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研究方法适用范围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类。一类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二类是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观察、实验（试验）、模拟、数学等方法（广义的观察、实验和数学等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也需要）。三类是适用于某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学研究中运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构造和功能的关系。根据人类认识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模拟、调查获取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经验方法。二类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资料的加工得出科学结论的基本方法———理论方法。例如科学抽象法、各种逻辑方法、想象和灵感、数学方法、科学假说等等。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且在每个层次里，经验法和理论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许多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工具、仪器设备作用于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事实材料，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使用观察实验和模拟等方法。然后研究者运用经验方法进一步将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过经验方法加工获得的事实材料，通过科学抽象，使用数学、逻辑、模型、归纳、演绎、假说、等方法上升为科学理论，这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即为理论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呈立体网络状结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应用（如SPSS）。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释和评价四种。科学家在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问卷调查、实地研究、内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解释性研究常常需要运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而评价研究则较多的采用实验研究和比较研究。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构是平面化的。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虽离不开理论思维方法，但更多运用的则是感性认识的方法。社会科学试图说明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社会制度对它们的影响等复杂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不能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直接观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的感性认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大体上以感性方法为主，理论方法为辅的平面结构状态。
2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2.1刚性与弹性自然科学较为关注数据，它总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收集数据，并把数据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在同等的条件下，运用适当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很高。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同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要求严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给出的规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刚性。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尽管在同等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如，两个研究者在同一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比较法对相同的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较对象时，待入了不少主观选择性，所观察和比较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弹性。
2.2精确性与价值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在同样条件下运用同一方法的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确性。其研究结果依赖于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在经典数学中，科学家用微积分方程将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的基本规律一一地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这些微积分方程去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确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的。在对自然现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关系。事物的量虽然常常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这种处于变化形态的量，在每个确定的条件下，也是有确定的值的。即使是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规律，其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价值观对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的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探索中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在数据中参杂着个人意愿。例如，为了考察城市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们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问卷的设计就会因人而异。由于研究者对这个题目的主观感受不同，所以所设计的题目的侧重点和考察点就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有的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来考察。其次，访谈中，即使访谈的提纲一样，调查者在记录被访者的回答时，也会因为个人价值的差异而使得记录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调查很容易被个人情感所驱使，对受访者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3结束语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论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键词]和谐社会：主流文化；科学发展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构建和谐社会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其人本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先进的主流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主流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从而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坚持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将中华文明看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足以说明中华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发展潜力。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汉语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贴在巴黎街头的一则醒目的海报这样写着：“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中国文化已经走向全球。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体系。比如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所谓的“双语”教育正在打压、矮化汉语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儿园推行幼儿识字教学。数典忘祖、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举动在复兴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不理解我们的文字，谈不上教育进步，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坚持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的缺失导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境无不在呼唤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国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只有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本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支撑，而一味地鼓动崇尚“崇洋之风”，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必然会日渐衰亡，走向没落。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并融交错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
最后要批判的接受外来文化，使之与本土文化相辅相成。和谐共存。当今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使我国面临着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必然要验证其可借鉴性。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可贵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着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基于本国的民族精神而形成的，是历史传承的，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总结的。所以。对外来民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要经历一个辩证扬弃和自觉内化的过程。不能不加选择地生搬硬套，要有选择地使两者达到辩证统一，内化为适用于我国实际情况的文化继承。
摘要科学思想是人们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的，既反映了当时社会认识事物的一般思潮，又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我国古代产生了与西方迥异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中，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传统科学理论的最一般解释框架。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和要求
做好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和要求做好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终极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要求。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里的“中心”无疑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大局”则有三层涵义：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局；二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全党全国团结大局；三是因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而导致的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国内大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国际大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培育“大局”型思维，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仅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开展，更要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胸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大局及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国内大局，把握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和中长期趋势，着眼于党和国家正在和即将面临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增强主动性、把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进入社会主义形态治理的新时期，我们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和要求，遵循学科建设的规律，做好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一是明确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定位，决定了其性质、功能和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这个学科所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覆盖我国全部领域、全体人员，发挥着引导方向、思想保证、以理服人、科学育人的功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建设，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以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为目标，才能保证其根本性质与根本方向。二是制定学科发展规划。基于该学科的特殊性质，国家学科建设主管部门应与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一起，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目标、学科布局、发展规模、建设要求等制定发展规划。三是形成学科建设与发展指导意见。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建立一种什么样的长效机制？国家学科建设主管部门应在调研的基础上，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思想教育研究指导思想、学科范畴与边界，以及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如何发展，形成学科建设与发展指导意见。
2．应创新学科的理论研究
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提高凝聚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但要创新学科的立论基础，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理论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些元问题和基本理论问题，如人的本质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研究，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心理教育规律的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等等，更重要的是要为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服务。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高效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源头，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面前故步自封，漂浮于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之上，就会陷入缺乏生命力、失去凝聚力的境地，从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举步维艰。以党的指导思想的时展看，党已经实现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跨越；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探索看，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飞跃；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的挖掘看，从过去工具性极强的政治价值的一味灌输到今天更加关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和筑造共同精神家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人本主义嬗变；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式的塑造看，“中国梦”话语体系不仅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奋斗的一条主线，从而占据了历史的、信仰的、道德的制高点，更是以其“接地气”的生动表述使民族梦、国家梦和个人梦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活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凝聚亿万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一面旗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理论创新必须为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服务，必须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化阐释和辩护。要坚持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建设性与斗争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原则方针，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辩证法，在确保其核心价值得以充分彰显的基础上，不断赋予意识形态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同时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和封闭化，以提高其凝聚力。
3．应创新学科的实践研究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性，提高统治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同于其他二级学科，它具有更强的实践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特点要求该学科建设要时刻关注实践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经济新发展、社会新变化、政治新动向、军事新态势、国际关系新动态、网络新环境等一系列实践新问题都需要我们准确理解、深刻把握。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想的关系”“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增强针对性、实效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引领社会思潮”“网络环境下如何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如何提高国民网络素质，调适社会心理，形成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等重大现实问题，都是实践研究的难题，有待我们去破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及重大理论创新，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做出及时回应；必须深入研究思想教育过程的方式方法以及教育的效果、过程和手段，增强教育的科学化水平。创新学科的实践研究，不仅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性，提高统治力的需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善于总结提炼，特别是从实践规律的研究着手，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自信，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自觉，并结合理论研究，建设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4．应创新学科人才培养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尤为关键的是要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就必须加强执政骨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队伍建设。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是多层次的，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我们应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本科生的培养，注重打下本专业的基础。硕士生的培养，是在进一步打基础的同时，开始培养他们研究问题的能力。博士生以研究为主，力争在某一方面的研究上站到学术的前沿。各层次的人才培养要特别重视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还应服务社会，拓展人才培养领域，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培育和培训治理队伍。强调：只有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拓展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等执政骨干队伍、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干部和把关人员以及新闻工作者等舆论宣传队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教育管理队伍、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科研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培训，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人才能力的现代化。
5．应自觉规范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自觉加强学科队伍的思想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既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主体，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教化的学科，又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客体，接受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的具有特殊使命的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既要打破学科壁垒，以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开拓国际视野，在有效“整合”中实现创新，又必须在多种意识形态并存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在多样化价值取向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在多样化知识、信息影响下坚持人本主导。既不能泛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或用其他学科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又应该增进多学科的协同研究，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规范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直接依靠这个领域中的学者队伍或研究队伍。
二、总结
一、从总体上看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观念形态体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之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我国现有的价值系统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二者的内在一致性表现在：第一，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在新中国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感召下进行艰苦卓绝地创造和奉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产生的理论前提必然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第二，都把“以人为本”作为价值实践的核心。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十分丰富，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却是以人为本。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主要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当前就是指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无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其核心都离不开以人为本。“价值的主体性，就是人在自己对象中的权利和责任。人类有权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此，人就有责任承担自己这些行为的一切后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中国人民的事业，是人民群众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创造美好生活而广泛参与的创造性的伟大事业，所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证。所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都离不开“文化即人化”的文化哲学视野，都可视为发展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其价值实践的核心都必然是以人为本。第三，都体现了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有两种尺度，即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真理尺度又叫物的尺度或外在的尺度，是指人的实践活动所应遵循的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要通过反复的实践活动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科学认识；价值尺度也叫人的尺度或内在尺度，是指社会实践中是否把人当作主体，是否坚持以人为本，它是实践追求的根本目标。通俗地说，遵循真理尺度就是“按科学规律办事”，遵循价值尺度就是要“满足人的需要”，只有把二者结合，才是“合规律性”（实然）与“合目的性”（应然）的统一，才是成功的实践活动。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正体现了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二者的提出，“使人们既从价值的导向上看发展，又从科学发展观中凸现发展主体人的价值意义”。科学发展观以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为前提，着眼于思考“什么是科学的发展”、“如何实现科学的发展”的问题，因而既要尊重自然和社会规律，又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内容概括为‘三树立一弘扬’：树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些都是对社会意识内容的丰富和升华，抓住了这些就抓住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也就把握了先进的社会意识，把握了真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同时，深刻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可见，不仅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深得公正之意，而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彰显的法治保障公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时，就已经被党和国家充分地认识到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党和国家的真理性追求和价值性追求的统一。当然，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存在一定理论的差异性，如两者的重点不同，前者强调实践层面、工作层面，后者强调人的行为层面等。
二、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第一，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践基础。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要实现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靠发展；要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发展；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也要靠发展。而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社会发展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的孤立进程，必须同时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发展目标、以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为前进方向，在实践中自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更好地发挥其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第二，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要求处理好发展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解决的是“人本”与“民本”的关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只有同人民生活保持血肉联系，只有集中关注和真正解答现实问题，认真倾听和努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心声和要求，只有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才会显示出强大的理论威力。”第三，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主要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所走的是“非均衡发展”的道路，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既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战略任务，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指引，制定长远规划、完善建设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所谓“全面”，就是既要树立“五位一体”的理念，又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设中。第四，科学发展观中的“统筹兼顾”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坚持统筹兼顾，包括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方面。具体要求：其一，就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其出发点、落脚点、建设主体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是“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以符合人性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为根本。其二，就建设和谐文化而言，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又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任务。当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将其贯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更有利于以人为本，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大大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性，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而有利于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的制度。
作者：马杰单位：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青化砭采油厂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精神文明
一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在解释历史方面的失败
从个人实践的角度看，从融合集团到誓愿集团再到制度集团的发展是个人实践一步步地惰性化的过程。在融合集团中，个人实践的惰性最小，人们最初级的和最直接的实践积极地结合在一起，组成社会实践，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中个人结构明晰地向人们展示出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就表现了他们利益和愿望的共同性，这一历史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包含着个人实践的积极性，个人在这一历史活动中能够把自己体验为主体。但是，也应当看到，融合集团作为集团已经孕育着惰性因素的苗头，共同的活动已经开始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实践。因为人在共同活动中应当服从的不是自身的规则，而是共同活动的规则，共同利益和达到共同利益的途径似乎威胁着个人的首创性。比如，某个攻打巴士底狱的人想出了一个比正在进行着的计划更为成功的攻打巴士底狱的计划，却无法得到实施，那么就意味着他攻打巴士底狱的活动无法完全体现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了。不过，融合集团作为集团的消极性仅仅刚刚开始和尚未从总体上显露出来。因为融合集团对全体成员来说，集团自身的存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攻打巴士底狱的活动中，全体成员有意识的目的是指向攻占巴士底狱，而共同行动结成的融合集团只是服务于攻占巴士底狱这个目的的手段。
誓愿集团则不同，在誓愿集团中，当全体成员宣誓遵守集团的纪律永不背叛共同的事业时，实际上是把集团的存在当作了目的。由于集团自身的存在成了目的，那么集团利益就高于一切，个人往往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集团利益。但个人利益的先验性决定了誓愿集团中个人与集团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随时都有可能明显化。为了避免冲突的明显化、表面化，集团唯一的选择是压抑个人自由，加强集团的惰性。而这样做的结果却进一步地拉开了个人实践与社会实践的距离，使社会实践最后变成与我相异的、对立的纯粹他物。
制度集团把誓愿集团中与人相异在的惰性实践进一步形式化，从而在集团中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组织和管理的官僚化使各个个别的人已经认不出集团的结构、性质、目的和共同活动的手段，实践完全异在于个人，个人的主体性完全客观化，个人再也无法把自己体验为自由的主体，他所感觉到的自己就是“他者”、客体，当个人在进行活动时，他是以异化的方式机械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因此，制度集团一方面加强了总体化的实践，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可克服的“病态”，使实践为“反实践”所代替，使实践的人性为无人性和实践过程的无思想性所代替。因此，在制度集团中，人们堕落为“群”，由物质的统一和同一的环境虚假地结合在一起，就如工人在同一企业中劳动，他们制造同样的产品，采用同样的技术，他们甚至遭受同样的命运，但他们不理解自己的共同利益，他们的活动只是分别地进行的，每个人的活动都是与他人的活动分离的，他们单独地进行斗争，每个人为自己而斗争，结果是同样地遭受他们共同的命运。萨特说，在群的状态下，“每个人都在身体上与他人不同，并且因为有一种实践上的敌对关系或对他们的相互存在的实际上的无知，象许多墙壁一样把他们隔离开来。”[4]直到有一天每个人都对共同的命运觉醒了才组成融合集团。这种共同的命运就是上文所说的外部威胁。在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共同的威胁而齐心协力，“集团便作为威胁着群的复合体的那种生存的不可能性的根本不可能性而构成了自身。”[5]
群的实践不同于集团实践，但却是在集团中进行的。对于历史来说，群的实践是最普遍的实践形式，不过，历史的总体化却是直接地在集团实践中展开的。因为，历史事变决定了历史运动的进程，而一切历史事变都是由集团实践来完成的。所以，在历史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悲惨事实，即个人自由的泯灭和惰性实践的泛滥。
从萨特关于社会集团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萨特对各种类型的集团的分析都是从属于理解个人的需要的。评价一种类型的集团，是根据个人在这个集团中的状况而定的，个人在集团中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越是具有充分的自由，这个集团也就是堕性因素最少的集团，因而人在其中的异化也就最少。存在主义和一切人本主义哲学一样，崇尚个体的人的自由，抨击造成人的异化的一切因素，他们所苦苦追求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人能够于其中充分发挥自由的社会。所以，萨特在探讨社会集团问题时，对融合集团津津乐道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在历史的发展中，融合集团毕竟只是一种只可能短暂存在的乌合之众，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公平；实现途径
Abstract:Sinceimmemorialtime,ithasbeenagoalforhumanbeingstoseeksocialequity.Thispaperinvolvessometentativeapproachestorealizesocialequityatthepresentstage,withthe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edifferenceinpersonalincomeofasocietyisamirrorandascaletomeasuresocialequity.However,theultimaterealizationofsocialequitydependsmuchontheeffectivemeasuresbasedonthesocialdevelopment,socialvalues,socialsystems,people''''slivelihoodandgovernment''''spolicies,etc.Onlyinthisway,cantheidealsocialequitybefundamentallyachieved.
Keywords: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socialequity;realizationapproach
自古以来，实现社会公平就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本文主要论及的是在现阶段，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实现社会公平的具体途径，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一、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的提出
社会公平总是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具体的。因此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必然也是与当前社会发展的特定条件分不开的。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还很落后，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还比较低，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地扩大，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势必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不符，有违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宗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邓小平晚年十分关注这个问题。1993年在一次谈话中深刻指出，12亿人口怎样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曾就可预计的贫富差距问题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现在应该说已经到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为解决经济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既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针对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把公平问题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充分说明，收入分配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有关社会公平的概念历史悠久，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了政治保证和制度保证。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也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二、影响社会公平实现的主要因素
社会公平是指人在社会中都应获得公正、平等的地位和待遇，它包括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法规公正、分配公平。收入分配最能够体现出社会公平与否，是衡量社会公平的最直观的尺度，此外还有其它一系列因素。探析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就要从根本上找出影响社会公平的主要因素，对症施治，才能治标又治本，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的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主要的有以下诸种：
1.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任何社会的公平都是历史的、相对的，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而言的。我国近30年来尽管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有较大增长，但总的来说，经济的实力还较薄弱，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公平的实现。
2.制度因素。社会制度或体制的最主要功能就是规范和调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中各种资源的配置关系，制度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3.社会公平集中体现在如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对一般民众而言，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人们的劳动技能及综合的能力与素质，从而决定了就业状况及收入水平，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可以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同时良好的教育制度还具有规避社会冲突的潜力，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充分就业是缓解贫富差距、大面积地消除贫困现象的有效途径。对于劳动者来说，就业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意味着能够积极地融入社会［3］。对于实现广泛意义上的公正、维护社会稳定，从而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医疗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生活水平，与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社会保障主要是通过社会救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多个方面的措施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确保每个人有一个合理的基本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是对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的确保，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社会的安全运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保障程度的高低同社会的公平程度、稳定程度是成正比关系的。
4.社会的公平观念。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平的氛围，关系到人们遵守社会公平规则的程度。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公平理念的人会按照公平的规则行事，在公平的原则下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利益，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与利益。
三、现阶段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
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赋予社会公平以不同的内涵及其实现方式。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在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上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第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前提。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充足为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现阶段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同时要从单纯追求GDP的片面增长转向实现科学的发展，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社会的物质基础，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协调发展。
第二，在实现社会公平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其基础是对人的尊重，即应保障社会全体成员都平等享有最基本的权利。作为社会公民，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应当受到起码的尊重，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基本权利，没有任何人是可以被歧视的。民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以人为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制约违背社会公平的权力滥用。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利，充分体现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确保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社会公平的制度体系建设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制度改革和创新，不断完善鼓励创造社会财富又维护社会公平的制度体系：完善民利保障制度、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完善司法体制、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社会公平的实现有制度的保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保障社会公平的各项制度中，收入分配制度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有利于维护与促进人的发展，这是保证社会公平的核心，因而也成为社会制度所要规范和调节的最重要的内容。
第四，国家是统筹兼顾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社会公平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实现，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须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和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由国家对社会公平的实现进行干预和调节。公共财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它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要建立统一、公开、公正、高效的公共财政制度，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等的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兼顾，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维护社会安定局面，从而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第五，大力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和培育公平正义精神。公平观念缺失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的，就像文盲无法领略诗歌的美。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的等级思想、特权观念根深蒂固，阻碍了社会公平、平等理念的成长发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不利因素。这就需要政府、教育、宣传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大力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和培育公平正义精神，尽可能营造公平的社会氛围，使社会公平的理念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关键词：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
Abstract:ConstructstheharmonioussocietyisOurpartybeinginpowertheorysublimation,itsbasictaskismustformthesocietywhichallpeopleworkaccordingtoability,taketheirproperplaceandaretogetherharmoniously.Theharmonioussocietyisonehasthequiterichthematerialcivilizationsupport''''ssociety,intheconstructionharmonioussociety''''sprocess,wemustsetupandcarryoutthescientificdevelopmentconceptthroughout,insistedthattheeconomicdevelopmentisacenter,takestheworkmaterialwealth''''saccumulationthecenter,simultaneously,alsopaysattentiontheentiresocietycreatesthewealththeprocess,integratesthedevelopmentinthetracktoconsider,letsthedevelopmenttheachievementbeabletofavorandallpeople.
keyword:Harmonioussociety;Scientificdevelopmentconcept;Fiveoverallplans
第一，和谐社会是能够创造极为丰富的有机财富的社会。在科学发展观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离开人的需要，为了发展而发展，甚至为了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为赶超英美而举国进行的大炼钢铁的运动，还有在改革开放中，局部地区和个别领导人心目中所形成的GDP崇拜，无一不是离开了人的现实需要，而为某种虚幻的目标服务。当人们为了实现这种目标，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时，其结果必然导致大量的资源被消耗和掠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的严重破坏。这种离开人的具体需要而创造的财富，很难表现为可供社会支配的有机形态，它所耗费的大量有限资源，其产出的结果成为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毫无用处的负支出，甚至变成了制约发展的沉重包袱。这种情况在过去以增长为主要目的的发展观中，多有表现。它们往往由于决策失误或短视的选择，在不同地区出现了大量产业雷同、重复建设，由此而形成的一个个半拉子工程、烂尾楼工程等，使得这部分社会财富表现为无任何发展动力的无机性。
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求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协调性既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又体现在发展的最终结果中。这种协调性使得和谐社会的和谐，不仅表现在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要在物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因而，与以往的时代不同，和谐社会是能够创造大量有机财富的社会。
和谐社会有机财富的增长，与物质文明的提高是相伴生的，社会的有机财富既可以直接指向人们的眼前的消费，也可能表现为作为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它转换的形态与社会各阶段相适应。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紧紧围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创造社会有机财富开辟道路，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促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和谐社会财富的有机性有多种表现，一是社会财富构成要素的有机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和谐社会的财富不仅在构成要素之间是多元统一的，既表现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要素有机结构的协调统一，更表现为财富最终形态的协调统一，它能够满足人的物质、精神以及人的主体意识所需要的。二是表现为财富创造过程的有机性。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文明建设中，和谐社会要求人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方向，在开发利用自然中，人们能更文明、更科学、更富有远见地对待自然，而不是短视地、粗暴地、盲目地将自然视作人可以任意掠夺的对象，人们只有自觉的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创造出符合人生存与价值的有机财富，才可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创造财富过程中，始终把握住满足人们需要的这一目的。因而，社会有机财富必然要体现出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把效益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在坚持加快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举的同时，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三是表现为人们财富支配方式的有机性。社会有机财富的极大丰富不仅与创造财富的过程及财富最终形态相关，同时也与人们支配财富的方式有关。它体现了财富分配制度的巨大改善，正是在财富的转移过程中，财富的有机性最终得以表现出来。在和谐社会里，财富在国家合理的财政政策的支配下，能够顺利地在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和谐地变换形态，这是有机财富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它除了实现自身物质形态的增殖外，它还具有制造社会祥和气氛的作用。因而，它的目的是双重的，它具有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多向转移性，而不仅仅是少数人财富的原始积累的工具。
第二，和谐社会是不同利益群体能够合理分摊改革与发展成本的社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社会各项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创造更富于人性、更适合于人类居住与生存的人文社会环境。社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总是有一定风险与代价的。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若只注重扩张财富无限增殖的本性，发展的成果就有可能被少数人拿走，而与此相伴的各种代价，比如空气、生态、水资源的恶化、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精神与肉体的无限透支，就会被大多数人承担，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的整体和谐。目前，我们所力求“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策取向，归根到底是重建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发展成本的分摊机制。
坚持“五个统筹”，首先，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它的核心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合理地解决城乡发展的社会成本的分摊问题。在我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城乡政策中，作为区域的广大乡村、农村，与作为产业的农业以及作为居民身份的农民，始终扮演着为我国城市兴旺发展单向作贡献的角色，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始终游离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轨道之外，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这既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更受人们习惯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方面，过多地分担了改革与发展的成本，这是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因而，统筹城乡发展，充分发挥城市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辐射作用，加快我国居民户籍制度改革，让人们更自由地选择生活工作的居住地，这是符合世界进步潮流并解决城乡差别的大政策，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其次，统筹区域发展同样是校正区域之间发展成本的整合器。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利益比较机制的作用，顺利地吸纳了中西部落后地区大量廉价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从这个意义上看，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有着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通过非均衡发展的示范效应，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带动作用，也为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培养了适合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类管理人才，为今天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中部地区发展的大崛起，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用。因而，统筹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通过东西互动、尤其是东部对中西部的智力、技术的反哺，减少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必要的代价，是保证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所必需的。
再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本质上是协调社会经济不同部门之间所承担的发展成本，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人除了在实实在在的物质需要的外，他还有自身的政治诉求，有满足其精神需要的文化诉求，有进一步提升自身各种素质的要求，尤其是无论人的物质生活被提得多高，始终也无法代替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诉求。因而，在加大经济发展的投入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民主政治、科教文化、卫生事业的齐头并进，加大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建构完善各种应对公共危机的应急机制，形成调节各种利益冲突的缓冲机制，以及表达各个利益群体愿望的政治协调机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质量，让人民心和气顺，生活殷实。
复次，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除了当代人可能面临的环境困境外，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大国，人均资源有限，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实质是在代际之间合理地分摊社会发展的成本。我们坚持协调、持续的发展观，就必须把当代的发展可能造就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存环境的因素考虑在内，就必须摒弃大量消耗资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最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始终不渝地坚持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一，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所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道路。要统筹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一方面要积极使经济运行适应国际市场的普遍规则，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规则的制定，使之与中国的经济完全、发展利益相一致。目前，我国为刺激出口而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它在有利于出口企业的同时，也利于出口所服务的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就形成了非出口企业与出口企业，在分担社会发展成本方面的不公，而这种不公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出口退税实质是中国这样的中下等收入国家，间接地向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进行中央财政补贴，且它的支出已达到我国中央财政支出的20%-30%。因而，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理顺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让创造财富的企业公平负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第三，和谐社会是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既不是指社会的个别集团，也不是某种抽象的观念符号，他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切公民。“以人为本”的落脚点在于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我们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其目的是为人创造一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科学发展观的特征是协调性，我们知道，从社会结构要素的协调到利益群体关系的协调，都少不了合作与信任。合作与信任是和谐社会的灵魂。
在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劳资关系发展的轨迹往往经历了从初期剧烈冲突，到通过谈判和沟通、实现和谐相处。这种从尖锐的对立到利益的协调，正是社会的不同利益群体在相对公正和公平的制度下所形成的合作与信任的结果。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纳、认同，合作互助是不可能的。合作不仅是一个利益集团对待另一个利益集团的文明态度，更是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的有效途径，也是造就社会祥和、文明进步的思想基础。在当代和谐社会建构中，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对他人予以适度的关爱，更容易化解各种利益悬殊所造就的暴戾之气，形成和谐、协调的利益关系。如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接纳，不能仅仅停留在接纳的农民工所提供的廉价服务上，更应该把他们当作一个与我们每个人具有同等的尊严与平等的人格的人来接纳，他们既有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需要，同样，也具有人的精神需求，他们是应该享受他们为之贡献的文明成果的人，而不是一个未能泽被现代文明的异类。这种接纳与认同，既依赖于我们的道德勇气与宽广的胸怀，更依赖于全社会成员保持一颗平常心，把他人看作自身发展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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