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关系 再论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实际这一概念中除了包括中国国情外，还涵盖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受到中国国情影响，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是学术界常谈不厌的话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观念上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创造和沉淀的特殊文化，是中国的国家特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为全球性扩张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从现代化所造成的异化中将人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止于理论，同时可以造成革命运动，这种特性与当时的中国国情无疑是相符的，与中国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则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相似相通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有借鉴和推动作用。在明朝中后期以前我国无论思想还是科学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多实用的思维方式和先进文化元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中国化的宝贵资源。如中华民族提倡的传统美德有利于诠释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辩等可填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新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前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是其根本政治学说。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已经提出“民贵君轻”的民主化政治主张，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后世对政治的愿景和趋向，历代统治者都打着为民的旗号，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下马克思主义强调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理论才得以快速中国化。第三，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传统文化门类齐全，资源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实现必须立足传统文化这一根基才能得到中国普遍认可，中国传统文化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载体推陈出新，打破民族文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走出国门。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建设相关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国化奠定了深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贱平等”、“天下为公”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平等”、“共产主义”等理念不谋而合，是其社会理论中国化的有力基石。此外，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批判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论述，是其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保证。
2 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融合的建议
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国富民强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密切相关性，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能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更好融合，更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理论；实践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尽管其思想的孕育、概念的提出和明确为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指南，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践中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多少年来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中国人民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么它的基本经验是什么？这可以从不同的学科，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总结。本文主要从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发展相结合这个视点出发，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基本经验作了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基本经验之一：真正地了解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她的创始人就具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识。但中国的实际是什么，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正确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其认识和实践都并非径情直遂。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与那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国情缺乏深入的认识，以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正确地加以把握有密切关系。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发展规律和前途、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和团结力量，以及革命的对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不能得到正确解决。
既不是有“中国化”思路的第一人，也不是最早提出中国国情问题的领导人。但是，对于中国国情认识得最全面、最深刻，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有成效的，非莫属。
什么是中国国情？它既不仅仅指自然地理状况，也不仅仅是社会阶级关系，而是涵盖自然和社会、现实和历史等诸多要素的总和。它包括社会面貌、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政治斗争、文化教育等方面，还有自然状况、人口构成、民族传统、、历史发展等内容。认识这样复杂的国情，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住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显然，不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所能胜任的。在了解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等方面优于其他领导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从青年时代始就注重了解社会状况，投身革命斗争后一直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一特质使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灿烂群星中很快脱颖而出。首先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作了理论概括。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随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精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核心理论，也标志着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思想理论体系最终形成。
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还要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7年和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对国情认识比较清醒的时候，因而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50年代后期连续3年的“”和10年“”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都与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有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拨乱反正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了理论提升，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党的十三大阐发邓小平的思想，对我国国情进行全面分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深刻论述。10年之后，党的十五大在深入总结建国近半个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丰富，是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十三大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研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们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五大在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样，基于对中国国情再认识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基石。
基本经验之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首先是民族化。这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各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所谓民族化，内涵也很丰富。根据党走过的80多年历程来看，它至少应当包括：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上面讲的国情问题，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民族化的现实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提出的。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首先就是不真正地研究中国国情（即民族的现实内容），照搬照抄外国经验。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是很难割裂的。因此，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兼顾这两个方面。这里着重讲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很注重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文化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观；作为文化形态，它又有对人类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和共通性，即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连接相通。尽管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两者都有着博大的汲纳性，使它们能够融合相通、共存共荣，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一方吃掉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人既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担当中华文明传人的历史责任。
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历史文化的目的，不是对中国旧传统的复归，而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里，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还要有新文化。这个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即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民族特性的、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即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真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文化。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的，并逐渐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这就是说，新文化不仅有革命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主义的内容，而且还要有民族的形式。这个民族形式的创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而获得。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高度发展，如刘少奇所说：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作为20世纪继孙中山、之后又一个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十分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基于这个观念，他积极主张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思想集中地展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概念，反复宣传：中国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是进一步提升了被赋予新意的“实事求是”思想的作用，认为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的精髓，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三是以具有草根文化特征的“猫论”和“摸论”，来探索改革开放的艰险路子。一个时期的舆论对这两论有很多曲解，实际上无论“猫论”还是“摸论”，都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说法不过是让老百姓听得懂的形象通俗表达。四是强调建设汲纳了中国历史文化精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五是赋予传统文化精华的“小康”思想以全新的时代内涵，提出建立“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阶段性目标。邓小平以自己的质朴风格，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浓郁的民族形式和鲜明的特色风格方面，同样为我们党树立了典范。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党的十六大前，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也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将其视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以丰富治党治国经验。这个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二是提出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并概括了其丰富的内涵。在多次讲话中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千年之精华，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三是提出“以德治国”与坚持依法治国相结合，将传统的道德力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思想对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形成民族特色，起了重要作用。
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作了巨大努力。比如，人们所知道的强调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乃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脉根；赋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以新的内涵，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这些都说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完全承继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
80多年来，我们党正是这样一代代地薪火相传，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相融合，使这个被称为异域文化的“幽灵”，在中华神州大地安身立命。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完全变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国学”。
基本经验之三：坚持世界眼光，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历来都有世界眼光。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屡遭外国列强欺凌和侵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改变国家命运，不断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经过千辛万苦，在20世纪初，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中介，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正是坚持世界眼光的体现。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它作为“世界历史”的产物，本身就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因而是世界文明的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与世隔绝，脱离世界文明轨道，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是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首先是坚持世界眼光，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我们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虽然没有出国留洋，但还在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关注世界发生的大事。到长沙求学后，通过阅读大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著作，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广泛收集报刊来了解世界发展态势。到延安后，他身居窑洞，眼观世界，运筹中国革命。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无不坚持世界眼光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比如《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明确地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论述的。正由于有了世界眼光，才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也形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思想的核心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进一步阐发了正确对待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科学态度，更加充分地显示了他那有容乃大的世界眼光。建国之初，他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1956年前后，有三次谈话集中地阐发了正确对待外国文化的思想。首先是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随后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明，要承认这一点。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过了几年，这个思想被发展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还有一次，是他在期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块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不难看出，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的思想非常开放，胸怀如海洋般的宽广。正因为那时他不仅对古今问题，而且对中外问题都有这样正确的态度，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即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良好的开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实际的主要领导人，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具有深邃的世界眼光，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根据；他通过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各国发展的经济规律，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不能改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出不会同意。”他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研究，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关注和观察，认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社会文明的考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
以和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且根据时代的进步和世界各国多样化文明的发展，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眼光，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新的巨大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内涵。二是在概括邓小平理论的特点时，明确提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强化了“世界眼光”意识。三是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和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些年来面向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挑战而提出的一系列应对战略，都渗透了对于当代世界基本动向的科学分析和诸多领域现代化发展的最新动态的及时掌握。这些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开放的理念，它能汲纳和融合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基本经验之四：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刚传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将它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既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又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由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和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两次伟大革命的胜利，使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一条基本经验。
先看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怎样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这主要表现为：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作了进一步提升，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而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它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二是明确提出有无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同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并对群众观点作了精辟概括。刘少奇将的群众观点概括为这样四点：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观点；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样系统的群众观点，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这为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奠立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三是形成了一整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的根本方法。
——四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努力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使之更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为此，他大力推动做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普及化的工作，号召广大理论工作者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比较抽象难懂的哲学理论，从而更好地实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上述路径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掌握广大人民群众，转化成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成为领导第一次伟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世界形势和我国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同时，也努力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和十六大以来，以和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涉及宏观的和微观的，带有把握根本方向的和直接管理性的，还有属于理论层面的和实际操作层面的等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几点：
——一是根据我们党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更加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二是根据我国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还比较贫穷落后，广大人民群众还不太富裕，在欠发达地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实际情况，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等。
——三是根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理论建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四是根据改革开放，实行从计划经济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大变革后出现的新形势，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不断与时俱进。
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近3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上述各种举措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转化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基本经验之五：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对错误倾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摄取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先贤们的丰富的理论资源，广泛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又与时俱进，适应世界历史发展和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解放思想，创立了严谨慎密的和决不同任何思想迷信与反动势力相妥协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是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历程极为相似。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既遭到反动政府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的剿灭，又受到思想界将其看作“另类”的围攻。在中国共产党内，它虽是指导思想，但如何对待这个指导思想也有一番异常艰辛的斗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斗争中实现的。
在大革命时期，曾对工农运动、土地革命、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和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都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但许多意见没被采纳。大革命失败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实践的新鲜经验，其思想理论得到进一步展开和更加成熟。延安时期，对于来说，是他的思想空前活跃，发表著述最多的时期。《选集》四卷的三分之二的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来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那时明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思想实现伟大的理论创新，成了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在继续发展。个人的思想仍然非常解放、与时俱进，要继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多次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和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已提出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党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尽管后来偏离了正确轨道，发生了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但仍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积累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地建立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实现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努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同时还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观。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对错误倾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实现理论创新。当历史进入新世纪之际，国际形势发生着深刻变化，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又一丰硕成果。
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继承了以往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理论创新的传统，根据历史发展到新世纪的新阶段，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特点，还有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和出现的新的矛盾，又作出不少重要决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等。但在我看来，这些都属于某一个方面的“目”，还不是总揽全局的“纲”。真正属于总揽全局的“纲”，还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大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总要求出发，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国家安全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因而，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的80多年历程的经验十分丰富，需要不断地深入研究和挖掘。仅以上述论列的几点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个发展的理论，只要将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植根于一个国家的实践土壤，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不断结合的历史过程。这个结合应当是科学的、辩证的、和谐的结合。只要坚持这样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会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就会不断地向前推进。
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就一定能使辩证法受益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神州大地就一定能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据近两年的研究资料称：在后，中国的思想界已认识到引进外国的学说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而“中国化”的概念早在1922年就在出版物中有了；至三十年代前期，“中国化”一语已使用得相当广泛，这样那样的“中国化”说法屡见报端。关于认识中国国情，早在建党前的1920年底，恽代英致刘仁静信说：“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参看《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发表张静如的《关于“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发表鲁振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上）.
[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上）.
【摘要题】本期聚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
【正文】
中共十六大把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了，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表明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邓小平、作为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个伟大理论成果，是被中国化了的、具有新的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最伟大的功绩是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较早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从他投身革命并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他就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斗争，重视考察中国国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从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与个别词句，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模式所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十分透彻地剖析了中国当时的革命情况，为革命的正常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特别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初步地形成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思路，为党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二）最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30年初，针对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声讨教条主义的战斗檄文——《反对本本主义》，在党内最先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他在文章中义正辞严地痛斥了教条主义，大声疾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②“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③“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本本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⑤就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声中诞生了。
（三）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进而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涵义已表达得相当清楚了。正是由于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思想体系才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全面发展并逐步成熟。
（四）最先从上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以弱对强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的著名讲演。《实践论》树立的是实践的权威，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的观点，指出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说马、恩、列、斯没有也不可能说的新话，根据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矛盾论》则从哲学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活的灵魂，告诫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由于《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号召才很快为全党所接受，并在革命实践中作出巨大努力。
（五）最早倡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在时期，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⑦“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⑧把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而加以强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开拓了新路子。
（六）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论断
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理论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地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背景和国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历史已经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运用列宁和平过渡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集体过渡的实现形式，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要大胆学习一切外国的先进经验；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为主导；改革管理制度，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构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党的建设，反对，防止西方和平演变，防止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可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且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匠和典范。他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邓小平是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典范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总结了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中国的“”和“”的严重错误，大胆汲取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创造的新经验，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及其同志，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都没有解决好的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列宁来不及解决、斯大林不可能解决、没有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找到了我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长期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时，有过急过快的想法，后来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无一例外地都陷入超越阶段的误区。虽然，列宁发现了超越阶段的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过早去世，没来得及解决。斯大林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加剧了那种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扩散。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论断，但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系统解决。邓小平才在总结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而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而大加讨伐的错误倾向，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重大转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这个概括十分简练深刻，它既表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又纠正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全面、不确切、甚至被扭曲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一般都是从生产关系上入手，探索如何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本质，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着手，寻求在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⑩
（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否定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解决了长期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根深蒂固，“左”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我国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特别是一触及所有制领域，人们总是难以摆脱姓“资”姓“社”争论的困扰，深化改革阻力重重，社会主义发展徘徊不定。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开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的大门，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经济体制问题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而且将继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四）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为祖国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把最后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提上了日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提出的基本思路，大胆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一国两制”的构想，充分考虑到港、澳、台的和现状，是邓小平和我们党丰富的经验和政治智慧完美运用的集中体现。这一构想不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而且为顺利地解决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它还对解决某些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办法、新范例，将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产生积极的，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又增添了一枚璀璨的明珠。
（五）第一次以革命的新变化为转移，把主义的生命力建立在依靠和推动科技进步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的特征，抓住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力量，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先导作用，指明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面向未来的开阔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11]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无可辩驳的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所展示出来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的强大力量，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集中的代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时代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伟大作用，集中体现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引着伟大的实践。同志在广东首先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党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后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七一”讲话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高度凝聚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和理论贡献，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和富含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200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的“五三一”讲话，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作了最好的表率。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的长期的指导思想，为党的思想宝库中又送来了一份宝贵的财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既是有利于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利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在充满挑战的二十一世纪，把我们党建设成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稳步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依然顺水顺风。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展示了我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结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呼应了时代的需要，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走向21世纪注入了一支理论的强心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崭新姿态，是向世界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政治誓言。这个誓言不仅是发向全党全国人民的，更是向世界人民发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音。一向比较苛刻的西方媒体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评价，也印证了这个世纪宣言的震撼力。法国《欧洲时报》12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中国新的里程碑》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明确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20多年中国变化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新中国，也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文章说，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能最大程度上调动全体人民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必将大大增强中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说明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能够坚持与时俱进，能够充分体现时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科学把握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正如思想指引我们创造新中国，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时代。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党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为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对于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使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始终保持社会主义事业生机活力的深入思考。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著名论断。8年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波澜壮阔，改革开放成就非凡。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同志“高州讲话”，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条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轨迹的演进，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的非凡能力，展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穷魅力。一个政党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复兴，首先就必须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和长足进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为以后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这不仅已经被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为现实的蓬勃发展所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产物，是时展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的顺利召开，引来了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国外媒体也高度评价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大报告。俄罗斯《议会报》认为的报告了中国共产党13年来的历史，确定了中国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国际文传电讯社称，中国十几年来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果，解决了10多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大量发展指标表明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再次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爱沙尼亚通讯社、《邮差报》、《爱沙尼亚日报》、《爱沙尼亚青年报》、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在报道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肯定，认为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走出贫困，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报道普遍认为，中共十六大的召开是中国十几年来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大会为今后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中国及世界的未来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党的理论创新树立了榜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的全面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在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各方一致认为，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党在理论上不断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我党理论创新在全局上的推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继承又有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80多年奋斗的结晶，也是我们党半个多世纪理论创新的概括，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协调发展，是我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具体目标，也是我们在实践中行动的思想指南。20多年来，尤其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来，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发展，理论创新是关键。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理论创新，又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努力进行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实践中不断地磨炼自己的开拓创新的能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保持与时俱进就是要使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抓住与时俱进这个关键，我们党就能有力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总之，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总结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集中全党智慧和创造，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论，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继承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它永远要求理论创新。没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就会完结。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我们必须坚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理论创新的精髓，在新的形势下继续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献】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45页、313页。
《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50页、54页、51页。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纵观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一阶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总少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伟大创举，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其精髓已经被实践所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成为历史的必然，我国在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与实践实际，开创了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未来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趋势还会深化，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依然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
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体现于社会发展变迁之中，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衍进，其实质就是经济规律对不同时期经济活动指导作用的表现。经济规律隐含于这五种生产关系的运动之中，是在特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并随着这些经济条件的消亡而改变其外在形式。虽然经济规律存在于不同形态的社会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具体形式的差异主要在于不同阶级对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的程度和态度是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五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由表及里，透过经济现象去发现具有本质特征的经济规律，揭示社会主体的经济关系(周文和朱富强，2010)，高度概括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由此设计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其理论中国化对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经济成就，都是我国广大群众用劳动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是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所坚持的按劳分配这项基本分配制度，就是对坚持劳动价值论最有力的证明。同时，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承认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资本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资本为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撑，是连接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纽带，也是解决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占有、归属矛盾的基础工具。剩余价值理论能够解释我国现阶段许多特殊的经济现象，对于外界释疑这些经济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赵玉琳，2009)。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我国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具体经济学理论是否迎合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客观地解释了经济规律，触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回避的基本矛盾以及社会经济冲突、资本家剥削劳动工人等事实，许多西方国家一直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张俊山，2009)。经济学理论是在探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是在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不能因为不迎合现阶段社会统治的需要，就遭到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中国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余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典型的时间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精髓和特征是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而且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演化特征，这一特征使我国经济实际情况能够较好地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融合，深刻的演化内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大方向。调动社会一切可调动的资源，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在创新中失败、在失败中总结，在总结中进步，虽然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改革开放的前途是光明的、可期待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坚持发展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借鉴苏联的经济体制建设，始终以国家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体，把劳动作为经济成果分配的一个重要依据。改革开发政策，避免了苏联受到西方“休克疗法”影响而解散的危机，是在实践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经济改革，在改革的同时注重开放，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表现。
四、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思考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的封建文化，这种产生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专制政治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以封建等级制度、纲常礼教为基本内容的。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有精华与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双重效应，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消极的传统文化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
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一）传统的社会理想增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
“大同社会”的理想由来已久，春秋时代孔子的《礼记》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中国近现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中也体现着大同世界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人们迫切追求“自由、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心理，增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感，促使中国人民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二）传统的经世思想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的行成
“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发展于宋朝，繁荣于明清时期。它着重于关注社会现实、分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以反对空谈而致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促使早期共产党人奋力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灵魂―“实事求是”。
（三）传统的民本思想促进了群众路线方针的提出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儒家经典《尚书》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吸收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发展。群众路线是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四）传统的知行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保障
传统文化中“知”代表知识，引申为理论;“行”代表行动，亦即实践。明末清初，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辩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并用而有功”为基本内容的知行统一理论，使中国传统知行观达到最高水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知行观有着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知行相须、知行一致”的思想观念，使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环境，能够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二、拙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只是把自然科学当作奇技淫巧，重农抑商、重文轻理的统治思想促使绝大多数的士人把精力都投入尊孔读经之中，必然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人力基础。此外，封建迷信习俗一直渗透在传统文化当中，同样也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素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充分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成果，运用了科学思维的方式。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不够重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很难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广泛的民主传统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太多的封建专制思想。时至今日，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还影响着人们。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较少”。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重德治教化、轻法律治理;二是重思想建设、轻制度建设。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人治思想，严重缺乏民主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思想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建国初期依法治国的理念仍然没有树立起来，甚至在现代社会，漠视制度、践踏制度的现象层出不穷，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法律制度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平均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追求某种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于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体系以及维护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向往具有高尚道德的理想人格。这始终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严重阻碍。”平均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尤其是现代化建设产生了诸多不良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导致脱离实际生产力而过分追求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产生了共产风、“”等浮夸现象，破坏了广大农村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没有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规律，势必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顺利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同时，也一定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其进行批判，防止其融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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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启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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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乔丹丹.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路径选择[J].理论学习，2011（07）.
[6] 安启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大同思想马克思主义契合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浩如烟海的巨史宏篇之中有着无数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设想和生动描绘。这些憧憬、理想与当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有着许多历史的联系,其中大同思想尤为突出。“大同”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社会的一个缩影,千百年来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马克思主义是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而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这首先归功于其本身强大的感染力。其次,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认同。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niel Bell)所认为的:“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大同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的文化缘由。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在不同时期以各自独特的面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剥削程度的憎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是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的,是从朦胧的憧憬到鲜明的构想。
大同思想的萌芽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于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中,《诗经》中的《伐檀》、《硕鼠》体现了广大奴隶和平民对奴隶主进行着艰难的反抗与斗争,以及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同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战乱的残酷现实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救世主张,精密地论证和设计各自的理想国方案。
道家的大同思想体现在老子对于“小国寡民”社会的构想上。这种学说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与各家学派的大同思想相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是最完美、最经典的,它完整地规范了中国以后历想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曾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内容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马克思对儒家的大同思想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其“不仅是超出现在,更是超出未来”。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积极。
1853 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我国封建时期反映革命农民大同思想的最完整、最高体现。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表达了农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从19 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与此同时,在中国许多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开始重新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理想相结合,纷纷提出“大同”理想。具有这种思想特点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在争取变法、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向往着中国在遥远的未来会出现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他将毕生的心血奉献于倡导民众共同奋斗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他对传统儒家的大同理想进行了辩证的否定。在孙中山看来,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三民主义是大同社会的低级阶段。他说: “三民主义,我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同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在三民主义里已经初露端倪,大同社会的曙光已经若隐若现。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大同思想博大精深,并设计出了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遗憾的是不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理想追求却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
二、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的文化缘由
中国人是怎么从对“大同”理想的追求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新信息的接收是主体用既有的认识图式对新信息的顺应或同化过程,而认识图式与新信息是否有契合点,是确定认识图式对新信息是接收还是排斥的前提。从文化的角度看,两种类型的文化接触,如系异质同构,则按同构原则相互吸收。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生产资料“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同构,在心理层面上的契合点,是中国社会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层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的大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
20世纪初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儒家“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义,而且把共产主义看作道德的要求、伦理的必然。1878年,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西国近事汇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均有无”、“贫富均财”;早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梁启超和刘师复等人也把“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大同”混为一谈。梁启超说:“中国古代井田制,与近世社会主义,同一立足点。”
孙中山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明显表现出将中国传统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类比的痕迹。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渭‘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的孔子之理想世界,才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稍后,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目标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深受传统大同思想熏陶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始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融会贯通,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作了铺垫。从伦理要求推“大同”理想至社会主义为必然。他说:“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的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需要“加以救正的地方”,就是单单主张物质变更,因而提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的主张,确信“当这过渡的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他在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更是号召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陈独秀在总体上对传统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他却相信“大同主义”,认为“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在1917年还在呼吁:“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直到1919年底仍将共产主义描述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等天下为公的境界。
显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的大同思想有着重要的契合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上的同构,使马克思主义在2O世纪初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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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基本要求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路径，首先要明确这一路径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
1. 通俗化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而有力的思想武器，但这一武器只有在人民大众读得懂、听得进、学得会的前提下才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威力，否则它就只能是繁杂的文字堆砌，毫无威力可言。有了人民大众共有的通俗话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有了与人民大众有效交流的载体，才可能与人民大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进而深入人民大众的心。要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的话语体系，需要做到“最浅最俚，亦最真”{1}，即浅、俗、真。首先，要做到浅，即浅显明白。邓小平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我们需要运用恰当方式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朴实的道理从抽象的概念、枯燥的理论中抽离出来，呈现于人民大众面前。具体来说，一是运用比喻、夸张、排比等修辞方法，进行形象生动地表述，使之富有趣味性。在这一方面，我们党已有成功的范例，如：用“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来讽喻不重视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者；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暗喻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的道理；用“纸老虎”代指反动派，还有像“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二是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寓于真实、有趣的历史故事中，通过讲故事引出对这些理论观点的剖析，使之直白易懂，如艾思奇用“岳飞是怎么死的”为题引探讨了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来告诉人们要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李瑞环用“紫荆花的故事”阐明香港人要团结的道理等。其次，要做到俗，即通俗朴素。我们要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送回“生活世界”，一是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直面人民大众的思想状况和精神追求，聚焦社会生活的难点、热点问题，并运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事例解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贴近生活；二是学习群众的语言，使用群众的口语化的言语，如艾思奇用“天晓得”这一人民大众常用的口头语来说明“不可知论”等；三是在运用对话的形式传达思想，在“你”与“我”的平等真诚的交流中，潜移默化地传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朴素道理。第三，要做到真，即情理皆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的话语体系应该是有情、有理，情理皆真。指出：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3}。所以我们要赋予话语的情感，而且只有赋予真诚的情感，才有助于其与人民大众的情感发生共鸣，使之深入并扎根于人民大众的心。另外，我们建立通俗化的话语体系的目的在于传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所以我们要保证通俗化的话语体系中要有理，即运用通俗的话语体系抽离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
2. 最大化的公众对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首先要准确定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正所谓“射箭要看靶，弹琴要看听众”{4}，马克思主义创立伊始就把自己确立为人类解放的理论，要求掌握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也毫无例外地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定位为人民大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5}由于人民大众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大众的内涵与外延会发生变化。“历史活动中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今天，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它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人民，以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等，人民大众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开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人民大众为对象，实际上确定了最大化的公众对象。首先，不断地扩大人民大众的队伍，争取和吸收一切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个人或群体，从而使公众对象在绝对数量上不断地增加；其次，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针对已确定的公众对象的特点，区别对待以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减少、避免因不完全接受、不接受与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造成的公众对象的流失。
3. 人性化的目标设计
目标是活动的一面旗帜，也是活动的动力根源，还是活动的检验标准，目标设计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活动方向的正确性、活动实现的成效，所以要实现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活动，我们就必须做好其目标设计工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在于化“大众”，即“理论掌握群众”，这决定了其目标设计的切入点在于人民大众，是以要做好其目标设计工作，我们就要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掌握人民大众的特点、了解人民大众的需求、关注人民大众的利益。首先，内容层面上的民族化目标。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人民大众主要是中国的人民大众，他们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负载着中华民族的气息，主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的一切思想观念与行为活动都带有国家色彩和民族气息。其次，理论层面上的通俗化目标。尽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民大众总体的思想觉悟与理论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是其中能够直接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仍然只是少数人。第三，范围层面上的普及化目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的科学指导思想，它只有被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在中国社会发挥最大的功效，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第四，实践层面上的生活化目标。人是“现实的人”，他们离不开社会生活。要发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就必须贴近人们的生活，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
二、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基本内容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路径，必须着眼于丰富这一路径的基本内容。
1.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7}由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需求在变化，是以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要做好这项理论文本的创新工作，需要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要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在理论文本的创新工作中，做到从了解人民大众心理、掌握人民大众的心理活动规律出发；需要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反映人民大众的特点、抓住人民大众的需要、运用人民大众的话语体系；需要尊重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大众在理论文本创新工作中的主体性。其次，坚持发展优先，明确理论文本创新工作重点，同时也要做到统筹兼顾。鉴于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应该突出发展的理念，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要求，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结合时代的脉搏，揭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这些重点、难点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这是理论文本创新工作的重点。同时，我们也要兼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般问题的理论创新工作，做到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第三，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既需要做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的继承，也需要做好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借鉴，在此基础上，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践对接、与时展的要求融合，从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的创新。
2. 以社会和谐为主题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首要前提就是其理论本身的“彻底”，即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事物的本质属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题，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确定理论文本创新的主题，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党的十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由此看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需求，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应以社会和谐为主题。社会和谐是一种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理想状态，马克思的社会和谐理论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都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首先，人与自然和谐。人产生于自然，并可以通过劳动从自然中获得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而自然在打上“人的印记”的同时也反作用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二者在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良性互动，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统一。其次，人与社会和谐。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同一性，第二层次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第三，人与人和谐。人与人和谐是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在人格、权利、义务、利益等方面形成的平衡、和谐关系，具体体现为互相尊重、诚信友爱、公平正义、和睦相处、平等互利等。第四，人与自身和谐。一方面，人与自身和谐就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智力、体力、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是一个整体，人性实质上是人在与其他活动过程中作为整体所表现出来的与其他动物所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主要指人在同自然、社会和自己本身三种关系中。”{9}也就是说人自身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是以人自身和谐与其他三种和谐之间的统一。
3. 以改善民生为诉求
改善民生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共同愿望和普遍要求，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应以改善民生为诉求。首先，做好民生问题的调查工作。曾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0}“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1}，只有真实地反映民生问题，才能为有效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提供现实依据。其次，做好民生问题的综合分析工作。通过调查呈现出来的民生问题，具有数量比较多、覆盖面比较广的特点，我们需要认真筛选，综合运用演绎归纳、分类比较、定性定量等方法，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分析，挖掘民生问题的本质，保证更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的科学性。第三，做好改善民生的监督反馈工作。由于一种新理论的创造要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过才可能真正地完成，是以我们要真正地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就应将其反复运用到改善民生的实践中去，反复并不意味着机械式的重复，而是发展式的循环，即每次理论实践的效果都会反映到下一次理论的完善中。换言之，除第一次外，每次实践的理论都是上一次理论完善的成果。要实现这种发展式的循环，我们必须做好改善民生的监督反馈工作。
三、优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机制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路径，必须优化这一路径的机制。归纳起来：
1. 健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研究机制
理论研究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前提，没有理论，大众化就是“无米之炊”。理论研究本身又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健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机制就是要规划好“谁来研究”、“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研究成果”等问题。首先，建设理论研究队伍，即解决“谁来研究”的问题。在“量”的层面上，扩大理论研究主体。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与学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力军。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深化学术上的造诣，更主要的是追求满足大众需要、适合大众化的理论，这就涉及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鉴于此，我们要尽可能地吸收这些领域中的专家学者。在“质”的层面上，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精深、文化学识广博、作风正派的高素质理论队伍。其次，确定理论研究的内容，即解决“研究什么”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如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另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其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如民生问题、社会和谐建设等。第三，把握研究方略，即解决“怎样研究”的问题。针对人们对研究成果的不同需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方略：一是解析式研究，即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进行客观深入的学术性分析；二是通俗化研究，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转化为通俗化的理论成果；三是创新性研究，即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结合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抓住时代的脉搏，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第四，采用图书、报纸、期刊、连环画、音像成品、网络、活动等多种载体，输出研究成果。
2. 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管理机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完善其管理机制，以确保其过程中的每道程序都规范有序，其系统中的每个要素都各司其职。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管理机制，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首先，强化政策导控作用。党和国家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部署，而后在对其进行全面诊断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通过政策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各主体，如党和政府组织、人民大众、宣传机构等，明确和强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实践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与任务、目标与要求等，引导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同时也要通过政策调控各要素协调统一，使之与预期的目标耦合而不至于脱离正确的轨道。其次，落实法制保障功能。法律法规是衡量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和规范，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要切实落实法律的保障功能，需要党和国家加快制定符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规律、反映时展特征、体现现代法制精神、服务社会道德要求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在此基础上还要强化法制的执行环节，确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个人及组织自觉遵守并身体力行这些法律法规，不能凌驾其上、超越其外。第三，做好反馈调节工作。信息双向流动是现代管理的重要理念，也是确保有效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反馈方面，要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反馈渠道，并保障渠道畅通、便捷与有效；在调节方面，针对分析与综合反馈信息所发现的问题和获得的结论，及时做出调整以便解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四，实施评价激励策略。我们要基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既定目标，依据科学的评价标准，遵守科学的评价原则，选择恰当的评价方式，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力、效果、效益进行合理地评估判断，而后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激励策略，以正面激励为主，灵活选择适度自然的激励措施，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同时也要实施适度的负面激励，强化思想震慑作用，从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情感机制
一种理论只有在认识上接受，情感上共鸣才能够真正地抵达人的心灵，扎根人的灵魂深处，从而在实践中发挥最大化的价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深入民心，指导人民大众实践，需要我们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情感机制。第一，掌握情感的根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引起人民大众的情感共鸣，首先要掌握人民大众情感的根源。情感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空中花园”，而是产生于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多种多样，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可以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调查了解人民大众的具体需要以及其层次，掌握人民大众的主要情感根源。第二，导正领导主体、研究主体与传播主体的情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一个自发自动的过程，它需要领导主体、研究主体与传播主体来推动，只有他们的思想情感正确，并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一致，才能有效推进这一工作。曾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都是格格不入的。”{12}导正情感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导正领导主体、研究主体、传播主体自身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情感。他们要正确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从而保证他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持有正确、积极的情感。另一方面导正自身对人民大众的情感，在情感上与人民群众共鸣。第三，强化理论本身的积极情感。理论本身不仅可以运载知识，也可以承载情感。是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尽可能地采用富有积极情感的生动语言、形象艺术和先进历史人物等形式来表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注 释：
{1}顾炎武：《日知录》，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09页。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3}{4}{5}{12}：《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第836页，第855页，第851-852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第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9}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10}{11}：《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第118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经验启示
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方能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需要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其重要标志就是先后形成了既适应特定的时空条件，又一脉相承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些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符合时代特征要求、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和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走向了胜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理论反映。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作为接受体，当时的中国显然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天壤之别。所以，当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那一刻起，便同时领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这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又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时代需要加以灵活掌握与运用。简言之，即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率先垂范，首开先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思想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入开展，面对中国革命大起大落的复杂形势，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共产党人纷纷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新途径的苦苦探索。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独特的理论勇气和惊人的求索能力。他利用并创造一切机会对中国的过去及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并结合井冈山的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等亲身体会，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发现并提出中国革命迥异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而不是像西方主要解决阶级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它是一支中间力量，可以争取为革命的同盟军，而不能像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时将其视为革命对象；中国革命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广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把城市无产阶级作为主要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首先是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样，首先举行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等等。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尽管东西方的国情差异日渐明朗，但由于的地位和所处环境的限制，他的全新思想没有能够在党内起到决定作用，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倾向，本本主义依然在党内屡屡泛滥成灾，终使土地革命的成果毁于一旦，红军被迫长征北上。
随着遵义会议上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定和革命大本营到达延安后，继续专注于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篇文章，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一系列著作，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趋向成熟。1942年，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运动，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得到了彻底清算，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最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将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成功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又满怀信心地率领全党开始了对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一样艰巨和复杂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思想在许多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成功地指导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2、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
令人遗憾的是，自上世纪50年代末之后的20年来，由于的晚年错误，使“左”的教条主义重新笼罩了中国大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因此而中断，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肩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除思想僵化，冲破个人崇拜的束缚，在党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展开和发展，到党的十三大，通过总结改革开放的现实经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还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等。这些观点构建起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
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通过进一步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又从理论上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回答和概括，共包括九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在发展阶段上，强调不能脱离实际，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在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外部条件上，指出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又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在政治保证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战略步骤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在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是依靠力量；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使邓小平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从而走向成熟。到党的十五大，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被正式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又一次飞跃。
3、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迎接新世纪挑战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际上，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新格局开始形成，围绕知识经济而展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一切既给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证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如何使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迎接21世纪的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又一重大课题。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继承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格，从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高度，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总结，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巩固立党根本，坚实执政基础，扩大力量源泉的必由之路。因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使其取得了历史的合法性；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使其获得了道义的合法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使其争取了现实的合法性，即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因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政治宣言和执政兴国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又一新的具体理论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三次飞跃，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规律性的经验启示，对于我们今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1、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主题
消灭一切压迫和剥削，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追求和奋斗目标。因而，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还是在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中，从根本上说，都贯穿着这样同一个主题。由于这一主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使命，需要数代甚至数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所以，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内容和任务，而且又会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状况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式和特色，这就要求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每一个时期的领袖人物或领导力量，必须首先立足于所处时代的背景，各有侧重地解决自己时代的主要课题，保证这一主题的最终解决。思想主要是围绕如何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代课题展开的，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围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课题展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是围绕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带领全国人民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课题展开的。她们的主题是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连续篇章。
2、坚定信念，不丢“祖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
自近代中国以来，许许多多的先进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主义，却无一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探索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并引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走向胜利。
可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付出代价后做出的正确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共同理论基础，是引领我们立党兴国的“老祖宗”。正因如此，曾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邓小平则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丢。”指出：“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个理论、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尽管现在世界情况有很多新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所以，无论何时，都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老祖宗”都不能丢弃。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与实践过程。
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前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加以科学地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思想。
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领导全党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历史条件的变化，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个别论断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突破，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形成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领导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但他们没有共产党执政的实践。列宁曾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执政6年多时间，对执政党建设问题尚处于探索阶段。就中国共产党来看，较好地解决了夺取政权时期的党的建设问题，但在成为执政党后的建设上走了弯路，没有使党从整体上实现由领导革命斗争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的转变。邓小平对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但在其有生之年所解决的主要课题是如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总结和对待前人的经验，结合新形势、新情况的需要，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的又一次具体体现。
4、立足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意义，是以各个国家和民族革命和建设实际为依托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只有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地加以创造性运用，才能转变为巨大的推动力量。
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学说，既坚持了十月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经验，又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全新的分析与阐释，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与十月革命先城市后农村完全相反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同极端重视国情一样，邓小平也把对国情的研究放在首要的位置，并进一步将其置于世界大环境中加以把握，提出了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进而对在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实际基础上，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科学的规划和设计，开创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转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出现了众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使中国共产党面对着更加艰巨的任务；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多，党员成份的多样性、党员思想意识的日益活跃和反腐倡廉的需要，使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正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面对这些新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而提出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指明了方向。
5、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
作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自我封闭的僵化体系，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活的思想体系，具有深厚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9世纪，却历经150多年仍然充满活力而长盛不衰；虽然产生于欧洲，却传遍全世界的根本所在。所以，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科学态度，必须体现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鲜明特征，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应该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条件，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善于创造新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实践，大胆突破和扬弃了其中的某些具体论断而形成的新的历史性飞跃，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创造性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产物。
6、代表绝大多数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本色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所以，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本色，又是共产党的政治宗旨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就个人来说，、邓小平、作为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人物，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将关心人民疾苦，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视为“一点也不能看轻”的大事和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将为人民利益而死视为比泰山还重。邓小平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做官，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有别的选择。他强调，人民利益标准是压倒一切的标准，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则一再指出：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谋人民所求、解人民所忧，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28-02
根据相关研究报告显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关系等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成为中心环节，其已经被列为重要课题。我国属于文化大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于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研究分析，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扬与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欣赏中国文化，同时还能够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就此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最大化[1]。
一、“天人合一”思想对建设生态文明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生态文明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中一方面为人直接属于自然存在物;在此基础上，第二方面为我们属于自然当中，同样我们的身体、血液等都属于自然当中。人先天就存在于自然中，属于自然的一分子，其不能够改变，就此人的所有思想与行动都与自然存在必然的联系，其存在于自然也源于自然。人只有存在于自然的基础上，才能够发展社会，即自然社会。也就是说，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是以自然为前提的，人类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自然，自然被破坏被毁灭，人类将面临死亡。自然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保障，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家园，人类对于自然的保护有着责无旁贷的义务。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当中表明，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并不是没有节制、没有约束的，人类要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的生存活动，使人类在发展进步的同时正视自然保护问题。客观地说，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与支配，充分地体现着人类对于自然环境与生存发展两者关系的处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要采用科学正确的方式方法去发展进步，在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索取，使人类与自然两者相互和谐长久发展。
（二）“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文化价值
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使人类追求利益的脚步越来越快，但是环境生态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就目前而言，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类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工业革命的到来，使人类没有节制、没有约束地对大自然进行索取，虽然人类社会物质文化在不断丰富，但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等问题接踵而来，不但影响了人类的正常生活，甚至一些自然灾难时常发生，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繁衍。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与自然的关系，要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树立正确的生态建设观，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社会、发展经济。
“天人合一”的思想重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为两点[2]：其中一点为“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使人类正确理性地认识自然。在发展的初期，人类将自然环境认为是为人类行动提供一切服务的，但是并没有将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相互结合。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要合理运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其与建设生态文明相结合，改变人类传统的主体性观念。第二点为“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建立科学的文化模式。人类在对自然进行索取的过程中，要顺其自然，在自然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生存活动，以此建立人类、自然、社会三者和谐相处的局面。人类的社会发展在“天人合一”思想的视域下，能够建立和谐发展的文化，使人类与自然两者的关系长久可持续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观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随着人类在自然界生存活动越频繁，其与自然界的关系就越密切。恩格斯提出相应观点，人类的生存繁衍、任何活动都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产生于大自然并且也发展于大自然，人类与自然存在着一种先天性的关系，只要出生这种关系就与自然所建立，并且不能随着人类的任何活动以及生存发展等将这种关系取消。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保护的关系，自然的事物通过人类的活动从而变得有意义，其价值通过人类的活动而体现。同样的，人类也是依赖自然生存条件而发展，两者只有可持续发展才能够长久。人类在自然中建立了人类社会，就此人类社会也跟人类相同，存在于自然当中，其与自然也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人类社会只有平衡发展才能够保证自然环境资源的有效性，但是当今，人类社会在加快发展脚步的同时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自然环境，自然对人类进行了相应的报复，越来越多的环境破坏、生态破坏问题出现，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威胁着人类社会。就目前而言，人类社会需要放慢发展的脚步，客观冷静地观察一下自然环境，对于自然的变化予以更多的重视，并且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引导人类社会科学进行生产活动，通过研究实践证明，可持续发展观符合这一发展理念。要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文化等相互和谐共同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局面[3]。
（二）“以人为本”思想当代文化价值
“以人为本”思想是促进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关键，其主要是指人类的生产活动以及发展进步等，要以人为主体，这其中不但包括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时还包括精神文化的传播，甚至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人为本”思想的意义越来越丰富，如今以人为本是要改变传统物质牵引人类的局面，逐渐转变成人类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高效合理地支配物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于“以人为本”思想具有自身的定义，其更注重的是人为主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与自然产生矛盾，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能够仅仅只关注个人，而是要将自然中的全人类为活动的主体。恩格斯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主要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以人类的物质价值需要为目标进行生产活动，但是这一过程当中要注重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者的关系，要和谐共同发展。“以人为本”思想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为两点[4]：其中一点为人本主义正确认识观在“以人为本”思想当中得以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以人为本”注重的是人与人实践活动的和谐性以及人与自然发展的和谐性。要求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够以个人为原则，要将人类活动形成一个整体，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保护自然，与大自然用相爱的原则和谐发展，而且保持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仁爱之心，形成长久可持续的发展。另一点为“以人为本”思想能够建立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文化模式。就目前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全违背了“以人为本”思想的初衷，其体现出来更多的是自私、物质等价值，这种发展模式难以长久，是会遭到自然报复的。“以人为本”思想是要求人类社会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不以牺牲为手段，本着人人相爱的原则，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追求，形成具有长久性的发展文化模式。
三、“以和为贵”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观
人类社会在自然环境中发展与进步，其发展规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发展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会产生分歧、甚至斗争，只有矛盾存在，事物才能够进行不断的运动活动，人类社会才能够在发展中不断进步，所以人类社会要客观正视矛盾的存在。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越来越频繁，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矛盾，其中比较明显的为生态失衡、地区性差异较大、贫富差距悬殊以及人炸等，这些都为人类的发展进步提出挑战。只有将这些社会矛盾予以科学合理的解决，才能构建和谐社会，才能够使人类在生存的基础上追求幸福生活。
（二）“以和为贵”思想的当代文化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思想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共同发展，其本意是消除竞争观念，减少战争与对抗。“以和为贵”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即为存异求和，这种求和并不是没有原则、随意的求和，而是将存异为基本前提进行的求和活动，就此减少对抗与争斗，以和为贵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减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斗，能够促进人类社会在生存中不断发展进步。“以和为贵”思想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其主要体现为两点[5]：其中一点为形成和谐正确认识观。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发展进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对我国起到引导性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别对“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及“以和为贵”三种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分析，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熏陶，建立长久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吴立红，吕巧凤，许艳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J].学术交流，2012（4）：49-53.
[2]王增智.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亲和性”――基于几组概念内涵的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4（9）：1-6.
[3]王瑞香.文化自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发展[J].湖南社会科学，2014（3）：18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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