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威廉·汤母逊：《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
摩尔根：《古代社会》。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十五种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
张公瑾：《语言民族学》（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三编）。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字库未存字注释：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我国的国土上生活着56个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地方民歌，民歌演唱方法以及本民族的音乐文化。我国民族音乐的复杂性，致使我国的民族声乐教学的难度大，教师不好把握和分析。因此，我国的民族声乐教学方式较为传统，整体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手段都比较落后和守旧。这样的教学方式不利于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和进步，更不利于民族声乐教学模式的创新，不利于民族声乐教学的多元化发展。在我国的民族声乐教学课堂上，不同民族音乐的授课教师没有分析学生的个体风格和个体特色，对民族声乐的独特演绎没有进行科学评估。从这可以看出，我国相关的民族声乐院校没有形成和制定出教学考试评估体系和完善的民族声乐教学方法。没有完整的培养模式，就不可能使学生在民族声乐的道路上进行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发展。声乐表演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表演，它的表演因素包括很多种，但是，在我国的民族声乐教学中，没有重视声乐艺术的表演因素，反而更多的强调表演技术，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不利于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的良性发展。
二、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的问题
（一）民族声乐的特性越来越少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我国的民族声乐教学主要通过民族声乐演唱和聘请民间歌手示范表演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教学方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各个领域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民族声乐教学方面也不例外，中国在音乐教学方面开始向西方学习，逐渐受到欧美国家的影响，很多院校开始把教学注意力转移到流行音乐上，逐渐忽视了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很多的专业音乐院校或其他学校的音乐专业都去钻研和发展流行音乐，在民族音乐教学上则不去花费时间和经历进行研究和创新，所以社会进步，音乐发展，但是民族声乐的教学还是在原地踏步。很多院校在民族声乐教学中，不再去分析民族特色和民族声乐的具体风格，只是单纯的对学生进行理论教学，教育出来的学生只是知道民族声乐的理论知识，而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一无所知，民族声乐在表演时缺少了民族情感和民族风格的神韵。这样的教学模式严重阻碍了民族声乐教学的多元化发展。
（二）民族声乐教材内容的缺陷性
由于开放国策的执行，欧美文化潮水般地涌入我国，国内的大部分高校也把注意力放在流行音乐上。所以高校的音乐教师和社会上的音乐人士都去研究和创新流行音乐的的形式、内容等，渐渐流行音乐的教材内容不断地完整、具体、全面。民族声乐的教材因为没有专业人士去研究和编辑，还停留在以前的状态。在今天的很多音乐院校，民族音乐的教材还是原始的曲谱教材，音像音响等方面的内容还没有进入学生的必修课。这种现状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流对民族声乐的不重视，音乐院校的关注焦点不在民族声乐上。另一方面，我国在民族声乐方面缺乏专业人才，即使有很多音乐院校，他们的民族声乐教师的专业能力也十分有限，根本不能进行深入的民族声乐教学研究。
（三）“原生态”音乐的流行使其进入高校民族声乐教学
伴随着流行音乐对我国的影响，很多流行音乐的弊端开始暴露。例如歌词的粗暴，思想的低俗等等，加之我国国内高校对民族声乐教学的忽视，这样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最近几年来，各地的电视节目开始掀起一股民族原生态歌曲热潮。鉴于这样的实际情况，许多高校开始改革，适当的关注民族声乐教学。开始学习社会上对“原生态”民族音乐的追逐。高校在民族声乐教学上引入“原生态”音乐可以一定程度上丰富民族声乐的教学成果，但是“原生态”音乐毕竟不能等同于民族声乐，使得实际教学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都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
三、民族声乐教学多元化的发展策略
（一）保证纯正的民族声乐唱法并不断地进行改善
要保证纯正的民族声乐唱法，高校可以引进“原生态”的民歌歌手，然后对他们进行民族声乐的专业知识培养。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完整地保留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唱法，在此基础上添加理论知识对其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得民族声乐在不失特色的前提下更加自然。除此还要培训他们各种声乐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基本功，从而促进在教学环境中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
（二）重视对民族声乐教材的编写
在我国的大多数音乐院校，民族声乐教材普遍不合理、不科学和不完善，曲谱教材不应该是民族声乐的主流教材，应该以它为基础，不断丰富民族声乐的教材。教材的知识体系应根据实际教学情况不断调整，以适应当下民族声乐教学的需要。
（三）音乐方言课的比例突出
不同民族的声乐都和它的方言有密切关系，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的方言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民族声乐教学时，要突出民族方言的教学，民族方言是民族声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就现在学前教育专业少数民族学生来看，大部分学生的音乐素质令人担忧。生源音乐素质偏低。由于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在招生过程中，不进行音乐专业技能面试和考试，学生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来自于农村地区，在南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与北疆汉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差更大。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造成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家庭经济贫困，办学条件差，使大多数学生错过了五、六岁幼儿智力开发阶段，也错过了十三、十四岁思维发展的最佳阶段，大多数进校的少数民族学生纯粹连汉话都听不懂，更别说学习音乐了。但试想，能歌善舞乃少数民族之特长，少数民族学生不可能没有音乐艺体素质潜能，只不过没有早期开发而已。因此，教师必须面向全体少数民族学生并充满信心进行教育，必须细致观察民族学生素质中可挖掘的潜能，并辅以相应手段精心培养，那么，少数民族学生中大器晚成者不乏其人。少数民族学生长期在本民族群体中生活，长期使用本民族语言，一旦进入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学习，特别是离开本民族聚居地区到其他地方学习，由于语言而造成民族学生不可想象到的巨大困难，所以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老师来说，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一定要耐心加爱心。
二、提高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的音乐素养的方法
1、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自身能力素质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教师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该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且积极改善教育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育质量的同时，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趣味性，从而有效激发少数民族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提高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要调动一切教学手段(包括电化教学手段)，采取直观教学，降低难度，先基础后深化，先具体后抽象，既要照顾原有基础，又不能停留在原有思维水平，要使其学会还要使其会学。逐步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敏捷性，使之思维水平上升到高级阶段，开发智力，发展能力。
2、增强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音乐听觉的准确性，培养乐感少数民族学生在音乐学习中唱不准的关键是听不准，唱是外在的表现，听却有本质的意义。因此，要想少数民族学生解决音准问题，大多少数民族学生对音乐感训练造成困难，把许多问题带到了新阶段，形成了许多错误，增加了教学困难。教师可借用钢琴练耳。键盘是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都要学习的，正是练耳的好帮手。在乐理视唱的课堂上，要让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养成正确读谱的习惯。在教学中要求少数民族学生注意不要看到谱例张嘴就唱，而是先看看调号、拍号，再看看有无难点，这样对视唱谱有一个总的结构概念，唱起来才不至于心慌，速度也会控制得恰到好处。强调视唱与乐理相结合的原则，多唱、多练习，通过视唱加深对乐理的理解，以乐理指导视唱的练习。唱的时候耳朵要注意听音准、节奏、速度等是否正确;边唱边打拍子，注意拍点的准确性，借助手的动作把握好速度的快慢和节拍的强弱。
3、在键盘教学中，把音乐知识融入其中教师除了需要教授学前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钢琴演奏技巧外，还需要在教学中将相关的音乐知识慢慢灌输给学生，使少数民族学生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作品，并加以演绎。听大量的音乐作品，以提高自身的音乐修养，读大量与音乐相关的书籍，从而对作品的写作背景，以及作曲家在作品中表达出的情绪有所领悟，，提高整体艺术素养，在钢琴上的取得更为广泛的突破和演奏领悟力上的提高。
4、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不但运用声乐技巧，还要了解音乐形象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的教学应加强对学生的应用技能的训练。为此，除了应通过教学使少数民族学生掌握声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的演唱技能与技巧之外，还应让少数民族学生了解儿童嗓音保护常识，了解儿童歌曲演唱的特点，并能运用自己所学的歌唱方法正确地范唱儿童歌曲。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用自己的最佳音域来范唱儿童歌曲的能力，要使之做到歌唱的声音位置靠前、音色明亮而甜美、表情亲切而自然。同时，还要指导少数民族学生能正确地理解儿童歌曲的音乐形象，提高自己歌唱的艺术表现力。
5、感受与鉴赏音乐是重要的音乐学习领域感受与鉴赏音乐是重要的音乐学习领域，是整个音乐学习活动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和素养的有效途径。良好的音乐感受能力与鉴赏能力的形成，对于丰富情感，提高文化素养，增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民族民间舞本科教改方案和课程设置正是在这种思考下展开的，依据有关规定在北京舞蹈学院的专业设置中，中国民族民间舞、中国古典舞、芭蕾舞、音乐剧都划归在表演专业之下，与舞蹈学、舞蹈编导相区别。尽管中国民族民间舞本科教学只有一个表演专业，但在2002版本科培养方案中，在表演专业结构框架内，对于具体的课程内容设计，不仅注重了学生表演能力的培养，还刻意强调了“表”、“教”、“编”、“研”等系统课程的协调搭配，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例如在学生表演能力培养上，设计了基本功训练、中国民族民间风格舞蹈课群(汉、藏、蒙、维、朝、傣风格舞蹈单元课、风格舞种专门化、中国民族民间舞传习课、中国民族民间舞传统、典型组合课)、中国民族民间舞剧目与表演、戏剧表演、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基础理论与实践等相关课程;在教学能力培养上，设计了由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分析课、中国民族民间舞编创组合、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法、毕业实习(教学实习)这几门课构成的教学法课群;在编创能力的培养上，开设了中国民族民间舞即兴与编创、中国民族民间舞动作分析与编舞这两门课程;在学术研究能力培养上，开设了舞蹈形态学、舞蹈概论、中国民间舞蹈文化、舞蹈教育学、中国民俗舞蹈、舞蹈作品赏析，以及文化人类学。开设文化人类学是因为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中国民俗舞蹈这两门课程，其课程性质类似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志研究，授课重点不在于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索，而是着重强调对中国不同民族地域仍在传承的、有特点的民族民间舞蹈的详细介绍。任何一门学科没有自己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无论如何都是不完善的，借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手段，填补与完善中国民族民间舞学术研究方法论的不足，是当时设计这门课程的最初思考。该课程2003年正式授课，虽因多种原因在2006版本科培养方案中被撤下，但在2011版本科培养方案又以限选课的形式被重新纳入。今天，不仅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等其他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为教学重点的教学单位，也都开设文化人类学概论或民族学通论这样的课程。
二、理论范式的补充
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选择文化人类学弥补自己方法论上的不足，不是一时兴起之作，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必然。记得北京舞蹈学院对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有着突出贡献的许淑媖教授，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要想解决自身的学术问题，必须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她游学世界后一个最为深刻的体会，据说她生前在香港还做了一台人类学意义上的舞蹈专场晚会。当然有着类似认识的不仅就她一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诸多研究中国民族舞蹈的老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做研究。“人类学是研究人性(普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一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强调自我(theself)的研究不同的是，人类学注重对他者的系统研究(theStudyofOtherMan)，并相信通过研究他者能够比仅仅研究自己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即通过研究时空和结构中的异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humancommonality)、自性(self－identity)和他性(other-ness，orother＇sidentity)。‘他者’(other)在人类学的理解中，不仅仅是指与自己不同的人群，更多是指与自己不同的文化(Culturalotherness)，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如果将这个概念加以引申，发现中国民族民间舞也是一门研究人性(普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学科，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不约而同地也都是一位他者文化的传承者与研究者。诸如现今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中的藏族、蒙古族、朝鲜族、傣族、维吾尔族等民族舞蹈教材，每一个对于学习这些舞蹈的汉族师生来说都是他者。即便是汉族舞蹈教材，诸如山东秧歌(胶州秧歌、鼓子秧歌、海阳秧歌)、安徽花鼓灯、赣南采茶、云南花灯、陕北秧歌等这些在田间巷头、桑间濮上传承的民间舞蹈形式，对于来自不同省份在都市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师生来说也都是他者。所以，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理论(theory)是通过对已知事实的推理得出用于解释某事的一整套观点。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促进新的理解。理论体现的模式、联系和关系可能为新的研究所证实。”理论作为包含了一系列命题的解释框架，最有价值的是能为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提供一个框架，让研究产生预盼性以及能够多视角地深入展开。对此，理论的积累与深入的研讨是各个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舞蹈界相对于其它学科，运动的人体(舞蹈动作语汇)是其本体，舞蹈表演是其中心(舞蹈只有跳出来才能呈现)，所以“实践永远走在理论的前面”是一个被业界默认的“共识”，“重实践轻理论”也是一个大家都明白也都看到的问题。当技术和学术之间的不平衡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即舞蹈的学理建设没有跟上舞蹈实践发展的需要时，舞蹈实践会陷入原地打转、止步不前的怪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理论指导实践，科研促进教学，思想引领创作”的作用，缺少了学理支撑的实践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理论建设也是如此，尽管一些专家、学者花费毕生精力从事相关的研究，也提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五大文化类型划分法、语言划分法、地理划分法”、“两类三层说”、“中国民族民间舞原始舞蹈遗存”等一些精辟的理论，也有过《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集成》、《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等相关优质的著作，但这些相比文化人类学在他者文化、世界民族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在理论深度、广度、厚度以及理论著作的数量上都是不能成正比的。诸如在理论范式上，文化人类学对他者文化研究积淀的理论就有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法国社会年鉴学派、历史特殊论学派、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结构主义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等诸多学派。关于理论阐述的经典名著也是硕果累累，甚至每年都会有不同新的论著产生，借用这些理论范式与研究成果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必要和必须的。
因为，在当下中国民族民间舞有许多理论问题尚待研讨，例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是国族(na-tion)的概念，还是族群(ethnic)或人群(people)的概念?民间和民俗的关系是什么?民族民间这个合成词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关系是并列?是从属?还是偏正?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传统指的是什么?是世代传承下来具有同一性的东西?还是当代人发明的新传统?在职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坚守民族民间舞蹈原有的神圣感、仪式性与多样化?中国当今的56个民族的“民族识别”是怎么一回事?如何看待已被划分好的民族下面的不同支系的族群舞蹈?民族民间舞蹈与社会，民族民间舞蹈与宗教，民族民间舞蹈与政治，民族民间舞蹈与生态，民族民间舞蹈与文化变迁等等，相关的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也都需要一一解答。这其中，很多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中，还没有涉及或者钻研不深的问题，在文化人类学中大多已经有了很深入的研讨，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借用和积极转化，能使我们的研究少走弯路事半功倍。人们常说:“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许多学科的发展问题不能名正言顺的回答，甚至连自圆其说都不能满足时，自然就会遭到多方质疑以及各种责难。我们不能永远用“你不懂舞蹈这句话”加以搪塞，是将我们的所思所想加以表述的时候了，“思维决定行为，想不清楚也就做不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当我们在某些方面力所不及时，借“它山之石，用以攻玉”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会出现文化人类学个别理论因过于高深而无法应用的情况。但类似《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国民族志》这样的民族问题研究丛书，以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凉山彝家》、《湘西苗族考察报告》、《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台湾畲族之原始文化》、《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鼓藏节:苗族祭祖大典》、《克木人:中国西南边疆一个跨境族群》、《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从阐释到建构:纳西族传统文化转型的民族志研究》、《圣歌里的芭蕉箐:富民县东村乡芭蕉箐苗族村民日记》等类似的民族志作品，能给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研究提供很多翔实的资料，以及理论范式应用上的思考。
三、研究方法的完善
文化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即描述、分析、阐释和说明社会和文化异同的分支学科。“为了研究和阐释文化多样性，文化人类学家从事两类活动:民族志(ethnography)(基于田野工作)和民族学(基于跨文化比较)。民族志提供对特定社区、社会或者文化的描述。在民族志田野工作中，民族志收集他或她组织、描述、分析和阐释的数据，并以专著、文章或者电影的形式来建立和展示描述。传统上，民族志者曾居住在小型社区中，并研究当地的行为、信仰、风俗、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政治和宗教、艺术。……民族学(ethnology)考察、阐释、分析和比较民族志结果———从不同社会中搜集到的资料。它运用这些材料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对比和归纳。发现特殊之后更普遍的东西，民族学家试图辨认和解释文化异同，检验假设并建立理论以提升我们对于社会和文化体系是如何运作这一问题的理解。”从引文中可以看出，田野工作和比较研究是文化人类学最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甚至被学者们认定为“看家的本领”。
对于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来说这两种方法也是贯穿始终。先说比较研究，学习和研究其他民族地域的舞蹈，一进入就开始了比较研究，无论你承不承认，对于你熟悉的本民族或本地区舞蹈文化解释体系而言，其他民族地域的舞蹈永远是不折不扣的他者，在学习和研究中不比较都不行，因为它总会与你熟悉擅长的舞蹈类型有区别，整个过程会在不适应———适应，不理解———理解中完成。文化人类学出于学科范式假设的需要，会致力于欣赏和理解“差异”(difference)，中国民族民间舞就舞蹈学习研究的深入，也会以他者舞蹈的风格、特色、不同来反观自己熟悉的舞蹈类型，从而进行更好地自我发现，如同照镜子一样，成为他者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田野工作对于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而言，是学科发展的基点，这是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都能达成的“共识”，过去只不过叫“民间采风”而已，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奠定的基础息息相关。如果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引发的“新秧歌运动”，以及1946年由戴爱莲为首组织编创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可以被认定为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发展起点的话。那么当时的做法，即文艺工作者积极深入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学习人民，理解人民，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学习，视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一观念不仅深入人心，更成为学科后期发展建设的方向标，以及学科教材建设、作品创作、学术研究的压舱石。在当时，将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对民间艺术的学习，规定为有出息文学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先决条件。在今天，“投入生活的激流，吸取民间的养料”，依旧是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能出色地“表”、“教”、“编”、“研”的前提，并成为一种“传统”被历代中国民族民间舞人所遵循。上山下乡、走村串寨地“访舞”、“学舞”、“研舞”，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都能说出与自己相关的一两个故事，历届学科带头人也都是亲历亲为，大江南北也都留有他们的足迹，部分田野经历或多或少也有所记载。如北京舞蹈学校民间舞第一人教研组组长盛婕老师(1954.9－1954.12)，写过《安徽的花鼓灯》、《江西省“傩舞“调查介绍》这样的文章;第二任教研组组长彭松老师(1954.12－1956.2)发表过《采舞记———忆1945年川康之行》、《谈民间舞蹈的发掘和整理》、《灯舞》、《花鼓灯之歌》这样的文作;第三任教研组组长罗雄岩老师(1954.12－1958.4)写过《塔吉克族舞蹈的艺术特色》、《九曲黄河灯初探———灯阵的古文化遗存》等相关的论文;第四任教研组组长许淑媖老师(1958.4－1961)也留有《南北寻舞有感》、《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采集点滴》、《再谈深入学习传统，奋力发展创新》等相关的著述，与他们同时代的老师就更不用提了，不仅以身示范亲历民间，对自己的所感、所思、所见也多有笔墨。1987年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间舞系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成立，去民间做调研，整理教材、创作作品、学术研究更是成为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师的必修课，在全国各地很多重大节日以及相关的仪式庆典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认识如此深入，所作也如此精彩，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没有一本关于如何进行田野工作的教材或著作，前辈教师做田野的经验和心得更多停留在资深教师的口述记忆中，他们的精彩故事以及学舞传奇也没有人有兴趣著书立说，田野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少有归纳，更谈不上系统的总结了。
反观文化人类学，只要敲击田野工作就会出来《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田野民俗志》、《定性研究: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定性研究: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如何做质性研究》、《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参与观察法》等诸多的学术论著，更不用提各种《人类学通论》或《民族学概论》中有关田野工作章节的介绍，以及专门撰写的有关田野工作的民族志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了。对此，学习和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完善和补充中国民族民间舞在研究方法上面的不足和缺失，是件势在必行的工作与任务。当然学会别人的目的在于找到自己。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能完全依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舞蹈，“首先需要认识舞蹈这种人体文化和艺术所具有的那种高度的敏感性和特殊性，还需要认识到，舞者先天的生理结构、心理素质、运动力学、美学理想等差异，一旦将它从此地文化移植到彼地文化的土壤中去，它便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现象，甚至会出现‘树挪死’的可能，由此造成原有的文化意义不复存在，甚至遭到严重扭曲和误读的命运。”就这个问题一些人类学家也谈道:“人类学学科立场的艺术研究往往本着人类学学科的立场，从‘艺术的社会性’着手，要求艺术人类学去研究各种艺术形式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和塑造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的，探讨在艺术形式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逻辑和理念，以及文化逻辑在场景中得以表征或者转化于实践之中的过程。以此来着手进行他们自己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在研究中也可以使其研究更具有人类学学科的规范性。这种努力固然扩大了艺术的范畴，甚至可能使传统研究有眼界大开的感觉。但是，也或多或少让艺术研究圈内的学者和更广大的阅读者感到困惑:艺术本身的位置何在，人类学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是否靠‘艺术’的谱。当着意发现文化价值、社会集体表象之类的东西时，对艺术影像性或听觉感受存在本身却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总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对此，对于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学习，学什么，怎么学是一个必须要深思熟虑的话题。
四、结语
民族民间舞蹈是指产生并流传于民间、以当地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舞蹈形式。受到当地的环境、当地文化传统、当地生活方式、当地风俗习惯、当地民族性格等因素的影响，民间民族舞蹈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文化。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通常以民间文化特征为依据，而课程的设置，一般是通过不同教学模式来进行强化。学术对民族民间舞蹈的理解一般都只在表面，只是对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以及舞蹈技巧加以记忆，这是因为学术的舞蹈水平参差不齐，某些教师教学也只是通过示范的形式，让学生们进行模仿与练习，这就忽略了学生舞蹈素养培养与文化理论的拓展，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学到的只有动作外表，缺乏内在的感情，再加上受现代舞蹈的冲击，导致了多数学生跳舞的风格、情绪都是一样的，让人看起来没有新意，没有特色，导致了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质量水平不高。民族民间舞蹈是我国舞蹈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它的教学质量好坏情况，影响着我国民族文化发展方向。民族民间舞蹈是我国舞蹈文化传承的分支，在其舞课堂教学中，我们应当拓展传承民族精神的舞蹈文化内涵，不仅仅是要教给学生关于舞蹈的技巧，传授舞蹈形态，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生活积淀和文化理解，来领悟舞蹈所表达的情感以及舞蹈的真谛。
二、当前我国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目标错位
民间民族舞蹈，是我国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与劳动的剪影，它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群众的情感，并由群众自发创造和组织的舞蹈形式，是有着深厚积淀的民族文化。在教学中，教师没有重视民族民间舞蹈在舞蹈理论上的教学意义，却一味偏重于技巧教学，导致了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目标的错位。在一般的舞蹈教学中，常常以同一动态方式为基准，循序渐进地让学生进行练习，教学的过程呈直线式递进上升，从而使学生的身体能呈现出同一种鲜明风格，这与中国民族舞蹈教学截然不同，例如古典舞的提、沉、冲、靠、含、腆、移、拧最终呈现的是一种动态的风格。而民族民间舞则是呈现多个民族的舞蹈风格，它包含汉、蒙、朝、藏、维等不同民族的舞蹈，使习舞者的姿体能体现出绚丽多彩的舞蹈风格，从而增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过，仍有部分教师未能深入了解民族民间舞蹈所蕴含的各种文化内涵，在教学过程中，未让学生感受舞蹈背后的民族文化，更体现不出生动的形象，从而降低了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质量。
（二）教材建设不合理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合体，它具有流传广泛、风格迥异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的集合体蕴涵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典型心态。民间舞蹈教学的基本工具就是可以体现教学内容的教材，它是舞蹈系学生获得民族民间舞蹈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舞蹈教师能否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条件。可是在民族民间舞蹈专业化教育的这些年里，教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内容一直未有太多的改变。但民族民间舞蹈的教材要能够突出地域特色，注重民族传统文化，也是导致民族民间舞蹈教材普遍存在着老、窄、缺的问题，它应着重于包容舞蹈中能够反映本民族典型心态的动态语汇，并且突出那些能够体现本民族精神气概的风格韵律，此乃民族民间舞蹈的精华所在。如今的民族民间舞蹈在编排教材过程中没有注重本土民族舞蹈的教学内容，未能根据民族民间舞蹈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将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舞蹈在民族、民俗、民间文化上进行系统地研究、整理和提炼后，编写出一批有时代特征、体现民族舞蹈内涵的新教材，这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育中的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三）教学方法太单一
由于民族民间舞蹈形式有着鲜明的本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其主体风格和基本特征已经被绝大多数舞蹈院校采用，却没有将民族学和历史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所结合，因此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固定没有创新，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过程中呈现出单调的动态的传授，例如有些课只教动作和舞姿、节拍、律动，不求技能和内在的感觉、乐感的培养、不求风格等。这种教学方法只注重了舞蹈课的实践性，但是忽视了教学创造性，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随着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课堂教学广泛引入多媒体教学，虽然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可实际教学中由于缺乏的相应资料，互动性不强，这种教学手段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
三、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树立民族文化的教育观念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民族民间舞蹈就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之一。在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里，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着独特的文化特色，形成了自身独具魅力的舞蹈艺术，这使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格外的徇丽多彩。因此教师在教授民族民间的舞蹈课程中，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广泛收集民族民间音乐及舞蹈录像资料，将民族民间舞蹈与本民族对应的民间文化相融合，让学生充分领悟舞蹈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如在学习苗族舞蹈的时候，应该让学生们了解到我国南方地区多山地，而山地民族生活在山谷之间，因长期的劳作生活便形成了一顺边的动作和体态，故苗族舞蹈的表现中，学生在学习“踩鼓”动作时，身体就是一顺边的摆动。只有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好地学习舞蹈。学习舞蹈和表演舞蹈的目的在于一种情感的表达与文化的传承，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这种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下去，这是舞蹈艺术的本质特征所在。因为这不仅代表了这个民族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民族审美等特征，而且让我们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进行认知。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毫无疑问民族民间舞蹈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因此在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起民族文化责任意识，从而激发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让学生信心满怀地将舞蹈艺术传承下去，这是我国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关键。
（二）合理编制教材
教材作为教学的载体，它承载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内容。舞蹈教材的建设与使用，将直接影响到所培养人才的质量。当代民族民间舞蹈教育的教材要强调文化传承,讲究规范系统,以建设科学规范的舞蹈教材。民族民间舞蹈教材编制中应注意两个方面，应该分为科学规范了的民族民间舞蹈和原生态民族民间舞蹈两部分，规范了的民族舞蹈要求对民族民间舞蹈的素材加以选择和提炼，并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化的内容，传达出民族的性格、气质、精神和风骨，而原生态的民族舞蹈表现出无拘无束和个人的强烈情绪的宣泄。故教材的编写应该在现有的民族民间舞蹈素材的基础上，利用挖掘、整理、提炼等方法，充分搜集民间舞蹈资料,了解整个社会和学生的需求以及当今国内外相应学科的最新理论、观点、动态和方法，编制出既反映民族民间特色精神，又紧密结合现代教育特点的实用性民间舞蹈教学教材,进而提高学生的舞蹈表现力和舞蹈视野。
（三）教学方法多元化
[摘要]民族政策是推进我国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促进民族发展方面能够发挥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面临政策实践环境的诸多变化，我国的民族政策应遵循服务于各民族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不断实现优化与创新。
[关键词]民族政策；科学发展观；优化；创新
科学发展的实质是创新发展，促进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政策的推动，在民族发展问题上践行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一、民族政策的实质与作用
民族政策是执政党民族治理理念的具体化，是政府为了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法规、准则以及措施的总和。
法规和准则作为一种规范，规约和导引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普通民众在对待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应持怎样的态度、该如何去做，并通过褒扬与惩戒达到维护道义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贯彻执行和维护法规、准则的具体手段，一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即国家根据法规和准则，主动采取行动，保护和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为维护法规、准则的严肃性，对违反法规和准则的行为予以惩处。我国民族政策的特点是以“积极干预”为主，国家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事务中，比如身份认定、社区发展、国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国家主导的文化活动等。[1]
民族政策通过具体运行可以发挥出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
民族政策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的中介。民族政策是执政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向具体民族工作转化的中间环节，民族政策以法律、法规、准则等形式将执政党和国家的民族治理理念制度化，并进一步通过规范和指导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成员的行动，外化为政府作为或公民行为，发挥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作用。通过理论—政策—实践的循环链条，民族理论会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另一方面，民族工作实践过程出现的问题又会通过民族政策的评估反馈给政策的制定者，并进而督促执政者对民族理论进行思考，对民族政策进行修正和优化。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具有调控作用。国家凭借合法性权威，依靠政治动员力量和社会资源运用，能够实现对政治单元内部各民族关系的调整，通过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调处和化解民族社会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促进民族内部结构的优化和民族之间关系的顺畅和谐，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
民族政策可以推动民族发展。我国的民族政策以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倾斜为特点，能够以外部助推的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加快发展。由于各方面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不少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民族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发展滞后的民族社会通过自身努力难以实现常态发展，与此同时，原有的民族发展差距还会不断加大，为此，为了实现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快速发展，就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民族政策，“催化”和助推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规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一方面规约着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承诺，影响着国家对民族的政治态度、地位承认和权利赋予；一方面规约着民族对国家的义务和忠诚，影响着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2]
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封建王权以强力维护帝王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其主要措施是实现不同民族统治者之间的联合，但在社会内部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民族歧视、剥削与压迫。新中国的成立则以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为基础，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以民族区域为制度安排，结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很快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后，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主导，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总原则，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工作中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保障和扩大各民族的政治参与，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从政治、经济、语言、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制定规范。旧社会遗留的民族隔阂逐步被民族团结弥合，民族歧视被民族团结化解，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加，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境况大为改观。尽管其间经历了“”的冲击以及一些环节的曲折和失误，但民族团结进步在今天依然是主流。“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比较好的处理民族问题，赢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确定了行为规范，消释了种种矛盾，赢得了人心。”[3]
二、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
民族政策实践环境是指既定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环节所处的环境。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自然环境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等要素组成，社会环境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还可以将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分为宏观环境(整个国家的民族教育政策环境)和微观环境(如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环境)。
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组成的自然环境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区域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一项民族政策的执行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执行，避免一刀切。这也决定了国家政策要么给出宏观指导意见，由民族自治地方配之以具体方案；要么具体针对某一区域的特点，将政策微观化、细致化。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民族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成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要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一并考虑。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为现阶段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增加了关心生态的新内容。
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具有时代性、综合性、主题性的特点。社会环境的时代性表现在21世纪的民族政策执行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又要保持民族性的特点，共性与个性同时关照；社会环境的综合性是指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期，既要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又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特点；社会环境的主题性是指在现阶段民族政策面临解决一些必要的主题，比如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民族扶贫问题、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问题等等。
政策实践环境的变化要求民族政策随之而动。一方面要阶段性的评估、终结一些失效的、与现行环境脱节的政策。有关学者的研究统计表明，从1949年到2004年，财政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62.5%、人口生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文化教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就业职业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100%、农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0%、工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7%、民族贸易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20%、扶贫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扶贫开发计划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扶贫专项基金执行的稳定程度为80%、对口联合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外贸边贸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1.43%。[4]另一方面，要根据新的实践环境要求及其衍生的发展任务的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民族政策。新世纪以来，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国家先后出台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宏观政策规划；在2001年至2010年具体制定实施“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西部地区实行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对西部地区实施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特殊政策”、“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政策”等十多项微观政策。
把握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的特点，明晰我国当前民族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是深入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三、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因素分析
民族政策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指导思想和举措，对其效应的评价可能来自于执政党对预先政策目标设定完成情况的评估，还可能来自于政策受益群体的满意度反馈，还可能来自于综合的社会评价，包括一项政策对于其他民族的连锁影响。但从根本上，有两点会对民族政策效应的评价产生影响，那就是道义和公正。
道义是一种原则，这一原则会影响到民族政策的合法性，即公众对民族政策内容和目的的认可和支持程度。符合道义是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只有更多不同民族的民众认为国家的某一民族政策是合理的、符合道义的，这项政策才会得到支持和认可，否则，将因缺乏道义支持而失去效应，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公正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必须恪守的价值基础。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不仅要体现公平原则，而且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公平原则。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体现了公平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关系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协作劳动、分工生产，积极创造社会财富，越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就能够创造越高程度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5]，民族政策应遵循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原则。我国各民族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以“不公平”的倾斜性支持政策形式，朝着公平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目标努力。但这种“不公平”不能超出公平阈[6]的范围，否则，将导致逆向性歧视。
此外，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也是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民族问题及其诱因复杂多变，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和效果评价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民族问题之间关系的把握。如果抛开政治、文化等因素，一般来讲，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成立，甚至相反。
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分立主张在实现经济富裕后反而愈演愈烈。在特殊的情况下，贫穷不仅会成为民族分立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为民族分立的借口，而且这种情况已不是特例，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以及意大利北部“帕达尼亚”的独立，都有这方面的原因。[7]此外，西方的后物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启示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以后，其注意力很有可能转向对非物质生活以外的诉求，包括信仰、文化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结。
此外，民族优待政策也可能诱发新的民族问题产生。在一些国家中，政府为减少民族冲突实施一些优待政策。其理论支持是：民族冲突是民族间经济差距的产物。实施优待政策的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成本较低的应付民族冲突的策略。为了绝大多数民族群体最终能够平等的竞争，至少在短时期内有必要实行倾斜的优待政策；来源于客观经济差距的民族冲突可以通过针对这些差距的政策的实行而消除。但引出的一个后果是使另一些在优待政策之外的民族心理失衡，导致民族之间、民族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国家的事例表明，政府在施行民族优待政策的同时往往要承担经济和政治代价。研究者认为，如果严格地实行优待政策，有可能引起两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引发不被优待民族群体受歧视的愤怒，增加民族冲突；另一方面优待政策增加了落后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无能感，增加他们需要特殊照顾的负罪感，还会增加他们由于实际竞争失败产生的对竞争的恐惧。[8]
可见，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准确把握政策环境为基础，还要考虑到政策的综合效果。一个民族区域如果传统社会特征浓厚，在信仰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民族特殊性，又存在政治精英的狭隘民族主义动员，甚至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煽动，经济落后则有可能成为反动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借口，但经济发展也可能会成为地区民族主义激升的基础。为此，针对不同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要进行“多处方”的综合，共同致力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四、科学发展观对民族政策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现阶段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民族工作开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全方位地关注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增强各民族的发展能力，帮助各民族改善生活，给予各民族更多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加快消除各民族的贫困，即努力消除各民族的知识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收入贫困等。[9]民族政策是推动民族工作进步、促进各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民政政策实践过程就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一)更好地体现公平
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公平，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共享和共有，意味着同等地位的同等待遇。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之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各民族内部结构性变化和民族社会分层流动加快，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就表现得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进而会影响到民族关系。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可以高度概括为是“族体共享”的政策。民族政策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时代变化，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联动性作用加强，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
(二)更好地体现照顾
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中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在政府的决策、政府的行政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哪类人。在我国，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综合原因，形成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民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大局。为此，以人为本应体现出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加大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特别关注那些亟待加快发展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族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差距度决定了以人为本要具有“民族特色”和针对性，要突出强调通过民族政策激活民族发展的内部活力，让受益的民族获得自身永续性的发展能力，而不是一时的“福利”。
(三)民族政策以维护和实现各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
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以人的利益和人的发展为根本，但它强调的不是某个人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决定了以人为本理念中的“人”，指的是中国人民，利益指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发展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以中国56个民族人民的利益为本，是以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为本。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是维护、保障和实现各族人民的利益，一项具体的民族政策既要使作为政策客体的民族受益，也不能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
五、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科学发展观反思了过去发展的挫折与教训，汲取了人类关于发展的最新理念，其内涵集发展应体现的人性伦理关怀、发展的理路与范式选择、对发展的本质认识于一体，对民族政策的内容优化、实践过程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将理想目标微观化、具体化，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的规范作用
在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初期，为了聚合民心，提高各民族成员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提出和确立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必要的。平等、团结、自治、发展的原则及目标设定和旧社会民族关系恶化的状况相比，无疑激发了各族人民对未来多民族国家的向往，并积极投身于多民族国家建设。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一种价值理想，是一种宏观原则，也是一种发展目标，将其从抽象的信念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身体力行的自觉需要一个过程，将其从口号、辞令层面切实内化为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一种包容、尊重、理解、善待同样也需要一个过程。而以人文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并不单单是要求国家和政府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于人人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来自于政府权威，而实现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却在民间。
民族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公众，民族政策的执行并不只是国家和政府的任务，民族工作也不只是某个或某些部门的工作。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工作因而是整个社会的工作，做好民族工作人人有责。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民族政策实践，要在继续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人、财、物支持的基础上，也要注重通过微观化、具体化的政策渗透，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作为规范的作用，规范政府、社团、公民在民族交往中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得体的言行。民族政策既要通过看得见的一面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看不见的一面体现出来。
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也是公众行为。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固定化的认为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其结果是社会公众的责任淡了。民族纠纷、冲突的出现后，往往需要政府出面解决，普通民众怕、躲、靠、看，不主动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这说明，民族政策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社会基层发挥得比较薄弱。
民族政策贯彻实施需要创新，民族政策要通过微观化、具体化、基层化、社会化来实施。如果各民族群众在日常交往中，都能彼此尊重对方、包容对方、克制自己的行为、矫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真正人人以人为本，那么社会和谐的基础才会建立起来。
(二)从群体受益向地区受益和个体受益转化
目前，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族体共享”的政策。[10]这一传统来自于新中国建立初期。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除了满族、回族以外，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分布在传统的居住区域内，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稳定，同一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情况不突出，因此，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实现民族政策“族体共享”是合理的。
时至今日，我国民族政策的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民族散居化趋势更为明显，也就是说，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居住区域相对固定，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二是在各个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现象比较普遍，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群体性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被个体化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替代；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三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同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公平、公正、平等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会价值追求，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公众的维权意识、民主参与意识都不断地叩问“为什么在生育、入学、就业、提干、福利等方面不实行各民族的完全平等”?
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国家和政府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社会整体的扶贫工作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工作，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由此可见，如果再简单地实施“族体共享”的做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社会公正的原则。民族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应该微观化、细致化，不能再简单地“一刀切”。比如某些省在招收民族预科班学生时，招生政策原则上规定录取分数线可降低80分，结果吸引了大批城市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按照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满计划数的录取方法，实际录取分数线只降低了几分到十几分，结果是：被录取的学生成绩好，但又不愿意多上一年的预科班，而这些省内欠发达地市需要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却没有真正享受到政策优惠，城市内与享受这一政策的少数民族学生同等家庭环境和同等教育条件的汉族学生认为这对他们不公平。[11]这一政策的实施由于没有以照顾差距为基础，简单的以族体受益为标准，因而其结果是“该照顾的没有受到照顾”，“不该照顾的却受到了照顾”。
(三)民族政策过程中体现民族关怀
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维护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利益为目标的，民族政策是益民的社会工程，不只是简单的政府行政工作和任务。贯彻执行好一项民族政策的“催化剂”是民族关怀。所谓民族关怀就是要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相关人员带着感情去工作，诚心诚意的带着对受益民族的尊重、爱护和关心去工作。这是政府公共责任感在民族政策执行上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是政府人员伦理自主性的体现。
高效应的民族政策实践过程离不开民族关怀因素，民族关怀应充分体现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监控等各个环节。
民族政策制定是整个政策过程的起始阶段和首要环节。在这个阶段要进行充分地调查研究，汇集各方面民族发展的政策意向和信息，广泛争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科学论证，进行政策实施预测，形成政策提案，经过合法化的过程，成为正式的准备付诸执行的民族政策。在这个阶段，为了确保形成的政策符合民意，应把民族政策的制定置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吸纳广泛的公众参与，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和新闻媒体介入、举行听证会等途径、方式了解各方反应，了解受益民族群众和利益相关民族群众的真实想法，以确保政策目标真正为民族群众所急、为民族群众所想。
民族政策执行是构成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既定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个环节相当重要。这个环节本身又包括政策宣传、政策分解、物质和组织准备、试点和全面铺开等环节。体现民族关怀以尊重民族群众的知情权为前提，通过必要的宣传让民族群众了解政策的内容和目的，让民族群众觉得民族政策与其生活密切相关，从而支持政策，积极参与政策执行。体现民族关怀也体现在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作用上，通过民族自治地方对民族自治权的充分运用，发挥出政策效益。在这个环节，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避免主观作风和单一的行政行为模式化，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服务于当地各族人民。一些对口援建项目采取的“交钥匙”工程的做法，往往忽视了必要的民族关怀。为了各族群众、相信各族群众、依靠各族群众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
民族政策评估是判断政策效果的重要环节，政策评估将为政策的继续、调整还是终结提供依据，有利于促进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其运行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民族政策的评估可采用专家评估、民意收集、综合评估等方式，要以政策的效果、效益、效率为评估重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意从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生态指标、民意指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民族政策监控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的始末，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环节来监控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有助于确保政策是否得到贯彻实施，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挖掘民族政策的监控源，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党委、派、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尤其应注意吸收受益群体的代表参与政策监控工作。
科学发展观要求民族政策实践应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以人为本，既要体现民族照顾，又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受益对象界定方面可采取两种思路：一是将民族照顾与地区照顾结合起来，即对于一些发展水平相近、自然环境相似、经济发展困难相同的民族和地区，实施同样或相近的政策，做到民族发展和地区整体发展同步考虑。二是由群体受益转向个体受益，基于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向基于个人需求的扶助政策过渡，最后转变为基于公民权利的政府扶助，即谁需要帮助，政府就扶助谁。[12]
总之，随着时代演进，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而要有效地解决这些新问题、应对这些新情况，就要以人文本，不断创新。
注释：
[1]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于1963年前后提出了公平理论。其中公平差别阈(EDTequitydifferencethreshold)理论强调条件不相等的公平感，认为在人们心理承受的范围内，存在分配差别是允许的.根据个人工龄，职位，资历，劳动投入量等因素决定不同的人的收入存在的差别。条件不相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过大(称为悬殊差别)或差别过小(称为无差别)时，都会造成人们的不公平感。只有适宜的差别分配才能产生公平感。所以，公平差别阈的概念是：刚刚能使两个条件不相等的人产生公平感时的适宜差别分配的比值。将这一理论借用到民族政策的影响上来，如果民族政策对某一民族的照顾过于优惠，超过了其他民族的心理承受限度就会对政策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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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有各民族之文化，不同民族文化间在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亦具有相对开放性，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格局”与“一体化格局”相互交织，不断生长的态势。可以说，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格局决定民族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前提下不是孤立自足，只是交流互通的程度因地制宜有所不同罢了。一般说来，在中华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结构下，聚居程度越高，“本民族文化色彩较浓”，“交错区越大，杂居程度越高”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渗互通概率也就越高，距离主体民族地区越近，所受主体民族文化或主体民族文化受其他民族文化之影响越大。民族文化之间相对独立与相互交流的特点启示我们，在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授课过程中，为便于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不妨采用比较文学的视角，立足于两种不同文化的共性，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为了要解释一种作者所不了解的外来的文化现象，必须借助自己文化固有的事物，把两个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附会在一起，用后者来解释前者，以保证其读者能心领神会”，从而实现对话与沟通的目的。作为旁证，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还告诉我们，“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如此紧密恰恰在于，面对相同的问题，相同或相近的生存环境等，有着大致相近的心理与情感，故也有着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思考与追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大致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或亦如鲁迅所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受其影响。”(《集外集》、《〈痴华鬘〉题记》)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如此，中华民族大家庭之间的各民族文学更是如此。比如诞生在东汉末期素有文学史第一长诗之称的《孔雀东南飞》，其所叙刘兰芝与焦仲卿爱情悲剧故事在民族文学中即不乏类似者，如哈萨克叙事长诗《恩里克美人与克别克情郎》，学者考证，二者颇相仿佛，并进而指出，“这两部长诗，有着相近的社会背景，它们在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上有着共同追求，各自有着特殊的文学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之后，《孔雀东南飞》首次以戏剧的形式亮相于舞台。而《恩里克美人与克别克情郎》叙事长诗在1917年作为哈萨克作家穆赫塔尔•阿吾兹耶夫的戏剧代表作也走上舞台，成为哈萨克戏剧史上的开山之作。”由此可见，即便民族学生不一定读懂《孔雀东南飞》，但若能凭借后者找到二者之间相互对应的关系，消除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解障碍，也就不难引发民族学生的深入思考。又如中国上古神话，同样可以借助“自己文化固有的事物”，由此及彼达到理解与接受的目的，比如创世神话，著名者如《太平御览》卷二引徐整《三五历纪》“开天地”，《淮南子•览冥训》“女娲补天”、“造人”等故事。无独有偶，类似故事不仅见于西方神话，事实上，中华民族内部也并不鲜见，如鄂温克族，据汪立珍《鄂温克族神话研究》一书记载:“鄂温克族的祖先被雷击成三段，上半身上了天，变成了白发巡天神(即神仙)，中身留在地上，当了普洒水神(即人类生灵)，下身变成了九柱地神(即恶灵鬼魂)。”与开天故事如出一辙;关于人类起源，鄂温克神话则云:“很久以前，天神用地面上的泥土，捏成一个一个人和生灵万物的模样，从此，世间才有了人类和万物。”整则故事几乎就是女娲抟黄土造人的翻版。至于由民族文化交流所引发的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大多都有诸如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锡伯文等多种民族语言版本。影响之下，甚至较为著名但成就一般的作品也不乏民族文学改编，如广泛流传于广西三江、湖南通道侗族地区的叙事琵琶歌《白玉霜》，其内容即取材于清代英雄传奇小说《粉妆楼》第十五回至第十九回、第三十四回至第三十七回、第四十三回至第四十六回、第五十九回至第六十五回以及第七十八回至第八十回等相关回目。民族班特定的民族构成注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是单纯的“传道授业解惑”，其背后特定的文化背景使得每一次教学都是一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某种程度上，文化上的默契即预示着古代文学教学的成功，所以，当我们走进教室，走向课堂，面对着渴求知识的民族班不同民族学生，作为教师，心理上应当作好“联类不穷”(《文心雕龙•物色》)，触类旁通，寻找文化沟通津梁的心理准备，只有如此，才能引起民族学生的共鸣，进入教师所营造的教学环境，顺利实现教学预设的教学效果。
二、立足实际，由易而难，调整必要的章节适应民族学生的理解与接受能力
中国文学演进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国文学由简趋繁，对于某一文体乃至整个文学状况而言，时间越近文学创作也就愈显成熟。但是，作为接受者，中国文学演进时间与接受者理解与接受的难易程度休戚相关，大体上讲，文学创作愈加成熟，距离当代时间越近，理解与接受也就相对容易一些。反之，时间越靠前，语言文字相对滞后，文体不分，思想驳杂，接受者理解与接受的程度也就相对困难一些。换言之，接受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与接受与文学发展演进的过程呈“逆推式”。对于长期接受主体民族文化、中原文化的学生来说，一方面由于不存在文化差异故虽有一定难度，但通过教师指导、广泛阅读等渠道不难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当下教育体制下并不孤立，除此，还有许多其他相应的配套课程与之呼应，比如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史之外，相关课程还有中国古文学批评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化概论、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也就是说，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轴心，在其周边环绕着诸多与之相关的学科。更何况，早在初、高中阶段，通过较为系统地学习，不少学生业已打下相当坚实的基础。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学生则不具备或很难具备如此良好的前期铺垫，虽然目下在一些地方已明确将双语教学作为中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为不同民族文化间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保障。事实证明，该举措效果很好，值得全面推广，但与此同时，也还须注意到，当下主体民族语言与古代书面语之间有着语体与文言之分，学习普通话，可以用汉语交流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有着多么深刻的了解，更不用说以文言为载体书写的古代文学作品了。这就要求我们，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不应按部就班，一如汉族班学生那样，按照教材设置，以时代为序，从先秦文学一直讲到近代。根据笔者多年在民族班教学经验，这种整齐划一，不加区分的教学思路，最终带来的结果则是:由于先秦文学，一则时代久远，文化背景相对生疏，加之如前所述，文学作品如《尚书》“佶屈聱牙”，古奥艰涩，对于民族学生来说，实在不易理解，更谈不上接受了;二则，由于不易理解，很难接受，长此以往，也就逐渐失去兴趣，进而形成一种误解，以为时间越近，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成熟，篇幅的增长，难度也就越大，从而形成一种畏惧心理，导致厌学情绪与日俱增，半途而废，或对课堂教学厌倦等不良现象大大增多。在这样一种接受情绪的支配下，古代文学教学很难进行下去。因此，基于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实际，必须打破常规，遵照人类学习与接受规律，根据古代文学难易程度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以时代而言，应当以明清为首，依此类推，以先秦文学为终结;从文体难易程度看，应当突破时代，以通俗文学开篇，注重对小说戏曲的讲解，依次则是较为浅显的叙事散文(包括历史散文)、说理散文、抒情散文、叙事诗、抒情诗、最后是骚与赋等。众所周知，“兴趣与爱好是最好的老师。”而兴趣与爱好往往是以理解与接受为基础的，循此规律组织古代文学教学，其结果与常规正好相反，由于容易理解，故亦易于吸引民族班学生，由易而难，完全可以经过长期的教学与有序的训练提高民族学生对古文的阅读与理解能力，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阅读与理解过程中，由于诸多障碍的不断克服，能力的逐步提高，反过来也促使其更有信心坚持下去。退而言之，由于古代文学难度大多集中于先秦两汉，即便后期出现厌学情绪，也因所授课程已过大半，不至于有太大损失，倘若教师教学方法得当，加之其他辅助手段的应用，也不是没有将教学顺利进行下去的可能。权衡利弊，其效果远甚于前者。所以，我们认为，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不能拘于一格，能否突破常规，大胆进行课堂设计将直接关系到整个教学环节的成功与否。
三、充分利用当代媒介手段，将书面知识与直观呈现结合起来，深化民族学生对古代文学知识的感知能力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教育也进入到一个现代而多元化时代，所谓教育手段、教育理念也已超越传统意义所涵盖的范畴，不再局限于简单地教与学等低级层面，还应当包括由科技带来的物质层面，以及由物质层面所引发的技术、技法等更高层面的革新。近几年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凡对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教育装备的介入大大改变了传统教育的面貌，教育教学如虎添翼，焕然一新。民族地区由于诸多原因在教学现代化方面可能有些滞后，但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与支持力度的增加，以多媒体为核心的现代化教学平台也已基本形成。“好风凭借力，扶其(按，原作“送我”，今化用)上青云。”(《红楼梦》第七十回)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除通过上述两种手段或途径提高民族学生理解与接受能力外，还可以借助教育现代化带来的“好风”，通过多媒体等搭建的教学平台，“将抽象的授课内容形象化，通过视频、音频等多种教学手段传达教学信息，全方位的刺激学生的感知器官、听觉、视觉”，在生动有趣的教学环境中“加深学生的记忆，增加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可以理解及至接受的目的。具体操作如下:
其一，涉及作家生平时，不妨遴选一些相关的影视资料。
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只须实名输入，依靠当代强大的网络资源，其生平视频资料不难获得。当然，囿于课堂时间、民族学生的理解与接受程度，资料的选择应适可而止，不宜太长，太深，应以将司马迁生平故事化、情节化的短片为佳，至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王立群讲《史记》所涉资料，某种程度上可能适合汉族及接受主体民族文化较深的民族学生，对一般民族学生来说，则因穿插文献较多恐就不易理解。其他作家生平亦然。
其二，古代文学作品部分，诚如上述，同样可以“效仿”。
比如诗歌，由于中国古代诗词重在抒情，言意立象，“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之于民族学生，其难度不言而喻。百集大型电视片《中华古诗词》所选古代诗词基本涵盖了中华诗词的典范之作，所摄风景、人物与诗词内容浑然一体，诗(词)画相映，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于享受之中可以切身体会到诗词的内在意蕴。又如《诗经》，由于集中诗歌大都可以合乐歌唱，故其中不少诗篇重被谱曲，再布人口，比如《周南》开篇《关雎》即曾作为主题曲出现在电视连续剧《战国》之首，慷慨激昂，深情浑厚，与荡气回肠的历史画面相结合，令人动容，颇具感染力。他如“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楚汉之争”与《史记》故事等等，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视频资料。如能适当适时与民族班古代文学教学结合起来，即便文化有所不同，对古代文学语言比较生疏，相信借助生动的画面、愉悦的吟诵也能产生比较直观的印象，化难为易，进而破解文学密码，由抽象转为形象。
其三，结合具体作品可以适时适当引入一些具有民族风情、地域色彩的景物、习俗等图片或影像。
中国古代自上古时期始，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历代官修史书皆有记载。因此，作为文化的产物，文学不可避免地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民族色彩或其背后多少“烙有”民族文化交流的“底片”。比如汉代文学《悲愁歌》，又名《黄鹄歌》，据说即出自远嫁乌孙的细君公主之手，中有句云:“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颇具西域风情，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插入哈萨克毡房以及民族饮食图像。又如北朝民歌《敕勒川》，该诗原本出自敕勒人之手，用鲜卑语写成，后来虽被译成汉文，但其中所写景物、生活却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民族痕迹，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等游牧生活在中原地区是绝对看不到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及景物迄今见之于北方一些民族地区，课堂教学同样可以大胆利用。这种将文学作品与民族风情、地域色彩较为浓厚的直观资料结合起来的教学方式，不仅使学生于教学过程中便于理解，而且，尤为难得的是，这一方式还可因取材于周边而为其熟悉从而给人以亲切之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激发理解与接受的欲望。
四、结语
关键词：德化；民族传统；两结合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7-0090-01
语文教学应当与思想品德的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是语文教学的原则之一，它体现了语文教学内容和形式统一的特征和实质。
我国的德化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汉民族传统文化在精神上强调"仁"和"礼"。整个封建教育（其主体是语文教育）就是把"明仁"和"明伦"作为教育目的和道德规范。《礼记》中云："人不学，不知道。"孔子和孟子都提出过要通过教育来感化民众。孔子慨叹："不学礼，无以立"。孟子强调"明人伦"。周敦颐认为："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从孔子到武训这些大教育家都十分重视受教育者世界观的确立和思想道德的净化；从"佳作仁，可知礼"的蒙馆句读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天子遗训；从举孝廉的褒扬到"家规"、"世训"的教化，这些教育样式无不体现出以德育人的共性。正因这样严格的教育，才得以诞生如繁星般的爱国志士、道德高人，才得以使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知仁守礼，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
当然，封建地主阶级所提倡的道德同今天的观念有着质的区别，但是他们这种以德育人的教化方式，对当今来说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现代的教育，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培育了一大批科学巨子、文体新秀、各行各业的中坚，但是，无庸讳言，而不少受教育者的思想素质、道德水准、为人修养确乎是难如人意。当今社会，不少青少年思想颓废，道德沦丧，大到欺师灭祖，媚骨崇洋，寡廉鲜耻，作奸犯科；小到斗鸡走狗，崇暴趋黄，暗室聚赌，白日行窃。请问，被黄色录像、暴力电影引上邪路的最多的是谁？在麻将机前留连，在马路边上逛荡的最多的又是谁？四体不勤，好逸恶劳的娇骄小姐，纨裤哥儿又是谁？所有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的产生，固然离不开社会消极因素的冲击，离不开各种歪魔邪道的引诱腐蚀，但也与受教育者缺乏抵御各种"毒素"的免疫机能，与教育只重升学就业，只重知识与技能关联甚深。
因此，如何把孩子从物欲横行中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如何强化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是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面前最迫切的任务。作为语文教师更应该充分利用本学科这个有利的阵地，向他们进行民族优良传统教育。
大学语文虽然是民族预科教育阶段的必修课之一，但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学生把更多时间用在外语学习和等级考试中，个人素质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实情况是有些学生的考分很高，但不具备高尚的情操及高雅的审美情趣，缺乏责任感，有些人逐渐丧失人文精神和对理想的追求，甚至失去做人的基本道德和人格尊严。其原因主要是受应试教育影响，忽视素质教育的问题。对于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一些学生只是在临近考试时才开始突击，考试结束后，没有多少学生向学习外语或其他课程一样勤奋苦读，想当然地认为母语学习不用花费更多时间精力最终也能有个理想成绩。在考核评价方面也主要以期末闭卷考核为主，评价的重心侧重于笔答试卷，忽视大学语文教学中一项很重要的要求，即担负素质教育的重任。民族预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是为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培养和输送文化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综合素质较好的，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以及较高人文素质的一年级大学生。如果不重视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的传承并加以考核评价，势必会影响民族预科教育的质量。鉴于此，大学语文教学亟待加强素质教育问题。
民族预科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的特殊教育阶段。正确把握民族教育自身的特有规律，把遵循普通高等教育一般规律与遵循民族高等教育特殊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走出一条科学稳健的发展之路。有人说“世界贫富的差距，实际上是知识的差距”，“在导致民族地区落后的原因中，教育落后、人才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必须把民族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民族振兴、边疆巩固、祖国统一和团结进步的高度上来认识，要把民族教育从单纯的应试转变到以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主的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大学语文课就是通过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全面提高民族预科学生的语文能力，激发学生潜在的审美情趣，从而提高整体素质提高。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教育名著《什么是教育》中提到：“每一种社会改善的先决条件要求每个人都要受教育，以便能自我教育。教师要唤醒人的潜在本质，逐渐自我认识知识，探索道德。”可见，教育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应根据未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结合大学语文的教学，从实际出发，发挥学科优势，注重挖掘学生的人文内涵，从而促进民族预科素质教育的全面提高。
二、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拓展民族预科素质教育的思路
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是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高等教育殊教育阶段的少数民族预科，同样不可忽视素质教育。但如何利用综合手段，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加以解决，已成为民族预科教育阶段的新课题。而大学语文课是民族预科教育阶段开设的必修课之一，旨在通过大学语文教学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个人素养。对此，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精心选取教学内容
在教学中依据现有教材读本《大学语文》（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材〈修订本〉）打破常规教学模式，合理取舍教学内容，分主题进行教学研究讨论，如“理想”“爱国”“学习”“修身”等主题，可以结合孔子的《论语》、陶渊明《归园田居》、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教材内容选取可对学生进行修身、做人、学习等方面教育的内容。并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从《读者》《青年文摘》等学生喜爱的课外读物中选取适合的文章进行研读、讨论，实现教育资源多样化，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二）改变传统教学方式
大学语文教学中，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全新的思维理念创建开放式的课堂教学，从“小课堂”走向“大课堂”。语文教学改革尝试在语文教学中延伸课内外教育，学生利用假期在家乡和喜欢的城市进行课外的精神的陶冶，亲近自然，深入生活，让学生到生活中、到群众中去学习语文，使学生受到心灵的洗礼。另外，在课上编成语文学习小组（五人为一个小组），主要进行讨论与课后实践。如学习小组到“七三一”部队遗址观看之后进行“落后就要挨打”，“振兴中华民族，不辱使命”，“中国梦，振兴大中华”等话题讨论。以学生讨论为中心，营造积极思考、自主探索的课题氛围，形成预习、阅读、实践、讨论等环节的教学模式，老师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改变传统的“教师一言堂、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实现由“让我学”到“我想学”的转变。
（三）优化考核评价办法
大学语文的成绩考核是大学语文教育的风向标，对教育目标会产生直接影响。以往的考试主要以期末闭卷的形式为主，考试内容也局限于传统试题模式，难以考察学生的实际水平和创新能力，重视期末一张试卷，缺少对学生平时的考核环节。为了全面提高民族预科素质教育，应加强学生平时学习考核，注重学生个性发挥，避免出现整齐划一的具有标准答案式的考试类型，多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成绩评价问题实行课上和课下、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考评方式，并且创建独特的大学语文考核模式，教学方式多元化，教学手段多样化，注重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考核，只有这样，才会从根本上实现民族预科素质全面提高。
（四）营造民族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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