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技伦理；文化体制改革；科学技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229-02
一、科技伦理建设对科技自身发展的规范和促进，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的文化实力
科技伦理建设的水平决定着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科技成果的应用取向，也决定着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质量。加强科技伦理建设，首先可以维护崇高的科学精神，科学作为最先进的生产力，其精神也必然地催生出高于时代的其他文化因素，在完善科学本身的同时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和价值标准，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可以在技术层面最大限度地克服功利性，使技术的发明、创新和使用对自然负责，尊重和保护未来人类及未来世界的尊严和权利，使其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类的最终目的[1]。最后在上述两个前提下，科技伦理必然成为科技发展与进步的助推剂和催化剂，在保证科技发展的合目的性的同时稳步提升速度和质量，使其最终造福于人类的千秋万代。
科技伦理对科技自身发展的规范和促进不言而喻，而科技进步对于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也早已成为一种共识。需要指出的是，科技伦理建设对于文化实力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科技进步的促进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的。这是一个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文化融合日趋加强、文化发展日趋提速的时代。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日益成为发展道路上不可不逾越、不可不面对的一道障碍。因此调动全社会、各学科的积极力量推动文化发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科技伦理作为科技文化系统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自然不容忽视。
二、科技伦理建设对社会道德的贡献和提升，有利于提高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
科技伦理问题从本质上讲是道德问题，是社会道德和人类道德的结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质隶属于文化的观念层，是一种文化现象和问题。科技伦理对社会道德的贡献和提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使人类在利用其科技文明成果的同时顾及自然的承受能力，使人类清醒地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是科技伦理维护传统的人际关系秩序，避免人类对科技成果的滥用损害人类传统的婚姻、家庭等伦理关系，避免破坏人类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三是科技伦理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尤其是网络时代科技伦理在维护个人隐私、网络安全、主体意识等方面作用重大。四是科技伦理对人类军事生命道德的制约与提升，避免高科技武器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生命的破坏和亵渎。五是科技伦理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以道德的力量提升科技研究的价值标准。
道德魅力是文化魅力的集中体现。人的“超我”意识的存在是区别人与非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当代中国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2]。道德是人类的精神领地，也是人类思想防线的最后一环。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必然决定其发展的能力与潜力。当代中国对社会道德的呼唤已十分迫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立首先必须解决好道德建设的基本问题。科技伦理建设对社会道德的提升，必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产生长远而深刻的积极作用。
三、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创新的促进与推动，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的文化活力
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创新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建设推动科技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科技的进步必然为文化创新提供更多、更好和更完善的器物、制度和观念保障，尤其是在器物层面，科技成果的不断革新为许多现代文化产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尤其是现代传媒业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网络技术及工具的广泛应用。二是科技伦理维护科学精神，制造有利于提升人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文化因素，为文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多重网络社交模式的开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类对现代科学精神催生出的多元文化的思考。三是科技伦理对科技发展的价值引导也将渗透到文化创新领域，使文化创新真正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存在着文化僵化的风险与挑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回归、对当代文化的自信缺失以及对外来文化的过度依赖等方面。缺乏文化自信的结果便是丧失文化创新的能力和欲望。消极的文化等待策略必将陷入文化虚无的危险境地，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文化创新的重点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形式之于内涵的表征作用。科技伦理建设之于文化创新的意义，也正在于提升文化创新的内涵力及其形式的有效性，进而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使人民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同时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无限生机。
四、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融合的促进与推动，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首先，科技伦理建设所倡导的，是在科技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遵循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即一种普世价值。因此科技伦理的建设过程，也是中国的科学文化与世界科学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合作框架协议，都是基于这样的科学文化融合所达成的协调一致。其次，科技伦理建设所形成的一整套规则规范体系的广泛适用，也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促进了科学文化的融合。最后，科技伦理内在性地要求在文化方面，科学家本着互相尊重的态度，尽量理解他人的文化而淡化自己原有的文化信条，以融合不同文化形态，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和谐研究的氛围中通力合作，圆满完成课题的研究[3]。
在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融合都已成为大势所趋。融合的过程必然性地产生竞争，在文化领域发扬自主文化的独特魅力十分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对人类普世价值的维护与继承。科技伦理建设正是从这一方面为当代中国文化注入更多的普适性因子，以增强其吸引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五、科技伦理建设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强化，有利于充分展现当代中国的文化魔力
科技伦理建设水映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建设水平、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国民的综合素质。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方式，反映出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进而也能反映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对人、自然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态度。人们之所以崇敬爱因斯坦，不仅是因为他的智慧与成功，而更大程度上是人们对其科学精神的崇尚。爱因斯坦把自己归为拥有消极和积极两种动机的科学家，消极的动机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积极的动机是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描绘出一幅简化和容易领悟的世界图景，渴望看到一种先定的和谐，这种渴望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4]。当科学家的世界里不见了自己，不见了金钱，那么科学便会因其而伟大，其也会因伟大而更加科学。这便是科技伦理建设所追求的科学王国的美丽图景，在这里一切都充满了魔力，因为伟大与科学的界限已经模糊，人类的发展将在自然的无意识过程中实现飞跃。
科技伦理建设的最终目标，便是实现正确价值观对科学技术的引导，使其健康发展。这与国家和民族精神的作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前者是后者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具体化、实践化。科技伦理建设本质上也是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并将其应用于科技实践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伦理建设作为国家和民族精神的一种具体手段，对客观的科学技术产生影响，科学技术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物质结构，经过社会物质结构将这种影响渗透到社会的精神和文化层面，最终使科技伦理建设自身产生效果反馈，对国家和民族精神产生相应的影响。科技伦理建设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强化过程固然长期而复杂，但却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发生着，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自然不可小窥。
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是绝不会长久的，所以文化的根本作用，在于确立一种稳固、高尚而又切合人民心理需求的信仰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目的也正在于此。一个信仰坚定的社会，却总能依靠团结的人民力量创造出发展的奇迹，这也便是文化魔力之精髓所在。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两弹一星”的卓越科技成就，回顾老女排五连冠的传奇故事，无处不闪烁着信仰的光芒，无处不体现出文化的魔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缺失，归根结底是信仰的缺失，甚至是价值观的扭曲所导致的信仰歪曲。一个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建设，首要的是离不开一个信仰中国的确立，而科技伦理建设在其中也必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黄顺基.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2011.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淫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淫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淫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淫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淫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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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邓小平理论/组成部分/发展机理
【 正 文】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具体、直接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并没有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放在应有的高度。事实上，无论从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看，科学技术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系统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子系统，它应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是不恰当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丰富的内涵和精髓。
一、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
仅仅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看，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内容就已是非常丰富、深邃的了，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领域，主要有下面6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意义；3.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4.双管齐下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5.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6.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对上述6方面作过深刻的说明和论证。例如：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及同年“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具体、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986年“会见李政道夫妇的谈话”、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等文献，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1977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年“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82年“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非常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的道理；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强调要抓住体制改革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使科技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并提出了更具体、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的理论；1975年“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中外历史和现实说明国家要发展不引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的国策；在上述众多文献中，邓小平还多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论述过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上述6个方面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简明、精辟地阐述了当代科学技术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对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意义。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结构、自成体系的系统，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它又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占有自己独特位置、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子系统。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论述其他领域的问题时，往往都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加以考虑，有时还从科学技术对所论述问题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加以说明。在论述到科学技术的问题时，往往又联系到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的实际，邓小平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特性、作用、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深邃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留下的理论宝库，除恩格斯之外，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深刻、最全面、最自成体系的。
二、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在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准确、深刻的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大力创新而形成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这一机理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因此，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及其后对此的一系列阐述，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很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他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生产力的首位。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斯大林虽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论述，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生产力问题也发表过一些不那么准确、起码是容易被人误解的言论。比如列宁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列宁把生产力定义为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不是纯粹的物质力量，它就不是生产力要素了。斯大林也讲过，用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藉有一定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之助发动着生产工具实现着物质资料之生产的人们……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力。斯大林实际上把生产力要素定义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苏联有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宣传和研究中，一直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如果有所谓争议的话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对象属不属于生产力要素，即二要素还是三要素之争。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方面也承袭了苏联的理论，包括毛泽东都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就开宗明义地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之后，即1988年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很明显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即科学技术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及其推动作用的实践的发展。在20世纪以前，往往是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生产和技术的实践又为科学理论的概括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即生产技术科学的过程。如16、17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对动力的需求促成了蒸汽机技术的发明，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实践促成了热力学理论的诞生。对此恩格斯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这与当时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生产、技术、科学这种关系开始逆转过来了。由于科学迅猛发展，科学理论往往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们相互促进的时间越来越短，效果越来越大。如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关系式，后来哈恩的实验和梅特纳的分析，到最后原子能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应用，都表明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激光和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的地位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新的飞跃，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实践已凸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技术和生产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此外，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其他因素的关系的实际来看，科学技术也凸现了其第一的地位。
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关系方面看，当今高科技对劳动者知识结构有特殊的、专门的要求，在高科技生产系统中人们用的主要是头脑而不是灵巧的双手，拼的是知识而不是体力。现代生产本质上已成为科学技术的物化，一个没有基本的、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当今的科学技术决定了劳动者的效率，科学技术带来的收益几乎是无限的。从科学技术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方面看，高科技使劳动资料从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朝着代替人的脑力劳动方向转化，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将科技的新发展迅速融汇到劳动资料中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一关系中，科学技术也凸显出第一位的作用。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关系方面看，当今科学技术已不断改变着劳动对象的面貌，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种类，使劳动对象的品质、性能和用途发生明显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当代人们借助科学技术已创造出800多万种新材料，使劳动对象越来越丰富多样，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从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的关系方面看，现代管理广泛地应用最新的科技，使人、财、物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说现代生产管理对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现代管理又极大地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些巨大的工程离开科学技术根本无法进行管理。
正是这些实践，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说明可以看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马克思相应思想的发展的机理是非常清晰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它的机理，与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部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是一致的。但是，其科学技术思想最清晰、最简明地凸现了这一机理。因此，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作为一完整部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三、巨大的现实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国科学技术与文教事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在极“左”思潮的桎梏中首先突围而出。我国科技工作者积极工作，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当时神州大地学科学、用科学的浪潮澎湃高涨，我国科技事业空前繁荣。
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要有人才。作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深刻联系，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在发展教育，主张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构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邓小平当时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一派繁荣，小学、中学、大学的规模和水平空前大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批人才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主力和骨干，成为支撑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原来令人十分担忧的人才断层已得到较好地弥补。为了加快发展科学技术，邓小平还主张“接受华裔学者回国”、“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派人出国留学”（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等措施。这些举措付诸实践后，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使科学技术与教育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人才辈出，相得益彰，大大缩短了与先进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有个别领域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发展科学技术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科学技术与经济互相结合、协调发展。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单我国没有解决好，连西方一些科技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几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1985年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主张：“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科研机构、大学主动和企业联系，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牵线搭桥。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企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又大量汇集到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前学、研、产脱节的被动局面。随着技术贸易市场的开发，科技成果更迅速、更直接、更规范地融入企业生产之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可喜的是我国大、中、小企业按照邓小平的思路，“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的历史。这些科研机构一建立就为企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到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支撑企业的中坚力量。由于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使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90年代后乃至21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珠江三角洲高技术企业，由于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再加上与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紧密联系，即使是在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高技术新产品产值仍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由于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普遍达到45%，有些地方更达到50%多。
邓小平关于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思想对推动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一下子就把我们建设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起点提高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铺垫了一个较高的台阶，改变了我国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广东80年代引进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设备100多万台，5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设备60多万台，引进完整的生产装配线1000多条。在此基础上多渠道、多形式组织科研力量进行技术改革，使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上世纪80年代广东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3%，国民收入年均递增11.5%，增幅比全国平均值高4.7和4.2个百分点，更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它们最高也仅有6%）。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跨越发展，不仅仅是邓小平科技思想指导的结果，而且是在整个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没有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摆在应有的高度和恰当的位置上，这不利于全面、完整地领会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髓。为了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我们有必要加强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的宣传和研究，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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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标准； 时代性；科技文体；信、准、顺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6-0-02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对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作为搭建交流桥梁的翻译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这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翻译学科及翻译事业的发展。
关于翻译定义的回答有众家之说。而作为翻译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却是众家之说均有不同。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很多学者曾经提出过很多的不同看法及见解。这充分表明翻译标准理论是随着时代在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文献回顾
（一） 严复翻译标准“三原则”
19世纪末，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1898）《译例言》中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也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他还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顾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严复提出的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正是对我国翻译理论产生极大影响，至今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信、达、雅”“三原则理论”。
（二） 学界对严复“三原则理论”的争议
严复“三原则理论”中的“信”，指在翻译活动中，译入语（target language）要忠实于源语（source language）的内容，风格形式，特点以及文化。这无疑是极具道理的。
但是严复提出来的这种翻译理论是具有时代背景的。在严复时代，通过翻译介绍到我国的各种作品的内容基本上没有现代小说中那些粗俗的内容和文字，而且当时的读者都是比较崇尚高雅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故而无论是从译入语忠实于源语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讲，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无可厚非的，在当时的时代来讲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随着翻译学科以及翻译事业的不断发展，关于翻译理论的标准问题，傅雷、钱钟书、刘重德等著名学者相继提出“神似论”、“化境论”、以及“信、达、切”等观点。这也进一步体现了翻译标准的发展时代性。
很显然，这些观点所关心的只是文学翻译的标准。翻译理论学科是一门综合的，广博的学科。“文学翻译只占当今翻译总量的0.5%，大量的翻译文本是非文学性的（比如政治文件，法律文书，科技资料等。）”。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翻译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一些比如科技，经贸等领域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方面扮演着不可缺少的作用。翻译的成功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正是这种新时期下的新形势赋予了翻译鲜明的时代性。作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亦如此。
二、科技性文体翻译及其标准
科技性文体亦即科技英语(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EST)，是一种重要的英语语体。科技文体与非科技文体相比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点。故而其翻译也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翻译。必须把翻译的普遍标准理论指导与其特定的文体特点结合起来采取灵活的技能技巧进行翻译。因此，严复的翻译标准理论对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仍具指导意义。
（一）科技性文体的特点
关于科技性文体的词汇、语法、句法、修辞等特点已有很多学者对此做过专门的论述，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科技英语既涵盖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种知识和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特点总的说来强调事实存在的客观性，重事实，内容信息量大，结构紧凑，数据精确，逻辑严密，专业性强。因此，翻译的要求要简洁，清晰，准确，严密。
（二）科技性文体翻译的基本原则
正是由于上述科技性文体自身的一些独特性，在翻译过程中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第一，须了解和熟悉所译材料相关的科技信息及内容。如技术操作基本原理，工程技术要求等；第二，须掌握相关科技内容涉及的词汇。特别是一些专业性词汇；第三，明确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性。特别要避免“英化汉语”和“汉化英语”的出现。
（三） 科技性文体翻译的标准
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仍属于翻译学科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仍需遵循。但由于其学科的独特性，翻译的标准亦应有所不同。可概括为：信、准、顺。
1.标准之一：信
虽然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但很多学者以及译者们均认为“信”是一切翻译的根本基础。脱离这一点翻译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不能称之为翻译。对于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亦如此。科技性文体特点之一就是所述信息的客观性，毫无疑问，译入语（target language）必须立足于源语（source language）。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能直译的就尽量直译，尽量避免意译。例如：
The polite lamp stopped to represent the termination of the operation.
译：指示灯熄灭，以示操作终止。
磁力线从不相碰或相交。
译：Lines of magnetic force never touch or come across each other.
2.标准之二：准
“准”，即准确无误，精确。科技性文体数据讲究的是精确，对专业术语来讲，讲究的是准确。由于很多词汇采用的是合成词的方式，以及有些词是一词多义现象，因此，在翻译中选词就要慎重而准确，切忌望文生义胡乱猜测。“准”是科技性文体翻译的关键。例如：
If a designer were to design a bracket to support 100 1b. When it should have been figured for 1000 1b, failure would be forthcoming.
译：如果一个托架应当被设计为1000磅而设计者却将它设计为100磅，那么肯定会出事故。
这种微波的传播原理要用方程式来解释.
译：The propagation of such microwaves will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equation.
3.标准之三：顺
“顺”，即通顺。指译文表达要连贯，明晰，畅达与简洁。这是科技性文体翻译的较高要求。
No convincing signs of plant or animal life have been detected by instruments soft landed on Mars.
译：在火星上软着陆的仪器目前还没有探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动植物生命迹象。
软钢不如中碳钢硬，因为其含碳量较低。
译：Mild steels are not so hard as medium-carbon steels because they contain less carbon.
三、结语
总的来说，翻译学科是在不断发展的。作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正是翻译标准时代性的体现。本文所论述的对科技性文体翻译标准的看法是立足于传统翻译标准又结合科技性文体的特点而提出来的一点浅薄看法。然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翻译方法是灵活多变的，是“信、准、顺”三者的结合。笔者认为，任何文体的翻译都应该是在一些基本理论原则的指导下，结合不同文体的特点，与时俱进，灵活处理以达到成功翻译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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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理论；管理方法；科技革命
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一、现代科技革命历史沿革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科学技术变革。但在古代，科学尚处在萌芽状态，比较原始和零散，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到了近代。科学技术才真正开始系统而全面的发展。16世纪中叶，哥白尼发表了巨著《天体运行论》，提出太阳中心说，从此了科学技术变革的开端。
第一次科技革命始发于18世纪中叶，以伽利略、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纺织机械革新为起点。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工业生产实现了从手工工具到机械化转变。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改变了整个工业的面貌，并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在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以电磁理论、化学原子论和生物进化论的提出为主要内容，以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为骨干学科，推动了近代化学、生物学、地质学、数学、物理学、电磁学、热力学、光学等学科的诞生或发展，开创了一个科学的世纪。随后在世界范围内以电力技术为先趋，迅速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化工技术、钢铁技术、内燃机技术等其他技术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次科技革命导致了人类活动更加依靠科学来指导，从而诱发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的产生。现代科学是以物理学为先导，以现代宇宙学、分子生物学、系统科学、软科学的产生为主要内容。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相互渗透形成交叉学科为特征的又一次新的科技革命。
现代技术革命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在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与遗传控制技术的广泛应用，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高速公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外层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领域里的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强大浪潮正冲击着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数学科学的发展，不但对物理学等基础学科产生推动作用，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出现了管理过程学派、经验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等，又盘根错节、争芳斗艳，形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
二、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发展及管理内容的拓延
古人的管理思想大多散落在古代的史籍和各种著作中，没有相应的专著或出版物。如《圣经》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中记载的希伯来人领袖摩西的岳父对摩西事必躬亲的做法提出的千夫长、百夫长的建议。古希伯来人研究了“组织的概念等级原则。例外原则”：古巴比伦成为最早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的典范：我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关于战争原则的论述至今仍吸引者大量的读者，其中关于战争中的节制和谨慎、速度、灵活性和适应性、战略的运用等思想是与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思想息息相通的。
但是，只有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尤其是18世纪以来，管理才被系统地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共同的知识体系，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虽然是经典经济学说，但他也提出了劳动分工的管理理念。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第一个明确将管理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同土地、劳动、资本相并列。
论文摘要：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其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存在着应用写作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现状。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应用写作人才的需求，当今应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教学训练体系的年代。“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和“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共“九论”构成，在“九论”研究中要科学界定其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和重点。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期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和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写作学理论专著、教材和论文成果的丰硕，足以令我们感到鼓舞和振奋。然而，作为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两大部类的写作活动——应用(或实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其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相比较而言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即应用写作还滞后于文学写作的研究水平。
应该说，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普遍从重视文学写作研究转向了越来越重视应用写作研究。在应用写作研究领域，同样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诸如著作、教材和论文等)，其中不乏有创新之作。但从学科建设的视野审视，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形成较为完备、科学的理论体系；应用写作教程，仍明显地停留在“知识+格式+例文”的经验和方法的归结层面上，未能建构起深刻揭示应用写作自身本质特征和内在写作规律的科学化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当代应用写作学还未能出现像“文学写作学”那样的诸如“诗歌创作论”、“小说创作论”、“散文创作论”、“戏剧影视文学创作论”等那么多的宏篇理论巨著。这种研究现状不能不令我们写作学界同仁倍增时代责任感。
2O世纪9O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新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在逐步转轨变型，现作活动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应用文体写作的适用范围几乎遍及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商贸等各个领域和科学技术、文化交往的各行各业。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对应用写作人才迫切需求的客观事实，不允许人们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与理论建设问题等闲视之，所以，20世纪9O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大发展的年代，成为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逐步形成的年代。笔者认为，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应该是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尽快提高质量和层次与水平的年代、是真正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的年代。
二、首先应准确界定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与内容
建立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和训练体系，首先必须弄清楚和回答四个重要而又基本的问题，即何谓应用写作?何谓应用写作学?应用写作学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应用写作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如何界定?这些根本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写作界学者们虽已有多种论述，但认识却很不统一。
我们说，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生产的写作实践活动主要分两大部类：一类是具有审美功能的文学写作活动，一类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应用写作活动。所谓“应用写作”，是指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商贸组织所广泛运用的各种行业性的常用文章的写作。它一般包括处理公务的机关应用文和处理私务的日常应用文两大类。
从现当代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写作学界一般把当代文体分为四大部类，即文学类文体、应用类文体、理论类文体、新闻类文体。而广义的应用写作，除包括上述应用类文体(公务应用文和日常私务应用文两大类)外，还包括一些习惯上人们不称之为应用文的新闻文体、理论文体等，人们又多以“实用写作”称之(相对于文学写作而言)。
就当代应用写作(广义)而言，又通常把它分为四个部类：第一类是行政公文写作(十三类)；第二类是工作事务文书写作(诸如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报告等)；第三类是日常应用文写作(诸如书信、申请、协议等)；第四类是行业专用文书写作(诸如法律文书、财经文书、新闻文体、理论文体、外交文书、军事文书、科技文书等)。对现当代应用文体要进行系统归纳分类，可多至数百种。
应用写作的“应用”二字，是其基本的特性和功能，它具有以下四层含义：一是它的写作内容是经济社会管理和社会生产与生活以及实际工作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①和“工具性”的功能作用(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对阅读欣赏者只是在潜移默化中产生思想情感的共鸣作用)；二是它有着直接明确的写作目的，或传播信息、或交流经验、或指导工作、或指挥行动、或协调关系、或告知事项等，其针对性很强，行使着行政管理的社会职能(它不像文学写作那样主要是为了审美愉悦和消遣，作者的创作思想是靠“形象”描写本身予以间接地表现的，其创作目的在于寓教于乐，陶冶人们的情性)；三是它的写作表现方法不是采取文学写作的艺术化的方法(如虚构、夸张、典型化等)，而采用的是朴实简练、准确真实、实录直书式的表达方法，直接宣明写作的主旨和目的，靠无可置疑的事实材料表述和逻辑分析论证来理智地“说话”；四是它的文体结构组合形式一般都有大致的规范性和格式化的要求(它不像文学文体那样没有结构的格式化要求，追求创意性的特色)。由此可见，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明确写作目的、真实具体的写作内容、朴实简练和准确直书式的语言表达、写作格式规范性的要求、直接产生实际工作效率的写作价值，以及在经济社会管理中起到“中介性”和“工具性”的管理功能作用等特点，构成了当代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
应用写作和文学写作其精神劳动的最终成果形式固然都是文章，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思维、反映的产物，运用的表达工具都是语言文字，写作目的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和传达信息，但二者的区别却是十分明显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二者的社会功能作用不同：应用写作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指导经济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管理，以及日常工作的开展，主要行使经济社会管理的“实用性”功能；而文学写作的主要功能是“审美性”，即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对阅读欣赏者实现着审美愉悦和陶情冶性的教育影响作用。“实用性”是应用文体写作成为经济社会管理的“中介”和“工具”的本质功能；“审美性”是文学文体写作成为大众“审美欣赏教育”的本质功能。这既是两种写作活动的“个性”特点，又是二者的本质区别点。
由此论之，所谓“应用写作学”，就是研究现当代应用文章的写作特点、过程、功能作用、写作规律和写作规范、方法、技巧的一门学问。
根据同志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矛盾论》)之说，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应用类文章在写作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各种特殊的矛盾性的问题。
由应用写作的特殊的矛盾性问题，决定了当代应用写作学的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应由九个方面构成：一是应用写作活动运作过程、特征、功能和写作规律的研究；二是应用写作学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三是应用写作活动产生、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的研究；四是应用写作作者应具备的智能素养研究；五是应用写作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六是应用文体的分类与分类原则和方法的研究；七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和技巧的研究；八是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的研究；九是当代应用写作工具与手段的现代化变革(如电脑写作操作技术)的研究等。
三、当代应用写作学理论与训练体系的建设
由以上对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内容的探析，我们认为，建立起科学化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与教学训练体系，应由“两个理论层次”与“九论”构成。其理论体系的层次构成为：
上编为写作基础理论层次：“当代应用写作原理学”，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
(一)应用写作行文过程、特征、功能与规律论——主要是对当代应用写作行文运作过程的研究，包括对应用写作的取材、炼意、谋篇、行文、定稿、成文与行文办理程序的研究；包括应用写作活动的本质特征、社会功能作用、写作行文规律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活动行文运作过程的特点、内容与规律。
(二)应用写作理论体系构成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内容、方法和理论体系构成的研究，以及对应用写作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如何科学地建构当代应用写作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与训练体系。
(三)应用写作产生发展流变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学科理论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国内外应用写作学的研究状况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它旨在阐明应用写作产生、发展与演变的特征、内在规律与历史经验。
(四)应用写作作者智能素养论——主要是对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应具备的智慧、能力、素养以及智能结构如何合理形成的研究。它旨在阐明从事应用写作的作者要成为高素质的写作人才应该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和智慧与能力。
(五)应用写作教学目标与方法论——主要是对应用写作课程的教学职能、培养目标、专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针对不同专业的特定教学对象和培养对象，制定科学的培养目标、文体写作与训练的类别和内容。针对长期以来写作教学与社会对写作人才需求存在的偏差问题，其研究应注意做到：纠正写作教学目的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当今务实致用的社会需求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培养目标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与为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相结合；纠正写作教学方法的误区，使应用写作人才的能力培养与人文素质的全面提高相结合；最终实现“懂理论、会写作、能办文”的(“学者+作者+实务者”)“三位一体”应用写作人才的培养目标。
下编为写作技术理论层次：“当代应用文体写作与训练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
(六)应用文体分类论——主要是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对当代应用文体分类的原则、标准、方法、意义和作用等进行研究，从而对当代所有应用文体作出系统、全面、科学的类别划分。它旨在阐明各类文体的独立意义、个性特征和社会功能作用。
(七)各类应用文体写作原理、规范、方法论——主要是对当代各类各种应用文体的文体特点、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写作方法与技巧等的研究。它的研究应做到各种文体写作原理、写作规范和写作技法论述的理论性与写作实践训练的可操作性达到有机结合；其研究应改变过去那种“知识+格式+例文”的旧格局，构建起“写作理论+写作规范+写作方法技巧+例文导学”的新模式，力求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八)各类应用文体写作实践训练论——主要包括对各类应用文体写作教学实践环节的写作技能训练(工程)体系的研究；各类应用文体写作训练效果测评体系的研究等。它旨在阐明各类应用文体写作技能训练的特点、内容、过程、途径、方法和写作规范与要领等，应力求达到文体写作理论指导与文体写作实际训练的有机结合与最佳结合。
关 键 词：西学东渐；文化冲突；科学主义
Abstract: Western learning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since Opium War， afterwards the contradictory and conflict between western cul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are develop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ispute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strumental reason” i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argument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culture value conflict between value reason and instrumental reason behind the argumentation. It also explains the inner unity of implements level， institution level and idea level in culture， these levels can not be cut apart. The paper inquires into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scientism in China， points out we should advocate scientific spirit， and improve citizen’s scientific literacy. We should not criticize scientism on a large scale in a big way.
Key words: western learn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culture conflict; scientism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引发的。自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国由此步履蹒跚地迈上了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正如马克思所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和西欧、北美自然演进的“内发型”现代化相异，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起的“外发型”现代化，或称之为“被现代化”。马克思指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1]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或说是“道德”与“现代技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现代化起源的“外发型”，所有以上问题就转换成“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思潮几乎都是以中西文化论争的形式演进的。
1 “洋务运动”中的“体”“用”之争
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但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即我们所办的洋务、引进的技术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或说是学习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守旧派以“先王之制”、“圣贤之道”作依据，指斥引进西学“师事夷人”是离经叛道，弃本逐末，用夷变夏，失体丧国。1880年直隶开平煤矿因修建一条长15里的运煤铁路，引起顽固派大哗。他们说机车开起来会震动皇陵、触怒圣祖，最后洋务派只好用马拉煤车在轨道上行走。洋务派官员郭焘责乘小火轮回乡，乡人怒其乘洋鬼子的邪东西回老家，硬是凿沉了这条船。[2]洋务之患，何以就像洪水猛兽、乱臣贼子呢？在守旧派看来，“圣贤书”“礼教事”是“正学”，是终古不变的精神支柱。“正学”乃是“人心”之所宗，是以伦理纲常为内容的价值观念，打破这种价值观念，就意味着这种价值观念所反映、维护的旧有制度成法、等级秩序的崩塌，就面临着已有权利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面对守旧派的指斥，洋务派也不敢公然违背“圣贤”“祖训”，只能是设法证明中学、西学之间无实质冲突，而是相容、互补。这一命题论证的现成妙法就是借用“西学中源”论。守旧派屡屡贬斥西学乃剽窃中学所为，洋务派则反其道而行之，用“西学中源”论证西学之可为我用。既然西学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传到西方去的，可见西学并非异端，学习西学可说是复兴我中华之古代文化遗产，是复兴、光扬祖宗基业的正事。中西文化的同根性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证明中西文化的可交流、可相容、可互补，但中学、西学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悬殊差异在现实中有目共睹，西学进入中国会不会喧宾夺主，取而代之，把中学排挤和消灭掉呢？即西方的技术理性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洋务派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对保守派指斥的应对，肇源于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最先提出了学习西方现代兵工技术以拯救中国危亡的主张，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初起时救亡图存的“防卫型”（制夷）特征。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率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而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体用论”做了系统的阐发。“体”与“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传统范畴，其指向在于本体与功用的关系，以“体”为精神原则，以“用”为应事方术，即以“治心”的内学为体，以“治物”的外学为用。“体”与“用”、“内学”与“外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是统一的（“体用不二”），但“中体西用”中的“体”、“用”分别取自“中学”与“西学”，然后把这二者在概念上人为地捆绑在一起，问题是它们在社会运行中能有机地统一到一起吗？“中体西用”中的这种异体移植，曾被严复讥之为“牛体马用”。
一般认为，文化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这三个层次的内容是统一不可分的。而“中体西用”论的荒谬在于它违背文化有机性原理，误认为可以将文化的体、用随意分割和任意嫁接。在政治实践中，“中体西用”论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初衷，但在本质上则是反现代化的，它以技术的革新为守旧的手段，变革仅限于器物（科技）层面，拒绝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观念层面的改革。“西用”标志着中国效仿西方走现代化道路的第一阶段的开始，“中体”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它阻挡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从器物层变革到制度层和观念层变革的深入发展。“中体西用”不仅是洋务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的妥协结果，它同时反映出深层次的文化冲突问题。“中体西用”建基在中国文化优于内在的“治心”之“道”（道德）和西方文化长于外在的“治事”之“器”的区分，简明地概括出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征与西方文化的“知识型”特征。“中体”与“西用”的关系也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中体西用”论的实质在于用“价值理性”支配、约束、统辖“工具理性”。这听上去很有道理，看似很符合现代技术批判主义的理念，蛮有后现代思潮的味道，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洋务运动”真的具有这种历史超前意识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体西用”的“中体”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价值理性，它不是致力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是维护“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宗法制度，正像鲁迅所说的是“吃人”。
随着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所提倡的西学范围日渐扩大，层次日益深入，“中体西用”却逐渐成为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方的羁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注定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文化改造的“器物”层次，而必须走向传统文化改造的制度、观念层次。综观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文化改变，可以大致地区分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浅表的“器物”层改变。传统文化的改造从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器物、技术开始，学习西方文化的“坚船利炮”就在这一层次。第二阶段，中间制度层的改变。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从事的“变法维新”属于这一层次。第三阶段，内核的观念层改变。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的挑战。吴又陵、早期的胡适以及大批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努力就属于这一层次，“打倒孔家店”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文化的三个层次中，器物层的改变最易，也常常是率先改变；观念层的改变最难，也常常是文化攻坚战中的最后堡垒，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在这一层次上也表现得最为剧烈。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体现出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扩张过程，因而所谓中西文化冲突，归根结底还是价值观念冲突。价值观念作为文化模式的内核，是文化认同最深刻、最稳定的基础，任何民族都不会也不可能以完全放弃传统文化价值为代价来换取现代化。换言之，现代化只能是基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文化交流、摩擦、冲突、整合、再生的过程。中国以道德立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功利至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价值理想上形成了尖锐冲突。如康有为的“西方物质，中国道德”，梁启超的“西方物质文明，东方精神文明”，孙中山的“西方科学，中国国粹”，梁漱溟的“西方理智，中国理性”，等等，表达出的都是物质与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分立、矛盾、冲突。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目标，在于寻求一条科技理性与人文价值相统一、“义”与“利”兼顾的健全的社会进化之路。从原则上规定“取利避害”并不难，难的是在“运作”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失败就在于消极“避害”重于积极“取利”，道德不是成为规范、推进现代化进程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而是成为阻碍、遏止其发展的消极因素，甚至是反动因素。
2 科玄论战
如果说洋务运动还只是停留在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器物层次理解的话，那么“科玄论战”则是在价值观念、人生意义的深层次上对于西方文化、科学精神的探讨。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认为人生观有不同于科学的特点，人生观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批驳张君劢的观点，认为人生观要受科学规律、科学方法的支配、影响，于是论战遂起。随着论战的展开，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后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也著文参战，主要支持科学派反对玄学派，可称之为“唯物史观派”。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索是张君劢的讲演，但其背后却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
早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陈独秀等人就举起了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旗帜。陈独秀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从科学与人权并重。”[4]正当陈独秀、胡适等人满怀信心地鼓动着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文化陷入悲观主义的危机之中，西方人开始反思并试图到东方文化中寻找克服西方文化弊病的良药，这逐渐在中国引起了回响。1919年初，以梁启超为首的一行人（张君劢也在其中）赴欧参加巴黎和会，目睹战后欧洲国民生计的困窘和人生意义的迷茫，梁启超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科学万能”论的祸患。梁启超在他的《欧游心影录》中说：“……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依着科学家的新心理学，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不过物质运动现象之一种。……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 [5]
张君劢在清华的“人生观”演讲只不过是对梁启超提出问题的突现和发挥。他说，“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6] “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有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智识。……循欧洲之道而不变，必蹈欧洲败忘之覆辙；……然吾确认三重网罗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7]针对当时“科学破产”、“物质文明破产”的悲观论调及张君劢蔑视科学、倾心“礼教”，丁文江反驳道：“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是不科学的。……他们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们的张之洞，要以玄学为体，科学为用。他们不敢扫除科学，因为工业要利用他，但是天天在那里防范科学，不要侵入他们的饭碗界里来，所以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都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8]
不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科玄论战的双方观点都存在着相当问题。玄学派看到了科学方法在人生观问题上的局限性，特别突出、强调人生观及其“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宋明理学、封建礼教当作“精神文明”倡导，并用来约制“物质文明”，则是大错也。用“精神文明”引导“物质文明”本是没错的，但是到底什么是精神文明，应当怎样培养精神文明，我们中国急需怎样的精神文明，这是必须搞清，不能混淆、颠倒的。科学派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社会现实的科学理性匮乏，强调科学对人生观的积极影响，科学方法的重要作用，这是没错的；但是无论如何，科学不能包办人生观的问题，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区别不容抹煞，“科学万能”论是站不住脚的。在科学主义信念的驱使下，科学派否认人的自由意志，拒斥形而上学（玄学），在人生观的建设上最后走到了与本意相反的境地。科玄论战涉及科学与人生观、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应用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众多论题，很难说哪一方取得了胜利，但它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观念、价值冲突引向深入，启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
3 科学主义思潮的中国语境
科学派的“科学万能”论，具有典型的科学主义特征，标志着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的真正形成。中国的科学主义虽然还很肤浅、幼稚，但在当时中国，科学主义的主张却是对国际上科学悲观主义潮流的回应，是对封建、愚昧、落后思想文化的批判，是对科学观念的有力社会宣传、倡导。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5]但是，对于“科学”概念的尊重，并不意味着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具有广泛、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主义是随着自然科学、工业技术的发展而来的，有着坚实的社会、文化、群众基础。而中国的科学主义是从西方社会的引进，它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存活，难以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汲取有益营养，还要应对各种“礼教鬼”、“玄学鬼”的挑战，同时还肩负着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摇旗呐喊的神圣使命。
与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相比，中国的科学主义根基是相当脆弱的。文化大革命“知识无用论”一句政治口号，就可以把中国的科学主义连同科学事业连根拔起，再踏上一万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从历史来看，中国的科学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发达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特别表现在中国公民较低的科学技术文化素养。 “我们要知道，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几个反动的哲学家，平素饱餍了科学的滋味，偶尔对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像富贵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这种反动并没有什么大危险。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一到中国，便不同了。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当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5]在当今国际学术界技术悲观主义、技术批判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于中国的实际问题有一个清醒认识。重温几十年前胡适所说，对于我们今天犹如警钟在耳。
我们并不是赞成、拥戴、吹捧科学主义，而是要对中国科学及其科学主义的实际进行具体的辨证分析。科学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科学万能”论，坚信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不仅能够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且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人类导向幸福的彼岸。科学主义的错误是明显的，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简单处治一棍子打死。综观形形色色的反科学主义，可概括为两类：解构性的反科学主义和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9]解构性的反科学主义表现为，否定科学的真理性，夸大科学、技术应用的负效应，视科学为一切自然、社会危机的祸根。解构性的反科学主义的反科学实质就是历史倒退，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批判的。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将科学绝对化；不否定科学是真理性的知识体系，却反对绝对的科学真理观；不反对科学方法可以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中去，却反对机械地将科学方法盲目地套用到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去；不反对科学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但是反对将科学视为导向人类幸福的唯一工具。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揭开了科学的神秘面纱，还科学的本来真实面目，使科学离我们更近，更加人性化，更富有人情味，这是我们应当坚持和提倡的。
反对科学主义，特别是倡导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这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学术界对于西方技术悲观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反科学思潮的引进、研究可以开阔我们的思想视野，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有益于中西学术交流，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但是，这样的思潮、理论、成果如果广泛推向社会，进入电视、报纸、公众讲座等大众媒体，那就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在中国科学、技术整体上还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特别是各地区、各阶层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会不会在客观上影响到科学、技术文化的普及、推广、发展、提高，这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当今最紧要的还不是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也不是倡导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而是积极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宣传、普及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提高全民的科学、技术文化素质，全面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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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科技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4-0028-0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文化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进行的。因之，其既不能照搬别国科技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又必须遵循科技文化建设的内在发展规律。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科技文化建设的现代化，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此，党在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对科技文化建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与之同时，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现代化的征程中，伴随着探索中挫折与跨越的交替，也积累了一些弥足珍贵的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作为科技在其发展历程中所积淀而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1]44，科技文化反映的是人优化科技活动的意向，其具体包括科技的价值观、制度、行为和成果四个层面。关注科技文化、建设科技文化是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科技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理论体系，并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遵循和精神标识，从中不断汲取思想力量、获取方法指南，并自觉运用于科技文化建设。这“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早在1940年2月5日，在参加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3]6，号召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可以说，在科技文化建设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直是我们党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以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为例，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的。1940年9月1日，李富春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学典礼上就强调，要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迎接新中的诞生培养科学技术人才[4]372。据当年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员后来回忆，当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就已体会到，“一个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首先要学习的是做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专门人材，只限于学习有关的自然科学课程是把握不住方向的，而且也很难把实际工作做好” [5]453。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词中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6]92。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对自然科学学习的认识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将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结合在了一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重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科技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科学论断。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7]346。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由此推动我国科技和文化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敏锐地观察到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在分析我国现实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1995年5月26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8]51。翌年5月27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8]73。可见，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与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技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发展。
进入21世纪，如何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成为党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顺应世界科技的发展变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代表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 [9]187，把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2012年11月8日，代表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10]7。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推动了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2014年6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特别强调，“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11]126，因此，要矢志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可以说，这一论述不仅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视角，而且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内涵，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纵观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要确保科技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必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科技文化建设，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不仅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及其奋斗目标所决定的，还因为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因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科技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好科技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二、与时俱进地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的巨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主导思想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的演变，不断推动着科技文化建设向前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将科技文化建设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是党对根据地科技工作者提出的中心任务。194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在其发表的社论中就指出，“提倡自然科学正是发展抗日的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这个目的所必须的、所应有的步骤”，认为“也只有在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总目标之下来提倡自然科学，才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12]。以延安大学为例，其制订的办学方针之一即是“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 [4]385。在革命根据地特定历史条件下，党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这些最初尝试，不仅直接推动了革命战争的进程，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文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为政治服务的科技文化观基本延续了下来，它集中表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成为党领导科技文化发展的时代最强音。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关于科学工作的各条规定，就是今后我国科学工作的总方针，即“要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13]16。据实而论，这一政策导向对巩固新生的政权和推动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一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从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出发虽然是必要的，但以革命的思维和方式处理复杂的科技文化问题终非科技文化发展的正道。此后，随着“政治挂帅”的持续发酵，科技文化建设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政治化的泥潭，以致科技文化日趋成了极左政治的奴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党科技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而且把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时，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技文化的作用，强调“我们应当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13]806，积极倡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之路。这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迎来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春天。
及至20世纪90年代，在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基础上，代表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其不仅体现了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且实现了科技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从而把我国科技文化建设推向了时展的新高度。1996年2月9日，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落实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实现‘两个转变’造就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管理人员”[8]68，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科技文化环境。
随着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向前推进，在深化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又代表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科W发展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我国面向未来的重大发展战略。2006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9]194，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自主创新的伟大事业之中。可以说，这一论述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科技文化建设理论的概括和重申，又是基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提出的新认识。
有道是：挑战无休止，应对也无止境。党的十以来，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2013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尊重科技人才创新自，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14]，对我国科技文化生态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给予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关注。这一科技文化观的阐发，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对科技文化自身特质的自觉，而且也展示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自信，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从上述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来看，伴随着其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的转变，我们党不仅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了科技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着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正因如此，党对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不仅提升了其对科技文化建设的认识高度，而且自觉将科技文化建设与自身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成功实现了党的领导与科技文化建设的统一。
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科技文化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事业是由人民群众来完成的，因之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投身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其建设者的作用，从而凝聚起强大的科技文化建设力量。
科技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这是历史早已揭示的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科技文化建设中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延揽和优待科技人才。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最近边区中央局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中规定了提倡科学知识与文化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这无疑对今后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将有更大的推进，将会招致更多的科学艺术人才来到边区，将更提高边区的以至全中国的科学艺术水准”[15]。事实也是如此。是时，上述党促进科技文化建设政策的实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边区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使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成为边区人民的共识，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革命和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0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成为群众性的事业，应该把科学理论与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专家的智慧与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把科学研究工作与群众的生产工作结合起来” [16]。在党看来，这是科学界应该努力的正确方向。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8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从现在开始，全党和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须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来，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7]。是时，通过群众性科学技术运动的开展，广大人民群众在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后，参与科学技术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的群众性热潮。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推动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197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既要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的作用，也要大力开展广大职工参加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要鼓励和尊重职工群众提出的大大小小的合理化建议，对于有价值的建议要给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一切轻视甚至扼杀合理化建议的行为，应当受到批评以至必要的处分” [18]。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引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使得全社会尊重科学、热爱科学蔚然成风，营造出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科研环境。
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1992年，党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8]35。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把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从而进一步调动了知识分子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进入21世纪，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2010年6月7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积极营造诚信、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鼓励自主探索，保护知识产权，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20]752。2014年6月9日，代表党中央又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按照科技人才成长的规律改进科技人才的培养机制，“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11]128。这些尊重科研活动规律的论述，无疑为新时期建立起真正能激发创新的科技人才发展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最广泛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投身科技事业，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才的创造活力，提升了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党不仅仅认识到了科技文化建设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充分调动民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科技文化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其要实现整体推进、协同发展，必须在全社会着力构建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通过全民参与的社会动员，建立起科技与文化密切结合的运行机制。
四、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科技文化作橐钥蒲Ъ际跷依据而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与科技的产生发展相伴而生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呈正向关联的发展态势。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一方面促进了科技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以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为例，其便把科技文化建设作为促进边区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仅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观在边区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而且科学技术普及在边区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有当事者后来回忆说，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融为一体、‘亲如一家’，以至于当我们提到边区的科学技术时，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提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同样也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科学技术”[21]118。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结合的如此紧密，是边区对敌斗争的需要与当时的科学研究产生互动的结果，其不仅仅是边区科技事业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边区科技和文化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所在。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1962年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确的技术政策和措施，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和要求，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符合我国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特点，合乎科学技术的规律，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22]，即科技文化建设要健康发展，必须将其与科技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注重科技文化建设所处的特定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这是党在对历史与现实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较为深入和广泛的认识，其正确反映了科技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结束后，拨乱反正首先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并由此推动了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快速、协调发展。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23]37。这是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展开的新起点，其为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作了思想准备。是时，在邓小平的主持领导下，我国的科技文化建设得到了空前发展，从而迎来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春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和汇流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99年6月15日，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8]（133-134）。这一关于科技及其文化发展关系的论述，充分认识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科技战略思想。
面对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党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必须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9]194。2011年5月27日，代表党中央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祝词中指出，“科技创新同文化创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带头大力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优良传统，坚持用创新文化激发创新精神、推动创新实践、激励创新事业” [24]。这些论述表明，党中央不仅把创新作为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把创新有机融入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之中，突出了创新的主动性和由此带来的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是党领导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党领导下的科技及其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技文化的发展是以科技的发展为前提的，加强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是我们党领导科技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因此，实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的有机结合，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性选择，其对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国家来说可谓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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