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近年来法学研究情况，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存在着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离问题，法学理论显得无力。尽管后来法社会学的出现为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结合做出了努力，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法学研究有所起步。由于我国法律的移植背景，所引借的国外法条与法学理论面临本土化过程与问题。当时法学理论研究状况是部门法学的研究主要关注法律规则与解释，而法理学的研究则主要包括一些政治性和道德性的问题，并且研究水平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靠法理学者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来对法理学研究。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些关注实际的法社会学研究，使法学开始注重本土的司法实际运作知识和理论，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际严重脱离状况有所改善，法治转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包括依法治国、法制建设等主题受到关注。然而，在学者研究报告中，对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问题的总结仍然是我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状况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改观。
二、法学理论的“无用”论
对理论“无用”的说法既来自法律实务工作者，也包括一些学者本身。法律实务者总抱怨当实践寻求理论指导的时候，总是找不到相应的理论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实务工作者对司法实践中所做的理论研究能否产生有效的作用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些学者直言：“中国当代法学院所提供的理论知识有许多不是法官所需要的，而法官需要的又并非法学院所能提供的。”近三十年来学者的理论研究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法学教授与法官各自为营，从自己的角度来研究。对于理论“无用”的偏见，我们应谨慎看待。
导致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出于多种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国的法律移植背景。由于我国法律的移植主要是翻译，中国近现代法学在理论知识生成过程中忽略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法学理论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断裂，法律的理论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不相适应。与其他学科相比，当代法学研究更缺少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因为法学不能深入社会，以及缺少对社会其他学科的了解等，显得比较落后。即使是关注实际的法社会学研究，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状况。有人认为，理论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书面的资料，而不是出于对现实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这是发生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首要原因。
导致理论“无用”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法律实务工作者要求的理论与法学学者面向实践所做的研究存在一定距离。有实务工作者认为法学理论不能为法律实践给出明确的答案，当实践寻求理论指导时没有具体理论指导，因而更加轻视法学理论，甚至对法学理论产生抵触。甚至更有学者认为，理论只有与实践相分离，才能保持学术独立的品格。法学理论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法学理论如果不高于法律实践，那就不能称为法学理论。虽然法学理论来自法律实践，但并不一定都面向法律实践。第二，理论“无用”与法律实务工作者法学理论素养不高有关，也与法学理论比较高深有关。比如，法律方法论书籍，几乎没有几个法官能真正读懂。这使部分法官怀疑理论研究的实际作用。此外，法学学者的研究也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限制，所研究的法学理论不一定能满足法律实践需要，是导致法学理论“无用”的客观原因。
上述对法学理论的批评说明：我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法学理论难以在法律实践中发挥作用，法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受到了轻视。如果长时间这样下去，必定导致法学理论的实践功能被贬低，甚至把法学理论视为无用的，最近有学者呼吁法学家与法律家之间要加强沟通，将学者们的理性思维变为法官的办案经验。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年会把人民法院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理论与实践作为主题，说明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关系中，我国已开始关注法学理论在法律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问题。因此，从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关系的角度，对法学理论的实践品格给与肯定，对于改善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的情况，发挥法学理论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与结合
在实际生活中，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是不可脱离的，就法律实务者而言，首先应了解和把握法学理论。第一，实务工作者应了解和把握理想法层面的理论，使法律实践能体现人道主义，实现公平正义；第二，了解和把握面向实践的可操作性知识，使法律适用有可用的方法和手段。庞德认为：“对正义的判断就是一门艺术。但是要研究判决依据的那些权威性资料，这些资料实际上是如何被运用的，它们可能被运用以及应当如何被运用的问题，就需要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了。法律实务者只有了解和掌握法学理论，才能将理论的实践功能运用于实践。比如，法律实务者如果熟练掌握法理学说，掌握法律解释学、法律论证等方法理论，便能用来解释和适用制定法，使具体个案论证更客观和准确。其次，法律实务者应在法学理论的指导下从事法律实践活动，使理论与实践形成互动。法学理论能够扩展法律实务者对世界的认识，增强调查和探究能力，对于实务者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法律实务者应正确认识法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不能将面向法律实践的法学理论当作是具体的行动方案，更不能因法学理论不是具体的行动方案便轻视法学理论，认为法学理论“无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的联系是不直接的，要正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关系。最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需要法学学者将法学理论研究扎根于法律实践，使所构建的法学理论要合乎实际，也能经得起法律实践的检验。同时，学者所构建的法学理论，应当让法律实务者能够看得明白。如果法学理论太高深，使大多数法律实务者都难以看懂，这样就更容易造成理论“无用”。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法律教学；改革
一、中等职业教育法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中偏重于理论知识讲授
中等职业教育中的法律课程，强调素质教育与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并着重培养学生利用法学理论分析问题与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在实践教学中，却往往存在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讲解，而忽视实践应用培训的问题，从而不能有效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学习热情，导致实际教学效果不佳。而且由于过分偏重于理论知识讲授，学生不仅缺乏利用法律知识进行实际操作的能力，而且毕业后也不能迅速的适应法律职业岗位的需要。
2.实践教学环节中教学质量不佳
一方面表现为法律实习环节流于形式，实习质量不能有效保证。法律实习是使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有机结合的主要环节，也是学生得以检验自身所学知识的一个重要过程。然而因管理不佳、实习态度不端正、时间冲突等多种问题，导致目前中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实习环节多流于形式，且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法律实践课程偏少，教学质量不佳。法律实践课程不仅能为学生重现整个司法事务的流程，而且能开拓学生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与实际操作能力。然而在当前中等职业法律教学中，法律实践课程的开设量偏少，只占据了总课程比重的10%左右，且教学方法较为单一，教学质量不佳。
二、中等职业教育法律教学的改革及优化措施
1.积极改变原有的教学观念
在原有的法律教学理念中，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传授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为主要目的。而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其教学理念重点是提倡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科应用能力为主要目标。为此，教师应当积极改变原有的教学理念。一方面，教师应当积极克服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改变原有的照本宣科的做法，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对法律学习的热情与主动性；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对法律实践教学的认识，通过不断强化法律实践教学，以开拓学生的思维，强化学生的学科创造能力与实践应用能力。
2.增加法律实践教学的比重
目前，中等职业法律教学的实践教学，主要是以实习为主，以课题案例分析、法律诊所、专题辩论、课外模拟审判等为辅助的教学模式。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往往存在着法律实习和其它实践课程的时间少，缺乏教学规范性且教学随意性大，学生实际参与度低等多种问题。为此，我们应积极改变原有的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做法，通过不断提高法律实践教学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比重，使学生能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得到培养、锻炼与成长。一方面，建议将20%以上的总课时时间作为法律实践教学的时间，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另一方面，还应不断完善法律实践教学的课程设置，以形成能贯穿于整个中等职业法律教育全过程的实践教学方案与测评体系，并在教学方法中注重于实用性与多样性，通过采用案例教学法、体验教学法、探究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以提高法律教学的质量与教学效果。
3.完善法律实践教学的内容
法律实践教学的内容应当是多样化的，学校应当通过实习、毕业论文、模拟法庭、诊所式教育等多种实践教学形式，以形成规范、完整的实践教学链。
（1）加强实习管理。首先，应合理安排实习时间，避开学生找工作的高峰时期；其次，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否考虑实行弹性实习制度，在学习情况不紧张的条件下，可允许学生申请进行实习。要求一年级到二年级的每一学年，学生至少应当有15~20天左右的法律实习时间；而对于毕业实习，则要求实习时间应不低于3个月。
（2）加强毕业论文管理。首先，要求学生的毕业论文必须与法律实践问题相挂钩，要求题目应来源于实践，素材来源于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并在论文中对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解决；其次，要求实行毕业论文指导的双师制度，即论文指导教师应当有两名，一位是作为实践中的带教老师，另一位则是学校中的专业教师，两位教师同时就毕业论文中的相关问题、理论的实质及解决方法进行系统的指导，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调研能力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3）积极开展模拟法庭教育。积极在法律教学中开展模拟法庭教育，通过让学生分组进行模拟审判，并让每一名学生参加和担任具体的角色，使学生能详细了解整个司法事务的流程。在模拟法律的开设中，首先学校应鼓励教师大量开设模拟法庭教学，并将其作为实践教学测评的标准，还可给予一定的课时补贴，对于部分实践性强的课程（如刑诉、民诉、刑法等），还应当硬性规定必须开设；其次，学校还应当加强模拟法庭软硬件的建设，为开设模拟法庭提供必要的设施、人员、摄像等条件的配置，并制定好完善的规章制度与管理制度。
（4）积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通过积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能帮助学生接触到现实生活中的当事人，并处理真实案件。教师也可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学习与运用法律知识。法律诊所应当向全体学生开放，使所有学生得到锻炼与培训，并且通过这种与现实案件零距离接触的方式，使学生深切体会到作为律师所背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以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并努力将所学法律知识应用到真实案例当中。本文从中等职业法律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出发，并着重就法律教学的改革及优化措施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在当前中等职业教育法律教学中，我们应当不断对原有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进行系统的改革与优化，以真正引导学生建立起实用、合理的法律知识结构体系，并切实强化学生的学科应用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从而使学生在毕业后也能迅速的适应法律职业岗位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罗朝猛.中职教育中法律教学的优化与改革[J].中小学教学与研究，2014（4）.
法学研究是否存在研究主旨上的差别？基于这种差别而存在的研究类型上的殊异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有何不同？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学界对此问题并未给予足够关注。尽管确有个别学者对法学研究不加区分地一概要求其具有现实或者实践意义早就提出过批评，①但整体上我国法学界对这个问题及其实质意义不够自觉或者说尚未自觉，却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基本上是在将法学划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大体上也就是所谓的部门法学）”的基础上，①相对应地把法学研究划分为“法学理论”研究与“部门法学”研究。这种区分虽然方便“法学教育教学”活动，也有利于“法学学科”的发展，同时也能够满足法律实践的现实需求和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分工要求，但这种类型划分并没有完全反映法学研究的特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不加区分，在我国法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已经产生并一直显现出了如下消极后果：第一，它使得“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都始终无法做到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符合理论的内在逻辑与涵括性要求的法律理论的总结、归纳、概括与提炼，而不得不始终顾及对现实实践的功利需求的回应，从而妨碍法律理论的发展。第二，它也使得“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始终无法做到全神贯注地进行以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建设为目的的法律工程研究，研究者一方面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法律工程设计当作法律理论，很少关注效果考量的法律工程的实用性与操作性；另一方面研究者还习惯于排他性地以单一的甚至直接以自己的理论主张作为法律工程设计即法律制度建构的唯一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忽视其他的法律的及非法律的各种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综合运用，从而损害法律制度建设。第三，它使得“法学理论”习惯于自视清高地从事“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而轻视专注于具体法律工程设计即法律制度建构等“形而下”的“部门法学”，而“部门法学”也习惯性地偏安于具体的法律制度建构又不满于“法学理论”的空洞、抽象和无用，使法学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产生断裂，“法学理论”与“部门法学”彼此疏离，从而离间和分裂了法学本身。第四，它使“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都习惯于自觉不自觉地把各自的研究成果等同于现实的实践操作方案予以推行，这不仅很难获得预期的现实效果，而且也弱化和消解了法律理论之于法律实践的真实意义，既伤害了法律理论又使法律实践变得盲目和任性，使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在事实上要么合二为一要么彼此对立。与法学界不同，至少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早就指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应当区分为“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相应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在思维方式上也就具有了“理论思维”及其思维方式与“工程思维”及其思维方式的区分。②这就向我国法学界提出了需要认真对待和回答的如下问题：法学研究是否只能从学科意义上进行类型划分？换言之，除了通常意义的“法学理论”研究和“部门法学”研究之外，法学研究是否也应该从学术研究的旨趣和特点出发进行类型划分？法学研究是否始终都必须或者必然地具有“理论”和“实践”两种功能取向？基于“理论”旨趣的法学研究和基于“实践”旨趣的法学研究如何区分以及区分的意义何在？这两种类型的法学研究在思维方式上究竟有什么不同的特点？这些问题的确关乎着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的发展。西方法学发展史早已表明，法学新思想与法学新流派的出现，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对既有法学理论和法学流派的方法论变革开始的，即在反思既有理论和学派的方法与方法论的同时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方法论及其思想理论资源，从而在改造既有法学理论的同时，产生出新的法学理论甚至法学新流派。而方法论变革实质上也就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毫无疑问同样需要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法学研究的类型甄别及其思维方式的分殊
尽管个别学者也发现了我国法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所存在的问题并做了认真思考，①但我国法学界在整体上的确并未曾自觉地意识到法学研究在根本性的研究旨趣及其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而这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通病，这与我们日常所知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区分“理论学科”（即“理科”）和“工程学科”（即“工科”）的状况完全不同。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习惯上总是“理科”与“工科”不分、“理论”发现与“工程”设计混淆的，学者们习惯于一方面要揭示出研究对象所包含的“规律”或“道理”，另一方面还要将自己所揭示出来的“规律”或“道理”运用于现实“实践”，即提出能够进行现实操作的“实践方案”———也就是要设计出具体的“社会工程”图纸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不分，似乎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尽管中西方从古到今确实也都有一些表达作者“纯粹”的“理论”性研究成果的作品存在，但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特质依然是“理论”研究与“工程”设计的混沌不分。比如，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于“文明”的研究就是这样既体现出了对“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或者“道理”在思想理论层面的揭示与阐释，又体现出了对日本建设和发展“文明”的社会工程的设计。②这种情况的存在非常值得深思，而我们似乎也可以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上来加以理解：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世界上所存在的“客观”的事物，其受到人为影响而自身发生改变的情况既缓慢又少见，因此，自然科学对这些存在物的“规律”的研究就客观而确定得多，这样的“规律”揭示也不必首先以“规律”的人为使用为动机和目的，“理论”研究和运用“理论”进行“工程”研究完全自然地就可以分开；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与此完全不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其研究对象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客观”事物，而恰恰是“人造物”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及其运作，既然是人造物就必然渗透着人的价值观与主观偏好，这样，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人造物在任何时候所呈献给研究者的就绝对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事物，而只能是饱含着人的情感与意愿的对象物，这样的事物始终都是随着人的价值观念和主观偏好的改变而变化的。同时，其改变或者变化的频率与幅度又都比较大。所以，对这样的属“人”的“事物”及其“规律”的研究和思考，也就必须以同样的或者同等的人的“知”、“情”、“意”的状态或者境况来进行，即所谓“将心比心”式的同情的认知、理解和阐释。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对这样的人造物的本性及其规律的探寻———所谓“理论”研究，还是对这些人造物本身的改造与塑造———所谓“工程”研究，就不能不始终彼此缠绕并在事实上成为几乎没有任何分界的逻辑上的无缝联结体。结果，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的混沌不分，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天生”的或者“自然”的现象。然而，由于人的理性的发展，人类社会与文明的进步，人类社会的制度与组织的完善不能不主要依靠人的“理性设计”而尽可能地远离人的率性而为。所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研究”以及对这两种研究进行自觉而有意识的区分，意义重大。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诸如三峡工程之类物质形态的“工程”更为熟悉，但无论是作为一般公众、社会实践者还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实际上对于那些非物质形态的“工程”———比如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211工程”和“985工程”，中共中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关中华文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等———也并不陌生。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和思维惯性，使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整体上从未曾有过区分“理论研究”和“工程研究”这样的思维自觉。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我国学者在整体上的的确确是只知有“社会理论研究”而不知还有、也应该有“社会工程研究”的。追根溯源，在世界上率先提出“社会工程”概念者被认为是美国法学家庞德，他把法律类比为一种“社会工程”，法学也就被认定为是一门“社会工程学”。①我国法学学者依循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惯例”，在整体上始终没有意识到法学研究确实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设计）”的区分。我们都习惯性地把“理论”等同于“工程”，同时又固守自己的“理论”来设计“工程”，以满足其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诉求。而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就把“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直接称为“社会工程”，①他认为不仅要研究“社会科学”，而且还要研究社会科学的应用问题即“社会技术”问题，他具体指出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就应该研究“环境系统工程”、“教育系统工程”、“行政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等等。②很显然，钱老在提出要研究社会工程问题时实际上已提出了社会工程的工程思维及其思维方式的问题了。而我国的一些法学学者也确实受到钱老思想的启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开展了“法治（制）系统工程”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这种研究一方面将其重心放在了“系统”这一面向而未能聚焦于“工程”之上，导致法学研究中的工程思维及其思维方式的问题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更未曾得以彰显；另一方面这种研究已经走向了纯科学主义和纯技术主义的工具化道路，忽视了一般理论意义上的学术总结与思维抽象，对我国法学理论发展的学术影响极其有限。③整体上，我国法学学者基本上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法学研究中始终有那么一部分是以历史和现实的法律现象为对象而着力探求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体系与制度体系，在其存在与运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或者“道理”（也可以说“法则”或者“真理”），法学研究把这些“规律”或者“道理”揭示出来，既供法学家在学术研究中设计法律工程蓝图时作为基本的支撑性的理论资源之一，也供立法者和其他法律实践者去遵循；而法学研究中的另一部分则是依据被揭示出来的法则及其运行的各种“规律”或者“道理”，结合更为多元化的思想理论资源和社会因素，描绘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理想蓝图，即设计有效的法律工程（包括法律工程图纸、法律工程实施程序、法律工程建造技术），也就是要在学术和思想上描绘出法律制度的一种理想的应然状态，并将其作为标准和依据供立法者和法律实践者实施。我国法学界在思想意识中对于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不加区分，在事实上给法学学者造成了其自身未曾意识到的思想与行动混乱：一方面，法学学者不自觉地而且往往也是理所当然地将法律理论研究直接等同于法律工程设计，将法律理论及其体系直接作为法律制度或者法律实践方案（即“法律工程”），将法律理论在伦理上的正当性和逻辑上的合理性直接等同于其在实践（即工程实施）上的可行性，于是，法律理论研究成果在实践运用中的失败，也往往要么被归结为是法律理论的不成熟或不妥当，要么被归结为是法律实践者综合能力的不足或操作措施的不当，而很少意识到这恰恰是因为混淆了法律理论研究与法律工程研究以及法律实践之间的本质区别，混淆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学术研究工作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总是习惯于用理论思维去处理本该由工程思维来处理的法律实践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学学者还习惯于自觉不自觉地用工程思维来“设计”法律理论，把自己对于现实的法律实践困境解脱的主观愿望、价值诉求或者社会效果期待转换成法律的“理论”主张，客观化、对象化为法律及其实践运行的“规律”或者“道理”，把法律工程的“应然”直接等同于法律规律的“实然”，把法律的“理想”直接等同于法律的“现实”。无论我国法学理论界还是法律实践界，对于法学学者的社会角色定位与功能期待，习惯上是既将其视为“理论家”又看作“社会工程师”的！为提升我国法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和思想高度，为推进具有本土和民族特色的理论与思想内涵的中国法学与世界法学展开理论对话和思想交流，也为了使我国法学学者与法律实践者能够综合考量各种有效的理论与思想资源来进行真正的法律制度改进与法治实践的“法律工程”设计与建造，从而提高我国法律工程设计与建造的质量，也使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践界在观念和意识上自觉地体悟和认识法学研究中所存在的法律理论研究及其思维方式与法律工程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客观界分，明了这两种研究类型及其思维方式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意义重大。
三、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及其思维方式
理论研究即以“理论”或者说“思想”的获取为研究旨趣和目的的研究，是通过逻辑化的方式揭示事物的“规律”，阐释其所包含的“道理”的一种思想活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也就是以揭示法律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与制度架构的“规律”、阐释其“道理”为旨趣和目的的一种思想活动。揭示法律及其实践运行的“规律”或“道理”，乃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最直接的目的。这可以从众多的法学家对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的说明中获得有力佐证。英美法理学开创者之一的奥斯丁对“法理学”研究范围（主旨与主题）的确定，其实质就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主旨在于揭示法律的规律，以说明法律本身是什么，①而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的五卷本《法理学》的主题，②牛津大学的哈里斯对一般法理学的主要问题的概括，③美国耶鲁大学的科尔曼教授对法哲学领域所存在的两类主要问题的分析，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彭勒、希弗、诺博斯等人对法理学问题的说明，②英国著名法律社会学家罗杰•科特威尔对法理学和法律理论本身的理解，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维廷顿、拉特格斯大学的科勒曼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卡德拉对法理学任务的回答，④牛津大学的约瑟夫•拉兹教授对法律理论任务的说明，⑤都从不同的侧面或角度表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确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对法律的“规律”或“道理”进行思想揭示和思想阐释的活动。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更加准确地把握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这种思想活动。第一，作为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对象的“法律”，其范围相当广泛，一方面是在“制度”层面的中外“历史”上存在过的“法律”和中外“现实”中存在着的“法律”，另一方面是在“观念”层面的中外“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法律思想”与“法律理论”；一方面是静态意义上的法律的制度与组织架构、法律的思想观念与理论的样态与境况，另一方面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律的制度、组织架构、思想观念与理论的现实样态与具体境况的实践运作。第二，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意在揭示出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不同法律制度———分门别类的法律制度———各自存在和运行所具有的“规律”或“道理”，而这“规律”或“道理”恰恰成为这些法律制度的核心基点，它也意在揭示这些“规律”或“道理”之间的关系以便在更高的思想和理论层次上整合这些“规律”或“道理”，而这也是理论思维本身的特质与任务。比如，可以分别从宪法、民事法律等各自所确认的法律主体的众多“法律权利”中抽象概括出各自领域“法律权利”的“共性”（“本质”或“规律”或“道理”），同时再以这些“共性”类别为研究对象抽象概括出实体法律领域的诸“法律权利”的“共性”。也可以概括出程序法律领域的诸“法律权利”的“共性”，再把实体法律领域的诸“法律权利”的“共性”和程序法律领域的诸“法律权利”的“共性”作为个别的“法律权利”，通过抽象和概括从而获得全部法律权利的“共性”，这就是在法律理论层面即一般概念层面对法律权利的“本质”（“规律”或“道理”）的揭示。第三，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必须关注真实的法律实践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在内的各类社会实践。但这种关注乃是一种对研究对象的对象性关注，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参与性的关注，其目的在于揭示这些现实实践活动所蕴含的法律意义上的规律或道理。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对于法律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关注应是出于认知的需要。正因如此，在思想上，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必须自觉地与实践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唯有如此，研究者才能够在研究、思考、揭示和阐释法律的客观规律或道理、揭示法律的本质或法则的时候，在思想态度上保持高度的冷静、理智和克制，尽可能排除主观偏好和激情的影响，从而达到对法律的规律或道理的认识更加接近法律真理。第四，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并不完全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学二级学科”意义上的“法学理论”的研究，而是同时还包括了“学科”意义上的各个“部门法学”的一部分在内的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换言之，学科意义“法学理论”的研究中只有一部分属于法律理论研究，而学科意义的“部门法学”研究中恰恰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法律理论研究。这里的鉴别和区分标准不在于法学学术研究的学科分类或学科归属，而在于法学学术研究的主旨和属性，凡是以探究历史和现实以及中国和外国的法律观念、法律制度、法律组织及其实践运行的“规律”或“道理”的学术研究，都属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比如，如果说“法律是什么”、“法律应该是什么”和“如何认识法律”是法理学的基本问题，①那么，有关“法律是什么”的研究属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有关“法律应该是什么”的研究属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而有关“如何认识法律”的研究则属于对“法律的研究方法”的研究，这种研究中的一部分属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即对法律思想的操作技术与程序问题的研究，而另一部分则属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即对法律工程的设计及其施工技术与程序问题的研究。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意在寻求法律产生、发展、运行的规律及这些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身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第一，“规律”导向的思维。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固然要描述各种各样的法律现象，分析法律的内部构造，考察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节点上法律的存在样态与实践运行情况，但这都只是为了发现复杂的法律现象所蕴含着的“规律”、所包含着的“道理”。①从思维方式来看，探寻法律的“规律”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思维导引，也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思维限制。法律的“规律”或“道理”并非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者纯粹的主观感觉或者想象，而是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法律及其实践运行本身所包含并片段地呈现出来的客观属性以及这些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者的工作就是将这些属性及其联系通过认识、理解、归纳、提炼、总结和阐释而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通过语言的载体而以法律的“思想”和“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对法律的“规律”或“道理”的寻求、揭示与阐释，始终都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根本动力。第二，纯化价值立场的思维。从思维程序和规则来看，为了揭示出法律的客观“规律”或“道理”，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必须尽可能保持价值立场的“纯化”，研究者在展开研究时必须进行价值立场的情景提纯。当然，在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围之内，理论思维是绝对不可能在真正的价值无涉或者价值祛除的条件下进行并获得真理性认识的。这不仅因为作为认识主体的法学学者本身在对法律进行认识和阐释时，绝对不可能是以一个“干净空白”而没有任何思想、理论或者价值“前见”的头脑来对认识和阐释对象进行理论认识和思想阐释，而且，作为法学学者的理论认识和思想阐释对象的法律始终都是人的创造物，始终都是在人的思想、理论和价值的直接指引和支撑下建构起来的。此两点说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作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与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即客体是一种彼此塑造并因此而存在的“关系性”的存在形式。因此，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在思维方式上的“纯化价值立场”的实质在于，一方面，它要求法律理论研究者必须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而不能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地进行价值立场的随意变换；另一方面，它也要求法律理论研究者尽可能祛除感性情绪与激情因素、情景化的主观偏好等消极影响而最大化地在保持头脑的冷静与理性约束之下来进行理论思考。第三，逻辑化的思维。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是运用概念来阐释法律的“规律”或“道理”，概念的展开及其运动是法学中法律理论研究的基本形式，它特别注重理论前提假定的可靠性以及从前提假定到具体理论结论的推导过程在逻辑上的严密性和完整性，以确保获得的理论结论的可靠性。至于这样的理论结论在社会现实中是否具有实践操作性及可行性，则不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所要考虑的。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从形式上看，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就是对于那些用以表述法律思想和观念的概念的逻辑化设计；从实质上看，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就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具体而实在的法律存在及其运行的事实出发，在归纳、概括和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概念，通过概念本身的展开和运动，最终获得逻辑完备的有关法律的理论结论。所以，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也就不能不特别地以逻辑化的思维以及理论阐释的逻辑完备性要求为要务。第四，观察式的思维。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所要揭示的法律的“规律”、“道理”，都是客观而实在的，也只有客观而实在才能真正使人信服。而欲达此目的，研究者就必须在观念、意识和精神上自觉地处于“法律”之外，以一个外部观察者的立场和姿态，对法律进行中立而客观的观察、描述和思考。而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者在对法律做观察式思考时，可以运用的理论、方法与知识等学术资源却是复合性的而不是单一的，除了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与方法之外，包括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伦理学、文化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可能成为法学中法律理论研究的学术资源，而这可以确保法学中法律理论研究成果即体现为这种研究所揭示和发现的法律的“规律”或“道理”的法律理论———通过概念建构起来的思想与观念的体系———具有更高程度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全面性。
四、法学中法律工程研究及其思维方式
工程研究的旨趣与目的在于依据我们所认识到的事物的“规律”或“道理”，从我们自身的生活与生活目的出发，以我们的价值偏好为原则，以实际的生活与社会效用为指标，运用现实的实际材料，思考、设计和建构理想事物的思想操作活动。如果说理论研究在思维方式上的典型特点是“纯化价值立场”，那么，工程研究的典型特点恰恰是强烈的价值偏好、理想的目标设定和预期的社会效用。在传统上，至少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但凡谈到“学术研究”似乎天然地就是指称“理论研究”，“理论”也被当作解决任何社会实践问题的良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确从未曾有过“工程研究”的独立地位；理论思维既要思考认知和揭示事物的规律与道理，又要思考运用这些规律与道理来设计和建造理想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组织架构，它不仅仅提供作为实践依据和标准的“社会工程”图样，而且也自然地提供工程实践的技术操作方案，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始终“自然”地二合一地混淆在一起。但从工程的视角来看，任何社会的社会结构包括制度安排与组织架构，的确都是典型的“社会工程”，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理应把人文社会工程的研究作为与理论研究并行的具有独立地位的学术研究来看待。在法学领域，法律工程研究乃是立足于真实的人的生活，充分考量人的生活目的，以一定的法律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立场为路径控制根据，以达到理想的法律生活境界为指向，通过运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成果即有关法律的“规律”或“道理”，综合运用其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资源、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因素和条件所构成的历史与现实材料，以实际的社会效用与法律效果为指标，思考、设计和建构理想的法律制度框架及其实践运行机制的思想操作活动。比如，日本法学家棚濑孝雄对于纠纷解决与审判制度的相关研究，①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官理查德•A．波斯纳对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研究，②美国法学家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对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的研究③……就属于典型的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从整体来看，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大体上包括了这样几个具体的层次或者部分：首先是以法律的原则、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技术等为组合要素，进行的以诸如物权制度、债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层面的“法律制度”的创建和完善为内容的法律工程研究；其次是以具体的上述层面的法律制度为组合要素，进行的以具体的“法律部门”的创建和完善为内容的法律工程研究（比如近年来我国部门法学者所进行的有关法律部门法典的“专家建议稿”之类的研究）；再次是以“法律部门”为组合要素，进行的以整体性的“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为内容的法律工程研究（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最后是以法律的实践和运行特别是良好的预期法律效果的实现为目的的有关法律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即法治建设为内容的法律工程研究。而为了更加深入和准确地认识和理解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实质与内涵，很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分析。第一，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特别注重思想理论资源的选择和使用。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很自然地首先要运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即其所揭示出来的法律的“规律”或“道理”，这也是我国法学学者实际从事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确实做到的，而且我国绝大多数法学学者甚至还把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所发现或者揭示出来的法律的“规律”或“道理”作为唯一的思想理论资源来使用。但是，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工程，都必须满足工程的社会效用预设，考虑社会工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情况，特别是要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建构起来的社会工程能够发挥预期社会效用的各种理想条件。为此，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绝不能仅仅使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为唯一的思想理论资源，还必须同时认真分析和仔细考量与法律这种社会工程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可资利用的其他各种思想理论资源，这在内容上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思想理论资源、甚至还可能包括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思想理论资源和工程科学各个学科的思想理论资源等，而在时间和空间存在上也包括了古今中外既存的和现存的各种思想理论资源。①而这些思想理论资源和历史与现实的社会条件和材料，乃是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能够设计和建构起法律这种社会工程的理想模型的重要支撑要件。第二，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主要是对理想的法律工程模型的思考、设计和思想建构。在人类社会和人类的生活中，不仅各种各样的物质性的工程设计和工程建造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而且各种各样的非物质性的工程设计和工程建构也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法律工程设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单纯的法律工程模型即理想的法律工程蓝图设计，另一方面是如何在现实中建构起这个法律工程———完成由法律工程蓝图设计到现实而具体的法律工程面貌的真实呈现的“工程施工”程序设计。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进行的思想与观念意义的法律工程模型设计，就直接包括了法律工程蓝图设计和法律工程的建造（即“施工”）程序设计两个部分。比如，我国法学学者从各自的学科和认知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整体面貌的研究和设计，就属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项法律工程的研究，也就是具体的法律工程蓝图设计；而对如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法律工程蓝图在现实中实现，即真实地呈现出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就是法律工程研究组成部分中“工程施工”程序和技术的研究；而我国通过具体的立法实践不断地、且程度不同地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这项法律工程的各个主要方面，就是这项法律工程的施工和建造。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表明这项法律工程的实际建造已经具有并呈现出了初步的现实景观，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项法律工程的蓝图通过现实的实践操作与建造，已经取得了相应的现实成果。但必须明确，法律工程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一种对法律工程蓝图及其施工程序的模型设计，即对理想的法律工程的一种观念建构：在内容上它部分地是对原有的法律工程蓝图的改进或者完善，部分地是对现实存在的法律实景的观念纠偏，还有部分地是真正的理想的法律工程的制度创新；同时，它直接地与法律工程设计者及其法律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相关，与设计者所掌握的法律的思想理论资源、其他各种思想理论资源、相关社会条件与材料等相关。因此，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及其所设计的理想的法律工程蓝图就不能不深具研究者或者说设计者的主体性特征与个性色彩。第三，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既包括了学科意义上的“法学理论”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又包括了学科意义上的“部门法学”研究的一部分内容。由于主要与法律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建构直接相关，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很容易被简单地等同于通常学科意义上的“部门法学”研究，但这种理解并不确切，甚至是对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在性质、内容和研究方法等的全面误解。这种误解类似于把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简单地等同于学科意义上的“法学理论”研究的误解。实际上，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既包括了学科意义上的“部门法学”研究中的部分内容，又包括了“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比如对于如何在中国实现法治的研究①）。第四，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并不是直接的法律实践。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思考、设计和建构理想的法律工程模型，这个模型乃是现实的法律实践对现实法律加以改进和完善的标准和依据，但这种模型最多只是在思想和观念上进行过思想实验和思想操作的模型，它与现实的法律实践绝对不能等同。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建构的理想的法律工程模型到真正的现实法律实践，实际上还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法律的工程技术”即“法律的工程建造过程与程序”的研究，也就是把法律的工程研究所设计的法律工程蓝图转化为法律工程建造的具体的法律工程施工技术和对策研究，这种研究当然地属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之列，同样是为现实的法律实践做准备而不是直接的现实的法律实践。质言之，法律工程研究中无论是“法律工程设计”研究，还是“法律的工程建造过程与程序”的技术研究或对策研究，都还只是属于思想与观念的范畴，这里的主要活动也还只是“思”与“想”，也就是“纸上谈兵”，或者说在思想上的“模拟推演”；而法律实践则是直接把法律工程图纸变成法律工程现实的施工活动，即实实在在的“做”，也就是依据法律工程图纸所进行的现实的技术操作与物质性的建造。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不仅在主旨与内涵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别，而且，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在思维方式上也具有自身的典型特点。第一，问题和需要导向的思维。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实际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要解决现实的法律及其实践所存在的各种现实矛盾，从而使法律在整体上能够协调和完善、在实践上能够获得最好或最大的社会正效果，概言之，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就是要寻求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满足现实的具体需要、达到确定的现实目的。②因此，在思维方式上，问题和需要导向，就是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首要特点，问题导向意味着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客观性约束，需要导向表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主观性参与，“问题”和“需要”共同构成了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起点，也是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根本动力。第二，创造性思维。从工程角度来看，无论是对现实法律及其实践的改进、完善还是对新法律制度的设计，其重点无疑都是对一种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即社会现实中过去不曾存在过、现在也还没有存在的法律及其实践样态———尽管在别的社会中可能已经存在的法律及其实践样态———的思考与设计，也就是说，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都是在思想和观念上面向法律实践的未来型研究，其成果都是程度不一的创新性成果，因为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获得的都是有别于现实中的法律及其实践原型的理想的法律工程的思想模型，而理想的在实质上也就是具有创造性的。第三，主体价值观引领或者参与式的思维。工程思维所针对的就是工程对象及工程建造过程的理想性建构，而作为理想的东西，必然与价值观直接相关，这种价值观一方面具有工程设计者个人基于自身对工程效用的预期和自身的审美旨趣而形成的价值意图，另一方面也具有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与对工程的效用预期的内容。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作为对法律工程及其实践的理想样态的研究，也必然渗透着并受到各种各样的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法律工程研究主体的价值观不仅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具有选择和制约作用，而且对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也起着引领作用，甚至决定着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成果即理想的法律工程模型的特殊品质，从而使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及其成果深具研究者的主体色彩与个性特质。这同时也表明，法律工程的设计与建造本身要求研究者必须以参与者的拟制身份，在法律工程设计和法律工程建造中倾注他自身的情感，表现出他自身的审美情趣来。第四，非逻辑化的思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在于总结、归纳、发现、揭示客观性的“规律”或“道理”，工程研究在于充分运用各种可用的“规律”或“道理”而主观性地去设计和建造相应的社会工程蓝图，这两种性质不同、目的各异的研究对于逻辑化的要求也有很大差别。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以概念和命题为基本要素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从而获得理论结论，而理论结论要可靠就必须满足推理的逻辑规则要求；工程研究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运用已知的人类事物的全部“规律”或者“道理”———而不仅仅只是运用与具体的某个工程设计直接相关的某一或某一些特殊的“规律”———在既有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资源和条件下，在思想上构造复合性的理想社会工程的整体，因此，尽管设计这样的理想的社会工程整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遵循相应的事物各自的规律和逻辑要求，但在工程整体的设计上却始终要以工程的整体效用为已足，主体的需要和主观价值诉求的满足是其最核心的考量因素，同时还要考虑工程整体在其所归属的整个制度和组织架构中的协调性和适应性。这里实际上并不存在适用于这个社会工程整体设计的统一的逻辑规则，所以我们说工程思维是非逻辑化的思维。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在思维方式上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必须综合或者复合性地运用各种各样的“规律”或“道理”，考虑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材料，始终以法律工程建构所预期获得的社会效用为指向进行思考，当然也就饱含着丰富的价值蕴涵，其思维逻辑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思维逻辑即逻辑一贯很不一样。第五，系统性思维。法律工程本身就是一个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和各个领域的复杂工程，它不仅仅涉及过去和现在的相关思想和观念，而且还涉及过去和现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与传统等诸多因素；它也不仅仅涉及某一个具体的国家或者社会的情况，而且还涉及其他国家或者社会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法律工程的设计、建造和具体的实践运作与现实的具体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未来命运直接相关。因此，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就不能是简化法律与纯化法律的思维，而恰恰应该尽可能以法律的本来面目来系统地把握法律本身，依据法律本身的复杂性来复杂化地和关联性地分析法律及其相关因素。只有全面地考虑了法律工程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在思想和观念上所建构起来的法律工程模型才不仅具有思想和观念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具有实际的操作性与可行性。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在于揭示法律的“规律”或“道理”，但这“规律”或“道理”只是法律及其实践的某一个方面的“性质”或者“属性”，而为了揭示出法律及其实践的某种“性质”或者“属性”，就必须同时舍弃掉其所具有的其他“性质”或者“属性”，正因如此，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在揭示法律的“规律”或“道理”时就不能不是“片面的”。但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是为着实践中的法律制度、组织结构及其实践运行而在思想上设计其理想模型，为了使这个模型的实践功能能够达到预期的社会效用和法律效果，法律工程研究者理应从整体上考虑得更加全面、周到和细致，特别是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思考和吸纳各种至少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资源作为其思想支撑，这是法律工程设计必须考虑的理论资源对工程本身的约束与控制；同时，法律工程设计也必须考虑所设计的工程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与组织架构整体中的位置，必须考虑该工程与既有法律制度与组织体系之间的适应性与功能协调性。无疑，这两个方面因素的纳入实际上也是一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考。法律工程设计所必须考虑的这些系统性因素，也就构成了法律工程设计所必须要考虑的“背景”，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工程思维是一种“背景”性的思维。第六，效果检验的思维。检验法律工程质量优劣的唯一标准是其实践的效果，即通过法律实践所反映出来的法律效果以及更为全面的综合社会效果———其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领域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形成的秩序状态，这是而且也应该是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首先要关心和考虑的。因为，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基本指向，就是一切以获得满意的预期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已足，即必须把法律工程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放在法律工程模型设计和法律工程建构的首位来考虑，它既以现实的法律及其实践的客观效果为法律工程设计和法律工程建构的出发点，也以对现实的法律及其实践的客观效果的改进和完善为动力，以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理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为目的，来思考、设计和建构理想的法律工程模型。如果说，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法律及其实践运行机制“结构”的分析来揭示和阐释法律的“规律”或“道理”，那么，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恰恰是要充分利用包括法律的“规律”或“道理”在内的各种社会的或者自然的“规律”或“道理”，在首先确定法律工程的目的，或者说对该项法律工程首先做预期“功能”确认的前提下，以此预期“功能”为指向来设计法律工程的“结构”模型。
五、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思想变革的意义
为了提升和推进法学研究，增强法学研究的思想与理论自觉，强化法学研究的实践应用能力，根据法学研究本身的属性、功能与旨趣，对其进行类型划分并以之为据对其思维方式开展思想变革，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为法学研究的功能区分提供了规范化的思想指引。我国法学研究的常规思维路径不仅在于理论研究与工程研究不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彼此僭越，而且还在于在现实的法律理论界与法律实践界长期彼此疏离，法律实践界认为法律理论界的理论研究空洞、不能指导现实的法律实践，而法律理论界则认为法律实践忽视甚至违背法律理论、是盲目的法律实践。这种情况存在的根源之一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没有从性质和主旨上区分为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没有认识到这两种研究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更没有认识到各自所对应的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及其基本要求。正因为法学研究在整体上和思维方式上习惯于把“理论”研究和“实践”做所谓“统一”的理解和认识，法律的“理论”不仅是为了法律的“实践”，其本身也就是法律“实践”的依据，而法律的“实践”通常也被认为就是对法律的“理论”的可靠性与可行性的唯一检验或验证。总之，这种情况在包括法学在内的我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论主张和观点来设计社会制度蓝图和社会组织架构，而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者则依据其实践需求“想象”或者“制造”相应的理论主张和观点，理论“研究”活动总是与社会“实践”活动彼此混淆与混合。对法学研究进行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的类型区分，并对这两种类型的法学研究的思维方式进行思想变革，实际上一方面要把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加以区分，使法学研究自觉地与法律实践保持相对合理的思想距离与现实距离；另一方面要把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与法律工程研究加以区分，明确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各自的使命和责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两种类型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明确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如何服务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法学理论如何服务于法律工程设计和法律工程建构，明确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如何运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成果，即法律工程设计和法律工程建构如何运用法律理论。①我们之所以提出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就是要求这两种类型的法学研究各自按照其主旨行事，不能随意越界，并在规范化的思想界域内彼此合作。具体说来，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活动要揭示法律及其活动的规律或道理，要将这些规律或道理以命题的形式塑造为法律理论，但它不要求、也不能要求以法律的制度设计与相应的组织结构安排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工程研究一定要运用它所阐释出来的法律理论，更不能要求法律工程研究活动拒斥别的多种多样的合理的法律理论主张；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要设计法律工程（法律制度及其组织）蓝图，要画出法律工程的“图纸”，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理论和其他“非”法律的各种理论来做其思想支撑，是由具体的法律工程研究自主选择决定的，法律工程的研究者只需要在法律理论研究成果的“思想市场”上去“货比三家”进行选择和采购就可以了，而不能以“合同订购”的方式强制性地要求法律理论研究一定要生产出以及如何生产出何种法律理论来，更不能依据自身的现实需要而进行法律理论的自我制造。①但现实中，我国的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的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而这正是我国法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的思想问题与方法问题。第二，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法学的理论进步。从我国的法学研究来看，由于对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实践功能与社会效果的期待过分强烈，其可能的实践功能和社会效果甚至被作为检验法学理论成果品质优劣的重要标准，这种不适当的功能负荷使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一方面背负了沉重的思想负担，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时刻紧张地注目于现实的社会政治实践及其政策的变化以期能够紧紧跟上其步伐而“与时俱进”，因此，政策性解读就成了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以此来满足其对社会实践需求的功能预期，这的确颇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神韵。于是，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总是显得步履蹒跚和顾虑重重，缺乏真正的思想与理论自信，这样，我国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往往很难体现出学术个性来。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可能恰恰就在于我们对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本身缺乏真正的认识和理解，把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和法律实践从根本上不加区分，以至于使这三者彼此混淆，这不仅使它们各自都失去了其本真价值，而且相互之间还彼此干扰并损害了其各自的功能。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恰恰在于我们并没有能够真正地认识、理解和把握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实质与主旨，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在整体上一直功利主义地以所谓为社会实践和法律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宗旨，结果欲速则不达。法学研究的类型区分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使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本性与主旨得以清晰地凸显，从而使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者得以明确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主旨在于揭示法律存在的“规律”或“道理”，而不是为社会与法律的实践提供操作方案。这样，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就必须首先尽可能地确保纯化价值立场，从而以最大程度的客观性来保证对法律的“规律”或“道理”的揭示的可靠性。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这一方面，根本就不存在“理论创新”问题，因为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是尽可能“客观”的法律“规律”或“道理”，这些法律的“规律”或“道理”因为是法律及其实践的个别“属性”或者“性质”，所以只存在法律理论的“发现”问题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法学理论的“创新”问题，最多也只存在有关法律理论对于法律的“规律”或“道理”的表达与表述是否准确和恰当及其程度如何的问题。①法学研究的类型区分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有助于纯化和固化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客观性并尽可能坚守纯化价值的立场，对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进行功能负载的减荷，从而更加凸显法学中法律理论研究的本性及其作为法学中法律工程研究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并以此凸显其对法学中法律工程研究即对理想法律工程模型的思考、设计与建构的意义与价值。第三，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有助于我国法学学术研究传统的形成和法学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根据研究主旨的差别和相应思维方式的不同，把法学研究区分为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明确这两种性质殊异的法学学术研究各自的特点，一方面有助于我国法学学术研究的不同类型，各自加强相应的学术积淀，涵养各自的学术思维习惯，自主地形成相应的学术规范，生成相应的学术研究范式，最终养成我国法学学术研究类型的各自学术传统；另一方面，由于法学学术研究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的确是主旨和性质殊异的两种学术研究类型，其各自的思维方式、基本特点和规范要求都很不一致，因此，客观上我们就不能使用同样的标准作为检验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是否成功以及评价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各自的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的标准与依据，而应根据各自的规律和特点分别确定各自的评价标准和依据，这样才既有利于法律理论研究又有利于法律工程研究，从而促进我国法学学术研究的发展、繁荣和进步。第四，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进步。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本身来看，尽管并不存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创新问题，但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主旨与核心恰恰就在于通过包括法学理论在内的多种思想理论资源以及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材料的综合运用，设计、建构和创造出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新模型，而这些新模型始终是以一定的价值为基准来塑造的，因此它们本身必然就是“创新”性的，否则就根本不构成法律工程的理想模型。也只有法律工程的理想模型，才是引导具体而现实的法律实践及其方向的标准、依据和路标。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以其对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与法律工程研究各自的内涵与功能定位，明示了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对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工程模型的思想创造与观念塑造的社会责任，从而推动着现实的法律及其实践的发展。换言之，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只有在思想和观念上为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服务，法学中的法律理论思维的成果只有经过法学中的法律工程思维的转换从而成为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工程模型的内在成分，才能为法律的实践服务。由于在法学研究中直接服务于法律实践的是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只是间接地服务于法律实践，而我们通常所谓的法律制度的创新、法律实践方式的创新以及应对具体现实问题的法律对策的研究，都属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内容。如果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揭示不出或者没有准确地揭示出法律的“规律”或“道理”，这固然令人遗憾，使人失望，但一般来说不会对社会的制度运行产生实质性的消极影响。但假如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没有很好地从法律的角度对社会结构及其模式加以研究，或者草率地对法律及其实践的模型进行“想当然”式的塑造，并将这样的模型付诸现实的实践，那就很有可能引发社会秩序的动荡，造成社会结构的解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来考量，法学研究的类型区分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就是要确立起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及其工程思维方式对于现实法制建设与法治发展的重要意义，就是要确证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相对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及其思维方式在现实的法律实践和法治建设中的优先性地位，而这也是为了纯化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及其思维方式，从而间接地促进法学中法律理论研究的发展。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推动，不仅体现在其所创造的理想的法律工程模型作为标准和依据对于现实的法律实践的引领和约束作用，而且也使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集中于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工程模型的思考、设计和建构上，集中于法律制度及其实践方式的创新上，而不必分心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更可以杜绝将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直接等同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从而产生既伤害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又妨碍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既伤害法学的理论又妨碍法律的工程及其建构实践的消极后果。第五，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为重思或再思西方法律哲学中各种法学流派的理论论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西方法哲学的历史和现实中，因为思想与理论主张的差异以及法学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派，这些法学流派彼此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思想交锋与理论论争。如果按照把法学研究划分为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来重思或再思西方法哲学中各种法学流派的理论论争，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方面，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根本主旨在于揭示法律存在的“规律”或“道理”来看，包括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分析法学或者法律的经济分析、社会哲理法学、新自由主义法学、新马克思主义法学、制度法学、行为主义法学、存在主义法学、统一法学、批判法学、女权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等法学流派，各自也仅仅只是从某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法律的某一个侧面的个别“属性”———也就是法律的“规律”或“道理”，而并没有、也不可能揭示法律的全部“属性”（即法律的“规律”或“道理”），甚至为了揭示法律的某一个方面的个别“属性”还必须舍弃法律的其他方面的多种“属性”，任何法学流派所揭示出的法律的“规律”或“道理”都只能是“片面”的。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几乎所有的法学流派都自认为揭示出了法律的全部“规律”或“道理”，找到了法律的全部“真理”。同时，几乎所有的法学流派也各自都认为其他的法学流派所揭示的只是法律的部分“真理”甚至根本就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因此，各个法学流派基本上是在对法学的“理论研究”始终抱持一种片面认识的前提下彼此进行着思想与理论的交锋。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几乎所有的法学流派实际上都是在思想上混淆了“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的前提下，或者说在“理论”与“工程”合二为一的前提下，同时也始终是以“理论”与“工程”的混淆或者说彼此缠绕为内容特色，来阐释自身的理论并批评其他流派的理论的，也就是说，西方法哲学各个流派之间的学术思想论争在很多时候也存在着以“法律理论研究”批评“法律工程研究”或者以“法律工程研究”来批评“法律理论研究”的并非同一层面和并不对位的争论和批评。总而言之，这些思想交锋和理论论争似乎都逃不出这样的一个“理论”与“工程”不分的梦魇。而造成西方法哲学存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学术景观的遗传基因恰恰来自于柏拉图。①由法学研究类型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的视角来重思、再思和反省西方法哲学历史和现实中的思想交锋与理论论争，其对我国法学研究的警示与启示意义特别重大。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学研究几乎同样是在延续着柏拉图的思维逻辑，始终如一地呈现着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律工程研究的混淆不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彼此严重僭越，从而在事实上既伤害着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又伤害着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使法学研究出现了理论研究不像理论研究、工程研究也不像工程研究的病态面貌。第六，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有助于澄清我们在吸收人类法律文明共识中对西方法律理论及其法律实践方面的误解。我们对于西方文化或者西方文明的借鉴和吸收，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和学说的借鉴与吸收，在思维方式上历来都是要么在“体”、“用”之间，要么在“精华”、“糟粕”之间进行选择，但具体怎么区分“精华”和“糟粕”、怎么去“借鉴”、又如何来“吸收”，却又非常棘手而至今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和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各自的目的与功能来看，实在很难用我们通常所说的“体”与“用”来区分和指称，假若一定要分出“精华”与“糟粕”，那大体上可以说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因为是对法律存在的“规律”或“道理”的揭示与阐释，应该都属于“精华”，但有一个对法律的“规律”或“道理”的揭示与阐释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及其程度上的差异；而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因为是对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法律工程模型的思想与观念构造，其主体性或者主观性较强、价值导向特别显明，因此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进行的某种理想的法律工程蓝图的设计及其实践展开和运行的机制安排，对于那些与此不同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的社会而言恰恰很可能是存在着“糟粕”成分的。因此，就我国的法学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来看，我们在思想和理论上对反映人类法律文明共识的那些西方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成果即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不应该有学术和政治考量上的疑义与顾虑；而对西方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成果即具体的法律及其实践模型的借鉴与吸收，无论是在学术意义上还是在政治实践意义上倒确实应该保持足够的思想审视和理性自觉。
一、讲授法教学方法的特点
讲授法是成文法国家最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讲授法长期以来也是我国法学本科教学中最传统和最普遍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一般由某门课程的教师在课堂上依据教学大纲、教科书等教学参考资料向学生系统讲授该门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基本知识。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这种教学方法有下列一些优点：一是高效性。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顺着教师的思维去获取新知识、新观点、新思想，教师能够通过讲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最大限度的将本学科的基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二是系统性。教师依据教材和教学大纲进行授课，能够系统的将经济法学的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通过课堂学习就可以全面、系统掌握课程的基本概念、原则和知识。三是成本低廉。教师运用讲授法进行教学简便、易行，成本低廉。当然，讲授法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固有的缺陷，一是教师往往进行的是“灌输式”的讲授，照本宣科，填鸭式的向学生强行注入理论、原理和学术观点，讲授的内容抽象、笼统、不易理解，缺乏趣味性，学生容易产生厌倦感和压抑感，从而丧失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因教学方式的单向性和学习方式的被动性，学生没有思维和想象力的启发，大部分学生为考试而学，阻碍了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养成；三是讲授法容易培养学生的认同思维，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学生学习将会走入“抄笔记、背法条、考笔记”的误区，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四上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处于权威地位，极少有学生会挑战其观点，使其丧失进一步提高自己水平的动力。由于讲授法存在以上一些固有的缺点，使得讲授法并不适应现代社会对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需要，因此，很多教师和学者都主张摒弃这种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但笔者认为，尽管传统的讲授法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但是也有着其他教学方法难以替代的优点，如全面性、系统性、简便易行性，因而对其不应完全否定。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学的教学过程中，经济法总论理论性极强的特点比较适宜主要采用讲授法的教学方法，但应当进行一定的改进以发挥讲授法的优点，克服其缺陷；而经济法分论的实践性特征则更加适宜将讲授法作为辅助教学方法，而着重采用能够有效提高学生法律运用能力和培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实践教学方法。
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应对传统的讲授法进行改进
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交叉学科，经济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极为紧密，对其的学习，必须要建立在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其他学科不仅包括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这对于缺乏系统、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和较高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法学本科生而言，学习难度极大，因而，学生对经济法总论的系统、深入把握，绝对离不开讲授法的运用。然而，传统的讲授法所固有的缺陷却容易使学生学习经济法总论时觉得枯燥、乏味，丧失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因而，教师在运用传统的讲授法进行经济法总论的教学时，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改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第一，改进、创新讲授法的教学形式。一方面，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参与性不强；另一方面，经济法总论的内容理论性极强，如果学生没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学生对所讲授的内容往往难以理解和消化。因而，在经济法总论的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应当特别注意授课内容的逻辑性、条理性；语言的抑扬顿挫、生动有趣；适时的对学生进行提问，提高学生对讲授过程的参与性；否则，学生很容易有疲劳感，教学效果也就不理想。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讲授过程中，教师还应当充分有效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应当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文字处理、图片、声音、视频等有机结合，增强授课的生动性、形象性、直观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1]
第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提高自身的水平。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意味着经济法和经济法学与经济生活联系极为紧密，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可谓日新月异，经济领域中的新现象、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更是层出不穷，经济法总论作为与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理论抽象，当然需要对这些有所反映。因而，教师必须积极拓展知识面，尤其是经济学学科方面的知识，努力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才能避免照本宣科，提高教学质量。
第三，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采用特定的分析方法2011年第11期中旬刊（总第462期）时代TimesF予以讲授。经济法总论研究的是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的共性原理，主要涉及到的是经济法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对于这些理论问题，应当根据具体内容的不同，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讲述，以增强讲授的逻辑性、层次性，以便于消化，加深理解。例如，在讲授经济法的历史发展时，就应当着重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经济法概念、现象及理论的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讲述；在诠释经济法学的基本原理时，必须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外经济法、成文法国家与普通法国家的经济法、发达国家间的经济法、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法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法进行讲述；在探讨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时，必须运用经济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对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介绍。
第四，讲授过程中，必须要结合社会现实，增强经济法总论的实践性。经济法总论是经济法分论的理论抽象，理应对经济法分论具有指导意义，体现出一定的实践性，然而，长期以来，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都存在着“两张皮”问题。所谓“两张皮”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喻指经济法总论与经济法分论联系松散，不能对经济法分论进行有效的指导，缺乏实践意义。“两张皮”问题的出现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经济法总论没有类似于《民法通则》和《刑法》这样的法律渊源，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往往注重理论分析和逻辑论证，很少结合社会现实进行讲述。这使得经济法总论教学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对理论感兴趣的学生具有学习的积极性之外，大部分学生都会觉得经济法总论与实践脱节，没有应用价值，而缺乏学习的热情。因而，教师在讲述经济法总论过程中，应当注重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案例的互动，既要运用经济法分论案例对经济法总论进行说明，又要用经济法总论去诠释和解决这些案例。
三、经济法分论的教学应着重运用实践性教学方法
无论是经济法分论中的宏观调控法还是市场管理法，基本上都是以我国实践中存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为实践基础。因而，传统的讲授法对于经济法分论主要运用的是法律解释学的教学方法，即运用当然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效力解释、法例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阐释基本的法律概念和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立法体系和有关的经济法律制度。这种法条解释的讲授方法，属于成文法国家最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它对于夯实学生基础，使学生全面系统掌握我国经济法分论的立法体系和相关法律规定具有良好效果。然而，这种教学方法并不能适应经济法分论教学的需要，因为经济法分论与总论不同，其与法律职业实践密切相关。学生对经济法分论立法体系和法律制度的了解和熟悉仅仅是最基本的教学要求，更重要的是，学生应该能够灵活有效的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法律实践。可是，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的学生法律实践应用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普遍有所欠缺，根本不能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因而，笔者认为，在经济法分论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停留在对传统讲授法的有限改进，而应当着重运用包括案例教学法、辩论教学法、模拟法庭、课程实习及法律诊所教育等实践教学方法，以增强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和法律职业素养。
（一）案例教学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在通过引导学生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讨论，达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2]与传统的讲授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运用生动、活泼的典型案例，形象化的阐释相关的理论问题，使学生能更形象、更深刻的理解所讲授的内容，同时，通过学生的参与、讨论，也更好的培养了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实践运用能力，这无形中也缩短了课堂教学与司法实践的距离。案例教学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特点契合了经济法分论实践性强的特点，与讲授法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笔者认为，无论是讲授知识点时，还是组织课堂讨论以增强学生对特点知识点的灵活运用能力，均应当加强对案例教学法的有效运用。
（二）辩论式教学法法律职业者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有雄辩的口才和缜密的逻辑金融inanceNO.11，2011（CumulativetyNO.462）思维能力。辩论式教学法作为教师、学生就特定教学内容以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获得真知的一种教学方法，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因而，经济法分论教学过程中应当适当的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准备一些争议较大的理论或者实践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并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辩论，学生要开动脑筋对教师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辩论并提出新问题，实现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的互动，最后，由教师对辩论过程进行概括和总结。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出一个在法律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某一项法学原理、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感受、思考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亲身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中锤炼出学生自己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甚至创新的精神。[3]
（三）模拟法庭教学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相比，模拟法庭教学法是一种对学生知识和能力要求较高的综合性的实践教学方法，能够全面锻炼学生实体法、程序法、法律文书写作、表达和法律思维等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一般来说，模拟法庭教学要经过六个程序：确定案例；分派角色；分组讨论；诉讼文书的准备；正式开庭和总结评析。其中，确定案例和总结评析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确定案例时，教师应当选用经济法分论中典型的具有可辩性的疑难问题，最好是真实的社会热点案例。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激活学生的思维；在总结评析阶段，教师应当首先组织学生对模拟审判活动进行全面地总结或讨论，让亲自参加庭审的同学及旁听的同学分别发表对该案件在事实认定、证据材料、法律文书、适用法律及庭审表现等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对庭审过程和庭审表现进行全方位点评，如案件的事实是否调查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庭审程序是否进行完整正确、法庭辩论是否有理有据、运用法律是否准确得当、今后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
一、我国高校商法学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主要是对学生灌输某种既定的知识。由于成文法是中国法律的主要表现方式，因此法律教育比较注重正规化的理论教育以及法律知识的系统培养和传授。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尽管在教育过程中也夹杂了一些法律实践教育，如案例分析、模拟法庭审判，司法部门的实践等，但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理论传授方式的圈子。这种法学教育模式带来的问题是学生主动思考少，参与少，理论和实践脱节，学生毕业后缺乏从事法律实践工作所需的许多技能:从基本的法律文书制作技能，到难度较大的法庭审判技能、庭审辩论技能、口头表达及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分析、解决复杂法律问题所需要的法学综合素质。
近年来，相关学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法律教育改革的构想，许多高校开始逐步探索如何在有限的大学本科4年教育中寻求法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融合。以诊所法律教育和模拟审判为代表的多种实践教学方式在各高校得以推广，对于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受条件的限制，目前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主要集中在民法、刑法、行政法以及诉讼法等领域，商法课程的实践教学尚未受到重视，绝大多数高校商法课程的教学还停留在对理论化的法律条文的讲解和对一些假定案例的演绎上，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体系，对实践问题涉及甚少，学生即使在考试中取得很好的成绩，也不具备实际操作的能力。
二、商法实践教学具有的重要意义
目前，法学院系的教学计划中，实践性课程占整个教学计划的比重很小，大多数院系只为临近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安排8一12周。此外，一些课程的教学中，老师或学生自己组织一些模拟法庭活动，而学生的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假期自己联系实习作为补充。很多学生很少参加，甚至完全不参加。学校应当增加学生参加法律实践的机会，以使学生能够更快的接触实际的法律事务，一方面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学生了解现实的法律生活，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商法课程内容具有规范的技术性、内容的综合性、商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以及较强的应用性等特点。在现实社会中，商事法律工作者面对着商人追求商事利益最大化、风险责任最小化，在商事法律事务中既要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关系，做到本方当事人对你的工作满意，裁判者或对方当事人接受你的意见，最大限度上达到委托人的预期目的，还要获得自己的应有利益，这都需要商事法律工作者自身需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具有较高的运筹帷握、成功运作的能力。然而，对于刚刚步人社会不久的大学毕业生，不能要求他们很快就能事业有成，但是却需要他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步人社会从事法律事务的初期将会面临的困境和自身存在的不足。我国高校法学专业毕业生初始走上法务岗位后，如何能够尽快地掌握商事法律实务，如何能早日成为优秀的商事律师，这不仅是法学毕业生们孜孜以求的，也是各类用人单位迫切希望的。，因此，商法课程教学必须突破原来常规的课程教学模式，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构建出商法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基本框架，形成新的法学教育课程观，以丰富法学职业教育的课程理论和教学理论，促进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开展。
三、商法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一)指导思想，商法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以学生为主，树立学生的商法思维。在商事理论课程中，教师应当是处于主导地位，有目的、有计划地讲授商事法律。但在商事实务课中，学生应当是学习的主导，而教师起着引导的作用。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使命在于为学生创造问题情境，并指导学生如何去做，教师的说教成分应大大减少，应将问题的解决先交给学生，然后由教师进行指点和评价。从这个角度说，实务教学过程是先做后教，学生是先行者，学习裁断商事案件、化解商事风险，学习对复杂的商事案例提出有效的处理方案。通过这样的商事思维训练，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践的能力，商法实务教学的宗旨才能得以实现。
关键词:诊所法律教育;法学教学;应用
中国传统法学教育以理论灌输为主，与法律职业联系不够紧密，学生虽然理论知识比较过硬，但是，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步入社会以后，很难快速的适应职业发展需求。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可以使学生在具体实践中深刻领悟法学知识，更便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在我国移植和推广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不仅有利于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践教学，更有利于学生在实践中领悟法律，以便于学生将来能够更好的运用法律，提升法律教学的现实价值。
一、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学教学实践中应用的意义
(一)有助于转变传统教育理念，弥补传统教育存在的不足
在法学教学实践中，传统的教学方法强调理论知识的灌输，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主要讲解法律专业理论知识，使学生懂得法律的作用和意义。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无法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拓展法律思维，学生虽然法律理论知识比较过硬，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欠缺，教学与实际应用还存在一段距离。我们都知道，法律专业的学习实践性比较强，学生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更要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理论教育，轻视实践教育，法律教学的实际作用很难凸显。而诊所法律教育模式，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助于转变传统教育理念，在诊所法律教育中，由于将实际案例应用于教育教学中，不仅可以激发学生高昂的学习情绪，还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能够快速的投入到学习中，弥补传统教育存在的不足，为将来法律实践奠定基础。在传统法律教学中，“老师讲，学生听”为主要教学模式，学生学习还只是处于被动状态，只关注法律知识，不重视法律实践，理论与实践往往脱节，学生不能将所学的知识很快付诸实践。诊所法律教育强调理论知识与法学实践融合，有利于改变理论与实践脱节状况，使更多的学生学会应用法律。
(二)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
在法学教学实践中，法律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更多法律从业人员，因此，法律教育只有采用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才更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提高法学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提升。法学教育实践性非常关键，诊所法律教育更加适用法律教育实践性的要求和方法，应用诊所法律教育，更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在法学人才培养过程中，法学教育的方法非常关键，正确的法学教育方法，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教学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中，一些学生虽然理论知识比较过硬，但是，却不能够很好的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虽然在校期间取得了好的成绩，但是，走向社会以后，很难快速适应工作岗位，法学教育质量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不利于培养高素质法律应用人才。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有利于提高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教学方法，应用诊所法律教育，符合现在法学教育的要求，更有利于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策略
(一)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从系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诊所法律教育实践性较强，因此，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时，需要将已经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法律实践案例中去应用。有效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在法学教学实践中，实际应用教学方法不可或缺。当然，要想更好地应用法学知识，学生必须全面掌握法学理论，理论知识基础比较过硬，才更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发挥这些知识的作用。所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学生必须先熟练掌握法律知识，必要的课堂教育不可缺少。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法律知识，是为了将来在实践中能够很好的应用，为应用而学习。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学生是站在法律职业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讨论和研究案例，这样的学习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学生面对真实案件，急于想方设法去解决，帮助当事人打好官司，学生的心中会产生“我要打赢这场官司”动机，面对自己不懂的问题，学生学习的激情油然而生。因此，应用诊所法律教育，更有利于学生从系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法律知识往往是“灰色”的，学生要将所学的知识与问题对应起来，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尽力开动脑筋，只有不断补充新知识，才能够敢于碰难题，以适应新的情况，积累更多的经验。
(二)用比较的思维去分析问题，将所学知识充分应用实践
在开展诊所法律教育时，要培养学生用比较的思维去分析问题，将所学知识充分应用实践。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学生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法律问题，涉及许多法律知识，要想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学生必须学会综合运用法律知识，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各种问题之间的差异，学会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对症下药，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采用有效的方法，“对症下药”，正确地处理现实问题。在这里，尤其是在学生的办案过程中，要学会用比较的思维去分析问题，用比较思维，更有利于把握问题性质，通过比较发现差异和区别，为最终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运用比较的方法，学生可以多角度考虑问题，以便于能够抓住要害，正确处理现实中所以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法律援助，使学生对所学的法律知识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以便学生将来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充分应用实践，大胆实践，勇于实践，提高社会实践能力。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核心就在于学生参与法律实践，学生不仅参与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还要会见当事人，撰写法律文书，同时，还要走访有关单位，收集相关证据等等。
三、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学教学实践中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学教学实践中应用，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诊所法律教育要适应法律教育的需求。诊所法律教育不同于传统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是直接到法律实践中去应用法律理论，其实践性特别突出，所以，在确定教学方法时，重点考虑法律教育需求，否则，就失去了诊所法律教育的意义。二是诊所法律教育，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法学教学实践中，参加诊所法律教育的学生，需要对法学课程和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已经全面系统地学习过法律课程。三是诊所法律教育，要选择最适合的方法，既要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一定的帮助，也要注意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够给学生过大的压力，超过学生的能力范围，这样，不仅会严重影响实践效果，也会影响学生学习法律的信心。
四、结语
在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尚处于探索阶段，诊所法律教育的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因此，在法学教学实践中，我们需要不断总结诊所法律教育实践经验，使得这一教育模式能够适应时展，以有效促进学生法律实际应用能力的普遍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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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加良，刘晓雯，张金玲．法律诊所教育研究［J］．山东大学法律评论，2007．
［3］陈旭，张思循．高校法律援助实践中的问题和经验分析———以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法律服务志愿团队的实践为例［J］．科学中国人，2017(03)．
随着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加强，一些师范院校纷纷设立法学院，法学教学主要是能让学生获得感性体验，对所学的法学理论知识有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把法律原理和法律知识渗入学生意识中，使之能熟练地运用法律原理和法律规范，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完成教学任务。但我国现今宪法教学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高校培养法律专业学生的目标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偏离，文章试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首先，传统的宪法学教材以理论为主，灌输式教学方式僵化呆板。笔者在指导法学专业毕业生时，总听到他们抱怨学校以讲授传统教学活动为主，教学强调按计划进行，老师讲课时多采取单向的理论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很难充分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性，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内容抽象等问题，使其只被动的接受理解法律概念、法律原理以及现行的法律条文，不了解法律概念、法律原理以及现行法律条文的司法实践，平时只是一味应付考试，被动地接受和记忆书本知识，学习的主动性、独立性、应用性得不到锻炼，直接导致学习兴趣的下降，缺乏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
其次，传统的宪法学教育阶段划分混乱，教学内容体系上存在不足。近几年，高等法学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一些师范院校纷纷设立法学院，在校法学专业的学生比例大幅度上升，但我国法学教育模式长期以来偏向法学理论，特别是宪法学这类学科，各高校没有法学理论教育与法学职业教育之分，只是对宪法的相关理论进行全面阐述，在课程内容设计上不仅涉及中国宪法，还涉及外国宪法比较、宪法基本概念等相对抽象的内容，法学专业学生只学习现有部门法律知识，实践性课程较少。在教学方法使用上，实践教学是辅助性部分，缺乏对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无法掌握职业领域的相关科技知识。
二、实践教学在宪法课程中的运用优势
现今，针对传统宪法学教学与法律实践已显现出的脱节现象，各高校已开始着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际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的法律事务实际能力，必须改革法学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等实践性教学方法，加大实践性教学比重，强化学生解决实际案件能力。优势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实践教学将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进行结合。实践教学法是一种启发式教学方法，根据宪法教学的需要，创设人为环境，通过情景展现让学生进行主动探索和主动发现，注重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训。在我国，各高校采取的实践教学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分析和自我训练，老师的讲解和指导，具有行为的引导针对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远远高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老师和学生的主体积极性和互动性，两大群体在学习宪法知识的过程中优势作用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教与学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显著的良性走势，做到了宪法教学手段、宪法教学方法的选用与职业行为培养目的相吻合，基本实现了法学人才培养的职业化倾向，满足了宪法学学科实践性很强的要求。
其次，实践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实践教学确立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增加学生的参与机会、增加学生和老师交流的机会，而不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老师一味讲授，学生匆匆记录宪法内容，被动地接受知识，等待老师的分析讲解和最终答案的情形。实践教学就是采用案例分析教学等的教学方法进行法律职业的教育，其侧重培养学生的案件逻辑思维能力和问题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老师在讲授宪法课过程中既要有宪法理论阐述，又要有法律实践教学，并将经济学、社会学等方法在宪法学教学中的综合运用，把握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
三、实践教学在宪法课程中的运用
宪法实践教学必须将宪法和宪法案例结合，对宪法实践教学的研究应置于教学活动中。主体角色进行互换，学生根据案例所引发出的问题进行学习，以此推进教学进程。老师只是为学生设定一些新的问题和一些新的知识点，让学生将所学的内容能够转化为更加实用的知识。具体应用为：
首先，利用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上课之初引入新知识点时，借助多媒体技术，综合运用音频、视频素材，直观而生动模拟整个案件过程，将学生注意力很快吸引过来，比如在讲公民权利保障时，先播放孙志刚案件的相关新闻资料和专家点评，从而引出宪法相关理论知识和宪法法律制度的讨论，激发他们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和对宪法教学知识点的思考，最后再由老师进行课堂总结，强化宪法课堂的重点内容，进而提高学生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针对疑难问题所需的案例往往非常复杂和枯燥，老师要耐心地陈述案情，通过图片、动画等形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的知识对老师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小组的分析和讨论，最后选出学生代表进行观点陈述，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学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些课件模拟案件，更有助于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增强其直观性，从而把握复杂案情，并能在此基础上对案件进行宪法理论和宪法法条的解释。
关键词： 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实践教学；实践品格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812-2485(2008)06-083-025
法学教育在21世纪肩负着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做好人才储备的重大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战略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学教育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法制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志。而现阶段的法学教育的弊端不仅影响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而且最终也将影响法制建设的进程。
一、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职业与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等职业相同，都是一种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独立性职业，但其在职业准入和职业要求上更加的严格。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法律职业为社会提供的不是一般的服务，而是维护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的运行，是将法治所包含的公平和公正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中。因此，法律职业者不能仅仅是具有法律知识的人，也不能仅仅是熟悉掌握职业技能的人，他们必须具备法律信仰和良好的职业伦理，真正成为能够理解公平和正义的完整的人。二是法律事务涉及人的各项权利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律人应该像医师那样，具有比从事其他职业更为丰富的学识与阅历。三是在国家的管理活动中，法律职业者都是直接或间接运用国家权力的人员，并因其专业特点而居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重要位置，比其他一般职业和人们更易接近权力，更容易影响和运用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维护社会公正、社会正义和防止腐败而言，法律是最后屏障和保障，其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和神圣的职责在客观上要求法律职业者必须是一支优秀的高度专业化、职业化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队伍。社会对法律职业提出的这些基本要求，在实质上决定了法律职业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大体可分为下列三个层面：
1、应当掌握法学学科体系的基本知识。要从事法律职业，首要的是要求对法学学科体系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否则其它方面根本无从谈起。以我国为例，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本科教学的14门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等，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法律人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框架。
2、应当具备法律职业的综合素养。作为法律人，在面对日益复杂和纷繁的法律关系、法律规定和法律制度时，不仅要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熟悉法条和诉讼程序，而且要理解和掌握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社会、道德、伦理和传统等背景；不仅要知道法律是什么，还是知道法律为什么是如此；在此基础上，还要求进一步创新思维，提出法律应当是什么。具体来说，法律职业的基本素养主要包括：法律意识与现代司法理念；法律精神与法治信仰；法律职业伦理与执业规则；法律语言与法律思维；法律方法、法律推理及法律解释技术等。也可以这样说，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有其职业素养，是法律职业有别于社会其他一般职业的关键所在。法学教育的任务不仅在于传播法律专业知识，更在于培养出在传播法律精神、促进民主政治、维护社会正义和秩序、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法律家和法学家[3]。
3、应当具备法律职业的职业技能。这一点已成为各国的普遍要求。如英国上议院法学教育与法律行为咨询委员会在其关于法学教育与培训报告中曾提出七项基本的职业能力；美国律师协会于1992年出版的专门报告中，列举了十项能力；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于1996年公布的有关法律改革的报告，提出包括协商与调节的能力等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4]。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看，进入法律职业的人员也应当具有以下基本的职业技能：沟通、协商的能力；谈判、妥协的能力；辩论的技巧和方法；制作法律文书的能力；获取、掌握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制定规则的能力；起草合同的技能；审核、鉴别和有效运用证据的能力；等等。
二、法学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人才所应当具有的基本知识、综合素质、职业技能三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缺乏专项的职业技能培养环节，造成人才素质和能力结构的缺陷。
（一）法律人才培养观念落后。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当与法学教育的目标相一致。开展什么样的法学教育，关键在于明确法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作为整个法学教育发展的核心，如果法学教育的目标不能准确定位，那么就会造成整个法律人才在培养标准、培养规格、培养方式等方面的混乱，使整个法学教育的方向发生偏差。我国高校大多把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悉我国法律和相关政策，全面、系统地掌握法律专业知识，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等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又能在法学教育与研究机构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与建立一元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要求不相适应，甚至是矛盾的。
（二）法学课程设置偏重理论教学。课程体系直接与培养目标相关联，是实现培养目标和提高培养规格的中心环节，课程体系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目前，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上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缺乏对学生职业技巧的系统训练。法学是应用学科，法学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培养法律职业者。[5]法律人才的培养除了传授法学基本理论外，还必须训练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思维技能。我国法学教育往往偏重知识传递和理论诠释，忽略或抛弃对法律职业思维和职业技能的培养。由于法律职业不仅决定着法学教育培养目标、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而且还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季卫东先生所指出的，法律职业实际是这样一种职业：即它是具有资格认定、纪律惩戒、身分保障等一整套规章制度的相对独立的团体，它需要以娴熟的专业技术，奉行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坚决维护人权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开展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追逐私利的营业[6]。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国家教育部虽然规定了法学专业开设的核心课程，即现在为各高校所普遍采纳的14门法学主干课程，却未对法学专业应该设置的实践性课程作出规定或没有提出指导性意见，偏离了法学教育的目标。
（三）法学实践教学偏离法律职业要求。我国法学教学内容滞后，教学方法比较简单。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偏重抽象理论知识的讲述，大量地流于抽象概念的阐释。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纯学术理论的法学教育即使在它的发源地德国也早已消失了[7]。二是孤立细化的大学专业模式。各部门法学彼此隔绝封闭，对法律体系的内在联系和整体属性关注不够，过于强调师资专业分工，不利于学生形成融会贯通、彼此呼应的知识体系，难以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的实践能力。
由于缺乏与理论教学匹配的实践教学环节，大部分学生经验知识贫乏，知识面狭窄，缺少思维深度和广度，无论是理论思维还是实践能力都难以令人满意。在世界发达国家，法律职业皆被认为是专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社会职业。如英美法系国家就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在大学课程设置当中将基本的职业技能如文书制作等都直接规定在一年级的必修课程里，而在中国大学中的“填鸭式”教学依然没有多大改观。课堂上，教师在讲台上口沫横飞的阅读教材、课件，学生则在课桌上奋笔疾书。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被抹煞了。一堂课下来，认真的学生了解到早已在手的教材内容，在老师的阅读下加深了印象；不认真的同学也只是为了课堂考勤而勉强坐在教室里。如果某些老师的讲授水平差，学生们就算冒着“缺课通报”的危险，也会让课堂上出现寥寥无几的尴尬场面。近年来我国的一些高校尽管也尝试诊所式教学、模拟法庭、案例讨论等方式（一般只限于办学条件好的高校），但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色彩仍显太浓，课堂教学仍流于解释概念、注释条文、阐述理论、抽象议论等。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为阐述法律条文，往往要从立法背景、各种理论流派论争的过程到立法意图、理论得失作系统地阐述，至于在课堂中举个别案例则完全是为说理服务。问题特别严重的是，一般高校很难开设系统的实践教学课程（如社会调查、模拟法庭、案例分析、法庭旁听、司法见习、毕业实习等），严重偏离了法律职业的要求。
转贴于 三、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
法学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秩序、社会利益的科学。法学教育具有双重属性，即教育性和法律性，这就要求国家应该制定严格的法学教育准入制度，在保障高校教育自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学院系批准条件、审批机构和资格审查程序，尤其要规定法学院系必须具备的最低办学条件。对法学教育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要对法学院系的设立，招生数额等进行调控和管理。对办学资格的审核，不能只根据社会需求、办学经费、藏书数量等传统的指标来评价，更重要的是对它的师资力量、运用现代化的手段程度、课程设置（特别是实践性教学课程所占比重）以及对外交流等情况进行评价。在这些办学指标里，课程设置中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尤为重要。
（一）强化法学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法学师资是法学教育水平的保障，只有一流的教师，才能带出一流的学生。高校的法学教师应当具有宽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相当一部分法学教师缺乏实务经验，讲金融法的不了解金融的操作和运行，讲票据法的不知道各种票据的实际制作和使用，讲税法的不熟悉税率的计算，教师只是照书讲课，自己的认知都不具体，怎能教会学生？因此法学教师除了要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外，还需具备办案的实践经验或对法律实务比较熟练，才能在课堂传授知识并指导学生，否则法学教师就会落伍于时代要求，更不用说传道解惑了。为此，学校一方面可以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优秀律师、优秀法官和优秀检察官来学校兼课，另一方面也可以安排法学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兼职或挂职锻炼，以弥补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从而提高法学师资实践教学技能。
（二）设置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实践教学课程。传统的实践教学往往从属于理论教学，是理论教学的附属品。尽管目前许多高校极力倡导提升实践教学的地位，但由于受传统实践教学课程从属于理论教学的限制，实践教学的地位和实施效果仍然没有多大的改观。为此，笔者建议采取如下举措：第一，将实践教学从理论教学中独立出来，单独设课。对于法学专业本科教育而言，特别要重视加强法律职业技能的综合培训，而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借助于独立的实践教学课程的形式来实现；第二，实践教学课程的设计要实现教学内容的综合拓宽和整体优化，以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法律人才；第三，提高实践教学学分，从制度上保障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
（三）建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评价体系。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一般包括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个部分，即“一个体系、两块内容”。但是，由于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较低，再加上没有详细的评价标准，因此实践教学评价的效果不佳，没有起到促进实践教学改革和发展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建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评价体系。同时，为了提高实践教学评价的真实性（避免实践教学评估形式化）和科学性，确保实践教学质量，可以采取动态跟踪式的质量控制方法。
（四）确立稳定的实践教学激励机制。在传统教学管理中，许多高校对于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往往比较注重教师课堂教学工作量计算，而对于非课堂实践教学(如指导模拟法庭)则不给予计算工作量或者计算很少的课时或补贴。这种做法严重挫伤了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因此，为了提高教师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该提高实践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标准，并针对教师的创新性和学生的实践教学效果设定不同的计算标准。此外，还应针对教师的实践教学改革情况设立一定的奖励基金，从而确立一套稳定的实践教学激励机制。
（五）实施宽严相济的柔性管理模式。传统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是一种刚性管理模式，即实践教学过程整齐划一，教学形式与内容单一，缺乏灵活性。而以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目标的新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则实行宽严相结合的柔性管理模式。既要严格把好实践教学质量关，同时又要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为教师创新实践教学形式以及塑造学生实践品格提供条件。
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一方面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塑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培训提供了机遇[8]。由于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法官学院和检察官学院原来承担的培训任务将会逐步减少，因此，开设法学专业的各高等院校必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勇于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才能真正担负起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做好人才储备的重大使命。
参考文献
[1]张缅.法学教育的重新定位[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2
[2]霍宪丹.法律职业素养是“法共体”的基本资质[J].法学家，2003.6
[3][4]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J].法学研究，2003.4
[5]吴斌.法学教育改革之路径[J].教育评论，2006.4
[6]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198-199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技能；课堂教学；实践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D64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0－0254－02
一、地方高校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技能培养相脱节
（一）课堂教学没有顾及法律职业技能的训练
法律职业技能的习得需要一个较长的学习和实践过程。就学校教育而言，学生不可能仅仅通过一个较短时期的集中训练（如毕业实习）就能习得法律职业技能，法律职业技能的训练应贯彻于整个法学专业学习的过程，课堂教学也不例外。课堂教学不仅要传授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更要注重训练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在课堂教学中，通过灵活运用讨论式教学法、辩论式教学法、引导式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法律思维能力；通过真实案例的分析，训练学生的阅卷和归纳案件争议焦点的技能。
我国法学教育采取大陆法系国家的教育模式，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学方法较单一，教师主要对抽象的法律概念和基本法学原理加以阐释和分类，即使采用案例教学法，所选案例也大多是人为设计的简单案例，仅仅训练学生对法学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不能有效训练学生的阅卷、归纳案件争议焦点等基本的法律职业技能。甚至有些地方高校的教师认为，课堂教学主要是传授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法律职业技能的训练应由实践课来承担。可以说，地方高校法学专业课堂教学基本上没有顾及法律职业技能的训练，这也是地方高校所培养的学生法律实务能力较弱的原因之一。
（二）实践课体系设置不合理，并流于形式
1.实践课体系设置不合理。地方高校在实行法学本科教育最初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轻视了对法律职业技能的训练，法学课程体系中所开设的实践课较少，司法事务界普遍反映法学专业毕业生的法律实务能力较弱，很多法学专业毕业生不具备调查取证、阅卷、谈判、起草合同书、书写法律文书，归纳案件的争议焦点等基本的法律职业技能。近年来，鉴于我国法学教育日益增长的职业导向，在一些学者不断呼吁强化法律职业技能训练的影响下，一些地方高校法学院认识到了法律职业技能培养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实践课教学，加大了实践课教学的课时，除了模拟审判、法庭旁听和毕业实习这些传统的实践课程之外，增开了一些新的实践课程，如：司法调研、司法见习、法律诊所和法律援助等，并在司法机关建立了一些法学教育实践基地。但是，有些地方高校为了加强对学生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盲目地增开一些实践课程，使实践课程体系不够科学与合理，重复设置一些实践课程，浪费宝贵的教学课时。如在实践课教学体系中，三大诉讼法课程中均安排了法庭旁听实践教学环节，而又在三大实体法课程中安排了司法见习实践教学环节（这些地方高校司法见习的内容主要是法庭旁听）。我们认为，法律实践课并不是开设的越多效果就越佳，应注重课程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确保学生各项法律职业技能均能获得有效的训练。
2.实践课教学流于形式。毋庸讳言，合理的实践课程体系如能得到较好的开展，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有些地方高校的课程体系虽然设置较为科学与合理，但是，由于受资金短缺、师资力量较弱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很多实践课程教学仅仅流于形式，效果不佳，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并没有得到有效提高。例如，在模拟审判实践课教学环节，一些地方高校的法学院，为了提高其在学校和地方的知名度与影响力，邀请学校和当地司法机关的领导观摩，过于注重其表演性，忽视了其实战性与真实性。为了提高其观赏价值，鼓励学生直接到法院复印全部案卷，然后依据案卷进行表演，这样做虽然提高了观赏价值，但学生的阅卷、调查取证、归纳案件争议的焦点、诉讼技巧等法律职业技能没有获得有效的训练。又如，有些高校开设了法律诊所教育，但由于没有对法律诊所教育内容进行认真的研究，课程具体操作环节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加之具有法律事务能力的教师较少以及法律诊所教育的成本过高所导致的经费短缺，法律诊所教育往往不了了之。另外，一些地方高校法学专业毕业实习往往流于形式。毕业实习一般安排在第三年的暑假，由于学生忙着考研，准备司法考试，很多学生往往选择分散实习的模式，带队教师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学生往往到司法机关实习很短的时间，有的甚至找关系盖章，而不去实习。即使是法学院统一组织的毕业实习，有些学生为了准备司法考试，经常请假，没有成为真正的法律实践主体。
二、地方高校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技能培养的协调
（一）课堂教学与法律职业技能培养的协调
为了训练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采用传统的讲授法之外，还应灵活地采用其他教学方法。
1.讨论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根据教师事前提出的所要讨论的问题，相互之间展开讨论或辩论，发表意见、交换看法、相互切磋、取长补短，从而习得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讨论式教学法不仅强调对学生法律知识的传授，更重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能有效地训练学生法律职业技能。具体而言，通过学生的发言和争辩，使学生既动脑又动口，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在组织讨论时，教师通过强调学生发言时语言表达要准确、精炼、生动、富有逻辑性，迫使学生平时自觉地加强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并在讨论之前进行演练，从而有效地训练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法律思维能力是指根据法律品性并运用法律语言、法律逻辑来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讨论式教学法激励学生从多角度、多方面去发现问题，用多种方法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训练学生缜密的法律思维能力。
2.引导式教学方法。所谓引导式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对一些事例或案例的分析，教师一般不直接告诉学生正确的答案，而是引导学生自己去获取知识的教学方法。由此可见，引导式教学法是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分析案件或事件，从而习得知识为目的。因此，它对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学生法律推理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大有益处的。在事例或案例的分析过程中，对于案件或事件涉及的法学理论知识，教师不再照本宣科，单向灌输，而是将案件或事件涉及的理论关键点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进行穿针引线的简明阐述，更重要的推理或说理部分由教师引导各学生自己独立完成。
3.批判式教学法。所谓批判式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以质疑和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司法实践中一些有争议的判决、法律条文、法律制度，指出它们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的教学方法。批评式教学法的核心在于训练学生不轻易认同现有的法律规定，不轻易接受法院有争议的判决和现有的法律制度，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判决、法律制度和法律条文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法学理论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重新检验，检验的结果就是有的人会说“好”，有的人会认为“不好”，有的人会认为需要修改，有的人会认为不需要修改，在不同的争论中明辨是非。批判性思维和反向思维是法律职业特有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律师，还是其他法律工作者都需要具备这一基本素质。批判式教学法是一种非常好的培养学生批判式思维、独立思考、不轻易接受别人观点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反向思维。同时，该教学方法也有助于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了提高自己质疑或批评水平，学生课前或课后会主动地了解相关理论知识，查阅具体法律法规，并积极思考[1]。
（二）实践课教学与法律职业技能培养的协调
1.合理设置实践课程体系。法律实践课程主要包括法庭旁听、模拟审判、法律诊所、司法调研、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毕业实习。地方高校法学院要根据自身的条件，科学合理的设置实践课体系，确保学生的各项法律技能获得有效的训练。法律诊所教育虽然可让学生广泛参与法律实践，但其对师资力量和经费均有较高的要求，不具备条件的地方高校可暂不推行法律诊所教育，可考虑建立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既可为社会弱者提供帮助，又能训练学生的办案技能。此外，还可开设一些专门的法律职业技能训练课程。如：为了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表达技巧，可开设司法口才训练课程。为了使学生掌握法律文书的写作格式与技巧，可开设法律文书写作训练课程。为了有效训练学生的阅卷、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和法律思维能力，可开设典型案例评析课程。需要注意的是：该课程所选案例应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典型案例，最好是教师自己在兼职律师业务中所办理的案件。
2.认真对待实践课教学，建立法律职业技能的考核与评价体系。为了确保学生认真对待法律实践课程，应建立相应的法律职业技能考核与评价体系。法律职业技能的评价与考核分为平时实践课的考核和毕业前的总体考核。平时实践课的考核主要就学生在法律职业技能训练中参与热情、参与程度和参与效果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根据学生综合表现确定其在该实践课中的成绩。最终法律职业技能的考核主要是考察学生法律职业技能的综合运用程度。最终考核应安排在学生毕业实习结束时进行，由学生选择毕业后打算从事的法律职业，然后按职业选择分组，自愿组成模拟法庭进行模拟审判，这时的模拟审判，教师不参与指导，完全由学生自己组织进行演练。为了体现公正性与权威性，聘请当地司法实务界的人士组成考核与评价小组，根据每个学生在模拟审判中的表现确定最终考核的成绩，只有考核合格才能顺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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