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法制史；传统文化；传承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28-004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首届教学奉献奖奖励课题“地方高校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湘财教指〔2011〕9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水顺（1966―），男，湖南新田人，硕士，湖南科技学院法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法理学，法史学。
中国法制史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大学生在课堂里对传统文化的感知与传承主要依赖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中国法制史虽是全国高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因中国法制史所涉及的内容时间跨度大，始于夏朝，止于1949年，上下几千年，其中生僻的古代法律专有名词较多，文言文多，典籍资料繁杂，内容难以理解，学生在学习时感觉存在较大的难度，故学生对此门课程学习兴趣不大。但是，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中国法制史，蕴含着中国几千年来依法治世的成功经验和中国人民无与伦比的法律智慧，凝聚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人文精神。在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彰显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中国法制史的一个教学任务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所以，正确地对待、学习、捍卫、传承和发扬中国法制史中的传统文化，极其必要和重要。
一、通过中国法制史细节的教学，使学生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中国法制史课程知识点多，内容庞杂，囊括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主要的发展变化过程。其内容就是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及其制度，包括法律的产生、发展、演变、性质、特点及其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法律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等的关系。教师可以运用多种教学方法，通过以上细节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各细节的知识点，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国家观、法律观，也为他们学习理论法学和各部门法提供基础性知识，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理解。因为我国现行的民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制度都不会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它与中国各朝各代的法律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法的继承关系。我国现行法律的许多制度、理念、立法指导思想、原则、法律形式都与古代的法律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大学法学本科学生来说，学好中国法制史就能更好地理解、领会和贯彻现行法律，了解现代法律的渊源、优点与不足，以及如何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以期促进现行法律的不断进步。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各代统治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都会想方设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打击刑事犯罪，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以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资料和文化传统。
教师在讲授中国法制史细节时，应该要有意识地去搜寻其中的文化细节，挖掘其传统文化的内涵，引导学生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必然会转化为学生积累传统文化的快捷通道。众所周知，中国法制史各章各节的细节，均是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法律制度的浓缩和精华，均蕴含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假如教师能匠心独运地教学，学生能用心地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便可拓展出精彩而深厚的文化内涵，并转化成学生的法律文化积淀，使学生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二、通过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与发展规律的教学，使学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从中国法制史课程的特点来说，要想使学生深深地被感染，教师对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内容精心的备课和精彩的讲授就变得特别重要。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第一，我们可以以立法指导思想、法律形式、立法概况、行政立法、刑法制度、民法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经济立法、司法制度为线索。其中，教师最应该讲清楚的是，每个线索是怎样在各个朝代之间产生、发展、演变和承前启后的。这又要求教师必须运用教学技巧，对枯燥的理论进行有目的的加工，使之成为学生喜闻乐见的、包含着许多故事和趣闻的内容。例如，我们在讲立法指导思想时，夏商周三代是怎样承前启后的呢？夏商两代都是神权法思想，都是“受命于天”“恭行天命”，而西周是“以德配天”。这个理论既枯燥乏味，其逻辑性也不强，学生对这个理论的学习往往很消极，故教师在这个问题上一定得花费一番心思，在教学技巧上下功夫。必须将“受命于天”“恭行天命”“以德配天”与民间传说故事“帝祖合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祖分离”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语言在轻松的课堂气氛中进行讲授，使枯燥的思想变成有趣的理论，使之受学生欢迎，易被学生吸收。
第二，也可以以一脉相承的各朝的法典及其法律制度为线索。中国古代是重刑轻民的，所以其法典主要是刑法典。中国古代的法典沿革清晰、一脉相承，从夏至清的各朝主要有禹刑、汤刑、九刑、吕刑、法经、秦律、汉律、魏律、北魏律、晋律、北周律、北齐律、大业律、开皇律、唐律、宋刑统、明律、清律，它们分别反映了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自始至终都以“五刑”指称刑罚体系。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西周三代，其刑罚体系是以肉刑为中心的“五刑”体系，秦朝时的肉刑更加残酷，西汉时开始进行刑罚改革，废除肉刑，向徒刑、流刑过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有了一定的进步，到隋唐时期形成以徒流为中心的“五刑”体系，这一直持续到清末。
教师以各朝的法典及其法律制度为线索进行讲述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因为它们是以晦涩难懂的文言文表述的，但通过教师的细心梳理，精心加工，用心讲授，尤其是教师在讲述时，巧妙地把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法律典故始终贯穿其中，讲解其源头出处和演变过程，使学生了解各典故的来龙去脉，加深学生对各朝法典及其法律制度的理解，这样也会使这部分内容的讲授妙趣横生，易被接受。一般来说，法律典故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使用频率高，蕴含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有些法律典故，历史性、趣味性都很强，如既往不咎、三令五申、死有余辜、一网打尽、明正典刑、先斩后奏等。有些法律典故，包括法律术语典故、司法典故、判例典故和刑罚典故，虽无中学知识基础，专业性很强、晦涩难懂、不易掌握，但却是法制史中的难点内容，是教师必须详细讲解的，这是法制史专业知识的基础。如獬豸、绳之以法、三尺法、治国三典、击鼓升堂、何武断剑、海瑞验尸、枭首、凌迟等。有些法治人物典故，人物形象刻画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秉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学生对这些法治人物有个完整的把握，用历史的眼光去理解这些典故，这将有利于学生视野的拓展和文化的积累。如叔向论罪、子产立法救世、汉文帝废肉刑、汉武帝不以亲党诬法等。教师如果将这些法律典故融进课堂里，就将死理论讲活了，将枯燥的东西讲成了学生感兴趣的知识，学生也就不会再对中国法制史消极抵抗，而是积极地主动地接受了。
法律典故既是我国法律的历史，又是形成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基础。当然，在这里，文言文就成了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可以看出，通过教师对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的精彩的讲授，使学生领会中国法制史的发展演变规律，发现这门课程的魅力和兴趣，使这门课从一门枯燥无味的纯理论课变成了妙趣横生的受学生欢迎的趣味课，从而使学生感染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就会随之扎根于学生心中。
三、通过中国法制史中法律传统的教学，使学生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贯穿于中国法制史始终的中国法律传统是一个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成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1]关于我国究竟有哪些法律传统，学术界见仁见智，但基本看法一致，最有代表性是张晋藩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主要有以人为本、明德慎罚、恭行天理、执法原情等传统。[2]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价值判断准绳。相应地，中国古代社会在法律方面创造了自己一脉相承、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小农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必然存在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因此，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教师应该果敢地进行取舍和选择，真正使学生在中国法制史的学习中，去感悟、汲取、秉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大一统与爱国主义传统
大一统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全国。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帝王就应该拥有一统天下的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后来又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观念。爱国主义一直为古代中国人民所倡导、褒奖和推崇，主要体现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政治伦理思想中。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用传统文化去充实和丰富法制史教学内容是大学法制史教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
（二）“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传统
这个传统的发展演变，从西周到隋唐，法律儒家化最后定型，为宋元明清各代所继承和发扬。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于道德教化的高度重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重要表现。
在中国古代，做人、处事和治国都不能离开礼。礼与德关系紧密，礼是外在规范，德是内在义理，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认为礼与法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调整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二者既有统一性，都以权利和义务为调整内容，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密不可分。汉儒又将此理论上升为治国之策，把儒家的亲属制度和法家的专制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标志着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它通过“春秋决狱”渗透到司法领域，后又通过“以礼入律”渗透到立法领域，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唐代，此传统达到顶峰。
（三）“恭行天理，执法原情”传统
天理国法相通，法顺人情无害。天理又体现为国法，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协调一致，作用互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都强调天道秩序对人类社会秩序的示范作用，表现了人们对“天命”的敬畏。这种倾听天命、敬畏自然，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制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视。
（四）“以人为本，明德慎刑”传统
它体现了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刑法适中，尽量做到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儒家继承发展了民本思想，孔子明确提出了“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更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体系。秦汉以后各朝各代都宣称以“重民爱民”为其重要的一个基本政治原则。当然，这对于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缓和和解决社会矛盾、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五）家族本位与伦理法治传统
在中国古代，宗法与政治达到了高度结合，导致了家国一体、亲贵合一、家法与国法共存的局面。这个传统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中国的忠孝文化，它注重亲情，注重家族伦理。因为家庭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各个个体相加的整体，子女生命是既其父母生命的延续，也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就有了“骨肉之亲”“手足之情”之说。在古代传统法律制度中，就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家族伦理的印记，这也是中国法律传统中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
（六）“纵向比较，因时定制”传统
中国历代法典尽管内容上大同小异，但袭旧又有所创新，是在总结过去、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基础上，经过纵向比较而制定的，所立之法不但有轻重取向不同，并且更加贴近生活。从本质上说，它所倡导的就是“创新”，包括法制变革和其他社会变革。中国法制史中的管仲改革、吴起变法、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周世宗改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和“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创新、锐意改革、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思想追求，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髓，这同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也是非常吻合的。
（七）“无讼是求，调处息争”传统
它反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法律文化所极力倡导的知足常乐、克已忍让、天下无讼与和谐稳定，可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以义务观念为主的中国古代人们的权利意识，不利于人们法律素质和法制观念的养成，但从劝导人们必须重视内心修养，在遇到与人冲突时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尽量避免纠纷，息事宁人，如已有纠纷，要尽快了结，从而保持内心平静，防止不良情绪。“无讼”“息讼” 与“和谐”又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在古代不但是各级官吏良好政绩的主要表现，也深深地影响了广大群众，这更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厚重积淀。
四、通过中国法制史曲折发展演变过程的教学，使学生感触中国传统文化脉搏
中国法制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产生、发展、演变是呈螺旋式上升，在曲折中前进的。先秦时期是中国法制的起源阶段，其中，夏商西周的奴隶制时期，以习惯法为主。这是奴隶制社会法制的形成、发展、成熟与完备时期。到了春秋，奴隶制法制衰败、解体了，习惯法逐渐向成文法转变。战国、秦朝是封建法制的形成期，汉朝是封建法制的确立期，开始引礼入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法制的过渡演变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礼法进一步结合，优秀法典层出，律学十分发达。随唐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古代法制也达到最高水平，传统法制成熟定型，中华法系最终形成。自唐之后，中国社会又进入大分裂的局面，宋、元、明、清是中国法制的演化阶段，封建法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国法制的转型时期，这是从封建法向近现代西方法转变的发轫期，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末修律。从清末改官制，建咨议局、资政院，颁《钦定宪法大纲》《重大信条十九条》，到修律馆、修民律刑律，从中华民国制定《临时约法》到近代新司法制度的实施，从北京政府的制宪到南京政府六法体系的完成，都以失败而告终。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广州、武汉及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风云突变、兵戈频仍的环境中，在清末与北洋政府立法、各种法律草案的基础上，仍然能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法律体系，虽然此间也有过诸如袁世凯借“尊孔”“复古”，倒行逆施，但中国法制的前进步伐是不会停止不前的。[3]
大学教师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应积极努力地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使学生真正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促使他们积极地主动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感触、认清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搏。
参考文献：
[1] 方明.中国传统法律：正名与证明[J].中国图书评论，2012（11）.
关键词：建筑设计；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6.032
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为了人们美好的生活建造家园。从“一五”计划开始恢复了大量建筑群，又重新建设工厂、商店、学校、办公场所、道路桥梁和民用居住房。发展至今，已有辉煌的历史，不仅建造了高楼大厦，还修建了巨型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将大量的电力输送到国际化都市――上海。鸟巢的诞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小蛮腰式的广州电视塔颇有艺术风格等等，均体现了中华儿女具有聪明的智慧和强大的国力。
1 我国建筑设计行业的现状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基本建设全面展开，我国建筑设计行业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建筑设计单位扩大规模、增加人员，经营方向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宽，营业项目不断增多，企业的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在众多产业部门中GDP总量排列前茅，企业效益和个人收入年年提升。完成了国家投资、民营投资等多方投资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设计任务。设计了一座座美丽的桥梁，打通了南来北往的交通道路，设计了一座座精品的建筑，完善了各类公共设施的建造，使全国各地处处是新建筑、处处是新面貌，一片繁荣景象。建筑设计样式越来越多，越来越国际化，建筑设计风格越来越现代化，建筑设计水平越来越高。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改善了国民的居住环境，缩短了城乡差别，带动了建筑业及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2 在我国建筑设计中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不足
2.1 传承意识不强，发展认识不足
长久以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建筑设计领域中一直都在进行研究并且相当重视。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建筑群也都加以修缮保留完好。但一些城市、一些建筑设计者、一些业主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大有追求名利的行为，使得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很多雷同相似的建筑、单一、呆板无生机。加上一些业主、一些设计工作者对在建筑设计中传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方面认识不深，没有较强的传承发展意识，使一些建筑设计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点，没有传统文化的气息。
2.2 专业素养不高，创新理念不强
新世纪，我国为了赶超世界，加快了建设发展的步伐，使建筑行业飞速向前。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一些院校扩大招生规模，降低招生标准，使一些学生毕业时专业水准不够好。一些设计单位为了完成任务、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不再按高要求招募人员，降低了门槛，致使建筑单位设计人员整体素养下降。一些有经验的设计者，虽对建筑设计颇有研究，但由于肩上担子较重、工作任务较多，已没多余的时间去思考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时间去继续深造参加业务培训，更没时间去祖国的大好河山游历并参观先人的杰作，只是机械化的工作，每天都在想尽快的出成果，建筑设计数量增多，但无暇创新，无力去发展具有传统文化理念的建筑设计作品。
2.3 体系制度问题
建设系统管理单位体制改革还在不断深化、不断完善之中。每个省市都没有放弃保护古代建筑，都没有放弃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但面对到处都是高速建设的大环境，难免出现一些比拼思想，要建筑最高的楼、最大的商贸广场、最多的住宅。要最快的设计速度，最快的拆除速度，最快的建造速度。为求快，标准化、规范化的建筑模式应运而生。现代化国际式的建筑格局比比皆是，它们面无表情、长相都一个样、没有细腻之处、没有传统文化的气息、没有传承古老民族文化的精神、没有自己的特色。只有复制复制再复制，一些建筑依然失去自己本身应有的灵气、应有的精神和魂。
3 在我国建筑设计中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建议
3.1 提高认识发展传统文化
我们在高科技年代，在建筑设计方面不仅应注重学习世界先进思想、先进技术，还应进一步加强对本地文化、本土建筑的深入研究，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建筑群不仅要好好修缮保留，还应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不能一味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应积极主动去挖掘我国建筑设计领域中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具有民族风格特色的特点，提高在建筑设计中传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淡薄功名利益追求的思想观念，吸取西方好的思想、好的经验，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格好的建筑作品。
3.2 提升专业素养，增强创新理念
无论是学院还是建筑设计单位都应注重人才的素质培养，只有提高业务能力、提高管理水平，才能赶超世界，改变自己，才能创新。学院应加强对设计专业的教学管理，严格毕业程序，对专业课程不符合毕业要求的应暂缓毕业，直到达标才能走出校门。设计单位应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合理安排设计小组工作，最好安排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带教刚入门的年轻人，以提高设计技能。应定期或不定期的对业务骨干进行业务培训，组织他们参观学习，提高设计人员的业务素质，拓宽他们的设计视野和思路，才能加快行业建设发展的步伐，才能以高质量、高标准满足市场需求。设计单位应注重研究设计、发展创新具有传统文化理念的建筑设计作品，使祖国的大好河山依旧美丽、依然具有民族特色。
3.3 完善管理体制传承民族文化
在深化建设系统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每个管理阶层的领导干部，在城市建筑规划设计中不仅要打出本省市的品牌，还应注意保护古代建筑，在建筑设计中还应大力宣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还应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不仅要有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水平，还要有自己特色的、民族精神的、又细腻又有生机，还有灵气和非常精神的建筑设计作品，将传统文化民族的魂传承下去。
4 总结
在我国建筑设计中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重点在设计工作者上，关键点在决策者之中。只有加强全民具有传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知晓其重要性、必要性，才能在建筑设计中更好的展示中华儿女伟大的民族精神，延续不同特色的民族风格。
参考文献
[1]王洁明.浅谈如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传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J].科技资讯，2015，（11）.
[2]刘思源.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J].中华建设，2015，（02）.
[3]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论文摘要]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产物，只有以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设计源泉，创作出凝结着中华民族神韵和精神风采的现代服装，才能推动辉煌灿烂的中国服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现代时尚的殿堂，只有让世界从我们民族的当代服饰中看到更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民族服饰才能够真正成为世界的。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我国的文化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他们对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出色运用，向国内专注于服装设计的人们提出新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如何选择、如何继承、如何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要既不失传统、又能符合现代生活品味，这是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话题。
一、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我国的历史悠久，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每个时代都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各地方各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宗教文化。剪纸、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工艺美术等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众多设计师们创作的灵感源泉。
服装文化的发展决定着服装的技术、服饰审美趋向等发展变化。古希腊风格、古埃及风格、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在现代服装大师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我们看到的服装设计作品中更多的是差异：而这种在服装作品中的差异，往往成为服装作品的生命力。服装艺术设计，归根结底是通过艺术、思想和科学共同合成的。一个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服装设计人员，就不叮能有什么优秀的创意作品：
我是从事教学作的，我认为往教学过程中应该计学生学习了，解传统文化艺术的思想，特别是要领会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以及意境美、形式美。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学生，明天的服装设计师的未来创作活动，打下坚定的创造基础。认真研究、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悠久而又丰厚的文化知识宝库，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吸收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精华，对学习服装设计的学生来说大有益处。通过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使学生的视野拓宽了，设计构思更丰富了，审美观念也提高了，对民族文化有了良好的认知，才能创造出源于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时尚服饰作品，并在作品中，体现出本民族的独特风格、风土人情及人文情怀，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带有中国韵味的服装，也能让世人更好的去了解围。
二、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的成功在于有根，而我们的创作之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中国五千年的义化沉淀了很多优秀哲人的思想，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思想，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形式：五千年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众多的表现形式，很多元素可以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诠释，用现代的语言，去解读以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多元传统文化将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灵魂。不管承认与否，我国传统多元文化与历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和创作观
当我们追溯传统文化的渊源，民族服饰的特色，去解释当前的服饰现象和当代的服饰风格时，可以看到，现代服饰并不是所处时代仅有的和自发的创造，而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传统文化的延伸一服饰没计的艺术表现力需要丰富的文化内涵来支撑，没有文化积淀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浅薄的。因此，传统文化至善、至真、至美的文化内涵，是现代服饰设计中的灵魂文化，传统文化深厚的艺术美感，是现代服饰设计创作的灵感与激情源泉：
在民族化设计巾所表现的不应只是表面文章，这样做必然要受到工业化生产和审美观念的制约。民族化存各时代所共有的超时代性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继承传统不是复古，而是继承前人的艺术创新精神，继承传统的正确态度是不断地丰富它，不断地推陈出新，使传统与现代融合，从而创造出有个性的新风格服装在学习借鉴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模仿某一个民族传统的服饰，照搬图案或修改传统的款式使之成为具有民族性的服装，而是应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民族性的灵魂和精神。时代改变了，服装设计的语言也要与时俱时。服装设计必须立足于当代人的审美要求和穿着习惯，这就要求设计师能够敏锐地捕捉时尚热点。并将其巧妙地揉入自己的设计风格中，服装设计不再是简单的款式照搬，而应体现为人们对时尚生活方式的理解，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设计。
三、在继承中发展中华文化
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服装设计中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在服装设计表现手法上适当运朋当代服饰设计艺术新设汁理念与设计手法，通过现代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将服装的造型、色彩、面料与现代时尚潮流完美结合，来诠释民族性的服装设计，也就是说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借鉴、继承、改良、发展并赋予它新的形式、新的变化，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服装风格，所以深刻了解巾华民族这个千年古老文明国度的深厚传统文化艺术底蕴，并将它与现代意识巧妙结合，是我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的，也是每一个设计师都不可忽视的课题。
(一)在传统文化上进行改良
创立中周风格的服装，不是一味钻研民族服饰，而弃世界流行大趋势于不颐，我们知道，任何民族的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交织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如今全球化风潮扑面而来时，创造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服装，应该是在世界性、时代性这个前提下，立足于中国风格，即“世界之精神，中国之本质”。中西服装文化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二者并不是格格不入，相反进行一定的吸收和借鉴能够增强服装的生命力和时代感。
借鉴传统文化，是对传统素材的再认识、再创造，包括文化内涵的改变与表现形式的转换；而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设计者必须把激发创作灵感的原型因素转化为切身的心灵感受，分析、归纳原型因素的主要特征并加以提炼，然后以一种明确的、恰当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旗袍，本是中国满族女子穿的一种长方形大袍，开始的造型并没有显示出女性的性感特征，也没有体现女性的形象美。辛亥革命后，旗袍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艺术特点，使旗袍的款式造型和裁剪制作方法得到改进，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人旗袍之巾，花样不断翻新。改良后的旗袍变得收紧腰身，缩短长度、提高开衩，甚至出现低领无袖的造型，由卡住整个颈项的高领逐渐改变，直到取消领子时还未休止．义把领子开低，使美丽的颈部和颈饰完全显露出来，进而再把肩部变为吊带，充分展示人体的曲线美．这种中两合擘的服装款式既是借鉴西方服饰文化传统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提取传统文化中元素进行创造
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与艺术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为现代时装设计乃至其他众多艺术、设计领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设计素材。具有中国元素的传统文明产物数不胜数：艳丽的唐三彩、灵秀的水墨、素雅的青花甚至亭台园林、坊间乡趣都可以激发设计的灵感。例如，“天意·粱子”的主题“濡”中．借鉴中国书法艺术中纤毫、墨水和宣纸之间的轻灵接触，一气呵成、体现出纤浓适度的形式美和神韵美。这样的元素符号运用不仅仅是视觉设计，也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美学。
作为艺术文化的精华，中国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传统服饰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获得各种时期的蛴形、配色、材质、图案以及精致绝伦的传统工艺。闪的巾式面料，艳丽的民族色彩，传统的凤凰、牡丹、祥龙等中国吉祥图案，精致的刺绣、滚边、盘扣，这些最具民族特色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地被设汁师们运用在时装设计中，成为表现中国风情的重要手段：对于传统图案可以较自由地运用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将这些形元素进行新的没计重组，达到一种独特的效果。例如香港设汁师张天爱，在她的设计中起用了典鲜艳的晚清时期龙案苏绣，这种元素与前卫极端的西方妆扮相融合，另类的诉说着现代生活对传统东方情调的怀念。在这个设汁中，龙纹仅仅是龙纹，不具有象征意味，不代表九五之尊，它只是图案。在运用元素时，必须从整体考虑，服装的造型、材料、色彩、图案、细节、饰品以及人体形态、化妆都要在一种格调下统一起来。要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推陈出新，把传统与现代融合，创造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需求的服装
关键字：庭院空间 ，传统， 现代， 行为因素， 继承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 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Abstract: along with years of change, the courtyard landscape from ancient developed so far,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already have great changes, Different s era background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eople's thoughts and behavior, these factors are given "courtyard" a different meaning. In this kind of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courtyard will find modern life pulse, like it in one thousand, as it is to come into every time. Traditional gen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modern elements, it is not a return to the past, also not to enter a foreign land, but to clear and strengthen modern in the world at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reality projection, the traditional time and coexistence.
Key words: garden space, traditional, modern, behavioral factor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前言：人们在逐渐适应由高架桥与高楼大厦所构成的城市形态的同时，也逐渐适应现代紧张的生活节奏与紧凑的生活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自然随之改变。为了能营造更宜人的生活环境，缓释人在现代都市中的巨大生活压力，人们迫切需要营造属于自己的庭院。然而庭院类型是传统生活方式的产物，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如何利用传统中的精髓——庭院文化来营造更宜人的现代生活环境，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虽然庭院的概念有所变化，但是始终不变的是庭院意境的营造。庭院意境就像庭院的魂，它不仅影响着庭院设计的品味还映射建筑与人的思想层次。当然，在当今社会生产力下，传统庭院文化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造园的民族形式或民族风格再要维持下去是办不到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传统庭院空间的意境营造手段是值得借鉴的。学习的不是庭院形式，而是一种营造意境的手法与时空精神塑造。因此，正是基于这种目的，试图对传统庭院空间的形态构成与设计语言进行归纳与辨析，对传统庭院如何转换机制与现代建筑设计相结合做一尝试性的探讨。
在当代中国的建筑景观创作中，对庭院空间的运用进行了很多尝试，其中大部分有意识地提到与传统庭院的文脉关系。它们当中不乏成功的范例，也有一些与设计宗旨相去甚远。设计者希望人们能感受到传统的韵味，而使用者却往往感受不到。除了功能形式等外在因素，更深的误区是传统庭院中的空间意象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对意境的追求就更欠缺了。
中国庭院，作为东方庭院设计的一个主要代表的分支，源远流长的好、美就不用多说了，是介于人和自然之间的。中国庭院是植物基本上采取自然式，石材是叠石成山，但是中国的现代作品好的不多，为什么呢？某些庭院空间中因意象的缺失导致传统意境丧失殆尽。有的设计中，庭院成了仅仅满足采光通风的功能性天井，自无意境可言。大部分还丧失了传统庭院意境的重要源泉，就是主题性。传统庭院通过文化的引入引发人的联想，触动人的心灵，而不少现代庭院既无传统文化，也无现代文化的引入，缺乏使人伫足、倾听、畅想的主题。这些传统意象特征的匮乏，终于导致意境的丧失。某些现代庭院设计由传统庭院形式照搬而来，认为其意境也可随之而来，这种意境的照搬是不会成功的。意境是主客体的情景交融，是每一时代生活的艺术化，时代与生活都发生了变化，仅借用客体的形式，只能引发对遥远过去的回忆而不能与当代生活形成共鸣。没有分析传统庭院产生意境背后的意象构成或没有认清它们的关系，仅对诸如小中见大、曲径通幽等描述性的手法或是堆山叠石等形式要素加以继承，结果是月湖石泛滥，庭院空间琐碎不堪，局部的趣味代替了整体的考虑，所谓的传统意境也就被曲解了。
我们看到现在一些哪怕是开发商做的非常提倡的作品，也是以建筑在中国中式建筑上单索比较多，真正在园林上探索的比较少。中国会把石头有一个叠法，这样就可以代表山，这样的一个优秀传统在当代庭院设计里面很少有探索。在日本庭院设计中虽然庭院更加拘谨，但是因而控制的力度更强。庭院中的所有东西都是严格控制他的比例尺度，比如说灌木有多高，30公分高，它永远是在30公分高，植物也是一样，它不能让它长高。形状与大小都是在设计师的严格控制下，这样的一个形式，哪怕是自然生长的东西也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和控制的。它的庭院也是千年基本上维持原貌，但是日本通过了明治维新和新的运动之后，日本当代的景观设计是非常先进的，这就是因为他很多的庭院设计作品是加入了很多建筑的要素，是由建筑师创造的。里面与其说是庭院设计师，不如说是每一个东西都当做雕塑在创作。所以一谈当代庭院设计作品，谈东方往往在世界人的心目中首先想到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因为它不仅有传统，而且还走向了当代。
如果深入分析传统庭院的意境营造，首先要从传统庭院本体、文化内涵、文化的精神层面进行分析与理解。再次，了解不同时期社会的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行为，以及在这种特定大环境下的庭院文化衍生。人的行为总是与文化相联系的，人的行为模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表现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因此，作为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所要探讨的必然是指导人的行为的一种制度、准则与思想，它不仅是指导活动者在庭园中的行为的内在因素，同时也是庭院的文化塑造所要继承与扬弃的传统守则。
那么，如何处理好继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呢？这就要求我们从庭院的“意象”入手分析。庭院意象是意与象的统一，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在庭院空间中，各层次的形式构成要素，如建筑、构件、花木，都可被感知而形成“象”。庭院中生活的人，作为审美主体，他的情趣决定着审美意象中的“意”。在庭院要素的创新中，整体性依然是制约设计的首要原则。要素组合不像数学中的排列组合那样简单，而应在众多可能性中寻找那些和谐统一的组合方式。通过要素形式的变化、重构，达到要素层次传统与时代的共生，并找到传统与创新的平衡点。
在现代庭院设计中，往往我们要利用符合时代背景的元素，也就是利用新结构、新材料、新色彩来营造一个符合时代精神与人类审美的庭院景观。各种新结构的发展必然会给庭院空间形态带来全新的概念；再加上新材料的层出不穷，新的材料与传统并不矛盾，采用创造性手法可在传统基础上有新的感受。传统图案应该与当代文化相结合体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而传统建筑对美、质的追求也应在当代庭院得以体现。利用空间、环境、结构、材料及光影的独特处理，强化了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及当代审美与传统意境的融汇。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各个地区基于文化取向的不同，在空间观念形成以及相关空间属性与内涵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分支，而各种分支同时也代表了各个民族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正是在当前同化的步调上我们所忽视的文化继承的一个方面。所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传统建筑庭院空间的特征方面，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建筑空间体系较之其他体系更为熟悉，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文化形态中，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不比西方文化的显得弱势，而且在中国文化的积淀上有着深厚哲学意义的那些传统思想模式在讲究个性发展的今天的也极具指导意义。
中国庭院的发展不在与对传统的模仿，也不在于对现代风格的过分追求；而在于如何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中，利用现在的技术手段创造出具有灵魂的庭院，也就是说不管时代怎样发展，唯一不能丢失的是庭院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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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十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价值定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关键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难点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高度，将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特别是同志通过主动阐释、积极运用、率先垂范等方式，就其历史定位、主要内容、根本价值、传承途径等作出深刻论断，推动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挖掘与探讨，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的新发展。
一、批驳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
清末以降，国人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救亡图存，其先后向西方学习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西方文明的传播、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怀疑否定的情绪逐渐上升。直至五四新文化时期，提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适语）。这种“百事不如人”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全盘西化论”者要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举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别。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由此确立了现代新儒家捍卫传统文化价值的思维定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则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应该是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第三种文明”，既坚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文化具有的时代性、普遍性，又坚持文化具有的民族性、特殊性，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先河。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文化派、保守主义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场上，相互冲突与融合，共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发展景观。改革开放近40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环境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海外新儒家及大陆新儒家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坚持保守主义文化派立场，鼓吹文化复古主义，主张恢复儒教功能，回归儒家道统等。同时，伴随着中西文化日益广泛的交流、交融、交锋，出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它们是自由主义文化派在新历史时期的反映。面对文化领域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何去何从？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及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批驳了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重新定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坐标，为其传承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怀疑否定论干春松教授的著作《制度儒学》，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儒学、儒家对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学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彼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泱泱大国，巍巍华夏，文运昌隆，虽历经朝代更迭但文脉延续不绝。所谓“国可亡，中华文脉不能断!”这样的民族心理衍生出文化上的盲目自信与夜郎自大。直至西方列强叩关索地，清政府割地赔款，一些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改对传统文化的迷信，开始怀疑和反省。怀疑中国之器物可否堪用，怀疑制度和文化是否足恃？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走向制度层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从制度层面走向精神文化层面。这一路向西的学习经历了从“西学之用”深入到“西学之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被怀疑否定的过程。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在鞭挞封建专制的同时矛头对准了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激进批判的过程中难免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未能做到辩证地“扬弃”，一时间否定和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成为潮流。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虽然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方针，实际落实中重批判轻继承，强调传统文化属于封建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传统文化超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继承性，中破四旧也存在将工商老字号、古籍、字画、瓷器、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混同四旧一起破坏，更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今天，我们在对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的同时，必须正视怀疑否定论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当前，西方在经济科技信息上仍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
在此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百事不如人的崇洋心理、怀疑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惯性，依然顽固地存在着。他们习惯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糟粕、封建残余和落后过时的象征。在其看来，中国在经济崛起后所面临的诸如官本位、、奢靡浪费、法制缺失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源即在于受腐朽落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受新自由主义、西方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部分社会精英与所谓公知激烈地抨击中国的传统与过去。他们将民主不健全、贪腐屡禁不止及社会不公正、不平等，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将其视作历史包袱。他们片面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亲亲、尊尊、三纲五常划等号，认为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甚至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优秀传统文化。部分人即使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也对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和文化能否在当今社会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心存疑问。这种反传统的传统，使国人沦为精神浪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立根铸魂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同志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此外，学术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内政外交等命题展开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讨，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这些论断和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怀疑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视为沉重负担的错误思想，驳斥了认为只有将其彻底废弃，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全盘西化论，为在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扫清了障碍。
（二）文化复古论20世纪中期，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等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昭告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肯定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强调与西方文化不同之东方智慧及其世界意义，并号召人们研究中华文化，现代新儒家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崛起及诸如生态破坏、功利主义盛行等世界问题的产生，各国学者开始强调对中华传统哲学智慧的汲取。中国学界在反思重建价值秩序的过程中，也日益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但一些学者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后，激进地走向怀疑否定传统文化的反面，积极鼓吹文化复古论。他们坚持夷夏之辨的陈腐偏见，认为马克思非我族类，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主张复古更化，恢复中华道统。一部分人还在海外新儒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主动借用该旗帜，自封为大陆新儒家，并利用这一极富使命感的身份，刻意制造非马即儒的紧张对立，意在通过崇儒反马的宣传鼓动，攻陷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阵地。譬如蒋庆指出，应将孔孟之道作为根本统治思想写进宪法，替代马列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依靠儒家义理实行王道政治[1]。实际上，其早在21世纪初就在贵阳修筑阳明精舍宣传其所谓政治儒学、儒家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主张。陈明则高调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在其看来，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鸠占雀巢。因此，应去马归儒、改旗易帜。他创办《原道》等刊物，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积极推广文化民族主义，抵制和抨击一切外来思想、文化与宗教。
康晓光明确提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1]。党的十以来，针对党中央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陆新儒家错误地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重回中华正统的开始。这种错误认知明显是对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误读。强调：“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一定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2]即是明证。这种刻意误读，势所必然地遭到学界同仁的广泛批评。譬如方克立先生指出：“他们（大陆新儒家）写了不少有意曲解思想的文章，主要是一厢情愿地表扬他‘去马归儒’，复归中华道统，让他们看到了‘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将中国和平演变为一个‘儒士共同体’国家的希望。我认为要澄清上述误解、误读和有意歪曲……”[3]黄明哲讲：“一些‘儒学’学者认为，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正统的日子正在到来……这类观点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文化观显然存有误解。”[4]还有部分大陆新儒家刻意混淆优秀传统与传统的内涵，片面地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将传统政治思想、宗教意识、家庭伦理等，统统不加扬弃地视为优秀传统文化。但无数实践证明，这种全盘复古思想，忽视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毫无结果的闹剧。总之，文化复古论与怀疑否定论异曲同工，前者是全面肯定，后者是怀疑否定，二者都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复古论者没有看到孕育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这种对待传统文化只强调继承性无视时代性的态度，绝无成功的可能。二是复古论者尚未认识到十以来党中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弃马归儒、改旗易帜，而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三）文化虚无论文化虚无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层面的主要表现是抹黑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为反面人物正名，歪曲与传统器物、节日、技艺、医药、习俗等相关的历史事实。譬如蔑视传统道德观念，抹黑孔子、魏征、关羽等正面历史人物，为秦桧等负面人物申冤叫屈，无视中医的重要作用等。较之怀疑否定论不信任传统，文化虚无论直接无视其存在或否认其价值意义，对中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最丰富、最全面、最真实的历史。几千年以来，其逐渐成为风俗、伦理、制度、器物、艺术等内涵深刻、形式多样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凝聚着几千年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基础和实践基础，还维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中华文化连续性，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更是大国崛起的优势资源。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历史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共同文化、共同社会心理的载体。文化虚无论者通过歪曲或篡改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旨在破坏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基本认知、基本信仰。实践证明，文化碎片化、历史观模糊化，势必造成价值观体系混乱，继而导致思想教育荒废、政治纪律松懈、社会风气败坏和民族认同式微，并最终动摇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综上所述，较之怀疑否定论、全盘西化论或文化复古论，文化虚无论更是釜底抽薪、自掘坟墓的邪路。党的十以来，多次强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5]“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①学术界也对文化虚无论展开了批评，并肯定了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譬如左鹏明确指出其错误：“文化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只起负面的阻碍作用，是‘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主张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地挪到中国。”[6]王伟光则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思想资源，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发展和平外交战略的文化基石等[7]。这些论断，有力地驳斥了无视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标准、技艺传承及风俗习惯，将中华文化虚无化、空心化的错误观点，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揭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破解当今我国面临的难题，通过自觉地传承、弘扬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赋予时代特色的同时也赋予了民族特色。从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立场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丰富发展，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根本。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当前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如前所述，怀疑否定论者不信任传统，主张摒弃传统或全盘西化；文化复古论者全面肯定传统，要求回向儒学、回归中华道统；文化虚无论者曲解、虚无中华文化，企图瓦解国人的价值信仰。由此可知，这些论调虽各有侧重，却都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此类问题虽错综复杂，但其症结在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相关文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时代实践特点，科学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抵制复古主义[8]。这既是对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直接回应，也反映了大部分学界同仁的心声。如方克立先生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9]“文化思想的宗纲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3]高长武认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维度，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10]。作为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与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无数历史和实践证明：其必须与相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脉相承的实践探索中，自觉地传承、发展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吸收借鉴、批判继承、创新转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1]。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21世纪焕发新活力，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扬弃和改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其作用。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借鉴、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指导思想与血脉根基的关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有器物、制度与价值层面的分别。价值层面的内容较之器物或制度层面更深刻也更具本质意义。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永恒的东方智慧和人文精神。譬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修齐治平”的人生观，中庸、“忠恕”的处世观等。这些人文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13]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固有泉源、固有根本。就我国而言，民族之根本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之根本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以来，党中央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项培根固本的工程。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线性发展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紧密相连，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现代化难题，必须回首过去，从传统中汲取经验和智慧[14]。2017年1月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15]其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中华血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集中表达了党中央及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坚定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传统，是民族认同的文化基因，蕴涵国家复兴的基本价值。这些文化和价值，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根本依据，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本出发点。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诚信缺失、、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盛行、生态环境破坏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足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这些问题越发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从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寻找现代化困境的解决途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譬如欧洲国家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中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资源；现代化进程完成后，又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现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智慧。雅斯贝尔斯这样描述传统的重要性：“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及古波斯等都出现了伟大思想家，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从那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直依赖‘轴心时代’文化复兴所提供的精神力量。”[16]作为轴心时代的核心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希望[17]。对于新时期的执政者自身建设、治国理政、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对外交往等方面均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改革开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使其以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价值观、经济思想、生态理念等崭新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具体表现在：一是借鉴传统政治伦理加强党的建设；二是传承传统富民思想促进经济发展；三是以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核心价值观；四是借鉴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五是弘扬传统“和”文化助力对外交往等。这些理论与实践，见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概而言之，十以来，从共同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共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精神融入其中，给国人以禀赋、依归、自信与勇气。就像同志所说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21世纪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
三、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文化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宽泛，多年来人们一直努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作出理论概括。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张岱年先生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和为贵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其核心应是关于人的自觉的思想[18]。李宗桂先生认为：“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19]综观学术界相关研究，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可大致分为列举式、内涵概括式，或二者兼而有之。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同样采用了列举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即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拥有永恒魅力的中华文化成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15]。除此之外，是否仍有其他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意见》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任务的论述覆盖了更多的传承项目，事实上已为我们勾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轮廓，即中华传统古籍、戏曲、书法、语言、文字、医药、烹饪、武术、园林、节日、文物、制度甚至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列举式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具体地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物，但也存在界定相对模糊、概括不够简洁的弊端，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挖掘、划分、总结和概括。学术界习惯上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分为体、用两个层面加以概括，这主要源于理学家对体用关系的探讨。譬如程颐就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说法。这种划分方法，由学术变为常识，获得较大影响，始于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器物、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等逐步深入地学习和借鉴。学界往往以此为依据，由浅入深地对文化实体展开层次划分。这种划分，反映了文化传播的难易、快慢，且能直观体现文化的作用及影响，具有良好的表达效果和一定的科学性，因而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以此划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可大致分为体、用两个层次。但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儒家从封建正统到地位一落千丈，之所以没有断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文字与典籍的完整留存，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学习古人的思想、失落的国粹。所谓文以载道，语言文字和经典都是工具，是确保文化传播及文化传承赓续不断的载体。倘若其缺失，恐怕我们便只能在日用不知的梦魇中保留对中华文化的最后眷恋了。因此，中华文化之文同样不容忽视，亦不宜与其体用混为一谈。因为无论体用，其作用或影响的发挥，其延续与传承，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典籍等基本传播载体的运用和发展。概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体、用、文三个层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体，主要涉及精神、价值观层面，如中华民族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用，关乎器物、制度层面，如园林、文物、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文，主要是传播载体，如语言文字及经史子籍。
四、开创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
近代以来，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还是传承项目、传承平台、传承组织及传承环境等，都随着时代变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何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通过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统一部署、协调各方、保障落实，开创了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具体表现在，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等方面。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蕴含其中的儒学，在古代社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传承发展是有保障的。古代中国，形成了包括官府、官学及家庭、家族、私塾、同乡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多层次、宽领域的传统文化传承机构。但伴随封建统治的终结，这些机构或解体或被取缔，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失去了原来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改变，人们越发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国学、中国哲学、汉语言文学及考古学的研究者。他们不断挖掘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倡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时和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在其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自身及社会面临的问题，引发了强大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特别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回应时代问题，并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发挥其价值效用，推动形成了传承主体由单一向立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具体而言，一是党是领导责任主体。《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15]二是各级政府是主导责任主体。各级政府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城乡基层。各类文化单位、各级文化阵地，都要担负起守护、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三是全体教育科研工作者是教育责任主体。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深入阐发传统文化精髓，积极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四是所有家长都是家庭教育责任主体。广大家长要恢复和确保良好的家风家教，把所有的家庭打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阵地。五是人民是实践创造主体。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主体地位，“发挥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发挥文化志愿者、文化辅导员、文艺骨干、文化经营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15]。六是各类经济组织、从业人员是经济引导责任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各行各业经济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将相关产业做大做强，充分挖掘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概而言之，就是要坚持实行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方向发展，形成政府推广、大众推广、群体推广、人际推广、国际推广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新格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仍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单一，传承方式僵化，缺少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因而社会效益难以显现。《意见》指出：“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15]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必须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经典、习俗、节庆、教育、节目、娱乐、美食、工艺等文化元素及现代教育传播技术，打造更具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必须通过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用度、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党的十以来，学界自觉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意见》以来，相关研究获得了更大进展。譬如李明泉指出：《意见》表明，以语言文字为中心、以文化经典为依托、以习俗节庆为纽带、以化育知行为关键、以文化传播为平台、以生活方式为目的、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对外宣传为渠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路径[20]。通过研究系列重要讲话、相关文件及广大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以来推动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创新。具体而言，一是项目生活化，如中华老字号保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镇化建设、振兴中华传统节日、积极推广中医药、民族服饰及中华武术、发展民族体育项目等。二是平台生活化，除了研究院、实验基地、设计院外，还应充分发挥诸如微信、微博、主题网站等互联网、新媒体及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影院等传播平台及寺庙、道观、园林及各类文化旅游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三是组织生活化，如发挥中医药协会、中华武术协会、红学会、商会、收藏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宣传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扬弃观，而且从战略高度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视其为突出优势，并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积极继承、弘扬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通过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各项保护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打造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其传承发展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具体表现在，其一，各级党委和政府将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对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如加强宏观指导，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考核评价体系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等。其二，加强传承发展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制定和完善惠及相关工程项目的金融支持政策，建立合作共建机制，制定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完善相关奖励、补贴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赠或共建相关文化项目，建立健全传承发展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制度等。其三，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如完善文物保护法、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通过法制化建设增强全社会依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形成礼敬守护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法治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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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传统文化 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之时，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于西方，要使这种外来文化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革命和建设中一直发挥指导作用，必须使之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及开拓创新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也是中国现代史上较早对传统文化给予客观评价的政治家之一。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首先，对传统文化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一方面，批判地继承是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P533“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P707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颇深，十分赞成把传统文化延续下去。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P534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必须把传统文化贯彻到革命的实践之中去，“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P41。
其次，对传统文化汲取精华、除去糟粕，使传统文化顺应历史发展的需求。传统文化渗透在思想的内容、表达方式之中，通过思想的确立和不断成熟而获得新时代的发展。以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重要方面为例。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河间献王传》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中“实事求是”被后来用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中国历来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劳动人民是安邦治国的根本所在，“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用“群众路线”对其阐释，主张“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忠于人民，鞠躬尽瘁的道德追求。《周易》里有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厚德是对志士们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则用“独立自主”的词语延续了中华民族不屈不饶的民族气节，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的升华。
思想中的实践论、认识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亦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把主观的思想和现实的践行结合起来，所谓“习行践履”“知行合一”。则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论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用“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等中国式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中华民族的形式。中国从庄子那里便有了“方死方生”的辩证哲学，还有传统的阴阳和谐统一思想。则以事物的两面性为基础建构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法思想体系。
二、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邓小平。他复出伊始便着手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支持并鼓励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党在思想文化工作中确立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原则奠定了基础。
首先，邓小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与一脉相承，主张“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3]P333。一方面，他对于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着的封建主义的残余，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指出“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既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又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3]P90。另一方面，邓小平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指出：“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3]P335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例如，“艰苦奋斗”“爱国主义”的传统美德，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年至七十年”[4]P306；“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3]P327。并且，邓小平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3]P367
其次，作为中共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传统文化的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之中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体现。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治理有着“革故鼎新”和“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的主张，而邓小平理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便是“改革开放”；中国传统文化的治世哲学中强调社会进步、人民安康，而邓小平理论中则表达为“三个有利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从来就有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安邦固”的传统思想，而邓小平理论中则生动地体现在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各项方针政策中；中国传统哲学中强调在对立中把握统一，邓小平理论中则把它应用在治国方略当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礼记》里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有“小康”、“大同”的阶段性的发展，而邓小平理论中则把它落实在“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部署之中；等等。
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以、、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同样十分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且与实践相结合，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符合时展要求的继承和发展。
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得到了全国上下、党内党外的广泛认同。究其原因，就会发现“三个代表”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它与中国传统思想相适合。第一，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说的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体现了推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显然，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富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二，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体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具有鲜明的中国风范，既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又有广泛的交融共享性；第三，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等，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十分深入，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以及对当代的价值。他指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是以同志为代表提出来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渊源。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八荣八耻”，涉及到了爱国、爱民、科学、勤劳、互助、诚信、守法、艰苦奋斗的内容，实质上就是传统文化中给中国人民以极大影响的基本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它坚持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中民贵、民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思想；它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兼顾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各方面的问题，是对传统“贵和尚中”及“天人合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和谐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儒家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求同存异，社会和谐发展；道家主张人与万物的和谐相处，提倡“阴阳调和”、“天道合一”，顺其自然、海纳百川，建立自然和谐的安邦之国；墨家主张“事功”、“兼相爱，交相利”，提倡个体与群体的共同努力，建设美好家园；法家认为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各司其职，实现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和谐。
非常注重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2014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6]在同志的领导下，实现中国梦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热烈地开展着，它们非常有效地促动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关注和学习，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中国梦是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思想，是近代以来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夙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同时倡导天下为公、追求天下大同。这些优秀思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养料，使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相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中共全党深入开展的活动。它既是对思想中“群众路线”精神的继承，也是传统文化中“民贵”和“民本”思想的当展。
由上可见，、、都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并且把传统文化应用到经世治国的方略之中。这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它进行了时代性的转化，使之发挥最大作用，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国共产党传承传统文化的经验启示
1.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传统文化，用“扬弃”的手段传承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相适应，促使传统文化不断向现代化转型。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漫长历史的磨砺和沉淀，内含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内容，为治国安邦、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等方面提供经验和参考，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应用。但是，传统文化毕竟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定的时代，在宗法社会、小农经济社会产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以及当时人们认知的局限性，存在着封建性、保守性和专制性等因素，这些因素与当今社会所提倡的民主、开放、创新等现念格格不入，必须加以改进。若想在现代社会继续展示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就必然涉及到向现代转型。这种转型既包括传统文化的内容与时展主题的结合，也包括形式上符合时代特点的表达。中共历届领导人的思想便是从内容到形式很好地发展了传统文化，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并成功完成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
2.用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但更重要的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发扬中国特色。当今世界处在知识化与信息化高度膨胀的时代，中华民族当然不能盲目自大、拒绝与世界交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应当学习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文化。我们必须时刻关注世界文明发展前沿，吸收一切文明成果，在与世界的各种交流中扩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影响力，提高中国的软实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必须时刻注重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保持我们的特色。中国共产党传承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不管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如果我们全盘否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信奉“教条主义”“全盘苏化”“全盘西化”等等，必然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中共历届领导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能既积极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又坚持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发展中国特色，把国外先进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我们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关键词：文化强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15-03
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提出，通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及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国内外消费，在内提升国民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道德修养及人文精神，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在外为世界文明的进步输送中华文明特质价值观，确立中国“文化大国”地位，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
一、“文化强国”战略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位
当前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既是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生态问题、社会问题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国际文化大国建设的主动诉求，同时也是受美、日、韩等国“文化立国”战略实施效果的启发。美国乘政治、经济、科技超级大国之势，大力发展电影、音像制品、出版等文化产业，通过承载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全球消费，维护其文化霸权，确保其文化上的超级大国地位。日本“文化立国”战略是在日本经济于20世纪80年代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期，为解决经济至上主义而导致的生态危机、传统道德沦丧、文化生活贫乏等国内社会问题以及谋求成为国际政治大国而提出的。日本“文化立国”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提出重新评估日本的传统文化，鼓吹日本文化的优越性，提升日本国民的民族文化自信。二是提出大力发展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通过文化产品的国内消费，提升国内民众的道德文明程度。三是借助强大的文化产品输出，宣扬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文明圈，努力实现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1]。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与日本相似，经济上拯救了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低迷的韩国经济，在国内增强了韩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在国际上宣扬了韩国的民族文化，韩国文化被视为有别于日本文化的又一东方文明代表。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虽然经济总量位居全球前三，但也面临经济模式粗放、环境污染严重、民族道德文明下滑、民族文化自信丧失及国际文化大国地位难立等问题，“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可算是顺应天时。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随后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等对“文化强国”战略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基本理念和根本目标与日、韩的“文化立国”战略极其相似。
日韩“文化立国”之文化，是指其民族特色文化。中国“文化强国”之文化，亦当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气质灵魂和血脉传承，是世界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要想象，也应该是当代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也能够成为世界文明进步的价值观资源。《决定》中说：“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更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现代性转换及产业化运用，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而言，必将任重而道远。
二、当前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传承情况
古代中国，国家天地祭祀、科举考试、公学教学、私学传授、民间婚丧习俗及祭祖拜神仪式等等，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但是，随着清末科举考试的停止，民国初年学校读经科的废除，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中从人物的摧残到孔庙、祠堂、典章等器物的破坏，传统文化不仅失去了体制内的传承，而且失去了社会存在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鉴于传统文化缺失而导致的道德滑坡、审美缺乏、民族及民族文化自信不足等问题，中国大陆社会自发兴起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传统文化传承得以重续。
大学的文、史、哲等专业是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承的主要领域。在方法论上，学者们从80年代之前的批判性研究、80年代的辩证性研究、90年代的同情性理解到21世纪的正面性弘扬，大学的传统文化研究与教学越来越具有传承的特征。全国各个层面的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全球性、全国性学术论坛层出不穷，天人关系、道器、理气、心性、中和、仁义、民本等传统文化范畴得到了深入研究并能做出现代意义的发挥。另外，各重点大学面向社会高端人群举办的各类国学培训班，教学内容包括儒学、道学、佛学、兵学、易学等，参加者基本是大型企业高管、政府高官等，他们本身较大的社会影响及立足于本职单位的传统文化特色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不但扩大了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而且将传统文化贯穿到最底层社会成员，实现了以大学学术传承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国大陆地区的民间传统文化传承活动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儿童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活动，此活动先由台湾王财贵博士发起，后得益于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支持与推动，再由中国大陆的青少年基金会正式立项推动而蓬勃发展。少儿读经活动以“诵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为口号，以“直面经典、不求甚解，但求背熟，终生受益”为方针，以“小朋友，跟我念”为方法，活动开展十年就有受益儿童近500万，影响成年人超过3000万。至于面向成人的传统文化活动，由佛教界高僧净空法师倡导并由其弟子蔡礼旭等人组织推动的以《弟子规》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论坛为代表。蔡礼旭等人于2003年10月在海南创办“海口孝廉国学启蒙中心”，得益于净空法师在大陆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及其庞大弟子群的主动宣传与推介，蔡礼旭团队前往全国各地举办教师、企业家、大学生、服刑罪犯等各个层面的传统文化论坛，开设《弟子规》研习班，并于2004年在安徽庐江汤池镇投入两亿多资金创办庐江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招收志愿者进行儒家圣贤的封闭式培训，立志打造可以影响全球的现代圣贤道场。由于各种原因，庐江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创办三年后解散，但由净空特色传统文化理念培养出来的弟子们分散全国各地继续弘扬传统文化。另外，清末民初王凤仪（1864-1937）及其弟子的儒化村舍运动，通过以道德教化为人治疗身心疾病的方式在民间弘扬传统文化，创办女子义学，组织对传统伦理有着共同认知的家庭通过自愿迁徙合聚于一村，道德共勉，经济共谋，生活互助，这些活动因中国大陆解放后政治情势大变而停顿。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王凤仪提倡的讲病化人、兴办义学、新农村建设等传统文化传承活动重新兴起，影响日益扩大。
在政府层面，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开始对祭孔、祭祀黄帝等活动采取有限度支持的态度，如每年一度的山东曲阜祭孔大典都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省部级官员参与或主祭。随着各地政府对于旅游经济的重视，各地开始重视本地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古文化建筑的恢复，如孔庙中的孔子铜像重新竖起，河北衡水、福建武夷山、浙江余姚等地立起了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的大型铜像，围绕这些文化雕像，各地的传统文化祭祀活动或传统文化学术活动随之兴起，虽不乏旅游经济的考量，但仍有传统文化传承的重大功效。
三、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
当代中国社会建立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必须实现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承方法论上的创造性转变。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指出，“文化强国”战略和传统文化传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当代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并不一定要江湖一统，而是应该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出发看待各种传统文化形式及其坚持者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利益，尊重不同传承者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传播方式，或主张辩证地继承，或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最为优秀而无一弊端，或执着《弟子规》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或坚持完全公益，或大张传统文化之目并收商业之利，各种文化理念、文化传承形式和传承者和而不同地置身于国家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之中，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维持文化发展的动力，共同服务于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在传承上更多提倡正面性弘扬，培养国民对于传统文化的感情，提升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在传承体系建立上，可以成立部级的中国文化建设联谊会、中国文化战略研究院和中国文化建设基金会，借鉴日、韩、美等国实施“文化立国”战略的经验，最好由国务院直接牵头并领导，将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儿童古诗文经典诵读组委会、教育部语言委员会、社会上有着全国影响的传统文化推广组织纳入到联谊会理事单位中，将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著名的传统文化研究专家、民间著名传统文化学者、各传统文化推广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文化产业企业高管等纳入到文化战略研究院的专家队伍中。研究院以“文化强国”战略理念和传统文化传承为中心进行总体理念和总体实施方案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联谊会通过定期的理事大会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各机构的具体实施方案，基金会则为研究工作和具体实施方案提供资金资助，研究院再通过联谊会调查研究各组织机构的实施成果以及出现的问题，先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再组织联谊会理事成员研讨，促进学界、政界、民间等多领域的联系与合作，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共同促进“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文化战略研究院的工作，要有文化公益和文化产业的区分，文化公益活动只能由国家投入资金，文化产业研究前期可由国家投资，后期则可以进行商业化运作。省、市、县三级政府可以参照部级组织的架构和运作方式，与部级组织保持业务上的指导和资源上的共享，吸纳本地区的传统文化推广机构、文化产业企业、企业高管及专家学者等为本地区的传统文化传承和文化产业发展服务。乡镇一级，可由文化站和政府教育科共同成立文化建设推动小组，在本乡镇幼儿园和小学中推广儿童经典诵读活动；为已有的传统文化学习群体提供场所和服务；挖掘本乡镇的传统文化人才，组织传统文化学习活动。村一级，基层政府可以挖掘农村的传统文化人才，向上级文化组织申请活动资金，利用少数保留下来的孔庙、祠堂等，建立村传统文化活动中心，因地制宜组织传统文化传承活动。
当代社会，政教分离，但国家可以资助孔子学会、儒学会等民间组织主办祭孔大典，力求还原古代祭孔仪式之宏大庄严，借助现代传媒将影响扩大到全国。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可以象古琴、昆曲那样建立传承人制度，在有传统文化人才的地方选拔传承人，在缺乏人才的地方培养传承人，给传承人的文化传承活动给予资助。国家及地方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政界、学界、企业界、民间等领域传统文化活动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文化公益与文化产业的共同进步，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实现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实现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
参考文献：
同时，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认识倾向。一些论者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关系时，搁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甚至在理论阐释中夹带文化复古主义、观点。他们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弘扬传统文化看作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了，才会代之以传统文化的隆重出场，认为弘扬传统文化，必然会遇到马克思主义无法安放的问题；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化简单等同于儒学、儒教，认为重视传统就是“回归孔孟道统”“回到康有为”；他们将“传统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相混淆，不加甄别地宣扬传统文化中一些失去历史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具有明显消极因素的陈词滥调。凡此种种，表面上看是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实际上是回到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的窠臼中去。这不但无助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会使人们在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上陷入理论混乱。
党的十以来，围绕传统文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课题，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原则遵循。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
谈及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是必须厘清“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各自内涵。
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他还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在论述中，既讲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又强调挖掘其优秀、汲取其精华。言其独特，是指中华文化自成系统，道出了其不同于异质文化的客观事实；言其优秀，则指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精华和值得肯定部分，是我们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固有根本。这些论断阐明了“传统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同内涵，内蕴着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中华文化在五千年历史的长河中不绝如缕，薪火相传，文化传统从未中断。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华文化的传统并非千年如斯，而是一直处在一个生生不息、日新不已、变易不断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经年累代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物质遗存和精神遗存，诸如语言文字、风俗礼仪、思维方式、伦理宗教、审美旨趣、文学艺术、器物制度等，都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
可见，传统文化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其内容中既有精华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既有时代性、阶级性的一面，也有超越时代的、具有文明共性的一面。我们所说的继承和弘扬，自然是传统文化中独特且优秀的部分，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而不是丧失合理性、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糟粕。继承和弘扬的对象只能是“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这是论及对待传统文化态度问题时一个不言而喻的逻辑前提。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和鲜明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中国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重大实践课题。有些人在这一问题上感到迷茫，认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标识”“固有根本”的论断，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者地位的此消彼长。有些人在这一问题上搁置立场，专注于阐释两种文化间的相互关系，而在事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态度上闪烁其词。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将其放到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跌宕历史中去考察。鸦片战争以后，睁开眼睛的中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西方世界，也接触到了不一样的西方文化。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的文化渐次涌入，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变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影响不断衰落。一时间，欧风美雨来袭，西学风头日劲。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自由平等论、社会有机体论等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理论时尚。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以西学为思想武器，为自强保种、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但是，民族危机并没有根本缓解，中华民族的命运并没有彻底改变。历史证明，固守“中学”无法完成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使命，照搬“西学”同样也不能担当此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最终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所选择，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独特的文化传统、特殊的基本国情，决定中国必须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植根于中华沃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基因。因此，非但不存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恰恰相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文化之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文化土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改变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中华文化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发展。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以何种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的讨论，自近代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与之相伴，面目各异的、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及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等观点，从来就没有销声匿迹过。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而是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关键是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有根本的关系。处理两者的关系，不能在“指导思想”和“固有根本”的概念上兜圈子、搞诠释、排位次，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抽象地等同于本末关系、体用关系，并据此来判定两者的高下优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固有根本，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那种认为弘扬传统文化是复兴儒教、以中华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揣测，既不懂中国历史，也无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贻害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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