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实习是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有效措施。根据近年来指导农学类专业本科毕业生和深入生产科研一线所了解的情况，分析了农学类专业本科生毕业实习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提出进一步提高毕业实习质量的对策。
【关键词】农学；毕业实习；问题；对策
农学类本科毕业实习是建立在农学理论基础上，是高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近年来，高等学校本科毕业实习质量逐年提高。但是，高等学校扩招导致的人均占用教育资源减少，“三农”问题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农学类本科毕业实习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提高农学类本科毕业实习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是新形势下高等学校亟待解决的课题。目前在农业类本科院校，毕业实习环节存在如下问题：（1）通过对往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认为毕业实习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对自己帮助最大。然而在校生对待实习主动意识淡薄，对导师依赖心理太重，把主要精力放在考研、考公务员、找工作等方面，导致从思想上不重视毕业实习。（2）生产实习环节缺乏有效的监控，导致有些同学在此环节有应付现象。其中，考研学生和工作的学生目标不同，对实习方向的需求也不同，如果统一安排收效较差。（3）在论文答辩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些试验做的还不错，但是论文写作水平较差，主要是由于部分学生平时很少浏览专业期刊，知识面狭窄、求知欲不足，对行业缺乏基本的了解，难以应付论文设计及撰写等综合性的工作。这导致学生很难在毕业论文中写出新意和深度的。（4）我国本科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出现师生比例不足、教师指导学生过多、毕业实习上经费较少、研究命题缺乏创新性等现象，影响了学生创新能力发展。为了提升农学类本科毕业实习质量，作者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下对策。
1建立科学的选题机制，提高论文质量
科学的论文选题机制是形成高质量论文的基础。农学类毕业论文选题类型及导师的研究方向应在学生选题前公布，让每一个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来选题。比如考研学生采取偏向于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实习，就业学生应偏向于应用实践方面的实习，这类岗位就需要扎实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但无论选什么题，都应重视其在技术方法和农业应用方面的开拓和创新，杜绝照搬前人研究成果，重复别人做过的工作。另外，论文选题难易程度要适中，选题时间考虑到小麦、棉花、水稻、玉米等作物的生长发育周期。
2扩充条件保障措施，增强生产、科研与教学的联系
多方位吸纳实习资金来源，为学生优质毕业设计提供保障。一是，借助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改革试点项目、部级、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等，实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二是，借助校企联合培养本科生的平台，支持一部分学生到企业去完成毕业实习，实行联合培养制度。从而增加毕业生到基层锻炼的机会，学习当季农作物整个生育期各方面的农业知识，了解当地农作物的发生发展规律、生产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各方面的情况，促进生产、科研与教学的联系。让学生在实践中将理论融汇贯通，有助于其更好的完成本科毕业论文，也让学生获得了一定基层实践经验，对今后工作的开展十分有益。
3加强科技写作训练，提高科技写作水平
在实习开始前，增加农学类专业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课程，培养学生科技论文检索、阅读、写作的能力，让其结合自己课题查阅资料、写开题报告。通过科技论文的写作训练，提高了同学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同学们的毕业论文写作水平。另外，鼓励本科毕业生发表科技论文，并奖励一定的稿费，激励学生写科技论文的积极性。
4加强院系的宏观调控，合理安排毕业实习
院系应加强毕业实习工作的宏观调控。负责学生工作辅导员、班主任应该密切配合，经常举办特定专题的学习交流报告会。同时，农学类本科生增加《农学类专业导论》，主要由系主任及相关领域的教授讲课，邀请农业领域的杰出校友来做专题报告，提高学生投身农业科研的兴趣。在生产实习环节采用不同阶段抽查的方式与实习单位联系，关注整个实习动态。在毕业实习阶段，学生和指导教师进行双向选择的同时，进行合理宏观调控，根据导师的经费数额、职称等方面的条件限制选报名额，达到最优的培养质量。为解决农学类毕业生试验的季节性问题，采取毕业实习提前开始的办法，从大三下学期开始让学生提前选导师，实行导师负责制，提前进入实习状态。如棉花类、水稻类以及相应栽培实验可以在第六学期计划安排；小麦类宜在第七学期安排。这样灵活安排可以使学生熟悉作物的一生，充分了解大田实际情况，为论文数据分析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5探索学生参与评价毕业设计的新模式
现在各个院校基本上都有毕业论文的监控与评价体系，但这些评价方法主要是对毕业论文格式、各种材料是否齐全等形式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不利于进一步提高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质量。目前，需要探索一套以学生评价为主的体系，通过学生对整个实习过程的效果、毕业论文的发表情况与应用情况、毕业后所学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突出实习内容的应用性和学生主体地位，对持续提高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质量起到好的效果。总之，目前我国农学类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提出一系列科学有效、可操作性强的论文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质量进行监控已是刻不容缓。我们只有从源头解决问题，才能使农学类专业本科教育中本科毕业论文这一重要环节走出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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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着，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着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着的是中国农业遗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缪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着；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着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着，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着作，最着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着，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着，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着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着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着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着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
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着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着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着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着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着，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着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着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着，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着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着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着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着，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着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着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着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
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着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着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着。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着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着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农业出版社，1983年。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着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着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着《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着《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25] 张波：《农业灾害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卜凤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关键词：“三农”问题研究；特色栏目；办刊理念
中图分类号：F325.2/G23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2-0158-0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本刊）由教育部主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办。2001年1月创刊，双月刊。本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创刊即设立，截止2015年底已出版90期，专刊2期，刊发论文700多篇，占本刊总发稿量30%以上，作者遍布全国上百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此栏目是迄今国内大学学报中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时间最早、发文量最多、持续性最好的。
一、栏目建设宗旨、意义及优势
（一）栏目宗旨
关注社会现实，聚焦“三农”问题，依托学科优势，深入探索“三农”问题破解之策，积极为我国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服务。
（二）栏目建设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达9亿之多，“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和关注。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三农” 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先后发出10个国家1号文件，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作出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统筹城乡力度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高校社科学报肩负着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为国家经济发展献计献策的重任。正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刊积极肩负起时代的责任，自2001年创刊之日起，就开始设置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栏目，积极为破解“三农”问题献计献策。
（三）栏目建设的优势
本刊开辟“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具有地理优势和学科优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国家惟一的农业示范区――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4 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始祖后稷在此地教民稼穑、树艺五谷，成功地推动了我国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创造了先古时期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使得杨凌成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目前这里除农业高校外，还集合了众多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企业，农业人才济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目前我国农、林、水学科最为完备的高等农业院校，在“三农”问题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学科优势。学校设有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金融研究所、农村社会研究所、农业历史研究所等农业研究机构。因此，本刊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不仅有利于科研成果的及时发表，服务 “三农”，而且也可以与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相得益彰。
三、栏目建设措施及经验
（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严把政治质量关
从设置“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之日起，我们就牢牢把握办刊方向和宗旨，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出版工作方针、政策，特别是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敏感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未出现过任何政治问题。如本刊出版的1期专辑中有8篇我国台湾作者的稿件，编辑部对这些稿件进行了认真审核，还将这些稿件送陕西省台办，经有关负责人对其中的有些用词和提法进行了审核并加盖了省台办的公章，做到万无一失。
（二）积极约稿组稿，不断扩大稿源
编辑部坚持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放在目录突出位置，在人员和排版安排上给以重点倾斜。安排对此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的编辑负责该栏目，并聘请我校经济管理学院“三农”问题研究方面著名专家王征兵教授担任栏目主持人。
围绕既定目标，编辑部主动与学校相关专业师生和科研人员建立联系，跟踪他们的科研进展，随时掌握有关“三农”问题研究动态，积极组稿、约稿。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有关“三农”问题研究的机构、学校的专家教授征稿约稿。随着栏目影响力的扩大，投稿量逐年快速增加。目前该栏目年均投稿量达到上千余篇，稿件刊发实现了优中选优。
（三）组织与导向并举，精心策划专题
编辑部针对“三农”问题积极策划专题研究，先后策划了“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增收问题”“WTO与中国农业”“农业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农村养老与社会保障”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新农村建设”“农民工问题”“土地流转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专题，组发了一系列论文，有力配合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宣传，并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参考。
（四）实行开放办刊，积极吸纳校外优秀稿件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始终以学术质量为稿件录用标准，坚持开放办刊。作者遍及全国上百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国外有关专家也积极为该栏目撰稿。
四、栏目突出特点及反响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设置紧扣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针对“三农”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推出了一批视角独到、见解新颖、注重实际、针对性强的精品力作。
（一）从研究思想上看，紧跟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现实
该栏目论文或直击“三农”问题的难点，提出独到的见解；或紧跟“三农”问题的热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起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发表后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度重视，被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要参》上，为国家高层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我校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王征兵撰写的《农民贫困的根源分析》、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黄祖辉撰写的《现代农业能否支撑城镇化？》、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两区同建”破解中国新型城镇化难题》均引起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这些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也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从研究方法看，注重实际调查，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许多文章是作者深入实际，走进农村，走入农户家中所做的调研。这些作者利用调研所得的大量数据，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可信的结论，提出可行的对策。2013年第5期本刊特约的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影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倾向性问题及建议》，是他带领由10多个教授、副教授及博士组成的课题组用了3年多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跟踪调研后所成的力作。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理融合。我校有很好自然科学研究基础，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具有很大的优势。对此我们进行积极引导，鼓励有关研究人员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如用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模型、数量关系来分析调研资料。近年来，本刊发表了不少这类文章，成为刊物又一突出特色和亮点。
（三）从基金论文比看，论文受资助比例高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在本刊栏目中基金论文比最高。栏目坚持与相关学术研究课题的联系，及时跟踪相关学术信息，刊发相关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近年来，该栏目文章90%以上由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以及其他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这些项目在文章发表后有不少获得省部级奖励。
（四）从作者队伍上看，既重名家，又不薄新人
海纳百川，质量为本。“三农”问题研究栏目选稿始终坚持以学术质量为原则。因此，我们在保持刊发权威专家学者论点的基础上，还吸纳年轻学者的学术观点，刊发了一批观点新颖、视野宏阔的新人新作。该栏目作者中有博士、硕士，也有本科生；有博导，教授、副教授，也有讲师、助教。有高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也有企业和 “三农”一线人员，很好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五）从产生的社会反响看，受到了著名文摘、新闻媒体以及广大作者、读者的广泛关注
该栏目论文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方面和学校的相关学科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被《新华文摘》转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被《经济要参》全文刊登。周孟亮等撰写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偏差》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张丛的《二元体制下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解析》和文春晖的《创新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陈为京等撰写的《加快建设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并获省政府奖，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被大量引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带动了该领域问题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该栏目刊发的论文被引10次以上的有300多篇，被引20次以上的超过100篇，被引50次以上的10篇。2007年刊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目前已被引147次，下载1 300多次。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从2001年创刊设立，一直保持到现在，从未间断一期。栏目立足社会现实，紧扣“三农”方面难点和热点问题，刊发了一批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审读室早先编发的《审读工作通讯》先后5次对该栏目这种突出办刊特色、贴近社会现实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和表扬。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并刊发了题为“立足前沿 突出特色 服务‘三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成果斐然”的专题报道。
以特色栏目为依托，带动了期刊总体学术水平的提升。目前本刊入选CSSCI来源期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并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农业期刊一等奖、全国百强社科学报、陕西省权威社科期刊。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山东省农业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及对科研创新提升作用研究”（2013RKC02006）
作者简介：王丽丽（1978-），女，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E-mail：；
郭凤丹（1987-），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E-mail：。*王丽丽、郭凤丹同为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赵文祥（1966-），男，研究员，主要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E-mail：
摘要：依据《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的统计数据，对《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影响因子、年载文量、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及其它引用指标的变化动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8～2012年，《山东农业科学》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上升明显，分别由2008年的0.480和938上升至2012年的0.796和2231；引用刊数、学科扩散指标、机构分布数、地区分布数和H指数总体也呈增长趋势，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变化幅度较小，年载文量保持在452～487篇；学科影响指标和基金论文比分别为0.42～0.52和0.504～0.711，平均引文数8.26～10.79，均相对偏低。
关键词：《山东农业科学》；期刊评价指标；动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Q250.252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3）12-0095-04
《山东农业科学》创刊于1963年，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农学会、山东农业大学共同主办，创刊初期为季刊，16开本，56页，国内外公开发行。1966年由于历史原因改为内部发行，1979年正式复刊并公开发行。随着形势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信息量不断扩大，1986年改为双月刊，2000年改为大16开本，2008年改为月刊，至2013年，已发展成为办刊质量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综合性农业科技期刊。
创刊50年来，《山东农业科学》始终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提高为主”的办刊方针，及时报道农业科研的新成果、新进展、新方法、新技术，期刊质量及影响因子逐年提高，2013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最新数据显示，其影响因子达到0.796，被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并在国家和省期刊主管部门组织的期刊质量评比中多次获奖，为第二届和第三届中国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百期刊、全国农业优秀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山东省优秀期刊。
为了揭示《山东农业科学》各种期刊评价指标的变化动态，选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1～5]2008～2012年的统计数据，对《山东农业科学》的主要被引指标和来源指标进行动态分析。
1数据来源及评价指标
以2009～2013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1～5]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山东农业科学》主要被引指标和来源指标2008～2012年的变化动态进行分析。
选用的指标包括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年载文量、基金论文比、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被引半衰期、引用半衰期、即年指标、H指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平均引文数。
2结果与分析
2.1影响因子的年际变化动态
某种期刊的影响因子为该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该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通常，期刊的影响因子越大，它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5]。 《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影响因子逐年增加，由0.480增加到0.796（见图1），说明《山东农业科学》的学术影响力正逐年提升。
2.2年载文量与基金论文比的年际变化动态
年载文量是指来源期刊统计当年发表的全部论文数，常被用作学术期刊吸收和传递信息能力的主要指标[5]。2008年下半年，《山东农业科学》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全年仅出版9期，虽页码有所增加，但年载文量仍明显少于其余4年； 2009～2011年，年载文量逐年减少，2012年又明显上升，明显多于前3年（见图2）。在全年期数相同、页码相同的情况下，年载文量的多少受作者来稿篇幅的影响较大，篇幅长的来稿较多，则载文量相对较少。
基金论文比是指来源期刊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5]。基金资助课题立足科学发展的前沿，瞄准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难题，具有理论创新性和深度推进的特点，这类论文的学术水平多比较高[6]。由图3可见，《山东农业科学》2008年的基金论文比最低，仅0.504；2011年的最高，达0.711；其余3年变化较小，围绕0.650上下浮动，相对偏低。
2.3总被引频次、引用刊数的年际变化动态
总被引频次是指某种期刊自创刊以来所刊登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可以显示所评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5]。由图4可以看出，《山东农业科学》的总被引频次逐年大幅上升，由2008年的938跃升至2012年的2231。
引用刊数是指引用被评价期刊的期刊数，反映被评期刊被使用的范围[5]。2008～2012年，《山东农业科学》的引用刊数逐年增加，由2008年的295上升至2012年的439（见图4）。
上述结果表明，近年来《山东农业科学》越来越受到作者的重视，被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2.4学科影响指标和学科扩散指标的年际变化动态
学科影响指标是指期刊所在学科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占全部期刊数量的比例；学科扩散指标是指在统计源期刊范围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量与其所在学科全部期刊数量之比[5]。由图5可以看出，《山东农业科学》近5年的学科影响指标呈波动变化，2009和2012年较高，为0.52，其余年份均低于0.50；学科扩散指标则持续增长。表明，《山东农业科学》在本学科内的影响基本处于中等水平，而在学科间的影响范围正逐渐扩大。
2.5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的年际变化动态
地区分布数是指来源期刊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地区数，按全国31个省市计数（不包括港、澳、台），是衡量期刊论文覆盖面和全国影响力大小的指标。机构分布数是指来源期刊论文的作者所涉及的机构数[5]。由图6可以看出，《山东农业科学》的地区分布数呈增加趋势，2008年仅为16，2011、2012年则达到23；机构分布数呈先增后减的趋势，以2010年最高，达186，2011、2012年分别为162和159，2008和2009年较低。表明，《山东农业科学》在地区间及从事不同工作人员间的影响正逐渐扩大。
2.6其他被引和引用指标的年际变化动态
即年指标为某期刊当年在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该期刊当年总数之比，表征的是期刊的即时反应速率，主要描述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况[5]。《山东农业科学》的即年指标除2008年明显较低外，2009～2012年的即年指标基本都在0.100左右波动（见表1），说明《山东农业科学》能够较快地被作者利用。
H指数是指被评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的论文中，至少有h篇论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h次。《山东农业科学》的H指数呈缓慢增长趋势，由6逐渐增加至8，表明其高频被引论文数正在增多（见表1）。
被引半衰期是指被评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全部次数中，较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反映的是期刊的老化速度。由表1可见，《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被引半衰期变化范围为3.78～4.70，说明《山东农业科学》被引的文献较新一半多是在3～5年内发表的，时效性比较高。
引用半衰期是指被评期刊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中，较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反映的是作者利用文献的新颖度[5]。《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引用半衰期集中在7～8之间，说明来稿中引用的参考文献较新部分均在最近七八年内发表。
平均引文数是指被评期刊每篇论文平均引用的参考文献数，可用来衡量该期刊的科学交流和吸收外部信息的能力[5]。《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平均引文数在8.26～10.79之间（见表1），与同类其他期刊相比偏少。
3讨论与结论
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是两个最常用的国际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影响因子是由E·加菲尔德于1972年提出的[5]，是期刊评估、核心期刊评定及SCI、EI等检索工具选刊的重要参数[7]。《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影响因子逐年提升，2012年达到0.796，与其他省的同级别农业科学期刊相比，仅低于《河南农业科学》（0.947）和《山西农业科学》（0.845），位居第三。
总被引频次是一个非常客观实际的评价指标，期刊被引用的频次高，说明该刊的利用价值高，同时体现出该刊的学术水平也较高[7]。2008年以来，《山东农业科学》的总被引频次大幅增长，另外，引用刊数和地区分布数也逐年增多，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山东农业科学》越来越受到科研工作者的重视，影响范围越来越广。
年载文量也是鉴定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标之一，能够显示专题文献的发文密集程度，载文量大，说明期刊的信息量大[8]。因2008年涉及到《山东农业科学》改为月刊，年载文量无法与其他年份进行比较，所以仅对2009～2012年的年载文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山东农业科学》的年载文量有一定的波动，2011年最少，为452，2012年最多，为487。说明2011年发表的大篇幅论文较多，而2012年相对较少。
基金论文比是衡量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基金论文是受国家政府部门或各级基金组织提供科研经费开展科学研究的项目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科研论文形式表达出来的论文，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所代表领域的科研进展情况[9]。《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基金论文比为0.504～0.711，相对偏低。
另外，《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学科扩散指标、H指数、平均引文数也基本呈增长趋势，而学科影响指标、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引用半衰期则变幅较小。
综合分析表明，《山东农业科学》通过改月刊、适度增加页数、去除广告、选用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等措施使得自身的学术水平逐步提升，在科研人员中的影响力越来越高，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但同时也看出，《山东农业科学》的基金论文比仍不高，还需加大改进力度，通过与课题组经常联系并定期约稿，加快期刊的数字化建设等措施，更好地打造刊物的学术氛围，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才能受到更多科研人员的青睐，吸引更多的优秀基金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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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在科技金融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科技金融概念，并从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主体、功能、结构、目标和内容等方面构建其理论框架。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的构建拓展了科技金融的研究范畴，开辟了农业科技金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对于实现科技创新战略、“四化”同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科技金融 农业 理论框架 逻辑起点
引言
农业科技金融是在科技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农业自身的特征，将科技金融的研究范畴限定在农业领域，实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研究范畴、研究对象以及本质等重要概念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界定。本文首先依据历史的逻辑对农业科技金融的发展演进进行回顾，进而对农业科技金融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解释，最后构建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的构建是科技金融理论研究的拓展，对未来科技金融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也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农业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
从历史的研究逻辑上来看，农业科技金融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农业科技金融导入阶段、农业科技金融的铺垫阶段和农业科技金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阶段等。
农业科技金融导入阶段是指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农业科技与金融的结合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阶段。在农业科技金融发展的初期，国家政策主要是推动科技和金融的融合、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等方面。在这一时期，科技贷款、风险投资等形式也开始起步，但金融资源的配置并没有体现市场的特点，更多的是将金融元素“有计划”的引入科技领域，以实现资金对科技的支持。
农业科技金融发展的铺垫阶段是指国家开始从政策层面重视农业科技与资金的结合，这其中又分为农业科技金融雏形期以及农业科技金融形式不断创新的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至2009年这一阶段。这一时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农业科技园区、农业风险投资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科技金融的其他形式更加的丰富，并且风险投资、创业基金等形式日益成熟。
农业科技金融概念的提出源于2010年7月首届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的举行。这次大赛开创了农业科技企业和金融资本对接的新模式，创新了农业科技领域科技管理体制，延伸了科技金融的研究范畴，也为农业科技金融的研究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证材料。
上述对农业科技金融发展历程的回顾表明，农业科技金融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演进的。
农业科技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农业科技金融的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
鉴于国内对科技金融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相关的理论体系还很不成熟，本研究借鉴目前农业科技金融工作的实践，总结农业科技和金融结合的经验并加以提炼，进而构建农业科技金融理论，这一过程遵循归纳式理论构建模式，属于理论构建研究。
本质是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要素。本文采用本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是认识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起点，从本质出发，可以把农业科技金融理论结构中各要素有机统一起来，且有利于农业科技金融各项工作更好地运行。
（二）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构建路径
本文借鉴了其他学科理论的构建过程，以本质为起点来构建农业科技金融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农业科技金融理论体系构成要素
农业科技金融理论的构成要素包括：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主体、功能、结构、目标和内容。
1.农业科技金融的本质。农业科技金融可以理解为一个产业概念，即支持农业发展的科技金融就可称之为农业科技金融。具体而言，农业科技金融的完整概念应该是：在一定制度背景下，汇集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搭建服务平台，实现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在农业领域的有机结合，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系统安排。该定义需要进一步说明：
政府和市场的结合。由于农业的弱质性、较低的资本产出比和较高的风险等特性，使其很难吸引市场化的金融资本进入该领域，再加上我国农业科技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等特点，所以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以财政性的资金为主。但是完全的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在资源配置上又有一定的缺陷。这就需要在农业科技投入的方式上采取两者结合的方式，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进行大胆的创新。
农业科技金融是一种创新活动。农业科技金融是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结合。农业科技创新对金融创新有需求，农业科技创新要求金融工具或是金融服务形式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满足包括融资、分散风险、监管在内的各种需求。
农业科技金融是全社会投入性活动。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的特点，需要政府、银行、科技企业自身、担保机构、各种中介机构等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进行资金投入的一体化组织构架和机制。
2.农业科技金融的主体。一是农业科技金融需求方。根据前面对农业科技金融定义的阐述，农业科技金融需求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融资需求、农业科技金融服务需求。其需求主体包括：农业科技企业、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政府和农民等。其中农业科技企业是农业科技金融的主要需求方。
二是农业科技金融供给方。与农业科技金融需求相对应，农业科技金融供给包括：资金供给、农业科技金融服务供给。供给主体包括：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政府和个人等。其中，投资机构是农业科技金融最有潜力的供给主体，在提供资本的同时，还能提供人力资本、企业管理方法及社会资源等附加服务。
三是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机构。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机构是连接农业科技金融需求方和农业科技金融供给方的桥梁。中介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科技中介机构；另一类是金融中介机构。
科技中介机构。科技中介机构是指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扩散、成果转化、科技评估、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决策和管理咨询等专业化服务的机构，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中介机构包括：科技评估中心、科技担保公司、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等。
金融中介机构。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指科技创新主体的融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功能性机构。包括：信用评级公司、资产评估公司、咨询公司、以及各种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
农业科技金融需求方、供给方和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机构及其活动构成了农业科技金融市场。
3.农业科技金融的功能。满足科技资源的融资需求。解决农业科技企业的融资问题是农业科技金融的核心。农业科技企业在起步阶段无足够的固定资产，其拥有的知识产权和专利类的“软”资产很难变现和估价，导致传统的金融机构不愿意对其融资。再加之在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予以支持。现阶段无论是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探索科技银行、建立政府引导基金，还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都是为了解决农业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为科技工作提供包括融资、担保、评价、监管在内的一系列的服务。在融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融资前的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评价，融资过程中的融资担保，融资后的监管等诸多问题。因此，农业科技金融不是简单的投融资体系，而是包括投融资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政策法律体系等的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其作用是为了满足融资以及为融资提供相关的服务。
4.农业科技金融结构生物学视角剖析。和DNA的双螺旋结构相似，农业科技金融也呈现出双螺旋结构。农业科技金融的双螺旋结构的原理和特点可以概括为：
第一，农业科技金融的双螺旋结构中，农业科技和金融分别是两条主链，这两条主链也呈现反向平行的方式。农业科技金融实际上是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结合，是从结合到高度融合的演进过程。当农业科技与金融达到高度融合，农业科技金融也就达到了稳定的结构。第二，科技活动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会有不同金融的工具根据每个阶段的特点，来配置金融资源。这就实现了农业科技与金融的“配对”。第三，碱基对不同的排列顺序构成了DNA分子的多样性。在农业科技金融当中，由于金融资源与农业科技活动结合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农业科技金融形式的多样性。第四，在农业科技金融当中充当“氢键”的是一系列的运行机制，包括：农业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信息共享、财政投入、金融支持、风险管理以及创业风险投资等一系列的运行机制。第五，DNA处于一定的环境当中，不同环境会对基因的表达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样，农业科技金融也有一定的外部环境，即政府一系列的政策以及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
5.农业科技金融的目标。当农业科技金融双螺旋结构稳定后，就会实现农业科技金融的目标。具体而言，农业科技金融的目标可以分为初级目标和终极目标。
初级目标是帮助农业科技资源解决融资问题。农业科技创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但是在科技创新的初级阶段对金融资本有着巨大的需求，而该需求是农业科技企业自身难以提供的。农业科技金融能够用金融资本来孵化、支持和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解决农业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
最终目标则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四化”同步。农业科技创新是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驱动力量，但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将农业科技与金融结合，就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为农业科技注入大规模的资金，不仅可以解决农业科技的资金问题，而且提高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浪潮。
6.农业科技金融体系内容剖析。农业科技金融的体系分为农业科技金融的投融资体系、农业科技金融的支撑服务体系、农业科技金融的政策法律体系三部分。
农业科技金融融资体系是为了满足农业科技企业融资，按照金融制度的一系列规则，而建立的资金融通系统。农业科技金融融资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将金融资源进行聚集，然后再进行相应的配置。在借鉴国内外融资体系建设，并结合目前我国融资体系现状的基础上，农业科技企业融资体系应呈现出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主，银行间接融资体系和政府支持体系为辅的结构。
关键词：西南石漠化区 晴隆模式 Logistic模型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X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a）-0198-03
1 研究背景及问题缘起
1.1 研究背景
2011年6月国务院正式《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依据该规划，我国西南石漠化区属于典型的限制、禁止开发区。这里集生态脆弱、极端贫困、民族矛盾交织为一体，农户原有生计难以持续，生计转型迫在眉睫！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滇桂黔石漠化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强调滇桂黔扶贫攻坚和区域发展。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2012年后再次锁定农业科技，加大科技驱动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何运用现代农业科技促进石漠化区农户生计顺利转型，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重大的现实课题，研究石漠化区农民参加农技培训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为新一轮的扶贫攻坚有效提供科技支撑。
1.2 问题缘起
（1）西南石漠化区的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性难题。近几年，我国石漠化治理工作取得可观的成就，但高海拔极贫困的少数民族石漠化区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至2011年8月，贵州省石漠化面积达3.7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1.34%，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等级最齐、程度最深、危害最重的省份，高海拔极贫困的少数民族石漠化区治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回良玉所说：“滇桂黔石漠化区集老、少、边、穷于一体，贫困与石漠化交织是新一轮扶贫攻坚的‘硬骨头’”。
（2）主体功能区战略有序推进，区少数民族农户面临艰难的生计转型。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有序推进，西南石漠化区低效的、不适应环境保护的传统农业生计难以持续，农户生计转型迫在眉睫，但转型难度大且风险高，特别是对于生态极端脆弱的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户来说，生计转型犹如更进一步靠近“绝境”。
（3）科技采纳状况事关农户生计能否顺利转型。Theodore Schultz（美·舒尔茨·西奥多）在人力资本论中认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1]我国也越来越重视科技在农业方面的投入，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颁布《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作出重要部署。可见，科技的运用与否直接关系农户生计转型的成败，是生计转型的核心支柱。
（4）晴隆模式：石漠化区科技扶贫的“希望之路”。该模式把石漠化治理、生态调节和反贫困扶持有机结合，成为西部地区治理石漠化的一面旗帜，吴邦国、曾庆红、范小建和一些国外研究学者都给予了“晴隆模式”极高的评价。虽然“晴隆模式”走出了石漠化区科技扶贫的希望之路，但连片特困地区的石漠化治理与扶贫攻坚仍然面临着农业科技供给和需求“双向缺位”等严重的现实问题。为了能让现代科技服务于石漠化治理与扶贫攻坚，对转型农户参加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是重要而且紧迫的。
2 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农户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指农户价值观、性格特点、经营能力、认知水平等；外因主要指技术供给、技术价格、信贷条件、自然资源、商品市场价格、商品运销条件、政策、科研、推广和教育等因素等。[2]Khanna、Atanu Saha 以及Green、林毅夫、孔祥智等人认为，经营面积是影响农户采用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3～7]这就意味着种植面积、养殖规模越大的农户家庭，越有可能 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班。另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信息传播途径、家庭资源禀赋等也是影响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不同性别、年龄，不同信息渠道等因素将会影响转型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8]
以上研究多是在常规农作物区进行的，主要涉及到水稻、棉花、蔬菜等种植区，或者常规的草场养殖区等。但在石漠化区，生态脆弱、资源稀缺、人口众多、极端贫困，普通的科技支撑往往难以凑效，农户科技采纳需要考虑灾害风险、生计风险、环境保护、民族地区发展等多重因素，因此，本文便被赋予了研究意义。
2.2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户作为相对独立的农业经营主体，其行为可以用行为理论理论进行研究。关于农户科技采纳行为的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有两种：一种是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小农学说”，认为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时候主要考虑到收益的最大化；[9]另一种是以蔡雅诺夫为代表的“自给小农学说”，认为农户在采用现代农业技术时组要以满足自家生计为目标，不存在或者存在非常不明显的“理性”行为，主要决策标准是“规避风险，安全第一”。[10]
本文基于这两种观点，假设农户是“相对理性”的，具有有限的理性，即很多时候为了实现消费平滑或者收入平滑，常常会选择放弃最优决策，表现为：理性但缺乏效率。另外，本文还假设在政府主导的条件下，科技培训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完全；在短时间内，农户的行为是相对稳定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本文也假设石漠化区农户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减少农业经营风险的现代农业技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考察西南石漠化区“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构建
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是一个二元问题（0-1类型），因变量值为“参加培训”或者“不参加培训”。本文运行SPSS19.0软件，使用经典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不断踢出影响不显著的因素，最终得出石漠化治理背景下影响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因素。在此将“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赋值为1，将“不参加农业技术培训”赋值为0，作为二元因变量。将可能影响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因素尽可能列举定义为Xn，n为1、2、3···。具体的模型式子如下：
其中，P为“农转牧”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可能性（即概率，在0～1之间取值）；ei表示随机扰动项；α表示回归截距；β表示影响因素的系数；X则表示影响因素（自变量）；n表示自变量的个数，当n较大时，一般令Z=-（α+βnXn），n=1、2、3···，通过比较βn的大小以及符号，便可知道各种因素对石漠化区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方向及程度。
3.2 数据来源及实证过程
根据统计学原理，本文将可能成为转型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影响因素的变量设置如表1。
通过比较各变量的Wald值，踢出影响程度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循环进行回归，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达到显著水平为止，最后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4 回归结果分析及所得结论
依据模型估计结果（表2），结合实地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对影响农户参加农技培训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户主个体特征中性别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有较明显的影响。分析发现，男性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需求更为强烈，这跟农村中传统的男女分工和男性心理、生理特征等有关。户主的文化程度与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情况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对科技需求更为迫切。通过调查发现，文化程度高的一般的村里是有所作为的，他们属于弱势中的强势群体，在科技的采用上处于领先地位，般会考虑靠科技技术的潜在利益，就会考虑到相应的较为高层次的科技。
第二，村里是否有中心示范点（典型户）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有显著影响。在调查中发现，参加培训的养殖户有一定的比例，但是非养殖户几乎没有参加过培训，这也可能是现代农业模式难以推广的原因之一。农户通常都有害怕承担风险的心理，因此不敢尝试新的科技。中心示范点或典型户就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农户在“看到他们成功了”的情况下，对科技的信赖度和采用度急剧上升。这说明示范点或典型户的示范效应越大，越能够降低农户科技采用的“试错成本”，农户对科技的需求也就越强烈。
第三，农户转型运作模式是影响农户参加农技培训的重要变量。在晴隆县的种草养羊项目中有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运作模式：基地带动模式、滚动发展模式、集体转产模式、小额信贷发展模式、自我发展模式。不同转型运作模式对农户转型中的科技需求及采纳有不同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基地带动等四种模式均比自我发展模式更利于农户对科技的采用。作用最为明显的应该是“基地+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能够有效带动转型农户对科技的采用，扩大农户的科技需求。
第四，政府资金扶持对农户是否参加农技培训具有重要影响。依据结果分析，是否有小额信贷、是否有补贴及补贴的金额与农户各项科技需求均成正相关。这表明，资金的扶持对农户采用科技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户在转型中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不足。可见，资金不足是阻碍农户转型中对科技的需求和采纳的重要因素，农户往往对科技表现出强烈的需求意愿，但购买力却很有限。
第五，农业科技推广机制与传播途径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培训的情况。实证结果显示，科技的推广机制和传播途径与农户对科技的需求及采纳息息相关。调查发现，通过自己主动了解科技信息的农户往往主动采用科技，与此具有相同现象的是：技术专员的科技推广对农户采用科技也有较大的影响。农户没有采用自己有需求的科技，多数原因是对该技术不够了解、不信任而不敢去尝试。经调查发现，信息来源离自己越近、传播的机构越权威，农户对该科技的需求也就越大。这可能是因为农户更相信专家、媒体或专业机构的权威信息。这一结果反映出了不同的科技推广需要采用不同的适合的宣传方式，科技需要更专业的推广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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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特点;培养模式
从1999年高等院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已趋向于大众化,这为研究生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生源基础,1999—2005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年均增长率为27.57%[1]。这种增长不仅表现在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上,专业学位也有很大的发展。我国从2000年开始招收在职农业推广专业硕士,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这是研究生教育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一次转变。
1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
农业推广硕士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具有一定农业技术基础,熟悉农村发展情况,并能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农村发展,主要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该专业学位有以下特点:
1.1职业性
职业性是专业学位的基本属性,是专业学位区别于其他学位类型的本质特征。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具有特定的职业背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必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联系才具有生命力。
1.2实践性
实践性是专业学位的重要属性。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具有从事农业推广领域的坚实基础理论和宽广专业知识外,更具有解决农业科研、生产、管理一线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1.3研究性
研究性是专业学位的本质属性。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虽然是应用型研究生,但是作为高层次人才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能力,如文献查阅、试验开展、论文撰写等基本科研素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具备研究能力,其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必然不强。
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2.1招生方面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生源2009年是从参加全国硕士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的考生中调剂而来,2010年采取“分列招生计划,分类报名考试,分别标准录取”的方式招生。对于大多数农科院校而言招生比较困难,在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有缺口的情况下要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就更困难。因此,近2年招收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部分是从学术型研究生中成绩靠后的学生中调剂而来,部分是本科基础较差的应届生。相对学术型硕士生来说,生源质量和学生基础都稍逊一筹。保证生源质量是提高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步。可以采取措施吸引优秀的应届生报考。
2.1.1对于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在学费和生活补助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学费可以比自筹学术型研究生低。这样可以吸引一些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继续深造的优秀本科生报考。
2.1.2 增加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名额,选拔优秀应届生直接攻读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
2.1.3进行正面的宣传来提高社会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的认知度。目前农科学术型研究生的就业处于低谷,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刚招生2年,就业去向的好坏直接影响以后的招生,而社会的认可程度对于学生就业的影响较大。因此,要加强正面宣传,提高农业推广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以促进农业推广专业学位招生。
2.2培养方面
2.2.1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在职推广硕士不同,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没有一定的职业背景,大部分来自于应届本科生,对于他们的培养应该采取与在职推广硕士完全不同的培养方案。培养应该以职业为导向,把他们对职业的要求融入培养的全过程。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和师资方面与学术性研究生应有所不同,要突出农业推广专业学位职业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2.2.2课程设置要求。研究生课程设置是围绕研究生培养目标而进行的课程总体设定和安排,是人才培养活动及其模式的实质性要素和体现教育思想及人才培养目标的载体部分,是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核心[2]。对于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考虑到生源主要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而其毕业后的就业去向主要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发展等领域相联系。因此,课程设置应与其实际情况紧密相关:应该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质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应该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按需设置”,并且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特点。由于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2年。因此,课程设置不能像学术型研究生那样细化。注重应用型课程,相应减少纯理论性课程的设置,满足学生学习和就业的双重需要。
2.2.3教学实践环节。教学模式能否调动研究生的积极性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2年,而对于农科类而言,试验的周期较长,结合这一点在教学方面可以采取案例分析和现场讲授等方法,让学生从感性上有一定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将理论性和应用性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考虑到全日制推广硕士学制较短和社会认可度低,很多导师对这类研究生还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因此采取“双导师”制[3],也就是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共同承担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校内导师负责研究生科研能力、科研素质、理论基础和创新思维等研究生基本素质层次的培养;校外导师负责研究生的选题、研究等实践应用能力层次的锻炼。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授课方式应结合其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采用案例式、专题讲座等授课方式,结合学科前沿、国内外最新形势,把农业实践理论和实际问题引入课堂教学中[4]。专业实践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高质量、充分的专业实践是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原则上不少于一年。为确保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要求,学生要提交实践学习计划、撰写实践学结报告等。
2.2.4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应该来源于校外导师的课题或校内导师的横向课题,必需要有明确的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案例分析、规划设计等形式,也可以采取澳大利亚一些高校的做法,学位论文不一定要进行答辩,如果需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可以申请论文答辩,其余的学生学位论文只要导师和同行专家评阅通过即可按照规定授予学位。
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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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农业科学技术；培训需求意愿；合作社；有序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6.2；G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72-0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论述，是新时期“三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维护农民平等权益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巨大推动作用。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途径。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是由主导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起来的[1]。“十二五”期间国家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鼓励和支持优势产区集中发展大宗农产品，并通过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使农业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与农业产业化水平相适应。陕西秦岭是世界猕猴桃的原产地和最适宜栽植区之一，具有发展猕猴桃产业的独特资源优势。陕西省的猕猴桃种植已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不仅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随着国际国内市场需求量的大幅增加和猕猴桃价格的日益上涨，其种植面积连年增长。2011 年陕西猕猴桃种植面积90.9万亩，产量62.9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5%和60%，猕猴桃产区果农人均猕猴桃纯收入高达7 000 元。2012年，猕猴桃面积超过100万亩，总产达80万吨，分别占到全国的55%和70%，两项指标均占全球的1/3以上。猕猴桃产业已经成为秦岭北麓眉县、周至等县域发展的主导产业[2]。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基础上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通过农民科技培训，推广与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支撑力量。为了使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开展的农业科技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弄清楚农民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一）文献回顾
农业产业化是指随着科技进步以及农业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与有关利益各方为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自愿采用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联合从而实现一体化经营的过程[3]。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必然结果，而农民科技培训是实现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生产连接的纽带。
国外关于农民培训的研究大都是与科学技术、农业经济、教育与社会发展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相结合。David J.Spielman[4]从区域农业发展体系的视角认为农民培训不仅仅可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而且在传递和接受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组织文化和行为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Achim Spiller，Julian Voss[5]对德国农民的培训需求进行评价，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农民对于教育培训的花费、机会成本、对供给的评价等因素影响农民培训的市场需求。国内自1999 年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后，对农民培训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其中针对农民科技培训意愿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农户的培训需求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收入水平等，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选择、政府偏好以及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多因素的影响[6，7]。刘芳[8]运用PASW Modeler数据挖掘，从农民的需求情况、参与情况、认知情况等方面得出农民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启云[9]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基于农户视角以辽宁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行为习惯等影响农民农业科技培训的意愿。此外，杨锦绣等[10]从政府和农民两个层面剖析农民培训的供需均衡，建议政府依据经济规律配置培训要素。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关于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的个体特征；二是农民的家庭特征；三是农户行为选择因素。而从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研究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文献却鲜见，忽略了现今的农业科技培训是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影响农业科技培训的途径展开理论分析，采用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农业科技培训的调查数据，构建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究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下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以期对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稍有弥补，并为农民培训在我国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理论框架
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业科技培训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在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存在着明显缺陷的实践基础上，“合作社（公司）+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模式[1113]。可见，农民合作社有联结农户和市场的纽带作用，是产业化发展的中介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过程就是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过程[14]。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示，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而以产业化需求为导向的合作社的发展为农业科技培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平台[15]。二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以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效推广、应用以及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为支撑的。相对于工业技术，农业科技的见效周期长。无论是优良品种的选育、新栽培技术的推广还是新的肥料、农药、生长激素的使用都需要较长的周期[16]；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农业科技的外部性特征也使其具有了公共产品属性[17]。因此，政府公共部门的参与、介入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制度安排[18]。农业产业化集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方式要求农民须集生产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于一身，成为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产业化高素质劳动力。在改造传统农业的同时改变农民旧的理念，使其能够主动接受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和应用。
依据Schultz和Popkin“理性小农”假设（舒尔茨-波普金命题）：小农或农户是有理性动机的行为个体，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理性经济人”[19]。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廉价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和创造外部条件。一旦合理成本下的投入能够确保在现有价格水平上获得利润，农户便会积极选择符合成本约束下各类现代技术要素的投入[20]。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1.合作社在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实现资金、技术、信息等互助合作的过程，使农户逐渐体会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造。合作社社员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够主动求助合作社的农户，会表现出更主动的科技培训意愿。
2.农户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需求程度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农户采用农业新设备、新品种、新技术的态度越积极，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越高。
3.政府对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的公共政策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国家的惠农政策比如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科技入户工程、良种直补等能够有力地推动农民参与农业科技培训的积极性。公共政策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意愿越强。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7月和8月对陕西省眉县和周至县四个村的实地调查。其中，周至县是我国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惟一的猕猴桃标准化管理示范县，被称为“猕猴桃之乡”。眉县不仅产业规模大、种植户多，而且是最早与农业高等院校合作开展猕猴桃科学研究和相关农业科技培训的县域。2005年眉县人民政府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开展“猕猴桃科技入户工程”，此项培训充分利用当地产业资源，依托大学科研优势，整合各类教育资源集多方之合力。2012年全省猕猴桃种植面积约100万亩，其中眉县和周至县达64万亩，占到了60%以上。因此本文选择上述两县为调研地点，在全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取入户问卷调查的形式，抽样方法是多级整群抽样。首先，在眉县和周至县各选取2个乡（镇）；然后每个乡（镇）抽取2个村。眉县是金渠镇（红星村和第二坡）和首善镇（第五村和红东村），周至县是哑柏镇（庄头村和吕家堡）和竹峪乡（凤凰岭和丹阳村），经实地走访，以上8个村都以猕猴桃种植为主导产业；最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村选取125户农户开展调查。此次调查共1 000户农户填写了调查问卷，获得有效问卷948份，有效率为94.8%。
（二）样本基本情况
从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见表1），大多数样本农户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下（占86.9%），其中41岁至50岁区间内的农户所占比例最多。样本农户中男性居多，基本为已婚（占92%）。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占83.9%，大专及以上仅有33人（占3.3%）。样本农户的年人均收入5 000元以上占74.8%，8 000元以上的占到了52.2%。以上特征符合本研究的需要，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
（二）变量选取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将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的因素分为农民合作社、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态度、政府农业政策三类。考虑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变量的名称、含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在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各影响因素和变量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TATA10.0软件进行有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通过模型（1）-模型（4）可以得出：控制变量中年龄、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的稳定因子；本文所重点研究的三类解释变量的分析结论如下：
1.合作社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是否参加了合作社与其培训意愿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原因可能是此次调查中仅有14.8%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大多数农户表示还不了解合作社的具体职能。农户寻求合作社的科技支持与培训意愿在模型（1）、模型（4）中呈5%统计水平上显著性正相关。如表4所示，社员中能够主动去寻求合作社农业科技支持的农户，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明显高于其他。
2.农户对农业科技态度。农户采用新技术、新品种的态度与其培训意愿在10%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农户对新技术、新品种的接受程度影响其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农业科技培训对增产增收的效果与农民培训意愿在统计上呈正相关，且显著性很强。调查结果显示，农户认为科技培训对农业增产增收效果为“基本没作用”、“有点作用”、“有作用”和“十分有作用”的样本农户比例为2.8%、12.1%、60.0%和25.1%，表明农业科技对增加产出和提高收益的作用越明显农户的培训需求越高。
3.政府农业政策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对政府惠农政策的认可度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其培训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对国家惠农政策认可度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样本农户比例是0.3%、0.7%、10.0%、42.5%和46.5%，呈逐级递增的态势。对当地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满意度与农户培训需求意愿在模型（2）中呈5%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重视程度和服务水平影响农户的培训需求意愿；但在模型（4）中显著性水平不强。
五、简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时代背景，通过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948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利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是：合作社在农业生产、组织以及市场销售等产业链各环节所提供的科技信息支持提高了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能够主动采用农业新设备、新技术和新品种的农户，其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越高；农业科技在农业增产增收方面的效果越明显，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越强。农户对惠农政策的认可度正向显著影响农民科技培训的意愿；对当地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满意度在模型（2）中正向显著影响培训需求，在模型（4）中显著性水平不强，其原因尚不明确。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不仅包括以往学者所研究的性别、年龄、身份特征、受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和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数量、种植成本等家庭资本特征；在以产业需求为主导的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合作社、农户对农业科技的态度和政府惠农政策也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显著因素。由此，本文建议如下：通过合作社在农业科技信息传递以及联结农户分散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纽带作用，释放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有效需求；强化合作社在提供农业科技支持和社员培训方面的功能。围绕区域主导产业探索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与示范的方式方法[21]，使农民亲身体会到农业科技和现代生产要素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长期稳定的制度支持是农民科技培训工作的保障机制，将“猕猴桃科技入户工程”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惠农措施相互衔接，形成规范化的惠农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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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农业(又称休闲农业或旅游农业)是以农业活动为基础，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交叉产业。它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充分开发具有观光、旅游价值的农业产品，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游客参加农事活动等融为一体，是一种集观光、休闲、度假、修学、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游憩体验形式。[1]观光农业作为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农业旅游模式，在台湾以乡村民宿和休闲农业为主体，迅速发展起来，并在旅游、教育、环保、医疗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旅游与休闲产业已成为台湾发展日益成熟的产业之一。
一、台湾观光农业兴起的社会经济基础
台湾光复后，当局把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按照“三七五减租”、“共有耕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三个步骤实行，[2]使台湾农业迅速发展，为“以农养工”的工业化战略奠定坚实基础。农业的发展，为台湾从自给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创造条件，引领台湾最终走向外向型经济的道路。而台湾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导致农业式微现象，农业增长率下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凸显，要求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及功能拓展;另一方面，工业发展和城市化以及劳动方式的转变使得人们对农业提供的空间、田园、山野的需求增加，亲近自然的欲望增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农业改造的内在诱因和人们出游需求的变化使得台湾休闲观光农业在20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农业自身效率的提高是观光农业兴起的根本基础。工业化创造的技术、资本、管理经验的支持和外部强大的市场需求为台湾的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可以说台湾农业已经逐渐转变为农林牧渔综合发展的多元化农业和商业农业，而观光农业是其显著的一个发展方面。
二、基于系统控制论的台湾观光农业模式
系统控制论是1947年由美国科学家维纳首次提出，大体分为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经济控制论和社会控制论四个研究领域。系统是按照一定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一组事物所构成的体系。系统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而实现，并同外界环境相互影响。[3]
(一)农业旅游生态系统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与经济之间矛盾的根本性，决定了自然生态系统一旦被转为农业生态系统，就变成具有控制论意义的限定系统。[4]因此系统控制论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观光农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自然或人文旅游景观的游览形式，它是旅游者进入农业生态系统的一种体验活动。休闲农业区就是一个以半自然半人工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农业旅游生态系统。农业旅游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经济系统、观光服务系统、生物作物系统四个相互作用的基本要素构成，其中旅游主体的介入加大了环境与生物的作用范围和强度。
(二)台湾观光农业模式
自1970年台北53户茶农联合推出“木栅观光茶园”树立台湾观光农业发展的先锋后，台湾“农委会”一直致力于帮助农民更好的发展休闲农业。目前台湾观光已形成乡观光农园、休闲农场、市民农园和休闲牧场等多种经营模式，[5]并且在乡村、民俗文化、景观生态、园艺环境工程、社会心理、地政等多方面得到发展，在丰富化、全面化的进程中不断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台湾观光农业已形成系统控制大工程。在台湾整个观光农业系统中，可以看出自然生态系统既是农业发展的要求，更是观光农业发展的基石。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观光农业优先具备了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优良的农业环境质量。在此基础上，观光农业通过农林牧渔土地综合利用的生态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经济系统、观光服务系统三大体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对这三大体系的系统调控，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促进观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自然生态系统调控
自然生态系统调控包括生物控制、生态控制、自然环境控制;其理论基础有生态因子相互作用原理;生物生长定律;种群组成和结构、空间分布理论;种群相互作用及演替理论;生态适应理论;生态平衡理论等。其控制内容为:土地科学规划与合理利用;生物稳定性及多样性;环境质量控制。其实现途径为建立生态定位观测站和受控实验等研究;门类齐全的科研机构;农业生物技术产业迅速发展;3S技术应用。
2．生态经济系统调控
生态经济系统调控包括投入控制、运作控制、政策控制。其理论基础有旅游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力理论、人地关系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平衡理论、循环经济理论、清洁生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控制内容为投入产出比效率分析;景观层次、尺度与功能;生态旅游认证、制度创新和规范化管理。其实现途径为先进的产销组织，加强农会执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功能;产官学研相结合;现代化咨询与服务系统;构建地域性强的特色景观。
3．观光服务系统调控
观光服务系统调控包括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娱、购)系统控制、旅游组织控制、营销运作控制、其他系统控制。其理论基础有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乘数效应理论、城市游憩圈层结构理论、战略和资源优势理论、旅游营销组合理论、旅游市场细分与品牌资产理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控制内容为旅游产品设计、定位与营销;生态旅游六要素经营运作;品牌塑造。其实现途径为:第一，农业文化营销:运用民俗文化、社区理念与家庭式民宿经营园区;第二，增强游客体验，创意农业、DIY理念;第三，产品一体化经营与现代营销方式:台东卑南乡明峰村初鹿牧场，牧场风光与奶制品生产;第四，品牌效应、多变主题。
三、台湾观光农业的成功经验对福建的启示
观光农业在台湾已达到普及阶段，管理体制和机制已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已成为台湾发展前景良好的新型产业之一。台湾现有上规模的休闲农场1000余家，每年有4900万人次的游客量。在台湾，投资休闲农业的回报率高达35%。[6]福建地处东南沿海，靠近东南亚，东临太平洋，亚热带气候，交通发达，是连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中地区及台湾地区旅游网络的纽带。加之比邻港澳、与台湾隔海相望，兼受闽台农业合作和台湾观光农业发展的影响。因此，福建发展观光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区域分异优势。发展观光农业，比照台湾发展观光农业，将对福建农业多功能性的拓展、现代新型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p#分页标题#e#
(一)科学导向，调控自然生态系统科学规划是发展的先导。台湾农业科技产业已经形成一个门类齐全的科研体系。有“农业试验所”、“热带园艺试验分所”、“糖业研究所”、“香蕉研究所”、“渔业生物实试验所”、“蔬菜研究发展中心”等多家科研机构。据统计，农业科研投资约占台湾每年财政支出预算的15%。在农业科技研发经费投入维持在高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台湾农业生物产业的总产值有七成来自农业生物技术[8]。福建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化的阶段，从总体上看，科技水平远落后于台湾。福建应该加大对农业的基础投资，在提升自身农业科技水平基础上，通过设置台湾先进农业技术引进开发区、建立委托与合作生产基地、共组技术服务队等多种方式引进台湾先进农业技术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带动自身发展。
(二)政府导向，调控生态经济系统台湾农委会重视发展休闲农业，下设休闲农业管理、辅导处和推广科，各县市也都设立相应的管理和辅助机构，从而形成从上到下的观光休闲农业的管理系统。并且有一系列明确的制度、条例和法令指导实施，如为配套实施“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制定相关环节的程序要点及规范，有“休闲农场经营计划审查作业要点”、“休闲农场专案辅导实施作业规定”、“非都市土地申请作休闲农业设施所需用地变更编定审查作业要点”、“休闲农场建筑物设计规范”等。这些法规和行业标准使得观光农业与旅游业各部门、产品展销、节庆娱乐、周边景区与居民之间形成一个规模高效的圈层系统，农业的产官学研各部门联合运作，规范着台湾观光农业健康有序的发展。福建观光农业由于受规模、科技含量低、资金、经营理念的约束，使农业园区常流于一般人造景观。各设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实事求是、统筹规划，给予必要的政策、资金、技术、人才扶持，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深化观光农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积极推动休闲农业的发展，走一条“高投入、高科技、高效益、高产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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