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和多德在《证券分析》一书中对股票价格波动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说明了“股票内在价值”对于投资的重要性，随后，这个领域的研究引起了众多经济金融学家的兴趣，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得到了大量的重要研究成果，而且不乏广泛应用的方法，但是，对于新兴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却难以采用。这里，我们希望借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灰色系统理论，探索一套简便易用的股票投资价值预测方法。本文探讨了灰色预测方法及其在股票价格预测中应用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以期能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1.问题的提出
我们知道，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是极为复杂且难以预测的。股票价格对市场信息如何进行反应，即使最高明最富经验的分析师也难以稳操胜券，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信息对市场影响的传导系统的结构和系统传导模型，不能准确把握金融政策、利率政策、公司状况、国际市场及投资者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变化及其对市场的影响方式和作用，只能似是而非地对价格走势进行把握，其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如何判断或预测股票市场价格走势引起了众多经济金融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员的极大兴趣，在许多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股票定价方法向着量化方向发展，建立了大量令人振奋的定价方法。格雷厄姆和多德在1934年《证券分析》一书对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价格暴跌的深刻反思,认为股票价格的波动是建立在股票“内在价值”基础上的，股票价格会由于各种非理性原因偏离“内在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会得到纠正而回到“内在价值”，因此，股票价格的未来表现可通过与“内在价值”的比较而加以判断。但“内在价值”取决于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因此，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及其现金流的准确把握将是非常关键的。此后，戈登在对“内在价值”进行深入的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股票定价的现金流量模型即“戈登模型”，然而，公司未来现金流是不确定的，为该模型的广泛应用带来麻烦，为此，关于股票定价的早期研究就集中在确定公司未来现金流。费雪(Fisher)教授认为未来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可用概率分布来描述，马夏克（Marschak）、希克斯(Hicks)等学者经过一系列研究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可以看作是对投资于未来收益的概率分布矩的偏好,并可用均方差空间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同时，他们还发现“大数定律”在包含多种风险资产投资中会发挥某种作用。戈登模型在股票价值分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单只股票估价分析的基本方法，然而，该方法并没有解决股票投资风险与未来现金流折现率的关系，直到亨利·马科维茨（H·Markowitz）教授的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建立才对这一基本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该模型的致命缺陷。
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投资者会将所有的投资集中在一只股票上，基于此，马科维茨（H·Markowitz）教授于1938年提出了投资组合的概念，建立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以统计学上的均值和方差等概念来衡量组合的收益和风险，给出了投资者如何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建立自己的最优组合以最大化其投资收益，并将风险分解为系统和非系统风险，从而，指导投资者最优化其投资行为。此后，其学生威廉·夏普（M·Sharpe）、林特纳(Lintner)等为强化该理论的应用，将其注意力从马科维茨的微观研究转向整个市场，将其复杂形态简化为以市场指数为基础的单因素关系，并发现在均衡市场条件下资本资产的收益与风险遵循线性关系，即著名的以均值--方差模型为前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然而，由于CAPM所要求的前提过于严格限制了其应用，许多经济学家试图研究在一定弱化条件下的定价理论，他们是迈耶斯(Mayers，1972)的存在大量非市场化资产的投资定价理论、罗斯（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APT)以及布里登（Breeden）资产收益率与平均消费增长率的线性关系模型（CCAPM）等等为数众多的数量化投资模型，为市场投资行为选择提供了一定决策依据。
Roberts和Osbome在对股票市场价格的长期研究后，发现市场价格遵循“随机漫步”或“随机游动”的规律，由此，以Fama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认为投资者对市场信息会作出合理的反应，将市场信息与股票价格相结合。进入1980年代，在探寻一般均衡定价模型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将定价理论的研究方向转向注重市场信息的考察。经过实证检验，邦德特和塞勒(BondtandTheler1985)发现股市存在投资者有时对某些消息反应过度(overreact)，而杰格蒂什(Jegadeesh1990)、莱曼(Lehmann1990)等则发现了股价短期滞后反应现象，由此，杰格蒂什和迪特曼(Titman1993)认为投资者对有关公司长远发展的消息往往有过度的反应，而对只影响短期收益的消息则反应不足，关于这一点仍然存在着争论，尽管如此，信息与股价之间应存在着某种关系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认同，并且，弗伦奇和罗尔(Roll)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股价波动幅度与可获得信息量之间存在着良好的正相关关系。
然而，这些定价理论在现代经济金融学家的推动下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表明了“对(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缺乏有效的解释手段反映了我们科学体系的不成熟”，面对这一现实，金融学家们开始尝试利用非线性方法与混沌思想来理解股票市场行为，甚至采用具有黑盒子性质的定价核概念、半自回归方法和半非参数估计以及近年兴起的系统仿真等新方法，试图解释信息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将成为股票定价理论的新兴的令人激动的发展领域。
但是，这些模型的应用都需要较为高深的专业知识和庞大的数据系统，而且，所需数据要求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以满足“大数定理”的要求，这些对于新兴市场和广大的普通投资者来讲，难为其用，而且，市场价格的变化往往与股票“内在价值”并不一致，因此，寻找一种既简便又能适应市场基本状况的定价方法就自然成为了我们的追求。这里，我们希望借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灰色系统理论，探索一套简便易用的股票投资价值预测模型，以期能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2．股票投资价值灰色系统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GreySystemTheory）的创立源于20世纪80年代。邓聚龙教授在1981年上海中-美控制系统学术会议上所作的“含未知数系统的控制问题”的学术报告中首次使用了“灰色系统”一词。1982年，邓聚龙发表了“参数不完全系统的最小信息正定”、“灰色系统的控制问题”等系列论文，奠定了灰色系统理论的基础。他的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系统与控制通信》杂志主编布罗克特（Brockett）给予灰色系统理论高度评价，因而，众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灰色系统理论的研究行列，积极探索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事实上，灰色系统的概念是由英国科学家艾什比（W·R·Ashby）所提出的“黑箱”（BlackBox）概念发展演进而来，是自动控制和运筹学相结合的产物。艾什比利用黑箱来描述那些内部结构、特性、参数全部未知而只能从对象外部和对象运动的困果关系及输出输入关系来研究的一类事物。邓聚龙系统理论则主张从事物内部，从系统内部结构及参数去研究系统，以消除“黑箱”理论从外部研究事物而使已知信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因而，被认为是比“黑箱”理论更为准确的系统研究方法。所谓灰色系统是指部分信息已知而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灰色系统理论所要考察和研究的是对信息不完备的系统，通过已知信息来研究和预测未知领域从而达到了解整个系统的目的。灰色系统理论与概率论、模糊数学一起并称为研究不确定性系统的三种常用方法，具有能够利用“少数据”建模寻求现实规律的良好特性，克服了数据不足或系统周期短的矛盾。
目前，灰色系统理论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不仅成功地应用于工程控制、经济管理、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领域，而且在复杂多变的农业系统，如在水利、气象、生物防治、农机决策、农业规划、农业经济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灰色系统理论在管理学、决策学、战略学、预测学、未来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展示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那么，灰色系统是否能够在股票市场价格走势方面发挥作用呢？以及怎样发挥作用？这是本文要探索的问题。
勿容质疑，股票价格的“内在价值”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股票价格提供了重要途径，然而，其运用受相关专门知识的约束，同时，也受人们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是否合理与准确的影响，那么，股票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的纠正，必然需要一定的学习过程，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即“学习成本”。如果将市场有效性与信息定价机制相结合，将对股票市场的定价机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关系上，人们发现股票价格不仅反映其内在价值的信息，而且反映了市场交易者的“噪声”（Black，1986），因而，股票价格的偏离不会总回到其“内在价值”。这样，我们根据这些所知信息还是难以预测或把握市场价格走势，从而经常出现投资者对信息的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现象。
我国股票市场有“政策市”、“消息市”之称，应该说这是效率市场的应有状况，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股市的股票价格对其反应“内在价值”的信息未能作出充分的反应，因而，认为我国股市的这种反应机制是跛足的（包建祥，1999），“有关股票市场的政策法规报道”是对投资者最有价值的信息，对股价的影响也最大（茆诗松，1997。），而且存在着对信息的反应过度及反应不足（魏刚，1998；张人骥，1998。），呼吁建立完善的信息定价机制。应该说，我国股票市场经过近年的发展，市场的信息定价机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市场对信息的敏感性有了实质的提高，对影响股票“内在价值”的信息，不论是系统信息还是非系统信息，股票价格均有相应的反应，因而，为通过市场价格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反应判断市场价格的未来走势，提供了可能。
由于股票价格应该反应与其相关的市场信息，那么，信息在价格中的输入和传递就有其相应的轨迹和强度，这种轨迹和强度取决于该股票的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应机制和灵敏性，而对于不同的股票，价格反应信息的机制和灵敏性有着相当的不同，并随时间变化而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以及这种轨迹和强度大小是什么，难以准确把握，也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和股票“内在价值”，在新兴市场中，这种状况尤甚。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新兴市场中，作为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他们难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更像是通常的“投机者”，即以市场交易差价获取利益，并不是以获取公司分红或股利为目的，因而，对这些投资者来讲，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是多少似乎显得那么重要了，他们最为关心的应该是股票市场价格的近期走势如何，以判断价差的大小，从而决定该股票是否值得买卖，因此，交易过程中并不需要知道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由此可知，股票价格的市场表现的趋势判断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由于股票价格是相关信息的综合反应，所有的相关信息的传导机制和灵敏度都得到了相应的反应。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种传导的方式和灵敏度是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适当方法通过信息在价格中的历史反应来判断价格的未来行动方向或状态，从而寻求信息在股票市场价格中的反应机制，这是因为历史行为反应至少部分反应了价格行为固有规律，并反应了价格对新信息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决定了价格的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我们认为，灰色系统理论的建立为测定和反应这种传导机制和灵敏度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法。
我们知道，灰色系统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来寻求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因为，客观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尽管纷繁复杂，但其发展变化有着自己的客观逻辑规律，是系统整体各功能间的协调统一，因此，如何通过散乱的数据系列去寻找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就显得特别重要。灰色系统理论认为，一切灰色序列都能通过某种生成弱化其随机性而呈现本来的规律，也就是通过灰色数据序列建立系统反应模型，并通过该模型预测系统的可能变化状态。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微分方程能较准确地反应事件的客观规律，即对于时间为t的状态变量，通过方程就能够基本反映事件的变化规律，那么，假定某股票价格的状态初始序列为，通过灰色一阶累加生成序列和弱化关系式(k=1,2,…,n)，我们就可以得到该股票价格的时间状态的灰色微分方程为，系数a就是股票价格对信息的敏感性，是股票价格状态对信息反应系统变化内在规律的指标，在灰色系统里被称为“系统发展系数”，而（k=1，2，…）就是该股票在未来k+1时间的市场价格。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要把握市场价格走势和发展方向，并不需要知道是什么信息或多少信息影响其价格的变化以及如何影响，诸如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动、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市场参与人数的增减等等因素分别对价格影响及其方式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新信息的加入会使原有的趋势得以改变，新信息的不断加入是市场价格不断变化的驱动力，而新信息的影响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消化在市场价格中逐步体现，这就是通常意义的历史信息的记忆功能，这种记忆能力对于市场价格走势的驱动力具有一定的“惯性”作用，通过判断这种驱动力（系统发展系数）的发展变化来预测未来价格走势正是灰系统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3.灰色系统模型的应用实例
3.1时间转折预测
这里，我们以上海综合指数的日收盘指数为标准，以2000年1月10日1545.11点为起点，如果局部低点和高点之间相差200个点以上，认为市场指数出现了一次转折，将低点-高点的变化看作一个阶段，因而，我们选择各阶段的局部最高点和最低点，并选择相临的指数相差200点以上的点，计算其距离起点的月份数，以构造指数走势的量化分析，具体数据见表1。根据灰色微分方程可以得到指数转折点的时间方程为：，其中k=1，2，…。
根据这个模型可以对指数转折情况进行预测，计算结果和模拟误差状况见表2，由表可以看出，该模型对指数转折时间点预测的残差平方和0.54，模型预测平均相对误差为2.6%，小误差概率几近为1，因此，平均预测精度为97.4%，预测精度为二级，说明该方法基本可用于市场综合走势转折时间的初步预测。由此转折预测方程，我们可得到后一阶段的5个预测值为：19.4、23.3、27.9、33.6和40.3。第一个预测值19.3表明下一转折点在从2000年1月起的第19个月左右，即约在2001年7月会出现一次重大转折，再经过约4个月的调整后将又会有一次较大的转折，即预计在2001年11月份可有一次200点以上的变化。
表1时间序列表
3.2上海综合指数的预测
2001年来，上海综合指数收盘指数从1月2日的2103点降至10月22日的1520点，跌幅近30%，如以当年最高点2245点计，跌幅更深，因此，我们应用灰色系统模型对股票指数变化状况进行预测，以期能更好地开展投资决策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根据灰色微分方程建立上海综合指数走势预测模型，为此，我们以上海综合指数的实际周收盘数为基础，以2001年8月10日周收盘价1955.04点为数据系列的起点，得到指数走势的预测方程：，其中，k=1，2，…。根据这个模型对指数的预测，结果和误差状况见表3，由表可以看出，该模型对指数序列模拟的残差平方和为1259.90，模拟的平均相对误差为0.79%，因此，平均预测精度为99.21%，最大预测误差为1.20%，小误差概率近似为1。从模型本身来看，应该说对上证综合指数的预测精度基本能达到要求。
3.3新陈代谢模型与事后检验
事后检验是根据模型预测值与市场实际表现进行比较而得到的，根据该指数走势预测模型，我们可以得到未来4周的收盘指数分别为1768.66、1741.12、1714.00和1687.31，总体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上海综合指数的实际值1807.02、1764.87、1691.33和1572.45，实际误差分别为2.12%、1.34%、-1.34%和-7.30%，表明有较为理想的预测效果。但实际结果也表明，利用某一数据系列对走势或时间转折进行长期的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新信息的作用没有得到体现，历史信息影响程度的有限性，即价格对信息的记忆与预见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信息对系统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误差将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采用新陈代谢GM模型对2001年8月17日开始的上证综合指数趋势进行模拟，即利用最新的数据替换最旧的数据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新信息对市场走势的影响，计算的结果列于表4，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的最小预测误差为-0.03%，最大预测误差是7.73%。在趋势判断上，预测趋势与市场实际表现有着较为一致的变化。从其模拟散点图看，预测值与市场实际表现有着极为吻合的效果。
表4新陈代谢GM模拟结果与后验表
后验相对误差图
4.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灰色投资价值模型的预测是短期的，一般地讲，对3个以上时间跨度后的预测误差较大，因此，需要利用新陈代谢模型进行重新估计，旧有的信息对系统的发展发挥持续的影响，而新信息的作用效果未能得到充分的反映，这就决定了仅根据原有信息进行的预测会比较大地偏离实际运动轨迹，从而失去了模型预测的意义。因此，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我们应在模型中不断补充新的信息，去掉那些对于预测的作用日益减小的旧数据，以反映新的信息对系统发展的影响特征。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系统来讲，系统对信息的记忆功能是极为有限的，旧的信息对系统发展的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小，因而，在应用该模型进行预测时，不断更新数据系列将是十分重要。
我们也注意到，预测值相较于实际值似乎有一个单位时间的延迟，这种延迟表明该预测模型有一个“追涨”、“杀跌”的特性，这进一步说明了该模型的短期预测特性，这是可能因为，该模型的预测结果放大了旧信息对系统的影响程度，从而使预测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偏离，特别是在市场出现“暴涨”或“暴跌”的情况下，该模型的预测误差相对较大。尽管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短期的走势判断有着良好的效果，但我们认为，为避免“追涨”、“杀跌”的作用所导致的重大趋势延迟影响，将市场变化的时间转折周期预测结合使用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并适当加以调整，以避免或减少在对市场宏观走势重大变化的判断中犯致命错误。基于此，我们正努力寻求新的算法和预测趋势与市场重大变化的实际关系，以期消除预测判断上的失误。在应用GM模型进行系统预测时，所应用的数据系列要求具有一定的光滑度，对那些具有剧烈跳跃性质的数据系列的系统，其预测效果不是十分理想，研究表明，系统本身的发展系数过大（大于1.5）时，用这种方法模拟的精确度不到50%，因此，对于价格变化较为频繁且有较大波动幅度的个股，这个方法对于指导其投资决策的意义会有所限制，我们正在进一步的研究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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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军工上市公司作为一个板块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从整体上分析了国防费用增加、资产注入、民品业务需求旺盛、军工企业高科技转民用等因素对军工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影响，同时提出了投资军工上市公司的建议。
当前推动军工上市公司投资价值上升的因素
（一）国防费用的增加
1998以后我国国防费的绝对额处于明显上升阶段，国防费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但和发达国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国防费用从绝对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等角度看在世界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2004年世界人均军费为162美元，我国居民人均军费仅为20美元；世界每平方公里陆地所占军费为6946美元，而我国为2747美元。从绝对指标来看。2005年，中国军费是302亿美元，美国是4017亿美元，英国是488亿美元，日本是453亿美元，法国是365亿美元；中国军费占GDP的比重是1.36%，而美国则是3.6%，英国是2.59%，法国是1.98%；中国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是7.43%，美国是17.8%，法国是11.4%，德国是9.25%。
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面对目前国际复杂的局面，政府需要提高国家的国防实力。为了增强国防实力，我国国防费用逐步提高，国防工业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我国国防支出的项目包括：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装备费。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逐年增加的国防支出中一个重要用途是“加大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也就是装备费的增加。装备费的增加就意味着军工企业订单的增加。随着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军品生产任务纳入到上市公司的营业范围内。上市军工企业能够分享到国防支出增加带来的好处，为企业中长期业务和利润稳步增长带来了有力的保障。这将有利于提高企业投资价值。
（二）资本注入
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引导下，军工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多种原因，军工行业整体改革步伐缓慢，多数企业产权结构单一、机制不活、效益不高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国防科技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难以适应我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许多公司是出于上市融资、国企脱困的目的而打包上市，核心军工资产在上市部分之外，上市资产质量较差，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较低。
2007年6月国防科工委和国资委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指导意见》，加上前期下发的《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投资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大力发展国防科技工业民用产业的指导意见》，这四大纲领性文件构成了“十一五”我国军工体制改革的基石。使上市公司的资本注入成为可能。
2007年以来，先后有多家军工上市公司了融资公告，或者用于收购公司大股东的资产，或者用于建设新的项目。融资次数和融资金额都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在资产注入的具体形式上，既有注入资产作为股改对价，如洪都航空、中国卫星，也有定向增发或自有资金收购大股东优质资产，如航天晨光、西飞国际、航天电器、力源液压等；此外，还有借壳上市。在注入资产类别上，既有优质民品资产注入，也有优质军品资产注入。在注入资产与产业链条的关系上，注入资产开始向总装、重要的分系统方面延伸。
资本注入给军工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有利于打破行业、军民及所有制界限，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科技和经济力量进行国防建设，提升国防科技工业的整体能力和水平，促进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新体制和竞争、评价、监督、激励机制的建立。二是有利于军工企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增强军工企业内在活力和自主发展能力，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三是有利于军工企业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重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军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民品业务需求的旺盛
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提出了关于我国基础装备的发展方向：“选择一批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建设有重要影响，对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效果，对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有积极带动作用，能够尽快扩大自主装备市场占有率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作为重点，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实现关键领域的重大突破。”国防工业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
国家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扶植产业主要包括航空航天器制造、船舶制造、机床、电力设备、农业机械、纺织机械、重型机械、石油化工机械、重型卡车等。军工上市公司业务涵盖船舶、航空、航天、兵器、机械等行业，在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大背景下，军工上市公司成为国家这一战略的最大受益者。国防工业与基础工业的互动机制将是我国未来几年振兴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手段。
军工上市公司的民品业务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大飞机计划的确定、国际转包业务的迅速发展、支线飞机需求旺盛等共同促进航空工业快速增长；船舶制造业持续景气，世界造船中心来到中国，我国造船业爆发式增长态势有望持续；国家大力发展核工业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核工业正在崛起；国家不断加大对航天工业的投入，推动航天事业发展。
军工上市公司的业务具有巨大的产业化空间。以卫星业务为例，2004年全球卫星工业总销售收入为972亿美元，其中：卫星制造业的收入为102亿美元（占卫星相关产业的10.5%），发射服务业的收入为28亿美元，卫星地面设备制造业的收入为233亿美元，卫星运营服务业的收入为609亿美元（占卫星相关产业的62.7%）。
（四）军工企业先进技术转民用
国防军工产品用途特殊，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极高，同时由于国家对军工投入的长期积累，军工类上市公司拥有大量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强。其研发能力和生产技术既可以用于军品，也可用于开发民品，产业发展前景广阔，这些都是民用企业所不可比拟的。如果把军用的技术民用化，不仅可以提高相关企业的技术水平，还可以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增长点。“十一五”期间，军工集团将把加快发展民品作为重大发展战略，给予积极的扶持。这其中蕴涵着巨大的投资机会。
军工上市公司个股投资建议
虽然军工上市公司整体上有投资价值上升趋势，但个股投资中要注意风险。
第一要注意上市公司在集团公司中的位置。在国有大型企业整合的大背景下，围绕行业内的重点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是军工集团公司的基本思路。例如中航一集团围绕西飞国际进行民机资产的整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围绕中国船舶进行民用船舶资产的整合；航天科技集团以中国卫星为平台进行小卫星研发及卫星应用的资产整合等，这些处于重要地位的上市公司其投资价值是很明显的。
第二要注意企业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和前景。就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各个行业发展的现状来说，集装箱、港口机械等领域发展已经相对成熟；造船、工程机械、重型卡车等行业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卫星导航、载人航天、数控机床等行业国内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大型飞机等领域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第三要注意上市公司注入资产的品质。注入不良资产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起到负面效果；同时资产整合会增大各种费用开支，带有不确定性，整合不好的话，就会降低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
第四要注意非流通股减持。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同股同权，在渡过了锁定期限后，非流通股东可以减持，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二级市场上对股价造成较大的压力。
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定义是：“在当前的非强迫或非清算的交易中，双方自愿进行资产（或负债）的买卖（或发生与清偿）的金额。”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定义与后者基本相同：“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而且，“在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应当是持续经营企业，不打算或不需要进行清算、重大缩减经营规模，或在不利条件下仍进行交易。”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公允价值强调“公平”、“自愿”的交易价格，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来自于公平交易市场的确认，是基于活跃市场的理性双方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公平认定和计量，不是某个特定主体的估计；它的确定并不在于业务是否真正发生，而在于双方一致性而形成的价值，是一种具有明显可观察性和决策相关性的会计信息。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具体规定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准则，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和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第三章“后续计量”中指出：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同时又指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的估计。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而应当按照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为了防止上市公司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时其持有的房地产溢价在账面上集中体现，导致账面利润大幅增加，新准则还规定：“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这基本排除了上市公司利用公允价值确认投资性房地产而产生巨额账面利润的可能性，充分体现了我国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应用的谨慎性。
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从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视为会计政策变更；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
三、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主要账务处理
企业应按照投资性房地产类别和项目分别对“成本”和“公允价值变动”进行明细核算。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
（一）企业外购、自行建造等取得的投资性房地产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其他支出）
贷：银行存款（或在建工程）
（二）将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转换日的公允价值）
存货跌价准备（已计提的跌价准备）
贷：库存商品（账面余额）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借：营业外支出）
（三）将自用土地使用权或建筑物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转换日的公允价值）
累计摊销（累计折旧）（已计提的累计摊销或累计折旧）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贷：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账面余额）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借：营业外支出）
（四）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改良或装修
借：在建工程（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余额）
贷：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贷（或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五）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其账面余额：（或者公允价值＜其账面余额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公允价值一其账面余额）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六）将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为自用时
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转换日的公允价值）
贷：投资性房地产—成本（账面余额）
贷（或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账面余额）
贷（或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七）出售投资性房地产时
借：银行存款（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投资性房地产—成本（账面余额）
贷（或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账面余额）
贷（或借）：投资收益
同时，借（或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贷（或借）：投资收益。
四、公允价值计量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对相关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核算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但公司是否利用或怎样利用这种模式仍需要深入研究。
（一）正式确立重估净资产值法（NAV）作为房地产上市公司估值的中心地位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只有企业在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或者对外投资这两种情况下，才允许使用重估净资产值法作为记账依据。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使得相关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使用此法，提供的账面价值更能真实地反映该企业资产的真实市场价格。随着投资性房地产物业的增多，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及人民币升值的状况下，新会计准则的采用，必将引导市场更多地关注各项投资性房地产物业的真实价值，并使重估净资产值法成为评估投资性房地产企业的主要标准之一。即使对以开发业务为主的房地产企业来说，新会计准则的实行也将导致投资者以更为稳健和客观的估值标准来衡量公司的价值。
（二）提高公司对信息披露的真实反映
近几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高速膨胀，企业若继续按照历史成本的原则来计量所拥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特别是土地使用权，这显然会使会计信息无法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里，投资性房地产物业大都存在很大程度的升值。公允价值模式的引入肯定将加大市场对一些原来信息披露不够充分的公司价值的挖掘，使投资者对这类公司价值的认识更为全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要求，企业若以公允价值的记账模式取代传统成本模式记账的，应该属于会计政策的变更。会计政策的变更能够使公司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同时也使投资者更全面充分地把握相关企业的真实信息。在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记账的当年，公司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即这些企业的上年度净资产值将会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有利于提高相关公司的规模。（三）公司每年净利润的波动程度会增大
公允价值的变化将加大净利润的波动幅度。现行会计制度下，企业的投资性房地产物业都是计入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中，其市值变动并不计入当期损益，我们无法从相关的会计报表中寻找其变动的痕迹，也不利于反映企业房地产的构成情况及各类房地产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贡献。当前我国的投资性房地产物业市场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虽然并不排除部分投资性房地产物业出现贬值的可能性，但更多投资性房地产物业的升值潜力较大且预计将会持续；按照新准则所要求的公允价值法来重新计量这些“名不副实”的投资性房产，企业每年的重估增值额应该会使当年的净利润预计得到持续的额外提升，企业投资性房地产的巨额利润终将能够在账面得到充分体现，由此也大幅提高了每股的净资产，降低了市盈率。但由于对净利润的影响比较多，相应波动程度也会增加，因此，如何评价这种由于增值带来的利润增加需要市场进一步达成新的均衡，而且，投资者也需要以更为稳健和客观的估值标准来衡量此类房地产公司的真正价值。
（四）未来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确认
公允价值模式符合投资性房地产的特性，能够较好地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和盈利能力，尽管公允价值的确认仍然是一个难点，很多人担心在现阶段的实务操作中公允价值容易导致利润操纵，但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发展，售房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相对于其他资产而言，投资性房地产物业的公允价值还是比较容易取得的。同时，新会计准则也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中确定公允价值的方法，需要每年聘请独立的评估师对其投资性房地产物业进行评估，并在年报中详细披露房地产当期账面价值的增减变动情况、公允价值的确认方法及其理由等；而且巨额利润的出现意味着企业缴纳的税额也相应攀升，之前投资性房地产物业计入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折旧、摊销的抵税功能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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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外商投资，效应 据世贸组织统计，我国已连续 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国内有报道说，我国已成为全球贸易争端的最大受害国。而国外的舆论却认为我国大量出口的产品对当地产业、商品及就业等方面形成客观上的威胁和冲击。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即我国的出口产品及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不合理性：同类产品生产和出口过多，并以极低的价格出口。那么，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是如何形成目前这种不合理的出口局面和产业结构呢?只有探讨这一现状产生的根源，才能努力转变我国现行的出口和产业结构。 一、我国进出口产品现状 1.大宗进出口产品的剖析 从全球反倾销的产品种类来看，主要集中在贱金属产品(钢铁和铝制产品)、化工产品、塑料制品、纺织原料及其制成品。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我国出口较多、已经或正在遭遇反倾销的产品。我国大宗出口商品主要为以下八大类：机械、纺织、贱金属、化学及其相关工业产品、鞋帽、塑料及其制品、车辆和皮革商品，几乎全部为国际反倾销的产品 (见表1)。 统计显示，上述八类产品的进出口额有很大的差异：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产品和塑料制品三类产品的进口额远远高于出口额；纺织原料及纺织品，鞋帽及皮革类产品则出口额远远高于进口额；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则进出口基本持平。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和贱金属及其制品相对于进口而言，其出口产品并不多。这表明，部分进口的相关产品在我国内加工后又再次出口，但很大一部分已直接消耗或进入我国市场。但这三类产品属于国际市场中遭遇反倾销的主要产品： 1995—2011年间，这三类产品提起的反倾销案件占总量的63%。 纺织原料及纺织品、鞋帽及皮革产品的出口额则远远超过进口额，属于我国具有优势的出口产品。 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的进出口额基本持平。这表明，该类产品中包含大量在国内组装或采取其他形式加工后再次出口的产品。如许多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包含一些进口零部件，在国内组装成品后再出口。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国外遭遇反倾销的产品，除纺织原料及纺织品、鞋帽及皮革产品外，其他5大类产品实际上并非我国的优势产品，而属于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的产品。 2.与外资工业企业及产品之比较 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值达到3386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量的57.1%；而其进口额也达到3246亿美元，占我国进口总额的57.8%。因此，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外资工业企业在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2003年按行业分三资工业企业所作的统计，在我国现有外资工业企业中，数量在1000家企业以上、或工业总产值在1000亿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8个行业(见表2)。 可以看出，八大类大宗出口商品均囊括其中。除第13、15、16和 18类行业外，其他类行业基本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约占样本企业总数的86%。其中，纺织业等六类企业 (第3、4、5、7、8、9类行业) 共计 15251家，占企业总数的39.53%。这些产业的特点是，工业总产值占总量的百分比均低于企业总数所占的百分比，有的甚至相差很远。如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企业占总数的比重为10.5%，而其产值仅占总额的3.6%。由此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工业制造业中，劳 动密集型企业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包括我国出口遭遇反倾销最多的产业。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目前出口商品的结构与外资企业及其产品密切相关。由于我国进出口商品中近60%的产品都是由外资企业生产并出口的，且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一定的比重，因此，外资企业及其出口产品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了我国目前出口产品的结构。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大宗出口产品的形成 鉴于外资企业及其出口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目前出口产品的结构，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境内外资企业的总体构成情况、生产加工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探讨我国目前出口产品结构及大宗出口产品形成的主要原因。 1.我国外资企业的总体构成 (1)海外中小企业构成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主体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3年末，合同外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型项目占我国利用外资项目总量的96.87%，其合同外资金额约占总额的49.64%。就单个项目平均额来看，合同外资金额为203万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额仅为106万美元。 香港企业对内地的投资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并始终处于各投资国家／地区对华投资的首位。截至 2003年末，香港在内地投资的项目累计224509个，累计投资额达 2225.75亿美元，约占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额总量的44.38%。由于香港经济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其比重约占香港企业总数的98%，因此，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实际上是以香港中小企业为主的。 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韩国及新加坡等国，对我国的投资始终占有很大的比重，并同样以中小型企业投资为主。虽然日本以其诸多大型跨国公司而闻名世界，但有关资料显示，1980—1991年间，日本来华投资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投资规模较小，并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形成了以中小型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外资企业结构。 (2)制造业一直是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 据商务部对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统计，制造领域外资企业数目、合同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累计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9.59%、 71.50%和70.95%。由于在90年代初期以前，我国外资企业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因此其规模小决定了这些企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 根据广东省发改委统计，2001年1-9月，制造业的合同和实际使用外资额分别占我国制造业外资总额的21.22%和17.96%，其次是纺织(比重分别是4.29%和5.83%)和化工业(4.2%和4.56%)。江苏省外商投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领域，并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 此外，东盟国家的华人企业对我国投资也主要集中在各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根据同创未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出版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华投资企业名录(截至2002年)，两国在华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册的580家菲律宾企业中，制造业项目约占 55.7%；而952家马来西亚在华投资企业中，各类制造业项目比重达到 72.06%。比较集中的行业有：服装制造，塑料制品，食品加工和制造，非金属类制品(如水泥、建材等)，化学原料及制品，皮革、毛皮制造，家具制造，造纸／包装及纺织业等。 2.加工贸易及贴牌生产方式& nbsp;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我国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为3279.88亿美元， 约占出口总量的55.28%，同比增长35.62%。2000-2011年间，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所占比重年均 55.27%。加工贸易之所以在我国发展迅猛，并在进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与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中小型外资制造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珠三角地区引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项目主要从事加工和组装生产。据有关报道，香港企业在广东投资的近20万家生产企业均以来料加工为主。 我国入世后取消了对外资企业三项限制性规定后，进一步促进了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生产。因此，加工贸易方式已不再局限于外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或高新技术外资企业也采取这一方式运营。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外资企业出口前100名中，90家IT类企业均以加工贸易为主。由此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方式已成为我国外资企业的主要生产方式。 与加工贸易密切相关的是贴牌生产方式(OEM)。近三年来，我国 OEM生产方式发展迅猛。据报道，长三角地区专业从事OEM的企业达千余家，而家电企业OEM生产占全国比重高达75%。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500强的家电企业中，近95%的企业都曾与我国家电企业合作，以贴牌方式生产空调、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中，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占 85%，其中90%是贴牌生产。数码相机等产品的贴牌生产比例高达 98%。此外，我国大量的民营企业也从事贴牌生产。 由此可以看出，除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外，现行的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方式促使我国形成了庞大的制造业队伍，生产并出口了大量的各类外国品牌产品，包括IT类高新技术产品。 3.民营企业的崛起及其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毫无疑问，外资企业对我国进出口及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更为更重要的是，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也有力地带动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对于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这种效应更多地体现在近十多年来我国众多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结果显示，2011年民营企业 500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企业数量占总数的83.4%，并主要聚集在浙江和江苏两省(比重分别为 36.6%和22.6%)。我国民营企业聚集和发展的东部地区恰好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投资的重点地区。据商务部2003年外资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东部地区的项目数、合同额及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总量的82.00%，86.86%和 86.20%。2011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仍达到85.93%。 我国东部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崛起与外商投资企业在该地区大规模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些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正是通过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发展起来，并在其业务拓展中仍在寻求与外资合作。在浙江，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已形成共同发展，甚至发展速度超过外资企业的局面。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在我国出口贸易中也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民营企业年出口额达到1011.6亿美元，同比增长68.6%，增长幅度分别超过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57.2和27.7个百分点。因此，民营企业的出口产品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是以民营经济，特别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大省 (2011年，该省出口额位居全国第四)，同 时也是我国纺织品出口和鞋制品出口的第一大省。浙江民营企业既有资产在200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有家庭作坊式小型企业，产业趋同状况十分突出。目前，该省共有各类7000余家纺织品企业，在温州集聚着4000多家制鞋企业，年产鞋6亿双以上。2011年，我国出口欧盟的鞋制品中，温州鞋占到总量的60%以上。此外，温州很多小商品几乎垄断了国内市场，并大量出口，如打火机和眼镜等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屡屡引发国外反倾销案例中，浙江省出口的产品占有很大的比重。 从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型企业的建立，带动了我国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方式及民营企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商品出口，并由此形成了我国目前的大宗出口商品结构。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后果及建议 1.影响及后果 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解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包括：造成当地环境和水资源的严重污染；大量聚集的制造业企业导致当地资源紧缺，如土地资源及电力和原材料紧缺；造成资源的浪费。据报道，目前全国600种重要商品中，约有85%的商品供过于求；产业结构趋同或重复建设加剧了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和低价出口。 此外，最为显著的后果是，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形成也使我国已成为世界产品加工和出口的中转地。 据海关统计，2011年，我国贸易往来主要集中在欧盟、美国、日本、香港、韩国和台湾省六个国家或地区。保持贸易顺差的是香港、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如荷兰和英国等)；而保持逆差的则是台湾、韩国、日本及东盟一些国家。我国原材料和设备的进口主要来自台湾、韩国、日本和东盟一些国家(如印尼和菲律宾)，其中不乏在华外资企业的国际采购。而最终产品的出口则转向香港、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进口与出口存在着双向失衡，而目前这种贸易失衡表明：我国实际上起到世界产品的加工和中转作用。据报道，在我国大量出口产品到美国和欧盟之前，亚洲四小龙一直供应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市场的大部分家电和日用消费晶。如上世纪80年代，台湾48%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而目前该比例已降至15%以下，近年来我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实际上取代了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并成为台湾、韩国及其他投资国家和地区对外出口的产品加工地及中转站。其结果是， 2011年，大陆与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为512.3亿美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达到344.3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由此可以看出，近两年，台湾和韩国对我国出口大幅度增长，也导致我国出口相应大幅度增长，因而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正是由于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设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组装和再出口的结果。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为亚洲四小龙、日本及东盟一些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致使其对我国实施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这使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引进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使我国与亚洲四小龙一样借助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上获得飞速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上述种种负面效应，包括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失衡。目前，我国的大量出口正是建立在大量进口的基础之上，这使我国经济发展在越来越依赖于产品出口的同时，也同样依赖于原材料和设备的大量进口。我国出口产品约60%为外资企业所生产，可以说，我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特别是对贸易逆差较大的美国及欧盟国家来说，这种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合资企业出口产品的结果，其中包括美国等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国际采购及出口。2.建议及启示 &nbs p; (1)对劳动密集型及重复建设产业的投资应予以设限 据报道，目前国内一些地区招商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仍是外资中小型制造业项目居多。由于中外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异等因素，一些海外企业仍计划将其他国家的工厂移师我国。因此，我国在审批外资项目时，有必要严格区分并限制那些国内市场已经饱和、附加值低的制造业项目，及那些在国内大量重复建设的产业，以使我国做到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并应制定相关的政策。 此外，鉴于我国已取消有关外销比例的限制，我国除对外资企业产品出口继续实施鼓励政策外，还可考虑对产品返销投资国或地区实施相对优惠的政策，以分流或减少出口到贸易摩擦较大的地区和国家。 (2)鼓励现有企业利用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方式出口 在我国众多出口产品中，一些贴牌生产出口的产品却很少或未曾遭遇反倾销调查。如格兰仕集团， 2011年的微波炉外销量实现1300万台，国际市场占有率接近50%，其中，60%的出口产品为贴牌产品。据该集团称，在其微波炉出口过程中，基本未遭遇国际反倾销调查。又如广东东菱凯琴集团，尽管该企业小家电产品外销量很大，且供应欧美小家电市场(2011年，其电热水壶销售突破1000万台，销量居世界第一)，但由于产品全部是贴牌生产，因此并未在国外遭遇反倾销。 由此可以看出，以外国品牌生产并出口的产品很少或基本未遭遇任何反倾销调查。目前，我国已形成大规模生产家电、电器、电子及纺织轻工等产品的能力并在大量出口这些产品。因此，如何尽可能规避贸易摩擦应是我国出口企业面对的首要问题。鉴于上述两家企业的出口状况，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方式仍是现阶段我国出口企业可选择的有效方式。 综上所述，我国之所以形成目前这种不合理的出口结构，一方面是外资企业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入我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各省市大量引进、重复建设的结果。这使国内不仅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剩，而且一些高科技、电子产品也供大于求。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海外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结构也在改变，新设立的外资大型企业大幅度增加。即使如此，短时期内仍很难改变大批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主体结构。 在外商加大对我国制造业项目的投资力度之时，有关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率高达 70%，即在现有长三角联盟的15座城市中，有11座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8座城市选择石化、12座城市选择通信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些大型制造业项目的上马是否会使我国未来几年的出口商品结构产生新的不合理呢?这或许是我国所必须再次正视的现实
论文摘要：价值投资理论经过许多价值投资者的不断完善和 发展 ，已经构建起了以“内在价值”和“安全边际”为核心的价值投资理论体系。但是作为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投资理念，价值投资理论在很多情况下还是被投资者所误解。本文严格界定成长型价值与成长型概念的区别，指出成长型价值是属于价值投资理论，而成长型概念更多是证券市场上的投机炒作。最后，通过分析价值投资理论发展演进的过程来证实上述观点。
在回顾华尔街悠久的 历史 时，不难发现，在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证券市场就是一个充斥着投机和内幕消息的领域。但是伴随着1934年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的《证券分析》一书的出版，证券市场的投资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本被后来者奉为“投资者的圣经”的书籍，在其后的岁月内被连续再版，其投资理念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证券投资者。格雷厄姆用他所倡导的证券分析理论和技巧奠定了价值投资理论的基石，其后的价值投资者都是在格雷厄姆的基础之上，不断引入其他分析方法，形成各自鲜明的投资特色，因此价值投资理念才得以不断衍生和发展，并且一直被广泛使用并沿用至今。
价值投资理论作为证券市场策略和价值分析的众多投资理论之一，其产生至今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价值投资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对证券投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价值投资理论产生之前，证券市场投资理念主要以趋势技术分析为主，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涨跌 规律 来进行投资。而价值投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模式，转而强调从公司经营管理的实质以及公司基本财务状况出发来寻找公司的投资价值。
投资与投机
投资和投机是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的两种基本行为，并且同样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但是两者在根本上有所不同。对此，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亨利•彼特认为，区分投资和投机的标准应该从分析投资的动机入手：买入股票通过长期持有、期望分享股息分红的长期行为是投资；而买入股票仅仅是希望通过不断的买卖来获取二级市场上差价的行为是投机。杰克•弗朗西斯认为：一项交易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均是区分投资与投机的有用标准。《 中国 金融 百科全书》则认为：投机是指利用股票价格波动，以牟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短期交易活动，其特点是交易期限短、次数频繁，具有风险性；除此之外都是投资。格雷厄姆认为：投资是指根据详尽的分析，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操作是投机。
从以上的各种不同表述可以看出，投资和投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实质在于投资和投机的盈利模式。笔者认为，投资和投机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风险的可控性：投资是指通过发现和创造价值来获取回报，其风险可控；而投机是指承担较大的获利不确定性，并以此来获取相应的回报，其风险不可控。从格雷厄姆的表述中，可以发现投资相对于投机而言，具有以下特点：投资是建立在对投资对象详尽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通过客观地研究来创造价值，而投机则是通过主观的判断来获取收益；投资能够保证本金安全；投资能够保证满意的回报。
价值投资理论的定义
价值投资理论从产生以来，一直就建立在证券市场的三个基本特征基础之上：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受一些影响深远而又变幻莫测的因素所支配，正是这些因素导致股票的市场价格在不断变动；上市公司本身的内在价值却不同于其证券市场价格的起伏不定，而是相对稳定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在短期可能会偏离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价格会逐渐向内在价值回归；如果在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时进行购买，肯定可以获得稳定的回报，而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就是“安全边际”。
证券市场的三个基本特征指出了价值投资理论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与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价值投资理论的核心就是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评估。所谓内在价值，就是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股利、未来前景以及管理状况等因素所决定的股票价值，是未来上市公司所拥有所有现金流的折现值。
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分为内在价值和市场价格两部分：内在价值是由上市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所决定，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而市场价格则由证券市场上的资金供给所决定，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变化较大。因此往往会出现市场价格偏离内在价值的情况。沃伦•巴菲特指出，“内在价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为评估投资和公司的相对吸引力提供了唯一的逻辑手段。内在价值的定义很简单：它是一家公司在其余下的寿命中可以产生的现金的贴现值。但是内在价值的 计算 并不如此简单，它是估计值而不是精确值，而且它还是在利率变化或者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修正时必须加以改变的估计值”。
安全边际是价值投资理论的简练概括，就是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超过其市场价格的部分，也是价值投资者能够稳定获取的投资收益。一般来说，安全边际越大则代表投资风险越小，而相应的获利能力越强。
对于内在价值的理解，随着价值投资理论不断完善，其内涵出现了一些差别。最初，内在价值以格雷厄姆的观点为主，强调上市公司的绝对价值，也就是公司所拥有的有形资产的清算价值。后来才逐步加入菲利普•费雪关于成长型价值的观念，将公司的无形资产以及未来的成长预期也计入公司的内在价值当中。在格雷厄姆和费雪投资理念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进而形成了目前价值投资理论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所认同的价值投资理念。
格雷厄姆在分析上市公司内在价值时，看重上市公司的有形资产，而不看重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品牌等。格雷厄姆认为价值是被事实所确定的价值，这些事实包括公司的资产、收入、红利以及任何未来确定的预期收益。所以，格雷厄姆在其投资分析中，主要在寻找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的比值偏小（也就是安全边际较高）的股票进行投资，通过买入并持有，等到其市场价格上涨体现其内在价值时，便可以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
费雪则把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内涵进行了一定的扩充，他把这样的“内在价值”称为 企业 的特质，即上市公司所拥有的高于一般水准的能力，能够使得公司利润逐年递增。相比之下，他更加看重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也就是那些能够增加公司价值的因素。他认为可以通过对获利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借助于其强大的盈利增长来获取可观的超额利润。
综合格雷厄姆和费雪对于价值投资理念的定义，不难发现，尽管不同的价值投资者的理解有所差别，但是其实质是趋同的。尽管在公司内在价值的定义上不尽相同，但都来自于上市公司本身，这其中包括有形的资产、收益和股利，还包括无形的独特竞争力、优秀的获利能力、出色的经营管理能力，甚至还包括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等。价值投资者都认可上市公司的市场价格是围绕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的，并且迟早会向价值靠拢。价值投资是通过寻找优秀的投资对象而从中获利，其持有时间的长短仅在于价值投资者个人对市场的把握，而不是区分价值投资与非价值投资的关键。
笔者认为，价值投资理论是通过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研究分析，然后比较证券市场价格，以此来决定股票买卖策略的一种投资理论。价值投资理念的核心思想，认为内在价值是确定股票价格的核心因素，只有在股票价格低于内在价值时，即存在安全边际时，才会做出买入操作。格雷厄姆以及其后的价值投资者的投资理念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仅仅在价值投资的主要步骤的一个或几个环节有所差异，这些环节包括怎样寻找低估的证券、如何确定股票的内在价值、构造投资组合的方法。
价值型投资、成长型投资与成长型概念
成长型投资（growth investing）一直以来被误认为是一个跟价值型投资相对立的概念。绝大部分投资者认为，价值型投资就是指投资于股票价格低于其帐面价值的上市公司股票，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中获利；而成长型投资则正好相反，指的是投资于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销售及利润增长率、处于快速 发展 阶段的上市公司股票，通过其高速成长带来未来股价上涨而从中获利。这种看法体现到投资操作上，则是价值型投资者和成长型投资者从来不会在同样的时间买进同样的股票：价值型投资者选择的买入时机为上市公司公布利空的消息时（如利润每况愈下、公司收益处于下降或没有收益、公司最新消息令市场失望等）；而成长型投资者则选择上市公司公布利好的消息（如利润上升、收益加速增长、公司公布的业绩超过预期等）时买入。正是基于上述概念，很多投资者认为伴随着证券市场涨跌的交替出现，相对应地采取价值型投资和成长型投资才是最佳的获利模式，即在熊市到来时选择价值型投资，通过选择被市场低估的股票来规避市场风险，而到牛市来临时选择成长型投资，通过利用市场热点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其实，上述的这些观念误解了成长型投资的真谛。成长型投资并不等同于成长型股票，成长型投资是指投资于具有长期持续获取超过平均水平的销售和利润增长率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事实上，这种真正具有长期持续获利能力的上市公司是罕见的，投资大师费雪在其全部投资生涯中所发现的具有长期成长性的上市公司也屈指可数，寥寥无几。
在证券市场上之所以成长型投资会被广泛提及，能够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得到应用，最主要的原因是投资者往往将“成长型投资”与“成长型概念”混为一谈。所谓的“成长型概念”，就是证券市场上经常蜂拥出现的投资热点，如新技术、新专利、新产品、新市场，通过超乐观的财务业绩预测，来凭空描绘超出想象的美好前景，构造一种不切实际的高速增长。这样的成长型概念往往只能体现在对上市公司的发展预期上，难以带来实质性的增长，尤其是没有长期稳定的实质性增长。但是成长型概念却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能够吸引投资者的追捧，特别是在牛市环境下。从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 电子 半导体成长概念，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生物工程、 网络 科技成长概念，最终只不过是资金追捧出来的泡沫，只有其中真正具有长期成长性的上市公司如ibm、微软、英特尔才能够脱颖而出，给投资者带来长期持续而稳定的投资回报。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随着价值投资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的新发展赋予了当代价值投资理论更多更新的内涵。格雷厄姆所推崇的以寻找市场价格低于上市公司绝对价值的投资品种的投资模式，是属于价值投资理论的，同样以费雪为代表的寻找具有长期持续成长能力的投资品种的投资模式，同样属于价值投资理论。成长型价值只不过是将更多的未来盈利增长计入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因此，本文认为以费雪为代表的成长型投资实际上属于当代价值投资理论范畴，而证券市场上所谓的“价值型投资与成长型投资”分类，实际上只不过是价值投资与成长型概念的区别罢了。
价值投资理论的演进
价值投资理论从20世纪初产生至今，只有不足百年的 历史 ，但是追随价值投资理论的价值投资者们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投资业绩。不过，价值投资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价值投资者经过不断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投资实践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在价值投资理论演进的过程中，有四位价值投资者对价值投资理论体系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分别是本杰明•格雷厄姆、菲利普•费雪、彼得•林奇和沃伦•巴菲特。
本杰明•格雷厄姆是价值投资理论的奠基者，也是第一个把逻辑和分析的原理引入证券投资领域的人。格雷厄姆构建了价值投资理论的框架：“安全边际”和“内在价值”。受到所在时代的影响，格雷厄姆在应用价值投资理论时，往往都是在寻找被市场绝对低估的投资品种，对安全边际的要求远远要超过对公司本身经营状况的要求，并且格雷厄姆在 计算 企业 的内在价值时，只将企业的有形资产算作企业的内在价值，而剔除企业的无形资产，这样所计算出来的企业内在价值属于企业最核心、最具有安全性的价值。事实证明，在证券市场陷入低迷的时候，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技巧显得格外有效。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论能够表现出对持续低潮的抗跌能力，还可以表现出在弱市中较强的获利能力，一旦证券市场行情开始转好，依照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策略所购入的大量低价股就可以籍此获得巨大的回报。
菲利普•费雪同样为价值投资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格雷厄姆强调“价值绝对低估”有所不同，费雪更加强调投资品种的“成长性”。如果说格雷厄姆看重的是股票价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绝对价值的话，那么费雪更加看重企业盈利改善来保障股票价格未来增长的相对价值。费雪所看重的“成长型价值”，非常清楚地体现在他价值投资理念中的集中投资（费雪的投资组合中从来不超过10只股票）和长期持有（费雪持有摩托罗拉达21年之久），这与证券市场上盲目地炒作“成长型概念”的投机，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因此，费雪所推崇的企业“成长型价值”属于价值投资理论的范畴，只不过在认识企业的成长并且发现去投资价值上，需要有非比寻常的眼光和深厚的投资底蕴。
彼得•林奇是率先将格雷厄姆和费雪的投资理念结合起来，并且成功运用到投资实践中的价值投资者，因此在彼得•林奇的投资理念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格雷厄姆和费雪的影子。在彼得•林奇的投资组合，有绝大部分是按照费雪的价值投资理论而买入的证券市场上极少数优秀公司，并且通过长期持有获取超额投资回报；而剩下部分则充分发挥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理论的优点，不断寻找被市场所低估的公司股票，在企业的恢复性上涨中获利。借助于格雷厄姆和费雪价值投资理论中的优点，彼得•林奇取得非常成功的投资业绩。
沃伦•巴菲特是将格雷厄姆和费雪的价值投资理论彻底融合，并且取得非凡成就的价值投资者。巴菲特常说，自己是“85%的格雷厄姆加上15%的费雪”。巴菲特是借助于格雷厄姆的方法找到了市场犯错误的机会，而借助于费雪的集中长期持有的理念实现了财富的巨幅增长。巴菲特将价值投资理论中的“成长型价值”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所长期持有的上市公司都能够保持快速而持续的成长，最终都成为拥有巨大市值的公司，巴菲特也借此成为了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
在价值投资理论从格雷厄姆、费雪到巴菲特的不断融合和完善中，可以看到，价值投资者彻底地将成长型价值从成长型概念投机中剥离出来，融入到价值投资理论中，给价值投资理论中的“内在价值”和“安全边际”赋予更多的内涵。
参考 文献 ：
1.本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证券分析.海南出版社，1999
论文论文关键词：投资成本 贝克尔投资模式 组合投资模式 博弈论 论文论文摘要：针对人力资本组合投资模式仅定性分析职员和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特点，应用博弈论进行了相应的定量分析，将贝克尔投资模式与组合投资模式相结合，建立了确定企业投资比率的计算公式，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本培训投资提供了定量的决策依据。 贝克尔将在职培训分为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两种类型。一般培训是指接受培训的职工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对提高各种企业劳动生产率均有用。受训者的劳动技能提高，会提高其在各种就业机会中的工资，所以培训成本应当由受训者自巴承担。特殊培训是指接受培训的职员得到特殊知识和技能，能够极大地提高提供培训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对于提供培训以外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特殊培训的费用较一般培训高得多，但也会给企业带来相当可观的效益，其培训成本应由企业承担。由此形成了贝克尔投资模式理论。 作为贝克尔投资模式的补充，有学者提出了一种企业和职员对人力资本共同投资的组合投资模型。该模式按照“人力资本的价值”和“人力资本的独特性”将人力资本分为四种类型：①高价值高独特性人力资本，②高价值低独特性人力资本，③低价值高独特性人力资本，④低价值低独特性人力资本。并认为①、④两种人力资本遵循贝克尔投资模式，而②、③两种人力资本则由企业和职员共同投资。组合投资模式仅在对职员和企业人力资本培训投资行为特性的分析中得出定性结论，但在企业实际经营过程中要求有定量的投资分析与决策依据。因此，本文在投资组合模式的基础上应用博弈论分析人力资本培训投资行为，找到合理且定量的组合投资分析与决策依据。 2人力资本的分类 本文仍采用人力资本培训组合投资模式中的人力资本分类方式。人力资本作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并不是对企业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组织中的人力资本可以根据“人力资本的价值”和“人力资本的独特性”来进行划分。“人力资本的价值”是指“相对于人力资本的雇佣成本，人力资本通过其技能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大的与顾客价值相关的战略利益的属性”。若职员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或创造具有更多客户价值的产品，那他就具有高价值；反之，只有低价值。“人力资本的独特性”是指其技能的不可复制和不可模仿性。人力资本的独特性将影响到交易成本，并直接影响该人力资本能否成为企业竞争的优势源泉。由于独特技能更多地是一种适用于某一特定环境的技能，企业不可能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对这些人力资本实行外部化将是不可行的或者将导致更多的成本，所以独特的人力资本需要进行内部开发。相反，适用于广大企业的普通技能，很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依赖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将是获得低独特性人力资本的较好选择。 按照上述两种人力资本的属性可以将企业内的人力资本分为四类：第一类人力资本具有高价值并且是独特的，即这些职员拥有特定于企业的技能，这些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获得，并且职员为企业带来的战略性利益远远超过雇佣和开发他们的管理成本。也就是说，该类人力资本拥有企业竞争优势所必需的核心技能。第二类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价值，但职员拥有的技能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也就是说，其拥有的技能是低独特性的。第三类人力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对创造客户价值并不具有直接作用。也就是说，其创造价值的能力较低或者不直接产生价值。第四类人力资本拥有普通的技能，具有有限的战略价值。以上四种人力资本类型与引言中提及的四种人力资本类型按顺序一一对应。 2人力资本培训投资选择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一门研究在利益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局中人(即博弈的参与者)采取何种策略才能获得最大效用的理论。博弈论在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应用解决了许多令经典理论无从人手的问题。博弈论最主要的特点是研究相对具体决策情况而言的最优决策，即寻找相对最满意策略而非最优策略企业和职员的人力资本培训投资选择的过程存在的正是一个博弈问题。 根据投资组合模型的思想，企业与职员在人力资本的投资，实际上是培训投资过程中的博弈，可以用如图1的博弈树来描述。假设企业承担培训投资成本的比率为，选择投资策略的概率为q；职员选择投资策略的概率为P。通过培训投资，企业因人力资本增加而经营效率提高所得到的利益为，职员因人力资本增加而职业生涯改善或
【关键词】 内部控制； 投资过度； 投资不足； 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4-0079-05
投资作为公司重要的财务活动，既是公司积累资金和不断成长的动因，又是连接公司当前和长远利益的纽带。高效率的投资可以使得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委托关系、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造成了非效率投资现象的广泛存在。投资过度会让公司的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造成资源浪费；而投资不足会使公司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由此可见，不管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都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而且损害企业价值。因此，寻求合理的途径，有效地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针对普遍存在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大多着重于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如何改善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现象。本文从内部控制的视角，研究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
在现代企业的四项财务活动中，投资居于核心地位，投资决策合理与否对企业的价值和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实践中，委托问题的存在会引起非效率投资[1]，信息不对称会造成投资不足[2]，无法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投资效率不高，张纯和吕伟[3]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现象普遍存在。
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杨兴全和张丽平[4]指出投资过度行为损害公司价值，尤其在高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更为明显。蒋东升[5]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投资过度行为对企业价值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杜兴强和王丽华[6]选择国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投资过度行为损害了企业的价值。
那么，如何有效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方面。Richardson[7]通过研究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减少投资过度行为；王霞与张国营[8]、张丽平[9]经过实证研究得出，货币薪酬激励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现象具有约束作用。吕长江和张海平[10]、强国令[11]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股权激励机制可以有效缓解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矛盾，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现象。向锐[12]从董事会的视角分析发现，CFO进入董事会可以抑制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现象；胡诗阳和陆正飞[13]认为非执行董事可以明显抑制投资过度。
也有部分学者从内部控制的视角，研究如何约束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但是尚未得出统一的结论。方红星和金玉娜[14]把非效率投资分为意愿性和操作性非效率投资，公司治理可以抑制意愿性非效率投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操作性非效率投资。然而，于忠泊和田高良[15]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并不能有效地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
以上研究丰富了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但对于内部控制如何通过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未作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除了研究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约束效果，还试图实证分析内部控制是否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来提升企业价值，进一步丰富了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三者之间关系的文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般是信息不对称和委托关系。投资过度是指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损害企业价值；投资不足是指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进而对企业价值造成负面影响。那么，如何抑制这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呢？
除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是约束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因为内部控制产生的根源是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内部控制可以通过一系列制衡和监督的制度安排，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投资不足，缓解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因问题造成的非效率投资现象。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出，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约束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于是，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
现代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是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因此，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实现有效率的投资，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重要前提保证。王坚强和阳建军[16]通过研究发现，公司价值的提升从根本上是由公司的投资效率和投资决策决定的。但是，委托关系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非效率投资现象时有发生，对企业创造价值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内部控制可以有效约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使得管理层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实现有效率的投资，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因此，推断出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来提升企业的价值。于是，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有效约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2―2015年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剔除ST类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财务状况异常，影响整体样本的完整性；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减少样本误差，因为这类公司的运营模式不同于其他公司，不具有代表性；剔除缺失值，这样数据具有完整性，更有研究的意义；对所有变量都在1%和99%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以避免极端值对样本产生影响。本文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使用Excel进行数据筛选和整理，用Stata 11.0进行数据相关性分析。
（二）模型设计
首先，本文借鉴Richardson[7]的做法，用预期投资模型1估计出整体样本的预期投资支出和实际投资支出的残差，残差为正，表示投资过度；残差为负，表示投资不足。其次，在确定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组样本量之后，使用模型2和模型3考察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公司价值的相关研究，利用模型4研究内部控制如何通过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的。
Invt=α0+α1Growtht-1+α2Levt-1+α3Casht-1+α4Sizet-1+
α5Aget-1+α6Rett-1+α7Invt-1+■Industry+■Year+ε
（1）
OverInvt=β0+β1ICt+β2Top1t+β3Oret+β4Indirt+
β5Dualt+■Industry+■Year+ε1 （2）
UnderInvt=δ0+δ1ICt+δ2Top1t+δ3Oret+δ4Indirt+δ5Dualt+■Industry+■Year+ε2 （3）
Vt=γ0+γ1ICt+γ2ICt×OverInvt（UnderInvt）+γ3OverInvt（UnderInvt）+γ4Levt+γ5Sizet+γ6Top1t+γ7Oret+γ8Indir+
γ9Board+γ10Dualt+■Industry+■Year+ε3（4）
其中，模型1为预期投资支出模型，t和t-1分别代表当期和滞后一期，各变量的含义依次为t年的新增投资支出水平Invt、t-1年的成长机会Growtht-1、资产负债率Levt-1、现金持有量Casht-1、公司规模Sizet-1、上市年龄Aget-1、股票年收益率Rett-1、新增投资支出水平Invt-1，并控制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因素。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
模型2实证检验内部控制与投资过度的关系，模型3实证分析内部控制与投资不足之间的关系。模型2和3中的OverInv、UnderInv由模型1的回归残差所得，分别表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程度。对于内部控制变量，本文采用邢维全和宋常[17]的方法，将内部控制质量（IC）划分为低、中、高三种情况，如表2。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了股权集中度、大股东占款、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兼任等公司治理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3。
模型4中，本文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企业价值V的替代变量，把非效率投资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组，用IC×OverInv（IC×UnderInv）表示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的交叉项，分别用模型4对两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预期IC×OverInv（IC×UnderInv）的系数大于0，表明内部控制可以改善企业的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状况，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的价值。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本文选取了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大股东占款、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人数、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兼职等公司治理变量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非效率投资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预期投资模型1进行回归，并计算出每个研究样本的残差值，以此度量非效率投资，将残差值大于0设定为投资过度；将残差值小于0设定为投资不足。
由表4可知，模型1中回归残差的最大值为0.31607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投资过度，最小值为-0.14485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投资不足。在投资过度组，残差的均值为0.054180，分布在最小值0.000003到最大值0.316078之间；在投资不足组，残差的均值为-0.035001，分布在最小值-0.144859到最大值-0.000012之间。从本文的样本分布可知，投资过度样本占38.97%，投资不足样本占61.03%。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现象，其中，投资不足现象更为普遍，这一结论与张功富和宋献中[18]等基本一致。
（二）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模型的回归分析
本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模型2和3，回归结果详见表5。
由表5可知，内部控制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内部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缓解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假设1得到了验证。此外，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所有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列示相关性检验结果。
（三）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模型回归分析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证实了假设1，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行为，笔者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如何通过约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的，模型4使用内部控制和预期投资模型的残差（投资不足用残差的绝对值）的交叉项来表示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分组回归中交叉项的系数符号判断如何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
从表6和表7可以看出，在投资过度组样本下，IC×OverInv的系数为0.0275，大于0，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约束企业的投资过度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在投资不足样本下，IC×UnderInv的系数为0.0264，大于0，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内部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约束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由此可见，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证实了假设2。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Richardson[7]预期投资模型的回归残差与其中位数之差衡量非效率投资水平，差大于0，表示投资过度，差小于0，表示投资不足，取其绝对值衡量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水平，对假设1和假设2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结论一致，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限于篇幅，在此不赘述。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12―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就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具体分析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现象，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如何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来提升企业价值的。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根据预期投资模型，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其中，投资不足更为普遍。
第二，通过对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发现内部控制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说明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具有约束效果。
第三，通过将非效率投资分组，对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现象来提升企业价值。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证明，可以通过内部控制约束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为上市公司进一步制定和落实企业内部控制措施提供了实证依据。首先，上市公司应该重视内部控制环境建设；其次，上市公司应该加强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能力，提高内部控制活动的执行力，把内部控制真正落到实处；最后，应该强化信息与沟通体系、完善内部控制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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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章简述了实物期权理论，并构造了利用实物期权中的延迟投资期权进行投资时机选择的步骤，以期对企业项目投资决策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实物期权 延迟投资期权 投资时机 净现值法
传统投资决策方法及缺陷
（一）静态分析法
静态分析法主要有回收期法和会计收益率法等。
回收期法，回收期是指投资引起的现金流入累计到与投资额相等所需要的时间，它代表收回投资所需要的年限，回收年限越短，项目越有利。会计收益率法，会计收益率=年平均净收益/原始投资额Х100%，这种方法比较简单，使用财务报告的数据，容易取得。
（二）动态分析法
动态分析法主要由净现值（NPV）、内含报酬率（IRR）、现值指数法（PI）等构成。
净现值法，净现值是指特定项目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与未来现金流出的现值之间的差额，它是评估项目是否可行的最重要的指标。可用数学模型表示如下：NPV=V0-I0。其中，V0、I0分别代表执行该投资项目所带来的现金流入量以及现金流出量的折现值。如果NPV>0，即折现后的现金流入大于折现后的现金流出，则该项目可以进行投资，反之，就要放弃该项目。
内含报酬率法，内含报酬率是指能够使未来现金流入量现值等于未来现金流出量现值的折现率，或者说是使投资项目净现值为零的折现率。内含报酬率的计算，通常需要“逐步测试法”。首先估计一个折现率，来计算项目的净现值；如果净现值为正数，说明项目本身的报酬率超过折现率，需要提高折现率后进一步测试；如果净现值为负数，说明项目本身的报酬率低于折现率，应降低折现率后再测试。经过多次测试，寻找出使净现值接近于零的折现率，即为该项目的内含报酬率。
现值指数法，所谓现值指数，就是未来现金流入现值与现金流出现值的比率，亦称净现值率、获利指数。用公式表示：PI=V0/I0。在动态分析法中，净现值被认为是最为理想、最经典的投资分析方法，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首先，NPV法采用静止的观点看待投资项目，认为一旦确定投资项目后，投资计划、市场因素、项目价值就不再改变，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忽略了企业在对市场做出反应时能实现的经营灵活性。其次，NPV方法假设项目投资决策是刚性决策，即对企业来说，该项目不能进行推迟投资，必须现在就决定是否进行投资，然而这种情况是不现实的。采用NPV法进行投资决策，就会发现很多NPV为负的投资，竟然都有人追捧。这显然与使用NPV法则的结论不相符合。
此外，计算净现值时要求预测将来具体的现金流量，这也存在理论上的缺陷。由于市场是不确定的，决策分析中只使用单一数据预测，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受到质疑。
由于传统的投资分析方法存在上述缺陷，即在企业投资活动中，管理者只能被动地拒绝或接受某投资项目，而不是主动的利用资产和机会，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如何把握机会，如何正确地估量机会的价值，通过大量的实践和研究发现，实物期权理论为决策者准确估量机会的价值提供了一种比较简便方法。
实物期权理论概述
实物期权的概念最初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Stewart•Myers在1977年提出来的，他指出一个投资方案所创造的利润，来自于目前资产的使用，再加上一个对未来投资机会的选择。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取得一个权利，在未来以一定价格取得或出售一项资产，该权利具有一般期权的特点，同时又因为其标的物为实物资产，故将此性质的期权称为实物期权。他指出，期权分析对公司成长机会的合理估价是重要的，许多公司的实物资产可以看成是一种看涨期权。这种期权的价值依附在增长的商业业务上。在实物期权理论产生后，就可以对项目具有灵活性价值进行定量的估算，从而更科学、全面地评估投资项目的价值。
期权虽然最先在金融领域出现，但它更广泛地被应用于投资评价，特别是199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默顿和斯坦福大学的迈伦•斯科尔斯成功地解决了期权定价问题后，使得经济领域中最棘手的不确定性问题，能够用期权理念加以诠释并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更加推动了期权理论在企业资源分配和投资决策领域中的应用。
实物期权是相对金融期权来说的，金融期权是处理金融市场上交易金融资产的一类衍生金融工具，而实物期权是处理一些具有不确定性投资结果的非金融资产的一种投资决策工具。投资金融资产时，投资者只能被动地等待而无法影响它所产生的现金流入，因此可以称之为“被动性投资资产”；投资实物资产则情况不同，投资人可以通过管理行动影响它所产生的现金流，因此可以称为“主动性投资资产”。实物期权是金融期权思想在金融市场以外的实物资产投资和项目管理领域的最新运用，赋予投资者对投资项目的一种未来决策权。具体而言，企业可以根据项目当前的实际状况选择投资的时间、方式以及是否投资，可以根据未来环境的变化改变投资规模，甚至终止投资。实物期权有助于进行如下决策：应该付出多大的成本才能获得优质的经济机会；应何时进行这种可行的决策。
（一）扩张期权
扩张期权（Expanded option），实质上是指企业拥有在条件有利时追加投资的机会。公司的扩张期权包括很多种具体类型：采矿公司投资于采矿权以获得开发或者不开发的选择权；房地产公司投资于土地，建立土地储备，以后可以根据市场状况决定新项目的规模；医药公司控制药品专利，以后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药；制药业小规模推出新产品，抢先占领市场份额，以后视市场的反应再决定扩充规模。
（二）放弃期权
放弃期权（Abandonment option），放弃期权就是指选择放弃现在某种期权的选择。企业能够在某一领域及时扩张是非常重要的，同样，能够从某一领域及时退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只要继续经营价值大于资产的清算价值，它就会继续下去。反之，如果清算价值大于继续经营价值，就应当终止。这里的清算价值，不仅指残值的变现收入，也包括有关资产的重组和价值的重新发掘。在评估项目时，就应该事先考虑中间放弃的可能性和它的价值。这样可以获得项目更全面的信息，减少决策错误。放弃期权是一种看跌期权，其标的资产价值是项目的继续经营价值，而执行价格是项目的清算价值。
（三）延迟投资期权
延迟投资期权（Option to delay investment），也称为等待期权，投资者拥有推迟投资的权利，即不必立即投资某项目，通过等待，公司能够获取关于市场、价格、成本和其他一些方面的新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决定何时动工。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立即投资可能获得收益，但是由于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使投资无法收回，同时还失去暂时不投资的这种可能性所具有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分析比较立即投入所获得的收益和延缓投资所具有的价值，比如说当企业确定一个新产品的投资决策时，管理人员拥有现在推出这种产品或推迟到将来再推出该产品的期权。如果现在推出这种新产品可以获得更多收益，则应该立即进行投资，如果延迟投资所具有的价值大于立即投入所获得的收益，则企业应该等待投资时机。因此，在进行项目投资决策时，应该采用延迟投资期权理论来选择投资时机。
实物期权在投资时机选择中的应用步骤
（一）计算项目净现值
所谓净现值，就是指项目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与未来现金流出现值之间的差额，也可以用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扣除初始投资后的余额表示。如果净现值大于零，则说明该项目投资报酬率大于预定的折现率，具有投资价值；反之，则应该放弃。用公式表示如下：净现值=Σ每年现金净流量/（1+折现率）-初始投资额。
（二）计算项目期权价值
计算项目期权价值分以下步骤进行：
确定项目期末价值。项目期末价值分为上行项目价值和下行项目价值，用公式表示为：
项目价值=永续现金流量/折现率
确定期末期权价值。期末期权价值等于项目期末价值扣除执行价格后的余额，如果项目期末价值小于执行价格，则该项目应当放弃，期权价值为零。用公式表示为：
期末期权价值=项目价值-执行价格
计算上行概率。上行概率即项目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概率，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上行概率*上行报酬率+（1-上行概率）*下行报酬率=无风险利率
报酬率=（本年现金流量+项目期末价值）/初始投资-1
计算期权价值。期权价值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期权到期日价值=上行概率*上行期权期末价值+（1-上行概率）*下行期权期末价值
期权价值现值=期权到期日价值/（1+折现率）
（三）做出投资时机选择
比较计算得出的净现值和期权价值，如果净现值大于期权价值，则应该立即投资该项目；如果期权价值大于净现值，则说明应该延迟投资。
实例研究
ABC公司拟投资一个新产品，需要投资10000万元，每年可获得现金净流量1050万元，该项目的资本成本为10%，无风险报酬率是5%。如果新产品受顾客欢迎，预计现金流量为1312.5万元，如果不受欢迎，则现金流量为840万元。公司想确定立即投资比较好，还是一年以后再投资。
计算净现值。净现值=1050/10%-10000=500万元
计算期权价值。根据上文中的公式，计算过程如下：
上行时项目期末价值=1312.5/10%=13125万元
下行时项目期末价值=840/10%=8400万元
上行期权期末价值=上行项目期末价值-初始投资=13125-10000=3125万元
下行项目期末价值为8400万元，小于初始投资，所以下行期权期末价值为零。
上行报酬率=（1312.5+13125）/10000-1=44.38%
下行报酬率=（840+8400）/10000-1= -7.6%
无风险报酬率=5%=上行概率* 44.38%+（1-上行概率）*（-7.6%）
得出：上行概率=24.24%
则期权到期日价值=24.24%*3125+（1-24.24%）*0=757.5万元
期权价值现值=757.5/（1+5%）=721.4万元
以上计算结果，用二叉树表示如表1所示。 如果立即投资该产品，其净现值为500万元，如果一年以后再投资，该项目期权价值为721.4万元，大于立即投资时的收益，因此应当等到一年后再投资该产品。
结论
实物期权理论在保留传统投资决策分析合理内涵基础上，充分运用实物期权理论考虑投资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并用其定价方法对传统投资决策方法进行改进，为准确评估项目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丰富了投资决策理论，提高了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但是，应用实物期权理论来确定企业的项目投资决策时，还要注意到其局限性，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注意和定性分析方法结合使用，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反映企业的基本素质与弹性价值。另外，实物期权的种类繁多，至今未形成适用的通用模型。这就需要在运用中选择适合评价对象的实物期权模型，针对具体的企业和具体的情况，来决定采用合适的具体的方法，这样才能够真正发挥该理论方法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霞.基于推迟期权的项目投资决策模型[J].会计之友，2009（7）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财务成本管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陈亚玲.企业投资项目决策及方法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8（11）
本文基于风险投资多阶段和风险高的特点，充分考虑不确定因素影响，综合分阶段投资策略，将实物期权理论和梯形模糊数结合起来构建一个分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模糊实物期权定价模型，并通过算例验证该模型的可行性。该模型主要是通过将项目市值和投资额度模糊化，利用实物期权分阶段进行价值评判而决定投资与否，以提高决策效率，实现风险投资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关键词：
高新技术企业；价值评估；模糊实物期权
一、引言
高新技术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引擎。然而，大量高新技术企业由于自身发展的高风险、高投入特点，很难通过商业银行贷款或资本市场获得融资，这使得风险投资逐渐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而风险投资价值评估准确与否将直接影响高新技术企业风险资本能否成功运作。传统的折现法只能评估风险投资项目的静态价值，忽视了由高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价值，因此很可能低估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价值。而Schwartz、Eduardo（2000）将期权定价思想和分析方法应用于项目投资决策，认为实物期权能够考虑未来不确定性和机会带来的增值，对风险投资评价做出更好的解释。然而，经典的实物期权定价模型要求的参数和信息确定性并不符合风险投资事实。实际上，决策者很难对风险投资预期现金流做出精准的估计，而模糊理论恰好不需要精准的数据，只需要一个数据范围。因此，用模糊实物期权评估风险投资项目价值更能反映实际情况（李恩平，2011）。用模糊实物期权对项目价值评估进行优化是可行的，但现有的模糊实物期权价值评估基本上是针对项目整体的，而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通常是分阶段进行的，因此，本文将建立分阶段的模糊实物期权模型评估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价值，以期为决策者做出客观有效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模糊实物期权模型构建
（一）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于1973年提出了欧式看涨期权定价模型。
（二）模糊数模糊数可以用隶属函数来表征，定义则A軒为一个核为[a，b]，左右延展值分别为m1和m2的梯形模糊数。模糊隶属函数的参数关系如图1所示。
（三）基于模糊数实物期权的风险投资价值评估模型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多阶段的特点，因而分阶段进行投资决策不仅可以减少技术市场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而且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从实物期权的角度分析，风险投资决策是一条期权决策链，每个阶段的期权价值与当阶段和之后各阶段的期权价值有关，决策者可以在每个阶段结束后依据实际情况决定下一阶段是否继续、延迟、停止，或者是否加大、缩减投资。本文在计算风险投资价值时采取逆推法，如图2所示。在建立模型前，做以下几个假设：（1）风险投资在企业成熟期末可以通过并购、上市和清算等方式顺利退出；（2）风险投资各期末的项目价值可以通过市场实现；（3）风险投资在各阶段的价值波动率不变，为σ。
三、模糊实物期权模型的运用
某生物技术公司准备投资某生物制药公司进行新药研发。预计导入期需要1年，投资现值I軇2=（200，220，8，8.8），期末项目市值S軌2=（160，180，6.4，7.2）；如果发展形势良好，进行下一阶段的投资，预计成长期需要2年，投资现值I軇3=（300，350，12，14），期末项目市值S軌3=（520，560，20.8，28）；如果形势发展很好，将进行下一阶段投资，预计成熟期需要3年，投资现值I軇4=（500，600，20，21），项目期末市值为S軌4=（1600，1700，64，68）。设无风险利率r=0.05，风险折现率R=0.1。运用分阶段模糊实物期权模型对投资项目进行计算，分别。综上所述，用模糊实物期权方法对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价值分阶段进行评估是可行的。传统的折现方法由于忽视投资机会及经营柔性的价值会低估整个投资项目的价值，结合实物期权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但过度强调参数和信息的确定性和绝对性往往会偏离实际情况，运用模糊实物期权可以修正这一问题，而且分阶段投资是投资者经常采用的较为有效的规避风险方式。
四、结论
本文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模糊实物期权定价模型是在参照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特性提出的。该模型不仅考虑了由投资带来的期权价值，还考虑了不确定因素影响而将各阶段项目价值以及风险投资额度模糊化，为风险投资主体提供较为客观准确的价值评估结果，。该模型在理论和应用上均具备一定可行性，但整个研究仅对项目价值和投资额度两个参数模糊化，如果有必要可以将更多参数模糊化，与此同时，对影响参数的不确定因素缺乏定性定量分析，有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李恩平：《高新技术企业多阶段风险投资价值评估研究》，《经济问题》2011年第5期。
［2］郭子雪、齐美然、张霖：《基于模糊实物期权的矿业权价值评估》，《中国管理科学》2013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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