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道教文化；李渔；戏曲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7）03-0036-03
道教文化对中国戏曲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百戏，像曼延之戏里的“转石成雷”表演就借鉴了道教中的“雷法”；道情戏与道教的关系已是人们熟知的事实；绵延数代、常演不衰的神仙剧更是一个典型例证。众多戏曲作家的生平活动、戏曲剧本中的仙道情节、戏曲演唱采用的道教音乐，则表明道教文化对传统戏曲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内在影响。
李渔在清初的戏曲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不仅自养戏班，四处演出，而且有系统的戏曲理论总结。长期以来，学界对李渔戏曲活动的研究集中在他的理论体系和创作、演出行为方面，而没有注意到道教文化对其戏曲活动的内在影响，这似乎是一个疏漏。从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化的互动演化进程来看，明清时期，道教在社会上层的影响逐渐衰弱，而在民间有了更大的传播空间，神仙剧、劝善书广泛流传，阴骘观念渗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众多戏曲中都出现了因果报应、积善功者得阴助的情节，如《琵琶记》等，清初传奇的绝唱《长生殿》与《桃花扇》也都有成仙入道的情节。这种文化氛围对李渔的潜在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道教文化思想不仅在其对戏曲理论的阐发中时有体现，也反映在他对戏曲中故事情节的设计、人物命运的安排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细致爬梳史料、解读其戏曲文本，分析道教文化思想对李渔的戏曲理论和戏曲创作有何影响，由此思考清初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作家生存的复杂状态。为了阐明这些，具体论述将围绕李渔的生平活动、宗教态度、与同时期戏曲家的交往，其戏曲文本的情节结构分析及演出情况等方面详细展开。
一
中国古代很多行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梨园行业的保护神是二郎神，这是道教里一个并不起眼的俗神。李渔《比目鱼》传奇写道：“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做戏的祖宗，就像儒家的孔夫子，释家的如来佛，道家的李老君。我们这位先师极是灵显，又极是操切，不像儒释道的教主，都有涵养，不记人的小过。凡是同班里面有些暗昧不明之事，他就会觉察出来，大则降灾降祸，小则生病生疮。你们都要紧记在心，切不可犯他的忌讳！”①（注：《李渔全集》（第五卷）《笠翁传奇十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李渔对行业禁忌的强调，固然可以说明他对行规的重视，但也明显可以看出他对道教习俗的心理认同。
《闲情偶寄》中多处反映了道教文化对李渔戏曲观念的影响，而多呈现潜隐状态。正因为他并非道教信徒，他在行文中不自觉流露出的道教文化观念才是值得探究的，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有许多来自文化传统与特定历史语境的幽暗因子，渗入其文学观念和创作活动。李渔一字谪凡，既有追慕他的“本家”大诗人李白的意思在内，又为自己着上了若许飘飘“仙”风，他自称的写戏目的也和道教文化思想有关：“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佛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道教文化思想不是李渔思想的主要内容，但从他把“圣天子”、“佛心”和“老道人”并举，则不能不说明他对道教文化是十分重视的。这部书开头的《凡例》之“警惕人心”条目下强调：“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他说明自己的写作方式是“绝不明言”劝惩之语，而是“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戒讽刺”一节中写道，传奇之作的目的在于“劝使为善，诫使勿恶”，“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这种口气和宋明以后广为流传的劝善书(阴骘文)非常相似。
他批评那种认为戏曲故事与人物命名是专对某人某事的偏见，强调戏曲家的创作活动是出于“沥血命神，剖心告世”的热忱，否则的话难逃“阴罚”。而他对高明其人的评价，更明白显示了道教文化观念对他的潜移默化。为驳斥“琵琶王四”的谬说，他先是列举《五经》、《四书》《史记》等的作者人品良好，然后说：“但观《琵琶》得传至今，则高则诚之为人，必有善行可予，是以天寿其名，使不与身俱没，岂残忍刻薄之徒哉!”这种推理方式似乎很可笑，却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劝善书屡屡强调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观念丝丝入扣。宋元以来道教修仙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传道与受教者越来越倾向于实践世俗伦理道德，加强个人的精神修养，即修人道在修道成仙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肉体长生说”渐让位于“道德成仙说”。这既有宋儒理学思想的影响，也与人们既认识到白日飞升的渺茫又要需求精神安慰的心理期待有关。“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①（注：《道藏》，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7册，第7―11页。）“善”与“恶”是道教劝善书最重要的两个伦理范畴，李渔这里以“善行”作为高明及其戏曲得以流传的根本原因，显然是认同了道教劝善惩恶的伦理观念。《闲情偶寄・词曲部》的第二章《词采》第二款“重机趣”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这段话不仅应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理解，更应该思考其中的道教思想内涵。“形神”之说在道教文化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李渔将“机”和“趣”认作传奇的“神”，这既延用了古典文论的“神气”说，也不无道教文化的色彩，中国古代文论对“神气”的解说本来就和道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老庄文章是道教常备的经典。
李渔谈论饮食时强调“性之所在，即命之所在”，这也合乎道教的性命兼修说法。《闲情偶寄》的“饮馔部”把“谷食”列为第二，他把五谷对于养生的价值上升到“长生久视之道”的高度。从他自己生活中的各种经历，诸如邻居失火而自己得免、遇盗寇却能毫发无伤、在战乱年代免于兵燹等，他都追溯到自己素不喜欢吃鳖的习惯，而后得出结论：“予何修而得此于天哉!报施无地，有强为善而已矣。”这里他所谓的“修”与“得”，和道教提倡的“修行”是一致的，当然也不无释儒道合流后的果报意识；他所提出的“有强为善”人生态度，则可以看作对道教《功过格》、《阴骘文》的体认。
二
在李渔的戏曲中，人物的命名多与“仙”有关。《明珠记》中驿站的驿官叫王仙客，《凤求凰》中终于得到如意郎君的名字叫许仙俦，《比目鱼》的主人公叫刘藐姑，这个主人公的名字显然来自庄子《逍遥游》。这些人物的取名以及他们的命运变化，既体现了李渔赞扬两情相悦“只羡鸳鸯不羡仙”的艺术宗旨，也和“神仙”观念有内在联系。
《比目鱼》中的刘藐姑忠贞于爱情，为争取婚姻自主而同欲娶她的财主和贪恋豪富的寄母抗争，最后与意中人双双投江而死。李渔让他们变成了比目鱼，被上仙所救恢复人形成婚，终成喜剧结尾。
《蜃中楼》则将柳毅传书与张生煮海二则民间叙事融合在一起，遂使“通婚”与“宝物魔力”这两个模式均得到加倍的展示。②（注：程蔷《民间叙事模式与古代戏剧》，《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其实这一戏曲中还部分地复合了“仙乡淹留”的故事模式，即两个主人公合为比目鱼后无拘无束任意遨游的情节，“仙乡淹留”模式的民间叙事隐含着普通人挣脱现实空间和时间的束缚、达致自由生命境界的深沉愿望。这种愿望被道家和道教长期加以神化和大力渲染，影响之大是不待言的，李渔的小说和戏曲多以奇迹作为主人公命运转折的中点，潜在地反映了这种“神仙”因素的影响。
李渔的小说中多有凡人遭遇神仙的情节，人物命运才得峰回路转，而这些转变又往往起因于人物平时的“善行”；在他创作的戏曲中，也多有这种情况。《奉先楼》的舒秀才最终能够活着找到妻小，全靠平日吃半斋的修行得到神仙保佑，战乱期间虽然不进食却和吃饱了一样，健旺如常。裴七郎的妻子则被上天及时地收回性命，而裴七郎终得与两位佳人成就良缘。《风筝误》的第八出《和鹞》中有揶揄书生韩琦仲的宾白和唱腔：“纸鸢儿，又轻又巧；才放手，上天去了!只怕臭诗熏得天公恼，遣天兵，把诗人尽剿。我将那的名儿直报，念区区，生平不作孽，望乞恕饶。”这是借讽刺韩琦仲而借题发挥，嘲弄、揶揄迂腐书生的冬烘学究气。而从“天公”、“天兵”、“作孽”等用词上则可以看到道教文化的痕迹。
《闲情偶寄》记载了李渔对高明《琵琶记・寻夫》的改本，从中同样可以发现道教文化观念对他的深沉影响。“鬼神之道，虽则难明；感应之理，未尝不信。”这样的宾白虽然可以视为套话，但把套话当作吸引观众、塑造人物的方式，本身就表明作者意识到了这种套话在人们心中可能唤起强烈的共鸣。此后借赵五娘之口讲出梦见“当山土地”和“阴兵”的情节，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清初的戏曲创作中多有表现，比如程的《龙沙剑传奇》是典型的降魔剧，作者在剧中一再指出：“神仙终日也匆忙，锄异类、招同类，许多功行无非戏。”“若无功德垂人世，白日飞升也枉然。”③（注：程著《龙沙剑传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第32页。）对“功行”、“功德”的重视，说明道教文化不仅对李渔也对当时的戏曲创作产生了普遍的影响。不过李渔的戏曲不像前代的神仙道化剧或鬼魂戏那样，有很多神仙精怪出场，因为他重视的是人情，即使《比目鱼》中刘藐姑和情人化鱼后又重获人形，也不过是为了强化真情可以感天动地。
三
李渔一生周游天下，与人唱和时也常常流露出企慕神仙的倾向。
康熙十一年，李渔游楚，顾赤方作绝句六首酬之，中有：“神仙拔宅尽飞升，泛宅浮家亦可人。怪杀向平浑未识，五湖原不是闲身。”这是夸奖李渔携妻妾“游食”各地为神仙生涯，李渔欣然受之。在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中，收有李渔为庐山简寂观题写的一副楹联。联序云：“遍庐山而扼胜者，皆佛寺也；求为道观，惟简寂观数楹而已。天下名山，强半如是；释道应作平等观，不知世人何厚于僧而薄于道。聊题一联，为黄冠吐气。”他对世人“厚于僧而薄于道”的状况很不满，所以要撰联为道教的落寞局促吐一口气：“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语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论，出我仙师。”
李渔的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中染有道教文化色彩而不是佛教，有着明显的时代原因。明亡后一大批遗民遁入佛门，以作消极抵抗，这受到了清廷的注意和警惕，而道教文化思想则以清净无为的表征和朝廷统治不构成明显的冲突，甚至有利于新朝的稳定，所以清初各种道教门派受到的监控不像佛教那样严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对道教尚能加以扶持保护，如顺治六年（公元1649）敕命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八年（公元1651）授正一嗣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康熙曾命五十四代天时张继宗祈禳，二十年（公元1681）授张继宗嗣教大真人，又召见神仙道士王文卿。雍正帝曾召道士贾士芳、娄近桓治疾，也有对道教实施保护政策。道教全真道派曾经出现的中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从李渔同时代最著名的两部戏曲《长生殿》和《桃花扇》都以主人公归依道教的方式处理故事，也能看出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艺术选择。李渔的戏曲活动中留下道教文化的痕迹，也是出于类似的缘故。
关键词：戏曲文化 高校 素质教育 方法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288-02
新形势下，中华戏曲文化教育是高校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代大力倡导弘扬中华文化的形势下，高校要结合社会时代的发展对中华戏曲文化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研究选择，使中华戏曲文化有新内容新面貌，使中华戏曲艺术跟上时代的步伐实现现代化。
一、高校开展戏曲文化教育提升人文素质的方法
新时期高校开展戏曲艺术教育应该把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
所谓第一课堂，就是立足课堂在课内有步骤地开展戏曲文化教育。在课内开展戏曲文化教育的教学方法常用的有以下几种：（1）创设情境法。就是从戏曲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出发，从戏曲的特点、经典剧目、剧中人物、表演艺术家的生平等方面入手，通过丰富的戏曲艺术知识的介绍，将大学生引入戏曲艺术的氛围之中，使学生进入角色，引起交流兴趣、情感共鸣，然后师生一起进入教学内容所规定的角色，探讨戏曲艺术其丰富的内涵，感受其精彩的艺术形式，体会其非凡的艺术魅力。这样在美的享受中，师生融洽、愉快地完成教学任务。（2）赏析法。在戏曲教学的初级阶段是让学生认识戏曲的综合性特点和戏曲的基本常识，知识讲解应深入浅出。同时，任何艺术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与欣赏者产生共鸣来体现,同时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经典或具有代表性的戏曲作品，也会使学生有所感动。注意选择容易吸引学生的戏曲片段，让学生在欣赏中感受中华戏曲艺术文化的独特魅力。（3）表演法。分析戏曲作品对于学生的创作和表演以及文艺评价也有很大的帮助。让学生在欣赏精彩的戏曲剧目的基础上对其结构、风格、流派、技巧、思想等进行分析，可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可以丰富学生的戏曲知识。促进学生多中华戏曲文化的了解，促进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不仅如此，教学中还可以让学生学习一些戏曲的表演，可以是断片表演，也可以是一些唱段。通过参与表演，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一些表演的技巧,更主要的是通过践行戏曲唱、念、作、打的艺术要求，来让学生在体念剧中人物角色时达到情感和思想的升华。
所谓第二课堂，就是开展校园戏曲文化活动。即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开展，让学生得到戏曲文化的濡染与熏陶。在第二课堂开展戏曲文化教育的基本的方式有：（1）引入经典。尽管大学生对中国戏曲的认识还停留在粗浅的阶段,但是这却并不影响他们的参与热情。高校应当利用各方资源去搭建平台,整合渠道,积极联系地方戏曲剧院,把优秀的经典戏曲剧目请进校园,营造氛围让大学生走近戏剧和走进戏剧,通过现场的视听让他们真切地感受中华民族戏曲艺术的博大精深,让传统文化的厚重去凝聚校园文化的内涵。（2）成立社团。高校应当引导并扶持学生成立自己的戏曲社团,并在资金投入、硬件保障和氛围营造上给予支持,让这些未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却不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大学生投身于戏曲文化建设。同时鼓励学生在学习必要的戏曲表演知识后,大力开展戏曲文化周、戏曲文化展、戏曲剧本征集评选等活动,并根据学校实际创作一些与大学生生活切实相关的作品,力争搬上舞台。学校、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参与,创造校园戏曲文化的精品。（3）举办讲座。高校应当多方联系戏曲表演的艺术家和戏曲研究的专家,为学生举办戏曲文化讲座。因为中华戏曲文化中包含诸多地方戏曲,它们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有过灿烂与辉煌,也有过危机与磨难。通过戏曲艺术家的言传身授,理论专家的文化解读,引导大学生了解中国戏曲的兴衰历史,品评民族文艺的文化根脉,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更是一种民族精神教育。
二、高校开展戏曲文化教育的长效机制
高校校园戏曲文化教育贵在坚持。为此，高校应该制定相应的措施，以保证戏曲文化教育的长期有效。
（一）制定高校戏曲文化教育的原则
1.创新教育的原则。戏曲文化作为一种活态性的艺术形式,其注定处于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保护戏曲文化,并非是保护过去,而是保护未来。因此,高校戏曲文化教育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保持创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须从当下现实生活中汲取新的生命源泉，使高校的戏曲文化教育贴近高校，贴近学生，贴近时代，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
2.兴趣引导的原则。高校戏曲文化教育,应以兴趣引导为主。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能否蓬勃开展，关键是能否想方设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学习爱好。各高校应当根据当地实际,与当地戏曲发展相结合,同时注重戏曲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建立戏曲文化教育与现代高校的对话机制，以此增强戏曲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保证戏曲文化教育的持续实效。
（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1.设立组织机构。高校开展戏曲文化教育，并且使其真正发挥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促进作用，前提是学校领导高度重视。高校领导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要重视戏曲文化教育的开展，而且还要能够在戏曲文化教育中提供组织的保证。如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安排专门的人员来组织，安排专职教师来落实戏曲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工作等。
关键词：戏曲艺术；当代中国；历史命运；传统与现代；市场化；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步深入，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带给中国戏曲界许多新的变化。首先在创作观念、创作方法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其次在文学剧本、表演艺术、音乐、舞美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另外在作品数量、艺术质量、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上都超过了以往。新编历史剧、现代剧、改编传统剧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题材取舍、地域特点、审美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与丰富性的特点。总之，近年来的中国戏曲在从传统走向当代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新局面。但是，中国戏曲在从古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中，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人们的艺术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发生变化的今天，如何评价戏曲艺术的价值，如何认识戏曲艺术与新的时代生活的关系，戏曲艺术如何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戏曲艺术自身如何发展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与看法，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戏曲的历史命运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戏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理论界关注最为、议论最多的就是关于中国戏曲的历史命运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有关于戏曲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前几年，集中讨论了“中国戏曲历史命运”的理论命题。
近些年，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和生活内容的改变，产生于农耕社会的戏曲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不能适应现实生活，传统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形成一整套程式与规范，已经无法概括新的社会生活内容，如传统表演中的趟马、水袖、开关门、上下楼等表演程式，与现实有较大的距离。另外，原有的行当与人物角色，也已经不能概括丰富多样的任务类型。传统的忠孝观、道德观、节烈观等思想观念，与今天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婚姻观等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同，使戏曲艺术很难表现现实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中传统戏曲的中断，使得许多人在观赏趣味上产生隔阂。再就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新的艺术形式层出不穷，戏曲失去了原有的主流文化的地位，观众流失，特别是青年观众更多地喜欢流行的、时尚的艺术形式，等等。这些都是造成戏曲危机的原因。面对这种局面，戏曲界举起了“振兴戏曲”的旗帜，开始在实践中探索，并展开理沧讨论。
讨论涉及这样一些问题：
1、戏曲的艺术形式与礼会生活的嬗变
中国戏曲诞生在民间，成长成熟于民间，长期以来，它寄托着巾同人的生活、生命、思想和情感。它的基本功能是“寓教于乐”，担负着教育人、传授历史知以和传播快乐的作用。它的内容大多是才子佳人、英雄好汉的故事。它的艺术表现节奏缓慢，并有严格的自身规律。面对文化知识普及和当前的信息化社会，戏曲从形式到内容都不适应表现快速变化的时代生活。
2、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戏曲发展面临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前，戏曲的组织形式是以自负盈亏的班社形式出现的，有的是戏园和戏班一体制；有的是班礼租赁制，租用戏园并给租金；还有的是戏园包养制，包养演员。组织形式松散、自由，经济上自负盈亏，演员按贡献大小分红或实行包银等等，经营形式由市场主导。新中国成立之后，剧院团制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巾上级主管部门制定创作、演出等，脱离市场主导，演员是国家十部编制，收入发国家财政工资。近些年来，由于戏曲生存面临困境，演职员大多只拿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工资。演出市场萎缩，职工生活下降，地、县级基层剧团数目锐减或撤销。戏曲原有360多个剧种，近年剩200个左右，经常演出的剧种大约仅在100个左右。
3、艺术观赏形式带来的问题
以往，戏曲作为巾国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在广场和戏台演出，被老百姓誉为“演大戏”，带着丰收的喜悦，十里八乡的民众汇集戏台，人头攒动，神情高涨。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出现，电视的普及和各利，歌舞晚会的出现，广场艺术渐渐被斗室文化所取代，这种观演形式带给戏曲极大的冲击，戏曲的主流文化地位被边缘化。另外，还有戏曲的现代化与都市化以及民间化发展道路；戏曲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戏曲的体制改革等等问题。
总之，戏曲目前遇到的困境是转型期所必然出现的问题，戏曲的危机与希望同在，戏曲对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不能适应，但是，古老的戏曲不会被历史淘汰，因为，戏曲有自身发展调节的内在规律，戏曲的命运是由客观环境和主观努力来决定的，在充分认识客观环境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发挥主观的作用，要不尚空谈而去积极实践。戏曲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指导，政策为文艺的发展指出了方向。要综合治理，要靠体制化运作和市场化运作的合力推动，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提高市场化运作的水平。讨论为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思考，显示了理论对于实践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对于中国戏曲传统的不同体认
如何对待传统是戏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继承传统是戏曲发展的根本，要尊重传统、敬畏传统，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有共识的。是原汁原味的继承，还是需要在继承中革新，这是近几年戏曲发展中的一个焦点话题。
一种观点认为：戏曲的保护和传承不能创新，要“原汁原味”，否则就脱离了传统。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数酷爱传统戏曲，熟悉传统技巧，视传统为圭臬，抱住传统不放，进而成为戏曲的保守者。他们认为戏曲只能反映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生活，反映农耕状态下的人的思想和情趣，难于表现现代生活，所以，要尽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戏曲遗产。
另一种观点认为：戏曲应该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强调借助传统，发挥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段，表现当下人的生活和现实处境，以此赢得与现实人思想上的沟通。两种观点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继承和守望戏曲艺术。
我们认为：“原汁原味”和“纯粹”的继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任何艺术甚或事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变化，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应该清楚传统是什么，传统是古老的戏曲艺术给后人的历史馈赠，是中国人精神的家园，是当代戏曲创造的源泉，传统戏曲不仅是招招式式，也是内容的，要赋予传 统鲜活的生命，这样传统之树才能常青，而这种鲜活的生命之泉就是戏曲艺术与时代、与现实的关系。戏曲只有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创作出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变革中重大的事件，鲜活的人物以及人们的时代气质和精神面貌，才能在挑战与机遇中持续发展。
三、中国戏曲的市场化道路与多样化发展
市场化之于中国戏曲发展，是这一传统文化能够发展的必须，戏曲的市场化道路不是片面地将演员和剧团抛向市场，任其自生自灭，而是在充分尊重中国戏曲的本质特征与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戏曲发生、发展的基础和生态，使其进入艺术的良性发展，合理保护，增加活力，优胜劣汰，长足发展。在当代，回归民间实际成为戏曲市场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在传统文化越来越焕发活力的今天，戏曲更应该在国家保护传统遗产、发展文艺事业的有利环境中，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艺术特征，充分探索戏曲生存、发展的文化空间。特别是在充分尊重中国戏曲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戏曲良性发展的市场机制，努力营造多层次的民间生态，在戏曲保护和创新中走出更为多样化的道路，
四、历史剧的创作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主席为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随着这一文艺方针的提出，此后不久，提出新编历史剧、现代剧、改编传统剧“三并举”的剧目政策，于是，新编历史剧成为剧目创作的重要对象。在如何处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题材上出现了不同的认识。这就是历史剧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是以历史真实为主艺术虚构为辅，还是以艺术虚构为主历史真实为辅。持前一种观点者认为：既然是历史剧，就应该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事件、人物、过程都应该以真实为主，这才是历史剧创作所应该坚守的原则，写出来的作品才应该称为历史剧。这一类作品有婺剧《梦断婺江》、晋剧《傅山进京》、满族新城戏《洪皓》等。
后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剧的创作是运用历史题材来进行创作的，作为艺术，历史剧应该以艺术虚构为主，但是历史真实限制中的虚构，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虚中有实，实中生虚，是历史真实基础上进行的合乎情理的虚构，它应该超越历史而达到与最深刻的真理的愈合。也就是说艺术真实包括历史真实。这一类的作品有京剧《北风紧》、昆剧《少年游》以及众多的“杨家将”戏等。
五、关于现代剧的创作问题
现代剧创作在经历了多年的舞台实践之后，出现了一批比较好的作品，从成功的作品来看，都是比较好地运用了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段，即很好地运用了程式、技巧，巧妙、融洽地将形式与现实生活的内容作了结合。例如，京剧《华子良》中的箩筐舞，很好地表现了为革命装疯的英雄华子良在敌人跟踪时的身段表演；京剧《骆驼祥子》中的“洋车舞”、汉剧《弹吉他的姑娘》中的电话舞等等。这些表演由于很好地运用了戏曲虚拟的、写意的表现手段，成为现代戏创作中的优秀作品。但是，对于大多数现代戏创作来说，现代剧的“戏曲化”问题仍然是现代剧创作中一个难以驾驭的难题。由于现实生活与古代生活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传统戏曲中程式性、虚拟性、节奏性的特点如何更好地运用于现代剧，这就成为戏曲现代剧创作中生活现实与艺术形式之间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需要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要更加自觉地遵循和探讨戏曲艺术的规律，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六、传统剧种的保护与发展
昆剧在2001年被联合同授予“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代表作”以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党和政府的“抢救、保护和扶持”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新世纪以来，昆剧已经举办了四届艺术节，恢复了一批古典名著的演出，如《牡丹亭》、《西厢记》、《桃花扇》、《长生殿》等。创作了一批新剧目，如《南唐轶事》、《班超》、《关汉卿》等，这些剧目在继承传统昆曲技艺的同时，注重在实践中探索昆剧艺术的出新。
中国戏曲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明清以来的昆剧理论，所以，在重视昆剧创作的同时，昆剧的理论建设也得到重视，传统剧论、曲论的深入研究成为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自觉意识。在文化部的领导下，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承担的《昆曲艺术大殿》，将史论、文学剧目、表演、音乐、舞美等各方面的典籍、文献、资料进行汇录编纂，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对于中国戏曲的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目前，即将付之印刷出版。
目前，在昆剧、京剧、秦腔、川剧、莆仙戏等古老剧种的继承与发展引起不断争议的同时，一些历史比较短的剧种如越剧、黄梅戏等却得到了社会和观众的肯定，甚至还有一些新中国成立后才诞生的新兴剧种如龙江剧、满族新城戏、陇剧等剧种却表现活跃，其中的原因也是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此外，近年来，少数民族戏剧剧种的发展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彝剧、白剧、仫佬剧等少数民族戏曲剧种的演出也很活跃，与剧目创作同时出现的是评论的活跃。
七、关于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的建立
中国戏曲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的支持，也需要深广的传统文化的孕育。以表演为中心的中国戏曲艺术，以其精湛的表演和独特的演剧体系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对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从戏曲理论发展和队伍建设的角度看，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建设，对中国戏曲理论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以表演理沦为核心，可以带动中国戏曲理论研究。
另外，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变迁，戏曲舞台面貌的巨大变化，大量新鲜的创作经验亟待从体系建设的角度给予总结，一些既有的研究结论也需相应地给予新的理论回应。随着学术界对表演艺术的理论认识和探讨日渐深入，出现了许多莫衷一是的观点和说法，对其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辨析，无疑将影响戏曲表演艺术的继承、发展甚至在当代的传播和接受。鉴于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建设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紧迫性，考虑到当前戏曲研究领域出现的问题，有必要加快进行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建设。
八、其它理论问题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着,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着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着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着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 、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着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关键词】论争；内容；影响；吐故纳新
众所周之，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中国戏曲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剧种，然而，中国戏曲却在20世纪初遭到了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新青年派的严重排挤，在文学界展开了一场新、旧戏剧论争。这场论争不仅给中国戏剧界带来一阵新风，同时也改变了戏曲的发展道路。中国戏曲是一门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杂技、武术、表演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从唐宋戏文到金元杂剧，再到明清传奇，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再到巅峰，培养出以关汉卿、王实甫、孔尚任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剧作家，也出现了《窦娥冤》、《西厢记》、《桃花扇》等大量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然后，近代以来，戏曲却开始式微。首先，从内容上看，作品中充斥着大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奴隶、黑幕、色情等妨碍人性生长、破坏人类和平的东西，这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民主”、“科学”、“解放思想”、“追求自由”的时代环境完全背离。而且，戏曲在进入宫廷后，为了迎合达官贵人的喜好，所演出内容严重脱离社会生活，文学性也大大降低。
其次，戏曲的程式性、虚拟性、演员的表演、角色行当等也逐渐走向僵化。“五四”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追求进步，追求“人”的时代，整个社会氛围是积极向上的，这一时期本应产生像《西厢记》、《牡丹亭》这样的作品，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于是乎，基于戏曲这些种种不和谐，新青年派开始对戏曲展开激烈的批判。首先向旧戏发难的是钱玄同，他声称:“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其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外国之新戏“讲究布景,人物登场,语言神气务求与真者酷肖,使观之者几忘其为舞台扮演”。他认为“戏剧本为高等文学”,而“中国之旧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焉，则拙劣恶滥”。[1]刘半农紧随其后，提出“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中国之文武戏之编制，不外此十六个字)，与一切‘报名’、‘唱引’、‘绕场上下’、‘摆对相迎’、‘兵卒绕场’、‘大小起霸’等种种恶腔死套，均当一扫而空”。胡适随后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亦未可知”。[2]与胡适等持相同观点的人在当时不占少数，再如，傅斯年认为，真正的戏剧纯是人生动作和精神的表象，不是各种把戏的集合。因此，新青年派坚持戏剧的现实主义精神，要求剧作家写身边的人和事，并在剧中注入剧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以引人思考。而论争的另一方，以张厚载、马二先生为代表，他们坚决维护旧戏，张厚载认为，“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并声称：“在中国废除唱念做打，是万万不可能的事”。论争发展到后来，张厚载态度有所缓和，主张旧戏与话剧并存，新青年派也有意将戏剧改良分为创建话剧、改良戏曲两步走。双方表面上虽有缓和，但是争论依旧激烈，新青年派坚持认为，如果中国真的有戏，那一定是西洋派的戏，而不是“脸谱”戏。在这场论争中，欧阳予倩、宋春舫、齐如山等人的观点显得较为客观公允，他们立足于戏剧的多元发展，提倡话剧，主张革新旧戏。其中，宋春舫的观点较为深刻、完整，他清楚地认识到话剧与戏曲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有着各自不同的美学价值与审美功能。话剧偏重于写实，注重对人生的真实描绘，而戏曲偏重于写意，注重对生活美的提炼，故二者不能偏废，正如他所说：“歌剧是‘艺术的’；白话剧是‘人生观’的”，虽然“现代白话剧的势力，比歌剧大得多”，但艺术的歌剧“仅求娱人耳目而已”，“可以不分时代，不讲什么主义”。
其实，双方之所以争论不休，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争论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新青年派主要是要革新中国的旧秩序、旧制度、旧文化，而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被抨击的命运就在所难免，所以新青年派的侧重点是政治，他们的终极目的是希望通过戏剧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以便改良社会。而张厚载，从小爱戏，他也是真的懂戏，在这场论证中，他更多关注的是戏曲的本质，是戏曲的美学，他是真的在探讨改良旧戏的种种可能性。由此看来，双方的争论根本不在同一问题上，自然也就无所谓谁胜谁负。这场论争对于后来戏剧界的发展影响颇为深远。就戏曲的积极方面来说，论争促进了戏曲界的觉醒与反思，戏曲家们开始有意识地克服旧戏内涵浅薄、表演形式僵化、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等弊病，创作了一大批具有“五四”进步倾向的剧目，认识到能对观众产生一定启发的戏才是好戏这样一个道理，像《潘金莲》、《杜十娘》这些戏，虽也是表现爱情题材，但已脱离了过去才子佳人的老套路，体现的是反封建、追求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基调。其次，戏曲家们开始了对戏曲舞台艺术的大胆改革与创新。如梅兰芳对京剧旦角扮相的改进，周信芳唱功苍劲浑厚、念白饱满有力的风格，都促进了戏曲的进步。再次，像沪剧、曲剧都是在话剧影响下产生的新剧种。最后，老一辈戏曲家们在“五四”的推动下，也开始把目光转向世界，以一种包容、接纳的心态去促进戏曲改革，梅兰芳、程砚秋曾出访欧洲，不仅提高了戏曲的地位，也给戏曲界带来一股新风。但是，这场论争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尤为明显地体现在戏曲越来越重视对生活的真实反映，而逐渐失去了自身的艺术表现力。话剧本就是一门偏重于写实的艺术，从人物塑造到舞台布景，一目了然，戏曲借鉴话剧，固然有利于它表现生活、人物、主题，但在这一借鉴过程中，戏曲忽略了自身的写意性，忽略了自身的审美特征，这一问题在今天的戏曲舞台上仍旧严重。舞台是否有大制作似乎成了一场戏成败的标准，走进剧场，我们看到的是庞大的乐池，演员华丽的服装，演出过程中，舞台真的能下雨，演员也真的能腾云驾雾，而戏曲传统的一桌二椅却成为今天戏曲舞台上的奢侈品。比如《柳如是》，被称为一场“比话剧更话剧的戏曲”，小船竟然还能在舞台上滑动。戏曲有虚拟性、程式化的特点，这是戏曲独特的审美价值，如果丢掉这些，请问戏曲还有什么更为可贵的价值可寻？戏曲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戏曲，为了传承戏曲，然而，放眼今天的戏曲界，我们的戏曲真的得到传承了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新青年派在这场论争中的功劳不可磨灭，他们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话剧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和戏曲的现代化转型，但也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那就是胡适、傅斯年这些“门外汉”，他们急于思想文化上的改革，想尽办法除掉一切有形无形的绊脚石，而全然不能客观地考虑戏曲的发展，更不用说站在美学的高度去考虑戏曲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遗憾的是，新青年派并不认为自己不精通戏曲。如傅斯年，虽然承认自己对新戏、旧戏、音乐、歌曲都是门外汉，但却认为这样的自己更有资格评价戏曲，这种资格指的是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外在性把握。再如胡适，用进化论谈旧戏，我们姑且不谈学界对进化论的怀疑，仅以胡适用西方“悲剧”及“文学经济”的观念比附中国戏曲这一点看，胡适认为西方是先进的，中国是落后的，根本不顾及不同类的文化及其与之相适应艺术的特殊性，这一做法似乎不具有说服力。新青年派的做法背离了严谨的学术思想，他们轻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没有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妄加对戏曲作出论断，在没有完全吸收理解西方文化的前提下，盲目排斥本民族文化，导致了国人对于自己文化的疏离与误解。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它的价值绝不仅仅体现在其思想性上，同时也是文本与舞台形式的完美结合，甚至有时表演比文本更重要。同理，戏曲在不失自身的审美功能时，也应当与时俱进，否则很容易固步自封。引进外来文化必然能打开国人眼界，但要注意，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本民族文化做支撑，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被国人所接受。如抗战时期，田汉、欧阳予倩改革戏曲，包括后来的秧歌剧，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喜欢，是因为无论是从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这些戏都是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习惯的。同时，本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阻力、困难，面对外来文化时，应当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吐故纳新，自我调节。因此，西方话剧，中国戏曲，本都是舞台艺术，一定有相互借鉴的地方，两者应取长补短，而不能绝对对立，这样只会导致两者的不平衡发展。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一定要避免新青年派走过的弯路，用辩证的学理思想，冷静客观地进行学术研究，同时，也要学习前辈们治学的严谨态度，质疑的精神，作为当今时代的学子，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J].新青年,1917,3(3):1.
[2]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J].新青年,1917,5(3):3.
[3]闻一多.戏剧的歧途[A].上海书店,1922:55.
[4]胡星亮.现代戏剧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5]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J].新青年,1918,5(4).
[6]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J].新青年,1918,5(4).
[7]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J].新青年,1918,5(4).
摘 要： 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所有戏曲理论课，都要与艺术作品的欣赏分析相结合。以戏曲作品传播知识，把戏曲史、文艺常识、艺术作品欣赏等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感性结合理性，形象结合抽象，提高学习效率。
关键词： 中国戏曲 中等专业艺术学校 戏曲理论课
中国的戏曲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的标志性文化形式，承载着我国多年发展的历史精髓……但由于时代及历史的原因，戏曲从业者普遍存在文化素质欠缺、知识结构狭窄的缺点。如今，全国各地都有大中专戏曲专业学校，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是这些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目前学生状况分析
当前，中国的传统戏曲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既有国家资助的精华戏曲，又有饥不果腹、靠摆地摊维持生计的百姓戏曲；既有高达戏曲硕士的高级表演人才，又有没上过几天学的草根戏曲演员，可谓繁华与衰落同在，高调和低曲同唱。面对戏曲，学生既有机会步入高大尚，又有可能错失年华，进入生活的低层。这种两难选择，就是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面临的困惑。纵观这些学生，专业基础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良莠不同。既有初中未毕业的学生，又有读了几天小学的学生；既有农村学生，又有城市学生；既有学过一点戏曲基本功的，又有一点戏曲专业基础都没有的孩子，文化知识差别距大，戏曲专业基础差别更大。
调查学生学习戏曲的原因，有的学生文化课差，没有考大学的希望，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学习戏曲，掌握一门技艺，求得将来安身有本。还有的学生家长知道当前社会及戏曲院团有人才的需求，让孩子学习戏曲，以求将来有谋生的手段。当然，也有确实喜欢戏曲的学生，愿意投身于戏曲行业学习戏曲，但这样的学生只是少数。由此看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打折扣，大部分学生学习戏曲都是被动的。
综上所述，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年龄差距大，素质差别大，学习目的不同，学习愿望不同。虽然教师有教育学生的职责和愿望，但当前学生自主意识的增强和接受信息的宽广，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非常艰难。根据目前学生的状况，再制定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戏曲理论教学。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我就戏曲理论教学做出探索。
二、戏曲简史的教学
中国戏曲史是戏曲专业首先上榜的一门专业理论课。这门课程对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素质，培训优秀的戏曲人才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戏曲简史是戏曲理论课的首选课程。该课程既能让学生初步掌握中国戏曲所走过的历程及戏曲的基本历史知识，又能引导和诱发学生了解戏曲，理解戏曲，热爱戏曲。
讲授中国戏曲简史，要把中国戏曲发展的主要线索、脉络勾画出来，有重点有主次，侧重近代戏曲的形成和繁荣阶段，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国戏曲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增加地方戏曲的内容，尤其是增加学生所学剧种的内容。这样把国家的戏曲史与地方的戏曲发展结合起来，既融会贯通，增强知识性，又提高这门课的趣味性，还提高学习效率，可谓一举三得。当然，地方剧种内容要精练准确，有代表性，让地方剧种的精髓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中国戏曲史中，代表剧目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是因为剧目是戏曲的终极目标，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了解剧目，既是戏曲史的内容，更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故事中，了解中国的历史，陶冶学生的情操，学习民族的优秀品德，增强民族的自豪感。特别是中国戏曲史中的春秋战国剧目、三国剧目、杨家将剧目、优秀的民间故事剧目、优秀的神话剧目，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承载体，是民族的根源。让学生了解掌握这些剧目，既是戏曲史的教学内容，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受到教育。
三、文艺常识的教学
文艺常识的教学目的是让戏曲专业学生掌握其他艺术门类的基本知识，融会贯通，感悟理解艺术的共性，为学生的未来打开多扇发展的门窗。“中国戏曲从孕育、形成到繁荣昌盛，在艺术形态上始终坚持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综合观念……”所以，戏曲专业的学生应该了解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戏剧（主要是话剧、歌剧）、电影电视、舞蹈等艺术门类，充分掌握这些艺术门类的基本知识，更好地理解戏曲。在此，要有选择地加强戏剧艺术中的话剧和歌剧知识及电影电视的教学份额。因为话剧和歌剧与戏曲是相邻艺术，电影电视也与戏曲相邻，且电影电视在当展迅猛，成为艺术市场的主流，让学生了解姊妹艺术的知识和艺术特征，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掌握戏曲专业。这门课程应该以作品分析理解文艺常识，以作品归纳理论。
四、艺术作品欣赏课的教学
戏曲理论课虽然对学生学习戏曲非常重要，但理论毕竟只在案头桌前。要深刻理解戏曲理论，应该有实实在在的艺术作品验证理论。但对于中等专业艺术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刚刚步入戏曲艺术，对戏曲只是一知半解。所以，开设艺术欣赏课，让学生了解艺术作品，欣赏艺术作品，分析艺术作品，达到感性与理性同时升华。
艺术欣赏课要展示作品的门类齐全，既要有姊妹艺术，如京剧、越剧、评剧等戏曲，又要有兄弟艺术，如话剧、歌剧、舞剧等；既要有历史剧，又要有现代戏；既要有喜剧，又要有悲剧；既要有电影，又要有舞台剧。涉猎的作品要多，门类要丰富。这门课程柔性大，可在早晚课进行，也可用课后作业的形式进行。但必须有课后分析，启发引导学生理解作品，挖掘作品的特色和群，寻找作品中的细节和感人处，开发学生的潜力。
五、综合分析
因为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差异很大，所以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戏曲理论课应该从基础内容开始，逐步推进。
1.教学过程分析。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所有的戏曲理论课与艺术作品结合起来，这样的教学效果最佳。比如“三国戏”，《长坂坡》、《汉津口》、《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等，要把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知识及时代背景讲给学生，还可把这些戏的戏曲常识讲给学生，使“三国戏”的知识丰满厚实，更吸引学生，提高教学效率。讲爱情戏，有《西厢记》、《梧桐雨》、《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西厢记》可以把这个戏的背景资料，如山西省永济市的普救寺、山西的戏曲资源等介绍给学生。以剧目带知识，把戏曲史、戏曲常识、文艺常识、艺术作品欣赏有机地结合起来，感性带动理性，形象带动抽象，增加知识量，提高学习效率，提高学生素质。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但丰富了教学内容，还潜移默化地把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道德标准传授给学生，对学生的审美观、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戏曲理论课与学生所学剧种结合起来教学效果更佳。虽然学生初涉戏曲，但对他们自己所学的剧种怀有感情，尤其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学生热情高涨，感情更浓。戏曲理论课应因势利导，加大地方剧种的教学内容，特别是优秀成熟的地方剧目。这样学生既学到了地方剧种的特殊知识，最主要的是把戏曲理论知识巧妙地传授给学生。
2.教学存在的问题。首先是课时问题。一直以来，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侧重于专业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占的比例很小，但专业理论课又有很大的教学提升空间和丰富的教学内容。这样就产生专业基础课和专业理论课二者课时如何调和的矛盾。当然，从戏曲教学的规律看，专业基础课是教学的重点，但不能因此而轻视专业理论课对学生后续发展的作用。只有比较合理地分配课时，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戏曲专业学生。其次是教材问题。中等专业学校戏曲专业的教材不系统不全面，没有比较完善的教材。《文艺常识》，标准落后，观点陈旧，没有紧跟时代的步伐，不能说服学生。最后是学生问题。纵观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虽然说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再到中等职业，直到大学教育，有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但近年来，国家及百姓对中等职业教育普遍轻视，造成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没有出路，没有未来的普遍态势。此外，由于传统世俗对戏曲的鄙视，造成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只有戏曲专业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才能发扬光大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传承中国戏曲，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担当的义务。尤其是戏曲教育工作者，更应该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投身戏曲传承与发展。当然，这包括戏曲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在当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大形势下，只要认真教学，负责教学，积极教学，中国的戏曲必将迎来繁荣发展的春天。
参考文献：
[1]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2]赵献军.浅谈中国戏曲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跨文化障碍[J].戏剧之家，2015（10）.
关键词：阳新采茶戏 学术研究现状 困境 策略
一.前言
阳新采茶戏是湖北省阳新县一个具有浓郁特色的地方剧种，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阳新采茶戏渊源于“茶歌”，经由黄梅采茶戏与阳新当地“花灯戏”结合流变而成，从发展至今，约有200余年历史。然而随着时展，阳新采茶戏在当代遇到受众缺乏、社会关注度低等问题，出现“生存危机”。目前，针对阳新采茶戏，学界大致从源流梳理、现状分析和振兴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但研究篇目少，且论述较为笼统、缺少学术专著，给出的突围方法针对性不强。以下，是对目前关于阳新采茶戏以及部分传统地方戏曲创新发展的文献的整理，以求在厘清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采茶戏的困境进行更系统化的分析，并结合地方传统戏曲的发展构想，提出更具实践性和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二.研究现状
1.阳新采茶戏的学术研究历史：
目前，学界对阳新采茶戏的研究还留有很大空白。《阳新采茶戏研究构想――从乡村文化的角度》（李海萌）一文梳理了阳新采茶戏的学术研究历史。文中提到“1963年，湖北艺术学院杨匡民、程国权、熊永良等专家召集采茶戏知名艺人谈会冰、刘应锡、成传福等集中完成阳新采茶戏传统音乐的调查、挖掘、整理和记谱工作，对阳新采茶戏进行改革”，对阳新采茶戏的音乐、道白进行了整理加工。1965年，阳新采茶剧团成立，是对阳新采茶戏“进行实践性的改造”。上世纪80年代后，“全国文化系统进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撰工作，由湖北省文化厅领导、戏曲研究所负责实施，对阳新采茶戏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料整理和初步的理论研究工作，出版了油印资料《湖北戏曲音乐集成・阳新采茶戏卷》（1985年，咸宁地区文化局、阳新县文化局、阳新县采茶剧团编）。该资料对于阳新采茶戏在当时的资料整理方面比较细致，但在理论研究方面没有深入”。2000年，采茶戏研究在乡村文化研究的热潮下，开始再次升温，“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如《90年代阳新采茶戏民营职业剧团现状调查》（2002年）、《80年代以来阳新采茶戏观众群的变化》（2004年）《阳新采茶戏的传播学研究》（湖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内部出版物，2005年）、《扶植民营阳新采茶戏演出团体，占领乡村文化阵地》（2008年、政协提案）等”。该文章指出，虽然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在一定文化意识的指导下完成，但多描述现状，探讨不够深入。针对这些问题，李海萌又从传播、行为角度，为阳新采茶戏研究架构提出了一系列构想，为采茶戏提供了较为详细和开阔的研究思路。
2.阳新采茶戏的历史发展：
阳新采茶戏是四省文化交流的结果。针对阳新采茶戏的历史发展，学界多溯源至“采茶调”、“黄梅戏”与“花灯戏”。清代嘉靖年间，黄梅采茶戏经由黄梅、小池、大冶沿路传入阳新（当时称兴国州）后，与当地花灯戏相结合，约于清道光年间演变形成，又与江西武宁、瑞昌的采茶戏互有影响，后吸收了汉剧的剧目和表演。唱腔有北腔、汉腔、叹腔、四句腔四大主腔，还有多种小调。新中国成立前，阳新县只有非职业的“呼拢班”;新中国成立后，阳新采茶戏开始受到政府的关注和保护。
《采茶戏的名与实――采茶戏若干问题辨析》（衣萍）提出，采茶戏大体来源于采茶歌、采茶调，也有的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茶灯，并且与其他艺术相结合不断地发展完善而成。采茶戏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采茶活动是采茶戏的生活根基，采茶调正是其最初的艺术形式，茶灯则是歌舞兼备的进一步表现。清康熙年间，流行于赣北各县及湖北阳新、广济等地的武宁采茶戏，就渊源于江西北部武宁的“茶歌”（即“采茶调”），后博采道教音乐、民间说唱、赣南采茶戏、湖北茶歌、黄梅戏众家之长，自成体系。《采茶戏音乐的生发、传播与变异》（冯光钰）也这么认为。各采茶剧种的生成与本土的民歌、歌舞音乐有密切关系，加之民间艺人的流动加强了彼此的横向传播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地采茶戏的成熟与发展。但该文章认为，宋元以来各地就流传着唱采茶的习俗，在元散曲作品中，已有用[采茶歌]演唱的曲目，但[采茶歌]与成于明清的采茶戏是否有渊源关系因没有音乐曲牌作证而无法推论。《鄂东南采茶戏花鼓戏同出一源》（学犁）也从采茶戏老艺人的口中证实“通山、阳新采茶戏，都来源于黄梅……相传阳新采茶戏是在清朝乾隆年间，由黄梅逃水荒的灾民敲道情筒（即渔鼓）传到阳新的”。与此相似的论述还出现在《采茶花开三百载，黄梅飘香醉神州》（李玖久）、《阳新采茶戏调查报告》（阮琼刚）、《论湖北地方小戏的生存空间与发展范式――以阳新采茶戏为例》（韩晗）等文章中。
但采茶戏的内容鲜与茶事有关。《论湖北地方小戏的生存空间与发展范式――以阳新采茶戏为例》（韩晗）梳理了阳新采茶戏现存的十四个剧目，指出正在上演的阳新采茶戏多以历史剧为主。《采茶戏的名与实――采茶戏若干问题辨析》（衣萍）也提到采茶戏剧目，多是根据历史生活、现代生活和当地民间故事改编的，也有来自其他剧种的剧目。
阳新采茶戏唱腔有北腔、汉腔、叹腔、四句腔四大主腔，还有多种小调。关于采茶戏唱腔、音乐的详细论述，在《采茶戏音乐的生发、传播与变异》（冯光钰）、《采茶花开三百载，黄梅飘香醉神州》（李玖久）两篇论文中有详尽的介绍。
3.阳新采茶戏的现状评述
在戏曲生存土壤受到挤占的当代社会，阳新采茶戏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困境。2006年《黄石日报》――《阳新采茶戏：期待山茶花再怒放》（毛新香）：阳新采茶戏传承至今已有11代，1979到1989年是鼎盛时期，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一度陷入“凋零”境地，近几年得到了政府每年100多万元的扶持，其他乡镇也新出了一些自发成立的采茶戏剧团。
目前，阳新采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阳新采茶剧团”。该剧团也是全省现存唯一一家专业采茶剧团。《浅析湖北地区戏曲剧种的流布现状》（龚战）提到：阳新采茶戏多分布流行于咸宁地区（引自《中国戏曲志・戏曲卷・湖北地方戏剧种概况》）。《论湖北地方小戏的生存空间与发展范式――以阳新采茶戏为例》（韩晗）称：阳新县的古戏楼，目前仍常有演出，村民们也形成了演戏、看戏的艺术习惯。2008年整理得出，现阳新采茶戏常演的剧目主要是《库岛红烛》、《山中一片云》、《闯土杀亲》、《荞麦模赶寿》四部，正在上演的剧目内容上多以历史剧为主，而创作上多是新人新编的作品，而这二者的结合“是阳新采茶戏为何能够在当下度过‘戏曲寒冬的’原因”。
此外，该文章还指出：“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阳新地区涌现出大量的采茶戏人才：国家一级作曲家李家高，国家一级编剧俞畅识;国家一级演员向东桂、崔小牛、程国华等人，他们在阳新甚至湖北省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与喜爱，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根据相关文献中对戏曲发展困境的分析可以蠡测，目前阳新采茶戏的发展面临的困难的主要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大众的娱乐消费模式转变，戏曲观众群缩减。《传统戏曲文化产业的困境、机遇和发展方略》（严丽娟）认为，传统戏曲艺术故事情节节奏感过慢，不能满足人们“短、平、快”的文化消费口味，因此当今戏曲的观众群缩减，受到人们文化消费思想上的冷落。《从心态看戏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传统戏曲的当代思考》（万千）也认为，观众文化心态、审美需求的转变使传统戏曲在艺坛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一来，出现在在当今戏曲舞台上的剧目有许多还属于旧时代审美心态的产物。二来，开放、自由、追寻刺激的现代心态，与戏曲体现的传统中国人迟缓、稳定的文化心态相悖。与此相类似的观点也在大部分有关戏剧困境分析的论文中有所提及。如《金华婺剧发展现状及市场化运营》（黄秋萍）以金华地方小戏“婺剧”为例分析道：信息化时代中成长的年轻人对陈旧的剧本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没有较高认可度。加之“当代观众追求综合性舞台感受和高雅文化享受的双重满足”（《论“戏曲危机”与民族传统演剧艺术的产业化》（张朝霞），传统戏曲模式在这种审美风尚下只能面临观众的流失。
其次，戏曲的市场管理和运营方式相对落后，剧团难以维系。①政府集权程度较高，束缚了戏曲的市场化。“从制定计划到组织实施，从编排戏曲剧目到正式进场演出，都基本由政府手上挥舞的指挥棒指挥而非市场，政府在传统戏曲文化艺术的发展方面，主要重视社会效益和价值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济效益。”（《传统戏曲文化产业的困境、机遇和发展方略》（严丽娟））②资金不足，市场狭小，恶性循环。戏曲文化市场的投资主要来自政府，限制了戏曲文化产业的投资规模，导致连锁反应――戏曲文化市场竞争力不足，缺乏吸引力、市场份额小，因此戏曲院团面临资金不足难以维系的状况。③管理不科学。《金华婺剧发展现状及市场化运营》（黄秋萍）一文称：地方小戏剧团多由政府职能部门管理或民间自发组织抽检，缺乏科学的企业组织和管理观念和统一筹划、组织。演员因出场费微薄而依靠第二职业生活、没有明确职责分工和定位等现状，导致地方剧团管理出现漏洞。
此外，戏曲本身自有的“故障”也对戏剧产业的发展有所制约。①一些地方小戏自身艺术性不高，作品故事不够精彩、唱腔不够规范、台词不够精致、音乐不够优美。张洪浩《地方小戏的魅力与危机》认为，地方小戏缺乏优秀剧作来使之发展壮大。②剧本单一，缺乏时代气息。《金华婺剧发展现状及市场化运营》（黄秋萍）就提到，地方小戏婺剧的剧本题材主要为神话、历史故事，且这些故事多为人熟知，导致影响该剧种的市场开拓。且地方方言腔调难为大众所接受。③缺乏有效宣传。地方戏剧主要靠少许新闻报道和部分宣传彩页，以及乡间口头散播为其宣传手段。有“非长期票友的民众因不知道演出信息而错过观赏。……受众定位是老年人，其宣传不能够有效的引起民众注意，忽略了对非老年市场对的培养”的现象出现。④地方戏剧缺少长期发展战略。黄秋萍分析道：地方剧团没有以商业化本质看待自身成长，没有长期发展战略，定位不清，导致地方婺剧剧团勉强达到盈亏平衡，自身发展停滞不前。⑤剧本创新改编困难。《浅论当下传统戏曲改编的难题》（浦晗）一文从审美风尚复杂多变、“经典化”与“现代化”问题、“文学性”与“剧场性”矛盾、电子媒介组织操纵四个方面分析了当今传统戏曲改编的困难，就如何将传统剧本中的现实与历史、新旧审美观念、“文学性”与剧场效果、荧幕图像与传统写意手法之间的平衡，向戏曲编剧提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
4.阳新采茶戏的发展策略：
目前，专门针对阳新采茶戏突围方法研究的论文存在空白，我们只能从传统地方戏曲改革的方式策略借鉴经验，结合阳新采茶戏的现实情况，进而提出有效的突围方法。而地方传统戏曲的改革，可以概括为“三改”方针（《传统戏曲的危机和新变》叶长海），即改进戏曲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改造戏曲艺人的世界观和改革戏曲剧团的管理体制。
第一，改戏。改戏包括改革内容和改革形式。改革内容又包括五个方面：思想、题材、人物形象、传统特色和地域特色以及剧本。在思想上，余青峰于《传统戏曲的坚守与创新》一文中提出要有前瞻性的思想深度，贯通现代人的心灵。叶青于《地方戏创新的成功探索》中说明，在题材上，要有对重大现实题材匠心独具的切入和深刻的主题挖掘。在人物形象上，人物性格应立体而鲜活，性格冲突应成为推进剧情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传统特色上，要能“独具慧眼”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打造文化精品振兴地方戏曲―以柳琴戏为例谈地方戏曲的保护与发展》（赵建玲）》，还要追求“美好的自我”（《传统戏曲的危机与新变》（叶长海））。在剧本上，在创作好的剧本以外，还应当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开拓华语市场（《台湾传统戏曲的产业化对策》（魏然）》。改革形式包括三个方面：舞台、剧本表现手段和语言。在舞台上，应当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使舞美更具时代特色（叶长海）。在剧本表现手段上，应尽量合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将现代情思与多元叙事有机结合。在语言上，传统戏曲要想生生不息，就必须适当注入当代语言，尤其是为人民大众喜闻乐听的民间语言。（魏然）
第二，改人。这里的“人”包括戏曲艺人和戏曲观赏者，即观众。对于戏曲艺人而言，要培养和推出一批技术过硬、水平一流、德艺双馨的有影响的中青年艺术人才（《打造文化精品振兴地方戏曲―以柳琴戏为例谈地方戏曲的保护与发展》（赵建玲）），加强学校的专业教育（《戏曲文化传播的危机与振》（刘兴武、吴晓明）），创新人才机制，确保后继有人（《戏曲文化的旅游价值及其开发利用》（于有容）），并重建戏曲队伍的艺术理想，增强他们的艺术事业心（《戏曲的危机与生机》（唐全贤））。对于观众而言，要分析研究观众，不仅要了解各地方的差异， 还要了解时代的变化（《传统戏曲的危机与新变》（叶长海）》。赵建玲也认为要留住老观众，吸引新观众，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办戏唱戏”。同时还可以借鉴台湾国光剧团的成功案例，一改昔日正统的、死板的说教形象，力求做到深入浅出、活泼有趣（《台湾传统戏曲的产业化对策》（魏然））。
第三，改制。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点，关键在于要建立开发、表演、研究、传播的立体化发展格局（《传统戏曲文化产业的困境机遇和发展方略》严丽娟）。具体说来，则要分以下几个方面同步进行。首先是市场。对此，严丽娟认为深化传统戏曲文化市场体制改革，应该实施市场调配为主、政府扶持的保护性发展策略，同时抓好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赵先正在《传统戏曲艺术该如何应对市场的挑战》一文中也申明，面对市场经济，必须主动面向市场，积极寻找市场，自觉开拓市场，切实巩固市场。除此之外，对不同的市场和受众开展不同的市场分析与调研，对受众的数量、群体的特征和演出环境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规划也必不可少（《金华婺剧发展现状及市场化运营》黄秋萍）。但也要注意防止不顾传统戏曲本质和灵魂的庸俗化“创新”，反对片面迎合市场（《论地方戏曲的保护与创新发展》（常文丽））。其次是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护。对此，常文丽提出“三重保护”：一是物化保护，二是对重点戏曲人才和重要艺术流派进行保护，三是分门别类对地方戏曲给予资金和政策扶持。于有容则在他的《戏曲文化的旅游价值及其开发利用》中针对第三点提出具体措施，即树立政府搭台、剧团与企业唱戏的观念，支持国有剧团和民间剧团的发展;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制定一系列倾斜政策;以及改革奖励制度等。此外，他还呼吁完善保护机制，加强立法。既要重视保护，又要重视开发，还要重视地方戏曲的教学与科研，大力培养传承人。再次是宣传与现代传媒。面对地方剧团在宣传过程中手段单一、方式陈旧的现状，赵建玲提出应当重视电视、互联网等技术手段以及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严丽娟还认为，应提高传统戏曲文化产品生产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手段。另外，企业化管理。不仅要采取科学的企业化管理模式，责权分清，各司其职（黄秋萍），更要改进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如艺术法人制、艺术总监制、项目签约制、艺术团体股份制改造等，形成不同形式和层次的新布局，从根本上转变地方戏剧院的经济增长方式 （于有容）。最后是与旅游业相结合。钟俊昆在他的《论赣南采茶戏的旅游开发》中对此作了详细的方案规划，包括开拓多样化的盈利模式、增强顾客流的宣传作用、重视信息流的支持作用、依托产茶胜地进行采茶戏的旅游开发、借助茶文化节庆等活动大力宣传以及开展采茶戏国内国际学习交流活动。于有容则从舞台演出、人文景观和旅游纪念品三个方面提出建议。在这一方面台湾也为我们提供了范本，建立了台湾戏剧馆，提倡“戏曲旅游”的结合方式，发挥衍生效应（《台湾传统戏曲的产业化对策》（魏然））。
最后的最后，我们应耐心面对传统戏剧的突围，对戏曲艺术的振兴保持希望。《论“戏曲危机”与民族传统演剧艺术的产业化》（张朝霞）通过纵向分析20世纪以来的两次大“戏曲危机”论思潮，提出“所谓‘危机’，不过是某一特殊历史条件下，戏曲与时代的短暂“失和”。两次‘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戏曲为适应时代所进行的种种调试”，古老的戏曲艺术不会灭亡，而是还会赢得新的生机。《台湾传统戏曲的产业化对策》（魏然）一文则引用了某些学者对创新问题的犀利看法――创新原本应该是经历了大量的学习与模仿之后，对传统艰难的超越，它是在无数一般的、普通的艺术家大量模仿和重复之作基础上偶尔出现的惊鸿一瞥。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到当代戏曲的创新和对时代的适应需要时间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所有致力于其保护、创新、研究的人员都需要保持耐心、恒心和希望。
三.总结
综上，从学术研究历史、阳新采茶戏的历史发展、现状评述和发展策略四方面，不难总结出：以往学界对戏曲的危机及创新发展研究较为丰富详尽，为阳新采茶戏的困境和突围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经验。且对阳新采茶戏的新闻报道较多，利于从中对阳新采茶戏的现状进行理性认识。然而研究阳新采茶戏的专门著作、论文较少，其困境和发展策略的论述较多借鉴于抽象的戏曲发展策略，鲜少有结合阳新采茶戏现实状况而提出的具有实践性、针对性的突围方法。因此，后期的研究工作应该从以往研究中借鉴经验，了解不足，以求进行更具有学术性的现状评述，并结合实地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和情况，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参考文献
[1]严丽娟.传统戏曲文化产业的困境、机遇和发展方略[J].神州，2013（5）
[2]叶青.地方戏创新的成功探索[N].中国文化报，2009-06-15（4）
[3]韩晗.论湖北地方小戏的生存空间与发展范式――以“阳新采茶戏”为例[J].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2012（0）
与昆剧演出活动复苏相对应的是昆剧表演的理论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丰富的昆剧“文”“曲”资源相比，前人留下的关于表演艺术方面的素材实在是少得可怜。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社会戏曲艺人们地位低下，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根本不会有人去对他们的演出技艺等情况加以关注、记载，更不要说是研究了；另一方面，戏曲艺人师徒之间“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给实际演出资料的留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戏曲表演理论研究的发展。纵观明清两代，也仅有潘之恒、李渔等少数戏曲评论家在他们的戏曲理论著作中涉及到搬演理论。［1］新中国成立后，昆剧艺人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在苏州昆剧传习所学习的经历，除了学戏，还有文化教师开课教授国文。因此，很多昆剧艺人不仅是表演大家，而且文化素养较高，有很好的表达能力，这就使得曾经必须“口传心授”的表演技艺被记录下来成为一种可能。五六十年代首开先河的两本著作是《昆剧表演一得》（徐凌云口述，管际安、陆兼之记录整理，共三集，先后于1959年6月、1959年10月和1960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我演昆丑》（华传浩口述，陆兼之记录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地昆剧院团和曲会曲社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演出实践的繁荣推动了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这一时期的昆剧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并形成了普通高校、文化系统、业余曲友三足鼎立的局面。文化系统特别是昆剧艺人是研究表演艺术的主力军，一大批昆剧艺人记录，总结演出、曲唱经验的谈艺录迅速涌现，涉及演员艺术生涯以及舞台表演的各种技艺，如《俞振飞艺术论集》（王家熙、许寅等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王传淞口述，沈祖安、王德良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昆剧生涯六十年》（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口述，刘东升整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等。［2］这些谈艺录在数量上较五六十年代要更多，总结也更深刻全面。进入90年代以后，很多昆剧老艺人都已退休离职，或因年岁渐大而精力有限，因此这一时期的谈艺录多是后辈对他们表演艺术的研究探讨，如《郑传鉴及其表演艺术》（胡忌编，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继青表演艺术》（中国昆剧研究会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艺海一粟——汪世瑜谈艺录》（章骥、程曙鹏主编，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3年版），也有一些后辈的自述，如《我——一个孤独的女小生》（上海昆剧团岳美缇著，文汇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昆剧艺术家的谈艺录可谓珠玑满目，弥足珍贵，很多都可作为昆剧演员从业的教科书，但从20世纪整体的昆剧表演艺术研究发展的进程来看，仍是碎金散玉的感性体悟，只能称之为“一得”。
二、断章残篇的理性总结
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戏剧观念的传入，传统与现代产生了激烈的震荡，旧学深厚的传统文人继承前人的研究方法，“补前修之未逮，阐曲学之奥妙”，更开阔思路，致力于用科学的、系统的方法去重新审视昆剧这个古老的传统文化。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昆剧表演艺术的理论著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戏曲这个大范畴里探讨戏曲表演艺术普遍性的基本规律。如张庚《戏曲表演问题》（通俗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陈幼韩《戏曲表演美学探索》(中国戏曲出版社，1986年版)、李春熹《作为演出艺术的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黄克保《谈戏曲表现手法》（上海文化社，1957年版）、陈幼韩《试论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表演程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张卉《戏曲表演知识三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程砚秋《戏曲表演的四工五法》、白云生《生旦净末丑的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白云生《戏曲的唱念和形体锻炼》（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万凤妹《戏曲身段表演基础训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孙兴作《戏曲武功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李熙《中国戏曲表演技术概要》（文华图书公司，1981年版）、傅雪漪《戏曲传统声乐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黄克保《戏曲表演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郑黛琼《中国戏剧之净脚研究》（学海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二是夹杂在昆剧史论剧说中的关于表演艺术的论述。如胡忌、刘致中著《昆剧发展史》（中华书局，1989年初版）兼顾文学（剧本创作）和演出这两条线，考述了家庭戏班、职业戏班和宫廷演剧的兴衰更迭，以及大江南北的演出状况，并对徽昆、湘昆、北昆、浙江永昆、金昆等不同地域支派的表演特征进行总结；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理论思潮为主轴，辅以剧本创作、声腔唱谱、舞台表演三个方面，梳理了从昆腔崛起前夕到康雍乾时代的昆曲曲家、评论家的理论著作；李晓的《中国昆曲》(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分为《昆曲概论》和《昆曲史略》两大部分，前者有关于昆剧舞台表演特征和价值的论述，后者涉及昆剧演出形态、昆班兴衰及各种表演风格的交替。此外，还有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从微观角度对昆剧表演艺术进行探讨。如丁修询《试谈昆曲表演的舞台动作方法》（《戏剧报》，1956年5月30日）、陈适《谈永嘉昆剧生旦的表演艺术》（《戏剧报》，1958年第1期）、丁修询《昆剧表演程式的本质、构成和运用》（《戏剧艺术》，1983年第2期）、李晓《昆剧表演艺术的“乾嘉传统”及其传承》（《艺术百家》，1997年第6期）、李晓《南昆表演艺术的体系及其创造法则》（《艺术百家》，1998年第3期）、冷桂军《昆曲表演艺术的形式特征》（2002年苏州大学硕士论文）、周秦《论昆曲舞台表演艺术的写意性原则》（《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欧阳启明《天然去雕饰——浅析王传蕖昆曲表演艺术特色》（《中国戏剧》，2005年第6期）、陈芳《从〈搜山、打车〉身段谱探抉昆剧表演的“乾、嘉传统”》（《戏曲研究》，2006年第3期）、顾笃璜《人物分类、演员分行及表演艺术之传承述略——昆剧传统表演艺术初探之一》（《艺术百家》，2008年第5期）、王焱《论昆曲表演的传承与法律保护》（《200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论坛暨国际学术会议——“传统技艺与当代社会发展”论文集》）、刘志宏《昆曲表演的虚实处理艺术小议》（《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赵天为《昆曲表演艺术的传承——以折子戏〈惊梦〉为例》（《文艺争鸣》，2010年24期）、丁修询《昆曲演剧方法与中国演剧体系——关于〈昆曲表演学〉(技术技巧卷)中的一些问题》（《艺术百家》，2011年第3期）、赵晓红《从〈搜山、打车〉看昆曲表演传承的“原汁原味”》（《艺术百家》，2012年第1期）、袁伟珅《昆剧折子戏〈水浒记•借茶〉的舞台表演特色》（《大众文艺》，2012年15期）、缪磊《昆剧折子戏〈风筝误•惊丑〉的表演特色》（《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刘亚玲《深化语文教学改革,提高昆曲表演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2期）、徐凌恒《昆曲表演艺术三题——“歌”“舞”“情”》（《科学大众》，2013年第9期）等等。
三、系统性的体系建构尝试
淮北地方高校应开设地方戏曲专业及课程，聘请戏曲专业师资任教
淮北地方高校应开设地方戏曲专业，充分吸收同类戏曲教育专业的优秀培养经验，从淮北地方戏曲教育自身的特点出发，制定淮北地方戏曲教育培养方案，培养具有较高艺术修养，具备和掌握淮北地方戏曲表演艺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巧，能够在淮北地方戏曲舞台、影视等艺术活动中独立完成不同人物形象创作的专门人才；培养从事淮北地方戏曲普及与推广的德智体全面合格的群众文化艺术人才。在教育中采用全新的培养手段和方法，实行新做法，按照“全程规划、分段培养、因材施教、个性辅导”的教学步骤，强调实践教学环节，教学质量高标准、培养人才严要求，将“口传心授”的传统戏曲教育方法纳入高等学校戏曲教育的科学模式中，扬长避短，凸显专业特色，为安徽戏曲文化传承发展输送优秀人才。与此同时，淮北地方高校还应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聘请戏曲专业师资任教，组织淮北地方戏曲科研讨论，邀请戏曲表演艺术家来学校讲课教戏或辅导排练。开设相关戏曲课程，如：《戏曲赏析》、《戏曲表演基础》、《地方戏曲音乐舞蹈》等，引导教育大学生了解中国戏曲，认识中国地方戏曲，普及淮北地方戏曲。教育大学生从戏曲中学习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音乐舞蹈、舞美表演等等，从中汲取知识营养提高自身艺术修养、文化内涵和综合素质，引领大学生丰富审美体验、提升精神境界，从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营造富有人文内涵的校园文化。
淮北地方高校要建设大学生戏曲社团，拓展淮北地方戏曲学生观众
在高校成立大学生戏曲社团，南京师范大学光裕戏曲社是一个典范。光裕戏曲社成立于2003年9月，是一个拥有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扬剧、豫剧、锡剧、评剧、苏州评弹等多个剧种，自发成立，自主管理，自力更生举办各种类型活动的校级学生社团，在校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光前应种书中粟，裕后宜耕心上田。”光裕戏曲社作为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特色社团，以弘扬戏曲艺术，丰富校园活动为己任。光裕戏曲社团每周都有固定的活动：周六下午是戏曲排练，邀请艺术家或资深社员亲自来校指导；周五晚是戏曲欣赏，播放各剧种经典剧目，组织艺术讨论。例如，播放各个剧种的《西厢记》然后请专家来进行深入的阐述。此外，社团还组织社员去南京市文联戏曲培训班、雨花老年大学戏曲班学习，不定期观看各类戏曲演出，广泛开展和省内外戏曲艺术家的交流。社团聘请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以及江苏省京剧院、江苏省锡剧团、南京市越剧团等表演艺术家为该社的指导老师，每周请表演艺术家来学校讲课教戏或辅导排练。社团还与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戏曲社团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展开了丰富的交流。除了举办一年一度的“南京高校戏曲社团联谊演唱会”之外，还积极参与各高校戏曲社团的活动，并在网上建立网站与论坛，进行活动通知、活动总结回顾、艺术探讨、演出资讯及社员交流等各项活动。在全体社员的共同努力下，社团和社员多次在校级、省市、部级的评比中获奖。社团举办的“戏韵流觞”、“曲韵韶华”等戏曲专场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日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也受到媒体、专业艺术院团、艺术家、戏迷以及高校兄弟社团的一致好评。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很多同学都成为了疯狂的戏迷。他们通过学习感受到戏曲艺术中蕴含着的传统民族文化和中华传统道德，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不懂芭蕾舞但是不能不懂中国戏曲。没有观众就没有戏曲。大学校园的学生是戏曲传承与发展的生力军，可以说中华戏曲文化的未来如何掌握在未来观众的手中。笔者认为，淮北地方高校也应如此。校团委可成立大学生戏曲社团，合理利用地方资源，可先从淮北地方戏曲做起，开设戏曲类公选课程，聘请地方戏曲专业的教师、演员来学校讲课教戏或辅导排练，为学生讲解示范，言传身教，每年坚持排演一些大学生较容易接受和喜爱的戏曲作品（比如排演一些短而精的折子戏），作为学校的文化活动与对外交流的品牌和窗口，广泛开展戏曲表演、艺术交流等各项活动，形成一种文化氛围。相信这样会大大提高学生对淮北地方戏曲的兴趣，取得显著的成绩。
淮北地方戏曲院团应与地方高校合作，建立地方戏曲教育基地，寻求共同发展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