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国传统文化 关系
社会主义荣辱观突出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时代特征，是五千年的民族文化和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的融合交汇，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精准提炼，是社会主义道德观的重塑构造。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和价值典范。
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内涵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荣辱观的思想源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文化，两者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重要思想源泉
“荣辱”一词，很早就出现在中国的道德文化体系中。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与古老文明，带给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世界文明的思维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准则。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以来至鸦片战争前的历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它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价值观念、信仰系统、认知环境、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经过世代积淀并逐步形成的，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流传下来的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它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承下来的、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成果的总结。
我国近代学者钱穆曾说：“中国文化是世界延绵最久，扩展最广的文化。至于五千年来，不断延绵，不断扩充的历史事实，便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优异价值。”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大地上，就已经产生了诸子百家思想，其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影响更为深远。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华，如“以仁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准则”、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注重和谐统一的思想，求真务实的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财富。
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与诸子百家所提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规范在诸多方面有着切合之处，如爱国主义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服务人民与“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崇尚科学与“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勤俭力行与“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以团结互助与“仁者爱人，泛爱众”，诚实守信与“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遵纪守法与“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艰苦奋斗与“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上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和我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背景下，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动力。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诞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必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协调，是新形势新背景下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在现代化建设中，辩证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传统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批判过程，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再创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同志倡导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容属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它既凝聚着中华民族历代智慧的结晶，又在批判、继承和发扬传统道德文化的基础上，赋予了这个时代全新的气息、新鲜的内容、崭新的形式和创新的精神，因而充满了崭新的活力和牢固的凝聚力。
在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基本阐述。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珍贵品德。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邓小平曾强调：“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2]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3]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近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党和国家仍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考验。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并灵活运用，是科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吸收中国文化精华的文化思想创新。从社会主义荣辱观产生的背景、内容和实践情况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彼此是一脉相承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传承与革新的关系。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对爱国主义精神进行时代升华和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基础上，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刻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寓意。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若墨守成规，则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不适合当今的时代潮流和发展要求。只有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取其精华，发展中国文化的时代特征，革新创造，遵循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特征，融入现代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才是符合时展要求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和道德价值典范。
三、当代大学生荣辱观教育应与宣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各地高校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成绩显著。但不容否认，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如荣辱观教育内容与大学生实际情况联系不紧密，荣辱观教育途径和教育方法单一化，荣辱观教育成果不显著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荣辱观教育，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可以宣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传统道德文化的凝聚力、感染力，对于强化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高校宣传民族优秀文化，在荣辱观教育背景下，可以发挥高校课堂教育的传统优势，在课堂上宣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课堂外开展各种类型的活动，弘扬和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使荣辱观教育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有机结合，两者共同发展，共同提高。
“八荣八耻”立足于当代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凸显的问题，对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作出明确的界定，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新的价值取向，为我国公民提供了自立自省自律的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和我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高校内开展大学生荣辱观教育，在发挥大学生荣辱观教育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在高校两课教学及其他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知识素材融入课堂教学中。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经济活动市场化、信息多元化、社会开放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等，社会产生了各种生活观念和精神文化需求，形成了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发生了价值观的冲突和选择，使得当代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令人担忧，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依然不够。北京大学开展了“当代大学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孟子、荀子、墨子、王充、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古人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思想不太了解，甚至对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表示了解的仅占40.1%。”[4]在高校宣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除了把传统文化教育引入课堂教育这一方式外，还可以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途径，如通过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开展校园专题演讲、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校园文化讲座等方式;通过传统优秀文化与社会文化活动相结合，以社区文化、村镇文化等为载体，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进一步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荣辱观教育相融合，是每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承担的重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能够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信仰和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因此，继承和弘扬宣传中国优秀文化是新时期大学生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premise. The analysis of this problem, we first need to comb presently how to treat the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hat view put forward. Therefore, we have to "return to Marx", from the marxist classical text, analyz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elevant academic ideas and limitation, and learn the reasonable resources, dialectical, scientific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relationship.
Keywords: marxism;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决裂”抑或“融合”
基于不同的学术观点和不同的理论立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迥异的观点。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决裂说”和“融合说”。“决裂说”在新文化运动和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非常盛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和等人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过批判。在《罪案之答辩书》中，陈独秀认为要拥护“德先生”，就必须反对孔教、礼法等旧道德、旧政治；而要提倡“赛先生”，就要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总之，要纳新首先应该吐故。如果说这些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破”，那么在后来的文章中，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立”。在《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认为劳动者“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式”，所以俄国精神，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乃是中国最需要的东西。在这一“破”一“立”之间，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目了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曾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他“绝对排斥以孔道规定于宪法之主张”，认为孔子的思想对于当时之中国只是有害无益。但是，旧传统道德被消解掉以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呢？只能靠“主义”。他所倡导的主义就是“现代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
“融合说”认为儒家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亲和性，因此能够有机融合到一起。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分配原则和社会理想等方面是大同小异的，甚至认为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
不管是“决裂说”还是“融合说”，我们都应该将之放置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加以分析，因为毕竟它们提供了一些理论视角。然而，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制度来审视它们，二者都有局限。要想客观分析和批判吸收这些观点，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寻找理论依据。
二、两个决裂”与“两种学说”
之所以会出现“决裂说”和“融合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命题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这段话是这样翻译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当1972年编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时，译文被修订成目前的文字，并沿用至今。在分析了《共产党宣言》的文本之后，我们发现问题集中在如何翻译überliefer-ten上。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要与之决裂的是“流传（下来）的”，还是“传统的”？如果是前者，它与“传统”又是什么关系？马克思是如何理解历史传统的？
当然，马克思对传统并没有给出一个定义，因此我们需要再次考察《共产党宣言》及其手稿。不难看出，马克思所要与之“决裂”的，是当时“流传下来的”，或者说当时“流传的”一些思潮。在《宣言》的第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批判的对象就是“形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其中包括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要与这些观念进行决裂，是因为它们：（1）或者对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信念产生消极影响，比如社会主义思潮，这些思潮只是“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展现通过共产主义组织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景”，而且，一旦无产阶级成为革命阶级而现有制度时，他们还会“马上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2）或者对共产主义理想进行肆意的歪曲，破坏共产主义革命活动的道德正当性，使工人甘于接受外在的社会必然性的束缚，比如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如所谓的共妻制、消灭家庭）等。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民间社会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192—04
自20世纪90年代“市民社会”理论被引入国内学术界，“国家与社会”范式便被广泛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践过程及内在逻辑。虽然时今这一范式因预设“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而受到挑战，但对分析共时态下不同力量之间的互动，仍有较强的解释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域中，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的立场基本一致，但因价值取向与利益关系也存有一定程度的张力。纵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逐步践行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同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早在1947年，就有学者不无洞见地指出：“我们要谈文化，不仅只谈‘文化人’圈子以内的所谓的‘文化’，更须注意到社会上广大人群的文化生活。因为那是对于我国的前途，有着更大的影响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文化的大力批判，人为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关联。直至20世纪80年代，断裂的逻辑才归至逻辑的延续，我们逐步认识到国家的文化认同还得借助传统来搭建平台，由此，传统文化渐至走向复兴。在文化的地位日益彰显过程中，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问题也纳入国家与社会的视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场中，国家率先作为主导性的力量，将国家符号嵌入社会，以期引导民间社会与国家声音的统一。
首先，国家以立法的形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步实现法制化、制度化。从2004年8月28日中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到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制订，在8年的时间中，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并最终以立法的形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在国家政策的带动下，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如《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国家、地区层面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制订与实施，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指导与保障，推动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
其次，加大了对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自2006年财政部和文化部联合发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始，国家就对民间文学、音乐、舞蹈、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医药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专项资金支持，且支持力度逐年加大。文化部在2010年6月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概况》中称，截至2009年7月，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6.59亿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仅从2005年开始至2009年底基本结束的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的普查，国家就投入经费8亿元。与此同时，各省（区、市）也纷纷设立专项保护经费，用于支持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如山东投入近亿元资金加大对省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力度；2011年自治区的八个藏戏流派，每个都获得了20多万元的经费资助，用于藏戏队伍保护、年轻传承人培养和现有传习设施的完善。
再次，国家掌控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立项的认定。如上所述，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逐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入的力度，但获得这一资助，决定于国家及地方政府对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最终认定。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四级申报制度，即县级政府首先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然后向地市级政府申报更高一级名录，而只有列入地市级政府名录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才可以向省级政府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部级名录则在各省名录的基础上，通过申报与评审才被确立。同时，由于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各个民族不仅有自己传统意义上的居住地，而且有自己传统鲜明的文化形态。因此，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时，其数量往往很大，国家要通过审查、评定的方式，确立部分立项。
最后，政府通过教育系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提供基础性的艺术、人文学科教育与专业的文化职业培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地传承，如戏剧、舞蹈、手工艺等，所以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脆弱性要求政府建立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近年，各地纷纷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习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等，都是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有益探索。
可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中，国家通过立法、立项、教育、资金支持，抑或以政府的名义举办、参加纪念活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家事件，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供舞台，或者说，国家就是现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邀走出民间，参与国家或附属于国家的活动，实现了“国家在社会中”。
布迪厄指出，“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同时“每一个场域同时也是力量场和斗争场”。在由国家、民间社会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构成的活动场中，既有国家符号的存在，也有民间社会力量的投入，它们之间的互动，型塑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场景。
一方面，民间社会与国家在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的生态平衡上，立场是一致的。由于现代的、外来的多元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正由传统农耕、农业、农村和自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向以现代科技、工业、都市和商品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飞速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社会，都逐步认识到：“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她独有的民族精神全民性的活的记忆，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维系民族存在的生命线。这种生命线一旦遭到破坏，民族文化的基因及其生命链将出现断裂变形，民族的存在随之发生危机。因此，面对当今强烈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冲击，对这种文化的保护，实际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之根的呼唤、认同与养护，也是一个民族沿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会使一个民族迷失最基本的认同依据，在文化的根部动摇归属方向，找不到精神的国籍——这将是灭顶之危”。基于此，在对来自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场中，民间社会参与异常活跃，积极发挥着民间事民间办的作用。如在对昆曲的保护传承中，2002年，首创苏州昆剧传习所的董事贝晋眉的后人出资设立了国内首家民间昆剧传习奖——“贝晋眉昆剧传习奖”：不仪如此，一些民间曲社也相继成立，昆剧院退休的老演员，依靠民间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从事昆曲的教习、排练及录像保存活动。这些活动都显示民间社会在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虽然广大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和生命的内在驱动力，民间社会也借助国家资源，以获得合法化认可，并在国家提供的场域中实践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的主旨。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民族文化的保护（Conversation）必须是基于本民族自觉、内在的意愿，不是‘冻结’，更不能靠外在强制性力量来限制，发展也并非外来的开垦，而更应强调自动的演进（Evolution）。”这就意味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中，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存有一定的张力。傅谨在《草根的力量》序言中曾对民间戏班的改造发出精彩论断：“五十年代开始的‘戏改’，就是一群自信满满的文化人利用他们的话语霸权，对各地戏班所进行的试图让它们变得更‘好’的制度化改造……越来越坚信，对民间戏班越少干涉，就越是利于它的生存发展。我甚至觉得一个充分自由发展、自然发育的市场，它内在地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足以萌发出对它整体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那些秩序与规范，在这里充分体现出草根阶层的智慧。而且，我确确实实感到，草根阶层的精神需求与信仰是一种如同水一样既柔且刚的力量，面对强权它似乎很容易被摧毁，但事实上它真是像白居易那首名诗所写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总是能找到合适的机会，倔强地重新回到它的原生地，回到我们的生活，以其本真的面目，展现自身。”对民间戏社的改造如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亦是如此。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变迁性上，国家与民间社会都有不同的力量交织。根据文化部颁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那些“完整掌握该项目或者特殊技能；具有该项目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的人，才能被国家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的范围广，各个行业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因此目前对于传承人的主体到底是个人还是群体学界还存在争议。很多民间社会力量认为，对于服装、道具、音乐等缺一不可的柳琴戏、昆曲等传统曲剧类，如果政府只认定个人，就有失合理，戏剧是一个集体艺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独当。同样，是“静态保护还是动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民间社会也有不同的认识。大多数人同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与时俱进，但对于像东北‘‘二人转’’那样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基因的不合理改编，民间社会的反对声音也不绝于耳。
可以看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场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力量具有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推动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大力开展；同时，他们也存有认识的差异，只不过这种差异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已。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曾强调了国家对民间文化资源以及民间生活形态的渗透和利用，关注了国家权力技术对基层生活世界的策略性嵌入。当今，文化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构成部分。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和创造、凝聚着深刻的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具有溢出效应的公共产品性质，需要政府的干预来获得延续，而不能依赖于市场的自然选择。为此国家也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并进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的国家层面上可以看出，国家主要是通过出台针对性甚至倾斜性的规范文件，利用政策优惠等方式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新组合，加强各个机构的合作，特别是促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围绕互动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发展的基本目标，有针对性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互动共生，发挥系统合力。
应当说，国家应该也有能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主导作用，事实也证明国家抢救模式是一种切实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模式。《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明确规定：“本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国家和政府以强势力量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场中，往往就会导致以官方趣味来替代民间趣味，真遗产变为假遗产，并会出现“大保护大破坏，小保护小破坏，不保护不破坏”的尴尬局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历史和自然环境，它从主要方面体现了各民族和社会的文化特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其最终成效还得看作为文化主体的民众的自主选择与文化实践，任何客位的想象和主观建构都不能替代居于主位的文化主体的真实愿望，更不能取代作为保护对象的文化客体自身的演变法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就是对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自觉，也就是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场中，民间社会也在坚守着自身的理念，以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从具体可操作的层面实践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上得到充分反映。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儒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0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4-0010-13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一文中，笔者提出要将儒家道德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可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或称为儒学社会主义）。使用“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只是为了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中国思想文化特色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德主义之间的融合，不排除使用其他更恰当的表述。“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早已有人提出过，但这一概念被用来指传统儒家思想，而不是指融合儒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而且有其特定的基本含义，那就是主张建立以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社会公正的理想社会。是否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判定一种理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我们注意到，先秦儒家并不主张财产公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它虽然主张“天下为公”，然而这里所说的“公”并不是指公有制。“天下为公”字面上含有天下是公共的这种意思，但主要指的是政治上把天下传给贤者而不是传给嫡子。而且，除了“天下为公”这一表述之外，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并未见有其他有关建立公有制的主张。因此，将“社会主义”这一帽子戴在先秦儒家头上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严肃的。先秦儒家思想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道德主义的。正是这种道德主义可以与科学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我们才可以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构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基础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其基础理论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基础理论部分；二是应用理论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是马恩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而其中两个部分的构建逻辑次序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然后将这种基础理论应用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然而，实际的情r是，在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因而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而是直接与中国不同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不同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理论。
导致这种理论构建实际情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原因是主要的：一是救亡图存的民族生存压力；二是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敌视态度。
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族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理论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因而试图从世界各国思想库中寻求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济世良方。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列主义是解决中国存亡问题的先进思想理论，于是致力于这种思想理论的传播，并将这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根本问题。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没有时间考虑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构建一种能解决中国存亡以及中国未来健康发展的中国理论的问题，而是直接将马列主义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巨变时期，北伐战争、对共产党的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一点冷静思考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是否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继承什么的问题，更不可能想到要把马列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融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先进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是教条的，还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几经挫折，最终产生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但中国革命胜利后，历经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的折腾，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才先后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实际结合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治国理政思想等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固然与当时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直接相关，但也与当时中国处于急剧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敌视态度有直接的关系。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了专制王朝，中国进入了对传统思想理论进行全面清算的时期。在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沦入或正在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根子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清朝）以至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所依据的思想理论，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理论――孔孟之道。在清王朝已经被的情况下，他们将仇恨的怒火均指向了旧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打倒孔家店”。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是如何彻底清除孔孟之道的影响，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把被认为是先进的各种理论与陈腐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信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更为激进，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思想理论被认为是针对当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更为先进的理论。他们所追求构建的是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比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是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们与传统思想文化决裂的情绪更激烈，态度更坚决。这种情形和态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延续到改革开放，而在“”中达到了极致，其显著标志是“破四旧、立四新”和批林批孔运动。在这种对传统思想理论持敌视态度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考虑把被认为是最先进的马列主义与落后腐朽的儒家思想理论融合起来。
再次，是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需要。党的十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处于建设的过程中，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给它提供理论支撑。这种支持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给它提供理论基础，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乃至整个当代中国价值观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核心价值观只有置于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它才会成为丰富的、鲜活的、能与社会公众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接的。二是给它提供理论论证，也就是要使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合理性、逻辑性（自洽性）得到有说服力的阐述，使人们能够信服它，进而认同它、践行它。缺乏这种理论上的严格而充分的论证，即使采取再强力的措施对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和灌输，一种价值观最终都不可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三是给它提供理论辩护，也就是对在核心价值观面临各种批评、责难、反对的时候能够有效应对，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这要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而有力的理论论证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核心价值观是不可能得到辩护的。但是，辩护通常是它已经有了理论基础和得到了理论论证之后发生的，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变化，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会面临种种挑战，因而需要有理论为它提供辩护，并在辩护的过程中修正和完善它。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种辩护中与时俱进的。自从党中央提出建设核心价值观以来，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尚未建立能够为它提供理论基础、论证和辩护的系统理论。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其重要意图之一就是要将核心价值观置于系统完整的理论滋养和保护之中。
复次，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和特别强调弘扬优秀传统，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形成的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显然，它不会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和发展形成的。同时，它既然是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那它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但它又与传统文化有承继关系。因此，这种思想文化应该是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是用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为了突出其中国思想文化特色，我们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从这种意义上看，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当代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
最后，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对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作了全面部署，从此“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上升为国家战略。当我们提出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要让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后能够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这样一些问题。中华文化延绵5千多年，源远流长，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纷纭复杂，但从历史形态来看，中华文化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我们要推出中国传统文化，更要推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精神内涵，而其中的基础理论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实质，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内容，是当代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一切文化形态特别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本标志。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走出去，通过它走出去增强整个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因为这种理论才集中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主张和谋划，是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的“中国方案”。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理论未完全形成。今天提出构建儒家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基础理论的形成，并使之成为当代世界最先进、被别的国家所重视的从而想要拿回去的思想文化。当这种理论形成的时候，中华文化才可能是其他国家最需要的文化，因而也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的可能性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是三种基本因素融合的结果，即科学社会主义、儒家道德主义和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先进思想文化。在这三种基本因素中，科学社会主义和儒家道德主义又是更基本的因素，因为这两种因素规定了这种理论的基本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将这种理论形态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
从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科学社会主义历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理论的对立物，可以说它是被作为儒家思想理论的批判者和替代物引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它与儒家思想理论似乎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经过近百年的复杂历史进程，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过去的那种对传统的激烈反叛情绪慢慢地冷静了下来。开始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并非都是糟粕，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和价值追求，也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性和规律。当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对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的继承和弘扬的问题，就会想到传统文化与作为我国当代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会思考有没有可能将两者融合起来以形成一种具有民族根基的中国社会主义形态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到所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所理解的传统文化是那种已经融入我们血脉、成为我们基因的那种原生态的（先秦的）儒家思想文化，那么，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能否相融合问题的回答就是肯定的了。
在拙作《儒家道德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笔者把儒家思想理论视为一种道德学说，称为儒家道德主义，并从道德的角度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这里再从两种理论在性质和内容上的非对立性（相容性）、类似性和互补性三个方面对两者融合的可能性作些进一步的阐述。
两种思想理论能否融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两种理论在性质上是否对立。一般来说，两种性质对立的理论谈不上融合，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可以从其对立的理论中吸取一些有益的因素或借鉴它。衡量一种思想理论基本性质的主要依据有三个方面：其一，它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少数统治者的立场上；其二，它主张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其三，它追求的社会理想是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还是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社会。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主张通过解放无产阶级达到解放全人类，而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站在在自由竞争中取胜的少数资产者的利益的立场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平等社会；而自由主义主张建立以财产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自由社会。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而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发展和凭实力自由竞争，而不考虑竞争必然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自由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彼此之间都从对方吸收了一些有益内容，但它们没有发生融合的事实，甚至也没有融合的意向，而且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融合，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两种水火不容的理论。
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加以比较，情形完全不同。它们虽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论，但在性质上不是完全对立的。首先，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全人类普遍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共产主义；儒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但主张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但不绝对反对市场经济；儒家虽然不主张公有制，但它也不主张私有制，当然也谈不上反对市场经济。最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全人类解放，包含了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儒家虽然主张爱的等级差别，但也包含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情关怀。从这些方面看，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不仅不对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容的，甚至是相似的。
科学社会主义与先秦儒家的相似性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者都主张建立一种人性化、人道化、人情化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将这种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儒家道德称之为“大同”社会。它们在这种社会的基础和实现路径方面的主张不同：就社会基础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而儒家没有这样的明确主张；就实现路径而言，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无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而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们关于这种理想社会构建的思想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它们十分相似。这种相似主要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儒家道德主义主张“天下为公”，而且，虽然它们对理想社会构想的细节不尽相同，但它们构想的理想社会都是不同时代人们都很向往的美好社会。二是两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完善和发展的理想人格问题，即“成人”的问题。儒家道德主义重视人的道德人格完善的问题，而科学社会主义关注的焦点是人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因而人的完善、发展是两者的共同轴心。而且，两者都认为人的完善和发展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自我建构或造就的结果；个人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和谐又离不开个人的完善和发展，两者互为因果、良性互动[1]。
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道德主义之间可互补的内容更为丰富。从两者之间最重要的相似方面看，它们之间互补对于今天中国主流价值观构建尤其具有意义。
[关键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7-0119-07
一、 审视与概括：科学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特质
意识形态起源于希腊语，是关于思想意识观念的学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教育、伦理、艺术、哲学等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它广泛渗透于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思想理论体系，不仅体现着社会主义性质与发展方向，而且还拥有认识世界的解释范式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方式，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理论特质。
（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从本质上看来源于社会现实矛盾，它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思想，维护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阶级属性，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事关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显著的理论特质。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既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服务对象。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实践，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所开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就是为了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国家和人民从贫穷落后引向富裕文明，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实践和现实表明，党性集中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和人民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度凝聚和集中反映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理论及其实践智慧，服务着社会的l展和人民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党性和人民性就不仅成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需要始终坚持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并且统一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8.19讲话”中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其核心就是要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站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立场，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也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二）真理性与价值性兼具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同时也是价值信仰体系。列宁说： “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生物学上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有用的认识。”[1]在列宁看来，真理性认识既包括科学性的认识，也包含价值性认识。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体系，它科学把握着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本质，始终从真理与价值统一的维度有机把握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客观反映着中国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客观揭示着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作为一种实践性、价值性强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唯物史观，把人民作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人民利益为客观价值标准，以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幸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和最高价值理想，并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路线、方针、政策确定的历史真理性依据，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失成败，特别是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与发展提供着指导思想和根本标准，并指导着社会实践。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兼具真理性与价值性的，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中，是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也是服务社会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三）辩证性与创新性的交融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理论是属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从根本上是属于辩证发展与创新发展交融的理论。马克思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者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2]马克思在这里实际表达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批判性、辩护性和发展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这种批判性、辩护性和发展性熔铸为辩证性和创新性，这种辩证性和创新性就体现在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以及革命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文化意识进行转化、发掘、传承和创新，体现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及其社会思潮进行比较鉴别、包容借鉴、批判扬弃和超越创新，体现在对社会以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进行观察、反思、批判进而积极地建构和生成。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辩证性和创新性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仅是建立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之上科学揭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必然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思想作辩护和服务，而且它永远也不会故步自封且勇于自我批判和创新发展。辩证性和创新性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特质，更是其保持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二、解构与反思：理性认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同时也经受着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影响和考验，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一元化主导、多样态存在的复杂化发展态势。
（一）文化断裂与文化发展滞后撕裂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性
文化是历史的勾沉，是意识形态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意识形态存在于各种文化现象的本质中，并通过各种文化形式表现出来。文化的观念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观念特质使得文化c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密不可分，但文化发展与意识形态发展往往并不是完全同步，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断裂和经济快速发展中文化发展相对滞后，都会对意识形态产生冲击、消解或者背离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和救国救亡为主导，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气，高扬人的理性和主体性，极力引进和倡导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文化价值观念，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因此受到极大冲击和颠覆，人们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怀疑导致了思想意识形态观念的迷茫。特别是后来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的名义，人为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盲目抵制反对西方文化，导致了创新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和借鉴吸纳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断裂。在当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带来的不仅是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多元多样态文化的并存，这种变化内在地需要用先进的思想意识形态文化去整合人们的利益冲突、协调社会关系、建构价值认同，从而形成社会前进合力。“文化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3]中国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使得中国成为了中西方文明与文化的交锋场，在各种思想、价值、观念等文化形态相互冲突、碰撞、交融时，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没有能够真正传承、创新、转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要义和博采众长、兼容并蓄西方文明与文化中的精髓，使之成为一种强势的、先进的主流价值文化并发挥引领主导作用。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特色的文化经受着外来的、西方的、异质的文化的侵蚀和消解，撕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承延续性，导致实现建设文化强国战略任务任重而道远。
（二）复杂的社会思潮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价值思想的主导性
社会思潮是指在一个时期内反映一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在部分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思想观念所形成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潮越活跃则代表这个社会的文化精英们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越多元化。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的多样化。由于地位不同、利益得失、环境差异，人们在看待社会问题时就产生了多样态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致使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古今交汇、中外碰撞、异同争鸣、演变加速、纷繁复杂的多样化格局和发展态势”，[4]虽然社会思潮的多样化一方面开阔了人们视野，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换更新，也间接促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普世价值观、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新儒家、等思潮空前活跃，围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各类改革思想交锋异常激烈，极端思想有所抬头，不同思潮之间也不断交融呈现，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分化势力不断传播和散布攻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潮和言论；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使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对我国传统的集体主义进行消解，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快餐化、低俗化对主流价值话语精神性、超越性、理想性的遮蔽，这些都削弱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价值思想的主导性和引领性。
（三）社会公共伦理道德的缺失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
社会公共伦理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核心诉求，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标准，以实现利益协调、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公共伦理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道德价值范畴，其发展状况关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进性作用的发挥。当今时代，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不仅展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公共世界的图景，而且为人类世界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权力由高度集中到不断分散，民众需求日益多样，政府部门公共事务管理的治理模式由单一单向度变化为多元互动，政府的职能也开始由控制管理向服务转型。中国社会这种转型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交际的范围不断扩大，理性意识和主体性意识逐渐增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集体主义理念不断弱化，使得人们公共精神缺乏；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引入的西方价值观系统在中国又存在水土不服，甚至南橘北枳的难题，这就造成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多元价值纷繁复杂，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价值冲突，将人们引向深刻的伦理道德价值困境，政治的市场化、市场的贪婪化、交往的工具化直接导致社会权力失范、财富失范、道德失范，诱发了政治领域思潮多样、社会生活领域公共责任缺失、经济领域贪腐严重，社会集体和个人罔顾社会公共伦理责任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从根本上动摇着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严重影响和遮蔽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作用发挥。
三、建构与超越：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路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未来发展走向是由国家和社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所决定的，是由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由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所决定的。直面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握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特质，厘清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性与社会思想意识多样性关系、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借鉴世界文化资源的关系、发展社会公共伦理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与情感话语体系，从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引领作用、协调功能和话语体系着手，从政治理论、价值体系、利益关系、思想情感认同维度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实现对历史和现实发展的超越，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认同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旗帜和灵魂。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应对全球化挑战过程中，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所积累的最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和价值性所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选择。“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形成和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5]，把这个规律转化为政治上、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认识认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因此，从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上，坚持和巩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创新转化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思想精华，借鉴吸纳世界文化思想资源中的先进要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昂扬向上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与时俱进的状态向现实生活敞开，不断关注、吸纳和提升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鲜经验，从而不断丰富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生活内涵，让理论贴近生活，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让理论增强生命力，占据时代精神的制高点。在认知和实践上，要意识到人类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特点所导致的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科学与谬误、积极与消极、高尚与庸俗等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存在必然性，以及由思想意识活跃所带来的自由自立、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创新竞争、和谐发展等积极思想意识不断增强的可能性，努力做到不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排斥思想意识的多样化，更不能以思想意识的多样化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将二者统一起来，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先进性，不断探索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效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的机制和手段，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和政治上的真正认同，从而使之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
（二）构建主流价值文化，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密切，一定的文化总是受一定的意识形态制约与规范、指导与支配，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心圆的关系，只是文化的外延更为宽泛。所以意识形态是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推进文化建设又有助于一定意识形态的巩固”。[6]意识形态是构建主流价值文化的核心要素，而主流价值文化无论是文化目的还是文化发展都反映着统治阶级或者执政党的执政目标、执政理念和根本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都有其相应的主流价值文化作为支撑。社会主义主流价值文化滋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当今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严肃文化与消费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的复杂态势，而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在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认同路径上，就必须强化主流价值文化的引领作用，实现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文化。建构主流价值文化，在路径的选择上，要正视我国民众价值观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强化公共管理服务、公共责任伦理道德建设，把提高中国文化实力、竞争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引领力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在方式上要运用大众传媒、学校教育、民间活动等方式，增强人民对文化发展规律性的把握能力和水平，引导人民主动承担发展和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内容更加贴近人民的生活，将民生幸福上升为主流价值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体现广大民众的价值诉求。
（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巴赫金说：“话语永远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7]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一定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载体和意识形态的外化形式，也是一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控制来影响教育对象的思想类型和行为方式。长期以来，我们虽然重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由于忽视了话语体系的内涵丰富性建设，一味强调和运用以政策性话语、文件话语和官方话语为主体、以改造话语为主要特征、以话语灌输为手段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造成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封闭、失真和空心化、教条化，从而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陷入干瘪、冷漠无情和失去话语权的境地。因此，积极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既是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多元对话中牢牢掌握话语权的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涵性建设上，要实现从显性话语向隐性话语的转换，也就是实现从以政治话语为核心的制度话语和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知识话语向个体话语、审美话语、生活话语的转向，将那些抽象的、逻辑化的、概念化的文件制度话语变换为人民大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并与个体体验、认识产生生命的碰撞和激情的话语，使语言更富有审美性、生活性和情感味。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方式构建上，要实现从依靠真理、强调权威的说理话语向依靠文字和听等为表现手法的叙事话语转换，实现从话语灌输走向平等的、开放性的话语对话转换，努力做到从理性话语中打捞感性话语，从真理话语中拯救和回归常识话语，让意识形态话语从过去僵化的、封闭的一元化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使之真正回到多元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并真正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建构起平等、真诚、民主的对话样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时代性转换，从而加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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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六大以来党进行文化理论创新的科学依据
理论创新是为了适应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和一定时展的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所进行的文化理论创新,就是适应当今时展对先进文化的要求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立足于现阶段我国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而进行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是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坚持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
(一)文化理论创新是先进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
任何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所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先进文化就是在批判继承和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反映着社会进步的目标和方向,是时代精神的凝聚,同时也是对前人思想认识的升华。先进文化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批判继承前人文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超越创新的过程。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属性,也是先进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先进文化是代表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文化形态,因此必须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承载起自身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文化创新不仅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其它方面创新的重要条件。文化属于思想、意识和观念领域的范畴,文化创新能够为其它各方面创新提供必要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撑,是实现其它各方面创新的必要前提和保证。先进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葆其先进性,才能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引导人们投入创新实践,为推进国家创新体系提供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对文化创新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从国际上看,随着全球化势头的迅猛发展,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潮相互激荡,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现,一个缺乏文化创新能力的民族,注定是一个缺少竞争力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势必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从而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从国内来看,我国目前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建设和发展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党必须按照“三个面向”的指针,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冷静的审视和反思,认清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文化建设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和传播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使我国文化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从而不断增强文化自身的实力与竞争力。而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文化创新的关键首先在于文化理论的创新,只有进行文化理论创新,才能正确引领文化创新的实践,揭示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规律,明确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和途径,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文化创新与文化的发展变革开辟正确的道路、指明前进的方向。正如所明确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1]这实际上也揭示了理论创新在文化创新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化理论创新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必要前提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先进文化变革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进行文化建设事业和其它各项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满足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利益和需求是党进行文化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只有不断进行文化理论创新,才能用创新的思想和创新的理念指导文化的创新实践,推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从而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方面正是准确地把握了人民群众新的精神文化需求,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才提出和创立了一系列科学的、正确的文化理论成果。在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这要求我们党必须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文化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洞察全局,准确把握了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既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创新的具体政策,如文化建设要实行“三个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创作出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建设,等等;同时,又从宏观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如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关于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这些政策思想准确、充分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因而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三)文化理论创新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文化发展课题的迫切需要
理论的价值和和功能,主要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理论创新及其成果的指导,就没有实践的创新和发展。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解决重大的现实课题,这是理论创新的生命力和意义所在。从实践前提来看,十六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是适应我们党在新世纪提出的关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而展开的,是为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所遇到的新课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相继提出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此,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先后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就总体上来说,我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还不高,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还远远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文化产业化程度不高,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形成,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从国际上来看,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还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我国文化还面临着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威胁,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十六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正是针对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中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和问题而展开的,它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和变革的现实要求。这一理论创新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着眼于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我们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二、十六大以来文化理论创新成果的内涵及内在逻辑
十六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成果的内涵十分丰富,这些创新成果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这些成果不是分散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完整的;在地位上也并不是完全并列的,而是有层次的。这些文化理论创新成果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创新主题、创新的战略思想、围绕创新主题而展开的一系列基本思想观点。这三个层次的文化理论成果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表明了十六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
(一)十六大以来文化理论创新的主题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党自建国以来在文化建设上所一直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目标。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的变化,进一步把发展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反复强调,必须从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和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一文化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的提出,实际上揭示了我们党在现阶段进行文化创新的主题,即要围绕着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进行文化理论和实践创新。十六大以来党进行的文化理论创新,就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其目的是通过文化理论的创新,推动我国文化又好又快地发展,以更好地实现我国现阶段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
(二)实现创新主题的两大战略思想
新的文化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思想,是实现一个创新主题的两大战略思想,二者分别从文化发展创新的思想理念及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为实现一个创新主题提供了科学思路、指导原则和正确路向,构成了实现创新主题的两大战略支撑点。新的文化发展观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文化发展观,是与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相统一的文化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关于文化地位和作用、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发展动力、文化发展思路、文化发展格局和文化发展目的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和目的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2]新文化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发展的新认识,在文化发展创新的思想和理念上,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指导原则。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支柱。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特别强调了文化建设,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3],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出发,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什么是和谐文化,和谐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建设和谐文化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阐述。关于建设和谐文化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的提出和形成,明确了我们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文化使命,反映了我们党对全面构建和谐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它在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总体部署,为我们认识和解决我国现阶段文化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推进我国文化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正确的路向。
(三)围绕创新主题而展开的一系列基本思想观点
十六大以来的文化理论创新成果紧紧围绕着实现一个创新主题,在两大战略思想指导下展开论述,共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基本思想观点,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论、文化改革创新论、保障人民文化权益论、国家文化安全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论、网络文化建设论、廉政文化建设论。这些基本的思想观点是对一个创新主题和两大战略思想的具体展开。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论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创新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为我国文化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文化改革创新论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的动力和途径;保障人民文化权益论体现了文化发展中“以人为本”的理念,突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揭示了我国文化发展创新的动力之源;而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论、国家文化安全论、网络文化建设论、廉政文化建设论则是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以及我国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文化创新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上述思想分别从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为实现文化创新主题提供了具体的方式和途径。三、十六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的基本特征分析十六大以来党进行文化理论创新的背景及依据,梳理其理论成果,可以看出,这一创新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鲜明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明确的创新目标
以创新的理论引领文化创新实践,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十六大以来党进行文化理论创新的主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4](P32)。这不仅阐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要求,而且在实质上明确了我国文化创新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以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创新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只有通过推动文化创新,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文化创新的积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和激发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进行文化理论创新,以文化创新理论引领文化创新实践,是实现文化创新的关键所在。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是把握了文化理论创新这一关键,因而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从而正确指导了文化创新实践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充分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始终保持了先进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坚持正确的创新原则
坚持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实践创新相结合,文化理论创新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文化发展潮流相结合,是十六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所坚持的两个基本原则,也是这一创新所体现出的一个基本特征。第一,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实践创新相结合。无论是文化创新还是其它方面的创新,都必须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事业的进程,就是一个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紧密结合的过程,就是使先进文化理论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创新的过程。把创新的文化理论与创新的文化实践有机结合,不断总结文化建设新的实践经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再运用创新的文化理论指导新的文化建设实践,这是十六大以来文化理论创新的一个鲜明特点。例如,建设和谐文化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为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如何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这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迫切需要我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新实践,进行新探索,做出新的理论回答。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设和谐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关于和谐文化建设的理论。这是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文化理论创新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和谐文化,怎样建设和谐文化的问题。第二,文化理论创新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文化发展潮流相结合。文化理论创新必须具有宏观视野和世界眼光,洞悉国际风云变幻,了解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才能高瞻远瞩,提出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势、顺应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文化方针和政策,推进文化的创新发展。新世纪新阶段,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判断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根据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的现状,进一步提升了对文化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把文化理论创新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文化发展潮流紧密结合起来,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进行文化理论创新。反复强调,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4](P32),并首次明确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明确提出,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如何进行文化创新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根据时代形势发展变化和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对我国文化建设在理论上做出的全新部署,充分反映出我们党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文化发展潮流的准确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文化发展战略地位的科学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进行文化理论创新的宏观视野和世界眼光,也反映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
(三)正确把握创新中各种要素的统一
文化理论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党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创新过程中的各方面关系,坚持和把握好创新中各种要素的统一。十六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比较好地坚持和把握了“四个统一”,即:坚持创新精神与科学态度的统一;继承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与学习借鉴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的统一;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统一;延展性创新与开拓性创新的统一。
1•创新精神与科学态度的统一。创新精神与科学态度是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两个必要条件,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十六大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过程,从实质上来说就是坚持创新精神与树立科学态度相统一的过程。即一方面强调弘扬创新精神,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勇于追求真理,打破旧的传统观念和因循守旧思想的束缚,提出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另一方面又注重树立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讲求创新的方式方法,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十六大以来的文化理论创新过程及其成果,生动而鲜明地体现了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如关于构建和谐文化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关于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文化发展的一般认识,在新的历史和时代条件下形成了全新的文化思想,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2•继承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与学习借鉴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的统一。任何先进文化都应具有传承性和开放性,即任何先进文化成果的形成都离不开对本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对外来先进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了关于正确处理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关系的思想,在领导全党进行文化理论创新过程中,既注重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又注重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先进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以此推动中国先进文化理论的创新。例如,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思想,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思想传统,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文化中“民主平等”、“多元共存”等价值理念。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思想才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社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较之其它学科更能全面、整体地体现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这一学科功能源于社会学本身的优势与特点，即更具有整体性、传承性、创新性、对策性及应用性。从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与实践结果来看，它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理论与方法，亦具不可替代性。
一、认识世界的全球社会学更具整体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众多的新发展。[1]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东西方国家及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国家间的比较，找出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间的异同、发展差距、经验和教训。社会学则以其理论的跨国性把全球化首先定义为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继而发展到涵盖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我国的全球社会学理论拓宽了社会学自身的视野，已呈现出从中国化、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事实上所走的就是一条全球化的道路，它所研究的重点包括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现代性与现代人格研究，特别是从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的经济力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结构安排的比较中，寻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2]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缩短了时空距离，地球作为一个大社区已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网络社会，人们产生了共生共享的互动理念，认识世界的整体性增强了，谁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缺少全球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谁就会被动挨打，谁就会处于落后和失败之地。因而不能不说，社会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在认识世界方面已先行一步。
二、传承文化的实证社会学更具综合性
尽管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只有150多年的历史，但在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化发展的比较方面，已充分发挥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化社会学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追踪研究、人类学的资料采集以及借鉴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实证成果，对东西方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众多的文化门类和现象，都有独特精要的研究。社会学家已进入以往主要由艺术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构成的文化传承行列。
从传统到现代，立身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对文化研究更具综合性功能。无论是文化的“冲突论”还是文化的“融合论”，无论是文化的“异质论”还是文化的“趋同论”，名目众多的文化论说更多地缘于考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但任何文化首先都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任何文化也都有共性和差异，值得传承借鉴的是优势文化，需要淘汰的是劣势文化和不良文化。这好比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既要学习使用世界性语汇，又要继承捍卫民族的语汇一样。社会学不仅研究主流文化、次文化（衍生文化），同时也研究副文化（反主流文化），在弘扬主流文化、批判和抵制不良文化方面尤有贡献。
文化社会学在域别、国别、族别，在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当中所进行的大量实证和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价值论及文化价值学说的内容，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特别是对现代文化如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宗教文化、影视文化等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
三、创新理论的宏观社会学更具前沿性
21世纪开辟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互联网络信息遍及全球的千家万户，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办公的信息图像由单向、双向传输发展到多向多维传输，人们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和革命，迫使人们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否则难以适应和解释飞速变幻的时代。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学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对社会发展的宏观、微观领域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行观念、机制和体制创新。
宏观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体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与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法律等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世纪发展的历史重任，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制约因素和社会矛盾的考验。这一切，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舞台；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学工作者现实地承担了应有的职责。当代中国社会学必须进一步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实践对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需要，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升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服务，充分发挥在此相关领域的学科作用。
四、咨政育人的应用社会学更具对策性
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理论来解决众多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是应用社会学的主要功能之一[3]，由于应用社会学比较注重方法的研究，包括社会统计的一整套定量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因而由社会学家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咨询建议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应用社会学工作者素有社会建构的工程师和社会病医生之称，他们特别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所谓社会学的“中距理论”亦称“中层理论”就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事实上，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本身，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客观上要求社会学必须将很大注意力放在城市发展及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学的城市社会研究正逢其时，开展了包括城市生态研究，城市化道路研究，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城市人口和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城市家庭与生活方式的研究，社会问题及社会控制的研究，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等问题的应用性和综合性研究。
在农村研究方面，应用社会学非常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诸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村的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现的形式都已进入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关注农村的穷困问题及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
在企业发展方面，应用社会学注重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果，市场的伦理基础，企业外部环境和以企业首脑、人际关系、职工积极性、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在政府职能、企业的功能和角色、企业发展的法规环境和制度保障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
应用社会学研究的广泛性、调查的科学性、论证的严密性、预测的准确性和对策的有效性，更加充分发挥了社会学的描述功能、阐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从而为咨政育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五、服务社会的分支社会学更具专业性
应用社会学学科中囊括了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分支社会学。这些学科在研究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层面主要关注的有如下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社会、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等。
在文化层面，文化社会学研究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引发文化体系的重构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给大众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承受力带来巨大震动和影响。当前文化市场刺激了大众的文化消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尽管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在这一题域中，社会学有关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的研究也直接为社会服务。
在政治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加快，要求政治社会学要探讨社会政治的稳定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运作的机制，现代化发展中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问题，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学研究都是服务于政治社会的。
综上所述，社会学研究的功能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职责紧密相关，本文所阐述的社会学功能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五项职责已成为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和检验学科建设成就的指标，只有努力完成这五项职责，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更好地担当起这五项职责，充分发挥社会学的研究功能，还应在学术环境、科研条件、政策规范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要推出名家品牌，多出精品力作；增强科研队伍的凝聚力，切实解决社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主动输入新鲜血液；保证学术公正性，抓好科研管理以及加快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早日实现科研手段的现代化等。
【参考文献】
[1]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学理论；艺术研究；学科体系；范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全社会对于艺术生活和文化消费的广泛和强劲的需求，这既从经济社会层面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保护文化遗产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新问题，又从文化艺术层面提出了艺术行业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艺术行业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艺术行业与文化产业发展、艺术行业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新命题。这种强劲的社会需求作为一个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不仅仅体现为对文化建设实践的推动，而且体现为对艺术研究、文化理论创新的要求。特别是近30年来，由于文化体制改革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使得艺术领域出现了实践创新先于艺术学界理论创新的现象，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和学术“需求缺口”。因此，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研究决定，将艺术学科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设置为第13个学科门类，成为与自然科学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互补共进的学科门类。这对于艺术学学科发展和学理建构都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学的发展业已从单纯学术层面进入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艺术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战场，成为连通学界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枢纽。
一、艺术学学科的体系建构和传统学科体系的现代转型是当前两大命题，完善学科结构是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并拟定了音乐、美术、戏剧等学科目录。1997年，原国家教委与国务院学位办进行学科目录调整，在文学门类下设置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包括了艺术学（即艺术史论）、音乐学、美术学、电影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设计艺术学8个二级学科。2011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艺术学升格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经过14年的“独立论争”，艺术学作为大学科门类的合法性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艺术学学科的独立设置，是艺术学界期盼多年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与艺术学界多年的努力特别是众多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是分不开的。传统史论研究一直是我国艺术学领域的学术优势和学科优势，正是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界坚实的“史论”研究成绩成为了支撑艺术学学科实现独立建构的基础。近十年来，艺术学各分支学科的史论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出现大批重量级史论类成果，如《中华艺术通史》《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史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戏曲通鉴》《中国近代戏曲编年》《中国电影图史》《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等。这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论类著述相继问世，特别是文化部主持的、举全国艺术学界之力、持续三十年接力完成的“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在“十一五”时期全部面世，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文化长城”，由此构建了中国艺术学作为大学科独立发展的基础条件。
2011年艺术学科门类的确立，也标志着艺术学界关于艺术学科建构的论争告一段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总体上被归入“一门类五学科”的学科框架下。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学学科建设任务的完成，除艺术史论之外的数字艺术、艺术经济、艺术管理、文化产业等，仍然处于快速成长过程中，并表现出鲜活的实践性。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的艺术学学科而言，如果艺术学界仍然按照惯常的传统研究思维，遵从逻辑演绎和实践归纳的方法论路径，艺术学的理论研究就难以突破仅仅依靠史论成果支持学科建设的故道，也就难以实现与当代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一线实践紧密协同，也就难以实现当代艺术学科建设的现代转型。
2011年中国艺术学科的“独立化”，既是艺术学科本身建设进程的逻辑结果，又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一大背景催生的产物。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学从依附或混杂于哲学、美学和文学等人文学科门类，到逐渐走上本体自觉的道路，始终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其背后的原因是，艺术能否成为学科性的研究对象，取决于艺术在人们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和艺术消费主体对艺术产品的需求程度。艺术学科独立化的过程既是艺术被社会“发现”的过程，也是艺术本质在现实生活中呈现的过程。艺术学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和独立，不同于西方艺术学从美学中自然进化、逐步成熟的独立性进程，而是由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协同性进程所决定。近代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来，中国艺术的现实样态、艺术理论、艺术教育和艺术经济等已经不再是孤立的民族艺术自身的发展，而是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文化消费需求，成为艺术学学科独立化的宏大背景。如果将中国艺术学的快速发展置于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与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现实场域中来观照，人们就不难看出：艺术学科的发展既体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艺术学科建设的紧迫要求，又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规模交融交锋交流的必然结果。当然，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兴起具有其他学科不具备的本土性特点，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遭遇现代生活方式结合而生的“文明之花”。
2014年，作为艺术学科升格过程亲历者的于平先生在其《艺术学的文化视野》一书中，对艺术学学科的独立化进行了评述。他认为，艺术学学科“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例如我国学界对于艺术学的学科结构至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大多是参照文艺学的学科架构，提出了艺术学的“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三维架构理论。如池瑜《现代艺术学导论》认为，艺术学主要研究艺术的理论、艺术的历史和艺术的批评。黄宗贤《从原理到形态――普通艺术学》一书中也认为，艺术学由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三大部分组成，艺术原理是理论性的艺术学，艺术史是历史性的艺术学，艺术批评是应用性的艺术学。于平先生认为，目前我国的“艺术学理论”还无法建立起一个能有效统摄各艺术样式学理建设的框架。他提出以“史、论、术”三层次来架构我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结构。
2011年10月14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文化部艺术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提出，要抓住艺术学升格的机遇，把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总体安排分解为切实有效的各项具体工作抓手；务必努力做到高层次专门人才与职业艺术人才培养的双向发展，艺术理论成果与艺术实践成果相得益彰；务必要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达到艺术理论建设与解决现实问题的高度统一。其中的意蕴很明确，艺术学升格既为艺术教育、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机遇，但也对艺术学界提出了多层次人才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落实工作抓手等更高的要求。
作为对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回应，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按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基于“大文化艺术”范围调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项目的分类，设置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戏剧（含曲艺、木偶、皮影、杂技、魔术）研究，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研究，音乐研究，舞蹈研究，美术研究，设计艺术研究和艺术文化综合研究共类研究领域，并据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艺术项目研究指南。2013年，又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重大招标课题。这些重大招标项目均以应用对策研究为导向，这一举措吸引了优质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向艺术学领域汇集，既进一步明确了艺术学学科各个主要领域的研究方向，形成了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目标指引；同时又推动了艺术学科研究由基础研究领域向社会实践领域、由理论研究领域向创新应用研究领域的转轨。
二、艺术范式与文化范式是当代艺术学科建构的两种基本方法论，文化范式的建构体现了艺术学科的现代转型发展要求
艺术学研究中，众多学者对于艺术范式的运用熟稔于胸。他们从传统艺术学科分类和艺术本体性这两个维度出发，探讨艺术学科的独特性，讨论艺术学何以成为艺术学科背后的原因，并在艺术学的二级学科层面形成了众多的理论研究成果。王一川教授概要地论述了新中国成立至今六十多年间中国艺术学科发展状况，重点描述艺术学目前通行的艺术学（艺术史论）、美术学、设计艺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戏曲学、舞蹈学、数字艺术学、书法学、建筑艺术学共11个二级学科的发展状况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艺术学界在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美术与设计艺术、戏曲、曲艺、音乐、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舞蹈、杂技与魔术等学科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各个学科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术成果日益丰硕，学术水平逐步提高。
艺术学界运用艺术范式，首要的目标是要厘清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科学、艺术与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建构艺术学作为学科体系的独特性。当然，这一命题也是世界范围内艺术学界论争不休的议题。长期以来，尽管学术界质疑艺术学科独立性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但20世纪以来的百年间，支持艺术学独立发展的观点仍然是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主流。我国著名学者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撰文支持艺术学独立，其主要观点为：“美学之范围，不足以包括一切艺术，故艺术学之名遂脱离美学而独立”。除了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外，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也一直争议不息。尽管有众多学者认为，艺术与科学本身是孪生兄弟（如李远哲等人），但范曾先生却认为，艺术和哲学本是两片水域，哲学不是艺术之母②。艺术本身不是科学，艺术只遵循美学，而与科学无缘。
就艺术学的研究理路来说，作为学科建设的当代艺术学研究面临两大方法论路径的选择。王文章教授指出，我们缺乏对自己艺术具有严密逻辑论证和系统理论体系建构的系统性、体系性的研究和把握。建构中国的艺术学，要在对中国艺术本体及其呈现形态（不同样式、种类、体裁及风格）内部规律的揭示中，表达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特性，同时，要注意概括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艺术的时代特征。这里，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特性”的把握是艺术范式要解决的问题，而要总结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艺术的时代特征”，则要建构艺术学的文化范式③。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最典型的时代特征，就是中国社会文化系统的大改革、大转型和大发展。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框架下确立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软实力建设、现代文化市场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对外开放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新课题大量涌现在艺术学者的面前，迫使艺术学界要用超越传统艺术范式、用新的研究方法论形成新的研究成果，以对时代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及时回应。这即是作为方法论的文化范式所承载的工具性价值。建构文化范式的背后，是中国艺术学关注焦点开始由“审美”向“文化”转型，体现了艺术研究与文化研究“汇流”的新趋势。艺术学科的现代转型体现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对艺术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艺术学理论研究要面对现代、后现代社会出现的众多艺术新现象、新现实和新实践的挑战，要快速超越艺术学领域的“世纪性困惑”，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诠释以克服传统艺术范式的解释局限，要对数字信息化时代的艺术发展前景作出科学的前瞻和理论预测，这些都必须超越传统艺术范式的层面。事实上，如果单纯以艺术范式来总揽我国近年来的文化艺术行业实践，已经难以完全解释动漫产业、数字媒体艺术等新兴行业的崛起。在边缘领域和交叉领域，历史学、经济学、软件工程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已经渗透到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中，正在迅速拓展传统艺术学的范围。就动漫产业而论，近年来即出版了系列专著，如《中国动画片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动漫产业》《世界动漫产业发展概论》《世界动画史》等；随着数字化媒体技术的迅速扩张，新媒体艺术也快速进入到艺术学研究领域，形成了系列成果，如《新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史纲》《数字媒体与艺术发展》《数字媒体艺术史》《新媒体艺术透视》《新媒体艺术论》等。
基于这种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在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化艺术领域，艺术学的文化范式业已被一些敏锐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集中体现在艺术社会学（或文艺社会学）、艺术经济学和文化艺术管理学等多个领域。这几个学科领域因其与经济社会实践紧密相通的特性，得到了艺术学界更多的注意力，从而将艺术研究领域推到了大文化经济社会研究领域，并由此推动了艺术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第一，一些学者集中讨论艺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形成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面对现代高新科技的巨大冲击和社会文化消费方式的快速变化，无论是基于国家意识形态还是本土文化传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不得不令人关注。在多元对话语境中，重建文艺社会学具有广阔的理论需求和实践空间。在“重建文艺社会学”的口号下，艺术学界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如宋建林《艺术社会学导论》（2003年），周平远《文艺社会学史纲》（2005年），姚文放《现代文艺社会学》（2007年），司马云杰《文艺社会学》（2007年），滕守尧《艺术社会学描述》（2008年），王列生《文艺人类学》（2008年），方李莉、李修建《艺术人类学》（2013年）等。李普文的《超越实验》（2008年）、刘金龙《艺术社会学研究的多维度审视》（2009年）等人提出，所谓重建，就是要重新梳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把艺术社会学建立在新的哲学社会学的理论之上，从艺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探讨艺术社会学的研究维度。张晓刚《跨学科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学》（2009年）认为，以文本为中心的理论批判的艺术社会学和以艺术社会机制为研究重点的经验的、应用的艺术社会学，对于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来说都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宋建林《当代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新世纪以来艺术社会学研究状况》（2013）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开始由“审美”向“文化”转型，艺术社会学出现了与文化研究合流的新动向。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2013）认为，新兴的文化研究突破了长期以来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模式，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艺社会学，它建构了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的方法。
第二，一些学者集中讨论艺术与经济的关系，形成了艺术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艺术经济学是研究艺术生产和消费活动整个过程的经济规律的学科，是艺术与经济两种研究范式融合的结果。从2006年开始，赵力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包括《艺术财富》（2006）、《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自2009年起，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而以艺术经济学专著面世的，先后有顾兆贵《艺术经济学导论》（2003）和《艺术经济原理》（2005），林日葵《艺术经济学》（2006），庞彦强《艺术经济通论》（2008）。王家新、傅才武《艺术经济学》（2013）则汇集众家之长，力图提出有关艺术经济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话语体系和概念范畴，在此基础上讨论建立富有特色的艺术经济学的基础解释框架，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三，一些学者集中探讨艺术和文化的关系，形成了艺术文化学的研究范式。
就学术范式而言，艺术文化学主要研究人与文化、艺术与公众、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性别等关系，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艺术学研究领域的交叉学科。艺术文化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20世纪90年代，徐岱和杨春时分别出版了《艺术文化论――对人类艺术活动的多维审视》（1990）和《艺术文化学――超越的文化》（1990）。随后又相继有潘泽宏《艺术文化学》（1992），丁亚平《艺术文化学》（1996），席扬《艺术文化学：理论与实践》（2001），李豫闽《艺术文化学》（2005），操奇、朱《艺术文化学》（2011），黄永健《艺术文化学导论》（2013）等。丁亚平认为，艺术文化学研究的对象重点要关注艺术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主题形式、美学取向等审美文化方面的内容，艺术文化学是一种艺术哲学，更是一种文化哲学，是一种文化诗学。操奇认为，艺术文化学的研究有利于导致人、文化、艺术整体观念的变革，促使文化、艺术研究更加具有反思精神、实践意识，更加注重与现实的联系，更多地关注艺术文化主体的存在状态以及实践形态，这必将突破传统上艺术研究的孤立性和个别性的“自闭”方式，从而可以使学术边缘化的“艺术学”研究走向一个科学的研究轨道。
第四，一些学者集中讨论文化艺术行业与国家战略管理、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关系，形成了文化艺术管理学的研究范式。
这一研究范式，旨在通过考察和借鉴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国内外文化艺术发展经验和路径，对文化艺术发展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宏观构想。这一研究领域内容宽泛，包括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如《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研究》（王佐书，2007）、《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邓显超，2009）、《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李昆明、王缅，2009）、《国家文化治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论》（胡惠林，2012）。2010年，由叶朗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构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方面，文化部社图司、中国文化报社主编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论丛》（2005），是关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初的理论探索成果；由深圳学者集体撰写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2006）、《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2011），王列生、郭全中、肖庆合著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2009）等，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理论框架的建立及政策设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韩永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2013）、《文化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文化体制改革35年历史叙事与理论反思》（2014），系统地回顾并客观描述了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35年的历程，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全面总结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归纳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三个历史阶段及各阶段的特点。傅才武等《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路径与理论模型》（2009）、《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性质变迁与政策意义》（2012）、祁述裕等《中国文化政策研究报告》（2011）和于平、傅才武主编《中国文化创新年度报告》（2009-2014系列）等总结分析了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政策的基本特征，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宏观愿景。
此外，一批艺术学者、文化学者和技术官员集中讨论文化与产业的关系，形成了文化产业的研究范式。其间，文化产业中的大部内容与艺术行业相关，也涉及到艺术学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如张晓明等主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胡惠林《文化产业学》《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新文化变革》，花建《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祁述裕《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顾江《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遗产经济学》，李怀亮《国际文化贸易概论》，张玉国《文化产业与政策导论》，欧阳友权《文化产业概论》，蔡尚伟《文化产业导论》，皇甫晓涛《文化产业新论》，傅才武、宋丹娜《中国文化市场的演进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孟航《中国文化产业的西部模式》，刘吉发等《中西方文化产业比较研究》，宋奇慧《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研究》，王广振《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策略系统研究》等。还有金元浦主编的“当代文化产业论丛”、陆地主编的“世界文化产业丛书”等。近十年来，我国出版的文化产业相关著作不少于50部。这些学术成果的面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艺术学研究的文化范式转向。
艺术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胡智锋教授（2011）认为，当前无论是政府和社会，还是高校自身，都越来越关注艺术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功能。艺术学本身的研究涉及国家创新的方方面面。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经济需求，推动了艺术学研究从艺术范式向文化范式的转向。部分艺术学者、文化学者和经济学者及时跟进，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在不放弃其原有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快速进入到紧贴时代需求、针对文化实践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领域，形成了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
艺术学研究的文化范式转向，也与十七大以来确立的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有关。国家文化发展繁荣战略的实施，将艺术行业纳入到国家战略框架之内，要求从学术和理论层面重建艺术行业与国家文化战略之间的关系，明晰艺术行业在国家战略之下的改革发展目标与路径。这一社会大背景对于艺术行业的要求，学者于平等人有着深刻的体会。2014年，于平教授推出的《艺术学的文化视野》，即包括了对文化自觉、文化软实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强国建设、国家形象的文化担当等一系列问题的系统阐述。并且，力图在艺术学研究的艺术范式与文化范式之间，建立一种转换的路径通道。如学界关于演艺文化的“本体”的讨论，本是艺术范式的核心内容，但于平教授却别用文化范式来解释“本体”的内在本质，从而建立起两种范式的转承联结。他认为，“本体”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自在物”，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是这一过程中无数个“具体”面对自己的时代课题和历史担当去开拓和建构的过程。这就为艺术行业人员深入理解演艺产业的本质、推动演艺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总之，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升格及其研究范式的转向，既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要求，又体现了艺术学界的理论自觉。
王一川教授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立，成功地把现代中国人的普遍性艺术探究热情和古代中国人对多种艺术现象的总体把握传统加以体制化，为我们与西方艺术学界对话提供了一个合法性身份话语，并开辟出广阔的理论建设空间④。一方面，这种巨大的建设空间为艺术学包含众多的新兴学派和新兴学科、拓展艺术学学科的疆域，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以中西对话的标准来度量我国艺术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用这一标准来定位我们每一位艺术研究者对于艺术学科这一庞大学术体系的学术贡献，则当代中国艺术学界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时期，相对于18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学界日益成熟的学科体系建构，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似乎仍然处于“小儿时节”。当然，尽管目前幼嫩，却具有极大的成长潜力。特别是由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和艺术学科升格开辟出来的巨大理论研究空间，需要我们每一位文化艺术学者以一种更加闳阔的学术视野进行创造性劳动，在艺术学的各个专业领域推进学术创新，以形成支撑当代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理论基础。（下转第10页）（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王一川主编《当代中国艺术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毋忘众芳之所在――论20世纪美的误区和古典主义的复归》，范曾《范曾谈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③ 王文章《中国艺术学的当代建构》，《艺术百家》，2011年第4期。
④ 王一川《艺术学理论：在体制空间与中西差异中探路》，《艺术评论》，2014年第1期。
Transformation from Art Paradigm to Culture Paradigm： New Trend of Art Studies in Early 21st Century
FU Cai-wu
（Research Centre of National Cultural Innov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民族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是一项与时俱进的理论工程。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过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特点的结合属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则属于文化与文化的结合。因此，本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互动时，把马克思主义直观地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它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中国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性部分，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等严厉批判，甚至有的被全盘否定，但延续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深有底蕴，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成分没有丢，不等于西方文化，也不等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
“互动”是一个体现辨证过程的词语，互动的双方相互转化、相互补充。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形式体现在：
（一）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化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和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是起源于欧洲的，必须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社会心理和表达方式、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解释，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中国民族文化还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提高理论水平。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同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二者必有属于人类文明共性的可以实现衔接的相似相通之处，此外，还要用中国民族文化中进步的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中实现新发展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神品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原则的继承性又有灵活的创造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新发展。
1、弘扬中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是保持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得以持续几千年的不竭动力和凝聚力，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即顾全大局，以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为重。在国难当头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从此，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民族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时度势地组成统一战线并制定近期目标，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稳健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挫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重新考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21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相当成就的前提下，江泽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胡锦涛在国内国际空前繁荣发展的当前提出了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理论。
2、扬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本位特质，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虽然它某些方面有些过激，但其道德本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影响巨大。它强化了中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屈辱的历史，走向繁荣，实现复兴。中国共产党扬弃传统道德本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在革命年代，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觉悟和高扬共产主义道德是现实的需要，毛泽东十分注意党风建设，对革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加强统一战线建设，要求革命个体通过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从而达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摈弃传统文化单纯依靠个体的道德内省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但在和平年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社会的主要内容变为各个要素的协调发展，在保持整体发展的前提下，还得遵从各个要素的个体发展。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更是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知道方针，江泽民将“依法治国”和“以得治国”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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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形成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理论。中国古代文化素有民本思想，从《尚书》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孔子的“仁政”学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民关系等，形成了中国古代较为系统的民本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民本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安邦治国的政治哲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学说为理论基石，批判了古代民本主义“封建王权本位”思想的历史局限，发扬了进步的重民思想，行成了人民群众的理论，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功。毛泽东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运动，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重视民心向背，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满足人民的合理政治要求；坚定不移地促成国家统一，实现了广大人民民族情怀的热切期盼。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了党和人民的情谊。胡锦涛关心弱势群体和实行新农村建设，力争从源头上解决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愿望，加强了全社会人民的团结。
4、理性追求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再由科学变为现实。自由平等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描绘了像“乌托邦”和“太阳城”式的理想王国。中国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礼记》中的《礼运篇》很精辟地描绘过大禹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题词“天下为公”。历史上的这些对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奢望，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先进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把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变为现实。纵观中国的革命和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执着精神为动力，从土地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制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伟构想，一步一步实现华夏民族的社会理想。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价值体系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是民族自觉促使中国人找到了救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其指导下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融合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于注重实用，而忽略了文化的全面整合交流要求，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影响了二者互动的广度和深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在理论层面上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验证和改造，它还是中国广大群众的科学信念、生活评标以及口头说辞，毋庸置疑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价值的主导，其价值指导作用已发挥得比较全面和深刻。
在21世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价值理论指导作用的发挥，要求它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还必须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来统领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创新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继承与创新中的指导，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保证和谐文化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而没有个体的生动的百花齐放的内容，社会主义文化要求有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姿多彩的内容，尤其不能丢弃中国民族文化的根基。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互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要我们能够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参考文献：
1、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黄景芳，刘景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化”吗？[J].高校理论战线，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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