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是宪制国家制度下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罪犯人权则是公民人权的一个特殊内容，是其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及表达方式。保护罪犯人权是监狱工作法制化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社会主义法制理念、适应国际人权发展形势以及对应国际人权斗争的客观需要。它不仅符合当今世界的行刑趋势，有利于降低刑罚的负面影响，实现刑罚目的，而且更有利于提高监狱人民警察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树立我国监狱的良好形象。
一、我国在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
罪犯人权是人权的一个特殊内容，它是指具有罪犯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内容主要包括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利益、提出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主张。在刑罚实践中，罪犯人权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的含义。广义的罪犯人权是指所有具有罪犯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而狭义的罪犯人权是指被判处自由刑并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在我国，监狱服刑是自由刑最典型的执行方式，这种方式适用率高，执行情况复杂，因而它所涉及的罪犯人权问题便成了刑罚制度中的一个焦点、难点和热点，倍受社会关注。
罪犯的人权源自《宪法》。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文明法治理念明确地写进了宪法。宪法的这一内容为尊重和保障罪犯的人权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对罪犯实行人权保障是我国政府的传统主张和基本做法，司法系统特别是监狱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机制，其成果集中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监狱法》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这一规定，一方面明确了监狱对罪犯权利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也界定了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享受的权利范围。从目前我国监狱的行刑实践看，《监狱法》所规定的这些基本权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展开，一般情况下罪犯已享了生命权、健康权、人格不受侮辱权、娱乐权、财产权、婚姻家庭权、权、未被剥夺的选举权、通信权、会见权、申诉权、辩护权、控告检举权、受教权、批评建议权、立功受奖权、刑事减刑假释与保外就医权、劳动权、劳动保护和报酬权等基本权利。其中，对生命的敬畏和人格的尊重是罪犯人权的核心。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我国法律还是行刑实践都是十分明确的。
据有关权威部门的调查结论显示，我国监狱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在罪犯人权保障问题上，总的发展态势正呈现出一种不断文明与进步、不断改进与完善、不断人性化与人本化的良好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罪犯人身权利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对罪犯生命、人身安全的保障。据统计，我国罪犯的死亡率，只相当于我国社会人口死亡率的50.85%，其中非正常死亡只占死亡罪犯总数的17.66%。相关调查还显示，在不仅罪犯的死亡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在罪犯自杀、其他罪犯行凶致死、民警违纪致死等方面，更是呈大幅下降态势。
第二，正常生活的权利得到基本保证。据罪犯调查材料反映出，他（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对监狱提供的饮食、饮水、居住、被服以及零用钱等方面的供应或服务感到较为满意，不满意的人数不足10%，只有饮水一项的不满意率较高，达到了18.4%。
第三，罪犯维持身心健康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监狱系统已经形成了由省中心医院、监狱医院和监区及分监区医务室组成的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其中罪犯床位占比56%以上。无论是卫生技术人员的配置还是罪犯就诊次数，均大大高于全国居民的平均水平，分别达到每千人11.38人（全国居民每千人为6.12人）、每万人8.73次（全国居民每万人为1.9次）。另外，监狱对患有疑难病症的罪犯，均邀请社会上的医学专家诊治；对患有严重疾病的罪犯，依法实行监外执行。调查显示，86.2%的罪犯反映他们在监狱生病时能得到及时治疗；将近80%的罪犯反映自己生病时监狱在伙食、劳动和休息等方面能够给予照顾。
第四，罪犯的人格受到尊重和保护。调查显示，有92.1%的监狱民警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本监狱没有发生过民警刁难、歧视或侮辱罪犯人格的事情，只有6.6%的民警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发生此类事情1~2起。对罪犯的问卷调查也印证了上述回答：有92.5%的罪犯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没有发生过民警体罚、虐待、殴打罪犯的事情，只有6.1%的罪犯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发生过1~2起此类事情。
（二）在罪犯教育和文化娱乐权利方面
第一，相关调查显示，有99%的罪犯接受了思想教育。这一措施使我国的重新犯罪率一直保持在6~8%的较低水平上。
第二，有93.5%的罪犯接受了文化教育。经过教育安排的文化教育，罪犯的脱盲率达到67.7%；达到小学或初中毕业水平的罪犯占比38.4%。
第三，有65.1%的罪犯接受了职业技术培训。在职业技术培训上获得提高的罪犯占比64.3%，其中不少罪犯还获得了不同等级的技术证书。
没有接受上述教育在犯罪，要么属于老弱病残，要么因为自己是文盲且年龄较大（50岁以上）。
第四，有94.8%的罪犯参加过各种文化活动；有61.5％的罪犯参加过文体活动；一周内，看电视1次的罪犯为94.8%、2~3次的罪犯为45.6%、6次以上的犯罪为8.4%；一年内，看电影1场的罪犯为62.6%，6场以上的罪犯为25.5%。
（三）在罪犯劳动及劳动保障权利方面
第一，监狱基本保障了罪犯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安全与健康、拥有必要劳动条件、预防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危害、承受适当劳动强度等方面的权利。调查显示，罪犯认为劳动强度很大的占比10.4%、认为劳动强度不很大的占比89.6%。
第二，监狱主要以实物形式给罪犯支付适量的劳动报酬，同时辅之以零用钱、奖金、技术津贴等方式。在对罪犯关于“超额完成劳动任务能否获得一定的奖金”这一问题时，有61.8%的罪犯给予了肯定回答。
第三，休息权利保障上，劳动时间日均8小时以下的罪犯占比71.2%、9~10小时的占比22.3%、11小时以上的罪犯占比6%；每周休息1~2天的罪犯占比80.4%；法定节假日能够得到休息的罪犯占比75.8%，回答不能得到休息的仅占2.8%；提问“生病能否得到伙食、劳动或休息方面的照顾”时，有78.1%的罪犯给予了肯定回答。
（四）在罪犯会见、通迅、诉讼等权利方面
第一，罪犯半个月接见1次的占比8%、1个月的占比43%、1个半月的占比3.5%、2个月的占比13.8%、3个月及以上的占比20.1%。罪犯在接见时能够接收到亲友物品的占比97.5%、少量钱财的占比98.7%。
第二，罪犯认为通迅权利“有保证”的占比80.5%、“有时有保证”的占比16.4%，只有2.3%的罪犯回答说通迅权利“没有保证。”
第三，罪犯认为在监狱里申诉渠道通畅的占比79.3%、自己提出检举和控告的占比分别为12.2%和3.5%。
（五）在罪犯奖惩及程序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
在问及监狱民警实施的奖励是否符合法规及有关程序时，罪犯回答“都符合”的占比42.5%、回答“大部分符合”的占比49.2%，二者之和为91.7%；在问及监狱民警实施的处罚措施是否符合法规及有关程序时，罪犯回答“都符合”的占比40.9%、回答“大部分符合”的占比50.3%，二者之和为91.2%。
（六）在罪犯财产权利方面
在问及监狱有无民警向罪犯或罪犯家属索要财物时，罪犯回答“有”的占比15.4%、回答“无”的占比84.5%；在问及监狱有无民警侵占罪犯私有财物时，罪犯回答“有”的占比8.8%、回答“无”的占比90.8%。
以上调查报告及相关数据表明，就其总体状况来看，我国罪犯人权是得到切实保障的。监狱在将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遵纪守法、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新人这一根本问题上，其职责履行是较到位的，基本上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二、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的进步得到了罪犯及社会的认同，并已成为确保监内安全稳定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面对国际公约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新要求，从操作层面上看，我国罪犯人权保障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劳动改造理论上存在缺陷，致使罪犯超时、超强度、高危险性作业成为当然。若站在现代文明监管的视角来看，那么，罪犯的劳动既是义务，更主要地应该理解为权利。但是，圄于广大民警对现代法治理念的匮乏，在监狱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中，长期以来一直将劳动改造片面解读为罪犯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义务。一些罪犯在劳动负荷偏重，劳动保护力度较弱，罪犯劳动改造一直存在着量过大、强度太高、危险性突出等问题。一些监狱在季节性生产中随意延长罪犯劳动时间，任意增大劳动强度；一些来料加工、来件加工的生产项目，为了保证合同约定期限完成任务，也不得不要求罪犯超时、超强度劳动，甚至加班加点吃住在工地，挤占法定假日和休息时间；还有一些监狱下达给罪犯的劳动定额太高，变相迫使罪犯超时、超强度劳动等。这些现象不仅造成罪犯在短时期内体力透支，侵犯了罪犯的身体健康权，而且直接违背了《监狱法》和相关法律的精神。同时，一些监狱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最大利润，坐视罪犯的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致使相关安全制度得不到应有的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更无保障，这就必然增大发生监管安全事故的可能性。更令人诟病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及行刑观念的过于老套、陈旧，我国、尤其是我省的很多监狱都建立在老、少、边、穷地区，恶劣的地理环境，必然造成罪犯的居住、生活条件极差，而且从事的劳动多是高瓦斯、高粉尘、高危险性的采掘作业，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监狱在劳动场地的防粉尘、防有害气体、防辐射、防噪音、防高温、防冻裂等方面的劳动保障措施基本不到位，只有很少监狱能够达到标准作业条件。长此以往，罪犯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权利，在这些监狱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被漠视化，边缘化。
2、罪犯的部分非主体权利被忽视，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值得关注的软肋。我国监狱在长期行刑实践中对罪犯人权的生命权、财产权、平等权等主体权利比较重视，执法责任明确到位，保障措施多较得力，保障机制也基本形成，效果尤其显著。不幸的是，个别监狱仅凭此据，就自诩他们已经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不再思进取。可叹的是，他们无意中陷入了浅层思维的误区，并由此导致了执法工作中的直线思维。实际上，罪犯人权概念的范围或边界是十分宽广的，其内涵更是非常丰富的。从理论上看，它至少包含罪犯人权的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两个基本方面。上述监狱所做的主要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基本上局限于罪犯人权的主体部分，而对其非主体部分却被无意识化了、被弱化了。在我国监狱长期司法实践中，罪犯非主体部分人权的缺失在一些监狱已成为一种习惯，一些执法人员对此的反应也相当迟钝，比如，他们对罪犯的婚姻家庭了解关心少，法律援助和支持力度欠缺，对罪犯、批评建议、自我辩护、学习受教育再就业培训、刑满释放后获得安置和就业的权利等重视不够，更有一些监狱的个别执法者，将罪犯的合法信仰视为，把批评建议视为抗议，把自我辩护视为拒绝认罪，把刑满释放后获得安置和就业的权利看作与己无关，等等。他们对罪犯人权的非主体权利方面缺乏正确认识，保障意识不到位，必然造成监狱罪犯人权保障工作的软肋。这种状况，同加强对罪犯人权保障的司法改革大趋势很不相适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3、部分监狱执法人员在罪犯考核、行刑等问题上缺乏实质上的公平公正公开。行刑上一律平等是监狱罪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时，应当对所有的受刑者平等对待，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只要获得同样的考核记分，刑罚处遇就理应相同，绝不能因权势地位、富裕程度的不同而对该部分罪犯搞特殊化，特别是职务犯集中关押的监狱，放松监禁，减轻劳动定额，同时对另一部分罪犯又加以歧视，做不到一视同仁，不体现公平公正。特别是在掌握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的条件或标准上，更应显示出其平等性，谁符合条件，谁不够条件，都要严格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搞亲疏贵贱，更不能搞特殊化。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监狱的所作所为，同行刑平等公正的要求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个别方面甚至相去甚远。有的为了搞好监狱的生产经营，利用罪犯的社会关系销售产品、承揽加工业务、获取优惠货款、减免税费，以优惠价格购买原辅材料；有的利用罪犯的社会关系办理个人事务，实现家属调动、子女就业、亲友安置等个人目的；还有的利用罪犯（特别是职务犯）的社会关系为自己谋私利等。作为“回报”监狱对这部分“有功”罪犯在处遇等级、减刑幅度、假释条件保外就医等方面给予优惠，出现所谓“妥协执法”，进而导致司法腐败。上述现象在监狱里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监狱执法的公平公正，侵害了罪犯在“行刑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
4、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对罪犯的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操作程序上，公允性和透明度欠缺。按现行“减、假、保”的具体操作程序，主要是由罪犯所在监狱有关部门，根据其计分考核或病情诊断书，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上报有关法院提请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法院又主要是依据监狱呈报的书面材料，直接裁定这些罪犯的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而未能完全将上述法律活动采取听证、庭审等公开性、透明性的司法行为。从保障人权的视角看，这种操作程序忽视了以下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无论是减刑、假释还是保外就医等，都是法律所赋予在押罪犯单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其个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是否行使以及怎样行使这些权利，理论上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考虑或决定，而不应该由监狱越俎代庖。二是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问题，应该以在押罪犯自己作为刑罚行为人为主体，应该由他们自己直接向相关法院提出申请，监狱所应该并必需做的，只应该是向法院提交该在押罪犯在改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或相关法律材料，目的是证明该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司法要件。
5、在其他罪犯特别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诸如未成年犯、女性罪犯、少数民族罪犯、艾滋病罪犯、外籍罪犯等。无论从立法还是执法的角度看，迄今仍未制定出系统、详细的法律法规。未能很好地顾及到未成年犯、女性罪犯、艾滋病罪犯、少数民族罪犯、外籍罪犯等在生理、心理、年龄、风俗习惯、、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和特点，未能采取切实措施来保障他们的人权，特别是在个人隐私、风俗习惯、、学习进步、劳动保障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积弊和热点问题，亟待改进完善。
必须明确指出，在分析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时，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向性的原则问题有必要再次重申：这就是，我国防噪音、防高温、防冻裂等方面的劳动保障措施基本不到位，只有很少监狱能够达到标准作业条件。长此以往，罪犯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权利，在这些监狱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被漠视化，边缘化。
2、罪犯的部分非主体权利被忽视，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值得关注的软肋。我国监狱在长期行刑实践中对罪犯人权的生命权、财产权、平等权等主体权利比较重视，执法责任明确到位，保障措施多较得力，保障机制也基本形成，效果尤其显著。不幸的是，个别监狱仅凭此据，就自诩他们已经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不再思进取。可叹的是，他们无意中陷入了浅层思维的误区，并由此导致了执法工作中的直线思维。实际上，罪犯人权概念的范围或边界是十分宽广的，其内涵更是非常丰富的。从理论上看，它至少包含罪犯人权的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两个基本方面。上述监狱所做的主要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基本上局限于罪犯人权的主体部分，而对其非主体部分却被无意识化了、被弱化了。在我国监狱长期司法实践中，罪犯非主体部分人权的缺失在一些监狱已成为一种习惯，一些执法人员对此的反应也相当迟钝，比如，他们对罪犯的婚姻家庭了解关心少，法律援助和支持力度欠缺，对罪犯、批评建议、自我辩护、学习受教育再就业培训、刑满释放后获得安置和就业的权利等重视不够，更有一些监狱的个别执法者，将罪犯的合法信仰视为，把批评建议视为抗议，把自我辩护视为拒绝认罪，把刑满释放后获得安置和就业的权利看作与己无关，等等。他们对罪犯人权的非主体权利方面缺乏正确认识，保障意识不到位，必然造成监狱罪犯人权保障工作的软肋。这种状况，同加强对罪犯人权保障的司法改革大趋势很不相适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3、部分监狱执法人员在罪犯考核、行刑等问题上缺乏实质上的公平公正公开。行刑上一律平等是监狱罪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时，应当对所有的受刑者平等对待，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只要获得同样的考核记分，刑罚处遇就理应相同，绝不能因权势地位、富裕程度的不同而对该部分罪犯搞特殊化，特别是职务犯集中关押的监狱，放松监禁，减轻劳动定额，同时对另一部分罪犯又加以歧视，做不到一视同仁，不体现公平公正。特别是在掌握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的条件或标准上，更应显示出其平等性，谁符合条件，谁不够条件，都要严格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搞亲疏贵贱，更不能搞特殊化。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监狱的所作所为，同行刑平等公正的要求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个别方面甚至相去甚远。有的为了搞好监狱的生产经营，利用罪犯的社会关系销售产品、承揽加工业务、获取优惠货款、减免税费，以优惠价格购买原辅材料；有的利用罪犯的社会关系办理个人事务，实现家属调动、子女就业、亲友安置等个人目的；还有的利用罪犯（特别是职务犯）的社会关系为自己谋私利等。作为“回报”监狱对这部分“有功”罪犯在处遇等级、减刑幅度、假释条件保外就医等方面给予优惠，出现所谓“妥协执法”，进而导致司法腐败。上述现象在监狱里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监狱执法的公平公正，侵害了罪犯在“行刑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
4、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对罪犯的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操作程序上，公允性和透明度欠缺。按现行“减、假、保”的具体操作程序，主要是由罪犯所在监狱有关部门，根据其计分考核或病情诊断书，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上报有关法院提请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法院又主要是依据监狱呈报的书面材料，直接裁定这些罪犯的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而未能完全将上述法律活动采取听证、庭审等公开性、透明性的司法行为。从保障人权的视角看，这种操作程序忽视了以下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无论是减刑、假释还是保外就医等，都是法律所赋予在押罪犯单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其个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是否行使以及怎样行使这些权利，理论上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考虑或决定，而不应该由监狱越俎代庖。二是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问题，应该以在押罪犯自己作为刑罚行为人为主体，应该由他们自己直接向相关法院提出申请，监狱所应该并必需做的，只应该是向法院提交该在押罪犯在改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或相关法律材料，目的是证明该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司法要件。
5、在其他罪犯特别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诸如未成年犯、女性罪犯、少数民族罪犯、艾滋病罪犯、外籍罪犯等。无论从立法还是执法的角度看，迄今仍未制定出系统、详细的法律法规。未能很好地顾及到未成年犯、女性罪犯、艾滋病罪犯、少数民族罪犯、外籍罪犯等在生理、心理、年龄、风俗习惯、、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和特点，未能采取切实措施来保障他们的人权，特别是在个人隐私、风俗习惯、、学习进步、劳动保障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积弊和热点问题，亟待改进完善。
必须明确指出，在分析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时，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向性的原则问题有必要再次重申：这就是，我国《监狱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了罪犯的基本权利，这在行刑实践中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监狱罪犯人权保障却形成了实际的盲点，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罪犯的人权保障缺乏监督，甚至被遗忘。从而，使法律规定的罪犯人权保障措施在实际落实中被严重衰减、弱化。纪检、检察、监察、法制、狱政部门以及有权机关对罪犯人权保障监督远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社会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罪犯的法律援助还十分被动，不仅实际行动少，更未形成相应的长效机制。
5、罪犯自身维权意识较弱。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普法教育，罪犯的维权意识逐步增强，特别是近年监内罪犯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但是，在守旧的强势监管面前，不少罪犯虽然明知自己享有某些方面的权利，但是仍然不愿意去触动维权那根弦，表现出对维护自身权利的信心缺乏。也有的罪犯概念模糊，界限不清，分不清听管服教与确认自己权利的关系，甚至渗入一些私心杂念，在维权过程中畏首畏尾，使监狱民警在保障罪犯人权工作中的失误缺乏自省的动力，自我感觉良好，使罪犯安于现状的风气成为既成状态。也有一些罪犯维权方法单一，或者采取打击报复、越狱逃脱等极端手段进行对抗，使自己坠入违规违纪又犯罪的泥潭。
四、解决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对策
监狱人权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立法、司法、社会、监狱、罪犯、监狱民警等方方面面，彻底解决监狱人权保障问题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同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它还有赖于同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些都是我们思考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大背景。离此，无异纸上谈兵，徒劳无益。但是，如果我们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改进、优化乃至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级来解决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应该不算太离题的选择，这也正是本文主旨之所在。
1.大力加强对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的研究、学习与宣传，着力改变行刑观念，切实增强罪犯维权意识。把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内容和监狱法等相关法规作为学习内容，分别组织监狱民警和服刑人员进行学习。在学习中可以或者应该做到：一是分别编辑监狱民警和服刑人员学习材料，并根据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不断充实材料内容；二是将对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学习纳入监狱民警岗位练兵的内容，适时适度进行考核；将罪犯的学习纳入教育改造内容，进行量化考核；三是组织人权问题专家给监狱民警作报告，从宏观上理论上了解和把握人权保障问题的实质；四是有的放矢地解决监狱民警在保障罪犯人权和罪犯在维权中的错误认识，进行正面引导，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宪法、监狱法上来，增强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自觉性。
2.将涉及罪犯权利的各项制度逐条落到实处。执法无小事，监狱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强化罪犯权利保障意识。作为执法者，监狱民警必须坚持做到“有法必依”，一定要把相关规定落到实处。监狱民警要对保障罪犯人权的规定作正面的积极的理解，站在保障罪犯人权的角度去思考，摒弃对罪犯居高临下的思维方式和在理解中掺杂私心杂念，防止在落实保障人权的规定发生误导，走偏方向。必须明确，监狱法既然规定了，就应坚决执行，不应有丝毫的犹豫和彷徨。比如，在监狱中除在季节性生产情况下可以调动劳动时间外，罪犯每天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罪犯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享有休息的权利。笔者坚持认为，季节性生产应该严格界定在农业生产上，而且应该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社会上实行双休日，监狱可以考虑同样实行双休日；在劳动保护和改善劳动环境上，虽还谈不上立即与国际主流趋势完全接轨，但起码也应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基本适应（可喜的是，目前我国分布于老少边穷的绝大多数监狱都在进行布局调整，促使其迁移到大中城市或主要交通干线边沿，这一战略部署的主要目的就是让罪犯脱离封闭落后的恶劣环境），完善工伤保险和给予一定的健康津贴等。对罪犯权利的非主体部分，则应在完善和改进监管措施中保证落实，其关键是监狱必须以相关的主体法律为执法依据，下决心果断地废除“土政策”、“土办法”等自定的规章制度，切实维护罪犯人权保障这个大局。
3.改革监狱管理体制，完善监狱监督机制。我国监狱人权保障固然会受到具有中国特色监狱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但它的核心还是一个体制方面的问题。客观地说，没有充足的理由认定一个监狱政策的制定者抱有制定或维持一种阻碍罪犯人权保障措施实施机制的主观不良动机；既有的体制及运行机制过多地承载着中国国情的历史“宿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切实解决目前监狱中包括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其捷径依然在于从改革监狱管理体制、完善监狱监督机制入手。具体讲，以解决监狱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作为突破口，彻底改革现行的监狱的管理体制和内部资源配置制度，建立监狱刑罚执行管理和生产管理、执法经费支出和监狱生产收入相分离的运行机制，落实“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新体制，彻底解决吃“皇粮”、“囚粮”的问题，让监狱集中精力于监管工作，让监狱民警从繁重的经济压力下解脱出来，在提高改造质量上下功夫，从各个方面加强对罪犯的人权保护力度。同时，建立和完善监狱监督机制，逐渐实现监督机制规范化。在行政上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监督机制，充分利用地方人大、政府、政协、社会团体对监狱的正常法律和工作监督，充分发挥监狱系统从上到下的内部监督，把罪犯人权保障的各方面落到实处。同时，利用社会媒体的监督和罪犯的批评建议权，对罪犯人权保障实行全方位的立体推动。
4.站在依法治国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高度，进一步健全罪犯人权的立法、行政、司法保护的法律体系，做好相关法律的对接，使对罪犯的法律性保障不出现漏洞。笔者认为，这方面只能寄希望于国家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法律体系的完备。不过，从一名普通监狱民警的角度上说，我们希望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能做到三个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宪法的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劳动法等非监狱法律体系中的相关法律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国际人权公约相关内容衔接。做到百密而无一疏，使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完善的链条，并将之作为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有的、不容舍割的内涵。唯有这样，罪犯人权保障问题才有可能从法制体制上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结束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罪犯作为犯了罪的特殊公民，国家和政府为了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秩序与利益而强制他们在监狱里服刑。他们在服刑期间，其部分权利被依法剥夺或受到限制，这是社会正义的具体体现。但是，罪犯依然是人，仍然是公民，其人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这同样也是社会正义的需要与体现。进一步说，罪犯作为受刑人，无疑已沦落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之中，其权利更应受到特别地保护。如此，它才能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我国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旨趣与意境；同时，它亦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法度正义与公平的一个重要的人性化、人本化标杆。据此笔者认定，监狱在刑事执法中只有以罪犯人权保障为基点和价值取向，才符合刑事执法的发展趋势，才是推动监管工作文明、科学与进步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4、《罪犯与改造研究》2004.6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措施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现代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体现为家庭自我保障，并未形成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共同努力，中国已经在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即形成了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是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社会优抚等几个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始于50年代初。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凋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1951年2月，政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奠定了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此后，我国还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示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社会保障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急需进行改革。根据当前两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实际，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需要一个渐进过程，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由“企业自保”向“社会互济”转变，由“福利包揽”向“基本保障”转变，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转变，由“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近两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已经形成了养老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此基础上，按照“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上述宪法规定，是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根据和最高法律准则。
二、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保障的立法不健全。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适用范围比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也不规范；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的立法相当欠缺；社会保障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国家立法滞后，地方立法分散，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分割。由此导致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程度差。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纠纷进行仲裁或提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对社会保障争议进行仲裁或判决，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二）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但是，我国自1979年以来，却没有制定和颁布实施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制度被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中。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应处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当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无法律责任、无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系统，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三）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对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四）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与国际接轨，在对外交流中不断产生障碍与磨擦。我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经济全球化将在不同的程度上逐步形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扩大了的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则更应是法治经济，如果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法形成相对稳定和权威较高的游戏规则（条约、习惯、惯例等），则不能称之为经济全球化，当然WTO也没有其存在之可能。能起“稳定器”、“安全网”作用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和保障在世界范围内将必然形成，只有这样国际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方能顺利实现。而我国过去的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在涉外社会保障这一块显然处于空白状态，这将不仅影响我国对外交流的顺利进行，而且从长远来看必将影响我国整个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措施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再这样的国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与经济发达国家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使社会保障水平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法律调整与特殊政策调整相结合，对社会发展中某一特殊时期出现的急迫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采取一些特殊性的政策加以调整，如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就是特殊阶段采取的特殊政策；借鉴和吸取国际社会带有共性的经验，适当参照国际标准但不能照搬；总结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经验，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
首先，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例如，社会保险基金被违法挪用、挤占现象较为严重，使一些地方离退休人员不能及时足额领取到离退休金，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通过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补充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制裁违法挪用、挤占社会保险金的行为，所以，至今无法追究挪用、挤占保险基金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应当把社会保障立法作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抓紧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目前，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保障的核心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因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快制定和颁布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草案已经起草了多稿，其内容已经比较成熟。因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及时地审议该项法律草案。同时，由国务院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再次，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出现了支付风险的前兆。近两年来，国家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养老金的发放，从中央财政拿出几百亿元借给地方政府，地方财政也相应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但这笔钱仅仅能管当年的社会保障金发放。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国家和地方财政是很难支撑的。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的危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银行对个人储蓄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是百姓的闲钱；而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却是百姓的保命钱，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我们建议，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化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其四，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当事人在其社会保障权益受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现在，有些地方在人民法院已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庭，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采取强制的司法措施以追缴社会保险费，对侵害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充分运用司法机制在保证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方面具有的强制性和震慑作用。
最后，要适应WTO的规则调整中国社会保险业的相关制度。第一，中国加入WTO之后，有关社会保险业的市场开放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策略进行。第二，开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经营业务。第三，鼓励中外保险公司扩大社会保险延伸服务。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思路。
（二）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落于城市。这是由于过去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不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等重要都需要发展，但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结构、社会分配结构、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可采取一个统一的模式，农村不能照搬城市的办法。农村要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但具体办法和标准方面应允许有差别。
1、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逐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功能健全、社会化程度高、有充分资金保证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改革方案的设计需要明确以下两点：一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社会保障的范围只能逐步拓宽，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只能逐步提高，要充分考虑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二是居民个人作为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一个重要渠道，要考虑到我国目前居民总体收入和消费水平并不高，而且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居民个人对社会保障的缴费率要适度，不能定的太高。总之，下一步我国社会保障要从国情出发，既要迈出改革的步伐，又要稳妥可行，使之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发挥财政在社会保障中的主导作用
社会保障既是一个分配问题，也是一项政府行为，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完全实现，需要国家财政参与分配和管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财政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枢纽，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社会保障作为以政府为主体参与社会分配的行为，其本身就是构成了财政分配的重要内容，理应纳入国家财政管理范围。
首先，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纳入国家预算有利于强化用款单位和基金经办机构的责任，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专款专用，有利于资金分配的规范性。财政参与社会保障管理，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把社会保障预算建立起来。通过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监督和决算制度对社会保障资金实行全过程监督。改变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必须把社会保障预算与一般政府预算分开编制、单独反映。
其次，加强对社会保障结余资金的管理。社会保障资金的结余处于暂时的闲置状态，应对未来支付需求资金，也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财力。为了保证这部分资金的安全和保值增值，从而能够均衡及时满足社会保障的支付需求，必须将社会保障结余资金引导到可靠有效的投资上。
再次，开征社会保障税。一般以企业工薪支付额为课税对象，用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在当前，尽快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而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更加稳定、规范地筹措社会保障资金，是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保证。
在一个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的、拥有12亿人口的国度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是一个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我们坚信，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必将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有效的保障，必将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增添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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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工平等权是社会发展转型的必然产物。农民工是一群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传统等级制度的观念等原因，造成他们的平等权经常被忽视，农民工在实际生活中处处受到歧视。因此，保护农民工的平等权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平等权的相关原理剖析农民工平等权保护的现状，探讨农民工平等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以真正切实地保护农民工的平等权。
关键词：农民工;平等权;法律保障;成因;对策平等权
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国际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
平等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马克思曾说过：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是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延伸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农民工是社会的基本成员之一，应该享有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权利，不受歧视和差别对待。平等权是农民工最基本的社会权利，是实现其他社会权利的前提。
一、平等权的一般理论
平等权由平等思想演变而来，是平等思想在法律上的表达。平等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正义的平等观，认为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①平等思想正式形成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1789年法国《独立宣言》规定：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至此，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一项普遍的宪法原则和宪法权利，是实现其他社会权利的前提。当前，农民工的平等权保护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加强对农民工平等权的保护迫在眉睫。
保护农民工平等权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保护农民工的平等权有利于实现实质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补充形式上的漏洞;有利于农民工积极为城市建设做贡献，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以人为本、公平公正的社会理念。
二、农民工平等权的现状解读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他们从农民中分化出来并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参与城市的建设，为促进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被排斥和受到不公平对待。因此，农民工的平等权保护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需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一)农民工的政治权利虚置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除了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任何公民无一例外地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享有的权利是完整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剥夺。但是1995年修正过的《选举法》第十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的选举权相当于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显然是在法律上设置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政治权利的不平等。②农民工政治权利平等形同虚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实现其他政治权利的前提和基础，连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都得不到保护，又谈何保护其他政治权利呢?(二)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权遭侵害1.农民工工作环境差、时间长。《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只能从事条件最差、待遇最低的脏、苦、累的职业，往往条件好的、工资高的职业都将农民工排除在外，例如国企职员、公务员、教师等。据统计，现在的矿山，真正在井下第一线工作的80%~90%是农民工，在建筑工地80%~90%是农民工。③2.农民工工资低、常被老板欠薪。农民工经常从事高强度、高危险、有毒、有害的工作，但是取得的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企业经常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克扣农民工的工资，甚至时常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据深圳市劳动局企业员工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对114家国有企业的调查，在相同的岗位上，外来工的月工资是800元左右，而有深圳户籍的员工工资则高达2500元左右。在非国家企业里，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不同身份的员工，每月工资至少要差600元以上。④3.农民工就业率低、失业率高。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教育水平不高、技能低下，不容易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做的较多的也是脏苦累的活。农民工人口众多，素质不高，政府优先给予城镇人口更多的就业机会。同等条件下城镇人口获得收入较高、劳动环境好、福利待遇高的工作，农民工获得的工作却恰恰相反。农民工在现实条件下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经常成为人事变动中第一个受解雇的对象。
(三)农民工的受教育权错位
教育是当今社会国家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受教育权是获得教育的前提条件。现行《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当前的教育制度并不能满足人们对教育平等的期盼。
首先，从教育经费上看，国家将投入的教育经费基本上都用于城市，农村的教育经费往往只能靠自身负担。农民工往往因为贫困无法负担起教育费用，又未获得政府或者社会机构帮助而不得不辍学打工。他们的受教育权如何能得到保护?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数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人口总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其次，从师资力量上看，经过系统培训，具有较高教学经验的教师集中在城市，而将未经过培训、无经验的民办、代课教师分配在农村。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严重受到影响，平等的受教育权无法获得保护。
再次，从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看，农村人口受高等教育机会远远低于城市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农村人口文盲比例居高不下，学历低者比比皆是，而城市人口却恰恰相反。农民工中低学历者比例占据大部分，辍学率高于城市人口。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来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
三、农民工平等权保障的实现途径(一)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公民迁徙自由权现行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现行户籍制度导致断层：一部分人迅速迈向现代化，而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因此，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是必然的社会趋势。必须打破现行的二元格局，消除城乡户口的差别，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确立城乡一致的平等的户籍制度，实现国民待遇的真正平等，保护农民工的平等权。(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权利保护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矛盾和冲突的磨合器。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需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或者其他事故时，工伤保险制度作为农民工权利保护的厚盾，可以解决农民工无钱治病的问题，防止责任人互相推诿责任，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农民工得大病无法获得社会帮助时，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大病医疗保障制度，报销大病医疗花销，解决大病无钱治的问题。
(三)开展普法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权利意识不高，需开展普法教育，消除封建残留思想，宣传权利的重要性，在权利受侵害时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形成全社会都运用法律武器和平解决争议的良好的社会氛围，拒绝以暴制暴。
同时，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是平等的社会主体，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人格尊严均需受到尊重，不得实行不平等对待。
(四)建立代表农民工的维权组织，传达农民工呼声世界上农民工维权机构已相当普遍，而我国尚未建立相应的农民工维权组织。当前当务之急需建立代表农民工利益的维权机构，赋予其与城市中的工会、妇联同样的政治地位，通过这个组织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建立该机构须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而不能随意成立，该机构需服从政府的管理，不能让其成为脱离社会的无政府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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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生创业利大于弊法律保障
Abstract：Recently,studentpioneeringhasbecomeahottopicamongpeople，andasaresult，heateddebateshavefocusedonit．Theauthorholdsthattherearemoreadvantagesthandisadvantagesforstudentpioneers．Oursocietyshouldencourage，oratleastbetolerantof，andatthesametime，goastepfurthertoperfecttherelevantlawsystem，inordertoensurethelegalprofitsofthesestudents，andpromotethissystem，whileatthesametimepursuingthewaythatsocietyisdeveloping．
Keywords：studentpioneer;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lawsystem
学生创业，在美国曾经培育出了一批杰出的数字英雄，一批卓越的管理人才、以及一批著名的高科技企业。1998年5月举办的清华首届创业计划大赛，正式拉开了我国学生创业的序幕。此后，各大高校学生创业团队以及各地的学生公司风起云涌，遍地开花。但是，经历过两、三年媒体爆炒的风光日子，如今的学生创业却遭遇到来势猛劲的寒流，于是否定的声音又纷至沓来。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和对待学生创业？是支持，是反对，抑或顺其自然？学生创业遭到的挫折除了其自身的原因以及某些客观必然性之外，是否也与我们未为学生创业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以及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有关？这都是我们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学生创业的利弊分析
学生创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源自美国。但美国并没有学生创业这一概念。因为从美国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出发，学生创业与其他人创业并没有什么不同。学生创业只是在中国特定的教育体制及社会环境下，才被赋予更多内涵以及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学生创业这一话题尽管如火如荼，但仅停留于新闻报道之中，学界鲜有涉及，本文作者亦未见有关于这一概念的表述。故笔者且将之界定为适龄青少年学生创办﹑参与创办或入股企﹑事业单位，以及为此积极筹备的活动。
中国学生创业始自1998年5月举办的清华首届创业计划大赛。目前国内知名的创业计划大赛有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校园创业大赛，团中央举办的“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关村2000”等省市级创业计划大赛以及网易等网络公司主办的创业计划大赛。参赛的大学已经超过100所，而且还形成了一批依托于理工科大学的创业中心，如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西安、成都等。作为高校学生社团的创业协会也应运而生。
被普遍认可的最初的学生公司，是1999年6月注册成立的清华大学邱虹云参股的学生公司“视美乐”，公司的资产由学生的合伙人提供的50万元注册资金和邱虹云研制的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电视的技术股份组成。同年7月，位于武汉的华中理工大学，一名叫李玲玲的学生首获10万元创业风险金，走上了独立创办公司的道路。2000年5月，在媒体广泛关注的前提下，又找到了一家成立于1999年4月的学生公司，就是川大学生王汝聪，联合章辉、殷德敏等几个在校生创办的成都亚虎(yahu)网络公司。因此，到底谁是第一家学生公司，确实很难说清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此后学生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出。同时，一些中专生甚至中学生也参与到创业大潮中来。
但是，仅仅过去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却涌现出学生公司纷纷倒闭的风潮，包括一度独领的“天行健”。于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学生创业，就有待于我们进行理性的分析。从哲学层面上讲，任何一个硬币都有两面，学生创业也必然是利弊并存。有鉴于此，我们的态度也必然是一分为二。然而，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必然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又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的价值评判。
学生创业存在如下几点弊端：
第一，创业对学生学业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学生的时间﹑精力有限，顾此必然失彼。没有在求学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即使创业获得暂时的成功，就长远来看，对创业的学生的日后发展也未必有利。而且，学校教育具有系统性、完整性、连贯性，所以休学创业和退学创业有悖于教育规律。
第二，创业对校园文化形成不良冲击。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去正确引导，都难以绝对防止浮夸与鼓噪之风刮进了校园圣地。其直接后果是使原本踏实本分的青少年学生被煽动得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艰苦的基础知识学习已然成为了一种新经济、高科技发展的最大桎梏，努力学习成为一种过时的说教，唯有创业才是自我实现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创业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使得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思想泛滥成灾，使很多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打上了功利主义的烙印。
第三，鼓励学生创业需要付出成本。首先，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发展，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因此鼓励、支持学生创业就要改革相应的制度、规则以与之相适应，而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成本。其次，鼓励学生创业必然增加学校的管理成本，同时也增加社会运行的成本。
第四，学生创业风险较大。由于多数学生缺乏市场运营和企业管理的相关知识及操作经验，加上很多学生眼高手低、急躁冒进、异想天开、盲目自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对于许多心理承受力较弱的学生，创业失败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同时，对社会经济秩序也必然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然而，看到学生创业的弊端，其目的是为了对之进行更全面的分析，而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其存在意义的理由，因为其裨益也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学生创业符合当前素质教育的大方向，它所激发的不仅仅是老板梦、致富梦，更是青年学子们在学习中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创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全面提高和磨练大学生面对社会、面对挫折困难、面对商业操作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大课堂。
第二，学生创业促进知识成果向生产力转换。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5％－6％,而发达国家则高达50％－60％。造成这一现状的直接原因是科研机构与企业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一鸿沟的形成有双方的原因，其一，企业吸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能力严重不足，技术成果寻求市场困难重重，其二，科研成果产品化的关键环节欠佳，企业无法直接使用。而正由于传统的技术产业化模式的困境，才使创业成为可能。学生创业往往具有对新发明新创造最旺盛的活力、对高新科技最敏锐的触觉、以及强烈的开拓进取意识，而这些正是加速科技成果市场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尤其是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今天，现有的企业不可能永远站在技术与市场潮流的最前沿，也不可能穷尽一切新兴或亟待更新的商业领域。因此，优秀的学生完全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技术创新，通过周密的商业计划吸引到投资，从而迈向创业成功之途。创业是时展对于产业模式调整的要求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因此，我们现在所提的创业也必然包含着时代赋予的内涵，而这种时代的内涵所体现的必然是知识科技和科学管理在其中的大范围渗透和深层次的影响。80年代初，美国许多高校就开始举办创业计划大赛，而今天美国表现最优秀的50家高新技术公司，有46％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计划大赛。
第三，学生创业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学生创业潮中涌现出许多在技术上领先的企业，例如首届“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的过程中创办的“视美乐”已与青岛澳柯玛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组建北京澳柯玛视美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目前我国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媒体投影机制造企业。截止至2000年下半年，清华学生创业圈内人士大约为500人，占清华学生总数的2%左右。但就是这2%学生，在1999年创造了大约总和为8000万元的价值，2000年上半年学生创业公司的总价值已超过2亿元。
第四，鼓励学生创业从总体上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很低而失败率很高，但这是一切新生事物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不能单纯地以此否定其积极意义。正像前文所说一时的成功不一定对学生的长远发展有利，一时的失败也不一定对学生的长远发展不利。“风物长宜放眼量”，正如我们不应该因为仙童公司的陨落而责备硅谷的创业者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某一个中国学生创业公司的失败而反对学生创业。“失败是成功之母”，创业失败的学生要比不曾创业的学生经受更多砺炼，也将更快的成熟起来。仙童公司当年的创办者，后来都成为摩托罗拉公司等成功创业公司的领袖。
第五，学生创业壮大了私营企业队伍，还将改善私营经济从业人员的结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改革开放20年来成长起来的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学生创业的迅猛发展将大大改变这一现状，这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将产生何等影响现在来说尚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影响将是重大且积极的。
第六，学生创业促进教育现代化进程。我国教育体制仍是行政性的垄断性行业，市场化程度较低，闭门造车、关门育人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很多教师的社会化程度较低，脱离社会发展，关起门来做学问，这样的师资队伍很难培养出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人才。学生创业的潮流有利于推动高校教育理念的转变，呼唤用新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来培养人才和进行高校教改，对推动科研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也给大学的教育体制和大学生素质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七，部分生活困难的学生可以通过创业来完成学业。我国自1997年之后,大学全部实行并轨招生,尤其是1999年高效大规模扩招之后,学费亦大幅度增加，每个大学生要完成学业，均需付出数万元费用。这对于部分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鼓励学生创业，可以引导这部分学生用知识和劳动来解决这一问题，顺利完成学业，同时也减轻了学校和社会的负担。
第八，学生创业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随着高校扩招的加剧，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显。学生自己创业，如获成功，不仅能解决个人的就业问题，又可为其它学生就业创造机会。
综上所述，学生创业的弊端是不容忽视的，但有些并非不能避免，或至少减少其发生的机率，而有些又是与其积极方面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且从两者的利弊分析中，我们可以肯定的得出学生创业利大于弊这一结论。
既然是利大于弊，我们就应当允许其发展，因此清除有碍其发展的因素，创设保障其发展的环境，就成为必要。
二、学生创业的法律保障
对学生创业的保障，可以采用经济、行政以及法律的手段。经济手段者，如设立创业基金，发放创业贷款等。行政手段者，如相关的行政指导、行政监督等。而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的手段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同时，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也使之更具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无论经济或行政的手段，最终也需要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下文试就如何从法律上为学生创业创造一个有利环境，略加阐述。
1、在企业法方面
1）必须简化企业注册登记的程序。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学生创立企业可以采用的形式有：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对学生创业并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但也没有明文许可。因此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为学生创业设置了一些障碍。比如上海一位学生在进行企业登记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让他提供待业证明。更有一些地方以于法无据为由，拒绝为学生企业注册登记。所以，以全国性的法律、法规认可学生创立或参与创立企业的主体资格是有必要的。
而且，上述三部法律均要求对企业的经营范围进行登记。按照现在的工商登记实践，企业章程必须通过列举方式穷尽其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必须一一记载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超越自己事先设定的经营范围就是违法。而事实上，许多学生企业并没有固定的经营范围，他们普遍规模较小、转型较快，用经营范围对其加以限制，显然不利于其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商机。尤其对以网站起步的学生企业，经营范围必将成为其与传统行业相结合的桎梏。
此外，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第八条规定：“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或超出许可的项目提供服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5万元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从保障学生创业的角度出发，上述规定也必须废止或修改。首先，其申请程序对处在非直辖市、省会或首府的学生造成很大障碍，令其企业的成立成本增加，这一权力完全可以下放给下级电信管理机构。而且，这一办法的罚则对无经济收入的学生而言显然过重，恐怕只有与个人破产制度相结合才能运作起来。
2）对以知识成果出资的限制必须修改。
在当今的学生创业大潮中，有许多学生采用以自己的知识成果入股的方式创业。
根据《公司法》第24条、80条的规定，发起人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20％，国家对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国家科委和国家工商管理局1997年7月4日的《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又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5％。[1]
但即使是35％这一上限，仍然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现状。尤其是对那些投资少，收益大的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这一限制是显失公平的，不利于对学生权益的保护。同时，吸收风险投资是许多学生企业成功的必由之路。但风险投资为规避风险，常常要求引资方控股。而且风险投资的目的在于赚钱，学生创业的目的更多的在于自我实现，因此学生方常常也有控股的要求。但这一因双方目的的不同而促成的要求的一致却得不到法律上的许可。
对以知识成果出资的这一限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又不能没有任何限制。深圳市1999年的《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第7条第2款规定：“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经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其作价出资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可扩大到35％。如合作方另有约定，从其约定。”[2]这个完全“从其约定”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知识成果在转化为生产力以前，毕竟还缺乏物质实在性。而注册资本与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密切相关，尤其是注册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第三人所预测的其承担责任的能力。因此，法律只要规定知识产权出资可以达到51％，能够保障其控股即可。同时，可以规定其他出资方对以知识产权出资者的出资超过35％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对以知识成果出资仅限定于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亦失之偏颇。知识成果之所以能成为资本，是因为它具有货币资本和一般物质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为其持有者带来收益。在现代社会，属于版权范畴的文艺作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等同样具有这一性质。尤其是在以注意力经济为导向的网站，在线阅读、音像资料及计算机软件的下载均是吸引“眼球”的主要途径。而这一类网站由于基本上不需任何投资，因而成为学生创业的首选形式。在这类网站中，劳务和知识成果往往是最主要的出资形式，因此必须有法律的认可和保障。作为知识成果的计算机软件，还可以直接作为生产、经营工具，并可以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因此更没有理由不成为出资的一种形式。
在合伙企业中，还应允许一套方案、计划等作为出资方式。其理由之一是许多企业并不缺99％的血汗，而真正至关重要的是1％的灵感。之二是合伙本身属于私法的范畴，只要合伙人愿意，国家没有必要禁止。当然，在实践中可以将一个想法变通地作为劳务出资的方式，但它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务，一旦发生纠纷亦很难把握。因此，理应以法的形式为之正名。
2、民法方面
按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的规定，十八周岁以上和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但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才享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均出现过不少少年商界奇才。其中不乏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按照我国民法的规定，他们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3]从条文本身的含义来理解，所谓的“他”应当作为个体来把握，但在现实中，人们却将“他”按照共性来看待。即不论其本人的智力水平和对自己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程度，将普遍认为只有成年人才能做或才该做的事一律禁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涉足。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这些规定，令未成年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依附于其法定人的追认，从而使其不便于对多变的经济现实做出敏捷的反应，也使其他市场主体因怀疑交易的安全性而尽量避免与其订立合同。同时，相对人的撤销权虽有善意的限制，但毕竟为其行使提供了一条渠道，在实践中就使相对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这对于未成年人及其企业都是不公平的。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少年奇才，但我们的社会至少要为少年奇才的诞生和成长让出一条道来。故可以试行由一个专门机构在征求学校和家长意见的基础上，赋予特定的未成年人以民事行为能力。同时，鉴于我国当代少年较之其父辈普遍早熟的现状，适当降低享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界限也是可以考虑的。
3、知识产权法方面
目前，我国保护的知识产权只有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同时，将发现权列入知识产权的一种，但仅作为一种人身权来保护。[4]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商业网站的盈利模式。学生创业者往往是有模式无资金，从而需要投资的介入。但是要获得投资必须向投资方提交创业计划书，并做出说明和解释。对于技术含量普遍不高的盈利模式而言，很容易被投资方全面掌握。目前关于商业网站的盈利模式，仅可适用于商业秘密的有关规定加以保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同时，该条也禁止“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披漏、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漏、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上述规定虽然足以证明投资方获悉学生创业者的创业计划后独自使用之违法，但学生创业者却面临举证上的困难，即难以证明该计划是其智力成果并因引资的需要而告知投资者的。本文作者便设想了一个商业网站的盈利模式，苦于无法在与投资者合作中保护自身的利益。本文作者曾就此求教于江平教授，江教授亦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故此问题似只可以立法加以保护。一条简便且行之有效的途径是在公证处的业务范围中增加相关内容，使学生创业者在与投资方洽谈合作事宜时得邀请公证人员参加，并对学生创业者透漏的创业计划和提交的创业计划书做成公证文书。这样，一旦日后发生纠纷，学生创业者就可以公证文书作为有利的证据。
4、教育法方面
教育法是与学生联系最为紧密的法律规范，它分为由国家、政府制定的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学校自行制定的校规、学生行为规范两个层次。[5]目前，我国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均未对学生创业的相关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学生创业唯一的合法依据是2000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一项有关“大学生、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休学保留学籍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既然学生创业是一件经过论证值得鼓励的事，就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至少是《高等教育法》应有相关的规定。同时减少不必要的限制，比如创办企业的类型，并不是只有高新技术企业才可以作为学生创业的选择。如前所述，科技是生产力，但科技之外的其他智力成果亦有创造性价值，并能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要，因而实无理由厚此而薄彼。
在学校内部的规章方面，九十年代以前，多数学校的“学生守则”均明文规定学生不许经商。今日，较为开明的学校已对手册中的许多条文作灵活处理，为学生创业创新打开方便之门。诸如，某高校原为困难学生而设的“七年内修完本科学业”的规定，现已放宽到创业学生也适用。许多高校还建立了创业基金，如“上海交大创业基金”总额就达1．5亿元。但尚有许多学校仍将“不许经商”作为对学生的禁止性义务，虽然今天的“创业”与八十年代的“经商”不能简单地等同。这些学校的抱残守缺，与国家法律的欠缺不无关系，但要修改法律，毕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尚需假以时日。而且法律本身必然是粗线条的，即使制定出来也需要各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细化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即使在较开明的学校，对学生创业的种种支持乃是仰仗学校决策者的支持，是“人治”而非“法治”，即便当下如火如荼，也仍存在“人走茶凉”的不确定性。然而，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校在此方面却走在我们前面，比如在马来西亚科技大学，学生们有了好的创意，学校就会从启动资金和管理经验两个方面予以资助。无论是公司成立、吸引投资，还是事业发展、市场推广、品牌建立，从事创业活动的学生都将有专人指导，学校里众多有企业管理经验的教师将成为他们忠实而可靠的顾问。而我国高校尚未建立这样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加之这一新生事物毕竟与传统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同时很多学校管理者对自身角色认识不清，头脑中充溢着许多腐朽思想，“上行”能否“下效”仍是个疑问。所以有必要将学校对学生创业的鼓励与支持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5、劳动法方面
为了熟悉业务，增长经验，许多学生创业者选择先到相关企业工作，再自己创业。目前已有许多学生成为企业的高级白领或经理人，其中亦不乏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但我国《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这样一来，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创业者，或只能以见习或实习的名义进入企业工作，或放弃打工的前奏直接创业。前者令学生创业者的劳动收入等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后者使学生创业的失败率大大增加，此二者都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设计所应带来的结果。也许社会需要大多数按部就班的人才，但不能以此作为否认奇才、偏才、怪才存在价值的理由。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给与他们更多的宽容，他们也将给与社会更多的回报。
注释：
[1]转引自雷兴虎、罗有才《发起人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几个问题》[J]载《法学》
2001年第2期。
[2]同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
论文关键词：存款保险金融风险法律制度
2009年6月18日，《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颁布。国际存款保险协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总结世界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有效存款保险制度准则，为各国加强存款保险制度提供指导。该原则的提出，又一次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问题推向了我国金融改革的风口，再一次提醒我国应当紧紧抓住当前时机、抓紧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法律制度。
一、存款保险制度概述
存款保险制度，就是银行按照规定参加存款保险，缴纳保费，国家组建专门机构负责管理投保银行的保险费和其他渠道筹资，建立起存款保险基金：当某家银行出现倒闭破产等危机事件时，存款保险机构按照规定标准及时向存款人予以赔付，并依法参与或组织对这家银行的清算，实现对存款人合法权益的最大保护。该制度通常与政府接管、最后贷款援助制度一起，构成处理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核心法律制度，是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安全法律体系的信心来源与保证，对稳定本国金融市场安全体系起到重要作用。它的核心是防止一些存款者因某些金融机构的倒闭而对其它的金融机构失去信任，由此导致大规模的挤兑行为，引发银行机构恐慌和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一般情况下，为了应对破产的金融机构，存款保险机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一是由存款保险公司协助另一金融机构收购破产的金融机构，把存款者的存款转移到收购者的金融机构之中；二是由存款保险机构支付存款人被保险的存款金额，并且清偿破产金融机构的债务。存款保险公司一般会按照成本价格来选择具体的处理方法，一股的说，对大银行多采取安排收购和存款继承，对小银行则多采取后面的一种方式。
然而，存款保险也存在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比如说：存款者由于利益受到保护而弱化了对银行的选择与监督存款：同时存款保险的存在使银行的胆子更大，产生“亏了也是保险公司的钱”的心理；除此之外，存款保险的保险费率一般与风险并不直接相关，以上因素造成的风险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对称的，从而不可避免的提高银行的从业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另一大缺陷就是它对大银行提供的保护要明显的高于对小银行的保护，这容易造成存款从小银行逐渐流向大银行，对小银行来讲这是相当不公平的。
二、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在所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中，美国是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最早、也是运行机制最完善的国家。根据《联邦储备法》的规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安排资产额在5亿美元以上的濒临破产的银行和其他银行合并，并支持一个新成立或业已存在的机构收购破产银行的资产，并承担其债务。同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作为负责主持商业银行破产事宜的主管权利机关，将主持组织、管理、银行破产时破产财产的清算、资产清理和债务偿还等事宜。
另外，作为最后手段，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将对破产银行已投保的存款进行理赔。从1930年开始到1980年的近50年间，也就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期间，美国平均每年银行倒闭不超过l5家，远低于上世纪20年代最繁荣时期的每年600家左右，更低于1929年至1933年间的每年2000家的数量。成立于1933年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运行70多年来，成功地保证了银行体系运行的稳定，维护了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
存款保险制度是具有一定的功能性的。重新赋予社会公众对银行存款体系的信心，保护存款者的经济利益，督促银行在保证存款者存款安全的前提下从事经营活动是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设立的宗旨。具体来讲，存款保险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存款保险制度具有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功能。由于存款者与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不可避免的使存款者的利益居于劣势。而在作为事后补救制度的存款保险制度中，规定的存款保险的最高限额，则更加的侧重保障居民存款者的经济利益。二是存款保险制度具有维护国家金融体系安全之功能。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存款者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心，能够降低因金融震荡而付出的那些社会成本，间接的起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之目的。三是存款保险制度可以防止因金融机构倒闭引起的货币供应量骤然减少，进而具有保障货币制度稳定的功能。四是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降低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优势，进而提高金融市场机制的运作效率正是由于存款保险所具有的以上这些独特的价值功能，当今世界金融业发达的国家更加看重存款保险制度在保护存款人经济利益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三、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建议
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银行业中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在抗风险能力与经营状况上存在很大风险，一旦发生银行挤兑等事件，由于其传染效应，很容易造成金融体系的崩溃、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冲击经济实体，乃至国家安全。此外，我国长期实行的由中央银行和各级政府“买单”的做法，弊端也已日益明显。
但是，在金融市场化、社会信用体系和法律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国家，设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收益。有学者通过研究外生性危机对银行体系的影响时发现，施行明确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遭受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明显高于那些施行完全隐形存款保险的国家。因此，中国在建立存款保险的时机、步骤、方式选择上要谨慎。
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离不开法律基础。已建立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家对存款保险制度之法律基础有不同处理办法：一如日本，制定单行的存款保险法：二如加拿大，对存款保险机构进行立法；三如美国和英国，在相关的法律制度中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规定：四则是以效力较低的条例或规定对存款保险制度作出安排。从实际出发，我国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存款保险法》，依法建立存款保险机构，进行存款保险业务。
关于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可以做如下规定：
首先，建立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其职能包括：负责管理、运营存款保险基金；履行对投保机构退出市场的清算职能并及时对存款人进行赔付等。
其次，实行强制型的存款保险制度。所有银行都应当加入存款保险体系，银行没有加入存款保险体系的选择权。同时应当合理确定存款保险赔付标准。
【论文摘要】“低碳经济”作为未来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需要法律提供相关的保障机制。本文提出此保障机制的建立需要对能源结构调整、清洁生产机制、“低碳”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等产业链环节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也应实现宏观环境政策、环境法制及相关法规的调整、管理模式的转变，从而有效地构建起“低碳经济”保障机制。 【英文摘要】As the new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future of mankind，〝Low carbon economy〞needs legislation to provide relevant protec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law should provide legal protection to the industrial chain links such as the adjustment of energy structure， clean production mechanism， "low carbon"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The paper also pointes out that the adjustment of macro-environmental policy， environmental law and related laws， the change to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low carbon" economy should be realized so as to develope a "low-carbon economy" protection mechanism. 【论文关键词】低碳经济；能源结构；清洁生产；产业化；环境法制 【英文关键词】〝Low carbon economy；Energy Structure；Clean Production Industrialization；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正文】 作为全球性的话题之一，气候、能源备受全人类关注。且看2009年10月19日在马尔代夫举行的“海底会议”和12月4日在尼泊尔举行的“雪山内阁会议”，道出了人类共同关注气候问题的心声。此后不久，12月7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会人员为主题呼喊奔跑，民众瞬间组成各种名义的环保卫士，踊跃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来。在会议中，马尔代夫的呼声很高，这个海平面只有1.5米的国家，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变暖已经让它处于危机状态。会议召开期间，相关媒体重提“低碳经济”，让这个由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所达成的共识重新在会议上体现。但是，受制于诸多因素，会议最终未能形成对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案。 经济发展不能片面追求量的提高，而应于质上改善，这已是多数人的共识。因而，对“质”的追求不会因一次会议的失败而破灭。当环保、低碳主题在2010年相对冷却之际，低碳产品亮相第15届中国住博会的消息又让人重拾这一话题：低碳经济是否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倘若是，我辈又如何为低碳经济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把握 “低碳经济”至今实则没有一个准确的定性，按照通说，主要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它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其实质是通过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获得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进产业结构和制度的创新以改实现绿色GDP，最终改变人类发展的模式。在特征上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低碳经济是当代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该发展模式主张“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指标，与3R理念相一致。随着全球变暖问题引发的各种环境与生态问题，能源的无污染性成为经济发展应予考虑的因素。“低碳”模式的受认可度因此得到提升，与之结合的低碳经济必然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新选择。 2．“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的支撑，“低碳观念”是“低碳经济”的行动指针。其中，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 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而低碳观念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理念当前已经突破横向关系之间的平衡，而在纵向上提出要求，即要求实现代际平衡。 3．低碳经济注重经济的整个过程，从生产到消费的基本环节上都注重CO2等的低排放，实现产业的整体优化目标。 二、“低碳经济”的历史溯源及法价值审视 如果探寻“低碳经济”的源，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之后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的《低碳经济法案》，将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纳入国家未来重要的战略选择。同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举行谈判，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其中明确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为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6月5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在2008年7月举行的G8峰会上，八国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签约方一道共同达成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长期目标。 综观这一简短的历史，低碳经济在最近三年受到关注的程度有明显提高，这表明该理念在当前日趋成熟并得到多方认可。然而，从2003年到2009年底七年左右的时间里，“低碳”前进的步伐是缓慢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一，该理念带给现实的改革成本之高昂，致使人们对该方案的可行性存有不少疑问。其二，各国尤其是大国在“软法”性质的国际条约中的承诺并未明显带动国内经济的转型。其三，各国并未制定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虽然美国在这方面牵了头，但是其执行效果不容乐观。 那么到了2009年，两次特殊的会议即马尔代夫举行的“海底会议”和尼泊尔举行的“雪山内阁会议”，将这一问题再次拿到全球谈判的桌面上来。这不禁带给全球新的危机感：如果片面地指责低碳模式成本高昂而一意孤行的话，电影《2012》、《当地球停止转动》带给我们的视觉恐慌则可能演绎为事实。 在法律价值上，人身权高于财产权，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终极意义上追求以人为本，具有较强的人权意识和社会意义。因而，力促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应成为我辈孜孜追求的目标。从法律保障机制的角度考虑，宜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切入，即在微观上注重低碳经济于产业链上的运行，在宏观上有政策等外部性因素对低碳经济的积极引导。 三、于产业链的主要环节构筑低碳经济的法律保障机制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其核心的转变在产业链。因而，从微观上对低碳经济做一产业链的审视，构筑主要环节上的法律保障措施很有必要。 （一）能源法规对能源结构作出调整 “低碳”本身是对能源利用结构的质问。煤炭、石油等能够产生二氧化碳的传统能源带给我们的是温室效应，典型地表现在全球变暖，南极冰雪融化和海平面上升。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从能源结构方面作出大的改观。 当前我国的能源法主要是经过1996年颁行的《能源法》、《电力法》和《煤炭法》，2007年修正过的《节约能源法》，2005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这几部法律。这些法律的出台在能源使用尤其是后两部法在改善能源结构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调整，应当说其意义重大。但是，随着人们能源观念新的变化，低碳经济是否能够纳入这些法律规制的视野中呢？至今仍然是个问题。 细看这些法律的具体规定，它们并没有把“能源结构的调整”作为立法的主导思想，因而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低碳能源应当成为法律必然涉足的内容。在立法修改上， 2009年8月25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笔者认为，在该法修订中应该认真思考并准确定位低碳能源这一关系人类发展的模式，把低碳能源的结构调整作为法律应有的主导思想。与此同时，在具体规定上不再是简单的“软性”规定，有必要突出“经济刺激措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能够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理念，并发挥其正向效应。另一方面，该法也需完善“法律责任”项的规定。未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在立法定位上主要强调政府机关部门的责任，但是几年后社会面貌发生改观，尤其是将该法放入市场背景下重新考察，将责任主体扩展至参与到可再生能源（包括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的主体，并融入“公众参与”的理念， 实现可再生能源的有效运作。 再则，备受海内外关注的能源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小宪法”即新《能源法》，经过向社会征求意见稿，已于2009年2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议。作为能源方面的基础性法律，是否可以在法律规定上倾斜低碳能源，从而为整个能源法规体系奠定一个新的基调。 （二）清洁生产法规形成的调整机制 改观能源结构是低碳在产业链上的第一环节，清洁生产机制则关注“能源”在进入生产领域后如何清洁生产的问题。作为我国环境法学第一位博士的王明远老师对此很有见解，他认为清洁生产机制改变传统的末端处理，关注从源头和过程上对污染等处理进行分流和有效地疏导。笔者认为，该机制带给我们生产模式是新一轮的革命。当能源上的调整并未把其他碳能源排除出能源结构时，传统的煤炭、石油等产碳能源的继续使用必然需要在生产结构上作出调整。因而清洁生产机制成了第二环节上的必然选择。 至今，我国已经于2002年出台了一部《清洁生产促进法》，该法的出台对我们规范生产机制有重要作用。结合王老师的观点，在清洁生产机制上我们需要注重四种调控制度：（1）经济调节，改变传统的“命令——控制”措施占主导地位的情形，强调运用费、税、许可证等限制性经济手段和财政扶持、采购优先等利导性经济手段来实现生产机制的转变。（2）环境信息公开，一则是灰名单、黑名单制，将构成环境损害和不符合清洁生产最低指标的企业公布，将之放入大众视野；另一方面，将环境法规、许可证审批规定公诸于众，充分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3）行政指导和自愿参与，在此处主要是国家环保局及其各级机关在环境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行政指导，在自愿情形下订立行政合同，让企业参与到这一机制中来。（4）行政强制，该手段作为最后的保障措施，为强制性削减污染物排放起着强有力的作用。 作为对“低碳”的回应，笔者认为这四项措施足以改进我国的生产结构。当然，在具体的清洁生产法律中，尤其是地方性法规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清洁生产具体应对的法律措施，形成特色的地方清洁生产法制。 （三）低碳经济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 当人类面临温室效应时，很多人的呼声是要限制碳能源，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悲观的。有一句话耳熟能详的话说得好：“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那么至今仍为诸多人所依赖的碳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否就是尚未被人开发的资源呢？至今，全球已有50多家金融机构投资13亿美元进行低碳技术开发，以期在低碳经济上占领技术制高点，这些低碳技术广泛涉及石油、化工、电力、交通、建筑、冶金等多个领域，包括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高附加值转化、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传统技术的节能改造、CO2 捕集和封存等。这一新近的发展状况带给我们另类的思考：低碳的市场化乃至产业化运作。 在金涌等人共着的文章中，作者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讲述利用科技创新达到“碳”的再利用。主要有“4.4开发CO2 的捕集技术以进行利用和埋藏”和“4.5 通过发展CO2利用技术推进低碳经济”，因而该技术经过理论的论证是可行的。那么法律又将如何作出有效引导和必要的调整呢？ 张璐博士的论文为笔者打开了思路。“环境产业”这个听起来仍崭新的字眼带给我们无尽思考的空间。作者认为，环境产业是一新兴的朝阳产业，包括污染治理产业和资源建设产业[11]。那么对于本文所提及的低碳经济而言，低碳既可以从治理模式上进行也可从资源建设方面拓展。当前我国并未制定类似《环境产业法》的法规，倘若从立法的层面上考虑，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在考证当前技术能力成熟度的基础上，依循张博士文章中所指出的“利益增进”的模式，利用行政强制机制、经济刺激机制和行政指导机制构成的“混合调整机制”[12]对低碳产业的发展做出有效地引导。 （四）低碳与循环模式的对接 如果说低碳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循环经济在“能源”上的另类思考。因而，发展低碳经济最终要想循环性经济目标靠拢。 “循环经济”（cyclic economy）这个名词在大多数人看来并不陌生，它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13]。 依循循环经济的理念，低碳经济的发展应注重三个方面关系的处理：产品的低碳生产， 产品的低碳消费乃至产品的可回收性。 在产品的低碳生产上，应当予以把握的是清洁生产的扩面，这是在清洁生产机制上考虑的问题，前面已经述及，不再赘述。 在产品的低碳消费上，人们生活居住的建筑节能和采暖技术应予推广，汽车等交通方式的改观（如最近提倡的扩建交通线路、改乘公交等现象），生活食物消费中肉类食物的适度减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推进消费的低碳控制。 在产品的可回收性上，则强调的是一种“反生产”理念[14]。不仅要将CO2回收利用，而且要将能释放CO2的产品也回收改造。 四、以外部性机制的构建促成低碳经济的发展 低碳经济要顺利展开，并非只健全自身的机制便可，外部性的积极引导是其顺利进行的动力。如何为低碳经济寻求完善的政策导向机制和“硬法”的有效规制则是关键。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政策法规乃至理念上的转型，力求推进经济刺激手段 传统的行政模式强调利用管制的方法来管理市场主体并强行地推行其经济政策。但是这个市场本身的理念决定了它必然与政府的做法相冲突，造成政府在行政上的成本大而效果差。 当前，经济利导性的做法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它主要是让政府置于市场之中，一方面强调与市场参与者的合作，达成行政合同，共同推进经济政策的实行。其中，必然有政策上的诱导，如财政支持、鼓励，税收优惠等正向规定，当然也不排除排污收费、环境税、许可证等限制性的举措。因而，在低碳经济推行的过程中。政府能否营造一个低碳市场，是至关重要的。 （二）环境法制体系的健全，并在“治”上下功夫 环境法制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本人认为环境法制是“经营之法”。在政府越来越重视经济刺激手段之时，政府的“经济理性人”决策观念也应被我们所接受，那么它的决策必然是为了市场的良性运行抑或说是经营“市场”。按照这样的思路，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制需要做什么？ 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当实现环境法制理念的革新。以“经营之法”的理念来完善当前法规的不足。另一方面，对于低碳经济新概念的提出，要及时作出法规的应对，同时修改相关的法规，在必要时制定专门的“低碳”法规。 （三）配套法规的完善 除了环境法制的转变，相关部门的法规也有必要及时作出修改。主要体现于民商事、经济法的修改。 在民商事法上，主要考虑如何将碳交易纳入民事物权、民事合同等相关制度的调整范围，使碳排量产权化，从而引导企业等民事主体对碳排放作出自我约束，便于政府治理和监管。 在经济法领域，主要思考如何对低碳经济作出有效地经济刺激，采取技术性规定如《循环经济刺激法》等法律对之形成正向的引导。此外，在碳交易方面，为确保碳交易的安全，有必要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 【注释】 即：reduce（减量化）、reuse（再利用）和recycle（可循环） 王达水：《低碳经济的基本特点》，http://blog.gmw.cn/u/6716/archives/2009/89579.html，2009年12月18日访问。 参见百度百科：低碳经济，http://baike.baidu.com/view/1494637.htm?fr=ala0，2009年12月18日访问。 “软法”是指一些仅列出条款却未指出如何实施的法律法规。例如：虽有禁止性条款，却没有违反该条款后的责任规定；有授权性条款，却没有行使权利所需要的程序性规定。也指一些不具有法律规范应有的假定、处理、法律后果3个基本要素的法律条文。于是这种法律被形象性地称作“软法”，在实践中屡屡被随意违反。 唐志强编辑：《修改可再生能源法意义重大——分组审议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发言摘登（一）》，中国人大网，2009年12月19日访问。 国家能源办网站：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7-12/04/content_7196929.htm，征求意见稿：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7-12/04/content_7196929.htm，2009年12月19日访问。 王明远：《清洁生产法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处观点为本人理解，特此说明。 参见王明远：《清洁生产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七章“部分国家的清洁生产法制要览”，第166-214页。 金涌，王垚，胡山鹰，朱兵：《低碳经济：理念·实践·创新》，《中国工程科学》2008年第10卷第9期。 金涌，王垚，胡山鹰，朱兵：《低碳经济：理念·实践·创新》，《中国工程科学》2008年第10卷第9期。 [11]张璐：《环境产业的法律调整——市场化渐进与环境资源法转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2]张璐：《环境产业的法律调整——市场化渐进与环境资源法转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13]百度百科：循环经济，http://baike.baidu.com/view/61554.htm?fr=ala0_1_1，2009年12月19日访问。 [14]此概念由日本企业家常盘文克提出，转引自林丕：《把环保产业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论环保产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前线》1999年第2期。 【
二、交叉上诉 （仅以进口产品和国内产业的界定为例。为了详细说明双方的争议，以下还包括了专家组阶段双方的观点） （一）专家组阶段 1、第一次书面陈述 （1）起诉方观点 采取保障措施，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具体的进口产品和国内产业；如果定义错误，就会影响对所有其他条件的分析，特别是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将导致针对没有对国内产业造成影响的产品采取保障措施。 a. ITC任意、不公正地创造了产品分类 ITC没有首先确定具体进口产品，而是按照其自己的方法，先确定国内产业；没有对具体进口产品作出自己的决定，而是盲目地接受了对“进口产品或者调查申请中所包括产品”的任意性描述。而且，ITC明确拒绝就具体进口产品作出自己的确定，因为它说ITC没有被要求首先考虑是否及如何细分进口产品。 保障措施不允许对一种具体进口产品采取措施，而依据却是对另一种具体产品的认定，即使后一种产品是相同的或者直接竞争的。在本案中，总统的要求将大量的钢铁产品归为4大类：普通碳素和合金板材，普通碳素和合金长材，普通碳素和合金管类产品，以及不锈钢和合金工具类产品。为了收集数据的需要，又分为33类产品。 即使每类产品足够具体，可以确保作出正确保障措施决定，ITC也无权将这些产品归入不同的类别，而界线在调查过程中被移动。例如，ITC调查了归在板材类的7种产品，然后又将这一大类细分为3个不同的产品类别（平板轧材、镀锡类产品、取向硅钢）。平板轧材包括5种被分别调查的产品（板坯、中厚板、热轧钢、冷轧钢涂镀板），但被人为地归为一个类别，以界定国内产业、确定进口增加和损害。而且，对这5种不同的进口产品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保障措施（一种对板坯，另一种对板坯外的板材）。这些类别都没有精确的定义，能说明它们本身就是具体产品。 更为重要的是，ITC自己也需要依赖于33类不同产品以收集数据，这表明大类的分法是人为的。这说明，即使为了经济和数据分析的需要，以及在美国的正常贸易过程中，这种对板材的人为扩大分类也是不真实的。这样的后果是，一种具体产品进口没有增长，会由于和其他产品结合在一起而被掩盖起来。ITC的这种做法影响了对进口增加和因果关系的所有认定。 例如，关于平板轧材的进口增加，ITC说，进口增加的法定要求满足了。平板轧材总进口的实际数量和相对数量都增加了。从实际数量看，总进口从1996年的18.4百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20.9百万吨，增长13.7％；总进口从2000年中期的11.5百万吨，下降到2001年中期的6.9百万吨。进口对国内生产的比率也从1996年的10％，上升到2000年的10.5％。 如果按照ITC的推理，但对板材中的每一个产品进行审查，结论就如下列： - 板坯实际总进口从1996年的6.3 百万吨，上升到2000年的7.26百万吨； - 中厚板总进口从1996年的1.9百万吨，下降到2000年的0.95百万吨； - 热轧钢总进口从1996年的5.3百万吨，上升到2000年的7.5百万吨； - 冷轧钢总进口从1996年的2.6百万吨，上升到2000年的2.8百万吨； - 涂镀钢总进口从1996年的2.3百万吨， 上升到2000年的2.5百万吨。 如果对每种产品进行单独分析，而不是根据一个大类，那么中厚板就不应采取措施，因为中厚板进口显然没有增加；至少从实际数量上看是这样。 对于相对进口，ITC的认定也必须根据以下的情况进行修改： - 板坯，1996年9，9 %，2000年10，9 %； - 中厚板，1996年32，5 %，2000年14，8 %； - 热轧钢，1996年8，3 %，2000年10，9 %； - 冷轧钢，1996年7，5 %，2000年7，3 %； - 涂镀钢，1996年13，3 %，2000年11，8 %。 可以看出，将不同产品归为平板轧材一类，就可以对相对进口增加作出肯定决定，但这与分产品分析的结果是不符的，因为5种产品中有3种产品相对进口是下降的。 因此，缺乏对进口产品的精确定义，影响了ITC对进口增加、损害和因果关系的认定。在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中，上诉机构强调调查机关必须正确确定具体进口产品和正确确定国内产业；上诉机构关注的也正是使保障措施分析不要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总之，美国违反了《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1款要求确定具体进口产品的义务。 b. 对国内产业的界定不正确 ITC在按照其自己的方法确定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时，没有将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进行对比，而是集中精力解释为什么没有基于其调查的33种产品确定进口增加、损害和因果关系，以试图表明有些国内生产的产品构成了单一的同类国内产品。但ITC忘记了其基本的义务，即将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进行对比，以确定它们是否为同类。 最重要的错误出现在对生产平板轧材的国内产业的界定上。创造了平板轧材这个类别，ITC的分析就出现了一系列草率的决定。例如，说国内平板轧材与进口平板轧材是相似的，因为从物理特性看，国内平板轧材与进口平板轧材有相同的物理特点，一般是可互换的。说国内和进口产品大体相似，当然不是对这两种产品是否为相似的充分分析；因为分析相似，最少要比较物理特征、共同的最终用途、消费倾向和关税分类。 不仅如此，ITC将不同类型的产品捆绑在一起，没有确定国内和进口产品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相似或直接竞争的。例如，ITC虽然明确承认存在不同类型的平板轧材，但既没有说明国内生产的板坯与进口冷轧薄卷相似，也没有说明国内生产的热轧钢与进口涂镀钢相似。 如上所述，ITC试图表明国内产品属于单一相似的国内生产产品。例如，为界定国内产业，ITC考虑了是单独分析平板轧材具体类型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然而，它没有具体产品，而只是一般性地提到了物理特征，例如这些产品共同的冶金学基础；单一共同的生产基础；所有产品都最终共同用于汽车和建筑行业。 这种认定与《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1款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因为它要求主管当局确定其要归为一个国内产业的国内产品要么是单一相似产品，要么是与进口直接竞争的产品。ITC没有遵循WTO关于相似性的标准和它自己的方法，即没有根据物理特征、最终用途、消费者偏好和关税分类，确定确定这5个不同的下游产品的相似性。ITC的依据主要是这5种产品共同的生产环节和最终用户；而这两个标准已经被上诉机构否定。 鉴于以上错误，ITC对平板轧材国内产业的界定是不符合《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1款和第4条第1款c项的。 另外，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生产平 板轧材国内产业的定义是根本错误的。 （a）没有共同的物理特征 ITC说5种板材有有共同的物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关的，依据的是它们有共同的冶金学基础。然而，基本的碳和铁化学组成不足以说明这些产品有共同的物理特征，应当视作一种产品。事实上，冶金学上相同的化学组成可以形成不同的产品，例如普通碳素和合金产品与不锈钢产品。 根据美国自己的方法和WTO的标准，为了确定共同的物理特征，ITC应审查这些产品的尺寸、形状和质地。ITC承认，在厚度和其他质量上有很大差别，例如，板坯是4英寸，而冷轧钢为2毫米；防腐和表面质地也不同。更为重要的是，ITC报告明确承认5种产品之间缺乏互换性，因为这些产品处于不同上下阶段。热轧钢也不能视作与其前加工阶段的产品有共同的物理特性，因为热轧的目的就是减少半成品的厚度。冷轧钢也同样如此。ITC报告称，冷轧就是将热轧材料的厚度降低25－90％，或者使之具有特定的机械特征和表面质地等。而涂镀钢就是为了使其具有防腐特性。通过添加金属或非金属物质，涂镀过程可能会改变原材料的物理特性，成为防腐产品。因此，通过涂镀，冷轧钢就变成了不同的产品，而不能视作相似产品。 因此，ITC的分类显然无法充分、合理地解释以上存在的问题。 （b）没有共同的最终用途和消费者倾向 ITC没有证明5种产品有共同的用途。ITC说所有类型的产品都用于生产汽车（虽然具体用法不同）和建筑业，就承认了每种产品的用法是不同的。有些产品，如涂镀钢，用于制造汽车部件；另一些产品，例如板坯（只是半成品，只能用于制造汽车），只是生产下游产品的原材料。ITC所依据的，只是这些产品的最终用户，而这不是上诉机构所确定的标准。而且，如果以最终用户为标准，就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例如，汽车皮革和档风玻璃也应当视为板材的相似产品了。 ITC所说的所有这些产品都受到这两个市场总需求的实质性影响，这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因为它所依据的经济利益实质性一致的观点已经被上诉机构明确认定为不相关。 （c） 消费者倾向 如果消费者被视为使用制成品的汽车制造商和建筑业，那么这5种产品甚至可以认为是相互替代的。但ITC自己承认，对于汽车挡泥板，冷轧薄卷不能替代热轧钢和板坯。 （d） 不同的关税分类 ITC认为，海关的处理方法对板材调查无用，因为适用于这些产品的类别量太大（55类）。缺少对海关分类的分析是与上诉机构在欧共体石棉案中的意见相悖的；上诉机构认为，海关分类是确定相似产品的一个重要标志。分类太多不应当是一种借口；相反，分类多正表明这些产品不相似。事实上，看看这55类就可以发现，HTS根据宽度和厚度的四位分类也是对半成品，包括板坯、热轧钢、冷轧钢、防腐和中厚板进行区分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反映了国际承认的基本产品分类。 （e） 单一共同生产基础的观点是不相关的 ITC分类的一个决定性主张是该产业是一体化的，有共同生产过程。ITC特别注重共同的生产过程和设备，认为是界定国内产业范围的基本考虑。但ITC承认，界定相似或直接竞争应当反映市场的现实，同时实现保障措施的目的，即保护国内生产商的生产性资源。因此，这种方法就要求ITC将下游产品集合起来，特别注意共同的一体化生产基础。 然而，这种标准已经在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中被认定为与《保障措施协议》不一致了。上诉机构说，投入产品只有在与最终产品相似或者直接竞争时，才能被归为“国内产业”。投入产品与最终产品属于一个连续的生产线是不相关的，除非能够用其他方法证明投入产品是相似产品。 总的说来 ，ITC是参照国内产业来界定相似产品的。这就颠倒了《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1款和第4条第1款c项的要求，因为它要求参照相似产品的生产商界定国内产业。在美国羊肉保障措施案中，确定与进口产品相似或者直接竞争的产品，是界定国内产业的第一步，而不是相反。ITC没有考虑这个裁决，再一次依据生产设备，而不是产品本身。因此，ITC采用的错误的方法，使其所有国内产业的决定都不符合WTO；对平板轧材国内产业的界定尤其如此。 （f） 对板坯的单独救济 美国对板坯采取了单独的救济措施，而这恰恰表明该产品在物理特征上与其他产品不同，同时具有不同的竞争条件。这再次说明，板坯进口条件与其他平板轧材非常不同，因为总统认为有必要采取不同的救济措施。 综上所述，对于平板轧材，ITC没有充分确定调查中的具体产品，也没有充分确定国内产业。因此，美国的做法违反了《保障措施协议》第2条第1款和第4条第2款。 （2）美国的观点 a. 概述 起诉方的主张使得专家组第一次可以对保障措施协议中的相似产品一词的解释和适用进行审查。上诉机构明确指出，相似产品应当根据规定的上下文和宗旨目标，以及该规定所出现的有关协议的宗旨目标进行解释。过去在GATT和WTO中的解释，是与保障措施协议不同的GATT和其他协议。正如上诉机构所说的，一种情况下所解释并不能自动适用于另一种情况。 在解释保障措施协议的中的相似产品时，应当考虑下述情况：GATT和WTO过去并没有对确定该协议中的相似产品时应考虑什么因素作出决定；并没有何为某一钢铁产品的普遍适用的定义，起诉方对此意见也不一致；在界定相似产品时，调查机关是从调查所涉及的进口范围开始的，如果一个调查中的进口与另一个调查中的进口不同，那么相似产品的范围也可能会不同；本案中，ITC对相似产品的界定与进口是一致、对应的，而没有超出进口的范围；ITC确定了27种与进口对应的相似产品，其中10种采取了措施，ITC对起诉方指责的板材、镀锡类产品和焊管的分类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b. 协议对相似产品的定义 协议并没有对相似产品下一个定义，也没有在过去的保障措施案件中提及。上诉机构在美国羊肉案中提到，确定国内产业范围的第一步，是确定与进口产品相似或者直接竞争的产品；只有这些产品确定了，才有可能确定这些产品的生产商。这也没有提供多少指导。该案没有涉及相似产品定义问题，而是羊肉国内产业是否应当包括活羊饲养者的问题。此处并没有起诉方所说的狭义界定相似产品的问题。该案只说国内产业应当仅包括相似产品的生产商，而没有对相似产品定义。 c. GATT和WTO对相似产品的处理不是在保障措施协议项下 GATT中的案件，是关于内部税收的国民待遇问题。在日本酒税案中，上诉机构说，进口与国内产品是否相似，应当个案分析。上诉机构虽然说GATT第3条的相似产品应当作狭义理解，但如何狭义则应个案处理。 上诉机构在欧共体石棉案中认为，字典对相似一词的解释，没有解决三个问题：哪个特点或质量是重要的；产品应当共有的质量或特点的范围；从哪个角度判断相似性。 上诉机构在日本酒税案中认为，边境税收调整案中的解释对个案确定相似产品有所帮助，但上诉机构明确提醒，决策者应当牢记，第3条中的相似产品的狭义范围与其他协议是不同的。 起诉方提到了美国棉纱案中上诉机构的观点，但忽视了这两个案件之间事实和情况的差别。在美国棉纱案中，进口和国产棉纱是相似的。然而，国内一体化生产商所生产的棉纱被认定不是直接竞争的，因此没有划入国内产业中。上诉机构评论说，相似产品是直接竞争产品的一部分；所有相似产品都是直接竞争或者 替代性产品，而直接竞争性产品并非都是相似产品。但在本案中，相似产品与国内产业的范围是一致的，并不涉及直接竞争性分析问题。因此，美国棉纱案不能直接适用于本案。 如上所述，对相似产品的定义，应当结合不同协议的宗旨目的进行。GATT第3条的目的是避免保护主义，以及维护产品之间的平等和竞争性关系，而保障措施协议的目的是允许在特定情况下保护国内产业。两个协议不同的目的，使得相似产品的范围必定不同，甚至前一个必定比后一个狭窄。 d. 在保障措施协议项下界定相似产品的标准 上诉机构说过，共同特点的普遍标准或归类，为分析具体产品的相似性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应当记住的是，这些标准仅仅是帮助归类和审查相关因素的工具，并且这种分析不可避免带有个案的、任意性的判断因素。 ITC传统上考虑的因素是：物理特征，海关分类，制造过程（何处、如何制造的），用途，营销渠道。ITC还参考美国贸易法立法史中所提到的内容，即相似是指在固有或内在特征上（即原材料，外观，质量，质地等）的实质性相同。这些并不是法定标准，不影响ITC在裁决中考虑的因素。没有哪个因素是决定性的；对每个因素所给予的考虑程度，决定于个案的情况。关于相似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决定属于事实裁定，ITC传统上寻找产品之间明显的分界线，而不考虑细小的差异。 ITC所考虑的因素与边境税收调整案工作组所提出的三个标准是相近的。其中两个标准，即物理特性和用途，是相同的。第三个标准，消费者偏好，似乎与保障措施调查的目的相抵触。由于协议的目的是允许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考虑消费者，而不是生产商，或者两者都考虑，就是错误的。而ITC考虑的，则是产品的营销渠道和制造过程。 第四个标准，海关分类，在边境税收调整案中没有提及，但在其他情况下提到过。尽管关税分类显然反映了产品的物理特性，但在界定相似产品时却并非有用；本案涉及大量（612个）税目，所以不能明确区分产品。例如，在为收集数据而确定的33类产品中，每个都有2－65个税目。 起诉方没有说明为什么应当重点看关税分类，他们的观点也是不清楚的：有时说ITC应当看10位税目，有时则说应当看4位分类。上诉机构说过，使用特定的方法帮助审查证据，并没有解除审查所有相关证据的义务和必要性。关税分类与ITC所使用的物理特性是相关的。ITC有权确定哪些因素是有用的。另外，事实证明，4位税目也无法提供明确的产品分类。 第五个标准是制造过程。对于以保护国内产业为目的的保障措施协议来说，这是一个适当、客观的因素。在美国羊肉案中，上诉机构在一个脚注中明确说过，在确定两个产品是否为不同产品时，考虑生产过程可能是相关的。本案中，ITC是在众多产品中寻找一个分界线，因此制造过程与物理特性一样是相关的。 上诉机构在美国羊肉案中还确认，相似产品界定可以包括投入物和最终产品，认为在考虑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时，一个相关因素就是不同阶段的产品是单个相似产品的不同形式，还是变成了不同产品。 e. 申请确定了调查中的进口；ITC的出发点是界定相似于已经确定的进口的国内产品 总统和参议院提出的调查要求，确定了调查中进口的范围。ITC第一步是界定相似于进口的国内产品，然后在此基础上界定国内产业。根据美国法律，ITC没有无权在其损害分析和裁决中，增加或排除申请所确定的产品。 起诉方要求在界定相似产品之前先细分或确定不同的进口产品，这在协议中是没有依据的。起诉方观点涉及的是调查中范围很广的进口以及调查结果，而不是ITC界定相似产品的方法。而且，这样的先行细分如何会导致不同的相似产品定义，这一点是不清楚的。起诉方对美国羊肉案的理解是错误的。如上所述，该案涉及的是国内产业的范围，而不是相似产品的定义。尤为重要的是，该案中，活羊不属于调查范围内的进口，也没有涉及国产活羊是否与进口羊肉相似的 问题。不仅如此，上诉机构明确指出，第一步是确定国内相似产品。 f. 钢铁产品的范围不是首先设定的，而是根据有关事实确定的 从起诉方的观点看，对于何为具体钢铁产品，似乎存在一个普遍接受的范围，而ITC没有考虑这些范围。但各个起诉方自己的理解就有所不同，有的依据其他法律中的贸易救济案的产品界定，有的使用关税分类，有的使用产品排除申请中的产品描述。 ITC并没有事先确定相似产品的范围，而是在调查中收集证据并进行分析。有些起诉方认为ITC应当将相似产品的界定与反倾销和反补贴中的相同。但反倾销和反补贴属于不同的调查，相似产品的范围也不一定相同，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法律标准，不同的证据。ITC没有义务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调查中有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即使是同样的反倾销调查，有些产品也有不同的范围。起诉方要求ITC使用与反倾销相同的相似产品因素是错误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协议，而且保障措施协议并没有提到确定相似产品的因素。有些起诉方提到美国羊肉案中与反倾销对比的问题，事实上该案提到的是国内产业定义的相似性。 起诉方没有提到，ITC并没有在本案中设计什么新的分析因素，而是采用长期使用的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诉方指责ITC没有使用反倾销调查中的方法，但没有提及在反倾销调查中，ITC也是考虑制造过程的。另外，起诉方提到了ITC的反倾销调查程序，却没有提到ITC过去的保障措施调查。在1984年钢铁保障措施中，ITC使用了类似的方法。 g. 具体产品分析（美国第一次书面陈述对板材、镀锡类产品和焊管进行了解释。限于篇幅，此处省略） 2、第二次书面陈述 （1）起诉方观点 首先，美国没有满足协议所要求的开始调查应先确定具体进口产品。美国所采用的方法不符合协议规定，因为它错误地将很多产品归为一类，特别是板材。 其次，即使美国的方法是正确的，主管当局也不应将不同产品归为板材类，因为ITC对相似产品的分析是错误的，并且这些产品显然是不相似的。 a. 美国的方法违反了协议规定 与美国的理解所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主张应当有普遍接受的钢铁产品定义，也没有主张钢铁产品分类，而是质疑主管当局界定产品类别的方法。 在界定国内相似产品时，ITC是从调查中的进口范围开始的。这只是ITC创设新的进口产品类别的开始。事实上，ITC完全可能在开始时就确定了国内相似产品。但ITC不应将这些产品归在一起，然后将这些归类用于确定进口增加时的进口产品，因为这种捆绑式的方法涵盖了不符合协议规定的产品。 （a）协定要求首先确定具体进口产品 正如中国在第一次书面陈述中所说的那样，应首先确定具体进口产品，然后确定生产相似产品的国内产业。从逻辑上讲，确定进口产品应先于确定国内产业。只有进口产品首先确定了，才具备了确定国内产业的基础。此外，美国援引了上诉机构在美国羊肉案中的观点，即确定国内产业范围的第一步是确定与进口产品相似或直接竞争的产品。美国称这个观点仅与国内产业的定义有关。事实上，这个观点明确表明，只有在适当确定了进口产品情况下，才能确定与之相似的产品。 （b）ITC没有为裁决进口增加而适当确定具体进口产品 美国的方法显然没有遵守这个步骤。美国称，总统启动调查的要求确定了进口，即具体进口产品。这是错误的。协议所要求的，是调查中的产品必须是进口增加裁决中产品，否则就不符合协议 的规定。也就是说，协议不仅要求调查当局从确定具体进口产品开始调查，而且要求该产品与进口增加裁决中的产品相同。 美国称，启动调查的请求限定了调查中进口的范围，这是ITC分析的出发点；ITC无权从中排除某些进口。可以看出，主管当局是根据调查请求确定进口产品的，在此基础上确定国内相似产品。然而，确定国内产业本应是调查机关的最后一步，但ITC却将国内相似产品归在一起，最后以这些归类作出裁决。所以，说ITC只能界定国内产品是不对的，因为它还对这些产品进行了归类，将其作为进口产品的类别。但协议要求的步骤并没有遵守。美国一方面说ITC不能先对请求中进口产品进行细分，另一方面又说ITC确定与每一相似产品对应的具体进口产品，也证明了这一点。就被调查的产品而言，甚至不知道何为ITC分析的出发点。美国称，ITC为收集数据的需要而确定了33类产品，但这些分类并非ITC分析的出发点，也不限制其进行分析；然而又说，ITC从请求中所确定的进口产品开始。结果，调查中的产品，即美国所说的启动调查申请中的进口产品，并非进口增加裁决中的产品。 美国称，在本案中，ITC对相似产品的界定与进口是一致的，没有超过进口产品或与之不同。但ITC对国内相似产品的归类，就对进口产品进行了新的分类，将进口没有增加的产品归入了调查范围。这显然是与协议不一致的。此外，美国在第一次书面陈述中提到的“具体产品”一词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在于，调查当局不应将调查中的产品（允许是具体的），不加解释地转入更宽泛的产品类别，在这些产品并非相似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因此，如此捆绑的产品不能视为一种“具体产品”。美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就重新界定了进口产品的范围。这样，调查就不再是对具体产品进行的，而是对一组不相关的产品进行的。 ITC在国内产品之间进行了相似性分析，并把它们归为一组。这样，ITC就没有对其中的一些产品进行进口增加的分析，而结果对它们采取了保障措施。这种方法是违反协议的，并且无论如何不应当把不相似的板坯、中厚板、热轧钢、冷轧钢和涂镀钢归为单一的相似产品。不仅如此，美国所说的ITC从包括一些钢铁产品的进口开始，寻找与这些进口相对应的国内钢铁的分界线的做法，表明美国没有将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进行适当的比较。事实上，美国只有在与进口产品进行相似性分析后，才能界定国内钢铁。然后，只有与进口相似或直接竞争的产品才能的国内方面考虑，美国也才能对进口和国内产品进行比较。 就板材而言，美国所说的国内与相应的进口板材相似是错误的，因为在ITC确定国内有板材，并且认为应当有所谓的进口板材之前，并不存在进口板材。因此，ITC是确定与进口国内产品相似的进口产品，而不是相反。 b. ITC对板材的相似产品分析是错误的 的确，一个协议中的相似产品解释不能自动转入其他协议，但有时候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且这种解释提供了有用的指南。就相似产品的界定和评估产品之间的相似性而言，WTO案例已经提供了一些指南，特别是，GATT第3条对相似产品有相同的区分。 （a）现有协议和案例法对保障措施协议中的相似产品界定提供了了指南 美国认为相似性解释不能从一个协议转入另一个协议是错误的。美国曾主张，上诉机构在韩国酒案中的推理不能用于纺织品协定项下，但上诉机构明确驳回了这个观点。因此，在日本酒案中进一步使用过的边境税收调整案中的意见，与本案是相关的，并且相似产品应作狭义解释。 边境税收调整案工作组虽然承认对相似产品应作个案分析，但提出了个案分析的一般标准，即适用于整个总协定的标准。因此，这些标准可以适用于GATT第3条，也可以适用于第19条。因此，这4个标准应当适用。 （b）ITC对相似产品分析适用了不适当的标准，但不承认这些产品是不相似的 美国仍然坚持考虑生产过程，并且错误地解释了上诉机构在美国羊肉案中的观点。上诉机构 明确说，生产过程不是确定产品之间相似或直接竞争关系的因素。上诉机构说可以考虑投入物，但条件是投入物必须与最终产品相似或直接竞争。因此，归类的标准是产品之间的相似性关系，生产过程本身并不是评估相似性的标准。 对于美国所援引的上诉机构报告脚注中的话，即在考虑两个产品是否为不同产品时，考察生产过程可能是相关的，上诉机构明确说过生产过程并非相关因素，只是在遇到两个产品是否为不同产品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区分具有相同物理特性、海关分类和最终用途的产品时，生产过程才可能是有用的工具。另外，没有相同生产过程的两个产品也不一定就表明它们不是相似产品。例如，鼓风炉和电炉生产的板坯就具有相同的物理特征和最终用途。同时，连续生产线上两个不同阶段的产品，不能说它们就有共同的生产过程。因此，生产过程并非评估相似性的相关标准。 销售渠道也不是相关标准。所有类型板材都会受到汽车和建筑产业的总体需求的实质性影响，并不能表明所有类型板材都用于这些产业中相同的目的。产品最终销售的市场不能视为其最终用途。 最后，美国说不要求ITC考虑每个板材替代性也是错误的。替代性在评估相似性时是相关的，因为相似产品必定是直接竞争和相互替代的。 由于以上的方法错误，ITC没有适当地确定具体进口产品。 （2）美国观点 a. 概述 提交专家组的“该产品”和“相似产品”问题，与美国界定国内相似产品的方法是否与协议一致无关，而是关于将该方法适用于特定事实的问题。很多起诉方都承认，他们提出的主要是与确定相似产品的方法无关的调查所涉及的进口范围过宽的问题， 以及在界定具体相似产品时在何处划定具体界线的问题。 专家组在审查美国措施是否与协议一致时，应当注意当事方的以下共识和分歧。 共识是：（1）进口与国内钢铁主要是由相同类型的钢铁组成的，因此国内钢铁与对应的国内钢铁是相似的。不仅如此，相应类别进口和国内钢铁一般是可互换的，因此是相互竞争的。（2）在对具体产品单独分析是否对相似产品国内生产商造成了严重损害时，ITC对相似产品的界定是与进口相对应的。（3）ITC一般方法的分析顺序，即先确定国内相似产品还是具体进口的问题，并不是问题之所在；问题是本案中某些产品界定是否过宽。（4）相似产品的分析标准包括：物理特性，用途，关税分类。很多当事方认为考虑生产过程可能是适当的，但没人反对ITC考虑营销渠道。（5）相似产品和直接竞争产品有区别。 分歧为：（1）ITC对某些产品的界定。分歧主要来自分析是否应适用所谓的普遍接受的钢铁产品定义，而起诉方方之间也没有达成共识。（2）欧共体称，为了确定进口是否增加，必须首先根据税号确定进口，而其他起诉方及美国都不同意这一点。 b. 方法 （a）该产品（such product） 协议对主管当局先分析进口产品还是国内相似产品，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而只是说明了进口产品即该产品与相似产品之间的关系。ITC对国内产品的分析是符合协议宗旨的。 ITC从调查申请中的进口产品出发，首先考虑哪些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相似。这种对比表明了国内和进口产品是否相似，他们之间是否可以互换，因此确定了国内和进口产品之间是否有竞争关系。ITC然后考虑与进口产品相对应的国内产品是否为单一相似产品，或这些产品之间是否有明确分界线，以决定是否构成了多个相似产品。ITC随后回过来考虑有关进口（即该产品），确定与相似产品相对应的进口产品，以便单独分析这些与相似产品对应的进口是否对生产该相似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ITC确定是否存在单个或多个相似产品，从国内产品而不是 进口产品出发，与协议目的是一致的。协议要求分析国内产业状况，应确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审查国内产品以确定有关相似产品的范围，是非常合理的。如果目的是确定国内相似产品以界定相关国内产业，确保只有受到严重损害的国内生产商才被给予调整的机会，那么分析就应当从国内产品而不是进口产品开始。分析的重点是国内产业的状况及对应措施，出口商及产业的性质不能改变这种分析。 此外，起诉方所主张的在界定国内相似产品之前明确将进口细分或界定为不同产品，如何能够必然导致不同的相似产品界定，这一点是不清楚的。在本案中，国内和进口钢铁由相同类型的钢铁组成，进口钢铁与相应国内钢铁相竞争，情况尤为如此。 不仅如此，任何产品分析都应当有根据。在调查收集证据之前将进口细分为若干类别，会动摇调查结果。ITC不是事先确定相似产品的定义，而是首先收集证据，然后进行分析，根据具体案件的事实确定相似产品。这样可以确保对相似产品的界定符合第3条第1款。 要求主管当局完全根据进口产品细分有关相似产品，不仅在协议中没有依据，而且会带来很多问题。首先，这种要求会妨碍主管当局的调查，并且影响其结论的可靠性。进口产品来自不同国家，产品之间有很大区别。如果重点界定进口产品而不是国内产品，就不大可能提供有助于界定国内相似产品和国内产业的信息。其次，多数保障措施调查都是由国内产业提起的；国内产业称由于某个产品进口使它受到了严重损害。产业虽然会指出进口产品的范围，但主管当局完全有权根据自己的调查确定相似产品。事实上，并不存在普遍接受的钢铁产品的定义。 日本说，起诉方之间对普遍接受的钢铁产品定义没有一致意见是无关紧要的，而只要证明美国所界定的过宽就够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起诉方对其他界定方式没有共识，如何能知道ITC界定过宽呢？ 欧共体则说，应当依据税号先行确定进口。但税号仅为一个标准，且并非决定性的。这一点很多起诉方与美国存在共识，上诉机构在日本酒案中也确认了这一点。事实上，欧共体在自己的保障措施中也将许多不同税号的产品归为一种产品。欧共体所主张的税号方法，是将不同税号归在一起，看进口是否增长，而不考虑其与国内产品的关系。这是本末倒置的方法。上诉机构在美国羊肉案中所说的是首先界定相似产品，而不是首先确定进口是否增长。欧共体的方法是要求ITC在界定相似产品之前确定进口增长，以达到起诉方的目的。 （b）相似产品标准 在进行相似产品分析时，当事方都认为应当考虑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是：物理特征，用途，海关分类。很多起诉方同意生产过程可以是适当的。有些起诉方认为消费者偏好也是适当标准，但没有当事方反对ITC考虑营销渠道。 相似产品一词在保障措施协议和GATT中并没有定义，WTO关于保障措施的争端解决程序也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在其他协议中所作的解释，并不能自动适用于保障措施协议。 ITC所一贯使用的相似产品标准是一些客观的因素。保障措施调查所分析的是国内产业的状况，而不是市场上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消费者或者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ITC考虑的营销渠道、生产过程、物理特征、用途和海关分类等客观因素，而不是消费者偏好。 考虑制造或生产过程，即产品是如何及何处制造，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产品是非常重要的。从不同阶段产品制造过程之间的关系，有时可以看出生产阶段之间的分界线。例如，对于板坯和热轧钢等板材，是冷轧钢和涂镀钢等深加工钢的原材料，这些产品在开始生产阶段使用的都是相同生产过程。所有板材使用的都是板坯，其中多数被加工成热轧钢。早期阶段的产品多数都被内部用于生产深加工产品。因此，在达到最后加工阶段之前，产品区别是模糊的。从本案的情况看，ITC看到了不同阶段板材的相关性导致了实质性的内部消费，生产设备是共同的，产业是垂直一体化的。这种生产过程的相关性和生产商之间的一体化，说明市场上每种板材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所有类型的板材都受到整体板材市场状况的影响，因为一种板材就是另 一种板材的投入物。因此考虑生产过程，特别是投入物的问题，考虑的是产品，而不是起诉方所指责的生产商。 替代性并非ITC一贯考虑的因素，其他案件也没有要求考虑这个因素。美国棉纱案所涉及的问题是相似的进口和国内产品是否可以被确定为并非直接竞争。进口和国内产品当然是有竞争关系的：它们是由相同类型钢铁构成的，相互替换，彼此竞争。此外，在确定的相似产品和相应的具体进口产品中，在尺寸、等级和加工阶段等方面会有所不同。在临界线两端的可能就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例如，36码和44码的裙子是相似的，但它们能相互替代吗？3号螺纹钢能替代18号螺纹钢吗？ 因此，相似产品界定应依据具体案件的事实。ITC使用的方法是客观的。 c. ITC在本案中对相似产品的分析 ITC所确定的27种产品与进口产品是对应的。当事方对这一点并没有异议。意见的分歧在某些产品界定中的钢铁范围。 （a）板材 ITC使用了通常使用的方法，认为这属于单一相似产品。ITC认为，不同阶段的板材有基本的物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相关联，共同的最终用途，一般由相同的营销渠道分销，在相同的生产过程中制造，它们有共同的冶金基础。当然，ITC也承认在物理特征和最终用途方面有所差异。 ITC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阶段的板材一般是下一个阶段板材的投入物。因此，这些钢铁在开始阶段使用的是相同的生产过程，只是在下游进行了进一步加工。大量处于早期阶段的产品都被内部用于深加工了。因此，这些产品在到达最后阶段之前，界线是模糊的。 多数板材都是内部转化的。因此，当某些板材进入商业市场时，主要营销渠道一般都是直接通向最终用户的。ITC承认，生产过程和生产商一体化之间的关系表明每种板材市场不是孤立的，但受到了整个板材市场的直接影响。 ITC还发现，某些板材的商业销售主要用于汽车和建筑行业。所有类型的板材都受到这两个市场总需求的实质性影响。 ITC承认，不同阶段板材之间的垂直性关系导致了其用途的差异，但有时产品之间有替代性，例如涂镀钢替代冷轧钢，热轧钢替代冷轧钢等。 总之，ITC通过一贯使用的方法认定，板材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上诉机构在美国羊肉案中也认为，相似产品可以包括投入产品和最终产品；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产品，关键要看是单一相似产品的不同形式，还是不同产品。因此，上诉机构是承认连续产品可以视为单一相似产品的。 （b）焊管 焊管虽然有多种类型，但都是用相同生产过程，在相同公司，相同设备上制造的，并且用于相同目的，即输送汽、水、油、天然气或其他接近气压的液体。在调查中，ITC考虑了将直径16英寸以上输油管视为单独相似产品的要求。调查表明，虽然大口径输油管一般由大钢管钢厂生产，但这些钢厂也能生产其他类型的大口径钢管，例如输水管和打桩管。多数大口径钢管的生产过程与生产其他钢管的生产过程是相同的。多数生产大口径输油管的钢厂也生产低于外径16英寸的钢管。大小口径钢管有共同的物理特征，特别是都有焊缝，而不是无缝钢管。因此，ITC认为大小钢管都属于钢管，没有必要进行区分。 ITC考虑分界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焊缝。所有焊管都有垂直或螺旋型焊缝，对其用途产生了影响。焊缝使得焊管没有无缝钢管可靠耐久。ITC分析焊管有共同的物理特征、用途、营销渠道和生产过程，同属于焊管，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二）交叉上诉 1、上诉方观点 ; 从协定规定和上诉机构的裁决看，如果进口不是对相似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就违反了协定的规定。本案中，特别是对于板材，美国没有适当界定相似产品，而是把5种产品捆绑在一起进行分析。这种方法是无法分析不同产品之间的竞争性关系的，因此，美国也是无权采取保障措施的。如果专家组审查了这个主张，必定会作出支持起诉方的裁决。 关于起诉方的详细论证见于起诉方提交专家组的两个书面陈述。 2、美国观点 DSU第12条第7款要求，上诉机构只审查专家组裁决中的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问题。然而，ITC处理相似产品的问题显然是一个事实问题。例如欧共体和瑞士强调，相似产品界定必须一致而无差异。而审查产品界定是否一致，不能不考虑有关该产品的事实。日本、韩国和巴西还用图表说明某些产品不是相似的，这也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专家组显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专家组没有对相似产品问题作出裁决。另外，对于相似产品，当事方并非存在无争议的事实。事实上，在专家组阶段，当事方对相似产品界定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要求上诉机构审查相似产品问题，就是要求上诉机构审查当事方对事实的争议。
今天，我就《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这个题目，向各位领导同志汇报三个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体会：
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我国的社会发展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障”系由英语中“SocialSecurity”一词翻译而来的，亦可译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各国社会保障的项目广泛繁杂，各有差异，概括起来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和优抚安置等几大体系。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当代各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律部门的划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既不属于公法，又不属于私法，而是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很重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这是因为，国家对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加以确定和公之于众，国家对需要保护的特殊群体给予的帮助只有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才能得以强制施行。因此，国家制定和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都被纳入到了法制化的轨道。
建立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上述宪法规定，是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根据和最高法律准则。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当包括如下基本内容：第一，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即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
第二，社会救济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公民在遭受自然灾害或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帮助，即建立灾民救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救济、城乡特殊贫困人员救济等制度。
第三，社会福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不同的社会成员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获得的经济帮助，即建立老年福利、托幼福利、残疾人福利、社区服务、城镇居民福利津贴等项制度和设立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社会公益设施。
第四，社会互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由不同的社会组织建立其成员之间相互提供帮助，如工会组织建立的工会会员互助金制度。
第五，社会优抚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由国家和社会对军人和其家属提供社会优待和经济帮助，即建立优待军人和军人家属、军人转业和退伍安置、军人伤残抚恤和死亡抚恤等项制度。
(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作用现代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体现为家庭自我保障，并未形成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经济开创了现代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先河。国家通过立法使社会保障成为政府管理的社会事务，并使之具有强制性、普遍性、互济性和社会性。起源于19世纪末叶欧洲工业社会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推行到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带有国际性的一项制度，成为各国政府治国安邦的一项基本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否，已经成为体现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经济发展阶段，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保护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所形成的优胜劣汰，必然会造成部分劳动者被迫退出劳动岗位，从而使其本人和家庭因失去收入而陷于生存危机；社会保障通过提供各种帮助使这部分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的物质资料，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从而使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可能。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劳动力合理流动机制，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全社会统一的保障网络，打破了劳动者自我保障或企业保障的局限，使劳动者在更换劳动岗位和迁徙时没有后顾之忧，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合理配置。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日益增多的社会保障项目，必然给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服务，而社会保障的服务性工作的增多，也会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市场经济要求平衡社会供求关系，保持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保证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的支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增长或下降的运行变化情况而增减的。在经济发展强劲、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的支出会进行相应的缩减，社会保障基金的存储规模必然会因此增大，从而减少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当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社会保障的支出会相应地增多，给失去职业和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相应的购买能力，唤起社会的有效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经济复苏。可以说，社会保障具有调节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的蓄水池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经济过热或过冷的现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社会保障基金经过长期的积累，会形成庞大的资产，成为投资融资的一大财源。如果国家通过立法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项目和投资比例，指导投资的方向，会促进社会保障基金向国家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投资，从而成为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同时，社会保障基金的有效投资收入，也会使社会保障基金本身保值增值。目前，国际社会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即社会保障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国家的一种负担，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为了在经济中使工作能力、效率和动力保持高水平的一种手段；如果一个国家缺少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缺少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险，那么，这个国家构建任何一种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认识，值得我们深思。
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产生的一种需要。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过份悬殊的贫富差别，即所谓“不患贫患不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于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3、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社会保障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安全体系，它通过对没有生活来源者、贫困者、遭遇不幸者和一切工薪劳动者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工作岗位后提供救助，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保证其基本生活需求，消除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以维护社会稳定。因此，社会保障又被誉为“社会安全网”和“社会减震器”。
二、当代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
(一)当代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主要类型
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等，文化历史各异，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时间先后不一，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按照通常的分类标准，主要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传统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美国、日本等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该类制度。这类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坚持“选择性”的保障原则，即对不同的社会成员适用不同的保障标准，社会保障费用由国家、雇主和劳动者三方负担，社会保障的待遇给付标准与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交费相联系，强调劳动者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应承担的责任。
第二种类型：为“福利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英国、瑞典、挪威等西欧和北欧部分国家实行该类制度。这类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坚持“普遍性”的保障原则，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税收，社会保障的范围包括“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需要，给付的待遇标准是统一的。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过高，国家负担过重，正在被迫进行调整。第三种类型：为“国家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都曾实行该类制度。这类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坚持“国家统包”的保障原则，社会保障费用由国家和用人单位负担，职工个人不必缴纳保障费用，社会保障的范围包括了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事务由国家统一设立的保险组织经办，职工参加管理。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病很大，保险费用完全由国家和用人单位包揽，造成企业负担过重，不利于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不利于劳动力合理流动，不利于职工个人树立自我保障的意识。
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曾经实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也属于该种类型。
第四种类型：为“储蓄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实行该类制度，这类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实行“个人帐户积累”的原则，社会保障费用由劳资双方按比例交纳，以职工个人名义存入个人帐户，在职工退休或有其他生活需要时，将该费用连本带息发给职工个人。这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利于树立自我保障意识，鼓励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它也存在不能对保险基金进行必要的使用调剂和不能发挥社会保障的互助功能的缺陷。
(二)国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与调整现在国际上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与调整的最新提法叫作“机构、制度和待遇重组”。一些国家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方面的调整措施主要有：
第一，通过立法改变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模式。如对养老保险的改革：一方面，严格控制社会统筹式的国家养老金的给付对象和给付标准；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将个人帐户储存基金制的养老金计划纳入养老保险基金法定强制执行计划，与国家的养老保险计划并行。另外，国家还鼓励开办个人养老储蓄制度，国家给予税收优惠。欧洲各国在养老保险体制方面所普遍采取的“三柱体系”，正是这个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模式改革的典型代表。在该体系中，第一柱是采用现收现付（由正在工作的一代人供养已退休的一代人）方式筹集养老保险基金；第二柱则由雇员所在公司和雇员共同缴纳养老保险金存入雇员个人帐户进行养老保险金积累；第三柱是实行商业性的个人自愿养老保险计划，政府对个人自愿养老保险金的储蓄实行一定数量的免税政策。由这三根支柱撑起养老保险体系。采取这种筹集模式，使养老保险金积累的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
第二，通过立法和严格执行措施，改变社会保障资金支出。
例如，削减社会公共福利开支，限制国家退休金发放数量，严格审查领取社会救济、医疗补贴的社会成员的家庭经济状况，纠正社会福利全民享受的传统做法。
第三，通过立法改变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完善并增强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使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事务经办和监督控制分开，确保社会保障活动有效、依法进行。
第四，通过立法调控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各国为了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并更好地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纷纷通过立法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结构和运营管理采取新的措施。例如，德国原来是利用保险法律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约束的，但从1998年4月1日开始改由投资公司法进行调整。在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结构方面，各国法律规定不一，但都以立法形式规定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比例的法定上限。德国法律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可投资于股票的比例为20%左右，具体比例由各个养老保险基金计划灵活掌握；可投资于房地产的上限为30%；可投资于流动资金的上限为49%。德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资产总额目前已达到3000亿美元，其投资结构的实际状况是：投资于债券占75%，投资于房地产占13%，投资于股票占9%，投资于现金储蓄占3%。英国、瑞士、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智利等国家也都以立法形式规定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比例的法定上限。
(三)当代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尽管当代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类型不同，但却显示出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
1、在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过程中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是由政府管理的一项社会事务，政府本身就是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社会保障法律所调整的是利益冲突关系，经营者为追求利润，降低人工成本，不会主动为社会保障基金增加投入，社会各种弱者群体为了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又要求实现社会公平。国家应当而且也能够主动地利用对社会的干预手段，通过立法，调整利益冲突，推动建立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从“家庭自我保障”和“慈善救济”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正是各国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的结果。
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都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立法所确定的社会保障对象、社会保障项目、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无一不受到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各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都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由窄到宽、社会保障项目由少到多、社会保障标准由低到高的共同特点。例如，德国于1883年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时，其保障对象仅为工商业和手工业工人。美国1935年公布《社会保障法》以后，到1950年通过立法确定了养老保险待遇标准；从1950年到1998年，根据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此标准先后被修改了32次，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断提高。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新加坡经济衰退，1998年11月24日，新加坡政府宣布从次年1月起两年内把雇主向国家交纳的养老抚恤基金缴款数额由工人工资的20%下降到10%；工人和政府官员的薪水削减5%到8%。
3、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内容和模式选择，具有鲜明的国情特点。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无一不是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社会保障立法和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例如，美国根据联邦制这一国情，国会通过的联邦统一立法所规定的保障项目和保障标准适用于全国，但允许各州通过立法增加保障内容。世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日本政府率先作出反应，通过立法对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增大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应对养老保险的各种需求，同时延长退休年龄，推迟支付养老金期限。有些国家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把义务教育和就业培训列入社会保障项目之中。有的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就业、消除“养懒汉”现象，不搞失业保险制度。
4、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要求各国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处理双边甚至多边的国际经济关系，要求各国的法律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必然带来劳动者在就业、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通过调整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加以解决。近年来，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已经采取了互相签订双边协议的办法，解决两国劳动者在对方国家从事工作遇到的社会保障问题。德国、美国和韩国也对中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要求中国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公司为其员工参加所在国的社会保险。还有的国家为了增强本国对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力，采取了削减本国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的做法。
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始于50年代初。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凋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1951年2月，政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奠定了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此后，我国还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示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社会保障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急需进行改革。根据当前两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实际，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需要一个渐进过程，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由“企业自保”向“社会互济”转变，由“福利包揽”向“基本保障”转变，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转变，由“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近两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已经形成了养老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此基础上，按照“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
第一，依法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和提高保险费征缴率。在城镇强制推行以养老、失业、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险。这既是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途径，又是建立新体系的重要条件。同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要适当调整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比例。还要采取多种措施，开辟新的筹资渠道，补充社会保障基金。
第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逐步使下岗职工由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基本生活，转向享受失业保险，走向劳动力市场就业。这项工作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具备条件的城市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稳步推开。第三，积极推进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和服务。逐步做到退休人员与企业事业单位相脱离，尽快实现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积极开展退休人员由社区管理服务的试点。要加强对社区的领导和管理，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同时，注意做好社会保障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工作衔接。
但是，应该指出，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化程度较低，尚不能给国家解决社会保障面临的严峻而复杂的问题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支持。
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社会保障的立法不健全。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适用范围比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也不规范；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的立法相当欠缺；社会保障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国家立法滞后，地方立法分散，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分割。由此导致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程度差。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纠纷进行仲裁或提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对社会保障争议进行仲裁或判决，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2、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但是，我国自1979年以来，却没有制定和颁布实施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制度被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中。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应处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当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无法律责任、无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系统，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3、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对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4、欠缺与WTO的社会保险规则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中国加入WTO的进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加入WTO，必定会对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目前尚未做好适应这一变化所应当进行的法制建设的准备。
(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要在这样一个具有12亿人口的大国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与经济发达国家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使社会保障水平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法律调整与特殊政策调整相结合，对社会发展中某一特殊时期出现的急迫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采取一些特殊性的政策加以调整，如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就是特殊阶段采取的特殊政策；借鉴和吸取国际社会带有共性的经验，适当参照国际标准但不能照搬；总结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经验，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建议，当前应当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1、应当把社会保障立法作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抓紧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目前，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保障的核心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因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快制定和颁布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草案已经起草了多稿，其内容已经比较成熟。因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及时地审议该项法律草案。同时，由国务院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例如，社会保险基金被违法挪用、挤占现象较为严重，使一些地方离退休人员不能及时足额领取到离退休金，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制裁违法挪用、挤占社会保险金的行为，所以，至今无法追究挪用、挤占保险基金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通过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补充规定。
3、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出现了支付风险的前兆。近两年来，国家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养老金的发放，从中央财政拿出几百亿元借给地方政府，地方财政也相应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但这笔钱仅仅能管当年的社会保障金发放。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国家和地方财政是很难支撑的。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的危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银行对个人储蓄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是百姓的闲钱；而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却是百姓的保命钱，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我们建议，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化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4、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是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管理的重要目标。根据过去的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这样做虽然能够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无风险，但却难以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增值。如果社会保险基金不能有效地增值，长期下去，会加重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负担，也会对被保险人未来能够获得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建议，应当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投资机制，如在规范金融秩序的条件下，严格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和各项投资比例的上限，强化投资监管措施，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与增值。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批准保险资金可以通过购买证券基金的方式进入证券市场，这是中国社会保险资金投资方式改革的创新措施。
5、适应WTO的规则调整中国社会保险业的相关制度。第一，中国加入WTO之后，有关社会保险业的市场开放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策略进行。第二，开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经营业务。第三，鼓励中外保险公司扩大社会保险延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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