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综述
中图分类号：G12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35-06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文化与民族社会群体之间通过“传”与“承”两个并存、继起的环节实现有机的整合，促使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稳定、延续、再生的特征，最终形成模式化发展。
一直以来，传承一词常出现于民俗学研究中，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传承性”也被看作是民俗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提法转变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强化了传承观，这使得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由此，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使用开始普遍并向加速发展，有关“文化传承”的著述和论文也接踵而出。
笔者对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关于文化传承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近年围绕着文化传承的研究，可以总结为对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文化传承人的研究、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五个议题。下文择要阐述其中的研究情况，以期对今后的文化传承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一、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
在学术界，“文化传承”一词出现已久，是早已为人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从19世纪中叶起，就有学者对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研究。然而，很少人论及文化传承的内涵和本质，也未确切地予以概念界定。祁庆富教授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指出，在汉语词库中“传承”不是古语，而是新词。在古代汉语中，“传”和“承”分离，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语词。只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的《既代汉语词典》有简短的“传承”词条，即：“传授和继承”。在他看来，传承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文化传承的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民俗学范畴，而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因而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传承”概念的认识，应当从更宏观的“大文化”视野拓宽、加深理解。而正确理解传承语义与内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及保护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目前关于文化传承的著述中，学者赵世林给出了一个文化传承较为广义的理解，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社会成员正是通过习得和传承共同的民族文化而结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笔者以为，对民族文化传承作这种定义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传承”以及全面的认识传统、把握文化，从而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二、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
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研究这一议题的学者，分别从两种不同的路径探寻文化是如何在传统生态环境中得以传承的。
第一种路径是寻找文化传承的渠道或媒介。晏鲤波认为民族文化典籍的保存与流传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迟燕琼在炒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一文中指出，节日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一种重大的显性文化事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最具地方特色、蕴含丰富意义的文化符号。它总是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着多彩多姿的民族习俗风尚，传承着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并以一种显性而独特的方式承载、传递着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各民族多样性文化得以集中表现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也有学者从的角度看待文化传承。陈瑞琪就认为以宗教为载体，不仅使民族的民俗情结、传统文化情结、民族认同感、群体的内聚力得以加强，也使民族文化传承得以为继。李志清通过对桂北侗族抢花炮仪式性体育的“深描”，同样得出信仰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这一结论。基于符号学的角度，祁庆富教授认为文化传承是以象征符号为最基本的运载工具和传递手段的。他指出，社会的文化体系是由社会的象征性的符号，如语言及其结构、事物及人物的称谓、事物或社会关系的表述形式、神话及社会文化中的标志等等表现出来的。象征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为本民族成员所认同。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过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展现、传承。传统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又一渠道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孙丽婷以阿昌族的家庭教育为例，认为家庭教育使阿昌族的民族语言、传统生产劳动方式、风俗习惯等得以代代相传。其中牢固的婚姻制度，以及重视母亲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等是阿昌族文化通过家庭教育有效传承的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家庭教育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对本民族成员的成长、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更有学者从宗族制度对文化传承的影响进行探讨。吴尔泰先生以赣傩为例，指出，赣傩无论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还是一种文艺形式，历时二千余年风雨沧桑而不绝，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不多见。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封建宗族制度在赣傩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制约作用。
以上研究是从单一的渠道进行探讨论述的，然而，文化传承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由整体性出发，索晓霞在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运行机制进行动态分析后得出结论：制度和法规形成的社会强制，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潜移默化，道德和禁忌形成的心理约束，正是潜藏在各种文化传承现象背后的“看不见的文法”。赵世林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以家庭为中心的亲亲强制、以村寨为单位的社会监督、特殊状态(战争)下的高强传承、族际交往中强化的自我意识、意味着义务延续的祖先崇拜、宗教意识。这些从整体进行的研究，让我们得以窥知文化传承的不同渠道。从另一种路径研究传承机制的是解读文化传承的方式。索晓霞在研究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后，指出了几种具有普适性的传承方式。(1)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方式偏重于民族物质生产文化。(2)一对多的方式。传承的是宗教意识、民族意识，可概念化为文化模式、文化观念，偏重于精神文化的范畴。(3)多对多的方式。这种传承方式主要体现为通过规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无形的调控，客观上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这些都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李灿松、周智生通过对鹤庆新华村民族手工艺的田野 调查，认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传授、开放式的学徒招收等形式构成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马春莲教授也从口耳相传、心领神会等角度论述了音乐的传承方式。除此以外，不少学者也对文化不同门类的传承方式有所关注。
上述研究都是从传统生态环境的视野中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者们或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传承的机制，或就影响文化传承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或查阅文献记载并在一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某一文化对其传承的生态环境及其方式进行综述。其中所获知的途径与方式都可给当代生态文明下的文化传承以重要启迪。
三、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
在传统社会中，人文、生态环境的相对稳定，使得文化承传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如同赵世林教授所说，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传承具有社会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燃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众多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要从变异性来看待文化传承。正如祁庆富教授所言，对于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传承文化的“民间性”，还要重视其民族性、群体性以及传统性与现代织在一起的文化变迁性。因此，在当前的文化传承研究中，从文化变迁角度探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焦点。国内研究这一命题的学者，更关注文化传承与当前社会转型的关系，常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门类划分，冠以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名目，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针对某一民族的文化进行个案分析，探讨影响某一文化样式传承的因素以及导致变异的原因。
纵观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侧重讨论社会环境对文化承传的影响。李红英以滇西德宏地区的傣族为例，论述了傣族文化的传承由原本稳定的寺庙宗教等场所，转变成为学校教育传承的方式。在她看来，寺庙中的文化传承，更能在一种共生共存的文化空间中形成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民旗隋感之链，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则使傣族新人更多的成为了失去民族文化个性和民族文化认知的一代。这是由于汉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涌入，冲击着傣族传统文化传承空间而造成的文化变迁与传承方式的变异。史江洪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一个传统的土家族村落为个案，分析了民间信仰在村落生活中的传承情况，认为较之其过去的形态，个案民间信仰的当前状况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实生活中的信仰事象主要是一种行为层面上的重演，已失去了其所产生的原始观念基础――神圣性和神秘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医药知识的普及与进步、经济生活的变化等。这种视角的着眼点在于文化受到来自体系之外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略有强调文化传承的变迁是外来的、被动的感觉，从而显得人和文化在社会变动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第二种视角是从文化自身的角度侧重探究文化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与影响力。徐英博士以萨满教传承模式为例，向我们阐述了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萨满教文化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萨满教文化的发展在由盛变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其宗教的功能淡化，而其他文化功能加强，在民俗、艺术等领域曲折地生存下来，这种经过碎片化、变异、整合的过程，再次展现了文化传承变异性的规律及文化所具有的适应能力。齐琨博士通过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的阐释，描述了南汇清音这一传统乐种经由乐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综合运用一些方式、手段、技巧、途径等音乐文化内应机制，既适应了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又延续了音乐文化传统。在她看来，传统音乐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以自我调整、自我运作、自我创造的方式在社会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作用。[21]这一视角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在面临新的环境时，人们总能从传统习惯和文化惯例之外去寻找适应环境的方式，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变迁。
采用这种视角对此议题进行探究的还有陈曦的《从侗歌展演文化功能的变迁看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刘晓真的，《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当代山东商河鼓子秧歌文化功能的变迁与传承》、孔培培的《从拉魂腔到柳琴戏――个剧种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变迁》、杨艳的仁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乐的传承、创新及其表现特点》等论文。
四、文化传承人的研究
在过去常见的民俗学专著中很少有学者提及传承人，然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国家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传承人命名的工作，传承人的地位越发凸显，日益得到广泛的关注。
郑一民的《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伍振的《保人保艺齐步走》、海铃的《保护传承人至为关键》等论文都强调了传承人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如前所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明确的传承人。刘锡诚先生在《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就指出，对于原本就是家族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对于那些原本就是群体性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就存在争议。针对这一问题，祁庆富教授在全面梳理了世界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能、技艺，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人物。”即便是已开始进行传承人的认定工作，苑利研究员却仍认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并非掌握在某一个人手里。一旦只给一个人发钱，必然破坏了社群的关系。”由此，他特别建议我国政府以群体资助的方式去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并认为真正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积极性的最佳方式，恐怕还是要变“输血”为“造血”，即充分调动传承人的内在积极性，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杨旭东以新野猴戏为例，向我们表现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人的个体崛起与民俗文化发展的担忧。他认为，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个过程，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而当开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认定后，传承人开始以个体的身份崛起。而其个人所代表的民俗文化已不再是民俗文化圈中民众的生活常态，无法再次成为民众的共享文化和共同性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俗文化的衰落。
虽然，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认定文化传承人?究竟以个体传承还是群体传承方式支持文化传承的工作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商讨，然而在文化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与意义这一方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五、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众多专家学者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现状及在当下生态环境中的传承进行了理性思考，为文化传承探索新途径，提供新思路。
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汪春燕以民族政策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证民族文化政策对民族文化 保护与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民族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族纲领和总政策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保证。这一政策制定、实施是否科学、有效、合理，直接关乎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衰败。阻一直以来，对于用旅游开发的形式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探讨是最多的。金少萍以白族扎染工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为着眼点，论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可以与经济产生协调发展的。其认为随着村庄经济面貌的改变、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保护、传承扎染工艺文化的意识和文化自觉，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李于昆围绕着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探讨了在对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重视原生态社区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和有效的途径。并指出生态博物馆在中国乡村社区的开展，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架起新的桥梁，并有利于探讨使民间智慧在社区内如何获得世代传承的新途径。覃慧宁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人类学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的视角，认为在积极接受、吸取和利用现代电子媒介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将使山歌文化保有与工业文明融合并存的生机和潜力。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三个方面，即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以及体制的形式中得到启发，卢露引出我国应该从家庭、学校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保护制度三个层面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李磊博士从法律保障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法律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够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机制和保障武器。除此之外，更有学者从日本无形文化财保护体系下的文化传承中得到启示，认为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和完善的保护体系，既要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要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虽然各路专家学者从不同的思路探究了文化传承的途径，然而有学者却认为，过多人为地操纵民间文化的生存反而会造成“保护性破坏”。孙晓霞就呼吁学者们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中，不仅要加强系统理论的探索，更应放低研究的视角，认真反思民间社会的存在意义，去发现民间文化的生存演变规律以避免盲目的保护。胡炳章与胡晨也通过民歌传承的个案指出，自然传承是一种生命的运动过程，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只有在其自然传承过程中，民间文化才能真正焕发出自身的生命活力，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
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语境中的传承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对于非物质文化传承途径的思考，也已涉及到高校教育、大众媒体、法律保障机制、社区旅游开发、生态博物馆等不同的思路。
结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五个层面。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文化传承的研究正走向拓展与深入：就研究方法而言，已从早期宏观而单一的文献收集，发展到文献检索与田野调查的紧密结合。就研究对象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种门类都已被逐渐纳入研究视野，并倾向于用个案、专题进行文化传承的研究，从而也总结出一些民间关于文化传承的智慧，使得非物质文化传承这一议题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就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而言，来自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力量都有加盟。不同的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并各有所长。这种学术力量的形成，唤起了公众对文化传承之紧迫感及其意义的认识，并突出地增强了学术界对文化传承等社会现实、实践问题的关怀能力。
关键词：非遗传承；保护；制度建设
一、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非遗保护在我国起步较晚，由于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和制度的不完善，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一）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很严峻。我国目前最主要的非遗的传承方式是自发推广，主要依靠传承人个人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中传承宣扬非遗。由于非遗行业的产品大多是精神和文化方面，而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不高决定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由此可以看出纯市场机制的传承不利于非遗保护。
（二）非遗传承人呈普遍断层趋势，传承人断层现象是各类非遗面临的共同问题。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外部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在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下，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逐渐将其遗忘民间工艺类的非遗也因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无法形成广阔市场而少有学徒；科技的进步也使得传统医药类非遗为西医及更为精密的医疗设备蚕食得几乎无生存空间。
二、现行非遗传承人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国家性非遗传承人的相关立法主要见于2008年文化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2011年的《非遗法》；地区性非遗传承人制度主要是各省市相关部门文件，上述文件主要涉及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扶持、义务等问题。
(一)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省市等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行规定在非遗传承人认定方面存在两个缺陷：
（1）没有明确具体非遗的传承人数量。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2）“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不科学。非遗法规定传承人应：“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等三个积极条件；45号令第4条还增加“不应当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这一消极要件。需要明确的是，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应是传承人的义务而非认定传承人的条件；而从事非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在完全掌握了一项非遗后完全能够较好地将之加以传承，也应当将其纳入传承人范围予以支持。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制度之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合理确定非遗传承认认定数量。鉴于传承人的数量同非遗项目的生死存亡存在极大地联系，我们有必要规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通过非遗传承人的稀缺性来提高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和社会地位。瑚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基础性的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二）建立并完善非遗传承人员的保障制度和激励措施
政府应当对特定弱势的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特殊考虑，他们无足够的社会保障，只有彻底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才能确保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传承工作上。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精神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依法获得报酬的权利，该权利的取得可借鉴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利益分享原则，依据此原则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利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利益分享原则表现为：依据公平合理的理念在开发者和传承人之间分配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惠益。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在必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必须走规范化、制度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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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旷凌龄 《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法律保护》，《法制与社会》，2009年 13期.
【关键词】新媒体 校园文化 传承 创新 基本原则
新媒体是指相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四大传统媒体而言,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等新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媒体。新媒体凭借其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等特点,对高校师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作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阵地,高校担负着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和重任,必须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利用新兴媒体技术手段引领带动校园文化建设,逐步构建符合时展且富有自身特色的新媒体文化传承创新体系。
高校校园文化传承创新应用研究现状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来看,新媒体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传承创新研究应该是当下高等院校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然而,新媒体在高校校园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应用研究远远落后于其发展现状。国内外学者对新媒体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研究较多,而在校园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应用研究较少。就目前应用研究现状来看,由于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限制和制约,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及文化传承创新存在一定的薄弱、局限和缺失现象,从而造成高校的历史积淀、校园精神、文化底蕴、文化特色等得不到充分展现,亟待解决内容单调、主体缺乏、信仰缺位、传承断层以及创新不足等系列问题。
新媒体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原则
新媒体视角下校园文化传承创新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高校校园新媒体文化建设的发展定位和未来走向具有导向作用。坚持整体性和协调性、主导性和主体性、传承性和创新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并举的原则,这既是文化传承创新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传承创新取得良好实效的根本保证和关键所在。
和谐原则:整体性和协调性并举。新媒体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传承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全面统筹部署规划,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发挥好典型引领示范作用,形成辐射带动效应,以促进新媒体文化传承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坚持整体性和协调性并举的和谐原则,即要求将文化传承创新纳入学校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作为一项长期、持续工作来抓,逐渐形成与之配套的管理制度和文化,促使校园内部管理和环境因素与建设目标一致、紧密结合、相互联系且各显其能,才能确保优秀的校园文化得到传承创新和发扬升华。
互补原则:主导性和主体性并举。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在校园文化传承创新中处于一种动态互补、相对平衡关系。教师主导性主要体现在方向的把握和宏观的管理上,要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氛围;学生主体性则强调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发展,切实发挥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参与度,变“我被参与”为“我要参与”,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传承和创新校园文化。
发展原则:传承性和创新性并举。传承与创新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对于创新来说,传承是发展基点和立足根本;对于传承来说,创新则是必然要求和发展使然。坚持传承性和创新性并举的发展原则,强调既要充分考虑校园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又要不断地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以保持连续变化和有机生长。否则,离开传承谈创新就会失去根基,只传承不创新就会缺乏生命力。
多元原则:统一性和多样性并举。校园文化从精神实质上来说是相对稳定的,从外在形式上来看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性是指校园文化在传承创新中不变的文化精髓和精神内涵,它是校园文化传承创新的立足基点和必要前提。而多样性是指校园文化在传承创新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形式差异性,它意味着校园文化传承要不断有所创新和突破。
新媒体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传承创新途径探讨
摘要:
少数民族曲艺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大瑰宝，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其保护和传承对于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2006～2015年间，我国对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做出了一些努力，建立了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出版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举办了多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如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类曲艺项目偏少且集中于部分少数民族、传承人面临年龄老化后继无人且男女比例差别大、演艺团体匮乏、观众群体少等。在今后少数民族曲艺的发展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曲艺项目的挖掘、申报与管理，出台措施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合理利用生产性保护及数字化保护，促进少数民族曲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
少数民族曲艺;非遗名录;传承人
曲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之一。曲艺是中华民族民间说唱艺术的总称，是一种以“说唱”为表现形式来叙述故事的表演艺术形式。我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55个少数民族同样也创造了属于其民族的独特曲艺艺术形式。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曲艺艺术宝库具有重要意义。
一、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少数民族曲艺承载了少数民族的独特艺术魅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曲艺艺术素材，而且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艺术文化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曲艺艺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曲艺具有独特的艺术文化价值
曲艺，又称“说唱”艺术，是我国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曲艺主要依靠“说唱”这种形式来叙述故事，简练而生动，为人们喜闻乐见。少数民族曲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民族性，最鲜明的艺术特征也在于它的民族性。少数民族曲艺主要流布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且采用民族语言(方言)或多种语言(方言)来“说唱”故事，这也是与汉族曲艺艺术最主要的区别。有些少数民族曲艺曲目在语言上体现了鲜明的交融性，即在说唱表演中融汇了汉语及民族语或方言。比如以满族为主创造的“子弟书”便有采用满语、汉语交叉表演的历史。现今，在汉蒙杂居地区仍有“乌力格尔”蒙古族艺人可以同时夹杂汉语进行表演。在塑造说唱故事的主人公上，对于同样一个英雄人物在不同民族都打上了各个民族的鲜明文化烙印，体现了各民族曲艺文化的相互贯通与交流。比如武松这一人物形象是汉族曲种中的鲜明形象，然而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在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说唱故事中有所反映，而且在蒙古族的“乌力格尔”说唱故事中也有体现。
(二)少数民族曲艺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曲艺的另一重要文化价值在于它的历史研究价值。曲艺主要依靠艺人的口头说唱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同样也是依靠口头说唱这种形式来传承。少数民族曲艺的这种传承方式使其保留了较多的曲艺艺术的原始形态，也为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可资观照的范本，因此少数民族曲艺也被称作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比如被称为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即通过藏族(“岭仲”)、蒙古族(“陶力”)及柯尔克孜族(“柯尔克孜达斯坦”)这三个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不同说唱形式传承下来，成为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形式。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通过少数民族曲艺艺人的加工创造得以长久地保留下来，填补了没有文献记载时期的历史空白，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曲艺史及少数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历史参照范本。
二、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与传承人传承现状
(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名录保护现状
2006～2015年间，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公布了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课题组认定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主要依据:一是以少数民族名称命名的曲艺项目，如达斡尔族乌钦、傣族章哈等;二是曲艺项目中未提及民族而所属民族明确的曲艺项目，如乌力格尔、好来宝等;三是为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共有的综合性曲艺项目，如新疆曲子，为汉、回、锡伯等民族所共有，也视为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根据本课题的认定方法，四批部级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共计21项，其中正式名录中17项，扩展名录中1项。
1．部级曲艺类非遗项目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从已公布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
2．各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数量分配相对均匀
在已公布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在各主要少数民族中分布相对均匀。
3．非遗项目分布省份集中在民族地区
在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所在省份多为民族地区。
(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传承现状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而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则是少数民族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习者和承载者。2006～2015年间，目前共有24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
1．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数量及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根据文化部已公示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民族曲艺类传承人在经历了从无到有后，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表2)同时，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所占当前批次曲艺类非遗传承人的比重也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2．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老龄化且性别差距较大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大部分年龄偏大。总体来看，在四批部级非遗传承人中，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传承人1920后共计2人，1930后共计7人，1940后共计7人，1950后共计4人，1960后共计4人。且在这四批部级非遗传承人中，第二批少数民族曲艺非遗传承人中，男性占绝大多数，而在第三批和第四批中，女性占多数，并且呈现上升趋势。
3．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的并非都是少数民族非遗项目
一般来说，汉族传承人传承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少数民族传承人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然而，这种情况也并非绝对。在数据统计中显示，有4位少数民族传承人对应的传承项目为相声、北京评书、四川扬琴，而这三个非遗项目为汉族曲艺项目，这样就出现了传承人所属民族与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不对应的特殊情况。
三、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006年至2015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承中不断地繁荣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如四级曲艺类非遗名录体系建立、各类曲艺类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活动开展、曲艺院校及专业逐渐建立，这些曲艺保护及传承工作都促进了少数民族曲艺的繁荣发展等。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及传承工作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传承与发展中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和问题亟需解决，而探寻出合理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曲艺文化发展的路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关键点。
1．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少、分布民族不均
目前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选及认定是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据统计，在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扩展名录中，少数民族曲艺项目仅占21项。综合看来，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在十大项目分类中所占的整体比重较小，在当批次曲艺项目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小。而且，每批次的项目数量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扩展项目只有第一批扩展名录中有曲艺项目。在民族的分布上，全国55个少数民族只有蒙古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傣族、哈萨克族、布依族、土家族、苗族、朝鲜族等12个少数民族有部级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造成问题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一是其他少数民族根本就没有更多的曲艺项目;二是其他少数民族也存在着不少比较有特色的曲艺项目，但当地人缺乏保护及开发意识而未申报;三是当地政府及人们重视项目的申报，而没有重视项目申报的方式方法最终导致申报失败。这三种原因中，第一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两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性较大。
2．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男女比例差别大
根据项目组统计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表2)结果显示，在这24位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中，1920年、1930年以后出生的老年人占多数，中年人只有7人，青年人则没有。显然，少数民族曲艺非遗项目传承人正面临老龄化严重、后继乏人的困境，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传承和发扬。就传承人性别来看，每一批次中男女性别比差别都比较大。这种结果可能受到了跟某些地区或民族“传男不传女、传女不外嫁”的传统观念的约束。
3．演艺团体匮乏制约曲艺的创新传承
目前，国内曲艺演艺团体并不少，如合肥演艺公司曲艺团、无锡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曲艺团、自贡市歌舞曲艺演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曲艺分公司、济南明湖居演艺有限公司等等，然而专门的少数民族曲艺演艺团体却很少。内蒙古民族曲艺团是少数民族曲艺团的重要代表，主要表演蒙古族特色曲艺项目，为边疆地区、国内其他地区乃至国际上演绎了淳朴的民族风情，然而像这样的团体目前还比较少。少数民族曲艺项目属于表演性非常强的项目，而演艺团(公司)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曲艺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的创新传承。
4．观众群体少制约曲艺演出市场的扩展
当代社会，娱乐方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观众大多选择去看电视、看电影、看演唱会、玩游戏、K歌等方式来缓解压力，而很少有观众能静下心来去演艺场馆观看曲艺节目演出。就是在民族地区，人们更多的选择是接触现代化的一些娱乐方式而不是去观看少数民族曲艺的表演。快餐式的娱乐方式比起传统曲艺表演对当代人们有着更多的吸引力。再者，少数民族曲艺多数是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来演唱，城市中的年轻人更是难以理解，这也影响了少数民族曲艺的演出市场。
四、促进少数民族曲艺繁荣发展的主要路径
1．各地区及民族应加强对非遗项目的申报与管理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曲艺项目数量在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曲艺项目在55个少数民族中分布不均。因此，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地区、各民族应该对本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申报引起高度的重视。首先，增强对优秀少数民族曲艺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意识。其次，积极向县、市、省、国家申报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曲艺项目。在申报名录项目的同时，不管是单个项目申报还是多项目“捆绑”申报，都要注意保存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的文化生态完整性，不能出现为求申报而破坏其完整性的情况。最后，加强对入选非遗名录项目的管理。对于那些已经入围非遗名录的曲艺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曲艺项目保护、传承的监督与管理，切实保障曲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提高传承人的文化自觉并积极培养传习生
以前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方式大多为家传或师传，学得一技之长作为谋生的手段。而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谋生之路多样，很多得到家传或师传的传习人不愿意继续从事曲艺表演而另寻出路，更不愿意继续往下一代传授。为了能使优秀的少数民族曲艺项目继续发扬光大，相关部门或单位应该做好传承者的思想工作，使之意识到曲艺传承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其一，各级政府部门定期组织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人的研修培训。在培训过程中，不仅要讲授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而且还应传授现代教育思想，打破传承人的男女性别偏见。其二，各相关院校积极与传承人配合，积极培养传习生。目前，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曲艺专业，也有一些中小学将曲艺引进了课堂，这样能更好地培养新一代的传习生，使年青一代更好的将少数民族曲艺传承下去。
3．加强对少数民族曲艺的生产性保护
所谓少数民族曲艺生产性保护，即在保持少数民族曲艺非遗的整体性、原生性、传承性的前提下，通过借助生产、销售等手段从而将曲艺文化资源转化为曲艺文化产品的一种保护方式。文化部部长也提倡“深化生产性保护”，认为生产性保护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①①。曲艺本身是一种“说唱”艺术，表演性很强，加之少数民族曲艺带有的民族风情、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曲艺走向演艺市场对于少数民族曲艺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少数民族曲艺文化资源在转化为文化产品，走向演艺市场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保持少数民族曲艺本身的原真性与整体性，注重传统曲艺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市场效益而使之“变味”。
4．合理数字化保护扩大演艺市场的观众面
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重要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形式决定了其保护形式在于传承，传承就是保护，因此，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也就解决了保护问题。由于文化旅游逐渐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受到了广大游客的青睐，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旅游的关系也日趋紧密。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探讨旅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风俗、仪式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5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的重大使命。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是，它是一个活态的，不断传承发展的生命环链［1］。这种生命环链没有实物形态，如果不将其传承下去，子孙后代就无法了解它，这些保存着国家和民族人文历史特征的文化载体就会消逝。因此，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顺利传承，对于有着千年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来说，意义非凡，十分必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通过人类代际间的传授与承接来实现的。这是一个传授、承接、再传授、再承接的再生产过程［2］。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接是通过两个环节来实现的，这两个环节就是积累和传递，其中积累包括发明和借用。［3］积累和传递两个环节的开展中都必须依靠传承人来完成。只有传承人才能将人类代际间的传授进行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生产过程才能链接起来。因此，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要从3个要素入手：
（一）积累积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横向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物质文化滋生地居民一方面通过自我发明创新来完善和延续着本土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来提升自己。发明创新是非物质文化滋生地居民内部的智慧超群者在承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不断重新审视以往的技术、技能，生产、生活方式，习俗礼仪，将那些不再被多数人认同的东西废黜掉，对保留下来的精华部分进行创新，创造出与新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表现形式。借用主要是向外群体（族群或社区）或外国文化的吸收，通过借用为非物质文化滋生地的本土文化注入新的元素。通过发明创新和借用两个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积累，既使本土文化得到充实完善，又适应了新的形势，增加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无论是发明创新还是借用都不是随意改动，而是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前提下的创新和借鉴。
（二）传递传递是通过非物质文化代际间的传授纵向实现其传承发展的过程。代际传递对于非物质文化的繁衍生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代际间的传授主要是通过3种方式实现的：口头传说与表演艺术类大多以社会传承的方式，即以师傅带徒弟及无师自通习得的方式进行延续；传统手工艺技能类的延续常常以社会传承及家庭传承的方式进行，所谓家庭传承是指在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中传授；而社会习俗、仪式礼仪、节庆活动及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这两类文化一般以群体传承的方式进行传承，就是一个文化圈内的社会群体依靠集体记忆共同参与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整个过程中，积累与传递这两个环节并非独立开的，积累往往是渗透在传递过程中的，传递则将积累的成果通过代际传授传承下去。这两个环节开展的关键是传承人，无论是积累还是传递，都必须依靠其传承人来完成。
（三）传承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那些直接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制作等传承工作并愿将自己所知道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后人的某些自然人或群体［4］。其中作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人，是民间传统文化传播的代表人物、技艺精湛的各类艺人和传统文化珍贵资料的收藏者［2］。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传承参与者是一个文化圈或是社区内的所有成员，既包括那些有特殊技艺的人群也包括当地普通居民。前者又称为狭义传承人，后者则称为广义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狭义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即一些智慧超群者通过发明和借用的方式实现了某些特殊技艺技能的积累，并由其徒弟或子孙承接下去的人。那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由广义的传承人依靠群体记忆的方式，一代一代地传递，经久不断。而当所处的环境发生改变时，他们也会集思广议，做出与新环境相适应的调整。总之，积累、传递、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3个基本要素。积累和传递从横、纵两个方向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的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的关键要素。传承人通过民间文化活动将积累和传递连接起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这一过程的不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代代相传。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旅游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都有自己的传统手段。如果没有现代社会的各种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运用自己的传统手段，循着传承方式各个环节的要求不断地传承下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使用传统手段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越来越困难，这就要求在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它们实施产业化开发和商业运作。旅游，作为产业化开发和商业运作的手段之一，对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旅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商业化道路提供了市场平台仅仅靠单纯的保护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非常困难的，不仅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且也很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价值充分展现出来。因此，时代要求我们在不影响其正常传承的前提下，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产业化开发。而实施产业化开发首先要解决市场问题。作为一个能够满足人类旅游需求的服务性产业即旅游业，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开发市场问题的最有效的载体。旅游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景体验和精神享受活动。随着旅游需求与日俱增，人文景观、民俗风情都成为了游客在寻求这种情景体验和精神享受时追崇的目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上相当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民间文化，作为历史的见证、民族智慧的结晶，或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或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因而它也是使游客获得文化认知，观赏、体验异域活态文化的重要资源基础，对游客产生了独特而巨大的吸引力。在国际一体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旅游地发展旅游的重要依托，旅游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载体。由于它本身赋含着重要的旅游价值与功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潮流逐渐兴起。旅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的重要手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对其传承和延续就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发挥极重要的作用。
（二）旅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提供新的活动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通常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累活动中的发明创新主要是靠技师来实现的。传统型技师虽然自身技艺娴熟，但因活动空间狭小，思维方式中守旧的理念益浓，加上见闻稀少，很难在非物质文化的发明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即便是“借用”式的积累活动，也因为相对封闭活动空间的限制，不可能有异文化的输入，使日益陈旧的技艺在有限空间范围内的展示失去新鲜感和吸引力，积累、传递等物质文化传承活动的动力也日渐式微。旅游活动的开展则突破了相对封闭的格局，给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带来新的活动空间。旅游带来大量的观赏者和参与者，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经常得以展示的机会。这种展示给传承者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精神激励，进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提供强大的动力，为非物质文化的传递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旅游还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明创新等积累活动注入了新鲜血液，给“借用”活动提供了新的来源。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身上的文化特质会给传承人带来新的灵感，让他们在不损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前提上，对旅游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实行保护性的“借用”。值得一提的是，借用除了文化与技术的吸收之外，还体现在对外部物质资源的利用上。日本大阪的传统文乐木偶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表演过程中，要使文乐木偶头部晃动出栩栩如生的效果，就必须用驼背鲸的鲸须作为弹性连接材料。但是自从日本政府禁止捕鲸以后，文乐木偶戏艺人们就很难获得这种材料了。而在阿拉斯加的一个海边村庄，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在捕捉到驼背鲸后，把大量的鲸须弃在海边。旅居到大阪的游客，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通过来自阿拉斯加海边村庄的朋友，获得了一些驼背鲸的鲸须，并送给了大阪市中心的文乐木偶制作匠人。举手之劳，却为这项艺术的传承延续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质支持［5］。
（三）旅游带来的文化交流给非物质文化传承中的发明创新带来新的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中的发明创新，近年来已开始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关注。魏小安在《创造未来文化遗产》一书中就强调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明与再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明与再创造的过程是一个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一方面，非物质文化传承者会根据新环境重新审视以往的技术、技能，生产、生活方式，习俗礼仪，将那些不再被多数人认同的东西废黜掉，对保留下的精华进行创新，创造出与新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一再创造的过程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会加速。随着旅游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的群众及传承人渐渐发现其技术技艺成为了游客追崇的焦点，取得了游客的价值认同。这便促使他们以更高的热情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新。另一方面，旅游者的涌入，也会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带来新鲜的思想理念和文化。这其中也包括大量专家学者。旅游活动的开展让专家学者们进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当地的文化精粹则激发了他们的研究兴趣。在分析研究的同时，他们也会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明和再创造过程，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繁衍创新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如：广西钦州采茶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当地政府的重视。文化部门也聘请了专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改革，促使采茶戏表演的程式化、规模化，编写了《采茶戏表演程式十二套》、《采茶戏的基本功》、《采茶在舞台上的行为》等教材，在研究改革中进行了再造创新，使钦州采茶戏的表演更能保持其原真性。
（四）旅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积累带来了新的形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只是简单地建几座博物馆将其收藏起来，而需要遵循“活态保护”的原则，即将古老的技术技艺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旅游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提供了新的形式。俗话说：“活鱼还要水中看”。旅游所形成的旅游文化表演市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持续不断地展示演绎，使之在展示演绎中得到积累创新，在积累创新中得到保护延续。因此，在旅游活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以鲜活的状态存活和发展于民间社会中，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积累。
（五）旅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递活动提供了新的生机代际之间的传递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传承人则是代际传递的承载者。因此，传承人的状况是代际传递的关键。但是当今在这些文化的滋生地，本土居民（广义上的传承人）的生境却令人堪忧。基本生活无法保证，这些传承人已无心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递，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极为不利。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并提出了相应政策，以改善传承人的生境，如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认定体系，以及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补贴制度等。从生存环境、文化空间和物质生活等方面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调动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的积极性。旅游产业的渗透进一步改善了传承人的生境，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提供了更好的文化空间。一方面旅游活动在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开展，为保护区的运行管理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另一方面，相较于政府对代表性传承人抽象意义上的认定，游客赞赏的眼光是对其技能更为实在的认可，会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旅游业的渗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同远离家乡去外地拼命打工，或是长年固守一块耕地相比，他们更乐意接受旅游创收的方式。当地的物产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就地销售，当地居民向外流动率就相应降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当地受尊重的程度及自身收入都会得到提高，对当地文化发展方向的话语权也会相应增大。外来文化思想由外及内的单向流动导致本地文化边缘化的趋势也会随之悄然改变。总之，旅游者的大量注入，使他们开始意识到当地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文化上的自觉由此形成，那种倍受重视的自豪感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递产生强大驱动力。综上所述，旅游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持续、健康地传承下去，也为旅游开发增添了新的内容，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因此，将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结合起来，是一项极具积极意义的举措，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意义重大，但还需从各方面解决一些问题，才能在旅游开发中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顺利传承。
（一）要正确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原真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原则。从文化所呈现的生存形态来说，可以分为“原生文化”和“次生文化”两大类。所谓“原生文化”是指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未经任何刻意干预、修改的传统文化。“次生文化”是原生状态被破坏或在原生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型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保护这类“原生文化”，也即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性或原真性。由此有人担心，旅游的开发会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这种担心是源于在某些地方已显现出异文化进入对当地文化的冲击，以及开发商为了迎合旅游者需要而对当地文化空间进行的改造。不过，对于这一担心，需要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客观地讲，游客的大量流入会对当地文化造成影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影响具有正负双重性，我们不能人为地放大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地居民对于游客带来的异文化其实并不是全盘接受的，在这个群体内部还存在一种“免疫系统”。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一种根本的思想观念，深植于他们内心，构成了这种强大的免疫系统，不会轻易瓦解。就像是位于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地带的通道县（侗族自治县），当地人也使用现代化工具，如手机，但她们仍然严守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如祭祖活动、老手工艺等。在这种免疫系统保护下，优秀的外来元素会被借用，而不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异文化很难在当地的文化空间中存活下来。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随意改造是绝对禁止的。因此，需要通过宣传和引导两种方法来加以解决。
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大学生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受现代文化元素的冲击较大，充斥着“重技轻论”的思想。基于此，高校在开展公共艺术教育过程中要重视民族情感，转变教育观念，完善高校公共艺术课程培养体系与教育机制，对于高校学生公共艺术教育中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化；公共艺术教育；传承
0引言
民族文化是具有独特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体现出民族的精神与智慧。从汉字、陶瓷、丝绸、四大发明、文房四宝到书画、诗词、礼乐、戏曲等方面都体现出民族价值观与文化精神。当代大学生应该了解艺术教育与思想诉求间的关系，认识艺术的作用，全面发展自身的独特个性。而公共艺术教育中缺少民族文化内涵是难以用想象力来补充的，因此，需要各方面积极努力，让民族文化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得到良好的传承。
1民族文化在公共艺术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1.1受现代文化元素的冲击较大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信息的传播与更新速度特别快，借助网络、报刊、电视等媒介，大量信息不断涌向高校，对高校学生的思想与价值观造成冲击。高校与学生都无法全面地将民族文化要素与公共艺术教育结合起来，无法将自己学习到的哲学、文学、历史与艺术知识妥善地结合在一起，无法在目前拥有的知识前提下，进行开拓性的艺术创新。
1.2“重技轻论”的教育思想严重
民族文化在公共艺术教育中存在重视技能轻视理论、重视西方轻视东方的现象，难以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部分师生强调专业技能的理解与掌握，在民族文化理论方面较欠缺，让民族文化教育的地位逐步降低。高校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不强，进而导致具有价值的民族文化在逐步遗失。
1.3囿于传统，缺乏创新
我国的应试教育机制及以就业为目标的大学教育，造成现代大学生的民族文化底蕴较差，无法全面认识民族文化内涵，导致大学生分析能力、辨识能力差，缺乏完善的价值选择意识与思想理念。尽管学生中不乏有人学习过绘画、书法和音乐，但因为其感知与理解艺术能力不足，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视野的广阔性及完善民族艺术的可能性降低。难以有效的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更无法创新民族文化。
2公共艺术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的困境
2.1公共艺术教育缺乏民族文化传承意识
面对强势侵入的国外文化和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狭隘理解，中国艺术教育一度陷入短暂的迷茫中，造成我国民族文化整体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甚至在某一时期产生盲目注重西方文化、无视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落后的教育理念必然导致教育速度放缓、教育成效较差的情况。因为长时间受实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影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不重视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正确审美观。近些年，国家大力提倡与深入推行素质教育，才让禁锢已久的教育思想获得解放，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才得到重视和发展。
2.2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公共艺术教育限定性存在的矛盾
我国悠久历史造就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如民族音乐、民族乐器、民族歌舞等。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教育与学生个性间的差异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增加困难。高校艺术教育很难在课程内容、师资等方面满足每位学生的个性要求。我国传统的应试教育，造成学生接受高校教育时缺少必要的文化艺术底蕴，而此底蕴，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对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与继承。加大素质教育力度，是传播与发展优秀民族文化的必然要求。
2.3基于民族文化传承的公共艺术教育机制尚不完善
过去传承民族文化的方式基本是书本记载和口耳相传，其传承与发展的效率较差还遗失很多优秀文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逐步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但公共艺术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播机制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传承民族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是脱节的，没有建立起系统、全面的机制。其方式方法与理论基础都较陈旧，难以有效的鉴赏与分辨民族文化的优劣，因此无法科学的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
3公共艺术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的路径
3.1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民族文化传承意识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目的是培育大学生深厚的民族情感、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因此，要提高对民族文化教育的关注程度，积极转变传统理念，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并全面开展民族文化教育。高校教育应该以辩证、发展、科学的态度引导和鼓励学生既要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也要借鉴与学习其他文明成果，提高与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以包容、和谐的处事态度，对外来文化进行融合，并积极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3.2分层次构建民族文化传承的人才培养体系
尽管我国民族文化拥有丰富的内涵与千年的历史，也建立起独特的表现形式、形态特征、文化理念及创作方式，但还没形成系统、完善的理念体系。现阶段，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中，构建起一系列涉及中国传统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美学、语言学，独特、完整的中国民族文化体系是必要且重要的。中国建立民族文化教育体系，为促进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首先要重视各地区民族文化的实践与传承，建立起分层次、多方面传承民族文化人才的教育体系。其次要建立起以公共艺术教育为介质，以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角度、多种类文化艺术作品的交流与展示平台。引导与鼓励学生建立和参与民间艺术社团，定期开展能够体现地域文化的艺术展览，在活动中邀请传承民族文化的艺人进行讲座，举办各种类型的民族文化研讨会等等。
3.3构建基于民族文化传承的立体化公共艺术教育机制
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建立起传承民族文化的教育、学习、科研基地，构建起合理、科学、系统的研究机制，逐步探索新方式，补充新理论，在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发挥作用。建立起集教育、学习、研究于一身的民族文化基地，第一步要建立一支研究、保护民族文化的团队。借助对民族文化内涵及发展的研究，分析与甄别目前掌握的民族文化资料，努力做到去伪存真，既重视民族文化的继承也积极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并研究出发扬民族文化的新方式。
4结束语
民族文化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传承与发展是互相促进的。随着全球化参与水平的逐步增强及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需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民族文化传承意识，分层次构建民族文化传承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基于民族文化传承的立体化公共艺术教育机制，以全面促进民族文化地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舒畅.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在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中的体现［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1）.
依法保护、科学保护的依据主要是两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92年发起《世界记忆》计划，到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关注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献遗产的保护，到关注依托于人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味着人类完整的文化遗产观的形成。
我国是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重要发起国，2004年加入该公约，并两次当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2011年我国提交的首份履约报告获得充分肯定。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在我国设立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截止2011年，我国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9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项，成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在充分吸收国际公约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制定的，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该法首次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在文化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六章四十五条的法律条款，从调整对象、保护原则、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到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全面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决心和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酝酿、草拟、讨论、审议到通过，历经十多年，凝聚了全国上下、社会各界包括立法机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的心血，是中国国家意志和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日臻自觉、不断提升的结晶。
结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文将对依法保护、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下梳理。
一、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特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本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这两个文件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揭示出其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主要是：
1、其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性、无形性
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物为载体，是静止的实体。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以口传心授为延续方式，注重的是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技能。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也有物质的因素或载体，但其价值主要通过人们行为活动的动态过程所体现出来，反映的是人们的情感、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观和价值观等精神的因素。
2、活态流变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的见证，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只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变迁，有的进入了衰微状态，但它不是“死”文化，而是仍处于存活状态的文化遗产，仍然在与自然、历史、现实的互动中，不断生发、变化、传播、发展，具有活态流变性。
3、世代相传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延续至今的，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主要通过人的活生生的现实行为活动所创造和表现出来。因此，它的存在必须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依靠社区群体、民众的实际参与，在不断的传承过程中才能保持、延续下去。一旦停止了传承，也就使之中断或消亡，即“人亡艺绝、人走歌息”。
4、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积淀下来的，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生产生活的实际，它扎根于民间，生长在民间，往往就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群体性、地域性较为突出。
还有其他特点：基质恒定性、共享性等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方针与原则
（一）指导方针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述特点而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也有很大差异。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本质意义就是保存，即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将其物质形态保存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根本上说，是针对保护对象生命系统生态整体的保养与呵护，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活态，意在推动其延续和发展。
两个公约使用的“保护”概念也不相同（中文均译为“保护”），《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用的概念是protection,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使用的概念是safeguarding,二者的含义有区别。Protection主要指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或行政权力进行保护；safeguarding则有“维护”之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仅有法律保护是不够的，还需配合其他许多支持措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Safeguarding），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Protection）、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是一种全方位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将公约的“保护”（Safeguarding）具体化为保护和保存两个概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
（二）保护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条确立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大原则：
1、注重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
所谓“真实性”，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客观的调查、记录，反映其真实形态；在保护、传承中坚持其基质本真性，不能随意改变。这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首要原则。所谓“整体性”，有两层含义：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具有的文化整体，如京剧不仅仅是各种角色的表演，还包括剧本、音乐、唱腔、演奏、脸谱、服饰、舞台等因素共同构成这一遗产，保护时要全面、整体地进行；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所依存的环境构成的生态整体，要求保护时必须将其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一起加以完整保护。我国开展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就是整体性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所谓“传承性”，其内涵有两方面，一是通过师从前人学习、继承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将这项遗产发扬光大，并传之后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世代相传”延续至今，保护工作也要注重“以人为本、活态传承”。
2、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产物，在其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托于人而存在的活态遗产，它与文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直接渗透、反映一定的思想性和价值观，这种思想性和价值观与时代精神有一致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三个有利于”为我们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问题提供了指南。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制度与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
（一）调查制度
调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工作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针对各个调查主体（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境外组织和个人）的调查分别作出了规定，并明确要求“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尊重其风俗习惯，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
（二）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截至2012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566项，地市级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2万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万多项。
推荐申报代表性项目必须掌握认定标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是两个基本条件。部级代表性项目，还要看它是否具有突出的、重要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否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代表性；是否具有鲜明特色，有重大影响等等。
正确处理代表性项目申报与保护的关系，重申报，更要重保护，要制定保护规划，落实保护措施，实施代表性项目保护的动态管理机制。
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方式
（一）抢救性保护
运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数字多媒体技术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社区、群体）及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并收集相关的实物和资料，建立完整的档案和数据库。这一方式适用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传承人年老体弱、状态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建立以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的传承机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建立“人间活珍宝”国家体系指南》中指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性保护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一步发扬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将这些知识和技能传给下一代”。
1．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
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技术或知识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的决定性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必须是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持有者;必须具备相应条件、符合认定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展传承活动。至2011年，文化部已认定、命名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488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9564名。
代表性传承人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对丧失传承能力的，不取消资格，也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要采取措施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例如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等等。
2、 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方式主要有：授徒传艺方式，包括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群体传承方式，如民俗；教育传承方式，包括学历教育和培训班形式。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承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群体参与不够广泛等。因此，除了对代表性传承人采取认定、保护措施外，还应该对继承者、学艺者采取更多鼓励措施，如助学、奖学措施，提供更多展示交流机会，通过考核定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给予社会认可等。
（三）整体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主要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起进行保护，是一种文化生态保护，强调文化的原地生存状态，强调不离本土及民众的文化延续，强调可持续传承的文化传统氛围，注重的是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维护与修复。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而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继设立了12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积极开展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保护区建设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1、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封闭的、真空的，而是顺应当地民众需求的、开放式的保护，是在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整体性。因此，“要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工作考察目标”。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游的关系
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处理不好，则会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丰富旅游内容，但要注重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的揭示。要防止把特定区域的整体保护变成经济开发区、旅游开发区。
3．政府主导与民众主体作用的关系
文化生态保护带有明显的导向性，要由政府主导，但主导不等于包办。最重要的是发挥保护区广大民众这一建设主体的作用。保护区的民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也是最直接的保护者。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参与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保护区建设的成效。
（四）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主要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药物炮制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这些项目基本属于传统手工艺，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只有在生产实践中靠人的手工创造来实现。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可激发其自身活力，使之更紧密地融入当代生活；可提高传承人的积极性，培养更多后继人才；可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但是，不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简单地理解为发展生产，甚至将其概念兑换为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方式是多样化的，采用的是传统的工艺流程，手工艺产品要求个性、独特，讲究差异，有的手工技艺凸显的是在民俗生活中的功能。而产业化采取的是标准化、批量化、机械化或自动化的规模化生产，商业化运作，讲究的是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追求利益最大化，两者截然不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强调尊重其生产方式，坚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不能为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保护传承。
（五）宣传、展示与传播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十四条对教育、宣传和能力培养作出了规定：“各缔约国应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1）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主要通过: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有关社区和群体的具体的教育和培训计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养活动；非正规的知识传播手段。（2）不断向公众宣传对这种遗产造成的威胁以及根据本公约所开展的活动；（3）促进保护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的教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了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播，第三十二至三十六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文化机构等在宣传、展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职责。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例如将民歌民乐纳入音乐课，将年画剪纸纳入美术课，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将传统舞蹈、武术纳入体育课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不仅仅是物的展示和解读，更重要的是体现文脉的薪火相传，因此，要注重活态展示，即传承人的现场演示。陈列展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谱系为脉络，以历代传承人为核心，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本的特点；现场演示以代表性传承人为主体进行现场表演或制作，展示其动态过程，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点。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作用，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六）数字化保护
数字化保护是以数字化的影像采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本手段，将景观再现技术、三维动画技术、动作捕捉技术等综合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保护、传承工作中。是最具有当代特色和独特优势的保护方式。
“十二五”期间，文化部将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2011年的一期建设初步完成了两项工作，一是起草制定数字化标准规范草案；二是选择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高密扑灰年画和秦腔三个部级代表性项目为试点，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和资源数据库建设。
（七）弘扬、振兴
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陶冶情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社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鼓励各地依托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供特色文化服务，活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对有开发潜质、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药物炮制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特点和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积极进行生产性保护实践，有条件的可以发展特色文化产业。
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城乡面貌、彰显地域魅力结合起来，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丰富旅游内容，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推动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要求：“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质本真性是灵魂，是基因，不能改变。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与文化创意产品、旅游产品区别开来。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承人；认定程序；分类保护；文化身份
【作者】文永辉，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重庆，401120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189-006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是“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了国家、省、市（州、地）、县四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但总体上，传承人的保护仍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尤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危机最为严重，后继乏人、人亡艺绝的悲剧时有发生，传承人制度本身也存在若干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通过在贵州黔南、黔东南等地的田野调查，探讨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一、传承人的认定问题
传承人的认定是传承人保护的前提和首要步骤，只有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认定制度，才能遴选出能够真正代表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并加以保护。我国采取的是政府认定为主的传承人认定模式，文化部2008年颁行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2011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认定条件、程序等作了简单规定，但公示方法、异议等程序不具体，救济措施不明确，一旦地方政府官员出现偏私，就可能导致选出的传承人不合格，遗漏真正的传承人，影响传承工作的开展。笔者在有“侗族大歌窝”之称、拥有多名部级、省级传承人的从江县小黄村访谈时，村民潘平①（男，1940年生，侗族大歌歌师）自认为对侗族大歌具有很高演唱水平，又会编侗戏唱词，教过很多年轻人唱歌，但他却没有能够评上传承人，而部分传承人几乎不会唱歌。笔者访谈其他群众时，他们也大多认可潘平的演唱水平，对传承人的评定工作有不少意见，但却没有好的渠道来解决此事。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
（一）在认定机制上，在国家认定之外。引进申报备案和群众推荐制度
在现行传承人的国家认定制度中，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工作机制，政府是传承人认定的发起主体，传承人评选周期长、耗费巨大。…政府机构工作重心的转移、工作人员的变迁、行政的惰性都会导致传承人认定工作的搁置或延迟，导致部分急需保护的传承人不能得到及时保护。因此，有必要将传承人认定的发起主体扩展到传承人自身和群众，引进申报备案制和群众推荐制度。申报备案制是指自认为符合条件的“非遗”传承人可以将其传承历程、传承谱系、传承成果、群众证明等内容向国家有关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申报，行政管理部门预先进行登记备案，并在一定期限内或固定的日期组织评估，对申报的传承人进行认定。群众推荐制度是指一定数量的社区民众或社会组织根据其掌握的“非遗”传承人资料，推荐传承人到相应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行政主管部门预先进行登记备案并加以审核的制度。在群众推荐制度中，“群众”的范围可以是一定数量（如30人以上）的普通民众，也可以是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NGO、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引进申报备案制和群众推荐制度，可以有效扩展“非遗”传承人认定的发起人，进一步扩大“非遗”保护的参与面，让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常态化、程式化，减轻政府机关的工作负担，发现更多的传承人，提高传承人保护的效率。
（二）在传承人评审时，加强田野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引进专家考核机制
目前，对传承人的评审主要依赖对各级政府上报材料的书面审核，因此，地方政府准备材料的态度、能力、对“非遗”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材料的取舍等因素均可能对传承人的认定造成较大影响，这种评审方式也不能有效防止申报材料造假和关系户。并且，很多地方政府秉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来保护“非遗”及其传承人，在选择申报传承人时，可能会倾向于那些文化程度高、对外交流能力较强、形象较好的传承人，而忽略那些自我表达能力较弱的传承人，导致评选出的传承人不是最具代表性甚至不合格。要避免书面评审制度的缺陷，较好的办法是将书面评审与田野工作有效结合起来，评审专家要深入到社区之中，仔细听取群众的意见，深入了解传承人的传承历史和技能。有些项目，如民间故事、民间歌舞、具有一定标准的民间技艺等，可以组成专家组对传承人进行考核，政府以专家委员会的评定为依据，并予以公示后确认，从而选出最具代表性、技艺最为高超的人作为传承人。
（三）在程序上，制定合理的公示制度，确定有效的异议细则。提供明确便捷的反映渠道，甚至可以引入司法审查机制
如果传承人选择不当，有可能影响社区和谐，撕裂社区内原本融洽的社会关系；如果传承人认定过程不公开透明，程序不当，合理诉求找不到适当的方式伸张，会引发部分传承人消极传承甚至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高效、合理的救济程序是确保权利得以实现的最有效途径。
首先，应当有合理的救济程序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为此，必须在传承人评审中制定合理的公示制度，虽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明确要求部级传承人的推荐名单要向社会公示15天，但并未明确公示的方式、公示的范围、公示的内容等。对于身处大山中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若在政府部门的网站上进行公示几乎没有意义。因此，有关公示的方法、内容以及政府对公示内容的解释等，都应当加以明确并力求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和实际。
其次，对于所公示的传承人人选有异议的，也应当提供明确便捷的反映渠道。要有明确的异议规则、异议方式、异议机关以及对异议的评审方法和公示等，对于异议不服的，还应当可以提出复议。为了确保最终的公正，甚至可以考虑在传承人认定中引入司法审查机制，对于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二、传习人的培养问题
各地在为传承人提供权利保障的同时，均规定了传承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特别是传承人必须授收徒弟。但调查发现，大多数传承人很难完成他们授徒义务，其原因并非传承人不负责任，而多半是“无徒可教”。因此，少数民族传承人的危机问题，不仅在于对现行传承人的保护，更在于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老年人的技艺，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调查中发现，年轻人之所以不愿意学习传统文化，大多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觉得在此过程中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现行以发放津贴为主的传承人保护制度，主要考虑对传承人的保护，而没有任何传习人的保护措施。显然，有必要再制定一套专门针对传习人的保护措施，让年轻人甘于留守乡土传承民族文化。
（一）大幅度提高有突出贡献传承人的津贴待遇，增加发放传习人津贴。改革津贴发放方式
目前，在黔南、黔东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传承人的津贴根据其级别有所不同，国家、省、州、县四级传承人每年的津贴分别为1万元、5000元、3000元、600元左右。上一代传承人的现状可能就是下一代传习人的未来，年轻人之所以愿意向老一辈学习技艺，更多还是由于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境遇对下一代人有吸引力，或者学习这些东西可以赚钱谋生。那么，努力学习传统技艺，从传习人变成传承人，对年轻人是否有足够吸引力？笔者调查发现，年轻人在外打工每月很容易获得一两千元的收入，且伴随着其他机遇，传承人的现有保护措施中，每年几百元到一万元的津贴在经济上对年轻人缺乏足够吸引力。现行的津贴发放额度、对象和发放方式都应当作适当的调整。一是对于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可大幅度提高其传承津贴。对那些授徒数量较大、技艺超群、濒危项目的传承人，可以按照现行津贴的2—3倍发放传承人津贴，使他们的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城市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并按照居民收入上涨水平逐年上涨，让年轻人看得到美好的未来，促使他们努力学习传承文化。二是可以在传承人津贴之外发放传习人津贴。通过严格考核，选择部分确有兴趣学习非遗的年轻人成为传习人，发放约等于当地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津贴，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为了避免领取津贴后不参与学习的情况，可以将传习人津贴发放时间推迟至次年，即先学习考核，后发放津贴。三是改革津贴发放方式。笔者调查发现，很多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对津贴数量要求并不高，但他们希望每个月都能发放，并且希望得到终身发放的明确承诺。因此，有必要将每年一次性发放改为按月发放，让传承人有“领工资”的安定感觉，并且国家可以承诺，只要传承人没有考核不合格，这种津贴发放伴随终身，这样有利于鼓励传承人留在乡村安心传承和传习传统文化。当然，津贴发放数额和对象的增加，对于财政收入非常有限的少数民族地方政府来说负担较大，这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奖励基金，多方募集资金，保障津贴发放；另一方面可以将传承人进行分类，减少甚至取消部分不存在传承危机的“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津贴，重点扶持传承危机较重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和传习人。
（二）保留农村居民待遇的同时。提供城市医疗等社会保障待遇
除了提供适当的津补贴之外，学界认为有必要为传承人提供其他方面的待遇，如萧放认为，要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做到三大方面：一是经济生活保障；二是提高其社会声望评价与社会福利保障；三是精神关怀与鼓励。有学者提出可以适当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配备一定的传承人名额，重视对传承人的精神关怀与鼓励。政府还要充分考虑到民间艺人最关心的大病统筹等问题。对手乡村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宁愿背井离乡在外打工也不愿在家学祖辈辈传下来的技艺和文化，除了城乡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的差距之外，城乡社会保障机制方面的差距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了吸引年轻人留在乡土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为他们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农业补贴等方面的待遇外，还应当逐步完善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制度，逐步使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接近城市居民水平。
（三）提供进入高校进修学习并获取国家认可的学历和职称机会
在津贴和社会保障之外，晋升学习的机会对年轻的传习人也具有较大吸引力，对于潜心专研民族文化的传习人，通过适当的考核机制，送他们进入地方高校进修培训，学习民族语言、历史、艺术、旅游、商业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为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进行智力积累。还可以适当改革现行的学历、职称评价机制，将民族文化传承人独立归类，为其设定特定的文凭认可、职称评定方法，为传承人职业生涯的逐步上升提供空间与渠道。
三、传承人整体保护措施的局限性及改进
在我国，“非遗”沿用的就是整体性保护方案，即将各类型“非遗”作为一个整体，设立专门的机构，制定一套自上而下的整体保护措施，将分散的、无组织的各类型“非遗”，从国家层面进行抢救、整理、保护和研究。通过总体性的运动和世界性传播，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实现社会群体对“非遗”的最大关注和响应，其作用毋庸置疑。
但是，通过调查发现，这种以发放津补贴为主的整体保护策略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各项目传承人的生活境遇差异极大，对国家采取保护措施的诉求也多有不同，这导致同一的保护策略很难发挥出同样的效果。对于普通的传承人来说，一定数量的津贴可以使他们生活宽裕一些，让他们觉得掌握传统文化值得尊重，愿意更积极地投身“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中去。但对于从事“非遗”“产业化”经营的传承人而言，“非遗”传承本身是其谋生致富之道，三千到一万元的传承人津贴没有实质意义，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对于很多年龄过大的传承人而言，他们本身已经没有精力去传承文化，津补贴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对他们过去传承文化的一份肯定和褒扬。对于年轻的传承人而言，每年打工收入远高于国家发放的津补贴，国家的传承人保护策略远不能稳定他们安心乡土从事非遗传承活动。
因此，不区分传承人类型的整体保护策略，忽视了“非遗”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特点，其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有必要细分传承人类型，推动分类保护。从现实来看，可以根据“非遗”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变迁的程度来区分传承人，分别对传承人采取市场化保护策略、扶挣性保护策略以及体制化保护策略。
（一）对工艺类“非遗”传承人，采取市场化保护策略
贵州苗族蜡染、水族马尾绣、苗族银饰制作等部级工艺类“非遗”项目，作为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很多传承人利用部级、省级传承人这一金字招牌在市场上抢占了先机，成功实现了“非遗”的产业化经营。如部级“非遗”项目水族马尾绣省级传承人宋仙（女，1965年生，水族，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板告村人）、韦桃（女，1967年生，首届“贵州名匠”第一名）均已迁居县城，在三都县城有多个门面经营马尾绣制品，当起了小老板，解决了几十名水族妇女的就业。苗族蜡染传承人王阿勇（女，1935年生，丹寨县排调镇人），在县城成立了“丹寨县阿勇蜡染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销售蜡染制品，在排调镇雇佣了20多名妇女生产蜡染制品。
对于此类传承人，经营红火、收入不菲，市场自身的作用完全可以促使他们投入全部精力从事“非遗”传承活动。因此，对于工艺类“非遗”传承人，主要由市场来维系其生存，政府需要做的，一是要防止过度市场化导致“非遗”的“异化”，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非遗”产品地方标准，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二是对于需要财政扶持的传承人，可以提供财政、税收、贷款、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宏观支持和指导，使传承人尽快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
（二）对于适应市场能力稍弱的“非遗”项目传承人，采取扶持性保护策略
侗族大歌、苗族芦笙制作、水书文化、民族医药等“非遗”，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其传承人可以通过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获取经济收入维持生计，但其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中具有一些为现代文化所不容的成分，或者其适应市场的能力在逐步减弱。如水书先生潘某（男，45岁，三都县三洞乡水根村人）等人认为，他们从事的活动被认为是迷信，政府的人瞧不起他们，不能光明正大地完整传播水书文化；苗族、侗族的一些民间医生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医生职业资格，其活动始终处于非法状态。对于此类传承人，政府可以采取扶持性保护的政策，通过发放一定津贴保障其的基本生存，维持家庭生计。同时，辅之以其他一些个性化的扶持措施，如对水书先生和部分民间戏剧提供的“禳解”等宗教服务，应通过适当的方式为其“正名”，去“污名化”；对民族医药传承人，在了解他们行医的效果、医德基础上，辅以一定期间的现代医学知识培训，授予其医生执业资格。
（三）对于其他一些传承人，采取体制化保护策略
对于其他一些民族歌舞、民俗类“非遗”，其很难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获取生存空间，传承人也不可能凭此获取经济收入维系生计。对于此类传承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纳入体制内进行保护，比如聘为乡村教师。当然，在分类细化传承人并采取不同保护措施情况下，对部分情况特殊的传承人，还可以采取更加特殊的保护方式。
四、传承人文化身份的模糊问题
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作为乡村文化的代表而获得了国家认可的身份。在获取称号之前，他们与乡土的普通人无异。但有学者发现，传承人获得政府命名以后，在熠熠光环的背后却隐藏了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为传承人的生活以及非遗的传承带来了许多问题。笔者调查发现，基于传承人身份所带来的地位和利益，使传承人作为乡村文化代表的身份变得模糊，国家的传承人保护政策出现了若干悖论。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部分人因为“传承人”称号而获得进入城市的机会，其身份在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模糊起来。乡民大多很羡慕他们能够脱离农村，“有本事”，但也不再接受作为他们自身乡土文化的代表。二是部分人因“传承人”称号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成为“老板”，与乡邻之间变成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三是部分人因传承人身份而获得补贴，猛然拉大了与乡邻之间的生活水平，再加上传承人获得一定的政治待遇和大量外出访问的机会，在乡民眼中成了“国家的人”，在乡土社会中成为异类，与相邻的关系不再和谐甚至被乡土社会所孤立、敌视。
传承人本来与乡土社会融为一体，乡土文化哺育了他们，他们也作为乡土文化的杰出代表推动当地文化的发展，但传承人制度以及相关保护措施，却可能加速传承人作为成功人士脱离乡土，加大与乡土社会的裂痕，成为乡土社会的异类、甚至不受欢迎的人。文化身份在城里人、老板、国家的人之间变得日益模糊，这本身与设立传承人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在传承人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的传承人保护制度，不要因来自外界的保护加速传承人与乡土社会的分离，造成“保护性破坏”，反而加速了“非遗”的消亡。为此，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对传承人的合同管理
很多地方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均与传承人订立有合同，要求传承人每年必须完成一定的授徒、表演等任务，但调查中发现，所签订的合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对传承人的考核也流于形式。不少学者提出应当设立“非遗”传承人的退出机制，如果传承人不承担为国家社会传承技能的责任，不为国家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经核实批准后，就应该取消他的称号，并重新认定该项目传承人。不过，也有人反对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认为这会招致“文化人”的反感，授予“身份”而又“随意”剥夺其“身份”无疑是对传承人的“重创”。
客观地说，传承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应当承担一定的义务，但传承人这一“称号”同时也是对其之前长期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表彰，取消其“身份”确有不当。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对于那些文化身份已经模糊，搬离乡村的传承人，在保留其称号的同时，应当加强合同管理，对于不能履行传承义务的人，应当取消其津贴等有关待遇，适当运用一些强制力的措施确保其履行义务。
（二）加强群体性传承人的认定
根据我国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和认定程序，地方政府在申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时，只能以个体名义申报，政府只认定个体性代表性传承人，即使有些传承项目需要许多人配合才能完成，也只能选择群体中的某一个人，作为传承人加以申报。通过研究发现，这种传承人认定方式，一是导致某些“非遗”的光环集中在传承人身上，使其“独占”相关利益，并直接导致传承人从乡间“出走”而文化身份模糊。二是节日、习俗等集体传承项目，没有认定传承人，这些项目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非常不利于这类“非遗”的保护。因此，必须改变目前仅仅认定个体性传承人的做法，加强群体性传承人的认定。有些特定的“非遗”项目，应当以认定集体性传承人为主，“非遗”传承世家、剧团、灯会组织、民间歌舞团体都可以被认定为群体性传承人。对于节日、庙会等民俗类“非遗”，可以对其样态进行切分，找出主干的文化环节，然后确定其中具有组织能力和推动力量的几个关键人物为群体传承人。群体传承人的模式，可以避免利益独占引发的文化身份模糊以及社区不和谐甚至破坏“非遗”的现象。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地区古老而鲜活的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2、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
3、研究主要内容
3.1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批代表作名录》公布的分类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归为第六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依据这种分类方法我国第一批非遗名录里有17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河南占有5项，分别为“禅拳合一的少林功夫”、“缠绕螺旋的陈氏太极拳”、“形气合一的苌家拳”。还有广泛流传于河南境内的“勇猛短毒、急狠快利、拳功一体”的心意六合拳、“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月山八极拳[1]。河南省的传统武术作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拳种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民间传统文化，充分展现了河南省武术之乡的本色，体现了中原大地积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
3.2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当代意义
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杰出的价值、突出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它存在着生存的濒危性，因此，我们推动其在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发展，肩负了更多的责任，赋予了更神圣的意义。
3.2.1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就个体而言，意味着如何对自己进行定义，以及我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自我感觉和认识并因此做出的适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集体思维方式的整体化，同时也孕育这相互依存的自我，因此，我们的自我认同总是和特定的文化情境相联系[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生产实践、交往对话和艺术表现的载体，称为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
文化认同就群体而言，意味着一种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即同一地区众多文化的共同体，都要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价值观，它与政治紧密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对外争取文化承认，获得文化认同，并重建文化自觉的路径。文化认同与个体自我和文化自我的本真性有极大的关联。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别人的承认与认可，更重要的是传承人和共享群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民众认同。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强烈的娱乐性、趣味性、民族性、实用的世俗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教育功能，研究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即是要河南民众乃至世界各地的受众了解中原文化历史并引以为傲，自觉、自主继承、创新并传播。
3.2.2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
3.2.2.1形成中原文化的品牌“标签”，建立文化特色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中原河洛、三商文化源远流长，汉字文化、姓氏文化、跟亲文化、诗词文化等博大精深[3]。在文化自觉和国学复兴的大前提下，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能够扩大中原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普及程度。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得到了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了中原文化的一个缩影，一张名片。由国家体育总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国际少林武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焦作太极拳年会已经举办6届，来自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林高手云集河南，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共同促进武术的发扬与传播。少林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率团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多元文化周活动，少林功夫表演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扩大了中原文化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
河南省的体育文化遗产体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集会中心”，是文化源发地的“文化地标”，称为河南省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种符号。
3.2.2.2融入商业推广，大力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器物层面，推动经济发展
登封本地的武校林立、习练者数万，少林的相关产业年收益达十亿元，大大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器物层面的文化成果大大丰富，提供了更多的手工艺、建筑、丝织等行业的就业渠道，提升就业率，大大推动了当地旅游、商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2.2.3为民众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改善民众生活质量，丰富大众文化生活。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健身养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功能，是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防止“现代文明病”，缓解医疗经济压力；在技击的实用化方面，能够使练习者掌握防身、制敌的本领，锻练人的胆魄，提高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同时还为部分民众提供了就业的技能。同时，它们都普遍具有极高的观赏娱乐价值，给人以美的享受，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丰富多变、多层次的健身活动可以促和谐，建文明，改善民众的总体生活质量。
3.3制衡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因素
3.3.1民众的文化自觉程度
西方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理念，“竞争、平等、拼搏”的人格特点，强调直观性、强调竞争、追求快速的文化价值取向，对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注重技击能力的竞技时代，体育非遗文化一边萌动着西化意识，一边依托着民族情感，交织着文化错位、心态失衡的情绪焦虑，感受着价值分裂、认同丧失的本体痛楚，承受着无可回避的理想冲突与意义失落的精神迷茫[4]。体育非遗文化认识的深度缺失，禁锢了民众对武术健身、养生、修心等价值的全面认识，对自己的非遗文化产生了文化自卑，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非遗文化发展的阻碍和民众对非遗文化认同度的下降[5]。人们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经过亲身体验才能领悟地域武术的真正文化内涵，才会对民族文化的竞争有充分的识别力，才能加强民族精神教育。
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于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节日有着同样的热衷，但传统节日中民俗的祭祀仪式、服饰、风物游艺等这些蕴含着民众精神传统和信仰的活动，越来越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已然淡忘，致使年轻人对民俗文化的渊源、技艺、内涵等逐渐淡漠，在多样纷杂的现代文化冲击中，淡化了本土文化精神和信仰的传承。在祭祀和纪念日活动中，展示和观看传统的技艺和技能能够使民众倾注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在传播武术技艺的同时，博大精深的医学、养生学、美学、佛家、道家、儒家文化及哲学思想更能展示中原多元文化魅力。只有将每个纪念的节日和民俗活动搞的生动、直观、鲜活、丰富，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才能不需政府的命令，也不需要社团的组织，自发地参与到活动中来，才能将其植根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6]。
3.3.2政府管理体系的亟待完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保障上，河南省根据国际和国家的相关法规，在政策、法规也有一部分的指导意见，并在河南省文化厅专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但有限的工作人员不足以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综合性、多部门协作性、专业性、广泛性、长期性要求。管理机构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细节工作不到位都直接影响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序发展。城市建设失去了民间特有的韵味和特色，使与传统文化相辅相成的民俗空间遭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资金作支撑，需要耗费人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家和河南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实在是杯水车薪，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自然消亡的危机。
政府是河南省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者、承载者和实践者，地方文化政策和立法保护等的相关措施和分级保护机构的设立，是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坚强后盾，亟待进一步完善。
3.3.3对传承人及团队的建立及保护不足，与时代对接的能力有待提高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武术技艺，其呈现方式和传承手段的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与人的思维、理念、情感、习俗、生活方式和环境有密切关系[7]。冯骥才指出：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它存在与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的记忆中，随着大量的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多习俗、礼仪及民间技艺也濒临消亡；政府对传承人和传承团体的生活及社会保障已经给予高度的重视，但杯水车薪，使他们因生存压力而无法专注于研修和传播文化技艺和精神精髓。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交流和再创造。体育非遗文化对现有文化的挖掘、整理、理解都是历史的，但文化本身是动态的，活的文化，能否快速的发展取决于它与当下的社会语境、当代生活方式、思想理念、文化土壤和价值取向等因素紧密结合程度，与时代对接的能力。传承人及团队的创造力、想象力、信息吸纳和整合的能力是非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一般是个人行为缺乏有力的支撑，传承团体较分散且受到门第观念影响缺乏相互交流；主要传承人相对学历水平较低，文字描述的准确性、完整性等能力有待加强，在信息化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对网络、大众媒体的驾驭能力禁锢了非遗文化的畅通传播；传承人与传承团体缺乏必要的统计、逻辑分析等科研能力，缺乏对非遗文化进行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文化发展的进程；传承人及传承团体基本生活在相对闭塞的农村，不能及时了解文化源发地以外的广大民众对生活方式及健身方式的需求，缺乏针对性的创编思路。综上所述，主要传承人和传承团体与时代链接的渠道和能力有所欠缺，需要建立一个以主要传承人和团体为中心的研究、研修、传播、工业、旅游业、产业一体化的传承团队，通过强大的支撑团队定期的信息交流，合力推动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3.3.4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的片面性
作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武术，历史上跟其他民族和世界文化交流较少，导致其固守本土民俗体育文化，体育研究的文化视野狭窄，使武术类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失去动力，至今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功法、技法和理论体系，阻碍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现实步伐，使其发展陷入了低层次、封闭、无序的窘境。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的内容上缺乏系统、全面的整合，主要以武术技艺为主，但只模仿招数，不明就理，传形而不传神，且套路古板单调，缺乏创新，使练习的过程单调乏味，形成“喜欢武术却不练武术”的尴尬局面；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逐渐深入民心，河南全民健身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但对于日益提升的健身要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技法传授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并没有足够多的针对某一人群的习练套路得以传承和推广，表现出重竞技轻养生，使武术的养生功效流失或浅效；针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的梳理和整合内容也多半束之高阁，进入博物馆、寺院、研究会等的展厅里，无法与普通民众进行身心上的密切交流，无形中切断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原子女的情感共鸣，使现有的文本、音像、道具等使用率不高，民众反映较为平淡；缺乏对文化本身的深层梳理，对文化内涵的传播，缺乏对武学知识、佛教、道教等文化的熏陶，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道德修为、行为操守；体育非遗文化的器物层较为贫乏，缺乏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文字、视频、建筑、工艺品等有形的影响力，专业的设计人员和采编人员的匮乏造成非遗文化传承内容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3.3.5河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的利用有效性
河南省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途径上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并硕果累累，民俗空间的不断完善、旅游行业的兴起、武校的林立、多层次培训机构的建立、大型表演团队、竞赛、文化节系列活动的开展、太极学院或研究会的成立、社区文化广场的开展、学者的非物质文化研究论文会议等都在推动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但也存在着各种制衡发展的因素，如：传播方式单一，渠道建设不通畅、传播人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源发地的人文建筑、旅游业开发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器物层面的成果设计与开发缺乏专业人员的组织与设计，商业推广缺乏计划性；信息化程度较低，缺乏专业的网络板块管理人员；大众媒体的宣传力度比较薄弱，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的使用频率及有效性无从考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民众的接触较单薄而片面，针对大众的传播渠道较匮乏，难于组织；教育传播的方式相对比较滞后，且教育层次性不强，学校教学教材及教学内容单一；学术层面的传播与交流相对滞后于非遗文化的发展，缺乏对非遗文化的直接推动力等情况。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需要更广泛的畅通，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在生活中体会非遗文化的元素，参与其中，形成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建构和谐、文明、动力十足的中原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参考文献：
[1]薛良磊，河南省部级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5。
[2]王天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与研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4）：25-27。
[3]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河南概况[EB/OL].http：//。
[4]李吉远，谢业雷.困惑与征途：对21世纪中国传统武术发展定位的思考[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8（2）。
[5]张祝平、冯艳，文化自觉视域审视太极文化的勃兴，河南省教育厅科研论文二等奖，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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