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文学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史学研究往往是要考究研究对象的历史确定性，而文学史研究的确定性则没那么强（温辉、段汉武，2010：147）。长久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英国文学史进行了研究，有些侧重于研究具体的作者、作品，有些则按文体对文学史进行分类解读，这就造成了有关英国文学史的著作版本各异、数量众多的现象。尽管如此，罗伯特·伯纳德（robert barnard）的《英国文学简史》一直备受关注，为许多英国文学的初学者打开了了解这段丰富历史的大门。
伯纳德生于1936年，是英国著名的侦探小说家，曾于2003年获得侦探小说作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他已出版的作品多达数十部，但大都是侦探推理小说。《英国文学简史》于1984年发表，是伯纳德少数几部非小说类作品之一。“对于那些在英国或其他地方学习英语的人，这本简史可供他们的初级课程所用（robert barnard，1994：vii）。”因此，这本简史以思路清晰、语言简洁为特点，使许多读者了解了英国文学发展的概况。
二、《英国文学简史》的总体研究框架
与大多数起始于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英国文学史不同，这本简史把乔叟时代作为起点，采用编年史式的传统方法一直记录到了20世纪90年代。整部简史以历史为线索，将时代特征与文学结合起来，清晰地梳理了英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在目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个别章节以当时著名的作者命名外，大部分的章节都是用时代、重大历史事件或当时盛行的文体作标题的。
文学史编写的主要任务是勾画文学发展的进程，考察和描述各种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确定作家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坐标，提供关于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评价，揭示不同时代对作家作品的接受情况（哈旭娴，2009：290）。伯纳德的这部《英国文学简史》用将近230页的篇幅记录英国文学漫长的发展历程，“简”正是该书鲜明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的特点之一。虽然不比一般动辄几卷本的英国文学史，但这部作品可谓是言简意赅，成功地完成了其理清文学脉络、评析文学经典的任务，更是达到了伯纳德的写作目的：为英国文学的初学者服务。
三、个案评述分析
为更全面、直观地展示《英国文学简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特点，这一部分特意选取了两个有代表性的篇章进行分析，看看伯纳德是如何带领我们理清历史发展脉络、走近各位文学巨匠的。
1、莎士比亚
对莎士比亚的评述是全书的第四章，也是唯一一个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介绍一位作家的特例，由此可见，伯纳德高度肯定了莎翁在英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大多数文学史在介绍重要作家时所采用的方法都是简单介绍一下作家的生平及其出版作品的大致情况，然后再细读并分析其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的节选片段。在第四章的开头，伯纳德也简要地介绍了莎士比亚的生平，从出生到死亡，涉及到他一生中比较重大的事件。但在介绍时，伯纳德一直在强调：关于莎翁后人知之甚少，大多数关于其思想的描述都是后人根据其作品进行的推测，甚至连莎翁的出生日期也是缺乏客观证据的。另外，莎士比亚并不是天生的戏剧大师，他早期的作品也并未获得巨大成功，他也是经过不断的努力和改进，最终写成了《李尔王》、《哈姆雷特》等这些经典之作的。通过伯纳德这些生动平实的介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莎士比亚，而不是那个一直高高在上、无法触及的文学天才。
紧接着，伯纳德介绍了莎士比亚的一些重要的喜剧和悲剧。先从整体上描述一下整部戏剧的语言特点和所表达的主题，然后具体介绍一下情节。伯纳德也使用了写作文学史惯用的手法之一：引用原作的片段进行分析，但是他的引用是非常简短的。在这一章中，伯纳德只引用了五次莎士比亚的原文，而且每次只用了寥寥几行。但这些简短的引用大都是该部戏剧中最能代表莎士比亚语言特色或是情节转折的部分，短短几行就吸引了读者的眼球，有种想要找到原作继续读下去的冲动。此外，伯纳德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给予作品客观而又独特的评论。“《理查德三世》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成功典范，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了他深刻的人性和社会思想（robert barnard，1994：24）。”而“《哈姆雷特》是公认的现代悲剧的巅峰之作，对它的评论太多了，这使它淹没在众多评论之中。只有每隔几年当有新演员重新诠释这部作品时，人们才意识到它还活着，才会重新审视它的意义（robert barnard，1994：29）。”伯纳德的这些有趣的评论使读者不再将阅读英国文学史看作是在学习一门枯燥的阅读理解课，他在理清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帮助读者从多角度看问题，引人思考，激发那些充满好奇心的读者寻找更加详实的文学史继续学习。
2、维多利亚早期的小说家们
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从历史发展和文体类型两个角度对文学发展进行划分，这种划分方法是伯纳德在整本文学史中惯用的方法，这体现了他将历史与文学相结合而不是单纯分析文学作品的思想。在本章开头，伯纳德从文学角度定义了“维多利亚”这一重要词语。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集中于叙述中产阶级的故事。因此，提起“维多利亚”，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彬彬有礼、按时参加教堂礼拜、小心谨慎、衣着得体并且拥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的中产阶级（robert barnard，1994：110）”。然后，他进一步解释了这个时期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开始流行的原因：许多家庭开始有了全家坐在一起朗读文学作品的习惯，而小说这种体裁故事情节丰富而且通俗易懂，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
接着，像其他文学史一样，伯纳德开始逐一介绍这个时期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这些小说家包括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艾略特等，他们都是英国文学史上不能被忽略的重量级人物。伯纳德所采用的讲解方法是先介绍一下作者生平，然后简单地总结一下其重要作品的主要情节和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伯纳德在介绍作品时并未从原作中节选片段进行细读式地分析，一方面小说篇幅较长，很难找到较短的片段来代表作者整篇的叙述特点；另一方面，过多地引用原作也容易造成读者阅读时过于注重语言和细节而忽视了作家想要表达的主题和深层意义。因此，伯纳德一般用一或两段的篇幅介绍一部作品，虽然简短但却讲出了作品的精髓，读者如果感兴趣自然会找出原作来细细研读。这也正是文学史的作用所在：它并不是生硬地将原作拼在一起的文学作品合订本，而是通过简单的介绍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若想体会文学作品中的深意，阅读原作还是必不可少的。
【专 题 号】WK1
【复印期号】2009年01期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08年3期第67～78页
【作者简介】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原文标题《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上）》）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而《华阳国志》和《蛮书》，《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魏书》和《周书》，《通典·边防典》等一起反映出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首先需要明确，这里说的少数民族史学是指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记述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治统治实体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记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这些记述，不论其作者出身于何种民族，不论其书是何种体裁，也不论其所作是专书、专篇或专书中的某些部分，包括作者的思想和撰述活动等等，都可视为少数民族史学范围。因此，可以说中国史学中始终存在着撰写少数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亦始终存在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
（一）高起本 1．文史类〔含外语（文）、艺术（文）、体育（文）〕：语文、数学（文）、外语、历史地理综合（简称史地）。 2．理工类〔含外语（理）、艺术（理）、体育（理）〕：语文、数学（理）、外语、物理化学综合（简称理化）。 （二）高起专 1．文史类〔含外语（文）、艺术（文）、体育（文）〕：语文、数学（文）、外语。 2．理工类〔含外语（理）、艺术（理）、体育（理）〕：语文、数学（理）、外语。 （三）专升本 各科类统考科目为政治、英语和一门专业基础课。 1．文史类：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2．艺术类：政治、英语、艺术概论。 3．理工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 4．经济管理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5．法学类：政治、英语、民法。 6．教育学类：政治、英语、教育理论。 7．农学类：政治、英语、生态学基础。 8．医学类：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9．体育类：政治、英语、教育理论。 10．中医药类：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求学网论文网论文频道一路陪伴考生编写大小论文，其中有开心也有失落。在此，小编又为朋友编辑了“论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困境与改革”，希望朋友们可以用得着!
在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体系当中，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的境遇颇为尴尬。一方面，它是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并列入司法考试必考科目；但另一方面，它又事实上处于一个边缘状态。这种现象的发生，值得引起人们重视，并须注意加以改进。一、困境之表现中法史的困境当然与法学学科本身“经世致用”的品格有关，经过多年扩招，法学毕业生已经严重供过于求，为迎合市场需要，民商等需求广的学科当然更受到重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与自身的诸多缺陷不无关系。这些缺陷具体有：一是教材的陈旧。在体例上绝大多数中法史教材都是按照一种断代的通史方式编撰而成，呈现出静态的描述，而无动态的演进。这种割裂式描述本身就是有缺陷的，“Such is the unity of all history that anyone who endeavors to tell a piece of it must feel that his first sentence tears a seam less web” （整个历史如此浑然一体，任何试图描述其中某个片段的人势必刚落笔就感觉到在撕破一张无接缝之网） 在这种描述方式之下，对一个初入门者而言，很容易产生各代之间差异只是古文字的简单替换，而无实质差异的错误印象。其学习的使命也成了简单的记忆、背诵与应付考试。再加上文言材料与现代汉语的区别，对大多数人而言，很容易产生反感厌恶之心，如此让其进一步喜好钻研就不能不是勉为其难的事了。二是指导思想尚未与时俱进，虽然五种社会形态划分在史学界逐渐失去影响力，法史教科书却仍隐性地受着其影响与支配， 并且在阶级斗争学说影响下，一些《中国法制史》教材仍继续延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间的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简单片面化的概念、关系来解释中国法制现象的产生、演变。事实上，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只是立足于欧洲历史发展历程的总结与提炼，无意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的独立阶段，封建社会也于春秋之时瓦解，汉虽稍有复活，但很快于七国之乱后得到解决，商业资本主义在中国也早有几千年的历史，弦高退秦师、卓王孙的产业等无不说明商业资本力量，五种社会形态递相演进的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就是中国，它与西方无论是自然生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还是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等方面，都是千差万别的，用一个简约理论来解释是简单与粗暴的。 相当海外研究者，目前更积极地持有一种“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论”的立场。这实际上就是所谓“地方性知识”对普适性价值的颠覆，法史学界在研究上虽开始了此类意识，但专业教材中明确予以颠覆的尚不为多。三是在内容选择上，目前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好侧重于立法的介绍，但对实际运作的状况介绍却明显不足，黄宗智对此早就提出了一个“表达”与“实践”背离的问题；并且教材中常惨杂有大量非法律的内容，比如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后者当然需要作为基础性知识写入，但是是否需要如此大篇幅是明显值得商榷的，使人对法制史的外延和内涵产生困惑。并且绝大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极少使用现代部门法、法理来进行分析，使其与“主流”的法学之间缺乏语言与思维上的对接。当然，何为法，是个需要界定的问题，传统中国的法当然不仅限于律，也要扩展至礼，如何进行好这种对接，无论对律令时代、还是律例时代，都是个相当值得研究与思考的话题。
目前师专数学系毕业的学生，除少数有较广泛兴趣，涉猎过一些有关数学史，数学方法论和数学哲学知识的人外，绝大部分人知之甚少，对历史上的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笛卡尔、费尔马、牛顿、、莱布尼兹、欧拉、柯西、希尔伯特。及现代的罗素、冯诺依曼、陈省身等著名数学家的科学工作、个人特点、突出贡献都了解不多，至于对我国古代数学，特别是数学家所作出的伟大功绩，除中小学生受教育的外，更为渺茫。作为师范专科的学生，特别是作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跨世纪的数学老师更深感不足。对于全部数学都精通虽不可能，但在一定程度上作全局的了解，对数学的本质，内在联系、发展有所认识和了解，我们认为是必要的。通过数学史、数学方法、数学思想的分析、研究、评述，可以深刻地、更全面地了解数学，弄清数学的概念和理论的来龙去脉，才能真正体会到数学概念和理论是克服一系列矛盾，经过了许多挫折逐步形成的，从而增强人们追求和创造的勇气和信心。纵观数学思想史、既可了解数学发展的趋势，又可以从前人的成就中得到教育和鼓舞。法国著名数学家彭加勒说得好，如果我们希望预见数学的未来，最合适的途径就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通过学习还会使人看到并真正体会数学的理论形成和发展决不是单纯的知识，技巧的堆砌、单纯的逻辑推导，而是数学的每一步发展和创造都是和科学省学认识论的突破相伴的，并且有着巨大的斗争，痛苦和欢乐。通过学习，可以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祖国数学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有助于提高民族自豪感，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促使我们努力发掘祖国数学的丰富遗产，发挥祖国数学的优良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优良的道德。让我们共同欣赏一段二十世纪的数学家克莱因的话吧:“数学是人类最高超的智力成就，也是人类心灵最独特的创作。音乐能激发和抚慰情怀，绘画能使人赏心悦目，诗歌能动人心弦，哲学使人获得智慧，科技可以改善物质生活，但数学却能提供以上的一切。”一个数学教师就像一个独奏表演者，凭着自己的理解、领会和功力去演译音乐作品”，但要演译得美妙动听，表演者本人必须首先了解作品。我们认为师专生，未来的(跨世纪的)数学教师，能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方式不断充实、拓宽知识，添加一些思维营养，特别是数学史、数李思想、数学方法论的特殊营养，对以后的数学教学工作或数学教学研究工作都将是十分有益的。
“数学史、数学方法论”作为一门课程，其教学目的及主要数学任务应该是:使学生掌握了解数学各个分支在孕育，创立和发展中的主事件和主要内容，了解数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了解杰出的数学家的简历、突出贡献，学习优秀数学家及数学教育家的高尚思想品质，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能在未来的教学岗位上运用所学知识激励自己教育学生。 基本内容和讲法
这类课不必要求全面，也很难全面。时间、对象、选材、讲法都可以很灵活，很大程度可以取决于讲授者的条件，爱好和特长。教学时间可安排三十至四十个课时，其基本内容可不受数学发展的时间顺序拘束，数学史、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及数学哲学可有机地结合起来讲，这里我建议采取这样的编排方式;总论，包括数学史研究的对象目的、意义，研究数学思想、教学方法论的目的意义，研究的内容简介。
初等数学这和古代数学的形成，发展及数学思想方法简介，如古代巴比伦、埃及等数学发展史，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中国数学，此内容较多，占篇幅量稍大，如中国萌芽时期的数学，诸家百子和数学哲学、“算经十书”古代数学家的思想、方法，重要贡献，宗元全盛时期的中国数学，西方数学传入时期的数学成就。
古希腊的数学、哲学、概况及几个代表学派，特别是古希腊的的三大数学家突出贡献，印度数学，承前启后的阿拉伯数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数学。
变量数学和数学思想方法，介绍变量数学的概貌，如笛卡尔、费尔马的解析几何，微积分的创建、进展情况，这里内容十分丰富，事例典型，篇幅较大。;摘要介绍十八至二十世纪对数学的发展，数学教育作出突出贡献的数学家，包括中国现代的数学家，如陈建功、华罗庚、苏步青、陈省身等，尤其突出其爱国主义思想。‘简单介绍中国数学教育史，这对了解我国数学教育，特别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对数学教学研究起借鉴作用。
考试科目点击查看：全国2017年专升本考试科目安排汇总点击查看：全国2017年专升本报名时间及入口专题点击查看：全国2017年专升本考试时间安排汇总成考专升本考试科目为：两门公共课为政治、外语；一门专业基础课。根据招生专业所隶属的学科门类共分为八个科类，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分别如下：（一)高起本：1.文史类〔含外语(文)、艺术(文)、体育(文)〕：语文、数学(文)、外语、历史地理综合(简称史地)。2.理工类〔含外语(理)、艺术(理)、体育(理)〕：语文、数学(理)、外语、物理化学综合(简称理化)。(二)高起专：1.文史类〔含外语(文)、艺术(文)、体育(文)〕：语文、数学(文)、外语。2.理工类〔含外语(理)、艺术(理)、体育(理)〕：语文、数学(理)、外语。(三)专升本：各科类统考科目为政治、英语和一门专业基础课。1.文史类：政治、英语、大学语文。2.艺术类：政治、英语、艺术概论。3.理工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4.经济管理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5.法学类：政治、英语、民法。6.教育学类：政治、英语、教育理论。7.农学类：政治、英语、生态学基础。8.医学类：政治、英语、医学综合。9.体育类：政治、英语、教育理论。10.中医药类：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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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土文献;思想史;进化主义;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B21;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22-06
简帛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郭店楚简问世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后虽然有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世界性重大发现,但毕竟专注于此的学者少,研究的成果少,对中国学术史造成的影响也小。郭店楚简问世之后,简帛研究已毋庸置疑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材料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为今后的长期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和思想史相关者,除郭店楚简外,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秦简等极为珍贵的发现。除郭店楚简已全部发表外,其它均尚未全部问世,或尚未正式公布。第二,新材料的时代跨度更大,书写时代从战国时代一直延伸到汉代,和马王堆帛书等过去的材料相配合,新的简帛资料在时间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连续性。而这些简帛资料最初创作的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而且这些材料有些正好处于传世文献的缺环,因此意义格外重大。第三,渉及的领域更广。马王堆汉墓帛书堪称汉初百科全书,最近出土的文献同样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现实感、生动性和复杂性,但时代更早,难以解释的现象也更多见。第四,引发的讨论更多。借助郭店楚简等最新出土文献,加上马王堆帛书等尚未开发穷尽的出土文献资源,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得以成立,如孔孟荀之间的儒学展开、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学派判别、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的问题、天人关系论、儒道关系论、齐鲁文化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可以说,简帛文献为哲学史思想史拓展了新的线索,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20世纪由西方及日本传入的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古典学割裂为文史哲三门学科,学者们的研究虽然日益精细,但也出现划地为牢,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然而,由于材料的不同、参与者的不同,使用方法的不同,简帛研究的研究方法将不同于以往文史哲任何一门学科的方法。这将刺激我们反思20世纪将文史哲分而治之的不合理性,甚至有可能通过简帛研究使文史哲重新走向合流,使中国古代思想的面貌得以比较真实的还原。因此,就古典学而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简帛研究的时代,恐不为过。如何以理智的态度和创造性的智慧把握住这次机遇,如何在各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实现重要突破,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由此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方法论的讨论。郭店楚简发现之后,学界喊出了“出土文献即将改写思想史”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激动人心,但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心情和愿望,并不具备多少方法论的意义。同样,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也使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名噪一时,似乎有了“二重证据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思维过于简单。笔者曾讨论过出土文献发现的偶然性、研究过程的复杂性、出土文献自身的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及“二重证据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探讨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关系、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的前提条件[注:参见曹峰《出土文献能够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年第5期。后经修改扩充,改题为《价值与局限: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发表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上述问题固然值得讨论,但揭露出来的许多依然是表层的现象。随着重大发现后的兴奋之情逐渐转变为研究展开后的冷静之心,面对出土文献的复杂性和问题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出土文献的问世可以改变一些过去的结论,这当然有意义,但如果仅仅满足结论的改变,而不借此探讨过去的经验方法乃至错误发生的原因,就很可能会导致各种失误的继续发生。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作为一名利用简帛资料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我感觉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何使用证据和展开推论的问题;第二,如何看待学派的问题;第三,如何把握文字、文献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最终目标在于探索、反思古典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式,为古典学今后的发展提供可能的思路,那么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第一个问题和“疑古”与反“疑古”,“默证”和反“默证”的讨论有关,因此必须放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的大背景下去思考[注:有关讨论可参见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出土文献大量问世之后引发的对于古史辨派的学术反思,本文无法对此作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在此,我涉及的主要是证据和推论的问题,这方面针对古史辨派的批判集中于对古史古书的怀疑是否过猛以及是否使用了“默证”。实验科学的特征是以客观的立场、严苛的目光、精确的测量手段对待学术研究的对象,因此怀疑是正常的科学的态度,并不能因为怀疑导致个别结论的失误而对怀疑本身予以否定。关键在于“过猛”,也就是说,当中国处于“亡国危机”和“现代化焦虑”的背景下时,“疑古”不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而转变为以“疑古”代表进步、以“信古”代表保守的感性的态度[注:这方面的事实可参见王泛森《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因为“疑古”标志着对于封建的制度、价值及其历史构建的否定。这里,对于事实的怀疑悄然让位于对于价值的批判,因此,这种“疑古”其实已不具备科学的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王国维、傅斯年等人看似偏向“信古”的态度,反而显得更为理性一些。可能因为20世纪的历史洪流就是民族国家的自强与进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否定传统的“疑古”派来代表学术的正统和方向,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反“疑古”则无法形成强大的势力。20世纪末,本来属于学术问题的“走出疑古”之所以能够得到响应,蔚然成风,除了出土文献提供的材料有助于推翻“疑古”派的一些结论外,也和中国需要通过构建悠久而可靠的历史,以强化民族自信,提高文明地位的明确目标有关。因此,无论是“疑古”,还是反“疑古”,无论是“疑古过猛”,还是“信古过甚”,其实都不完全是学术的问题,而和时代的脉动相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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