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教育课中学生心得体会
所谓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会表决通过国家安全法，明确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并规定每年的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现代社会中，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国家是人民的屏障，在国家安全领域尤为如此。加强国家安全教育，不仅需要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更要注重复杂环境下关涉国家安全的新动向，与时俱进，让国家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早在2013年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时，国家主席就明确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2017国家安全法心得体会2017国家安全法心得体会。”将国家安全列为头等大事，首先要在“安全稳定是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上形成全民共识。从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到至今冲突频频的一些地区，大到一国小到一个单位，稳定是存续的先决条件，假使环境动荡、人心不安，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其次是要增强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应该认识到，当今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复杂远超预料，对内一些影响社会稳定、危害民众衣食住行安全的因素依然存在，对外诸如南海主权争端、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等恐怕短期内也难消除。因此，对国家安全的理解，既要着眼于当下，又要关注长远。
新国家安全法颁布的本身就意味着，对国家安全教育要与时代同步，直面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主编刘慧曾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科技的不断进步，近年来大量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被提出并获得重视。就议题而言，相比于传统的领土、政权、军事等三大领域安全，、核安全、环境安全等新的问题日益为各国政府所关注;就发生方式来说，“棱镜门”事件等信息安全事件的出现，表明国家安全已呈现出由现实世界向虚拟网络空间扩展的趋势。网络空间安全，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信息安全，同时让网络主权由概念步入现实，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国家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说明国家安全最终落实到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上来。一方面，对人民安全的保障，能够增强个体对国家的认同感，深化国家安全意识。另一方面，“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要求国家安全的维护也要紧紧依靠人民，在国家安全布局上不能忽视个体的重要性。只有每个人都视国家安全如自己安全，才能自觉抵制那些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的潜在因素的侵蚀，从而营造良好的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定工作生活环境。
尽管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主流，但无论于国家的管理者还是公民个体，在维护国家安全上都不能掉以轻心。国家的总体安全，既关系着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又与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长治久安密切相连。面对新的形势，不仅呼唤新的发展观、改革观，还需要新的安全观，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增强人们的安全意识，要求我们理念上跟上时代步伐，话语上适应现代交流需要，方式上熟练运用新的科学技术，以完善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更好地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国家安全教育课中学生心得体会
通过这次的国家安全教育课，我认识到在现在我们应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在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我们更要意识到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主角!这堂宣传课结合了目前发生于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疫情，中国在防疫面前做得非常棒，同时在积极援助其他国家抗疫面前也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我们注意到民众在公共安全事件面前绝不仅仅是被动的、被保护的对象，同时他们也是积极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主体。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法制建设、强化政府职能建设、健全信息公开媒体与互联网管理制度、强化专家的科学精神与职业素养、健全应急管理机制、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升公民应对疫情灾情素质、切实把”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到实处、注重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外溢风险及其应对政策措施。
面对疫情，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自我与家庭预防、利用假期丰富自我，做好心理调控、提升信息辨识能力、不传谣不造谣。大学生们创新前行，在积极对社会做贡献中，将实现自身的韧性增强和境界升华。
国家安全教育课中学生心得体会
党的以来，全省教育部门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深入推进各级各类学校的国家安全教育，不断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夯实国家安全基础。
组织编写国家安全教育读本。将国家安全法教育纳入《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积极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地方教材审定工作，审定通过《国防教育读本》等10多套包含国家安全教育地方教材。
安全是人类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需求。安全是人们生命健康的保证，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安全学习心得，供大家参考。
安全学习心得1通过这次的对消防法规和消防实用知识的学习与理解，对消防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掌握了一些消防安全工作的基本理论知识，譬如：消防工作的方针、目的和意义，燃烧与灭火的常识，常见灭火器材的维护和管理，消防控制室及消防设施的使用和维护，安全疏散设施的设置，消防安全培训的重要性等等。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消防安全管理应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把消防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火灾带来的危害，人人都懂，但在日常工作中却往往被忽视，被麻痹，侥幸心理代替，往往要等到确实发生了事故，造成了损失，才会回过头来警醒。这就是因为没有把防范火灾的工作放在第一位所导致的。“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这十八个字是同志二十多年前提出的，至今仍是消防安全管理的主旨所在。而做好预防工作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在校园中，应该以消除火灾隐患、提高防火意识为目的，不作口头文章，以实际行动和措施来切实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二、加强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提高防范意识
由于有些工作涉及到易燃易爆化学品等高危险物质，校园内部对火灾隐患已经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但通过这次培训，发现现有防范意识程度还是不够的。不论是一线工作人员还是管理人员，都应对岗位和部门可能涉及到的火灾风险和消防通道等消防相关设施有充分的了解。不论是火灾高危险岗位人员还是其他人员，都应该定期接受相关专家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内容包括：有关消防法规、消防安全制度、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各部门各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各种消防设施的性能......
安全学习心得2在每周的星期一上午，我们都会进行安全知识学习。在近来几周中，我们学习了《省公司系统内的事故案例汇总》，这些血的事实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纵观每一起安全事故，大部分是因为违章作业、粗心引起的，不但给施工人员造成了人身伤害，公司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也给受伤害人员的家属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所以安全一刻不能松懈，更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企业需要做的教育工作、防护工作、监察工作都已做到，做为员工我们也要做到安全防护、安全保护、认真细心。企业和员工共同努力才会达到双赢，对我们员工自己的人身安全更是一种保障。
安全无小事，需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养成保护自己，保护他人的习惯。不要因为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改变施工程序，不要因为抱有侥幸心理而去做违章的事。在这些案例中，多数安全事故都是因为不按程序办事，习惯性违章引起的。“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从小事做起，杜绝习惯性违章，按制度、程序办事才是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
我们学习了很多的安全知识，也接受过很多的安全培训，安全知识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已经扎根在我们的脑海中，但是这些事故反映出有些员工安全意识不强。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应加强安全保护意识，积极配合安检人员做好安全工作，真正做到安全无违章。
安全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根基，只有将安全做好别的美好才能够实现，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幸福生活，我们在施工作业工程中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和公司各部门一起将安全工作做好，对公司负责，对自己负责。
安全学习心得3通过本周的安全教育学习，我更加深刻的感受到“安全”的重要性。
企业成于安全，败于事故。任何一起事故对企业都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对家庭、个人更是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痛。安全意识应始终牢牢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让大家知道若责任心不到位就会酿成事故，正确认识到安全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上下关联、人人互保、环环相扣的链，是一张错综复杂、紧密相连的网。回顾石化企业发生的重大事故，一次次映入我脑海的不外乎是以下内容：某人安全意识淡漠，严重违反《安全生产法》;某某安全责任心不强，麻痹大意习惯性违章;某某单位安全管理不严，尤其是现场安全监督检查不力等等。这些惨痛的案例，无不折射出我们的安全教育的缺失，表现出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尚存很大的缺陷，我们安全管理的体系还是那么的脆弱!
“安全就是效益”，这种观点应根植于每个人(包括我自己)的心中。首先武装好自己，熟知熟会各项操作规程安全制度，认真学习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其次养成良好的安全操作习惯，杜绝习惯性违章，敢于同身边的甚至是上级的不安全行为较真儿;第三是勤于检查，及时发现整改事故隐患。一线岗位安全隐患和死角多，习惯性违章较普遍，如果只在形式上讲安全，应付检查，那么即使是投入再大，付出再多，安全环境也不能得到本质改善，安全管理水平永远不能得到本质提升!如果每位员工在每日的工作中相互监督、相互提醒、相互检查，查找漏洞和薄弱环节，防止不安全的因素存在，杜绝事故隐患，从小事做起，就能筑起安全大堤。无危则安，无损则全。安全就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生命得到保证，身体免于伤害，财产免于损失。
让人人都来重视安全，时刻关注安全，将“安全生产”铭记心中，不折不扣地遵操作规程之章，守安全生产之法!让人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违章就是走向事故，就是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甚至走向死亡。不要抱有任何饶幸心理，因为，或许一次小小的不经意的违章，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或损失，就会变成违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安全生产工作必能做得更好，我们的企业就能长盛不衰，我们个人就能在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中幸福生活。
安全学习心得4通过这几天的学习，使我更深刻的认识到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抓安全工作的紧迫性、长期性。学校是人群集中的地方，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安全卫生工作显得尤其重要。学生的安全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学校就必须把保护学生的安全放在首要地位。下面我就安全教育学习谈几点自己的体会：
安全教育讲座中重点谈到了“教师”这一部分，它涉及面较宽广，不但谈到了教师所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规范，学校的安全责任，而且谈到了教师必须应尽到的安全责任等方面。
我觉得安全教育讲座给我们广大教师提供了教书育人的行动指南。一名合格的农村教师，必须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要有安全理念，要懂得安全基本常识，要有安全第一的思想。作为教师更应把职业责任变成自觉的道德义务，更应知晓安全教育常识和掌握安全保护基本方法，更应在保护好学生的安全前提下教书育人。作为班主任教师更应把抓安全工作放在班务工作的首要地位，要不厌其烦的讲安全，要关注全体学生。必须自觉地做到对学校安全负责，对学生家长负责， 对教师集体负责， 对社会负责。在社会主义社会，教师职业态度的基本要求，就是树立积极主动的劳动态度，努力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教师必须有主人翁的安全责任感，必须具有从事教育劳动的光荣感与自豪感，必须有安全工作奉献精神。
思想品德课中讲到生命健康权是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安全教育讲座中谈到了“学生”，学校保护学生生命安全是学生应享受的一项最基本权利。而这一基本权利所对应的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义务。制定安全法，宣传安全法，实施安全法，落实安全法，正是国家和政府履行这种义务、落实学生权利的必由之路，安全教育不仅是适龄儿童家长及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更是国家和政府的义务。国家和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确保每一个适龄儿童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学校安全教育，提供安全的教育教学设施。学生在校的安全更是学校的重要职责，让学生了解安全常识，掌握安全自我保护方法，这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要充分利用升降旗仪式、广播、电视、班会、集会、板报等宣传阵地或聘请相关人员到校，认真开展安全知识宣传和讲解。利用多种形式认真开展安全活动，让每一位教师明确，让每一位学生知晓。学校要根据不同季节的特点，抓好安全卫生工作，学校要有安全提示牌、警示牌、人行横道线设置，学校要做到安全制度落实，人员到位，责任明确。学校只有把安全工作抓好，学校的各项工作才能正常开展，教育教学质量才能提高;才能让家长放心，让学生安心，让社会满意。
在中小学安全教育讲座中也明确了社会应该对教育履行的安全义务，社会各部门要充分利用电视、电台、广播、报刊、杂志、宣传栏、宣传车、宣传单、信息简报等宣传阵地，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知识、交通、消防、公共卫生、意外伤害、网络、信息安全、自然灾害以及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故、安全事故图片巡展等活动，在社会中营造一种“安全工作人人有责”的氛围。定时播出提示中、小学生安全的宣传画面，特别是推出动画片等中、小学生喜欢的节目时，有意识地插播一些宣传教育公益广告，此种宣传方式长期坚持，久而久之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社会、家庭、学校联动抓好了安全工作，一个“和谐、文明、平安”的社会、家庭、学校将促使国家发展，国民素质提高，社会稳定，国家繁荣昌盛。
在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更新，适应时代对学校安全教育的要求，关注学生的安全，为国家、社会培养合格人才不懈努力。
安全学习心得5我校对《国家安全法》进行了学习，今年2月22日，是《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14周年纪念日。为了在中学生中全面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使他们从小树立“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他从什么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与中学生有什么关系?中学生怎样树立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法律意识以及明确爱国主义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生动、具体、发人深思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在《国家安全法》宣传教育中，中学生中进行国家安全知识教育的目的，旨在使广大中学生从小树立“国家安全”、“国家荣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国家安全是中学生必备的知识、必备的素质。青少年是21世纪的主人，将在新世纪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要求同学们从现在起就要树立国家观念、国防观念，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把培养起来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贯穿到我们的思想意识中，贯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美好，为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学习，学习，再学习。通过学习我深有体会，要使自己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
1、在全校普遍宣传教育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计划安排，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知识的普及教育，把国防教育、爱国教育、爱校教育同国家安全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关键词：国家；安全困境；国家心理防御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4-0034-06
“安全困境”是用以解释国际（国家间）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由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翰・赫兹（John Herz）和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于20世纪50年代相继提出。此概念自产生以来，一方面被各国学者一致认同与接受，并广泛运用于分析和说明国际安全环境与本国安全境况；同时，其内涵理解、类型划分、解释框架也依然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之中，例如，巴特费尔德和赫兹共同创造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概念及其解释体系、约翰・赫兹对“缓解了的安全困境”和“激烈的安全困境”的划分、英国国际政治学者肯・布思（Ken Booth）对“无意造成的安全困境”与“精心策划的安全困境”的区分等等。这些对安全困境的认识发展都表明，安全困境依然是一个需要从多视角去分析的概念和事实，毕竟，“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国家间安全困境这一现象是由一个国家主体发出维护自身安全的讯息，另一个或多个国家主体接收并做出本国不安全判断的矛盾关系状态，必然会存在各方国家主体诠释安全以及制造、应对困境的心理过程，需要从心理学视角来对国家间安全困境进行分析。正如美国国际政治学者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所说：“我们不应过于贬低心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领导人和普通平民对于世界、外国人以及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态度――友好、敌视或者漠视都是通过一个复杂的、贯穿一生的心理发展过程而形成的。”从心理学视角来分析国家安全及国家间安全困境属于一种微观层面的分析，不少学者都曾做过类似的研究。如美国学者凯瑟琳・米歇尔（Katharyne Mitchell）通过对美国纽约市治理与攻打伊拉克政策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借用心理学中的“破窗理论”提出“破窗政策”及“零容忍”概念，并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地缘政治如何影响全球安全进行了论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从心理学的视角论证了影响国家间安全的九大因素，如无政府的社会状态、非赢即输定势、通过外部冲突来表达的内部冲突、认知偏执和误判、误解、自我实现的预言、不断升级的恶性螺旋、不知情的承诺、将现实的失去或获得转变为抽象的权力冲突的把戏。加拿大国际政治学者詹尼斯・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重新审视安全威胁中的错误认知，提出安全威胁中的错误认知在三个方面存在重要缺陷。文章试图对安全困境的内涵要素及产生机制进行心理学解释。
一、客观事实与主观心理：国家间安全困境情势的要素分解
关于安全困境的概念或内涵，中西方学者至今都未能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Alan Collins）曾整理和总结了安全困境的四种常见定义：（1）安全困境是对别国安全的损害。该类定义强调一国的某种行动如何在非主观状态下导致他国不安全感的产生，因此，该类定义关注安全困境导致的结果。（2）安全困境是对所有涉及国的损害。该类定义强调安全困境导致身涉其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安全感降低，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特性，即国家为了保卫自身安全所做的行为往往会让自己更加不安全。（3）安全困境是因意图不确定带来的安全损害。该类定义关注安全困境的起源以及在国家间互动过程中的变化和发展，强调意图不确定下的策略选择会导致互动的不信任加深。（4）安全困境是双避冲突选择带来的损害。该类定义强调面临双避冲突的选择项时，国家由于缺乏合适的政策而面临两难选择。不管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国家会有所损失，而国家的决策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选择损失较小的选项。以上四种安全困境的常见定义或强调结果，或注重源头，或关注过程甚至决策者的两难困境，但都未能对安全困境给出一个全面的、获得公认的定义。因而，可以说，这些定义都是不完整的、笼统的并待完善的。同时，从学者归纳出的安全困境的三个显著特征――善良的意图（benign intention）、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self-defea-ting/paradoxical policies）来看，善良的意图在面对“精心策划的安全困境”时解释力不足。在面对“精心策划的安全困境”时，似乎唯有“悲剧”这一实质可以解释。因此，尽管学界对安全困境的笼统化概念、三个特征以及一个实质的归纳已然成为判定一种情势是否为安全困境的参照标准，但我们依然处于对安全困境的认识困境中。然而，从认识论来讲，突破困境的办法是无限的，需要的只是我们不断转换角度寻找新的突破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安全困境更是一个涉及心理学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用心理学方法提取与分解出安全困境情势的两个要素以理解安全困境的含义：一个是触及安全的客观事实或他者行为，一个是理解他者行为的主观心理。客观事实是他者有引起主体产生不安全心理的行为存在，不管这个行为的本质是什么。主观心理将他者的任何行为都理解为挑衅的、不友善的，不管这个行为是无意造成的还是精心策划的。两个要素相互影响，客观事实催生了主观心理，主观心理又加深已有安全困境事实并催生着新的客观事实或行为产生。两个要素的循环逻辑决定着安全困境的纠结程度。对此，我们可以采用“不安全寓言”来阐释：奥格超越边界站在了乌格面前是第一个客观事实，奥格手中拿着标枪是第二个客观事实，奥格看起来又瘦弱又饥饿是第三个客观事实，而乌格有一把刀还有一只羚羊则是第四个客观事实。主观心理是乌格认为奥格是危险的，要抢自己的羚羊，所以乌格做出了“不由得握紧了刀”这样一个行为。而乌格的这个行为引起了奥格的戒备心理，由于对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有着不确定性的焦虑，所以奥格的自我防御机制被唤醒，也下意识地做出了“将标枪放到了防御位置”的行为。这种螺旋模式的发展让两人陷入对峙局面。两个人都不想处于这样的状态，但是都很害怕，他们试着交流，试着要对方放下手里的武器，他们都认为对方应该很明白自己不想伤害对方的意图。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仍然僵持在那里。这就是安全困境的事实要素与心理要素的交织，所以，安全困境是“事实”与“心理”共存的状态。
二、国家心理防御机制：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归因解释
从上述对安全困境的要素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国家主体关于安全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安全困境情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然也是安全困境产生的重要来源。关于国家间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学术界历来有三种解释：赫伯特・巴特费尔德认为导致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人性本恶”，人类的贪欲造成了人际间互不信任，由政治家领导的国家也沾染了这种人的恶性；约翰・赫兹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特性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相互怀疑与防备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经济学家汤姆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从心理学的角度强调互不信任和沟通失败是造成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提出国家关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是造成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三种理论解释各持己见、并行而立，谁也无法完全取代其他解释或是被取代。回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这三种解释都带有外在性和有限性。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外在环境条件，它不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在无政府状态下，可能存在三种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以及“康德文化”。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缺乏与国内政治状态相似的保障系统，霍布斯主义大行其道，任何国家都想摆脱和超越困境，因此趋利避害的心理以及“他人是地狱”的哲学逻辑突显。但是，同样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却可以出现“民主和平论”，可以出现成员国之间相互不打仗的“欧盟”。这足以说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必然因素，而仅仅是一种环境状态。其次，国家的“人性恶”除了本身是一种人性假设而非客观存在的缺陷外，也解释不了现实中两个并不想打仗的国家却陷入了安全困境中这一现象。至于汤姆斯・谢林和罗伯特・杰维斯提出的“误解”和“错误知觉”确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为什么陷入安全困境的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会沟通不足？为什么沟通不足会产生错误知觉？循着这个逻辑追问下去，可能会出现的现象就是“人性恶”、“错误知觉”以及“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循环证明。显而易见，三者都不是出现安全困境的根本原因。
为此，文章尝试提出“国家心理防御机制”这一概念，并做出它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内在和普遍原因这一判断。在心理学中，当个体遇到危险的时候会进入应激状态，启动“非战即逃”的准备机制，国家处于安全困境的时候也会启动这样一个准备机制。一个国家如果实力足够雄厚，就容易受到军事实力制造的诱惑，有意或无意地进入备战状态或期望开战，这个国家启动的就是“战斗”机制。如果国家的实力尚未雄厚到希望打一场战争的话，这个国家启动的就是“逃跑”机制。不管是战斗还是逃跑，按下这个启动键的都是国家心理防御机制。
国家心理防御机制是国家在自我协调和解决矛盾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习惯性的反应方式，对国家心理防御机制概念的理解可以追溯到对心理防御机制的理解。心理防御机制概念最早由心理动力学的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并由其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系统化，至今心理学界仍然在实践过程中对其进行着丰富和扩展。心理防御机制是自我在协调、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过分矛盾而产生太多的焦虑感，逐渐发展出来的习惯性的反应方式，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神经症与精神病病人，都在无意识地运用防御机制，其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过分运用或运用不当。
国家心理是国家决策过程中的内隐活动，与个体心理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我们很难捕捉到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心理，但却可以通过国家行为掌控者或执行者的个体心理去分析国家心理。一方面，国家行为由诸多个体控制并集中于权威代表性个体。可以说，作为国际社会交往中最主要和最重要行为主体的国家，实际上反映的是个体意志的集合、表现及执行。就此意义而言，国家心理可以通过个体心理以及权威个体心理得以表达，或者说两者有较多的重合地带，尤其是个体思想与国家需求高度一致的时候。因此，通过对个体心理变化的分析可以了解国家心理以及预测国家行为。另一方面，个体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心理映射于国家，并力图与国家心理重合。尤其是在面临政党、议会、精英人士、利益集团、民意、媒体等多方需求争斗时，那些远超乎个体的冲突与焦虑使得权威个体更会将自己的个体心理放大为国家心理。即使个体内心与国家意志存在不一致，在显示国家行为主体身份时，隐藏在国家形式下的个体也会服从国家并妥协于国家意志，因而两者的心理也会交集产生许多重合地带。由此，我们可以通过个体心理的分析来洞悉国家心理。当然，一个国家的文化、心理活动背景、个体心理特质等个人化的或集体化的、现实的或历史的等许多要素，都要纳入分析之中。
因此，作为抽象的国家心理一定会在具体的个体心理中得到彰显，并且可以结合文化心理和国家历史特性等要素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可以说，就心理安全而言，无论处于何种国际地位和发展状态的国家主体，不仅具有各种个体心理特征，而且都会如同个体一般存在心理防御机制以应对各种安全对象的护卫，包括对国家领土、领海、领空以及国家间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等具象化存在的安全护卫，也包括对国家历史、国家意识、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等抽象化存在的安全护卫。这如同个体会对自己可视的身体和内隐的思想可能遭到的外来侵害进行自我防御一样，国家心理防御机制是国家主体在参与国际活动中最自然、最普遍的要素，是推动国家间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动力。
国家心理防御机制被唤起的灵敏度与国家的民族文化被接受程度、国家的国际地位被认可程度等国家利益相关。当一个国家以自身核心价值理念建构起来的民族文化没有得到国际肯定与尊重或者被推崇过度的时候，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处于心理劣势或者是过于强势的时候，这个国家主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心理就会失衡或遭到破坏，进而产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安全困境反应，与此同时，国家心理防御机制被唤起并启动。不同的国家会被唤起不同的防御机制，而这些不同的防御机制又会导致对某一客观事实的认知产生错误知觉，进而陷入安全困境。例如，众所周知，现在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就受到日本社会右倾化发展、两国民族主义高涨等因素的影响。
总体来看，就指向对象而言，国家心理防御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
1.我向型国家心理防御机制
该防御机制是指当刺激出现时，将解决问题的途径指向自我，通过改变自我来缓解在挫折或冲突时感受到的焦虑和痛苦的防御机制。这一防御机制主要包括四种类型：退行、认同、隔离、合理化。
退行是一种反成熟的倒退现象，即当个体遭遇挫折后其行为反应退回到幼稚时期，通过示弱传达“请不要伤害我”或者“我解决不了当前问题”的信息。这是一种逃避型防御机制。比如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枪杀事件发生之后，菲律宾将事件的调查报告正本送给美国，将副本送到中国，该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退行。因为在1991年菲律宾参议院否决了继续延长美军基地的协议那一刻开始，菲律宾真正实现了独立。但是在面临是否独立解决上述安全困境时，菲律宾选择了重新寻求“美国妈妈”的庇护。退行在菲律宾语境下是一种策略的选择，可以避免成长过程中的能量消耗，相对最大化地保护本国利益。
认同，在个体防御机制里它是建设性的良性防御，是一种逃避型防御机制。认同的产生是因为，当个体与比自己地位或者成就高的人之间出现价值判断差异时，无法满足需求或者获得成功而产生了挫折，并导致焦虑，为了消除这种焦虑不得不认同。认同和退行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被动附和比自己地位或成就高的人，而后者是主动放弃自我。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广场协议》中为了降低自己的贸易赤字，强迫日元升值，日本只能认同。当然结果是既没有挽救美国（后来发现美国的问题在于国内巨额的财政赤字），日本自己也跌入了泡沫经济之中。
隔离是个体为了减轻心理上的不快，将某一部分事实从意识上予以屏蔽，在行为上将该问题搁置于心理楼阁之上，不予处理，如同问题从未发生过一样。比如美国宣布在巴基斯坦的情报协助下，本・拉登被击毙于巴基斯坦境内。由于担心本国成为“基地”组织的复仇对象和恐怖组织的“圣战”地，同时有鉴于之前美国在巴基斯坦国内的狂轰乱炸造成平民伤亡的事实已经引起本国人民对美国的不满，巴基斯坦政府一直未对此事进行核实和发表新闻声明。这就是一种“隔离”，将事实与自我进行隔离，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做出相对最为优化的解释和应对。
合理化，又称文饰。是指当个体的动机未能实现或行为不能符合社会规范时，尽量搜集一些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理由，给自己的行为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免焦虑的痛苦和维护自尊免受伤害。比如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其预期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这一矛盾显然引发了认知失调。为了克服认知失调，小布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调美国在伊拉克已经取得的进展，宣布反恐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声称如果不发动伊拉克战争则代价将会更加巨大，等等。
2.他向型国家心理防御机制
该防御机制是指当刺激出现时，将解决问题的途径指向他人，向其他对象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泄挫折或者满足缺失。这类防御机制主要有三种：转移、投射和替代。
转移是指个体将对某些对象的情感、欲望或态度转移到另一个对象身上，以减轻自己心理上的焦虑。这些被转移的情感、欲望或态度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在国家间关系中，转移这一攻击性防御机制常常出现，并且转移对象常常要承担起危险性的代价。当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9・11”事件发生后发誓“从今天起，任何包庇、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都将被美国视为敌对国家”时，转移这一防御机制便开始起作用了。同理，北京时间2011年5月2日10点3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宣布第一号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杀死这一消息，奥巴马着重强调美国使用无人机以及感谢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正确情报，让美国和巴基斯坦共同除掉了本・拉登，这条消息就是美国政府的转移防御。美国知道，杀死本・拉登，“基地”组织一定会向美国发起报复行动。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本国承受的压力以减轻国家和国民心理上的焦虑，奥巴马通过真诚的感谢成功地将世界包括“基地”组织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巴基斯坦身上。
投射也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一种防御机制。简单讲，投射是把自己“印”在别人身上。“他应该懂我”是投射中常见的认知范式。这里以中国因自身资源短缺不得已要取消向日本出口石油的个案为例（实质上，取消的出口数量占日本所进口原油数量的比重很小）。中国认为：“我能源紧张资源短缺了，日本你是知道的。而且我的出口量在你那里只占一个很小的比重，有和没有不会造成质的差异。”而在日本看来，这好像是中国对日本采取遏制的一个信号，自己受到了实质性的伤害。这时日本看到的是：“中国明知道我的石油供给需要进口，却停止了向我出口石油，尽管这个数量对我来说不是很大，但对中国来说也不大。我受到了伤害，而且我觉得伤害我是中国的主要目的。”同时日本还会基于这种认识来推测中国的下一步行为，以判断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对方还会采取哪些手段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
替代是个体因为某种缺陷的痛苦而采用另一样事物去替代自己的缺陷。替代物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幻想。这种替代物有时是一种幻想，因为在现实中得不到实体的满足，便以幻想的形式在想象世界中得到满足，有时则是用另一种物件去补偿因缺陷而受到的挫折。比如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自2002年开始就不时有关于本・拉登死亡的消息传出，而且大部分都是说本・拉登死于疾病。这些消息的传出可以作为幻想型替代性防御机制的最佳阐释。当美国捉拿不到本・拉登的时候，便将阿富汗等国家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进行制裁，进而得到一种替代性的心理满足。再比如，美国把伊朗和伊拉克列为“邪恶”轴心国家这一行为也是替代性防御机制在起作用。由于无法同时处理好这两个国家的问题，美国将这一痛苦替代为两国之间是轴心国的关系来获得心理安慰。然而，事实是伊朗和伊拉克进行过八年的战争，而且两国政权性质根本不同，它们怎么可能成为轴心国家呢？
需要说明的是，当一个客观事实出现的时候，即一个危及国家安全的刺激出现时，它可能激发国家主体启动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心理防御机制，以共同应对安全困境。
新安全观·利害共同体·战略通道--关于中国安全利益的一种解读(1) [摘 要] 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端视其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应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为核心，在新安全观的理念指导下，创立和发展国际利害共同体，进一步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积极建设者，同时下决心维护陆地和海洋利益，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并积极扩展战略通道。 【论文关键词】 国家安全；新安全观；厉害共同体；战略通道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端视其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应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为核心，在新安全观的理念指导下，创立和发展国际利害共同体，进一步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积极建设者，同时下决心维护陆地和海洋利益，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并积极扩展战略通道。 国家安全观念的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世界格局的急遽变化中，安全是任何国家战略目标的首要乃至最高的诉求。无政府状态成为认识国际政治的基本起点，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强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难”仍然是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切实感受。自助、结盟、集体安全等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可求途径。但是，与以往不同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国际关系日益多极化、制度化和有序化；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增强，并逐步得到应有的重视；国际关系中的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表现在安全问题上，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非此即彼”的零合（Zero-Sum）博弈模式在减少；出现国际缓和与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双赢博弈越来越普遍。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国家安全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合作安全、全球安全等新的认识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安全，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化不仅导致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越来越重要，而且使得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成为安全利益的新内容。鉴于此，合作安全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的、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共同安全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最终目标。过去，中国最担心的是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现在，周边国家以及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崛起是否会带来威胁充满疑虑。正是这种内外互动，促使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付诸实践，并将延伸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之中。新安全观是一种“立体安全观”，它不仅强调国家安全的外部性变革（如扩大到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军事领域），也扩大到政治昌明、社会安定等国内安全，体现了将国际战略与国内战略综合考虑的高度。新安全观体现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思想，代表着中国在安全问题与国际认同的深化、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内化，成为构建中国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基石。 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国家战略利益在拓展，国家安全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在逐渐扩展，如加强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的维护，强调人类安全的重要意义等。鉴于此，中国国际战略应强调有所作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在实践上，中国应主要采取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
关键词： 国家安全;新安全观;厉害共同体;战略通道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端视其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应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为核心,在新安全观的理念指导下,创立和发展国际利害共同体,进一步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积极建设者,同时下决心维护陆地和海洋利益,确保战略通道的畅通并积极扩展战略通道。
国家安全观念的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世界格局的急遽变化中,安全是任何国家战略目标的首要乃至最高的诉求。无政府状态成为认识国际政治的基本起点,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1]“强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难”仍然是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切实感受。自助、结盟、集体安全等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可求途径。[2]但是,与以往不同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国际关系日益多极化、制度化和有序化;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增强,并逐步得到应有的重视;国际关系中的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表现在安全问题上,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非此即彼”的零合(Zero-Sum)博弈模式在减少;出现国际缓和与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双赢博弈越来越普遍。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国家安全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合作安全、全球安全等新的认识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安全,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3]全球化不仅导致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越来越重要,而且使得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成为安全利益的新内容。[4]鉴于此,合作安全成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的、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共同安全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最终目标。过去,中国最担心的是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现在,周边国家以及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崛起是否会带来威胁充满疑虑。正是这种内外互动,促使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付诸实践,并将延伸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之中。新安全观是一种“立体安全观”,它不仅强调国家安全的外部性变革(如扩大到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军事领域),也扩大到政治昌明、社会安定等国内安全,体现了将国际战略与国内战略综合考虑的高度。新安全观体现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思想,代表着中国在安全问题与国际认同的深化、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内化,[5]成为构建中国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基石。
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国家战略利益在拓展,国家安全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在逐渐扩展,如加强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的维护,强调人类安全的重要意义等。鉴于此,中国国际战略应强调有所作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在实践上,中国应主要采取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安全模式,强调加强区域安全机制建设的积极性;在军事战略层面,秉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要求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在军队建设上,要由数量密集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转变。中国国家安全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这是国家利益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能否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标尺。当然,随着安全综合性的进一步深入,通过国际合作,通过国际战略的实施维护国家安全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途径。
实际上,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安全概念可谓无所不包,而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也变得多样了,当然其难度无疑也在增加。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崛起,端视其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
去公司的路上，你在路边的早点摊上买了个煎饼果子，面目可疑的食用油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你决定不去想安不安全的问题，大口咽了下去；办公室里，同事们正奋力敲击着键盘，表情凝重，看起来个个都很上进努力，你知道原因不过是最近公司要裁员的消息，大家都不希望自己是那倒霉的百分之几；打开电脑，你检查了下自己的股市账户，发现亏损额又增加了，想起当年奋力扑进股市，希望能实现理财致富的梦想，你觉得自己有一点可笑；新闻上正在滚动放着深圳病人家属助产士的医疗纠纷案件，你记起上次取体检报告时医生叮嘱说你有慢性胃炎，最好开药治疗一下，你这时有点怀疑，那医生会不会是为了多卖药，故意把情况说得严重了一些？
这是你日常的生活，和许多都市人日常的生活，再普通不过的一天。
安全感
食品
据《小康》杂志与清华大学联合的《2011－2012中国饮食安全报告》显示，「80.4%的人对当下的食品没有安全感，绝大多数「91.3%的受访者非常关注食品安全事件。在食品当中，消费者最不放心的是熟肉制品，其次是膨化及油炸食品、鲜肉、乳制品和蔬菜。
职场
网络调查显示：69%的职场人士经常会产生不安全感,23%的人偶尔会有不安全感。缺乏职场安全感已成为焦虑症的主因之一，并攀升至职场身心健康杀手榜单的高位。职场安全感缺乏甚至是世界性难题，欧洲研究人员曾做过一项涵盖16个国家2.3万名职场人士的调查，发现欧洲多国职场人受不安全感困扰，并已经影响到了身体健康。
养老及社会保障
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中国很快临近421的家庭模式，「独一代要扛起养育4位老人的重责。此外，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得比较晚，因此养老金的缺口一直是让全社会焦虑的问题之一。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浪潮扑面而来，社会养老的支出将在未来数年呈现增长态势，而「独一代面临的焦虑是：随着人口增速的下滑，缴费人群回落，到自己老的时候，怎么办？
财产
对很多人来说拥有财产等同于拥有安全感。那么，拥有多少钱才能有安全感呢？这个问题始终是网络BBS长盛不衰的话题，在五花八门的答案中，最多的答案是：够花就行。《财富赢家》杂志对此话题进行延展，以而立之年的普通中产阶层生活为参照，计算出「够花这两个字的价格是1500万元，并且强调，「这是个让人心碎但不得不面对的数字。
收入
焦虑已经成为现代都市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财务焦虑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来自收入的压力成为了摆脱不掉的阴影。房屋贷款、信用卡账单、油费、水电账单、保险支出、社交应酬，恒定上升的支出，和缓慢的收入增速，形成鲜明的对比。
「80.4%
69%
「91.3%
1500万元
421的家庭模式
安全感指标
婚姻
这个曾号称世界上婚姻最稳定的国家，如今正迎来离婚率的高发期，全国离婚率已连续8年增长。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及省会城市，新婚夫妇和离婚夫妇之比几乎达到了3：1，即每3对新人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婚外情、家庭经济纠纷、情感不合成为促成高离婚率的3大杀手，而其中，又以婚外情为主因。一边是庞大的剩男剩女，一边是一路走高的离婚率，中国人在情感问题上正面临着高度的不安全感。
3:1
公共交通
2011年的「7.23温州动车事故、上海地铁追尾，以及下半年连续几起校车悲剧，使得公共交通牵动了全体国人的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众在交通出行上的不安全感。
社会治安
在官方的公众安全感指数中，社会治安是最重要的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由「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编制的「2011中国最安全城市排行榜中，重庆成为排名全国第一的最安全城市，紧随其后的是天津和北京。
环境
去年底，PM2.5引起了公众极大关注，它再次提醒了人们：在一个受污染的环境里，提高生活质量是多么虚妄的事情。在一项针对移民人群的调查中，干净的空气、清澈的蓝天、纯净的饮用水，孩子们可以活动的大片绿地，是除教育以外最吸引移民者的因素。
政治
对中等收入及富人群体来说，政策安全感在诸多影响安全感的指标中相当重要，但是目前却极为匮乏。修改宪法时明确国家保护私有财产和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在当时都极大增加了人们的信心。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政治透明度、稳定的法律法规等，都成为影响安全感的重要风向标。
贫富差距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更有安全感，由于贫富分化不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会太激烈，因为有庞大的中产阶层可以作为缓冲地带。拉美国家近年的发展就是极好的例子，中产阶层的崛起，改写了这一地区历来严重的社会不稳。中国的经济总量虽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中产阶层规模过小，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中产阶层的规模仅仅在12%~22%之间。
12%~22%
天津／北京
重庆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哪些因素对普通人的安全感影响最大，我们将11项安全指标制作成了一份简单的调查问卷，问题是：「下列11项安全问题，你最担心什么？并请按照担心程度给它们打分，分值越高，代表你越不放心。随后我们在街头随机访问了100位路人，请他们帮忙完成这份问卷。
结果显示，食品问题、收入水平、贫富差距成为普通人不安全感的最大来源。根据调查人员的反馈，在问卷调查过程中的随意交谈显示，新闻事件对人们的影响较大。以食品安全为例，许多受访者都提到了三鹿奶粉及蒙牛牛奶丑闻，并表示这导致了自己在超市购物时都十分谨慎，以前不太关注品牌、生产日期、添加剂成分的，现在都会仔细挑选比对。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并没有遇到严重的食品问题，但大部分人仍将此项列为最影响安全感的指标。
此外，收入水平和贫富差距过大，则是人们财务焦虑最大的源头，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增长水平远远赶不上物价涨幅，并且在可预见的短期内很难改变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社会地位；而不时爆出的炫富及官员贪腐事件，则加重了这种两极分化的无力感。
IMPORTANCE
TO YOU
选项 影响程度 (0~100)
1．食品
2．职场
3．收入
4．财产
5．养老及社会保障
6．婚姻
7．社会治安
8．公共交通
9．环境
10．贫富差距
11．政治
财政
职场
贫富差距
养老
及社会
保障
公共
交通
婚姻
环境
政治
社会保障
收入
食品
对普通人来说，安全感意味着什么？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安全感意味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确定感和可控感。换句话说：你相信自己从超市购买的这盒牛奶没有三聚氰胺；饭店端给你的菜是用符合健康标准的食用油烹饪的；走在马路上时路面不会突然塌陷；坐在列车上不担心它会中途出现意外；你在家中看电视时不会有人未经许可就破门而入；你合法挣得的财产不会被人强行占有；你努力工作后可以老有所养；你打开水龙头就能喝水。
这就是安全感，很基础，但是很重要。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它仅次于生理需求，而其他的所谓幸福、自由、舒适等需求，都需要建立在安全感之上。它是人们构建文明生活的基石。
那么，究意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安全感？
个人的欲求偷走了我们的安全感。
对大部分人来说，财产是安全感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一项针对「剩女的调查显示，超过6成的未婚女性认为选择男友时，对方一定要有财富积累，才能带给自己安全感。考虑到现在的择偶观，这一数字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在海峡对岸的台湾，每年都会做的「上班族财务焦虑大调查则显示，每年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焦虑的都市人群比例平均达到了85%，大陆一线城市及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台湾相近，这一数据可以作为大致的参照。
对富人来说，存量财富的安全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即自己目前所拥有的财产是否有保障。如果财产可能因某种原因被损毁或者剥夺，那么就不安全，这原因既可能是犯罪者抢夺，也可能是自然灾害，或者是社会的稳定性发生动摇；对更多人来说，流量财富则更为重要，即未来预期收入能否大于支出，如果需要支出的财富要高于能获得的收入，那么安全感无疑就会降得很低，人们不敢随意增加消费，而是更偏爱储蓄。
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对财富的追求，放大了个人的欲求。拥有一套大房子可以住得宽敞舒服，抵挡各种恶劣的天气，容纳你对家的所有要求；拥有一辆代步车能应对紧急情况；拥有新潮的电子产品能让你紧跟时代而不会变得落伍。但太多的欲望却会降低一个人的安全感，想要的太多，能拥有的太少，这中间的落差会让焦虑感越来越强。卖肾买iPhone的新闻虽然极端，却折射了欲求泛滥的社会现实。
失范的社会偷走了我们的安全感。
在一个GDP崇拜的社会中，更高、更快、更强具有群体性的感染力，所有人都在力争上游，剧烈的竞争和社会的失范相合力，让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公共交通安全等问题凸显出来，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增加了人们对失业、生病、养老等困境的担忧程度。在这种氛围下，人心的敏感程度有增无减，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会自然投射到自己身上，从而引发共振效应。 人们变得越来越觉得不乐观，越来越焦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到低点。移民热的背后，正是有能力者用脚做出的投票；更多的人则只能在继续不安中寻求解决方案：或者努力推动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或者努力让自己拥有更平和的心境。
自测：你有安全感稀缺症吗？
锁门后一定会重复检查一次
在餐厅吃饭时坐靠里且朝外的座位乘出租车时只选择后排座位
经常更换银行卡密码
从银行取款后习惯性先验钞
家中预备应急物资
关心公司政治和人事调动
把「不相信陌生人视为生活信条
不愿在情感上全力投入
有较强的控制欲和依赖性
安全感稀缺症
一代人的病
从个体到群体，再到全体，安全感的稀缺，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病。
金钱能带来安全感吗
在中国，针对金钱和安全感关系的调查中，有个有趣的现象：普通都市人和富豪阶层对此的回答截然相反，而且比例几乎完全一致：近90%的普通人认可金钱带来安全感；也有近90%的富豪认为金钱带来不安全感。
那么，金钱到底能不能带来安全感？这取决于前述安全感指数中哪些对你更为重要。对普通人来说，不为钱而忧愁毫无疑问占据了绝对的首要位置，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自身财务状况达不到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很难真正获得心理安全。网络上流传的都市族群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人认可的数字是300万元，前提是有房有车且无贷款。即在拥有300万元储蓄或现金的情况下，金钱所带来的不安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至于财富人群的不安，则大多来自于钱太多的保全和继承担忧。
但300万元对大部分人来说，实在是难以企及的梦想。据瑞信研究院去年底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国百万美元富翁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达到101.7万人，仅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0.07%，以此推论，能拥有300万元现金的中国人，不会超过总人口的1%。
大众收入增长的乏力，与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及物价涨幅的对比，显得触目惊心，多年徘徊在大致相同的区间，使得人们对个体收入上行的预期，感到挫败而焦虑。与此同时，与收入对应的物价上涨、房价高企、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安全感。可以证明的是，CPI作为一个专业经济学词汇，却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最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正是人们在财富预期受挫、物价不断走高、生活成本上升时做出的直观反映。
这或许正是「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出台的背景之一。2月8日，国务院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称，「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将年均增长达13%以上，「要深入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健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据此计算，未来5年内中国最低工资有望倍增，人均工资亦有望成倍提升。
1960年，笃信凯恩斯主义的池田勇人当选日本首相，上台后即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认为，「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若劳动者工资水平没有与GDP增长比例同步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实施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在此期间，日本GDP年实际增长率高达11.6%，国民收入年增长率达11.5%，两者基本上实现了同步增长。至1967年，日本GDP提前翻了一番，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两倍。经济学家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写道；「这些成就让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如今人们谈起日本的国家面貌和日本人的精神状况时，或许应该记起，正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普遍在地解决了日本国民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才带来了从消费习惯到精神层面的发展。
与提升预期收入相配套的，还应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让收入处于中间阶层的人能够不仰赖储蓄来应对风险，而他们正是中国民间存款的主力。唯有达到这一点，才能将庞大的沉淀储蓄释放出来，变成切实的购买力，一则以消费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二则能改善个体的日常生活。
唯有这样，民众的安全感才能有切实的提升：当一个人还在为明天的面包、小孩的学费、父母的养老、个人的医疗等问题而焦虑时，很难想象他会感到安全。只有当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至少能保证全家过安稳的生活，病有所医，老有所保，不会为住房负担而担忧时，安全感才有可能到来。
经合组织公布的《生活质量报告》印证了这一点，中国在41个参加「生活满意度 调查的国家之中排名倒数第一，丹麦、加拿大和挪威位居前三，美国居第12位。该调查涉及收入、工作、住房、健康、教育、环境等11项指标，基本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安全感指标。
信心丢
在了哪里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催生了一句话，「反正我信了。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我什么都不信的时代。
不相信天是蓝的，每年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是真的。
不相信水是安全的，去超市抢水是常见的。
不相信食品是放心的，反正蒙牛的牛奶是不能喝的。
不相信倒地的老人真是被撞的，不相信专家学者的话是有建设性的，不相信红十字会的自证清白是可靠的，不相信陌生人，不相信爱情。
这是一个毫无信赖感的时代，人们只相信世道人心已然崩坏，没有信仰，没有敬畏，没有底线，人们相互伤害，相互践踏，相互撕裂。一起为一个充满怀颖的社会添砖加瓦。
是谁的责任？
政府有责任
人民网曾写道《公信力缘何被削弱》：「政府、专家及媒体等公信力受损，导致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因此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也离不开老百姓自身素质的提高。在线问卷调查网站问卷星发起的一项关于「我国政府公信力调查中，公众对公开透明和廉洁高效两项最为看重，而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原因，则主要集中在「执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游对策 、「信息不公开，暗箱操作和「官员贪腐 上。尤其是在信息获取越来越容易的时代，政府在信息公开透明、监管力度等方面需要与时俱进，否则公信力的持续下降将不可逆转。
更为严重的是，不信任司法也逐渐成为一个大众心理。连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都坦承，「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司法是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不受信任对全社会来说，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精英人群有责任
在一个转型剧烈的社会，比成熟稳定的社会更需要精英人群来弥合社会的戾气，通过理性的辩论、宽容与妥协以及在公共问题上有价值地传达声音，来帮助普通民众学会公民的独立操守、独立思辨，以及达到自我教育的可能。而在当下，权贵精英只忙于捞取团体或个人的利益，财富精英只考虑在中国挣钱在国外生活，媒体精英则在广告收买和新闻管制的夹缝中苟且度日，公共知识分子们只关心立场和站队。人们的日常公共生活充满了无价值的喧嚣和争吵，无助于培养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的《2011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的心态问题日渐凸显，如阶层存在隔阂，北上广三地的社会信任度很低，其中以北京得分最低。房地产业、药品制造、食品生产、广告业、商业、医院等都处在非常低下的信任度上。
每个人都有责任
三十多年的改革就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变得更多元更有色彩，随之伴生的就是人们普遍的利益诉求不同。在目前公共事务参与度较低的情况下，犬儒主义成了时代的潮流，成功学成了一代人的，整个社会失去了健康的精神支柱。人们只相信自己、亲人、朋友。我们仍然还是一个血亲社会，对此，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还有篇专门的分析文章：「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普通中国人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的，而非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阻碍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重建我们的安全感
不安全感是人类永恒的心理特征，即使我们再努力，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与生俱来的恐惧心理。临床心理学家马斯洛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编制了《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旨在了解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不同的心理特征。缺乏安全感的人经常感到孤独、被遗忘、被抛弃；对他人抱有不信任、嫉妒、傲慢、仇恨、敌视的态度；有悲观倾向；表现出强迫性内省倾向、病态自责、自我过敏等等。
每个人的心理，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平静而有安全感的，而在内心深处，则隐藏着各种不安全感。客观世界对人来说，的确是具有各种危险的。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人类心理已经具有了对危险的认知能力，并对未来将要出现的危险，具有了提前预感的想象能力。这就使得人们不仅在面对危险的当时会感到紧张恐惧，在危险出现之前，人们心里就会提前预想到发生各种危险事件的可能性，并有紧张恐惧感。积极的人会努力防患于未然。比如，人们在没有患病之前就想到自己有可能得癌症，因此每天花时间锻炼身体，从饮食上不吃致癌物质，多吃抗癌食品；在还没有被盗之前，人们就预想到了被盗的可能，提前装上了防盗门；尽管飞机失事的发生概率仅是800万架次分之一，但每架飞机上仍然安装了紧急设施。
这种不安全感主要是由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起的，因此无法消除。因此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个人内心安全感的建构。把安全感建立在外在环境上的人，容易产生空虚无力的感觉。真正的安全感源于自己的内心，需向内求索。
在社会恒定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安全感取决于财富或权力和欲望，当财富或权力越大，欲望不变，就会获得安全感；当财富或权力不变，欲望越小，也会获得安全感。著名心理学家张怡筠表示，活在对未来的担忧中和当下的比较中的人较不易获得安全感。
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和医疗安全,是当前中国人最担心的三大安全问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可是在市场、超市能够“放心”地购买各种食品的受访者只占四成。尤其是对国产奶粉,投信任票的只有两成。中国乳业的信誉重建,恐怕短时间内无法完成。
公众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也难称良好,认为所在城市社会治安“很安全”和“比较安全”的只有五成。娱乐场所被选为最缺乏安全感的场所。认为学校周边最没有安全感的也达到三成。
中国的医疗机构正遭受着信任危机。能够“放心”地看病、打针、吃药的人只有四成。不过在各类医疗机构中,公立大医院还是最受信赖的。
相比其他安全问题,中国公众对婚姻安全比较放心。虽然离婚率的数字在攀升,很多人也洒脱地声称“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但保守的婚姻观仍占有很大比重:55%的已婚人士对“婚外恋”坚决说不;对婚姻中出现的感情“出轨”,46%的已婚人士持“力挽狂澜”的态度;61%的已婚人士认为婚姻就要“一辈子”。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本次调查涵盖的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武汉、郑州、长沙、呼和浩特、重庆、成都、西安。结合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09～2010年度中国平安小康指数为69.4分。
安全感也与个体特征有关,有趣的是收入与安全感的关系。本次调查发现,月收入3000～6000元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安全感,要明显低于月收入1500～3000元和月收入6000～8000元的人群。看来是这个收入阶层“上下皆有可能”的不确定状态,使这个群体弥散着焦虑不安的情绪。
本次调查还依据所选城市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对12个城市进行打分排名,重庆成为最具安全感城市。
食品安全成为最大不安
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职业安全、生产安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环境安全、婚姻安全、隐私安全、信息安全,11项安全问题,你最担心什么?食品安全以72%的比例拔得头筹。
食品安全问题是中国消费者的最大不安,也是中国政府的一块心病。
2010年6月12日,中国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局长苏志在出席“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食品安全合作”论坛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分散的种植和养殖是影响我们食品安全统一监管的制约因素;另外,中国目前有40多万家食品加工企业,90%是中小企业,还有很多是个体作坊,这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历来饱受批评――“多龙治水”,监管顾虑太多。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专家康彼得(Peter Ben Embarek)还记得七年前中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六个部门都不能保证一个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并不关于到底有多少部门在监管这个事情,其实它是关于如何使这些不同的职责部门协调起来工作。”康彼得说。
2010年2月9日,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高层食品安全议事协调机构――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由三位副总理担任主任和副主任。
“食品安全问题现在已经在政治层面上摆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是中国的特点。”康彼得说,“我希望这种政治意愿也能传递到下面的机构,就是在农场里、工厂里、市场上也能有这样的意愿。”
不过相对于监管体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更强调生产者即农户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靠监管出来的,更不是靠检测出来的。”他说。
“但是让中国的2亿多农户遵守农产品的安全标准,在目前这种分散经营的状况下是办不到的。”陈君石说,目前在中国,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或者由一个中间机构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规模化、规范化生产,在一些地方有试点,但在全国推广还不是很快的事。
医疗安全感溃于信任危机
医疗安全以55%的比例在公众最担心的安全问题榜中排名第三。
安全感来自信任。本次调查中,对于“您在当地能够放心地看病、打针、吃药吗?”只有4%的人表示“很放心”,36%的人表示“比较放心”。也就是说,只有四成人对所在城市的医疗服务有足够的信任。而信任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医患关系紧张,曾在2008年被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长王东生称作是“改革开放30年来,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损失”之一。
医患信任危机对社会安全有很大的破坏力,暂且不论医患冲突,在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看来,养生乱象也与此有关联。他曾以中国医改为例,对风险社会中的专家系统与信任维持做过专门的研究。
“一方面,正规的医疗系统受到了怀疑;另外一方面,个体会有选择地信任对他有利的信息,比如吃绿豆、吃茄子,这都是成本最低、最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在目前我们的医疗体制还不能让所有人获得相应保障的时候。”
对于医患信任危机在更高层面上的破坏力,杨雪冬分析说,公众对医生及医疗机构这一“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必然会延伸到“治理不力”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从而引发对制度及政府公共权威的信任危机。
婚姻安全相对而言较放心
在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交通安全、财产安全、职业安全等11个项目中,选出相对而言比较放心的一项,这恐怕是一个有难度的题目。在这个题目中,婚姻安全以相对优势胜出,该项目的选择比例为38%,不到四成,不过其他选项的选择比例更低。
婚姻安全相对来讲比较让人放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婚姻有多么牢固。事实上,中国的离婚率在持续走高。据民政部2010年6月的《2009年度全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9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246.8万对,比上年增长8.8%,从近五年的情况看,离婚人数逐年上升,平均增幅为7.65%。报告称,这说明我国已婚男女收入及个性越来越独立,自我意识越来越强。
本次调查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婚姻观颇具个性。对于“一段婚姻能维系多久?”五成受访者选择了“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可见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为婚姻是卸不去的绳索,对婚姻持“顺其自然”的态度。
不过保守的婚姻观仍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对于围城里面的人来说,六成以上已婚人士认为婚姻要维系“一辈子”。
对于婚外恋,过半数已婚人士选择了“不会”,远多于“会”(15%)和“看情况”(30%);如果发现他/她在婚姻中爱上别人,46%的人选择了“想方设法让他/她回头”,也比选择“放弃他/她”的多14个百分点。
或许就是这种自持和不放弃的态度,让人们增加了对婚姻的信心。
在有可能对婚姻安全构成威胁的诸因素中,调查显示,公众最担心的三项排在第一位的是经济因素;其次是外遇问题――尽管调查中86%的受访者至今没有遭遇过第三者;然后是婆媳关系。
中等收入人群不安全感凸显
问卷还对影响公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进行了调查。选项包括看病难看病贵、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贫富差距过大、教育不公平、房价上涨过快、就业失业问题、、“小三”现象、黑社会等经济社会因素,也有地震、干旱、洪水、极端天气等自然因素。
调查结果表明,对公众安全感造成威胁的五大因素是:看病难看病贵、贫富差距过大、房价上涨过快、,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可见经济社会因素是公众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
尽管这些问题是转型期的中国人所要共同面对的,但是人们的安全感也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比如性别、职业、收入等。
安全感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中国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姬雪松阐释说,安全感不是思想,不是理智,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取决于外面的世界是可预测的,不可预知感便是不安全感;有安全感的人对生活充满希望;焦虑是不安全感释放的信号。
本次调查中,六成以上受访者感到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经常会感到焦虑的人也超过半数,不过总体而言,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也达到七成。这说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尽管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心中常有焦虑,但对生活仍然寄予了美好的向往。
经过从“是否感到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是否经常感到焦虑”,以及“总体而言,是否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三个方面对个体的安全感进行综合衡量,并对不同特征的人群进行分析发现,男人和女人的安全感差不多,但女人的稍微高一点;已婚人士比单身状态的人更有安全感。这很好理解,围城里的日子循规蹈矩,生活的不确定感也大大降低了;所有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安全感最高,其次是干部、公务员。
收入对于安全感至关重要。本次调查中,有高达2/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影响职业安全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低。
分析不同收入人群的安全感,发现月收入在3000～6000元的人群,安全感要明显低于月收入1500～3000元和月收入6000～8000元的人群。在月收入与安全感的曲线图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凹陷。
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中等收入阶层缺乏安全感现象。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中等收入阶层承担着高房价、高税收,一不小心就掉到下一个阶层中去,所以他们努力工作以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准,又要千方百计进入上一个阶层。他们在摇摆之中,自然会有不安全感。所以在这个阶层的群体中,常弥散着浮躁和焦虑不安的情绪。
打黑之后的重庆最具安全感
社会治安以67%的比例排在食品安全之后,成为公众最担心的第二大问题。
本次调查显示,五成受访者对所在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感到“很安全”和“比较安全”,这个水平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很难称之为良好。
本次调查以所选城市市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对12个城市的平安状况进行评价。社会治安安全感的评价指标具体有四个:对所在城市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所在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去年相比发生的变化、对当地政法机关对犯罪活动打击力度的评价,以及对当地的治安防控工作,比如治安岗亭的设置、治安巡逻队的配备等状况的满意度。经计算排序,被调查的12个城市的社会治安安全感得分,由高至低依次为:重庆、北京、杭州、成都、上海、呼和浩特、郑州、广州、长沙、深圳、西安、武汉。
重庆成为最具安全感城市。
掀起打黑风暴的重庆共打掉了4781名“涉黑涉恶”人员,12名厅级官员因此落马,《小康》去年曾以《再塑重庆》为题报道了重庆在创建平安城市中的种种变化。
城市安全归根结底是城市人的安全,现在城市安全涉及的面越来越广。继重庆之后,北京、天津、广州、南京等地纷纷采取行动,打黑扫黄。
今年6月,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赴重庆调研,随后签发嘉奖令,对重庆市公安局深入开展打黑除恶等专项工作予以通令嘉奖,称打黑除恶“打得好、打得准、打得狠”。
论文关键词 非传统安全 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软实力 文化创新
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直至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发生，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的冷战两极格局正式解体，国际政治格局从美苏两极主导逐渐向着多极化过渡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在冷战背景下的对于国家（包括国家集团）而言可能发生传统的大规模性质战争、世界大战的概率大大减小，虽然地区热点问题仍旧层出不穷，并且地区热战也在不时上演着，但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对于国家以及人类的威胁程度也在逐年上升。文化安全作为我国“五位一体”综合安全观的重要组成内容在今天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与挑战，而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则自然成为了有效保障国家以及人民安全利益的关键。那么这也就对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一、非传统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
（一）非传统安全的内容与特征
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政治、军事与外交安全）而言的，从其涉及的领域划分，它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等等。就对象而言，可以将非传统安全划分为对于国家政权稳定的威胁以及对于个人人身与财产权利的威胁。非传统安全尽管形式多变，但仍旧围绕着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心利益。
非传统安全仍是人们必须面对的在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伴随着技术进步而带来的传统矛盾的新变化以及新型矛盾的显现。只不过这些新旧矛盾的集中频发有别于过去传统政治秩序结构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范式，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正是国家与社会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紧密与变化导致了非传统安全都会对国家造成切实的利益损害。
非传统安全具有如下几方面特征：
1.多领域以及交互性。这指的是非传统安全不仅仅在社会中的各个层面上都有出现的可能性，更是强调初始单一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会由于实际情况的影响而爆发出多领域特征。也就是说，相较于传统安全领域内的政治、军事与外交三者的相互作用而言，非传统安全在特定条件下会展现出多层次的爆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最终都会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
2.国际性与全球一体性。非传统安全中的许多领域都涉及到国际环境，而不是单个封闭的国家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即便是文化传统与发展状况相去甚远的两个国家也都有可能爆发同样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其还表现为国内外的非传统安全的相互渗透于转换，而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国际合作是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必要条件。
3.矛盾的推陈出新以及长期性。非传统安全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大部分并不是在短时期之内凭空而生的，如果没有社会中相应问题的长期积累与潜伏，那么也就不会出现非传统安全问题爆发之后所带来的对于国家、社会、个人而言的巨大的冲击力了。
4.文化的单一趋向以及权利的多种诉求。现代社会无疑是一个近乎于“零距离”的社会，由于信息工具的便利以及经济的全球化，更得益于现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的普及，不同文化社会民众生活习惯之间的差异性与传统社会时期时相比已经减小了许多，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更是如此。不同地域和文化群体之间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趋同的变化，而在这股力量与反文化趋同惯性的相互较量之中，不同个人以及群体基于各自理念的差异所诉求的权利也就变得多元化了。当主流价值或者官方话语无法完全包含这些诉求、无法占据主导地位时，突破既有的政治秩序结构就成为了利益诉求者们的选项之一。
（二）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与内容
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古代时由于通讯与交通工具的落后所以并未导致除了相邻文明军事冲突之外的大的冲突。但是军事冲突所带来的侵略战争中已经可以见到不止于对于土地、人口以及资源的物质掠夺，而且征服者也会将自身的文化加之于被征服者之上。文化同化的现象可以是通过武力实现的，也可以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达成的。
文化安全的概念虽然早在古时就已出现，但是其真正变得十分突出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及全球殖民时代的到来之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仅仅是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的异己文明的物质侵犯，更是通过殖民体系与武力输出而对他国的文化系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于是“文化侵略”，即一个国家试图用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去影响甚至取代另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并最终达到他国在精神上成为本国附庸的行径，构成了文化安全问题的实质。而国家文化安全所需要防止的就是他国对本国的文化渗透以及文化侵略，也就是针对那些带有颠覆目的的消极作用对于国民的影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家文化安全虽然是要保护本国、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不被他国文化所颠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与坚持。传统文化虽然是奠定了我们今日文化习俗的基础，但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其中的不再适应具体国情、民情的部分是需要被淘汰掉的。而文化安全的关键则在于在这一吐故纳新的过程中，主导权——选择和判断权，是否掌握在国家主体、社会主体、公民主体的手中。
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语言文字的安全。语言和文字是承载文化的最基本工具，是一国文化的直接体现，语言文字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与沉淀中逐渐成型并最终确定下来的。因此一国国家的兴亡常与其语言文字的兴亡相一致，殖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去除殖民地的母语影响，而灌输宗主国的语言与文字。这一目的是为了让殖民地人民尤其是新生代，从根本上割裂母国的文化，而一边倒向宗主国的文化习惯与价值认定。
2.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的安全。风俗与生活是一个民族的区别于他者的重要标志，是该国社会秩序结构的基本内容。人们的行为与习惯均是受到本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而生活的方式决定了从民族意义上的个人与群体的归属，也就是说保有自身特色的风俗文化才是一个民族能够不仅仅限制于时间与空间而得以长久存续的原因。被迫失去了固有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自然是属于文化侵略的定义范畴。
3.价值观念的安全。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风俗习惯，文化的本质在于其背后所体现出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民族认识自身以及周边环境的历史经验所最终凝练出的价值判断，正是文化核心价值观念决定了人们在与自身、他人、群体、自然等等方面的关联原则。各个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而核心价值是否能够维持并且发展则决定了国家文化安全维护的成功或失败。
二、我国文化安全问题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我国文化安全问题
当今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是在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前提下、在综合国力竞争的背景下存在的，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开放性的面前，多元化导向所引发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已经构成了对于我国文化核心价值而言的安全问题。我们文化的安全隐患同时来自于内部和外部，二者是相互作用的。那么针对以上提到的国家文化安全的三方面主要内容以及内外部因素，我们可以分别举出我国文化安全上的隐患。
第一，出于要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结构的需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工作，尤其是对于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学习，成为了国家人才战略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作为应试环节以及高考环节中的重要科目而被人们所重视。姑且不论英语教育的成效如何，重视外语而相对轻视汉语与中文的学习已经影响到了新生代对于本国母语的掌握与使用的能力。且不论国人对于中文是否能够达到纯熟的应用，目前我国学生人群中存在汉字书写能力退化、母语教育弱化、语言应用能力下降等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当然这与不完善的教育体系有关，但是值得我们警醒的是，缺少对于本国语言文化的兴趣与热爱才是中文与汉语的安全问题所需要解决的结症所在。
第二，西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对于世界而言的深远影响是其从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不同民族与国家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现代的生活方式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同时，现代化为我国带来的文化安全在行为上的表现就是传统习俗的逐渐弱化——我们可以通过设立相应节日、进行相应活动来保持传统，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些习俗与习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意义是正在逐渐边缘化的。消费主义带来的是生活领域内的种种革命，消费体现个人身份，人们通过消费来显示自己的存在。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变化。
第三，最重要的问题终究还是人们价值观念在当代的转变。消费主义所催生的消费文化已然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消费观念。其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背后更是在影响着人们传统价值观念，使之从节俭、量入为出的观念转向适度奢侈、适度透支。在不具备相应消费能力的情况下，观念上的消费主义使人们追求享受物质生活的丰裕性，而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自然是享乐主义以及拜金主义对于人们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侵蚀。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中所强调的是非正义在物质享受的绝对标准面前被部分人所抛弃，精神上的价值缺失不仅无法凭借物质所填补，反而在无德的状态中拥有财富、追求奢侈，本身就是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造成了消极效应。从意识形态斗争新形式的角度而言，通过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抽象鼓吹，人们的私欲得以受到极大的调动。不结合实际根据自身能力去寻找发家致富的道路，而是一味责怪转型时期国家相关机制的不完善，这就为其他非传统问题的滋生埋下了价值认同的隐患。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政治层面上的设计是需要符合民主的理念的，但是民主并不一定就被局限在了西方的范式之中。我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国情，而正是这一国情决定了人民民主才是最适合中国发展与现代化的选择。因此，在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价值的同时我们必须注重自身相应能力的建设与完善，将政治层面的设计在社会层面来实现，而其在文化安全领域内就意味着加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二）文化软实力建设
“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首先出现在人们的眼中，还要归功于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的相关概念。1999年，奈在《软实力的挑战》一文中，将软实力定义为“一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即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力量获得其理想结果，能够使他人信服而自愿跟随，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准则与制度，依你所愿行事。软实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若一国可使自身立场在他人眼中具有吸引力，并鼓励别国依照寻求共存的方式，来加强用以界定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则无需扩展传统的经济和军事权力。”也就是说除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硬实力之外，文化精神领域内的国家实力对于一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安全而言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统国家间的竞争以经济为基础、军事为手段、政治为核心，但随着热战技术进入到核武时代，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动战争的成本一般要远高于能够从其中获得的收益。所以，即便是在东西方对峙紧张的冷战时期也并没有爆发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大战，虽然军备竞赛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但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也被视为重要的竞争工具。那么在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的较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面上东西方已经抛弃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在全球化的一体框架之内积极合作、共同发展。但是西方国家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影响与渗透从没有真正停止过，凭借着其文化软实力的优势性，作为非西方国家之一的中国自然会在文化竞争中面临着文化的冲突所带来的较量。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底蕴，以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来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十报告中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就是在实践领域内充分体现中国的文化优势，发扬其有益特点来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水平。
那么，如何采取具体措施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以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呢？
首先，从防止文化侵略与增强民族文化角度而言，一方面在网络通信技术发达的今天，国家应从技术手段上维护网络安全，防止他国文化传播品中的糟粕（如色情产品）来毒害我国人民的精神世界。现阶段我国文化市场虽然显现出繁荣的一面，但是其仍旧处于成长阶段，还没有达到成熟期。国产的文化产品中虽然不乏优质作品，但是从总体而言还是不能够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国外的相关文化产品已然处于市场化运作下的成熟阶段，其中的差距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但是也正因为这一差距才更要显示出加快创作优秀国产文化产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另一方面，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做好民族文化在时代背景下的创新，从而创作出与时俱进的优秀产品。由于存在着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断裂、国家管理社会过严、社会自主性缺失等实际问题，所以繁荣文化市场、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就成为了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所在。当今我国的文化消费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潜力都是巨大的，所欠缺的不过是国产自主原创性的优质文化产品的数量罢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这就需要国家的政策与资源支持，以及社会本身的活跃度。
其次，结合刚刚所述从国家主体以及个人主体而言，中国的国情是国家在其与社会的关系中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这表现在对于社会生活领域内的多方管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处理好的一大重要关系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将社会理应享有的自治权力交还。因为只有社会的相对自主性的得以实现，创新尤其是文化创新才能够具备一个优良的自发环境。而作为个人主体的人民则需要做到辨明是非、理性看待当代多元文化冲击下的价值选择，需要做到重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自觉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同时我们应当充分理解与尊重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群众所特有的文化精神需求，不应当以先入为主的姿态去判断具体文化价值观的优劣。
最后，在以个人为主体的国际交往中、在文化的交流中保持文化自信与自觉，只有从个人开始树立正确的文化安全观，民族的文化凝聚力才得以拥有坚实的基础。
三、结论
《企业文明》：十报告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其中拥有强大的海运业是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哪些重要的战略意义？
李绍德：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谁拥有了海洋，谁就拥有了未来。由于陆上资源约束的日益严重，海洋正在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点，各国都纷纷将视线转向海洋。就我国来说，一方面，我国经济是高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外向型经济，对海洋资源、海洋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的海洋权益也受到空前的挑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保障，以提升我国的海洋综合实力及国际竞争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事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文明》：人们说建设“海运强国”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样吗？
李绍德：是这样的。海洋经济产业群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盐业和化工业等传统产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业、海水利用业等新兴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包括港口物流和海运）、海洋旅游业、海洋文化业、涉海金融服务业、海洋公共服务业等服务产业。而海运业是海洋经济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海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代历史来看，“强国离不开航权”，由于海运业承担了2/3以上的国际货物贸易运输量，葡、西、荷、英、法、德、美、日等世界强国的先后崛起，都离不开海运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今天，海运业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对于我国来说，海运业承担了90%以上的外贸货物运输量，对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6%、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60%的情况下，海运业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不可或缺的战略产业。强大的海运船队在和平时期可以从事贸易运输，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在战争期间，可以作为后勤和后备役船队，服务国家军事安全，对保障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企业文明》：在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方面您具体有哪些建议？
李绍德：一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平台，应采取特殊的政策支持。
2009年国务院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纳入国家战略，对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海运是国际竞争的产业，各国（地区）都高度重视本国海运业的发展，扶持本国有条件的港口城市争当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除了要与传统的伦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航运中心竞争外，还要面临以韩国釜山为代表的周边港口城市的激烈竞争，要完成“到2020年基本建成航运资源高度集聚、航运服务功能健全、航运市场环境优良、现代物流服务高效，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是上海市的地方或区域战略，而是国家战略，对发展海洋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将其作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平台加快推进，国家应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并充分整合江浙的资源。
二是建议成立国家海洋监管总局。加强对海洋经济的科学规划与综合管理，统筹海洋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布局，理顺海洋的管理体制，由专业化的分散管理逐步向集中管理过渡。
三是建议国家在上海试行自由港。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结合起来，大力推进政策创新，批准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真正实现“境内关外”，以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同时，实施区港联动，将洋山港区和外高桥港区建设成为自由港区。
四是支持海运企业的发展，扩大中国船东承运国货比例。明确规定国家战略储备物资、政府采购物资、军事物资、对外援助物资以及国家政策性银行提供信贷项目的物资均由国轮承运，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鼓励中国货主企业对关系国家经济运行安全的进口大宗物资，如矿、油、煤、粮等在对外贸易中最大限度地保障我国海运权益，以逐步提高中国船东承运国货的比例。
五是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国有骨干企业调整船队结构，加大财政税收对提前淘汰老旧船舶的支持力度，提高船队技术水平，促进节能减排。
《企业文明》：没有稳定的海员队伍，建设“海运强国”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海洋强国”就更无从谈起了。那么，有关提高海员社会地位的提案建议是怎样的呢？
李绍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海运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对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安全运行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广大海员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海员的社会地位和相对收入却在下降，导致职业吸引力明显下降，海员、尤其是高级海员流失严重。海员队伍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基础力量，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一资源。因此，我建议国家出台切实措施，提高海员的社会地位。
《企业文明》：海员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性流动的高危、高风险职业。那么，海员工作的特殊性又是什么呢？
李绍德：第一，海员工作的特殊性体现在工作的艰辛性。海员长期在海上工作，经常面临海上恶劣天气的威胁，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而且远离家人，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奉献和牺牲精神。由于常年离家，长期工作生活在封闭、单调的环境，海员的心理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
第二，海员工作的特殊性体现在工作的危险性。除了恶劣天气外，海员还经常面临海盗的威胁。据不完全统计，2008—2012年的五年间，全球共发生海盗袭击事件1 880起，劫持船舶221艘次，人质4 507人。仅索马里海盗就袭击船舶859起，劫持船舶180艘次，人质2 333人，其中遇害或者失踪52人。
第三，海员工作的特殊性体现在工作责任的重大。海员是一个小众群体，根据有关统计，我国海员约65万人，从事国际运输的仅约30万人，但海运承担了我国85%的外贸运输任务。一艘1.4万标准箱以上的集装箱船舶只配备20多名海员，但船舶造价高达10亿元人民币，所承载的货物价值更是超过10亿元人民币。海员，尤其是以船长、政委、轮机长、大副、大管轮为代表的高级海员承担着非常重大的经济责任，对于保证国家财产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海员工作的特殊性也体现在海员是一种高技术职业。不同于煤矿井下岗位，从事国际运输的海员不但要精通相关技术，还要精通英语。尤其是三副以上的高级海员普遍都有大学以上学历，船长则需要十年以上、五级职务的海上工作经验，并要通过相应的培训和国家考试才能担任。
第五，海员工作的特殊性还体现在较少享受社会公共服务。海员们常说：“团聚时的温馨、家的安稳都不属于我们。在船上一年少说做8个月，如果在船上干30年，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年。”由于长期在船上工作，海员使用文化、医疗、娱乐、公共交通等社会公众服务的机会明显少于其他人群。
海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特殊职业，向来备受国际劳工组织的关注，也是该组织专门制订最低工资标准的唯一职业。于2013年8月生效的《2006年国际海事劳工公约》其根本内涵就是让海员体面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保障船员的工资收入。世界上多数海运发达国家都对本国海员实行较大幅度的个人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据了解，瑞典对在船上工作获得的收入可享受特殊扣除额以及税收抵免；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完全免征海员所得税；英国对年度内离开本国在外航行超过183天的海员，免征个人所得税；日本只对海员在陆地取得的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海上发放的补贴不予征税；荷兰对境内设立常设机构的船公司，减免其所属海员应征税额的38%；香港地区规定海员年度内在本地停留时间累计不足60天的，免征个人所得税。
《企业文明》：对此，您具体有哪些建议呢？
李绍德：具体有三点建议。一是建议加大对海员群体的宣传和培训力度，关心海员的心理健康。在中央主流媒体开辟《海洋》《海员》等专栏，促进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关注海洋，了解海员对国家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树立海员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强海员的从业自豪感。设立专项基金，鼓励企业、大中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加大对海员的培训力度。由国家有关部门出面，建立完善的海员心理测试、评估、治疗和康复系统。
二是建议参照国际惯例，免除海员个人所得税或将海员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提升到17 500元/月，维持2005年12月以前船员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与普通人群5倍的倍率关系。
三是如第2项建议有难度，则建议国家对船长、政委、轮机长、大副、大管轮等高级船员和其他技术业务骨干发放政府特殊津贴。
《企业文明》：最后，《关于从严从重从快加强食品安全、取信于民的提案》具体有何建议？
李绍德：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作风建设“八项规定”的要求，以党风带民风，建设“幸福中国”从抓放心食品开始，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标准体系、信用体系、监管体系的建设，加大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罚力度，切实改进我国食品安全管理。
一、建议组建成立更具权威的食品监管部门，授予监管处置权力，纳入向全国人大述职范围，将食品安全监管由分散监管转为集中监管。在完成监管体制改革前，建议大力强化食品安全办公室牵头负责的作用，赋予其更多的权力和责任，统筹食品安全领域相关监管工作，在多部门协调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并进一步理顺各部门食品安全的监管责任，做到不重复，不缺失。
二、建议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加强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清理、修订现有规章制度，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同时，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标准，尽快修订、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规范食品质量和生产、加工、销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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