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年度第二学期南昌市期末终结性测试卷八年级语文第一大题”积累与运用”中有一副对联题，要求学生根据上下联对应处内容运用所学知识填空，联语是：湖南――八百里洞庭凭＿＿壮阔；＿＿两千年赤壁览黄鹤风流。上联提示所写内容是有关湖南方面，下联空白处则考查由下联内容推出中国哪个省份，多数学生容易推出为湖北省。
我们先从命题者撰写对联旨在考查的知识点看，这副对联涵盖了语文、地理、历史方面的知识，属综合性题型，有一定难度。语文知识方面考查学生是否懂对联，诸如上下联字数相同、词性相符、上下联在语法结构上互相照应、句末上仄下平、内容相关等等；从地理角度，检测学生是否知晓洞庭湖、赤壁、黄鹤楼所在省份；而历史知识，旨在考查学生是否了解历史上仙人、文人墨客、政客留下的千古传说和佳话，如三国时期发生的赤壁之战，苏轼被贬黄州先后两次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写下了脍炙人口不朽佳篇，但苏轼所游并非三国时期赤壁；唐代诗人崔颢留下题有一首七律《黄鹤楼》千古美文，以及传说仙人王子安、费骑鹤典故；另一典故说是“黄鹄矶”原名“黄鹤矶”，楼从山名；还有宋代滕子京曾被贬为岳州知州等。尔后分析下联“黄鹤”，这里“黄鹤”是否就指代“黄鹤楼”呢？笔者认为“览黄鹤风流”都涉及到有关黄鹤楼典故，尤其是李白登楼见崔颢诗后自愧不如，只好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李白号称“青莲居士”，这便是“崔颢题诗，青莲搁笔”佳话，如果说黄鹤亦代黄鹤楼，可以说得通，他们之间有千丝万缕联系，发人深思遐想，那么是否就根据下联推出上联空白处就应填“岳阳”呢？（标准答案确实如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如果说八百里洞庭凭岳阳楼壮阔说得通，因岳阳楼在岳阳市城西，面对洞庭湖，湖边一楼，景物壮阔，但八百里洞庭凭岳阳壮阔似乎欠妥，八百里洞庭皆因湖南主要干流湘水流入才出现壮阔景观，课文《岳阳楼记》中有一句“南极潇湘”，潇水是湘水支流，都注入洞庭湖；最后从视角看此联，下联“二千年赤壁览黄鹤风流”是从仰视角度来说，是从地面往空中看，“八百里洞庭凭潇湘壮阔”是从俯视角度来看，即从空中往下看，可以想象一楼在八百里洞庭里显得何等渺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高出往低处看，湘水、潇水如一条白练纵贯潇湘大地，是看得见的，笔者以为填“潇湘”较“岳阳”更贴切，岳阳不能等同于岳阳楼，笔者收集到有关题岳阳楼名联，有几种特色，一种不直接说岳阳楼，但一看便知，例清-张照题岳阳楼联：南极潇湘千里月，北通巫峡万重山；清-陈大纲联：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许萃华联：从唐宋物换星移，真形不减巍峨，考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皆为楼阁重修日；值中外宾来客往，胜状更添壮丽，看云飞波涌，千帆竞发，恰是英雄后乐时；一种把“楼”放前，“岳阳”置后，或不出现“岳阳”二字，例清-徐小毂联：国中大泽推云梦，天下名楼是岳阳；成沛良联：斯楼坐落好河山，抱八百里洞庭，揽七二峰衡岳，白云悠悠，伴爽气西来，碧水长天呈一色；华夏拓开新局面，奋十亿人智力，光五千年文明，心潮滚滚，随大江东下，古城杰阁庆重辉；一种直抒胸臆，联语中出现“岳阳楼”三字，例周砥中联：小小岳阳楼，从巴陵修复以来，为全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留下一个缩影；茫茫洞庭水，把君山画得更好，是诗仙抒情写景，两相结合，构成千古奇文岳阳天下楼，登临者蹈厉歌吟，荆楚本多才，况还有杜老题诗，范公作记；洞庭船上客，观览乎衔横吞吐，湖山何等美，惹得那滕王比胜，鹳鹊争奇。几乎笔者所看联语没把“岳阳”来等同“岳阳楼”，如同咱们江西南昌的“滕王阁”不能等同于“滕王”，没哪个说你去游览“滕王”？滕王阁有时简称滕阁，有联：滕阁秋凉，西山气爽枫林老；灌城春暖，南浦烟凝柳浪轻，还有薛维桂联：巍峨滕阁吞牛斗，磅礴文思贯古今。抑或笔者才疏学浅丑陋寡闻，还从未听说过岳阳能等同岳阳楼，不知命题者拟这一联语时，到底是从浅易来考查，即下联黄鹤（楼）就一定对仗岳阳（楼）？还是从更深层意来挖掘上联之寓意？当然，这是笔者一家之言，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证。
今年初中语文试卷首次出现对联题，这与南昌市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南昌市作为全国唯一一个省会楹联城市，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国际（南昌）楹联文化艺术节。楹联是基于我国汉字的特殊义形结构和韵律的一种传统文学形式，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广泛应用。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了解楹联的基本特征、撰联技巧、传统格律文学常识，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有机的糅合楹联知识，学生既可增长学识，品享楹联之乐，又能陶冶情操，语文教师应该认真对待。
犹如西安的大雁塔、武汉的黄鹤楼、成都的望江楼、昆明的大观楼一样，甲秀楼是贵阳的标志性建筑。贵阳城中还有一座绝世奇楼，它就是文昌阁，建筑上很有创意、特色突出，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象征文化兴起，人才辈出。四百多年来，经过风风雨雨，甲秀楼和文昌阁依然伫立于贵阳城中，见证了历史的沧桑。1982 年这两处文物古迹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两处合为一项，同时进入“国宝档案”。
那是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安徽歙县文士江东之任贵州巡抚。他参拜了城南的武侯祠，对着滔滔的南明河喟然而叹。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在回水激荡的上方，垒石作鳌极状，在鳌矶石上修建一座高楼。这是一座三层三檐四角攒尖顶阁楼，高20米，翘然挺立。他挥毫题下了“甲秀楼”三字，凝练、典雅、含义深刻，道出了“神著妙悟”的真趣，更追求一种高远、深邃的“意境”，赞美秀色“甲于黔中”，期盼贵州“科甲挺秀”、涌现人才。楼建在水中，巍然立于鳌矶石上，别有一番创意。鳌矶石屹立水中，意在“砥柱中流”，能经受“波涛汹涌之冲激，风雨雷霆之动荡”。建楼其上，既有“宛在水中央”的诗情画意，更是“独占鳌头”的象征，敢为人先、出类拔萃。正是：“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让我一层更上，茫茫眼界开拓……”
南明河蜿蜒贵阳城南，河水清且涟漪。涵碧潭回水荡漾，杜芳洲芳草萋萋。两岸垂杨挂柳，河中渔歌唱晚，对岸有南庵、武侯祠。建一座桥将鳌矶石与两岸连接起来，构成一条自然与人文的风景线。桥因两岸地势高差而有起伏，圆润柔和的曲线蕴含着无限美感，看去像飘浮在水上的一条玉带，故名“浮玉桥”。这桥原为九孔，半圆形的桥孔映在水中，刚好是一个正圆，有如水中明月。流水在桥孔中环流，人道是“长江水倒流，九眼照沙洲”。透过清晨的薄雾、落日的霞辉，远望桥上行人、桥下碧水，把人带入了涛一般美景中，“水从碧玉寰中流，人在青莲瓣里行”就是这里风光的写照。对岸有王阳明题咏过的南庵，有永历年间修建的拱南阁，翠微园苍翠、清幽而富有书香气息，颇有苏州园林的韵味。近有城郭，远有青山，把这些江南式建筑建于天地之间，呈现出“烟雨楼台山外寺，画图城郭水中天”的美景，几百年来一直是人们流连忘返的地方。
与甲秀楼遥遥相对，文昌阁耸立在贵阳古城老东门的城墙之上，它是“九门四阁”之一。文昌阁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所建，供奉的是文昌君，也就是天上的文曲星，意在激励人们努力奋发，金榜题名，与甲秀楼的“科甲挺秀”一脉相通。文昌阁的外观并无新奇之处，无非是一座三层三檐的阁楼，而它的建筑结构却别具匠心，颇有“平中见奇”、“点铁成金”之妙。它的底层呈正方形，而第二层和第三层却变成了9个角。9个角的度数并不相同，前面3个角为30°，其余6个角为45°，实际上是将圆周4等分后，再将正面的一段弧平分3段，其余3段弧一分为二，构成一个不等边九角形。阁内有81根梁，54根柱，它们都是9的倍数，刻意追求9这个极数。这种设计，很有科学道理。二、三层的金柱都不穿过楼板，它下面也没有相应的柱子，使二层和底层减少了一圈柱网，增加了室内使用空间。这种梁柱结构，可使上部的负荷均匀分散地向下传递，减少对底部的压力，同时有利于建筑的稳定性，所以经过地震也没有倒塌。文昌阁构思精巧，结构独特，堪称中国古建筑一绝。
江东之的殷切期望，及贵州人对文化的追求，终于变成现实。自明以来，贵州文化渐兴，人才联袂而起。明清两代，贵州出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清代还出了“三鼎甲、一探花”，印证了“科甲挺秀”。走出大山的贵州人，出类拔萃，有“诗书画三绝”的杨龙友，有一身正气的封疆大吏丁保桢，有开创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李端，有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黎庶昌，还有文学家谢六逸、蹇先艾，科学家乐森■、殷宏章、熊毅、刑其毅、秦元勋等等。
这种恶搞的做法让众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其结果是引得陈凯歌大为震怒，要这个胡戈。最终因为胡戈道歉，此事才算了结。 满汉合璧的文溯阁匾额出自乾隆皇帝之手
我在这里重提这些尘渣，是因为感到有一个故事跟此事极其相像。当然了，以我窄得不能再窄的视野聊的话题肯定跟书有关，这是部大书，这个故事是关于收藏七部四库全书之一的文溯阁的故事。我觉得，文溯阁的这部四库全书，虽然跟《无极》不是一回事，但也有很类似的地方。这个故事虽然没有引发血案，但引起的轰动绝不在那个馒头之下。请听我细细道来：
1966年，中国跟苏联发生了珍宝岛争夺战。因为打仗的地方紧挨四库全书文溯阁存放的省份，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毕竟还有仁人志士在，担心战火会波及文溯阁，于是经过打报告得到了总理的指示，秘密地把文溯阁四库全书藏在了甘肃兰州。本来这只是战争原因的暂时存放，到了80年代，文溯阁所在的辽宁省沈阳市就想把四库全书运回去，但他们把问题想简单了。从80年代开始索要，直到今天还没有看到一点儿能要回去的希望。这期间，时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支运亭就多次在省政协提交议案，之后又通过人大代表把这个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 沈阳文溯阁
1992年，辽宁省图书馆新馆建成，专门为文溯阁四库全书建造了500多平方米的专用库房。辽宁省文化厅为此事给文化部打报告，请求将四库全书运回。文化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专家调查组，对辽宁和甘肃的两地保存情况做了考察，其结论是：四库全书应当运回沈阳。随后，文化部向国务院递送了将四库全书运回辽宁的请示，这个报告写得比较公允，上面写明了运回去的原因，同时也提出因为文溯阁四库全书放在甘肃省30多年，为此该省也付出了很多费用，所以书可以运回，但辽宁省要给甘肃省一定的补偿费用。2000年5月，当时国务院负责文教的副总理李岚清批准了文化部的这个请不。 文溯阁中的御座
既然国务院已批，甘肃和辽宁两省就开始商议具体细节和经济补偿的数额，可是在补偿数额这个问题上，双方却难以达成统一意见。究竟这个数额是多少，我在资料上查不到，私下曾问过辽宁的朋友，他告诉了我一个大概数，并且嘱咐我不能写出来。我听到的这个数额并不是十分的巨大――也许我是忽略了时代概念。总之，辽宁认为甘肃提出的这个数额不能接受，由此将这件事情搁置了下来。 书匣细部
可能是担心这部国宝会被运走，甘肃省在兰州黄河边的九州台上也加紧建起了一座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这座楼现在已经建成。辽宁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不断地向全国人大报提案，以至于国家的领导人都关注了这件事。但是双方各说各的道理，甘肃方面认为，四库全书是中央批准交给甘肃保存的，就是说明这部书是国宝级的文物，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不属于辽宁，只要在中国范围内，保存在哪里，只要保护条件更好，就是最佳的选择。他们说，因为甘肃气候干燥，四库全书来到甘肃之后，书上的一些黄斑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同时，他们称辽宁想把四库全书要回去的想法很不合国情，因为敦煌也在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国宝散佚到了全世界，国内有很多家图书馆都有珍藏，如果按照辽宁的说法，那甘肃是不是应该把各个馆收藏的敦煌藏经一一都要回去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 游客只能以这种姿式向文溯阁内张望
当然，辽宁也同样有很有道理的说法。比如，他们说当年乾隆皇帝把四库全书放一部在东北，并且起名为文溯阁，这个“溯”字就是追根溯源之意，乾隆把这个书放在这里就是为了以此来表明康乾盛世的发源地在这个地方。他们认为，经济补偿应该有个合理的要求，不能漫天要价。并且认为，甘肃说当地干燥，比辽宁保护条件好，这个说辞站不住脚，因为太过干燥，反而让纸张的纤维更易断裂。在甘肃保护期间，因为前些年当地保护经费有限，曾经因为管道老化和水管冻裂，致使其中的500多册四库全书浸水变形。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辽宁人很生气，因为四库全书在沈阳的时候，他们尽心尽力地保护这部大书，当年移交给甘肃的时候做了细致的登记查看，没想到在当地却受到了这么大的损失。
两家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我的心里就跟看体育比赛一样，总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某一方，对这部四库全书的归属，当然也是如此。但我不想拉偏架，绝不说出自己心属哪一方。原因很简单，我还要在这个圈子里混，得罪了哪一方都会给我今后的看书和拍照带来麻烦。无奈只好在这里和稀泥：别管存在哪儿吧，只要能让我看书就行了口不好意思，在这里不小心暴露了我的功利。 导游津津乐道的文溯阁紫檀桌
你看，这部四库全书的争夺案到今天还没有个结果，这是不是比那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影响要大得多？当然，这种想法肯定是我的，在今天的人民大众之中，知道陈凯歌大名的肯定要比知道四库全书的人多1万倍，无论这部文溯阁四库全书有多么大的文化价值，或者引起了多么高层的关注，都不可能像胡戈的那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能够一举成名天下知。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自己应当努力地不断念叨这类话题。有多少人能在听到我的唠叨之后对四库全书的事情感了兴趣，我没什么把握。但有句歌词说“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以我对书的爱，或者对书的故事之爱，能够做到这两点是我的最高目标，只要能多一个人来爱书，我的这个唠叨就不算白费。 沈阳文溯阁二楼夹层之书架
四库全书所藏的七阁，没有比文溯阁更加颠沛流离者。1914年，袁世凯准备称帝，围绕在他手下的一帮人想以此来创造一种文化上的热闹，于是，在北京故宫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四处往这个所里汇集珍宝，调运最多者是热河的避暑山庄和沈阳的故宫，沈阳故宫调运的数量就达10多万件，其中也包括这部四库全书。这部书运到北京之后存放在了故宫里的保和殿，袁世凯不久病故，这部书存放在保和殿竟达10年之久，这也是文溯阁与其所存之书第一次分离。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当时的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来京参加善后会议，他在保和殿看到了这部四库全书，就给当时的省长王永江写信，让他想办法把这部书要回去。王永江就向提出此事，张马上答应了这件事。两个月后，这部四库全书又回到了文溯阁。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政府为了免让这部国宝受到损失，又从文溯阁把四库全书运了出来，先后藏在了黑龙江的讷河和北安。直到1954年朝鲜战争停战之后，这部四库全书又运了回来，这是此书跟文溯阁的第二次分离。而那第三次，就是我前面提到的1966年的珍宝岛之战了。那次运出之后，直到今日已经快50年了，至少在我看来，能够运回去的概率越来越渺茫。真应了那句老话：事不过三。
文溯阁当然是我必访之地，来到沈阳的第一站就是去朝拜此阁。从外观上看，这个阁基本跟其他几座四库全书藏书楼很相像，同样是明二暗三的设计，同样是黑琉璃瓦镶绿边，唯一不同之处，是阁前没有水池，不知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我后来查资料，说文溯阁楼前没有水池是因为地方窄，不够用，而就我实地所看，似乎这个原因不是很成立。
因为是旅游季节，沈阳故宫内的游客极多，文溯阁的门前拉着界线，不让游客进入，但门是开着的，可以站在门口向里面拍照。一楼的格局跟文渊阁很相像，也同样是在宝座的位置摆有条案。我在拍照期间，几乎每一分钟都会有两到三拨的游客在此探头探脑，而导游无一例外地都是只介绍御座前的那个紫檀条案，并且都会一个字不差地加上这样一句话：“三年长一克，一克一两金，这张桌子老值钱了。”这句话我听了许多遍，也没有明白为什么这张桌子三年会长一克，难道是当地湿气太重？我随口向一个导游询问：为什么三年长一克？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可能看我像是一个不想付导游费而占便宜的主儿，他要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
从门口望进去，二楼夹层用黄色的围幔遮挡了起来，唯有正中的部分比较仁义地露出了一角，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夹层中的书架，以及书架上摆放的楠木匣。这些书匣让我看上去特别有亲切感，不知道当年把四库全书运出阁时是否是带着木匣？因为远在兰州的原书我还没去看过，如果为了运输方便，很可能是把书从木匣内取出以缩小运输的体积。宝座的背面顶上挂着匾额写着“圣海延回”。两柱上的对联是：“古今并入含茹万象沧溟探大本，礼乐仰承基绪三江天汉导洪澜。”对联的侧面也陈列着左右两个书架，书架的式样跟文溯阁原架有些不同，架子上也同样摆放着一些楠木匣。我站在这里拍照约20多分钟，在此经过了数十个参观的队伍，我仅听到一位游客问向导：四库全书还在不在那些木盒子里？那位导游仅简单地说了一句：“书不在这里了，架上的盒子是空的。”
文溯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建此楼的费用是由皇帝划拨的，乾隆下旨说：“由内库拨银七万两，交荣柱等带往盛京建文溯阁应用。”文溯阁的式样也是按照乾隆的指示，是以天一阁的蓝本又进行了必要的改造。乾隆对文溯阁比较看重，因为他觉得这个阁寄托了他自己对先祖开创基业的缅怀，他在《御制文溯阁》中讲到了北四阁名称的由来：“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这几句话只是说明了乾隆帝想以水来压火，而此后的那句话才解释了这四个字各自的用意：“水各有源，同归于渊，渊为源尾，源为渊头，由渊觅源，其经为津，其行为溯。”关于这个“溯”字，乾隆觉得这种解释还是过于艺术化，他为了让后世的人明白自己为什么在此地制阁要用一“溯”字，于是，他不再用韵文，而是直白地写道：“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离文溯阁不远处，其实还有一座著名的藏书楼，书楼的名字叫崇谟阁。此阁从外观上看，跟文溯阁很是相像，也同样是二层建筑，同样是黑瓦镶绿边，但此阁门口没有悬挂匾额，仅在地上立着一块说明牌，上面写着：“崇谟阁建于乾隆十一年至乾隆十三年，是盛京皇宫内存放清历朝《实录》《圣训》等国史秘籍之处。著名的《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图》亦收藏于此。”
《满文老档》是后金皇太极于天聪三年（1629年）让儒臣翻译和注释的典籍，这些档案记录着满清在建国之前的一些历史，对研究清朝的早期发迹史很有价值。清朝建国后，也对此很是重视。到乾隆时，命令舒赫德等人对此进行了整理，总计整理出两部，其中一部放在宫里，以备皇帝御览，被称为久黄绫本。之后，又根据大黄绫本誊录了一部，称为小黄绫本。而崇谟阁里所藏的那部就是小黄绫本。崇谟阁里还藏有两套《满洲实录》，一套是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的，另一套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这两套都有插图，属于较为珍贵的史料。
日本有个汉学家名叫内藤湖南，他曾经多次来中国访探史料。1912年，他受京都大学的委托，前来故宫拍摄《满文老档》，用了8个星期把这部老档全部拍成了底片，带回了日本。当时的盛京内务府事务总管是金梁，他知道内藤湖南来此拍摄，有些紧张，因为这个内藤在此之前就买过一些珍贵的史料。例如，在1902年，他在奉天的黄寺中发现了《蒙文大藏经》，认为这部大藏经是“东洋学上非常的宝物”，于是用了3年时间请日本军方帮助压价，最终将这部《蒙文大藏经》和新发现的《满文大藏经》一起运回了日本。这两部经后来藏在东京大学。令人痛心的是，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使这两部极重要的文献灰飞烟灭了。
金梁想到了内藤的过往，他担心内藤会惦记这些《满文老档》，于是金梁觉得应先下手研究。他“延请满汉学者十余人参与翻译”，用了两年时间将这些老档翻译出了一部分，然后将其出版，名称为《满洲老档秘录》。
《高僧传》记载说，天竺僧迦什摩腾被汉使迎至洛阳，“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白马寺是东汉国家政权在首都洛阳建立的第一座佛寺，也是我国第一座佛寺。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寺院取名“白马寺”。两位高僧于此讲经说法，并译出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及其他佛学著作。
这就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此后，佛寺逐步演化为佛教僧人生活、修行场所的统称。
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佛经汉译亦为必然。佛教初入中国时，随着西域佛教学者和僧人的相继到来，以洛阳为中心，佛教传播与佛经翻译事业蓬勃发展，佛教典籍剧增;于是，寺内便有了藏经楼（阁）。当时，除寺院外，官府和民间也都收藏佛教典籍。从晋代开始，佛教典籍的收藏渐渐集中到寺院，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出现崇佛狂潮，寺院藏书已十分普遍，出现许多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大藏。
寺院为何建藏书楼
在古印度，佛教传播处于口耳相传阶段，没有文字记载，自然谈不上寺院藏书。然而在汉传佛教中，寺院的建立基本上是与佛教传入中国同时期发生的，汉传佛教僧人奉行集体修行，寺院是其生活、修行和进行佛教活动的场所，僧人对寺院的依赖性较强，寺院的修行功能远远大于生活功能。
佛教教义规定，每位修行者必须具备18种物品，亦称18种道具，俗称“头陀十八物”，其中，经书、戒律、佛像、菩萨像是最重要的，须臾不可离身。一个僧人一生中不可能只读一部经书，也不可能随身携带很多经书，暂时不读的经书只能置于寺中。同时，佛教经典是法宝的具体体现，从西域传入的原始佛典与新译出的佛典自然需要统一珍藏，共同敬奉。这样，佛教寺院藏书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当寺院所藏经文增加到一定规模时，寺院藏书楼便应运而生。寺院中存放这些文献的地方就是藏书楼，一般叫藏经阁、藏经殿、藏经楼的比较多。
可以说，我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是伴随汉传佛教寺院的建立和译经活动的开展而出现的，在僧俗及其他信仰者功德心理的刺激下逐步发展，并最终形成独特的寺院藏书体系。它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共同组成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
寺院的藏书楼什么样
藏书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会有收藏经书的藏经阁。那么，寺院中的藏经阁一般建在什么地方？其规制又是怎样的？
作为佛寺藏经之处，藏经楼（阁）建筑规制较为统一。它们大多建造在寺院的南北中轴线后端，通常为两层。下层多为“千佛阁”，中设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为主尊，沿壁立小龛设千佛乃至万佛（万佛阁），象征众佛结集会诵读经;也有居中设三世佛的。在佛阁上层，沿壁立柜橱，安置藏经;中间设条桌，供读经用。这种安排建置为“壁藏”。也有沿壁建成小的楼阁式木制结构以贮放藏经的，被称为“天宫藏”。据佛经说，佛灭后，法经藏于两处：一为龙宫海藏，一为天宫宝藏。天宫，指兜率天弥勒菩萨所住的内院，“天宫藏”就是模仿天宫宝藏的。
另有一种“转轮藏”，简称“轮藏”。因为经藏浩淼，普通信众毕其一生也难以通读，况且亦有文盲不能读经，南北朝时，就有寺院创造了“转轮藏”来解决这一问题：特建一间殿阁，常为两三层高，其内部上下通贯。在地下设一个大转轴，轴上安一个八面（或六面）大龛，龛上每面安抽屉储经，此龛能被人力推着转动，转一圈就等于读了一遍经。安转轮藏的殿阁被称为“转轮藏殿”。这种形式一般只有大寺才有。
纸书、石经、贝叶经
我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大多为纸质，也有不少选择丝绢、石头等其他介质来书写经书的。即使同为纸质藏书，也有少许分别，其中一些经书利用特殊材料书写而成。比如，为佛教信徒所推崇的血经，乃用信徒鲜血书写而成。
此外，信徒利用丝织品描绘佛、菩萨形象或者经书也十分常见，在女性信徒中更是如此。如《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中记载，玄奘法师曾以绢制作菩萨形象，而且数量极大。
由于历史上曾有几次“灭佛”事件，佛教寺院遭到很大破坏，僧侣和居士担心经藏因此而消失于世间，于是，以石为材，在深山洞窟雕刻佛经。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河北武安北响堂的《维摩诘经》都是保存下来的石经。最著名的石刻佛经要数隋代保存至今的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有1.5 万余石，近千部佛经藏于半地下。它是释智苑及其门人前赴后继的杰出作品，是刻经史上最早、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见者无不惊叹古圣先贤的专一之功、信仰之力。
另外，利用贝叶书写佛经更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间，人们已经学会将经书正式书写在贝叶上。但因为这类佛经或者来源异域，或者原材料不易获取，因而数量有限，在汉地寺院藏书中所占比例不高。然而在我国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寺庙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于内地。调查显示，以前西双版纳有佛寺500多座，保存贝叶经多达8.4万多册。
除上述数种外，佛教经咒还抄写于幢、幡、宝盖等载体之上。尽管此类佛经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藏书，但藏经楼中，此类书陈列在最显眼位置，方便用户阅读，实际效用极佳。
“灵隐书藏”
杭州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是中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距今有1600多年历史。灵隐寺本身就有藏经楼。历史上，灵隐寺收藏的各种佛经佛藏很多，更有御赐官赐经。灵隐寺最具特点的是，除藏经外，还有文人书藏，它也被称为“灵隐书藏”。
在寺院藏书楼中，佛教著作一般占整个藏书的绝大部分，但也有一小部分其他种类书籍。这是由于，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要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同时，僧侣们作为佛教经文的传播者和学习者，在翻译、注疏经藏时，皆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以及丰富的文化知识作为基础;教徒研读经藏，也需一定的文化知识。另外，古代寺院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地方的文化中心，承担着一部分的教育职能;所以，寺院藏书楼收藏其他类书籍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文人藏书于寺庙，由来已久。
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我国绝大多数名山都有寺院。山清水秀的名胜之处，远离尘世，幽雅静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易受外界政治、人事及王朝更替等干扰，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是颇为理想的藏书之所。各界人士愿意将私藏赠予寺院收藏，所以，佛教寺院的藏书构成里会有一定数量的非佛教用书。寺院所收藏的非佛教图书，在佛教界通常被称为“外典”“世学”“非佛书”等，大致有世间常见的经、史、子、集四部书，还包括医书、字书、阴阳、志书、法书、蒙学著作、通俗读物、道教等其他宗教图书、僧人自著的诗文等非佛教著述，以及普通经济文书、年谱、家谱等。鉴于佛教的外来性质，数量不一的梵文著作，也是其藏书特色之一。
文人书藏为寺院藏书增添了一抹丰富的色彩。唐代白居易分藏自己文集于圣善寺、东林寺、南禅院。宋代李常，少年时期在庐山五老峰下的白石庵刻苦攻读，中了进士后，就将自己所读之书存放在白石庵。游宦之时，每得异书，也往往送至该寺宝藏。李常共有9000余卷书被送入白石庵收藏，以供山中读书人自由阅读，人称其为“李氏山房”。李氏山房向全社会开放，这无疑成为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先声。
当时的文人不仅将自己的书籍藏于寺中，有些大儒名士还凭借自身影响力推动寺院藏书的发展。如江西义宁州是黄庭坚的家乡，该处有一座云岩禅院，原无经藏。元v末年，黄庭坚忧居在家，建议该寺藏经。在群策群力之下，最终建起了一座辉煌的藏经楼。
自古以来，很多寺院都曾设立过寺学，兼授僧俗生徒，不但培养出刘勰、陆羽等一批具有深厚学养和佛学知识的文化名人，就连后来名重一时的王播、范仲淹、吕蒙正也曾在寺院中借读，与丰富的寺院藏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寺学教授的内容除佛教知识外，还有儒经、史籍、书仪规范、诗词歌赋等。当时有不少僧人从小学习六经、老庄;于是，译场和寺院中一般也备有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之类的字典、辞典等工具书和其他反映时代学术水平、学术重点的非佛教著作。凡在寺院中接受过佛教教育的人，对于佛教“三宝”的尊崇与维护都是极其虔诚的，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及传承寺院藏书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寺院藏书推动了佛教教育的发展，佛教教育反过来又使得寺院藏书长久流传。
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后来的灵隐书藏。灵隐书藏的创议人为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主其事者为阮元。阮元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出任浙江督学一职，后任浙江巡抚，他把自己的藏书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藏书，在灵隐寺大悲佛阁后造木橱存放，还制订了《书藏条例》共9条，希望“山寿书也寿”。
当时，建立灵隐书藏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鉴于“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的状况，为推广教思无穷之意，决定在灵隐寺建立书藏，并开始了寺院藏书直接面向社会服务的尝试。所以这座书藏可看作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
藏经洞走出敦煌学
11世纪前后，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为避免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受到毁坏，将它们全部封存在第17窟中。而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以掩人耳目。后因僧徒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窟内甬道被风沙淤塞，因此幽闭近800年。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处藏经洞。当时，王圆雇了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则命杨果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账。一日，杨果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时，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告知王圆，二人于是破壁探察，由此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他们在洞窟内挖出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
关键词:沁河中游;大周古村;村落格局;街巷空间
Abstract:Dazhou village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the middle reach of Qinhe River, possessing high historical,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value. The configuration of this village is complete and clear, particularly the abundant space of Gedong in the southwestern village is well-preserved. Based on vast investigations,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 discussion on the site, configuration, typical street, node, and street scale of Dazhou village.
Key words: The middle reach of Qinhe River;Dazhou village;Configuration;Street Space.
中图分类号:TU-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10)10-67(6)
作者简介:薛林平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系副教授
刘思齐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系学士
刘冬贺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系学士
1引言
沁河属黄河支流,其中游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明清时期,这一带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经济发达,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孕育了众多价值极高的古村镇。根据课题组2005～2006年的普查,沁河中游方圆约30公里的区域内,集中保留有30余处非常精美的古村镇,其中黄城村、西文兴村、郭峪村、上庄村、窦庄村、良户村、大阳镇、湘峪村、郭壁村等10余处古村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分布之集中、数量之众多、保存之完好,实属罕见,具有极高的保护和研究价值。本文以大周古村为例,分析这一区域颇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格局形式。
2大周古村综述
大周村隶属高平市马村镇,原名“周纂镇”(图1)。据大周村武氏家谱中《周纂纪略》记载:“后周时,曾遣大将杨纂以镇此地。地以人重,引以为名焉”。全村现有人口约2500人,其中武氏为村中大姓。现存有大量的明、清、民国时期建筑并保存有较为清晰的村落格局,现存历史建筑总占地面积约0.6平方公里。
古村所处的高平地区(图2)“层山环抱,曲水萦流;寨堡皆险阻之区,高平悉耕凿之地”(见 朱樟(清)《泽州府志》)。古村北依黄花岭,西方较远是香山,南有小山为掘山,东部为平地。诸山环邑,多为太行支脉(图3)。村南百余米处有前河、沙河两条小河。古村境内地貌凹凸不平,其中北寨是村中制高点,四围地势逐渐下降,坡度缓和,至村南河谷一侧突然变化形成沿河峭壁。
通过对大周村外部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整个村落的选址与传统所描述的理想风水格局十分相似。村北黄花岭是玄武,西侧香山为白虎,西南的山脉为护山,村南隔河而对的掘山为案山,前河与沙河分别于村前绵延流过。山可以“藏气聚气”,水可以“载气纳气”,这样就基本符合了风水理论中关于“藏风聚气”的要求。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讲,群山对村落起到了保卫的作用,河溪保证了饮用和灌溉,在山环水抱中更容易形成适宜耕种的温度和湿度,外来之“气”不能直接影响到小环境的内部。
3古村的布局特点
3.1基本格局
大周古堡呈不规则形。堡门按照方位与五行八卦形成了对应,所以被称为“八卦城”。村东、南、西、北四处堡门与中央阁楼成五行,分别对应五行中的木、火、金、水、土,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边角再加修四座堡门与东、南、西、北堡门共同组成八卦(图4)。同时每一处堡门都结合了庙宇、楼阁等,更使得村子布局独特。具体说来:村东的堡门楼内有关帝庙;北门外有城隍庙;村西建有七间阁门楼,上修祖师殿;正南有南堡阁,旁带观音阁,内连资圣寺;东北门楼内接三官庙;西北门楼外侧有大王庙;东南角门楼上塑有神像,离门楼东南百米处还有一座高入云霄的古塔,造型独特,附近护城河高崖处建有三皇庙,下为落灵庵,另古碑文中有曰:“三皇R口吾村地,临东来入镇之通衢,实合镇一巨观也”;西南门楼外接古道。由于缺少相关资料,“八卦城”格局的具体建成时间已无可考。另村中武氏家谱有对旧时村子格局的描述:“其规模宏阔,敌楼四,堡门五,墙垣周匝,雉堞危耸,几乎一邑治形势矣。”
村内街巷大体分为四横多纵,结合村中地形,显得南密北疏。现存的历史建筑多集中于古村中南部,均紧临历史街巷,村北部大片和南堡门西侧为农业用地,另外还有小面积耕地散布于村中。清康熙二十七年武氏家谱中还有一些关于古村功能布局的记载:“旧制,资圣寺之东有仓厂焉,内积仓b数百石,备岁荒也。弓矢火药储一切武备之器,戒不虞也。仓之侧有官厅焉,每于殷实者,报集头老人一员,奉委署给笞刑,设公座,管理集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清康熙之前,资圣寺的东侧有粮仓、兵器库、官厅等设施。现在资圣寺以西依然有酒坊院和集贸南街的名称,可推测资圣寺西边就是古时集市的所在地(图5)。
3.2堡门
大周村原有8座堡门,现仅存西堡门(图6)和西南门(图7)。西堡门门洞宽2.9米,拱顶最高处距地面3.7米,最低处2.75米,门内路面为缓坡。西南门门洞宽2.3米,原高约3米,门洞上题有“环澜”二字,阁楼开有两个圆窗,别具一格。除西堡门和西南门外,古村其余入口处的门楼都已无存。值得一提的是“五行”堡门中的中央阁楼,位于西大街和东阁口南巷的交叉口上,于1960～1961年拆毁。
3.3堡墙
大周村的堡墙结合古村周边的沟壑呈现出一种自由的不规则形态(图8)。村东部、南部、西部以及北部的沟壑已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为了能更好地起到防御作用,古人又对沟壑进行了加固改造,并在其侧修建堡墙。如今村南尚能看到一段在陡坡上修砌的石堡墙(图9),垒砌的石块规格统一,长约1米2,厚约30厘米,石块码放整齐,块间缝隙较小。村东部一段为土堡墙,由于年久失修,植物生长,看似与寻常土坡无异。西北和北侧的堡墙已毁,没有丝毫的遗迹。
3.4地道
大周村的地下有着庞大的地道系统(图10、图11),具体建造年代不详。由于近百年来并未得到使用,地道逐渐被人忘记,在近些年村内生产建设的过程中才逐渐发现一些地道的出入口。如刘家花园和李家老宅的古井下就是地道的两个出入口,在村南的峭壁下也有一个较大的入口山洞。
3.5关帝塔
位于山南水北的村落大多会出现村南地势较低的情况,所谓“负阴抱阳,互相损益”,为了取得“阴阳”的平衡,古人多在低处建高塔以“益之”,在高处挖水池以“损之”。大周村关帝塔(图12)的位置正是村出水口的高地上。前河与沙河在此转向东南流往东周村,同时由于沟壑变宽,这里曾经形成了一个面积较大的水面。修建关帝塔的目的之一就是“镇”住这片生产生活必需的水源。
4重要街巷空间
4.1概述
大周村现有历史街巷十余条,多称为圪洞,半数保留了原貌(图13)。从清康熙二十七年武氏家谱中我们能部分了解到当年的街巷情况:“至于区画,井里,街巷东武、中武、西武之名街。市有石塔仓巷、申明堂、上街、下街之分。更如寺后也,庙后也,兴李家、车家、杨家、朱家、樊家诸巷,及炉头圪塔庵胡同,麻地,种种地名,不胜枚举,则是一都五里中居民稠密,烟火万家,无u于此矣。”
4.2典型街巷
大周村西南部是保存较为完好的历史建筑区,位于西大街南侧的圪洞呈南北向平行布置,长度从50米到100米不等,其中偶有横向的连接。
马蹄圪洞:又称麻底(地)圪洞,圪洞内古时多为经商者居住,商人大批运输货物的骡马时间长了竟然在砂岩巷道内踩出一溜马蹄印,马蹄圪洞的名字由此而来。
高楼圪洞(图14):此巷因高楼众多,故名。高楼圪洞长度较短,从入口的门洞能一眼看到尽头。入口处的过街楼将圪洞内的空间和外部街巷进行了划分,过街楼上题有“守望”二字。圪洞笔直,两侧由门楼和高墙组成的界面连续完整,一条条清晰的砖缝向尽头延伸,形成很强的空间透视感(图15)。古时这里是富人居住的区域,各院入口大门处多有精美的木雕和石刻。
府圪洞:府圪洞两侧的建筑多只有一层,且圪洞较为狭长,可以一直通到村南的沟壑前,尽头处略带转折的条石台阶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图16)。古朴的砂石铺地、沟壑内葱郁的植物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盐店圪洞(图17):此圪洞内的韦氏家族以经营盐业为生,故而得名。盐店圪洞十分狭窄,但是两侧院落高低变化,多有屋檐出挑,有的入口空间退让街巷,也使得街巷空间富有变化。
4.3街巷节点
从形式上分析,大周村历史街巷交叉节点有四种:T字型、十字型、L型和错开的十字型(图18)。其中T字型占42.7%,十字型占11.4%,L型占40.2%,相错的十字型占5.7%。
在街巷交汇的节点处也常有一些过街楼。这些过街楼有大有小,功能不一,下部多有拱门。有的作为宗教建筑,有的则为私家使用。现存的这些阁楼基本都是存在于T字型节点上(图19),例如:西河圪洞与西大街交汇处的七间阁、高楼圪洞和西大街交汇处的许家阁楼、焦家圪洞与油坊巷交汇处的针工阁、盐店圪洞与村南坡地山路交接的南小阁、西河圪洞出村口的西南门等(图20)。
在L型交叉口常有座庙宇建筑(图21),例如油坊巷的举三庙、背圪洞的三皇庙、圪当巷的火神庙、北堂巷的奶奶堂等。还有几个出现在T字形交叉口,如焦家圪洞和油坊巷交汇处的油王庙和资圣寺东南侧的五虎庙。
4.4街巷尺度
古村道路大体可分为主干道路、次要道路和入户巷道三个等级。其中主干道路、次要道路多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拓宽原有道路而形成。主干道路宽约6～8米,次要道路宽约4～6米,在狭窄处机动车要避让行驶。入户巷道多为3米左右,小型农用车辆可以单向行驶,这个尺度是满足古时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实际尺度,即骡马车通行的基本尺度。以下是针对三种不同街巷等级进行的街巷尺度的对比(图22)。
5结语
崇福寺坐落在朔城区东大街 ，门前有石狮一对 ，自山门由南向北有金刚殿、钟楼、鼓楼、千佛阁、文殊殿、地藏殿、大雄段、弥陀殿和观音殿，占地23400平方米，前后5重院落，布列适当、主次分明，是一座规模完整、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崇福寺乃鄯阳古刹，藏经阁始建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 665年，明代重修后更名为千佛阁），契丹时，其地为林太师府署。辽统和间复为增会，这可能是隋、唐“舍宅为寺”的遗风，因名林衙寺，金天德年间（公元1149——1153年）赐额崇福禅寺。现寺内弥陀殿、观音殿为金建 ，山门为清建，其余为明建。弥陀殿为寺内主殿，建于金皇统年间（ 公元1141——1149年），由开国侯翟昭度负责施工，殿宇正檐下悬挂的“弥陀殿”竖匾，为金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原物。
弥陀殿建于 2米多高的台基上，通高21米，冠于全寺，是全国现存较大的金代建筑。建筑面宽7间，进深4间入椽。殿前有宽敞的月台，后与观音殿月台相连。单檐九脊歇山式。殿内梁架结构具有独到之处，随着殿内金柱的减少，主体结构与其他建筑不同。弥陀殿棂窗也很精致，镂刻透心图案纹样达15种之多，有三角纹、古钱纹、桃白球纹等，这些图案不仅是优秀的艺术佳作，而且对研究金代建筑装饰具有很高的价值。殿内中央砖砌佛坛上置三尊主像，中为弥陀佛，左为观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称“西方三圣”。主像两侧胁侍菩萨表情恭谦。别具神态。两大天王怒目狰狞，似在护法守职。主像背光为编条泥壁，图案呈草叶纹，边沿是焰光。中间背光浮壁13尊伎乐天，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殿内四壁满绘壁画，10躯高大佛像结趺而坐，端庄慈祥，分布于东西山墙和后墙。壁画上方为飞天，翱翔于五彩祥云之间。西尽间绘有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立姿，变化身，18面，千手，掌心各绘一眼，手中各擎一件法器，星辰日月，龙楼宝盘，刀戈剑戟，琴棋书画等应有尽有，千变万化。下左为婆薮仙，神情自若，老态龙钟，下右方为吉祥天，神情安详，持重彬彬。东尽间分上下两层，绘三佛三菩萨，后壁门榻上绘16宝观。整个壁画庄重宏伟，气势夺人，画工精细，设色以朱红、石绿为主，色彩绚丽，壁画与佛像交相辉映，大殿更加金碧辉煌。殿外九脊全为瓦条砌垒，殿顶上筒坂布瓦覆盖，绿色琉璃和脊饰剪边。两个高大邸吻矗立正脊之上，正脊中间置有瓦楼一座，将军居中，神志昂扬。戗兽、垂兽巨口獠牙，气势威武。整个弥陀殿集建筑 、壁画 、塑像 、背光 、琉璃、棂窗、匾额等于一体，虽经历代风雨寒暑，至今仍光泽灿烂。
观音殿是仅次于弥陀殿的金代建筑，其梁架结构最富有独创性。为“四椽伏对乳伏用三柱”。殿内前槽金柱全部减去，后槽金柱置在佛坛两侧，使殿内前部更加宽广。因省去前槽金柱，四椽伏跨度加大到 10 米，所以为减轻其负荷，在梁上和平梁前端施较大的人字叉手，把殿前槽上部载荷传递到前檐和后檐柱上。这种神奇的建造能力，充分反映了古代建筑匠师的才能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保护文物古迹，1953年对观音殿进行了整修，1986年又拨款对弥陀殿进行落架大修。崇福寺 ，以其古朴巍峨的雄姿 ，再现于朔州大地。
在朔州崇福寺，珍藏着一座展示我国北朝佛教艺术成就的珍贵文物棗北魏石塔。塔高2.5米，平面呈方形，因在塔刹、塔身和基座上雕有小佛像1349尊，故而也被称为千佛石塔。石塔的塔身是九层楼阁，楼阁四面皆雕有斗拱和塔檐，周围空间则布满小佛坐像，最下层每面中间都雕有一龛，龛内雕有一尊较大的主佛和左右胁侍佛两尊，龛的外部是五排坐佛。佛像大小不等，神态各异。整座佛像塔设计巧妙，工艺精湛，把中国古建艺术和印度佛塔艺术融为一体，创造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令人惊叹叫绝。
但让人痛惜的是，这件备受世人瞩目的艺术珍品，因世事变迁，饱受风霜，在半个多世纪前身首分离，不能合璧。目前，塔杀只能以一级藏品保存于崇福寺内，塔身则被台北国立博物馆收藏。
这座千佛石塔塔刹和塔身的分离，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千佛石塔建造于北魏天安元年（公元446年），是献文帝拓跋弘宫中的小官曹天度为了祈求国家太平，耗尽全家资产，在平城（今大同市）所造。建塔的人把天下太平的美好祝愿寄托在千佛石塔上，但石塔的命运却与这个愿望大相径庭。1937年，中华大地阴去密布，血雨腥风，日寇入侵，国土沦丧。保存在朔州崇福寺的千佛石塔也未能逃此劫难。当时，日本出版的《艺术美术全集》中收录了千佛塔的全部资料。资料证实，当石塔在劫运日本装箱时，朔县城内一位爱国者，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冒着生命危险将塔刹暗自藏回家中。全国解放后，这位爱国志士把塔刹献给国家，交回崇福寺，而塔身归初被陈列在日本东京博物馆。1945年，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千佛石塔的塔身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的政府将其存放在南京博物馆，尔后又运往台湾，在台北国立博物馆栖居。
关键词：沈阳故宫；营建；空间布局；文化特色
沈阳故宫位于清朝入关前最后一个都城――沈阳（盛京），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清崇德二年（1637年）始具规模，乾隆时期有所增建、改建，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最终建成，前后历时158年。沈阳故宫经历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乾隆三个建造时期，分别为努尔哈赤宫殿、皇太极皇宫和乾隆行宫。
一、努尔哈赤宫殿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攻下沈阳城。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四，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沈阳。迁都沈阳后，努尔哈赤开始在沈阳城内营建自己的宫殿。当时，沈阳城内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和十字形大街。努尔哈赤选择在沈阳城内正对南北向大街的北门（镇边门）里营建自己居住的宫.室，在沈阳城十字大街交叉口东南营建处理政务的大政殿和十王亭。宫室轴线与沈阳城的中心轴线合一，而大政殿与十王亭的轴线则与沈阳城中心轴线平行，位于其东侧。努尔哈赤的“宫”和“殿”相距约530米，体现了早期宫、殿分离的布局特点。
（一）太祖的宫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盛京城阙图》所示，努尔哈赤汗宫位于沈阳城北门（镇边门）里，是一组典型的满族四合院建筑，坐北朝南，两进院落，两院间以围墙分隔。第一进院落只设一幢三开间的院落门，正对沈阳城的南北向大街。第二进院落建在一座由人工夯筑的高台之上，南侧正中为过道门，正对过道门的是一座面阔三间硬山琉璃顶的正房，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寝宫，东西两侧厢房亦是三开间的硬山建筑。按照满族习俗，努尔哈赤和大妃住在正房，侧福晋住在厢房。努尔哈赤寝宫的屋顶为黄琉璃周围镶以绿琉璃边的形式。
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十年（1625年）五月初三，努尔哈赤了一道命令：“夜间有事来报，军务急事，则击云板；逃入逃走或城内之事，则击锣；喜事则击鼓。”根据这个规定，在“汗之门置云板、锣、鼓。”这条记载告诉我们：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两个月后，努尔哈赤在沈阳的“家”（即宫）即已确定。而这种传递消息的方式，在古代的皇宫里也是很少见的。由于努尔哈赤的宫室仅为两进院落，周围也仅是一道围墙，因此，努尔哈赤宫室只是当时沈阳城内一座较大的府邸而已。
（二）大政殿
努尔哈赤在营建自己用于居住的宫室的同时，也必然要建设用于处理政务的大殿。据海城《侯氏宗谱》（抄本《海城侯氏宗谱》谱序）记载，其祖先侯振举先为修筑辽阳宫殿烧造琉璃建筑构件，“……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及大工告竣，并未动用国帑，亦未迟误大典，彼时即蒙太宗文皇帝钦赐云骑尉之职。”此中所云“未迟误大典”，应是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一皇太极的即位大典，说明此时大殿已建成使用。
此后，又有使用此殿的记载。据《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一记载：
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等，五更末集于大殿。各按旗序排列。黎明，天聪汗率众贝勒大臣，诣堂子拜天，即行三跪九叩头礼。还，汗升殿落坐，众贝勒大臣及各旗依次行三跪九叩头礼。
由于此后并无皇太极另建大殿的记载，而且这座大殿沿用至崇德年间并命名为大政殿或笃恭殿，故此时所用之殿应该就是今沈阳故宫东路的大政殿，这也是沈阳故宫最早出现的一组建筑。因此，大政殿的兴建应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时开始，最迟到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告竣。
努尔哈赤的大殿又称大衙门，也称“笃恭殿”或“大政殿”，即今沈阳故宫东路大政殿、十王亭一组建筑。南北长190米，东西宽75米。主体建筑大政殿位于本区域北侧正中，供宫殿内举行大型庆典集会时使用，也是皇帝和八旗诸王大臣议政审案之处。十王亭位于大政殿前东、西两侧，呈“八”字形排列，是清代大政殿前举行集会时，王公大臣按所属旗分排列之处。东侧由北向南依次为左翼王亭、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由北向南依次为右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在清迁都北京之前，八旗亭也是各旗宫员处理本旗日常政务的衙署。殿亭南侧还建有供举行典礼时演奏乐曲的东、西奏乐亭。大政殿后为銮驾库五间。
（三）宫殿布局特点
努尔哈赤宫殿在布局上具有鲜明的满族建筑特色：
一是宫、城合一。按照汉族的营城规制，宫、城界线分明，多呈现“城中之城”的空间格局。这样既体现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便于防御，保证皇宫的安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将宫室建于沈阳城北门（镇边门）内，大政殿建于沈阳城十字街交叉口的东南角上，这两组建筑分设城中两处，毫无紫禁城的概念。努尔哈赤的宫室为两进院落，四周以围墙围合，两院间亦以围墙分隔，整个院落只是沈阳城内较大的院落之一，与城市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之分。最为典型的是大政殿和十王亭这一组建筑，从《盛京城阙图》上看，其北、东、西三侧有围墙，南侧开敞，没有围墙。而清末民初的历史照片则显示，大政殿区域南侧为栅栏，其余为低矮的花墙。由此可见，这是一组通透式的建筑，可以视为一组开放式建筑，与城市完全融为一体，体现了满族早期宫、城合一的空间形态。
二是宫、殿分离。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在营建自己的宫殿时，将宫和殿分开设置。努尔哈赤将宫室建于沈阳城的北门（镇边门）里，也就是沈阳城南北向大街的最北端，而将殿建于沈阳城十字街交叉口的东南角上。努尔哈赤的大政殿与汗王宫虽然从空间上也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前朝后寝”之势，但二者相距约530米，体现了宫、殿分离的布局特点。
努尔哈赤所居宫室与大政殿等朝政建筑未建于一处，一是因为按照满族早期宫殿的营造习惯，并不强调一定把汗王生活居住用的“宫”与其办公朝政用的“殿”建于一处。宫与殿的位置往往根据都城的地形情况而确定，一般设在城内的最高处。因此，努尔哈赤将大政殿一组建筑设于沈阳城的最高点――十字形街道交叉口的东南角上。另一个原因是，满族人很注重安全因素，因此，努尔哈赤将其宫室设于沈阳城最坚固的北门（镇边门）里。这样，努尔哈赤便可守可走，同时通过城内南北向大街将其宫室与大政殿连成一线。
如果从制度上分析，满族早期宫、殿分离的布局特点，与其自身的八旗制度及八旗方位有内在联系。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实行的是八和硕贝勒共同议政制度，这是大政殿与十王亭作为朝政空间相对独立的制度根源。按照制度规定，汗王仅为两黄旗旗主，其宫室与其他旗主府邸一样，在本旗驻防范围内，这也是努尔哈赤宫室位于沈阳城北部两黄旗驻地的原因之一。而大政殿作为八旗共同议政之处，自然位于城内中心。因此，满族早期宫、殿分离的布局方式还受到八旗制度与八旗方位的深刻影响。
三是按八旗方位进行布局。八旗方位制度初步形成于努尔哈赤时期，在清入关后形成了满族八旗方位定制。据《八旗通志初集》记载：“八旗分为两翼，左翼则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也；右翼则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也。其次序皆自北而南，向离出治。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则黑色难辨，故以蓝代之。”大政殿和十王亭这组建筑布局恰恰体现了八旗方位定制。八旗亭的方位遵循了左右翼及北黄、东白、西红、南蓝的布局方式，与八旗方位定制完全吻合。
四是高处筑房与高台院落。满族早期就形成了在高处筑房的生活习俗，这主要与满族早期生活在山区有关。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沿袭了满族在山区生活时，贵族首领住宅建于最高处的生活习俗，但是也有所改变。据《盛京城阙图》所示，努尔哈赤的宫室位于沈阳城北门（镇边门）内，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其中第二进院落建在一座由人工夯筑的高台之上，努尔哈赤的寝宫即位于台上二进院北部正中，左右为东西厢房。因此，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其宫室即为高台式院落，努尔哈赤和他的妃子们便住在这个高台之上的院落之中。
二、皇太极皇宫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天命汗努尔哈赤病逝。九月初一，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年号天聪，是为天聪汗。天聪汗皇太极继位后，在沈阳城兴建新的汗宫。1636年，皇太极建立大清，称皇帝，年号崇德，故又称崇德帝。天聪汗宫改称崇德皇宫。
（一）汗宫（皇宫）的兴建
皇太极继位后所用的“大殿”，是努尔哈赤时期兴建于沈阳故宫东路的大政殿。按照当时的政治制度，皇太极和其父汗努尔哈赤一样，如有重大的政治活动，应该在大政殿举行；而他的住所则应该在他所在旗的驻防内。因此，这位新汗王所用的“宫”，应该是在自己原来的“四贝勒府”基础上增建改造而成。按《盛京城阙图》所示，大政殿之西正是当时皇太极任主旗贝勒的正白旗的驻防范围，其府邸也应位于靠近大政殿的西侧，即今沈阳故宫大内宫阙所在的地方。如果是皇太极将自己的王府改建成汗王“大内宫阙”，当年的“四贝勒府”就应该是大内宫阙的寝宫部分。
通过《清太宗实录》、《满文老档》等史料的记载分析，皇太极营建皇宫的过程主要发生在天聪二年至六年（1628-1632年）之间。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十三日，谕定主要宫殿名称。
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门为大清门，东门为东翼门，西门为西翼门。大殿为笃恭殿。
此后，皇太极又在大清门前东、西两侧分别建文德坊、武功坊两座牌坊，因坊心有“崇德二年孟春吉日立”，可知建成于1637年。这也是清入关前唯一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宫殿建筑。
（二）宫殿布局
由于清入关初年盛京宫殿基本闲置，而且清政府经济状况也相对拮据，所以对皇太极时期的宫殿基本上保持旧有面貌。绘于康熙时期的《盛京城阙图》如实地反映了皇太极皇宫的面貌。
据《盛京城阙图》所绘，皇太极皇宫由候朝区、殿前区、殿后区、寝宫区和生活服务区等5个部分组成。
候朝区位于皇宫南部，大清门之南的区域，是进入皇宫的前导区域。该区域不仅是蒙古、朝鲜等外邦使臣进宫举行典礼奏乐的地方，也是官员上朝等候的区域。主要由大清门、东西翼门、东西奏乐亭、东西朝房、内务府司房等建筑组成，四周有围墙围合。
殿前区为大清门至崇政殿之间的区域，是皇太极处理日常朝政的地方，也称外朝区域。主要建筑有崇政殿、左右翊门、通道楼，殿前东侧为东厢房、銮驾音乐楼、八角琉璃井，西侧为银库、九间楼和转角楼。
殿后区为崇政殿至凤凰楼之间的区域，也是前朝和后寝的过渡区域。主要建筑有翔风楼和飞龙阁。
寝宫区位于皇宫北半部，是皇帝后妃居住的寝宫。南侧正中为凤凰楼，楼北面正中为清宁宫，清宁宫前东侧为关雎宫、衍庆宫，西侧为麟趾宫、永福宫，清宁宫后东、西两侧为配宫。
生活服务区主要位于寝宫区北侧，是为宫廷生活需要而附设的一些建筑，如仓房、碾磨房、神堂处官房、肉楼、熬蜜房、炭房、堆子房等。
皇太极皇宫经历了皇太极贝勒府、天聪汗王的“家”和大清国崇德皇帝宫殿几个发展阶段，皇太极“大内宫阙”建成后，与已经建成的大政殿隔道相望，距离很近。它们之间，原有一条近5米宽的道路相隔，此路即是明代沈阳城内十字街的南北向大街，后俗称“通天街”。皇太极改沈阳城的十字街为井字街后，皇太极的“大内宫阙”与努尔哈赤时期的大政殿同位于沈阳城的中心，符合择中立宫的惯例。皇太极的皇宫由“前朝”和“后寝”两部分组成，已按照传统的“前朝后寝”的规制进行布局，有别于努尔哈赤时期宫、殿分离的布局方式。
（三）空间布局特色
皇太极皇宫在空间布局上除了继承太祖汗宫具有的宫城合一、高处筑房的特点，还形成了自己的空间布局特色。
1.继承了努尔哈赤宫殿具有的宫城合一的布局特点。皇太极时期，虽然将“宫”和“殿”筑于一处，并有围墙围合，但与典型的宫城城制相比，却更像宅院。相对于北京紫禁城而言，盛京皇宫既没有城墙，也没有护城河，与北京故宫严明的宫城界线和“城中之城”的格局相比较，更多地体现了宫城合一的思想。皇太极甚至将皇宫入口设在南侧东西向井字街上，构成了皇宫的东西轴线，这样安排既不破坏城中的井字形街路格局，又使怀远门与抚近门之间的道路成为宫与城的联结纽带，使宫与城在空间上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紧密的宫城关系在中国历代都城和宫殿建筑中都是很少见的，体现了满族都城宫城合一的规划思想和鲜明的空间特色。宫城合一的结构形式是满族早期宫殿和都城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满族建都筑城与汉族最根本的区别。
2.“前朝后寝”的空间布局方式。“宫殿合一”并取“前朝后寝”之制是汉文化宫殿平面布局的特点。为了当皇帝、争天下，皇太极时期吸收并尊崇儒家文化，在建造自己的皇宫时也采取了“前朝后寝”的结构形式。皇太极皇宫南北长280米，东西宽125米，由“前朝”和“后寝”两部分组成。“前朝”部分位于皇宫南半部，是皇帝处理政务、接见外邦使臣、举行国家典礼之处，以崇政殿为主体建筑。“后寝”部分位于皇宫北半部，是皇帝后妃居住的寝宫，以清宁宫为主体建筑。
3.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的结合。皇太极皇宫是宫、殿紧密结合的空间布局形式，因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南北中轴线。在长280米的南北轴线上，分布着朝、寝的主要建筑，自南向北依次为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和清宁宫。因后寝区域建筑朝向为南偏东7度，而大清门前为正向的东西大街，因此，皇太极皇宫的建筑朝向自最北部后寝区域的南偏东7度，到崇政殿调整为南偏东5度左右，再到大清门调整为南偏东2-3度左右，最后到最南端的司房调整为正南北方向。因此，皇太极皇宫的南北轴线并不是规整的南北轴线。另外，皇太极在营建皇宫时，将沈阳城十字街路网格局改为井字街路网格局，这样，沈阳城就没有形成城市中轴线，皇太极皇宫的南北轴线也就无法与城市中轴线合一。
除南北轴线外，皇太极皇宫还有一条满族特色的东西轴线。皇太极将皇宫入口设于井字街南侧东西向大街上，也就是怀远门与抚近门之间大街，这样，皇太极皇宫就形成了一条东西轴线。先通过东西轴线上文德坊、武功坊进入皇宫，再转入南北轴线，这是沈阳故宫的特色之一。盛京皇宫形成了满族特色的东西轴线与汉族特色的南北轴线的结合。
4.高台院落与宫高殿低。皇太极继位后，继承了努尔哈赤将寝宫建在一座由人工夯筑的高台之上并形成高台院落的形式。皇太极将皇宫大内建在沈阳城内地势相对较高的努尔哈赤大衙门的西侧，并将皇宫后寝的五座寝宫和两座配宫同建于一个3.8米高的高台之上，共同形成一个高台式的院落。综合分析沈阳城内的努尔哈赤宫室、皇太极皇宫和各王府府邸，发现它们皆将寝宫区域或用于居住的区域整体建于高台式院落之中，体现了满族注重寝居的功能。同时，由于沈阳是平原城，他们无法利用地势在高处筑房，因此便夯土起台，将寝宫建于高台之上。这样，汗王宫室、皇帝皇宫和各王府的寝居部分逐步由高处筑房向高台式院落转变。
中国古代经常砌筑高台达到抬高建筑的目的，尤其是历代宫殿建筑。如北京故宫，其主要的殿和宫都汇集在一条中轴线上，也都有较高的高台承托，但殿明显高于宫，呈现“宫低殿高”的特征。这是中国大一统文化和皇权至上的表现。而皇太极时期的大内宫阙则与北京故宫明显不同，形成了“宫高殿低”的形式。尤其是台上五宫，建在一个高3.8米，东西长69.66米、南北宽67.88米的高台之上，这与北京故宫的寝宫和高台建筑的形式也截然不同。北京故宫的寝宫，只是主要建筑有较低的高台承托，不像沈阳故宫，将后寝区的所有寝宫同建于一个高台之上，形成一个高台式的院落。
5.合院布局，众妃混居。皇太极皇宫采取了合院布局的方式。皇太极皇宫沿南北轴线依次形成五进院落：第一进院落为大清门前院落，是进入皇宫正殿的过渡空间；第二进院落为崇政殿院落，是皇帝常朝的空间；第三进院落为凤凰楼院落，是朝与寝的过渡空间；第四进院落为清宁宫院落，是后宫内院；第五进院落为清宁宫后院落，是御膳和生活服务区。这五进院落，不仅合理安排了“前朝”与“后寝”的空间布局，而且强烈地体现着满族的往日生活习俗，与满族四合院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尤其是清宁宫院落最富特色。
北京故宫的后寝区，无论是乾清宫、坤宁宫还是东、西六宫，都独立成院，相对封闭。而沈阳故宫的后寝区，五宫及配宫同在一个高台院落，反映了浓郁的满族特色。据统计，为皇太极生育过子女的后妃就有15人之多，而那些既未生育又无名号的庶妃就更难以计数，史料记载还有朝鲜女子充入后宫。这些庶妃及宫女，无论住在四大配宫，还是两小配宫，其居住方式都是混居的，大家同在一个院落内生活。这种混居虽然符合满族人的生活习惯，但私密性较差。
6.口袋房与万字炕。口袋房与万字炕是满族建筑的特色，在沈阳故宫体现最明显的便是清宁宫。清宁宫是盛京皇宫中宫，内廷区域的主体建筑，其建筑特色被视为满族传统住宅的典范。室门不像通常那样开在正中，而是位于偏东的东次间，这样便形成了口袋房。因为是侧开门，清宁宫室内便划分为东稍间和西四间两个空间，这样便使室内西侧使用空间扩大。东稍间为清太宗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哲哲的寝宫，又称“暧阁”。暖阁正中有一道间壁，把寝宫分为南北二室，二室各有炕，称“龙床”。西四间为宽敞的堂屋，是皇太极召见皇室宗亲，举行“家宴”，“行家庭礼”的地方，同时也是宫廷内举行萨满祭祀的神堂。西四间搭设南、西、北三面相连的转弯炕，又称“万字炕”。万字炕南端设肉案，正对门的北端设两口煮祭肉的大锅，在北面炕上设有神位。炕内设连接锅灶的烟道，以便烧火取暖，这是长期生活在寒冷季节较长地区的满族人住宅中不可缺少的设施。连接炕内烟道的烟囱不设在房顶，而是由室外西北侧地面起建，高逾房檐，状如小塔，又称“跨海烟囱”，也是满族住宅的特色之一。清宁宫宫前庭院还立有按满族萨满教习俗举行祭天典礼时使用的索伦竿，这是旧时满族住宅院落中的主要标志物。
三、乾隆行宫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驾崩于清宁宫。八月二十六日，顺治帝福临继承皇位，在大政殿举行登基大典。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二十日，福临于盛京启驾，迁都燕京。大清迁都北京后，尊盛京为陪都（亦称留都）。自康熙十年（1671年）始，开创了皇帝驾幸盛京祭祀祖陵之典，中经乾隆、嘉庆，一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158年的时间里，共有4位皇帝10次驾临，每次都至盛京宫殿驻跸和举行相关典礼。
据清宫档案记载，康熙帝三次东巡盛京期间，在宫内均搭设“布城”驻跸。因此，从福临登基至乾隆初年，盛京宫殿与皇太极时期相比并无大的变化。至乾隆时期，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乾隆年间，在此进行了一系列增建和改建，使盛京宫殿成为兼具开国旧迹和东巡行宫用途的宫殿建筑群。
（一）宫阙改建与东、西所工程
乾隆八年（1743年），清高宗弘历第一次东巡盛京之后，首先对盛京皇宫的部分早期建筑进行了翻修和改建。乾隆九年（1744年），在崇政殿前新建月台，增设日晷、嘉量，并重新制作了殿内的屏风宝座。十一年（1746年），拆除了崇政殿前的东厢房及东侧的通道楼，在东厢房原址建飞龙阁；将东面銮驾音乐楼“拆去北边二间”，“移挪南边盖造”（《黑图档》乾隆十一年部来档之一），名为东七间楼。将崇政殿前西侧的财帛库改为五间，名为翔凤楼；将九间楼北边拆去二间，建成西七间楼。在崇政殿后，将东侧的翔凤楼拆除，新建日华楼和师善斋；将西侧的飞龙阁拆除，新建霞绮楼和协中斋。这样，崇政殿前后两侧楼阁的排列变为：殿前东为飞龙阁五间，其后为东七间楼；西为翔凤楼五间，其后为西七间楼。殿后东为日华楼和师善斋，西为霞绮楼和协中斋。上述修改后，崇政殿前后形成了东西对称，形式相同的新布局，崇政殿的前也更加宽敞整齐。
銮驾库、大清门南侧的朝房和司房也有一定变化。因拆修崇政殿前东侧的銮驾音乐楼，遂将大政殿后正房五间添盖成为七间，此后又增修为十三间，后又改为十一间，名为銮驾库。在大清门南朝房和司房的位置，原有东、西朝房各三楹。西朝房后有五楹平房一座，东朝房后有五楹二层楼房两座，南侧正对大清门处有三楹平房两座。经改建后，朝房由三楹改为五楹，朝房之后各有五楹二层配楼一座（俗称“朝楼”），配楼两侧各有板瓦房七间（南四间，北三间）。大清门正南的两座司房被拆除，新建琉璃五龙影壁一座。如此改建之后，使这一区域的建筑整齐对称，与东西两牌坊、奏乐亭及北面的大清门共同构成宫门前庭的建筑格局。
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年），乾隆皇帝在崇政殿至清宁宫建筑两侧又兴建新的行宫――东、西所。东所位于崇政殿至清宁宫诸宫殿东侧，为皇帝东巡时皇太后居住之处。西所位于崇政殿至清宁宫诸建筑之西，是皇帝东巡时的帝后行宫。工程“俱系乾隆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兴工启建，十三年三月内告竣完成。”（《黑图档》乾隆四十三年京行档）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新建了东宫琉璃门、东西值房、垂花门、颐和殿、介趾宫、敬典阁等，西宫琉璃门、东西值房、垂花门、迪光殿、保极宫、继思斋、崇谟阁等。这些建筑共同形成了盛京皇宫中路的新格局。
（二）西所新增建筑与太庙工程
西所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建成后，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第三次东巡盛京之前，又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增建。此次新建琉璃门东、西便门，垂花门东、西便门，迪光殿东、西配殿，继思斋东、西值房和崇谟阁后七间房。这些建筑并不直接供皇帝后妃使用，除迪光殿配殿为随驾东巡的内阁、军机处、六部等宫员候旨办事之处外，余者或为方便出入，或为宫女太监住用，或供存放杂品等，可以视为对乾隆行宫使用功能的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适应皇帝驻跸期间处理政务及活动需要。
除西所增建工程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命移建太庙于大清门东，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方竣工。其全部建筑为：“大殿三间，东配殿三间，东顺山房二间，西配殿三间，西顺山房二间，宫门三间，东西角门楼二座，曲尺墙随墙门二座”。
（三）文溯阁等西路工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为在盛京宫殿储存《四库全书》，乾隆皇帝又命于盛京宫殿之西，建造专用藏书楼文溯阁及其配套建筑。工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开工，至翌年七、八月竣工，历时一年有余。新建部分包括三个区域：南部以嘉荫堂为中心，包括嘉荫堂、东西转角房、戏楼、扮戏房、南围房等，是清帝东巡盛京驻跸期间赏戏、赐宴的场所；北部以文溯阁为中心，包括文溯阁、宫门、碑亭、仰熙斋、东西耳房、东西游廊、东西配房、九间殿等，是收藏《四库全书》以及皇帝驻跸期间读书和题诗作画之处；西侧中、西路之间的更道区域，包括南北值房等。在清代，该区域统称为“文溯阁”。
“文溯阁”部分与原“大内宫阙”部分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形成沈阳故宫西路建筑群，也使盛京宫殿平面分布由两个区域扩展为三个区域，成为其后延续至当代的基本格局。同时，本期新建宫殿从外观到使用功能，都具有当时皇家园林建筑的特征，也为盛京宫殿建筑群增添了新特色。
四、多元文化的体现
盛京宫殿自1 625年兴建，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最后一批增扩建工程竣工，其建筑活动经历清入关前后两个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乾隆三个朝代，前后持续158年，最终形成几个时期宫殿建筑并存的积累式面貌。因此，盛京宫殿表现了明显的“分期建造，相互融合”的特点。
沈阳故宫东路和中路建筑，最初的建造目的分别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常朝宫殿。皇太极即位后，将东路的功能改为礼仪大典之用，这样，就突出了中路“大内宫阙”的主体地位。乾隆时期营建东、西所后，更加丰富了中路，尤其是崇政殿至清宁宫两侧，使中路建筑更加规整，突出了皇太极时期营建的朝寝建筑。嘉荫堂及文溯阁等西路建筑的营建，使盛京皇宫的空间布局更为紧凑，也更加突出了皇太极皇宫的中心位置。同时，通过必要的交通流线与西所和轿马场联系起来。因此，沈阳故宫虽然是分期建造，但最终形成一个主次地位分明、功能分区严谨、整体构图统一的有机整体。在建筑布局和空间形态上，乾隆时期建造的东、西所和西路建筑，采取了合院布局的方式，使行宫与早期建筑达成一致。在建筑艺术上，其造型和装饰虽然接近北京皇宫同期同式建筑，但在殿顶琉璃瓦上，并没有采用北京皇宫所用的满堂黄做法，而是与盛京皇宫早期建筑保持一致，采用黄心绿剪边的做法，使早、晚期建筑相互协调。
包括太祖汗宫和皇太极皇宫在内的盛京皇宫，最突出的特色是体现了包括满族文化、汉文化、蒙古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
满族文化主要体现在沈阳故宫的主体布局和使用制度上。如东路的政治性建筑――大政殿和十王亭，以独特的建筑名称和大政殿居中而建、八旗衙署――十王亭在左右两侧分布的形式，反映了后金和大清早期满族特有的军事、生产、行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的文化特色，与满族皇帝和八旗旗主狩猎出征时扎设营帐的排列方式相同，形成独树一帜的“帐殿式”布局。举行国家重要典礼的大政殿为重檐八角亭式建筑，以满、蒙民族汗王狩猎出征时扎设的帐幄为造型基础，在中国历代皇宫大殿中是仅有的，具有浓郁的满族建筑特色。中路清宁宫等帝后寝宫建于3.8米的高台之上，承袭了满族在山区居住时期贵族首领住宅建于最高处的习俗。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清宁宫偏东侧设屋门、西侧室内通连和搭设三面相连的转弯炕、西炕上方安设祭祀神位的格局，以及清宁宫内的皇帝家族祭祀场所，都是融满族传统生活习俗和萨满教信仰风俗为一体的满族宫廷和民间住宅建筑的样板。清入关后，北京宫殿坤宁宫、宁寿宫等建筑都仿照清宁宫进行修建或改建，以适应满族皇帝宫中生活和祭祀的需要。皇太极皇宫在初建时，皇宫中轴线也并非完全对称，尤其是崇政殿前的建筑，东厢房与银库，銮驾音乐楼和九间楼，八角琉璃井和转角楼都不对称，只是经过乾隆时期的改建后才变得完全对称。这种不对称的空间布局也体现了满族早期建筑的特色。以宫门形式出现的凤凰楼在中原皇宫里是很少见的，这种台上楼阁的形式也是满族建筑的一大特色。
汉文化主要体现在沈阳故宫中路建筑的空间布局和建筑装饰上。皇太极继位后，为了显示后金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开始尊崇儒家文化，并建立大清帝国，称皇帝。他在营建自己的宫殿时，已充分吸取了汉族皇宫建设的思想，按照汉族的营城规制，将皇帝朝政的金銮宝殿和居住的寝宫紧密相连，形成一个整体，呈“前朝后寝”的空间布局形式，并形成主体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排列形式，以轴线建筑艺术重点突出中心朝寝的重要地位。在建筑装饰方面，沈阳故宫各主要宫殿均采用象征帝王的龙为主要纹饰进行彩绘和雕刻，如大政殿正面的双龙盘柱，崇政殿内外檐柱上方的龙形抱头梁，大清门、崇政殿的龙纹墀头等，都是汉文化的体现和影响。
蒙古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沈阳故宫的木构及装饰上。早在努尔哈赤时期，满蒙开始婚娶；皇太极时，大规模推行满蒙联姻，并逐步统一蒙古诸部，最终形成满蒙信仰共同体和满蒙间文化的统一。这些因素自然会对沈阳故宫造成影响，崇政殿、清宁宫等建筑上使用的方柱，方形复莲石础，柱头兽面装饰等都是蒙古族木构建筑中常用的手法。
华严寺位于大同市中心的大西街，是依据佛教的七大宗之一——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而修建的，故名华严寺。寺内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上寺)和薄伽教藏殿(下寺)，其建筑、塑像、壁画、壁藏、藻井等，都是我国辽代艺术的典范。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大同华严寺导游词，方便大家阅读与鉴赏!
大同华严寺导游词1佛坛的左梢间又有普贤菩萨骑像，两个菩萨胁侍，獠蛮牵着象，普贤像前有起陀和一个童子像。佛坛的右梢间是文殊菩萨骑狮像，拂林牵着狮子，两个菩萨胁侍。这和通常文殊居左，普贤居右的配置是不相同的。
殿内两梢间的极端前角，都立有护法金刚，形体魁伟，遥对而立;身披甲胄，手持宝剑，怒目而视。与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唐墓出土的武俑十分相似，只是比出土的武俑高大得多。
佛坛左端金刚的右侧，有一面颊丰满，袖手趺坐，大约40多岁的中年妇女塑像，形态亦宛然如生，……
此外，沿着佛殿两山墙砌台上还排列着五百罗汉塑像。据东大殿前明代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十月二十三日重修佛光寺补塑罗汉碑记云，确系明代遗物。
东大殿内柱额上的几幅拱眼壁画，亦为唐代遗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右次间内柱前额上的横幅。横分三组：中间一组以佛为中心，七菩萨胁侍。左右两组以菩萨为中心，其旁边又各有菩萨、天王、飞天等。壁之两端有僧俗供养人像，北面一排是披袈裟的僧徒，南面一列是袍服大冠的文官。内有一人，好像是在权衡长短，那嘴边上的胡须飘然若动，与敦煌画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两样。壁画颜色除石绿以外，都是深暗铁青色。各画像的衣纹姿态都极其流畅，具有唐代风韵，而画脸和胡须的笔法，还含有汉画的遗风。
东大殿左右四梁下还有唐人题字，如：敕河东节度观察个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郑、助造佛殿泽州功曹参军张公长、功德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密公遇、执笔人李行儒等字迹，清晰劲沉，实属不易多得的庸人墨迹。
我们刚才介绍的东大殿的建筑，塑像、壁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此，就是被梁思成先生称为孤例的四绝艺术。
大同华严寺导游词2金阁寺：我们从南路进五台山，过收费处牌楼，前行不远，这座立于路北山坡金碧辉煌的庙宇，便是台怀腹地第一大寺金阁寺。这金阁寺位于南台之北、中台之南的金阁岭上，海拔高度达到1900多米，除台顶寺庙外，金阁寺所处地势最高。该寺距台怀镇约十五公里。
金阁寺创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是由印度来的大法师不空，根据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江南高僧道义来五台山礼佛，梦幻中看见这里金阁浮空的传说，主持建造的。当时铸铜为瓦，瓦上涂金，以合金阁之圣名，整个寺庙金光灿烂，无比辉煌，从敦煌壁画中至今仍可看到当时金阁寺的盛景。而且，不空大师作为密宗的主要创立者在金阁寺开办道场，译讲密宗仪轨，所以金阁寺在国内外很有声誉，也是古代中国和印度佛教文化交流的实证。
金阁寺现存的寺庙建筑及塑像均为明、清两代和民国年间复修和添补后形成的。整个寺院占地面积21000多平方米，共有殿堂楼房160余间。天王殿里面这前后两重大院，中间用下窑上楼的二层建筑隔开。前院最主要的建筑就是这座二层大阁。阁内所供为观音菩萨，这尊观音铜像高达17.7米，是五台山最高最大的圣像，胸部以上伸人二层阁内，我们必须抬头仰望才能看到观音的容颜。铜像铸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后人重修时在铜像外贴泥，金妆，另加48臂，号曰千手观音。观音两旁这两尊高大的胁侍像，一男一女，是所谓的观音父母妙庄王夫妇。这是根据元代书法家赵孟畹姆蛉斯苤偌妗豆凼酪羝腥浴返乃捣ǎ垡羰敲钭醯娜鳎忻钌疲杂壮黾摇6捶鹁霞窃兀垡羰枪糯《纫桓龉醯奶樱胁槐r，后来出家修成菩萨。但观音来到中国后，一般塑像和图像多作女相。观音阁两壁这24尊塑像，称为二十四诸天，即24位护法神。原本在印度佛教里只有20位护法神，传人中国后又将道教里的4位神加了进去，这样就有了二十四诸天。观音站坛的西南壁角，还塑有下沼建造金阁寺的唐代宗李豫像，观音菩萨两侧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后院主体建筑为大雄金殿，内供三佛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两旁为十八罗汉。
大同华严寺导游词3华严寺位於陕西省长安县韦曲东南少陵原半坡上，距西安城约15公里。寺居高临下，襟山带河，殿宇庭院精致幽邃。它俯视樊川，西望神禾原，南望终南山的雾岩、玉案诸峰。
寺建於唐德宗(李适)贞元十九年(803年)，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发源地，古“樊川八大寺院”之一。清朝乾隆年间，少陵原一部分崩塌，志内殿宇全被摧毁，现在仅有两座砖塔。
东边的一座是华严宗初祖杜顺禅师塔，四面七层，高约13米，上层石刻有“严主”二字，第三层石刻有“无垢净光宝塔”六字。西边的一座是华严宗四祖清凉国师塔，内安奉清京相师舍利子21粒。
该塔六面五层，高七米，塔上石刻有“唐清原国师妙觉之塔”十字。二塔下层各有砖筑龛堂，内有石刻影像及像赞，石刻下半部刻重修记，为近代宋伯鲁、宋联奎同时书写。另有唐宣宗大中六年刻的《杜顺和尚行记碑》，已移存於陕西省博物馆。
大同华严寺导游词4华严寺始建于唐贞元年间，为樊川八大寺院之一，中国佛教华严宗祖廷。华严寺位于西安市南15公里的长安县少陵塬上，寺居高临下可俯瞰樊川，西望神禾塬，南观终南山玉案、雾岩诸峰。李白描述道：“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唐代樊川是长安城南著名风景区，是春秋宴乐、夏日避暑的胜地。唐诗人杜牧《望故园赋》中写道：“余三思归兮，走杜陵之西道。岩曲天深，地平木栳。陇云秦树，风高霜早。周台汉园，斜阳暮草。”华严寺南望终南山，诗人岑参的“寺南几千峰，峰翠青可掬”，道尽了它景致最佳处。华严寺周围的自然景色，虽不是佛经中描述的华严世界，却也是人间的华严天堂。寺内曾有东阁法堂、会圣院、澄襟院及真如塔等建筑。历宋、金、元、明渐趋荒落。华严寺初建后数百年间，无高大殿堂建筑的记载，只记凿原为窟，安置佛像及僧众居住。
华严寺可以说是黄土高原上一座典型的窟洞寺院。从塔的记载看，这里曾有华严宗初祖杜顺坐定身骨的墓塔、二祖智俨塔、三祖贤首塔、四祖澄观塔。清乾隆年间少陵原崩塌，寺殿尽毁。仅存砖塔2座：东侧为杜顺禅师灵塔，西侧为清凉国师灵塔。两塔立于塬畔，常年受滑坡之扰，塔身不同程度倾斜。一九三年陕西大旱，朱子桥居士来陕西赈灾，与佛教界人士瞻礼华严寺塔时，见到元代重修碑内有“修塔即降甘露”的文句，便于塔前发愿“重修两塔，祝愿普雨”。不日即天降大雨，朱子桥遂与佛教界人士动工修塔。1986~1988年将清凉国师塔迁建于原址东侧距杜顺塔约20米处。两塔下部有清宋伯鲁、宋联奎等人所书重修记
华严寺位于西安市南长安县杜曲镇城东南少陵原畔上，距西安城约15公里。 为唐代著名的樊川八大寺之一。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发源地。
寺建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僧人杜顺在此创立华严宗，其三传弟子深得武则天宠信，被称为“华严宗大师”。四传弟子澄观被尊奉为教授和尚，授“镇国大师”、“僧祖清凉国师”称号，并主持当时全国佛教法事。因此，华 严寺是唐代地位相当高的一所名寺。
大同华严寺导游词5华严寺始建于唐贞元年间，为樊川八大寺院之一，中国佛教华严宗祖廷。华严寺位于西安市南15公里的长安县少陵塬上，寺居高临下可俯瞰樊川，西望神禾塬，南观终南山玉案、雾岩诸峰。李白描述道：“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唐代樊川是长安城南著名风景区，是春秋宴乐、夏日避暑的胜地。唐诗人杜牧《望故园赋》中写道：“余三思归兮，走杜陵之西道。岩曲天深，地平木栳。陇云秦树，风高霜早。周台汉园，斜阳暮草。”华严寺南望终南山，诗人岑参的“寺南几千峰，峰翠青可掬”，道尽了它景致最佳处。华严寺周围的自然景色，虽不是佛经中描述的华严世界，却也是人间的华严天堂。寺内曾有东阁法堂、会圣院、澄襟院及真如塔等建筑。历宋、金、元、明渐趋荒落。华严寺初建后数百年间，无高大殿堂建筑的记载，只记凿原为窟，安置佛像及僧众居住。
华严寺可以说是黄土高原上一座典型的窟洞寺院。从塔的记载看，这里曾有华严宗初祖杜顺坐定身骨的墓塔、二祖智俨塔、三祖贤首塔、四祖澄观塔。清乾隆年间少陵原崩塌，寺殿尽毁。仅存砖塔2座：东侧为杜顺禅师灵塔，西侧为清凉国师灵塔。两塔立于塬畔，常年受滑坡之扰，塔身不同程度倾斜。一九三年陕西大旱，朱子桥居士来陕西赈灾，与佛教界人士瞻礼华严寺塔时，见到元代重修碑内有“修塔即降甘露”的文句，便于塔前发愿“重修两塔，祝愿普雨”。不日即天降大雨，朱子桥遂与佛教界人士动工修塔。1986~1988年将清凉国师塔迁建于原址东侧距杜顺塔约20米处。两塔下部有清宋伯鲁、宋联奎等人所书重修记
世俗论画，必曰画有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故人以界画为易事。不知方圆曲直，高下低昂，远近凹凸，工拙纤丽，梓人匠氏有不能尽其妙者，况笔墨规尺，运思于缣楮之上，求其法度准绳，此为至难。
――汤厘《画鉴》
界画一科
中国建筑历史久远，诞生于西周时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描绘了当时建筑的宏伟和壮观，“如鸟斯革，如晕斯飞”――巨大的建筑像大鸟一样张开翅膀，跃跃欲飞，让人不禁产生无限的遐想。可惜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结构，岁月荏苒，许多文献中记载和描述的辉煌宫殿早已荡然无存，如今只能于画家最直观的艺术语言――界画中，寻求它们的遗迹。
界画即“界划”，中国画中的一种。在东晋顾恺之的《论画》中，第一次出现了“台榭”的说法，隋唐时又有“台阁”、“屋木”、“宫观”之称，到了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便有了“界画”一词，明陶宗仪《辍耕录》载画家十三科，已将界画楼台列为一科，指利用界尺划线来准确描绘楼阁屋宇和舟船桥梁等的建筑绘画。
关于界画的工具和运笔，鲁迅先生曾经有比较形象的描述：“一枝界尺，还有一枝半圆的木杆，将这靠住毛笔，紧紧捏住，挨了界尺划过去，便既不弯曲，也无粗细了……”实际上，传统的界笔是将一片长度约为一枝笔的三分之二的竹片，一头削成半圆磨光，另一头按笔杆粗细刻一个凹槽；而界尺，则类似于一个用四根笔直的竹片订成的可拉伸的平行四边形模具。作画时把界尺放在所需部位，将竹片凹槽抵住笔管，手握画笔与竹片，使竹片紧贴尺沿，按界尺方向运笔，这样就能画出均匀笔直的线条。
仅从技法而言，界画并不深奥，无非一点一笔皆要求中规中矩，合乎实物比例，技法严谨工细讲究法度，因此“画中之有楼阁，犹字中之有九成宫，麻姑坛之精楷也。夫界画犹禅门之戒律也，界画洵画家之玉律，学者之入门”(《芥子园画传》)，在传统的画家十三科的分类中，山水打头，界画为底处于末尾。但画好界画并非易事，顾恺之言“台榭一足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徐沁在《明画录》中谈到：“画宫室者，胸中先有一卷《木经》，始堪落笔。昔人谓屋木折算无亏，笔墨均壮深远，一点一画皆有规矩准绳，非若他画可以草率意会也。”
事实上，界画虽然是一种建筑画，但却不同于现在意义上的“建筑画”。一方面，作为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建筑图样，大到整体的建筑布局，小到具体的榫卯结构，界画家都必须描绘得历历在目，依图可建，这需要丰富的建筑知识和极大的耐心、技巧。而另一方面，界画又是绘画艺术，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依附于中国山水画，唐代的富贵臻丽的画风，北宋大山大水式的写实精神，南宋边角构图的空灵蕴藉，无不同时体现于其中。受自古以来“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的影响，界画不强调建筑的体量，而是强调建筑给人的舒适感受，更多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空间哲学。能脱出绳墨的羁绊并使之艺术化者，方为界画大师，因此在历史上以界画为专业的画家不多。《宣和画谱》在“宫室”一门中只列举了四位画家(唐尹继昭，五代胡翼、卫贤，宋郭忠恕)，并且明确说，“自晋宋迄于梁隋，未闻其工者”。
界画之史
建筑绘画早有先例。《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六国时，“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到了汉代，文献中提到有《甘泉宫图》、《汉麟阁图》、《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汉明帝画宫图》、《洛阳图》等图将其时著名的宫殿苑囿描摹下来，可惜全已佚失。但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中，还大量地保存着当时的宅院楼阁等建筑绘画。这些，当属界画之前身了。
《洛阳伽蓝记》曾记录了北魏时期洛阳地区盛极一时的宗教建筑，“雕梁粉壁，青缫绮疏，难得尽言”。以这数万间佛寺为创作对象，在顾恺之、姚昙度、张菩果、陆探微等一批画家笔下，以宗教建筑为题材的作品如《自马寺台样》、《灵嘉寺塔样》等陆续问世，今天我们尚能见到的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中，用界画方法绘制的舆车与龙舟，技巧之高超足让人慨叹。
不过，界画的早期形式不同程度地依附于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创作，以及建筑的设计，真正的独立得归功于隋代的两位画家，“杨(契丹)、展(子虔)精美宫观，渐变所附” (唐张彦远)。《宣和画谱》称隋展子虔“善画台阁，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有咫尺千里之趣”，在传为展氏的《游春图》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山水画中的点景楼阁已经表现出很高的技巧。唐初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擅美匠学”，不仅是才华出众的画家，还曾为当时的皇室修建过大量宫室。是精于建筑术的营造学家。唐代末年又出现了专以楼阁擅名，画“干栋万柱、曲折广狭之致皆有次第，又隐算学家乘除法于其间”的尹继昭。
公认的早期界画是五代卫贤的《高士图》，这也是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传世卷轴画中年代最早也最为可靠的以界笔“檀柱构梁”的建筑画迹之一。该卷描绘了汉代隐士梁鸿与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把梁鸿的居所安排在山环水绕的大自然中，集山水、人物、建筑画为一体，“虽由人造，宛自天成”。房屋以及木栏栅篱用界笔描画，结构清楚，并有一定的透视感和纵深关系。建筑虽然在全幅中所占比重有限，但严谨的画风和较强的写实性仍能反映出五代画家在界画上的表现能力。
北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界画所表现的范围、风格和题材较前代更为多样，在表现技巧上也趋于成熟。随着郭忠恕、王士元、张择端等专攻楼阁并卓然有成的界画大师的出现，界画从最初简单的建筑设计图稿发展到具有独特美感和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并最终摆脱了作为人物画背景和山水画点缀的从属地位，发展成为以楼阁为主、山水为背景、人物舟车为点缀的一门独立画科。据史籍记载，郭忠恕的建筑画以准确精细著称，甚至可以作为施工图用，“以毫计寸，以分计尺，以尺计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规矩，曾无小差”，“为屋木楼观，一时之绝也，上折下算，一斜百随，咸取砖木诸匠本法，略不相背”，他不仅对建筑的构件和做法至详至悉，而且已经开始注意通过高超的技巧和一定程度的透视画法在二维平面上表现建筑物三维空间的立体感和通透感，达到了使观者“望之中虚，若可蹑足”的艺术效果。而宋代最负盛名的界画作品当属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末年京都汴河两岸“物阜民丰”的承平景象，以全景式的构图、严谨精细的笔法，展现了我国12世纪都市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貌，虽是一幅风俗画，但画面中描绘了大量的建筑，以鸟瞰的角度，不断推移的视点来摄取景物，展现出汴梁城当年的一组组建筑群落：农舍、村镇、店铺、桥梁、城楼、茶坊、酒肆、脚店、寺观、公廨等。虽类型繁多，方位各异，但组织构图有条不紊，平行透视和散点透视的表现手法，更引观者进入一个俯仰顾盼、以游无穷的城市空间。
这种界画与山水画在风格上的同步在元生了变化。与当时山水画坛大量出现的文人墨戏和“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写意画风不同，借助当时盛行的水墨画技法及李公麟一路的白描技法，逐步走向了纯界画的境界，描绘建筑主体“细入微芒”，而山水配景已不 再重要，状物精微的写实性达到极致。当时的宫廷画家王振鹏是元代最重要的界画家，其风格特色准确细致，多以宫廷建筑为主题，专用墨线白描法画建筑，并以墨线深浅、疏密、平行、交叉之不同，来区分建筑各部的质感、材料和体积感，代替以前的设色或淡墨渲染的画法，被虞集评为：“振鹏之学，妙在界画，方圆平直，曲尽其体，而神气飞动，不为法拘。”
然而，正是这种法度的谨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笔墨情趣和审美特性的发挥，与文人画家寄性咏怀、缘物抒情的审美理想背道而驰。加之囿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科学技术和百工匠艺始终被认为是雕虫小技而没有地位，要求中规矩、合法度的界画，逐渐被视为缺乏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梓人匠氏”之作。随着元季文人画的勃兴和明代文人画统治地位的确立，界画备受攻讦而日见式微。有明三百年间，以擅长界画闻名者，只有仇英一人，而他也只是将其精美的界笔建筑作为人物画的背景。
进入清代，界画又有了新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新兴商人和市民阶层新的审美好尚，富丽堂皇而饶富装饰趣味的界画楼阁在扬州等地域重新兴盛，并出现了袁江、袁耀这样在界画史上“标呈百代”，的大师级人物。同时，为表现清王朝的“文治武功”，宫廷御用画家们创作了大量宏幅巨制的纪实性作品来记录重大历史事件，许多建筑物成为宫廷绘画的重要表现题材。清初欧洲科学和艺术的传人，也首先对宫廷绘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在界画的表现手法上，引入了更能表现空间和体积的焦点透视和明暗法，呈现出“中西合璧”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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