类企业完成
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是新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解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安特拉斯（Antr6s）（2003）将刻画企业边界的契约理论与国际贸易新理论相结合，揭示了企业在资本和技术上的异质性是如何影响其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模式的，即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了对外直接投资，而有些企业则选择外包。根据安特拉斯（Antr6s）（2003，2005）的理论模型，当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该企业将会选择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反之，更倾向于选择外包的组织形式。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行业选择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存在密切关系。
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对其选择何种方式来组织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将择优选取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组的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样本，重点考察中国39个细分行业中434364个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情况。依据计算出的资本密集度结果，我们大致可以将39个行业划分为三个层次（如表1所示）。第一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在80以上的行业，这类行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高，更适于通过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来安排组织结构，因而此类行业可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行业；第二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在40～80之间的行业，随着这类行业资本密集度水平的逐渐提高，其生产模式可能从外包向对外直接投资转化；第三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小于40的行业，这类行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低，而更适宜采取外包方式来组织全球生产。
依据企业内生边界理论，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能够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因而可以理解为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越应该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在表1中，居于第一个层次内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显著高于其他行业，而这些行业中的绝大多数都与石油、天然气、金属和水等资源的生产相关，因而根据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可推断，资源类行业应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这与事实完全相符，近年来中国“走出去”企业的行业分布表现出了显著的集聚态势，大批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现象十分突出。
来自国内外的统计数据证实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类行业。据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2010年，中国能源和电力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022亿美元，占五年内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47.3%；金属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608亿美元，所占比重为28.2%。可见，约3/4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资源类企业所完成，此类企业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
来自国内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以资源类行业的代表性产业——采矿业为例，根据商务部公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100亿美元的六大行业中，除资产管理类和金融类投资之外，采矿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看，近十年来采矿业保持了17.2%的平均对外投资比重。2009年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133.4亿美元，接近2003年的10倍，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23.6%。可见，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资源类行业更易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行业。
二、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特点
资源类行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导行业，资源类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些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投资主体、投资方式、投资目标和投资风险四个方面，具体特点如下：
（一）大型国企占据主导地位
资源类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一直以来大型国有企业始终在这类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资源类国有企业因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能够更好地降低投资风险，从而实现海外扩张。根据投中集团（China Venture）（2011）统计显示，在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1亿美元以上的21个案例中，有19个均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实施，国有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比例超过90%。在这些投资海外的国有企业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央企主导了多项海外大型投资项目，是国内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资金实力雄厚且经营业绩良好的民营企业也逐步加入到对海外资源的投资中来，但资源类行业的独特属性使国有企业稳居核心地位。
（二）投资方式以跨国并购为主
近年来，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手段，并购案件的数量和涉及金额呈快速上升趋势。2010年，中国企业完成的跨国并购55件，环比增长7.8%，披露金额294.19亿美元，环比上升2.91%，其中资源行业占比较大，披露交易金额居各行业之首。中国资源类企业主要选择跨国并购为主的海外投资方式，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在较短的周期内实现收益，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跨国并购可以使中国资源类企业利用国外企业在资源掌控方面的优势，快速进入海外资源市场，通过打入产业链上游来降低原料供应成本，并保证原料稳定供应。如，2009年中石化以72.4亿美元收购了瑞士的阿达克斯（Addax）石油公司，这项收购使中石化获得了阿达克斯（Addax）公司在尼日利亚、加蓬和伊拉克部分地区的油气开发权，增加了中石化的油气储备，并顺利完成了企业的资源结构优化。
（三）寻求优质海外资源成为主要目标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市场需求日益扩大使中国资源类企业迫切需要寻求优质的海外资源，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使国外一部分资源类企业面临生存困境。于是，中国资源类企业加大了对海外资源市场的投资规模。2010年，中国十大海外并购交易中有7项来自资源行业，资源行业以230.71亿美元的海外并购交易完成金额占据该年度海外并购案例总量的79%。而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和许多西半球国家成为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市场，占中国资源类企业海外并购总数的70%左右。如，中石油联合皇家壳牌以31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煤层全体生产商及液化天然气勘探公司（Arrow En-ergy）的全部股权，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矿业公司（OZ Minerals）的部分资产，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向委内瑞拉投资400亿美元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合作。
（四）高投资风险与高投资收益并存
中国资源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易金额往往很高，基于1994～2009年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中近七成企业属于资源类企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为投资者带来了正的财富效应。但是，海外资源类投资在给国内企业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投资风险，这类高风险主要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企业内部所蕴含的投资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在技术条件、管理水平、运营能力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薄弱而可能导致的投资损失；企业外部因素所引发的投资风险也往往会对企业投资收益产生巨大影响，政治风险是当前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首要风险。一旦东道国政府利用海外投资进行政治博弈或当地发生政局动荡，都将引发投资不畅甚至直接导致投资损失。2009年中国铝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力拓的失败，以及2011年利比亚政局动荡引发的投资损失，都突显了政治风险对资源类企业海外投资的重大影响。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探讨了企业资本密集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系，认为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更容易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上述研究解释了中国“走出去”企业集聚于资源类行业的现实表现，揭示出企业在资本密集度方面的异质性对其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模式的内生决定作用。尽管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实都证明了资本密集度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他要素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并非所有行业中的企业均适宜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可以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高收益，而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可以从外包等其他方式的生产模式中获得更高收益。因而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中，企业应视自身在资本密集度方面的异质性差异而科学做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海外耕地投资 区位选择
一、引言
在刚刚过去第三十二个“世界粮食日”上，当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各国办好农业合作社，为粮食安全添保障之时，世界范围内已经掀起一股由三大危机（粮食、金融、能源）引发的海外耕地投资热潮。全球性组织机构、各国学者也开始了对这种投资行为的研究和激烈争论。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分析，认为海外耕地投资实质的关注点是投资者获得了土地，资本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产生了巨大的机会成本；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都有动机使这种交易免于外界审查，因此不可能从这两个主体内部产生对该投资自愿的、良好的管理和规制，结果会给东道国及原住民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不利影响。另一些学者则保持中立或积极态度。Hertel等强调人口的增长，收入的增加和城市化将会继续推动对食品的需求，因此耕地面积的扩张是不可能放缓。Dessy则建立了一个职业选择模型来研究政府支持的在非洲进行海外耕地投资的福利效应，并且认为只要政府能代表当地民众利益进行充分谈判，创造足够的就业，那么海外耕地投资就能产生积极的福利效应。此外，国内学者从确保本国粮食安全出发，认为国家应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发展海外耕地投资。
现有文献对海外耕地投资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描述其现状、总体特征，进行概况的、一般性分析，进而判断“这是否是一种跨国‘土地掠夺（land grab）’，还是一种急需和必要的投资”，鲜少见到对此类投资的专项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投资动机、投资模式、区位选择和配套政策措施等。其中区位选择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跨国经营的顺利实现意义重大。区位选择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跨国公司资源整合的成败和投资项目能否达到预期收益。所以本文旨在对当前国际上海外耕地投资的区位分布进行归纳，探析这些东道国具有何种特征而成为投资“热地”，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兴趣。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在目前学界对海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和文献能够为本文提供具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方法和经验。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自20世纪60年以来已经有近半个世纪，其中关于区位选择的研究文献也相当丰富，但至今也没有形成被公认的一般理论。最早系统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其在1981年出版的《国际生产与多国企业》中系统阐述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并首先提出区位优势概念，将其作为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变量之一，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不同。而且综合其他理论形成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经典之作。邓宁认为一个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三个条件，其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区位优势则是其充分条件。如果企业只有所有权优势，则可以利用出口、许可证贸易或出售专利服务外国市场。假如同时满足内部化优势，则企业更加倾向于通过当地生产来满足外国市场，但是选择的投资地点必须具有区位优势，所以区位优势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投到哪里”的问题，而这种优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另一是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等。
当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存在的自身局限性：首先它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建立起来的，以垄断优势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这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运用的是各种优势决定企业最佳区位的镜头分析，无法解释区位因素的动态变化。因此，邓宁将该理论的名称修正为“国际生产折中范式”，即OIL范式，以表明其理论只是一种分析框架，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的修正和完善。
基于邓宁的OIL范式的分析思路，国内外很多学者往往将东道国区位因素划分为不同种类，如联合国UNCTAD1998年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东道国区位优势包括三个方面：外资政策因素、经济因素，、促进投资措施。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对区位因素进行分类，其中最多的划分方法就是将其分为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两类。无论何种分类，在具体进行实证分析时，选择的区位影响因子大体包括国家（政治）风险、宏观经济政策、市场规模、市场相似性、劳动力成本、贸易自由度、基础设施、文化差异等。由于样本和分析方法的选择差异，相同因子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二）区位因素选择
本文基于现有学者的研究，拟将区位因素分为三类，其中自然资源禀赋由东道国的潜在可耕土地表示；经济因素由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表示；制度环境因素由东道国的国家风险，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和引资政策表示。
此外，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整个世界的土地面积为130亿hm2，其中30亿hm2的土地适合农作物生产，这30亿hm2的土地中约有15亿的土地已经开垦种植，剩余的15亿hm2潜在土地几乎都被森林或草地覆盖。但这些被森林或草地覆盖的“潜在土地”并非都适合垦殖，因为它们作为森林、保护区，或土著人生产、生活的场所，能够提供环境和社会福利效应。因此，本文在衡量耕地资源禀赋度方面使用“潜在可耕土地”的涵义和相关数据均是直接引用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组学者Deininger的研究成果：即“潜在可耕土地”是指当前没有被利用的，将保护区、森林和已被占领使用的土地排除在外的，有着一定人口密度上线，即不超过25人/km?的区域；世界范围内“潜在可耕土地”面积约为4.45亿hm2，大部分位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地区，分别为2.2亿hm2、1.2亿hm2和5200万hm2（具体国别数据见表1）。
三、海外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现状
（一）东道国国别分布现状
普遍认为，研究海外耕地投资的学者会有一个共性问题，即数据的缺乏和不可靠。针对此问题，本文依托于世界性组织、机构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信息、数据进行编辑，勾勒出当前海外耕地投资主要东道国地理分布，并总结如下：
数据来源：东道国、耕地投资面积来源于GRAIN数据库，http：//，于2012年3月2日访问。潜在可耕土地面积来源于Deininger，2011。GDP、WAGE （2010）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与2012年3月2日访问。国家风险（CR）来源于《2011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国家（地区）风险排行榜》，http：//，于2012年3月4日访问。对投资者保护力度来源于世界银行（The doing business）数据库http：//，于2012年3月2日访问。引资政策来源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各国投资环境信息，http：//，于2012年3月5日访问。
注：东道国是指自2006年以来没有被终止的，以粮食作物生产为目的的大面积海外耕地投资主要东道国。耕地投资是指2006年以来，投资于相应东道国耕地的累计面积。GDP：是2010年世界银行对193国家和地区的排名。WAGE（劳动力成本）由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代替；2010年世界银行划分国家收入层次的标准为：低收入国家（1005美元或更少），中低收入国家（1006美元至3975美元），中高收入国家（3976美元至12275美元），高收入国家（12276美元或更多）。国家风险（CR）：分出1～5个风险级别，其中1为风险最低，5为风险最高。对投资者的保护是2011年世界银行对183个国家的排名。“引资政策”分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四个类别。
表中1、2栏信息、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海外耕地投资主要发生在22个国家内，其总体投资面积近2300万公顷，相当于法国农地大小和欧盟所有农地五分之一的面积。从东道国的地理分布来看，非洲是此类投资的聚集地，累计投资面积近973万公顷；其次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拉美和东欧地区也是海外耕地投资者的主要目标区，三个地区累计投资面积依次分别约为483万、390万和361万。另外，东南亚地区也有少量海外耕地投资存在。这说明当前海外耕地投资发展速度较快，整体投资规模较大，且并非只发生在个别区域，而是一个全球性现象。
就具体国家而言，累计投资面积约百万公顷以上的国家共有八个，从大至小分别是：澳大利亚、苏丹、俄罗斯、巴西、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克兰。这八个国家接受耕地投资面积之和就约占表中所有东道国投资总面积的80%。苏丹、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地区的重点投资国；这四国的投资面积就占该地区投资总面积的70%以上。巴西是拉美地区接受海外耕地投资最多国家，其投资面积就达253.6万公顷，占该地区投资总面积的近七成。这说明尽管目前海外耕地投资主要东道国有二十余个，但投资主要发生在少数国家内，具有明显的投资聚集效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接受耕地投资面积最大的四个国家——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非洲的苏丹、东欧的俄罗斯和拉美的巴西（这四个国家投资面积之和就占整个海外耕地投资总面积58%），均是该地区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二）东道国区位因素解析
就自然资源因素而言，当前海外耕地投资主要东道国的耕地资源禀赋状况良好，土地丰富，潜在可耕土地面积为3.25亿公顷，但耕地资源分布不平衡，各东道国，甚至各地区间，差异较大。非洲地区东道国的潜在可耕土地面积最大，达1.5亿公顷，其次是拉美地区9648.1万公顷、东欧地区4187.6万公顷、澳大利亚2616.7万公顷和东南亚地区1067.2万公顷。具体到国别，潜在可耕土地面积最多的十个国家，就占了潜在可耕土地总面积的80%以上；但是这十个国家并非都是当前接受海外耕地投资最多的十个国家，其中非洲的刚果（金）、马达加斯加、赞比亚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还没有得到投资者应有的关注。另结合表2、3栏分析，表中除菲律宾过度开发其本国的耕地资源以外，其余东道国在海外耕地投资方面均有较大的可开发空间。
从经济因素来看，尽管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动机有重大差异，但基本动机在于扩大和占领海外市场，并认为庞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容纳更多的国内外企业，为企业生产提供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由于国际投资区位理论是建立在收益最大化基础上，决定企业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目标函数是生产经营成本的最小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往往选择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区位市场。但表5、6数据显示，当前投资者在选择耕地投资具体国别时比较倾向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但并没有将该地区的市场规模当作其区位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基本上表中东道国都是整体经济实力不强，市场规模不大，劳动力低廉的国家；其GDP整体排名居中，平均名次74，中位数是83。就地区而言，作为投资“热地”的非洲，其东道国除安哥拉和苏丹外，其余国家GDP在世界排名中均靠后，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000美元，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这说明，海外耕地投资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投资者进行该项投资并不以市场占有为主要目标，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属性，同时此类投资偏向于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这些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成本优势明显。
就政治制度因素而言，部分学者认为东道国的腐败、不稳定的经济政策、不完备的产权制度以及缺乏行政效率的政府机构等会增加投资企业的经营风险，国家风险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高度负相关。但是东道国市场的开放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腐败的负面影响。表6、7栏中数据显示，这些东道国，除个别国家外，整体宏观政治经济局势并不稳定，政府管理效率较低，法制监管不严，腐败问题严重，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较弱，国家风险水平显著，特别是非洲地区东道国基本上均属于高风险阶段。之所以这些高风险国家在海外耕地投资中倍受青睐，有两种可能性解释。一是这些国家基本上属于资源丰厚但资金缺乏的状态，政府在农业引资方面态度积极，希望能透过外资的进入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解决农业基础设施差，农业投足不足的缺陷，这意味着投资项目获得公权力的支持，更易推进下去。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解释是在这些政府治理效率低下，腐败严重，风险盛行的国家进行资源类投资，更容易发生“寻租”现象，产生“寻租”产业。投资主体可以避免与投资区域有着利害关系的当地居民进行漫长而繁琐的谈判，而直接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大大降低了投资主体获取土地的难度。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世界性组织机构等数据库资料信息的编辑，着重研究了当前海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并认为：作为一种世界现象的，海外耕地投资面积会继续保持扩张态势。其次未来土地扩张的程度将达到每年200万公顷和1000万到1200万公顷，据此保守估算，到2030年前，发展中国家将会每年增加600万公顷土地用于农业生产。由于本文的“潜在可耕土地”的面积达3.2亿公顷，因此，从整体上看，上述东道国在可预计的未来都有足够的可开发空间进行耕地投资。最后，海外耕地投资与其他类型对外直接投差异在于，投资者在进行区位决策时，并不介意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风险大小，一国的耕地资源禀赋和政府的引资态度才是此类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境外农业项目本身具有建设生产周期长、自我发展能力弱的特点，如果还受到投资地政治局势变动、经济政策变化等特殊风险影响的话，很难保证项目的预期收益。因此投资者在坚持资源来源渠道多元化的同时，也应从资源储量和国家风险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价后确定投资的最佳区域，做到放弃高风险投资、管理中档风险、转化低层次风险。根据上文分析，拉美地区、大洋洲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是当前海外耕地投资较为理想的区域。该地区无论是整体经济实力、工业化发展速度，政治环境的稳定性，本国粮食安全程度，都较其发展中国家有明显优势。选择该地区国家进行耕地投资一方面农业开发者的产品能够在东道国获得更有保障的不断增长的市场，另一方面，东道国农民有较多的非农业部门就业机会，他们与国际农业开发者争地的潜在利益冲突就会少很多，烈度也会削弱，以免与东道国自耕农争地而产生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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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外投资/对外贸易/贸易创造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25.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2-8102(2003)01-0080-06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摘 要 本文以FDI区位选择理论为指导,从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地理和人文变量、开放程度四个主要方面就区域经济因素对韩国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投资者,韩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地区分布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是韩商选择投资地点的首要考虑因素,市场需求因素次之。
关键词 韩国 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共赢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韩国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不仅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在地理上与韩国邻近,语言文化也有相近之处,因此成为韩国理想的“海外加工基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投资目的地。研究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及其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对于我国有效利用韩资,进一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理论价值。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FDI)是指本国投资者在国外经营企业并拥有对该企业一定的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区位选择是指对资本可能性的空间流向进行比较衡量,即对东道国的选择。韩国是一个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国家,这注定了韩国经济的外向性相当大。可以预见韩国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市场开发潜力大,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区位仍将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位,即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市场导向和资源导向仍是其主要战略。
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现状
整体来看,韩国对华投资具有明显的分布非均衡性,总体上表现出以下特征:首先,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中,韩国企业和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投资较少。其次,在我国东部地区的投资中,韩资集中在环渤海湾地区,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第三,在渤海湾地区,韩国投资又集中在山东省尤其是山东省的沿海几个城市。
二、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成因分析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具体从几个区域经济因素的角度讨论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成因。
(一)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或称市场需求)是决定包括韩资在内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区域选择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对于市场寻求型的韩国企业来说,一个地区的收入水平越高,产品销售的市场空间越广阔,在这个地区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因此,韩国企业对华投资更偏好于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
(二)劳动力成本
成本因素永远是投资者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劳动力成本往往在成本构成中占有很高比例,而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有很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些企业较为关注的可能是当地的工资水平,即使是那些重化工业部门中的韩国企业,也将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转移至中国进行运作,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对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偏爱是韩国企业和欧美等国企业区位选择的突出差异。韩国企业集中于环渤海和东三省一带,除北京和天津以外,这些地区的人力工资水平等于或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准。这种区位选择模式上的国别差异可能是由于投资主体的异质性所造成的。
(三)地理和人文变量
投资地点与韩国地理距离和文化差距以及投资点韩国企业聚集度对韩资企业投资的区位决策的影响是韩国企业在华区位选择的一大特色。投资点距离与韩国越近,运输成本费用支出越低。韩国投资集中于环渤海湾地区,毗邻的地理优势和密切的种群联系在其中起到了决定作用,在华投资选择靠近韩国的环渤海湾地区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利于节省生产费用。
与地理因素联系很紧的是文化因素,环渤海湾地区生活着大量的中国朝鲜族居民,他们的语言与韩国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是韩国企业管理的可利用力量。韩国投资大量集中于渤海湾地区,还可以产生聚集效应,降低各项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提高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在环渤海湾地区已经形成了不少的“韩国城”、“韩国村”。韩资企业聚集在一起,相互之间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形成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网络,建立价值增值链,有助于提高规模效应,应付当地中国企业的竞争。
山东与韩国隔海相望,最近距离仅有92海里,交通便利;中韩两国均有崇尚儒教文化的传统,而山东又是儒教文化的发源地;两地在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上也有很强的互补性。这种区域优势、人文优势就成为山东吸引韩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
(四)开放程度
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越高,制度信息越加透明,经济秩序也相对稳定,资金、人力资源可以得到较为便利的取得,从而有利于降低外资企业的运营成本。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的衡量标准主要包括该地区的城镇水平、出口依存度以及投资优惠政策。
通过以上多角度的理论分析,我们对韩国企业在中国的省际分布的区位决定因素作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证明了韩国对华投资与他国对华投资存在共性,但也存在特殊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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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它通过向外活动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条件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气候、自然风光、自然资源状况、与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条件因素是最明显的因素，其优良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沿海地区如广东，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受到这些经济先进地区的辐射和传导，推动了本地区的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对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为外商直接投资节省了原材料成本及运输成本。且西部地区不仅有人文景观，其历史文化悠久而辉煌，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特色品牌。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这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场规模大，盈利机会多，因而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改革开放，尤其有着众多的海港区，其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倾斜，使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基础设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物质条件，其是否完备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必然考虑基础设施的完备情况。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港口码头、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通讯信息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等。我国沿海地区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进外资，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海岸线的中段，是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近渤海，海陆兼备，有“黄金海岸线”和“黄金水道“之称，其有众多的优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宁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组成了我国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区拥有内陆地区无法比拟的便利交通和优良港口，便于产品原材料的运输，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常常选择沿海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运输综合能力低，邮电、通信体系不健全，电力供应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制约了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政策包括外资政策，一国的外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的领域、规模和效益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和行业是限制投资的，而对于有绝对优势的产业和行业是鼓励投资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产业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
贸易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对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及产业进行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冲击，加大对外商投资国的依赖程度，从来使其投资者形成独占优势，一旦其改变投资政策或者撤资，将会对国家或地区及其相对应的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不但制约了其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财税政策也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者的利润及其效益。如果东道国的纳税率低，财政政策宽松，这样投资者就会进行积极的投资计划。相反，如果对某些行业征收高额关税或者报复性关税，那投资者会绕道而行的。
外汇货币政策。如果东道国进行外汇管制或没有可行的货币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融资条件，也不能进行自由兑换，这会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者投资。
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东道国一般欢迎进口替代型投资。经济制度及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环境与政府的作用和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国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于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体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变趋势往往直接表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预和控制的程度上，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政治稳定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有无被颠覆和的可能性，其稳定性包括政权的稳定性；政府的执政能力；反对派的状况；国内一定时期内发生政治冲突的情况；国内民族、宗教及其工会；军队警察的状况等七个方面。
政策的连续性是指一国政府政权发生换届时，该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政府及公众对待外资的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公众对于不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往往会示威、抗议、罢工、游行等；政府对于反对的项目则施加更多的额外限制，如在税收政策方面。
国际地位是指该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特别是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际政治组织中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教育水平、社会观念和风俗习惯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劳动者的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在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而且影响到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管理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才开始流向东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优秀的劳动力资源，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且我国本来就有着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而我国东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守旧，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不完善，人们对教育的认知程度浅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在知识、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没有能力接受外资，虽然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难以管理和培训，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实现利用外资的地区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其他十几个沿海城市也陆续宣布对外开放，政府给予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自、税收和资源配置上等优惠政策，使得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同时也造成了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这时政府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政府政策开始向西部转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西部的投资进程。为此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的优惠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投资领域，放宽外商设立代表机构和营业分支机构的限制，对投资于该地区的外资给予税收优惠等。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东部相比较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真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公共基础设施依赖程度加深，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东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投资环境中经济环境是关键，基础设施是经济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无论哪方面达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准备好首要的物质条件，继续加强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几年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交通运输方面的改善尤为突出，新建、扩建、改建了许多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动车、高铁、地铁等高科技运输工具的应用，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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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2.就中国政府的初衷来讲，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为了带动出口的增长。从目前看，只要是具有贸易创造效应的海外投资，政府都应该而且也会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3.当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外直接投资决不仅仅只与对外贸易有关，而以往政府有关海外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以扩大出口为基点，所以是与海外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非与贸易有关的海外投资政策。跳出我们思考的圈子，再一次强调海外投资的重要性——不仅对我国的对外贸易，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对建立中国的跨国公司、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都意义重大。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
本文系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课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与如何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WZY2012014）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选择与竞争优势的取得
收录日期：2013年3月6日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实施了“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如海尔、格力、华为、联想等。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加21.7%，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位居全球第五。到2010年底，超过13，000个中国投资实体在178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3，172.1亿美元。本文选取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具有代表性的投资――海尔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模式、战略以及如何创造竞争优势。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投资者在本国经济体之外的国家的企业经营中获得持久的利益的投资。据Stephen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参与者，跨国公司应该具有其特有的、当地企业所缺乏的优势，如生产、产品、品牌、技术等优势。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新产品最初在美国推出，服务本地市场并出口国外，最后该产品的生产将迁往国外低成本的地方，并出口回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是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后期，公司进行外国直接投资在他国生产该产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则提出了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活动所应该具备的三个要素，即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营销网络、管理能力等；区位优势是投资目的地国家的优势，包括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市场潜力以及法律和政治环境；内部化优势是指由于不完善的外部市场存在交易和协调成本，企业应通过内部组织进行生产来替代外部市场。上述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以及投资目的地所应具备的条件。
二、海尔海外投资案例介绍
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海尔集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了“三步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1999年海尔在美国的南卡州建立了生产厂，之后在美国和欧洲均实现了设计、制造、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经营。目前，海尔在中国、亚洲、美洲、欧洲、澳洲拥有五个研发中心，在美国、欧洲、中东等地设立了21个工业园，在全球还有61个贸易公司、143，330个销售网点。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与自然资源、市场、技术和管理技能、战略资本、金融资本和效率有关。
（一）寻求市场。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建立海外子公司，以扩大国外市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和潜在的消费者购买力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格力选择巴西作为第一个投资目的地的原因之一就是巴西巨大的市场。空调的销售具有季节性，巴西与中国的季节相反，因此巴西市场还能与国内市场的销量相互互补。
（二）品牌溢价、提高竞争力。海尔在美国设厂和研发中心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品牌转变为“美国制造”，出自美国本土生产的产品更加得到美国消费者的认可，提高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提升了海尔品牌在国际的影响力，有利于巩固中国国内市场及其他海外市场的开拓。
（三）资源寻求。获得其他国家成本低、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矿产、金属、石油等是寻求资源类型投资的目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入采矿、石油等自然资源部门。
（四）战略资本寻求。一些企业为了保护或加强企业现有的竞争优势、削弱竞争对手，于是进行战略资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发达国家收购公司以取得其技术、品牌和市场，由此解决了后来者劣势与技术差距等问题。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就是一个例子。
（五）克服政策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出口商有时会受到进口国的政策限制。为了克服美国政府关于产品材料环保标准、能耗指标及进口配额等政策限制，海尔选择直接在美国建厂生产。
四、投资目的国和投资方式
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如格力、华为、中兴等都选择发展中国家为第一个海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在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之前先进入新兴国家的市场，这种做法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国际市场的经验。但海尔则实施了“先难后易”战略，即先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该战略使海尔在欧美市场成为一个有力的市场竞争者，然后进一步在欠发达国家取得成功。
进入国外市场方式包括新建投资和兼并收购现有企业两种方式。海尔选择新建投资，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生产基地来开展在当地的业务。另外一些中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兼并和收购而实现的，例如联想收购IBM的PC部，通过使用IBM的专有技术和知名品牌进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
五、竞争优势
（一）细分市场与客户需求。海尔自从1999年进入美国市场后，在美国相继建立了美国总公司、设计研发中心和工厂。美国的白色家电行业里有许多著名的制造商，如通用电气，惠而浦和美泰克。因此，海尔将目标瞄准在当时利润率较低、大型生产商无兴趣涉足的小冰箱市场。美国大学生对小型冰箱的需求较大，由于宿舍寝室较小，大型冰箱不适合，因此海尔将大学生作为目标市场，根据这一市场需求情况，设计了体积小、带活动折叠面台的小冰箱，将冰箱与电脑桌合二为一，在小冰箱市场取得了竞争优势。作为海尔小冰箱的主要客户群体，这些大学生在毕业后也就成为海尔品牌忠诚度较高的客户。
海尔在低端家电行业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后，开始计划进军高端家电市场。美国高端家电市场的竞争很激烈，大型公司凭借强大的品牌主导了对开门冰箱市场。2006年，通用电器占有美国27%的市场份额；合并的惠而浦和美泰克公司占有30%～50%的市场份额。据估计，通用电器、惠而浦-美泰克、伊莱克斯占美国的冰箱市场的98%。另外，美国的大型家电市场是一个品牌敏感市场，由于冰箱是耐用的产品，消费者认为知名品牌能保证质量。然而，海尔只因小冰箱和空调而被人所知，缺乏高端市场的品牌知名度。
美国的对开门冰箱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海尔发现当时传统的对开门冰箱销量下降，市场趋向于新设计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推出了全新设计的卡萨帝法式对开门冰箱。传统的对开门冰箱是简单地由一个竖式隔断将冰箱左右隔成冷藏室与冷冻室，因此冷藏空间虽然很大但是十分狭长，大比萨必须对切后才能放得下。法式对开门冰箱上面是对开门设计的冷藏室，下面是两个大抽屉式的冷冻室。法式对开门冰箱的冷藏间十分大，直径70厘米的比萨不需分割便能放得下。在冷冻室的设计上，考虑到冷冻室日常使用频率偏低，法式对开门冰箱将冷冻室设计在冰箱下部，相较于简单地将冰箱隔为左右两半作为冷藏间与冷冻间的传统对开门冰箱来说，法式对开门冷冻室的设计减少了消费者使用时弯腰的频率；另一个优点就是冷冻室抽屉式的储藏空间便于冷冻肉类，如美国人喜爱的大火鸡能够整只完整地放入冷冻室。原来传统对开门冰箱冷冻室窄长的空间设计使得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将大火鸡放到地下室的冷柜。海尔通过调研发现了对开门冰箱市场的新需求，于是结合欧美国家客户的生活习惯设计出了受市场欢迎的法式对开门冰箱，取得了竞争优势。
（二）战略定位。波特的一般性战略是关于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时会进行的自我定位，通过定位，企业会采用一般性战略中的收益领导、成本领导和专一化战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生产的过程中，根据自身产品、消费者和市场的情况选择了不同类型的一般性战略。
海尔的小冰箱与法式对开门冰箱采用了不同的一般性战略。某一类型产品的市场中，由于客户经济状况、市场供给条件、生产企业等情况不同，会出现子市场。海尔的小冰箱就是采取了针对小冰箱这个子市场实行了专一化战略。由于实行广泛覆盖战略的大型国际家电生产商不能充分提供符合大学生该特定客户群体所需要的具有特别价值的产品（体积小、兼电脑桌功能），于是在该客户群体中造成了服务不充分。海尔正是发现通用电气、惠而浦等知名白色家电生产商忽略了大学生顾客群体对冰箱的体积及辅助功能的特殊需求，于是通过生产一种冰箱和电脑桌二合一的小冰箱获得了成功，获得先行者优势，并进入了美国白色家电市场。
另外，与小冰箱的专一化战略所不同的是，海尔的卡萨帝法式对开门冰箱则采取了收益优势战略，在欧美市场实施差异化战略，为消费者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创造价值。海尔的法式对开门冰箱对传统对开门冰箱的空间设计和使用方式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为了克服传统对开门冰箱冷藏室与冷冻室左右竖式分列的空间设计不合理的局限，海尔提供了超大储存容积的对开门冰箱，满足了客户的需求。海尔的法式对开门冰箱技术先进、设计新颖、容积大；即使价格高，依然受消费者欢迎。它为客户提供了比竞争企业有更高消费者剩余的差异化产品，在高端冰箱市场中市场份额不断上升。
除了海尔，还有一些中国企业也采取了收益优势战略。例如，格力将自己定位为收益领导者，为客户提供低能耗、低噪音空调。在巴西，尽管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格力仍以品质赢得了消费者的欢迎，尤其是高端客户；在东南亚的一些招标项目中，即使格力的价格较高，仍然赢过了日本产品。与此相反的是，一些中国企业，如格兰仕，则是采取成本优势战略从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三）技术与人力资源。在创造竞争优势上，除了创新和品牌声誉，企业要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更有效地开发和引进新的产品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技术研发和专业人才是企业有价值的资源、是企业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
为了设计生产出符合美国消费者需求的本地化产品，海尔在美国设立了设计与研究中心，该中心有来自全球的，包括研发、营销和物流领域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后来受到欧美客户认同的法式对开门冰箱就是由150余名欧美设计师共同设计研发的成果。海尔的美国研发中心可以帮助海尔了解市场和客户服务，更及时准确地开发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在开发过程中，海尔首先调查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进行产品的开发。这种以客户为导向，从客户开始创造价值的价值链是韦伯提出的“逆价值链”，这不同于价值创造从生产开始的波特价值链模型。海尔正是以这种以客户需求为向导的方式设计生产出了小冰箱和法式对开门冰箱。
六、总结
海尔在其对外直接投资中，根据自身的特点、国外市场需求、竞争情况等，选择了适合自身的战略和产品的投资目的地、进入该国家的投资方式以及战略定位。创新的产品设计与技术、专业的研发、营销人才都是海尔拥有的资源，这类资源帮助海尔创造和维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在小冰箱市场上，海尔针对大学生特定的需求，实施专一化战略，并在小冰箱市场上取得了先行者优势。针对传统对开门冰箱的缺陷和消费者的需求，海尔采取收益优势战略，设计了高品质的法式对开门冰箱；相较于其他对开门冰箱的竞争者，海尔的产品具有更高的价格溢价。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结合自身企业的特点与当地市场的需求，制定适合的投资方式，需认识到企业所具有的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为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取得并保持竞争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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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空间分布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关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问题,一些国内外学者已做了相关研究。Belderbos 和Carree(2002)运用二元选择模型对1990年～1995年间分布于中国29个省(地区)的日本电子产业229个厂商的地区位置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李国平(2001)具体地分析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差异和变化的现象,通过数据和实例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具有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点,尤其是上海和大连。苗泉(2005)通过建立随机效果模型分析了导致不同地区吸引日本直接投资产生差距的因素。其他一些学者如李辉(2001)、薛军(2003)等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日本对局部地区直接投资的状况。以上学者多是横向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对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的历史变迁缺乏纵向分析。本文将结合相关的空间经济学理论,将空间横向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部分,系统地从纵向角度分析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据此对今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走向及不同地区引资环境的改善提出一些想法。
一、不同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
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最初的区位选择往往是由于偶然事件导致的,比如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拥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城市会吸引第一批投资者,如深圳市;也可能是因为城市化经济的影响力,如经济基础良好的上海市。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示范效应等作用的影响,当地运作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集聚状态,并有可能形成相互制衡的多处集聚。
1.第一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零星分布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深圳、珠海等南部沿海城市被划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在优惠政策和廉价资源的双重作用下,这些地区吸引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外资,这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1983年,日本开始进行试探性投资,数量较少,每年不超过10例,且主要集中于深圳市。1984年～1985年为第二个阶段,1984年国务院批准大连、秦皇岛、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内地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生产成本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地增长,当年共进行了66个投资项目,到1985年,增加到118例。除了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投资较密集外,在地域上也开始向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大连等港口城市转移。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沿东部沿海地区零星分散状态。这一时期,由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市场尚未开放,因此没有日本直接投资的进入。
2.第二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空间扩散
凭借先前具有的优势,广东省在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数量上仍占有较大份额,例如1987年和1988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仍然集中在华南地区。1990年以后,受“广场协议”等日本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急剧地增加,投资重心也逐渐向北转移。到1991年,辽宁省成为吸引日本直接投资最多的省份,仅大连和沈阳两市就吸引104家日商的进入,合同金额达到23,638万美元,分别占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总数、合同总额的17.3%和29.1% ,其它城市如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厦门等也陆续地吸引了日资的进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2002年直接投资项目总数、合同总额以及实际投资总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01%、167%和33.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数量的增加促使了集聚的产生,到1995年,初步形成了日资的三大聚集区:以大连、北京、天津、青岛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和江苏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及以深圳、广州和厦门为核心的华南地区。
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直到1992年日本FDI才开始真正地进入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东部地区获得了最初的引资优势,并由于生产的前后关联效应以及积累的因果关系最终导致东部地区将这种优势锁定,形成一种中心-的分布格局,并将中西部地区长期排斥在。因此90年代日本在中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数量并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吉林、湖北、四川、重庆、江西、陕西等部分省市。这些省市或者工业基础良好、或者沿江交通便利、或者城市规模较大市场潜力较好,因此对日本FDI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它省份如贵州、云南、甘肃、宁夏、等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人口稀少、市场需求小、产业薄弱等原因导致日本FDI流入较少。
3.第三阶段――日本对华直接形成相对均衡的三大集聚区
2000年以来,随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三大集聚区吸收日本FDI的速度也在加快。2000年到2006年,日本在三大集聚区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数量均超过总数的90%,其中2005年高达94.4% 。从各大区块来看,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对的优势,两个区域分别以北京和辽宁、上海和江苏为增长极,每年吸引的日本FDI均占到总数的80%以上。此外,华南地区吸引的日本FDI尽管在数量方面远远逊色于其它两个地区,但是由于FDI分布密度较大,另外近些年很多北上的日资出现了大量回流的现象,因此华南地区也形成了足以与其它两个地区相互制衡的一极。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表明,在经历不稳定的动态演变之后,一个经济空间中会形成多个均衡的集聚区,这些集聚区彼此之间的距离较远且在经济空间上相互制衡。三大集聚区在我国东部沿海呈北、中、南的地理区位分布,各自凭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优势吸引日本FDI的进入,并且在引资的数量方面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比例结构。
为了改变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国家从1999年开始陆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向中西部地区迅速推进,反而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例如,1998年日本在中西部的直接投资金额为其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12.3%,然而2000年、2001年、2003年、2004年、2005年这一比重分别6.4%、4%、4.9%、5.6%、7.9% ,远远落后于开发战略实施前的比例。实际上,优惠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的效用存在很大的差别,在改革开放初期,优惠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FDI的空间扩散,进入90年代以后,一个地区的开放度和产业关联程度越来越成为外资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尽管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政策看似更加优惠,但是先行得到沿海开放政策的东部地区已经进入了收获期,三大集聚区凭借着显著的集聚外部效应不仅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新增投资,而且还导致很多先前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日本FDI向东部地区回流,此外受中心优势的吸引,西部地区优良的生产要素如原材料、高素质的劳动力向效益好、投资回报率高的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严重。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的未来走向
由于当前日本在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仍然处于集聚的上升阶段,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大量转移的迹象并不明显。但是,三大集聚区内部逐渐出现了拥挤现象,例如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升、环境污染等,这些因素构成了促使厂商分散的离心力,从而在区域内部产生一种类似于中心-的投资结构,例如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中心,江苏和浙江地区为;华南地区以广东、深圳为中心,广东省其它地区以及福建、海南省为;环渤海地区以北京、大连为中心,其它省市为。这些中心城市是区域内吸引日资的龙头,但是随FDI流入的增多,拥挤现象日益严重,这时向周边城市转移投资不仅会降低生产成本而且仍然位于中心地带的上下游产业链条之中,同时也不会对运输成本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拥挤的日本厂商开始向集聚区域内部的地带转移,这一现象在长三角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制造业的投资大量地进入到苏州、无锡、镇江等周边地区,并且逐渐在这些地区形成了电子电器等产业的集聚。目前,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和以广东为中心的城市群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环渤海地区由于区域合作欠佳,城市群并不明显。可以预测,这些中心-次级城市群的出现将会对日本FDI形成更强的吸引力,FDI集聚效应会得到强化,并将出现由核心城市连接的集聚带。
三、东、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建议
1.东部地区应强化引资优势
日本FDI在三大集聚区内产业分布存在差异,如汽车行业聚集在华南和华东地区,信息电子产业聚集在北京、大连和上海等地区。由于这种集聚效应已经成为三大集聚区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优惠政策已不像以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地方政府应该节约政策资源,针对不同的产业适当增减优惠政策。同其它跨国厂商相比,日本厂商更喜欢集聚,这与日本的企业文化密切相关。日本国内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通过向大企业提供生产零部件长期依附大企业和财阀,在对华直接投资过程中,广大中小企业也延续了国内的生产模式,集聚在大企业的周围。因此不同的集聚区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有利于区域内优势产业发展的服务政策,强化竞争优势,增强集聚的关联效应,扩大对同类FDI的吸引力。此外,各集聚区在投资环境方面仍存在急需改进的地方,如华南地区需要加强对日本直接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长三角地区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要注重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环渤海地区由于产业机构关联性差,急需加强区域内合作,以提高对日本FDI的整体吸引力。
2.中西部地区应寻求突破点
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尽管积累的自我循环关系有可能会将任何业已形成的中心-模式锁定,但是这种地理结构也并非一成不变。由于集聚存在倒U型的发展路径,当潜在条件的变化累积到一定的临界点就会打破原先的结构。我国东部地区自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来,实际上一直把自己作为发达国家的,而没有真正承担起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心的职责。目前地区发展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制造业等生产部门逐渐从中心地区转移到地区,而中心地区将保留以金融、贸易、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为主的行业。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应积极地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加工工业的比重,尤其要重视金融、保险、运输、贸易等服务业的发展,增强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关联性,为东部中心地带向广大中西部地区地带转移日本FDI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另外,要积极培育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以及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化。
参考文献:
[1]Rene Belderbos, Martin Carree. The Location of Japanese Investment in China: Agglomeration Effects, Keiretsu, and Firm Heterogeneity [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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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苗 泉 James Riedel: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 2005,(7)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SDAP优势论 价值链的全球布局
目前，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属于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企业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特有优势，向资源禀赋类型相近的临近地域发展中国家，开展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点的基础上，本文探索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型投资模式，并提出了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及其理论框架――“SDAP优势论”。这种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思想的投资模式，由创造性资产寻求型与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共同构成，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SDAP优势论”明确规定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实行该模式所应具备的四个关键因素。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长期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渠道。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全球投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突显。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表明，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体现了邓宁在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Theory)中提出的一国投资流量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密切相关的论断；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对外投资的兴起时间和发展程度却又超出了该理论所划分的第一、二阶段中投资的预计水平。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兴起的超前化现象说明，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并非是经济高度发达下资本过剩的产物，而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使各国企业要同时面对国内、国外企业的“双重竞争”；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使各国企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为企业提供了更多机遇和发展空间，进一步开拓了企业全球化经营的意识。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非资本过剩型对外直接投资。
(二)企业竞争优势体现在与生产制造环节相关的领域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相应地，企业的竞争优势则集中在与生产制造环节相关的领域，这种竞争优势的流动性较差，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为“一旦离开母国的生产区位”便难以发挥。因此，与发达国家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如技术、品牌、人力资源等相比，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只是一种相对优势。
(三)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调查结果显示，约51％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将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最首要的动机归为寻求海外市场。该动机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发展中国家某些行业的企业面对已经趋于饱和的国内市场不得不转向海外开拓新市场。其次，为了避开贸易壁垒，一些发展中国家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来顺利获得海外市场。最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机遇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与国外企业争夺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寻求和开辟新市场，以改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四)投资对象多为资源禀赋类型相近的临近地域发展中国家
“南南”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很大，尤其是地理位置相互临近的国家(或经济体)之间。这一特点是由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内在动机、外在驱动因素以及企业特有优势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是由于地理位置相互临近的国家之间在消费者市场、技术水平以及资源禀赋类型等方面存在的相似性或对东道国当地经济、文化较高的熟识程度使得市场寻求型的投资模式可以更好地进行。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多表现为“南南”投资。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属于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特有优势，多以资源禀赋类型相近的临近地域发展中国家为投资对象的，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但是，这种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相对优势的投资模式会导致资源禀赋利用的局限，进而制约生产要素重组与配置的效果。此外，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持续创新能力成为全球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其局限性以及制约程度将进一步突显和加剧，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寻求一种适应当今经济环境变化，突破资源禀赋利用的局限，使重组后的生产要素达到优化配置效果的新型投资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型投资的理论分析
(一)“南南”投资的局限性是推动逆向型投资模式的内因
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是通过使构成一国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跨越国界与构成东道国比较优势(即区位优势)的生产要素相互结合，从而达到高层次合理化的配置。这种配置效果将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物质载体――产品体现出来，即生产成本下降，而内含的附加值上升。因此，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这种模式是否使重组后的生产要素达到优化的配置效果。
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传统资产利用型投资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模式。一国企业以获得海外市场为目的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身的特有优势，使构成特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在全球移动并与构成区位优势的生产要素组合进而产生新的配置效果。这种新的配置效果与企业特有优势的性质密切相关。如果企业的特有优势属于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如技术、品牌、人力资源等，由于这类优势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默示性，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如自然资源、廉
价的劳动力等，使构成这两类优势的生产要素经过重组产生优化的配置效果。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特有优势由于流动性较差，难以在具有不同类型优势的投资区位上得到发挥。并且，基于不同比较优势建立的产业结构与该投资区位难以匹配，使企业在区位优势的利用和保值方面存在困难，“区位优势甚至会转变为区位劣势”。因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利用型投资只有局限于具有相同比较优势的“南南”投资中才能使企业的特有优势得以发挥，但生产要素经过重组后并未达到优化配制的效果。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单一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不能适应生产要素通过跨国界移动和重组达到高层次合理化配置的发展。
(二)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转变是推动逆向型投资模式的外因
在经济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影响下，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逐渐从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以及市场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持续创新能力转变，如何获得这种创新能力并使其与企业原有竞争优势相结合，从而构建新的竞争优势并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未来在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上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是改善目前由于企业特有优势的局限性而导致的发展中国家资产利用型投资不能使生产要素通过跨国界移动和重组达到高层次合理化配置效果的关键。
这种基于知识的持续创新能力被称为创造性资产。它取代了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而能够提供创造性资产的区位则相对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由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所决定的。随着国际生产网络的快速扩张，国际产业转移由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逐步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将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专注于研发、管理、财务运作、营销等价值增值环节中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创造性资产，使其转化为企业特有的所有权优势，维护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因此，同样处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也需要具备价值链全球布局的意识，并以此作为选择对外投资模式的依据。
(三)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逆向型投资模式
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对外投资模式并非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逆向型投资来实现单一的资产扩大型投资(即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因为通过创造性资产寻求型对外投资模式获得创造性资产来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力是一项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时间跨度长，投资后短期内往往不能得到资金报酬，因而需要发展中国家企业具有足够的资金实力。此外，具备对创造性资产的吸收和运用能力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利用创造性资产，使其与企业原有竞争优势相结合用以构建新竞争优势的前提条件。所以，单一的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并不适合目前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中国家企业需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并在价值链全球布局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充分认识和利用本国与他国的比较优势，以构建和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因此，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只是构成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投资模式的一部分。
而构成对发达国家投资模式的另一部分则是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两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一方面，资产利用型投资是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以开拓海外市场为目的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采用资产利用型投资模式，即通过“南南”投资实现生产低成本化，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特有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利用这种投资模式在初期获得的效果，如成本的降低、市场的扩大等来确保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的持续进展。同时，开展市场寻求型投资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增强对创造性资产的认知、吸收和运用能力的重要过程。另一方面，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是使资产利用型投资得以发展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即通过“南北”投资获得所需的创造性资产，用以提升与构建新的企业特有优势，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从而推动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模式的改进，并使其成为下一轮开展创造型资产寻求型投资的更有力保障。同时，创造性资产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特有优势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构成企业特有优势的生产要素通过与构成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进行组合，产生资源优化配置效果的过程。因此，这种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对外投资模式可以适应生产要素通过跨国界移动和重组达到高层次合理化配置的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将这种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的投资模式命名为“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三、“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模式”的理论依据
针对上文所论述的“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本文在借鉴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IL综合优势论”和国内学者杜群阳、朱勤的技术获取型海外直接投资“MAL三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SDAP优势论”作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理论框架。
其中，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所形成的低成本规模优势；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的动机；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能够吸收、消化创造性资产的前提下管理、学习、模仿、应用这些资产的能力；创造性资产的区位持有性与企业持有性是由创造性资产“按照产权特征的分类”演变而来的。区位持有性是指那些依赖于特定区位不可流动的创造性资产，如人力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通讯基础设施、制度结构、政府政策等；企业持有性主要是指由特定企业使用的所有权优势，如熟练的专业化员工、企业专利和版权、品牌商标和标志、专有技术等。创造性资产的区位持有性≥企业持有性意味着在企业需要获取的创造性资产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大于企业持有性；相反，区位持有性≤企业持有性则表示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小于企业持有性。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某个企业同时具备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和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就具备了开展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的保障条件，当其进一步具备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并且在寻求创造性资产的过程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大于企业持有性时，该企业就可以采用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某个企业只具备基于生产制
造环节的规模优势，而没有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以及吸收和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并且在寻求创造性资产的过程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小于企业持有性时，该企业则应采用直接引进或购买的方式获得需要的创造性资产；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某个企业同时具备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和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但缺乏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并且在寻求创造性资产的过程中，区位持有性所占的比重要小于企业持有性时，该企业可以选择与持有创造性资产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开展研发合作，以获得需要的创造性资产。因此，“SDAP优势论”表明，寻求以区位持有性为主的创造性资产并同时具备基于生产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和吸收及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是发展中国家企业选择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标准。
四、发展中国家企业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投资的实践
《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全球性调查中，将获取创造性资产作为目前重要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仅占调查总数的14％，尤其在南非和印度的跨国公司中，该动机与其他投资动机相比，所占比例更低。这一数据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还未认识到创造性资产在构建和提升企业特有优势，增强全球竞争力进而改善资产利用型投资效果方面的重要作用，或是虽然已经意识到创造性资产的重要性，但在获取创造性资产投资模式的选择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对处于上述状况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SDAP优势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尚未将这一投资模式应用于实践中，但是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性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尤其是电气电子、化学、基础建设等行业的企业将获取创造性资产视为继开拓海外市场后的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里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实践的主要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及2000年以来，中国家电行业与IT、通讯等高科技行业的企业先后成为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主要实践者，并涌现出一批成功实现企业国际化，在海内外极具影响力的集团企业，如海尔、联想、宏基、华为等。这些在国际化进程中取得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同时具备了“SDAP优势论”中的四大要素：一是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与之相对的生产制造规模使中国企业具备了规模优势；二是由于国内市场存在众多来自国内外企业的激烈竞争，为了改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国内企业产生了寻求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动机。三是在先期进行的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资产利用型投资中，中国企业一方面确立并发挥了企业的特有优势，同时利用这种投资模式在资金方面相对较快的回报效果使自身具备了开展创造性资产寻求型投资的保障条件。四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吸收、运用创造性资产的能力，为获得区位持有的创造性资产，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做出必要准备。
以中国著名企业海尔集团为例，公司于2005年6月在荷兰埃因霍芬设立Haier Netherlands B，V，作为欧洲IT业务总部的投资就是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实践。家电行业是中国市场竞争最为充分的行业，在国内市场渐趋饱和的情况下，海尔把新的市场目标定位于欧洲。在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进程中，海尔一方面通过市场寻求型投资实施产品差异化和品牌战略，在国内外确立了其特有的企业优势。另一方面，海尔利用荷兰的地理位置优势，将其作为开拓欧洲市场的立足点，通过在埃因霍芬获得的区位持有性创造性资产，如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高效先进的物流体系以及本地员工的营销技能和语言水平，与企业自身特有优势相结合，共同推动市场寻求型投资，顺利打开欧洲的主要市场。
同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设立HuaweiTechnologies(Nederlands)B.V.作为欧洲运营中心的实例也是创造性资产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运用的体现。通过2004年12月中荷在电信领域的首次合作，华为进入荷兰市场，并充分利用荷兰发达的通讯、电信基础设施，强大的信息、通信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源开发，以及优惠的投资政策等区位持有性创造性资产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缩短与发达国家电信设备供应商的技术差距，最终占领了荷兰国内一半以上电信设备供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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