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制定长期远大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针对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以战略高度的视角制定预期性部署，对各自为政的科技管理体制打破，强化和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管理的法律保障，全力保护知识产权，对于获得重大科研成果并转为实际应用的单位和个人要重奖。组建科研成果转为实际应用的保障机制，健全技术市场和金融市场。把农科研投放在公共财政保障上。要重视农业科研领域，把农业科研作为农业持续增长的需求。制定远大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目标，不但是农业经济保持长期平稳发展的重大措施，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要取得进步也必须这样做。国家农业科学技术的主要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从长远着想，使农业科学技术工作更加合理化、规范化，从而促成三个层次配置的最优化，给予我国农业由现行农业转向新兴农业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1.2努力贯彻科教兴农战略，快速将农业科学技术转为实际应用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使科学研究转为实际应用，科学研究成果转为实际应用涉及到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从广义上讲，科研成果转为实际应用主要包括科技提供、转化、需求及科技条件系统等组成的大系统，包含创立、完善有关机制收入分配机制、考核机制、奖励机制、调控机制等运行过程。从狭义上讲，科研成果转变主要由实验室研究、实验性试验、生产性实验、工业化生产等步骤组成，应管控大学、科研机构、研究开发及成果实际应用接续体系。做好大学、科研机构和工厂及地方的科技联系，发动全体农业科教研究部门与民营企业参加多元化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工作。农业科学工作要遵照市场经济规律操作，生产企业部门的需求是科学研究的推动力量，科学研究成果只有转变为实际应用才能使社会增值。生产部门以自身优势研发、引进新品种、新工艺、新机械转为创新型主体与推广技术的载体，科研部门、主导企业和农民结成紧密利益相关体。这种利益相关体是教学和科技成果孵化器，推广优良品种的产业部门，发挥有力科技辐射。
1.3提升农业科技人才水平，健全农业人才市场教育、科学、人才是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将科技成果转为实际应用主要依靠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使其通力配合，才能形成“政、企、校、研、资”全方位互动。所以需要组建和完善以知识产权作为参股的机制，强化知识资本在高新技术中的作用，使知识资本准入门槛降低。另外，具备条件的地区组建地区人才储备库，使之成为长效机制固定下来。大学和科研机构要为地方培养一些有知识、有技能、会管理、善经营的新一代农民，采取远程教育和专业讲座等方式，将各个最新农技项目散播于农业地区，为农村基层单位造就科技推广工作者。为防止人才流失，主管部门要给予科技工作者创造必要的条件。只有这样，我国的激励人才流动要素、市场选择的新型机制才能建立，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1.4改革农业推广机制，健全农业推广体系强化改革和健全农机推广体系关系到农业现代化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问题。在很多地区，农技站已经形同虚设。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不容忽略基层推广站对农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要组建现代化推广体系。我国现行的农技推广体系既不能迎合市场经济体制，也无法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农产品交易对我国现有农业经济产生的冲击，所以必须在保证农机推广体系平稳的条件下，加深体制改革。组建符合新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强化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不把追逐经济效益作为目标，要考虑如何获得最大社会利益。各个地区要以现实情况为出发点，深入地发掘地区农业的发展潜力，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准入资质，不能让不合格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坑害消费者。提高农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指导农民抗击各种风险。
2结束语
*农机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在中国农机学会、自治区科协的关怀和指导下，在挂靠单位*自治区农机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经自治区农科院农机化所、*机械研究院、兵团农机局的大力支持和紧密配合，与地（州）农机学会的共同努力，为我区科技兴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取得了一定成绩，为我区农业机械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十五”以来，学会始终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中心任务，围绕农机化工作重心，以服务于“三农”为己任，充分发挥农机学会自身优势紧紧围绕自治区农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开展了学术交流、调查研究、决策建议、科学普及、论文评选、人才举荐等多种形式的学会活动，推动学会活动向社会化，精品化方向发展，为自治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四年来，曾被中国农机学会、自治区科协评为“先进学会”。回顾这几年的学会工作，主要作了一下工作：
一、抓好自身建设，是学会工作健康发展的保证
本届理事会自上任以来，首先，狠抓了组织机构建设，明确了工作分工，由常务理事会集体领导，一名副理事长主抓学会工作，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设有*农机学会办公室，财务实行独立核算，配备学会兼职干部，学会有九个专业委员会。学会工作符合社团管理条例。第二，把学会章程和社团条例作为工作依据，严格按照章程规定履行工作的义务和职责，从体制上防止行政化倾向管理，发挥了跨部门，跨地区、相对独立的特点，在全区创造性的开展学会工作。第三，加强了与上级主管部门及理事单位的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指导，并充分发挥专业委员，地州市农机学会的作用，联合开展学会活动，使农学机会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四，规范行文，加强了文书档案管理，建立了学会资料、专家资料库，为农机学会业务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做了准备，使农机学会工作逐渐步入科学化规范化的健康发展轨道
二、组织调查研究，是学会工作发展的推动力
农机学会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具有人才荟萃、知识密集的优势，针对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大问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撰写论文，进行考察和调查研究把学术研讨与决策论证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好参谋和助手。“十五”以来，学会紧紧围绕自治区农机化发展目标，每年把我区农机化发展中的热点关键问题确立为学术研讨主题，通过学术研讨会发现和挖掘闪光点，组织有关专家，深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撰写决策建议。*5年组织召开了西北五省（区）农机学会协作工作会议暨西部大开发与农机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饲草畜牧业、草原机械化西部大开发。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五省区农机学会理事长、秘书长、理事、专职工作人员,*农科院农机化所、*机械研究院、*农业大学、兵团农垦科学院，还邀请了华东片区浙江农机学会、江西农机学会16位代表、专家、教授、学者共99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各地具有地方特色学术论文43篇，4篇论文在大会上作了重点交流发言。22篇论文评为优秀论文；举办了自治区农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研班，期间同时举办了为期7天的项目管理培训班，来自全疆各地农机系统的94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班邀请*农业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我区农机行业的专家为大家授课，授课内容涉及当前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农业政策法规、农机推广项目管理以及先进的农机化新技术。学员们在培训期间参加了在奇台召开的全疆保护性耕体学员们经考试合格，均取得了《继续教育岗位培训合格证》。积极参加对我区农机化“十一五”发展规划的研究，以学会为主体的专家组参与对规划的制定和论证。
三、开展学术交流是学会工作的立会之本
“十五”以来，组织开展综合性、跨学科，开放式的学术交流活动3次，编辑、出版论文集2部，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等相互交流的形式不断丰富和创新学术交流的方式和手段，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和质量，把学术权威性和代表性显示出来不断提高农机学会的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2年8月在新源召开了“农机化发展问题研讨会”，同时组织“玉米青贮机械研讨会”有13个企业，30余种玉米青贮机械机型参加现场演示，现场观摩人数达600余人；*3年七月和喀什农机学会在莎车县共同举办了*3年农牧机械展示会暨现代农牧机械化发展研讨会，大会收到论文43篇，经专家评出6篇论文在大会上交流。为科研院所，生产企业，技术推广部门搭建了一个技术交流和成果转换的大平台，丰富了会议内容，开阔了视野，针对性强，专家们的建议通过学会反映到了有关政府部门，供领导决策，已经引起农机界及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4年8月在塔城成功举办“农机化推广体系建设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9篇，收入论文集34篇，其中23篇论文获优秀奖，5人在大会上交流。
四、科普工作点面结合是学会发挥科普主力军作用的体现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参加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的“三下乡”服务，深入博州两县一市八个乡镇发放蒙哈等科普读物，期刊，图书，磁带，VCD，宣传手册，悬挂横幅，出示展板，咨询等形式为农民朋友提供技术服务，受教育群众8万余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当地领导高度赞扬。还积极参加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农机化科技年活动，根据当地农民朋友的需求，为期提供技术咨询，免费发放了《地膜覆盖机械化技术》，《农田机械化》，《畜牧机械产品目录》，《农机用户购机知识问答》，《获推广许可证农机产品目录》，《农机产品质量投诉及受理程序及范围》，《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技术》等科普图书，资料等共19种，计6000余册（份）。
按照自治区科协的要求推荐评选了第二届中国科协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2人，成立“优秀学术论文评审组”，为自治区第七，八、九届自然科学优秀论文申报评选，*6年会员杨军、兰秀英获自治区第九届自然科学论文一等奖，陈发获二等奖。*6年11月经中国农机学会七届六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评为“*2～*6年中国农机学会先进集体”。
由学会协办的《*农机化》汉文版，《*农村机械化》维文版技术期刊，始终坚持为农业、农机化发展和农机工作者服务的宗旨，宣传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交流农机化发展的新经验、新做法，传授农机技术，普及科学知识，提供市场信息，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农村机械化》*5年度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科技厅评为优秀科技期刊。
二、学会今后的工作计划和建议
一、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推广现状
（一）农技推广体系情况。
1.农技推广机构。黑龙江省现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包括种植、农机、水产）总计2079个，其中：省级6个、市（地）级33个、县（市、区）级261个、乡（镇）级1779个。目前，全省乡镇农技推广体系（种植业）基本完成了改革任务，实行县管或县乡共管的管理体制。
2.村级服务站、农民技术员、农技示范户。全省80%县（市、区）建立了村级农业科技服务站，每个服务站由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下派技术人员专门负责指导。同时，建立农民技术员制度，延伸服务链条。围绕水稻、大豆、玉米、马铃薯、蔬菜等主导产业，培育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种养水平较高、乐于助人的农民，作为村级农民技术员，参与服务站工作。对村级技术员进行重点培训，使村级农民技术员成为农技推广体系的重要成员，成为农情调查员、技术推广员、政策宣传员，成为农民“看得见、问得着、留得住”的“乡土专家”。全省每年通过各种形式培训农民科技示范10万人左右，示范带动周边农民应用先进实用技术。
（二）人员构成情况。
1.人员数量。全省农技推广机构现有人数7778人，其中：种植业5694人、水产733人、农机1351人。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2.专业情况。全省推广机构现有专业技术人员7437人（种植业4955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的1578人（种植业1225人），占21.2%；中级技术职称3327人（种植业2232人），占44.7%；初级技术职称1889人（种植业1149人），占25.4%；初级以下技术职称643人，占8.7%。
3.学历情况。全省推广机构现有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2519人，占32.4%；大专学历3590人，占46.2%；中专学历1383人，占17.8%；中专以下学历286人，占3.6%。
（三）经费来源。全省各级农技人员工资全部纳入当地财政预算，每年财政预算安排一定的工作经费。2009年开始，国家财政部、农业部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目前覆盖全省87个县（市、区），每年项目资金总计1.4亿元，基本解决了农技人员工作经费不足问题。2011年，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实施了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为乡镇农技站建设业务用房，配备仪器设备和交通工具，三年间，对96个县市区的881个乡镇投资1.5亿元。
（四）农业科技推广的主要成绩。通过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公益性职能得到充分发挥，推广体制得到逐步理顺，机构设置趋于合理，推广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活力不断增强，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不断健全，推广体系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极大地推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加快了农业科技进村入户。主要包括：明确了公益性职能，把过去经营性职能全部分离出去；重新设置了机构，保证了体系的完整性；理顺了管理体制，服务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核定了人员编制，保证了农技人员的专业性；建立了各项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创新了推广模式，推行了“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技术指导员+协会+科技明白人”、农民田间学校生产全过程培训、科技示范园区示范带动等服务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同时，提高了队伍整体素质，增强了公共服务能力。
二、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推广主要模式
（一）推广机构常规模式。一是一乡一站。目前，全省75个县（市、区）独立设置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种植业），其中由县农业管理部门垂直管理的乡镇站占24%，县乡共管的占76%。二是区域设站。根据行政区划和农产品区域分布，跨乡镇组建区域服务站，重点研究推广某类作物生产先进实用技术。区域中心站人、财、物权隶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管理，服务区域的乡镇协管。三是政府购买科技服务。2012年，全省在87个种植业县、50个畜牧县、25个渔业县和10个农机县组织实施了农技推广补助项目，项目资金1.4亿元，项目建立试验示范基地369个（种植业261个、渔业76个、农机32个），遴选主导品种287个，主推技术265项，推广五大粮食作物10大高产栽培技术模式1.58亿亩。
（二）科技特派员。东北农业大学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开展了“春雨行动”、“夏管行动”、“秋收行动”及“冬训行动”，积极组织专家走出校园，深入到乡镇、村屯、企业、场区，通过举办各类科技大集、农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科技节、科普之冬等活动，采取现场培训、技术指导、发放科普及致富书籍等形式，为农民送去科技知识，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目前，学校建立了以科技特派员为主体、研究生直接参与的科技服务小分队，活跃在农村生产一线，是一支流动的科技专家服务队伍。
（三）院（校）县共建。一是搭建扶贫开发平台，提供组织机制保障。通过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创办农业专家大院、实施农业致富项目、开展农民科技培训等扶贫措施，逐渐摸索出一个全新的农业扶贫开发模式，使农业标准化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民收入、农民科技素质显著提高。二是实施“四项规定动作”，打开科技扶贫开发突破口。通过创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兴办农业科技专家大院、谋划农业科技致富项目、实施农民培训工程等“四项动作”，推进科技扶贫开发工作。逐步探索出了以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为依托、以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为载体、以科技入户项目为途径、以农业信息传播和科技培训为手段，集“咨询服务、集中展示、生产示范、项目带动、技术推广、科学普及”为一体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模式。
与此同时，开展院（校）市联建。东北农业大学先后与哈尔滨、大庆、伊春、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双鸭山、黑河等市开展合作共建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农科教”、“产学研&r dquo;、“特派员”相结合的科技推广新模式。
（四）院（校）村共建。近年来，农业科学院为了扩大合作共建的广度和深度，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院村共建，将科技扶贫目标定位在基层经济实体，以发展区域特色农业为宗旨，以项目制包干管理为扶持手段，提倡发展多种农业经营方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多样化，树立科技致富典型，以点带面，助推全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带动区域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五）专家大院。各科研院所与农业院校均设有农业科技专家大院，专家大院一般都设在县农技推广中心。每个专家大院配备了必要的设施，有独立的专家值班室、咨询培训场所，有电脑、多媒体等现代演示系统，开通了农技“110”热线电话。省农科院专家和县里的农技人员混合编队，常年驻院服务，轮流值班，全天候直接服务农民。
三、目前农业科技推广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员数量较少，服务半径过大。全省现有从事种植业技术推广的专业农技人员5000人，要服务全省966万农村劳动力，即1名农技人员要指导服务近2000个农民。加之黑龙江省地域辽阔，耕地面积大，每名农技人员要服务4万亩耕地。另外，由于我国目前土地经营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很难保证技术人员到位率和技术到位率。
（二）专业人员少，指导能力差。农村税费改革后，全省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下放到乡镇管理，致使人员知识结构发生了彻底改变。大量非农专业人员进入推广队伍。一些农技人员不如农民懂技术，更谈不上指导农民。一些农技人员知识老化，对先进农业知识和技术掌握不全、不准。虽然近几年开展了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工程，但整体素质提升还需要一个过程。
（三）农民文化程度低，吸纳科技能力差。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以老年、妇女居多，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务农农民中，小学文化程度占39%，初中文化程度占54.5%，高中文化程度仅占3.4%。农村新生代劳动力绝大部分在结束学业后进城务工，务农农民难以操作高效率农业设施装备，高水平农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四）资金投入不足，条件建设滞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基础设施较差，多数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只能借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用乡镇政府房屋；缺少下乡交通工具，影响技术人员进村入户；培训条件和手段落后，影响培训效果。近年来，虽然国家投入了一些改善推广机构条件的建设资金，但资金量较小，省市县乡级推广机构条件得不到很大改善。同时，推广工作经费也存在不足。
（五）人员待遇不高，工作动力不足。长期工作于乡镇基层的农技人员工资收入低，有着30多年工龄的老农技人员每月只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非示范县由于没有项目经费，乡镇农技人员下乡拿不到绩效工资和各种补贴。基层农技人员由于长年从事技术推广工作，没有论文和成果奖励，晋升技术职称较难，20年到30年工龄还是中级技术职称以下的数量居多。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基层农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四、对创新农业科技推广的具体建议
（一）推进体系改革。国家和省下派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贯彻落实新农技推广法。对还没有改革的县（市、区），要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步伐；对已改革的县（市、区），要不断深化改革，真正打造一支“农业用得上、农民信得过、农村离不开”的农技推广队伍。
（二）增加人员编制。目前，全省从事种植业技术推广的专业农技人员仅有5000人，每个乡镇一般为2-3人，难以有效开展各项服务。政府应适当增加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人员编制，以满足农业生产日益增长的科技需求。
（三）加大推广资金投入。在原有基础上，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可从新增财力中提取1%，设立农民科技培训、高新农业技术推广专项基金，并力争逐年增加，把农业科技服务当作公共事业来办，把增加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放在公共财政的优先位置，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资金投入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民，解决未来“谁种地，如何种好地”问题。各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要将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内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按规定幅度逐年增长，将农技人员经费、基本运转经费等各项支出依法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给予保证。
（四）提高人员工资待遇。要根据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需要，全面落实国家对公益事业岗位工作人员待遇的相关规定，落实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推动地方有关部门保障县乡农技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社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等，调动乡镇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论文摘要阐述数字农业的概念及其作用，指出数字农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农业信息化水平低、信息化意识及利用信息能力不强、管理和标准化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等，并对数字农业的建设进行了展望和设想。
在我国2000年的《农业科技发展纲要》中，将数字农业放在农业信息技术的首要位置，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试图谈谈对数字农业的认识、存在的问题和建设数字农业的基本设想，以供参考。
1对数字农业的认识
数字农业（digitalagriculture）就是用数字化技术，按人类需要的目标，对农业所涉及的对象和全过程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的表达、设计、控制和管理。其本质是把信息技术作为农业生产力要素，将工业可控生产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思想引入农业，通过计算机、地学空间、网络通讯、电子工程技术与农业的融合，在数字水平上对农业生产、管理、经营、流通、服务以及农业资源环境等领域进行数字化设计、可视化表达和智能化控制，使农业按照人类的需求目标发展[1]。
有的学者认为[2]，数字农业是“数字地球”在农业领域的延伸。正如“数字地球”的概念一样，数字农业这一概念体现了数据和技术的综合集成。数字农业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数字农业，即信息化农业，包括农业要素（生物要素、环境要素、技术要素、社会经济要素等）、农业过程（生产、管理、储运、流通等）的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以及智能化，形成数字驱动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狭义的数字农业，是以农业空间信息机理为基础的、以“3S”技术为支撑的农业系统空间信息技术体系。
事实上数字农业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综合概念。近年来，与数字农业技术体系有关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发展高新技术农业的侧重点，成为极其活跃的科技创新领域。数字农业是一项集农业科学、地球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空间对地观测、数字通讯、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理论与技术于一体的现代科学体系，是由理论、技术和工程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庞大系统工程。数字农业是对有关农业资源（植物、动物、土地等）、技术（品种、栽培、病虫害防治、开发利用等）、环境、经济等各类数据的获取、存贮、处理、分析、查询、预测与决策支持系统的总称。数字农业是信息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高级阶段，是农业信息化的必由之路；农业信息化、智能化、精确化与数字化将是信息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结果。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我国的食物安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创造条件进行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使粗放生产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可以预言，数字农业及其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推广应用，必将成为新世纪农业科技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必将推动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及可持续方向发展，在带动广大农民致富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
2存在的问题
2.1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
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传播信息的软硬件设备与网络体系不健全；已开发的大量农业经济信息系统、农作物病虫害数据库、作物品种资源管理数据库系统、农业土壤系统分类数据库系统等大多不涉及空间维度，难以适应当前对空间数据信息的需求；对于来源多种多样、格式也不尽相同的各种数据的实时性、地域性、综合性处理还需作出很多努力。
2.2农业信息化意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
一方面，许多基层农技人员和广大农业从业者，知识老化，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于利用现代技术，收集、处理、利用农业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另一方面，农业信息加工处理的技术人员缺乏，当前，就连最基本的能够及时、准确地提供农产品供需信息，对网络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市场形势，回复网络用户的电子邮件，解答疑问等方面的人才也不多，更谈不上能够满足数字农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2.3农业信息化效益不明显
数字农业还刚刚起步，在国内总体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实用性、普遍性的技术应用还很少，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没有很好地显现出来。
2.4农业信息数据的管理和标准化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及其他农业信息管理系统为了完成某种分析工作所要求的各种农业数据往往格式与结构不同，而且往往掌握在不同的管理部门或研究机构中。因此，未来建立在网络上的农业地理信息系统要具备获取和分析分布式存储数据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使所谓的WebGIS能够协同处理来自不同组织和机构的农业数据[2]。
3建设数字农业的基本设想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进步，台州在数字网络建设、原始数字化数据积累、数字化信息采集及其处理等
方面的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起动发展数字农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借鉴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4，5]，提出建设台州数字农业的基本设想，就是要在台州已有农业信息化建设成果基础上，建立可视化的台州农业地理信息系统，构建直观形象的农业信息管理与辅助决策视频体系，实现农业信息的现代化综合管理、分析、共享和，彻底改造台州传统的农业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台州农业工作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
3.1整合已有的农业信息
在国家、省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以各级农业部门为依托，建设中央一省一市县信息骨干网络系统，形成一个功能完善、性能优良的农业综合信息网络系统，并与其他网络互联，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农业资源和经济信息网络系统。
3.2信息表达要直观、形象，并要实现信息系统的联网
把市内的地形、地貌、交通、村镇、行政区划等基础地理信息以及耕地分布、土壤类型、种植结构、水肥状况、农作物生长发育、气象、病虫害、农民知识、乡镇企业、农业法律法规等各种农业信息以图形图像等直观形象的可视化电子地图与相关信息的形式在投影视频系统上进行显示和表达，随着数字农业的发展，逐步做到与省级、部级类似的信息系统进行交互式查询等。
3.3强化对科研、管理等的服务工作
通过对基础地理信息和农业专题信息的空间分析、网络分析和追踪分析等，实现农业科研、管理和决策人员在全市三维农业电子模型上，对农业生产中的现象、过程进行模拟，高效、直观、形象地为农业工作的规划、设计、建设、经营、管理、服务、决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4参考文献
[1]蒋建科.“数字农业”带动农业现代化[J].农资科技，2003（5）：41.
[2]薛领，雪燕.数字农业与我国农业空间信息网格（Grid）技术的发展[J].农业网络信息，2004（4）：4-7.
[3]曹宏鑫，王家利，郑宏伟.发展“数字农业”推动农村信息化[J].农业网络信息，2004（1）：17-20.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土地广阔、自然资源丰富，山区占全市土地面积98.3%。总人口260万人，其中，乡村人口200多万人；少数民族150万人，占总人口的60%，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非常落后，属边疆欠发达贫困地区。
（二）少数民族较多、文化素质低
全市有哈尼族、彝族、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4个常居少数民族，其文化根基差、传统观念落后，部分少小民族没有文字，其中有多个少数民族，虽然国家长期以来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教育培养和农业技术培训，但是其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仍然未能达到新时期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
（三）传统观念重、文化经济滞后
大多数农民长期居住在边疆地区或边远山区，山高路远、交通通讯不便、文化教育落后、生产技术水平低、经济发展缓慢、收入来源少，农民的文化素质、学生就学率较低，农民文盲率占比较高，对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非常不利。
（四）农村教育基础薄弱、教师队伍缺乏
由于边疆、山区人口居住分散，办学条件较差，农村地区中小学校和教师不足，基础教育水平较低，延伸影响到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教育；另外县乡科技培训机构不健全，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对新型农民的培养能力有限。
（五）农民渴望提高科技文化素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农业生产难以解决农民的经济收入，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来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农民必须掌握相应的生产经营技术，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获取高效稳定的经济收入。因此，广大农民渴望得到相应的专业化技术和技能培训，提高自身创收的专业技术水平。
二、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思考
结合普洱实际，作者认为应从以下五方面来做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工作。
（一）研究制定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计划和方案
按照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政策导向和要求，研究制定当地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根据各地产业发展和农民需求，研制培训方法及培训内容，针对性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能力，使每位农民都能掌握1～2项实用技术，逐步将当地农民培养成为现代新型职业农民。
（二）完善体系建设、提高培训能力和水平
1. 完善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市级为中心、县级为基础、乡级技术指导的培训体系，完善县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建设和农业远程卫星服务站建设，形成全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全覆盖，加大电视、网络科技文化教学培训覆盖面。市、县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培训主体，乡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为技术指导，充分调动各级培训机构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农民培训；积极争取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项目资金，完善基础设施、设备，配备现代影像、图片、信息网络及远程培训设备，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培训能力。
2.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教师队伍是新型农民培训的基础，各级培训机构要配备高素质的教师人才，整合科研院校教师和技术部门人才，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充实教师队伍。组织教师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打下良好基础。培养一支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是搞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的关键。
3. 改进教学及培训方法。教学最好的方法就是激发学员学习兴趣，拓展学员思维空间，培养学员创新能力。教师要注重学员思维能力的开拓和学习兴趣的培养，培养学员独立思考、分析和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围绕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技术和农民素质教育等内容来编写培训教材。教学采取图文教学、远程教学、现场示范教学等方式，教师既要能传授科学知识又要能指导实际生产，贴近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业，丰富实践经验，把科学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民在熟悉的环境中学习知识。这样，农民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就会提高，才能有效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培养出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型农民人才。
（三）研究农村资源现状、引导农民创新产业发展
调查分析当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农业资源状况和生产条件，围绕普洱市土地广阔、物种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良、气候条件适宜等优势，引导广大农民发展切合自身发展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培训工作要围绕当地产业发展的内容，让农民逐步掌握相关技术，推进农业产业向标准化适度规模发展，使每一个地方都逐渐形成适宜当地的优势产业，每户农户都有效益良好的生产项目，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向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增加农民稳定的经济来源，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
（四）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培训
根据普洱市少数民族多、农民结构复杂、文化层次不均、传统观念重等情况，要有选择、有分别、有层次地设计制定培训内容、培训方式。
一是要转变农民的文化传统观、传统生产方式，引导农民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和现代生产经营管理技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首先进行文化素质、专业知识理论培训，让农民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然后深入到田间地头和生产现场进行实地操作、讲解，理论与实际结合进行教学，并组织农民到发达地区进行参观学习，在提高科技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增加其感性认识，转变其传统观念，让农民真正学到有用的生产经营管理技术。
二是对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农民，根据有一定文化基础和文化基础较差分成两个层次，分班培训，按文化程度高低不同设置专业技术培训内容，基础较差的农民要进行相应的文化教育培训，使培训切合农民自身素质提高。
三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素质低、汉语语言沟通困难、理解和接受能力差的情况，采取双语教学的方式进行培训，培训内容要简明易懂、深入浅出、易于掌握接受，使有文化基础的农民尽快学习掌握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技术，使文化基础差的农民提高其文化素质、学到和掌握相应的生产经营管理技术。
（五）抓住C遇、发展农村经济建设
关键词：权变理论；农村劳动力；培训；管理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8)21-0034-02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因此加强培训和提高技能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项基础工程。从2001年起，浙江省相继组织实施“百万农民培训工程”和“百万职工双证制教育培训工程”。目前，浙江省教育系统共开展各类农村劳动力培训390.2万人次，有211所职业学校和542所乡镇成校被各级政府指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农村成教网络进一步健全，全省已有省示范性成校189所，另有省一、二、三级乡镇成校1173所，在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农村劳动力培训中，我们采用权变理论实施农村劳动力培训管理，取得良好效果。现就权变理论在农村劳动力管理中的应用作如下探讨。
一、权变理论的内涵
权变理论是研究环境因素、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管理行为效率影响的理论。由于环境因素、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三个变数的复杂性，导致其具体的函数关系较难确定，权变管理就是考虑到有关环境的变数同相应的管理观念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使采用的管理观念和技术能力有效地达到目标。其实质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以充分调动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二、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内涵
农村劳动力指乡村人口中年龄在16岁以上经常参加集体经济组织(包括乡镇企业、事业单位)和家庭副业劳务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培训目的，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注重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和技能，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增收创业；二是培训对象，面向农村劳动力市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把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务工人员纳入培训对象，其中农村预备劳动力培训的对象是未升学的城乡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三是培训内容，涉及社会的各行各业，遍及一、二、三产业的各个领域；四是培训机制，采用政府推动，部门合作，社会承办的机制，依托社会各个方面的教育资源和力量开展培训工作。
三、权变理论的应用
(一)农村劳动力培训管理应用权变理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环境因素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的结构性调整，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大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岗位的变换，提出了对成人的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新要求。因此，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外部环境有了较大改善。要想迅速有效地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作为职业学校的管理者，应当正确、灵活地运用权变理论，创造一种良好有序的环境，使教师充分发挥能动性、创造性，完成农村劳动力培训任务。
2、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变化。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光靠教育部门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市委农办、发改委、农业、教育、经委、科技、劳动等部门共同配合和参与。若不体现政府行为，部门之间就会缺乏配合。再者，各职业学校教师对待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一是思想认识上还有一定差距，二是大多数教师还没有参加过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平时练就的招式不能运用自如，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教学水平。学校管理工作者要应用权变理论，努力改善内部环境氛围。充分把握不同处室、不同专业、不同教师的特点，合理安排培训工作，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挖掘潜力。保证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权变理论的应用
1、外部环境中的应用。农村劳动力培训存在四难，一是思想认识难统一。一些地方和部门为农服务意识不强，对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有效调控手段，工作停留在口头上，同时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存在重使用轻培训的观念；二是农民培训难组织。不少农民由于文化层次、年龄结构等因素，对职业技能的接受能力较弱，加上培训后的转移就业困难，缺乏吸引力，参与培训的自觉性、积极性不高，对培训组织工作形成障碍；三是多头管理难整合。培训主体在资金、场地、教材、师资、证书等方面缺少统筹安排，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现象比较突出；四是培训资金难落实。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安排预算专项资金较为困难，对于落实培训经费更难。为使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顺利开展，可采用权变理论中的集权式领导方式。因为政府管理部门拥有特殊的官方权力，可制定有关的政策法规，对违反法律的组织采取必要的行动等，而这些对一个组织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都会产生直接影响。按照统一领导，以县(区)为主，部门配合，合力推动的总体要求，建立以政府牵头，乡镇干部组织动员，教育部门组织培训，劳动部门负责考核，财政部门补贴到位的工作机制。同时采用权变理论中的授权式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各类职业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函大和乡镇化技术学校作用，探索在企业、用人单位开设分校或班级，让教师参与到农村劳动力培训管理中来，主动了解当地农村劳动力培训状况、培训效果、培训质量。做到培训内容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训相结合。技能培训与道德建设相结合。素质提升与考证考级相结合。
2、社会环境中的应用。作为学校管理者。重点要做好培训规划，搞好宣传引导工作，让农民了解相关政策措施，自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培训项目，以便学以致用，找到更适合自身特点的就业岗位。因为大多数农民并不知道自己适合从事何种职业，不了解市场信息和市场需求。存在“随大流”的倾向。所以做好培训前的宣传引导服务。当好农民的“培训参谋”非常重要。例如南政府出资，职能部门牵头发动，乡镇成校具体组织实施的买单式培训。培训期满后，人事劳动部门和有关鉴定机构对学员的职业技能进行鉴定，合格者发给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参加培训学员由乡镇成校负责推荐就业。对属于低保对象、失地农民、下山移民和低收入户四种对象参加培训并获得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其学费由政府全额承担。推行农民培训券制度。确保农民直接受益。学校管理者要把为农村劳动力培训服务的意识融入到日常办学中去，使农村劳动力培训的社会环境逐渐理想。
3、内部环境中的应用。学校管理者经常与教师接触沟通，了解他们在农村劳动力培训这个环境中的需求和愿望，让他们很快融入农村劳动力培训中。逐渐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对象，做好教学管理工作。农民培训年龄跨度大。平时又很少参加系统性学习，如何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下。学得开心。确实不容易。为了提高教师在岗工作能力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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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型农民 职业技能 培训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7）03-0297-01
为了进一步提高新时期农民职业技能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和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根据省市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若干意见，结合新时期对新型技术农民的新要求，本人思考如下。
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发展农业机械化必然要求配备相应的农机管理人员、农机操作手、大批农机从业人员，和适应农机作业种植人员必须通过农机教育培训来实现。也只能通过农机教育培训才能不断提高农机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依法办事水平，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求。
通过培训，使农机经营主体，农机操作手，各类农机管理人员及农机技术人员能够学习农机新知识、新理念，传播农机新技术，安全使用农机，不断满足广大农民对新机具、新技术的需求，为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机械发展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农机培训要坚持用科学发展的理念，真心为农思想，以服务现代农业、以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目标。培训一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驾驶人员，以及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农机从业人员，为新农村建设做好智力支持。
农机培训工作必须主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现代新农机、新技术、新管理理念为重点，全面开展农机实用技术培训，不断拓宽农机教育培训领域，逐步形成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机培训办学特色。
要因地制宜找准适合本地区农机技术推广应用重点，把培训工作放在常用、实用机械的技术培训上来。对农机大户的驾驶员和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要重点培养，真正为农村造就一批长于经营、善于管理、勇于创业、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带头人。
1 注重培训机制、培训形式和考核鉴定
1.1 培训机制：采取多部门联动机制，以科协与农机中心的联合为纽带，农机化学校为培训主体，负责具体实施培训计划，课程安排。以农机监理站管理站为考试、技能鉴定、发证主体联合办学，确保培训计划顺利实施。
1.2 培训形式：要实行集中培训和分散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形式。采取灵活的办班方式，要错开农忙时节，开展应季培训。要通过科技下乡、科技赶集、科技培训方式。可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集市、田间地头进行实践指导，现场解答疑难问题，开展科技示范服务，有效提高各类农机人员的技术水平。
1.3 农机化学校要按照制定好的教学计划实施教学培训后，由农机监理管理站进行考核鉴定，颁发社会公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拖拉机驾驶证》或《职业技能鉴定证书》。
2 加强组织管理
2.1 要切实新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组织领导，成立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成立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及务实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农业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对明晰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学科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农业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农业经济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和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认识等。但是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大多停留于较为朴素的认识状态，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内一些优秀青年学者求学西方，进入相关大学学习和了解农业经济理论知识，农业经济的初级理论才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献。如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自1900年开始刊载有关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理论文章，相关的知识传授机构也有了对农业经济知识的初步讲授，如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1904年开设的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等。1920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最早成立了农业经济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先生担任。至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范围涵盖了土地问题、产销经营、农业建设、农村金融、农业合作、农业部门经济、农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史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我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51—1955年，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杜宾诺夫的讲稿在1956年翻译出版，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了《农业经济学讲义(初稿)》，1959年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对当时的政策进行诠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的专业招生。
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部分农业大学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恢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进入了恢复建设、繁荣发展的阶段。各地相继建立并充实了农业经济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农业教育系统从大学、专科、中专，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课程或者设立了农业经济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由于“文革”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停滞乃至长期消没，使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翻译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批农业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专门性学术团体，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等，聚集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探讨和交流学科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出现诸如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选题，另一方面也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引导了学界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基础理论和与国际农经学科的接轨，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以推动中国农经学科发展，加大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与逐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便成为必然之势。由最初个别学者的一般性参与，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关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是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36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拉开了农业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启动以研究生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遴选了一批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权开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其中包括农业经济硕士、博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术性人才培养之外，为了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9年批准设立了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最初称之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涉及农业经济领域则在研究方向上定位为“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等。2015年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并设计了一套以高层次适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①备注栏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别为第一批名单(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名单(1984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名单(1986年7月28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②各个农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农学院”为名称，后逐步调整为“**农业大学”。为便于理解，采用“**农业大学”的新名称替代原来的“**农学院”的老名称。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1.重点研究领域
虽然农业经济研究涵盖范围较广，但其重点研究领域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延续或者确立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4个方面。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农业领域的经济与发展问题，根据研究发现制定、优化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农业问题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几乎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所有方面，不仅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与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深度融合；狭义上讲，伴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食物安全与应用经济等相对独立的方向，而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向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土地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业财政与金融等。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农业农村经济的传统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发展历程也恰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我国农业经济开始了向苏联学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农业经济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的是苏联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体系与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走向改革开放，农业也随之由自给半自给向市场化农业转变，新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解体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业大规模集体经营形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这一制度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围绕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委托理论、边际分析理论及资源配置理论等，最明显的标志是使农业经济学的分析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经验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农村经济探索与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共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场农业农村的深刻改革方兴未艾，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城镇化与信息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农村公共服务等无疑是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亟待探究与创新的重点领域。
(2)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以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其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配置、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活动，并研究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探索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既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联系，又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保护与环境经济管理、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此后，由马歇尔提出、庇古等人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部性理论，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随着农经学科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无论是从发展起源还是活动依赖度方面，农业生产都与资源环境有着更为密切而深层次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密不可分。欧美许多国家的相关高校已经用资源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替代了农业经济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把农业经济学更名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等。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制订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科的产生。1980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1981年“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环境经济效果等三个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们愈加强调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资源环境经济手段、资源资产与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政策经济分析、绿色金融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内涵，推动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的长足发展。
与其他方向相比，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特点在于更加注重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研发的结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与区域性问题研究，讲究因地制宜的时空优化布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等。但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任务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环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配置优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复、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农村人居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乃至技术领域的重点关键问题。
(3)农村与区域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区位差异明显，国家对各地区发展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城乡之间流动而延伸到城镇地区，从而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新的制约，如城乡融合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等。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经济学科给予科学解答，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因此而展开。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其研究重点关注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是以农村及其特定类型区域(如林区、牧区、山区、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等)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包括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过程演进、发展模式、协调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等。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农村社区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涉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等方向。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它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方针政策。党的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从全局上对农村发展进行了整体把握，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必定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等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推动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4)食物经济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连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饮食消费的迅猛增长，诱导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大。但作为朝阳产业的食品工业却存在着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食品产业链条短和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物健康与营养过剩以及食品供应链管理不足等现象[1]，使之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的解释范围，呼唤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将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变化等纳入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当中，通过食物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将研究范围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拓展到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中的经济与商业行为，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食物经济管理领域侧重于经济学及管理学基本理论在食物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涵盖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食品资源与环境、食品物流与食品企业管理、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食物营养与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食物结构与供求变化、食品生产与质量安全、食物消费与营养等食物经济与管理问题。
2.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从过去的简单计算和定性分析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实证计量等更加多样的方法体系。在理论上，不仅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诱导性技术进步原理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总体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
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上，大多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应用等。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研究上，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的定量评估占据主流地位。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相比，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农业技术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其中，定性分析与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联系密切，从大的学科分类来看属于管理学中工商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对农业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规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转移[2]。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快速成长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1.农业区域布局规划得以确立
我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萌芽于20世纪初，正式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内容由浅入深、工作由点到面、范围由小到大的过程。70年来，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历经了三个阶段。
(1)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初创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分别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考察，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全国土壤、水、农业生物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等状况，基本掌握了我国农业资源分布特点，明确了生态环境特征与开发利用前景。该阶段，农学、农业经济学界融入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综合资源调查，并开展单项和综合农业区划试点。相关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诸如《中国气候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等一些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也发展了区划研究的相关方法论，对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发展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为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1978年科学大会制订的《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便包含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要求，次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相关机构，推动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部门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和专题调查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期间全国共有2108个县完成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地、县纵向配套的农业资源与区划体系，取得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不同规模尺度上的农业资源及其区划成果图件4万多幅、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8万多项，相关成果汇集成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并转为电子版本实现网上查询[3]。
(3)农业资源与区划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21世纪以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编制工作。为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农业农村部陆续颁布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经过几年发展与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养殖业优势区域和水产品养殖带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下，《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编制形成并印发。在该规划中，通过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三大区域，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分类施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实施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系列改革的重要开端。改革废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简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改革前夕，农业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部分地方农民群众自发开展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及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央默认并开展试点，次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转变态度并在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了国家农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印发全党，史称“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少数地区实施双包的合理性，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大变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农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杜润生同志建议，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转成为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至此，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承认并几乎全面放开。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制度促使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从生产积极性、技术效率和技术采用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对各类粮食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约为35%～50%。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后续农业农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5]。
(2)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当时为应对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而出台，伴随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便开启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实施。
但1978年以来，国家开启了渐进式改革。在最初阶段，实施了在不触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计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农产品品种，放开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产品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将市场因素纳入进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标志着除少数品种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随后，受大宗农产品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影响，国家又开始了对粮食实施“双轨制”，对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统一收购经营制度。1990年以后，郑州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与地方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同年国务院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场购销为主、合同订购为辅的农产品市场格局，同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口粮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陆续推出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制度。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补贴。除了出台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外，政府还对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此，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亿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加大等挑战，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等，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以保障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随着这一改革的持续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体系发育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集贸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与此同时，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增加了农民生产投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并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7]。
(3)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讨论[8]。
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认识。在这次讨论中，理论界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同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此来武装农业，以实现对农业的改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后来的“七化”，即：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这些内容涵盖了对生物技术(如良种问题)、生态环境(如大地园林化)和农村工业(如公社工业化)等问题的考虑。这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认识与概括，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对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认知与认识。随着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环境的变化，理论界又一次开始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基于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与实践效果，再加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空间，丰富了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深层理解，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便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过去的“老四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经营管理农业，用社会化、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农业”。基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上述认识及相应的思考与讨论，对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机械技术现代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农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化，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加上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认知累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现代技术体系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意识与市场经济观念来组织和管理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和发展农业，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来引领农业，最终促使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顺利达成。
从上述的发展演进与三次认识进程看，农业现代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水平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据此，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我国地域类型多样和各地层次差异明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取向。
3.农业农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双轨制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价格管理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创新性政策设计之一。20世纪80—90年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确定订购量和较低的订购价)和激励机制(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市场价格的议购价)直接控制部分粮食以稳定粮食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将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场进行销售[9]。
粮食双轨制是农村农业改革后宏观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经营基础等变化后的内生性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出迅速增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单纯提高粮食收购价而销售价格变动较小，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开始实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订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停滞不前。鉴于对生产停滞的担忧以及“合同订购”带来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内容随即调整，即“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国家恢复对粮食生产的强制干预。至1990年“合同订购”改称为“国家订购”，国家在强制性干预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同时，采取投入补贴，如1987年出台的“粮棉三挂钩”政策给予农民化肥、柴油实物补贴，1993年后该补贴政策改为货币支付。此后，伴随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双轨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的创新实践，粮食双轨制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时而言，粮食双轨制通过提高农民自留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订购量和提高议购收购量，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城市农产品供应，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基础。综合来看，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特定背景的制度产物，双轨制尽管具有较高的实施成本，但通过帕累托改进减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
(2)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创新。体系于2007年底正式启动，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资源，针对每一个大宗农产品设立一个国家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组成)，并在主产区建立若干个国家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下的科学安排。2007年12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配套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共同开启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并选取水稻、玉米等10个产业开展试点，2008年联合印发《关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全面启动了50个以农产品为单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此后，相应体系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于2009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于2015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绩效评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新要求，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围绕农业科技推广问题，未来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农业企业的创新激励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何去何从等问题的探讨，作为面向社会经济转型现实研究议题，其研究主体更多是扮演政府智库角色的机构与学者。二是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分析。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使得对技术效率的测算分析不再局限于国家或地区层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拓展至微观层面农户、农场和农业企业等单元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及把创新成果视为产出的农业科技研发效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效率的内外部因素。伴随大数据时代数据获取上的便捷化，农业企业有关的科技研发与技术进步评价分析将是今后的发力点。三是围绕农户的特定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农技推广问题需在内容上引入跨学科的社会经济因素以拓展经典的微观经济行为解释机制，在方法上基于情景选择实验的问卷调查和现实中开展农技推广的随机对照试验也将是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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