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技术创新；农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46-02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曾经也提到过技术理论的创新对于人类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对于农业的发展而言更是尤为重要。因为在农业的发展中，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生产中的各种关系构成了生产资料的基本元素。而这些基本元素的发展和功能发挥对于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发展农业的时候，往往都是从技术理论的创新这些方面入手，然后才有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最后才能达到提高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以至于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社会劳动效率，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任何一种实践中的技术创新都是从理论开始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论创新与农业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强调理论创新的时候，不能忘了理论的创新是为了实践的应用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创新理论与农业发展的时候，就应当时刻谨记理论的创新是服务于实践的，实践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才是服务于农业发展的。只有理清了这样一层关系，我们才能深刻地体会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创新理论对于农业发展的现实重大意义，对于提高农业集成化生产和规模化生产的重大作用，对于国民生活的重要历史责任，对于推进中国的当代农业的生产发展和产业化经营具有重大的战略发展意义。
一、农业的发展起源
农业的发展都是从刀耕火种的远古时展而来的，在历经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的发展规模之后，当代农业迎来了技术理论创新的春天。在远古时期，人们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进行简单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人们的生产只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满足自身的生存而已，没有更多的经济和价值追求。所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农业的发展都是处在一个停滞不前的阶段，更谈不上农业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改进与应用了。
真正的农业发展是自然经济解体，市场经济开始逐渐形成的时候。当农业不再是简单的生存所需，而是变成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时，农业的发展对于国家、民族和人们的生活而言，就变得举足轻重。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安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农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产业。无论工业多么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加快农业的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快高科技在农业中的生产应用，迅速实现农业规模化、集成化和产业化生产经营将变得十分重要。
农业起源于自然经济，最终走向市场经济。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生产就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法则的生存原则，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谋得农业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就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论创新，就必须加强农业的现代科技应用，就必须审时度势发现好时机和利用好时机，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科技兴农的方针和政策原则，为我们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科学理论发展中的技术理论创新
马克思曾经说过因为发生了物理学的革命，所以把自然科学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现代自然科学发展阶段。这场革命的兴起，带动了一系列的生产技术变革。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的技术革命广泛地发生在宇观、宏观和微观三大层次上，使得整个自然科学形成了一个前沿不断扩大的多层次的综合的整体。整个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从而引发了工业、农业的一系列技术理论创新。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理论的哲学认识曾经在唯物辩证法中明确提出过：科学理论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相对正确的认识，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对于技术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一切的知识都是为实践服务的。一切知识只有在转化为生产力后，才拥有改造世界、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
在农业的发展中，生产力的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因为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会影响到农业的发展模式和道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了技术革命的先河。人们专注于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蒸汽机的发明，不仅仅是带动了工业的进步，也为农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高性能机械的应用，就不会有农业集成化生产的可能，就不会出现一系列的商品粮的生产基地，就不会出现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和商机。
科学理论的创立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艰辛探索和不断归纳总结的发展历程。在历史的发展中曾经出现了三种不同模式的科学理论发展观，即：累积式的科学发展观、否证式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历史观。我们无权去评论哪一种发展观的正确与否，也无权去批判哪一种发展观的优劣。我们需要明确的就是，正是这一系列的不同的科学发展观的辩证思维，才带动了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才有了人类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进步。
在这个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科学问题的提出、科学事实的获取，以及科学定律的发现都是知识创新与发展的重要过程。而要把这一系列获取的知识，上升为科学理论，又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因此，每一项科学理论的提出都饱含了科技工作者的艰辛劳动，同样科学理论的创立实际上是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思维不断发展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而这一切科学理论的发展曾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不断的检验，才成为指导人们生产建设的真理，才能够正确指导技术进行不断改进、发展和创新。
三、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创新理论对于农业发展的重大作用
关于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和应用，我们有必要对技术进行一番解析。首先，我们要对技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首先从人类最基本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即物质生产劳动出发把握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历史发展史。
技术创新理论其实就是对技术的不断创新。最关键的点还是落在了创新二字上。因为技术的创新势必带来生产力的变革，带来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带来农业发展道路的不断改进。而这一技术创新理论的提出，最终的目的还是落在提高农业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上。它对于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技术的创新带来生产力的进步。
生产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就会在实践活动中根据实践经验或科学原理的指导去创造和发明各种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和方式以及方法。这一系列的活动就是技术不断创造和发展的过程。历史上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会引发生产力的变革，进而引发生产力的革命。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对技术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从技术变革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考虑技术对生产力的重大作用。资本家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而我们农业中的技术创新实际上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提高生产率来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促进农业的更大发展。
其次，技术创新理论带来科学技术体系的三位一体化。
技术创新就是把技术发明和经济应用相结合，它包含了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古代的自然经济时期，生产实践是科学技术的主要源泉，生产和技术的结构模式是从生产到技术，再到科学。而到了近代，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这一结构模式就演变为：从科学到技术，再从技术到生产。但是到了现代，科学技术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科学、技术和生产，三位一体化的双向和动态结构模式已经形成，体现了理论创新和应用研究与生产发展三者紧密联系、相互配合的关系。
最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理论带来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
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势必带来生产力的重大变革，尤其是各个国家都在大力突破技术创新以赢取技术制高点、占领更大市场的时候。这一现象在农业发展中尤为突出。技术创新为生态农业提出了新的发展模式。生态农业的经济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它不仅拥有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还拥有劳动的自然生产力，这一切优越性都带来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黄祖辉，等.农业现代化――理论、进程与途径[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3]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关键词：农业科技；推广普及；实践应用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发展不仅关系着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关系着我国各方面的发展，因此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发展农业要依靠政策、科技和投入，其中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学技术。我们除了研究出各种创新型产品外，还要将其充分运用到生活生产的实际中，以促进我国的农业发展。
1新时期下乡镇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方法
农业科技推广的范围要有针对性，推广的方式方法要具有广泛性，要能够适用到我国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针对农民的特点，联系新时期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特点，我国应采用方便且易推广、易学习的方法来促进农业科技普及。建立优秀示范户、技术人员进村入户的推广法。在一定农业区域中，以行政村为单位，良种良法直接落实到田地，技术措施要领直接落实到个人，科技人员直接进村入户进行指导，设立科技示范户，示范户做好榜样，带领周围农民进行科技学习，争取做到周围辐射户对农业新科技都能够进行实际操作，达到能够了解基础知识并进行运用的目的。印发资料、广告宣传手册推广普及法。将所推广新技术新品种的技术方法、操作要点、技术原理等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印成简便易读的技术资料，发放到农户手中。农户们互相学习，互相探讨，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户较易掌握，并可对照操作应用，而文化基相对较弱的农户在科技人员和周围其他人的帮助下也能掌握，达到一定的农业科技普及传播作用。实践证明，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活动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非常受农户欢迎。开展农业科技培训班、科技讲座推广法。开展农业科技培训班、培训讲座，通过培训使技术人员、培训人员明确重点，掌握所推技术的基础原理与关键技术，对科技示范户、新型农民，要使其掌握主推技术的技术要点。通过面对面的传授，有利于将技术及时有效地传达，科技人员或者农户有问题也可以在现场得到有效解决。政府出台政策、实施技术和实物配套捆绑相结合的推广普及法。实行技物结合，利用农资实物、配方新肥料等，推广应用农业新科技和农作物优良品种。实践证明，技物结合连锁服务推广普及法，可以让农户等看科技的效果，在第一时间开展新科技、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减少群众的盲目种植，形成农业产业。
2新时期乡镇农业科技推广方法配套应用
在了解推广方法之后，我们最终是要将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曾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在以后的生产生活中广泛推广、充分运用，以达到发展农业的良好效果。
2.1按照“专家团、技术员、学习户”的思路建设服务体系
政府或企业提供科技专家开展培训班或讲座，讲述理论知识，技术员亲自到田、地中指导农户学习理论知识并实践。公司为农技人员提供工作津贴与补贴，通过企业、农业技术人员双向选择的方法，提高农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设立优秀学习户、先进户，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生活补助，提高农户学习的积极性。
2.2转变培养模式，让学生学以致用
现代农业需要实践能力强，理论基础好的农业科技复合型人才，从这个角度出发，要提高学生动手、动脑的实践能力，组织学生投身到农业、农村锻炼实践中，与农户进行交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碰撞，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也有利于农户对理论知识的了解。通过实践与理论的学习，让学生获得更多选择和发展空间，也让农户学到更多新的科学技术，使学生走出象牙塔，进行社会化培养,带来的是大学生素质的提高，农户文化基础的提高。
3结束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充分运用各种条件资源，提高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能力。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力，由科技大国转变为科技强国。第一产业农业的科技应用，有利于我国经济提高，经济方式的转变。在未来，我国不仅仅要进行科技发明，更要致力于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将理论与实际联系在一起，以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于忠云.新时期乡镇农业科技推广普及方法的实践与应用[J].江苏农业科学,2012(05).
[2]李思经.基于农户视角的新型农业科技知识服务体系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院,2012.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期间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因此，对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进行评价有助于客观地分析全省各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利于各级政府制定出正确的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发展。因此构建一套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更加客观、科学地展开评价工作。
1农业科技创新概念和体系分析
1.1 农业科技创新概念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通过应用新知识、新科学、新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工艺、生产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整个过程；是包括农业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在内的动态过程[1]。
1.2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农业科技创新本身处于多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关系之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的主体包括：即农业科学技术的生产者、使用者和传播者。具体构成如下：
政府处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开端[2]。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民生，因此，农业科技创新必须由政府主导。政府投入相关资金、人力等资源，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展开，营造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有利环境。。
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等院校是农业科技的创新主体。他们在推出科技成果的同时，又能反馈给政府相关的农业科技创新信息。他们与农业科技中介、涉农企业等相互合作，提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同时，也为社会培养农业类人才。
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在各类创新主体之间扮演沟通的角色。他们沟通农业科研机构、农业高等院校和涉农企业间的技术流动，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内各主体之间相互合作[3]。
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处于农业科技成果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福建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设立在县乡两级，为农民提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机械等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服务的组织[4]，在一定意义上,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涉农企业是农业现代化生产的基本单元。在市场经济中，涉农企业能更好的对生产要素进行组织或整合。他们可以实现良种、技术、加工、销售、管理、信息等全程服务的组合。
农户位于整个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末端。农民使用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工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收入。同时，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经济实力的农户也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之一，他们可以参与到项目研究的实践中。
相关机构在整个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相关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等的大力支持，对于农业技术创新的顺利实施与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意义。
综上，农业科技创新就是在政府宏观调控农业科技、科研机构供给农业科技、企业推广农业科技、农户应用农业科技中实现的[5]。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成员各司其责，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推动着农业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
2 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借鉴国内相关文献资料，根据上述系统各主体之间的持续性，将福建省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如下。
2.1.1农业科技创新投入A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在农业科技创新环节中占据首要地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和基本保证，这里将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资金投入A1
A11：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比重=全省农业科技投入总额/全省财政支出总额。
A12：农业R&D支出占全省GDP的比重=农业R&D支出/全省GDP总额。
（2）人员投入A2
A21：农业R&D人员占全省R&D人员比重=农业R&D人员人数/全省R&D人员人数。
A22：农业技术人员占全省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农业技术人员人数/全省专业技术人员人数。
（3）支撑力量投入A3
A31：全省农业科研院所比例=全省农业科研院所个数/全省科研院所总数。
A32：全省全国重点院校农业类比重=全省农业类全国重点院校个数/全省全国重点院校个数。
A33：全省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数=农技站个数+畜牧兽医站个数+农机站和经管站个数。
A34：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占全省技术人员比重=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全省技术人员。
A35：科技中介机构数，包括技术信息服务中心、风险投资服务机构、贷款担保机构等各类科技中介机构。
A36：农村科普示范点，截至到日前的农村科普示范点个数。
2.2.2农业科技创新产出B
（1）农业科技创新的技术产出(B1)
B11：平均R&D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农林牧渔类）=发明专利授权数/该地区R&D人员
B12：平均R&D人员发表农业科技论文数=发表农业科技论文数/该地区R&D人员
(2)三大效益产出（B2）
B21：已应用成果占成果登记比例=已应用成果数/成果登记总数。。
B22：成果、技术开发收入占总经费比例=成果、技术开发所得收入/技术创新投入总经费。
B23：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当年农业增加值-上一年农业增加值）/上一年农业增加值。
B24：优新品种覆盖率（占总面积）=全省优新品种种植面积/全省农业土地总面积
B25: 绿色食品增加率=（本年度绿色食品数—上一年度绿色食品数）/上一年度绿色食品数。
B2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本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B27：受灾面积减少率=（本年度受灾面积数—上一年度受灾面积数）/上一年度受灾面积数。
以上建立的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融合了上文描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在实证分析中，只需要通过福建统计年鉴和相关数据报告的说明获取数据，运用适当的评价方法，即能对福建省的农业科技创新绩效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1]李哲敏，信丽媛等.浅析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J].山东农业科学，2008（6）：118-121
[2]周建锋.论我国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错位及其矫正设想[J].科学管理研究，2005（23）：86-90
[3]曲卫星.关于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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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福建科技年鉴2007年
[5]高布权.论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功效[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29）：522-526
论文关键词：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传统的关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Solow（1957）余值法，即从农产出增长中扣除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从而得到全要素生产率[1]。但这种方法却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没有考虑到技术无效率（TechnicalInefficiency）的情形；二是设定了农业生产的具体函数形式；三是Solow余值法不能将TFP增长进一步细化，从而使得TFP成了一个庞杂的概念。
受Debreu(1951)和Koopmans(1951)启发[2] [3]，Farrell(1957)首次将农业生产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两部分[4]纯技术效率，Boles(1966) [5]，Bressler(1966) [6]，Seitz(1966)和Sitorus(1966)将Farrell的现代线性规划方法应用到农业增长研究中[7] [8]，最终启发了以Charmes，Cooper和Rhodes(1978)为代表人物的数据包络分析（DEA）的研究[9]。运用DEA方法测量农业TFP增长较之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有两方面的优点：其一是不需要设定具体的农业生产函数；其二是无需设定技术无效率项(Aigner，1968)的分布函数[10]论文格式范文。
本文采用DEA方法，使用2001-2008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的农业面板数据测度我国农业TFP增长，同时考虑不同省份之间劳动力异质的情形，笔者考查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对各省份农业TFP及其构成的影响，并对影响的显著性进行了假设检验。
二、理论框架与模型的建立
我们选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Fare et al，1994)来度量我国农业TFP增长[11]。令 X表示投入向量纯技术效率，Y表示产出向量（可以是单一产出，也可以是多元产出），则产出导向型Malmquist生产率变化指数(Productivity Change Index)可表示为：
， （1）
其中
，（2）
，（3）
，（4）
，（5）
线性规划（2）式中的距离函数和（3）式中的距离函数分别表示第t期和第t+1期的技术效率TE(Technical Efficiency)，由Farrell(1957)对TE的定义可知，，即线性规划（2）和（3）式中；对于线性规划（4）式纯技术效率，当技术进步时（生产前沿面向外移动），可能成立；同理，对于线性规划（5）式，当技术退步时，可能成立。如果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表示第t+1期农业生产较之第t期TFP增长，反之则TFP增长为负值。
为了更详细分析农业TFP增长的原因，我们将Malmquist指数进行分解，得
，
其中TP表示技术进步，TC表示技术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根据Banker，Charnes和Cooper(1984)提出的VRS模型(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Model) [12]，我们将 TC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TC)和规模效率变化(SC)，则Malmquist指数可进一步分解为
， （6）
（6）式表明农业TFP增长来源于三个方面：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当农业生产向前沿面(Frontier)靠近时，会有利于TFP增长；产出弹性份额比其成本份额大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也会带来TFP的增长。由（6）式可知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比Solow余值法测度的TFP更有利于解释农业增长的源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所讨论的TP是狭义技术进步，而非内生增长理论(Romer，1990)中的广义技术进步[13]论文格式范文。
三、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的农业面板数据（其中重庆并入四川计算）纯技术效率，7种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分别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劳动力人口、农业用电量、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和人力资本存量。各个省份的农业实际总产出计算方法是：将每年的名义农业总产出以2001年为基期，按农业物价指数进行平减求得实际产出。
对于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大致有三种方法：经费投入法、产出法和平均教育年限法（舒尔茨，1988）[14]。本文采用教育年限法，用H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测度H的公式（刘纯阳，2005）是[15]：
， （7）
其中表示平均100个农业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人口数；、、和分别表示平均每百个农业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初中文化程度人口、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此处我们假定文盲或半文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年；假定小学文化程度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5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国农村小学实行的是五年制小学义务教育，自1986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之后，农村开始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即小学学制为六年，由于原始数据没有将这两种接受不同学制的小学教育的劳动人口进行细分纯技术效率，此处简化处理，假定小学文化程度的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5年)；假定初中文化程度的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假定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1.5年；假定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5.5年(由于原始数据没有将大专、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文化程度的农业劳动人口进行细分，此处同样采取简化处理)。
每百个农业劳动力中各级文化程度人口数据来自于2002-2009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份的农业总产出、农业物价指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劳动力人口、农业用电量（根据农村用电量按比例折算成农业生产用电量）、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来自于2002-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对于西藏不全的数据，采取移动平均处理）。
四、实证分析
表1和表2分别列出了考虑和不考虑人力资本历年的Malmquist指数分解结果（表中各指数为30个省份所对应的指数的几何平均值）。限于篇幅的考虑，文中没有列出考虑和不考虑人力资本情形下30个省(直辖市)的Malmquist指数分解表论文格式范文。
表1： 考虑人力资本的Malmquist指数分解表（2001-2008年）
TC
TP
PTC
SC
TFPC
2001/2002
0.992
0.988
0.93
1.067
0.98
2002/2003
1.022
1.007
1.015
1.007
1.03
2003/2004
1.002
1.072
1.008
0.994
1.074
2004/2005
0.999
1.005
0.989
1.01
1.003
2005/2006
0.977
1.029
0.995
0.982
1.005
2006/2007
1.015
1.052
0.997
1.019
1.067
2007/2008
0.991
1.105
0.994
0.997
1.096
平均
1.000
1.036
0.989
1.010
1.036
注：TFPC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表2： 不考虑人力资本的Malmquist指数分解表（2001-2008年）
TC
TP
PTC
SC
TFPC
2001/2002
0.976
1.009
0.988
0.988
0.985
2002/2003
1.095
0.945
1.038
1.055
1.035
2003/2004
1.096
0.977
1.02
1.075
1.071
2004/2005
0.974
1.028
0.992
0.982
1.002
2005/2006
0.992
1.012
0.98
1.012
1.004
2006/2007
1.111
0.962
1.026
1.084
1.069
2007/2008
1.003
1.098
0.994
1.009
1.102
平均
1.034
1.003
1.005
1.029
1.037
从表1中TFPC(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的数据可知，2001年至2002年，TFPC小于1，即农业TFP增长为负值，其他年份农业TFP增长均为正值，该结论与表2中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情形相同。但是，各年份农业TFP增长的比例在考虑和不考虑人力资本两种情形下是不相同的。例如纯技术效率，如果考虑人力资本，2001年至2002年，农业TFP增长为-2.0%；而不考虑人力资本时，TFP增长为-1.5%。表1和表2中的数据比较并不能说明人力资本对于30个省份的农业TFP增长的影响是否显著。
为了进行显著性检验，我们用30个省(直辖市) 2001-2008年TFPC的面板数据对下式进行回归，
， （8）
和来分别表示考虑和不考虑人力资本的TFPC，为白噪音。如果在统计上显著，则拒绝人力资本对TFPC没有影响的原假设。同理（变量加标注 “H” 和 “L”来分别表示考虑和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情形），我们可以对下面的（9）、（10）、（11）和（12）式分别进行回归，
纯技术效率，（9）
， （10）
，（11）
， （12）
其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的统计推断可知，我们在1%的显著水平拒绝人力资本对TC、TP、PTC、SC没有影响的原假设；我们不拒绝人力资本对TFPC没有影响的原假设论文格式范文。该结论与李谷成（2009）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李谷成没有对该影响进行显著性检验）[16]。
表3： 参数OLS估计结果
原假设
参数
OLS估计
t统计值
决定
人力资本对TFPC没有影响
0.002
1.147
不拒绝
人力资本对TC没有影响
0.041***
7.374
拒绝
人力资本对TP没有影响
-0.029***
-5.079
拒绝
人力资本对PTC没有影响
0.169***
4.121
拒绝
人力资本对SC没有影响
0.025***
3.413
拒绝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五、结语
从2001年至2008年整个时期来看，历年的农业TFP平均增长约为4个百分点，构成了我国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其中，技术效率的改善对农业TFP增长的贡献最为突出，比历年技术进步的贡献平均高出了近3个百分点。从2005年开始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率逐步得到改善，这可能与农业耕地的使用权在民间自发流转有关。
不考虑各省份之间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差异会导致低估规模效率、技术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的改善对农业TFP增长的贡献，同时也会高估技术进步对农业TFP增长的贡献。因而我们在做农业增长分析时有必要将人力资本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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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与文献述评
苹果产业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依然存在一些与可持续发展不相符的问题[1]，特别是传统的依靠农药、化肥等高投入的生产方式在给农民带来较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土壤、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衰退，成为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的主要诱因之一[2]。为了保证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业非点源污染进行治理，而治理的关键在于鼓励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作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简称配方施肥技术）是联合国推行的一项环境友好型技术，可以有效缓解农业非点源污染[3]，①
。然而，现实中农户测土配方技术采用率低，全国技术采用率不足1/3。因此，如何使农户积极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就成为理论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根据农业技术扩散理论[5-6]，由于新技术采用存在一定风险，在新技术使用早期，少部分愿意承担风险农民先采用，之后通过这些农民口头传播、示范，带动更多的农民学习和接受新技术，这些信息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农民的社会网络[7]。社会网络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或其他实体之间交往（包括情感交流、信息交流等）的渠道[8]。因此，关注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时社会网络的影响机理能够提高农户技术采用率，加快苹果产业生产方式转变，促进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网络理论在农业技术扩散领域的应用研究较多[9-10]。如鞠洪云等[11]认为技术扩散是社会性过程，将社会网络引入技术扩散过程，能够深化对技术扩散的理解和认识，促进技术创新的扩散；旷浩源[12]通过个案分析社会网络与农业技术扩散关系，结果表明，技术和信息等隐形知识在社会网络中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能力、技术创新扩散速度，增加潜在采用者的范围和总量[13]，但是异质性的社会网络会导致信息损失[14]。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少量国内外学者就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进行探索性研究。旷浩源[15]认为由于新技术采用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农户在技术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可靠熟人已采纳或介绍的技术。进一步讲，社会网络在农户技术信息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刘亚[7]通过问卷调查法与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民社会网络及其对信息交流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是农户交流和获取生产经营信息的主要渠道。与此研究结论相类似，Ramirez[16]在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灌溉技术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农户通过各种社会网络获取技术信息，以提高技术采用率，并且已采用农户主要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网络传播技术信息。还有学者认为，农户社会网络强度越高，越愿意和网络中其他农户共享技术信息，有效促进新技术扩散，同时农户的个体网络中若存在已采用技术的人能够提高其技术的采用率[17]；与此类似，Foster[18]在研究农户采用新型高产量种子时发现，邻居有过购买经历的农户购买这种新种子的概率增加。
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逐步成为研究农户技术采用的前沿领域。但是，已有研究尚存在有待深入讨论的科学问题，具体表现为：（1）从研究对象看，学界主要以种植粮食作物或养殖为主的农户技术采用为例，就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开展研究，尚未考虑以种植高价值农产品的农户为例，深入研究社会网络对其技术采用的影响。（2）从研究方法看，多数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尚未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程度及机理。本文以农户技术采用模型为支撑，利用苹果主产省的苹果种植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种植户在苹果生产中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重点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程度及机理，以期有助于提高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效果及应用水平。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成员于2014年5-8月在全国4个苹果主产省（陕西省、山东省、甘肃省与河南省）开展的大规模实地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最终确定了12个样本县，36个乡镇，1 080个样本农户。通过实地调查，共完成1 086户农户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 079份。有效问卷分布如表1。剔除重要指标缺失，最终得到有效样本888个由于本次调研问卷设计时，只包括了种植户2013年的情况，因此下文所涉及的数据均为截面数据。。
此次调查采用调查员与苹果种植户一对一、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方式。调查主要包括村庄与农户两个层次，其中村庄层次的问卷主要包括村庄的基本特征；农户层次的问卷主要包括农户与家庭基本情况、苹果种植投入与产出情况、合作组织参与情况、苹果销售情况以及农业保险等方面。
（二）变量设置
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苹果产业实际情况，将影响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因素归纳为社会网络、农户个体禀赋两大类。
1.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可以区分为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两个维度，且它们的作用机制也有所区别，大多数研究忽略了对社区层面社会网络的分析与探讨[16]。基于此，本文将社会网络分为家庭社会网络与村庄社会网络。
（1）家庭层次。
在已有的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大多学者将社会网络分为网络规模、网络资源、互动频率等三部分，以亲友数量、礼金支出、亲戚关系、党员干部政治关系等若干指标作为变量。在章元等[21]、张顺和郭小弦[22]、杨汝岱等[23]、胡枫和陈玉宇[24]研究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特征，本文选取以下具体指标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变量：①网络规模。选取送礼金额作为变量，这是因为中国作为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家庭送礼是维护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途径，因此，送礼金额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家庭的社会网络。②网络资源。以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包括村干部、农资商、农业技术推广员等）作为变量。这是因为农户通过血缘或地缘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种植户获得资源可能性。③互动程度。以种植户和村里人经常交流种植技术的互动程度作为变量，赋值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法。互动频率越高，种植户对技术的认知水平越高，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也越高。详见表2。
（2）村庄层次。
以村庄拥有技术员人数作为村庄层面社会网络的变量，这是因为技术员是新技术的传播者与供给者，有技术员的村庄，种植户获取新技术信息渠道更丰富，能够充分了解新技术的特点，进而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见表2。
2.农户个体禀赋
结合已有研究结论[25-27]及苹果种植特点，选取农户基本特征、农户认知、家庭特征为反映农户个体禀赋特征的变量。具体变量选择如下。
（1）农户基本特征。①户主年龄。随着户主年龄增大，其思想意识更趋于保守，风险厌恶程度更高，采用苹果种植新技术的可能性越低。②户主文化程度。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获取和理解苹果新技术知识的能力越强，越能认识到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采用可能性。③苹果种植年限。户主苹果种植年限越长，种植经验越丰富，对苹果生产过程把握更准确，采用苹果新技术的积极性越高。④户主风险偏好。一般而言，风险喜好的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高于风险规避的农户。⑤村干部经历。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信息获取能力较高，能够较快了解和采用苹果新技术。
（2）农户认知。本文以农户是否认为化肥施用过量影响苹果品质、农户认为自家化肥施用配比是否合理作为农户认知水平的变量。农户认知水平影响农户的决策行为，农户对化肥的危害与化肥配比合理性的认知水平越高，其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也越高，因此，农户认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
（3）家庭特征。①家庭人口数。苹果生产管理、技术采用需要较多劳动投入，农户家庭人口数越多，对果园进行精细化管理程度越高，采用先进技术的可能性越大。②苹果种植面积。相对于小规模种植户，大规模苹果种植户进行专业化和现代化生产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较高，采用先进技术的概率更大。③苹果种植收入、非苹果收入所占家庭总收入比重。采用新技术需要额外资金投入，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采取新技术的积极性越高，因此，苹果种植收入越高或家庭非苹果收入占比越高，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可能性越大。④家庭是否收到测土配方反馈结果。收到测土配方技术反馈卡的家庭有利于农户采取这项新技术改善苹果生产。⑤家庭合作社参与情况。合作社作为苹果生产技术的传播者，可以帮助农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
（4）地区虚拟变量。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各异，导致农户对新技术采用积极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为了分析不同地区之间苹果种植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行为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由于本次调研省份包括两大苹果优势区（黄土高原、环渤海湾），陕西、甘肃、河南属于黄土高原优势区，山东属于环渤海湾优势区，为了分析两大优势区种植户技术采用的差异，同时控制省域层面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因素，故在实证分析时引入陕西、甘肃及河南三个虚拟变量，将山东省作为对照组。。
模型控制变量的定义具体见表3。
四、农户技术采用情况分析
从调查情况看（表4），在888个有效样本户中，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农户比例达到30.8%，区域间差异明显，其中，山东省样本苹果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为34.7%；陕西省次之，达到32.8%；甘肃省比例为23.7%；河南省样本种植户采用比例仅为8.8%。由此可见，虽然配方施肥技术作为一项环境友好型技术，但实际中种植户采用比例不高，主要是因为这项技术属于新技术，种植户认知水平偏低，造成技术采用积极性较低。样本种植户技术采用的描述性统计见表5。
表5显示，种植户中亲友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数越多，采用这项技术的比例越高于未采用的农户比例，说明种植户由血缘或地缘形成的社会网络能够提高其信息交流能力，进而提高新技术采用水平；主动和别人交流种植技术的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92.70%），说明种植户和别人技术交流越频繁，采用技术的可能越高；种植户所在村庄的技术人员越多，采用技术的比例高于未采用比例（22.63%>14.34%），说明技术员越多的村庄能够有效传播新技术的知识，增强种植户对新技术认知，提高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可能性。
苹果生产的中坚力量是户主年龄46～55岁的种植户，相对于其他年龄组，该组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比例最高。户主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这类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比例最高，种植苹果年限在20年以上的种植户采用该技术的比例最高，风险喜好的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比例高于风险规避种植户的采用比例。对化肥危害和化肥施用合理性有认知的种植户采用这项新技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种植户。苹果生产的家庭规模主要以低于5人为主，与其他规模的家庭相比，这类家庭采用技术的比例最高。苹果种植面积小于等于10亩的种植户采用比例最高，且非苹果收入占比低于50%的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收到反馈卡的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比例明显高于未收到的比例。合作社组织能够提高种植户新技术的采用比例。
五、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估计二元logit模型，结果见表6。
1.社会网络
（1）家庭层面。
网络规模。家庭年送礼金额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正。送礼金额越多，表明家庭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当农户与社会网络中亲戚朋友进行交流时，接触新技术、新信息的机会越大，能够有效提高农户对新技术（测土配方技术）的认知水平，进而促进其采用新技术，因此，广泛的社会网络可以有效促进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这一结论与Bandiera[17]相类似。
网络资源。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且根据边际效应，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概率增加2.2%，这与Ramirez[16]结论相类似。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具有不同经历，能够带给种植户不同方面的信息（如新技术），因此，亲戚朋友从事其他与苹果种植相关职业（村干部、农资商、农业技术推广员等）的人数越多，种植户获取与苹果新技术的渠道越丰富，能够使其充分暴露在新技术信息环境中，帮助种植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
互动程度。种植户和村里人经常交流种植技术对其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种植户交流越频繁其采用技术概率会增加1.1%。这说明种植户和地缘上距离较近的农户交流种植技术的频率越高，越有可能获取新技术信息，加深农户对技术的了解和认知，提高其采用这项技术的可能性。
（2）村庄层面。
村庄拥有的技术员人数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为负。这说明，虽然村庄中的技术员作为苹果生产技术的供给者和传播者，但在种植户进行生产过程时没有能够有效地指导和管理农户使用新技术，降低了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积极性，这也说明当前村庄的技术员队伍在农户生产过程中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
2.农户个体禀赋
（1）农户基本特征。
农户风险偏好对技术采用的影响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为负，这与王静和霍学喜结论一致[28]。可能的原因是，爱好风险的农户能够使用其他先进生产技术改善苹果生产，而风险厌恶的农户在技术认知达到一定水平上更愿意采用这项技术。
农户基本特征中其他变量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户主文化程度。这与林毅夫[29]认为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户采用新杂交水稻及采用水平的主要因素的结论存在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当前49%苹果种植户的文化程度是初中水平，差异不明显，同时对种植户采用新技术的影响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大，故而户主的文化程度虽然影响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2）农户认知。
农户对化肥危害认知与化肥施用量合理性认知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化肥施用量合理性认知影响为负，与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种植户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化肥施用危害认知不足，导致其对科学施肥技术的需要不高，影响其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种植户对化肥施用量合理性的认知水平越高，自我控制与管理化肥施用数量或结构的水平也越高，导致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积极性相对较低。
（3）家庭特征。
苹果种植面积对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理论预期不符；家庭是否收到配方施肥反馈卡对种植户采用这项施肥技术的影响极为显著，且系数为正，这与葛继红等[3]结论一致；农户合作社参与情况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采用这项技术。可能的原因是，规模大的农户相对于小规模农户的自身化肥施用与管理的水平较高，同时由于大规模农户采用新技术的成本高于小规模农户，从而导致大规模农户更多地选择自己管理化肥施用，节省果园投入；收到反馈信息的农户能够清楚了解到自己苹果园土地中N、P、K情况，农户能够依据这些测土结果科学地、有针对性地施肥（包括施肥种类、时间、数量），以改善苹果种植的施肥方式。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苹果专业化合作社在苹果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先进的种植技术、信息能够通过合作社进行传播，能够有效地帮助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同时发挥合作社的辐射带动作用，使更多农户能够充分认识和了解新技术，提高科学施肥的采用比例。
（4）地区虚拟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不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地区间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差异不明显，但总体上环渤海湾优势区（主要是山东省）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积极性高于黄土高原优势区（包括陕西、甘肃省），这与前文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
（二）社会网络影响效应分析
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影响效应并进行效应分解采用Stata12中函数khb进行影响效应分解分析。，结果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社会网络的4个变量对农户技术采用影响的总效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关键因素，这与Ramirez[16]的结论一致。
具体讲，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最大（1.085），且其间接效应（0.637）大于直接效应（0.447），这说明农户的社会网络中网络资源对其技术采用的影响最大，同时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中介作用产生。其次，送礼金额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也较大（0.615），其中直接效应为0.295，间接效应为0.320，这说明网络规模主要是间接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再次，交流种植技术的程度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为0.381，主要是间接影响（0.365>0.017）。最后，村庄拥有技术员人数对农户采用技术的影响最小（0.099），且影响主要是间接的（0.118>-0.018）。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中网络资源相对于网络规模、互动程度及村庄社会网络对种植户技术采用的影响程度最大，这说明现阶段，苹果种植户获取生产新技术的途径主要依靠关系网络中的亲戚朋友，这是因为种植户比较相信来自这些群体提供的技术信息。社会网络对种植户行为的影响过程主要通过中介作用产生，这是因为新技术的采用存在风险，而种植户在进行生产决策时，主要受到自身社会网络中的亲戚朋友、村庄内其他农户、政府等影响。种植户从这些群体中获取的新技术信息越丰富，对新技术的理解和辨识能力越高，降低使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而在生产决策时倾向于选择这种新技术以改变苹果生产。这与旷浩源[15]的研究结论类似。
六、结论与启示
有文化是现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生活在130多年前的马克思认为，农民具有小农意识，意指农民文化程度低、思想落后、观念保守，但是，那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都很低，没有形成明显的二元城乡文化教育。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1858年在《政治经济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及随后在《资本论》中指出提出关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论述。他们认为社会生产力和“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发展，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5]。而文化素质是一个人具备个人能力的基础。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农民就业素质、经营素质和其他素质的高低，在现代社会，农民在家务农、外出务工或经商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否则，无法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然而，中国农村文化教育水平仍然较低，还有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在全国49000万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9.2%，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7.5%[6]。另据刘梅珍[7]的统计分析也表明，中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大专以上程度仅占1.06%，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仅占12.62%，初中文化程度占52.22%，小学文化程度占27.23%，文盲半文盲占6.87%。实证研究表明文化程度与就业收入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就业者的文化程度越高，就业机会就越多，容易获得较高的职位和相对稳定的收入。周亚虹等[8]通过对苏北农村400多个样本家庭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村职高教育对于家庭收入的提高有着显著影响。对一般农户而言农村职业教育的平均回报约为1400元，平均回报率约为27%。有成员接受了职业高中教育的家庭年收入的年回报为1700元左右，比一般农户家庭的平均回报要高出约300元。农村职业教育确实可以极大地增加其家庭收入，即农村的职业教育有较高的回报率。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农民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农业GDP就增加0.76%，农民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就增加1.5%~3.2%[9]。这是由于文化程度高的就业者，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强，其收入增长速度也比文化程度低的就业者快，高文化程度的就业者会得到较高的回报。懂技术是现代农民实现就业增收的保障由于历史和客观的原因，造成中国农民技术素质普遍偏低，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左右，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者培训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有0.13%[10]。张选厚等[11]对陕西省西安市的实证研究表明，现有职业农民队伍（按照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生产性收入，常年在家专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存在“1高2低”的问题，即高龄老化，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差等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等都对农民的技术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现代农业具有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劳动可以取得比传统农业高得多的经济收入。但是，由于现代农业是依靠现代科技和现代技术装备的产业，即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也需要懂得农业生产技术。否则，不懂技术的农民将无法成为合格的现代农业产业劳动者。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3]所指出的现代农业显然是农民获得并学会使用优良的新生产要素的结果。另一方面，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民实现增收重要途径。但是，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仅为城镇就业者人均月工资的一半左右，劳动小时工资水平更低。20世纪90年代，扣除物价因素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长；2004-2007年外出农民工实际工资年均增长7%左右，增幅比同期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低3~4个百分点[12]。除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外，主要是由于农民工的就业技术能力水平低，城镇的苦、脏、累、险和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基本上都是由农民工承担。但是，如果农民工具备有文化、懂技术，掌握一技之长，那么，其务工收入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10年公布的北京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表明，由于技术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供不应求，因而工资上涨很快，数控机床操作工种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年收入分别从5万元增加到14万元；加工中心操作工种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年收入分别从5万元增加到13万元，高于一般管理岗位[13]。南京市统计局相关研究[14]也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农民收入影响因素中(土地、投入、教育)，教育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位居第一位，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劳均总收入增长0.697%；从收入的产业构成看，教育是影响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对农业收入增长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农户家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综合文化程度)每增加1%，劳均非农收入增长1.5%；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均工资性收入增长15.3%。会经营是现代农民实现自我发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有文化、懂技术的农民在家务农或外出务工，虽然可以增加收入过上小康生活，但是，如要进一步增加收入过上富裕的生活，仅靠务农或打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靠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或创业经商。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1年公布的广州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表明，中、高级经理人员的工资价位也较高。如财务部经理、劳动人事部经理、销售部经理的平均工资水平高的突破了12万元，总经理突破23万元。专业人员和市场开拓人员也是工资上涨较大的群体，计算机软件主管、财务主管、劳动人事主管、销售主管、广告创意人员、保险精算员以及国际货运营销员、进出口业务员、银行信贷员、保险业务员、证券业务员等，年收入高的都在11万元左右，外销员则突破了22万元[15]。20世纪80、90年代就已有农民工回乡创业，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回乡创业步伐明显加快。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俊[12]对301个村和百县的抽样调查表明，2006年回乡农民工3.6万余人，占外出农民工16.2万人的23%，回乡创业者占回乡农民工的13.8%。在对3026个回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中，2006年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有1184人，占40.7%，属于谋生型的创业，即使是这样，其中45%的收入要高于外出打工的同乡年均1.47万元的收入，能够过上比留在城市打工更好的生活。另一类是通过创业实现更好的发展，从收入上看，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有39.9%，有21.7%的人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其收入水平高于很多城市居民的年收入，还有超过10%的人年收入超过10万元，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有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就为实现自我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型农民论提出的背景
就业增收需要新型农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实现农民增收的现实途径有2个：（1）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挖掘农业生产的内部潜力，推进产业化经营，向高效农业内部高端产业链要效益实现增收；（2）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展农业外部增收的领域和空间，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向非农产业就业，实现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但是，无论是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或者是向非农产业就业，都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民收入长期无法增长的事实表明，除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的原因外，最重要的还是农民文化程度低、缺少就业技能、不会创业经营。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调查表明，技术工的年收入是普通工的3~5倍。现实的情况是农民创业经营的收入高于外出务工者，外出务工的收入又高于在家务农，因此，现阶段要从整体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就必须加大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民受教育水平对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作用，已经被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澳大利亚经济学家侯赛因(Hossain)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了测算表明：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能带来私人收益，而且还能产生社会效益，有助于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目标。国内学者辛岭[16]运用明瑟(Mincer)模型说明农户教育投入确实能给农户带来收益，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民增收1.77%。现代农业需要新型农民现代农业以现代技术装备和生产条件为基础，有效运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科学知识和管理方式等要素来组织生产经营，需要具备农学、机械学、信息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农业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广泛采用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把产前、产中、产后有机结合在一起，实行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化生产经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现代产业组织生产经营方式。为此，要求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市场经济意识、经营管理能力。但是，目前中国农民绝大多数还是缺乏发展现代农民应有的文化、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因此，在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必须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大力培养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型农民当前，农村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农民目前的综合素质比较差，无法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农民只有提高素质，分工分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战略任务才能实现；只有提高农民素质，农民才会对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有高层次的要求。农民家中的卫生状况及生活质量，不但与其收入有关，也与其文化素质有关。高素质的农民多了，自己就会主动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新农村的要求，并积极参与。在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中各种矛盾、利益冲突增多，需要培养出一大批符合要求的新型农民，成为农村稳定的中坚力量，配合党和政府消除一些不稳定因素，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安定。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必须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17]。
新型农民论的主要内容
2005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同志指出：“要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重点放在农村义务教育和技能培训。”随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18]。由此提出“新型农民论”的思想。“新型农民论”思想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商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文化是基础，懂技术是条件，会经商是要求，相互联系共同组成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型农民。有文化是新型农民的基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收入问题。现阶段农民已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既可务农、务工也可经商。有文化是懂技术和会经营的基础，只有提高文化素质才能更好地掌握技术和经营能力。只有文化和技术才可以拥有体面的工作；只有文化和经营素质才有能力经商。因此，要实现“新型农民论”的要求，首要的工作是提高农村的义务教育质量、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早在在2003年，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特别注重传播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农民教育培训等；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为此，农业部于2003年开始为大力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实施“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和“农业远程培训工程”等五大工程，建立健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全面推进新型农民文化素质培训工作。为提升基层农村的文化教育质量和建立长效机制，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又指出：“加快构建县域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为确保农民文化素质教育培训经费问题，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建立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文化服务体系。2009年起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继续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为解决中国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二元结构问题，2010年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指出：“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加强农村中小学薄弱学科教师队伍建设，重点培养和补充一批边远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急需紧缺教师；对义务教育教师进行全员培训，组织校长研修培训；对专科学历以下小学教师进行学历提高教育，使全国小学教师学历逐步达到专科以上水平。”该《纲要》还对农村学前教育问题、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投入问题、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子女接受教育予以资助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而形成了农村义务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全方位的农民文化素质提升的长效机制，为确保培养新型农民的文化素质提供了制度保障。懂技术是新型农民的条件古人云：“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现代农业的发展已经进入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可以说是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农业，只有掌握一定文化和技术素质的农民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才能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为此，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继续支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务农技能，促进科学种田。”接着，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继续指出：“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因此，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依靠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中国人多地少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必须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从而实现就业增收。国家统计局2012年4月27日报告：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长3.4%。但是，要实现有效转移就业的目标，首要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技能。然而，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农民缺少的正是从事体面劳动的职业能力，造成无法有效转移就业或即使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但其从事的大多数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简单劳动，从而造成务工收入低，无法实现小康生活的水准，从而导致恶性循环累积的效应[19]。要彻底改变传统农民缺乏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技术技能，就必须大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为此，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是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各级财政都要安排专门用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又提出：“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民和农村社会全面发展。”只有掌握了从事非农产业技术技能的新型农民，才能有效通过转移就业，在较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上，得到较高的务工收入，实现小康生活直至宽裕生活的目标。根据《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在收入方面，农民工收入增长较快，2011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比上年增长21.2%。会经营是新型农民的要求中国农民业已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虽然务工可以提高收入水平过上小康生活，但是，要过上富裕型生活水平的目标，必须依靠有文化、懂技术和会经营，通过创业来实现。黄敬宝等[20]的实证研究表明，每个农民创业者的平均年利润是7.37万元，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即农民创业者的收入是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4.3倍，创业活动为创业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农民创业作为减贫增收、带动就业的重要力量，扮演着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角色，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大多数农民都有创业的意向，学会经营是新型农民实现创业的必然要求。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双向创业是农民创业的2个方向：（1）在家从事农业创业，市场运作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价值链的高端和实现价值的平台，现代职业农民要提升务农的经济效益必须学会经营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农业的市场化水平。（2）进城从事非农创业。现在，农民创业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创业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民创业优势在于对农村创业环境很熟悉、大多数有打工经历，创业条件更充分；而且机会成本小、风险易控制。劣势在于知识比较缺乏、视野不够开阔、信息相对较少、创业形式传统，创业及其发展的空间较小。罗明忠[21]调查研究认为，农民创业者认为市场拓展和管理能力不足其创业的主要障碍，技术帮助是农民创业者期望得到的帮助之一。事实上，对于农民创业者而言，缺乏的不仅是资金，还有技术与管理等。因此，要培养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除了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外，还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把加强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22]。强化省、市（地）级政府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覆盖面，根据需要办好县级职教中心。强化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推进城乡、区域合作，增强服务“三农”能力，以全面提升新型农民从事市场经营的能力和经商管理的水平。”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的：“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主要政策内容新型农民论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1）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重点支持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技能培训（；2）普遍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3）加强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好权益保护，进一步完善农民外出就业的制度保障（；4）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5）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大对农村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6）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积极推进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7）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人员的能力，加大城市人才支持农村的力度。2010年10月18日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明确指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均衡发展水平，推进农村中等职业免费进程。”因此，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型农民论”的思想内涵不断丰富，相应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
关键词：农业产业集聚；网络结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技术创新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0SQRWO42ZD）、安徽省软科学项目（07030503018）。
作者简介：王艳荣（1981-），女，安徽泾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5-0038-05收稿日期：2011-09-1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产业集聚创新成为研究的热点，王缉慈（2001）认为产业集聚可以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扩散，促进学科交叉和产业融合，从而促进创新环境的建立，有利于产业的创新。但目前对于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研究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域，鲜少有研究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创新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源泉和动力，是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现阶段对于研究产业集聚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尤显紧迫。基于此，宋燕平等（2008）建立了农业产业集聚产生技术进步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利用VAR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集聚与技术进步两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农业集聚视角下产生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通过对安徽砀山酥梨产业的调研问卷，使用AMOS软件对模型和假设进行验证，并对检验结果进行论证研究。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研究框架
产业的集聚现象被认为是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溢出的有机载体（Freeman et al , 1991）。本文在此理论前提下，研究网络结构、知识溢出以及吸收能力等因素对农业集聚区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探讨由集聚所产生的农业技术创新效应相比非集聚的农业技术创新存在哪些优势？该理论框架的整体逻辑是：知识溢出是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微观主体的吸收能力直接反映知识溢出的效果，而农业产业集聚本质上是一种中间性网络组织，这种网络结构的特征会影响知识溢出的难易程度，有助于提高集聚成员的吸收能力，从而对集聚区的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见图1）
（二）变量界定
1.网络结构。Britton (2003)认为产业集聚可以被看作是各种成员通过社会联系构成的网络，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加拿大产业集聚内的成员关系是以网络形式存在。具体到农业产业集聚中，主要包括为农户、农业企业、政府部门、农业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网络成员，它们构成了农业产业集聚的网络节点。本文根据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结合农业产业集聚的特点，将网络结构归结为网络密度和网络强度两个维度。网络的密度是指网络内实际存在的联系数量占到可能联系数量的比例，网络强度是指行为主体联系频率的高低和组织资源对联系承诺程度的高低。
2.知识溢出。从1962年，Arrow最早研究了知识积累的过程之后，知识溢出与空间集聚就紧密相连，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产业集聚可以产生知识溢出的效应，通过对“知识溢出”文献总结，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强调了知识溢出的中的“溢出”，着重于研究主体之间知识交流与扩散的过程，如Jovanovic等（1989）建立的知识溢出模型，证实在空间上接近或技术水平较高的个体会有利于技术的获得和知识的交流和扩散；另一类强调了知识溢出的中的“知识”，如Duranton等(2001)的知识溢出模型强调了不同产业的空间集聚有利于知识的创造和生产。根据这两类文献，本文将知识溢出划分为知识创造和知识扩散两个维度。
3.吸收能力。本文这里吸收能力的概念是指农业产业集聚成员识别、吸收、消化、利用集聚区内部溢出知识的能力。从定义可以看出，知识吸收能力包括4个方面，可以归纳为两类：潜在吸收能力(包括知识识别和吸收)和实际吸收能力(包括知识消化和开发利用)。潜在的知识吸收能力是利用外部知识的前提，实际知识吸收能力是通过利用外部知识不断创新并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4.技术创新。农业技术创新是不断的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代替落后的农业技术，以实现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的角色从原先的生产者转变成为现在生产者与经营者兼顾的双重身份，因此，农业技术创新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同时也涉及到生产的组织和管理过程。
（三）研究假设
1.网络结构与技术创新。农业产业集聚的网络结构为农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可能性。Storper等 (2004)认为社会网络能够把不同的个人、群体、产业和区域有效地连接起来，有效地交换信息，促进集群中知识的持续流动和扩散。Coleman（1988）认为，高密度网络会产生大量的企业间联系，网络内信息和资源将更快速地流动；Hsu(1997)提出，网络的强连结有助于组织间的深度互动对组织生产管理方式与技术创新的能力产生影响。根据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产业集聚的网络结构主要是通过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 在农业产业集聚中，网络密度对知识创造产生积极影响。
H2 在农业产业集聚中，网络密度对知识扩散产生积极影响。
H3 在农业产业集聚中，网络强度对知识创造产生积极影响。
H4 在农业产业集聚中，网络强度对知识扩散产生积极影响。
H5 在农业产业集聚中，网络密度对潜在吸收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论文论文摘要：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是世界各国调整贸易利益的重要手段，随着关税壁垒作用日益减弱，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更隐蔽、更强大的壁垒，在当代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特点和我国农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一、TBT概述
技术性贸易壁垒(简称TBT)由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三部分组成，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类与动植物安全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以及保证食品安全与产品质量等为由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限制措施或法规，在主观或客观上成为外国商品自由进入的障碍。WTO关于的TBT文件有两个，分别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和《实施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于1995年1月1日WTO正式成立起开始执行。
二、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
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实行农业保护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已经直接使我国的农产品出口遭受巨大损失，其扩散效应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计。与其他贸易限制措施不同，技术性贸易壁垒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隐蔽性，一旦出现，影响巨大，而且损失难以避免。那么我国农产品出口为什么容易遭遇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们可以从国内各个方面进行分析。
1、中国农产品自身标准的落后性 中国农产品领域目前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检疫标准与国际标准和进口国标准还有差距，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内在优势。而且中国标准体系混乱，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专业标准及企业标准，数目多而水平低下，使企业产品出口不畅。
2、中国农产品市场秩序没有理顺，农业管理体制落后 中国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内部壁垒严重，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没有形成局部领域的农产品市场秩序相当混乱，假冒伪劣产品对出口市场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此外，中国农产品生产管理和市场监管的力度不够，存在着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对产品质量监管力度不够，流于形式。中国目前尚没有一部完备的食品安全立法。
三、利弊同行——TBT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双重影响
1、负面影响
(1)使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量急剧下降。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不断下降，受影响的农产品企业日益增加，造成的损失逐年加大，截止到2007年7月份，我国农产品出口出现负增长，出口额为88，5亿美元，同比下降0.77%，农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到6%。
(2)加大了我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的难度。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优势，通过立法或其他手段对进口产品制定苛刻的技术法规或标准来限制农产品的进口，我国的农产品一时难以达到其要求而无法获得市场准入。并且这种情况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明显加剧。
2、正面影响
(1)提高国内农产品检测技术。TBT在给我国农产品带来负面效应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过去长期以来，我国在农业生产上较多追求农产品数量增加，对农产品质量问题重视不够，农业标准体系、农产品评价体系与国际标准不接轨，农业监测体系建设滞后，使得农产品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由于国内检测技术及监督力量薄弱，许多质量问题未显露出来。这就促使我国农产品出口行业对现有农产品生产体系、管理体系进行反思。
(2)加大对农产品标准化、质量安全等的建设、管理和监督。我国沿海各省市率先加大了农产品标准化等的建设。例如广东省河源市建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重视农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广东湛江在建立湛江市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督网络的同时，还注意做好养殖基地建设，抓好加工环节质量监控，防止产品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二次污染。
四、我国农产品出口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
关键词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分布方差；追赶效应；SEM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F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12-0131-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2.020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农业科技进步水平。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2011年达到了53.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很大。影响科技进步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追赶效应[1]，对农业领域也是如此。在分析人力资本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以人力资本均值为量化指标[2]，人力资本分布方差是一个新的考察视角，已有文献存在较大争议[3-4]。本文感兴趣的是不同的人力资本分布方差、技术追赶效应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现有研究一般假定人力资本水平与受教育年限呈线性关系，本文则放宽这一假定，证明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与受教育年限间为非线性关系。
1文献评述：分布方差的新视角
部分学者证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也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呈负相关关系[5-6]。经验分析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是人力资本量化指标不同[7]，另外仅仅考虑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是不够的，其方差分布对经济也有重要影响[4]。
学者们进而检验人力资本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结论也存在分歧[8]。基尼系数等指标虽然可以度量人力资本的不平等程度，但不能准确测度人力资本的离散程度和分布结构[9]，因此学者又将人力资本方差作为量化指标[3-4，10]，发现其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间接作用，已有研究都是在生产函数理论模型下进行回归分析，这在方法论上是有争议的[2]。
可得的文献中，未见直接验证人本资本分布对科技进步影响的研究，在农业生产领域也未见直接检验追赶效应对科技进步影响的文献。本文综合考虑现有文献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争论，在分析过程中考虑空间相关性，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尝试对文献做出补充。
2实证分析框架
2.1农业科技进步的界定
广义的农业科技进步包括自然科学技术进步和政策、经营管理和服务等社会科学进步，在测算过程中是指农业总产值增长扣除新增的投入要素量之后的余额，这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本质相同[11]，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值反应广义的农业科技进步。
2.2理论模型
本文沿用文献广泛引用的BenhabibSpiegel理论框架，影响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追赶效应[1]，表示为：
Ait=c+δHCit+τCEit+εit（1）
式（1）中，HCit代表省份i在t时期的人力资本指标，CEit代表省份i在t时期技术追赶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i省份的人力资本总水平THCit是由每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PHCitj加总形成的，即THCit=∑nit5j=1PHCitj，其中，nit为省份i在时期t的劳动力人数。
本文假设人力资本水平主要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工作经验的积累本文不予研究[4]。PHC是受教育年限U的函数，令PHCitj=g（Sitj），其中，Sitj为i省份中j人在时期t的受教育年限，g（.）为人力资本水平和受教育年限的函数关系，将函数g（.）在平均受教育年限uit处进行二阶泰勒展开[10]，两边除以劳动力人数nit则得到式（2）：
HCit=THCit/nit=∑nit5j=1PHCitj/nit≌（1/nit）∑nit5j=1[g（uit）+g′（uit）・（Sitj-uit）+g″（uit）・（Sitj-uit）2]≌g（uit）+152g″（uit）σ2（2）
本文放宽人力资本水平与受教育年限呈线性关系的假设，即g″（uit）不为0，将方差纳入考察范围。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水平均值的替代变量，以受教育年限方差作为人力资本分布方差的替代变量。式（2）证明人力资本水平受均值和方差的共同作用，将式（2）带入式（1）得到式（3），证明各省份的人力资本分布方差对农业科技进步有重要影响。
Ait=c+δ[g（uit）+152g″（uit）δ2]+τCEit+εit（3）
王振华等：人力资本、追赶效应与农业科技进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2期2.3空间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引入空间计量模型的原因是省份间农业科技进步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空间效应主要包括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差异性，本文分别建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技术追赶效应选择文献中的量化方法[1]：
CEit=ln（Ait-1/5At-1）（4）
式（4）中，Ait-1为省份i在t-1时期的农业科技进步水平，At-1为t-1时期全国的农业科技进步水平。
本文加入的控制变量为：一是医疗条件指标（YL），量化指标为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二是财政支农指标（CZ），量化指标为农业财政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比例。三是农业科研投入（KY），量化指标为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研总支出。四是科技环境（KJ），本文的量化指标为技术市场成交额。五是自然灾害（ZH），量化指标为各地区成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参照学者们的研究经验，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对各控制变量进行一阶差分以保证数据的平稳性。
最终，本文拟建立的空间计量回归模型为：
ln（Ait）=c+ρ（ITWN）ln（Ait-1）+β1ln（uit）+β2ln（σ2it）+β3dln（KYit）+β4dln（YLit）+β5dln（CZit）+β6dln（KJit）+β7dln（ZHit）+β9ln（Ait-1/5At-1）+εit+ui（5）
ln（Ait）=c+β1ln（uit）+β2ln（σ2it）+β3dln（KYit）+β4dln（YLit）+β5dln（CZit）+β6dln（KJit）+β7dln（ZHit）+β9ln（Ait-1/5At-1）+υit+ui，υit=λ（ITWN）+εit（6）
式（5）为空间滞后模型，式（6）为空间误差模型，ρ和λ为空间回归系数，υit为随机误差项，μi反应空间效应，可以是固定效应也可是随机效应。本文中T取11，IT为11维单位矩阵，N取31，WN为31阶0-1空间权重矩阵，ε为误差项。
2.4估计方法
本文的估计方法采用最大似然法[12]，使用Matlab7.1版软件的空间计量工具箱对模型进行估计。
3农业科技进步值的测算及相关数据统计描述本文选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农业科技进步值，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Malmquist指数转化为TFP指数：首先测算各省份基期的技术效率值，同时假设基期技术进步值为1，根据技术效率值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值变化指数依次测算随后每年各省份的技术效率值和技术进步值，二者相乘得到TFP指数。在计算过程中，本文借助DEAP21软件，采用产出导向模型。本文建立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为：投入要素选择土地、劳动力、资本，产出要素选择农业总产值。其中，农业总产值为各地区农林牧渔总产值数据，采用农业总产值指数进行平减，土地要素的量化指标为农作物播种面积，劳动力要素为乡村从业人员中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资本要素选择农林牧渔业物质消耗值（包含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数据来源于1999-2011年的《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限于篇幅，本文不给出农业科技进步值的详细数据。
其他方面，医疗条件原始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财政支农指标、成灾面积比例和技术环境指标等原始数据和修正指数来源于2000-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文献认为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滞后期为3-5年，本文选择为4年，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业科研统计资料汇编》，涵盖市级以上农业研究和开发机构的相关数据。
4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本文采用文献中出现较多的Morans I指数进行区域变量的自相关检验，将2000-2010年拆分成2000-2003年、2004-2007年、2008-2010年3个时间段，分别测算Morans I指数。
从Morans I指数检验看，2000年后，我国各省份农业科技进步值有显著的空间相关关系，证明了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必要性。对农业科技进步空间分布格局的形
成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是地理位置较近的省份间农业生产条件相同，农业种植结构相似，因此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相邻省份间的适用性更强，而对于地理位置较远、种植业结构不同的区域，农业科技的进步可能会受限于自然生产条件，无法得到推广和应用。
Morans I指数为正且呈递增趋势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省份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来越突出，原因可能是随着农业科技的推广及通信技术的逐步发展，地区间的农业科技交流情况越来越频繁和有效，影响日渐突出，空间相关性增强。
在模型选择方面，本文进行Hausman检验作为参照，ChiSq统计值为29.472 9，P值小于0.05（为0.000 3），因此本文选择含有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本文通过测算方差膨胀因子排除了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从表3看，在考虑了空间效应后，回归结果发生了变化，人力资本方差变量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变为显著，各省份变量间及误差项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实证分析中由于很难同时满足Anselin提出的选择SEM或SLM模型准则的两个条件，学者都是对模型效果进行比较选择理想的模型[12]。本文中空间误差模型的R2值和最大似然值都优于空间滞后模型，由此下文的分析主要针对空间误差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方差对农业科技进步的影响显著（1%的置信水平）为正，即：在人力资本平均水平等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人力资本的分布方差对农业科技进步值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与受教育年限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人力资本水平是加速增长的。已有的实证检验结论也表明教育获得方差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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