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为谋求自身的生存的发展，在千差万别的生存环境下创造了千百态的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宽松，对缓解目前已出现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有效地利用各民族文化的多地并存源，人类21世纪的生存环境将仍然是美好的。
【英文摘要】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human beings created variousethnic cultures in an immense variety of survival environments.The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are the precious items in thehuman treasure house of wisdom. To protect the cultures isconducive to the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and is importantto help stop the deterioration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关 键 词】民族文化/生存环境/文化类型ethnic culture/survival environment/cultural types
【 正 文】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梦想彻底征服自然。开始是凭巫术，以后是凭信仰、凭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类经济秩序。其结果是人类在局部问题上使自然按照人类的意志发生了改观，但在总体上却不断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还是控制，是利用还是征服，是依存还是对立？本文拟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加以分析。
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不同，其他生物物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生物属性，在生态区域内参与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任何一个物种在其间失去平衡，该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都会相应按生物规律做出反应，使之重归于平衡。人则不同，就其生物性而言，他与其他生物物种无异都得摄取生物能，消耗生物能，都得接受同一区域并存物种的生物性制约。而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就迥然不同，他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凭借文化结成社会，维系成个体集合——民族。用人类特有的手段——文化去摄取和消耗生物能，因而和人并存的生物，只能在生物性上层面上对人的生息和繁衍加以制约，而在生物层面之外对人类却无能为力，人类却能在生物层面之外凭借文化按自己的意志对于伴生生物加以控制甚至彻底征服。这样一来，矛盾酿成了，即人类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它可以左右生态系统，却不受生态系统制约。终有一天人类这个脱控的生物物种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均衡运作，使所处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这一天目前已经迫近了，这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降临。
人类在生态系统内的脱控既然导因于人类的文化，那么要使之在生态系统中重归于平衡，也得惟文化是问。要使人类这一物种在生态系统内重归于平衡，当然得靠一种制约力。这种制约力只能是文化，文化又只有人类才有，因而不能靠其他生物种的文化来制约人类，只有靠人类自身的文化来制约人类自身。如果这个制约的方案能够行得通，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地球上的失衡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问题也就彻底缓解了。
我们知道文化可以划分为具体的类型，类型之下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样式。要使文化对生态失衡发挥制约作用，当然不能靠文化的整体，而只能靠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去实现。为此，我们得按照文化的类型一一分析，看看他们各自对生态系统失衡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去加以制约。
属于狩猎一采集类型的文化，由于是在伴生生物的运作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种文化类型也能够积累有限的代偿力，但是这样的代偿力仅作为转换生活区域、对付生存环境不测因素的变故之用。一旦所维系的民族成员个体数量超过所处地带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生物个体数，随之而来是该种文化在该区域内适应度的锐减。人们的反应只能是扩散或出现该种民族的分裂。在这种文化类型中，人类虽然超越生态环境的生物性，但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仅仅用于人类转移生存环境和对付生存环境的不测变故之用，而不是在生态系统之外按自己的意志，迫使生态系统改观来适应自己，因而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阻滞，即生态环境运作仍能按其生物性正常延续。
斯威顿耕作类型的文化也是在所处生态系统中凭借伴生生物在该系统内的生物正常运作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在这种文化中可以积累较多的代偿力，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划分出由人严格控制的生产区，于是仅具有生物性的生态系统开始接受来自人类文化的强制性控制。这时所积累的代偿力已经可以使自然生态系统局部地改观，但却不会使这种改观延续下去，否则，人类在生存区域内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就会与其对应的文化失去平衡，导致适应度的降低。于是，在这种文化类型下的人们，为了避免适应度的降低，同样只能向新的生存环境扩散，去构建新的生存环境，使暂时的生态系统阻滞迅速得到恢复，而不能在使生态系统改观中找出路。因而在这样的文化类型下，人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态系统中生物性特征的制约。由于代偿力的积累，人类可以局部地扰乱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正常运作，但那仅是处于构建生存环境的临时需要，并非以此为目的。因而在该类型文化下，人类对其处的生态系统造成的阻滞是暂时性的。
关于斯威顿耕作是否会造成生态危机，曾有过不少的偏见，处于一般进化类型较高的民族，往往指责斯威顿民族靠毁林烧畲谋生，是生态资源破坏的罪魁。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色彩，近年来很多切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已对这种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匡正。尹绍亭在云南边境地区所作的研究工作，使这种带有传统性的偏见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国外也有很多卓越的学者，同样地证明了这一点。拉巴婆特在对岑巴甲玛凌族的生计生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该民族的斯威顿耕作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呈相当和谐的平衡状态，并未造成生态系统运用的阻滞。
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
在历史上很多农业民族都曾蒙受过来自畜牧民族的威压，因而从感情上难以公平地对待处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民族，总是谴责处于这一类型的民族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内容的指责与畜牧民族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并不相关，因为畜牧民族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固有生存环境，必然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所谓畜牧民族专事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农业类型文化和以往的生产类型都不同，它必须积极地使生态环境改观。使生态环境按人的意志只适应特定的由人类驯化的植物生长，凡干扰该种作物生长的其他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一律从生态系统中被人驱赶出外。随着人类农业水平的提高，这种驱赶伴生生物的做法越来越彻底。这样一来，作物的生长不是靠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体的自然运作而生存，而是在人的监护下以打乱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为前提而得以生存。一旦作物生长越过生态系统所能容许的范围，人类所积累的代偿力又足以匡复，那么，长期性的运作阻滞就必然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在其生存环境内的适应度锐减。加上在本类型文化中，生态环境的改观是固定化了的，避免适应度锐减的办法就只能是靠强化代偿力投入来加以暂时的维持，于是长期的生态运作阻滞就可能诱发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终止人类的过分活动才能使生态环境重归于均衡运作。
在一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人类曾经一度建立起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一度的文明之后诱发成了局部性的生态危机，这些繁荣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之后就消失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夏政权，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而今却埋没在荒凉的沙漠之中。不过在农业类型文化中，由于它所要求的生态系统改观，并不是在人力的全部控制下实现文化运作，因而诱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普遍，只有生态环境自身较为脆弱地带，才可能出现局部生态危机，比如降雨量较少的地带，又比如土层较薄、坡度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于宽旷的平原、水量丰富的江河三角洲，人类通过文化的特殊进化也可以长期地保持文化的高适应度运作。汉族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保持着人口的高聚合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此外，在17世纪的西欧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莱茵河下游的尼德兰族和佛来芒族就十分成功。
农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并不会导致大面积的生态危机，但是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大量的代偿力，可以诞生出强有力的稳定性大帝国，而这样的大帝国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滥用积累起来的代偿力，比如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可以迫使非农业民族接受涵化，迫使非农业民族向他们交纳农产品，其结果必将造成被它控制的弱小民族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强行进行农业生产。这往往导致这些民族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长期性运作阻滞，甚至诱发为生态危机。萨珊王朝时期的中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格里布和巴勒斯坦都曾局部地出现过类似情况。
工业类型文明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都不同，它是立足于最终性地彻底改变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为其文化运作的基本前提。这种改变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由于这是按人为意志凌驾于生态系统上而从事的活动，因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对它完全失去了控制，这种文化运作的本身就必须建立在生态运作阻滞之上，是靠人力来加以平衡的生存方式，一旦人力超出了生态控制的极限，必然酿成生态危机，这种状况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露头。比如北美的草原局部退化、莱茵河下游的海水倒灌、英伦三岛的环境污染，都是这方面的明显征兆。但是，由于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巨额代偿力，局部性的生态危机不足以从全面动摇该文化类型的运作，因而往往被掩盖下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直延续到了近年，人类才日益感到对自然的束手无策，生态危机的话题才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伴随有巨额代偿力积累，还带来另一个生态恶果。为了维护本类型文化的运作，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度，工业类型民族往往赁借其代偿力的直接投入，控制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强迫他们提供廉价的原材料，成为接受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凭借实力推行全球范围内的涵化政策或同化政策，打乱其他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环境，迫使有关民族不得不按工业民族意志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去调适其文化。然而，工业文明自身的弱点导致了他自身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必然造成他为其他民族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这就必然导致有关民族文化运作调适上的混乱，迫使这些民族超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因此而造成的所处生态系统的运作阻滞，一旦工业类型民族不能维系他为其他民族所构建的外部环境，有关民族的文化运作阻滞就有可能爆发为大面积的生态危机。当前世界上已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征兆，而且这些征兆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中更为严重。埃塞俄比亚全国性的干旱、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化、亚马逊原始密林的破坏、印度和孟加拉的水患、巴基斯坦的干旱，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生态运作阻滞和生态危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生态运作阻滞是生态系统内有关物种的个体数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态运作暂时性失衡，一旦外来因素消失，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可以使之重归协调和达成新的平衡。生态危机则不同，生态危机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变而造成的生态系统运作混乱，单纯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无法恢复正常。对人类总体的生存而言，生态运作阻滞并不可怕，其最终极的严重后果仅止于导致某些民族的兴盛衰亡，从人类总体而言，只需换用另一种文化去从事开发利用，同样可以使之趋于正常。
就农业文化类型而言，在其有效生存环境内，虽然改变了生态环境的原有面貌，打乱了原有生态运作结构，但这样的文化还必须接受生态环境适应度的制约，一旦适应度降低，有关的民族就只有暂时地部分地中断该种文化的运作，同样不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止于有关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民族的衰亡。这与生态危机的出现没有直接关系。农业类型文化诱发生态危机不是在它的有效分布区内，而是在它的代偿分布区上。由于不是有效分布区，在出现危机时，可以轻易地退出，自然会促使原来的文化在该地区的重新启用，所造成的危害经过相当时间后，也能趋于缓解，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真正酿成祸患的倒是某些农业民族高度发达，人口聚合度极大，能够持续地积累巨额的代偿力，因而对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地区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强行投放代偿力，以维持该民族势力在该地区的存在，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生态危机的质变和扩大其规模。历史上汉民族在内蒙古西部和塔里木各绿洲的活动正是这种情况。要缓解这些地区的生态危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换用其他类型的文化代替汉族农耕文化的代偿性存在，才能救治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需要最终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隐患是人力的控制限度，而不是生态系统运作本身。换句话说，工业类型文化是造成生态危机隐患的根本原因。而这样的危机隐患又不能靠自然力加以节制，只能靠工业民族的自我约束，这乃是生态危机被人类注意到并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的文化背景。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于工业类型文化还把积累的巨额代偿力强加于其他民族，使之为其提供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生存环境，又无需为这些民族承担任何责任，以致于生态危机可以扩展为全球性的危机，并且把祸水泼向其他民族，这才是当代人类最大的灾难。这种损人利己的生态危机转嫁办法得以扩大推广，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的特征。
环境污染与资源危机一样都是世界统一经济秩序的派生产物，在世界统一经济秩序下，只容许一种经济计量体制存在，而不容许多种体制并存，因而处理污染物无利可图，不能纳入文化正常调适之中去加以解决，而最终诱发为全局性的环境污染危机。
在统一的经济秩序下，人口越密集，经济越有利可图，作为20世纪高度繁荣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这一不合理需求的表现形式。而高度都市化导致了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加上对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又促成了废物的超量排放，这是环境污染激化的另一个原因。
环境污染的激化还导致资源的单向倾斜消费。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污染物的存在是早已有之的事实。只要对自然资源消费不过分地单一化，有限的污染完全可以凭借自然的运作去加以平衡，问题在于人类的消费高度单一化剥夺了自然力平衡的必需时间，从而构成了全局性的环境危机。
环境恶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好事。而文化的可调适性本身具有对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抑制不利作用的牵制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调适从无序到有序得有一个过程。20世纪的超速发展和对资源超前消费，使不利因素的出现频率加大，从而加速了无序状态的延续时间，使各民族文化的调适难于形成定型的反馈，也使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牵制力难以有序化，从而无法抑制环境污染因素的蔓延。
基于上述原因的并存，同时导致了同一的结果——全球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针对环境恶化的症结，对待人类生存环境形势，如下一些认识应当逐步地建立起来：
第一，20世纪末，环境专家在评估污染危害时往往与短期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没有将短期的经济损失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加以严格的区分。举例说，人们在评估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时就有如下几种相互关联的结论：一是二氧化碳过量排放会造成温室效应，致使原先富饶的农业区会因为过热干旱而蒙受经济损失；二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加速两极冰雪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造成足以代表人类高度繁荣的濒海城市彻底报废；三是温室效应会导致某些寒生物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生物具有经济价值或者具有生态价值，这些生物生存危机也会带来人类的经济损失；四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将造成世界气候的震动，使很多原先有效的经济活动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评估的背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起着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温室效应导致一些原先的农业区干旱，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太阳能补给下，全球的水蒸发量应当趋近于一个常数，总蒸发的水蒸气结成雨时，回落到地面也应当接近于一个常数，因而局部地区的干旱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又会有多的雨量，使原先不能耕作的干旱地区重新变得可以利用。因而雨量的重新分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从全局来看，得失是相抵的。
又比如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虽然会使一些已经高度繁荣的大都会，使一些极为宝贵的工程设施被淹没掉，但是凭心而论，这被破坏掉的仅是人类构建的经济产物，而不是人类本身。人类完全有能力凭借经济活动重新加以构建，经济损失是短期的，人类修复损失的能力是长期的。这同样不能最终毁灭人类本身。
气候震动和气象的超常肯定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这并不足以造成全人类的创伤。得失相较，同样处于人类可以调适的范围之内。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环境恶化的评估，必须将短期的经济损失、局部的毁损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和全局性的威胁区分开来。关键的目标是要让污染的变动不至于太突然，以至于人类无法发挥文化的调适能力，也无法让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并存发挥有效的相互牵制力去缓解环境恶化的速度。
第二，环境污染诱发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对环境质量的评估如果停留在线性思维模式上，就必然限制人类思维的正常发挥，使人们无法看到因果的多重性，进而把环境的恶化看死，无法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应对环境的变动。以上述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例，目前学术界谈得最多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的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刺激植物生长的作用，却没有形成问题的热点。事实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后肯定会加速植物的生长。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曾经一度较高，但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后，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就相应降低了。这样的过程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具有稳定的可持续性。而植物的快速生长对人类来说是具有长远经济效益的。此外，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也会诱发目前尚不显著的化学反应，进而较多地消耗掉二氧化碳。总之，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不光作用于人类社会，同样作用于自然，以至于自然的正常运作全为之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提高，这样的变动对人类来说同样得失参半，只有加以有效的扬长避短，环境的危机才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那么恐怖。
第三，同样由于20世纪末对环境评估使用的是线性思维办法，所提出的对策也脱离不了线性思维的影响。这些线性思维的特征就在于片面地依赖于对污染物排放的硬性控制，而不在于诱导人类社会对此作出有效的调适，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的交互制约力上去有效地调控“三废”的排放。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说，这种评估是一种被动的评估，提出的对策也是一种消极的对策。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后，我们就可以按照非线性思维的模式去讨论人类文化多样化与各民族文化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既然是族际关系多样化被忽视的必然产物，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对策就得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入手。
首先，应尽力维护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并存，以缓解环境的恶化。在这一点上，对付环境恶化的对策与对付经济震动、资源危机的对策是同步的，只要解决资源消费的单一化，就能一举而三得。这从经济投入的效率上看，人类社会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只要多渠道能源的获取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消费，哪怕是部分地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源危机就可以得到局部的缓解，利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也可以得到缓解，经济秩序单一化的弊端也可以得到解除。对付其他形式的环境危机在本质上与此相同，解决的思路也可以比照执行。
其次，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威胁具有相同性，但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在不同民族间却是有区别的。因而在族际关系互动过程中，各民族的利益和损害是有差别的。“三废”的排放，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互动去形成有效的制约力，以放缓“三废”的排放，事实上在20世纪后期这种制约力已经有所表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民族和国家已经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谴责，从而使“三废”的排放者和因事故污染肇事者受到应有的制裁。问题在于在统一经济秩序下，总是抑制这种制约力的形成，致使消除污染的效益并不显著，不能真正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举例说很多发达国家为了怕污染自己的环境，把那些高度污染的产业以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方式移置到欠发达地区，又利用统一的经济秩序以低价吸收高污染企业的产品为自己赢得好处，这实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如果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制约力能够行之有效的话，完全能够抵制这一不合理的行为。遗憾的是统一的经济秩序在作怪，致使明知不合理，发展中民族也只好被迫接受。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肯定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随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抵制力的凝聚，这种转移环境污染的短期行为肯定会被最终制止。
再次，人类社会的调控能力也不容低估。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集中与污染物排放的超量，致使自然力无力在短期内消耗这些废弃物，重新使环境清洁。但是当“三废”排放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原有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提高，比如说水质污染必然使用水的企业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去提高水质才能正常生产，这样一来，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原有的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从而迫使当前的人们极力地支持保持水体资源的对策，即使是耗费经济的对策也在所不惜。因此环境污染导致成本的提高，会反过来促使企业为治理环境而努力。有效的对策就应是及时地将治理环境的经济代价有效地分散到现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迫使造成污染的企业参与到治理的行业中来。通过社会的调控让当事人合理地负起责来，环境污染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效的遏制。
最后，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还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速度超过了必需的调控时间，致使各民族文化对于污染的反馈长期无法定型，因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同时抑制恶化的定型反馈不能稳定，有效的对策就应当针锋相对，利用环境监测的结果针对污染物的排放施加压力，有效地压低不顾后果的经济膨胀。一方面降低了强污染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各民族文化的调适赢得可贵的时间，再一方面又直接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还使自然力的自我复原能力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只要这种监测和抑制合理，就能够收到多重性的环境治理实效。
总而言之，环境危机是经济秩序统一化的派生产物，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的调适能力是否发挥实效，只要这种调适能力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同时又为自然界的复位能力创造一定条件——不言而喻，创造这种条件同样得依赖文化的调适，只要能兑现这些做法，人类的生存环境绝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所预言的那样可怕，21世纪的环境对人类来说同样具有光明的一面。
我们认为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明确责任，依赖人类自我节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具体的解决方案，必须明确以下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多种文化类型、多种文化样式的并存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维护现有各种文化的合理并存是医治生态危机的根本大计，因而某些民族为了其文化运作需要，使用代偿力企图改革其他民族的文化运作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
第二，代偿移置往往是造成局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代偿移置的规模和代偿移置所推行的地区，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应当保证代偿移置所涉及的民族拥有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和最终的否决权，个别民族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间的协商解决，不允许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损害的民族有权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正当的，是维护人类总体利益的正义举动，应当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第三，工业类型文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文化类型，但是对其必须一分为二。在承认其对人类所做贡献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其对人类生态危机应承担的责任，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应当动员起来，有效地限制其规模。而工业类型文化民族也应当自我节制，不应当把其他民族的限制看作敌对行动。事实上，人类的创造拥有巨大的潜力，其他民族的限制，虽然造成了外部环境的不利，但是却有利于促使工业类型文化民族向更高的层次更新文化。把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关系理解为敌对行动，是民族本位偏见在作祟，不应当使之合法化。只有按上述三大原则达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相互制约，生态危机才能最终地解决，全人类的永世其昌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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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阶段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相关观点
(一)关于对民生概念的阐释
对民生概念的清晰理解和准确表述，是研究民生问题的基本前提。目前学界主要有七种阐释：一是均利说。陈媚林认为，民生问题往往就是一个国家中利益均衡的问题，也就是利益和谐的问题。二是状态说。吴忠民认为，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三是需求说。王国发从经济学角度给出了民生概念的内涵，那就是老百姓的主观需求。四是权益说。何玉春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它关系到人们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现实权益和未来权益。五是法权说。邓慧强认为，民生权利是民生的法治表达。六是整体样态说。黄克亮认为，民生之本，也由原来的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东西，上升为政治形态及民众精神文化等非物质需求层面的整体样态。七是根本利益说。民生问题即有关国民生计与生活、生存和发展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
(二)关于民生的内涵界定和构成方式
1、层面说。即按民生的内在质量分类分层。这种方式比较普遍，但对层次的构成及其内在要素，研究者们却各有主张。例如，黎映桃认为，当代的民生问题，实质上包括了两个基本层次：一是经济发展的范畴，即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用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二是政府制度的范畴，即享有生存条件的社会成员能否获得安全、自由、正义等利益的进一步发展。吴忠民认为，民生问题包括由低到高、呈现为递进状态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侧重民众基本的“生存状态”问题；第二个层面侧重民众基本的“生计来源”问题；第三个层面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活质量”问题。王涛认为，民生问题包括三个基本层面，即民生的标准、民生的基础、民生的法定内容。“标准”是保障民众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基础”是保障民众的生存权；“法定内容”是保障民众的发展权。
2、多元说。即把某几种元素按平行并列的方式来组成民生的主要内容。(1)“三元说”。龙佳解认为，民生包括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的状况。(2)“四元说”。窦孟朔认为，民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满足人民的生命、生存、生产、生活及其生态环境的需求是基本前提；全面提升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重要内容；实现人民基本的民益是主要标志；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目标。(3)“六元说”。王国发认为，教育、就业、分配、保障、健康、稳定这六个方面构成了民生最基本的内容。
3、系统说。认为民生是由多种要素按一定的法则构成的一个复杂体系。吴宁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系统，在其逻辑展开中必然呈现为：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正当的政治权利得以保障；在经济生活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得以实现；在文化生活中，人民群众合法的文化权益得以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享受一系列公共服务等。
4、整体说。甄永亮认为，民生确切地讲应该是包含了生命生存、生产生活、自由幸福、全面发展等方面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生命生存是民生的第一要义；生产生活是民生的基本要求；自由幸福是民生的更高需求；全面发展是民生的终极目标。
(三)关于民生的理论渊源
相对而言，民生理论探源问题目前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民生问题研究深度推进的一个瓶颈。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是当代中国民生理论的基本源头，但在枝节问题上却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说法。
1、马克思主义民生观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以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是共产党民生观的直接来源。而龙佳解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依据是人本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是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哲学基础。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生思想(民生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理论来源。这一观点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指出传统民本观与现代民生观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即使是民生问题，传统民本观并未从生存的基本权利的角度去思考，而只是视之为人的自然欲求和本性，或者只是被视为实现社会稳定及统治秩序的前提。
3、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直接理论来源。持该观点的人还认为，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生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概念的形成和提出提供了重要文化教育资源。
4、西方人文关怀对中国当代民生观的形成有着影响和借鉴意义。西方古代对民生的关怀是人本主义思想的高扬，中世纪是神学取代人本主义来普渡众人，到资本主义阶段盛行的则是普世性人权。
(四)关于民生问题的本质
研究视角的差异导致人们对民生问题的实质与本质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民主说。王国发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生的本质在于人民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及人民在该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也就是民主。二是制度说。黎映桃认为，无论是生存领域的民生问题，还是发展领域的民生问题，其本质都是当代政府背景下的具体制度问题。三是执政价值取向说。费凡认为，民生问题的本质远远超出了民众一般的衣食住行问题。究其本质，包含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宗旨、执政方式、执政手段以及处理现实问题的途径和今后发展的愿景等。四是人权说。刘亚丛认为，民生问题的实质就是保障与实现人权的问题。五是价值说。刘卫琴认为，民生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价值，如权利平等、社会公平等。六是社会权说。王太高认为，民生问题的本质是社会权，即生存权、发展权和平等权。七是民心说。刘国军认为，民生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本质是人心问题，民生决定民心。
上述众多观点的形成原因在于研究者看待民生问题的具体视角不同。不难看出，多数观点着眼于党与政府的角度，认为党与政府是民生建设的主导者与责任主体。其次便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主张注重社会价值与社会权利的实现。这些观点都起了一个引导作用，引导着我们对民生问题进行由上而下的思考。而民主说则从利益主体出发，采取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引导着我们去思考民众自身的需求与地位。
(五)关于民生问题的形成原因
关于民生问题为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原因，一直是社会热议的问题，也是研究者关注度相当高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以下观点：
其一，经济的政治化所致。郭剑鸣认为，“经济”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过多强调以经济成长
为核心来配置公共资源、制定公共政策、考核公共部门。在“片面发展”的鼓动下，地方上将官本与民本、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换了个位置。
其二，政府职能不到位。黎映桃认为，民生问题化的根源在于政府：一是政府思维的格式化。这些格式化思维形成了习惯的定式和固有的取向，在政府的发展观和具体政策上影响了关乎民生的诸多重大领域。二是政府制度的残缺。在现代政府框架中，对民生问题解决最为灵验的绩效制度、问责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残缺不全。三是政府反应的被动化。民生问题凸显时，政府反应经验不足，没有科学的应对机制，反应能力亟待提升。
其三，法治状况的滞后。何士青认为，一个国家的民生状况与其法治状况密切相关，法治缺失或不健全是阻滞民生改善的制度根源。而邓慧强认为，权力腐败是民生权利的公敌，是民生权利无法实现的最大威胁。只有痛击腐败才能为民生腾出更多发展空间。
其四，经济功能的夸张化。吴宁认为，经济社会越是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就越会扩展。发展经济有助于解决民生问题，但不能自然而然、全面彻底地解决民生问题，相反甚至会产生新的民生问题。
其五，尊重劳动与劳动者不到位。李高君认为，民生问题导致幸福感缺失，原因在于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对GDP的过度崇拜。
其六，发展结构失衡。刘卫琴认为，民生问题凸显与发展结构失衡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最快，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政治发展明显滞后。腐败和由此形成的“权力资本”对社会利益不合理的瓜分有关。
其七，民权与民生脱节。钟宜认为，对民生的民权化与民权的民生化问题的认识不到位，操作机制欠缺，相关制度滞后是导致民生与民权问题彰显的原因。
(六)关于改善民生的对策
研究与关注民生问题，在于更好地解决和改善民生。因此，对策问题就成了研究民生问题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所在。民生问题形成原因的复杂，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思考。
邓平提出，应通过建立中国的民生指数及相关监测与落实机制来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改善。这些指标分别为：社会净财富、收入分配与公平、环境生态及安全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人的全面发展与民主诉求的满足、公共服务水平等。
王太高提出，要利用司法来改善民生。对政府不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相关义务，要借助司法权进行监督和控制。何士青提出，保障民生需要发挥法治的功能，法治通过保障民权为民生保驾护航，保障民权是保障民生的根本。
刘国军提出，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加快体制改革和创新，构建完善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制度保障。一是强化“民生为本”的思想共识；二是健全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财政体制；三是明确责任主体，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四是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五是把民生问题纳入政策框架和制度体系；六是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陈颐提出，应当遵循积极性、针对性和导向性的原则，规划建立由老年福利、残疾人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计划生育家庭福利和住房福利组成的社会福利体系。赵东波等人则进一步提出，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扩大公共产品的覆盖面、保证公共产品使用上的公平性、提高民生福利要量力而行，不能走“福利主义”路线，要推动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黄宗良提出，民生的改善必须以扩大人民民主作为政治保证，扩大人民民主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建设。曹文宏提出，要把民生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构建一种民生政治模式。用民众生活质量指数和满意指数来取代简单的经济增长指数，把民众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提高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支撑来源。
黎映桃提出，从政府管理学角度来思考，一要转变政府发展观念，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二要革新政府具体制度，即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政府绩效制度；三要构建主动应对民生危机的机制，即民生调研机制、民生预测机制、民生预警机制。
罗建文等提出，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伦理文化体系对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和伦理学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科价值。
王国发提出，中国真正改善民生的基本途径在于深化改革，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都要建立起与现实相适应的制度。
二、民生问题研究需要进一步突破的几个问题
1、关于民生概念的阐释与内涵的界定
民生概念的不同释义在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有的着眼点是民生的内涵，有的注重民生的状态。有的着眼于民生的本质，从方法论角度讲有的注重理论演绎，有的是突出实践考察，都有其可取之处。从可以检索到的文献来看，民生概念的权益说与根本利益说更多地被接受和引用，原因在于：一是指明了民生问题的根本。民生并不仅仅局限于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基本需求的满足，更包含了民众社会地位的落实以及未来发展的实现。二是囊括了民生丰富的内涵。民生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民众生存、生活与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对民生的关注也应该是多方面、全方位的。三是指明了民生的主体。民生的主体是广大民众，并不是特殊层次的群体。关于内涵界定和组成方式问题，多层递进说较多地被认同。首先，它更加注重民生问题的实践性。民生内涵是具有递进性的，这为民生建设中如何把握规律、遵循规律提供了学理依据。其次，民生问题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需要我们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新要求、新特点去把握、驾驭和推进。
笔者认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民生应该包含三个基本层面的含义：其一，民生是一个涉及社会和谐与发展的问题，因此，民生的内容应包含民生供给的产出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两个层面，应强调社会制度建设，尤其是社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其二，民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民生的内涵和改善民生的方式方法是不尽相同的；其三，当前我们强调的民生是立足于总体小康基础之上的。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相对应的更高水平的民生，其内涵的丰富性、立足点的高起点性、着眼点的前瞻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民生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上升为以物质层面为基础、以精神层面为支撑、以制度层面为保障的系统工程。立足于这一认识，对民生的概念解释与内涵界定就会更趋合理和恰当。
2、关于民生问题研究视野的局限性
一直以来众多专家学者对民生问题给予了莫大的关注，也投入极大热情和精力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成绩有目共睹。笔者所言的研究视野局限性问题，主要是指当前的研究仍然更多地表现为眼睛“朝内”和“朝上”。
“朝内”，是指当前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对中国社会的一些面上问题、具体问题、细节问题，如衣食住行、入学就业、就医社保等的描述和推论上，而且纸上谈兵的学院式研究仍占主流，成果的转化问题没有落实，或者原本就缺乏可操作性的
从深层次解决民生问题的成果。同时，当前的研究缺乏世界眼光，对国外民生问题研究的现状，如国外当前民生问题研究的主要领域、主要问题以及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关注不足，对国外在各个发展时期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实践，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阶段解决民生问题的做法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和把握。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会出现低水平劳动和重复性劳动的问题。
“朝上”，是指学者在民生问题的思考方式上，多是自上而下，从执政者层面与宏观制度上来思考，很少自下而上，以民众为起点来思考。这样的思考方式多少会受研究者自身的“体制外”身份的局限而得不到突破。所以，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制度的责任负担过重。其实，作为利益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有能力承担民生建设责任的。他们既是民生建设的主体，也是直接受益者。从这一出发点考虑，民生问题的研究思路就会拓宽很多。基于这一点，我们要明确的问题，一是作为利益主体的民众是有不同阶层区分的，弱势群体是民生问题要解决的重点，但他们不是民生的唯一主体；二是培养民众的民生意识以及辨别力，即努力发展文化民生；三是相应合理的制度设定，也会为民众参与民生建设创造机会，同时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四是文化民生的发展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时，要谨防文化殖民，量力而行。
3、关于民生问题研究的方法论
民生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势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首要的是要强化实证研究法，科学选定有代表性的地区为“点”，对这些点的民生现状、发展趋势，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和困境进行诊断和评估，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民生建设的总体要求，结合各地的具体实际，制定出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点”的民生指数以及跟踪检查民生指数落实机制，这样的研究才能达到理论为实践服务的效果。其次，要实现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深度结合，还原民生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的本真，落实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的效果。其三，研究成果的社会化问题。体现研究的现实意义，就要建立一个顺畅的联系渠道，使研究的成果能及时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对民生建设的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多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就是要实现政治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民生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仅靠某一个或某一些学科参与是远远不够的，相关学科的研究者的共同参与是推进民生问题研究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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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善民生》，载于《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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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单孝虹《中国共产党民生观演进探析》，载于《思想研究》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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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谭培文《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载于《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6)费凡《对改善民生的本质思考》，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7)刘亚丛、万忠德《民生问题的法理分析》，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18)刘卫琴《浅议民生问题》，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9)王太高《民生问题解决机制研究》，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0)刘国军《构建“民生为本”发展观的制度保障》，载于《广东经济》2009年第9期。
(21)郭剑鸣《民生：一个生活政治的话题――从政治学视角看民生》，载于《理论参考》2008年第1期。
(22)何士青《通过法治迈向民生保障》，载于《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5期。
(23)邓慧强《民生权利：民生的法治表达》，载于《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24)李高君《人民普遍幸福论》，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5)钟宜《试论民生的民权化与民权的民生化》，载于《探索》2009年第5期。
(26)邓平《关于建立中国民生指数的探讨》，参见《第十四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文集》第546页。
(27)陈颐《改善民生和社会福利》，载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0期。
(28)赵东波、郭殿生《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的改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载于《经济纵横》2008年第12期。
(29)黄宗良《改善民生
扩大人民民主与加强党的建设》，载于《新视野》2008年第1期。
关键词：民族理论；民族；实践；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005-02
一、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概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很多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民族问题”进行了研究，但都没有能作出科学、全面的解释和说明。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脉络，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民族和民族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创立了马克思的民族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重要元素，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并且对民族问题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和分析：民族不是天生存在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私有制是造成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根源；民族解放是劳动人民社会解放的一部分，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人对人的剥削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也就消灭；民族内部的对立一旦不存在，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也会消失。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等这些科学的论断和阐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这些理论为后来各国无产阶级斗争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二、我国的民族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理论上，民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宗教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族问题就是指各民族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关系问题，它包括民族自身发展的问题、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民族与民族等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独立政权的国家，并提出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念，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改革开放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民族经济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等思想，构建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基本框架。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强化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对民族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新的阐述，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十六大以来，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结合新时期新形势下民族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民族理论的前提下，对具有我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包括民族及民族问题的基本规律、民族工作主题、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实践发展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同我国的民族关系的客观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为处理民族问题、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而形成的指导原则、法律法规、工作方针、具体措施、特殊规定、项目行动的总和。我国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60年的艰苦探索中，找到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处理民族问题的智慧和心血，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最可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根本保障。
三、我党对马克思民族理论的实践和发展
民族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的问题，不管是、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我国革命中，还是、等新一代领导人在领导我国建设中，都把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民族问题的独特思想和理论，制定一套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的民族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恩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1.坚持各民族平等的原则
解放前，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根本没有平等的权利。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三座大山，人民当家做主，各少数民族才实现真正的平等。我国于1953年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此工作的指导原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尊重各民族的风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在调查研究的前提下，科学确定民族的成分和民族名称，使各民族真正感受到民族平等。在我国，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在生活、言语、文字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不论其人口多少、地域大小、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都承认其为一个民族并且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利，有权在聚居区实行民族自治，并参与社会管理。这些举措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它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而且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族人民共建美好社会的积极性。
2.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最早用命令的形式规定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1997年，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首次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并列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进一步确立了这一制度在国家政体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六大之后，以为代表党中央，进一步实施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举措，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理论：第一，制定并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2003年3月，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上指出：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把法律的一些模糊的规定细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2005年5月18日，《国务院实施若干规定》正式颁布，并于同年5月31日起开始实施，这是国务院第一个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法规，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第二，新理论―“三个体现”、“三个不容”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指出；“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各个民族的实际情况，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对我国的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3.坚持团结与进步，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
坚持各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有明确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明确指出民族工作的中心：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狠抓经济建设，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在做民族工作上，做好“三个结合”：第一，把国家帮扶与少数民族的独立自主结合起来；第二，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具体利益；第三，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与沿海内地发达地区的人才、资金、技术有机的合起来。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人，结合新时期新形势下民族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指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
四、我党对马克思民族理论实践的基本经验
60年来，在党的正确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各少数民族团结一致，为共创美好生活而努力，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的和谐安定，对民族的共同繁荣起了重大作用。
1.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工作
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必须从各少数民族的具体实际出发，及时制定符合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和施，努力完成民族工作的各项任务；并且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民族工作政策，同时加强对民族政策实施状况的监督。
2.完善民族法制建设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完善民族法律体系，不断将民族关系、处理民族的问题纳入法律轨道，依法维护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依法治民，依法行事，各民族平等的受法律保护，接受法律制裁。
3.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实行多元民族文化政策
少数民族是我国文化多元性的资源宝库，民族传统文化对我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不断加强对民族地区文化、卫生事业建设的投入，提供医疗保障，提高广播电视覆盖率，并对民族出版、民族语广播、民族文物保护、双语教育等给予特殊扶持政策，积极丰富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对民族文化多样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即是和谐社会创造的源泉，又是和谐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
4.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干部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了解本民族群众的心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能充分表达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诉求，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结语
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人民的安居乐业，新时期，我们更应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深入研究和探讨民族理论，不断总结马克思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宝贵经验，深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发展党的民族理论，做好民族工作，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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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
对师范生的民族教育首先是要师范生明白民族是什么概念，只有师范生弄清楚了民族的概念才能有效的进行后面的民族教育。中国对于民族概念的界定汲取国外关于民族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终于在2005年，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民族概念提出了新的诠释，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产生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1]这是中国化的民族概念，是中国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其他优秀的民族理论创造出来的，师范生一定要将这一概念牢记。在当今民族知识缺失，民族观念模糊，民族教育得不到重视的现实问题之下，让师范生掌握民族的基本概念这个问题势在必行，进而才能引导师范生进一步学习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更进一步培养师范生的民族认同感，激发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只有师范生在理论上熟练掌握民族知识，在精神上对民族由衷的热爱，这样在师范生就业的生涯里，他们对青少年的民族教育才会正确而真切，让祖国的接班人能够准确掌握住民族知识这个“接力棒”。如此看来，我们必须加强民族观教育，这是首中之首，重中之重。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育
在明白民族这一基本的概念后，我们要开始学习我国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我国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形成的。在理论方面我们只要掌握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理论，对于民族问题理论我们需要知道我国的民族问题有三个特点，即我国的民族问题会长期存在；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当今我国的民族问题出现了国际性、复杂性的特点。民族问题始终伴随着我国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民族众多，每一个民族都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我国的民族关系理论有这几方面：第一必须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这一基本政策；第二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为指导思想；第三坚持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第四坚持用与时俱进的思想促进民族关系。要把促进各少数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问题放在国家建设的首要位置。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理论的发展，第一点，传承中国民族关系理论的精髓，结合当前的社会环境，与时俱进的对民族关系理论做出适当的调整；第二点，借鉴外国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策略，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情况进行修改。我们要在继承当中发展，在发展当中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的民族理论。
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1、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
中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由于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同方面存在差异，容易造成民族矛盾，产生民族问题。也会造成我国社会的动乱，或给各少数民族的人民造成心理恐慌，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各项生产事业的进行，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各项经济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民族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1954年的宪法中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的团结行为。”少数民族在民族地位平等的前提下，民族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发展，各民族之间才能友好团结，我们才可以在互帮互助的前提下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目标。
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针对少数民族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是我国对于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实行一种自设机构、自我管理、拥有自治权的政治制度，同时也是实现中国各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民族问题一直备受党和国家的重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尤其需要重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条件。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其自身的特征和双重属性。它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双重属性表现为不仅是自治机关，也是地方政权机构，既行使一般的行政权力，又行使与其民族具体情况相适应的自治权。据此可知，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少数民族的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归属感，进而就会加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各少数民族团结一心进行抗战形成的共存亡观念，更会加深少数民族承认他们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所以说，“中华民族认同”是从民族认同升华到国家认同必经的过程，我们要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3、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自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后，党和政府为了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同胞可以有效的行使自治权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从中发现并积极的培养少数民族优秀干部。在当时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不会当地民族语言，在解决少数民族人民反映的问题时出现了沟通不便的问题，降低了办事效率。再加上对当地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的不了解，在政府工作当中出现了诸多不便，而少数民族干部由于不能正确地了解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内容，不利于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的开展，所以党和政府开始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利于和本民族的人民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切实维护少数民族人民的权益，因此，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利于民族工作的开展。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人民当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我国民族工作的开展必须要依靠少数民族干部，比如对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事业、医疗等一系列工作的展开都要依靠少数民族的优秀干部发挥其作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有利于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话语权，使党和政府可以更加了解少数民族人民需求的同时，发挥民族干部的领导和管理作用，采用他们对做好民族工作的建议与措施，将其有效地落实到解决民族问题上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发展民族关系，团结少数民族的必要工作，要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
4、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共性表现在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个性表现在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但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缺乏交流，以至于我们对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文化欠缺了解，有时候我们无意识的言行举止在少数民族人民的眼中就是对他们文化的不尊重，这就会导致民族文化之间产生隔阂，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进而会影响各民族的团结精神。所以我们对待少数民族文化，首先，要做到尊重，就算不了解也不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不能妄加非议。其次，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我们可以吸取借鉴，加强文化间的交流?贤ǎ?使得各民族间文化可以共同发展。最后，我们可以扩大民族文化交流的范围和渠道，通过各种活动展开文化的宣传和交流，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情感，增强各少数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也更有利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所以，我们要在师范院校开展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培养他们的中华民族认同感。
5、用“三个离不开”思想来发展民族关系
在新时期下，我国的新型民族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在促进和谐的民族关系中，我们要让师范生以“三个离不开”思想作为具体指导方针。（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首先，我们要在教学过程中让师范生理解“三个离不开”思想对于发展民族关系的重要性；其次，我们应当在校内多组织一些民族交流的活动，投入宣传让各民族师范生积极参与，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深刻理解“三个离不开”；最后，当师范生从事教育职业时，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学校，更要将“三个离不开”思想传播给青少年儿童们，让祖国的未来深刻意识到“三个离不开”思想对发展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现实，民族关系不仅是影响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关键，也是影响中国国家战略的规划与发展、国际关系与格局的关键。师范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使得他们能客观正确的认识并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
三、中华民族认同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
在开展中华民族认同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时主要掌握“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和四个认同”内容。“两个共同”指的是“各个民族之间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之间共同繁荣发展”。“ 四个认同”指的是“我们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这些是作为师范生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基本概念。
[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了民族院校思想理论课教学加强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应该加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倡导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民族大学生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文化
民族院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各种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阵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对民族大学生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思想的灌输和教育，使这些科学思想真正渗透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灵深处，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除了加强这些基本理论的教育以外，还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民族观教育主要是要帮助学生树立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正确观点，深入了解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育。
一、加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教育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让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到民族没有优劣贵贱之分，树立起各少数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观念，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大学生要做到相互尊重；要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现象，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经济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相对来说，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除了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因素以外，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如思想观念保守、封建残余思想和迷信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固步自封观念和保守心理，扼杀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尽管我国政府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但这些地区的发展相对缓慢，不过，这不是民族的优劣问题，而是各个民族发展的先后问题。
民族平等是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交往中各个民族之间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利；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祖国这个大家庭中亲如一家、和睦相处的一种友好关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民族院校大学生进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教育，首先要让大学生认识到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我们党一直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放在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党首先解决了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地位问题，指出：在我国各个民族具有一律平等的社会地位，享受同样的社会权利，同时也应该承担相同的社会义务；各民族无论拥有多少的人口，居住地域无论大小，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是否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汉族和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之间一律平等。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关系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拥有50多个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二、将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引入课堂
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增加我国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文化资源等教育内容，激发民族大学生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提高民族文化素养，传承我国中华民族文明和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首先，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作为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他们曾经熏陶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灵，提升了我国人民的思想境界，培育了传统的民族精神，中国先辈们创造的灿烂精神文化，对中国今天文化的繁荣甚至是整个世界都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忽视了对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教育,中华民族文化在我国不同程度地渐渐退却，尤其是高校大学生总体上呈现出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和传统文化意识淡薄的现象。为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传统精神文化，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注重把儒家思想文化、爱国主义精神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帮助民族大学生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教育他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世之道；培养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爱国情操；发扬“刚健奋进,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的民族大学生。
其次，要倡导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少数民族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礼仪、、节日庆典、绘画艺术、建筑风格、医药艺术、文化典籍等等，构成了我国各民族绚烂多彩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特征。我国各少数民族都希望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这种心理，创造各种条件，尽量避免单纯的灌输和说教，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将政治思想教育贯穿于民族整体文化中来进行。要加强民族常识教育，引导他们体验不同文化的魅力，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做到推陈出新，继承和发扬各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同时，要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民族历史。为了使民族大学生更加了解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除了课上指导、帮助和培养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之外，在课外也应指导民族大学生阅读我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引导民族大学生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国际的视野看待中国, 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的艰辛历程；了解中国各族人民灿烂的优秀文化，民族院校大学生通过一些课外学习和阅读，进一步深入了解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丰富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知识,进一步增强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
民族院校通过加强民族大学生民族观教育，有利于民族大学生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正确认识、理解和掌握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了解我国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民族观，培养他们自觉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培养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正确认识和对待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处理好大学期间各民族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共同抵制民族分裂活动和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分化；有利于保持我国的稳定、团结和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内容、发展标准、发展的原则以及发展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成熟的，但是由于现实问题的复杂化，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比如说分配不公平、教育不平等、就业困难以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等诸多问题，这些矛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是必然的，但对于矛盾我们要引起警惕。面对新局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要进行创新，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了，当代中国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通过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证明，马克思民族主义能够真正解决民族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基本原则
1.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它改变了阶级社会的民族理论，建立了各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它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发展问题必须要遵循的原则，有其独特的重要意义。
为中国民族的发展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的，从矛盾入手来分析民族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并揭示了民族发展是从社会发展上而来的，不仅如此，它还提出了解决民族政治经济发展的原则和途径，并指明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
为中国民族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概念体系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理论，在革命的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者撰写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民族发展理论体系，为我们国家的民族发展奠定了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
2.要坚持民族发展理论与民族地区实践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的理论是在新时代和实践面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它在建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团结平等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新形势下民族关系的特性以及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总结。用党的话来阐述就是“一个理论基础、一条道路、一面旗帜”。我们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的发展，要科学、精准、全面的把握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新理论的要求，也是中国民族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对国家的发展和创新，既关心本土问题也关心世界问题。既要吸收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同时又进行积极的文化交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交集的视野中揭示民族问题和发展问题。只有深入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族发展问题，才能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发展的目标选择
1.要加强对民族发展权的问题研究
对于民族发展权的研究，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生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我们要寻求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良性结合，来完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在新世纪，信息和经济步伐都明显加快，民族间的各种关系以及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给各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同时也面临了各种挑战。由于现代化的推进极容易引起民族间的利益摩擦，国外的敌对势力也在给我们造成威胁，这些都为民族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2.要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仅具有社会性也具有民族性，是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相互交往、作用、联系、影响的关系，所以也是一种历史关系，民族关系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它在本质上涉及了民族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以及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和权力，民族及其成员的感情和民族意识的社会关系，因此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3.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民族文化，人类文化是多民族、多元化并存的文化，差异性决定了民族多样性。民族文化的重构对于民族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由于差异性造成了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同样的经济要素输入以及经济投入会导致发展状况出现不同的结果。对传统的民族文化模式进行结构改造和功能更新，是现如今文化重构的根本途径，我们要对民族社会中的现实社会现象进行新的有效整合，以推动民族社会的新发展。
关键词：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民族特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5-0257-02 自2006年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实施以来，我国13所少数民族高校在总结多年来政治理论教育改革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按照教育部和国家民委的要求，着眼于新形势下少数民族高校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民族特色究竟体现在哪里？如何把党中央、教育部、国家民委对政治理论教育的普遍性要求与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特殊性统一起来，与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结合起来，在形成民族特色上有所作为？本文试图站在提高政治理论教育针对性、有效性的视角上，就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民族特色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着眼于民族特色，提高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是新形势下深化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
我们在这里提出探索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民族特色，说到底就是为了总结和概括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新特点和新规律，从而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的针对性，提高有效性。其中，有效性是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生命线，是最根本的核心问题。我们向少数民族大学生所传授的理论是否真正被他们所接受，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他们的思想，又有多少变成了他们的行动，这是检验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标准。但如何提高有效性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性课题，当然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努力，做许多工作，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解决教育的针对性问题，没有针对性，有效性就无从谈起。对于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来说，解决教育的针对性问题，最基本的要义就是要着眼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形成自身的特色。
二、民族高校及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是探索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特色的根本立足点
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民族特色不是人们随意的主观想象，也不是人们人为主观赋予的，而是有其内在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少数民族高校及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少数民族高校本身在办学宗旨、校园文化、学科专业、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对象的特殊性，“80后”、“90后”少数民族大学生，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思想观念都显示出全新的历史特点，如何充分研究和认真发现总结这些新特点，采取相应的、适合他们特点的教育，这是我们在探索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特色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从教育的对象来看，“80后”、“90后”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来自较为偏僻、族群特征明显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入学后都表现出鲜明的特点，比如，在上，少数民族大学生一般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新疆学生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平时学生们通常选择在清真餐厅进餐，而藏区学生大多信仰佛教，他们喜欢用代表自己民族信仰的藏饰，包括一些脸谱、图腾来装饰自己的寝室。在人际交往方面，藏族、新疆等族群特征比较明显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通常有自己特定的交往群体，他们大部分时间跟自己同一民族的同学在一起，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在学习方面，由于他们的文化基础较差，大学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等基础课普遍跟不上，特别是政治理论课，许多学生由于政治理论基础较弱，学习起来感到很吃力，在课堂上经常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有些甚至失去信心，经常逃课。所以，总体来看，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兴趣普遍不够高，学习效果不够理想。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总结“80后”、“90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这些特点，这是我们探索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特色、提高针对性、有效性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三、把党中央、教育部、国家民委对政治理论教育的普遍性要求与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特殊性及面临的新形势结合起来，努力研究新情况，形成新特色
我们认为，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民族特色”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课程的顶层规划上，要坚定不移地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和谐的主题。少数民族高校的学生大多来自边疆地区，其中有20多个民族与境外10多个国家的同一民族相邻而居，民间有着广泛的往来，周边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他们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借助民族和宗教问题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民进行渗透，企图挑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情绪，因此，少数民族高校的政治理论教育要坚定不移地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和谐的主题不动摇，坚决防止种族偏见与歧视，防止出现伤害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感情和引发民族矛盾的情况。
第二，在教学指导原则的确立上，要坚持用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统领整个教育体系。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是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点，虽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这五门课在教学目的、主题、内容上都各不相同，但我们可以用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把五门课统领贯穿起来，侧重从民族的高度来梳理、阐释教育内容，通过教育把学生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民族政策上来，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正确认识国内国际在民族问题方面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敏感的问题上，哪些内容当讲，哪些不当讲，讲到什么程度，都应有一个基本的尺度，这个尺度就是我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所有的教学设计、安排、内容选择都要以我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为准绳，确保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与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保持高度一致。
第三，在教学方式的选择上，要特别注意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宗教习惯，积极探索适合少数民族大学生特点的教育模式。我们可以把少数民族高校的政治理论教育看作是由五门课组成的一个塔形立体结构，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位于最底层，起着“地基”的作用，侧重从哲学层面来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信仰等重大问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位于第二层，也属于打基础的课程，侧重从人生层面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律观的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位于第三层，侧重从历史层面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过程，以解决历史观的问题；《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位于第四层，侧重从政治的层面，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头脑，以解决政治观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则位于第五层，也是“宝塔”的最顶层，它直面国际国内形势的最新变化，直面党的最新路线方针和政策，侧重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形势观、政策观问题。尽管五门课程要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尊重及适应教育对象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宗教习惯的问题，教师在设计教学模式时要首先熟悉掌握这些特点，一切从这些特点出发来安排教学。目前，各少数民族高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总体上还不够成型，下一步改革还需要在探索适合少数民族大学生政治理论教育新途径方面花更大的气力。
第四，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要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及政治分析能力训练作为重点突出出来，贯穿整个教育的全过程。少数民族高校肩负着把少数民族大学生培养成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崇尚科学，提倡无神论是我们的引导方向，如何处理宣传、倡导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党的民族政策、维护自由这对矛盾，是一个十分突出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个矛盾在一般普通高校是个别人的问题，但在少数民族高校却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突出问题。因此，少数民族高校的政治理论教育要迎难而进，不回避矛盾，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信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问题从教育中突显出来。与此同时，少数民族院校大学生多数来自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政治理论基础弱，知识面窄，特别是政治理论素质和政治分析能力比照一般院校大学生的总体水平要低一些，虽然他们也具有较强烈的爱国情感，积极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但他们对形势的判断能力、对政策的理解能力、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和社会思潮的政治敏锐性、对某些复杂问题的政治鉴别能力要差一些。因此，少数民族高校的政治理论教育要格外注意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政治能力训练，把政治辨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作为政治能力训练的一个中心环节突出出来，加大培训的分量。
第五，在教学环节的统筹上，要把课堂政治理论教学与课外其他教育资源整合起来。少数民族高校的政治理论教育不是孤立的几门政治理论课，而是一个由多个“课堂”构成的综合教育体系。这个体系通常由以下四个课堂构成：
“第一课堂”，是教学计划内课堂，这个课堂也是主课堂，由学校统一安排课时和教学内容，从目前情况看，各少数民族高校对这个课堂的投入较大，因此，这个课堂总体上比较成型。
“第二课堂”，是网络课堂，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最喜欢的课堂。现实表明，第一课堂教学难以满足少数民族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信息化、多样性和个性化需求，网络课堂教育势在必行。目前，13所少数民族高校的政治理论教育网络课堂建设发展不平衡，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总体建设水平不高，比照其他一般院校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的建设层次差距很大，因此，要加大投入，努力建设具有少数民族高校特点的政治理论教育网络课堂。
“第三课堂”，是校园文化课堂，它是以报纸、广播、电视、橱窗、党课、班会、团日以及其他各种社团活动为媒介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课堂。少数民族高校的校园是各民族思想文化交织碰撞的地方，是各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不同的民族文化、艺术、语言、风俗习惯、交汇在一起，为政治理论教育提供了“第三课堂”。目前，各少数民族院校的这个课堂虽然总体上比较活跃，但与政治理论教育缺乏有机的衔接，没有形成统一的机制。
生态文艺批评在当前中国的崛起和发展虽然借鉴了西方的生态文艺批评思想，但不完全是模仿。因为西方的生态文艺批评是对已然发生的人类生态灾难的反思，而中国的生态文艺批评则既是对已然在中国发生的人类生态灾难的批判，也是对可能在中国发生的人类生态灾难的预警。因此，大力建设中国的生态文艺批评具有特别的价值。彭松乔近年来在中国文艺生态批评学领域耕耘多年，成果颇丰，影响越来越广，《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就是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文艺生态批评学思考的结晶。
《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选取当前非常热门的生态美学及其实践形态生态文艺批评作为论说对象，集中探讨了生态美学的核心概念――生态美的内涵与外延。这是一部既有理论建构也有批评实践的颇有特色的美学专著。
首先，它具有可贵的问题意识。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急剧扩张，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普遍关切的重大问题。从自然生态危机到社会生态病象，从文化生态症候到精神生态警示，严酷的生态现实日甚一日地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根基。正是在这一现实语境下，生态美理论及其实践形态生态批评呼应时代的需要适时地出场了，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人文领域里的必然表现。《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紧紧地扣住这些问题思考，表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在学科建设上也有充分的表现。《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紧紧围绕生态美学理论的核心范畴――“生态美”展开，对生态美的理论基础、思想渊源、间性规定、和谐内涵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把握，通过对生态美与自然美、与实践美学、与现代性等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生态美学的认识。生态美学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以丰富的批评实践为基础，表现了较强的问题意识。
其次，它表现了理论创新勇气。《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一书在理论上颇有创新。例如在该书的第二章“生态美理论的思想资源”里，作者论述“古代中国的生态智慧”的时候，将其概括为“德生敬命的生态生命理想”、“灵而不主的深层生态体悟”、“尽性赞化的生态创造情怀”和“崇一贵和的生态掌握方式”等四个方面，这是非常富有理论概括力的，也是非常符合中国生态智慧实际的。又如在该书的第三章“生态美的间性规定”里，作者从“主客体间性审美尺度”、“主体间性审美尺度”、“自我间性审美尺度”、“文化间性审美尺度”等几个方面对生态美的间性规定予以了揭橥，这就既超越了传统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阐述限度，同时也超越了时下流行的单纯从主体间性角度阐述生态美内涵的不足，从而为学术界把握生态美的基本内涵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显示出作者较强的理论概括能力。《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一书既革除了理论界追逐、模仿西方学术新潮的积弊，又体现出了严谨朴实、开拓创新的良好学风，表现出理论创新勇气。
其三，它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情怀。《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一书虽然探讨的是一个带有全球性的、由西方学者率先发起的前沿学术问题，但是该书却并不局囿于西方人的生态视界，而是始终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情怀，这也是该书与其他学者的同类著作相比显现出的一大特点。它既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生态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化现象，也没有停留在推介西方生态批评观念的层面，而是将西方生态理论与中国的生态现实和生态思想融为一体了。全书除了第一章客观介绍渊源于西方的“主体间性哲学”、“深层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观”等生态美理论，基础部分没有涉及中华民族文化外，其他各章节从标目到内容都无不浸润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并且非常自然、贴切。例如该书第三章第四节“文化间性审美尺度”，作者在论述这一带有非常浓厚西方理论色彩的问题时，就分别用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美美与共”等三个极富中国民族特色的词组作为下一层级的标目，并且在具体展开部分有关中国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例证常常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关键词】 民汉一体化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必要性；问题；对策
为更好适应新疆经济社会新发展，贯彻和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同时根据201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深化自治区本科高校少数民族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相关要求，近年来，新疆各高校逐步开展“民汉一体化教学“，并获得良好的成效。公共基础课与各类专业课的一体化教学成为新疆高校的发展改革新趋势。本文所指民汉一体化教学使用新疆财经大学最早界定的”通过将各民族学生统一编班、统一培养方案、学大纲、统一考核标准和统一毕业标准进行培养的一种教学管理模式。“这一理念。对于民汉一体化教学问题，国内、区内相关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民汉教学一体化进程 中的问题及对策，也有部分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具体专业、具体课程中民汉一体化教学的现状，而分析民汉一体化教学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相关研究较少，而新疆目前正处于维稳 三期叠加时期，特殊形势决定了要深刻认识新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尖锐性，新疆高校作为反渗透的坚强阵地，也仍然处于“三区叠加”的敏感区域，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特殊时期肩负着引导学生走正确政治道路的重要使命，对新疆长治久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新疆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教学试点于2010年开始推行，新疆医科大学则于2014年在全校范围内推广该模式，本文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干课程《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例，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及深度访谈，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民汉一体化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一、实施民汉一体化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实施民汉一体化教学的必要性
一方面，《概论》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干课程，是按照“05“方案设置的面向全校大学二年级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程，课程目标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播，更重要的是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思想动态，对开展反渗透及新疆民族团结进步年等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需求面不断拓宽，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社会适应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更好适应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提高高校毕业生特别是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也对新疆高校民汉一体化教学提出了新要求。
2、实施民汉一体化教学的可行性
少数民族学生是民汉教学一体化的主体，也是主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随着近些年民汉一体化的推进及预科制度的完善，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不断提升，基本可以适应一体化课堂教学。
同时，作为民汉一体化教学中的主要实践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经过近些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组成了合理的教学团队，能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较好地适应民汉教学一体化的特点。
二、民汉一体化教学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素质参差不齐
民汉一体化教学班级少数民族生源包括民考汉、民考民、双语班，对新疆医科大学2014级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卫生事业管理等五个专业实行民汉一体化教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300份问卷，其中汉族学生占44%，少数民族占56%，在168名少数民族学生中，民考汉学生占16%，民考民占64%，双语学生占20%。
（1） 在汉语水平方面，168名少数民族学生全部通过MHK三级，[1]88%的学生通过MHK四级。绝大部分学生掌握了基本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但是在《概论》课教学实践中，发现依然有部分学生不能适应汉语授课，特别是对理论知识不能很好的理解，授课中存在接收慢、反应慢、理解慢的问题，在调查中，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表达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不能充分深入地理解相关理论知识的困惑，除了民考汉学生外，90%的少数民族学生表示对课堂上的专业知识、理论知识不理解。说明学生虽然掌握了基本的汉语能力，但是专业汉语的掌握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
（2）在基础知识的储备方面，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未掌握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需掌握的基本的政治、历史基础，以《概论》课为例，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要求学生对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有所认识，但是教学实践中，发现绝大部分民考民、双语学生不了解中国历史，而脱离历史直接对其进行理论教育，影响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以纲为常”。
（3）在学习习惯及态度上，相较于汉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未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主动性较差。调查中，有60%的少数民族学生选择了“在思想政治课上有偶尔跟不上、听不懂的情况“这一选项，由于听课困难产生挫折感，部分学生不愿听课。另外，在课堂参与过程中，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受语言能力制约，在课堂提问、辩论、讲课等实践教学中积极性不高。在学习态度上，调查中，有70%少数民族学生生源地情况为南疆，这部分学生受成长环境、家庭气氛、社会氛围等影响，以及近年来网络自媒体的发展，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较突出，相对的国家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公民意识等比较薄弱，缺乏对社会问题的理性、科学认识，同时有45%的少数民族学生选择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感兴趣“的选项，因此在课堂中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愿接受，表现出排斥情绪。
2、教师教学能力制约
笔者对新疆医科大学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的6名专任教师进行深度采访，其中汉族教师3名，少数民族教师3名。接受访谈的教师均表示思想政治理论课民汉一体化教学效果显著，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
（1）部分少数民族教师汉语授课能力较差，不能适应民汉一体化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专业知识，在课堂讲授中，也要求教师要有比较高的汉语表达能力，因此部分少数民族教师认为语言的不熟练制约了教学效果。
（2）教学方法的影响，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依然存在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方法简单的问题。以《概论》课为例，目前课堂教学主要还是教师讲授为主，占课堂时间的90%以上，这种填充式的教学方法影响到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教师教学行为的影响，在民汉一体化教学中，所有受访教师都表示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民汉一体化教学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很好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讲课过快、内容量过大会使少数民族学生听不懂产生挫折感，而放慢讲课节奏则会让汉族学生失去听课兴趣，教师的教学行为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听课感受和听课意愿，也影响到了正常的教学进度。
3、评价机制的制约
现阶段，新疆医科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采用统一考核标准，各类学生使用同样的试卷、同样的评分 标准，调查中，88%的汉族学生表示目前使用的统一 标准合理，70%的少数民族学生认为应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分卷考试。一方面，民汉一体化教学中，试卷的难易程度是个显著的问题，《概论》课程期末采取闭卷考试，为了适应大部分学生水平，题目难度不大，考试以知识点的背诵记忆为主，不能对学生的材料分析能力、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另一方面，由于语言能力的制约，学生成绩的分化严重，笔者在对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2014级4个民汉合班的《概论》课考试成绩进行分析时发现，80分以上学生中，少数民族比例仅为30%，而不及格学生中少数民族比例约占75%。
三、推进民汉一体化进程的对策研究
1、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综合能力
在民汉一体化教学进程中，为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前教师应对班级学生汉语掌握程度进行调查分析，首先，提升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授课时可通过对汉语基础较差的学生进行提问、讨论等方式提高其汉语表达能力。其次，对于基础知识的缺乏，可通过对不同程度学生布置相关文献阅读、预习等任务保证其跟上教学进度。最后，对于学习习惯及态度问题，可采取小组学习模式，小组成员包括各类型学生，小组布置不同的课堂任务，做到互帮互助，并相互学习好的学习方法，培养良好学习习惯。
2、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教师教学水平是民汉一体化教学过程中的核心问题，第一，对于少数民族教师汉语能力的问题，随着汉语能力较差的教师逐渐达到退休年龄，同时近些年对少数民族教师教育培训力度加大，这一问题可通过相关培训，教研室集体备课等得到逐步解决。第二，由于教学方法手段的限制，思想政治理论课趣味性不强、吸引力不够的问题，可通过改革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方法，采取讨论、辩论、影视教学等方式充实课堂，避免灌输式教学。第三，在教学进度符合绝大部分学生理解能力的前提下，在重要、关键的理论问题上，适当放慢速度，用学生易理解、易接受的语言进行解释，避免教师教学行为令学生产生挫败感，影响教学效果。最重要的，教师要通过课堂掌握学生思想状况，及时与班主任、学院联系，打破过去“上课两小时，下课不认识”的脱离学生的教学方法，将思想政治工作从课堂做到课下，将思政课堂作为大思政工作最核心的部分落实到位，做到党的理论、政策切实进学生头脑，进学生心灵。
3、优化教学评价体系
民汉教学一体化统一考核标准、统一试卷这个基本原则不变，在评价体系中可适当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将课堂表现、参与度纳入到评价指标中，另外可布置一定的讨论现实问题的小作业作为平时成绩考核，不仅培养学生汉语写作能力，同时引导其将理论知识应用在现实中。
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民汉一体化教学在新疆各高校已获得了初步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本次调查，我们看到民汉一体化教学在实践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新疆特殊时期特殊阶段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要针对问题对民汉一体化教学进行深入的分析、审慎的评估，高度重视现阶段的问题并及时解决，让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落到实处，真正为新疆发展培养出专业能力超高，政治素质过硬的学生。
【注 释】
[1] MHK，指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
【参考文献】
[1] 阿斯哈尔・吐尔逊.依托“双语”教学构建民汉一体化教学模式[J].语言与翻译，2010（1）131-135.
[2] 孙静，董新强.多重主题教学模式对高校“民汉一体化“教学的推动作用分析[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4（3）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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