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 “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 释：
[1] 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 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 如：宋正海 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 郭树勇、郑桂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 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 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 同上。
[13] 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 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 同上，第281页。
[16] 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 如：“吴晗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 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 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 同上，第55-56页。
[23] 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 同上，第64页。
[26] 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 同上，第84页。
[28] 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 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 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 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 “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9]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家利益 中国海外利益 国家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从一个区域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早在2004年8月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时就强调，要增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就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在全球化时代维护中国海外利益具有紧迫性和长期性，成为国家战略的重点关注内容。
一、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新变化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发生的新变化包括国家利益构成新变化和维护国家利益手段的新变化。
（一）国家利益的构成发生新变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家利益亦突破传统的界限，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利益的内涵扩展；二是国家海外利益增大。
1.国家利益内涵扩展
随着国家各领域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家利益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主要关注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军事利益、经济利益等领域，但当今与非传统威胁相关的包括环境利益、气候利益等问题也成为国家利益关注的领域。
2.国家海外利益增大
国家的海外利益，指的是一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通过全球联系产生的，在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存在的，主要以国际合约形式表现的国家利益。
由于一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地向本国领土以外延伸，而且一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国家利益构成的新变化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国家海外利益增大。
中国的国力的增长，随着快速增长的国际利益，给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一个国家的国力越强，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将有更大的的影响力，并在协调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因此，中国的国家战略的设计需要兼顾国内外利益，关注海外利益的发展，从容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
（二）国家利益维护手段的新变化
国家利益构成发生的新变化，导致了国家利益的维护手段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在全球化时代一国国家利益与他国利益相互交织，国家利益维护手段的选择也必然须兼顾他国利益。具体来说，一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应急机制和外交管理来维护国家利益。
1.国家利益维护的国际合作
当前以非传统威胁为代表的全球性问题已超越了国家边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应对所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双边合作、多边合作等多层次的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此外，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处理大国关系、领土争端，应对分裂势力及国际危机事件等都需要推动多边对话，增加互信，大力推进互利双赢型的海外利益。
2.国家利益维护的应急机制
建立和完善国家利益维护的应急机制，主要是为了预防和处理海外危机事件，其中包括领事保护预警机制，紧急事件处理机制，与国际反恐相关的机制及领事保护协助机制等四方面的应急机制。 应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更有效地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保护我国海外公民安全，为维护海外利益提供制度保障。
3.国家利益维护的外交管理
通过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和国家权力的外交机构进行外交管理，指的是通过强化对外交机构、外交事务的管理来提高海外利益保护的效率。加强外交管理，有助于外交机构充分发挥其职能和作用，提高外交工作的成效，更好地维护国家海外利益。
二、中国海外利益的界定及主要构成
（一）中国海外利益界定
一方面，中国海外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海外延伸，是领土主权管辖之外的国家利益，就是说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利益要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界定，是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不同主体通过全球性联系，以国际合约形式表现的国家利益。
（二）中国海外利益的构成
1.海外战略利益
中国海外战略利益主要包括妥善解决主权领土争端、避免挑战美国霸权地位、建立区域集体合作安全保障机制、维护周边地区稳定、建立一支维护海外利益的强大军事力量等内容。
冷战结束后,随着超级大国对抗在南中国海海域的相对缓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相对弱化,南中国海问题持续升湿,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同时,南中国海问题研巧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在南中国海争端中,越南立场强硬、态度坚决、获利丰厚,是南中国海问题日益复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越苗1945年宣布独立之时就开始积极关注南中国海,其南中国海政策根据核也、国家利益的变化而调整。1945年至19巧年期间,为了抗击法国和美国的军事入侵,保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越南共产觉的生存,越南急需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多次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岛礁拥有主权。但自1976年越南统一之后,其对东南亚地区的巧也逐渐显露,试图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东南亚地区霸权。W此为契机,越南政府继续推行南越(越南共和国)非法占领南中国海岛礁的策略,并逐步增加了非法占领的岛礁数量,强化了非法占领的力度。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受到经济援助减少、政治领域动荡、军事支持弱化的冲击。接替苏联的俄罗斯国力衰微,不断缩小在金兰湾的驻军规模,失去外援的越南开始逐步调整其南中国海政策并放弃谋求区域霸权的策略,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
冷战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中越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地扩大,越南对其南中国海政策进斤了重大调整。首先,积极将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南中国海争端,W此增加中国的战略压力,获取其在南中国海的实际利益。其次试图将中越南中国海争端东盟化,借助东盟的整体力量与中国博弈。越南南中国海政策的调整与中国制定的"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背道而驰,为争端的缓和及解决带来了重大困难。在"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这一命题的学术研巧上,国内学者一般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关注中国的爵家矛4益和战略空间。因此,国内学者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带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客观公正的逻辑判断略显缺失。本研巧试图从越南的视角出发,冷战后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冷城结束后,面对新的国际政治格局越南南中国海政策的构成、历史演变、产生原因、对中国南中国海政策的挑战W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等问题。
从国际关系史角度来看,冷战的结束塑造了当今的国际关系,也是越南南中国海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冷战后,支持越南实施其南中国海政策的苏联解体,送一重大国际背景转变,迫使越南对其南中国海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因此,冷战结束是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W冷战结束为标志,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推行至今。本研究W越商方面的南中国海政策为基本研究视角,系统、全面的对送一命题进行了分析,由此推演出越南南中国海政策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的应对策略。综上,对"冷战后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这一学术命题进斤深入研巧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冷战结束1^^来,伴随着南中国海局势的升温,南中国海争端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越南作为南中国海声索国之一,态度强硬,主张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冷战后,越南不断出台政策维护其在南中国海的既得利益,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1.2.1国内研究现状
中越南中国海争端事关我国核也国家利益,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有一定的关注,也做出了一些成果。梁英名、梁志明指出,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并非一直就有,也并非一成不变,真正意义上的越南南中国海政策产生于1975年越南统一之后,冷战后其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进行了重大调整。李金明认为,越商和菲律宾为巩固和拓展其在南中国海的既得利益试图引诱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大国势力参与这一争端。钟飞腾认为,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和其内部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而中国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突破点就是越南的内部政治因素。鞠海龙对东盟各国南中国海政策的相关法规做了整体研巧,他认为越南和菲律宾试图借助东盟的区域整合优势增强各自的话语权,从而增加了南中国海争端的复杂性。W此为背景,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有进一步强硬的趋向。成汉平认为,在21世纪之前,越南W侵犯我国南中国海海域的岛礁作为其海洋安全的基点,并未形成系统的南中国海政策,而在21世纪新的世界格局之下其南中国海政策才逐渐形成,我国应当从外交、经济、军事H个层面采取措施应对越南的海洋安全战略。蒋玉山对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从主要内容、动因分析和趋势预测H个层面进行论述。他认为,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的重也是维护其在南中国海所获取的经济利益。张文木从地缘政治角度对中国当今的战略环境进行了分析,指出;越南是中国的天然战略盟友,中国在解决中越南中国海争端时应适当考虑越南在南中国海的战略巧益,而不应采取使南中国海局势失控的措施。除两国关系外,中越两党关系也非同寻常。中越两党关系对于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最终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有重要意义。此外,冯梁主编的《亚太主要国家海详安全战略研究》、吴艳撰写的《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分析》、鞠海龙撰写的《菲律宾的南海政策》也对送一命题有所涉及。
1.2.2国外研究现状
近代W来,西方国家幅起于海详。海洋、海权等问题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受政治现实主义影响,国外学者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研究大多W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为逻辑起点,W图对这一争端的发展趋向做出预测。研究的重也是海权和海上战略对其国家利益和海上霸权的重要作用。此外,他们一般会选取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小国或者中等国家的海详权益仅仅作为大国海权和海洋战略的参考变量。例如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认为越南、菲律宾等中等国家只是东、西方大国争夺南中国海海域制海权的战略要地,法国殖民政府占领越南是为了实现对这-海域的控制。安德鲁-S.埃里克森、莱尔-J.格尔茨坦、李楠主编的《中国、美国与21世纪海权》W中美两个大国为研巧对象,在谈及中美在南中国海的利益时,认为越南没有实力与送两个大国对抗,其南中国海政策的核也就是依靠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获取实际利益。越南扮演的角色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中美苏战略H角"的中国。而处于不断晒起中的中国将会在与美国磋商的基础上实现中越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越南在这场大国博弈中注定被边缘化。Liselott、Odgaard在MaritimeSecuritybetweenChinaandSoutheastAsia—ConflictAndcooperationinthe makingofregionalorder—书中探讨了南中国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认为海域安全上的缺乏互信及军备竞赛的升级将促成中国与东盟各国为避免"零和博弈"形成一个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机制,这一机制的最终成型将会为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提供系统、全面的磋商体系。另外,德国学者乔尔根舒尔茨认为,在当今亚洲,中国的海洋战略引起了南中国海局势的不稳定,南中国海争端声索国为寻求安全寄希望于美国等域外大国对中国海洋政策实施"遏制"策略。印度学者雷嘉.莫汉所著《中印海洋大战略》对中印海洋战略进行了宏观对比,得出结论:中印之间的海洋战略的冲突性大于协调性。为实现印度的海洋战略,印度应加强与越南的合作,支持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
中外学者在南中国海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由于价值观念和国家利益的主导性作用,将越南作为研巧对象来探巧其南中国海政策内容的学术研巧较少,而将冷战后的越南南中国海政策进行详尽分析的学术研巧更为稀少。本研巧正是立足于此,W期有新意,有价值。
1.3论文的结构及创新点
1.3.1论文结构
本文W冷战后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为研巧对象,分析了其内容、动因、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应对措施等问题。全文共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阐述文章选题的目的、意义、中外研究现状W及论文所包含的主体内容框架和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阐述了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的历史演变和主要内容,属于"是什么"层面。将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按照历史节点分为四个阶段,概述这/I个阶段的主要内容和影响,从而展开对冷战后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的论述和研巧。第H部分从内因和外因两个层面分析了冷战后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产生的缘由。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因素是越南南中国海政策的内因;鉴于其自身实力有限,试图借助域外大国力量同中国进行博弈和对抗是越南南中国海政策的外因。第四部分结合历史事件和中越双方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立场,演绎出越南这一政策对于当今中国提出的挑战,主要包括对中国形成的主权威胁和领王完整挑战。第五部分是中国的应对措施。主要从加强海洋战略建设、发展中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展开外交活动H个层面进行论述。
1.3. 2研究重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本研巧有5个研究重点,首先,越南采取日趋强硬的南中国海政策的原因分析。在这一争端中,越南并非无端挑起争端,也并非故意挑战中園。南中国海对越南的国家利益意义重大,越南难在南中国海争端中做出让步的最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其次,越南积极引入大国势力干涉中越南中国海争端的意图。作为小国,越南缺芝同中国进行博弈的国家实力,但是越南通过外交手段将东盟各国的国家利益甚至是域外大国的国家利益牵扯到南中国海问题之中,从而获取国陈社会的支持,增强与中国对抗能力。研究越南的意图对增强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话语权极为重要。最后，冷战后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在结构上这一部分是“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和“中国的应对策略”上的过渡部分，关系到全文的结构衔接;在内容上，这部分是本研究的逻辑中心。
创新之处有两点。第一，本研究站在越南的视角分析其冷战后的南中国海政策，能在更大程度上保证研究的客观性。第二，本研究在“中国的应对策略”这一部分中提出以地缘优势和经济优势为重心积极发展中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论述过程中还会将军备控制因素考虑在内，从而为中越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提供一定的策略建议。
1.4研究方法
1 .4. 1文献研究法
学术研究必然要建立在对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占有之上，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笔者以“冷战后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为主题，将关键词、相似词作为基本要素搜集大量的材料(包括报纸、刊物、图书、文件、档案、报表、报告以及各种印刷材料等)，将其综合起来，整理和分析出冷战后越南南中国海政策的相关理论、观点与方法，为本研究构建理论支撑。
1 .4. 2综合分析法
从文献研究法中收集的资料规模庞大，鱼龙混杂。要找出真正有用的资料，就必须对所收集的材料进行综合、细致的分析，鉴别其优劣真伪，在借鉴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
1 .4. 3比较研究法
越南以外，中国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之间也存在海洋争端。声索国之间的海洋政策同越南有何相似、相同之处，又有何差异、不同之处?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对比分析这些问题对于从整体上和客观上把握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至关重要。所以本研究将立足于越南又不局限于越南，采用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方法从而更好地把握“冷战后越南的南中国海政策”这一主题。
论文关键词 海洋 软实力 构成要素
海洋是世界格局中增强国家地位，获取政治、外交发言权的重要领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海洋权益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为了争夺海洋资源、海洋空间等，国际海洋权益斗争也日益加剧。在相互依存、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实现利益诉求，需要更加注重海洋软实力的提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软实力研究成果的借鉴，确定了海洋软实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
一、海洋软实力的概念
（一）国内外软实力概念的梳理
为了更好地研究海洋软实力的构成，首先要对软实力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软实力”最早由约瑟夫·奈提出，他将“软实力”概念阐述为“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政策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国际政治议程的能力。目前，对于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阐述，各国学者尚未达成统一，其观点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类：
1.从软实力形态和构成要素的角度来定义。贝茨·吉尔认为，软实力主要来自于文化、政治和外交等软性因素的力量。阮宗泽认为，“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庞中英认为软力量可定义为：非物质的、无形的力量，包括奈举例的那些美国“软力量”，例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吸引力；国际结构性力量，指在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国际结构中拥有的权力；与军事或者战争力量不同的外交（主要是谈判）力量。
2.从软实力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角度来界定。郭树勇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对软实力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软实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即合秩序性发展的能力、对战争施以合法性限制的能力，以及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能力。”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从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互动来分析软实力包括哪些能力，而不是从内部角度分析软实力的构成。
3.从资源的运用方式上来说明软实力。詹姆斯·特劳布认为，软、硬实力这种两分法本身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没有考虑到军用直升机和航空母舰也可以产生软实力。如今，美军是开展所有工作的工具——战争、外交、社会政策和人道主义救援。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军队。简而言之，软实力不一定是软绵绵的。这种披着坚硬外壳的劝诱可能比通过典型工具展现的软实力（尤其是通过流行文化表现出来的软实力）更加有效。詹姆斯·特劳布的观点表明，对硬资源的运用方式决定了这一资源的运用效果和属性，军事资源用于战争时，它实现的是硬实力的效果，军事资源去救援救灾、推动友好交往时，则会发挥软实力的效果。
上述关于软实力的看法，各有所长，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软实力进行了分析。但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界定软实力，难以客观的反映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完整情况。要更客观、更全面的定义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同时关注构成软实力的资源、对资源的运用以及运用的结果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可以将国家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拥有的资源通过柔性方式运用，获得他国理解、认同与合作的能力。
（二）海洋软实力概念的界定
海洋软实力从实质上讲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国家软实力追求的是国家权益，国家权益包含很多组成部分，而海洋软实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它所追求的就是众多国家权益中的海洋权益。因此，对海洋软实力概念的界定可以建立在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借鉴，可以将海洋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拥有的资源通过柔性方式运用，获得他国理解、认同与合作以维护和获取海洋权益的能力。这一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强调软实力来自于对资源的运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即使拥有再多的资源，如果不能够被其他国家所了解和认知，就无法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同化力、感召力。以海洋文化为例，不是拥有了悠久的海洋文化，就具有了软实力，软实力是海洋文化被有效地运用而产生的结果，所以海洋文化本身不是海洋软实力，它只是海洋软实力的基础、海洋软实力的来源。
2.强调运用资源的方式是柔性的。无论是什么资源，必须运用柔性的方式，才有可能实现软实力的效果。虽然是软资源，但运用方式不是柔性的（比如交流、沟通、宣传、合作等），也无法达到软实力的作用。比如想推广一个国家的海洋价值观，虽然海洋价值观是软资源，但如果采用强迫、威胁等方式传播，达到的作用肯定是适得其反，此时的海洋价值观所发挥的效果就不是软实力。
3.强调软实力的来源涵盖所有的资源。不论是硬资源（军事、经济、科技等），还是软资源（文化、价值观、制度、政策等），只要运用方式得当，都能够产生吸引别国的力量。比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军用直升机和航空母舰，当它们投入到沿海地区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时，军队此时所发挥的作用就是海洋软实力了。所以，即便是军队，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硬资源，同样可以赢得民众的好感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发挥海洋软实力的作用。
以上对海洋软实力的界定方法既可以避免在海洋软实力研究过程中对资源进行不必要的软、硬形态的机械划分，因为有些资源无法进行绝对意义上的软、硬形态划分；同时还可以避免仅从某种或某几种资源的角度（如文化、制度等）去认知和界定海洋软实力，有助于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海洋软实力。
二、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海洋软实力来自于资源及对资源的柔性运用过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可产生海洋软实力的资源多种多样。学界通常认为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有威望的外交政策及国际影响力等，即文化、政治、外交三个方面。其实，软实力也可以来自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虽然不同的资源在软实力的形成中会有紧密而复杂的内在关系，但不容置疑的是，每种资源在软实力的形成中必然有其的独特作用。中国的发展不能只是硬实力的发展，还要重视历史文化、教育状况、法治水平、政府效能等软实力的综合建设。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国家利益的多向度化和新的竞争模式要求海权建设更加注重软实力的培育。接下来，本文就从政治、文化、外交、经济、军事、科技资源及其运用六个方面阐述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
（一）政治资源及其运用
对于现在的国际海洋制度，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面对。在遵守已经签署的海洋条约、公约和协议之外，更要加强对国际海洋法的研究和利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使我国在国际性海洋法律文件形成过程从一般参与转为积极介入，把本国的利益诉求借助国际法的规则反映出来，从而实现维护国家海洋利益的目的。同时，面对岛屿领土争端，要加快国内立法，使海洋边界划定更加明确，通过法律途径避免海上冲突，确保我国海洋权益的实现。
（二）文化资源及其运用
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海权强国相比，我国的海洋意识还比较薄弱，缺乏海洋文化传统。郑和远航的主要意图是宣扬国力，近代海军现代化试验也只是为了应对列强炮舰政策，它们都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海外贸易和合作增加，我国对海洋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是国民的整体海洋意识还有待提高。中国需要把海洋教育的内容注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去，通过互联网等传媒工具引导民众讨论和传播科学海权观，使我国民众更加关注海洋资源、海上交通安全等海洋权益问题，以此来推动我国海洋权益的实现。
（三）外交资源及其运用
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和交流。以南海问题为例，中国没有使用武力来加强自己在南海主张的倾向。中国目前利用的是海洋软实力，包括对地区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帮助，积极参与一系列的海洋和环境倡议，比如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南海项目，以及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实施的维护航海安全和环境保护合作机制。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有意愿实现“基于国际法、不使用武力和谈判解决纠纷原则更全面地融入区域关系系统”。
（四）经济资源及其运用
海洋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和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其在国家gdp中所占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海洋产值的不断上升已使海洋经济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要不断提高对海洋的开发利用能力，拓展海洋产业链，加大海洋产业项目支持力度，打造有优势的海洋产业，通过海洋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我国的海洋产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加强与其他各国的合作，实现经济效益、国际关系的双赢。
（五）军事资源及其运用
在解决国家争端和保障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军事资源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战争时期，它可以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而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发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作用。为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我们要不断加强海军的战斗力，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作为我国和平发展的后盾，并更加有效的参与到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行动中去，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军队是威武之师，更是文明之师、和平之师。
（六）科技资源及其运用
[关键词] 南海政策； 政治文化； 实用主义；美国例外论
[中图分类号]D870（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3-0034-06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浓厚的美国式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对体现美国政治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能动性作用。因此，对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中政治文化传统的考察必然在外交政策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深刻认识美国南海政策本质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只有通过对美国南海政策中的政治文化的分析，才能理解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形成不仅有利益因素，而且有政治文化因素的考量。但人们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文化在更深层次上制约着美国的南海政策。
一、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一种分析框架
某一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塑造某一民族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一些学者强调政治文化是意识的组织体（the organization of meaning）；另外一些人视政治文化首先为价值偏好（value preferences）；第三类学者将政治文化规定为人类战略的模板（templates of human strategy）。[2]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由世界观、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构成。政治文化中的世界观指的是人们对政治世界及其与政治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价值观是人们对政治世界具有何种价值理念的看法；行为准则建立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之上，是价值观与世界观社会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
美国的政治文化源于欧洲，又不同于欧洲。美国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是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长期社会化的结果。美国清教徒在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新教信仰以及对欧洲政治文化强烈的人为选择，经过长时间的灌输，成为美国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的核心观念。作为美国社会的信念体系和思想基础，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组成大体上包括“美国例外论”、自然权利思想和实用主义三个方面。“美国例外论”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成为美国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念的依据。实用主义原则是对“美国例外论”和自然权利思想在美国社会实践中的一种总结，代表着美国政治文化的实践形式。自然权利原则是在美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主义理性和启蒙主义思想融合的结果。它所发展的民主和平等思想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
（一）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
随着政治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与准则的加工、凝固和融化，政治文化会形成自己的结构，一旦形成，短期内难以改变，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1.“美国例外论”
“美国例外论”在美国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宗教根源，[3]表现为“上帝选民”和“天赋使命”。美国认为自己生活在“山巅之城”，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有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使命。美国存在的根据就是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这成为了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大众信仰。有学者总结了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共性，将之归结为以下几点：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美国人应该推动世界自由、民主与和平；美国是世界的楷模；美国人应该团结一致；总统对人们的智慧有信心；尊崇开国元勋。这是对美国天命意识、使命意识和优越感的总体概括。[4]
2.自然权利思想
美国建国之初的自然权利思想是以新教信仰为核心基础的美国政治文化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产物，也是新教信仰与科学精神及理性主义思想的融合。推动三者结合的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美国政治文化中自然权利思想的集中体现。当代美国的自然权利思想集中体现为：人人平等、保护人权和维护稳定。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月第29卷 第3期 李国选：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3.实用主义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其主要核心是重实践的结果而轻原则。“实用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现实，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标”。[5]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的行动原则是美国政治文化在清教主义道德和自然权利原则基础上对社会实践行动的进一步强调。富兰克林从学习知识的角度阐明了实用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认为：如果能学习既实用又能装饰的知识，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可是人生有涯，人们只能先学习实用的知识，然后把它在充满多种机会的美国充分实践。
（二）美国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外交政策
美国政治学家罗塞蒂先生对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做了研究。他认为，政治文化不是以立即的或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渲染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来影响国内政治和政策制定的过程。[6]
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在《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把观念具体区分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三种形态，论证了观念影响外交政策的三种途径：在对自己的利益不明确时，观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当存在着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占主流的观念能够起到聚焦或粘合剂的作用；使持不同选择倾向的各方形成合作共识和联盟，观念可以植根于制度当中，形成长久性的影响。[7]以此为基础，政治文化为外交政策提供三种动力：一是引导动力；二是聚集动力；三是制度化动力。
美国政治文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美国政治文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根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冷战后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美国的政治文化“被美国决策者有意识地作为实现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筹码”，亦即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输出美国文化”成了目标之一。[8]
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 就会贯穿于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体现在政治活动的每一个具体的行为中， 并稳定地发挥作用， 它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即使希望限制和排除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要作出长时期的、不懈的努力。”[9]
政治文化的能动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稳定地构建行为体的身份，影响行为体的价值偏好，从而决定其对外政策的行为模式；二是政治文化为行为体提供一种认识外界事物的模式。 政治文化使行为体的行为按照一定的方式运行，塑造了其对外行为的价值观念。政治文化能动性地赋予行为体力量与方向，使得行为体的活动方式具有整体性和延续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策的制定首先解决“我者”与“他者”的身份问题。美国政治文化的功能在于它不仅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的各项制度中，而且能够帮助美国回答“我是谁？”这样根本性的认同问题。而回答“我是谁？”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实质上就是对自身身份的认定。[10]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美国确定了国家的身份就能有效地建构美国国家利益，界定了美国国家利益就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一般而言，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外交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两个基本的核心要素。美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确定外交政策目标以及框定手段选择的范围。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把自己界定为乐善好施和替天行道的“仁慈”国家，而以是否信仰基督教、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和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来定义别国的身份。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就是“邪恶”的，就是美国拯救或打击的对象。自然权利思想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强大的“道义”性。美国认为其外交政策是为了让对象国实现自己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美国例外论”与自然权利思想为美国外交政策赋予了强烈的“道义”色彩。
实用主义贯穿美国外交政策实施的始终。实用主义规定了美国外交政策既坚持目标追求的“道义”性，同时在政策实施手段的选择上非常注重实效，为了实现外交政策的“道义”目标，美国会灵活选择外交手段。实力不足时，美国不直接参与国际权势的斗争，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充当仲裁者，或以民主灯塔的景象为别国树立“榜样”；一旦实力大增，美国就会直接出面干预，并且十分注意干预的实效。
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必须通过其政治文化的棱镜的折射，美国的政治文化为其提供了独特的道德诉求、伦理取向和价值观念，强烈地影响它们认识世界的模式，也体现出了美国式思维的特点。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以其政治文化作为它们的选择坐标。美国外交政策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家利益，但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促使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目标时，必须考虑道义。用道义来掩盖真实的目标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时一贯采用的手法。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的某种控制机理，确保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严格遵循美国的核心政治文化，使美国的外交有了某种轨迹和确定不移的基本走向。
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美国在实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把理想与道义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比其他国家更加注意对道义的追求。这就使美国外交政策呈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错杂糅的特色，也时常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与含混性。基辛格曾经感叹道，美国的对外政策最具矛盾性，“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有理想主义的国家”。[11]
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示意图二、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政治文化考察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克林顿政府时期发表的《关于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的政策声明》规定了美国南海政策的基本内容：第一，解决方式。应当和平解决斯普拉特利问题（南沙问题），反对用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第二，岛礁归属。在有争议的领土要求问题上美国不表示任何立场。第三，航行安全与自由。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应影响在整个南海上的航行自由。[12] 2011年7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南中国海问题的声明[13]，完整地阐明了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奥巴马政府继承和发展了克林顿政府的南海政策：继承的是和平解决、航行自由与不选边站三项基本内容；发展的是南海地区利益主体与内容的多元化，特别强调尊重国际法。
（一）“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动力
如果说美国利益是其南海政策形成的表层原因的话，那么根植于美利坚民族的血液之中的政治文化则是其深层次的原因。美国南海政策的思想基础就是“美国例外论”，其中，作为美国政治文化核心的“美国例外论”所包含的“选民”和“使命”意识构成了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动力。
美国政治文化中， “美国例外论”是其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猜忌的认识论根源。美国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国家，代表着进步和未来世界最好的社会模式，美国优于他国，应该成为他国的楷模；美国人是具有特殊使命的特殊人民，具有拯救其他受苦受难的人民的神圣使命。这种以自信、乐观和浓厚的宗教情结为特征的国民特性和政治文化，长期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南海地区在自然条件、民族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南海地区既没有成熟的安全合作机制，也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因而导致各方之间矛盾重重。美国南海政策的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使命意识，其主要功能为其在该地区的扩张提供强烈的道义上的支持。在美国的眼中，南海地区各国的巨大差异以及各方因领土争端而缺乏相互信任，使这一地区成为潜在的冲突地区，给美国在南海地区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拯救南海地区各国于“苦海”提供了机会。南海地区各国是美国拯救的对象。
美国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浸润的美国的南海政策造成了美国对南海地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偏见。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深受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偏见。这种偏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美国和南海地区国家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差异，因而存在无法克服的敌意和本质的冲突；另一方面，它从美国政治文化的“选民”和“使命”意识出发，确定美国和南海地区各国是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关系。美国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异己者是错误的，存在着明显的思维对立。“美国不能容忍差异，当它常常是不情愿地卷入世界事务时便会试图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形象。”[14]
在美国看来，南海地区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差别很大以及双方因领土纠纷而缺乏相互信任，所以南海地区有极不稳定的预期，南海地区需要在美国的“拯救”下才能稳定。美国把建立南海地区新秩序、主导南海问题解决的进程作为考验其世界领导地位、检验其外交哲学和优化其霸权战略的试金石。美国由此认为：拯救南海地区的国家是受到上帝的重托，有责任将文明带到南海地区，以消弭那里的罪恶。美国的这种“使命感”带有强烈的宗教和伦理色彩，为其南海政策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是其南海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思想根源。
（二）自然权利原则掩盖了美国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
美国的自然权利原则源于洛克的“天赋人权”思想。其核心是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洛克认为：生命权、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是人的天然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侵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以“天赋人权”作为旗帜，号召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他在《独立宣言》中把自然权利原则具体化为：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然权利原则经过美国《独立宣言》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权利原则内化到美国的南海政策，主要表现为：为尊重国际社会的利益， 美国要求争端各方采取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南海争议岛屿的领土、权利以及管辖权等问题， 协助创造解决争议的条件， 并缓解南海地区的紧张形势。由于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符合南海权益声索各方与广大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因此， 美国愿意协助推动与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的倡议和信心建立机制。美国要求各国依据国际法相关原则提出对南海海域空间的合法主张。[15]所以，美国的南海政策站在所谓“道德”的制高点上，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与多边化，谋取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美国巧妙地利用自然权利原则来掩盖其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美国南海政策的意图在于通过南海争端，压缩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以实际存在谋求占领南海地区的战略制高点；拉拢有关争端国，挑拨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确保其亚太战略的实施。这些实质目标在美国自然权利原则的宣传下而得以掩盖。美国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保护南海地区的各国权利为名，行干涉南海争端之实。冷战时期，南海成为美苏两国相互对峙、争霸的海域。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现行南海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不介入的“中立主义”。但2011年以来，美国“重返”东南亚，加大了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内在南海政策中的干涉主义思潮日益强烈。在南海地区，防范、制约和平衡中国是美、日、印和东盟的共同目标。在这一目标下，美国欲建立对付中国的“统一战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被共同防范的对象。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是在其自然权利原则指导下实施的。自然权利原则是制约美国南海政策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突出了民主与人权等自然权利原则。美国以在南海地区推广其自然权利为名义，为其南海政策的扩张抹上了道义的色彩——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南海地区各国享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实质上是在这种表象下追求美国真实的国家利益。南海地区许多国家除中国外对美国的介入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欢迎，这就昭示了美国南海政策的运行环境在自然权利原则的掩盖下得以持续改善。
（三）实用主义精神原则规定了美国南海政策实施手段的实用性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中也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的精神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在其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16]实际上，“实用主义主要包括两种基本前提：首先，它相信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远不如行动本身重要，因而宁可为错误或不明确的原因采取好的行动，而不认为深思熟虑一定能产生最有效的行动；其次，它相信新颖而多变的实践必须不受限制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去。”[17]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成为美国制定南海政策的思想基础，并且深刻地决定了其南海政策实施手段的实用性。
冷战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显示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优越性，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加重。美国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实施的主要障碍，中国可能取代原苏联成为威胁美国安全的主要国家。中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反映在中美两国对未来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诉求存在分歧，甚至直接冲突。而且，美国担心中国有破坏这一秩序的便利条件与潜力。中国现已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甚至在东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认为在该地区中国最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优势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到2020年，中国不大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具有竞争力，更可能成为在东亚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美国认为中国在两个问题上对美国的亚太利益构成威胁：一是；二是中国将可能谋求削弱美国的东亚地区的影响与存在。[18]
南海地区为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防范和制约中国的理想之地：一是仅次于地中海的南海是重要的战略要道，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美国在南海驻军可以监控中国的能源与外贸运输；二是南海地区许多国家与中国有领海争端，在这个地区防范和制约中国会得到支持；三是美国在南海地区的驻军历史为再次驻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南海问题上，有关争端国和中国在南海争端上的矛盾、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及“中国”的传播，使得它们有求于美国。美国利用东盟加强自己的力量，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维持美国的信誉，阻止任何一方（主要是指中国）使用武力单方面解决南海问题。[19]美国在南海地区起到了战略平衡手的作用。美国的南海政策既有防范和制约中国崛起的意图，又有防止有关争端国因提出过分要求而破坏南海秩序的考量，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如果能在南海地区确立主导地位，向东可穿越台湾海峡，深入日本海；向南可覆盖南太平洋地区，强化美澳、美新南太平洋同盟体系；向西可穿越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影响波斯湾地区；向北可以直接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向南拓展，呼应台湾海峡与日本海防线，更加有效地围堵中国。[20] 所以，实用主义手段支撑的美国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是美国通过营造一种紧张但又不至于爆发大的地区局势，达到其维持和扩大南海地区军事存在以及主导地区安全格局的目的。[21]
三、结论
总之，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美国例外论”是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动力；实用主义精神原则与自然权利原则确定了美国南海政策手段与目标的运行机理。其手段的实用性保证了美国南海政策的高效用，自然权利原则减少了美国南海政策目标达成的阻力。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加快。美国在南海地区把美国的理想和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为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依据。这显示出美国在南海地区既关注理想，又关注利益，但更关注的是美国的利益。浸润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之中的南海政策也日渐成熟。所以，单用利益模式解释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是不充分的，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南海政策蕴含的政治文化的因素。
美国的南海政策蕴含的美国的政治文化把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包裹起来，给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外交行动蒙上了很浓厚的理想色彩。[22]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充分地把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和美国式的理想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美国的南海政策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支持。值得重视的是，美国的南海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追求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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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海外并购 理论基础 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一、企业海外并购相关概述
（一）海外并购的相关概念。
海外并购就是进行跨国兼并和收购，是指一国企业为了达到某种目标，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另一国企业的所有资产或足以行使运营活动的股份收买下来，从而对另一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实际的或完全的控制行为。
二、我国进行海外并购的理论基础
海外并购是一种对外投资，所以相应的理论基础应该包括对外投资理论和并购理论。下面将对这两个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一）对外投资理论。
1、垄断理论。这是最早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理论。经济学家海默在1960年发表的文章《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投资的研究》中，系统的阐述了该理论。由于现在的市场是不完全市场，即任何企业都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生产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市场份额，经营好的企业可以取得垄断地位，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海默在不完全市场的基础上提出，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主要有两种目的：一个是寻求最小风险最大收益；另一个是为了形成垄断优势。这种垄断优势来自各个方面，例如规模经济，，营销能力，生产工艺，市场份额等。垄断优势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可想而知，特别是这种跨国垄断，所以企业会为了形成垄断而进行跨国并购。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费农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文中提出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与产品生命周期有关。文章提出，美国对外投资的竞争比较优势会随着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决定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间和流向。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产品的引入期、产品成长期、产品成熟期以及产品的衰退期，产品所处的不同阶段，其对供给和需求，对资源和市场，以及生产技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样就对应着不同的对外投资模式，同时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所以相同的产品在各国的所处的生命周期也会不一样，这样也为跨国投资提供了机会。例如美国经济发展最快，当该产品在美国属于产品的成熟期时，美国就会进行标准化生产，降低成本和节约运输费用，同时该产品可能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处于产品的引入期或成长期，需要大量的投资，这样美国就可能在该国并购一家公司并对其进行投资，这样对美国公司而言，可以达到规模经济和节约成本的效果。
3、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在1960年提出了“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该模型在不断完善之后，成为用来分析资本在国际之间流动而引起利益分配的主要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边际生产力在国际上要达到一致就必须要使资本在国际之间进行流动，这样这样的横向流动，可以使各国的资本使用成本趋同，同时提高各国的资源利用率，促进各国的生产和发展。因此，这样的跨国并购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
对外投资的理论还包括市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等，都能很好的解释对外投资，本文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二）并购理论。
1、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是否进行企业并购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价格机制被认为是“无形的手”，是进行资源配置最好的工具。但是企业时对市场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企业的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都是企业内部的组织对市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企业进行并购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当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时，并购就产生了。
2、市场势力理论。市场势力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并购就是为了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并购，特别是横向并购可以使竞争对手减少，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及市场控制力，实现规模经济，同时该理论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会扩大企业势力。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企业要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国外市场，提高市场份额，通过并购的确是最好最快的办法，在以前的学者研究中也证实了，在跨国并购中，扩大势力范围的并购比例很高。
3、协同效应理论。协同效应主要指营销与销售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即该理论认为并购可以达到1+1>2的效应，在并购前两个公司的水平可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通过并购将公司的潜力发挥出来。例如，一家企业知识生产衬衣，那么意味着冬天的时候企业的机器，厂房等都是闲置的，但是还是有折旧成本，如果通过并购一家生产羽绒服的企业。这样企业的设备就可以一年都运转，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这就是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也是并购的动因，并购后企业实力增强，在与银行借款时更有利于追求优惠的利率。
并购理论远不止这三个，还有残品供给理论，机会主义行为理论和风险分散理论等等。
（作者：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1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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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演化博弈论
引言
自2003年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一万亿元（10077.71亿元）大关以来，我国海洋经济迅猛发展，2003年—2008年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基本稳定在8%-10%的水平上，且每年均高于同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海洋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其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建国以来，海洋经济曲折中前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也几经变迁而日趋完善。由建国初期分散的行业管理体制，逐步走上统一管理的轨道，最终形成现今以“条块”结合为特色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深入分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策的规划与指导积极推动着海洋经济的体制优化。但究其本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是受自身发展规律约束的，政策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只是起到加速或减缓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类型。自然条件、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类型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基本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分为三种类型：分散型、集中型以及分散与集中结合型。（2）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研究。一类学者从整体出发，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行业分散管理阶段——初步统一阶段——以“条块”为特征的综合管理阶段。另一类学者则从具体产业出发，分门别类地研究各海洋产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3）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措施研究。诸多学者从管理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提出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与措施，认为我国海洋经济必须走综合管理的道路，行业管理与区域管理二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时，着力点多集中其历史沿革、现行体制的“好坏”以及改良的路径与措施等方面，尽管也有少数学者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但分析结果多停留理论层面，并未从体制形成的根源出发探讨体制变迁的内在机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突破方法上的单一性，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找出影响其变迁的主要因素，深层次剖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机理，探索其演化的内在规律。
一、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一）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是建立在传统博弈论基础之上，假设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将动态的重复的策略调整融入到传统的博弈理论之中而发展起来的，用来分析生物、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活动变迁行为的一套新的理论。演化博弈论的思想最早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理论渊源来自于两个方面：演化理论与博弈理论。它突破了传统博弈论关于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假设，认为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参与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来决定下一步的策略。演化博弈论虽然是建立在传统博弈的基础上，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演化”。演化博弈论包含两个基本概念：演化稳定策略（ess）和复制者动态（rd）。这一对基本概念共同构成了演化博弈理论的两大基石。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海洋经济管理中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具体实施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各海洋产业。其中，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海洋经济管理工作实施的基本单位。海洋产业发展需要合适的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作为支撑，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协调的矛盾也推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本文中将各海洋产业作为演化博弈模型的主要参与者，旨在通过分析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来透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机制。
1、模型假设
（1）海洋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
（2）每个参与者都有两个选择策略：“独立”、“联合”。
模型中参数设置如下：a、b分别为海洋经济中任意两个有关联关系的海洋产业；s为可能的策略集，s={“独立”，“联合”}；p、q分别为参与者a、b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β为该海洋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协同效应越高；这里假定α、β值为既定的。
2、模型构建
下面我们对博弈双方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1）当a、b都采取“独立”策略时，两部门获得正常收益的同时，承担由于活动交叉导致矛盾产生而造成的损失值λ；（2）当a、b都采取“联合”策略时，两部门在避免了矛盾产生所造成的损失值λ的同时，获取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额外收益，a、b获取的额外收益分别为βl、βl，但同时也会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损失值与本产业的发展水平有关；（3）当a、b两个参与者，一个采用“独立”策略，另一个采用“联合”策略时，采用“独立”策略的一方由于对方采用了“联合”策略而免受矛盾产生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不能获得额外收益；采用“联合”策略的一方由于加入关联产业组而获取一定的额外收益，同时也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
根据以上分析，a、b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由表2知，当时，即一个海洋产业加入与其相关的产业组后获得的额外收益高于加入产业组时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策略，逐步向产业“联合”方式发展。此时，（联合，联合）是演化稳定策略。
（2）若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3：
由表3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降低了，但是出于显性利润的驱使，参与者选择“联合”策略的动机并不强烈。此时海洋产业会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加入或不加入相关产业组。此种情况下，演化博弈模型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3）若（其中，i=1,2），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4：
由表4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升高了。此时明智的海洋产业会选择“独立”策略。此时，（独立，独立）是演化稳定策略。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分析
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关键是海洋经济中“成本与收益①孰大孰小”，表象上表现为α、β、λ、l等值的大小。
（一）参数变动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作用
1、α值的大小。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若α值偏大，相对于固定的产业规模，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时的损失值则大；反之，则小。α值的大小是与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海洋资源的多寡紧密相关的，技术水平高、海洋资源匮乏时α值较高。较高的α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独立”发展策略。
2、β值的大小。β为该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β值越大，加入相关产业组获得的额外收益也就越大；反之，越小。较高的β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3、λ值的大小。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λ值越大，海洋产业越有动力与其他产业联合；反之，则反是。λ的大小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各海洋产业各得其所，相安无事，λ值较小；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增的海洋产业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导致矛盾的增多。较高的λ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4、l为相关产业组的发展水平，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越高，海洋产业加入进去获得的额外收益越高；反之，越少。较高的l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二）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机制
1、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行业分散管理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在海洋领域的主要政策是恢复和发展传统海洋产业。在开发利用海洋技术水平有限的前提下，海洋产业进行联合发展的协同效益很小。同时，如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则意味着要出让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海洋产业来说，这些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联合发展获得的额外效益远远小于出让活动领域等造成的损失，即。同时，由于海洋开发与利用水平低下，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矛盾并不突出，这意味着λ值也很小，即—1。此时，海洋产业之间没有联合的动力，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与此相适应，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一种分散管理的特征。
2、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由分散向统一迈进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海洋经济在曲折中求发展。历经十年“文革”，海洋经济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各个海洋产业的发展并未因此停滞。海洋渔业、盐业、海洋港口与交通运输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各主要的海洋产业开始扩展活动区域，产业间的交叉活动领域随之增多（β值变大），矛盾也随之显现出来（λ值变大）。此时，如果海洋产业选择“联合”发展策略，由于协同效应产业获得的额外收益将增加（值变大）。但由于渔业、盐业、港口与交通运输业“三足鼎立”局势未变，并且各海洋产业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α变大），各海洋产业出让技术，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成本增加，这一时期，海洋产业联合发展的成本依然大于联合发展的收益，即。随着海洋产业间矛盾的深入，交叉领域的海洋活动逐步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政府的协调组织下，海洋产业间的联合崭露头角。
3、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末——综合管理体制初见端倪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是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大量国外先进管理方法及科学技术，海洋意识以及海洋开发技术都有了很大提高。一些新兴的海洋产业，如，海洋油气业、海洋化工业、海水综合利用等产业也迅速崛起，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主体也随之繁杂起来。各行为主体在同一个流动的海洋区域内活动，关联度随之增加（β值变大），致使海洋经济发展在空前高涨的同时，海洋产业之间的矛盾急剧增加（λ值变大）。此时，如果海洋产业选择“联合”发展策略，由于协同效应产业获得的额外收益将增加（值变大）。同时，由于共同的活动领域范围的扩大以及海洋产业作业领域的层次性，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时出让的领域的成本会有所降低。相反，海洋产业之间关联度的提高使产业间协同效应增大。此时，在一定的海域内，在矛盾突出的海洋产业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协调机制来协同产业间的发展是可行的。1988年1月27日海南省建省筹备组与国家海洋局商定，成立海南省海洋局，统筹管理行政区划内的所有与海洋经济有关的活动。自此开始，截止到1991年，我国16个沿海省(区、市)海洋管理机构已全部建立，标志着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从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4、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以“条块”为特征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
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逐步完善。随着综合管理机构的建立，产业间联合带来的协同效应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国家海洋局的统管职能进一步强化，1999年中国海监总队的成立为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但由于我国海岸线绵长曲折，要想对整个国家实施统一的综合管理是有一定难度的。此时，海洋区域管理应运而生。我国的区域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省级政府阶层，这与我国固有的行政区划有很大关联。在固守海洋产业“条形”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在国家海洋局统一调控、政策法规总的约束下，各省市彰显各自特色，结合自身条件，建立起适合本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截止2008年底，我国已有16个沿海省（区、市）成立了主管海洋和渔业的管理机构，综合管理地方海洋产业活动。从区域的角度看，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国家——省——市——县自上而下四级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整体上，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出“条形”的行业管理和“块状”的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混合管理模式。
三、结论
我国海洋条件优越、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已达到世界中级水平（l较大），传统海洋产业已经形成规模经济，新兴海洋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α值较大），海洋产业种类增加。但同时，各产业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时空交叉严重（β值较大），海洋产业总体技术水平较低（技术水平低下，在统一的工作领域势必造成矛盾加剧，即λ值较大），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相对落后等问题严重。随着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海洋产业之间的矛盾加剧，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走综合管理的道路已确定无疑的。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完善的海洋经济信息管理系统，充分了解海洋经济的发展局势；建立健全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的协调组织机构，从全局的角度解决跨行业问题；建立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
注释：
①本文将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因素简单缩减为“成本”与“收益”是有一定原因的，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潜在利润大于创新成本，即有利可图”，本文实证部分牵涉到了加入产业组后成本高低的比较，这也可以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一种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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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居民海岛旅游；协同理论；协同发展；海南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145-03
多年来，海南省旅游业侧重岛内旅游和产品组合开发，使海南省旅游产品过于单一和低价，海南省旅游业陷入低价观光的泥潭，海洋旅游产品升级和转型正在经历瓶颈阶段，海南省旅游业的市场动力系统在逐渐失衡。无居民海岛是海洋旅游产品链条和价值链条的延伸、拉伸的重组形态，应以创新和变革的方式将其进一步调适旅游产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公布关于推进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建设“富有海南省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要“有序发展无居民岛屿旅游”，为海南省旅游产业的联动升级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方向。
无居民海岛是指在中国管辖海域内不作为常住户口居住地的岛屿、岩礁和低潮高地等。海南省拥有500平方米以上的无居民岛屿200多个。2011年4月12日，中国公布首批无居民海岛开发名录共计176个，其中海南省有6个（东锣岛、西鼓岛、蜈支洲岛、小青洲、加井岛、洲仔岛）。如何进一步完善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模式，塑造高品质旅游产品结构和市场格局，迫在眉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部分无居民海岛已经进入或完成初期开发阶段，但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统一管理，国有资源意识淡薄，保护意识缺失，造成了海岛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尤其是周围海域生态结构的破坏。海南省打造国际旅游岛高端旅游目的地，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与陆地旅游、有居民海岛旅游协同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协同理论视角尝试架构海南省无居民海岛旅游协同发展模式和实现路径，为业界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一、无居民海岛旅游发展理性梳理
（一）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与发展理论
1.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无居民海岛旅游”为核心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相对匮乏，在Else-vier SDOL数据库上检索2000年以来的文献，总计145篇，其中关于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模型的研究仅为16篇，基本研究的重点为三个方向。
（1）无居民海岛旅游经济问题研究。瑞典学者Girlish（2007）从企业经营者角度分析海岛开发对企业的影响.剑桥大学Martina（2009）认为，结构变化是众多无人海岛旅游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学者Shareef（2007）通过对比20个无人海岛经济发展情况，发现旅游发展加剧了不同产业的竞争。巴塞罗那大学Schistose教授（2008）通过研究发现，旅游业在合理开发和良好管理的前提下，污染较少的旅游业更有利于海岛的可持续发展，海上交通和海上乘船观光，特别是豪华邮轮旅游是近年来国外海岛旅游研究的一个热点。
（2）无居民海岛环境问题的研究.很多学者都运用加拿大学者Buttlar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来分析不同旅游地的演化特征：牛津大学Charles教授（2004）确定了目前海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要面临的风险，为无人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进行优化设计。西班牙学者Eugenie（2005）对进入衰退阶段的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的研究，补充了Buttlar的生命周期理论，指出旅游地的演化还要经过“质量”、“环境”和“当地可持续发展”为准则的发展阶段。法国学者Rachel（2006）以泰国皮皮岛（Koh Phi Phi）为例进行3年实地调研，比较论证，探讨研究了海岛利益相关者对实现一个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影响，认为利益相关者（政府、工业界、非政府组织、地方社区）可以共同参与海岛旅游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3）无居民海岛市场开发和管理问题的研究。新西兰坏卡托大学Gunnar教授（2009）分析冰岛旅游发展历史和面临危机，丹麦学者Morgan选择开发程度、自然、生物、人文四类共五十个影响因子，对海岛旅游质量进行评价。美国学者Yusuf（2004）研究认为，海岛旅游是众多小的海岛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也面临着自身脆弱性的影响。美国学者Diaz（2010）指出，必须对无人海岛旅游产品进行持续性市场细分。悉尼大学Kannapa教授（2008）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政府和社区的参与对于海岛旅游的影响。
2.国内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无居民海岛旅游已有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从文献的时间分段来看，2000年之前，对于海岛旅游研究的文献极度匮乏。在中国知网上以“无居民海岛”、“海岛旅游”为关键词检索出2004年以来的相关文献总计63篇，而对于无人海岛旅游模式和方法的文献仅2篇。
辽宁师范大学宫元慧（2008）指出目前我国海岛旅游业存在的问题；分析海岛旅游业开发的瓶颈因素，强调以保护为核心，注重生态保护；中山大学陈烈教授、李悦增教授（2004）以放鸡岛为例，研究探索海岛旅游战略发展模式；中国地质大学吴克宁教授（2006）对无人海岛旅游开发进行初步尝试性探讨。学者卢静怡（2009）实地调研大鹿岛发展模式，提出产品创新、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制定环保策略、管理体制创新、突出竞合实现可持续发展；青岛大学孙兆明博士（2009）通过对经济脆弱性、环境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解读，分析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体系；河南大学陈金华博士（2008）以南海诸岛为例，探讨海岛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因素。淮海工学院张德利（2009）以连云港为例，提出海岛旅游组合和规划思路；辽宁大学王跃伟博士（2008）以舟山群岛为例，综合和归纳海岛旅游开发的特点；河南大学陈金华和周灵飞（2008）以福建东山岛为例研究社区参与与海岛旅游发展的关系；华侨大学何巧华（2007）研究了构建海岛旅游安全系统；河南大学陈金华（2007）依托平潭岛分析海岛旅游预警系统。
总体来看，国内外对无居民海岛旅游的研究大部分都基于实证分析和案例解读上，理论上的研究都不充分，对海岛旅游实践不成系统，思路局限于各关联节点上，对于无居民海岛协同发展的阐释还是空白。
（二）协同理论与旅游应用
协同理论，又称协同论或协同学，是1971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哈肯教授提出的，成为20世纪70年代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新兴的一门学科。协同理论主要研究非平衡态系统与外界置换过程中，自身借助内部协同作用，形成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重点在于任何系统都是由子系统构成的一种有序运行结构，各子系统虽然功能上存在不同，但是在运行中都会通过内部整合，形成有序运行的一般规律。协同理论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为基础，并兼容结构耗散理论，通过动力学和系统学结合方法，提出多维相空间理论，建立一整套的数学模型和处理系统，描述各种关联和结构从无序到有序的规律。协同理论模型的建立旨在引导简单视角观察和阐释复杂系统和结构，以发现相互影响和相互协作的各关联环节间的统一。
协同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协同效应、伺服原理和自组织原理。运用协同理论相关内容，通过开放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引导产业系统结构的有序发展。对于无居民海岛旅游而言，虽然由政府主导，其间也存在自组织的模型，因此运用协同理论处理海南省无居民海岛旅游战略发展问题，会引起有序良性的连带反应，对合理开发、有效利用和科学管理资源体系势必会起到积极的意义。
二、无居民海岛旅游发展思路
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是前提。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系统包括政府主体和旅游产业链上的企业、服务企业机构、旅游者以及环境要素，其中各子系统之间互为依托，相互作用，同时又相互制约和影响。依照协同理论的技术模型，必然会形成有序运行的系统结构，反射出强大的整体性功效[1]。
1.旅游产业链上企业间协同
旅游产业结构运行过程中，依据经济指标导向，构成其核心环节：资源整合、产品设计、产品生产、产品流动。前三个环节的企业间协同配合，实现第四个环节的共赢是当下市场竞争格局的整体性运行趋势，而且已产生巨大市场反映。企业间的协同是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的基础，为后续的结构和层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2.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系统间协同
旅游开发商、政府、服务机构、科研教育机构、供应商、市场推广机构以及劳务市场之间的有序协同，成为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系统的核心环节。各项评估指标和运行指标的结构化和生态化，对于系统的运行和生命力的延伸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无居民海岛旅游系统与环境的置换协同
无居民海岛旅游协同发展是在宏观规划前提下，系统内各层次要素之间，各子系统间的作用和配置，在竞合效应模式下，彼此支持和包容，形成共赢格局。无居民海岛旅游系统的建设与持续发展，在输入与输出环节的生态指数需要控制标准，通过指标测控协同发展，使无居民海岛持续发展，保持稳健、良性、有序的推进旅游系统的内外置换生态化，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战略目标[2]。
三、海南省无居民海岛旅游协同发展策略
（一）海南无居民海岛旅游协同发展障碍
1.缺乏战略指导，不均衡发展
海南省刚刚进入战略发展实质阶段，积累不够充分，导致目前基础设施相对不足，资金、设备、交通相关环节尚在完善之中，这直接导致海岛旅游开发的基础和前提存在缺陷。对于无居民海岛规划虽然已提到战略高度，但技术路线仍模糊，整体性协同水平较低。
2.旅游产品同质，无创新表现
目前海南省旅游业发展进入瓶颈阶段，产品单一，市场格局混乱，形成低价格、无品质产品运行范式，低价竞争、恶性竞争和负向竞争导致市场恶化，虽然政府在积极主导，但企业间缺乏协同，产品没有形成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3.协同规划缺失，制度不规范
目前，海南省旅游业集群发展模式在重点推进，但由于规划不充分，将集群效应弱化，旅游、海岛旅游、无居民海岛旅游发展未能得到合理保障，出现较大的资源浪费，大部分旅游企业和旅游集群发展无总体规划导向，景区和产品详细规划甚至偏离和违背了总体规划要求，开发商和投资商受发展战略和资金的影响，规划设计标准偏低，背离了集约的战略主旨。配套运行制度系统未能体现功能，各环节各自为战、自相残杀时有发生，导致系统运行低效。
4.利益分享机制尚未形成
恶性竞争势必造成无序后果，为求得生存，旅游产业链上的企业彼此倾轧，低价竞争泥潭深陷，服务质量无法保证，旅游者利益受损，协同无从谈及。因此，对于无居民海岛旅游协同发展来说，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是基本保障。在无居民海岛旅游协同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政府、企业、旅游者和环境的相互协作关注不高，未充分考量利益相关问题，因此不能形成良性利益分享机制，也就无法促进旅游业系统协同运行[3]。
（二）海南省无居民海岛旅游协同发展对策
1.政府主导，战略规划，县域协作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统一进行宏观调控和科学指导，搭建经济运行平台，使得企业通过平台进行微观环境的协调和处理，由政府战略规划的导向，进行无居民海岛旅游区域协同发展格局。
海南省进行无居民海岛旅游协同发展，需要关注目前海口、三亚、万宁等地市的资源结构和产品形态，充分考量三地的旅游业发展状态，评估指标，形成标准，战略规划，合理布控，系统发展，协调运行，以保证海南省旅游产业格局的生态结构。同时，将三亚市的东锣岛、西鼓岛、蜈支洲岛、小青洲四岛与大东海区、三亚湾区、海棠湾区、亚龙湾区四区进行合理设计，以促进陆地旅游、海岛旅游和无居民海岛旅游的陆海联动发展效应；将万宁的加井岛、洲仔岛两岛与三亚市现有的旅游资源和产品进行整合，并注意生态效应，与中远期产品设计进行配套，以保证海南省旅游业的整体性运行机制和性能长效，实现可持续发展。
2.利益相关者分配协调，强化动力系统
政府宏观规划，细化区域运行模型，强化总体规划的导向能力，分解各详细规划的指标，保证协调发展，同时注重产业内相关利益群体的互动和配合，保证市场运营收益效果。
可以借鉴马尔代夫的“一岛一店”模式、广东省横琴岛的“俱乐部”模式、三亚市西岛的“海上游乐世界”模式以及舟山群岛、放鸡岛成功开发模式，注重生态旅游交通、旅游参与性项目、生态景观系统，细化系统规划、宣传跟进、有序开发和强化管理，通过科学发展和锐意变革，以创新求发展，以结构保稳定，保证相关利益群体的分配相对合理，子系统的协调和有序自然会提升竞争能力，实现海南旅游业发展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需要。
3.塑造品牌，文化引导，强化内生系统
品牌的形成意义重大，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构成市场的冲击效应和竞争能力，产业格局的内在动力机制问题也会得到强化。需要海南旅游产业内子系统间更为有效的协同，彼此相互支撑和包容，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引导下，系统搭建塑造品牌的文化效应。
海南是中国最南端的省份，拥有的资源极大丰富。海南省旅游产业要协同发展，以无居民海岛联动旅游效应，突破瓶颈，实现产业的转型与变革，完成升级程序，重塑海南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消费心理影响。海南的旅游业转型与升级、打造国际旅游岛、实现黄金海岸的战略目标，都会得到耦合驱动效应。
4.生态环境模式整体性协同，强化联动系统
开发无居民海岛，对环境影响务必降低到最小。自然和人文资源是先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需要我们精心呵护。要将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约束在自然承受能力范围内，将海岛建设约束在生态系统承受的范围内，将产品的创新和设计约束在旅游者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关注、加大投入力度，保证设施设备的应用、淡水资源的补给、（海上）交通环境的改善、排污（废）能力的提升、基础服务的配备、社会环境的协调等等，以生态和可持续发展为视角，以协同机制为战略指导，合理规划，生态开发，保证收益，通过产业融合，形成产业集聚，形成海南省旅游业发展格局的整体性协同。
四、 结论
通过对于海南省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模式和发展策略的分析，探索性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以协同理论为依托，引导产业结构各子系统间的有序运行，实现共赢局面，对于国际旅游岛建设、海南旅游品牌和文化的形成意义重大。同时，在陆地旅游、有居民海岛旅游和无居民海岛旅游之间，构筑联动开发效应，补充了无居民海岛协同发展模式的空白。海南省旅游业整体性协同发展，有助于国际旅游岛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深化无居民海岛旅游的深层次开发及战略影响。
参考文献：
[1] 徐海军，等.海岛旅游研究新进展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启示[J].旅游学刊，2011，（4）.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66-05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的研究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对1970年代这个中日关系发展变化最重要的时段中，中日两国围绕归属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的研究仍较为缺乏。2012年12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孙翠萍博士的《1970年代中日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问题研究》一书，（以下简称“孙著”，文中括号内所引页码为该书页码）则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该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在问题成为中日重大政治问题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
发端于近代日本侵华战争的（日方称“尖阁群岛”）问题，以及中日两国在东海划界问题的分歧，是制约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如齐鹏飞教授在该书“代序”中所说，它们已“逐渐成为直接影响和反映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晴雨表’”（“代序”第3页）。因此，这两个课题一直为学者所关注。但已往的研究有两点不足：一是缺乏将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二是对197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里这两个问题的发展演变缺乏探讨。还有部分日本学者，不惜歪曲事实，以求论证日本对的“”。
孙著首先在导言中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明确界定，并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接着分7章16节38个子目详细论述。孙著把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放在美苏冷战及海洋争霸、拉美国家维护海洋权益斗争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论述，指出：从珍宝岛的“动”到的“静”，这一“动”一“静”，促成了1970年代中国外交的战略转移，即“与苏联决裂与美日交好”（第38页）。而同样在1969年发表的“埃默里报告”激化了中日原有的矛盾，使问题随着海洋权益斗争、海洋法的发展以及国际格局的演变不断地演绎着历史赋予的曲折（第47页）。
孙著的一个特色是把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放在197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背景下研究，书中探讨了中日两国对这两个问题的基本政策形成过程，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等重大事件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1970—1971年，日本提出的其对于问题的基本立场是：问题和东海大陆架问题是性质不同的问题，而日本对“尖阁群岛”的所有权问题，是没有疑义的，依据是“根据美方的公告、布令等尖阁群岛明确在施政权的范围内”（第86页）；而中方通过《人民日报》表达出的立场是：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第109页）。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日本主张“等距离中间线原则”，而中国则主张“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第69～70页）。中日两国的基本立场无疑是对立的。考虑到新中国与印度、苏联、越南都发生过边境战争，但同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之间却没有，“这无疑是、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战略上解决问题的结果”（第236页）。具体说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出于战略上考虑，决定先调整美日关系，摆脱国家安全上面临的危机，继而再解决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则是放在了解决的前提下（第144～145页），所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选择了“搁置”争端，只不过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搁置”一词而已（第142页）。
1978年4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事件，但同年8月中日即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因为中方一方面坚持中国对的，另一方面又灵活地指出这一事件是“偶然事件”，从而让日本政府对国内有个交代（第202页），在缔约的过程中，由于中方采取“搁置争议”的方式，促成了缔约的成功。而中日缔约的成功，缓解了苏联对中国的压力，为之后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国际政治和安全保证，因此，通过“搁置”问题搞活了全局，“无疑是中国国家战略上的胜利”（第217页）。
孙著还较为详尽地重现了不少历史细节，有很多在国内尚属首次披露。比如通过对《人民日报》资料的挖掘，作者发现了1970年5月18日发表的社论是最早的新中国关于属于中国的声明（第83页），12月14日的社论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声明对东海大陆架拥有（第93页），12月29日的头版评论员文章则更明确地将问题和附近海域及其他临近中国浅海的资源问题放在一起考虑，体现了中国对中日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考虑的发展和成熟化（第97页）。
作者认为，这三篇文章都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将问题置于的大局下加以考虑（第97页）。而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关于问题的正式声明，则是中国外交部的首次就问题发表正式声明（第107页）。把这些细节联系起来，就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在问题上基本政策出台的过程。此外，像对1978年事件来龙去脉（尤其是关于中方的“偶发事件”说的真相，见孙著第六章第二节），对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一语出台过程等内容的考察都丰富了既往的研究（第210页）。
在上述这些考察的基础上，孙著提出了四点结论：合作是解决中日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的最好选择；友好与冲突并存是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特点；中日在领土和海洋权益方面的争端与处理和中日双方各自的外交文化息息相关；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任重而道远（第237～239页）。建立在扎实论证基础上的这些结论，不仅给全书做出了总结，也给解决当前中日关系中的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之道。孙著尝试性提出的“早在1970年代，中日两国政府就已超越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而实现两国的战略合作”（第1页）的看法，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二
孙著之所以能取得以上的成绩，除了孙翠萍博士的个人努力外（详见“代序”第4页），在笔者看来，还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作者开阔的视野。
齐鹏飞教授已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涉及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以及各自的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发展变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引子。”（“代序”第6页）孙著恰恰注意到了此点，并未单纯地论述和东海问题，而是将其上升到归属和东海划界以及相关权益分配问题，进而又把这个问题放在美苏冷战转型、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日关系从敌对到友好的特定背景与环境下考察，把这两个问题的历史源流和现实症结都梳理地非常清楚。
其次是作者相对客观、冷静、理性的研究立场（“代序”第7页）。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教授所提到的，撰写现代史的困难之一是，“作者与所论述的问题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涉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等方面的荣辱利害，因而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存偏见，殊非易事”。①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历史上多次侵华的国家，而又研究与现实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要做到客观就更不容易。孙著在行文中较为冷静客观地处理了相关问题，并在结语中提出：中日在问题上采取“搁置”策略，从战略上处理了中日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中日并未因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而兵戎相见，而是采取外交手段加以处理，实现了中日关系质的飞跃，两国关系的发展又会促进中日对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的处理，从而维护了两国的国家利益（第237页、第233页）。
对此，齐鹏飞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孙著并未受国内学界一度流行的“亲日”或“反日”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而是真正从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维护中日两国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的共同利益的立场出发，来学理性地探讨问题，学理性地探讨和平破解、合作解决中日两国海洋权益争端的互利双赢之道”（“代序”第7页）。
再次是作者的“历史眼光”，把决策者的行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去考察和评介。
历史人物做决策时，面对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受到国内政治、国际格局、情报多寡、决策机制等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随着问题的凸显，开始有人质疑当时的“搁置”策略。而孙著则客观地指出：1972年和1978年对问题的“搁置”和正式搁置，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战略决策，是值得肯定的；对这一战略思想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战略环境下加以分析和判断，要辩证地加以看待（第219页）。这种历史背景就是：当时中国面临苏联威胁，安全威胁主要来自陆地，中美、中日关系的缓和，也暂时掩盖了在海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第219页）。“我们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虑领导人的决策和作为，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也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中国争取尽可能多的和平发展的机会。”（第232页）
在东海划界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同样体现了作者的这种“历史观”。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形成，1994年才生效（1996年中国才加入），1970年代正是这个公约的形成期，因此就牵涉如何用现代的海洋法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1970年代前半期，中国领导人对海洋的权益重视不够，从国家高度重视海洋权益的行动和措施很少（第155页）。孙著提出，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对海洋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和土地而不是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无法苛求当时的领导人一定要具有现代的海洋观，也无法要求当时的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第157页）孙著提出的“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尽量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而不能用现在的条件和眼光来苛求前人”（第68～69页），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的。
最后是孙著扎实的史料基础和缜密的史料分析能力。
据孙著后附“主要参考文献”，该书共参考中、日、英文专著、期刊、学位论文、报刊、网络资源共97种，不乏《建国以来文稿》《外交文献》《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耿飚回忆录》《刘华清回忆录》《年谱》《邓小平年谱》，以及日本国会文件、日本外务省史料等原始资料（第240～248页）。应该说，就孙著的研究课题而言，做到这些还是不容易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孙著不是简单地堆砌罗列材料，而是尽可能对相关史料进行对比、分析、考证。比如，1978年4月事件出现后，耿飚副总理在接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说这是“偶发事件”，后来的研究者对耿飚谈话则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作者在对比各种资料后认为：对事件，中方的态度是认为及其附近岛屿是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中国渔船是在中国内进行作业，但这次事件并非中国有意安排，争端还是留待以后解决比较好（第189～190页）。
三
当然，孙著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齐鹏飞教授已有概括（“代序”第7～8页），此不赘述。以下仅就笔者个人理解，就史料和内容两个方面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先说史料方面。
尽管孙著已尽可能地搜罗各方资料，但在资料上的缺陷还是比较大的。其一，作为研究中日关系史问题的著作，孙著缺少中日两国的一手原始档案。中国大陆的档案有些特殊，目前部委级以上的档案中，只有外交部的档案开放，而且只开放到1965年。即便时段与孙著所研究的1970年代还有差距，但如果能适当利用外交部档案中国别为日本的近2000个卷宗，还是可以大大提升书中部分内容的质量，尤其是关于中日民间交往、中国对美日关系及对旧金山和约看法等问题。另外，如果有条件，当然也需要利用日方的档案，尤其是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资料（包括已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以及我国台湾的档案资料。除了中日两国三方的核心档案，美国、英国的档案还是可以获取并加以利用的。就笔者所了解到的，就有尼克松、福特、卡特时期的美国总统档案，①美国国务院的“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数据库，②《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有关中国和日本的卷册、Proquest公司开发的DNSA数据库（尤其是其中的中国两个专辑、日本三个专辑、总统指令两个专辑和基辛格电话记录两个专辑）、Gale公司开发的DDRS数据库、日本学者辑录的《アメリカ合众国对日政策文书集成》（目前已出版327卷）、英国的外交部档案（Foreign Office Files）缩微中关于中国、日本的部分（其中中国部分已有数据库）。对这些美英档案的利用，相信可以大大扩展孙著尤其是其中关于美国因素的内容。③其二，孙著对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等这些个人性质的史料利用是不够的。齐世荣先生曾指出，“日记……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治史者所必须参考的”。④孙著虽然利用了耿飚、刘华清、熊向辉、吴旭君等人的回忆资料，但显然就目前的出版情况来看，这方面还是可以进一步挖掘的，例如孙著研究的时段中，仅日本首相级的有回忆录的至少就有福田赳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人，中方的《中日友好随想录》（孙平化著）、《王泰平文存》等也可参考。其三，孙著对二手文献的利用也不充分，尤其日文、英文的著作。从孙著所列“主要参考文献”来看，日文出版物只有6种，英文出版物只有4种（包括专著和论文），在总的引书中所占比例很小。实际上，二手文献虽然在史料价值比不上一手的文献和回忆录，但正如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所指出的：“有所鉴别、有所取舍地借鉴前人的耕耘成果至关紧要，非如此就缺乏一部分研究基石和必要的启示，甚至无从确定研究本身的学术意义”，他并且认为好的官方史的史料价值高于公开文献和回忆录等资料。⑤加强对二手文献的利用，相信可以在战后日本外交战略变化、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乃至某些细节问题上补充孙著的内容。
再说说内容方面。
在笔者看来，孙著的部分内容也是可以改进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孙著对有些内容详略是不平衡的。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是孙著要集中研究的两个方面（集中体现在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但在行文时，孙著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前一个问题上，对后一问题着墨较少。此外，孙著虽在行文中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以及其对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的影响写得比较清楚，但文中缺乏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描述。实际上，如果我们不了解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腾飞后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的变化，以及日本外交从对美一边倒到走向独立自主外交、等距离全方位外交、大国外交的战略变化，就无法深入理解日本对包括在内的领土争端的政策。其二，孙著对中日关系的美国因素，重视是不够的。作为世界上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日本最重要的盟国，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无论在冷战期间还是在现在都是十分重大的。实际上，问题的出现，固然从根源上说是日本侵华和向外扩张的产物，但美国的推波助澜也不容忽视。正是因为冷战期间的中美敌对，导致至今迟迟未能解决，而中方设想的把问题作为台湾的附属问题也自然无法解决。而美国声称的日本对有“潜在”论和冲绳“返还”时对的处理，加剧了问题解决的难度。对这些，孙著虽有提及（如第88页），但未能深入下去，不能不说是非常可惜的。其三，孙著对某些细节的挖掘不够深入。可能是由于档案材料的限制，孙著在评述一些重要政策的出台时，往往只写结果，而缺乏对决策过程的探讨。比如写1970—1971年中国政府对问题、东海划界问题的基本态度，孙著只是从《人民日报》的资料出发（第82～83、89～99、107～108页），缺少更多深入描述。其他像中国国家领导人在1972年中日建交和1978年中日缔约前后所提出的对问题的“搁置”“正式搁置”，也需要挖掘更多的资料来丰富。其四，孙著的部分内容，可以略作删节。有的属于背景说明，同全书研究主旨关联不大，可以大大压缩，如珍宝岛事件之经过（第24～27页）、美苏海洋争霸及拉美国家对海洋法的推动与发展（第二章第一节）、1970年代以前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第三章第一节）等；有的属于文献引用过长，如书中写日本外务省“正式见解”相关内容，所引安致远在联大发言、福田在日本众议院的答辩、福田发表的《关于尖阁群岛的领有权问题》等（第116～122页），都显得引用过多，类似的地方在孙著还有不少，不再一一列举；有的属于前后重复部分，如孙著第四章中写到“问题与的关系”这个子目时（第125～128页），所引几段材料在前文中都已用过，似不必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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