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当前，全球正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各领域的科技创新层出不穷，新的市场、新的需求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形成。眼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大幅增加科研投入，把争夺科学技术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
科技创新的竞争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必须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加快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支撑和引领未来发展。
多年来，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中关村创新论坛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国际论坛”一直弘扬和传承着创新的时代精神。今年的“中关村创新论坛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国际论坛”围绕“科技引领转型，创新驱动发展”的主题，与来自政界、企业界、学术界的近800嘉宾一起交流共享，看当下，展未来。
从出席嘉宾的强大阵容来看，本次论坛受到国家、北京市、中关村、海淀区的高度重视，得到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中关村第一任主任、北京市原副市长胡昭广，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傅华，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局局长李伯溪，中共海淀区委书记隋振江，海淀区政协主席彭兴业，北京市贸促会副会长、北京科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储祥银，中共海淀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芦育珠，中共海淀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名杰，中共海淀区委常委陈惠丰，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庆振，中关村第一村民、北京民协原会长纪世瀛等。
本次论坛规模盛大，主题演讲者包括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张景安，海淀区副区长、海淀园管委会主任孟景伟，瑞典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兼副馆长齐亚博，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汝芳，中关村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张兴胜，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玉华，无锡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嵇克俭，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郑雨林，天津泰达科技发展集团总工程师马萱，独立电力生产商协会（IPPF）秘书长莱金，北京科兴控股董事长兼CEO尹卫东，中关村软件园太湖分园董事长白廷全，慧聪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北京恒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燕生，哈佛大学博士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士、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张宏霖，凤凰城集团常务副总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东，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凡特·格森格，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秦升益等近20家企业、机构的总裁、资深高管和专家学者。围绕科技创新，他们畅所欲言，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让人醍醐灌顶。
本次论坛的另一大亮点是唱响科技与文化融合的主旋律，不仅演讲嘉宾有精彩的内容论述，而且在论坛的形式上也是别出心裁，由海淀文联张书范、杨永安、郭文松、赵保民、周持、刘振英、黄德昌、李道五、田添、苏海河、吴占春、荆匡胤、臧向军、骆建宏、马爱华、张强、朱海军、操红、魏东、孟希泉等20位著名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以抽奖的形式走进论坛现场，真正体现了科技与文化的有机结合。
科技创新是时代命题
本次“中关村创新论坛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国际论坛”的召开，不仅是探索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代表的全国高新区的发展，其实也是探讨中国依靠科技创新进行转型发展，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重大命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在致辞中谈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科学发展观的必由之路。以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中国高新区在这方面日益发挥着作用。他们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已经形成全国性、区域性创新体系。中关村以创新资源平台为立足点，形成了政、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发展模式，率先实现了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
“科技引领转型，创新驱动发展，其主力军就是全国的高新科技园区和园区的企业。国家高新区在规模和速度上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也确保了生产质量，实现了高效集约式的发展。”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强调，“国家高新区从建设初期就特别重视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对其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已经成为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主力军，引领着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
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傅华也认为，“中关村创新论坛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国际论坛”是本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的重大活动，对于推动区域创新合作，提升中关村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交叉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科技创新的新趋势，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标志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新一轮大调整周期。“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最关键的是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傅华谈到，“北京市明确提出了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重点就是要实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双轮驱动，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和可持续性。”
海淀区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聚集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优秀人才，形成了我国规模最大、结构最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隋振江介绍说，“当前，海淀区正在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和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重大战略部署，紧紧抓住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和中关村人才特区的重大机遇，举全区之力加快建设环境优美、和谐宜居的高科技核心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在全市率先形成创新驱动的新格局。”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海淀全区上下加快推进落实“1+6”等中关村自主创新先行先试、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科技金融创新等各项政策措施，加快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积极推动中关村科学城和北部研发服务及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的发展，细化完善各项政策措施，推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重大项目落地，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对专、精、特、新的中小微企业进行重点培育与支持，加快服务体系建设、品牌建设和国际化进程，努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新形势下中关村如何创新
创新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极为重要的。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着“中国硅谷”美誉的中关村，每天都在上演各种创新奇迹。面对新的趋势，中关村肩负着新的使命。要获得进一步的新发展，中关村应该有新的探索。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就中关村的发展，谈了两个问题。他认为中关村提出在2020年要建成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该在集群化、集约化发展方面有新的探索；要在推进总部和制造基地协作方面，要有新探索；在推进产城融合方面要有新探索。
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和发展目标，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汝芳博士认为，从园区的发展来讲，首先要构筑优势，集聚要素；其次要营造环境，一定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再次要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包括搭建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建立新型的产业技术研发机构，支持产业技术联盟发展，围绕重大需求和示范应用，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搭建科技服务平台，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搭建创业孵化服务体系，构建技术交易市场，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做强专业服务机构；搭建金融服务平台，完善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集聚股权投资机构；打造特色产业基地，优化产业布局，建设产业基地和专业园。
中关村的发展是技术与资本双轮驱动的结果，科技与金融的深度合作，使中关村的发展更为迅速。中关村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张兴胜认为，科技与金融应当创新联动。每一次科技革命，实际上都是技术、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组合的结果，都源于科技革新，成于金融创新。
“技术与金融创新同步推动，才能够加快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才能够真正建设一个创新高地和形成一片创新热土。”
中关村要建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中关村的核心区，海淀区正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推进创新要素融合转化。海淀区副区长、海淀园管委会主任孟景伟介绍了海淀区近年来取得的成绩。2011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海淀占了全国的将近三分之一，海淀区内的企业入选2011年度国家新产品计划和火炬计划数量超过北京市半数以上。
在新的历史阶段，海淀区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孟景伟概括为三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科技成果转化依旧困难；第二个困难就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第三个困难是中小微企业成长困难。
海淀作为全球科教资源密集的区域之一，拥有大量的知识和技术资源，区域内已经形成了投资加孵化，开放创业服务平台，知识产权运营等新型科技服务模式，涌现出清华科技园、联想之星、创新工厂等新型科技服务机构。“未来，海淀要通过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推动人才、资本、技术等多种创新要素的融合，实现创新资源优势转化。”孟景伟强调，“主要是大力推进协同创新，强化科技成果的转化服务；大力开展科技金融创新；建立基于全产业链条的专业化科技服务机制。”
中国高新区的创新长跑
中国高新区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走过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现在已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争相效仿的范本。经验有了，但仍缺文化。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张景安对此深有见地：“自主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寂寞的长跑。自主创新只有更加开放才能实现，因此，建设一个持续的创新和开放的文化环境，是当务之急。”
如何才能弘扬创新的文化？张景安谈了几点认识：第一，要增强原创意识；第二，要树立崇尚创新、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第三，市场需求是创新的源泉；第四，创新需要激情；第五，要增强危机意识，鼓励开放意识。“当然最关键的是人才”。
中关村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其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世界定位，无疑赋予了中关村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2011年，中关村企业实现总收入近2万亿元。提到中关村，我们不得不提翠湖科技园。凭借独特的区位、资源、环境优势，中关村翠湖科技园吸引了华为、中国电信、用友等一大批行业领军企业入驻。截至2011年底，总收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共有51家，其中超过百亿元的企业有1家，超过十亿元的企业有7家。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翠湖科技园是如何取得这些成绩的？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玉华提到了翠湖科技园的高端产业加速器。
赵玉华总结了三个方面的经验：第一是高端产业内生聚集效应；第二是重大项目拉动产业升级；第三是科学规划保证有序进展。
翠湖科技园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核心，也正处于从科技园区向智慧园区转型的发展历史新阶段。未来，它将主要通过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六个系统来建设智慧翠湖。一个平台是以云计算为平台的管理架构，两个中心是智能管理和服务中心，六个系统是三维展示系统、信息定位系统、日常管理系统、智能办公系统、数字社区系统和一卡通系统。
我们期望未来的中关村翠湖科技园能成为北京市乃至于全国创新思想最活跃、创新体制最完善、创新成果最显著、创新环境最优美的地区，成为带动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乃至于北京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为全国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起到创新示范作用。
翠湖科技园取得的成绩源于模式创新，这种模式可能是其他园区无法复制的。正是由于全国各大园区的不同发展模式，才形成了中国高新区百花竞放的大好局面。无锡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嵇克俭关于新时期高新区创新转型发展路径的思考，也颇为深刻。他深刻感受到高新区的发展正面临着新路径选择的战略转折。
一是高新区逐渐面临发展规模高，也就是发展基数大，资源约束紧，优惠政策少或者无的这样一种新的阶段特征；二是基于国家推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代要求，高新区的发展理念、发展定位、发展导向都要提升到新的高度。“发展观念和思维理念的落后，将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败。”；三是区域竞争高级别化的趋势。高新区迈上较高的平台，也意味着竞争格局的深化，新的竞争对象是全国乃至国际一流的知名先进园区。
应对危机和挑战，唯一的方法是变革和创新。
无锡高新区将主要实现四大转变：一是致力于从工厂林立向公司林立转变，尤其是向科技型的、创新、创业的公司转变；二是推动跨国企业的本土化，跨国企业过去都是以制造业为主，现在要把他的研发中心和区域性销售总部结合起来；三是致力于从科技创新向科技创业的转变；四是致力于从制造人群向智造人群转变。
继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天津滨海新区也正以一种加速度迅速崛起，成为服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天津泰达科技发展集团总工程师马萱谈到了科技企业产业转移平台。这是滨海新区科技服务创新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云计算、软件和服务外包、重型装备五大产业。
截止到2011年12月底，滨海新区共聚集了1万余家科技型企业，分布于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食品饮料、新能源、新材料等九大支柱产业，实现6000亿总收入，构筑了中国新经济平台。
高新区发展，一般有四类开发形式：第一类是政府的开发公司，第二类是大的企业集团，第三类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第四类是纯市场化的企业进行开发。现在，科技地产开发模式也被越来越多的高新区所采用。中关村软件园太湖分园董事长白廷全分享了科技地产开发模式的优势。
白廷全认为，把科技地产做成一个产业，就能更好的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更好的给市民提供具有科技内涵的住宅品。“科技地产有利于国家的民族振兴，有利于中关村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关村软件园太湖分园建成后，将形成以大型的物联网软件为龙头的核心产业集群，为中小企业的创新和融资提供平台，共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要加快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就一定要注重提升建筑能效的管理，北京恒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这方面有独特的研究，其董事长刘燕生提出的建筑能效运营，并不是传统的工程部运营管理模式，这种新的机电设备运营方案真正达到节能的目的。为推动建筑能效运营管理创新，他们还成立了建筑能效运营管理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尽管取得阶段性成绩，但相较于国际一流科技园区，中国高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主创新，注定是一场寂寞的长跑。
中国企业勇挑创新重担
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承担了很重的任务。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改变经营法则，调整发展战略，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向“中国智造”迈进，中国民营企业不仅为国民经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更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表率！
在中关村翠湖科技园，用友软件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软件企业。目前，在“新长城计划”下，用友正打造云服务平台向世界级企业迈进。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郑雨林认为，一个企业的创新，最关键的有三个要素：第一，要结合市场和客户的需求；第二，要把握产业的发展趋势；第三，要结合公司的基础和优势。
到目前为止，在企业计算这个行业，全球的产业中心是两个，一个是在北美，一个是在欧洲。北美是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一些企业计算的公司，从企业应用到数据库、中间件这样一个产业群。欧洲是以SAP为代表的专门面向企业计算的一个产业集群。郑雨林预测，亚洲中国将成为下一个全球企业计算的产业中心，这是市场给予中国的机会。
从研制中国第一支甲肝疫苗，到全球领先的sars疫苗、禽流感疫苗、甲流疫苗，北京科兴控股一步步走在了生物医药产业的最前列。其董事长兼CEO尹卫东认为，生物医药创新的驱动力是国家高速的经济发展和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任何一个行业，如果有一个巨大的需求，它一定会对创新产生巨大的驱动力。创新真正的驱动力一定是国家和公众的真正需求。”
正如尹卫东所说，生物医药是一辆整车，是一个完整的技术，单纯有一个产品、单纯有一个人才，很难撑起这个产业。生物技术的特点是十年才能开发一个周期，因此，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全方位、全团队、全产业链地思考产业布局。
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将沙漠里的沙子变成了黄金。其董事长兼总裁秦升益认为点金术就是创新。他发明的耐高温沙，填补了一项国际铸造业的空白。而仁创研究院的诞生，则标志着仁创从个人创新迈进了团队创新阶段，标志着仁创人从不自觉的随机的创新阶段，上升到自觉、自主、有计划、有步骤的创新阶段。
我们在探讨企业商业模式的时候，其实还应该重视体制机制的建设，只有商业模式和体制机制都健全，企业才能稳步发展。慧聪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对民营企业制度改革的见解，深刻独到。他认为民营企业制度改革的本质是要实现“商者有其股”。“中国人创新之本就是制度，制度创新落实了‘商者有其股’之后，就能让笨人变聪明，让懒人变勤劳，只要这样的制度能发生，我们就没有干不了的事情，我们就没有任何事情做不到。”
250年前出现了工业革命，出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哈佛大学博士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张宏霖认为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新观念、新想法肯定是创新之母。中国很大，中国现在制造业发展很强，中国企业家创新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产业集群。
科技部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心副主任王艳、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朱宇、台湾工业总会秘书长蔡练生、南京市副市长罗群、南京市建邺区区长张俊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王艳主任在致辞中首先感谢国务院港澳台办交流局和科技部港澳台办对本次研讨会的支持，并特别感谢江苏省和南京市相关部门为此次会议召开做出辛苦努力的工作人员。她指出，近年来两岸科技交流与合作呈现良好增长势头，合作领域、规模不断扩大，交流形式呈现多样化，这不仅有利于两岸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两岸互惠共赢。台湾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相对完善，特别是产业界对知识产权创造、应对、管理和保护的意识和能力都走在大陆前面，大陆相关政策制定也借鉴了台湾的经验，两岸在此领域有许多值得交流的地方。江苏省和南京市做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创业区域，本次会议在这里召开对探索两岸知识产权合作新模式、新方法，交流知识产权合作经验、智慧共享，进一步深化两岸科技合作都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朱宇在致辞中指出，两岸经济合作正在从重视成本、产能、代工等量的合作，转变为重视研发、创新、品牌等质的合作，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两岸打造企业合作新模式、顺应经济合作转型升级的共同需要。
来自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业界专家及企业近200人出席本次研讨会，开幕式后就“海峡两岸产权战略合作与科技创新政策”、“海峡两岸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运用及对策”两个主题展开交流。
在“海峡两岸产权战略合作与科技创新政策”主题发言中，南京市科委副主任、知识产权局副局长黄榕介绍了南京市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成果。台湾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范建得教授认为两岸应从技术、产业到知识产权，加强全方位布局、合作，详细总结了《海峡两岸知识产权合作协议》相关条款在加强两岸合作方面实现的重大突破，提出了未来两岸产业合作可参考的方式。中华两岸科技交流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陈秋初，分析了两岸技术转移的趋势，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两岸科技整合的契机，提出“两岸同祖同宗思维相近，更无语言障碍，如何在即有的政治融和气氛下，加速两岸科技整合，促进科研成果有机结合提升转化率，创造互惠双赢的局面是可预期的结果”，认为“先整合华人才有进入国际市场的能量，也才有机会制定我们的规则”。台湾创智智权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新源全面阐述了专利布局是企业竞争利器的观点，据他介绍，台企很注重对于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利申请的意识非常强，目前，台湾企业在美国的百万人口专利申请量排名世界第一，而知名台企富士康的专利申请量在世界排名也在前五十位之内。
在“海峡两岸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运用及对策”主题发言中，中兴通讯（南京）法务中心知识产权总监刘扬介绍了中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以通讯企业为例分析新形势下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及如何经营知识产权。台湾动漫创作协会理事长邓有立提出了“以中华文化共识为基础尊重智慧财产权，推动两岸动漫产业合作”的观点，根据动漫产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对两岸动漫产业合作的各方面提出建议，希望通过两岸优势互补，促进台湾的原创人才与内地的优秀人才合作，制作团队中有律师加入，在前期规划中即做好图形、造型的保护工作，共同推动以中华文化为题材的动漫作品的快速发展。江苏五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忠全从四方面分析如何推进企业知识产权价值化。江苏原力动画公司作为英特尔软件合作伙伴会员以及欧特克正版化应用示范单位，坚持使用正版软件，副总经理丁山介绍了原力动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分析了动漫产业在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希望加强两岸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合作。
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执行总监谢海春是最后一位发言嘉宾，他从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转移工作开始，延伸到高校的知识产权战略分析。对中小企业的技术需求、发展趋势，以及高校作为知识创新、技术融合创新的策源地，应主动运用知识产权推进技术转移，降低协同创新成本等，提出了经验建议。谢海春的发言引起与会嘉宾的普遍共鸣，研讨会结束后仍有多位台湾嘉宾就发言内容与他交流。本届研讨会在两岸专家仍在继续的交流中落下帷幕。
研讨会后，台湾动漫创作协会理事长邓有立对南京新城科技园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产生浓厚兴趣，会后专程前往新城科技园参观，考察江苏原力电脑动画制作有限公司、南京魔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并与新城科技园负责人就双方合作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洽谈交流。中华两岸科技交流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陈秋初，会后实地考察了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并和技术与产权交易部相关负责人，就如何加速推动两岸双向技术交易暨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了洽谈与交流。
两组专家共对2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含计划项目）进行了集中复审，复审结论为： 1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继续有效，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修订，1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转化。此评审意见需要中纤局批准后最后确定。
标准化改革怎么走？
杜树莹在主持会议的同时对标准化改革进行了通报：2015年我国启动了标准化改革工作，这次标准化改革按部门进行，中国纤维检验局是纤维标准国家改革的主管部门。标准化改革走到今天是必然。未来标准化改革应该是：政府主导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政府主导的标准力度和数量相对削弱，其余交给市场，制定一些更适合市场发展的标准，同时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格局。
杜树莹指出，本次评审会是麻类纤维和茧丝的标准评审会，它是中国纤维检验局按照《国家标准委关于印发的通知》的部署和要求，组织全国纤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纤标委）负责对现行纤维推荐性国家标准和制修订计划项目开展集中复审工作，重点解决现有纤维推荐性国家标准中存在的交叉、矛盾和滞后老化等突出问题，为推动纤维推荐性国家标准向政府职责范围的公益类标准过渡奠定基础。
她强调，纤维推荐性国家标准集中复审工作，是标准化改革的第一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契机，可借此把现有标准重做梳理，把技术委员会归口的所有标准，按照国家要求，进行评估。形成废止一批、转化一批、修订一批的标准项目，同时要考虑与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的协调性。
哪些标准修订、废止、转化、继续有效？
评审会主要从以下几点评估标准适用性：一是对于采标标准，有更新且适用我国情况的，应给出“修订”的结论；二是对于标准的内容与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情况相适应的，给出“继续有效”的结论，不适应的，应给出“修订”的结论。此外，本次评审会还有“转化”的结论。虽然方案中要求这次集中复审不要过多提出“转化”结论，但纤标委建议如若有技术委员会在标准体系中存在不顺的地方，可以提出“转化”结论进行梳理。
（一）麻类纤维
继续有效。GB/T 20793―2015《苎麻精干麻》等10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因技术内容指标设置合理，符合苎麻、大麻产业发展需要；试验方法先进合理，可操作性强，建议继续有效；20120661-T-424《精细亚麻》正处于报批审查中，技术内容合理，符合亚麻产业发展需要；20120663-T-424《苎麻纤维细度的测定 气流法》正处于报批审查中，测试方法设置合理，符合苎麻产业发展需要。
修订。GB/T 7699―1999《苎麻》等9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因编写格式不符合GB/T 1.1―2009规定和要求需要修订。其中苎麻品种经改良后纤维品质指标提高，原标准长度和细度指标需要进行修改；苎麻的剥制加工方法增加了机械剥麻，原麻外观质量发生变化，相应文字描述需进行修改；由于研发出新强力测试仪器，强力试验方法也需改变；加工工艺改变，建议调整为“黄麻”“红麻”；范围增加雨露麻，其技术内容需增加雨露麻的技术要求；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 2370；取样方法中样本量需要增加；根据生产加工的需要，亚麻棉易引起混淆，名称调整为“亚麻短纤维”；因相关技术内容如细度、产品分类需调整等方面的原因，建议修订。
GB/T 13833―2002《纤维用亚麻原茎》和GB/T 13834―2008《纤维用亚麻雨露干茎》两项标准编写格式不符合GB/T 1.1―2009规定，建议合并为一个标准，技术内容上包含原茎和雨露干茎，技术要求需对应调整，建议修订；GB/T 17345―2008《亚麻打成麻》，该标准已经修订，GB/T 17345―2016将于2017年1月1日实施，建议修订。
转化。GB/T 18146.1―2000《大麻纤维 第1部分：大麻精麻》，因大麻精干麻为企业过程产品，可制定团体标准进行调整，建议转化。
（二）茧丝
继续有效。GB/T 9176―2016《桑蚕干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丝绸产品的重要原材料，该标准规定了桑蚕干茧的分级分型、质量标志、检验规则等基础内容，是茧丝绸行业的重要标准，该标准已完成修订，于2017年1月1日实施；GB/T 9111―2015《桑蚕干茧试验方法》，该标准为GB/T 9176―2016《桑蚕干茧》的配套方法标准，标准中描述的选茧试验、切剖试验、解舒试验、公量试验、洁净试验等试验方法适应目前丝绸行业的生产经营与测试技术现状，可操作性强，建议继续有效。
修订。GB/T 10115―2008《柞蚕鲜茧》，该标准中的定等分级过于繁琐，修订中需重新设定梯度分明、可操作性强的分级指标，并且与GB/T 15268―2008《桑蚕鲜茧》中的分级指标协调一致，建议修订；GB/T 15268―2008《桑蚕鲜茧》，该标准中分级指标与试验方法需修改，现有分级过于繁琐，修订中需重新设定梯度分明、可操作性强的分级指标，将该标准中的试验方法整合入标准GB/T 19113《桑蚕鲜茧分级（干壳量法）》，建议修订；GB/T 19113―2003《桑蚕鲜茧分级（干壳量法）》，该标准需要修订，在修订中增加茧层率法、全茧量法与缫丝法，进一步提高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建议修订。
专家云集，研讨热烈
此次参与麻类纤维评审工作的专家有：成雄伟，中国麻纺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郁崇文，东华大学教授；郝新敏，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总工；杨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主任；田玉杰，黑龙江省科学院大庆分院副所长；伍润辉，湖南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主任；赵庆典，武汉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工；沈丕华，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高工；冷鹃，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研究员；付成彦，黑龙江省纺织品检测中心总工；梁宁，云南省纤维检验局副局长；蒋敏，湖南省纤维检验局副总工；韩丽，黑龙江省纤维检验局科长；夏兆鹏，山东省纤维检验局高工。
本届展会由中国发明协会、发明者协会国际联合会（IFIA）主办，科学技术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协、、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知识产权局为支持单位，江苏省发明协会、昆山市科学技术局和知识产权局为承办单位，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中国科技创业协会为协办单位。
展会以“相聚美丽昆山，放飞发明梦想”为主题，共为期4天，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由设有1000多个展位，参展项目总数近3000项。国内各省市、自治区及有关行业协会、等组团参展。美国、德国、韩国、瑞典、俄罗斯、匈牙利、菲律宾、波兰、泰国等30个国家和地区，亚太技术转移中心等5个国际组织派团参展。
本届展会采用了展示交流、技术交易、论坛会议、发明方法培训等相结合的会展模式。除了集中展示一大批新发明新技术，还开展了创客论坛和萃智（TRIZ）研修班。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巴西等国的创客在专门的创客展区展示作品，交流思想，促进了创客活动的发展。国内外企业和个人利用TRIZ创新方法发明的新成果也受到了广大参展者的一致好评。展会期间，还举办了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亚太技术转移中心（APCTT）第十次技术委员会会议、中国发明协会与APCTT合作交流会、技术对接活动、中瑞技术转移对接洽谈、专利知识讲座、评选奖励优秀发明成果等重大活动。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 和谐稳定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027
新建本科院校要实现和谐稳定和科学发展，必须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其关键在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符合国情且行之有效的制度，把制度建设与人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体间性哲学、组织行为学、人际关系学、领导科学、教育管理学等多重理论视角对这一制度进行考量，正确认识和调适新建本科院校领导班子内部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1 新建本科院校正确处理和调适领导班子内部关系的依据
新建本科院校正确认识和调适领导班子内部的关系既有充分的现实依据，也有着多方面的理论依据。
1.1 现实依据
新建本科院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的实践过程中遭遇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与未能正确认识和调适领导班子内部关系密切关联。诚然，多数新建本科院校从整体上看，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过程中能够正确处理好领导班子内部的各种关系，使其在推动高校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但毋庸讳言，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在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领导班子内部关系处理不善所导致的失调问题，譬如，在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的关系上，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理解有欠全面，将“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的表述人为分割，各执一词，甚至怀疑其实行的必要性；对党委和校长的职责职权仅有原则性的规定，缺乏明晰的界定，党委会（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等的议决事项和程序还不够清晰，导致班子不够和谐，影响了整体效能的提升；把校党委作为学校的唯一决策机构，校党委直接干预甚至包办代替校长负责的非重大事项；党委与校长的决策权限没有作进一步合理划分；党委决策、审议、决定权与校长提议权没有作进一步区分等。在党委集体与党委书记的关系上，存在着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同于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认识误区，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形同虚设；班长意识淡薄，责任担当缺失等。在党委书记与校长的关系上，少数高校党政不和，貌合神离，相互猜疑戒备、相互排斥对峙、互不服气、互不通气，甚至明争暗斗、相互拆台攻讦；不能有效化解彼此间意见分歧和矛盾冲突，以致矛盾不断堆积和升级等。在正职与副职的关系上，不能统筹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决定与临时处理之间关系；有的正职有辱使命，遇事畏畏缩缩，缺乏责任担当，或处事不公，搞裙带关系；有的副职工作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事小事都等正职指示，难事易事都等正职决策，该自己管的工作没有管，该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过分强调所分管工作的重要性，总想向正职索取更多的人财物资源；或过分溺爱所分管的下属，总想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名利；或拿捏不好分寸，把分权分工等同于分家单干，等同于“藩镇割据”等。在副职与副职的关系上，存在着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己之长比人之短，甚至诋毁他人；对其他副职分管的工作插手干涉，越位越权；轻易评判其他副职所分管的工作；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作；其他副职出现差错时，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年轻副职恃才傲物而不虚心接受年长副职的指点，年长副职动辄倚老卖老、大言训人等不良现象。上述矛盾和问题虽不是主流，但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必然削弱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对领导班子的科学决策及其执行力产生负面效应，最终影响高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1.2 理论依据
首先，关系调适是人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关系调适既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人的发展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在基于实践的社会关系中才能产生、生存和发展。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更进一步而言，人不仅是意识存在物，还是一种关系存在物。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及其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1]社会关系是一个多层次的、变动不居的复杂系统，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关系的不协调。只有通过不断地对人的关系进行及时科学的调适，才能使其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逆序转向顺序，从劣序提升为优序，才能不断提升人的本质力量、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向自由人联合体日益逼近。人的关系就是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得到丰富与发展，人的本质力量和自由程度也是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得到增强和提升。其次，主体性哲学理论已日渐式微，主体间性哲学理论方兴未艾、日受推崇，为调适高校领导班子内部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的固有局限性日益凸现出来，它不能解决人的生存本质问题，将人的生存活动界定为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构造，导致唯我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因而它广受诟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摒弃。主体间性哲学因时代需要而产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主张主体间性应当取代主体性，对主体性的扬弃和超越，确认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共生性、平等性和交流关系，提倡交往行为，通过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以达到社会的和谐的。这些理念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革新和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再次，人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科学真理的魅力和有效指导实践的威力日益凸显。人际关系学愈益受到世人青睐。早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就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人的尊重、理解和倾听，创造和谐的环境可以提高工人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这一研究成果影响深远，对高校管理也不乏借鉴意义。人际关系理论以人与人、人与组织的关系为指向，通过对事实与感情的区分，培养人们理解、倾听、交往与合作方面的技能，克服机能失调的组织反常状态，从而达到集体团结与组织和谐的管理目的。其在西方教育管理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对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高校管理中，偏执一端，奉科学主义、权力主义和经济主义为圭臬，把学校管理视为脱离人、脱离人际关系的客观存在，导致学校管理的物质化、工具化的观点和做法愈益显现出理论错谬。此外，由于制度决定论存在着夸大制度作用、忽视人的能动作用的逻辑偏颇，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从制度的神话中走出来，注重人的建设即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 正确处理和调适新建本科院校领导班子内部的五对关系
新建本科院校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处理好多方面的关系，重点是要处理和调适如下五对关系。
2.1 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的关系
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两者既是互为前提、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的关系，又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决定与执行的关系，也是特殊的分工与协作的关系：党委处于学校的领导核心地位，校长及行政处于从属的地位，并在党委领导下行其职、负其责。《高等教育法》对高校党委领导学校工作的职权和校长的职权都作了规定。校党委应正确行使决策权，应正确行使决策权，提升决策力，通过抓大事、抓方向、抓队伍建设与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和改善对学校工作的领导；校长应自觉维护校党委在学校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依法行使执行权，提升执行力。校党委的职权主要体现为重大事项的决策权，校长的职权主要体现为执行权。党委在高校管理系统中处于决策层，对学校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有决策的责任，校长在这一管理系统中处于执行层，对党委的决议决定有具体落实、实施的责任。从权力分配角度看，这是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因此，要明确“党委领导重在决策，校长负责重在执行”的理念，将高校党委和行政的定位明确化。[2]与此同时，合理划分党委与校长的决策权限也非常重要。应当看到，校长在执行校党委决策的过程中也还有再决策的问题。校长在贯彻落实校党委的决策部署，组织实施教学、科研和其它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也有大量的决策活动，但校长的决策权与校党委的决策权在性质、层次上都是不一样的。实践中关键是如何区分和界定重大事项与非重大事项。诸如决定学校的办学定位、确定学校的发展规模、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基本管理制度等宏观战略决策权，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重要岗位干部人选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应归属校党委。诸如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师培养与管理等战术性决策权和一般事项的决策权应归属校长，校党委不应越俎代庖。[3]总之，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两者在工作职责、工作职能、一般工作、工作制度上两者存在“分”的一面，但在工作指导思想、工作目标、重大问题、工作关系上两者又存在“合”的一面，必须统筹兼顾、协调一致。
2.2 党委集体与党委书记的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党委书记最重要的是发挥党委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充分调动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班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关键在于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 最大限度发挥民主集中制的整体效能。为此，书记必须牢固树立“四种意识”。首先是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书记要尊重其他委员，重视每一位委员的意见，在党委的会议和工作中注意发挥每一位委员的作用，依靠党委集体的力量，充分发扬民主，通过每个委员所联系的二级单位的调查研究，及时、全面、完整地表达和反映师生员工的意愿和要求。其次是责任意识和公正意识。书记要负起领导责任，要对来自师生员工各种利益诉求和参政议政种种意见和建议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抽象和提炼，依据公正的原则将其上升为集体意志，硬化为方针、政策、制度，按照集体意志组织领导、公正施行。为此，书记一要带头加强科学理论学习，自觉践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共同信念，并围绕党委集体共同确定的学校发展目标而团结奋斗，为维系高校领导班子团结和谐夯实思想基础。二要加强领导班子成员自身修养，塑造积极、宽容、感恩、乐观和自信的阳光心态，为保持领导班子的团结和谐、朝气蓬勃状态和提高学校组织效能创造必要的心理条件。三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这是维系高校领导班子团结和谐的有力武器。四要统筹兼顾，加强上下沟通、左右协调、内外结合，正确处理高校领导班子外部各种人际关系。这是维系高校领导班子团结和谐的不可缺少的人脉资源条件。五要积极斡旋，争取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直接介入新建本科院校债务风险化解，通过各种渠道，多措并举着力改善学校财务状况，为维系高校领导班子团结和谐的必要的物质基础。
2.3 党委书记与校长的关系
处理好书记与校长的工作关系，是促进民主集中制在高校的贯彻落实和领导体制的和谐高效运转的重要枢纽。一方面，书记一要把握好自身角色，努力发挥好办学方向的把关作用、科学决策的主导作用、班子团结的凝聚作用、延揽人才的关键作用、全局工作的统揽作用、勤政廉政的表率作用。二要通过学校章程建设、大学制度体系构建来控制好学校整体运行的脉络，把握好影响学校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核心矛盾，而不是过多干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运行细节。三要理解校长行政工作与党务工作的不同特点和行政工作往往处于各种矛盾之中的难处，要勤于和善于给校长搭台或补台。另一方面，校长要自觉把行政工作置于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实施党委的决定和决议，着力扮演好以下多重角色：一是要当好作为党委成员的校长，要履行好自己作为党委常委参与集体决策的职责，为党委把握大局出谋划策。二是要当好作为行政班长的校长，发挥班长的带头与表率作用，增强行政班子的合作性与执行力。三是要当好作为书记拍档的校长，与书记相互沟通、同心同行、相互合作、共谋发展。在重大问题上，两个一把手必须事先沟通，取得一致。四是要当好作为法人代表的校长，强化依法治校意识和形象意识，大力提升学校的社会美誉度。
2.4 正职与副职的关系
正职与副职既都是领导，又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处理两者关系，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正职要处理好与副职的关系应着重把握如下几个基本点：一是勇于负责，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总揽全局，明责授权，善用“分身术”，抓大放小，做到总揽而不包揽，授权而不失控。三是支持副职在配角位置上唱好主角。当副职决定的事情有一般性的不当之处时，通常不要过问，由副职自己在工作中提高；遇到需要改正的决定，正职也不要轻易否定，可启发引导副职自己纠正；对有关副职的一些猜疑和非议不要轻信，而应力排非议，继续为其撑腰。四是宽容大度，赤诚相见，相互谦让，为副职制造一个团结和谐、宽松温馨的工作环境。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及时化解矛盾， 避免发生正面冲突，形成心结。允许副职犯错误，并同副职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必要时，正职应当勇于承担责任，揽过于己，解脱副职。当然，对非工作失误、违纪、违法等错误则另当别论。[3]五是注重发挥自身非权力性影响力。非权力性影响力比权力性影响力具有更大的力量，是正职影响力中起决定和主导作用的因素，它决定着正职影响力的大小和时间持续的长短，因此提高正职影响力的关键是提高非权力性影响力，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吉赛利所言：“对于领导而言，非权力性影响力能使被领导者产生发自内心的尊敬、信赖与敬佩，并主动地跟随领导者去实现目标”。五是主动化解正副职之间的矛盾。适时调整副职们的分工，不能亲者常食甜，疏者老品酸。在物质利益的分配和荣誉奖赏方面，坚持职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要端平一碗水。假如正副职间的矛盾和冲突激化到领导内部自己不能解决时，应求助上级组织解决。[4]另一方面，副职要处理好与正职的关系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基本点：一是准确把握自身角色转换的特征，既要当好配角，又要当好主角。副职在领导职务上是配角，在分管工作中是主角；在宏观决策上是配角，在参谋建议时是主角；在形成核心方面是配角，在维护团结上是主角；在涉及名利时是配角，在排忧解难时是主角。这些特征表明，副职在领导工作中应当努力发挥助手、参谋、执行和协调作用。二是独当一面，履职到位。遇事不推诿、不耍滑头，不唯唯诺诺和躲躲闪闪。副职对正职布置的任务，要尽心尽责地完成，件件有着落、有回音。要按照正职或集体决议的总体思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大胆行使职权，不要自我束缚，事事请示正职。三是顾全大局，维护正职的主导地位。设身处地站在正职的角度，对工作问题进行整体分析和系统决策，做到小目标服从大目标。自觉理顺情绪，理解正职的难处，不提让正职为难的问题。在各种场合都维护好正职的形象。要注重情况汇报，始终将主要工作置于正职的掌握之中。不把分管工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搞独断专行。[5]四是善于拾遗补缺，弥补和纠正正职的疏漏和偏差。五是勇于担责，保证正职集中精力抓大事。六是找准坐标不越位。但要注意重大问题该请示还要请示，要把握好“度”，做到既不越权，更不失职。七是虚心学习正职和其他副职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不断完善领导风格，逐步提高领导水平。
2.5 副职与副职的关系
副职在领导班子中数量最多，其相互关系不可忽视。对此一要相互尊重而不要清高自傲，自觉尊重其他副职的人格、意见和劳动。二要相互信任而不要相互猜疑，做到心术要正，眼睛要明，耳根要硬，不受错误的东西干扰，不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破坏班子团结。三要相互支持而不相互拆台。副职虽然都有明确分工，每位副职具体分管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工作，但是遇到紧急工作时，即使不在自己分管的范畴，也要积极协助其他副职做工作；对于交叉性工作，要积极主动，善于协调，认真配合。副职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在工作中出现漏洞、失误，其他副职应该主动予以配合和支持，帮助其排忧解难， 或及时予以提醒，为其拾遗补缺。四要分工而不分家。每个副职分工负责的工作，都是集体领导、管理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绝对的独立性。五要适度而不过度。不仅要关心和熟悉自己分管的工作，还应关心和了解其他副职分管的工作和全局工作，树立全局观念，以积极的态度去关心其他副职的工作。当然，向其他副职提出建议，态度不可偏激，说话留有余地，处理好适度与过度的关系。六要相互提醒和献计而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领导班子内部，各副职之间虽然在排名上也有先后之分，但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有些具体工作上，分管副职由于信息超载，或者受思想感情的左右，可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难以下决心。这时，同级副职应主动向分管副职献计献策，使之廓清迷雾，清醒处置。这样做，既有利于副职之间增进感情，增强团结，也有利于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增强整个班子的领导能力。七要相互竞争而不要一潭死水。副职间的竞争应是方向一致、目标一致基础上的竞争。对于副职职责结合部、边缘地带的重要工作、束缚正职手脚的繁杂事务性工作和棘手的老大难工作，副职要敢抓敢做、善做善成。当一些偶然事件发生、出现险情时，副职应不讲分工，不计个人安危，敢于挺身而出。[6]总之，副职之间只有真正做到了权力不争、责任不推、困难不让、有功不居、有过不诿，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密切、融洽，才能真正风雨同舟，凝心聚力，共同增进班子团结和谐。
3 结语
新建本科院校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关键一环是调适领导班子内部关系。常言道：“班子强不强，关键看班长”。在关系调适中，作为一班之长的党委书记要善于引导示范，切实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秉持“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行不愧于人、止不愧于心”的信念，遵循政治家和教育家相统一规律，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勇于担当的胆略，公平正义的立场，独到睿智的见地，奋发踔厉的作风，为民清廉的形象，和领导班子成员一道团结带领广大教职员工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不断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果，让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优势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释放、发挥和显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515.
[2]武晶晶.探析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若干关系定位[J].社会科学论坛，2012，（9）：239-240.
[3]赵泽虎.高校党委决策力与校长执行力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3）：15-18.
[4]陈文强.正职怎样处理好与副职的关系[J].领导科学，1995，（11）：29-30.
一场引起全国人民关注、引爆网络的定向公选,历时4个多月,终于圆满结束了。3名农民工精英一路过关斩将、力挫对手而胜出,开了农民工迈进公务员队伍的先河。
从农民工中公选副科级领导干部,一石激起千层浪
去年11月6日,遂宁市发出公告:从外出农民工中公开选拔3名副科级领导干部。
此消息一经媒体传播,犹如巨石投水,激起千层巨浪。
“农民工,家乡喊你回家当官!”
“农民工也可以竞争副科级领导干部,有这等好事?”
“不管考不考得上,我也要回去试一盘!”
一时间,在各种报刊、在广播电视、在网络、在农民工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拍手叫好者有之,疑问者有之,反对者有之。
尤其是遂宁籍的农民工,无人不为之激动、高兴,深深感谢家乡的政府还记着他们、关心着他们。他们对比着公选条件,通过书信、电话、网络等途径踊跃报名,以家乡搭建的这个平台,展示才能、接受挑选。
“我去竞争招商局副局长的岗位,可以利用自己这些年积累的人脉资源,为家乡招商引资做点事情。”在浙江一家化工企业担任副总经理的杨兴明报了名。
“家乡从打工仔中公选‘副科’的消息,犹如母亲的召唤。我想把在沿海工作的经验带回家乡,为家乡建设服务。”在广东打工10多年的廖大勇,已是一家大公司的营销总监,年薪20万元,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长期在山东潍坊建筑业打工的莫济明,专门打“飞的”赶回家报了名……
截至去年12月3日报名结束,报名的农民工达882人。经资格初审,有195人符合报考条件。在这些报名者中,大专、本科以上学历占43.3%,还有两人是研究生;担任企业中层管理职务的占88.57%,担任企业高层管理职务的达11.43%,其中返乡创业、自主创业者也为数不少。
农民工中人才济济,他们年轻,有文化、有能力、有胆略,经过市场经济的历练和洗礼,成为精通技术、熟悉市场、熟悉经营管理的能人。他们是建设遂宁的宝贵财富。
百里挑一,3名农民工走上领导岗位
经过笔试、复审、体检、公示等严格筛选,最后剩下15人进入面试环节。
今年1月20日,在遂宁市委党校,15名农民工面对7名专家评委和10名群众评委进行面试,竞争3个副科级领导职位――大英县招商局副局长、蓬溪县金龙乡副乡长、射洪县官升镇副镇长。
面试采用大评委制,7名评委全由非遂宁人士组成,即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专家担任主任评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招商局、省社科院、南充市委组织部、大竹县委组织部的领导和专家担任评委。同时,从遂宁市“两代表一委员”和普通群众中选取了10名代表作群众评委,10名群众评委评分占10%的权重、7名评委评分占90%的权重。
面试时间为15分钟。第一个进场面试的“一号考生”方伟,在一家建筑公司当项目经理,是15名考生中唯一的一个“80后”。“试题和现实工作结合得非常紧,只有实实在在干过这些工作的人,才能把话说到点子上。”方伟面试后如是说。
“即使没考上,也没啥子遗憾,因为我的对手都很优秀。”面试后,姚祥的心态十分平和。
面试结束后,按照笔试成绩的60%、面试成绩的40%的总成绩,从高到低取前两名作为考察对象。
经过考察、公示、票决,姚祥、何仁兵、杨加林3名农民工脱颖而出,最终走上了副科级领导岗位。
心态平和,当选者与落选者都很满意
“家乡这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创举,为我们外出务工人员敞开了一道施展抱负的大门。”刚刚担任大英县招商局副局长的姚祥感慨地说。
8年前,姚祥和弟弟在广州创办了亚博展示工程有限公司,靠着兄弟俩的苦心经营,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规模越做越大,去年公司已有员工200多人。“我和家人长期在广州生活,一年只有春节在家乡住上几天,平时和家乡的党委、政府联系也不多。可以说,我在家乡没有一点背景和关系,我被选中,说明这次公选阳光操作,很公平、公正。”姚祥快人快语,“我要尽快转换角色,报答家乡,服务家乡人民。”
今年35岁的何仁兵已经回到蓬溪县,即将走马上任金龙乡副乡长。在外务工12年的他,此前任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恒通加油站经理。回顾当初报名参选,他还沉浸在兴奋之中:“从网上看到遂宁从外出农民工中公选副科级领导干部,感到非常兴奋。这是很难得的机遇,能够把自己在外积累多年的经验带回家乡,为家乡的发展作贡献,这也是我长久的夙愿。”走上新的岗位,从企业中层干部变为行政干部,是角色的重大转变。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会迅速转变角色,踏实工作,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
落选者的心态也很平和。被不少人看好的吕长华在竞选大英县招商局副局长时,以总成绩两分之差位居第二名而落选。他在外务工多年,两年前返回遂宁市安居区分水镇,投资办起遂宁市吕氏忠业油脂有限公司,带动农民种植油菜2.1万亩,以每公斤高出市场价0.32―0.4元的价格收购农民的油菜籽,仅此一项,每年让群众增收100多万元。他担任回乡创业人才党支部书记一年多时间,回引分水籍33人回乡创业,总投资额达5000多万元。
“这次公选非常公正、公开、公平,我没有选上也口服心服。市委组织部创新选人用人机制,确实选出了优秀人才,让我看到了希望。”吕长华一点也不气馁。
制度创新,其意义远远大于公招本身
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由于他们的户籍、身份、学历等诸多原因,许多优秀人才被压抑和埋没,公务员的大门长期把他们拒之于门外。遂宁市从农民工中公选副科级领导干部,大胆创新选人用人机制,打破了用人身份、学历、地位的限制,其意义非常深远。
政策“红包”发了一个又一个，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也上了道。2016年12月17日，科技部火炬中心技术市场管理处处长郭俊峰在首届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论坛上透露，2016年技术交易总额已突破万亿元大关。
但是，作为科技成果主要产出地之一的高校，对于成果转化，依然有些“纠结”。
导向没有变，动力从哪来？
“从法律条文来讲，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做转化的动力从哪里来？”上海海事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副主任莫剑英干脆在纸上写下“论文”“职称”“双一流”几词，认为“现在重视的依然是这些”。
论坛上，大家尝试讨论一个宏大的主题―高校专家如何在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之间进行平衡？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在高校里，确实存在这样的“地位不等式”―“搞科研>搞教学>做社会服务”。
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朱跃钊坦言，校方要争“名分”，教师要争“头衔”，国内高校和人才评价体系都向科研倾斜，如果专注做“社会服务”，那就成了末流。
“国家出台了这么多政策，怎么落实呢？各个高校的看法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政策在空中飘着。”朱跃钊认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者应该是相互促进、荣辱与共的关系。
转化收益税收，能否适用“偶然所得”
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副主任陈柏强的发言，其实就围绕一个词―“个人所得税”。
不少高校成果转化负责人认为，出台了这么多法律法规，却还少了一项―国家税务总局的政策。
原来，新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出台后，对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科研人员，往往能拿到高额现金奖励。
但是，国家对转化收益现金奖励没有明确的税收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这部分奖励会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进行纳税。根据规定，最高纳税税率可达45%。
也就是说，如果某项发明专利转让费净收入为100万元，即使高校将净收入的70%奖励给主要发明人，该发明人拿到手的，最终也只有40余万元。
怎么办？陈柏强调研了一圈，发现兄弟院校各有不同的应对办法。有的“细水长流”，将大笔钱拆成小数目慢慢发；有的“按兵不动”，钱先趴在学校账户上，等政策。
陈柏强专门去研究了税法。他认为，科技成果从诞生到实现转化充满了“偶然”。对大部分教师来说，一生也仅有一项或很少几项科技成果能实现转化。“教师能获得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是偶然事件，属于非经常性的机遇性所得，完全符合‘偶然所得’的性质和特征。”陈柏强呼吁，应将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视作“偶然所得”，这样一来，根据法律，税率可以降至20%。
你给的我要不起，怎么破？
高校、企业和政府，在合作中总有些磕磕绊绊。
广西防城港市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韩凯，曾经在清华大学技术开发部工作。换位思考，他能更清晰地发现问题。
韩凯说，防城港的本地企业大多处在产业链的上游，高校的科研项目到了这里，很难落地。企业的技术和人才都不足，对高校出来的科研成果“接不住”。而希望能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政府，又觉得引来的科技成果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完善、产业体系的建设促进不大，经济效益不明显。
清华大学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友生指出，国外企业以应用研究为主，研发实力强，高校则以基础研究为主，高校和企业的衔接比较顺畅，形成了可持续的创新机制。但在我国，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转移体系还正在构建，企业研发能力有待加强，而高校科研产出又多数为实验室阶段成果，中试和金融环境均有待改善。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步正发，副主任钱桂敬、王世成、杜同和、陶小年，监事会主任崔毅，以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副会长何烨、贾志忍，部分总社老领导在主席台就座。来自总社和各地联社的近2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调整、增补总社主任、副主任名单。根据国资委《关于中国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调整主任、副主任人选的批复》，张崇和当选为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何烨、贾志忍当选为副主任，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总社副主任杜同和为总社法定代表人。
调整后的总社领导班子成员为：总社主任张崇和，副主任王世成、杜同和（法人代表）、陶小年、何烨、贾志忍。
会议还通过了调整、增补理事和常务理事名单，通过了调整、增补特邀副主任名单。
步正发做理事会工作报告。
在回顾2015年的主要工作时，步正发指出，2015年总社和各级联社认真贯彻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克服国内外复杂环境和经济下行的多重困难，深化改革，锐意进取。城镇集体经济在多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省市联社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发展质量稳步提升，联社职能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步正发指出，2015年，总社和各级联社及时反映诉求，积极争取政府对城镇集体经济的支持。总社在参与国务院部委有关行业发展规划、政策法规等重大举措的制、修订时，积极反映集体经济和集体企业的诉求，推动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在参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多次反映增加发展集体经济的内容，强调集体经济的作用，呼吁政府高度重视集体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加快结构调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总社和各级联社在组织实施科技项目和科技奖励、推荐节能技术和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编制技术标准体系、培育共建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等方面为城镇集体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创造条件。重视创新驱动，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
发挥优势特色，发展特色经济。各地联社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结合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工艺美术、民族手工业、文房四宝等手工艺特色产业。
2015年，总社和各地联社深化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加强集体资产监管，依法维护集体资产权益；创新职能，提高联社服务能力；加强宣传与交流，扩大城镇集体经济影响力。
步正发特别强调，“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阶段。我国城镇集体经济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的发展环境。我国城镇集体经济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艰辛探索和转型创新，由单一形式转向各类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等多种形式，由传统轻工集体经济转向跨行业、跨产业、跨城乡多元结构管理体制，由联社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化管理模式，集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制度和机制优势和产业特色进一步呈现。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十三五”期间，城镇集体经济的改革发展和总社、各地联社自身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要高举旗帜，深化改革开放，发挥优势特色，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总社和各地联社的服务能力和经济实力，走出一条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步正发对总社“十三五”时期的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坚定不移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
――发挥优势和特色，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繁荣工艺美术，推进手工艺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深化总社、联社改革，提升持续发展能力。
――维护集体资产合法权益，改善集体经济发展环境。
在部署2016年总社工作时，步正发强调，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国内结构调整的阵痛和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在持续的大背景下，总社和各地联社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总体安排，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巩固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和特色，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转型发展，提升机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升总社和各级联社的服务能力和经济实力。
步正发指出，2016年总社和各级联社要密切跟踪经济运行情况，促进集体经济平稳增长；开展“三品”专项行动，扩大有效供给；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增强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认真研究解决总社和各地联社深化改革中的实际问题。
步正发最后强调，奋斗有为才能赢得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奋力拼搏、扎实工作，为城镇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会上，来自北京市联社、浙江省联社、福州市联社、西安市联社的代表进行了典型发言。
会后，各位代表进行了分组讨论，大家充分肯定步正发主任所做的理事会工作报告。对如何紧紧围绕提质增效、转型发展，利用市场机制推动资源整合、资本融合，促进集体资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建言献策。
新当选的总社主任张崇和在听取了各交流小组的讨论情况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这次理事会开得务实、圆满，大家充分肯定了近几年城镇集体经济取得的成绩，也总结出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总社联社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契合当地实际，不搞“一刀切”；如何才能有效地促进集体经济转型升级；如何实现集体资产的有效监管；如何实现集体企业改制等。
张崇和强调，今后一个时期，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各地联社要统一思想，按照巩固基础、抓住主线、主动作为的要求，积极开拓创新，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加强调研，及时反映集体经济诉求；二是转型升级，促进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三是突出特色，推进手工艺产业发展；四是积极稳妥，推进集体企业改制工作。五是提早谋划，做好脱钩改革的准备工作。六是弘扬先进，营造集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有547人，候补代表有208人，合计755人，代表着当时全国121万党员。七大代表中，除个别人后来有变化外，都对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中华民族的楷模。
在755名中共七大代表和候补代表中，江西籍代表有102人，几乎占了七分之一。未出席会议的饶漱石、曾山，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共44名）。这一数字表明：自古以来人杰地灵的江西，在抗日烽火中依然英才辈出，江西人民对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他们都成为了党、政、军和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有的还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卓越功勋。
据统计，赣籍七大代表中，有开国将军35位。
其中上将1位：陈奇涵。
中将11位：王宗槐、王辉球、朱辉照、余秋里、杜平、邱会作、贺庆积、钟汉华、袁升平、黄志勇、温玉成。
少将23位：丁盛、王力生、王英高、龙飞虎、刘玉堂、严庆堤、何运洪、吴保山、吴烈、张开荆、汪东兴、邱先通、陈力、金如柏、胡云生、钟人仿、钟元辉、钟生溢、钟辉、徐光华、黄有风、黄作珍、黄振棠。
在这些将军中，有23人先后担任过大军区领导职务。
历任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23位：
丁盛，孔原，何克全，刘俊秀，余秋里，李井泉，杜平，杨尚奎，汪东兴，邱会作，邵式平，陈正人，陈奇涵，周兴，罗贵波，饶漱石，袁升平，康克清，黄志勇，黄欧东，曾山，温玉成，高自立。
曾任中央部委和地方省级领导职务的有36位：
孔原，王卓超，王萱春，邓飞，刘三源，刘俊秀、刘海滨，刘寅，刘惠农，朱开铨，何克全，余秋里，吴继周，李井泉，杨尚奎，汪东兴，汪金祥，肖贤法，邵式平，陈正人，卓雄，周兴，易秀湘，罗志敏，罗孟文，罗贵波，胡嘉宾，赵林，钟平、饶漱石，钱益民，高自立，康克清，黄欧东，曾山，曾宪辉。
在解放战争中牺牲或在建国后病故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有9位：
刘玉堂、刘海明、刘德彪、匡唐伟、江天辉、李辉、杨保生、贺怡、钟民。
出席中共七大的江西人还有21位：
毛彪、古德勤、刘咏柏、何祖福、张阜民、张捷勋、李建华、李珊、李贻树、肖家桢、杨希祥、昌炳桂、段德彰、洪涛、胡廷、夏德胜、聂显书、曹光清、程祥元、蔡明、潘开文。
为了系统、深入地研究江西的地方党史和党史人物，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发挥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作用，特对与江西党史关系密切的部分江西籍的七大代表简介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飞（1912―）兴国县人。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红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一八一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七大前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直属政治部主任、联防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七大。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吉林省委委员、四野第四十三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为第一任南昌市市长，历任南昌市委副书记、江西省委委员、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粮食部副部长。
刘俊秀（1904―1985）永新县人。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会主席。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永新县苏维埃政府巡视员。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长征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晋西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七大结束后任随军南下的第九干部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吉林省委委员、民运部部长、延边地委书记等职。建国后曾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第一副书记、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顾委委员。系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危秀英（女，1910―2005）瑞金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兴国县妇委主任、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曾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江西出发的30位长征女红军之一。到陕北后任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1937年12月派回江西，任赣粤边特委委员、赣南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七大后赴东北，曾任吉林省委委员、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省委妇委书记、省妇联主任、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等职。
朱开铨（1901―1993）瑞金县人。1926年秋参加农民协会，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区委书记，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在云集区开展查田运动试点。后任长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粤赣省土地部部长，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陇东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建国后曾任宁都专员公署专员兼法院院长，赣西南区党委委员，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省民政厅长、党组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余秋里（1914―1992）吉安县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团政治委员。参加湘赣苏区反“围剿”和创建湘鄂川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长征后曾任八路军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军政治委员等职。建国后曾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总财务部部长、党委书记，石油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处书记、中顾委常委。中将。
李井泉（1909―1989）临川县人。1927年春加入共青团。八一起义军南下时入伍。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红三十五军政委、二十一军政委等职，参加了多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三五八旅副旅长、旅政委、抗大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委、西北局常委。建国后曾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系中共第八、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八届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
杨尚奎（1905―1986）兴国县人。1928年参加农会和游击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兴国县委宣传部长，胜利县委书记，石城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赣南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红军长征后，任赣粤边特委副书记、书记，协助项英指挥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赣南特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参与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工作。七大结束后任南下广赣大队副政治委员。后赴东北，任吉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秘书长。建国后曾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赣西南区党委书记、赣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赣西南行政公署主任。1952年11月后历任江西省委书记（后称第一书记），江西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中南局委员，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福州军区政委，第一届至第四届省政协主席，省人大主任，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汪东兴（1916―）弋阳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同时参加工农红军，曾任总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长征到陕北后任红军第一后方医院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医院副院长、政治委员。1942年后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历任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党总支书记。1947年跟随、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副参谋长。后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建国后曾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江西省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1965年11月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是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届政治局委员、十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少将。1976年10月在、领导下参与粉碎“”。
邵式平（1900―1965）弋阳县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1926年任中共弋阳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任浮梁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和、黄道一起领导弋横暴动，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先后任横峰县委书记、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政治委员、信江特委军委书记、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前委书记、红十军政治委员、赣东北特区党委常委兼军委主席、闽浙赣省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赣省委书记、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主席、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长征后，任军委第二纵队参谋长、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大金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代表。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公学教务部部长、抗大二分校副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吉江省委副书记、吉江军区副政委、东北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建国后曾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中共江西省委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南局委员、华东局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陈正人（1097―1979）遂川县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并于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任遂川县特别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任万安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参与组织万安暴动。1928年5月上井冈山，任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了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工作。后任江西省委书记、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等职。因病未能参加长征。1937年到延安，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西北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抗战结束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建国后曾任江西省委书记、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省政协主席。1952年调任国家建筑工程部首任部长，后任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部长。系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陈奇涵（1897―1981）兴国县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教，历任队长、政治大队长。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和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及滇桂军阀杨刘叛乱。1926年年夏奉命返赣，在赣州、抚州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建立党的组织。1927年春任军官教育团参谋长、党支部书记。八一起义后任赣南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兴国县委常委、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参加创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1930年后，任红军军官学校三分校教育长、红三军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到陕北后任十五军团参谋长、绥德警备区司令员、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抗大三分校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吉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建国后曾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军事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上将。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罗孟文（1905―1988）赣县人。1926年秋加入农民协会，次年参加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西省委候补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赣南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并短期省委书记。红军长征后，任杨赣特委书记兼红十三团政委，在杨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赣西南特委民运部部长。七大后任中央南下广赣大队支部书记、吉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建国后曾任赣州专区专员、赣西南区党委副书记，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监察委员会书记、统战部长，省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贺怡（女，1911―1949）永新县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赣西南特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副主任兼统战部副部长、赣东北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建国后曾任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49年11月因车祸殉职。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钟平（1907―1987）兴国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兴国县崇贤中心区委书记、杨殷县委书记。长征时任红五军团地方工作科科长、红三十一军地方工作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奉派回赣南，任赣粤边特委组织部长、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北省西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松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建国后曾任重工业部部长助理、化工部部长助理、江西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委候补委员、省政协副主席。
钟民（1911―1954）瑞金县人。1930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少共瑞金县委宣传部长、少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汀（州）瑞（金）特委委员、瑞金游击队负责人。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营长、团政治处主任、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一师第三旅副政治委员。七大后赴东北，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第一五五师政治委员。建国后曾任赣西南行署副主任、赣南行署主任、赣南区党委第二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委员。1954年12月因病逝世。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