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
一、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
当前关于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仍为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兴起,并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196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最优货币区理论》(“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一文为标志,奠定了该理论体系的基础。最优货币区的基本定义为:在一定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汇率在进行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在区域内国家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围绕着对能否形成最优货币区的不同标准展开讨论的,多位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主要有要素流动性标准、经济的开放程度标准、产品多样化程度标准、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指标的相似性标准、政策一体化标准等。
上述标准的给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事实上,严格符合这些标准的最优货币区几乎不存在。因而传统的短期静态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无法对区域货币合作作出较为完善和客观的解释。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最优货币区的付诸实践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区域货币合作的尝试和进展,最优货币区理论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最新的研究一方面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的假设,将早期的各种标准进行合并,另一方面也侧重从动态的视角来解释“最优货币区”,拓宽了该理论的研究路径。
第一,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克鲁格曼,1990)。该理论指出,一国加入固定汇率的货币合作区所带来的货币效率收益等于其所规避的浮动汇率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结算与贸易成本等等的损失。当一国与货币区内其他国家的贸易非常广泛并且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时,形成货币合作的收益将是非常大的。
第二,溢出效应与政策协调(滨田宏一,1985),此观点是从当下比较流行的博弈论和福利角度来分析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的。在最优货币区安排中,各参与国明显的政策溢出效应是政策协调的前提;并且政策协调需选择各参与国都能够接受的目标组合;同时还需要处理违约机制。那么在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下,经过重复博弈,参与各国会达成一个长期的动态平衡。
第三,最优货币区(OCA)指数法(Bayoumi,Eichengreen,1996),即在一般均衡的模型下,运用OCA指数来评估特定地区的综合情况。其运用计量方法,将影响汇率变动的有关变量,作为解释汇率波动的因素。
第四,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Frankel,1996,Rose,1997),此观点认为贸易开放程度和经济的对称性等标准是内生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那么判断最优货币区需要根据区域内这些内生变量(汇率、贸易联系和对称性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五,其他一些最新观点还包括俱乐部理论(Klimenko,1998)和跨界货币使用(J.Masson,P.Mauro,1990)等。俱乐部理论探讨了对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的不可测性问题;而跨界货币使用则提出在最优货币区中应关注货币在外国与外国之间以及在外国国内的使用问题。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分析
在梳理了货币合作以及最优货币区的相关理论之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东亚地区。经济意义上的东亚地区应该界定为地理上的东亚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总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十国等国家和地区。
自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以来,亚洲各国便开始了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之路。1989年APEC成立之初以及1991年EMEAP都对地区金融稳定和货币合作进行了关注。直到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货币合作进程才开始加快。但在货币合作领域的探索和尝试还处在初级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货币合作机制。各种最优货币区方案(如“亚洲货币单位”、“亚元”等)仍停留在学术概念阶段,目前并无现实可行性。
以最基本的最优货币区静态标准来看,东亚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正呈不断升高的趋势,且各国经济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本文对这种互补性的经济状态的可持性和稳定性度表示怀疑,因为此种区内分工是建立在一种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基础之上的,处于产业链中游和下游的国家始终希望能够改变此种经济发展模式,尽快步入上游国家行列,因而此种产业链形式的贸易互补关系是否能够成为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推动力量,还有待考量。而其他标准,如要素的流动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等标准从现阶段来看,东亚各国还存在很大差距。
随着东亚各国区域内贸易的深化和整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从长期来看的确存在着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货币合作还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碍是文化和政治的因素。东亚各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一些小国的政局也并不稳定,自身发展存在很大困境,且几个大国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信关系,这样便不可能完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区域货币合作进行客观的成本-收益分析。缺乏互信基础的区域货币合作也使得谈判成本和维护成本被无限放大。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也需要拭目以待。
三、东亚货币合作实现路径选择及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实现路径
亚洲开发银行将整个亚洲分为五个区域: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这5个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巨大,基本不存在进行货币合作的基础条件。因而所谓亚洲的货币合作问题,一般是探讨这5个次区域内部的货币合作问题。其中以东亚和东南亚的货币合作前景最被看好,发展也最为迅速。但从前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东亚的货币合作,也仍然是困难重重,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整体规划,做好“持续作战”的准备。
对于东亚的具体情况,需要以多重货币合作作为起点,循序渐进。即在区域内,形成几个次区域,在次区域中形成平行的主导货币区域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再创立区域内统一的货币逐渐替代本国货币,然后在各次区域之间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统一货币(见表1)。
(二)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政治经济大国,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也在不断加深。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经济体的中国,一方面需要积极参与和推进东亚货币合作建设,承担起大国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在中国货币区的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1、完善自身经济、金融体系建设,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中国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提是自身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需要以国内经济发展为根基,再进一步参与到东亚货币合作的建设当中。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整体金融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金融中介机构市场化运作能力不足,资本市场深度还远远不足,需要不断努力稳定国内金融秩序,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在进行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进程的同时,还要适时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的完全流动也是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
2、加快中国货币区建设、有步骤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第一步应是采取措施完成中国货币区的货币统一。目前我国共存的4种货币为:人民币、港元、澳元和新台币。加快两岸四地的市场整合与货币统一,将使经济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形成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可以从启动两岸四地的共同自由贸易区开始,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和政策协调,对外保留独立的经贸机制,以实现中国货币区域内的资源最优配置。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则有赖于金融体系的对外影响力的加强。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度安排上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建设;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大海外业务规模,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储备支持;同时积极建立国际化的金融市场,打造以上海为主体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以香港为主体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3、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和货币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加强各国之间政府的互信,建立政府间的对话机制,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寻求深层次的合作,降低信息透明度不高与政策协调不利带来的沟通成本和货币合作的维护成本;其次需加强东亚各国的汇率协调机制和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和货币合作的进程中需要发挥大国优势,积极推进双边或多边汇率协调协议的签订,同时将国内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放在整个东亚货币区的环境中加以考量,最终达到“在稳定的货币区域内实现稳定汇率,并保持对区域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的目标,享受区域货币合作带来的种种成本节约与经济收益。
综上所述,东亚货币合作与最优货币区的形成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在此进程中我国需要“两手抓”:一方面需要对内使得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可持续的上行轨道,另一方面还应在地区间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主动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何慧刚.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模式和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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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林媛,杨翠平,夏莉莉.浅析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J].财经界,2007(1).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
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论文关键词]货币合作可行性机制叶策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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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勇辉，昊朝霞.区域货币一体化下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5]钟伟.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三个层次(J〕.经济研究参考，2001.(47).
关键词:Divisia货币指数；费雪理想货币指数；动量货币指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JEL分类号:C3中图分类号:F8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0-0054-07
一、国内外关于三大指数的研究现状
为适应新变化，货币理论应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对出现的新型准货币形式给予更多关注。的确，近些年，国内外不少学者针对货币口径变宽的事实，相继提出了若干颇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划分标准和指数形式。其中迪维西亚货币指数当属一例。受到了来自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推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数的构建前提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仅从资产持有的角度对指数构成进行深入剖析，没有充分注重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这与货币交易功能不断强化的事实相悖。鉴于此，本文引入旨在反映货币交易功能的费雪理想货币指数和动量货币指数概念.力图通过实证对比这三个指数在稳定性和预测效果等方面的优劣，从中筛选出与宏观经济最为契合的指数类型。以期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重要参考。
在进行货币指数比较之前，需要对国内外有关三大货币指数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梳理。
(一)迪维西亚货币指数(Divisia)
弗朗克索瓦・迪维西亚(Francois Divisia)在1926年的《指数货币与货币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Divisia指数概念。起先它被用作计量商品价格动态轨迹的指数工具，此后被广泛地应用于数据加总和衡量技术变化的理论范畴。时隔五十年，迪沃特(Dievert)结合经济加总理论和指数理论，建立了最优数量指数分类标准，并以此证明了离散型数据Divisia指数的精确性。随后，William.A.Barnett(1982，1984a,1984b)等人创建了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法。该类指数体现了各种货币资产在结构上的不完全替代性，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典范。在实证方面，国外诸多学者结合理论知识，运用多种计量手段对不同国家的Divisia货币指数进行大量的经验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Belongia(1996)、Fase&Winder(1994)、以及Rubens P.Cysne(2003)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国内对Divisia的研究也不在少数。刘斌、邓述慧(1999)提出Divisia货币指数作为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控性。李治国、施月华(2003)编制了我国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并研究了货币资产结构与货币总量增长的相互关系。左柏云、付明卫(2008)在比较各种货币总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差异性时指出，Divisia总量是最适合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2009年二人又对中国货币服务指数的构建方案进行了有益的经验探索。
纵观国内外大量有关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虽然研究视角迥异，但所得结论大体趋同:在比较静态的背景下，替代性较高的货币类型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Divisia货币在动态变动趋势中的总体表现更为理想。然而不可否认，这些结论具有很强的理论依赖性。大多数是对Barnett的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方法的直接模拟，缺乏必要的理论突破精神，从而造成结论趋同现象。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该指数将货币视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强调抽象的货币服务功能，淡化货币的交易功能，与当今货币经济发展现状不相符合。而且该指数的测算前提假定利率完全市场化，这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管制情况背道而驰，因此，该指数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二)费雪理想货币指数(Fisher Ideal Money Index)
Paul.A.Spindt在《货币本质:货币总量和交易方程》一文中，以交易方程式为分析起点，提出了著名的费雪理想指数，并使用资本账户、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等作为货币交易的替代数据，对货币存量指数和流通速度指数进行了缜密测算。但遗憾的是，该指数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一致共鸣，只有少数感兴趣的学者从事理想指数的边缘研究。例如Roif Fdre andShawna Grosskopf于1992年比较了麦氏生产力指数(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和费雪理想指数的差异后指出，两者虽然分属不同的函数形式(前者是由距离函数构建出来，后者则是成本函数)，但由于函数相互之间存在二元性，可以推出两个指数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至于经验方面研究更是凤毛麟角。Boyd、Roop(2004)使用1983至1998年美国制造业数据，分别计算并比较了费雪理想指数和Divisia指数的数值差异，最终得出:费雪理想指数能很好地对数据进行分解，在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情况下，该指数能作为一个“新”的旧指数，在能源研究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相对国外研究，国内针对费雪理想货币指数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寥寥数篇涉及到这一主题的文章，也仅限于从统计学的角度对指数概念、经济解释能力进行简单重述或修正。例如徐明生(2006)对费雪理想物价指数进行了“加法”和“乘法”等综合分解.但没有触及经济贡献率方面的考虑。游玲杰(2000)讨论了费雪理想指数的现实价值，并认为“理想”指数是拉氏指数与帕氏指数的几何平均数，比传统的综合指数更有意义。吴巧生(2010)也利用指数分解方法，对我国能源强度指数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费雪指数在国内的研究更多只是作为统计分析手段，即使有些涉及到宏观经济的领域，也是将费雪方程中货币交易速度同收入速度混为一谈。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国内外对费雪理想货币指数的研究深度不够，但是，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货币交易职能的重要性。相对Divisia指数来说，这是质的变化，也为动量货币的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动量货币指数(MTM index)
动量货币是对费雪理想货币的进一步发展。它将货币总量和交易速度视为货币运行过程中的两个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包含了数量和速度双重变动因子，使得动量货币具有了一般货币总量(指数)所不具有的独特特性，能够更好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现实。埘动量货币的研究关键在于对速度的考察。但目前国内外有关货币速度问题的探讨大多局限于收入速度，对交易速度普遍持有轻视或忽视态度。
早在1755年，Cantillon就已经开始研究货币交
易速度。随后，马克思(1867)在研究货币需求理论时，也引入了货币交易速度的概念。然而，真正将货币交易速度纳入理论框架并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是欧文・费雪(Fisher，Irving)。他在1911年提出的交易方程，成为近代数量论中有关货币流通速度的最早范式。认为货币流通速度短期由制度性因素所决定，长期则受到人们经济行为习惯、支付体系的发展和技术革新等因素的影响，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随后庇古的现金余额说(1917)、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1936)以及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数量论(1956)转变了研究对象.主要以收入速度为替代指标展开货币与经济相关关系的理论探讨。这种研究思路同样“复制”到了经验分析领域。国外多数实证研究往往倾向于收入速度，而将交易速度束之高阁，淡然处之。Michael Bordo、Lars Jonung
(1987)；Thomas(1997)；Palivos、Wang(1995)等人都可归为收入速度的偏好者。
国内有关动量货币的研究文献为数不多，对货币交易速度的探讨也屈指可数。陶江(2003、2004)分别在《货币的速度与“弗里德曼悖论”》和《货币的交易速度重要吗》等文章中，相继批判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收入速度观点，认为货币的交易速度是比货币的收入速度更真实、更有价值的宏观经济变量，应恢复货币的交易速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理论地位。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2003)、伍超明(2004)、罗天勇(2006)等人。截至目前，有关交易速度的研究仍处于“边缘化”境地，但是我们相信，对于它的争论，将为动量货币理论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还是费雪理想货币指数，都没有将交易速度因子与货币数量因子进行很好的综合。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塑旨在真实反映货币流通规律的动量货币指数。
二、三大货币指数的测算依据及实证过程
(一)货币指数的测算依据
三大货币指数对货币本质和职能的认识不同，推导出的指数表达式也将有所不同。以下简单介绍三大指数的适用条件和具体表达形式。
1、迪维西亚货币(Divisia Index)指数。
该理论假设前提是(1)各种货币性资产在效用函数巾具有弱可分性。(2)各种资产提供的货币性劳务的能力可由基准利率与各资产的利率差来反映。(3)资产的效用函数满足一次齐次性。在预算一定的条件下，
求解货币性劳务效用极大，从而推出Divisia货币总量表达式为益率、税率以及第i种货币资产的名义收益率。
2、费雪货币理想指数(Fisher Ideal Index Num―ber)。
Spindt(1984)将费雪理想指数运用到货币交易方程，得到理想货币存量指数和速度指数。
其中m't、mt-1分别为t、t-1期各种交易货币的行向量组合，vt、vt-1为t、t-1期货币周转率的列向量组合。可以看出，该指数是以速度为权重，以货币存量为依据的测算商品交易额的几何平均值。它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理想指数中的成分权重部分，不是Friedman和Schwartz(1970)所言的线性平均加总；二是速度因子分别出现在理想货币存量指数和速度指数的表达式中，但它并不对指数本身的变化造成影响。
3、动量货币指数(MTM index)。
陶江提出的“动量货币假说”认为:真正反映货币运行规律的指标不仅包括数量因素，还应包括速度因素。动量货币(MTM)正是对这一规律的真实反映。可表示为:
MTMt=Mt*Vt (4)
其中MTMt代表动量货币；Mt代表传统意义上定义的货币概念；Vt代表货币交易速度。对上式两端取自然对数，并对时间t求解一阶导数，即可得到动量货币的指数形式。
借鉴费雪理想货币存量指数和速度指数则可得到动量货币指数形式(7):
(二)澳大利亚三大货币指数的测算过程
(7)式给出了动量货币指数具体的表达式。表面看来，只要知道m。、mt-1以及vt、vt-1大小即可求出指数值。实则不然。实践中，货币mt由于归类口径不一.存在很大的统计难题，且货币周转率(交易速度)V1的数据资料不全使得研究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对于费雪理想货币指数和动量货币指数的测算，我们则需要借助实证检验方法来大致模拟指数数量值，为下文的指数比较做好前期准备。
l、Divisia货币指数的测算。
本文根据上节中的货币总量、货币资产使用成本和资产份额表达式，构造出了澳大利亚的Divisia货币指数。物价水平P选取消费者物价指标；基准资产名义收益率Rf取自十年期政府债券利率(treasurvbonds)；活期存款收益率用存折账户利率(passbookaccount rate)来代替；现金收益率设定为0。所有数据均取自《澳大利亚储蓄银行》官方支付网站。另外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一致性问题，所涉及的测算指标均采用1950-1980年的时间序列样本数据。构造的各货币资产的名义使用者成本和货币资产支出份额以及Divisia货币指数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和表2。
2、费雪货币理想指数的测算。
费雪货币理想指数的计算关键在于货币交易速度的测算。货币交易速度在理论上应该等于一段时间内货币周转的次数。但是就目前而言，世界范围内的银行统计体系尚不完善，测算技术还未将周转次数纳入指标范畴。为研究需要，我们只有采用拟合模型检验的方法粗略地对该指标进行估算。
估算的大体思路是:首先，将整个经济划分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大类型(刘骏民，1998；伍超明.2004)。假设执行交易媒介功能的货币或准货币(现金CASHS、活期存款DDS、大额可转化存单CDS、货币市场存款MMS等)频繁参与两大经济的正常活动，并将这些货币归入总交易货币范畴。其次，采用VEC误差修正模型，分别拟合各种交易货币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长期关系，根据变量的弹性系数(0)i或B；，i表示交易货币类型)以及边际产出Myij(j=1为实体经济、2为虚拟经济)，求出交易货币参与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权重λij，从而得出与货币一一对应的社会交易额(IAVi和FECi)。之后，参照费雪交易方程的扩展式MiVi=M1iV1i+M2iV2i=IAVi+FECj，求出货币的总交易
速度Vi=(IAVi+FECi)/Mi。最后，依照公式(2)、(3)，计算出费雪理想货币指数。逻辑结构如下图1所示:
本文选取澳大利亚国民账户中的工业增加值(IAV)来代替实体经济总交易额；虚拟经济交易额(FEC)则用联邦政府证券和外汇交易额来表示。为了满足货币划分的弱可分性以及顺应当今澳大利亚货币流通实践，我们将该国具有支付手段的货币子成分大略概括为:现金(cASHS)、活期存款(DDs)、大额转账存单(CDs)、货币市场存款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S)四种，统称为交易货币，s并对各类交易货币指标进行了“高频向低频”数据转换处理，使所有指标都统一转化为月度数据，同时，使用CensusX-11方法对季节数据进行调整。通过以上步骤的层层演绎，最后得出澳大利亚历年的费雪理想货币指数。
3、动量货币指数的测算。
费雪理想指数由于嵌入货币速度，突出货币的交易和支付媒介功能，从而比简单加总指数和Divisia指数具有了更多的实质内涵。但不可否认，该指数仍有一定缺陷，即将货币和速度指标视为独立系统，进行分割，使得本应“连体”的内在体系无法统一。鉴于此.我们重新审视现有指数范式，并借用动量货币概念。创建新指标一动量货币指数，以真实反映宏观层而所包含的所有货币信息。沿袭上文逻辑演绎思路，求解交易速度和对应货币值，按照公式(7)得出动量货币指数的历年季度值。
三、有关三大货币“稳定性”的实证分析
在做实证检验之前，需要将货币指数转化为货币总量，之后沿着以下两条路径予以展开:一是从货币自身角度出发，采用回归系数稳定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三大货币总量的时间趋势特征，用以初次判断三者作为货币中介目标是否满足平稳性条件；其次构建圣路易斯方程，分析三大货币与财政政策等其他经济变量共同作用国民收入的相对力度，以考察它们在预测未来国民收入准确性方面的优劣。
(一)三大指标自身稳定性检验
本文使用邹至庄在1960年提出的“回归系数稳定性检验(Chow Forecast Test)”来识别Divisia指数、费雪指数和动量货币指数的时间参数稳定性，据此考察三者随时间变动的趋势平稳状况。由于前文提到指数测算所依据的样本容量有所差别，外生等虚拟变量对货币冲击的时间点也会因此有所不同，所以，做检验之前，需要根据各指标的折线图以及突变点的相关检测，来确定外生虚拟变量的准确位置。之后依次构建货币与时间t的回归模型。Mi=c+ηt+'qη2Di+η3tDi模型。对三大货币模型的回归系数进行稳定性检验。检验参数和规则如下所示:
经检验得知，三大模型中的F统计量都小于对应的F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说明回归系数不受突变因素干扰，在整个样本容量内基本稳定。同时也说明Divisia货币总量、费雪货币总量和动量货币总量均随时间变动具有平稳的趋势特征。仅从比较货币自身稳定性上看，三者没有根本优劣之分。为深入比较，我们必须将其嵌入到整个宏观经济大背景中，考察和评价它们的综合经济影响。
(二)三大指标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检验
首先需要使用ADF单位根检验和VEC误差修正估计方法，对宏观经济与货币存量之间的长期静态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通过识别误差修TF系数TFl俪和预测方差的大小来判断三大货币存量作
2010年第3季度，与前文统计范围略有差别，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公布的财政支出历史数据仅到这一季度，为统一口径，其他变量指标也截取至2010年第3季度。表中数据，包括原值和预测值均为期末值。
四、小结
[关键词] 东亚 货币一体化 可行性
在欧元得以成功实施后，世界的目光也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东亚，东亚货币合作问题一时间成为学术界竞相研究的热点。
一、研究回顾
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国外学者多从货币合作的经济条件进行论证。Junichi Goto（1994，2001）研究了东亚地区一体化和货币合作的经济先决条件。Hazel Yuen(2000)采用动态方法，对东亚地区是否是一个最优货币区进行研究。戴金平、熊性美（2001）通过对与欧盟的对比，分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阶段确定与形态选择。杨胜刚、黄文青（2002）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层次进行了研究。张蕴岭（2001）对东亚合作的驱动力、进程、前景、长远目标和可能障碍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阐述。余永定等（2002）则根据最新资料对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二、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研究
最优货币区理论指出，一个经济区域是否能形成货币一体化可以依照经济开放度、金融一体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要素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目标的相似性五个标准来判断。
1.要素自由流动
Mundell（1961）提出应该把要素的自由流动作为形成最优货币区的首要标准。他认为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区域更适于建立最优货币区。我们以劳动力要素流动限制为例对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发现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所遵循的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公约各有不同，并且各国和地区劳工标准存在明显差异。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自由之家”指数明显过低，这导致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存在很大障碍。
2.经济高度开放性
Mckinnon（1963）则主张把高度开放性作为最优货币区的重要判据。东亚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开放度差异过大，必然加大建立统一货币区的难度。同时，东亚地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并不发达，很多还处于讨论和研究阶段，可见区内贸易与投资合作程度依然较低。
3.金融一体化程度
这一标准是1973年由詹姆斯・伊格拉姆（James Ingram）提出的。除香港和新加坡以外，东亚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非常低。同时，东亚各国对资本流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资本项目还远未开放，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加强了。
4.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爱德华・托尔（Edward Tower）和托马斯・威莱特(Thomas Willett）在1970年提出应以政策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确定标准。东亚各国中，真实利率、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净储蓄率差异都较大，这反应了各国政府政策目标的较大差异，可见，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建立还存在政策协调的难题，这也加大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难度。
5.经济发展水平
有些学者认为，相对较为接近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货币区域一体化的形成。而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很大。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是日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均在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还不足1000美元，可见差距之大。这显然对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建立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各项指标上存在较大差距，就目前来说，短期内建立货币联盟还有较大困难。结合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认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大致应有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例如东亚货币基金EAMF（East Asia Monetary Fund）；二是建立起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MR的东亚汇率联动机制EAERM(East Asia Rate Mechanism);三是最终过渡到东亚单一货币区EACA(East Asia Currency Area)。总之，虽然现阶段建立起完善的单一货币区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是可以循序渐进的构建区域货币体系，通过区域层次的货币合作，确保稳定的外部金融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最终实现货币合作的目标。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应对积极参加东亚货币合作并发挥领头作用。中国具备了参加并领导东亚货币合作的能力。中国参与领导东亚货币合作将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我国目前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资本项目的开放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参与领导东亚货币合作，使人民币成为东亚支付货币，是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一极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张蕴岭:东亚合作及其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03.（11）
【关键词】数字货币；传统货币；实名制
近几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数字货币技术已在经济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围绕以电子商务为核心，在储存、支付、清算、汇兑等一系列的交易中，数字货币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支付方式。与此同时，数字货币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以数字货币为研究对象，旨在研究数字货币在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对其存在问题的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本文从数字货币的概念界定及特征出发，以数字货币与传统的纸币相对比，研究其在信息时代的所具有的各种优势。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的文献和专著，对数字货币的特征进行了深刻的把握，并研究其存在的问题。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国内外的专业文献和专著，以及专业的研究论文。
一、数字货币及其特征
（一）数字货币的定义
数字货币是指对货币进行数字化。是货币的一种电子形式，它的承载物为既不是纸币也不是金属物。是一种支付手段，也是一种程序。数字货币本身的特征将其与其他货币区别开来。
（二）数字货币的特征
1.网络性
网络性：数字货币是在电子信息技术(IT)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数字货币的特征与信息技术和网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数字货币是从货币中分离出来的、同时也是从信息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货币和特殊的信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数字货币将会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当人类进入一个高度发达的网络经济时代之后，数字货币将会完全取代传统货币(纸币)。网络是数字货币实现其货币职能的基础，是数字货币体系的基础，中央银行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实现全方位货币管理，传统货币管理中的现金发行方式、传统金库制度、假币问题和传统银行将不复存在。
2.数字性
数字性：数字货币实际上是存储于各网络银行账户上的一组数字。这组数字象征着拥有其所有权者拥有这组数字(数字货币)所代表的一定量的财富或价值，运用这组数字(数字货币)的全部或部分进行网上投资、网上交易。
3.高效性
高效性：数字货币的产生使得货币履行其职能的效率几乎达到了一个十分完美的境界：从现金的发行与管理方面看，货币管理当局从发行现金到回笼现金都不必要采用传统的设计、印刷和运输工具进行，而是直接在网络上实现现金的发行和回笼。这样可以完全避免在纸币本位制度下存在的诸如高成本问题、假币问题、安全问题和现金供应量难以确定的问题。
数字货币支付的便利性，使得其发展前景比传统的货币要优越。
（三）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的比较
与数字货币相比，纸币和硬币则愈发显示出奢侈性。在美国，每年搬运有形货币的费用高达60亿美元；在英国，需要2亿英镑。世界银行体系之间的货币结算和搬运费用占到其全部管理费的5%。
对于防止伪造，纸币在当前日益发达的仿真和复印技术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在不久以前，造假者还需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位技术高超的刻画师来制作一系列的模子以印刷纸币；而今天只要有一位热衷于绘画的美术学生，再配以完备的技术设施就能做到这一点。数字货币系统具有多层加密措施，伪造一组随机产生的密码要比伪造现金、伪造签名难得多，而且使用数字货币有据可查、有踪可寻。
传统货币有较大的存储风险，昂贵的运输费用，在安全保卫及防伪造等方面投资较大。数字化货币与信用卡和电子支票也不同，它是层次更高、技术含量更多的电子货币，不需要连接银行网络就可以使用，很方便顾客，并具有不可跟踪性。
数字货币有如此多的优点是在货币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所产生的，没有货币的生活是寸步难行的，货币的产生与不断发展致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由此我们更要了解货币的发展史，从而不断展望货币的未来。
二、货币发展历程与数字货币的产生
（一）货币的演化史及数字货币的出现
关键词：制度变量；货币需求；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41－06
一、前言
一般来说，货币需求由三类变量所决定，一是代表社会经济活动总量的规模变量(如GDP、GNP、零售总额等)。二是代表货币及货币替代物收益的机会成本变量(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三是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以外的代表社会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虽然费雪、庇古、凯恩斯、弗里德曼等货币理论家在其经典货币需求理论中曾对制度变量的影响作过系统详细的论述，但由于制度变量的难测定性及短期稳定性特点，在长期的货币需求研究及大量实证研究中，制度因素并没有作为影响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进入货币需求函数，而大都通过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来分析、解释、预测货币需求，制度因素基本被淡出研究视野。1976年Goldfeld发现所谓的失踪货币之谜，只含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的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无法对现实货币量给予正确合理的解释，美国货币需求在1975年一季度向下位移出现断点(第二、三、四季度失踪现象明显加剧)，小于传统货币需求函数的测定量。Goldfeld认为传统货币需求函数遗失了变量，导致了函数出现未能用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解释的误差，原因在于美国制度发展因素未包括在货币函数中，即NOW、货币市场基金等创新产品的出现，降低了货币与替代产品之间的转换成本，货币被相关产品广泛替代，而导致社会货币需求总量的下降。自此，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才为人们所重视，而逐渐激发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致力于通过社会制度因素解释货币需求的变动，建立了很多测度制度变量的指标，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多样性、各国的差异性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各种制度因素并没有建立统一的、权威的测度指标，制度变量指标凌乱、松散，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理论体系，也没有建立完整的理论模型，而是散见于各有关文献，而且目前对制度变量影响的研究还在不断探讨摸索中。鉴于此，本文就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进行一个分类梳理、列举，并做一个简要评论(本文只关注那些建立了测度制度变量指标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的文献，对于只从理论上论述制度变量影响的文献不在本文关注范围)。
二、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
1、货币化。
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货币经济化程度提高，货币媒介交易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展，由此导致社会的货币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银行系统不断扩张，增加了对社会存款的吸收能力，银行体系吸纳的存款货币增多，这两种力量推动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Pesek(1963)认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影响人们的货币需求行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导致其持币倾向相应变化，他以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作为货币化(也视为工业化)指标，对英国及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显著正向影响货币需求。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1880年－1986年间的货币流通速度时(GDP／M2)，发现这五年的GDP／M2都呈现出先下降、平稳、后上升的U型形状，Bordo and Jonung认为GDP／M2下降是由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所导致的，Bordo and Jonung建立了两个货币化指标：非农业雇用劳动力／社会总劳动力、现金／M2，并以其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值与GDP／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货币化与GDP／M2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系数显著。Klovland(1983)使用现金／M2指标的三年移动平均值对挪威1867年－1980年的货币需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为：不论将1867－1980作为一个样本期还是将其划分为四个子样本期，现金／M2的系数都为正；Siklos(1993)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五国1870年－1986年的货币流通速度重新考察时，发现现金／M2与GDP／M2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Siklos(1997)使用现金／M3指标对新西兰1980－1994年的收入流通速度(GDP／M3)进行实证分析，现金／M3的系数也显著为正。Jonung(1983)以人均持有商业银行账户数量、农业工资的现金支付比例作为货币化指标，对瑞典1871年－1913年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回归分析，两个变量都显著进入回归方程。Hallman(1991)使用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及一个哑变量对美国GDP／M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非农业劳动力与GDP／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Adam(2004)以M=3／GDP作为货币化指标，并通过建立货币化趋势指标考察1992年－2003年间货币化趋势对波兰货币需求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化趋势指标与M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其系数为2.478。
2、金融深化。
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认为货币流通速度U结构中，下降与上升两个阶段受不同因素主导，下降阶段主要受货币化的主导，而上升阶段则由金融深化及经济稳定所决定，即支付系统的完善、信息传递的畅通、货币替代产品的不断涌现、以及现金管理技术的应用，加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及经济稳定性的提高，降低了人们对货币的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上升，金融深化带来全球货币流通速度的普遍上升。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以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作为金融深化指标、以人均真实收入变动率的六年平均移动标准差作为经济稳定性指标，并以其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值与GDP／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两个指标与GDP／M2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系数显著。Ireland(1991)以人均收入、(金融+保险+房地产)三个行业收入占社会总收入比例作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对美国1929年一
1988年的GDP／M1进行实证分析，实证表明1929年－1980年金融发展促使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即货币需求的减少)，验证了Bordo and Johung有关制度变量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假设的正确性。Siklos(1993)以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作为金融深化指标，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五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金融深化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存在长期关系。Arnoldfl996)将现金／M2、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及GDP／M2分解为非平稳趋势部分、平稳随机部分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现金／M2不能作为商业银行扩张的替代变量，而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则是替代金融创新的较好指标。Siklos(1997)以信用卡交易额／名义GDP比例、EFTPOS终端数量(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s at point-of-sale)作为金融深化指标，与新西兰1980－1994年GDP／M3进行协整分析，两个指标与GDP／M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前者系数为正，后者为负。Arrau(1991)曾以M1／M2作为金融创新s指标，考察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情况，但影响结果不明确；1981年起美国活期存款可支付利息，活期存款近似产品快速增长，Arestis(1993年)将含息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作为金融创新指标融入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此指标的加入表明美国M1需求函数并没有出现断点，并提高估计系数的稳定性。
3、年龄结构。
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只以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分析居民的货币需求。实际隐含了人们兴趣与偏好不变的假设，即人是同质性的，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变的持币偏好与倾向。而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变化，人们的消费与储蓄行为相应发生变化，中年时期的储蓄比率比年轻及退休时期相对要高，年龄结构影响着社会的消费、储蓄行为，这意味着年龄变化对社会的货币需求量也存在影响。Mayor(1984)认为如果忽视美国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不断降低的平均年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比例的变化以及银行信用的制度创新等因素，将无法对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作出正确的回答，而且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变量的货币需求弹性系数估计也会出现偏差，他将人口年龄中位数、城市居住人口比例作为制度变量与人均存款进行横截面估计，结果为：年龄结构的估计系数为正，而人口转移效应为负，年龄结构变化分别解释了1870－1950年、1950－1970年两个时段M2流通速度变化的35.2％、31％。Fair and Dominguez(1991)考察了年龄分布对美国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房地产投资、货币需求、劳动力供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分布对货币需求(M1)的影响为正向，人们在成熟期(25岁－54岁)手持更多的货币，在39岁时边际货币需求倾向最高。Holman and Graves(2002)认为偏好随年龄变化而变化，退休人群相对于其它人群来说将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更大比例的货币余额。他以城镇化人口比例、65岁以上人口比例来分析偏好异质性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计量结果为两个指标的系数都为正，但后者不显著，Holman and Graves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退休年龄不断提前所导致的，65岁不适合作为退休年龄的指标。Modigliani(2004)认为，生育小孩是中国人养老的重要手段，中国计划生育减少了家庭小孩数量，为保障年老(退休后)生活，人们只有通过增加当前储蓄积累养老资金，他以工作人口／非工作人口比例作为抚养系数对中国1953－2000年储蓄率进行计量分析(储蓄=现金+存款+新发行的债券+个人投资的固定资产)，工作人口／非工作人口比例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的储蓄率，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经济增长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几乎一致，两者共同导致中国储蓄率提高了20个以上百分点。
4、收入分配。
一般来说，货币需求被视为收入(总量或平均量)及其它变量矩阵的函数，其隐含了边际货币需求曲线的线性假设，即在不同收入阶段人们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始终保持不变，当收入从某个贫富阶层(家庭、个人)向另外的阶层(家庭、个人)转移时，收入总量及收入平均量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货币需求量依然保持不变。Lan-don(1992)认为边际货币需求曲线是非线性的，在不同收入阶段人们的货币需求具有异质性。他以家庭收入标准将家庭分为6大组：低于5000美元、5000－9999美元、10000－12499美元、12500－14999美元、15000－24999美元、高于25000美元，并将收入低于5000、5000－9999、15000－24999、高于25000美元家庭所占比例，以及家庭总数，与家庭平均手持M1进行实证统计，发现各收入组家庭所占比例的系数明显不同，这表明家庭收入大小对货币量有不同的影响，实证结果还表明美国在1974年及1982年货币需求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1970年代初至1970年代中期收入差距的上升、1980年代初期收入差距的下降才是导致货币需求发生变动的真正原因，以往货币需求函数中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的影响，才出现所谓的结构性变化。Cover(1993)分别以基尼系数、60％最贫困阶层家庭所获取收入，美国家庭总收入比例与M1进行实证检验，两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收入分配对交易性货币确实存在影响，收入越不公平，M1的需求越大，与平方根公式、立方根公式中所谓的货币需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刚好相反。
5、时间价值。
Baumol-Tobin模型考察债券转换成现金时，只考虑了所涉及的交易手续费，而没有考虑到耗费的时间成本，如果时间价值高，无疑增加了债券与现金的转换成本(手续费成本加时间成本)，使人们可能持有更多的货币，即时间价值影响货币量的持有。时间价值一般以劳动边际生产率也即工资率来衡量的。Kami(1974)将收入分为工资收入及财产收入，以每小时工资作为时间价值的替代变量，考察其与M0、M1、M2之间的关系，工资率显著正向影响M1、M2，工资收入的货币需求弹性大于财产收入的货币需求弹性，验证了存货模型及持久收入假设。Mulligan(1997)采用面板数据考察了1961－1992年12000家企业的货币需求’，以每个企业总部所在地员工工资及企业销售额作为解释变量，工资率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需求，在同等销售额情况下高工资率的企业持有较多的货币。Lotti
(2007)认为企业在货币需求行为方面也具有异质性特征。不同的组织结构、目标函数及行业背景，都影响到企业的现金管理及货币需求，而且每个企业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实际也不一致。不能单纯以存款利率等作为机会成本，而应以各企业自身的利息支出率作为机会成本，他以每个企业的净销售总额、利息支出／总负债比例、平均工资三个变量考察制造、批发、零售业三个行业企业的货币需求(货币=现金+存款+短期投资)，结果显示三个行业中工资的货币需求弹性具有较大差别，介于0.22－0.33之间，当三个行业合在一起实证时工资的货币需求弹性显著，但三个行业分别考察时零售业工资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则不显著。
6、税率与转换成本。
假设对Baumol-Tobin模型中的债券收益征税，则投资债券所获收益将减少，债券吸引力下降，人们将转而增加货币的持有，税率越高。债券投资吸引力越低，人们对货币需求也越大。Kaminow(1969)认为1930年之前货币需求的短期利率弹性为0可能是由于忽视所得税结构而导致的，持有货币的成本不应以利率而应以税后利率来衡量，他选用边际短期资本收益税率考察税收对1900－1929年、1948－1961年两个时段货币需求的影响。发现边际短期资本收益税率与货币需求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但他同时发现1963－1965年美国实行减税政策期间，居民货币余额却增加210亿元，税率降低反而促使了货币需求的增加，对于税率影响的两种截然不同结果，Kaminow认为税率变动与战争、赤字、衰退等社会经济因素高度相关，这些隐含于税率背后的经济政治因素导致了税收对货币影响结果不完全相同。Duca(2000)利用修正的Baumol－Tobin模型作为理论框架，以债券股票投资基金费率、债券投资基金费率、应税债券投资基金费率与M2流通速度作协整回归分析，M2流通速度与应税债券投资基金费率存在协整关系，费率降低引起流通速度的加快，M2与各投资基金具有相互替代关系，费率的降低减轻的货币与基金之间的转换成本，引起货币向基金转移，1990年代M2流通速度的上升与货币、债券基金之间的转换成本密切相关，不断下降的债券投资基金费率解释了M2流通速度不断上升的原因，
7、其它因素。
(1)产业结构变化。Driscoll(1982)认为农业的货币需求小于其它产业的货币需求，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不应忽视产业结构变化及不同产业的货币需求差别，他对十二个发展中国家的M1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有七个国家的农业产业收人比例(农业产业收入／GDP)与货币需求之间显著呈反向关系。农业收入比例的降低(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例的提高)增加了社会货币需求量，证明了非农业产业比农业产业具有更高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2)市场均衡程度。Duo Oin(1998)认为标准的货币需求模型建立在完全市场均衡基础上，发达国家市场均衡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货币需求计量结果普遍比发展中国家要好，他对韩国、新加坡、日本三国的M1进行实证分析，以美国的货币市场利率(rf)及各国的政府预算支出，财政收入比例(rb)作为各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非均衡指标，rf对韩国、新加坡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力(新加坡国内利率不显著，而主要受美国利率的影响)，而日本的货币需求则不受rf、rb两者影响，由此说明日本的市场均衡程度高于韩国、新加坡。(3)消费、投资、出口的货币需求差异。Tang(2002、2003)认为消费、投资、出口具有不同的货币需求倾向，只以其总量(即GDP)作为规模变量可能导致系数估计有偏，他将GDP中的最终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及出口同时置于同一需求函数中，对马来西亚、日本的广义货币进行计量分析以检验这三变量的货币需求倾向，结果显示三个变量的系数显著不同，投资的货币需求弹性明显大于消费及出口的货币需求弹性，1973－2000年日本的投资、消费、出口的货币需求弹性分别为1.2、0.34、0.25。
三、简评与启示
虽然货币理论家早就认识到制度因素对货币需求的重要性，也曾对其影响机理进行过论述，但都只停留于笼统的理论层面，而没有定量化进行实证研究，以证明其影响效力及影响方向，如Friedman在其新货币数量需求函数中加进了制度变量u，但在考察美、英两国100年的货币流通速度时，并没有将制度变量的影响考虑进去。将长期被忽视的制度因素指标化并纳入货币需求函数进行计量分析，使得制度变量的影响不再停留在理论讨论层面，而是提高到与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的同等重要位置，进入实证需求函数考察制度变化对货币需求行为的影响，这极大丰富、完善了货币需求理论，是西方经典货币需求理论的继承、综合与扩展。
制度变量进入实证函数，提高了模型的计量效果。一方面提高了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估计系数的准确性。在传统货币需求计量中，只有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两个变量，而没有考虑到制度变量的影响作用，制度变量的影响效果进入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的系数估计中，特别是进入规模变量的弹性系数，由此导致规模变量的需求弹性普遍较大(Friedman使用GDP及利率估计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时，GDP的弹性高达1.8、1.2)，制度变量进入函数后，其影响效果从规模变量弹性系数中分离出来，解决了长期存在但又被忽视的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的系数估计有偏问题，降低了规模变量的需求高弹性系数，改变了长期以来Friedman(1963)所谓“货币是奢侈品”的说法(货币的收入需求弹性＞1)。另一方面提高了函数的稳定性。由于没有考虑制度变量的作用，传统货币需求函数在稳定性检验时，容易出现系数估计不稳定问题，如众所周知的美国1974年的货币失踪之谜，但将有关制度因素纳入货币需求函数后，货币需求稳定性普遍提高，没有出现所谓结构断点问题，及时将制度变量的影响信息融入实证分析，提高了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增加了货币需求的估计、预测的准确性，有利于货币发行目标实现与货币政策的操作。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外生性；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5－0006－05
一、引言
货币供给性质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决定了中央银行货币调控中间目标及其方式的选择，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调控的效果。然而，货币供给性质问题一直是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其是否可以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是评判货币调控效果所必须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而这恰恰被当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所忽略。
货币供给在整个货币循环体系中处于源头的地位，中央银行能否独立控制货币供给，是导致货币供给外生或内生分歧的关键。学术界对货币供给性质的讨论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第二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内生变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 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第三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既是外生变量又是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控制它，还要受制于经济主体的内生需要。很显然，上述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 形成了外生、内生以及内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构成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
纵观货币发展史， 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的争论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正是这些争论推动着货币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货币供给的性质到底怎样？内生抑或外生？这是货币经济学中始终不容回避的最基本理论问题，直接涉及宏观经济理论及有关对策研究， 是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争执的根源，用传统的思维方法难以达成共识。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货币供给性质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借鉴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货币及货币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仿生学角度对货币循环的定义、特点及描述方法进行了探讨，并运用货币循环理论解释了货币供给兼有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一）货币供给外生论
货币供给外生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交换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外生变量。因而，中央银行能够有效地调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运行。
西方经济学界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下面分别就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凯恩斯是倡言货币供给外生变量的典型代表。他认为： 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它的变化影响着经济运行，但自身却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 [1] 。这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产生背景密切相关。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1929~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他虽然没有进行货币供给的定量分析， 但是开创了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一种政策工具，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凯恩斯的货币外生论与其货币非中性思想一脉相承， 构成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基础。
坚持货币供给外生论最为有力的莫过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 得出了影响货币供给的三个主要因素：（1）基础货币H，它由银行准备金与公众所持有的通货构成；（2） 存款与准备金比率D/R，即商业银行的存款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之比；（3）存款通货比率D/C，即商业银行存款与非银行公众持有的通货的比率。货币主义认为，中央银行能直接决定基础货币H， 而H对于D/R和D/C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只要控制或变动H，就必然能在影响D/R和D/C的同时决定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无疑是外生变量 [2] 。
表面上看， 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弗里德曼把货币供给归结为基础货币、 存款与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固定函数过于简单化， 实际上这些变量及其决定因素之间是会发生交叉影响的， 特别是D/R和D/C往往随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不能作为货币供给方程式的固定参数看待。比如，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 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 如超额准备金率、 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另外，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 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 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
与西方经济学界相比， 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成果也相对较少且主要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成果中，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观点几乎是微乎其微，在此不做讨论。
（二）货币供给内生论
货币供给内生论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生产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内生变量。因而，货币供给内生论提出了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 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给的变动， 不是决定于中央银行的主观意愿，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如收入、投资、消费等因素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如果认定货币供给决定于内生变量， 那么货币供给总是要被动地决定于客观经济过程， 而中央银行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流通只能吸取一定量的货币，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
现代内生性货币论较为代表性的观点来自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以及美国的格雷和托宾等人。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 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 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认为，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 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因此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中央银行，还包括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托宾在批判简单的基础货币模型的基础上，对货币供给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建立了资产选择模型。 该模型突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货币传导过程中的资产替代性， 指出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从而推导出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在中国，主张货币供给内生论的学者比较多，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李春琪（2003）从“倒逼机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梁晓辉，黄玖立（2003）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角度，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谢罗奇，胡昆（2005）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内生性以及电子货币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并用传统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周可可（2006）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因果检验，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结论。耿中元，曾令华（2006）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误差校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以中国为例检验了内生货币假说，得出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本质上是内生的结论。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 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提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它强调货币供给量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是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决定， 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 中央银行只能顺应经济运行的要求供给货币，而无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更不能支配银行和企业的行动。试问，如果货币供给是完全内生的，那么中央银行的创立有什么意义？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哪里？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中性的？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利用货币这个政策变量作为干预经济生活的工具。
（三）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
凯恩斯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通货膨胀、滞胀、通货紧缩等各种经济难题的困扰， 对经济运行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入：主流的货币供给“外生论”和“内生论”只是抽象的理论模型，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可能更符合实际。西方经济理论界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的学者居少数， 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罗宾逊、卡尔多为首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们认为，从形式上看， 全社会的货币供给都是从中央银行出去的。因而，它在形式上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质上供应多少货币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内各因素变动的结果。例如，在经济高涨时期，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增加，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增加，中央银行想控制也难，因为商业银行会设法逃避。同样，在经济萧条时，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减少，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减少，中央银行想增加也难。因此，货币供给在形式上是外生的，背后却具有浓厚的内生性。英国著名货币理论家劳伦斯・哈里斯在其《货币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可能是由外生因素所决定的， 例如金本位制下新金矿的发现，或者政府为战争提供资金而进行的借款。货币供给的变动也可能由货币需求所决定， 以至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了银行部门增加它的计划货币供给。从这一角度来看，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此外，货币的需求和供给都要受到某些同样的影响。例如，名义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与银行体系计划的货币供给同时增加。由此可见，哈里斯认为决定货币供给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来自经济体系之外，是外生变量；另一个因素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货币需求。
在中国金融理论界，黄达教授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在《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中，黄达教授明确指出：“货币供给模型是M=m×B。由此可以看出，决定货币供给的是三个因素：C/D、R/D与B，C/D是货币供给中通货与存款货币之比；R/D是准备金存款这个在商业银行之间流通的货币与存款货币之比；B是基础货币。这三个因素，在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分别归之为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 事实上三方面的行为对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是交叉的。”很显然，黄达教授的观点认为货币供给由私人行为、 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共同决定，因而货币供给既是内生又是外生。崔建军（2005）从币材、经济体制、货币供给结构、货币供给机制等多个层面探讨了货币供给的性质。 其研究结论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 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初桂娟（2007）从光的波粒二象性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三、分析方法的阐述
运用生态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 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总而言之，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 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 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 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 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了金融系统模拟生态系统的四个假设条件： 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货币循环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信用流动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以及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3] 。基于此，金融系统就能完全模拟成一个生态系统， 相应地金融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就成了该生态系统的核心功能。因此，在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中，货币是最重要的物质，它是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枢纽。
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一样， 货币起源于环境（交换是信用的一种方式），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金融个体与群落，并经由生产者（中央银行）、消费者（金融机构群落）、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所组成的营养级交叉循环，最后同样归还给环境（信用关系的终结），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假定了货币即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货币在各类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即为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因而，货币是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起点，它是金融主体与内外环境（信用、经济、法制、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多种因素组成）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偶合的产物， 通过交换的方式在各种金融主体之间反复循环， 就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基础。因此，它在金融生态系统既是生产的产物，又是交换的产物。那么，究竟什么是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它有何特点？怎样对它加以描述？能否借用生态学原理解释有关货币供给的性质呢？
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相比， 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是双向式的， 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单向的。 即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途径只能是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而不能逆向循环。而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遵循两条途径： 一条是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即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另一条是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即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因此，货币循环是指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由于资金的关系所形成的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是通过无数的资金链和资金网集结而成的， 大致可分为两条途径：（1）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即主张货币是外生的），本文称之为外循环路径。这一循环路径又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 中央银行（生产者）发行具有扩张或收缩货币供给量能力的基础货币。第二层，中央银行（生产者）与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角色包括银行体系、金融市场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之间通过资金交易的方式形成一种资金网络，主要包括三项：一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再贴现）； 二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外汇资产和证券资产（主要为国债）；三是中央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再贷款。第三层，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与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等群落）之间的资金循环。这一层次的资金循环非常复杂，涉及各种存款、贷款以及金融衍生工具之间的交易。 从货币循环的供给渠道来看，中央银行控制着整个货币循环的总阀门，这种主导地位体现了现代中央银行“遥控器”职能。（2）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即主张货币是内生的），本文称之为内循环路径。 这一循环路径同样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 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等群落）为了满足自身物质交换的需要，与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进行资金往来。第二层，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为了适应与分解者之间的物质交换，被动地与中央银行进行货币循环。第三层，中央银行为了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被动地创造货币。 从货币循环的需求渠道来看， 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循环的总阀门， 它是为了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地创造货币，这种被动地位体现了现代中央银行“镇流器”职能。通过该循环，生物得以生存和繁衍，金融生态系统内外部环境不断优化并变得越来越适合金融主体生存的需要。
由此可见， 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物种， 它不仅需要适应金融生态系统其他金融主体和内外环境的需要， 充当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镇流器”，而且还能够调控金融生态系统其他金融主体与改善内外环境， 发挥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遥控器”功能。
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一样，金融生态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也是借助于生物之间的取食过程进行的， 两者也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它们把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持续存在。货币循环与物质循环一样也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开放性。货币循环具有开放性，它不仅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货币交换，而且还带有全球性，可以在全球金融生态圈中进行货币交换。二是反复性。金融生物群落和内外环境之间的物质（信用关系）可以反复出现、反复利用，周而复始进行循环。三是平衡性。货币循环在不受政府（其作用等同于人类） 干扰的条件下， 一般是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 然而， 货币循环区别于物质循环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是双向性。货币循环既可以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 又可以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 因而， 在货币理论中一直存在内生与外生之争。二是调节性。从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来看，中央银行通过合理控制与消费者（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物质交换（发行基础货币），从而达到有效地控制各金融主体之间的物质交换量（货币供应量），实现金融生态系统健康、有序的发展。三是适应性。从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来看，金融生态内外环境的变化，比如信用环境的改善、 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主体内部制度的完善等等会促使分解者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 致使分解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货币交换量不断增加， 导致了中央银行为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地创造货币， 从而提高了金融主体不断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 最终增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物质循环可以用库、流通率、周转率和周转时间几个概念来描述。 货币循环同样也可以用以上几个概念加以描述。 货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同样存在一个或多个贮存场所，这些贮存场所就称为库。例如，货币在中央银行时是一个库，叫发行库；货币在商业银行时又是另一个库，叫业务库。发行库的性质有点像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贮存库； 业务库与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交换库相似。 在生态系统中用流通率来描述单位时间或单位面积通过物质的数量，而金融生态系统中是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流通量来加以表述。由于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循环有两条路径，因而， 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的数量有两种描述方法， 即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 货币供给量按口径大小又可分为M0、M1、M2、M3……。 金融生态系统中也用周转率来描述货币的周转速度， 又称货币流通速度， 它是指单位货币在考察期内流通的平均次数， 即考察期内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额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比值。周转时间即周转率的倒数，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它是描述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结论
1. 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 生物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物种， 它必须不断地与周围的物种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因此，它需要适应其生存的内外环境。所以，内生理论可以解释为中央银行必须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相适应。即认为，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对生态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认可。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物体，它又能够改变其周围的内外环境。即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又是对生物体能够改变环境的认可。
2. 为什么货币理论中会有内生与外生之争？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从货币循环的角度就很容易解释。原因主要在于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因而，货币循环就有两条路径。 不同的学者分别从这两条路径进行研究，自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研究得出了货币是外生的， 而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得出了货币是内生的。
3. 货币供给到底是内生还是外生？ 从货币循环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1）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决定了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由于在货币循环的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进行货币交换的过程是相互的，因而，各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一方面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来看，中央银行（生产者）创造货币的多少必然会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最终会影响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的行为变化也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信用、经济、法制以及制度等内外环境）。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是外生的。 另一方面， 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来看，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会促使微观经济主体（分解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会不断地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中央银行被动地创造货币。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又是内生的。（2）货币循环的调节性与适应性也决定了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货币循环的调节性说明了货币是外生的， 而货币循环的适应性又说明了货币是内生的。（3） 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金融主体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从这一点来看，货币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4. 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纯粹的内生变量，完全由金融生态系统内在客观规律所决定，则否定了生物主体能够改变环境的客观规律。那么， 中央银行也绝不可能成为开天辟地以来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货币调控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完全由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主观地控制，那么，中央银行就万能了， 就否定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性。因此，只有正确把握货币供给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性质，才能正确认识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才是可取的科学发展观态度。
参考文献：
［1］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Friedman，M.& 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3.
［3］曾建中. 论金融生态系统提出的理论渊源与假设条件［J］. 财经科
学，2007（8）.
［4］格利和肖． 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88：103．
［5］李春琪. 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M］. 上海：上海出版社，2003.
［6］梁晓辉，黄玖立. 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
［J］.华东经济管理，2003（2）.
【关键词】 货币竞争 人民币国际化
过剩美元大量外溢，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外部不经济，由此不少国家开始寻求经济各方面的去美元化，中国也不例外，在2009年以后开始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与目前国际上的强势货币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又是有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本文对国际货币竞争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并且为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同其他强势货币竞争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1. 国际货币层次以及竞争的概念
Cohen（1998）将货币总体上划分为了七个层次，包括顶级货币、贵族货币、精英货币、普通货币、被渗透货币、准货币和伪货币，这些货币可以粗略的被分为两类：国际货币和非国际货币。前三种为国际货币而其他四种则为非国际货币，非国际货币只能在本国流通，而国际货币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作为结算和储备的媒介。Kenen（1983）将货币国际化的基本职能按照官方与私人部门划分为六种，具体的划分如下表1。Philipp Hartmann（1998）将 “国际货币竞争”定义为决定不同国家的货币在何种程度上被非居民所使用的过程。
2. 国际货币竞争影响因素的理论
学术界对国际货币竞争理论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国货币国际使用情况是由该国自身因素决定的，具体的因素大家莫衷一是，主要理论认为有三种。
2.1综合实力因素
2.1.1经贸金融。Tavals（1997）将货币国际化的三个条件总结为：对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稳定有绝对信心；发行国拥有开放、深入的金融市场；其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较高比重。Philipp Hartmann&Otmar Issing（2002） 提出经济规模、经济实力及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影响货币的国际使用。
2.1.2政治、地缘因素。Posen（2008）指出美元的贬值无法改变其国际化地位，因为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这是欧元无法取代的。Cohen认为欧元区国家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架构，结构松散，另一方面他们对其他国家缺乏地缘政治影响力，拉丁美洲的美元化现象就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地缘政治特征。
2.2货币特性说
其实这个理论无外乎是综合实力说的侧面印证，只有综合国力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高，才有可能去影响结算货币的使用、高度地开放金融市场以及保持币值的自主稳定。Grassman（1973）、Carse（1980）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一般选用发达国的货币，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货币选取则视乎贸易种类。李稻葵、刘霖林（2008）在对国际储备中币种结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中显示，GDP比重显著且系数最大，此外汇率升值幅度、波动幅度、真实利率都显著，这一结果印证了前两个理论所要求的综合国力和币值稳定条件。
2.3规模效应说
2.3.1网络外部性。所谓的“网络外部性”是指一种国际货币在使用规模和范围方面具有正反馈现象。Lim（2006）利用1999-2005的外汇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网络外部性”的存在。Gaspar（2004）提出货币现行范围越广，越频繁，交易成本越低，就越具有竞争力。
2.3.2历史惯性。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演进同经济中的许多宏观变量一样受到明显的惯性因素影响，各种实体因素的作用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导致一国货币占比的上升、下降。Chinn&Frankel（2005）、石巧荣（2011）都在国际货币竞争的因素计量模型中加入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作为惯性因素，结果证明惯性因素确实显著。
3. 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通过对上述中外文献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作为参考：
3.1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综合国力的支撑。在经济发展方面，目前资源消耗性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向更集约、更科学、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变。金融市场资本项目管制及人民币的不可兑换不是短时间能改变的，需要先将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深化，在离岸金融市场较快速的提高境外人民币的流动性、收益性，使国内外人民币金融市场能够更安全、稳固的对接。政治方面，除上述与贸易伙伴的协议外，中国要先在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利用自身经济、外交上的优势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意愿，促成人民币的区域化进而推进到国际化。
3.2币值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实证分析已经证实汇率升值幅度、波动幅度都对货币的国际使用有显著影响。目前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没必要人为地扭转其趋势，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人民币实际汇率短期内的大幅波动。
3.3由于国际货币竞争存在网络外部性与历史惯性，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及早推行，当然作为国际货币市场的后入者，必将遇到更大的阻碍和付出更多的代价。根据李稻葵&刘霖林（2008）的回归预测，到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可能达到接近20%。而石巧荣（2011）的实证分析显示未来20年在国际储备和国际债券交易领域人民币都将崛起成为第四大国际货币。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的只是时间，相信过程是曲折的，结果是完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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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玲.国际货币竞争视角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博弈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
[3] 石巧荣.国际货币竞争格局演进中的人民币国际化前景[J].国际金融，2011（7）：34-42.
[4] 宋晓玲.国际货币竞争的决定因素：理论评述[J].金融理论，2010（10）.
[5] 刘玲.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货币替代与货币竞争博弈分析[J].太平洋学报，2011（9）.
[6] Chinn Menzie and Frankel Jeffrey，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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