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我作为一名新录用的公务员，被分配到XX民政办工作。一年来，我热衷于本职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摆正工作位置，时刻保持“谦虚”、“谨慎”、“律己”的态度，在领导的关心栽培和同事们的帮助支持下，始终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努力提高自我，始终勤奋工作，认真完成任务，履行好岗位职责。现将一年来的学习、工作情况简要总结如下：
一、严于律己，自觉加强自身素养，提高思想觉悟得。
一年来，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实践。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与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积极主动，勤奋努力，不畏艰难，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二、强化理论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作为一名刚入职的基层工作人员，我清醒地看到人生舞台已发生转变，自己又缺乏工作经验，所以只有不断加强学习，积累充实自我，才能锻炼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一年来，始终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断提高了自身综合素质水平。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三年有突破”建设要求，较好的完成了党委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
尤其是在今年成为XX包村干部后，与后李村的党员干部一起深入学习中央省市县文件及有关讲话精神，认真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各种理论著作，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提高了党性认识和思想道德素质。
二是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始终保持虚心好学的态度对待业务知识的学习。一年来，在民政办领导的带领下，走村入户调查，参加村民代表民主评议会，学习了许多工作方法，更是直接与群众直接接触，真正做到深入到群众中去。平时，多看、多问、多想，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问题，主动参加集体学习研讨、读书会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教育。此外，认真参加各类培训，一年来参加了公务员初任培训、民政领域业务培训、统计员培训，熟练掌握了业务技能。业务知识的学习使我在工作上迅速成长起来。
三、努力工作，认真完成工作任务。
一年来，我始终坚持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努力，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作好本职工作。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民政领域低保五保工作和孤儿、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工作，一年的工作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努力做好服务工作。
认真做好民政工作。严格比照低保五保工作的有关文件要求，逐项了解低保家庭的实际情况，入户调查认真核查低保对象的家庭财产情况，家庭收入情况和家庭生活状况。认真核对每个申请户提供的原件、复印件，认真收填，一丝不苟。及时做好低保五保动态管理工作，在民政部门的指导下，每月对低保户进行认真管理，做好全镇XX名60以上经济困难老人高龄津贴申请、动态管理工作。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既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投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曾经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纠正以往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促进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入研究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其中的比例关系,对于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现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完成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到一定的带动效应。中国-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二、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三、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
来源:李建伟根据统计资料进行处理。图中对数值曲线分别表示消费率和投资率的趋势线。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见表1),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的有关数据计算。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本文出自新晨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见表2)。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表2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轨迹(%)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第64页数据计算。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
,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贵州省全省面积17万平方公里，居住着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满族、蒙古族、仫佬族、羌族等18个世居民族。2013年末，贵州省总人口为350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325万人，占%37.8；农村人口2177万人，占62.2%。2103年末，贵州省国民生产总值为8006.79亿元，全省财政总收入为1918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2921.67元。
为建立保障农村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长效机制，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从2007年7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截止2013年底，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745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为21.3%，农村低保对象共有223.6万户，贵州省2013年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61.2亿元，比上年增加3.6亿元，增长6.4%。通过表3.1可以看出，贵州省2013年农村人口参加低保人数达到477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1.91%，2011年和2012年所占比重分别为23.53%和23.15%，参加低保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为每年1283.71元。农村低保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覆盖范围有所缩小。
二、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低保政策执行现状的调查
低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着农村贫困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通过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调研发现，低保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偏差。本次对贵州省农村低保政策执行现状的调查，采取以匿名填写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当地政府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我们的入户访谈进行得比较顺利，深入到每一个受访者的家庭，围绕问卷的情况与他们进行交流，并做好相应记录，总结调研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对当天的问卷进行整理，并在后期对问卷进行了统一整理和统计。由于存在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我们在听取村民回答问题时存在个别误差，但是所调查的数据都是真实可靠的。
对于调研地点的选择及抽样，根据此次调研的相关要求，我们随机选取了三个乡镇的六个村庄进行调研。根据笔者对所调查有关人员的承诺，本文将隐藏所调查的有关乡村的具体名称，仅以Z镇Z村（代名，下同）、Z镇T村（代名，下同）、Z镇D村（代名，下同）、D乡D村（代名，下同）、D乡L村（代名，下同）、D乡G村（代名，下同）、K乡H村（代名，下同）、K乡L村（代名，下同）、K乡B村（代名，下同）等代替，同时也将不道出被访谈的人的具体名字。
本次共访问200份问卷，收回200份问卷，有效率100%。此次被访问者中男性占59%，女性占41%，汉族占11%，少数民族占89%。是低保户的38人，占19%，不是低保户的162人，占81%。根据问卷调查和现场访谈的综合分析，总体上看，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发现：
（一）社会保障满意度较高
在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调查中，问卷设置了五个选项，分别是“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很满意”和“不确定”等回答。最终，在全部200名被访问者中，回答“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比例分别是3.5%和15.5%，回答“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比例分别是48.5%和12.5%，回答“不确定”的比例是20%。由此可见，低保政策这一项惠民政策受到大部分农村居民的认可，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较高。
（二）人情低保的出现
K乡H村的杨某，家庭条件较差，但是通过到他家中进行交流，与其进行面对面的详细交谈之后，了解到杨某并没有享受着低保这一惠民政策。与杨某进行深度访谈，本想低保政策是提供给社会上那些弱势群体的，他们有着特殊的需要，用低保政策来发挥补救性的功能来安置他们。但是低保政策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由于低保政策执行主体的暗箱操作，使得这些弱势群体没有得到应有的最低生活保障。
K乡H村杨某说道：“国家的这个政策当然是非常好的，我也支持国家的好政策，可是落实下来了就不一样了，雷声大雨点小，就是上面下大雨，下面却连毛毛雨也没有。他们（干部）没有好好的执行国家的政策，油水都落进他们（干部）自己的腰包里了。说到这个，和干部关系好的那家，比我家条件好很多，都拿到了（低保），想想对这挺失望，挺寒心的。”
从上面被访谈者描述的内容来看，低保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当中，一些本来应该享受低保的人没有得到低保，另外一些本来不应该享受低保的人却通过熟人、关系享受着低保。人情低保的出现，并最终造成了低保政策微效。
（三）低保政策执行主体滥用裁量权
王某是K乡B村的村干部，王某负责低保政策的工作执行者，了解农村低保认定的程序和流程，详细询问了该村的低保户是如何认定的，以及农村居民的家庭财产是如何核实的，是否存在杨某所说的人情低保。
K乡B村负责低保工作执行者的王某：“低保的基本流程就是村民提出申请，乡镇人民政府受理、审核，县民政部门审批。我们对村民能否享受低保的主要认定依据是他家庭年的人均纯收入，但是这个东西很难去计算，村民种地是靠天吃饭，自然灾害或者季节影响他的收入，另外出去打工的比较多，增加了计算收入的难度。我们一般是根据熟人了解他的家庭条件到底怎么样，低保当然是要给最需要的村民，但是人情比较重，当然有时候也会给熟人。”
从上面被访谈者描述的内容来看，低保政策在执行时，负责低保政策的工作执行者往往是根据对本村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的考察，或者通过主动上门宣传、讲解的方式进行的。K乡H村杨某所说的人情低保确实存在，这主要还是由于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中，低保政策的执行主体滥用裁量权。
（四）政府形象受到损害
在调查的过程中，当问卷调查问到“就总体而言，你对当地政府对低保政策执行的评价如何？”这个问题时，问卷设置了五个选项，分别是“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很满意”和“不确定”等回答。最终，在全部200名被访问者中，回答“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比例分别是46%和14%，回答“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比例分别是7.5%和17.5%，回答“不确定”的比例是15%。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在执行低保政策这一项惠民政策时，有超过一半多的农村居民对低保政策的执行满意度不高，并不认可近年来地方政府对低保政策执行的效果，情况并不是十分乐观，表明地方政府在对低保政策执行方面尚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农村居民对低保政策执行的满意程度，影响这地方政府的形象，由此次调查可以看出，政府的形象受到极大损害。
我国居民消费状况
（一）居民消费稳定
近年来我国连续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出台了一些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水平稳定增长。一是消费规模逐渐扩大。2000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2%以上，2004年达5395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后劲。二是消费结构正在升级。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2003年城市居民家庭为37.1%，农村家庭为45.6%；汽车、住房、通讯等消费成为热点；旅游、教育等消费增长迅速。三是消费方式出现多样化。信贷消费、租赁消费、网络信息消费等新方式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消费观念，促进了消费便利化。
（二）居民消费存在诸多严峻问题
在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同时，居民消费形势不容乐观，仍存在诸多严峻问题。
1、居民消费增长明显慢于经济增长
最近1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5%。我国最终消费总额平均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速，1990-2003年间我国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速比GDP增速慢1.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后，比GDP慢增速2-3个百分点。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情况更加明显。1990-2003年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增长6.6%，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增长5.6%，分别比同期GDP增速低1.6个和2.6个百分点。
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下降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近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73%、2001年的48%、2003年的40%，降至2003年的37%，在此期间，经济的较快增长率主要靠投资带动。
3、消费与投资的增长不协调
近年来，我国投资率连年提高，消费率逐年下降。2000-2003年投资率分为36.4%、38%、39.2%和42.3%，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2%和55.5%。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消费率一般为70%-80%。我国如此高的投资率又如此低的消费率，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4、居民消费增速低于政府消费增速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消费增速逐年加快，而居民消费增速逐年减缓，居民消费比重明显走低。1990-2003年政府消费平均增长15.6%，居民消费平均增长14.3%，居民消费增长低于政府消费增长1.3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而我国2003年的居民消费率只有43.4%。
5、农村消费增速低于城市消费增速
我国城乡之间消费相距较大。以当年价格计算，1990-2003年，城市、县城、县以下消费品市场零售总额平均增长分别为16.9%、11.1%、10.2%，县城和农村比城市消费品市场增速低5.8和6.7个百分点。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消费水平低下和消费增速缓慢将严重地制约着我国整体消费的增长。
扩大居民消费势在必行
（一）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中，消费是主导力量。从社会生产周期来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不仅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运行的前提。消费需求主要由个人消费引起和形成，它是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最终需求。消费增长将带动投资相应的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将逐渐由供给转向需求，由生产转向消费。
居民消费是总体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消费率构成来看，发达国家如美国居民消费率在70%左右，发展中国家在50%左右，我国居民消费率接近50%。特别是随着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到一般居民家庭，居民消费开始成为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稳定发展投资和出口的同时，我国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和消费，把扩大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二）扩大居民消费是当务之急
我国经济以内需为主。现阶段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需要投资和消费的双轮驱动，也需要投资和消费的协调发展。某一时期投资所占比例高一点是正常的，但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且偏低的幅度较大，则应引起足够重视。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持续偏高，消费率偏低。
事实证明，消费率偏低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的消极后果。消费率低，与投资率不成合理比例关系，就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据调查，目前全国900余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不足50%，加工工业尤为突出，导致经济失衡和企业不景气。
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和质量是否上升，不仅要看生存性消费，还要看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是否得到同步扩展。因此，必须坚决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投资和消费协调发展。
积极推动居民消费增长的对策
温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实行有利于扩大消费的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稳步发展消费信贷等新型消费方式。努力改善消费环境，尤其是加快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搞活农村流通，开拓农村市场。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扩大服务性消费；引导消费预期，增强消费信心，增加即期消费。
（一）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增强消费能力
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升降。为此，各级政府要通过积极发展经济来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城乡居民增加收入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分配政策上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当前特别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及其收入水平。一是继续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势头；二是加大对职工最低工资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力度；三是进一步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完善公务员职级工资制度；四是增加就业，建立和完善积极的就业和再就业政策，保证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有一个合理增长幅度。
（二）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健全，相当多的居民消费者对未来预期不稳定，即使收入总额增加，也不愿增加当期消费，而为可能出现的失业、医疗支出等进行储蓄。此外，家庭支出的不确定性加大，如子女教育支出增加，也导致即期消费减弱。为此，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十分紧迫。一是继续巩固“两个确保”，规范和完善城市“低保”工作；二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三是完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四是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五是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三）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条件
农村基础设施的滞后，严重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农民收入和积累达到较高水平，消费结构也实现不了升级，也就影响我国整体消费的扩大。为此，必须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改善和营造农村的消费环境。一是继续加强农村电网改造工作，不断完善供电设施；二是努力加强农村道路、通讯和广播电视设施建设；三是建立和完善厂家和商家在农村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点，方便农民消费。
（四）增加有效供给，扩大消费热点
根据国内市场国际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新形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生产优质价廉的产品，满足城乡居民需要。一是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改善供给结构，稳定物价，增加有效供给；二是扩大消费热点，不断拓宽服务消费的空间和领域，扩大服务消费品种和规模，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三是面向农村居民大市场，调整产品结构，生产能满足农民的特定消费环境和消费特点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群体需要的产品。
（五）改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
要扩大居民消费，就必须有良好的消费环境。因此，要加强消费环境的建设，强化对市场的管理，完善消费政策，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一是加强对市场秩序的整顿和规范，努力创造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二是清理和修订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清理各种名目的不合理收费；三是完善信贷消费政策，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扩大信贷的规模和领域；四是探索扩大居民最终消费的新方式新途径，刺激即期需求增长，引导和拉动消费需求增长。
（六）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增强消费信心
（一）消费增速相对较低，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失调
消费增速远低于投资增速，消费与投资的增速差距扩大，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失调。近些年，从2001年开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快于消费品零售总额。特别是在2003年到2005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速差距分别达到14．8、8．9、11．2个百分点。
虽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在短期内都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长期内，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不同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它使商品的价值和效用得以最终实现，一切产品只有进入了消费，生产过程才算最终完成。但是，投资具有“二重性”，本期增加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既会扩大当期的总需求，又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形成资本存量，使得下一期的社会生产能力扩大，从而增加下一期的总供给能力。经济增长中如果消费需求增长与投资需求增长的比例失调，过分依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但是长期内总需求的增长将难以的跟上总供给的增长，生产过剩的状况会日益严重，宏观经济将会严重失衡。目前，我国消费与投资的增速差距的扩大已经导致消费品相对过剩。据2005年6月份商务部组织的对600种主要消费品2005年下半年市场供求趋势的调查，在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种，占28．7％；供过于求的商品428种，占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在被调查的各类商品中，耐用消费品、日用品供过于求的矛盾突出。73种家用电器中12．3％的商品供求平衡，87．7％的商品供过于求；16种交通通信商品中18．8％的商品供求平衡，81．2％的商品供过于求；7种家具中57．1％的商品供求平衡，42．9％的商品供过于求；63种文化办公用品中27％的商品供求平衡，73％的商品供过于求；118种日用品中11％的商品供求平衡，89％的商品供过于求。消费品供过于求矛盾的加剧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导致消费品零售价格下降。
（二）消费与储蓄的比例不断下降，存在过度积累的现象
1993年至200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储蓄存款的比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12年内，由1993年的0．830下降到2004年的0．451，差不多下降了一半。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消费零售总额占储蓄存款的比例能够代表消费与积累的比例。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储蓄存款的比例逐步下降的趋势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存在消费增长过慢、积累过度的现象。在储蓄存款猛增的同时，居民消费的增长却相对疲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几乎都低于同期储蓄增长速度。
积累是扩大社会再生产的源泉，任何社会要扩大再生产，都必须有一定的积累，在积累效果不变或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积累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强。但是积累过度会导致消费增长缓慢，影响未来积累的进一步增长，不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农村消费增速慢于城镇，农村消费占比下降
1998、1999年，城镇（市、县）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与农村（县以下）相当；2000年开始，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高于农村；2004年市、县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比农村高5．4、3．5个百分点。
1998年以来，农村（县以下地区）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消费品零售总的占比呈逐步下降趋势。1998年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6．4％，2004年下降为23．0％，占全国人口约70％的9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品购买额的占比不到1／4。
（四）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在相对下降，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加大
2001―2004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率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基本维持在39％―40％之间。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率上升较快，4年内分别上升了12．7和12．9个百分点。2005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之和占GDP的比率高达90．8％，比去年同期上升10．4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上升了39．1个百分点。
另外，从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看，最终消费率自1981年以来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近年来下降趋势明显，自2000年的61．1％下降为2004年的53．6％；与此相反，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特别是近年来上升较多，由2000年的36．4％上升到2004年的43．9％。这也说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
以上说明，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的，特别是投资拉动的作用十分明显。如果是在以前供给短缺的年代，依靠高积累、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普遍短缺的经济背景下，增加总供给的重要性要大于扩大总需求，而投资从而资本形成是增加总供给能力的主要途径。但是，在当前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条件下，投资率过高，投资增长过快，不利于短期的宏观经济均衡和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
二、消费增长较慢的原因分析
（一）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缓慢
一方面，县及县以下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在大多数年份都远低于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城镇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特别是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出现停滞。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缓慢，使得消费增长缺乏坚实的基础。
在城乡收入增长存在差距的同时，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以农村人均消费现金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率代表）略有上升，而收入增长相对较快的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以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率代表）却在下降。这样使得尽管居民收入在增长，但居民消费并没有相应增长。
（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即期消费受到影响
在城镇，随着改革的推进，一些原来由单位承担的养老、医疗等费用逐步转由居民个人承担，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居民对未来支出增多的预期明显上升，导致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即期消费相应减少。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农民仍然以家庭保障为主。随着家庭的小型化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多，家庭养老压力明显加大，农民为了未来养老需要不得不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三）住房改革进程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同步
随着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住房商品化迅速推进，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居民购房支出负担越来越重，购房支出在居民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与此同时，工资制度改革滞后，购房支出的增加没有在职工工资中得到相应体现，职工收入增加不多。居民为改善居住条件不得不压缩当期消费、进行长期的购房储蓄。
（四）财政对教育的支出不足，居民的教育负担过重
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相对不足，200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7个百分点。在基础教育中，部分农村中小学校经费严重不足，向学生及其家庭摊派收取各类费用的问题仍然存在，子女教育支出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较高。在高等教育中，高等教育收费的改革，使得收费标准高，不少城乡居民家庭难以承受。子女教育支出已成为城乡居民家庭的沉重负担。居民用于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增加，挤压了其他方面消费的增长。
三、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增加城乡低收入者收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首先要多管齐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大力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加快发展农产品贮运和加工工业，为农民增收提供多种渠道。深入贯彻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坚决杜绝以各种名目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减少农民支出。加大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培训和其他服务，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增加农民工的劳务收入。加快农村金融体系综合改革，尽快建立适合国情的农村金融系统，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其次，要提高城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为增加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要努力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大力发展社区服务、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城镇居民就业提供更多机会。加强劳动职业培训，引导职工转变就业观念，发展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落实好最低工资制度，确保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最后，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防止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兼顾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此前提下，主要是通过国民经济再次分配与财政调节的功能，校正初次分配造成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起征点，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农村税费改革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重点防止农民税内负担减轻、税外负担加重的问题。要加强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适应个人收入多元化特点，尽快建立居民收入和纳税申报制度，使居民及时、全面、准确地报告个人收入并纳税。要研究对城市部分行业、部分人群由于行业性质决定的畸高收入进行再次分配的办法。调整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办法，适时开征不动产税、遗产税等税收课目，控制部分城市居民收入过快过高增长。
（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减少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
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四大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要强制各类企业为职工交纳必须的社会保险，鼓励个体经营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不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尽快出台政策，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确保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在不同工作和地区之间的平稳接续。稳步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医疗卫生系统，遏制医院乱收费、乱用药、乱检查；加强管理，继续降低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防止居民医疗支出负担过快膨胀。
中央财政每年要列支专项资金，用于弥补社保资金的历史欠账，尽快做实个人账户。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规范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在农村，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化养老制度，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三）调节住房供求结构，完善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制度
切实加大住房结构的调整，增加中低价位、中小户型住房的供应；完善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制度，综合研究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应问题；整顿和规范房地产业秩序，保持房价稳定；加大信息透明度，及时披露土地供应和住房供给信息，以利于市场形成正确预期。
妥善处理住房制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参考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实际水平，合理上调职工住房补助标准，并使补助工资化。加快发展住房二级市场，减少各类交易税费，推动存量住房的流动。
（四）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标准
[关键词]货币政策选择规则性相机抉择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产能过剩与通货紧缩压力增大并存、流动性过剩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并存的矛盾和困难，货币政策将继续坚持稳健的总体政策取向。本文从选择遵循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原则的角度，简要分析政策工具组合选择。
一、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至少面临以下相互交织的四大主要矛盾和困难：
一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经过持续几年投资快速增长，总供给增长势头强劲，产能开始加速释放，导致价格总水平增长逐步走低。如果控制不力或不当，必将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下行压力，导致大量资源闲置浪费，既会影响短期经济平稳运行，又会影响中长期发展。
二是通货紧缩压力有所增大。2005年下半年以来，各类物价呈明显回落趋势。从CPI看，其涨幅已超过连续10个月低于2%，且作为影响CPI走势关键因素的粮食价格，在2006年前五个月的涨幅也均低于2%,可见近期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明显回升的可能性很小。从市场供求看，多数商品供过于求。考虑到产能将继续加速释放，消费需求难有大的增长及出口面临的回调压力，价格总水平将会进一步回落，通货紧缩压力趋于增大。
三是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各项存款持续稳定增长，贷款增长相对缓慢，存贷差持续扩大，银行系统出现流动性“过剩”。2005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0.0万亿元，贷款余额20.7万亿元，存差达到9.3万亿元。2006年5月末存差达到10.27万亿元。除巨额外汇占款的因素，主要是由于大量资金找不到新的市场盈利机会而沉淀在银行系统，企业的长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大幅增长，贷款需求下降。如何既控制投资过快增长，又逐步缓解流动性过剩影响，也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难点。
四是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增大。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升值趋势非常明显。由于大量双顺差，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沉重。2005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8.0702，比上年末升值2.56%。2006年1-3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分别为8.0608、8.0415、8.0170，呈不断升值趋势。人民币升值抑制了国外需求，加剧产能过剩，并形成拉动价格向下的合力，加大通货紧缩的压力。
二、当前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调控重点与政策组合
一般说，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和调控重点应该取决于宏观经济总体走势面临的主要问题、宏观调控的重点和总取向、以及在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中的分工等基本因素。
1、当前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
宏观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归根到底是结构失衡问题。调控重点是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同时，改善经济结构。因此，宏观调控总体取向应当是继续实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在宏观调控分工中，货币政策的调控重点是什么。应从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选择进行分析。
2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选择
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单一目标论、双重目标论和多重目标论。单一目标论认为货币政策只能以物价稳定作单一目标。我国货币政策在传统上的最终目标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就业、通货膨胀和汇率等多重目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经常被用于调整经济结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最终目标是稳定币值和经济增长这双重目标；二是最终目标中稳定币值是首要目标；三是以稳定币值来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显然，最终目标中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币值，通过稳定币值来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的实现。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初期阶段，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分工中应该是配合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以摆脱通货紧缩，或是抑制投资过热以防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应该主要用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来推动。
确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后，如何考虑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只有通过控制中间目标，最终目标才可以实现。
3、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选择
除多重最终目标相互冲突之外，缺乏单一有效的中间目标是我国货币政策缺乏有效性的另一重要原因。央行必须同时确定包括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信贷增长速度、基准利息率（包括再贷款利息率、再贴现率、准备金利息率、超额准备金利息率和银行贷款利息率）在内的多重中间目标。
（1）关于货币供应增长速度。当前，我国以货币总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已受到质疑。由于货币乘数越来越不稳定等因素，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在降低；由于货币流动速度的易变性等因素，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变得极不稳定；由于金融创新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清算和支付方式的变革等因素在改变货币流通速度，使得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不再平稳和可预测；由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金融资产的交易吸收了大量货币、金融市场的易变性使得货币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频繁地转换等因素，使得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更不稳定。尽管货币总量作为中间目标的有效性已受到质疑，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指标可以更好地取代。从长远来看，改革这一货币政策框架是不可避免的。
（2）关于信贷增长速度。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中，银行信贷的地位和作用也很重要。近几年，信贷似乎取代了货币供应量而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管住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便是例证。尽管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不仅限于信贷，但是央行年初信贷目标与实际信贷增加额之间的偏离程度也成为公众判断央行货币政策松紧变化的基本依据之一。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相对比较缓慢，企业直接融资的规模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度增长，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扭转，因此关注信贷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3）关于基准利息率。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机制改变短期市场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以调整实际存贷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进而影响各经济主体的消费与投资等系列行为,最终影响经济总量，实现政策目标。即以实际利率作为中间目标，给市场传达明确的政策信号，促使市场自动进行调整。这就是美国的“泰勒规则”。该规则强调政策规则不一定是政策工具的固定设定或一个机械的公式，规则型行为是系统地而不是随机地按照某一计划实施货币政策。另外，英国等国实行按“稳定通货膨胀”规则行事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以上两类均称为目标规则的货币政策框架，其先决条件是利息率的高度自由化和货币市场中各种金融工具市场的贯通，所选择的短期利率应成为真正的基准利率。
尽管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基本市场化,但是从短期同业拆借利率到市场利率的正常生成机制还远未形成，利率体系还没有完全理顺，使得泰勒规则的操作目标(短期市场化利率)在我国无法有效地传导至中间目标,导致“操作工具--操作目标--中间目标—最终目标”脱节。尽管利率对我国消费与投资的影响已越来越大，但是利率变动对公众投资和消费影响的程度尚不充分，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银行存贷款利率对风险、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动等并不会做出完全反应。即利率变动还不足以对投资和消费选择起到主导性的引导作用，严重削弱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有效性。因此，利率政策一直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但利率却不是中间目标。
（4）当前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我国同时选择多种中间目标，必然导致顾此失彼，或必须以加剧货币市场失衡为代价。因此，在利率市场化之前，在短期内还是应在继续保持现有以货币总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以金融体制改革来推动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为着力点。利率可同时作为货币政策的参照尺度，逐步作为中间目标。
三、当前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选择
当前货币政策的中心任务是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总量来降低货币市场流动性，在货币政策内部如何选择操作工具的组合与搭配。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方面考虑，央行可选择的政策工具包括：提高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利息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提高商业银行存贷款利息率、实行“窗口指导”等。央行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信贷成本或控制银行信贷的可获得性，降低信贷增长速度，控制货币投放量，进而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缓解产能过剩矛盾。
但是，由于大量双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沉重，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被迫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以干预外汇市场，从而释放大量流动性；又为防止流动性过剩导致利率过低、信贷和货币增长速度过高，央行必须通过出售国债或各种票据等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对冲”，以减少基础货币或降低其增长速度。然而“无券可冲”及对冲操作高成本制约着对冲的可持续性。控制流动性与维持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相互冲突，验证了“不可能三角性”定律，单靠公开市场对冲流动性的困难较大。因此，在保持货币政策稳健取向的前提下，既要适当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还要将提高准备金率、继续加息、以及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等手段配合使用。
四、启示与建议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健全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过渡到规则性货币政策框架，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当前，要注意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应变性的有机结合，以规则性和相机抉择为基础进行两种政策模式的配合和协调,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控经济。针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要制定一系列预先规则组合，通过对政策工具有规则的约束来保持货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同时，根据情况变化，相机抉择调整政策规则，增加政策的灵活性和应变性。将“按规则行事”与“相机抉择”有机结合，培育公众稳定的预期，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和实效。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公告.2006（6）
[2]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统计公告.2006（6）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4]余永定.宋国青：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问题.21世纪经济报，2006-06-07
关键词:最终消费率;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消费率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结构指标,我国消费率偏低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消费率和投资率之间就不能形成合理的比例,就会导致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及时得到实现,大量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带来高失业率,并且直接影响企业效益和偿还贷款能力。目前,我国较多依靠投资来保持经济的增长,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持续走低。2005年以来,我国已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的国家政策,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确保“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本文通过研究影响消费增长的因素,试图找出有效扩大消费内需的可行性措施。
一、消费率变化分析
1、消费率的国际比较。由表1可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消费占GDP的比例逐渐由60%回落到40%左右,远远低于国外水平。2008年世界银行公布了48个国家的消费率,除文莱外,我国的消费率处于最低水平。(表1)
2、我国消费率结构变化分析
(1)总体体现出消费率逐年递减。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的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逐年递减至2007年的49%。(表2)
(2)消费结构呈现出居民消费比重偏低而政府消费比重过高。其中,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制约着国内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根据表2,进一步分析居民消费之所以呈现出递减的态势,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逐年递减导致的。
(3)物质型的消费较多而服务型的消费较少。最终消费支出可以分为实物性消费品支出和服务性消费品支出两大类。2001年和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26.2%和28%(2005年《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而同期美国居民个人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58.88%和59.4%(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据此可以近似计算,2004年我国实物消费支出和服务消费支出占整个GDP的比重分别为39.1%和15.2%,相应美国这两种消费支出分别占GDP的34.7%和50.8%,我国实物消费支出率与美国相比还略显偏高,而服务消费支出率则远低于美国。因此,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低是我国最终消费率偏低的直接原因之一。
二、我国低消费率原因分析
1、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成本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不需从工资中支出,居民的储蓄动机并不强。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国实施了养老、住房、医疗体制等改革,改变了原有的“铁饭碗”制度,企业不再直接负担工人的养老、住房等支出。根据中国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城镇居民总人口的36.08%,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城镇居民总人口的52.25%,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城镇居民总人口的20.44%,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为城镇居民总人口的22.76%。而在农村,除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外,其他种类的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上不健全,使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根据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人们在现在不得不缩减消费增加储蓄,用于防范未来风险,从而导致我国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
2、人口结构。人口结构一般主要通过总负担系数的变化对消费产生影响,总负担系数=被抚养人口/工作人口。根据美国经济学家F.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如果社会上青少年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反之,消费倾向下降。从表3可以看出,从1982～2007年我国的年轻人所占比例逐渐下降,而15～64岁人口和老年人所占比重逐渐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也会带来消费率的下降。(表3)
3、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我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这带来二者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200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表明,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倍,这都会扩大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高收入家庭消费倾向较小,低收入家庭消费倾向较大,因此国民收入分配越是不平均,全国性的消费倾向就会较小,从而消费率比较低。那么,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我国消费率的逐年下降。
4、收入增速慢于经济增长。表4显示:总体来说,居民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速。其中,尤其农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的增长,导致农村消费乏力,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主要耐用消费品年底拥有量:洗衣机45.9台,空调8.5台,电冰箱26.1台,家用计算机仅3.7台,像摄像机、照相机、组合音响、微波炉、排油烟机、沐浴热水器等耐用消费品在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主要耐用消费品年底拥有量几乎为零。居民收入增速慢于经济增速,根据消费率的定义,这也会导致消费率的下降。(表4)
5、社会风俗、文化习惯及消费信贷。我国向来尊崇儒家文化:崇尚节俭,不愿借贷消费。先存钱后消费,是将现在收入用于未来消费,其结果是减少了即期消费,降低了即期消费率。而西方推崇及时行乐:先借钱消费再还钱,是将未来收入用于现在消费,其结果是增加了即期消费率。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消费信贷正在迅速兴起,如住房消费信贷、汽车消费信贷、助学贷款等,但由于我国的消费信贷发展起步较晚,尚不健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期消费,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
6、投资率与消费率。在一定程度上投资率与消费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率越高,企业未分配利润越大,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越少,消费支出越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投资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此外,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统计指标体系落后于实际,统计范围不完整,相当一部分服务性产品的消费没有纳入统计范围之内,比如计算机服务、电子商务、中介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物业管理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低估了我国的消费率。
三、提高我国消费率的建议
通过上述对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分析,下面就如何提高我国消费率提出几点可行性建议:
1、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我国应该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为低水平、多层次、广覆盖,保障对象不能只局限于公务员、国企职工、城市居民,非国企职工和农村居民也应该享受同样的保障,这可以从根本上减轻我国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使消费信贷真正能够刺激消费。在城镇,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教育、住房覆盖到所有劳动者;在农村,逐步建立和完善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组成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农村新型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大财政对社会事业的投入,重点投向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益文化等领域。
2、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要提高农民消费除了尽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保外,更主要的是增加农民收入,即解决“三农”问题。其根本途径是,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投入,不仅要增加政府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更主要的是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3、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社会发展的目的应是共同富裕,经济的发展不应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作为代价,只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个社会的消费倾向才会提高,消费率也才会提高。这就要求加大初次分配中工资占GDP的比重,再分配是运用福利政策和税收政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提高消费率。政府应把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
4、完善消费信贷市场。完善消费市场、解决消费者融资难的问题,使有消费欲望,但需借钱消费的消费者的提前消费成为可能,从而提高当期消费。但同时我们一定要吸取美国人的过渡消费信贷带来的这次金融危机,注意防范银行发放消费信贷所带来的信用风险。
5、发展第三产业,调整消费品结构。要想有效扩大消费,除了考虑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等因素外,还需要加强对消费者情绪、消费预期、产品供给与需求间关系等因素的研究。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在服务性消费方面的不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方面第三产业中很多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有利于减少失业;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提供消费者所需求的更多的优质产品,促进消费。要求政府加大市场秩序的整顿和规范力度,整治严重威胁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假冒伪劣产品;清理虚假广告、价格欺诈以及强制消费者接受商品和服务等等,因此要努力为城乡居民创造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权益,树立居民消费信心。同时,通过扩大农村消费、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文化服务业、调整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等一揽子措施进行结构调整。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唐玲.我国消费结构的比较分析[J].宏观经济管理,2003.8.
[2]孔静芬,郑旋.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对策[J].经济纵横,2008.6.
[3]董辅.提高消费率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2004.5.
2005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本人认真依照岗位目标责任要求，团结和依靠全镇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奋力拚搏，扎实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贯彻落实。有效促进了全镇经济社会、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新的发展。现述职报告如下：
一、保持一致，坚定执行党的政治纪律。
坚持党的政治纪律，是基层党委的最基本要求，为保证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的贯彻和落实。作为乡镇党委书记，我能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不动摇。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做到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保持一致。对中央和上级党委、政府和各项工作部署，我能及时讨论研究、周密布置并抓好组织实施。一是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镇的第一要务，树立和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迎通车”活动为抓手，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农民增收工程、工业强县工程、旅游开发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四大工程”建设的总体经济战略思路，不断深化项目竞赛活动，有效提升产业规模和社会经济总量。认真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大力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民增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二是坚持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不断强化民主法制建设，强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有力促进了全镇三个文明建设健康发展；三是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积极推进各项改革，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牢牢把握农村各项事业发展方向。
二、强化学习，提高思想素质和执政水平。
深刻认识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党纪政纪条规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习中着重抓好四个方面：一是学习政治理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保持以时俱进的思想精神状态，做到在思想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上级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学习先模人物典型事迹。以任长霞、郑忠华等先模人物为榜样，学习他们立党为公、无私奉献、执政为民的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进一步坚定信念和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三是注重加强知识更新。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形势日新月异，本人在思想上努力做更多资料到与时俱进，认真学习市场经济、经济管理、法律法规、科技文化等新等知识，不断使自身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跟上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四是认真组织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学习中，能带头做好干部读书笔记，带头宣讲理论、撰写调研文章和党课辅导材料。
三、兢兢业业，扎实履行岗位目标责任。
乡镇党委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肩负着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责任，是带领群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领导者，是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责任者。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我始终做到努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牢固树立中心意识，与时俱进、创新求实，有效促进了我镇三个文明建设全面协调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一是农业和农村工作取得新成效。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2005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4728万元，比增5.8%。农业总产值实现9992万元，比增7.6%；财政预算外收入126.3万元，完成年计划194.7%；农民人均收入完成4090元，比增285元。村财收入468.25万元；完成粮食产量8563吨，比增0.6%；种植烤烟441烤，收购烟叶9577.6担，实现产值507万元；完成木材生产7431立方米，占计划的118%；完成造林1220亩，占计划的102%；清理非规范转让集体林1350亩，收补偿金29.71万元；3个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全面完成铺设；以积善村为主要试点的农村新村建设扎实推进；95口沼气池任务建设完工92口；7户，32人的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工作顺利完成等等；二是项目工作取得较大突破。2005年，在开展"迎通车"活动中，确定重点在建项目18项，当年总投资6793万元；确立了17项总投资9592万元的重点前期项目和20项的贮备项目，实行了项目滚动管理。投入项目前期经费10万元；18个重点在建项目开工17项，未动工1项，完成投6666.71万元，占年计划的98.14%；内引外联取得成效。到位资金820万元，占计划的102.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334万元，比增3.5%；此外，顺利完成"日照东门"开发、县旋窑水泥厂和梅花村玉华洞停车场项目的用地征迁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三是林业和企业改革稳步推进。全镇应施行林改村12个，应改集体林面积133529亩。已完善和签订合同659份，面积133529亩。已打证43505亩，占应发证24.5%；二建企业改制稳步推进。新公司已顺利组建，实现了集体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变；四是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实现了计划生育多项指标明显进步。全年政策生育符合率98.11%，较去年同期上升1.4%；晚婚率为66.54%。计生合格村与基本合格村率达100%。投入计生专项经费8.7万元，修整了镇计生服务所并通过省级先进计生服务所验收；投资86万元的洋坊、桃村闭路电视和积善、梅花、新路、胜利村的自来水改造等农民文化生活设施工程全部竣工；投资万元的城关小学教学综合楼新建及改造工程于月交付使用；社会保障福利方面。2005年调查确认城镇低保户486户，1256人，发放补助金额78.192万元。确认农村低保户137户，322人，全年发放低保金14.0724万元，基本实现应保尽保目标；城乡精神文明创建有效开展，殡葬改革城乡同步进行并取得显著成效；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加强。扎实开展"平安古镛"创建活动，贯彻落实综治工作三级责任制。认真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突出"严打"重点，确保了我镇社会安定稳定。
党的建设方面。一是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完善了镇党委议事和决策机制，提高了民主决策的科学性；二是认真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基层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得到强化。有4个村支部达到了"五个好"的目标；"双培"活动继续深化。确定新华、积善、新路、玉华4个"双培"示范村，培养大户105户，在非党大户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5名；三是村部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进。确定了解放、新华、积善、龙池社区为规范化建设示范点，8月份，在我镇迎来了全县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现场会的召开。积善村于7月份迎接了全市县委书记座谈会的调研指导，得到较好的肯定。投资40万元新建玉华村村部，施工进展顺利；四是社区党建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五是工作方法不断创新。扎实推进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确定解放村、积善村、龙池社区为民主听证试点村，对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方案、新村建设方案等群众热点敏感问题进行了听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强化了村财使用监督。04年6月，13个村的帐务全部实行电算化管理；六是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进展。落实"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要求，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落实反腐倡廉"六个机制"。加大了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力度，主要加强对各项工程、山场采伐招标、集体资产转让和出租、完善"村财镇管、零户统管"等工作执法监察力度，有力地预防和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切实加大力度，认真查处违法违纪案件，2005年查处违纪案件2件3人。
四、贯彻民主集中制，极力维护班子团结。
做为“班长”，在民主决策中，我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执行县委、镇党委的各项决议、决定，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无论是议事、谋事、做事，都能做到与其他领导通气、交换意见。在牵涉全局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能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发挥集体智慧优势，重大问题都提交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不擅自主张，努力做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并自觉维护班子团结和威信。对分管领导的工作，积极支持和鼓励他们在分工的范围内独立行使职权，在其位，谋其政，做到分工不分家。对集体研究的决策，自己带头履行，并充分依靠和发挥班子成员作用，依靠人大、政府支持，依靠全镇广大干群配合，抓好贯彻落实。在班子内部政治生活中，能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遇事多商量、多通气，出现工作分歧和矛盾及时沟通化解。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做到与班子成员相互之间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在班子中形成了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谅解的良好氛围，增强了班子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两年来，班子成员中没有出现不团结现象，批评与自我批评能正常开展。
五、强化自律意识，恪守勤政廉政。
一年来，我坚持以自律为本，以廉洁从政为起点，正确处理“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对自己从严要求，时时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强化自律意识，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积极起好表率作用。自重，就是珍重自己的言行、人格和名誉，不说不做自轻自贱、与领导干部要求不相符合的言行。作为党委书记，我能时刻牢记肩负的职责，不在大款面前低三下四，不出没灯红酒绿场所，不在人际交往中低级庸俗，不在处理个人和他人利益时只考虑个人，时刻珍惜党员干部的名誉，不忘人民的重托；自省，就是时常反省自己思想行为是否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经常提醒自己和教育家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公务接待往来、待人接物方面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恪守严格的界限，做到防微杜渐，防范于末然；自警，就是用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约束自己，警告自己不要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不仅要知法懂法，还要时时对照违纪违法案件中的反面典型，从中吸取教训，警告自己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用公款为自己赢取私利，不为利、权、色所诱惑；自励，就是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振奋的精神状态。始终做到成绩面前不满足，失败面前不气馁；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并正确认识和处理奉献精神与利益原则的关系、党的事业与个人价值的关系、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为此，我时时自励，始终以新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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