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来到好期刊网,发表咨询:400-888-9411 订阅咨询:400-888-1571证券代码(211862)

少儿文学论文集锦9篇

时间:2023-03-27 16:37:39

少儿文学论文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1

“反科技”的声音

“反科技”的声音早已出现,提出“回归自然”口号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曾就科学技术对人的道德产生消极的社会道德功能展开批判。他指出科学技术在其发展和应用过程中,逐渐成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类丧失了自然人性与美德。至19世纪,马克思比卢梭更为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77520世纪被公认为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加速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人类又一次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考验。于是,一些学者和思想家继续对科学技术展开批判,从而审视、反思科学技术,儿童文学界以捍卫孩子未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己任,也积极传达出他们的隐忧与预警意识。

(一)对受控与异化的揭示

周锐在《遥控健身操》中传达了人类被科技所掌控和异化,必须对科学技术有所限制的观点,他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应保持警惕。小说中的“阿嗡”大夫发明了一种遥控机器,在机器中输入做健身操、表演、讲课、背诵课文、洗脸、刷牙等等各色各样的程序后,再给被遥控的人服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准时准点、准确无误、身不由己地把设定程序中的各类行为“演练”出来。起初,遥控机器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舞盲”们吞下“里应外合剂”,就可以潇洒自如地跳“探戈”、“恰恰”;两个刚入门的乒乓球爱好者通过遥控技术保证对打三百回合也不会失误……但弊端也随之接踵而来。尝试过“遥控门诊”技术苦头的阿嗡大夫意识到:“遥控健身操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但如若这种创造的结果恰恰只是防碍了人们的发展和创造,那么,尽管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抛弃它。现在差不多每个人体内都存有‘里应外合剂’了,也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都会身不由己地接受遥控。要是盗贼设法遥控银行职员、侵略者遥控了边防军……那该多可怕。”(《遥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术被战争狂人或恐怖集团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由此暴露出科学技术具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无疑会严重抹杀个体人的自主创新性。哈贝马斯也认为科学技术必然具有消极的作用,主张把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来加以批判。在周锐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深刻表现技术异化人类的问题了。人们被禁锢在看得见的装置和看不见的控制中,“越来越少地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了。电脑自动化管理、自动取款机、自动验票系统、自动驾驶仪……我们实际上逐渐把自己的日常行为‘托付’给了机器来‘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动在小说中也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正如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所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现代化管理。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被简化了,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5]269这无疑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给人类内部带来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污染”。我们如今确已生活在一个机器智能的时代,电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当代的机器人保姆,而信息技术目前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前发展,人类已从中产生了受控感、异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们不想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尴尬与自然的胜利

如今科技的滥用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杀虫剂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却又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人类现在陷入一个怪圈,总是试图利用新的发明创造去解决现今不断显露出来的应用科技而遗留下的“祸端”。这一切都表明,科学技术存在致命的软肋,远非尽善尽美。因而生态文学家认为,技术终究不能替代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生命体,一切都得服从自然法则的制约。周俊儒、古京雨等儿童文学作家以其作品表明科技不是万能的,技术制造品无法替代自然生命体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在周俊儒的童话《大红袍》里,人们用飞机喷撒灭蝗虫的化学药剂,虽然杀死了部分蝗虫,但也杀死了小鸟,杀死了原野上的许多生灵。这充分显示出科技发明的弊端,因为“鸟儿不但消灭蝗虫,还可以消灭其他许许多多的害虫”。(《大红袍》)而且长期使用药物灭蝗,也使蝗虫慢慢产生了抗体,药物越用越失灵,对环境的危害却越来越大。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归自然原始的方法,借助生物链原理用鸡来灭蝗虫。童话中的老公鸡“大红袍”将军率领灭蝗鸡队伍经过几次战斗,彻底消灭了以“大叉脚”为首领的地下蝗虫大军,保证了草原的绿意葱茏,实现了鸡在自然链条上的本我价值。古京雨的小说《五月的草场》叙述的是类似的主题。锡林郭勒大草原闹起了蝗灾,一个夏天,几代蝗虫轮番争夺草场上牛羊的口粮,小主人公家承包的草场只一夜功夫就被蝗虫吃得只剩一个角,“诺大的草场上,聪明无比、无所不能的人却胜不了小小的蝗虫。”(《五月的草场》)在小主人公的启发下,大人们改变了策略,把灭蝗虫的农药变为了一千只大黄袍鸡。最终当广袤的草原上又一次展开人蝗大战的时候,来势凶猛的土蝗已在小主人公家的草场上销声匿迹了,自然原理战胜了科技发明。其实在《屎壳郎先生波比拉》中,我们也能读出保冬妮对于大自然雄奇伟力的称颂和对于科技力量的质疑。六十岁的公象对波比拉说:“自然万物都有它的规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像人那样为了达到像龟一样的寿命,一百年,甚至一千年,而去胡作非为,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弱肉强食是非洲自然界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没有谁可以改变……”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有效排解非洲草原上每天都会留下成百上千吨的象粪、犀牛粪,而浩浩荡荡的屎壳郎队伍就能把这些垃圾迅速变成小粪球,转入地下,从而让非洲的原野肥沃起来,作家以赞美的口吻写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草原清道夫,阿鲁巴平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科学技术未必能够准确地控制屎壳郎家族的数量,而大自然的生物链即能做到这一点,作家写道:“是啊,从波比拉、坎丽鲁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许多危险在等着他们,他们的天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吃掉他们。大部分的屎壳郎,来不及生儿育女,命就断送在那些贪吃的家伙们的嘴里了。正是这些敌人,控制着阿鲁巴平原上屎壳郎的数量,让他们不至于太多,而造成象粪的紧张;又不至于太少,而无法打扫干净平原上的粪便。”(《屎壳郎先生波比拉》)由此可见再高妙的科技发明也难以真正替代自然界的原生态力量,所以曾经热切向往人类文明的波比拉最终丢弃了他视若珍宝的人类的“报纸”和他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模拟“眼镜”,愿意做回一只普通的屎壳郎。在周锐的童话《拯救伶仃草》中,2100年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通过时间网人们可以给过去任何时代的人发E-mail。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女孩“蜜枣”一双肌肉萎缩的腿却无法医治好。如果女孩生在一百年前,主人公“我”的中医父亲给她开张方子吃点药,很快就能治愈。尽管后来“蜜枣”收到了主人公父亲开出的药方,可她生活的时代,只能找到29种草药,少掉的那一味叫伶仃草,它灭绝在污染严重的21世纪中期。于是,尚处于21世纪初叶的“我”发起了拯救伶仃草行动,最终让女孩如愿以偿得到了伶仃草。未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拯救女孩的病痛,在一株自然界的植物面前黯然失色。周俊儒的童话《最后一只小鸟》也表现了科技的脆弱,与大自然活生生的生命相比,科技陷入无用的尴尬境地。阳阳的爸爸是一个仿生学家,专门设计、制作各种机器鸟,原因是五十年前鸟类已灭绝,人们寻遍天涯海角也没再找见一只小鸟。虽然机器鸟制造得惟妙惟肖,酷似真鸟,拥有艳丽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可孩子们还是情绪低落,向往着曾在碧海蓝天间翩翩舞动的真鸟。那些机器鸟没有心脏在跳,没有血液流动,没有脑子思想,其实质不过是一堆冰冷生硬的铁片。高科技产品终归无法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只有最后一只小鸟——鸟仙子告别世界的飞翔让孩子们终生难忘,他们惊异于挥动双翅翱翔于天际间自然生命的美丽。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2

重译者应遵循的伦理规范

翻译伦理理论中,切斯特曼(Chesterman)归纳出译者伦理的五种模式,视角仅局限于译者。中国学者杨洁、曾利沙著文“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的拓展”,从学科系统建构层面对翻译伦理学的研究范畴进行整合并作出拓展,但也未涉及原译者—重译者的伦理问题。笔者认为,就重译而言,重译者应恪守相应的道德规范,遵守重译时的三个原则:

(一)贴近原作者

一位世界级儿童文学作者艺术魅力的展现在于是否有真正理解他的译者。同一作者的同一作品,有堪称典范的翻译,也有平庸的作品。重译者应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全面地了解原作者,知晓其身世,了解其风格,透视其灵魂,并在翻译过程中与其“对话”,并达成“心灵上的契合”。儿童文学名著的作者,他们往往了解儿童的审美情趣及认知水平,写作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儿童,因此要求重译者也应具有儿童的情怀,在气质和风格上尽可能地更贴近原作者。而在实际翻译工作中,许多儿童文学名著的重译者或喜欢抛头露面去展现自己的个性,自身发挥的随意性相当大,或过于追求优美的译文而忘记原文,结果错译漏译百出,损害了原作者的用意,也贻害了儿童文学名著忠诚的读者。

(二)爱护读者

译者重译时在传达异域文化的同时应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需求。儿童文学名著的读者群虽有成人,但主要是儿童,其接受水平和审美情趣与成人有所不同,童趣是儿童文学名著重译时应关注的重点。童趣,是与儿童心理特点相适应的儿童语言行动的情调趣味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反映,通常是儿童文学中情感色调趣味性的总称(《儿童文学词典》,1991:22)[3]。在重译时应从目的读者的这种特点出发,通过一定的词汇、语法和修辞等语言手段将儿童生活和心理的各种特点绘声绘色地描绘出来。而且,由于时代的变迁,儿童的审美需求也有所变化,这就要求重译者也应与时俱进,满足新时期儿童读者的需求。身处在不同时代,受到审美倾向、社会经验、接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儿童读者会对原作有不同的审美期待。为适应不同时代儿童读者的审美需求,可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三)尊重原译者

英国学者纽马克说:翻译是一项“崇高的求真的职业”(Anderman和Rogers,2003:55)[4]。要使翻译事业蓬勃向前发展,译者应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重译者在接受翻译作品时,首先应考虑原作有没有译介价值,其次应看自己能否超越前译者。路文彬在《贴近大师——我看“名著重译”》一文中提到: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朋友,受“名著重译”热的感染,跃跃欲试重译起《约翰•克利斯朵夫》来,但对照了一下傅雷的译本后,认为自己没有超越傅雷;在理解罗曼•罗兰的精神方面,也尚未达到傅雷的高度,于是没过多久便中途抽身了。这位朋友的严谨和自觉令他感动[5]。因此,重译者如果认为原作有译介价值,自己也能胜任此项工作,那就可以接受。而一旦接受了任务,应竭尽全力去完成,决不能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重译者应在动笔前充分研读理解原作,了解读者特别是儿童读者的反映,并综合各旧译本,借鉴旧译中的精髓,再与自己的再创造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扬长避短,既尊重了原译者的努力,也有益于文化的积累传播和继承发展。

“借鉴—超越”重译观

重译者在恪守相应的道德规范,遵守重译时的三个原则的前提下,应关注重译的独创性问题。“筛选积淀重译论”由辜正坤于2003年提出,指的是在合理利用一切已经产生的译本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并注入新的更好的表达法,最终合成翻译出最佳度近似于原作的译作。[6]该概念刚提出之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刘全福发表了《在“借”与“窃”之间:文学作品重译中的伦理僭越现象反思》一文,认为这一理论有鼓励翻译剽窃之嫌[7]。而笔者认为,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筛选积淀重译”确曾存在并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向前发展。萧乾谈到《尤利西斯》的翻译时认为,如果原译者译笔偶有“神来”之处,欢迎未来译本采用。他提出,文化本身(包括翻译)是积累的一个过程,后来者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新译本会在已出现的译本基础上产生。如果为了怕前面的译者扣“抄袭”的帽子,就绕弯子译,那样受损失的是读者[8]。然而,“筛选积淀重译”与“抄袭”、“剽窃”有本质的区别。在《说文》中,“剽”之本义为明目张胆的抢夺,“窃”是谓“盗自中出曰窃”。在译界,“剽窃”又称“抄袭”,就重译来说,是指窃取别人的译文稍加修改,然后堂而皇之地冠上自己的名字。而“筛选积淀重译”是指合理利用旧译,其重心在于“借鉴”。“借鉴”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为:“同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对于重译而言,“借鉴”的手段是合理有效的,承继旧译之长,从而最大限度促进翻译作品质量的稳步提高,这是其理论内涵的合理之处。重译者在接到任务后,应首先仔细研读原著,全面了解原作者,对原著的精神实质与表达作全盘的考虑。与此同时,可借鉴读者反响较大的各个旧译本,或在纠正旧译词句方面,或在表现手法、修辞功能及风格再现方面超越旧译。儿童文学名著《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直以来深受读者特别是儿童读者的喜爱,1922年赵元任首次将其翻译成中文,迄今为止重译本多达几十个。下文以四个中译本为考察对象,试就重译本在借鉴与超越旧译两方面稍作分析与鉴定。

(一)借鉴旧译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有许多双关语与语言笑语,原本是很难翻译的,如果逐字翻译,可达到精确,却会失却原有的韵味。对于这些文字游戏部分,不妨从段落整体去考虑。赵译中,“猫儿,明月,梦,满满儿”都以字母M开头,达到与原文相仿的功用,也将原文俏皮、诙谐的风格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旧译中此处翻译已经完美,重译者为避免雷同而完全抛开旧译,其实并不可取。如陈译中“耗子夹、月亮、记记、还有多半”没有一个是M发音的,中文行文不通,也会使儿童读者产生疑惑。而吕译中“老多老多”虽然生僻,但其翻译策略也是从段落整体考虑,与赵译如出一辙。旧译中若有精彩之笔,重译者从已经产生的旧译基础上进行筛选,并去粗取精,借鉴旧译,或许更能贴近原作者的用意,也是尊重了原译者的劳动,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与积累。

(二)超越旧译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育研究

儿童在少年时代需要儿童文学来充实他们的想象空间,而青少年儿童的心灵空间也需要一定的儿童文学介入,以此来增强青少年儿童对于我国民族语言的热爱。因此要形成一套系统的以儿童文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小学语文教育研究体系,仍需要展开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儿童文学的概念

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具有少年儿童的独特审美特点,其主要是通过一定的审美塑造以及情感表达来为青少年儿童构建一个具有诗意特点的、纯真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儿童能够自由自在地舒展自己的想象力,保存自己的童真。其次,儿童文学还具有鲜明的儿童本位性,以儿童为中心,能够契合儿童的年龄特点、社会化方面的特征等,同时又充分考虑到儿童经验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的联系。

二、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程教育

在小学语文课程教育过程中,如何将儿童文学的特点更好地融合在语文教学的实践工作当中,进一步发挥愉悦儿童、促进儿童身心发展的目的,首先需要认清在小学阶段,儿童文学教育具有典型性。小学阶段的孩子处于童年中期以及青少年早期,这个阶段的认知特点为:童年中期发展阅读、写作等方面的基础技能;青少年早期开始出现对于抽象食物的思维方面的推理能力。因此,在很大的层面上展开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程教育的研究探讨,不难发现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小学语文一线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儿童文学理论训练,因此缺少关于儿童文学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难以通过自己的引导带领小学生在课堂上真正进入儿童文学的内涵世界,因此我国目前的小学语文课堂对于儿童文学的学习以及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还存在一些问题。

儿童文学对于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为“一体两面”,目前我国儿童文学方面的相关研究仍未充分涉及两者之间的融合问题,教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将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之间融合起来,展开沟通,以求能给小学语文教育研究工作一定启发。

参考文献: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儿童认知理论;少儿外语教学;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G613.2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对儿童教育问题日益重视,如何提升对儿童的教学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关注热点,但由于年龄特征所限,少儿的外语教学实践有一定难度。基于这一情况,应当以儿童认知理论作为依据,对儿童的性格、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在充分了解儿童的基础之上,增强少儿外语教学的有效性,增强幼儿对语言的掌握能力,促进儿童综合能力的发展。

一、全身反应理论在少儿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分析

儿童由于年龄特征的限制,其在学习外语过程中,很难形成长时间记忆,从而给外语单词、句子的记忆造成难度。全身反应理论认为,儿童所接收到的声音信息和动作信息之间如果能够保持紧密的联系,则其记忆能保持的时间相对较长,并且能够比较熟练地进行运用。这也意味着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应当利用多种感官来呈现外语,将儿童的听觉、视觉、触觉全部调动后,能够加深儿童对外语的印象[1]。以英语教学为例,在教材的选择上,应当以配图为主,通过丰富的色彩,在视觉感官上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同时,当前大部分学校和教育机构已基本配淞硕嗝教褰淌遥教师可以通过制作教学课件的方式,播放英语相关视频、音乐以及图片内容,给儿童多感官的整体性学习。此外,教学中还可以开发幼儿运动能力,如播放英文儿歌,让儿童伴随音乐节拍跳舞,调动儿童全身的反应。

二、多元智力理论在少儿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分析

多元智力理论认为,智力是不能被量化的,也不是单一的,无法经由整合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同样重要的多种能力结合,并且呈现出复杂的组合形式。在多元智力理论下,包括语言、数理逻辑、音乐、空间、自我认知以及人际交往的多方面能力。实际上,在我国教育理念中,学校、教师乃至家长时常以学习成绩作为唯一标准来判断幼儿是否“聪明”,而多元智力理论则坚持智力不仅是能够后天开发的,同时也通过音乐、绘画以及舞蹈等各个层面来表现。因此,将多元智力理论应用到少儿外语教学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2]。教学中,以短语、词汇的发音和听力作为基础,开发儿童在不同领域内的潜能,在英语教学的同时,挖掘并且培养儿童各个方面的能力。在多元智力理论支持下,少儿外语教学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的语言学习和模仿中,而是将外语的学习视为培养少儿全面发展的过程,通过创造性的教学,培养少儿智力的后天发展。

三、母语迁移理论在少儿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分析

母语迁移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母语即第一语言的惯性思维会对第二语言的学习造成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幼儿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大多为母语,即第一语言,累积的词汇和思维习惯均是在母语环境中所形成的,如果在母语和英语有共同点的情况下,则会表现出正迁移效果,如“他是我的老师”与“He is my teacher”这一类型。但实际上,母语和外语之间所存有的共同点并不多,在这一情况下,由于受母语影响,则表现出负迁移效果,干扰少儿的外语学习。因此,母语迁移理论要求少儿在外语教学中需充分发挥母语正迁移作用,规避负迁移。

综上所述,儿童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由于其年龄特点,会给教学造成一定难度,对此应当充分发挥出认知理论在教学中的价值,以母语迁移、多元智力、全身反应等认知理论作为基础,结合幼儿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进行应用,才能够提升外语课堂教学有效性,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提升,实现儿童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5

《儿童文学视野下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作为江苏省教育教学改革实验课题研究成果,被收入了教育部高校社科文库。整部论著的理论框架以儿童文学视野为依托,紧密联系小学语文教学,探讨语文教学与儿童文学的密切关系、语文教学中的儿童观、语文教学组织者的儿童文学学养等问题,实现了儿童文学对语文教学研究的一次较为成功的介入。

儿童文学有自身的理论言说空间,并与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文学美学形成交叉。从儿童文学的研究向小学语文教学的实践层探触、融合,对于儿童文学教育而言,是具有实效性的。孙建国作为一个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的跨界研究者,以交叉的视域,有机融合了上述学科的理论,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惊喜。

该论著探讨小学语文教学存在的现实问题时,追本溯源,从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入手,步步展开,直到当代的新课程标准,脉络清晰,渊源尽现。尤其从语文课程的性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入手展开“弊病”的分析,是一种本源的探讨。语文教学不同历史时段呈现的现象,各种问题的症结,都源自于此,无论是片面追求工具性还是片面追求人文性,都将为实际语文教学带来偏颇;不能兼顾统一,弊病自然滋生。

心理学的介入给孙建国立论以科学根基。儿童文学是伴随“儿童”这个区别于“成人”的个体而从文学中独立出来的,心理学的理论有助于剖析差异背后的原因。曾经,发生认识论原理为儿童文学找到了接受之维三层次的根源,人类学的知识为儿童文学美学勾勒了儿童原始思维的面貌。论著中明确提出,“儿童的天性是快乐、自由、游戏”,语文教育要尊重儿童天性,要发掘儿童的“灵性”,守护儿童身上“本能的缪斯”;提到儿童阅读接受行为的特殊性――“偏重直观感受,易于情感投入,善于模糊解读,拙于鉴别评价”。当我们对“儿童”这样的个体施以教育影响、文学影响时,心理学理论的介入就显得甚为可贵。

探讨儿童文学的相关问题,必然绕不开“儿童观”的问题。在儿童文学作品进入语文教学环境、承载教育使命时,儿童观的问题会凸显出来。该论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儿童观的生态意义”这一问题,直指语文教材编写中儿童观的缺失,冷静分析教材以成人的视角看待儿童,用名人、伟人的标准来要求儿童的“成人本位的儿童观”,甚至是“名人本位的儿童观”;并发人深省地提出,“一味地让学习来侵略一切,同样还是传统成人本位对儿童藐视的产物”。在论者的剖析下,我们看到,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的确是混淆了“完美”、“理想化的人”与“真实”、“大多数的人”;混淆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学熏陶的概念。在这种状态背后,我们看到了文学、儿童、儿童文学的集体缺席,看到了成人对儿童进行的文化控制与霸权。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陕西;儿童文学创作;现状;问题;提升途径

陕西儿童文学界曾被誉为“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镇”,就创作来看,前些年陕西儿童文学界创作势头非常强劲,并出现了周兢、李凤杰、鱼在洋、王宜振、陈长吟、安武林、孙卫卫等许多享誉国内的作家和作品;“80后”、“90后”作家吴梦川、张梦婕、王粉玲、高璨等也都有影响不错的作品。从地域上来看,全国儿童文学界形成了陕西、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儿童文学强省相互并存的局面,且陕西儿童文学界的影响力毫不逊色。然而,随着2013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揭晓,陕西作协上报作品除了安武林、孙卫卫分别以诗集《月光下的蝈蝈》和散文集《小小孩儿的春天》获奖之外,其他9部作品“惨遭滑铁卢”。作为中国作协旗下最为重要的四大文学奖项评比,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骏马奖比肩的重要奖项,这样的成绩和现状对于文学大省陕西而言,多少有一些尴尬。且近年来,陕西儿童文学界创作领域优势并不突出,整体作家队伍良莠不齐、后继乏人。陕西儿童文学的整体现状如何?儿童文学创作到底有多难?陕西儿童文学的前景又是如何,该做哪些努力和支持?下面我们将做一些探讨。

一、陕西儿童文学团队及创作现状和问题

陕西儿童文学创作团队,从早期的李凤杰、鱼在洋、王宜振、安武林、孙卫卫到“80后”、“90后”作家吴梦川、张梦婕、王粉玲、高璨等,总体上而言创作水平较高。其中,王宜振坚守诗歌创作,作品融合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讲究意象的营造和美学意蕴。他坚持创作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坚持突破自我和不断创新,追求作品的文学和艺术价值,创作的校园朗诵诗和校园抒情诗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好评如潮。曹文轩评价他的诗作是“真正的诗”。安武林文字功底深厚,善于观察,凡童年趣闻、市井风俗、求学往事、读书偶得……皆可娓娓道来;他的童话创作在儿童文学界评价较高,同时他的创作所涉体裁广泛,涉及诗歌、散文、童话、故事、小说、寓言、书话、评论等,并先后获得多项国家奖励。作为少儿出版社的策划人和资深编辑,他所策划的儿童系列作品已成为品牌读物,为此安武林被戏称为少儿出版界的十大文学名编。孙卫卫的小说轻松幽默,适合当代儿童阅读。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保持一颗童心,他说他从儿童文学中获得了爱,也希望用文字把这种爱传递给更多的孩子,渴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成长的养料,具备良好的品德。然而,严格上来说,移居北京的孙卫卫和安武林只能算是陕西籍作家。据2013年的官方统计,省作协的2900多名会员中,只有10余人是专职搞儿童文学创作的,陕西儿童文学的创作团队后继乏人。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创作类别分为小说、诗歌、童话、散文、科幻文学等7个门类,其中以童话和科幻文学为重。然而,以陕西儿童文学创作现状来看,这两个门类的作品并不多,甚至可谓是核心性缺失。而针对陕西儿童文学的现状,无论是省作协或是出版社的扶持政策,都不能做“无米之炊”的努力。所以,陕西儿童文学的问题之根本是创作团队的后继乏人。

二、陕西儿童文学创作提升途径

1、作家要最大限度的保持童心

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这样看待儿童文学作家,他说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应当是造就的。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应该有一种天赋。对此,用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教授的话说就是:儿童文学创作要有一颗少年心。这种天才、天赋便是我们所说的童心。我们常说,文学是作家自我最大限度的表现和展示,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也不例外。为此,儿童文学创作,要保有一颗童心,用童心、用儿童的视角和儿童的思维看世界,用儿童的想象力认识和表达世界。

2、作家要坚守真善美和人性

在儿童文学舶来化、娱乐化的当下,儿童文学该如何创作、如何创新?作为儿童文学的作者,应该有自觉意识,坚守真善美的人性基础,为孩子们提供真善美的东西。儿童文学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儿童文学为儿童提供真善美的基本精神是不变的。当作家在创作中最大化的表现和超越自己的时候,就是一个保持独立自我和个性的时候,只有不去迎合、不去妥协,保持真心,才有可能创作出具有自己个性和特色的作品来。由此,才有可能为孩子们展现来自作家内心中最真的东西。

3、作家要熟悉儿童生活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为儿童文学作家,还要尽量熟悉当代少年儿童的生活,和孩子们成为好朋友。深入生活的同时也要保持阅读,无论是看报还是上网,要特别注意阅读和孩子有关的各种信息,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4、管理机构和出版社要对儿童文学作家和原创作品大力支持

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壮大不是一蹴而就的,儿童文学作家多是辛苦耕耘也不见得会一夜成名。出版单位面临市场和考核压力,在推出新人的时候确实要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作品优秀,能够引发少年儿童的审美体验,出版社还是会大力支持原创作品的。而对于管理机构作协而言,应该开拓更多的平台,提供更多的机会,争取更多的奖项和资金支持和鼓励儿童文学创作队伍。

三、结语

我国12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大概有2亿多,用儿童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用文学传播中国信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为广大少年提供民族文学的滋养,是儿童文学刻不容缓的光荣使命。我们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的管理者和出版者要心存正念,合力共同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小玲,李向红.谁将擎起陕西儿童文学的大旗[N].陕西日报,2013-9-17.

[2]谭旭东.震撼少儿心灵的黄钟大吕——王宜振校园朗诵诗论[J].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6).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7

关键词:综述 音系获得 汉语 普通话

一、引言

长期以来,儿童语言获得问题一直是西方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与之相比,我国儿童语言获得研究起步较晚,掌握的规律相当有限,如儿童早期音系的形成过程等(李行德,2009)。本文对1979年至2011年间我国内地发表的有关汉语儿童音系获得的主要论文进行回顾,梳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角度和选题,借以管窥内地音系获得研究的现状,并对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展望。

首先,我们对文章涉及的主要概念界定如下。本文所谓“音系获得”,是指儿童获得有关某种语言的词句如何发音的规律性知识的过程(Goodluck,1991:6)。但下文的讨论将表明,不少学者在行文中并未对“音系获得”作出严格界定,而是将其与“语音获得”相混淆(杨蓓,2002:3)。语音获得是指儿童掌握成人发音的过程。音系获得属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注重音系表达和规则的建立过程;而语音获得属生物学或心理学研究范畴,强调语音的感知和发生过程。鉴于音系获得与语音获得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在综述时暂时忽略二者差别。本文所谓“汉语儿童”是指生活在汉语普通话语言社区的0~5岁的正常儿童(但杨蓓,2002除外,该文是参考上海话语言获得而写成的)。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界定论题并介绍全文结构;第二部分概述音系获得的主要阶段和相关理论,作为后续讨论的背景;第三部分对我国内地儿童音系获得研究进行分类综述;第四部分简要总结该领域研究现状并对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展望。

二、理论背景

(一)音系获得的典型阶段

音系获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前语言发展期、第一词阶段和后第一词阶段(据Stoel-Gammon & Sosa,2009及Aitchison,2008:80)。

前语言发展期(0;0-0;12)可进一步分为前咿呀学语期和咿呀学语期。前咿呀学语期(0;0-0;6),婴儿首先发出哭声、咳嗽声等非自主声音;之后(0;2-0;4)自主发出舒适的叫声或咕咕声(Foster-Cohen,2002:20)以及近似元音的声音(Stoel-Gammon & Sosa,2009);再后(0;4-0;6)便进入发音游戏阶段,婴儿会变换音高和响度,尝试用不同的发音部位发音(Foster-Cohen,2002:20)。咿呀学语期(0;6-0;12),婴儿将辅音与元音相结合,先后发出CV、CVCV等开音节,婴儿的辅音对立系统迅速扩展,但常见辅音仍局限于塞音、鼻音和滑音(Stoel-Gammon & Sosa,2009)。此外,在前语言阶段,婴儿的发音肌肉和感知能力得以发展。儿童说出第一个词之前就具备范畴式感知能力,可以听辨语音的区别性特征(详见Goodluck,1991:13)。

第一词阶段(1;0-1;6)以儿童说出第一个词(大约在一周岁)为起点。儿童在此阶段第一次说出有意义的话语,并且继续充实语音系统,包括音段系统(如辅音对立和元音对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辅音性][+响音性][-延续性]等音段特征)和超音段系统(如语调、重音、声调等)。此外,儿童话语的音节结构趋于复杂,出现CVC结构的闭音节。随着上述语音成分的获得,儿童开始构拟输入话语的底层表达和相应的音系规则,并在随后几年中不断修正。

后第一词阶段自第一词阶段之后开始,从1岁6个月到5岁甚至5岁以后。在此期间,儿童完全建立起他们的语音系统,并掌握母语的音节结构。这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得最频繁、最深入的阶段。主要研究思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对儿童的音系系统进行独立分析;二是将儿童的语音产出与相应的成人语音形式进行对比。通过第一种研究,特别是通过纵向研究或结合多个横断研究,研究者可归纳出音位、声调的获得顺序,亦可求出儿童构拟的音系规则(如变调规则等)。通过第二种研究,研究者可以对儿童语音产出的准确性进行评估,研究儿童将成人的语音输入系统转换为自己的语音产出的音系处理过程(如删除音节尾音、简化音节首辅音丛等)。

(二)音系获得理论概述

为解释儿童音系获得的机制,研究人员提出多种理论假设。不少学者援引迟立忠(1997)称主要有四种语音获得理论,分别是普遍性理论、发音学习理论、成熟理论和精进调谐理论。为更好地厘清各家理论的关系,本文将各家理论分为五大类(参见Stoel-Gammon & Sosa 2009),详见表1。

表1:主要音系获得理论概述(据Stoel-Gammon & Sosa,2009)

理论流派 具体理论 主要假设

普遍顺序理论 Roman Jakobson的普遍顺序理论 音位对立的获得遵循普遍顺序。跨语言观察,音位出现频率越高,标记性越弱,则越早被儿童获得,故塞音的获得早于擦音。

基于规则的理论 生成音系学理论 借助一整套先天的音系原则和结构,儿童在接触到具体语言后可以构拟出自己的音系语法,确定语音输入的底层表达和相应推导规则。音系获得就是构拟和修正底层表达、推导规则和规则排列顺序的过程。

自然音系学理论 儿童生而具有一套自然音系处理过程,儿童根据某种语言的语音输入(或目标语言音系)对既有过程进行限制或重新排列其应用顺序,从而获得该种语言。

基于制约条件的理论 优选论 儿童生而具有一套可被违反的制约条件。语音获得过程中,儿童根据成人音系不断调整制约条件的排列层级,直到制约条件层级排列可以选出最优形式(即成人说话者使用的合语法形式)。

以儿童为中心的理论

韵律理论 儿童从一系列具有特定结构的词中感知到某一韵律模式,进而在说话时重复该模式的显著韵律特征。

认知理论 儿童根据自己的发音能力主动选择要说的词,并根据自己的语言经验提出、验证、修改自己的音系假设。

生物学理论 音系获得的进度由儿童发音器官运动能力的发育状况决定。

基于使用的音系学理论

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 音系获得与词汇获得、词语使用密切相关。词频较高的词容易被感知和产出。

三、汉语音系获得研究概览

上文简要介绍了音系获得的主要阶段和相关理论,本部分主要讨论汉语音系获得研究。近三十年来,我国内地研究者对汉语音系获得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心理学角度的研究和语言学角度的研究。诚然,这样分类看似不够精确且有失公允,但我们可以藉此发现,该领域的许多研究都缺少严格的语言学理论框架(参见李行德,2009;Peperkamp,2003)。

(一)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多由心理学家展开,且与语言学理论关系不大。此外,由于缺少专业语言学知识,研究者在记录和分析语料时出现偏差,如语音转写不准确,过分简化等问题。吴天敏、许政援(1979)以及许政援(1996)即属此类研究者。

吴天敏、许政援(1979)是对讲汉语普通话的儿童进行的一项纵向跟踪研究。他们先后选取5名婴儿作为被试,定期记录婴幼儿0到3岁期间的语音产出。研究采用自然观察法,儿童发出的音或说出的字均用拼音记下或用录音机录下。该研究主要开展于1955年至1966年间,其时内地尚未大量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作为语言获得的一般性研究,该论文并未对音系获得给予足够重视,而是将重点放在普通话的词汇和句法获得上。根据语料,吴、许认为言语获得是一个连续、有序、规则的过程,可分为六个阶段:简单发音阶段(0;0-0;3)、连续音节阶段(0;4-0;8)、学话萌芽阶段(0;9-0;12)、单词句阶段(1;0)、简单句阶段(1;0-2;0)以及复合句发展阶段(2;0-3;0)。此外,他们还注意到语言获得过程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吴、许对六个阶段的划分与第二部分第一节给出的描述基本吻合,支持语言获得的普遍性假说。然而,尽管吴、许在文中提供了儿童语音获得的珍贵语料(其中前语言发展期的语料尤其珍贵),但其在语料转写和分析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将语料转写为汉语拼音可能不能准确反映儿童的真实发音;另一方面,吴、许对六阶段中前三阶段语料的分析没有考虑音节结构、音段特征等,从而漏掉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此外,文中未明确阐明音段和声调的获得顺序。

许政援(1996)重述吴天敏、许政援(1979)一文,将1982年至1992年间纵向研究所得数据与前文比较,并汇报了1992年至1995年间的横断研究。除六阶段分期外,许政援(1996)归纳了对语言获得的普遍性和个体性构成影响的四大因素:语言本身、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展、儿童的认知发展、成人与儿童的互动(成人的言语教授、儿童的选择和模仿、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等)。但文章仍未就音系获得进行讨论,没有克服吴天敏、许政援(1979)一文的局限。

(二)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与上述研究不同,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汉语音系获得研究语料更加准确,观察更为深入。尽管如此,目前多数学者的语音获得研究仍然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亦未能在某一音系学理论框架下对观察到的现象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有鉴于此,我们将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进一步分为两大类,即纯描写类研究和描写兼解释类研究。

1.纯描写类研究

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统计研究,纯描写类研究通常要对儿童的语音发展过程进行详尽的语言学描写,为后续研究积累了不少数据。该类研究主要关注音段或声调的获得顺序,或进行儿童语音偏误分析;研究方法多采用纵向自然观察法,有的研究涉及多个被试,则辅之以图片命名等心理语言学方法(如刘春燕,2007);其理论假设与普遍顺序理论、认知理论和生物学理论相近(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第二节),但并未在严格理论框架下进行数据分析。

曹井香(2003)所做的纵向研究记录了她女儿宁宁从出生到一岁九个月间的音系获得情况。她采用日记法定期记录宁宁早期音系发展数据。她将宁宁的早期音系获得过程分为四个连续阶段,即发声练习阶段(0;1-0;8)、发音练习阶段(0;6-1;1)、音段系列阶段(0;8-1;6)和自由组合阶段(1;6之后)。其对上述四个阶段特征的描述与前语言阶段和第一词阶段的特征相符(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第一节)。此外,曹井香详细描写了汉语普通话音段和声调的获得顺序以及语调、轻声、变调、儿化的获得和相关音系处理过程。但是,曹井香(2003)的不足在于未提出严格的音系成分获得标准。由于曹仅研究出生到一岁九个月的音系发展,她提出的音段和声调获得顺序可能只是音系成分的出现顺序;毕竟,有些在音系发展早期出现的音段可能到晚期才能被获得。

邓湘君(2004)描写了一岁八个月儿童小颐的语音处理策略(即音系处理过程)。邓湘君指出,小颐偏好使用“发音部位后置”这一语音处理策略,即用发音部位靠后的音段取代目标音段。邓称此种策略在前人文献中鲜有提及,表现了个人偏好对音系获得过程的影响,但是李嵬等(2000)的研究中已经对此策略做过报道。

司玉英(2006)研究了她女儿两岁至五岁期间的音系获得。刘春燕(2007)对一岁六个月到一岁十一个月的10名儿童进行纵向跟踪研究,历时半年。司玉英(2006)与刘春燕(2007)均考察了汉语音系获得中的获得顺序和音系处理过程。两者均注意到出现顺序和获得顺序间的差别;只有当儿童能够在自发言语中准确说出某一语音成分时,才视之为已经获得该成分。现将上述文章报道的获得顺序和音系处理过程归纳如下(见表2和表3)。

表2:汉语普通话音系成分的获得顺序(“﹥”表示“先于后者获得”)

音系成分 类别 获得顺序

声调 调位 阴平、去声﹥阳平、上声(曹井香,2003)

音变 调位﹥轻声﹥变调(刘春燕,2007)

元音 发音部位 舌面音﹥卷舌音﹥舌尖音(司玉英,2006)

舌位前后 前、后元音﹥央元音(曹井香,2003)

唇状 展唇元音﹥圆唇元音(同上)

音节结构 单元音﹥双元音﹥鼻化元音(同上)

辅音 音节位置 音节尾辅音﹥音节首辅音(司玉英,2006)

发音部位 唇辅音﹥舌尖辅音(同上)

发音方式 鼻音、塞音﹥擦音、塞擦音﹥边音①(曹井香,2003)

声门状态 浊音﹥清音;不送气音﹥送气音(曹井香,2003;司玉英,2006)

表3:汉语普通话音系获得中的部分音系处理过程

音系处理过程

具体类型

举例

同化

辅音和谐 [t?aikau]~ [t?ait?a](1;8)②(邓湘君,2004)

删除 CVV [wo214]~ [o214](1;8)(同上)

替代

塞音化 [xau214] ~ [tau214](2;0)(司玉英,2006)

擦音化 [k?γ51]~[xγ51](2;6)(同上)

发音部位前移 [k?u51]~ [tu51] (2;0)(同上)

发音部位后移 [pa214] ~ [ta214] (2;2)(同上)

不送气化 [t?ou55] ~[tou55](2;2)(同上)

送气化 [pai35t?u51]~[p?ai35tu51](2;3)(刘春燕 ,2007)

滑音化 [?ou51]~[jou51](2;0)(司玉英,2006)

边音化 [?u51] ~ [lu51](4;8)(同上)

交叉使用 [x]~[f], [l]~[n](2;0)(同上)

总之,上述文章记录的数据大多取自第一词阶段前后,但他们均未作进一步分析,无法用语言学理论对音系获得顺序和音系处理过程作出解释。

2.描写兼解释类研究

该类研究不仅对音系获得进行描写,而且尝试在某一理论框架下进行解释,以证明、充实或修正该理论。李嵬等(2000)和杨蓓(2002)就是该类研究的范例。上一小节已经讨论过音系获得顺序、音系处理过程等问题,本小节主要探讨该类实证研究的理论意义。

李嵬等(2000)选取129名说普通话的儿童(1;6-4;6)作为被试,通过图片命名和图片描述实验收集被试的自发言语,进而确定各个年龄段儿童的音位系统和典型音系处理过程(或称语音策略)。为解释儿童的音系获得顺序(如调位>元音和音节尾辅音>音节首辅音),他们引入音系显著理论(phonological saliency)(详见杨蓓,2002:10)。根据该理论,音系显著的判别标准之一是,某一音系成分的可选范围越小则该音系成分的显著性越高。换言之,音系成分的可选项越多,显著性越弱,则越晚被获得。由于普通话只有四个词汇调,可选项远少于辅音和元音的类别,故儿童最先获得的是声调。

杨蓓(2002)可能是迄今为止内地学者针对汉语音系获得进行的最为全面的研究者之一③。与李嵬等(2000)相似,杨蓓(2002)以117名儿童(1;6-4;6)为被试进行了统计研究,但被试的母语是上海话而非普通话。杨蓓通过图片命名、对话等方式取得语料,在此基础上,杨蓓探讨了音段获得的年龄、不同音系结构单位的获得顺序以及多种音系处理过程。杨蓓(2002)与其他音系获得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采用非线性音系学理论(属生成音系学理论,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第一节)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在确定获得顺序时,杨蓓将音段进一步分析为区别性特征,如将[p]分析为{+辅音性,-响音性,-延续性, -浊音性,-展喉性,+唇性},进而计算出各个特征的获得顺序,并在特征几何理论框架下,通过不同特征节点间的结构关系对特征的获得顺序作出解释。其次,杨蓓将音系错误与特定的音系层面相联系,进而概括出各个音系单位的获得顺序,如音段>音节>韵律单位>CV节点>词汇词。最后,杨考察了儿童语言中的同化过程并讨论了同化的方向性。此外,她还运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研究了上海话变调规则的获得情况。与内地其他学者所做研究相比,杨蓓(2002)对语料的分析更深,结论概括性更强,显示出非线性音系学的分析力和解释力。

杨蓓(2002)使用的理论工具对于国内外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石锋、温宝莹(2007)运用实验语音学软件分析40名普通话儿童(1;0-6;0)的元音发音,并提出普通话7个一级元音的获得顺序。李爱军等(2011)研究普通话婴幼儿输入语言的声学特征,测量了镶嵌在名词短句和动词短句中的无意义双音节同音词在音高和时长方面的细微差异,认为婴幼儿能够借助韵律特征区分动词和名词。(关于非线性音系表达理论在音系获得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参见Brown,2000。)借助新的仪器和分析技术,这些音系获得研究在研究精度和深度上均取得了显著进步。

四、简评与结论

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内地汉语儿童音系获得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四点不足。

(一)研究数据有限

内地学者关于汉语音系获得的论文数量很少,有关方言音系获得和双语环境下音系获得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然而,该类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展多年,研究者已经发现,与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在韵律和音段获得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Vihman,1996)。

(二)研究选题有限

目前不少研究选题过于宽泛。有关汉语元音和声调获得的深层次研究十分鲜见(石锋、温宝莹,2007);此外,元音获得始于一岁六个月之前,而此时婴幼儿的感知和发音能力因不同语言而异(Goodluck,1991),因此汉语儿童的咿呀学语阶段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理论背景有限

目前,很多语言获得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许多理论假设未得到证实,譬如,音系获得过程是否连续(李行德,1997),儿童音系是否与成人音系具有相同的底层表达,是否使用同样的音系规则,等等。尽管如此,正如李行德(2009)所言,当前不少语言获得研究仍然缺少语言学理论的支撑,理论框架不明,理论意义也不大。

(四)研究方法有限

研究者普遍采用的仍然是自然观察法,国外针对婴幼儿设计的吮吸频率测量法(habitualization)等实验方法并未得到应用。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我国内地汉语儿童音系获得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学者们从心理学和语言学两个角度切入,积累了一批研究数据,对汉语音系成分的获得顺序和儿童的音系处理过程进行了详细描写,并对部分现象作出了初步解释。但是,内地音系获得研究在研究选题、数据、方法、理论框架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希望后续研究可以在质和量上取得突破,在描写的基础上提出理论解释,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获得领域乃至语言学学科的发展。

注 释:

①值得注意的是,杨蓓(2002)一文给出的结论是边音的获得早于

鼻音,但她的被试以上海话为母语,这种获得顺序的差异可能源于上海话和普通话的语言差异,也可能源于被试的个体差异。该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②本文按照所引文献中的写法,用右上标逗号表示送气音,故国际

音标的[t?]写作[t’],下同。

③南开大学汪鹏的博士论文对儿童早期辅音系统获得作了细致描写

和深入探讨,理论意义较大,但该文完成于2012年,不在本文综述范围内,故未提及。此外,天津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的老师和同学也作过一些语言获得的研究,但作者未能在网上检索到相关资料,故此处未予讨论。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Goodluck,Helen.Language Acquisi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M].Oxford:Blackwell,1991.

[2]Stoel-Gammon,Carol & Sosa,Anna Vogel.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A].In Erika Hoff & Marilyn Shatz (Ed.).Blackwell Handbook of Language Acquisition[C].Oxford: Blackwell,2009:238~256.

[3]Aitchison,Jean.The Articulate Mammal: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M].London:Routledge,2008:70~95.

[4]Foster-Cohen,Susan H.An Introduction to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2.

[5]Peperkamp,S.Phonological Acquisition:Recent

Attainment and New Challenges[J].Language and Speech,2003,46:87~113.

[6]Brown,Cynthia.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Speech

Perception and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from Infant to Adult[A].In John Archibald (Ed.).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inguistic Theory[C].Malden,MA:Blackwell, 2000:4~63.

[7]Vihman,M.M.Phonological development[M].Oxford:

Blackwell,1996.

[8]李行德.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研究语言获得[J].南开语言学刊,2009,(1).

[9]杨蓓.上海儿童的上海话音系习得[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

[10]迟立忠.儿童语音获得理论简述[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7,(3).

[11]吴天敏,许政援.初生到三岁儿童言语发展记录的初步分析[J].心理学报,1979,(2).

[12]许政援.三岁前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和有关的理论问题[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6,(3).

[13]刘春燕.18-23个月儿童普通话的语音发展(上海地区)[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7.

[14]曹井香.汉族儿童早期语音发展个案研究[A].第六届全国现代语音学学术会议论文[C],2003.

[15]邓湘君.儿童语音习得中的语音处理策略[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S1).

[16]李嵬,祝华,B. Dodd,姜涛,彭聃龄,舒华.说普通话儿童的语音习得[J].心理学报,2000,(2).

[17]司玉英.普通话儿童语音习得的个案研究[J].当代语言学,2006,(1).

[18]石锋,温宝莹.汉语普通话儿童的元音发展[J].中国语文,2007,(5).

[19]李爱军,史如深,张钊.普通话婴幼儿输入语言中动词和名词的韵律特征[J].中国语文,2011,(5).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8

一、New SMILE教学理念在少儿手工课教学中作用

New SMILE教学理念为少儿手工课程的学习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所谓New SMILE是指:New Science、Method、Intelligent、Learning 、Education, 即新的科技、方法、智力、学习和教育的英文表述,具体到内容则是科技化的教学、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青少年智力的开发、新颖的学习方式和综合的教育理念,简称为New SMILE教学理论,该理论以少儿益智沙盘作为硬件教具,匹配具体课程为软件条件,通过电子墨水屏幕呈现文字,智能语音设备实现人机互动,辅以卡片、玩具、和积木作为实体补充,强调软硬件结合的体系化,以此解决少年儿童的教育学习问题,从而培养孩子自主研究、积极探索的能力,铺垫良好的人生道路。本文探索基于New SMILE教学理念的少儿手工课程的教学相关内容。主要从团队性、竞赛性和关联性三方面阐述。

二、培养少儿的团队意识和理念

团队性:现代社会,讲究团队理念。少儿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时期,建立团队理念非常重要,培养少儿从小就懂得团队的意义,对其成长有着积极的意义。手工课程同样可以培养少儿的团队意识和理念。我们可以借助New SMILE教学理念的核心教具少儿益智沙盘,具体实现方法如下图所示:

团队活动设计:以手工制作纸质坦克为例,总计可以分为画图、剪纸、粘贴和绘制外观四步,可以将孩子分为四组各占一个位置(或者四个孩子各占一个位置),从第一步开始流水作业,第一步做完,可以通过旋转盘面或者传递成品,将第一步的成果传递给第二步,以此类推完成整个过程,再此过程中,教师结合完成情况每一轮制作结束,可以调整孩子的位置和工作内容。这一过程相对于孩子们各自做手工,可以促进孩子的交流和协作能力,也能最大程度挖掘孩子在具体环节的潜力,提高孩子活动积极性。

三、沙盘作??New SMILE教学理论的核心硬件辅助竞赛活动

竞赛性:沙盘作为New SMILE教学理论的核心硬件,可以辅助竞赛活动。如下图所示,以捏橡皮泥为例,下图所示4个关卡, 1-4关从易到难,6个孩子同时将盘面旋转到关卡1,对照电子墨水显示屏显示的制作要求,开始比赛,完成一个关卡,旋转沙盘,显示屏显示下一关卡的要求,以此类推,最先完成最后一关的孩子获胜。通过竞赛,让手工课程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四、New SMILE教学理论带给手工课程教学新思路

少儿文学论文范文9

文化传承的责任。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以天下兴亡的大事,呼唤平民百姓的责任心。他说的责任是指文化传承的责任。他认为,天下不同于国家,亡天下与亡国不同,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是政治家的责任;亡天下是指仁义充塞、德风败坏,是每个平民百姓都有的文化责任。他认为,道德风气浸染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影响人的道德精神,人的道德精神败坏其实是文化根基的败坏,“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那么,文化根基何以兴盛或者衰亡?在很大程度上,这依赖于文化传承的生命力,人们传承自己文化的责任心。我们讨论的儿童读经中的“经”,是指中国文化经典,它负载着中国文化根基,也负载着中国道德精神。儿童读经,是从娃娃开始的文化传承,也是从摇篮里开始的道德教育,教育者肩负着传承文化和启蒙道德的责任。

有学者考察世界四大古国的文字演变,发现它们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却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传承。现在其中三个国家的古文字都消亡了,唯有中国的汉字传承到现今,依然洋溢着笔墨芬芳,显示着它坚忍的文化传承生命力。那么,汉字记录的华夏五千年文化,文化凝成的中国文化经典,该如何传承下去?在多元文化冲突的现时代,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儿童们天真无邪,教育者有责任为他们找到合适的路径,铺垫他们的文化根基。教儿童读经一直拷问着教育者的责任良心:如何在读经中,“润物细无声”地滋养中国儿童们的中国心?

有教育者倡导儿童“亲近母语”,这份责任良心让人感慨,但是也让人滋生出一缕凄楚:中国儿童为什么会疏远母亲的话语?是谁蒙昧了孩子们的童心,诱导他们厌弃自己的母亲?事实上,当代中国的青少年不能写规范的汉字,不能用规范的汉语写文章,读不懂中国文化经典的越来越多了,教育者该负什么责任?有西方哲人说过,两代人不读民族的书就可以毁灭这个民族。那么,我们有多少年轻人读过多少民族的书?时下有些年轻人写文章,以引用外语文献为时尚,究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是自欺欺人?我们不能不怀疑,他们中或许有人还没读过自家之“玉”,不能正确引用中文文献吧?我们逼迫儿童学习许多东西,唯独置他们的中国文化根基浅薄于不顾,这是否是真正的蒙昧?教儿童读经,哪怕他们一时还不能深懂,但毕竟是本根本土的血脉传承。

引导践行的责任。儿童读经不能深懂,但依然可以悟得一些道理,依照道理学着做人做事,教育者应该负起引导践行的责任。经典不只是束之高阁的典籍,它是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参天大树,读经的要义是读出它的内在精神,它的鲜活生命力,学可以致用,学可以践行。我们引导儿童读经,不是要他们“半部论语治天下”,更不是要他们“一举成名天下知”,而是修身、养性、知书、达理的启蒙,礼、义、廉、耻、孝、悌、诚信的启蒙,让他们知道做个中国人的起码的道理。有些乡里的前辈长者,只读过几年乡塾,但能写规范的毛笔字,能有儒雅的谈吐,懂得“里仁为美”的人际伦理,这不能不让人敬佩。所以儿童读经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引导他们践行于当下的生活。

务实质不能务形式。教儿童读经,形式上可浅可深,但实质必须清楚。就经典本身来说,经典读起来音韵抑扬,阅读起来可能艰涩难懂,这是形式;但经典中蕴涵的道理,教育者必须弄清楚,这是实质,否则就会教儿童死读书。就读经活动来说,是模仿古人读经形式,讲究古代礼仪,还是采用适合当代儿童生活的形式,讲究当下的礼仪,这是形式;陶冶儿童的中国文化人格,培养他们中国人的德性素质,这是实质。这其中的道理,类似于孔子用“绘事后素”解释仁义与礼仪。他说衣服上那些漂亮的花饰(绘)是因为有洁白的底色(素),讲礼仪是因为有仁义。如今有些读经活动,把这种关系颠倒了,不问是否养育了儿童的仁义之心,只是让儿童穿古代衣服行古代礼仪,这必然异化读经的实质,甚至会产生演绎封建文化的负面影响。

务德行不能务教条。教儿童读经,不能只读教条,要重视道德践行。有种误导是为读经而读经,把读经做成了精英教育的新特长,桎梏儿童天性的新枷锁,人们简单地训练儿童口若悬河地背诵读不懂的经典,让儿童们在人前炫耀他们的记忆力,这实在是在鞭笞教育者的平庸!这里有个责任指标:经典中的浩然之气与读经儿童的日常德行一致吗?如果不一致就是庸俗的教条。还有种误导是教儿童“做秀”,如读《弟子规》学敬师,读《孝经》学感恩父母,这原本不错,但让儿童模仿古人行拜师礼就太迂腐,泊来洋人的母亲节、父亲节,教给儿童写几句空话感恩父母,则与中国人的孝道太不沾边。更有甚者,让儿童回家为母亲洗一次脚,为父亲擦一次车,把照片贴在橱窗里,写上“弘扬传统美德”,这是美德吗?教育者难道不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道理吗?

选择合适经典的责任。有一种办法是把零散的经典填充在现代课程框架里,在学科课程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增加儿童读经的内容。这样选择的随意性较大,教学没有一定的规矩,儿童们只能浮光掠影地接触经典。还有一种办法是依照古代学子读经的顺序,列出一系列经典,从中精选篇章,组合成基础性的经典精华,单独设置一门读经课程。这样的办法不随意,也有规矩,但值得疑问的是,当代儿童读得了这种跨跃式精选的经典吗?我们是否考证过古代儿童循序渐进读经的艰难?这种艰难是否正是19、20世纪之交,我们批判读经、废除以读经为内容的考试制度的一个依据?是否也是当下人们质疑儿童读经的一个依据?

不凌节而施的选择。儿童读经很艰难,古人因此发现了循序渐进的路径,用经典的序和儿童心理成长的序,制约“不凌节而施”的教。但古今文化环境不同,人们对教育和教学的理解不同,儿童肩负的学习责任也不同,所以当代儿童读经,有个同必不同、不同未必不同的道理,套用古代儿童读经的“序”很可能造成“凌节而施”。譬如,某小学根据古代“蒙学、小学、大学”的序,确立低年段(1、2年级)为蒙学阶段,学习《三字经》《千字文》;中年段(3、4年级)为小学阶段,学习古诗词、声律启蒙;高年段(5、6年级)为大学阶段,学习《论语》《大学》经典古文欣赏等。这看上去秩序井然,但是把它放到必须统一实施国家课程、还得应对考试竞争的大环境里,就让人担忧了,低年段是否真能读得懂?高年段是否真能辨得清?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选择。经典历尽沧桑,儿童读经应当进行去粗取精的选择,但选择还必须尊重历史,去伪存真,不能弄成故事新编。有些牵强附会的现代解读,我们挡不住它们媚俗成人,但要拒绝它们误导儿童。所以,选择经典宜浅显不宜艰深,当代儿童能读点儿启蒙经典已属不易。依照古代读经的“序”来选的话,小学生读读“蒙学”经典就可以了,“大学”经典留给大学生研究生们读比较合适。如果依照儿童心理发展的“序”来选,也可以让小学生读些古诗词、经典美文。同时,选择经典宜启蒙不宜精专,能让儿童对古典语文有接触,对传统道德有体悟,对读经有直接兴趣,我们就已经功德无量了。试图让当代儿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迂腐的浪漫主义想法;如果以培养“国学大师”招摇儿童读经,这不仅有悖于我们的教育目的,也不利于真正的未来“国学大师”的健康成长。

选择合适方法的责任。教儿童读经,要选择合适的方法,中国文化经典中就有许多精华方法,取之于经典用之于读经,不失为一种优化选择。但值得解释的是,这里同样存在着古今文化的差异性,应用经典中的方法,不可以僵化只能活化,教育者的责任,是要领悟它的方法论思想、它的精神、它的教学之道。譬如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启发式教学,朱熹“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的读书法,《学记》“教学相长”的学与教的关系论等,如果能悟得其中的教学之道,它们就不仅是源远流长,而且是长流长新的大智慧的方法。

批判继承传统方法。教儿童读经,如果只是呆读死记硬背,让儿童先囫囵吞下去再慢慢消化,这在古代也是不足取的读书法,所以这从总体上说是不合适的。可能正是这种不合适的方法,招致了读经蒙昧而非启蒙之论,读经扼杀童真童趣童心之说,论说得虽然有些杯弓蛇影的意味,但就方法而言,这多少是有些道理的。但值得解释的是,稍有些教育常识的人就该知道,不理解的背诵在儿童生活中一直是存在的,只凭借着经典文字的抑扬顿挫有声有色,儿童们也可能会喜欢读它背诵它。所以,我们只要不把读经弄成儿童的负担,弄得像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上千位那样无聊,让他们适当地背诵些经典文字并无大碍。中国儿童背诵他们的母语经典,这至少比让他们背诵外语经典合情合理吧?小狮子模仿老狮子的吼叫固然嫌早,但比起让他们模仿豹子叫来说,这毕竟还应该算是母语启蒙。

慎重借鉴现代方法。教儿童读经,当然可以选择现代方法,但考虑到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契合,应该慎重选择,不能滥用。有人主张儿童读经不能跪着读,不能盲目崇拜,但是还应该补充一句,儿童读经必须敬着读,不可不敬。教儿童读经要有历史唯物的基本立场,要尊重经典本来的生命状态,尊重历史文化事实,尊敬先贤的道德智慧,否则在启蒙意义上就是失败的。而我们主张慎重借鉴现代方法,是因为如探究法、发现法、创造性学习等,不适合用来教儿童读经,如果把儿童读经弄成大批判,就违背读经的原意了。所以教儿童读经典,宁可选择读不懂慢慢体悟,也不能倡导存疑思维,泛滥褒贬,鼓励创新,这可能是个误区,这种读经的方法,比较适合在读高中或大学或研究生以后采用。

教儿童读经,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热爱,是最理想的事。这不是指具体可操作的方法,而是以儿童体验为依据的教学思想。激活儿童积极的心理倾向,让读经与他们的直接兴趣与热爱相伴,让读经与他们的求真向善悟美的精神相融,这应该就是教儿童读经的启发式。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教儿童读经应该呵护童心童趣,适合儿童的可接受性,可接受性是读经受益的前提。选择教儿童读经的方法,应该考虑它的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应该有青少年读经、成年人读经的未来愿景。

率先垂范的责任。教育者的存在就是教育,它比教育者的言说、奖惩有更深刻的影响力。师范是教育活动的责任、教育道德的良心、道德教育的法则。教育者是儿童身边的镜子,教育的责任、良心、法则,就在这镜子与儿童之间,拷问、鞭策、激励着教育者。如果说,在儿童读经中,真有一种唯一有效的途经和方法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只能是教育者的率先垂范、以身立教。遗憾的是在如今的教育中,这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许多教育者经常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识庐山真面目。事实上,成人不读经只是想着法儿地琢磨儿童读经,的确有些自嘲意味,那些不厌其烦地向孩子们唠叨读经的人,竟然听不到孩子们心里的疑问:你们为什么不读经?

这是一份悬念的责任。教育者们有多少知道《五经》《四书》,能够说起《三字经》或《千字文》像说十以内的加减法一样轻松,这让人生出一份悬念。如果不论那些高校里专门从事中国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的学者,不论那些资深教授,还有多少人研读过《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儿童读经,的确有个“师在何方”的问题。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正在“百家讲坛”讲《三字经》,敢问时下人文社会学科的博士硕士们,有多少人能教小学生读《三字经》?他们中有多少人读过《五经》《四书》?小学里的语文教师,《品德与生活》课教师,小学生的家长们,有多少人扪心自问无自责之忧?近年来,“从娃娃抓起”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让中国儿童们瘦弱的肩膀,担起了成人们太多的欲望,成人该负些什么责任?如果说体育运动金牌、音乐舞蹈大奖,成人们有借口不能以身作则,那么认真看书学习,成人们也不能躬亲吗?教育者率先垂范,是否是一份有悬念的责任?