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模式比较单一。
从目前的教学模式来看，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采用的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占绝对的支配地位，教授每篇文学作品都会沿用一种讲课模式“作者生平+主要作品+写作特点+作品影响+文本选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一直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中，课堂笔记的记录使学生根本没有时间去欣赏和思考作品，课堂活动和与教师交流更是甚少。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影响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效果。
1.2应用型本科院校忽视大学语文课程。
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指出“：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大纲》充分肯定大学语文教学是渗透人文教育的主渠道的地位。可见，大学语文课程是其他任何课程不能够取代的，尤其是对于文化基础薄弱的学生，它所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一门课程的范围。他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并为其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应用型本科院校注重专业课程的学习，在专业课程的计划中每学期所学习的内容有充分的课时，有些专业课程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会反复出现，既浪费了课时又耽误了学生的学习时间。而给大学语文课程留有很少的课时，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选修课变为没有课。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已经取消大学语文课程教学。
1.3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语文课教师的文学知识水平参差不齐，他们有时候难以与大学生进行良好的沟通与交流，在教学过程中会造成大学生对文学理解的障碍，部分教师的文学功底比较薄弱，对大学语文教学信心不足，存在畏惧心理。大学语文课在应用型本科院校通常只有几名教师担任，并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教育学科团队，从而导致教学科研方面的进步十分缓慢。
2大学语文课在培养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文化素质中的作用
2.1大学语文课程能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
文学语言是语言应用的最高层次。文学不仅是语言的艺术，也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进行学习和模仿的最好材料。所以，学学语文是提高学生汉语水平的最佳渠道。学习汉语的最佳方式就是深入感知汉语文化氛围，帮助大学生了解文化，是学生了解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文化中带根本性的价值评判和思想观点。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学习到许多典故格言，修辞手法的了解，能够加深对汉民族思维方式的理解，从而提高大学生对汉语的领悟力和应用能力。通过了解中国文化来学习语言艺术，语言的学习也会学得更加感性和充实。
2.2大学语文课程可以培养大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
大学语文课程有利于使大学生通过文化知识的学习、文化理论的熏陶、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的锻炼，以及人文精神的感染，升华人格，提高境界，振奋精神，激发爱国主义情感，成为“四有”人才；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活跃思维，认识人生，陶冶情操，激发创新灵感，为大学生在校学好专业以及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有利于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各方面能力强、素质高、具有创造性的人才的培养。
3如何利用大学语文课程培养大学生文化素质
3.1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
国家的兴旺靠科技，科技的发展靠教育，教育的成败靠教师。要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学校就必须建立一支优秀的师资团队。在培养大学生素质方面，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学校必须高度重视教师的力量，大力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教师是学生的领路人，直接面对学生，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不仅要把专业知识、业务知识传授给学生，也要把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优良的思想作风传授给学生，以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学生。因此，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多参加业务能力的培训和学习，不断深造，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才能影响学生，提高学生的素质。
3.2多媒体技术应用到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合理适当的采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多媒体教学既可以拓展大学语文课的教学内容又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如，在讲授《西游记》时，教师可以先给学生播放电视剧《西游记》，让学生通过影音效果对这部作品有初步的整体感知，避免老师只是无谓的分析和叙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中心思想，使学生失去了对作品主动思考的能力，通过多媒体教学的帮助引起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有效培养他们的文化素质。
4结语
为什么大学英语教育政策会表现出上述特点？下面我们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来分析下原因。社会学制度主义首先关注环境在政策变迁中的影响，即所谓同构性逻辑，该逻辑认为制度必须适应环境变迁，与此同时并不排斥组织和制度对环境的能动性。作为教育政策的子系统，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制度安排无疑受到国家宏观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塑造。建国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化管理体系及与之配套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央集权化管理模式中，政府将高校纳入行政体系内。事实上，在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机制安排中，政府长期处于极强地位，直接干预制度安排，而高校和社会处于极弱地位，很少参与决策。而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运行方式的计划调控，一是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在这种体制中，政府以行政手段调配教育资源，此时的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基本上是政府意志的反映，难以在短时间内察觉政策执行中所出现的问题，直接制约了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落实。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初步形成了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教育资源配置手段，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集权管理的思维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受制于宏观社会背景。可以说，同构性逻辑制约了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创新。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历史积淀对政策变迁的影响，认为制度具有历史连续性和累积性，当前实践是构建于过往基础上的，在一个当前实践下面体现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层次的价值和理解力。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在当代的结构和信念中我们可以感到历史的沉重之手，现实制约着未来。[3]因此，现行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可谓是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残存理念“沉淀”的结果，对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回归对传统的研究。由于中国社会长时间处于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人们把无条件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价值标尺，强调自我牺牲精神，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也依然保持高度同质化。这样的文化价值观就决定了社会发展中的事务由政府直接主导，社会团体（包括大学生）只有责任和义务去完成政府的政策安排，而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最终导致大学英语教育政策从教学目标到教学设置，片面强调外语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同时，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形成的利益群体主要包括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专业人士）、高校和大学生。由于这些群体长期形成的适应性心理，使其不可能大幅度调整大学英语教育政策。首先，政府是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体，只会依据先前政策的结果和新的信息进行政策微调，以更好地实现政府的最终目标。其次，在大学英语教育政策领域中，作为政策的执行主体，高校为降低出现目标预期的未知度，长期以来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对原有政策或新政策基本上采取“照搬”的态度，表现出忠实型执行主体特点。最后，作为政策的目标群体，大学生对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态度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不过由于受传统儒家观念影响，加上自身英语水平起点低，因此不管政策效果怎样，无论政府做出怎样调整，大学生都只是“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乃至“无所谓”。
2制度创新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促使制度创新的动力往往源自于行动者对于新制度所能够带来比旧制度更多利益的期许以及人们对旧制度存在合理性上的质疑。在旧制度走向崩溃的“临界点”之际，各种政治力量围绕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想发生激烈冲突和力量博弈，从而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最终走向。[4]对此，美国制度学者克里尔也曾指出：历史制度主义所谓的临界点，是指重大变迁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的重大选择将会决定下一阶段的历史发展道路。[5]综观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变革，笔者认为，我国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制度创新可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2.1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当前，随着进一步深化的社会转型和全面铺开的事业单位改制，为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制度变革在宏观背景上营造出一种势在必行的情势。宏观政策环境既对行动者进行限制，同时也为行动者提供机遇。政府、高校和社会组织等行动者应抓住宏观结构变革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促使大学英语教育政策进行制度创新。在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变革过程中，政府长期居于高端，发出指令性决策，但由于单向传递，政策被视作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约束，对来自下面的反馈信息要么忽视，要么由于传递层级过多而失去反应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最终造成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费时低效”。因此，在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创新的制度建构中，应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所在，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立足于为政策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保障服务这一基本点，将政府的职能分化为“该管”的职能和“不该管”的职能，该管的如政策评估和经费投入等职能要强化，“不该管”的像课程设置、教材出版和考试评价等职能则要坚决下放给学校和社会。
2.2建构多元网络模式
关键词：文化教育；英语教学；语言
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只要语言一被使用，一被赋予意义，它总是要同一种文化发生关系，无论是表达、体现或是象征一种文化，语言和文化融合成一体。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制约着语言，成为语言的文化内涵。文化的传授和传播要借助于语言，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只能通过语言来描述、保存和传播。语言又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反映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特点和价值观念。语言和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了解一种文化就能进一步加深对其语言的理解，更准确地运用语言。美国语言学家拉多指出：“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习语言。”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学习一门外语的过程，就是了解掌握一种新文化的过程。《大学英语新大纲》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并运用所学到的语言知识，即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交际的能力，而交际能力的提高即需要对所学语言知识的掌握，也许要对语言使用国家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大学英语面对的对象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虽然将来他们涉外的机会也许不如英语专业的学生多，但他们人数众多，加之他们文理兼顾，学科繁多，专业各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交往日益增多，他们将来必定担任跨文化交际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要与使用目的地语的人们进行交往，必须了解其言语习惯和行为方式，只有这样，才不会因文化的不同而误解其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决定其交往的社会规范、道德习俗、言语规则。如果在学习外语时，只注意语言表层的意思，而忽略其深层的文化因素，就会引起误会和矛盾，甚至造成冲突。由语法、词汇等引起的错误，可以被谅解和接受，但如果违反了语用规则，询问和探听对方的隐私，如年龄、收入等，就很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甚至破坏与对方的关系。
学习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是课堂教学的需要。以往的英语教学将教学重点放在语法知识和句型操练上，句型大多是：“What''''syourname?Howoldareyou?”等。这种完全脱离了文化背景的句型练习，即使学生练得倒背如流，在实际运用中还会遇到问题，比如，中国人路上相遇，会互相打招呼，去哪儿？干啥去？如果我们遇上外国朋友也如此发问，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满，认为你是在干涉他的隐私。因此，脱离文化的背景，忽视目的语文化的民族特征，只会使学生将本国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套用到所学语言上去，对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是事倍功半。语言学家L.R.帕墨尔指出：“语言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要培养学生运用外语的能力，首先要使他们掌握目的语文化的基本知识，注意中西文化差异。因此，在教学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价值观念的不同
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的父母更是把培育独生子女成才当做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为了孩子，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以致孩子离家求学后，无法忍受空巢的失落感，追随孩子去他乡陪读，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为孩子而活着的依附品。而美国的父母们认为，孩子只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因孩子放弃自己的追求。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他们放手让孩子独立行事。因此，美国孩子自幼养成独立自主习惯，崇尚个人奋斗，依赖父母被他们视为耻辱。中国人凡事讲稳妥，在稳定中求发展，而美国人最崇尚的就是创新。如果课堂上哪个学生的观点闪出创新的火花，立刻会受到教授的另眼相待，大加赞赏。
2.词汇的含义不同
词汇的含义包括它的比喻意义、风格及感彩等。对于学外语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词的字面意义，还要了解词的文化含义，否则，会犯严重的语用错误。会把好言当恶语，把嘲讽当称赞，在交际中引起误解。如peasant一词，在汉语中是“农民”的意思。中小学课本中常见“Myfatherisapeasant.”的句型，但是“peasant”一词，农民只是它的基本意义，它的解释还有“一般指未受过教育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乡下人，庄稼人，乡巴佬”，“教养不好的人，粗鲁的人”。知道了peasant一词的多种意义，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外国人对我们叫农民为peasant感到难以理解。同样，许多外国人对Thepoorpeasanttalkedabouttheirhappylifetoday.（贫农谈到他们的幸福生活）这句话感到费解。poor就是缺钱、缺物、贫穷，贫穷的农民还有什么幸福生活可言呢？因为他们不了解poorpeasant和richpeasant是区分解放前阶级成分的用语。
在中国，有些词是贬义词。如：landlord（地主）、capitalist（资本家），而在英美国家，这些就是像teacher，doctor一样的中性词；同样，在汉语中，ambitious为贬义：野心勃勃的，在英语中却是褒义词：有雄心的，有抱负的。相反，propaganda（宣传），dogooder（做好事的人）这些汉语中的褒义词，在英语中却是：煽动、空想的社会改良家，好管闲事的人。由此可见，在学习词汇时，不仅要掌握词的表层意思，还要了解词的深层含义，感彩，了解英汉两种文化的词汇差异。
3.文化习俗不同
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不同民族间文化习俗的巨大差异。受其影响，许多不同民族间日常交际用语及其行为也有巨大差异，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一定障碍。如在称呼上，汉语中有伯、叔、舅、姑、姨，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的习俗，年少的必须一一道来，否则，便被视为狂妄无礼。但在英美国家却截然不同，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分长幼，不分年龄和地位都可直呼其名。尤其是在互相比较熟悉的情况下，年幼的儿子直呼父亲名字，女婿直呼岳父的名字是司空见惯的。如果在我国，这肯定被视为大逆不道。礼尚往来中，中国人一般会买较贵重的礼物，花钱越多，越能表达对对方的情意，直接送钱也是常见的。而英美则只选择一些有意义的小礼物，只要喜欢，接受的人是不在意是否贵重的，直接送钱就更令人难以接受。《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第三单元《礼物》中，描述了美国一位老妇人于八十岁生日那天接到女儿寄来的支票时，悲愤已极，撕掉了支票的情形：Slowlytheoldladystoopedtopickitup.Herlovelypresent.Withtremblingfingersshetoreitintobits.”在西方人眼中，给钱只是履行责任和义务，而精心挑选的礼物却凝结着爱和感情。女儿不愿花费时间为她买件心爱的小礼物，表明她不爱自己的母亲。
中西文化差异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处处留心，认真观察对比，努力掌握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特征，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掌握好分寸，言语行为得体，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目前，使学生深刻细致地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特征，是我们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这就要求我们教师不仅要有双重的语言知识，而且还要具备双重的文化知识。教师的双重文化素养是文化教学的保证。教师要不断提高对目的语文化的敏感性，掌握目的语国家文化新动向，以便正确地指导学生；鼓励他们扩大阅读量，拓宽文化视野；应多与外籍教师交往，由此可以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应充分利用电教设备，大量观看原版电影，收听对话录音，使学生熟悉了解目的语文化特征，进而更加准确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
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语言，提高运用语言交际的能力。文化教育应寓于语言的教与学之中，而不能独立于语言的教与学之外。
参考文献：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标是唤起医学生敬畏生命的理念，塑造和完善学生的道德人格、医德素质和职业价值观、丰富的医学伦理知识、良好的医学伦理意识和较强的医学伦理思维能力。与传授知识相比，医学伦理学教育更注重信念的培养，而信念的培养是道德主体经由他律到自律、内化为主体生命一部分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达到教学目标的教学手段的开放性。这与重在培养学生情感、信念等的语文学科在教学目标上具有相似性。受“大语文教育”的启发，笔者试图从大教材观、大课堂观、大教法观出发，为医学伦理学教学提出建议。
1.1大教材观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既要研究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规范和范畴体系，又要研究在医疗卫生机构应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医患关系问题、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等，还包括医学科学所特有的道德问题，如人体试验、器官移植、克隆等。因此，内容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仅仅局限于教材是不够的，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不能有效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医学伦理学研究内容的开放性决定了要以一切适合的素材作为教材，包括课本、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的相关热点、相关的影视作品及医学人文著作、临床案例等，其根本特点是课堂教学的目的不是把教材的学习当成唯一的学习任务，而是把能力的提升、知识的积累、素养的积淀作为教学的目的。例如，大多数教材对知情同意权的论述主要为知情同意权的概念及理论上如何应用，缺乏与现实应用对接的桥梁，也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介绍患者知情同意权这一应用性较强的内容时，要应用一切有价值的素材，包括通过教材以了解其理论应用、相关的学术论文以了解学术前沿及动态、影视资料如《死亡工厂》以明白知情同意权的起源、医学临床领域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例，以使学生更直观生动地了解其临床应用。在介绍其他内容时，同样需要将一切与之相关且有价值的素材引入课堂，一方面使学生掌握相关内容的全方位的理论介绍；另一方面由于理论与实践往往有差距，进而通过多种素材的结合生动地呈现其在现实中的应用，以提升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效性。
1.2大课堂观大课堂观就是打破传统的有限课堂的时空观念，立足课堂并超越课堂进行学习。通过上述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目标的介绍可以看出，与医学专业课相比，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更多的是培养医学生理念、素质、价值观、情感等更为柔性的素质，这些素质的提升需要的不仅是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的传授，更需要的是循序渐进、润物无声般的人文氛围的熏陶。如果只是局限在一个学期固定的教学时数中，远远达不到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安排上，不能只以课堂为医学生唯一接受医学伦理素养培育的基地，而应当贯穿于医学生整个学习阶段。笔者认为可分三个阶段进行：（1）医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以讲座形式进行启蒙教育，内容主要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国医学生誓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与死意义的求索等思想教育，以端正学医的动机和学习目的；（2）医学生进入临床学习阶段：开展理论教育及实践教育，即多种教学方法并用进行医学伦理学的医德、临床决策能力、生命高新技术应用出现的伦理问题等内容的教育，并进行专题讨论；（3）医学生进入临床见实习阶段：加强实践教育，以床边教学、案例分析、调查讨论等形式，提升医学生的临床决策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规范在学生动手亲身实践过程中内化为其生命过程的一部分。
1.3大教法观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大教法观是打破固定的教学模式，改变课堂的程式结构，倡导学生自主学习，鼓励教师个性化教学。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内因（自我教育、内心陶冶）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外部约束）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外部教育和约束归根到底要通过学生自我教育才能产生教育意义。道德准则只有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和亲身体验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医学伦理学教学要运用一切能提升医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如CBL教学法、PBL教学法、叙事教学法、故事引入法、模拟讲座法、专题论辩法等，减少说教式的灌输，以增强学生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兴趣，从而促使医学生在社会交往与实践中进行自我伦理教育；实践教学方面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进大课堂，创设更多接触患者及医疗工作的机会，让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地开展各类专项调查。调查可以是座谈式、访问式、问卷式等，让学生深入到医疗实践中去，与医务人员、患者和社会人群直接打交道，根据调查目的搜集第一手资料，掌握实际情况。目前部级、省级、校级鼓励大学生参与到创新及科研的课题中。医学伦理学方面的选题可以共同讨论，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鼓励学生分组调研，将调研结果汇总整理并分析，写出调研报告，尽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感受并了解到医疗领域的问题所在。我校思政部每学期组织1～2次实践教学活动，教学活动的基地选择一般会倾向于红色革命基地、基层医疗、基层教育等。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此外，还可以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义务支医活动等，使学生通过亲身感触，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运用医学伦理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以提升其社会实践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得以实现。
2小结
医学生在大学英语课堂上没有感受到英语是人的一种语言能力，也没有认识到英语对他们今后的学习所发挥的作用。在专业课程繁重的情况下，许多医学生甚至把英语学习当成一种负担，因为大学英语四六级及格与否与毕业证相关，所以他们在学习中就把过四六级作为终极学习目标，自然很难获得英语能力上的提高。这也与教育部提出的大学英语教育目标相背离，没有达到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效果。那么，医学生既面临着过四六级的硬性指标、医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任务和社会对医护工作者更高人文素养的要求，又面对提高自身英语能力的期望，是否能够在大学英语教学上做一些改变，在英语教学和医学人文教育之间找到沟通的渠道？国内有学者提出把含有医学内容的英语文学作品引入英语课堂，能够加强医学院校人文学科建设，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笔者在此基础上结合所在学校医学生大学英语教学的问题，探索利用大学英语课堂达到既提高医学生英语能力又培养医学人文精神的事半功倍的大学英语教学方法，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二、大学英语教育与医学人文融通教育
首先，英语是一门语言，是以听、说、读和写作为基本技能的。语言的表达有赖于语言的习得，而学生语言的习得最终途径是阅读。阅读能力的训练、培养和提高对于一个人的理解、领悟和换位思考的能力有着重大意义。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阅读并不是单指阅读本身，而是借鉴英语专业阅读课的教学方式，包括辅助阅读的各种不同的英语训练活动。另一个方面，现代医学鼻祖希波格拉底说:“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联系，除开冰冷的数据和医生对疾病表征的主观判断，主要来自于相互之间的沟通。诊断过程中，病人要会描述，医生要擅长分析。但事实上，不是每个病人都能很好地表达自己。这种情况对医护工作者的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生要准确地诊断疾病，解决病人的问题，就要更有效地调动语言能力和病患进行更好的交流，并学会用这些理解能力调节自己，提高自身人文精神，为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作出努力。据以上分析得出，一方面，从医患沟通的角度可以看出语言能力对医学生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从大学英语教学的角度，阅读文学作品正好是语言能力培养的一种重要方式。这就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有关医学的外国文学作品，把医学人文教育融入医学生大学英语教育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入口。
（一）有关医学的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有助英语学习
1.发挥医学生医学专业背景优势，降低英语阅读难度，提高英语学习积极性
背景知识在英语阅读理解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学者通过调查报告的形式阐述了阅读者具备与文章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即使语言偏难，理解也能得到保证。对于医学生来说，外国医学小说选段的阅读是有一些难度的，但是这些材料有关于医学专业，他们完全可以发挥专业背景知识，对它们进行很好的吸收。同时，这些小说片段丰富了大学英语课堂内容，又因为涉及医学生熟悉的领域，对提高他们的英语学习积极性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这就调动了医学生本身的专业知识服务于英语学习。
2.促进学生英语表达能力，突显英语语言交际功能
英语学习是一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有关医学的外国文学作品在英语教育中的阅读和应用（即大量单词、短语、语法的输入）可以对学生基本的英语技能的提升提供丰富的内容，为他们英语口语交际提供有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材料。同时，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需要大量的输出练习。笔者借鉴国内学者有关英语输入和输出的研究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口头输出和书面输出。口头上，定期组织有关所学内容的口语心得交流、病人日记朗读和配音大赛。书面上，对所学作品片段进行个人改写，或写读后感和学习汇报。这些基于阅读作品的不同形式的输出，可以为医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书面表达提供一个平台，使得英语的语言交际功能真正突显出来。
3.营造医护工作情景，拓展医学生专业知识和提高学生共情能力
首先，医生作家的作品和描述医生的作品涉及一定的医生工作情景，表达了医生的职业观念和人生态度。医学生容易在阅读中得到从医生视角看待医学事业的直接体验，这对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志向起着间接导向作用。不仅如此，其中某些作品的选读，还可以增加医学生的专业知识。例如医生作家柯南.道尔的作品《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选段的阅读和赏析，其中涉及到的物理、化学知识和古老病症的描述对扩展医学生专业知识面有所帮助，而且推理情节本身带有逻辑性，对学生思考角度的转换也具有启发意义。如果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成为一种能力，将对医学生逻辑思维培养和职业生涯中对病症的分析诊断能力产生很大的裨益，并且对增进医患沟通和提高医学人文精神也具有现实意义。其次，选择那些讨论疾病、衰老、精神、健康、死亡和等待死亡的命题的作品，就是为了要医学生间接地经历苦难和死亡。
如阿瑟.克莱曼在《疾痛的故事》开篇将疾病、疾痛分开，并提到医生的世界是观察、记录，病人的世界是体验、描述。阅读有关病患经历的小说能为医学生从患者角度体验疾痛本身提供了情景。例如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夜色温柔》是作家在自己身患重病，又守在患病妻子的病床前写下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他身体、心理病痛的再现。阅读这类的作品可以让医学生间接体验病痛，感悟病人患病时的理解需求和情感变化，帮助他们从医护工作者的世界迈入病人的世界，对疾痛抱有更深的同情，对减轻病人痛苦提供更大的帮助。最后，描写医院工作人际关系的作品，例如阿瑟.黑利的《最后诊断》则为身在学校象牙塔内的学生提供了医护工作者自身生活状态和理想追求的现实模板。因此，这些有关医学的文学作品恰好弥补了医学生对真正医护工作的复杂性了解不多的缺陷，让他们在其中阅读到医学人物的百态人生，帮他们在毕业前积累更多处理医患关系的经验，使他们更多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将要从事的职业，从而对医学事业抱有更大的热情。总的来说，这些有关医学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大学英语中的学习借助英语语言承载医学人文素材的方式，实现了英语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的融合。在课堂教学中，医学生既可以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习得语言，又可以徜徉于文学作品中，得到医者人文情怀的自我洗礼。
（二）面临的问题
显然，这种大学英语教学方法对丰富英语课堂内容，提高医学生英语学习积极性有一定帮助，在医生人文素养层面上对改善医患关系也有一定实际意义，但这一教学模式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1.教学内容的选择。就大学英语教学的应试考察来讲，大学英语四六级还是一个硬性指标，课程内容和大学英语学习阶段所要达到的基本技能水平相适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对教师选择的教学内容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实际的应用。医学生们是否喜欢把医学人文思想融入英语教学、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普遍的英语水平能否和这种教学方式很和谐的配合，都需要实践检验。
3.中外语言的理解偏差。众所周知，两门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一定理解的偏差。医学生是否能够得到原汁原味的外文阅读理解感受，并让这些作品从语言外壳上帮助他们提高英语基本技能，从语言内容和文学内涵上内化为他们的精神财富和医患沟通能力，这对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投入度和学习悟性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要求。
三、结束语
要完成大学语文教育活动，至少应该包括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即施教者(语文教师)、受教者(学生)和媒介(语文教材及其他)。而前二者受外界因素影响相对较小，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作为传播媒介的语文教材，则无法避免地受到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常常会为某种需要而进行改变，因而稳定性较差。从大学语文教材的发展变化来看，基本由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组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文教材可以看成是不同时空文学作品的集合。因而可以说，大学语文的发展变迁，与中国教育和文学传播的现代化发展同步。它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印刷媒介里孕育完成的，因而与印刷媒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到目前，大学语文的传播载体仍然处于印刷媒介的统治之下而无法自拔。新媒介的出现，更加凸显了这种统治的根深蒂固。“文字出现之后，文学传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手抄传播阶段，然而手抄传播效率低、规模小、成本高。”［1］因此，文学的大规模传播和交流受到了限制，文学教育成为了少数人特有的权利。而印刷媒介的出现和普及，使得文学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很快就结束了口头辩论的经院哲学的统治。印刷品为过去的著述提供了容量宏富的新型记忆器，这就使个人的记忆力不够使用了［2］。由此可见，印刷媒介的出现，为大学语文教育走向规模化和普及化提供了基础保障，数量不限和个性不一的学生可以拿着同样的大学语文教材来进行学习。由此，大学语文教材作为对非中文专业大学生进行文学素质教育的纸质载体得到固定，并成为大学语文教育的范本和依据。同时，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品也成为了大学语文教材的补充得到长足的发展。大学语文作为文学传播的有效方式的影响力得到增强，传播范围得到扩大。由于大学语文教材都经过专家学者的编著，因而所选文学作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大学语文教育活动，解构了传统的“贵族文学”和“精英文学”，使“大众文学”得以了萌生和发展。语文教材内容的包容性，扩大了学生的认知视野。白纸黑字的文本固定性取代了过去口耳相传时代的随意性，教师和学生可以对形态相对固定的文本作或深或浅的解读。文本的固定性，使得大学语文教育活动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成为了可能。对教师而言，文本的相对固定和教学对象的可变，可以让教师在反复的文本解读和授课效果的对比中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从而提升教师的影响力，巩固教师的权威地位。然而，印刷媒介在对大学语文建设带来有利影响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大学语文教材作为经典文本所依附的相对固定的载体，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编著思路不同、选文标准不同、组元方式不同、教学重点也不同的各种教材。面对教材的无统一性，教师只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和特长选择解读的篇目、解读的深度和解读的方式方法。这种混乱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大学语文的教学效果，但同时也为大学语文教育的沟通交流提供了必要性和必然性。然而，教材的固定化，促成了教师教学活动中的视觉疲劳和审美疲劳，最终导致教学的无自觉懒惰。学生也会在对比中发出不学“高四”语文的反抗。此外，相对于过去落后的媒介传播时代而言，印刷媒介在扩大了语文教育作为文学传播的有效方式影响和有效保存的同时，也孪生了印刷品携带的不便和话语权的丧失。由此可见，印刷媒介时代的大学语文教育，具有线性和平面性的特点。相较于过去的媒介时代，印刷媒介所特有的优势，在面对以自媒体为主的新媒介的冲击时，显得苍白无力，尽管可以与新媒介共生共存，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二、以自媒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媒体对大学语文教育的影响
新媒体(New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严格来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媒体。［3］而自媒体又称公民媒体，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联合提出，他们对“WeMedia”下了一个十分严谨的定义:“We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4］随着科技的发展，自媒体已经成为了新媒体的主要表现形式。可以说，印刷媒介时代的大学语文教育，是话语权主导人群的代言。因而长期以来，大学语文很难受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高校的重视。对这门课，有些高校开设一个学年或一个学期，有些甚至不开，尤其是一些理工类高校。因此，大学语文教育处于集体话语弱势甚至失语的状态。以自媒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媒介的兴起和发展，满足了草根阶层争取话语权心理需求。人人都可以积极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而不再是一个单维度的信息消费者。作为草根阶层的组成部分，学生可以通过自媒体随时生产、传播和消费信息。相较于印刷媒介，新媒介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畅所欲言，自由表达，无距离交互。这种虚拟的沃土，滋养并强化了大学生追求自由、特立独行、个性表达等的心理需求。新媒介的出现，开放了语文教师的教育思想，丰富了语文教师的教学方式，拓宽了教师和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和途径，也增强了师生的互动性。话语权的转移，消解了印刷媒介时代大学语文教育的线性和平面性，取而代之的是全方位视域下的立体感。因此，语文教育内容变得多彩起来。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爱好也具有了可能性。而科技的发展，又促使作为新媒介时代信息生产和传播工具的电脑、手机等的平民化和普及化。如此，新媒介对大学语文教育的影响就具有了必然性和时代感。今天的学生成长在新媒介极速出现和发展的环境里，已经依赖于“知之为知之，不知‘搜索’之”的学习方式。学生早在课堂之外积累了大量丰富的信息，成为了挑战教师权威的有力砝码。更有甚者，学生拥有的信息优势，改变了其信息接受者和知识消费者的形象，可以在课堂上反哺教师，大学语文教师的知识优势受到了挑战。所以，新媒介时代大学语文教师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教师的使命不再是提供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提供观点和研究前沿;学生的身份亦不再是单向度的消费者，实现了成为教师教学“合伙人”的华丽变身。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促成了信息源的多元化和复杂化。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及冲突，政府辟谣的滞后造成了负面新闻的快速传播。主流媒体代表的主流价值观遭受到了新媒介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自媒体的强烈冲击，语文教育培养和强化的政治信念、社会责任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主流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媒介的出现，为学生表达诉求提供了宽阔无比的平台。信息传播过程完成的迅速化和自由化，促成了信息生产主体道德标准的下滑，学生道德失范现象频频发生。学生很容易固囿于自己营造的世界里，并挑战教师的传统权威。传统大学语文教材的地位也未能幸免，同样遭受了学生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反抗。随之而来的是网络文学、快餐式文学大行其道，文学审美被退化。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媒介的视域下，大学语文教育目前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一是印刷媒介影响的根深蒂固，一时难以实现在新媒介时代的变身。二是以自媒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媒介的强势“入侵”，很难允许印刷媒介时代大学语文教育的坚持和坚守。怎样在坚持坚守与吸收融入里寻求一个平衡点，值得我们思考。
三、大学语文教育转型:从印刷媒介到新媒介的路上
媒介变迁的历史表明:“我们经历了许多的革命，深知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突出人的一套潜力，同时又牺牲另一套潜力。每一种表达媒介都深刻地修正人的感知，主要是以一种无意识和难以逆料的方式发挥作用。”［5］可见，大学语文教育要在这种媒介变迁中既要做到坚守，又要做到与时俱进，唯有转型这条路可走。
1．课程定位转型
200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从国家层面对大学语文教育作出了这样的要求:“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这表明，语文教育不仅具有工具性和基础性，大学语文更加强调它自身的文化传承功能。2007年3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下发了《关于转发〈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的通知》，要求各地教委和教育部直属高校，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认真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纪要中把大学语文教育定位为“是在高等教育层面进行母语教育的一种形式”。徐中玉先生认为:“母语教育是贯穿一生的，大学语文是高等层次的母语教育，它兼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侧重于工具性，而大学语文更强调人文性和审美性。”［6］而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则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与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综上所述，国家层面对语文教育的重视体现了兼顾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要求，也体现了语文课程的重要性和功能的特殊性。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大学语文课时不足，使得实现兼顾二者的目标困难重重。于是出现了“不能取优则选次”的观念。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媒介的介入，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显得更加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笔者认为，面对新形势，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应该将工具性和人文性细化到学生的日常活动中，而不是空喊口号。例如，学生的媒介接受和批判能力、发表文章的数量、参加报告会、研讨会的次数、参与公益实践活动的情况等等，走数量到质量的变化之路。
2．教材形式的转型
长期以来，由于印刷媒介的局限性，语文教材的呈现形态显得过于单一，文本之间大小不同、厚薄不一、内容相异，缺乏多元化，丰富性不足。在内容的选择上，文本的政治倾向过于浓厚，不能做到与时俱进，脱离了学生的思想现实。在结构编排上，基本都采用“母题组元”的方式。这种方式，固然有单元教学目标明确的特点，但从纵向上统观语文教材，又很容易落入单元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少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窠臼。新媒介的渗透，尤其是自媒体的出现，对教材转型提出了要求，也成为了可能。教材编写者可以在以印刷教材为主的同时，顺应从读纸到读屏的发展趋势，开发教材的其他呈现形态。例如电子教材、邮件教材甚至微博微信教材，实现教材形态的多元性和内容的可变性。如此，学生可以参与教材编写，实现教材与学生的无缝对接。同时可以借助新媒介的超时空特点，将“母题组元”编排下的各单元内容链接起来，实现教材的整体性、连贯性和系统性。
3．教学观念的转型
印刷媒介长期统治语文教材的现实，形成了师生在语文教育活动中的线性思维和固定思维，即教师“独舞”，学生“赏舞”，演员和观众之间很少有互动的环节。语文教材没有成为联系师生的纽带，反而成了隔阂师生的鸿沟:教师只求按照大纲将教材内容讲授完毕，而学生也只求按照教师要求做好考试准备。这种教师主导权威，唯教材中心论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学生才是教学的中心。而要改变大学语文在学生意识里是“高四语文”的印象，教师就不能局限在中学语文强调知识性的框架里，要重视研究性教学、发散性教学和审美情趣教学。发挥新媒介的优势，实现大学语文从线性和平面性到立体性的质的飞跃。真正让学生领会到文学的价值，文化的魅力，领会到语文的博大精深和它与人生的息息相关。
4．教学方式与形式的转型
印刷媒介主导语文教育活动一切的时代，教师一切教学的依据，都来源于由语文教材、教师用书和其他参考资料构成的教案。而教案的形态，也由过去的教师亲自书写变成了后来的电脑打印甚至是集中出版的讲义稿。对印刷资料的过于依赖，不仅导致教师教学观念的落后，也导致了教学方式的单一，即统一按照大纲要求、计划安排、教师教案，或许还配以教师的板书，按部就班地完成预定的教学任务，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学生在这种方式下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学习语文成为了一种被强迫的消费行为。课堂的生动性、教学的互动性和学生的学习兴趣都无从谈起。新媒介的出现，为丰富教学形式提供了技术条件，教师不仅可以坚守教案，还可以将教学内容转换成生动多彩的PPT、音频或视频课件等。印刷媒介时代的语文教育活动，强调师生与教材共处于同一时空，但随着自媒体技术的成熟与发展，教师是否有可能改变时空对语文教育活动的限制，尝试着开创新的教学形式，例如音频、视频、微信、微博、电子邮件等，将声音、文字、图画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南开大学的大学语文教育，以互联网为基础，创建了“大学语文在线”网站，学生可以在网站里进行学习和交流。师生的互动在虚拟的自由空间里会得到极大地释放，学生与语文的距离也将越来越近。
5．传播方式的转型
与基于现代科技的传播方式相比，印刷媒介时代语文传播的路途显得过于狭窄，一元化、小众化和区域化严重，基本都是通过印刷资料在学生群体间进行传播。这种方式虽然树立了语文教材及相关资料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但普适性价值比较明显，分众化、个性化和专业化不足，无法适应读者分层、分化愈加强烈的现实，满足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需求。而随着人们精神需求的增长，“大语文”的发生和传播已成为迫切需要。过去语文教育受众只局限在上层社会的视角必须向全民倾斜。要充分利用好以日志、微博、微信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自媒体，实现语文传播方式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小众化向大众化、区域化向全局化的转变，最终实现语文教育受众由上到下再到上下共存，实现“大语文”的构想，推动全民素质的提升。
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各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深深地蕴藏在语言中,制约着语言行为的发生。文化差异是影响用目的语言进行有效交流的重要因素。语言教学不仅包括语言知识的教学,而且包括文化知识的教学。只掌握语言符号系统而不学习其底蕴文化,就会造成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犯下严重语用错误的现象。因此要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必须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进行目的语的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2.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跨文化交际已成为英语教学热门的话题,也成为许多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的必修课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许多教师已经认识到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总的来说,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还存在许多这方面的问题。其表现是:多数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仍然没有把文化作为语言教学的一部分,没有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就绝大多数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共同的弱点是对英美文化中的一些非语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社会准则了解不够,进而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较差。也就是重视了语言形式的学习而忽视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忽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结果,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常常出现障碍,甚至产生误会。在做题时,一些涉及文化问题的题目差错率也很高。例如:
问题:
W: John, do you want to go swimming with me today?
M: Sure. But I can’t leave now. I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professor at three o’clock.
Q: Why can’t John go swimming now?
A) He must meet his teacher.
B) He must attend a class.
C) He must go out with his girlfriend.
D) He must stay at school to finish his
homework.
此题有近半数的学生答错,障碍之一是没有理解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professor的确切意思,多数学生不知道,选项A)所表示的与自己的导师约定时间进行讨论或要求解答问题在西方大学里是种惯常的做法。还有极少数的学生会以为约会的对象只能是女友,因此选了C)。由此可见,语言文化和背景知识对于正确理解是多么重要。
3.与时俱进加强文化教育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涉外交流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参加涉外工作的几率也会随之增加。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应具有跨文化交流的知识和能力,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文化教育成为时代的要求。将近几年来的四级考试试题进行统计与分析后,发现其中涉及某种社会文化内容的篇幅已占到考卷内容的37.5%(王英鹏,1999)。1998年12月通过的新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将“以英语为工具获取本专业的信息”,提高为“用英语交流信息”增加了提高文化素养的任务。这些都充分说明,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显得越来越重要。
4.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文化教育
4.1中西文化对比
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发现学生母语和目的语语言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异同,从而产生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文化敏感性。例如,《大学英语·精读》第一册第五单元“A Miserable, Merry Christmas”,在讲解课文之前,可以先简要介绍一下西方国家欢度圣诞节的一些习俗:圣诞老人,圣诞礼物,圣诞歌曲,圣诞晚宴等,然后可以让学生把西方的圣诞节与中国的春节进行对比,从而对西方的重大节日―—圣诞节有个较深的理解。
4.2融合
现行的各种大学英语的教材中课文大多选自原文材料,其中许多语言与文化相互融合,构成一个有机体,所以课文既可用来学习英语语言,又可作为介绍英美文化的素材使用。例如,通过课文“Big Bucks the Easy Way”可介绍美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他们的家庭关系及父母对子女自立性格的培养等文化观念,这些对我国大学生也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4.3典故引入
大多数人在说话和写作时都引用历史、传说、文学或宗教中的人物或事件,这些人物或事件就是典故。英语典故大多来自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基督教的《圣经》。在《大学英语》中,就有许多课文引用了文学和《圣经》中的典故。这些典故许多学生并不熟悉,这就需要教师对此仔细讲解。如《大学英语·精读》第三册第三单元“Why I Teach”一文中出现了这样一句: “BEing a teacher is being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when the clay begins in breathe.” 根据《圣经》记载,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子里,使之成了有灵气的人。很明显,作者在这里恰到好处的运用了《圣经》典故,把教师比喻为创造生命的上帝,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经过这样的讲解,学生们才真正明白文章的涵义。
4.4课后补充
关键词：大学语文 国学教育 缺失 重构
“国学”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共同积累的优秀文化道德“学术”，涵盖哲、史、文、礼、宗教学、伦理学等。作为现代大学生，我们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对传统文化道德有较深了解。试想一个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道德都不甚了解的人，一个在道德上不完善的人，又如何能够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弟子规》说得好，一个人首先要“孝”，其次要“谨信”、“爱众”、“亲仁”，然后 “有余力，则学文”，可见道德人格教育比其他教育更重要。
一、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意义
国学教育作为完整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以其自身魅力唤起人的灵性，完善人格，体现人的生命价值。大学语文课作为高校除中文专业外其他专业学生必须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理应担当起大学生国学教育的重任。在大学语文课中加强国学教育，可以提高学生文学文化素养，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热爱，使学生在审美性、人文性、人格情操上得到陶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电脑网络了如指掌，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对“国学”更是非常陌生，很多大学生对国学知识的了解仅限于高考时候的那一点点常识，除此之外根本不了解李杜诗篇、屈原精神，也没有读过诸子百家，在国学知识上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高等学校一直在推行教学改革，大学语文教学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的，其中大学语文加强国学教育也是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大学语文加强国学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大学语文教学质量、促进大学生对传统优秀文学、文化、道德的认知，而且也是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人格素养的重要途径，更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缺失
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通过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进行国学教育的理念在不断消失，许多高校的大学语文课变成了单纯的文学课或者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文写作课，甚至有的学校或者院系认为大学语文课程没有实用意义，对日益严峻的学生就业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因而不再开设大学语文课。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和研究多年，笔者认为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学科定位偏向实用性
对于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一般有“工具说”、“能力说”、“文学说”、“文化说”、“人文说”等，其中“工具说”与“能力说”得到了较多人的认可。特别是自从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多样化以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了国家、社会、高校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一些高校甚至把学生就业率作为教师评优、晋升的标准，导致了高校许多课程都围着就业转。于是乎，大学语文就首当其冲成为了“工具说”与“能力说”的牺牲品。高校过分地追求学科的实用性，注重学生的就业率，针对这样一个特点，大学语文课就成为学生就业实践的一个手段，教学上只注重了语言文学特别是实用性文体写作的学习，课程内容也注重强调人的艰苦创业精神、工作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教育，包括传统道德文化的教育。
（二）教材内容缺乏国学精品
基于对大学语文的错误的学科定位，近年很多大学语文的教材编写也陷入了误区，致使教材内容单一，选文没有代表性，以现代文、应用文、实践实训教学为主，忽视了大学语文的国学教育意义，硬生生把一本大学语文教材编成了一本工具书。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的，由魏饴编写的《大学语文新编》为例：课本分为上、中、下三篇，共十九个单元。上篇：阅读能力培养，主要侧重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等；中篇：日常书面表达能力培养，主要侧重于实用文体教学与写作，内容涉及商务、新闻、学术论文等文体；下篇 ：口头表达能力培养，主要侧重于教育指导学生在日常交际、职场辩论等方面的语言表达能力。全书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教材，虽然关注了学生的汉语言听、说、读、写等实用技能，却忽略了大学语文的国学教育意义。
（三）课程缺少专业教师
除了学科定位与教材的缺失之外，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缺失还体现在专业教师的缺失这一方面。目前，很多高校虽然都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但是却很少有专业的大学语文教师。在大学教授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师一般是中文系教师，但他们很少是专业的大学语文教师，只是在专业课较少的时候，教师才去上大学语文课凑凑数，授课的教师可能是语言研究方向的教师，也可能是文学研究方向的教师，师资来源不稳定，不够专业。由于非专业的教师授课，所以教师上课一般也比较随意，往往按照自己的专业特长去授课，于是乎大学语文课要不上成了语言文字研究课，要不就上成了文学欣赏课，更谈不上国学教育了。
三、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重构
针对大学语文课程国学教育的缺失，为了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人格素养，通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对学生实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重构大学语文的国学教育势在必行。
（一）重新定位高校大学语文课程
国家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也就是说，大学语文应该是一门人文素质课，其主要任务是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根据大纲精神，大学语文应该加强国学教育理念，保护传统道德文化，重拾传统文化经典，发扬传统道德文化精髓，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在课程定位上，不能一味地强调课程的实用性，更要关注其人文性，让学生受到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使身心获得更加健康的发展。大学语文课程不是学生就业的指导课，也不是学生就业的“工具”，它应该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学生在枯燥的专业学习、紧张的实践教学之余得到文化的陶冶，开阔视野，提升素质。大学语文课程如果一味迎合学生的就业，只注重课程的实用性而摒弃国学教育，这无疑是饮鸩止渴，必然会培养出一部分高分低能、道德缺失、是非颠倒的学生，进而带来许多不良的社会问题。
（二）教材应多角度体现国学教育思想
大学语文课应该是一门内容丰富、思想性艺术性强的课程，因而教材内容在选择上可以丰富多彩。但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加之教材编写受到课时与版面的限制，在内容选择上又不可以过于自由散漫，应该有所侧重。目前大多数大学语文教材在编写体例上遵循文学史或者文体模式，但不管是哪种模式都必须要以文学为主要内容，通过不同体裁的作品让学生在大学语文的学习过程中关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了解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提升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进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健康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大学语文教材肩负着大学生国学教育的重任，因此在教材编写方面应该多角度体现国学教育特点。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应该在尊重我国的历史、文化、文明基础上，适当配合人才培养的需要进行编写。教材应该能够反映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使我们民族优秀文化得到传承和创新。因此大学语文教材应该选择具有审美价值、彰显学科个性、开拓创新思维的作品，这些作品应该是古今中外的经典，更应该是凝聚着古代先贤的处世智慧和哲理思索的作品，是对大学生加强国学教育的重要学习材料。
（三）加强专业教师培养，课堂教学融入国学教育理念
大学语文课程应该加强专业教师的培养，要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进行教学和科研。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主动融入国学教育理念，注重挖掘国学中蕴含的传统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大学语文教师还应该努力掌握学科的前沿动态，充分利用现代的教育技术手段进行教学活动，将国学教育普及化，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了解、喜爱和掌握国学知识，进而提高自己的精神文化修养及道德素养。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大学语文课作为高校学生公共基础必修课，它肩负着大学生国学教育的重任。如何让学生通过大学语文的学习，掌握古代文化精髓，培养辩证的思维方式，学以致用，把传统国学与现代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成长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才是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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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多媒体的便捷性，将“大学语文”的文字教材和电子教材配合使用，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建立大规模的大学语文教材语言的语料库，有助于教学相长。这一点可以借鉴南开大学的做法。南开大学文学院在2005年推出了综合纸质出版物、光盘、网络、数字化资源库等多种形式的“立体化”大型多媒体系列教材。将文字、图片、音像、声音、视频有机地结合，图文并茂，声画结合，一个精讲内容辅助以多样性学习资源的单元模块，多角度多侧面地延伸了教材知识，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使不同专业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层次选择性阅读，真正做到教材的“有的放矢”，“因材施教”，针对性和适用性相结合。
二、在教材的思考练习环节，增加“素质教育关注点”
将语文知识和社会日常生活中语言运用技能结合起来，设置开放性多维视角、具有启发性的课后问题。如《冯谖客孟尝君》这样的文章，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中，思考与练习有这样的题目：“从择选、设计人生道路的角度，谈谈狡兔三窟的双重性意义（积极的和消极的）。”具有很强的启迪智慧性。根据三本院校学生实际，还可以增加例如“请设定情景模拟练习‘毛遂自荐’（求职情景、竞聘情景等）”这样的题目，既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又结合实际生活，丰富智慧，增强能力，提升综合素质。总体上说，在教材编选上应侧重选择能提供审美愉悦，体现积极上进的精神，反映历史与现实社会生活中为大学生密切关注的问题，启人心智、引人深思的经典课程内容，以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性格。
三、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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