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 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198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墨西哥会议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①的概念。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其精髓可以概括为君子文化、尚贤文化、耻感文化、礼仪文化、忠孝文化、爱国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的暂行办法》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归纳为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曲杂技和竞技等），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包括伦理道德、婚姻家庭、社交礼俗、人生礼仪和各类节日等），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五个方面。可以说这五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地镶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此后，国务院及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项目纳入其中。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若缺少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是不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相结合，将更加凸显非物质文化理论或思想的普遍性、实用性，进而提升其传承与保护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面临的困境
由于改革开放力度越来越大，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从19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西方文化借助其强大的经济杠杆向生产力欠发达地区渗透。西方文化居高临下不断倾泻的“瀑布”②式传播现象，在中国随处可见。以节日为例，近年来“洋节”盛行，如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等，而对于我们的传统节日，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却被冷落。对此现象，专家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条件下，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冲击的必然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商家为赚钱大力炒作的结果。还有人认为这是“洋节”迎合了当代中国年轻人喜欢浪漫和追求个性张扬的结果。对此现象形成的原因，笔者赞同上述的一些观点，但认识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应该更清醒地看到，“洋节”盛行的根子是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上存在问题。
在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上，多年来我们存在着一种自相矛盾的文化心理，在理论宣传上，强调我们具有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不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持，优秀的传统文化仅仅停留在学者的书斋中，并没有走进大众的生活中。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反而是西方的文化价值理念。在课堂上，讲西方的东西成了有学问的表现；在科研上，研究西方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科研，向西方学习，包括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就是思想解放和适应时代潮流的表现。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国门初开，民众存在着对陌生文化的好奇心和新鲜感，这种好奇心和新鲜感使了解西方文化成为一种时尚。但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缺乏对西方文化的理性审视，把西方文化不分良莠整体打包到中国，为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快餐。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没有同时跟进，大众的文化选择被局限在西方文化的框架内。再加上为追求商业利益的资本介入，问题就进一步变得不可收拾。资本通过炒作西方文化，把追崇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赋予了实力和财富的内涵。于是外来西方文化在某些人的内心演变成了一种社会潮流，中国传统文化在困境中生存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借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惯用的多种宣传方式，弘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党的十报告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面向大众的宣传普及是宏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常用且有效的方式，所以，要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包括编写大众读物、拍摄电视专题片、在媒体上开设专栏专题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能更好地渗透和融入人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与现代数字、网络技术结合，在移动文化信息服务、数字远程教育和数字娱乐产品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使高新技术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利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与方法，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我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始终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最少干预性原则”、“就地保护原则”、“独特性原则”和“可持续性原则”③等，反对基于地方经济需要，商业利益驱动和弘扬地方文化等狭隘片面思想为目的的开发利用。借鉴上述原则，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应加强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工作力度，切实保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在现实生活中，参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包括了多种身份：政府、传承者、工商界、学术界等。一般来讲，由于他们各自地位不同，所以动机就会有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立场与诉求。首先，政府主要处于决策、组织、统筹的地位；其次，社区民众（传承和享有者）置身最直接的保护中心位置，其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对保护传统文化深怀感情，另一方面却受到现代经济物质利益的诱惑，处在摇摆位置；再次，工商业者大多是出资者，他们大多从市场观念出发，紧盯投资的回报与利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异己力量；最后，学术界是一支可靠的科学力量，其更多地关注对象的保护，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学说，研究自己的保护主体，达到为我所用。所以在参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中，应当处理好这四者的关系。从理论上讲，上述四种力量可联手互补整合为一种最佳合力，以上述四种力量代表为主，在机构内，他们围绕着保护对象—传统文化，相互限制和联系，充分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明确责任，形成“合力”，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创造积极、和谐的环境。
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相关举措，促使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走立法之路。依靠法律的保护才是“合理合法”的保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保护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本上有了法律保障。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6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依法保护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根据其特殊性，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建立起法律保护体系。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立法原则应该是：分主次、明层次、辨先后、讲呼应、求稳定。分主次就是先制定主要法律，再制定相对次要的法律；明层次就是先制定总体性法律，再制定分体性法律，并层层细化；辨先后就是先制定急需的法律，再制定可以相对缓慢的法律；讲呼应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法律体系内部纵横交错的法律之间要各有所司，相互呼应；求稳定就是立法要从长远考虑，从根本入手，保证所立之法长期管用。
借鉴与融合先进外来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相融汇。不同文化之间，有差异就难免有矛盾、有竞争，但文化差异不应该成为文化交流的障碍，文化竞争并不排斥文化合作。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应该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享世界文化创新成果。在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时，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我们要跻身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必须深深植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土壤，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深蕴着丰富的营养成分，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之源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只有修好中国传统文化这座“无形的长城”④，中华民族才能真正成为站立世界东方之巨人。
【作者分别为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河北科技大学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本文系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12GJJG139】
【注释】
①陶立瑶，[日]樱井龙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关键词】动漫 教育 传统文化
纵观近年的国产动漫，其在表现形式、题材内涵上大多较为类似。无论是从片名、故事背景，还是从角色姓名、整体画风上，都明显受到美国和日本动漫的影响，鲜有中国元素的呈现。占据市场主流的还是那些缺乏民族风格、盲目追随国外动漫的作品，整个行业的生态令人堪忧。众所周知，动漫产品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很大影响。动漫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的输出，不只是简单地丰富了青少年的课余生活，而是会进一步地影响其身心的健康成长，甚至会对其思想观念、价值认同等精神领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十分明显的美育效果。因此，中国动漫界应该积极倡导具有中国元素的动漫作品，创造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动漫形象。
作为动漫从业人员的主要输出者，高校动漫教育专业中教育者的教育观念显得尤为重要。如果高校动漫教育者仅仅一味地提倡美日动漫，不能潜下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那么中国动漫将很难有突破性的发展。因此，动漫教育迫在眉睫。那么，究竟该如何结合传统文化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具体地落实到动漫专业培养方案的设置上，有意识地将传统文化的内容切实地体现在一些具体的课程中。
首先，应该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传统文化的熏陶。纵观国内各大高校动画专业的课程设置，大多偏重于专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其中文化课的缺席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不仅直接忽略了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使其成为只有专业技能而综合素养差的片面人才，而且会间接地使学生潜意识里认为文化课程无关紧要，从而失去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进而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缺乏信心和认同感，忽视或者低估传统文化在动画创作中的作用。针对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动画专业的培养方案应该结合技术类的基础课程，适当地增加传统文化的课程或内容，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兴趣，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第一，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并树立以传统文化为方向的奋起直追美日动画的紧迫感。现今，中国元素被中国动漫界所冷落，却屡屡被美、日创造的动画片所用，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教师应该让学生认识到当下中国动漫作品的创作缺憾，鼓励其用深厚且丰富的中国文化作为动漫发展的底蕴。第二，在一些具有针对性的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的内容。如结合已有的动画史论课程，通过系统地梳理中国动画发展的历史，使学生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动漫发展的价值，并使其明白，中华文化伴随左右的作品不仅可以深受国民的喜爱，也会给世界呈现新的视听享受。此外，还可以在剧本创作等相关课程中增加中国历史、文学、哲学思想等内容，让学生有意识地将目光聚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熟悉并树立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第三，有意识地开设一些传递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如文学名著选读、中国历史、儒释道思想等，使学生能够更为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
其次，要注重与传统技术工艺学习的配合。目前，大多数动画专业的教学，在教授完基础课程以后就将重心转移到动画制作流程的教学上，偏重于对技术、软件的教学，而对传统工艺的传授较少。针对这种现象，课程设置上应该增加机会让学生近距离地感受并接触体现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如木偶、剪纸、皮影、水墨画等。具体的教学过程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教师在传授绘画技法等课程时，可以结合优秀的国产动画，使学生更为直观地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理念和技术手法，并意识到要想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动画作品，结合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表现形式。第二，适当开设一些教授传统工艺技法的课程，如木偶、剪纸、皮影等。教师应该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鼓励其了解更多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初步掌握各种工艺的基本方法，使其在今后的创作中可以灵活运用。同时，有条件的院校还应该设置某一两种工艺的选修课程，使有兴趣的学生有机会系统地掌握该种工艺的技法核心。
再次，动漫产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还应体现在动漫角色的形象塑造上。而角色形象的塑造又可具体从角色造型和表演风格两个层面来进行。在《角色造型》等相关课程上，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了解并掌握一些符合中国人特征的形象设计方案，如要想让角色符合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不仅应该包括角色的相貌体态（是否具有东方人或者黄种人的特征），还应该包括角色的服饰道具（是穿汉服还是唐装，是佩剑还是抚琴），甚至包括其不经意间的行为举止（是文质彬彬的儒学之士，还是善骑射的游牧民族）。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教师的系统介绍，结合具体案例的比较，使学生直观地了解何种造型更能体现中国艺术精神。在表演风格方面，教师应在动画表演等相关课程中结合具体的动画片，系统地向学生介绍各大表演体系，及其各自的特点。如在《大闹天宫》中，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中国传统戏曲所特有的程式化的表演，几乎所有的人物造型都展露出深厚的京剧舞台表演范式。通过教师的讲授，使学生在与其他表演体系的比较中更好地掌握各种表演体系之间的差异，从而在今后的创作中有意识地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风格。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传统文化；传承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28-004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首届教学奉献奖奖励课题“地方高校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湘财教指〔2011〕9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水顺（1966―），男，湖南新田人，硕士，湖南科技学院法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法理学，法史学。
中国法制史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大学生在课堂里对传统文化的感知与传承主要依赖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中国法制史虽是全国高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因中国法制史所涉及的内容时间跨度大，始于夏朝，止于1949年，上下几千年，其中生僻的古代法律专有名词较多，文言文多，典籍资料繁杂，内容难以理解，学生在学习时感觉存在较大的难度，故学生对此门课程学习兴趣不大。但是，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中国法制史，蕴含着中国几千年来依法治世的成功经验和中国人民无与伦比的法律智慧，凝聚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人文精神。在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彰显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中国法制史的一个教学任务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所以，正确地对待、学习、捍卫、传承和发扬中国法制史中的传统文化，极其必要和重要。
一、通过中国法制史细节的教学，使学生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中国法制史课程知识点多，内容庞杂，囊括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主要的发展变化过程。其内容就是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及其制度，包括法律的产生、发展、演变、性质、特点及其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法律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等的关系。教师可以运用多种教学方法，通过以上细节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各细节的知识点，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国家观、法律观，也为他们学习理论法学和各部门法提供基础性知识，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理解。因为我国现行的民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制度都不会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它与中国各朝各代的法律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法的继承关系。我国现行法律的许多制度、理念、立法指导思想、原则、法律形式都与古代的法律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大学法学本科学生来说，学好中国法制史就能更好地理解、领会和贯彻现行法律，了解现代法律的渊源、优点与不足，以及如何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以期促进现行法律的不断进步。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各代统治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都会想方设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打击刑事犯罪，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以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资料和文化传统。
教师在讲授中国法制史细节时，应该要有意识地去搜寻其中的文化细节，挖掘其传统文化的内涵，引导学生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必然会转化为学生积累传统文化的快捷通道。众所周知，中国法制史各章各节的细节，均是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法律制度的浓缩和精华，均蕴含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假如教师能匠心独运地教学，学生能用心地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便可拓展出精彩而深厚的文化内涵，并转化成学生的法律文化积淀，使学生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二、通过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与发展规律的教学，使学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从中国法制史课程的特点来说，要想使学生深深地被感染，教师对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内容精心的备课和精彩的讲授就变得特别重要。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第一，我们可以以立法指导思想、法律形式、立法概况、行政立法、刑法制度、民法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经济立法、司法制度为线索。其中，教师最应该讲清楚的是，每个线索是怎样在各个朝代之间产生、发展、演变和承前启后的。这又要求教师必须运用教学技巧，对枯燥的理论进行有目的的加工，使之成为学生喜闻乐见的、包含着许多故事和趣闻的内容。例如，我们在讲立法指导思想时，夏商周三代是怎样承前启后的呢？夏商两代都是神权法思想，都是“受命于天”“恭行天命”，而西周是“以德配天”。这个理论既枯燥乏味，其逻辑性也不强，学生对这个理论的学习往往很消极，故教师在这个问题上一定得花费一番心思，在教学技巧上下功夫。必须将“受命于天”“恭行天命”“以德配天”与民间传说故事“帝祖合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祖分离”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语言在轻松的课堂气氛中进行讲授，使枯燥的思想变成有趣的理论，使之受学生欢迎，易被学生吸收。
第二，也可以以一脉相承的各朝的法典及其法律制度为线索。中国古代是重刑轻民的，所以其法典主要是刑法典。中国古代的法典沿革清晰、一脉相承，从夏至清的各朝主要有禹刑、汤刑、九刑、吕刑、法经、秦律、汉律、魏律、北魏律、晋律、北周律、北齐律、大业律、开皇律、唐律、宋刑统、明律、清律，它们分别反映了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自始至终都以“五刑”指称刑罚体系。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西周三代，其刑罚体系是以肉刑为中心的“五刑”体系，秦朝时的肉刑更加残酷，西汉时开始进行刑罚改革，废除肉刑，向徒刑、流刑过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有了一定的进步，到隋唐时期形成以徒流为中心的“五刑”体系，这一直持续到清末。
教师以各朝的法典及其法律制度为线索进行讲述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因为它们是以晦涩难懂的文言文表述的，但通过教师的细心梳理，精心加工，用心讲授，尤其是教师在讲述时，巧妙地把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法律典故始终贯穿其中，讲解其源头出处和演变过程，使学生了解各典故的来龙去脉，加深学生对各朝法典及其法律制度的理解，这样也会使这部分内容的讲授妙趣横生，易被接受。一般来说，法律典故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使用频率高，蕴含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有些法律典故，历史性、趣味性都很强，如既往不咎、三令五申、死有余辜、一网打尽、明正典刑、先斩后奏等。有些法律典故，包括法律术语典故、司法典故、判例典故和刑罚典故，虽无中学知识基础，专业性很强、晦涩难懂、不易掌握，但却是法制史中的难点内容，是教师必须详细讲解的，这是法制史专业知识的基础。如獬豸、绳之以法、三尺法、治国三典、击鼓升堂、何武断剑、海瑞验尸、枭首、凌迟等。有些法治人物典故，人物形象刻画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秉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学生对这些法治人物有个完整的把握，用历史的眼光去理解这些典故，这将有利于学生视野的拓展和文化的积累。如叔向论罪、子产立法救世、汉文帝废肉刑、汉武帝不以亲党诬法等。教师如果将这些法律典故融进课堂里，就将死理论讲活了，将枯燥的东西讲成了学生感兴趣的知识，学生也就不会再对中国法制史消极抵抗，而是积极地主动地接受了。
法律典故既是我国法律的历史，又是形成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基础。当然，在这里，文言文就成了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可以看出，通过教师对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的精彩的讲授，使学生领会中国法制史的发展演变规律，发现这门课程的魅力和兴趣，使这门课从一门枯燥无味的纯理论课变成了妙趣横生的受学生欢迎的趣味课，从而使学生感染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就会随之扎根于学生心中。
三、通过中国法制史中法律传统的教学，使学生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贯穿于中国法制史始终的中国法律传统是一个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成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1]关于我国究竟有哪些法律传统，学术界见仁见智，但基本看法一致，最有代表性是张晋藩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主要有以人为本、明德慎罚、恭行天理、执法原情等传统。[2]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价值判断准绳。相应地，中国古代社会在法律方面创造了自己一脉相承、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小农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必然存在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因此，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教师应该果敢地进行取舍和选择，真正使学生在中国法制史的学习中，去感悟、汲取、秉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大一统与爱国主义传统
大一统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全国。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帝王就应该拥有一统天下的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后来又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观念。爱国主义一直为古代中国人民所倡导、褒奖和推崇，主要体现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政治伦理思想中。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用传统文化去充实和丰富法制史教学内容是大学法制史教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
（二）“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传统
这个传统的发展演变，从西周到隋唐，法律儒家化最后定型，为宋元明清各代所继承和发扬。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于道德教化的高度重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重要表现。
在中国古代，做人、处事和治国都不能离开礼。礼与德关系紧密，礼是外在规范，德是内在义理，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认为礼与法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调整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二者既有统一性，都以权利和义务为调整内容，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密不可分。汉儒又将此理论上升为治国之策，把儒家的亲属制度和法家的专制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标志着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它通过“春秋决狱”渗透到司法领域，后又通过“以礼入律”渗透到立法领域，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唐代，此传统达到顶峰。
（三）“恭行天理，执法原情”传统
天理国法相通，法顺人情无害。天理又体现为国法，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协调一致，作用互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都强调天道秩序对人类社会秩序的示范作用，表现了人们对“天命”的敬畏。这种倾听天命、敬畏自然，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制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视。
（四）“以人为本，明德慎刑”传统
它体现了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刑法适中，尽量做到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儒家继承发展了民本思想，孔子明确提出了“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更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体系。秦汉以后各朝各代都宣称以“重民爱民”为其重要的一个基本政治原则。当然，这对于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缓和和解决社会矛盾、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五）家族本位与伦理法治传统
在中国古代，宗法与政治达到了高度结合，导致了家国一体、亲贵合一、家法与国法共存的局面。这个传统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中国的忠孝文化，它注重亲情，注重家族伦理。因为家庭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各个个体相加的整体，子女生命是既其父母生命的延续，也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就有了“骨肉之亲”“手足之情”之说。在古代传统法律制度中，就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家族伦理的印记，这也是中国法律传统中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
（六）“纵向比较，因时定制”传统
中国历代法典尽管内容上大同小异，但袭旧又有所创新，是在总结过去、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基础上，经过纵向比较而制定的，所立之法不但有轻重取向不同，并且更加贴近生活。从本质上说，它所倡导的就是“创新”，包括法制变革和其他社会变革。中国法制史中的管仲改革、吴起变法、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周世宗改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和“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创新、锐意改革、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思想追求，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髓，这同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也是非常吻合的。
（七）“无讼是求，调处息争”传统
它反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法律文化所极力倡导的知足常乐、克已忍让、天下无讼与和谐稳定，可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以义务观念为主的中国古代人们的权利意识，不利于人们法律素质和法制观念的养成，但从劝导人们必须重视内心修养，在遇到与人冲突时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尽量避免纠纷，息事宁人，如已有纠纷，要尽快了结，从而保持内心平静，防止不良情绪。“无讼”“息讼” 与“和谐”又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在古代不但是各级官吏良好政绩的主要表现，也深深地影响了广大群众，这更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厚重积淀。
四、通过中国法制史曲折发展演变过程的教学，使学生感触中国传统文化脉搏
中国法制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产生、发展、演变是呈螺旋式上升，在曲折中前进的。先秦时期是中国法制的起源阶段，其中，夏商西周的奴隶制时期，以习惯法为主。这是奴隶制社会法制的形成、发展、成熟与完备时期。到了春秋，奴隶制法制衰败、解体了，习惯法逐渐向成文法转变。战国、秦朝是封建法制的形成期，汉朝是封建法制的确立期，开始引礼入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法制的过渡演变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礼法进一步结合，优秀法典层出，律学十分发达。随唐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古代法制也达到最高水平，传统法制成熟定型，中华法系最终形成。自唐之后，中国社会又进入大分裂的局面，宋、元、明、清是中国法制的演化阶段，封建法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国法制的转型时期，这是从封建法向近现代西方法转变的发轫期，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末修律。从清末改官制，建咨议局、资政院，颁《钦定宪法大纲》《重大信条十九条》，到修律馆、修民律刑律，从中华民国制定《临时约法》到近代新司法制度的实施，从北京政府的制宪到南京政府六法体系的完成，都以失败而告终。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广州、武汉及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风云突变、兵戈频仍的环境中，在清末与北洋政府立法、各种法律草案的基础上，仍然能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法律体系，虽然此间也有过诸如袁世凯借“尊孔”“复古”，倒行逆施，但中国法制的前进步伐是不会停止不前的。[3]
大学教师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应积极努力地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使学生真正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促使他们积极地主动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感触、认清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搏。
参考文献：
[1] 方明.中国传统法律：正名与证明[J].中国图书评论，2012（11）.
论文摘要:电影《赤壁》中置入投壶、跳鞠、剑舞、书法、绘画、茶艺、音乐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使人们在观赏电影的同时也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貌，对于传承与弘扬悠久的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香港导演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赤壁》以其强大的演员阵容、壮阔的战争场景和恢宏的影片气势再现了东汉末年曹操和孙、刘联盟赤壁廖兵的历史事件。“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尽管并不在影视发展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取材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影视创作仍然数不胜数，其中，还有许多杰出的创造”。可以说电影《赤壁》就是如此，作为一部华语国际大片，它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而且影片在铁马金戈、刀光剑影的宏大叙事中以现代影视手段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影片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有着娱乐的功能，它也能够起到传承文化、教育大众的作用。《赤壁》的编导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艺术的形式呈现给世人，使观众在领略电影艺术魅力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为其间所蕴含的诸多传统文化元素所熏陶。譬如影片《赤壁》中设置了周瑜和诸葛亮、关羽、张飞、鲁肃等人投壶的一个场景。投壶是我国古代一种达官显贵、文人雅士聚会游宴时采用的一种游戏娱乐方式，它的产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秦汉时期更是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士人中风靡一时。电影《赤壁》中在曹、吴两军剑拔弩张、大战将至之际，展现周瑜和诸葛亮却能够平心静气地进行投壶游戏，影片中周瑜说敌人越是张狂，就更需要专注，心静就可排除杂念，将箭投入壶中。并通过张飞的鲁莽言行作为反衬，来表明一个道理，越是在危急的关头越是要保持头脑冷静，惟其如此才能有补于事。影片中此一幕，既再现了投壶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又使人在观影后产生深沉的哲理思考。
跋鞠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游戏，同时，由于这一活动可以增强体质，所以古代兵家又把它引入军事训练中，如影片《赤壁》中就有曹操将跳鞠运用到士卒的日常训练里，厉兵袜马，准备攻打东吴的场景。两汉以降，跋鞠依然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和下层人民所喜爱，比如众所周知的《水浒传》中宋徽宗就颇为喜爱鼠鞠，而高休也藉此技艺侧身贵胃。现代足球追根溯源，其源头就是中国古代的墩鞠，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足球联合会的确认。中华文化水阔源长、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吴宇森在电影《赤壁》中将墩鞠这一古老的活动搬上银幕，鲜活生动、淋漓尽致地将之展现出来，使后人得以穿越历史的时空，领略这一尘封已久的运动的风貌，感受丰饶厚重的华夏文明。
剑舞也是为世人所熟悉的一种传统文艺形式，古人把习剑与舞蹈两种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将充满杀伐之气的铿锵之技转为摧刚为柔的婀娜乐舞，使得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司马迁《史记》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现代出土的汉墓中，在许多汉画像砖上都雕刻有剑舞的图案，显示这一舞蹈技艺在当时已经十分兴盛。汉以后剑舞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发扬。例如耳熟能详的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中描述剑舞的诗句:“耀如界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骆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圈。”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舞剑者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说明剑舞这种文化娱乐形式在唐代日臻完善。在影片《赤壁》中，梁朝伟扮演的周瑜身形矫健、姿态优雅，时而矫如游龙、气贯长虹，时而飘若浮云、灵巧轻盈，舞姿既英武豪健，又柔婉缠绵，刚柔相济，将剑舞这一技法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舞蹈是流动的雕塑，影片中周瑜的剑舞造型就如同一个个优美的雕塑，给人以强烈的视觉美感，使观众在获得审美偷悦的同时，不知不觉受到剑舞这一桂统文化的浸润与濡染。
中国的汉字不仅能够表情达意，具有实用功能，而且怡情悦性，具有审美功能，形成一种独特的书注艺术，成为妮紫嫣红的华夏文化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献奇葩。在电影《赤壁》中导演也巧妙地将这一传统文化形式置入其间，影片以张飞习书和小乔练字将之呈现出来。张飞不仅是一员晓勇善战的猛将，而且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张飞擅长书法，这在历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其八分书，字体端庄刚直、遒劲有力，他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电影《赤壁》中借张飞习书一幕展现出我国书法艺术的魅力，而影片中也多次出现小乔伏案挥毫的镜头，还有影片中周瑜以隶书体写下“平安”2字的特写镜头，一点一划间都向观众传达出这一传统文化的迷人神韵，在潜移默化中入人深切。电影《赤壁》中不仅展现书法艺术，也包蕴绘画艺术。绘画是华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千百年而光华夺目，芳馨远播，《赤壁》电影中反复出现小乔风情万种的人物肖像画，在传情达意，演绎故事的同时也触发观众对这一不朽的中华文化艺术的无限遐思和神往。
电影《赤壁》中也蕴含中国的茶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茶的国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饮茶不仅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而且它是文化的一种表征，由饮茶而衍生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茶文化。人们通过煮茶、品茶或酬宾交友、谈玄论道，或颐心养性、陶冶情操，历代文人墨客都笃爱茶艺，茶艺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影片中小乔只身独赴曹营游说曹操，席间她谈茶论艺，论茶、茶具、水质、水温等对于煮茶的重要性，并言茶的色、味、韵等茶道，以精辟的言语阐述茶艺茶道。在屋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中，却于室内营造出一种“小楼明月调筝”般幽静雅致的环境，侃侃而谈，展开了一番关于茶艺的解说，虽然影片中安排这一出戏是要表现小乔为了拖延时间，有利于孙、刘联军的进攻，以论茶艺而与曹操周旋，但观众从小乔之口中也获得了一些茶艺的基本知识，影片通过林志玲扮演的小乔的言谈，用电影艺术的形式重新诊释了茶艺这一传统文化，对于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华夏茶文化裨益良多。
在中国的艺术宝库中，音乐艺术极为辉煌灿烂，也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琴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乐器，历朝历代都涌现出许多演奏琴的名家圣手，魏晋时期稽康临刑前弹奏的一曲《广陵散》成为音乐殿堂的千古绝响，而《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城楼气定神闲地弹奏古琴而吓退司马鼓大军的“空城计”一幕，更是为人津津乐道。电影《赤壁》中多次出现周瑜演奏古琴以及他与诸葛亮谈论琴艺的场景，周瑜弹琴的节奏时而急管繁弦，紧促迫切，如万马奔腾:时而又舒缓婉转，轻柔澄澈，似小溪流水。影片中借助弹琴节奏的缓急来表露战场态势波诡云的变化以及人物跌宕起伏的心情。与此同时，也向观众展现了这一传统乐器追魂摄魄，动人心神的优美旋律，使观众浮想联翩，沉醉其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周瑜练兵时校场外牧童悠扬的笛声，不仅深深打动了在场操练的每一个士卒，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导演将紧张的军事训练赋予一种诗意的安排，使得电影故事情节开阖自如，张弛有度。在电影《赤壁》中音乐不仅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揭示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使人对编导的运思巧妙扼腕服膺，而且影片也营造出良好的视听效果，使广大的观众为之击节赞叹，同时激发起对中国古典音乐浓厚的兴趣，在现代音乐风靡一时，人们翁然风从的情况下，这无疑对于我国古典音乐文化的继承弘扬颇有好处。 电影《赤壁》不仅展现了诸多的传统文化样式，它也将深邃的人生哲理蕴育其中，影片对于真和善给予热情的讴歌与赞美，对于丑和恶给予无情的鞭挞与唾弃。影片高扬着正义的旗帜，在孙、刘联军大败曹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意蕴上进一步延伸，生发出深沉的哲理思考。尽管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人们美好的愿望得以实现，但胜利的获得历经坎坷艰辛，来之不易，正如在影片中周瑜望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心情沉重地说“大家都输了”，虽然寥寥数语，音调低沉，却言简意赅，振聋发绩。因为残酷的战争无情地剥夺了无数鲜活的生命，千百万人遭受兵资之苦，即便是对于交战取胜的一方，也无法体会到获胜后的那种轻松喜悦，只是心头升起莫名的怅惘与凄凉。影片结尾以小乔不希望萌萌成为战马，表达了广大人民摒弃杀戮，呼唤和平，企慕安宁的强烈愿望。儒家宣扬“和为贵”，反对杀戮、反对残暴、反对战争，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影片《赤壁》隐寓拒绝战争，渴望和平的深刻思想内涵，也传达出这一具有积极现实意义的理念，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中华文化中有许多为人世代秉承的民族精神，如对于“仁”“义”“智”“勇”“情”等高尚品质节操的颂扬和倡导，电影《赤壁》也将之毕现无遗，使之不仅成为供人娱乐的一部商业大片，也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一部文化大片。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人们渴慕的优良精神品质，仁爱也是儒家的核心精神，千百年来影响深远。电影《赤壁》中有“仁”的体现，如刘备兵败新野，在曹操大军的追赶下携带着大量的老百姓逃难，虽然情势万分危急，但始终不忍舍弃，使他们落入虎口遭受涂炭，刘备怀抱要解人民于危难之间、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除黎庶于倒悬之苦的信念，宁可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即便是腹心之臣诸葛亮相劝也不听从，凸显了刘备的仁爱精神。同时影片又以曹操的凶狠残暴，如杀孔融、杀蒋干、杀使者、故意传播瘟疫，对比突出刘备、孙权一方的仁爱。电影《赤壁》中有对“义”的宣扬，如孙权与刘备暗中定下计谋，借军中瘟疫流行之际刘备出走，来制造孙、刘联盟瓦解的假象以迷惑曹操一节，以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对刘备的误解、责难、非议来突出表现一个“义”字，正如赵云所言，为正义哪怕牺牲生命也无怨无悔，宁可壮烈的死也不需要苟且的生。影片中以关、张、赵3人与刘备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来张扬“义”。影片也拍摄刘备夫人在身陷敌阵后为不使赵云受到拖累，能够更顺利地救出少主人而毅然投井一幕，借以反映她识大体，顾大义的思想。勇敢、威猛，一直以来是华夏民族崇尚的精神，电影《赤壁》中也彰显“勇”的精神，关羽、张飞、赵云以及甘兴等将领和众多普通的士卒在赤壁之战中虽然敌众我寡，但都是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气壮河山。还有孙权射虎一节，也是在危难之际突出勇的精神，“置之死地而后生”，唯有勇敢才能够在绝境中求生存。影片中还有“智”的体现，无论是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周瑜的计赚蒋干、抑或孙尚香的卧底曹营、小乔的智斗曹操，无不表露出华夏民族的睿智和人们对于智的崇尚。再有就是电影《赤壁》中对“情”的赞誉，影片中小乔之于周瑜、孙叔材之于孙尚香，或情深似海、或意重如山，皆都大大地书写着一个情字。此外，影片中还有周瑜在刘备军营里以编草鞋的稻草为例，说明只要团结一心，同仇敌汽，就会无往而不胜，从而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一种不畏强暴、凌然不可侵犯的高尚气节。这些都是华夏民族优秀的精神和品质，影片中加以浓墨重彩地讴歌、宣扬和彰显。
中国法制史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蕴含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依法治世的成功经验，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任务之一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因此，正确地对待和发扬中国法制史中的传统文化，极其必要和重要。
一、中国法制史细节的教学――感知传统文化知识
中国法制史课程包括中国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内容，内容庞杂，知识点众多。其内容包括了我国历史上各代王朝不同类型的法律以及制度，其中也包括法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更包括了法律的产生、特点、性质以及演变等。从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都会运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也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资料。
在讲授中国法制史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的去找寻法制史中的文化细节，并通过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理解引导学生去探索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法制史的各个章节事实上都是对我国历史上法律制度的一种浓缩和精华，其中蕴含了深厚的法律传统和文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拓展出精彩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使学生在进行法律文化积淀的过程中也感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内涵及其丰富性。
二、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与发展规律的教学――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从中国法制史的课程特点来看，教师只有在对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有了透彻的了解和精心的备课才能更好的吸引和感染学生。在教学中，有关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的教学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掌握：（1）以一脉相承的各朝法律制度及其法典为线索。（2）以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概况、经济立法、司法制度、刑法制度、婚姻家庭制度以及民法制度等为线索。然而，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单纯的以各朝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典为线索进行讲授的话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因此必须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细心的梳理，要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脍炙人口的法律典故讲解法律演变的源头和出处，在加强课堂有趣性的同时加深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和了解。
法律典故既是形成我国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我国法律的历史。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所以通过课程的讲授，学生不仅能够领略到中国法制史的发展演变规律，体味到学习的乐趣和魅力，而且还能在教师将纯理论教学变为妙趣横生的趣味教学同时让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于学生心中。
三、中国法制史法律传统教学――感悟传统文化精髓
有关我国法律传统的内容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不过大概的看法是一致的，主要有恭行天理、以人为本、执法原情、明德慎罚等传统。众所周知，我国古代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整个价值判断标准的，所以中国法制史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而又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不过，这些文化毕竟是在小农经济下形成的，必然带有明显的缺陷，因此在教学中需要教师有所取舍，让学生领悟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法律传统主要有：（1）大一统与爱国主义的传统。（2）“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传统。（3）“以人为本，明德慎刑”的传统。（4）家族本位与伦理法治的传统。（5）“恭行天理，执法原情”的传统。
四、中国法制史发展演变过程的教学――感触传统文化脉搏
中国法制史的发展演变是同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发展规律大致相同的，其产生、发展以及演变呈现的都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状态，并且是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中国法制的起源阶段是在先秦时期，在夏商西周的奴隶制时期，中国的法律主要是以习惯法为主的。奴隶制法的衰败是在春秋时期，此后开始向成文法转变。中国封建法制的形成是在战国、秦朝，确立时期是在汉朝，并且在汉朝开始引礼入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即是中国封建法制的过度演变时期，这时礼法得到进一步的结合，优秀法典层出不穷，律学也相当发达。我国古代法制的达到最高水平的时期是在隋唐，这时中国的传统法制已经成熟定型，中华法系也最终形成。不过，自从唐代以后，我国社会进入了大分裂的局面，此后中国法制也进入了一个发展演化的阶段，封建法制也由此走到了尽头。此后，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法制几经转型，中间有失败也有成功，但也逐步构建了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总之，中国的法制进步是不会停止不前的。
关键词:武术;文化传统;继承特征;发展意识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8-0085-05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heritance of Wushu cultural tradition and the awakening of the awareness of its development
YUAN Jin-bao1,WANG Jing2,WEN Bo3
(1.Sports Science Colleg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2.Wushu Department,Xi'an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Xi'an 710068,China;
3.Departmen of Physical Education,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5,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ferring to a lot of literature information, the authors analyzed and probed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heritance of Wushu cultural tradi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by applying related theories in systematology, culturology and sociology,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such conceptions as “courtesy, humanity, morality, virtue, harmony and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the effective exertion of respective functions of the “cultural trueness” factor and the “cultural recognition, cultural awareness,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security” factors, which base their essential connotations on excellent Wushu cultural tradition, is the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awakening of the awaren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ushu culture;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m is the tim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and also the theoretical assurance for the scientific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Wushu culture.
Key words: Wushu;cultural tradition;characteristics of inheritance;awareness of development
黑格尔[1]曾说:“传统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存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当今世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武术文化面对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应当如何发展、如何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无疑是战略性的文化研究问题[2]。显然,武术文化在传统与现代双重语境中面临着继承与发展的双向抉择。因此,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下,厘清武术文化传统中的继承特征,探讨武术文化发展意识觉醒的内部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科学开展武术文化建设的时代需求,也是涉及我国民族文化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
1武术文化传统的继承特征
1.1武术对传统文化中“礼”的贯彻演绎
“礼之用,和为贵。”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里,几乎一切价值观念、规则、制度、风俗、礼仪以及各种思维模式的产生都以“礼”为构建准则,“礼”是方法、手段。“礼”在武术发展历史上体现的十分突出。如:师徒之间有约定俗成的“礼物、礼仪、礼意”三套规范的程式;武林同道擂台比武多行抱拳礼,左掌右拳(文武兼备),环抱胸前(四海之内皆兄弟),拇指屈曲(谦让);在语言表达上也不乏“承让、感谢赐教、受益良多、甘拜下风”等礼貌用语。可见,“武礼”文化是武术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2武术对传统文化中“仁”的情感依赖
“仁”是儒家学说的最高道德规范,它是“和”的情感基础和道德前提,包含着中华民族至善、博爱的情感哲学和道德基础。比如:习武之人首先要有孝心,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要忠厚善良、以礼待人、恭敬谦让,要宽容大度、诚实守信。从古代习武者的行为实践来看,他们多是以个人练功为主,与别人交手比试为次,即使交手比试也是点到为止,做到“打拳人不知,出手不伤人”,比试较量的目的在于制胜、制服,而不在于致伤、致死;所谓“止戈为武”、“舍己从人”、“随曲就伸”等武林格言便是武术对“仁”学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一思想对于指导人们实现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内心之间和谐、平衡、适应状态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指引武术发展的人文内核。
1.3武术对传统文化中“义”的精神奉献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重要概念,它是指以“仁”为基础、以“和”为目标而忘我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境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人文古训,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演绎成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人文骨气。如对师门尊长的敬义、孝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凭借高超武艺救百姓于水火的侠义、仁义是中国武术对传统文化中“义”思想的精神奉献。
1.4武术对传统文化中“德”育思想的诉求
在武术思想体系中,“武德”是常谈常新的话题,有公义之武德与私义之武德之分。诸如“未曾学拳先习德”、“艺无德者不立”等武德教诲则属于公义之武德。推而广之,古代军事武艺中用来激励士兵遵守军纪、奋勇杀敌的“崇武尚德”精神,同样属于公义之武德。而另一方面,诸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为师者曰,为徒者诺”的武德思想则属于私义之武德,这种思想使尊师重道演变成沉重的道德枷锁,套在了一代又一代武林人士身上。至今为止,这一道德家规仍然严重阻碍着武术文化的整体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科学辩证地吸收和借鉴传统武德中的有益成分,去伪存真。
1.5武术对传统文化中“和”的价值诠释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尊崇倡导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的“和”包含着差异性,如果没有“异”就不会有“和”,由人及物,中国武术门派众多,拳种体系更是庞杂无比,这正是“和而不同”文化理念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礼之用,和为贵”,说明“和”不仅是一种尊贵的价值,还是一种和谐的状态。清末陈鑫曾对“敬”字做出解释:“打拳之道自始至终不外一个敬字。能敬则专心致志,自无鸿鹄之射绕乱胸中,壹志凝神专主于敬。”这里的“敬”实际通“和”的意思,只有与周围的环境、事物、人物达到和谐状态的时候,练武之人才能够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武术练习中去,达到“物我两忘,虚灵清静”的境界。可见,“和”是武术文化发展的终极旨归。
1.6武术对传统文化中“易”的吸纳演绎
“易”是指以变化、转化为特征的思维方式。《系辞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对古人由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演绎。在此基础上,形意拳“内三合、外三合”学说、八卦掌指前打后,指左打右的技击方法,以及长拳十二型中对多种技术动作的形象描述,都是在“易”思想指引下武术技术由简到繁的技术演变。另外,“道者反之动”以及“守弱处雌”学说则是对“后发制人”战略思想的经典概括,对阵双方在打斗比拼时,应从全局出发,做到攻守并重,互不离弃,无过之无不及,中正安舒;故买破绽、诱敌深入以求一击之功一样重要。《庄子• 说剑篇》所说:“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便是此意。
2当代武术文化发展意识觉醒的内部特征
2.1文化真实:武术的文化心理、哲学和逻辑的时代表现
所谓文化真实,是指文化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则、制度、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式,“它是一个时代文化心理、文化哲学、文化逻辑的真实表现”[3]。
文化的长河始终制约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对于古典的传统,我们有理由去指责它在今天的不合理[4]。武术的文化真实是因时而异、因势而异、因人而异的,“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当我们无法判定甚至无由判定其优劣的情况下,即便是‘封建’‘糟粕’‘迷信’,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进行保护和保存”[5]。在文化真实范畴里,精华之于糟粕,借鉴之于抛弃是一对相对的概念。所谓的抛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丢弃、抹去”,纯粹意义上的“抹杀、丢弃”传统已经有很多惨痛的历史教训[6]。
2.2文化认同:确认武术文化民族归属的历史使命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同族群体之间一种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守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理论依据[7]。然而,武术文化在新的历史时代应该认同什么、如何认同、由谁来认同,已经成为一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这种价值认同似乎正随着科学文化教育的崛起而日渐衰微,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之间的现实反差和学校武术教育的尴尬现状无疑是很好的观察口。
目前,武术文化在整体上已经出现了内冷外热的认同危机。经过几代人倾力以求的竞技武术在国内搞得热火朝天,而在国外的开展并不顺利;与之相反的是,传统武术在国内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在国外的传播方面则成绩斐然[8]。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武术,武侠电影里的神功奇技以及长拳、太极拳、刀枪剑棍等套路技术不是他们追求向往的财富,而是通过习武亲身感受武术背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不少美国家长谈到武术时经常说“让孩子学武术,主要是让他学纪律,学做人,懂得尊师重道的道理。”反观国内青少年,“花拳绣腿”成为他们对中国武术的基本看法,更有品位、更时尚的跆拳道、柔道等外来文化,已经把中国武术“踹出时尚都市”,一和他们谈起武术就会戏谑的笑说“降龙十八掌、打狗棒法”等与武术的本真面目不着边际的话,对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不够尊重。在学校体育教育中,“课程设置按照套路练习的思路进行设计;从基本功到基本套路练习是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9];教学时数太少,不教或少教现象十分突出;新兴体育项目给学校武术教育带来强烈冲击,其教育和文化价值难以展现。
冯骥才先生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东西觉得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重新构建武术文化认同体系是确保文化民族归属的历史使命。
2.3文化自觉:对武术的发展基础、价值定位和发展趋势上的“自知之明”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0]。
费孝通先生言:“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就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即传统)。”武术发展的基础就是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技术体系、理论成果以及对人生的诠释等。武术的自觉反思应以传统文化中“礼、仁、义、德、和、易”因素为基础。在这些传统中,有的对现代武术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如礼仪文化、仁义精神、品德塑造、和谐发展、共存共荣以及各种思维方式都能够带给人们以启迪。而像“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封建习俗以及对一些武林人物的功夫、技艺不着边际的夸大其词,以讹传讹则严重影响着现代人对武术的正确认识。对于传统,我们应该意识到,“精华与糟粕”同在的历史必然,能够做到“以史为鉴”才是最大的自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化民族主义、本土主义、中心主义”呼声不断,尽管如此,但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依然是对武术文化认同的种种危机,发展竞技武术的同时似乎丢失了什么,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马良此时发起“新武术运动”精神似乎显得尤为珍贵,想想他“腰悬长剑,唯我独尊”的样子,虽然与时代步调不太一致,却是对武术发展路径的勇敢探索,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文化自尊”。因此,“在全球化历史潮流下,我们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防止坚持武术民族特征的盲目排外、妄自尊大”[11],又不能在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失语,损害武术的文化和民族尊严。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的自觉也是人的自觉。武术文化自觉的实现取决于关心热爱武术的每一个人,科研人员、一般爱好者,即便是大隐于市,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民间拳师,都有责任为中国武术的健康发展尽一份力量。文化的继承、发展及其推进社会进入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关注文化命运的人口增加,参与文化发展运作的团体增加[12]。这需要我们思想意识上的高度重视和武术推广事业的实践参与。但是诸如上世纪初掀起的“文化自卑主义”思潮和80年代兴起的“文化中心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以及时下学术界“一边倒、一窝蜂”式的学术态度都是文化不自觉的突出表现。
因此,武术文化自觉是人的自觉,在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实践上都应当表现为应有的“自知之明”,积极主动的反思武术文化发展的各种问题是武术发展迫切需要的心理姿态。
2.4文化整合:承认文化异质性、互补性和独特性基础上的双向演进
所谓文化整合,是指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地域和民族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不断使本民族文化的区域资源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对武术而言,唯有文化的个性化发展,全球化历史进程才是真实的、富有成果的[13]。
然而,武术的发展却表现出价值本位上的缺失,西方体育文化对武术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参照客体,而成了不容改变的固定范式。长期以来,中国武术“欲拒还迎”地走进了西方文化单向度传输的整合模式当中。练武之人讲求“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不为名利地位等身外之物所动摇,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金钱、名利的追逐欲望,助长了武术领域里的拜金、拜物等不良习气;武术练习本来是个人的身体与心境合二为一的享受过程,需要在清静的环境中慢慢体悟,但是现在练武要进培训班、听音乐;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草书精进,武术的美妙神韵和超然意境少有人体会得到,而对拳击、自由搏击等项目铿锵有力的“击打肉体”的听觉感受念念不忘;“不事张扬、性格内敛、厌恶逞强斗狠”的民族性情在中国武者身上变得模糊,凶狠、硬朗成为培养武术队员的重要标准。不仅如此,西方科学理性文化已经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称重”,太极拳“益寿延年不老春”的健身功效非得靠人体血液中T细胞、NK细胞、TNF等微观因子的含量来证实。可见,武术文化对西方竞技文化的逆向整合尚未开始。
竞技体育是现代人设计的“游戏”,它暴露出来的一切丑恶现象最终还是需要“人性”文化来解决[14],而不能依靠“物性”文化。武术的本质是技击,而技击的本质则是实现人性的超越,西方竞技体育则在践踏人性的基础上向人体的生理极限发起挑战;武术讲究与自然的和谐,西方竞技体育侧重于对自然的利用和征服;武术对人的塑造在于身心双修,西方竞技体育则善于培育人的生理机能;武术修养的提高有赖于道德素质的提升,西方竞技水平的提高仰仗科技手段的运用;武术的精妙如同年岁许久的紫砂壶,历久弥香,西方竞技体育好比一年到头都是山珍海味,总吃也会烦;武术运动的鉴赏视角是多维的,如手、眼、身法、步法、精神、气、力、功等综合价值的体现,西方竞技体育评析角度则较为单一,如频度、时间、距离、重量、准确度等;武术练习是为了健身、健心,延年益寿,西方竞技体育不可避免的会伤身、伤心,损害生命。
2.5文化安全:确立新的文化安全观、发展观、交往观的历史需要
文化安全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保护意识,其目的在于维护特定人群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和文化认同[15]。在文化安全理念的引导下,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确立新的文化安全观、发展观和交往观。
目前,从文化结构来看,武术精神文化的安全尤其值得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足以看出:防身自卫功能正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而削弱,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潜在因素;技击实战功效更多的被搁置在理论、意识层面,其实战价值定格在竞技比赛当中;武术的健身养生、休闲娱乐功能不再独领,登山、游泳、舞蹈、瑜珈、秧歌等体育形式抢占大半江山;老一辈拳师的文化传播意识逐渐萎缩;学校武术教学“金不换”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喜爱武术但厌恶武术课,对武术的传统文化精神一知半解;武术传承不以品质德行等人文情感为纽带,而是以金钱、物质、利益为载体;武术文化的传播不是“躬身施教”的实践方式,而多采用“坐而论道”的形式。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对“少林寺、少林武术、少林功夫”等商标抢注已经十分狂热,这是武术精神文化丢失的最直接表现。因此,武术文化安全理念的提出,对于确立新的文化安全观,正视武术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长期以来,由于奥林匹克文化的强势进入,使武术的价值陷入了“西方体育”的漩涡,武术不仅是体育,它还高于体育,它还是一种艺术、一种美丽、一种乡俗。武术文化的发展创新,一是从传统文化母体中汲取养分,它可以和舞蹈、戏曲、古典音乐、饮茶、书法等多种文化形式结合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另外则是从世界大文化中寻求突破。但是,在文化借鉴过程中也应当注意甄别。因为,以西方体育为代表的现代体育文化正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影响到民族和地域性体育的发展,可能对某些民族体育带来毁灭性的吞噬[16],例如:兴奋剂、球场暴力、黑哨等不良文化,随时向纯洁的中国武术施展诱惑。最后,武术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树立新的交往观。全球化时代是文化多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既有友好沟通和真诚交流,也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武术文化安全的清醒意识,这种文化安全意识并不是破坏性、进攻性的,而是建设性、防御性的,是为了更好地增进文化交流,促进国际交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应当是武术文化交往活动的基本准则,也是文化安全理念的具体体现[17]。
总之,武术新的安全观、发展观、交往观的确立是与时俱进的结果。这些新观念的确立对于新的历史背景下武术文化建设的促进具有积极意义。
正如罗素所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以及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兴旺便是在不断交流中诞生的。东方武术文化相对世界文化而言同样如此,不同的是西方文化是横向吸纳文化,武术文化是纵向延伸文化,是对“礼、义、仁、和、德、易”等历史传统文化的纵向延伸,也是武术文化发展创新的理论基础。但是,一切人类文明都起源于“挑战和应战”。21世纪的中国武术已经不可能进行原有文化的自然延续,世界不同文化的高度融合,迫使中国武术文化必须具备发展创新的时代意识,而这种发展意识的觉醒则取决于武术的文化真实、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整合、文化安全等内部意识的共同作用。它们是武术文化发展意识觉醒的内部特征,充分了解它们各自的文化内涵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科学开展武术文化建设的时代需求,也是涉及我国民族文化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8.
[2] 邱丕相. 武术文化研究和教育研究的当代意义[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5,25(3):1-4.
[3] 熊召政. 让历史复活[J]. 文艺新观察,2004(1):92-96.
[4] 王尧,林建法. 张炜王光东对话录[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77.
[5] 程大力. 中国武术文化发展大战略:保护与改革[J].体育文化导刊,2005(1):21-25.
[6] 舒扬. 当代文化的生成机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0.
[7] 崔新建. 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02-107.
[8] 王岗. 穿越历史的目光:中西体育文化之辩[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40(12):12-19.
[9] 邱丕相,王国志. 当代武术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体育学刊,2006,13(2):76-78.
[10] 费孝通. 文化自觉,和而不同――在“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论会”上的演讲[J].民俗研究,2000(3):5-14.
[11] 戴国斌. 武术在全球化中的文化选择[J]. 体育文化导刊,2004(9):29-31.
[12] 王岗,田桂菊. 回归主流文化的中国武术发展战略[J]. 中国体育科技,2007,43(5):53-57.
[13] 邹广文. 全球化进程中的哲学主题[J]. 中国社会科学,2003(6):31.
[14] 韩坤. 对中西体育文化“融合论”的质疑[J]. 体育学刊,2008,15(5):9-13.
[15] 曹泽林. 国家文化安全论[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32.
摘要：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体育教学内容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双重传承，一方面锻炼学生体魄，另一方面可以得到学生内心的文化熏陶。具体操作上需要正视现存教学模式问题，积极的做出教学模式的改良，注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价值，提供充分的教学资源与氛围，提升教学效果。
关键词：文化传承；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构建
当下我国大力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应用到高校体育教学中则是一种相对中国特色与民族特色的体育教学模式改良，有效的让体育教学适应时代的发展，构建我国特色化的体育教学，明确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定位。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培养更具特色的高校大学生。
1.当下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常见问题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本身在师资力量、教学硬件条件、教学方案上已经得到了有效的积淀，是我国高校体育教学中的组成部分。但是在高校体育教学模式上，对于传统民族体育教学在实际的落实还缺乏重视程度。首先，在常规的体育教学工作中，缺乏从意识层面去认识到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更多的依赖与非民族体育内容教学，甚至导致传统民族体育内容教学缺乏特色性，也无法达到有效提升。教学方式相对单一，缺乏创新扩展，也无法有效的吸引学生投入足够的热情参与，不能有效的吸纳传统体育内容的精髓，相关民族文化无法得到展示。在教学方式上，更多的注重理论性研究，缺乏实践的大量积累与操作，更多的学生进行形式的模仿，缺乏对体育项目内容核心精髓的探索，久而久之让学生缺失相关体育学习的热情，体育项目的要领也无法有效掌握。甚至部分教师自身在教学上都缺乏深入的探究，缺乏专业经验与技术的积累，或者在教学传授上缺乏技巧，无法有效的运用语言与行为去阐述体育技巧与文化。或者部分教师更多的集中在理论层面的积累，缺乏实践操作上的提升。特别是长久的教学模式呆板化模式下，教师缺乏专业上的精进，教学内容陈旧，不符合时展所需。在传统民族体育教学内容上，缺乏多样化的选择，学生选择空间少，提供的教学内容学生兴趣低，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却没有对应提供，教学与学生诉求不匹配。
2.基于文化传承视野下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构建
（1）革新教学理念
在体育教学上需要转变传统教学理念，要提升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重视程度，挖掘其文化价值。需要在教学方面管理上设定对应的评估要求标准，让教学理念能够落实到制度层面，提升对教师教学的促进激励作用。同时在配套的教学资源上提供支持，例如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教学材料工具的配备，同时鼓励教师进行教学创新与改良，对于教学改良建议积极的吸纳并投入实践运行，做好实践评估工作的汇总报告，积极的总结教学经验，做好教学情况反馈评估。
（2）完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内容
对于我国高校适宜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内容可以划分为4个类别：武术、养生功法、少数民族体育与民俗体育等不同类型。武术类在各高校运用广泛，主要集中在长拳、简化太极拳与有关器械套路操作等；养生功法则集中在五禽戏、八段锦等；少数民族体育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毽球、木球与珍珠球等活动；民族体育则集中在舞狮、舞龙与赛龙舟等情况。不同的教学内容需要充分的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不仅要教学生套路与技法，更需要说明相关套路与技法背后的原因与文化内涵。例如，武术领域有不同的门派，不同的风格特色，同时注重习武要尊师重道，需要通过武术修为来提升个人品德，而后是个人的武术水准。而养生功法则是更注重人们通过一定科学方式达到身体的锻炼与养生效果，其中有较多的医学与养生理论知识，甚至会涉及到人们生活饮食起居各方面的知识。同时需要积极的吸纳中西体育技巧，对传统民俗体育内容进行对应的分析，提升教学的科学理论内涵。这种文化的传播不仅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同的内容安排上需要做好优化配置，可以依据不同年级、不同学生群体需求、不同时代特色进行对应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内容安排。可以依据不同年级开设对应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硬性学习任务，让核心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到有效的传承推广，其他的非核心体育内容可以通过兴趣小组的形式组队学习，或者纳入到选修课当中。总体来说，要树立核心普及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内容，联合兴趣选修的形式相结合，让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能够得到延续。
（3）优化教学形式与方法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内容相对传统，但是可以运用更多创新的教学方法来让教学内容焕发生机。如果单一的采用传统教学方式，缺乏有效的互动性与趣味性，教学内容呆板枯燥，学生无法激发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也会极大的下滑。在教学形式上要注重师生互动性，@样可以减少师生矛盾与冲突，让教学更加清晰明确，同时也可以更好的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作出针对性的教学安排，提升教学有效性。可以多采用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可以借助多媒体视频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情境做有效的烘托展现，提升教学指导的明确性。教师更多的在技术辅助下，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做旁观与纠正，这样有效的降低教师的教学压力，同时提升了教学因材施教的效果。传统一般由教师表现，学生模仿，教师需要花较多的精力去展现具体细节，从而没有更充分的时间去观察学生与指导学生。而借助于网络技术与多媒体技术，教师可以很轻松的获得教学有关信息与技巧知识，同时在课堂上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展现，通过相关素材来与学生具体沟通交流。其次，可以在教学中纳入更多的游戏化教学，让教学过程趣味化，增加一定竞赛元素，提升学生参与兴趣，有强烈的学习目标感。
（4）科学化教学评价
对于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评价工作，需确保其科学性。例如要展开教师随堂测试，测试学生体育操作演练掌握状态，主要是体育项目的实际演练实操能力，非体育专业学生不进行笔试理论部分；其次，可以让学生对教师的教学状况做评价，让师生做双向互评，这样可以达到双向监督的效果。此外，需要有第三方评价渠道存在，主要是指派专业人员对教师课堂教学情况做随堂听课，对教师教学情况做观察，同时接收学生的反馈情况。还可以对教师做额外的教学评估，包括学术研究、课程创新建设、学生社会性体育活动成绩等都可以纳入到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体系中。评价体系中要丰富性、多面性，这样才能有效的对教学情况做全方位的监督评价，提升评价的科学性。同时在评价上需要放宽一定尺度，避免过于严苛或者过于的上纲上线而抑制了教师的创新能力与教学改革热情，让教师有充分宽松的教学环境，对其教学创新与优化提升的行为应该给予对应的鼓励。
3.结束语
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构建需要各方面力量的配合，要积极吸纳中外教学新理念，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做改革创新。要多了解学生需求，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优化教学形式与内容，从而有效的达到教学模式的优化。
参考文献：
[1] 刘娟.文化传承视域下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反思与建构[J].体育时空，2015，（19）：45.
关键词：传统文化；高校；传承；关注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集中地反映了民族精神、民族生活和民族经验，涵盖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等多个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我国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了十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诸如诗词、乐曲、民族音乐、书法、戏剧、传统节日、服饰、诸子百家、民间习俗、工艺等等。它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文化，博大精深，在很早很早就已经吸引了西方的传教士、学者、旅行家等精英分子的注意，比如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等。
然而，这些代表着我国灿烂文化的东西，却在当今高速发展的时代中渐渐被淹没、淡忘。很大一部分高校学生在全球化文化思潮的冲击下，热衷于选择实用的、时髦的、前沿的文化科目，盲目追求时尚，盲目追捧外来文化，热衷于情人节、圣诞节、西餐等，对中国的书法、绘画、戏剧等传统文化十分生疏、淡漠，对所开设的国学课、语文课兴趣不高，甚至认为有些传统文化如易学等落后、过时，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的。
没有中学的升学压力，也没有小学的稚气未脱，更没有社会工作的烦恼和纷扰，高校，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学生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和成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无疑是传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大好平台，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健全人格，提高其综合素质，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树立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保护意识
在高科技和多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和外来文化让人们盲目追求和崇拜，而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较为淡漠，缺少知识和感情，片面地认为已经过时和落后。所以首先需要引起社会大众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保护意识，加强社会的文化认同，为传统文化提供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对于高校，应该加强和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鼓励学生多学习传统文化，普及学校所在地的传统文化知识，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觉。作为高校教师，更应言传身教，在课堂教学中通过自身传统文化修养的魅力比如授课中引入一些诗词，引经据典，引起学生的共鸣，从而起到引导学生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唤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保护意识的作用。
2、在校园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
校园是学生每天学习、生活的场所，如果在校园中融入比较多的传统文化元素，比如教室里的墙上悬挂古人的名人名言；广场、花园里镌刻名人的书法、塑像；走廊里悬挂一些传统的国画、剪纸、戏剧脸谱等等，让学生耳濡目染、慢慢的接受熏陶。
3、让传统文化走进高校
高校的教育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技能的教育，更要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因此传统文化的教育不能走出高校课堂。从某种层面上讲，高校学生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是因为陌生，因为不了解。比如川剧，我校曾经将部分经典川剧剧目搬到学校的舞台上进行表演和解说，赢得了满堂喝彩，学生对此评价颇高，并表示观看后受益匪\。同样的，对于其他的一些传统文化，比如皮影戏，剪纸等，定期或不定期地将艺人们请来学校办一个讲座，做一场展览，或者开设为选修课，相信会有很多学生是愿意去了解并学习和关注的。
4、组织学生成立兴趣社团
社团是学生课余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依托社团的影响力，可以成立一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社团，比如汉服社团、剪纸社团、民间舞社团、书法社团、戏剧社团、古琴社团等等，定期组织学生活动、给予指导，并组织汇演，也是宣传传统文化、提高学生兴趣和积极性的方法。
5、充分利用有影响力的媒介， 加强交流
要让学生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应该充分了解学生的心理，利用有想象力的媒介吸引他们的注意。除了传统的广告，还可以借助时下收视率高的电视、电影、动画等媒介。可以考虑将传统文化植入时下一些知名的电视真人秀节目，让以明星效应带动大家的关注。比如湖南卫视的《偶像来了》的某一期节目，就让明星去一些不太为广大观众所熟知的安徽呈坎，通过游戏、完成任务等方式让明星和观众都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徽墨、毛笔、徽雕、撕纸、歙砚等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和印象，并且愿意学习和购买一些产品。此外，还可以考虑将部分传统文化融入电影或者将年画题材中的经典的故事、桥段编成动画片或微电影等。比如电影《小门神》就是讲年画里的门神以动画的形式展现出来，轻松而易于接受；比如电影《捉妖记》里展现的剪纸文化等等，都是潜移默化中在展现我国的传统文化。
此外，可以开设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群或微博等学生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社交软件对传统文化进行宣传和介绍，并经常保持更新和互动，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了解。
6、与时俱进
要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因循守旧是行不通的。必须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才能发扬光大。但是创新不代表全部抛弃，而是在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上结合现代的需要进行创新。比如苏轼的《明月几时有》这首词可能很多学生背不了，但将之配上曲，并以现代的通俗唱法进行演唱，以歌曲的形式展现，就有很多学生能够吟唱了，在唱的过程中，词也记下了，也能体会词中的意境，这也是与时俱进的发扬传统文化的一种方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116－05
从上世纪末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传统文化热。关心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学术团体相继成立。西方国家一些思想家也希望复活东方文化传统并使之现代化，用来消除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和弊端。但是，传统文化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体系，它并不能自然地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与需求。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其在当代获得新的活力，对于当前的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建设意义重大，也是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方法论是传统文化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科学的批判和抽象的继承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之一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而摒弃其糟粕。而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何做到在继承过程中既不遗失精华，又能很好地去除其糟粕呢?事实上，关于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不妨从历史上发生争论的两种观点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
关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他所提倡的这种方法称为批判继承法，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也是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所一贯遵循的一种原则。
然而，批判继承法所表述的内容比较宽泛，仅仅给出了继承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和一般性原则，对于怎样继承的问题并没有给出解答。实际上，任何思想遗产的继承都是一种批判的继承，都要经过取舍和转化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批判继承’乃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仅只是停留在此原则的一般性上，就既谈不上‘批判’，也谈不上‘继承’。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思想理论意义上的继承都只能是一种批判继承，都要经过某种取舍、过滤、转化和重构。”而当我们面对具体的需要批判继承的对象时，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批判和继承呢?冯友兰对此进行了探讨，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方法：抽象继承法。
冯友兰是在谈论继承传统哲学命题时提到抽象继承法的，但这种方法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普遍意义。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哲学命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为抽象意义，一为具体意义。他对哲学命题作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区分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有些道德是跟着社会来的，只要有社会，就得有那种道德，如果没有，社会根本就组织不起来，即使暂时组织起来，最后也要土崩瓦解。有些道德是跟着某种社会来的，只有这种社会才需要的，如果不是这种社会，就不需要它。前者我称之为‘不变的道德’，后者我称之为‘可变的道德’。”他认为某些道德是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而如果要根本否定了这一前提，那么对传统的继承也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冯友兰提出的道德的超越性和普遍性，实际上是给出了继承传统的一个前提。有学者指出：“肯定有某种一般性的道德，也就是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肯定某些文化价值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根本否定这一前提，所谓‘继承’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的意义就在于此。”冯友兰对哲学命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哲学领域，实际上是对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具体的探讨，提出了一种思路，触及到了在当代如何继承在封建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比较强烈的反响，许多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这种学术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
事实上，批判继承与抽象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关于这一点冯友兰有过这样的解释：“其实，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并没有冲突，也不相违背，它们说的是两回事。批判继承说的是继承要有所选择，于我有利的就继承，于我有害的就抛弃。这说的是继承的对象的问题，说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抽象继承法说的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批判继承选择了继承的对象以后，就有个怎么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方法。”
客观地讲，批判继承主要讲的是一个态度和原则的问题，它主张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要有选择的进行，它可以防止在继承传统文化过程中的照单全收的倾向，而在实践中有可能产生批判多、继承少的问题；而抽象继承法则讲的是怎样继承的方法问题，它有珍惜传统文化的意图，对于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也可能产生泥沙俱下的后果。对此，不少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朱宝信认为：“‘批判继承法’重在批判，这种方法运用的实际后果是传统文化在社会中几乎被人遗忘；‘抽象继承法’则重在继承，其抽象性不过是达到继承的一种手段。……抽象继承法能够伸张语言的民族性、普适性和历史性，传统文化才能走进当代中国，即达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而按照批判继承法，传统的内容只能(绝大部分地)被拒于当代中国之外。”郭建宁指出：“从历史上看，讲批判继承，结果往往是只有批判，没有继承。讲抽象继承，又往往不加分析，对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的区分比较忽视。总的情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通行批判继承法，拒斥抽象继承法。80年代抽象继承法强势反弹，长期盛行的批判继承法则被搁置一边，很少提及。90年代有人重提批判继承法，指出抽象继承法的不足。”
笔者认为，批判继承法与抽象继承法两者在实践中是互补的，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批判的抽象继承法”：即既要根据批判继承法的态度和原则摒弃传统文化中那些过时的糟粕的内容，也要利用抽象继承法提供的方法充分地继承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只有做到科学批判和抽象继承的统一，才能既不传承糟粕，又能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
二、与马克思主义实现有机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谈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不科学的，其结论也必然是不完善的。可以说，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传统文化完成现代转型，在当代充分发挥其建设作用的必然。
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文化基本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长环境，影响和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和价值观受到了近代西方文化理念的冲击，其自身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比如：传统文化缺乏民主意识，而民主意识正是现代政治理论的精神动力所在；传统文化诸多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有着强烈的等级意识，而这与现代的平等意识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传统文化推崇德治，对法治强调不够；等等。可以说，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与价值观并不能完全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现代文化的冲击与浸润，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着力发掘的传统精神资源，主要与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相联系。那些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内容，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可以认为，传统文化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已初步实现了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但由于文化的惯性，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依然任重道远。而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是对传统文化固有的内容做任意解释，也不是用西方文化模式随意改造传统文化，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使传统文化中那些可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部分得以发展。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内容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便利。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具有相通之处。中国哲学重视习行践履、强调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也有某种相通之处。另外，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观点有相通之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有相似之处，两者在当前的和谐社会构想中产生了共鸣。在共通的基础上，传统文化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在多个层面上，以多种方式进行结合。首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进行改造，在保留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又使之具有科学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结合就是这方面的范例。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典范。其次，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传统文化中一些价值理念以时代内容，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体现传统文化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范式。小康社会的提法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小康”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范畴，经由邓小平的诠释而完成了其内涵的现代转换，“小康社会”理论已经成为一个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理想图式和现实指向的纲领。再有，可以使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形式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使其充分发挥对中国建设实践的具体而实际的指导作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范例便是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借用。“实事求是”一词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其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之语。对“实事求是”做出了一个全新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精确概括。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不仅仅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两者的结合不能脱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需要，也决定了两者结合的内容和方向。历史和实践的经验显示，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革命时期，实践需要是鼓舞人民的斗志，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所以，当时两者的结合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舍生取义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结合。而在当前的建设时期，实践的需要是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大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需要传统文化的和谐成分与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之间进行多种方式的结合，充分发挥它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而这也正是建设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就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离不开传统文化。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人们认识并接受某种外来思想时，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为视界来对其进行评价然后才能采取接受或者拒绝的态度，而这种作为视界的观点则来自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只有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扎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根深叶茂、开花结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它本身并不能自动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都真正转变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每一个阶段性的理论成果，都包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内。思想的发展和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正走进了中国，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探索，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都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
三、弘扬特色与综合创新
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内化成为国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它深藏在每一代人的深层意识中，对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对于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可以说，特色是一种文化的立身之本，只有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锋之中不被淹没并且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传统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的瑰宝，它们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讲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当今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重要的价值，可以起到与西方文化融合甚至是纠偏的作用。比如，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注重个人本位，而中国文化则凸显了关系本位的伦理规范。不可否认，个人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个人主义中包含了某种原子主义的倾向，它的兴起尤其是被极端化后也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关系本位非常强调一方对于另一方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为推进人际关系走向和谐的理想境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念。再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有助于走出这种困境。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在思维方式上重直觉、辩证思维、中庸之道；在方法论上重综合，强调相互联系；在人生观方面重视立业、重德轻利；在价值观方面主张国家为上，爱国主义；在道德观上讲求仁、义、礼、忠、孝、和为贵，等等。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是需要我们重视并加以发扬光大的。
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消极成分，而且影响极大，在实践中需要谨防其负面作用的发生。众所周知，继承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然而，仅仅有批判的态度还远远不够，因为传统文化中这些消极成分具有很强的顽固性。这些内容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世代传承，而是已经内化成一种民族心理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举止行动。比如，人们都明白法大于隋的道理，但现实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案件难以执行等现象比比皆是，追根溯源，都与传统文化中“重关系、讲人情”的理念有一定关联。因此，不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有清醒的认识，还要对它的这种顽固性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保持清醒的头脑。
然而，在传统文化的当展中，仅仅弘扬其特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创新。在全球化条件下，传统文化需要积极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封闭的文化很难适应国情和时代的需要，更谈不上创新和发展了。著名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曾经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各种文化都可以获得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从而实现共同发展。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经指出：文化的多元性是推动人类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重要动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才能创新和发展。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海纳百川的博怀，我们的祖先曾经克服种种困难去发展同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交往，而这也正是中国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同时仍然不断地学习西方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实践过程中更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会推动自身的发展，而拒绝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必然影响自身的发展与创新。
坚持并弘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与在交流吸收中进行创新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保持特色是交流借鉴的基础，交流吸收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特色。国学大师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他认为，创新决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优良传统的继续和发展，而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融合中西文化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创新。“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这一任务是巨大而艰难的，然而前途是光明的。具体说来，所谓“综合创新”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的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思想精华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和反理学思想的综合。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我们在当代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指明了道路。笔者认为，“文化综合创新论”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规律。可以肯定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特色和长处的同时吸取各种先进文化的长处，走综合创新之路，符合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08.
[2]郑家栋，冯友兰“抽象继承法”之我见[A]，郑家栋，陈鹏选编，解析冯友兰[C]，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22.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4，299.
[4]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43.
[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242.
[6]朱宝信，论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J]，青海社会科学，2003，(1)：32.
[7]郭建宁，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J]，河北学刊，2003，(9)：74-79.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